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目前有关部门排查海外投资，关注高负债企业的传闻，王健林首次主动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在国家开始动用行政力量在金融系统展开风险整肃之时，王健林很快就失去了先机，并且因为其标杆意义而成为被惩戒的典型。为了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王健林一方面通过变卖资产断臂求生，化解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强化态度表达，决定把投资主要留在国内，希望能亡羊补牢，获得谅解。但竞技游戏既然已经开场，风险往往不是靠表态所能规避的。通过政策套利的玩法行不通了，王健林的麻烦才刚开始！
有消息称，贾跃亭脱身到达美国洛杉矶之后，才宣布辞去乐视董事长一职，并且已预先完成了几十个亿的资金套现与海外转移。他却一面还向他的员工或股民们声称：他是一定会负责任的！而贾跃亭的“跑路”或许还只是刚刚开始，只是“冰山一角”。
贾跃亭的人生选择出了岔，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的失策或失德。我们必须反思生存价值观念在这个社会的普遍缺失。人们看到的无奈现状是，偌大的社会，却没有形成一个捍卫人类文明价值的明朗而独立的知识界。在权力与财富的诱惑下，到处是利益分赃下的蓬头垢面和人模狗样。一拨又一拨沾屎带尿的官员、商人、文人、学者、艺术家——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国崛起”时刻的“文化繁荣”之一景。因此人们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真伪企业家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困惑。
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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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策套利的玩法行不通了，王健林的麻烦才刚开始！[/url]
【研究员】：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目前有关部门排查海外投资，关注高负债企业的传闻，王健林首次主动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微信号“股票说”撰文指出，在国家开始动用行政力量在金融系统展开风险整肃之时，王健林很快就失去了先机，并且因为其标杆意义而成为被惩戒的典型。为了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王健林一方面通过变卖资产断臂求生，化解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强化态度表达，决定把投资主要留在国内，希望能亡羊补牢，获得谅解。但竞技游戏既然已经开场，风险往往不是靠表态所能规避的。
最近大佬们流行表忠心……
前几日，姚振华决定在前海人寿成立党委！
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7月15日，宝能系核心平台——前海人寿召开2017年年中经营分析会。前海人寿副董事长张金顺表示，前海人寿正在积极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正在筹划成立公司党委。
近日，在接受财新网独家采访时候，就目前有关部门排查海外投资，关注高负债企业的传闻，王健林首次主动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同样的表态，结局却不一定不同！
姚振华的问题，是内部金融秩序问题，表态还是管用的。
姚振华还年轻，对于一位商界战士来说，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晚，也是一件好事，对于他日后东山再起，相比会有很大帮助。
王首富则不同，问题是冲击了外汇，在国内表忠心是不够的。同为保险的姚振华和吴先生，为什么目前姚先生没事，而吴先生却去了不可描述的地方，因为，吴先生大量海外并购，有转移资产嫌疑，不忠！
现在想一想，是不是特佩服许家印的觉悟！
先给一个结论：王健林的麻烦刚开始！
2015年11月，王健林：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
弱弱地问一句，王健林赚的钱，真的是辛苦钱吗？
前几日，万达600亿出售万达酒店、文旅给孙宏斌和富力，王首富说是三赢。你听说过，三人斗地主有全赢的么？
一笔交易，买方和卖方都赢了，那么谁输了呢？
大家都知道，万达拿地成本非常低，王首富曾说过“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据说在万达，专门有个政府研究院，上百号研究员，做任何一个项目，都要对官员做非常细致的考察，要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官员，要把焦点放在官员个人身上。
低成本拿地急剧扩张的背后，政商关系有多牛，这时，谁输，就清楚了……
刚说“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现在就变卦了，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这个表态相当耐人寻味啊！
王健林说：“在中国的国土里，因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所决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在资本方面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完全靠市场，不依靠政府资源，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世界超一流的企业出来。既是为中国企业争光，也是为我们民营企业正名。这是推动我一直不放弃发展、还在这么努力的原因。”
用商业语言、家国情怀和民族主义情绪混杂官方话语包装起来的立场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不便明言的意图。
王健林在全球资产收购狂潮中可谓大手笔，是中国企业家中买买买的先锋。王健林多次提及万达的“2211”工程，即到2020年，万达资产达到2000亿美元，市值达到2000亿美元，收入1000亿美元，净利润达到100亿美元，30%以上的收入要来自海外。
据统计，万达在海外的投资总额或高达2500亿人民币，投资遍布美国、欧洲、澳洲和印度，领域涵盖地产酒店、影视、娱乐设施和奢侈品巨头等。其中，还有莫奈和毕加索的两幅画。
短短时间，近2500亿元的海外收购和海外投资，这么多钱是怎么出去的？来自哪里？买了一些什么？真的跟万达的业务密切相关吗？万达真的有这么多现金吗？
现在，大家来看看，万达海外并购的真相！
先从一张表格说起：
下图所示，五年前，万达开始了海外并购，金融机构纷纷参与了万达海外并购的贷款：
不难看出，万达的买买买……，花的是金融机构的钱钱啊。
这部分资金是怎么到海外去的呢？我们再来看看下图所示的路径，基本上是“内保外贷”模式。
如图所示的路径，不知你是否明白，它已经规避了国内房地产调控对相关行业贷款的限制。
也就是说，万达和王健林在中国国内背负人民币负债，持有的是海外的美元资产。相当于“变相”把资产“转”到了海外。——换了你，你高兴吗，更何况国家监管部门呢？
王首富的海外扩张之路走得太急了，太明目张胆了，目的太昭然若揭了。
资本可以无国界，但是资本家必须得有国界！更何况是那些通过政策套利的资本家！
我们再来看万达在海外都买了些什么？
3年下来，买的全都是酒店、游艇公司、娱乐、体育公司等泛娱乐公司。
显然从官方角度看，这部分资产并不是国家所需要的，也不符合国家产业规划的“高精尖”产业。
在官方看来，境外收购导致的外汇资本过度外流，已经对外汇储备的稳定造成冲击，进而动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我们看到，2015年和2016年的境外收购高峰时段，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大幅下降的，两年下降了一万亿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已经造成实质影响，这是监管层不容许的。
由此可见，过去那种“人民币负债，美元资产”的玩法不再被允许。
在国家开始动用行政力量在金融系统展开风险整肃之时，王健林很快就失去了先机，并且因为其标杆意义而成为被惩戒的典型。
根据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的分析，当前，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积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套利投机泛滥，利益输送严重，大案要案不断滋生。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全球资产收购急先锋的万达集团无疑成为了目标靶子，原来曾经管用的政商庇护机制忽然间失效，甚至成为反向作用力。
为了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王健林一方面通过变卖资产断臂求生，化解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强化态度表达，决定把投资主要留在国内，希望能亡羊补牢，获得谅解。
富豪们通过特定表达传递某些信号并不意外，梁稳根和马云都曾经豪放的表示，可以把所有资产献给国家。王健林后续或许会有更多豪放的表态。
只不过，竞技游戏既然已经开场，风险往往不是靠表态所能规避的。
思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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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贾跃亭的失策看“大国崛起”之下的“文化繁荣”[/url]
【研究员】：
有消息称，贾跃亭脱身到达美国洛杉矶之后，才宣布辞去乐视董事长一职，并且已预先完成了几十个亿的资金套现与海外转移。他却一面还向他的员工或股民们声称：他是一定会负责任的！而贾跃亭的“跑路”或许还只是刚刚开始，只是“冰山一角”。原影响力中国网总编辑苏小玲认为，贾跃亭的人生选择出了岔，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的失策或失德。我们必须反思生存价值观念在这个社会的普遍缺失。人们看到的无奈现状是，偌大的社会，却没有形成一个捍卫人类文明价值的明朗而独立的知识界。在权力与财富的诱惑下，到处是利益分赃下的蓬头垢面和人模狗样。一拨又一拨沾屎带尿的官员、商人、文人、学者、艺术家——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国崛起”时刻的“文化繁荣”之一景。因此人们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真伪企业家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困惑。
在近日的乐视股东大会上，旋涡中的贾跃亭并未现身。此前有消息称，贾跃亭已去到美国，尽管他承诺近期回国，但归期不定。这个靠互联网+影视+受众而突然崛起为业界精英，成为与王健林、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雷军等齐名的人物，似乎已开始由故事转变为事故。我无法探究贾氏是否难逃“土豪落幕”的命运，但可以肯定，他不属于商界的快乐英雄。
这些日子里，舆论在关注一位理想主义者为信仰而生死的同时，也在评论一个“企业家”、曾牛极一时的“乐视模式”创造者贾跃亭。对这个一度如日中天又瞬间光芒褪尽的人物，人们的评判存在分野，因为他代表了一种价值向度与行为审美。今年3月的《扬子晚报》曾刊发过一篇署名刘学辉、题为《为什么你成不了贾跃亭，而只能做秦朔、吴晓波》的文章，开头导语便是：“秦朔、吴晓波们批判乐视的逻辑只是世俗的逻辑，而不是贾跃亭等企业家的逻辑。我一直坚信乐视能成功，因为我坚信的是贾跃亭背后的企业家精神。”我想，作者的逻辑很可能就是一种时下流行的“中国逻辑”，而其背景则一言难尽。
我当然知道秦朔、吴晓波何许人。秦朔是南方系媒体之一、影响甚巨的《南风窗》前总编辑；吴晓波是被中产们大肆围观的、精于财富之道的文化经营商和财经作家。在我看来，他们都各具慧眼，具备现代社会文明人的良知与操守。针对乐视被媒体曝光的问题，他们理性地介入，而非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希望给乐视或消费者社会一个必要的提醒。贾跃亭的捍卫者们，却强烈抵抗这种善意的举动，还赋予贾跃亭一种感觉别扭的“中国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秦朔在他的《乐视危机与贾跃亭的抗争》一文中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乐视危机为什么爆发？是从供应商欠款爆发的。大量品牌企业总是倚仗自己强势的市场地位，克扣供应商。我定义的商业文明是通过商业方式对人的权利、价值、福祉的实现，商业文明的基石，其实就是人人平等，法人之间平等，尊重每一个人。你的梦想可以让你飞得很远，但是你的翅膀一定会因为基本的商业伦理问题被折断。”
而吴晓波在批评中指出：“在他（贾跃亭）的解读中，生态经济具有三大特征：价值重构、共享和全球化，最终由此形成由垂直闭环的生态链和横向开放的生态圈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这些花俏名词的背后，是一次无比凶险的战略冒险，成则天堂，败则地狱。”
无疑，秦、吴的评论并没有超出乐视商业的现实界面。他们这时候已经看出了某些可疑的行为端倪，从而提出批评，警醒商家和世人。他们不轻易为所谓的“乐视控股七大生态”所震动，或与许多人一样，将乐视当成一个冉冉上升的“商业帝国”。
那篇力挺贾跃亭的文章却说：“人性决定了大多数人都是安于现状，不敢求变，恐惧风险，遇难而退。企业家则相反，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特质正是创新、冒险与执着。而老贾恰恰是中国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作者只说对了一半。以目前乐视被暴露出来的种种表现看，“老贾”够不着那顶耀眼的企业家桂冠，否则，就太对不起中国那些在艰难环境中苦苦挣扎脱颖而出的、为数不多的真正的企业家们了！
什么叫“企业家”？这个似乎已被滥用到极致的概念，使得后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充满了欺骗与诡谲。手握真金白银的企业主，动辄自称“企业家”，并声称在为社会尽责任谋幸福，背后却常常是不讲信誉、尔虞我诈，或消费员工、欺瞒公众，或官商勾兑、腴己肥私。他们可以不顾是否损人利己、祸害公益；或不择手段，成为官场庇护下顺势而为的“红顶商人”，出手大方地掷出一块肥肉让贪腐的官员龇咬着，获益于这种奇特而混杂的体制。悲催在于，这样的不伦不类的权钱互动，却为社会以次充好地批发出大量的所谓“企业家”。然而，他们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吗？
有人曾这样总结中外企业商人之间的差异：欧美日的企业家“将圣经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中国商业模式的概念则是功利主义+权力”。这是一个不争的普遍现象，不仅一开始就败坏了企业的社会人文基础，也最终伤害了市场的良好规则，让许多试图正常发展的企业也颇受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正如被认为是中国“商业思想家”的企业家冯仑先生所揭示的那样：“如果做大的只是三类老板：权钱勾结的、有权贵背景的、有黑社会背景的，那肯定是坏的市场经济。如果发财的都是老实人、简单人，是正常的生意人，那就是好的市场经济。”鉴于官商勾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腐败的财富奇观，中国的市场经济状况堪忧。国家缺乏一个完整的贯通全社会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导致各类货真价实的精英相当稀缺，企业家群体及其企业家精神也要大打折扣。
贾跃亭是企业家吗？被誉为“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企业家是一个社会“创新的灵魂”。中国知名制度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先生也一再强调：现代企业家是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的财富创造者。贾氏身上的确有一种接近企业家的特质——特别能冒险，但他对行业的非理性意淫式的颠覆狂想，他与股东、股民及社会金融体之间的缺乏契约，让乐视好像一支开在“不好的市场经济”土壤中的畸形的花朵。
至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被物质贫困压抑得难以呼吸的中国社会，终于有了被倒逼的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人们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幸福。30余年间，天翻地覆，一种属于生存本能的力量被释放，涌现了一大批创造财富的能人，其中不少堪称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以商业智慧和能力赢得原始积累，遵循创业的基本规律、遵守商家的基本道德，理解并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中最基本的契约精神，在公众社会赢得了货真价实的荣誉和尊敬。
但由于中国复杂的历史与体制，也同时出现了不少带上资本原罪的人物。在中国走出“双轨制”过渡期后，企业家或商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要抓住市场的空间契机就可旱涝保收，但许多企业主仍不满于这种蜗牛生态，四处张望，在资本市场找到了更快捷的积累财富的途径。
于是在西方靠“百年血泪”积累起来的的资本运作模式，被并不成熟的中国市场一夜之间快速消化。短短几年内，从都市到乡镇、从国企到民营，人人都在高谈阔论“资本运作”。在虚拟的盛景面前，实体经济看去一路“挫败”。人们真的以为无需费力和勤奋，就能坐享其成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客观上，以中国现实的条件，无论是金融体系、社会环境、国民素质、经济发展质量等等，都无法支撑大规模疯狂的资本运作。这种资本运作只能让整体社会变得更加趋利浮躁、散淡无序。
“美国苹果乔布斯，中国乐视贾跃亭。”这是一个只要擅长炒作就可兑现“以一持万”的时代。贾跃亭不谓不聪明，他像一个直闯商场的乱世枭雄，或许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力的人。刚刚出发时的贾跃亭，也许是值得期待的满载理想的青年，哪怕是为了去闯荡掘金、改变自己平庸的小城生活，都是天经地义的选择。问题在于，他有商人的手段，而缺乏企业家的智慧，走着走着，就掉进了一个并不隐蔽的陷阱。在一眼望去繁花似锦的北京，贾跃亭或许并不知道“是天堂也是地狱”。他这一路杀来，肯定始终自信所有的白日梦都是正常与真实的，包括他背后的无形的权力支撑。
有消息称，贾跃亭脱身到达美国洛杉矶之后，才宣布辞去乐视董事长一职，并且已预先完成了几十个亿的资金套现与海外转移。他却一面还向他的员工或股民们声称：他是一定会负责任的！而贾跃亭的“跑路”或许还只是刚刚开始，只是“冰山一角”。他现在的状态，正如几年前的秦朔所指：“贾跃亭正站在这样一个双边拔河的正中间，我相信这种撕心裂肺、百身莫赎的痛苦感，可能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是赌徒，还是创业者？如果赌徒有幸，在获得赌本后潜心经营、顽强打拼成就一番业绩而回归正常发展，他或许能成功转化角色成为企业家。在这个尚未完成现代启蒙的社会，许多人都是踩着雷区、冒着危险，将自己悄悄洗白，尤其体现在政、商两界。
感叹中国，实在缺乏可以培育强大健康的、多元富足的思想体系。这是我们之所以容易在众多领域缺少精神支点、缺乏相对准确的路径依赖的深层原因。我们最缺的，不是什么学科学术，也不是各类学者，而是能够提出社会的真实问题和真实的解决方案、并形成与社会互动、同公众共进的思想家。显然，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推进建构一个以大批民营企业家为基石的、成熟的社会中产阶层，那么中国的未来发展就会更加稳健，就会减少结构性的社会风险。
中国一个根本而明显的问题在于对思想创新的持续掣肘。故此，无论在官方民间、体制内外，我们都很难遇见可以超越权力、精于事业、心无旁骛而成就民生与社稷的思想家。洛克、罗尔斯，黑格尔、海德格尔，罗素、福柯，萨特或是离我们最近的哈贝马斯和福山——这样的人物总是与我们无缘，只因我们缺乏思想的孵化器。尽管个体也可以自我催生，但没有可供自由调节的温度和氧气，也难以成熟。
贾跃亭的人生选择出了岔，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的失策或失德。我们必须反思生存价值观念在这个社会的普遍缺失。人们看到的无奈现状是，偌大的社会，却没有形成一个捍卫人类文明价值的明朗而独立的知识界。在权力与财富的诱惑下，到处是利益分赃下的蓬头垢面和人模狗样。一拨又一拨沾屎带尿的官员、商人、文人、学者、艺术家——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国崛起”时刻的“文化繁荣”之一景。因此人们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真伪企业家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困惑。
贾跃亭是中国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也不仅只存在创造金钱财富的企业商界。将各种状况想得复杂一些总有好处，苹果烂了总是要处置的，退一步也许能够进两步。
经济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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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2.0时代已开启，是时候产生伟大企业了！[/url]
【研究员】：
7月20日，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排行榜透露了哪些信息？又该如何解读？在榜单中的不俗表现是否可以证明中国企业足够伟大？中国企业家在未来又该如何把握发展机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认为，中国新进榜单中的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整个榜单中所占的比例增至20%。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的顽强蓄积。民营企业相对而言有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更多民营企业的崛起反映出中国企业2.0时代的逐渐到来。企业需要注重以技术和科学为基础的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夯实专利基础。这是企业在2.0时代的必争之地。预测到2030年，会有众多优秀企业从医疗健康、大文化、旅游、新能源、新金融以及智能制造等行业中崛起。现在到了中国产生伟大企业的时候了！
《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一直被视为衡量全球大型公司的最权威榜单，每年发布一次。主要依据当年3月31日前的企业财年业绩数据进行排名，若企业财年截至日期晚于3月31日，则计算上一年的数据。
7月20日，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沃尔玛连续四年排名第一位，前三阵营中的其它两家则为中国公司——国家电网和中石化。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十四年增长，今年达到了115家，其中10家中国公司首次上榜。民营企业中的华为首次打入前百强，排名第83位，较上一年的第129位提升46位。
在上榜的中国企业中，有10家企业的盈利为负，这似乎与世界500强这一身份极为不符。
一、中国的世界500强数量3-5年或超美国
在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十四年增长，达到了115家，位于上榜国家的第二名。美国与日本分别排名第一、三位，公司数量则分别是132家、51家。
在这115家中国企业中，大陆109家企业（未加台湾地区）的总营业收入达到了6.04万亿美元，占《财富》世界500强总营收的22%，占中国2016年GDP的55%。
榜单中，80%的中国入榜企业是地方国企或央企。具体到行业，中国除了金融业，最多的行业分布是能源、炼油、采矿公司和房地产、工程与建筑公司。10家中国公司首次上榜，其中新上榜公司多为民企，且最多的行业是贸易，有3家；其次是2家来自互联网服务和零售的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唯一新上榜的房地产企业是碧桂园。
在民企中，华为以785.108亿美元营业收入首次打入前百强，排名第83位，较上一年的第129位提升46位。
500强榜单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企业的发展水平，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对500强榜单做了这样的解读：
中国大企业迅速崛起。中国经济在2016年以6.7%的增长速度重夺世界经济增速第一，并且带动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今年第一、二季度又都保持了6.9%的GDP增速，这样的宏观经济有利于大企业的进一步崛起。以此类推，中国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企业数量有可能在三至五年内超过美国。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新进榜单中的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整个榜单中所占的比例增至20%。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的顽强蓄积。民营企业相对而言有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更多民营企业的崛起反映出中国企业2.0时代的逐渐到来。
尤其是阿里巴巴和腾讯首次进入榜单，再加上去年进入榜单的京东，全球6家互联网服务大公司中国和美国各占一半。美国的三家为亚马逊、谷歌母公司Alphabet，以及今年新上榜的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表明新经济在中国的崛起，这些企业正在以极大的冲击力改变着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逐渐成为中国伟大企业最具有竞争力的候选者。
二、大而不强：10家上榜企业盈利为负
分析榜单中国企业所在的行业及盈利能力，同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1.进入榜单的中国企业的行业和所有制分布也没有实质性变化
在进入前200名的中国企业里，大部分是国企、央企，民营企业是很少的。这样的分布，与我们国家过去30多年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相吻合的。
持续三十多年的高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原材料和能源等要素，这些领域里容易出现规模领先的企业。虽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简单的投资拉动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转型，但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层面--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种转型带来的变化。
再做一个横向对比，以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国A股市场市值最大的企业和美国最大市值的企业为例，可以看出来，中国企业如工商银行、中石油等都是提供要素（资金、原材料、能源等）的企业；美国最大市值的企业则是苹果、谷歌、微软等创新型企业。
2.中国上榜企业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而不强的状况
财富500强榜单是按销售收入排名的，虽然号称500强，但更像500大。伟大企业的界定标准不是销售收入，而是盈利能力。中国109家上榜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仅为1.65%，一块钱的资产只能产生1.65分的税后利润；而美国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4.79%，是中国企业的2.9倍。
2017年世界500强最赚钱的公司中，苹果以457亿美元的利润卫冕冠军，中国的四大行“工建农中”则紧随其后，位于第2-5名。而在109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中，有10家企业的盈利为负，这显然与世界500强这一身份极为不符。
在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是否又催生出大批伟大的企业？
三、中国没有产生大批伟大的企业
就整个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1978年至2015年的时代可称为中国企业的1.0时代，在这30多年里，出现了4次创业高峰：
1.1980年代是一个严重供不应求的时代，只要胆子大，把产品制造出来就有需求。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鲁冠球这一代企业家成长起来。
2.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很多高校教师、机关公务员下海，开创了第二次创业浪潮，著名企业家有陈东升、郭广昌、马明哲等。
3.从19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出现一波互联网浪潮，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等互联网企业家脱颖而出。
4.近几年的双创浪潮，大部分创业者还处于磨炼期，很难讲他们的企业能否成为影响力深远的企业，但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双创时代。
这个时代里，国企改革起起伏伏。中石油、中石化以及工商银行等企业的成功也许有一些争议，但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在中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国企企业家做了很多担当。而民营企业华为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受厚爱的企业，连续30年保持较高ROIC。
如果用一句话来勾勒中国企业的1.0时代，那就是大企业的崛起，但规模上的“大”并不等同于“伟大”。
管理经典著作《基业长青》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一个伟大并长胜不衰的公司？中国的企业是否伟大？是否能够基业长青？是否能够保持比竞争对手高的利润？如此看来，中国似乎缺少伟大的企业！
那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并没有催生出大批伟大企业？
1.外因，重点以增长模式为例
在一个投资拉动增长的大环境里，对企业而言，做规模比创造价值更有意义。我国基本上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鼓励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指标上进行竞争，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官员有更好的晋升机会。这也导致企业更注重规模。
我国的信贷增长速度，在2001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都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我们为了拉动GDP增长，开始借助一些非常的手段。导致的后果是，企业越来越大，但创造价值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另外，根据对上市公司群体的数据分析，国企作为一个群体的信用风险要更高一点，更可能违约；但是，国企的贷款利率要低于违约风险更低的民营企业。这样一个悖论，反映出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的时候厚此薄彼。
事实上，在大部分年份里，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简称ROIC）比国有上市公司更高。不得不承认的还有一个现状是，民营企业很难做大，国企本来就很大，还容易做得更大。以工业企业为例，国企数目占总工业企业比例已经降到4.9%，但拥有40%的资产。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是私有工业企业的12倍。但是，国有工业企业在资金使用效率方面是比较低下的，导致1.0时代的中国企业在ROIC方面表现较差。提高国企资本使用效率非常重要。
2.内因，重点是企业家自身认知的问题
1.0时代的企业，不管做什么行业，都喜欢讲多元化，都要做金融。问题是，多元化很容易让企业做大规模，却未必能把企业做强。当讲多元化、追求规模、追求大而不倒的时候，企业已经背离价值创造了。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家在经营管理思维上还是有很多误区，这在1.0时代也比较常见。
四、一大批好企业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未来
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做了一个预测，按照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指标不同取值的话，一共分为四个场景：
第一个是高质高速的增长，速度8%以上，效率很高，但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二个是我们的现状，很高的投资率但是ROIC低；
第三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两个指标都很低，中国获得1%、2%实体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这样的话人均GDP收入很难达到12000美金，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第四个，假如我们通过改善微观基础，涌现出一大批好企业，提高中国经济的ROIC，不需要太高的投资率就能获得相对比较合理的增长，这种情况才是新常态。
第四种状况是最理想也最可能实现的状况，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未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大批好企业，需要有不一样的经济微观基础。
在推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的增长时，投资率和ROIC都非常重要。一个企业的增长率=ROIC * 投资率。当企业的ROIC水平低的时候，要保增长，只能靠投资。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资本总量已经非常大了，边际收益开始递减了，即ROIC开始下降了。这时候还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必然靠提升投资率。投资资金的来源就是银行的信贷，所以最近10年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债务水平的高企。
背后的故事是，企业要增长，但是ROIC低，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做投资，一方面能实现增长，另一方面能让债务问题不至于爆发，最后导致债务水平越来越高。在ROIC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提比较高的增长目标的话，就还得靠投资，靠信贷，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2016年一季度，金融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9.5%了。换句话说，100元GDP里，9.5元都是金融行业贡献的，这里面还没有算地下钱庄和P2P。这意味着，金融服务的中间环节太多，中间费用太高。同样一个指标，美国过去130年平均在4%-6%之间。
换个角度看，北京和上海金融附加值占GDP比例已经达到17%，超过了伦敦、纽约和香港。但这并不能说明北京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了，只能说明我们的金融确实效率不高，收费太高。我们的存贷款利差长时间保持在3%，最近降到2.5%。利差越大，说明金融越赚钱，但是也伤害了实体经济。这也反映出我们传统的、靠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发展势头已经受阻，未来的成长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实际上，脱实向虚在加剧，金融有金融的精彩，实体有实体的无奈。但是为了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我们又必须靠银行的贷款。
五、未来中国何以产生伟大的企业？
中国企业的2.0时代已经开始，何以产生伟大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前置条件？
外因是在制度层面上，我们要建立市场导向的制度基础设施，包括：提升金融中介效率，改革金融体系，加速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企业减负，保护私有产权等。
内因是在企业层面上，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是重塑微观基础的重中之重。
企业家们要认识到，企业的最终发展要转移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方面。一家企业提高TFP，最终会反映到ROIC上，这是企业未来竞争的核心优势。经济学家用TFP来表示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TFP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过去30多年，TFP的提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人均GDP里近80%都要用TFP解释。我们认为过去的发展是粗放的，目前中国的TFP水平仅为美国的20%，但这也正意味着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对未来经济总量有以下估测：
1.到2030年，如果GDP增速保持5.5%，通胀在3.5%，那么中国的实际GDP将达到157万亿，名义GDP将达到250万亿。5.5%的GDP增速是个假设，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认为，保持5.5%的增速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保守估计下，我们还有这么大的增长空间。
2.到2030年，中国的名义金融资产总规模将达到900-1000万亿元（现在是260万亿元，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工商银行的资产规模是22万亿元）。
3.到2030年，中国拥有4亿“九零后”，2亿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口。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阶段有这么高质量的劳动力数量，美国现在是9000万，已经创造了很多奇迹。从另一个角度说，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消费力市场，他们的消费偏好，对产品的认知，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将左右未来很多行业的方向。比起“中国制造”，“为中国制造”更值得思考。
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创新无外乎四种：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效率驱动的、以技术为基础和以科学为基础。在1.0时代，我们把前两种创新做得非常出色，比如我们的外卖是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我们的建筑工人效率非常高，等等。在2.0时代，企业需要注重以技术和科学为基础的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夯实专利基础。这是企业在2.0时代的必争之地。
中国经济重塑微观基础，真正提升ROIC的可能性有多大？研发占GDP比例超过4%的国家就两个，以色列和韩国。中国目前是2%，如果能提到4%，将会取得很大的成就。
1.0时代最大的行业是金融业，那么，2.0时代的增长点是什么？预测到2030年，会有众多优秀企业从医疗健康、大文化、旅游、新能源、新金融以及智能制造等行业中崛起。
医疗健康现在占中国GDP的比重是5.6%，这个数字在美国是17%。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在资本市场上，医疗健康板块的热度逐年加剧。文化产业2014年占GDP的比重是0.6%，将来是一个5%以上的行业。除此之外，新能源、新金融、智能制造等方面也有这样的机会。靠什么样的企业、靠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去充实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机会？值得企业家们思考。
现在到了中国产生伟大企业的时候了！未来它们将主导中国经济的若干个战略领域。中国企业家更理应有所作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社会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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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大教授：政府不添乱，东北振兴才有希望[/url]
【研究员】：
连续几年人才、资金净流出，经济增长全国包尾。2016年，东北的经济大省辽宁竟以负2.4%的GDP增长速度居全国倒数第一。“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人诚信差”，“东北计划经济色彩太重”等等抹黑东北人的声音不绝于耳。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玉霞在“辽沈民经”指出，观念陈旧、制度僵化、各自为政、政府添乱是东北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振兴东北除了中央给钱、给政策之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引入公平的竞争环境，打掉东北到处可见的官气、暮气更为重要。实在无从下手，就从整治车匪路霸般的交通管制，容许各部门制定灵活的财务制度和约束政府破坏市场的行为开始吧！发挥市场作用，提供企业和居民创造财富的机会，激活黑土地自身的生机是东北的希望所在。
曾几何时，这片肥得流油的黑土地，用它宽大的怀抱温暖了几代饥寒交迫闯关东的游子。不须说，抗日战争中白山黑水的可歌可泣；不须说，解放战争中得东北者得天下。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被称作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自豪与骄傲是东北人的标签。这块要资源有资源，要基础有基础，交通发达、铁路成网、民风淳朴的东北大地，近年来竟沦落为“中国梦”的拖累。
连续几年人才、资金净流出，经济增长全国包尾。2016年，东北的经济大省辽宁竟以负2.4%的GDP增长速度居全国倒数第一。“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人诚信差”，“东北计划经济色彩太重”等等抹黑东北人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央多次召开振兴东北的会议，学者专家也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所谓的东北现象。
2016年11月到12月，我和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几位老师来到了铁岭市昌图县，去调研农产品种植结构调整问题。之后，受吉林太平保险公司的邀请，我又在吉林省的九个地区进行了系列讲学。
两个多月的所见所闻对东北现象有了切身的感受，我由衷地感到：观念陈旧、制度僵化、各自为政、政府添乱是东北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
昌图玉米企业：补贴也死 不补贴也死
昌图系蒙语“常突额尔克”前两个字的谐音，意为“绿色的草原”。昌图县位于辽宁省最北部，处于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处，区域面积4317平方公里，人口104万，其中农业人口80.5万，占总人口的80%。
昌图县辽宁的粮食大县。2015年粮食产量达到54.86亿斤，占辽宁省粮食总产量的八分之一，占铁岭市粮食产量的二分之一。昌图县也是远近闻名的畜牧大县，全县畜产品年加工能力达到16万吨以上，其中肉鸡年加工能力1亿只，生猪年加工能力达到500万头，占沈阳生猪市场的三分之一。
由于国家玉米临储政策的激励，昌图县玉米种植面积曾经占全部耕地的80%以上，近两年，虽然政府不断地引导种植结构调整，其玉米种植面积还是高达70%以上，农民称玉米是铁杆庄稼。
昌图县玉米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产量高，由于玉米种子的改良和化肥的使用，玉米的亩产量普遍高达2000斤以上；其二是容易实现机器化、规模化生产。
昌图县农民种植玉米基本上从种到收完全实现了机器化作业。还有农村合作社开展代种代收业务，只要农户每亩缴纳450元左右的代管费用，合作社就可以将粮食送到农户的家中；其三是没有风险，2008年以来，由于有了国家玉米临储政策，玉米的收购价格一涨再涨，每市斤玉米的收购价格达到1元以上，中央、省、市各级粮库敞开收购，因为收购的越多，各级粮库从国家拿到的补贴也就越多。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在昌图县种植玉米成了农民最佳的选择。荒坡、荒地、盐碱地以及稻田、菜地都被改造成种植玉米的耕地，土地的流转价格也由每亩200元涨到500元左右。
然而玉米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了三个弊端：
第一是生态系统的破坏。农业种植品种的选择必须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相契合，才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与科尔沁草原接壤的昌图县大量地种植玉米，带来了两个生态系统的破坏，首先是在沙梁地种植玉米需要使用大量的地下水浇地，这导致了地下水源的枯竭。
老百姓讲到曾经挖地几米就能见到地下水的昌图县，现在由于过量使用地下水，挖地几十米都很难见到地下水。再就是，过量的使用化肥、农药还破坏了土地的有机成分。
第二是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国家玉米临储政策造成了玉米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的畸形状态，已经有很多学者较为深入的剖析过。在铁岭昌图县调研中，我们走进了中储粮总公司辽宁分公司的辽宁昌图储备库，这个被称为全国粮食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单位，质量和信用都达到AAA级水平的现代化粮库也面临着转型的困难。
粮库主任和书记接待了我们，作为国家临储政策的利益集团，他们也反复强调国家玉米临储政策的危害。
“浪费太严重了，玉米的收购价格加上存储费用一吨玉米达到2400元人民币，这和国外玉米到岸价格1600元一吨差距太大。市场根本就接受不了，粮食三年不卖，陈化就很严重了，拍卖出库一吨就赔1000多元，谁能受得了。”
第三是摧毁了玉米深加工和转化企业。在昌图调研过程中，我们走进了辽宁昌图大型农牧集团公司---曙光集团公司。曙光集团总部坐落在昌图县八面城工业园区，总资产22亿，拥有十七家全资子公司，现有员工2万人，企业注册资本1.5亿元，曙光集团以食用鸡为核心项目，从肉鸡的种鸡选择、孵化、养殖、饲料、屠宰、食品加工为主，年出栏肉鸡2500万只，年屠宰肉鸡1亿只以上。
曙光集团董事长宋立新先生，介绍国家临储政策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时非常愤慨。
“像我们畜牧业，这多年来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就是国家政策造成的。就是从08年开始的临储政策，使我们坐在苞米堆上却用着最高价的玉米，国家一年拿出800多个亿的补贴，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摧毁了玉米深加工企业，摧毁了养殖业。”
“农业部来座谈的时候，我说农业补贴最普惠的价值就是不补贴，啥也别补，这样就公平了。各行各业一补贴，给我们的企业家带来难题，要不要补贴，不要补贴，给他400，我一分没有，我整什么能干过他？就能干死我。我要是想整补贴，我就成天就得围着领导转，办各种手续，我没有那么多精力。不要补贴死，要补贴你也要死，这补贴哪天不给你，你又要完。”
“你看福建有圣农，广东有温氏，温氏现在市值1400个亿，今年的全年利润超过100个亿。可是，大型的农牧企业应该诞生在哪啊？应该诞生在粮食主产区啊！你看广东温度这么高，不是粮食主产区，一年又台风又下雨，反而最大的企业诞生在那。
我们粮食主产区一个大型农牧企业诞生不了，原因何在？是我们不努力吗？我们使2420元一吨的玉米，那边人家使的是1600元一吨的进口玉米，还要我们的企业得存在，可能吗？中国的企业的特点，就是干也得死，不干也得死。
你看折旧，利息，房产税，土地税，印花税，契税，跟你干不干没关系，你必须得交。工人的五险一金，你必须留一个看大门的。你看银行利息，人睡觉，利息不睡觉，要死也得干。”
“在取消玉米的临储政策来讲，我认为给东北的畜牧业和玉米深加工企业带来了十年的黄金期。玉米的价格还会涨起来，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虽然临储政策导致畜牧业到现在受到了8年的负面影响，但政府又给我们带来了十年的黄金期。因为他在东北就扔了接近两亿吨的玉米在这，每当玉米要涨价的时候，他就开卖，就会把价格砸下去。”
听了宋立新先生对玉米深加工和养殖业发展的展望，我感到，只要政府不添乱，玉米种植和加工转化产业有着光明的未来，我们期待着那一天。
“吸血鬼路”：坑爹的公路限速
因为接受吉林太平保险公司的邀请从调研回校后，我分三批次前往吉林省的长春市、通化市、白山市等九个地区去讲学。第一站是吉林省会长春市，我乘坐高铁从辽宁省境内向吉林省过渡时，突然发现整个车厢只剩下三个乘客。我将车厢的相片发到微信上，写上“大连到长春的高铁过了沈阳就这样了，空空如也！现在是晚上八点，东北经济可以一叶知秋了。”
朋友圈的反应非常热烈，“东北很难振兴，”“宁静的东北，萧条的黑土地，”“正在建设的大连到丹东的高铁能有回报吗？”“政客只论政绩”，我的一个学生写道“从高铁流量看东北经济萧条相关性显著”。
是的，一踏上吉林大地，凄凉的感受比辽宁尤甚，不仅高铁客流稀薄，高速公路上也是如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流、物流。根据克强指数，考虑交通运输和电力消耗状况，吉林省经济增长速度2016年达到6.9%，很难令人信服。
吉林之行给我伤痛最深的是，整个吉林大地，无论是国道还是省道，莫名其妙地限速40公里。
我去白山市讲学，从长春到白山由于只有一半是高速公路，用了整整四个小时，讲学用了一个半小时，下午三点半，我从白山市返回长春准备乘晚上九点的高铁返回大连，因为第二天我有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大课。
从白山出来开始下雪，在崎岖难行的省道上，风雪兼程，一路上司机不断地担心高速公路可能会封闭。我认为不可能，因为雪下得并不大，轻易封路将正在行驶的汽车逼到更加危险的省道上去，不是损失更大吗？晚上七点三十分，我们来到高路路口，果然高速已经封闭。
我们只好又重新回到颠簸泥泞、非常糟糕的省道上去。一路上见到三起车祸，为了赶时间，我们风雪兼程根本不敢去吃饭和休息，更可怕的是到处都是限时40公里。狭窄崎岖有危险的路道限时可以理解，进入宽阔的六排道公路也是限速40公里。
晚上九点以前赶到长春是不可能了，我期待着能赶上半夜12点的普通铁路，能让我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前站到讲台上就万幸了。
这坑爹的公路限速让我最后的希望也即将破灭。又累又饿的司机师傅用一块黑布把汽车的车牌遮住，终于在晚上11点半将我送到了火车站。规避了坑爹的公路限速，我经过七个多小时的颠簸、饥饿和焦虑，接过吉林省太平洋保险公司赵强先生给我买的食物，走进了火车的卧铺。
坑爹的公路限速也坑了我的儿子。2014年夏天，儿子、儿媳约了另外一对去长白上自驾旅游。回到大连被告知去长白山的路上，儿子驾车来回都在某一地点超速50%以上。
儿子是我家几个司机中开车最稳的，怎么可能两次在一个地方超速50%？具体一查，是在那段高速公路上限速60公里，儿子开得是90，结果超速50%。因为是异地处罚，大连市的交警怎么也想不明白，高速公路怎么会限速60，争辩无用，申诉需要去吉林省。
被扣24分，罚款几千元后，儿子、儿媳，这两个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博士生万般无奈地走进了学习班。每天四次指纹打卡，要求非常苛刻，明确地告诉他们，学习是次要的，惩罚是主要的。
当儿媳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儿子言道，“我们犯事了，犯人你还要什么尊严和人权？”看见儿媳在微博里发出吃“牢饭”的照片和七天学习班完成后发出的“自由了”的呼喊，我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慨。
长白山高速公路这段被人们称为“吸血鬼路”的限速60而标志不明显的状况，2016年8月在吉林省旅游局长的努力协调下有了明显的路标，限速也由原来的60变为100。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卢昌崇教授曾在星海论坛上讲道，“仔细观察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会发现计划经济的色彩依然浓厚，将这些事收集起来，加以分析会非常有意义。例如，违反交通规则，我们除了罚款还有扣分和办学习班，这种非经济非法律的惩罚太有中国特色了”。
在吉林省讲学的过程中，我有机会和某市的交警政委谈到“钓鱼执法”的问题，他竟然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是的，哪辆私家车没有这样的遭遇，这笔收入的代价是加大了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
四平市溢香阁酒店刘老板对我说，“为了保障质量，我的很多食材都是从南方进的，现在供货商都不愿意供货了，因为运输车辆一进入四平境内，先罚200元。后来，是我亲自到高路公路路口去接，交警们说，‘这是刘老板的货，不罚了’”。
在昌图调研期间，我们发现一到夜晚，火光四起，农民在焚烧地里的秸秆。由于昌图是种植玉米大县，秸秆非常多。除了取暖，农民用不了那么多的秸秆，为了不影响第二年种地，夜半三更，一把火烧掉。因为污染空气，政府不容许这种现象发生，但面对满上遍野的秸秆，政府也无力有效地监管。因而在东北玉米种植区，黑烟弥漫、火光闪闪已经是秋末冬初的常态了。
难道秸秆就没有用了？它不能做饲料，不能发电吗？曙光集团老板回答道，“秸秆怎么能没有用，能燃烧就说明有能量，就有用。只要政府不添乱，所有的秸秆我都要了。我的机器到地里用80元的成本将秸秆粉粹打包，马上就有人用200来收购，这样的利润到哪去找，秸秆将来都能成订单农业。但是现在，一车秸秆交警一罚就是200，就没有人来收了。”
我们当然承认，装满秸秆的车辆在狭窄的乡村公路上有一定的交通隐患。但是，在特殊的时间段，开辟一条绿色通道让运输秸秆的车辆畅通无阻，总比现在的污染空气、浪费能源、造成火患更好吧。犹如高速公路为了规避责任轻易就关闭一样，各自为政，部门利益优先，不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得失，是整个东北现象的特征之一。
荒唐的财务报销制度：舍东北其谁？
去铁岭市昌图县调研，因为要深入最基层的村镇甚至是农户，有辆车总是更方便吧。因此，虽然知道开车去调研，汽油票和过路费是无法报销的，我还是决定开车去调研。从大连到铁岭昌图，来回也是迢迢千里。
油费、过路费超过了一千元，再加上有一个地方限速80没有注意，发生了超速，在铁岭期间遇到一位贫困的老人我又捐了点小钱，铁岭一行我的预期损失不到二千元。
调研的最后一天，同事告诉我，因为你没有来回的火车票，调研期间的交通和吃饭补贴每天180元没有了。这预期外的损失让我非常震惊。五天不到一千元的补贴，损失固然不多，但制度的荒唐让我无法忍受。
我们调研共七人，每天我都用微信向经济学院没有来的同事现场直播调研现场。我在昌图调研是人证、物证铁证如山的事实，就因为没有车票就取消了补贴，有这样的道理吗？同事说，你虽然开车来的，但应该买来回的火车票，然后把它废了就可以拿到补贴了。
制度荒唐到如此地步，真真是让人无语。因为调研损失了近三千元，所以太平洋保险公司请我去讲学时，我的开价是每场5000元，试图去弥补调研的损失，但是为了讲授一个多小时的课，我来回十多个小时在风雪中奔波又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举措。在不确定性很大的东北地区，防不胜防的时候太多了。
荒唐的报销制度不止一次的令我惊诧，2013年，我的一门课被评为辽宁省视频精品课，项目基金10万元，除去制作费用5万元外，让我拿出符合财务制度的票据来报销，我找到财务处长，说道“视频精品课不需要调研，不需要购买设备，这里只是两个成本，一是我的知识产权，二是我和学生的劳动投入，我到哪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票据报销，况且我的五个学生一字一句地将我讲述的内容形成文字，挂在视频里。
如此辛苦，难道不应该支付他们劳务费用吗？”财务处长当然知道我说的在理，但是财务制度不容许他通融。制度僵化至此，除了有理无处说的无奈，还能怎么办？
近年来学科建设基金不断增加，如何支配金额不小边界模糊的学科建设基金，对各个学院主要领导的人品是个考验。利己者的做法是：院长个人或少数几个以国内外调研的名目周游列国，或经营个人项目。
此行为因符合财务制度而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平安无事。利他者的做法是：利用部分资金给全院教师进行健康检查，重阳节给老教师发点福利，与外校交流带来太多的普通教师，从而有公费旅游之嫌，均属于违规违纪行为。一旦落入监督者的视野，在劫难逃。真不知道浙江大学拿出100万奖金给最受欢迎的老师是符合怎样的财务制度。
2016年11月16日，国务院印发了李克强总理签发的国发【2016】62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62号文件提出了十四项振兴东北的举措。
标题中的新一轮意味着振兴东北已经是若干轮了，其中不乏1.6万亿救东北和拯救僵尸企业的下策。在计划经济色彩非常严重的东北，问题重重、积重难返。从哪里下手去破解这低水平均衡的束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几番良药收效甚微。
依我所见，振兴东北除了中央给钱、给政策之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引入公平的竞争环境，打掉东北到处可见的官气、暮气更为重要。
实在无从下手，就从整治车匪路霸般的交通管制，容许各部门制定灵活的财务制度和约束政府破坏市场的行为开始吧！发挥市场作用，提供企业和居民创造财富的机会，激活黑土地自身的生机是东北的希望所在。
2016年11月25号，我参加了首届大连金融论坛。在《金融创新如何推动东北产业发展》这一论坛题目下，我有一个大会发言。最后，我讲了这样一段话，“目前，是东北经济黎明前的黑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不会只有荒凉，没有希望。巴菲特的投资哲学是当别人乐观时我谨慎一点，当别人恐惧时我要乐观一点。希望有胆识的企业家，金融家到东北来投资，希望东北经济再现它的辉煌。”我由衷地希望，这一抹亮色早日出现在东北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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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决定未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城市格局[/url]
【研究员】：
在中国权力永远最大、金融位于最顶端、科技改变未来、交易决定经济。水木然在“中国城市中心”指出，“政策驱动”在接下来的城市格局变化中将逐渐失灵。中国的城市之前是投资驱动，今后必须依靠城市内生驱动力。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各种变数，城市格局依然会动荡。但有一点不会变，就是定位决定未来。有很多城市定位很模糊，你提到它往往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就好比一个人各方面都很平庸，属于泛泛之辈，你怎么看好的它的前程？
堆数据下结论，基本都是泛泛之辈的夸夸其谈，或者人云亦云，毫无可读性。
中国依然处于发展大浪潮当中，城市格局是由经济结构变迁决定的，而且变化日益微妙，如果不能从深层次上分析这个问题，就永远只能停留在“数字”表面。今天我们就剥去一层层外皮，将真相呈现的一览无余！
请记住：看格局不能只看数字，不是用“眼”看，而是用“心”看。你只要用“心”，那些浮华信息都会被过滤，真相就会自然呈现。
1、“省会独大”现象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城市格局的问题。
首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在中国，凡是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都会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要比“省会”城市高。自南向北依此为：广东的深圳VS广州、福建的厦门VS福州、江苏的苏州VS南京、山东的青岛VS济南、辽宁的大连VS沈阳。
也就是说，这些省份都有一个“经济中心”和一个“政治中心”，这叫“政商分家”。只有“政治”和“商业”分家了，经济才能真正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第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成果，沿海省份经济硕果累累。
其次，我们也会发现，凡是经济欠发达的内地省份，本省经济就会出现“省会独大”的经济现象，比如：湖北的武汉、湖南的长沙、四川的成都、安徽的合肥、陕西的西安、山西的太原、新疆的乌鲁木齐、云南的昆明等等。这叫“政商不分”，“政治”和“商业”纠结在一起，这些地方的经济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堆砌起来的。
这就是“内地”跟“沿海”的区别，经济结构不一样。“省会一家独大”和“两个城市遥相呼应”相比，很明显后者更具协调性、分工性，当然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倾斜导致的。
而我更想说的是：对于制定政策的领导而言，为什么那么多内地的省级领导依然看不到这个问题呢？
比如安徽，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举全省之力建设一个“合肥”。凡是去过合肥的人都知道，论及外表它算是富丽堂皇了。但是一个省会的富丽堂皇跟该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合肥本地人均收入其实很低，也不能跟其外表成正比。
究其本质，是地方领导们太喜欢、太在乎自己的家园了，因为他们都是住在“省城”里的。他们难道不明白：要想使一个省的经济水平得到发展，必须“政商分开”，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选择一个城市作为“经济中心”跟省会遥相呼应，这叫分工明确、定位精准，这样既出政绩，老百姓生活又能提高。切记：乱炖是做不出好菜的！
安徽如此，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山西都是如此！OK，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有些省会生产很富丽堂皇，而该省的百姓却很穷了吧。所以大家看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不要看新闻、不要看数字、不要看高楼。我感叹的是：如果没有开明的思想，没有足够的大局观，这些地方会一直落后下去！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整个中国。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其政治中心就是北京，经济中心就是上海，你看这分工多么明确，所以改革开放才30年就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
2、真正的一线城市
弄懂了上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整个中国。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大省份，那么其政治中心就是北京，经济中心就是上海，你看这分工多么明确，所以改革开放才30年就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
首先，北京和上海到底谁才是中国第一大城市？这个大家不用再争论了，是北京。那么，北京因何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呢？
这里就必须有深层次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城市发展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而中国上一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其发展方式其实就是“权力经济”。
北京——权力中心
中国上一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其实不是完全的开放，只是开放了一部分权力，依然有很多权力是没有外放的。因很多地方政府、企业办事都得跑到北京来审批，之前的“驻京办”就这样产生的。全国的钱都往北京送，全国的有钱人都想往里挤，北京房价能不高吗？
同时，北京垄断了全国最得力的资源，包括全国最高端的教育、医院、文化等等资源，导致很多人的理想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北漂”就这样产生的。这种绝对的优势导致在北京的很多人心态都是“扭曲”的，随便见一个人，都说自己认识这个认识那个，这也能干那也能干。腰里不怀揣着几个亿的项目，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当然，北京享受了全国最优质的资源，也呼吸着全国最肮脏的空气。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接下来就将解决权力的问题。李克强总理要就申明了：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再加上反腐的强化、审批流程的缩减、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将迎来下一个崭新的时期：今后的企业家将更加注重创新，而不是搞关系，政府更注重服务和搭建平台，而不是掌控和指挥。
这就是中国上一阶段的经济体制问题，再加上发展速度之快，导致北京之大实数世界罕见，其各项隐患和大城市病，也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定位而减缓。
上海——金融中心
全国的钱都往北京送，然后这些钱都送到上海运作。这就是政治中心和是经济中心的区别。准确说上海应该是“金融中心”。
所有的商业模式发展最后，就是钱如何生钱的问题，这就是金融的本质，它位于食物链的最高端，所以上海人均GDP永远是最高的。只要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不动摇，永远都是最富裕的城市，这是定位决定的。
这些钱运到上海后就需要钱生钱。因此上海的金融公司多如牛毛，在那里最普遍的工作是“理财顾问”和“理财经理”，她们是怎么开拓客户的呢？最开始是去百度做推广，后来是微信摇一摇，最后是去跟大爷大妈一起跳广场舞。
上海人眼里都是钱，所以会更加物质和现实，上海的小资情调和虚荣也是无与伦比的。是一个适合成功之后再来运作和挥霍的地方，它缺乏对成功过程的欣赏，也就是缺乏对勤奋的认可、对年轻人的包容。
而这一点形成了上海最严重的诟病：太缺乏创新和创业精神了，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才决定着一个区域未来。
这就是深圳和上海的区别。
深圳——科技中心
科技最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创新！
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如果你想读懂中国历史就去读北京，如果你想读懂中国近代史就去读上海，如果你想读懂中国现代史就去读深圳！
中国电子类、家电类、智能产品往往都分布在这里，深圳的南山，基本上聚集了中国的所有科技巨头，其实要看“中国制造”的水平和前景，就看这座城市的创新能力了。
在深圳的大街上，你很少看到老头老太，整个中国正在老龄化，唯有这座城市依然是年轻人的天下，这其实也是深圳的一个优势条件。
这就是北京、上海、深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线城市的原因，它们各有各的定位，北京代表的是权力、上海代表着资本、深圳代表的是科技，三者各司其职，各领风骚。
肯定有人说了，那广州呢？
广州是怎么衰落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重要的规律，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开放港口、革命起义、还是改革开放，都是从广州一带开始的。这充分说明了广州的开放性，有著名的十三行、广交会等等，这里就是中国贸易的桥头堡。广州自秦朝开始，一直就是中国广东乃至整个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这种情况持续到了近代。
然而到了现在，无论是从GDP总量、增速、创新还是产业格局上，广州的风光越来越暗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究其一生，广州这位武林高手一生遇到了三个对手，分别是上海、深圳、和杭州。
在近代，上海是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后起之秀，抢了广州商埠的风光，在中国近代迅速崛起；
在现代，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台面，抢了广州的开放政策，并且中国只有一个省份有一线城市，而且这个省份还有两个一线城市，那就是广东。所以广州和深圳必然摆脱不了兄弟相残的命运。
而当下，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的发源地，又抢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份额，并且线下交易越来越往线上集中，阿里巴巴的交易额已经超过四川省，这给传统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广州正在失去“开放”的灵魂。看一个城市是不是足够的包容，你跟当地人交流就能看出来。你在广州跟本地人交流，听到的往往是粤语。而在深圳跟本地人交流，听到的基本是普通话。谁的包容性更强？可见一斑！
大家看明白了吗？定位决定未来！
杭州之所以能取代广州，就是因为它定位精准！把电子商务作为支柱产业，意味着重新制定一套交易规则，无论产品是谁生产的，我就把最合适的产品第一时间送到最合适的消费者手里，内销有淘宝、天猫，外贸有跨境电商，杭州的电子商务改写了商业格局。
少年强，则中国强。
今天引申一下便是：
权力强，则北京强；
金融强，则上海强；
科技强，则深圳强；
贸易强，则杭州强。
那么排名呢？
在中国权力永远最大、金融位于最顶端、科技改变未来、交易决定经济。所以未来中国城市的前四强排名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
上面探讨的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很多人说一线城市节奏快，压力大。但是一线城市的服务性质和消费结构的完善，却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另外，在一线城市打拼更多的是依赖你的能力，然后去碰撞各种机会。而在三四线城市，或者你老家的那个县城，更多的是看你的背景和出身，相信这一点很多人都深有感触。
3、城市产业链也是财富产业链
继续详解地域经济格局，我们就必须要弄清一个概念：产业链。中国“传统产业链”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以纺织服装为例做一个说明：新疆的“棉花”先运到山东，在山东做成“纱线”，山东的“纱线”再运到“江浙”做成面料，这些面料再运到广东做成“服装”，然后再贴上各大品牌的标签，我们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从“棉花”到“纱线”是初级加工，这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从“纱线”到“面料”是深度加工，需要染色、漂染等各项功能的检测，而从“面料”到“服装”则需要设计师的创意注入，然后才能成为一件衣服。最后就是“品牌”运作，经过品牌方不断的营销和宣传，最终成为各类人群追逐的品牌服装。
大家发现没有，在这条传统的产业链中，从低到高依次是：新疆、山东、江浙、广东，这些区域的经济水平依次递增。
这就是定位决定的，你所处的环节越高，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就越大，以脑力劳动为主，获得的收益就越高。你所处的环节越低，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就越低，以体力劳动为主，往往都是粗放型的生产。
从产品角度来说，品牌运作就是产业链的最高环节，比如我们使用的苹果手机，虽然都是富士康生产的，但我们从来不会认为它是“中国制造”的，这就是品牌的神奇之处。这也是中国经济的瓶颈，沦为给别人代加工的地步，处于整个世界产业链的低端环节。
从商业角度来说，金融才是产业链的最高环节。无论是服装这样的快消品，还是服务行业，很多品牌都把总部设立在北京，赚到了钱再送到上海运作（上海股交所）。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就是这样来的：
新疆—山东—江浙—广东—北京—上海。
究其本质是这样的：
材料—加工—成品—品牌—金融。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有时先天条件更容易决定一个区域的定位，比如几乎所有的“资源强势区域”都处于“经济洼陷区域”。比如内蒙、新疆、山西拥有很多优越的原材料，羊毛、矿产等等自然资源，无论你的养殖、开矿技术做到多么极致，却永远只能处于“资源”这个最低端环节。
而江浙和广东往往其实都是土地的贫瘠之处，他们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才能维持生活。这就好比一个人天生拥有“坐享其成”的老本，往往“不思进取”。而一个人如果生下来“一无所有”，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创造欲望。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不够努力，而是你生存的大环境造就了先天的一种劣势。你的环节定位既跟你的区域有关，也跟你的背景、环境、学识、能力有关。无论你在某个环节做到多么极致，永远还只能停留在这个环节。
比如很多人从技术员做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特级工程师，依旧还是技术工人……其实很多道理都是如此，真正的改变现状是“跳出去”，这需要你能从更高的高度看待一系列问题。
除了先天条件之外，后天政策也是一大驱动。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把一些政策给了沿海城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五大计划单列市，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们自南向北分布，这种外力性的“政策驱动”在上一个改革开放阶段发挥着巨大作用，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格局。
4.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
但是，这种“政策驱动”在接下来的格局变化中将逐渐失灵。中国的城市之前是投资驱动，今后必须依靠城市内生驱动力。这也就是使我们说的，中国今后的发展，行政干涉的作用会越来越弱。
比如：1978年邓小平在珠三角的南疆画了一个圈，后来深圳特区成现代化的大都市。1990年4月，江泽民在长三角的浦东画了一个圈，后来浦东后成为上海经济的引擎。
2003年，中国又在曹妃甸画了一个380平方公里的圈，辅之以2万人口的首钢整体搬迁。但自2003年启动开发建设以来，累计填海造陆超过230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高峰时期号称日均投资4亿元，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工地”、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它不仅承载着唐山城市和产业双重转型的“蓝色之梦”，更被视为重塑京津冀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之举。然而大规模的投入建设了十几年之后，这个“圈”却不灵了，曹妃甸陷入鬼城风险，平均每天要偿还的利息高达1000万元。
直到现在，像天津和重庆这种依靠政策介入的城市，依然像“老汉拉车”一般。我们整天看到两座城市的新闻，官方给的GDP数字也很高。但是这些都是表面，其实探讨一个区域或者城市的前景，我们只要推敲一点就可以：这个城市的定位究竟是什么？它有没有内在的张力？
的确，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一点可怕到你所在的区域也可以成为制约你发展的条件。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只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世界，它就是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中国（包括世界）依然会按照既定的秩序运转，但是互联网的发展，将这一切规则都打乱了，新的希望又到来了。
比如，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的策源地，并且把电子商务作为支柱产业。这是一个很精准的城市定位。电子商务的本质就是重新定制一套买卖规则，无论产品是谁生产的，我就是把最合适的产品第一时间送到最合适的消费者手里，内销有淘宝、天猫，外贸有跨境电商。
电子商务改写了商业格局，包括我们上面讲到的产业链。我为什么要说那是一条“传统产业链”，就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它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一个品牌的诞生完全是另一套逻辑。
放眼四望，未来的社会财富不再只是产品，而是数据和信息。谁对接了消费者的需求、谁掌握了消费数据、谁就在书写商业规则，中国倒闭了一批又一批传统企业和传统产业，只能是一阵暂痛而已，就像新生儿即将诞生，总会有临产疼痛一样。
总之，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各种变数，城市格局依然会动荡。但有一点不会变，就是定位决定未来。有很多城市定位很模糊，你提到它往往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就好比一个人各方面都很平庸，属于泛泛之辈，你怎么看好的它的前程？
还有很多城市摇摆不定，今天说自己领先中部崛起，明天喊着要融入长三角，这就好比当你发现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干时，其实他什么都干不好。而当你发现一个什么都干不了时，却总有一方面，是什么人都比不了他的地方，只是你还没有发掘到它的潜力！
所以，当我们无数次暗暗立志之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而生？
多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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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若开战，双方有多少“家底”？中国真的必胜吗？[/url]
【研究员】：
中印军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洞朗地区的对峙，已经持续一个半月了。双方正在该地区不断“加码”。如果这场对峙最后真的演变成一场事实上的战争，我们又有多少“家底”呢？对于中国来说，选择以中印边境的东段作为对印战争的突破点，又有多大的战略意义呢？独立军事评论员王煜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一战打出三十年和平”才是对印战略的终极目标。如果无法大规模歼灭印度有生力量、有效打击新德里政府的权威，那么任何对印大规模战争都是得不偿失的。地形对实际战争能力的消长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能够在控制线附近，长期维持比我们多得多的军队的原因。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前，对印的军事行动只能是短促的，军事威慑也是有限的。而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比如说，修到洞朗的公路。
中印军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洞朗地区的对峙，已经持续一个半月了。这场对峙不仅没有像以往类似事件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偃旗息鼓，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迹象。据《印度时报》称，对峙事件已逐渐演变成该地区自1967年以来最大的“冲突源”，双方正在该地区不断“加码”。
那么，如果这场对峙最后真的演变成一场事实上的战争，我们又有多少“家底”呢？对于中国来说，选择以中印边境的东段作为对印战争的突破点，又有多大的战略意义呢？
喜马拉雅北麓的钢铁长城——西藏军区
作为印度军队的“老朋友”，1952年组建的西藏军区无疑是中印边境防务的“直接责任人”，负责中印边境东段的防务。不同于其他省军区，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军区不仅下辖大量边防部队，还指挥着数万机动作战部队，级别也比一般省军区高出一级，为副大区级。出于战略方向、交通等层面的考虑，中印边境的中、西段（即阿克赛钦地区）防务由新疆军区阿里军分区负责。
据《军事报道》等官方报道分析，西藏军区下辖3个作战旅、6个边防团、5个独立边防营和多支炮兵、防空、陆航、特战、工程部队。和副大区级的新疆军区一样，西藏军区的支援单位足以填满一个完整的陆军集团军，还特别加强了工程旅、汽车团等前线后勤保障力量。与军改后的集团军不同，西藏军区的特种作战力量至今还是团级建制，陆航旅也刚刚组建不久。
西藏军区的机动作战部队，基本集中在林芝-拉萨-日喀则这个三角区域附近。在藏南地区对面，就驻扎着1个山地旅。该旅的历史颇为传奇，其前身曾参与“护国运动”，1948年改编为人民解放军，1951年攻克汉城，并在汉江两岸与美军血战50昼夜；1969年，该部与西藏军区某师互换驻地和番号，1985年改编为高原山地步兵旅。该旅在本轮军改前下辖4个步兵营、1个炮兵团，其中炮兵加强了反坦克火力。该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多次挺进山高林密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演训，具有丰富的山岳丛林作战经验，曾先后7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作为我军唯二的2个山地旅之一，驻原日喀则地区的某旅更是距离洞朗地区最近的机动作战部队。该旅自1951年进藏以来，长期扎根雪域高原，每年都要全员全装进驻海拔4500多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开展野外训练。这个旅主攻高寒山地作战，着力锻炼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和各级指挥员临机处置能力。
不仅如此，该旅对高原适应性训练“很有一套”，他们独创的“阶梯式”训练法，能够循序渐进增强官兵耐缺氧、耐疲劳能力，使得内地部队的高原“减员率”下降了37.5％，大大缩短内地部队在高原的战斗力生成周期。
不同于前2个直面印军的山地旅，驻拉萨的某合成旅是西藏军区手中最强大的机动预备队。该旅成立于1990年，2010年由摩步团扩编为机步旅，并在次年进一步扩充换装。该旅在本轮军改中率先完成了合成营改革，下辖4个机械化合成营和1个混合炮兵营（45门）。
该旅曾多次在海拔5000米地区演练多兵种纵深突击战术，具备丰富的高寒山地经验。考虑到印军东方司令部仅有1个装备T-72M1的坦克团（46辆坦克），因此，这个合成旅完全可以像“热刀子切软黄油”一般，轻松将整个印度东北地区“捅个透心凉”。
来自山那边的声音——大而无当的印军东方司令部
与精悍的西藏军区部队不同，负责中印边境中、东段防务的印军东方司令部可谓是“大而无当”的典范。该部目前下辖3个山地军和1个正在组建中的山地打击军，计10个山地师又1个独立山地旅，外加1个正在组建的山地师和1个正在组建的独立装甲旅。其中，直面中印边境东段的是7个山地师。
在这7个师中，第2、5、21这3个山地师隶属于第4军，军部位于提兹普尔，负责防御印占藏南地区；第17、20、27这3个山地师隶属于第33军，军部西里古里，负责防御西里古里走廊，并协防不丹。
这些山地师基本都下辖3个山地步兵旅和1个山地炮兵旅，每个山地步兵旅下辖3个山地步兵团和1个轻型炮兵团，每个山地步兵团下辖4个步兵连和1个直属连。需要注意的是，印军继承了英军传统，团直辖连，其规模相当于我军的营。
印军山地步兵团直属连包括团部、81毫米迫击炮排、机枪/自动榴弹发射器排、工兵排、勤务排、运输排和医务排；步兵连除了连部和3个步兵排，还有1个7.62毫米通用机枪班；步兵排则包括3个步兵班、1个51毫米迫击炮组。
相比之下，我军山地旅下辖的步兵营一般能为步兵排加强1挺12.7毫米机枪、1具120毫米火箭筒和1具35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营炮连则装备82毫米速射迫击炮。总的来说，我军步兵营可以在空旷地带较好的压制印军山地步兵团，但印军的近距离曲射火力较强。
如果说在营级分队火力上，双方还算是“各有千秋”的话，印军的师旅级火力就“完全不够看了”。印军山地旅轻型炮兵团的主力是法制RT-61型120毫米迫击炮，相比82毫米速射迫击炮，该炮在投射量和射程上并没有优势。
而印军的师炮旅一般辖2个野战炮兵团和1个轻型炮兵团，装备LFG型105毫米轻型榴弹炮36门和RT-61型120毫米迫击炮18门。不论是射程、威力、机动性还是自动化程度上都不如我军旅属炮兵团/混合炮兵营多矣。即使是部分换装18门FH77B型155榴弹炮的山地师炮旅，总体压制水平还是不如我军山地旅炮团。
尽管印军的规模十分庞大，但“得益”于印度糟糕的边境基础设施条件和集中配置的后勤车辆，使得印军空有雄厚兵力却只能在防区内“蹲守”。尽管印军近年来将前线哨所从排级升级成了连级，并在部分热点地区修建了小型直升机平台（只能勉强运作5吨级“北极星”直升机），但这终究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印军一线部队糟糕的战术机动能力。在中国军队的战区纵深火力打击下（远火），印方的后勤集结点只能化为一片火海。
东线攻略“兵要地志”——食之无味
应该承认，自1967年乃堆拉山口战斗失败以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的经营可谓是“用心良苦”。但从地形和交通上来看，印军其实是守势部署。多达2个军部、7个山地师的守军被分成了2个集团，均匀布撒在漫长的边境交通线上，“鸡犬相闻”。如果考虑到地形因素，就会发现，印军其实是以宝贵的野战部队堵住了所有可能的“下山通道”。
如果说印军是一支士气高昂、补给充足、具备营团级诸兵种合成作战能力的军队，那么这种依托交通要道和补给点的部署方式完全称得上“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对我军造成重大威胁。可惜，拜糟糕的基础设施和军队后勤能力所赐，印军的基本战役单位是规模超过1.5万人的山地师，而且长期依赖军直单位支持。
与外界想象中的“18万精锐”不同，东线印军实质上成了抗战中后期的华北日军，以中队（前沿连级哨所）为交通末梢触角、以步兵旅团（山地旅）坐镇后勤集结点，通过警备师团（山地师）来指挥和补给的一个个“驻屯区”。换而言之，一旦有一支机动力强悍、诸兵种联合的合成化战术兵团进入东线，唯一能阻挡他们的，只有糟糕的地形和交通线。
同样的，对于我军来说，首要的敌人就是高原山地本身，其次才是印军。在这类作战环境中，制高点并不具备平原丘陵地区那样的控制力。双方将更加关注或利于机动力、或靠近补给线、或靠近物资集结点的地区，交战的主力也变成了轻步兵和山地炮兵。这将无限放大印军的人数优势，将我军的单位火力和机动力优势压缩到印军的同一水平。
从上面的交通线路图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所谓某合成旅机械化狂飙突进切断西里古里走廊的设想，并不现实。一方面，印方在甘托克到西里古里一线部署的4万多正规军，猬集在唯一的交通要道上，难以短时间击溃；另一方面，即使顺利拿下西里古里，印军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道路甚至借道孟加拉国补给阿萨姆邦等地印军，并不能达成在东线“包饺子”的战略设想。
换而言之，即使我军从藏南和锡金2个方向同时出击，穿插分割包围印军前线部队，也无法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更起不到打击印度中央政府权威的效果，反而有可能激发印度民族情绪，推动新德里方面对全印度的整合。糟糕的地形和交通条件，又限制了我军投入大兵团作战，维持这种环境下的作战需要耗费异乎寻常的精力和物资。
对于中国来说，“一战打出三十年和平”才是对印战略的终极目标。如果无法大规模歼灭印度有生力量、有效打击新德里政府的权威，那么任何对印大规模战争都是得不偿失的。而阿克赛钦地区作为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第二大战争红利（第一大是20年和平），使得中国以较小代价震慑印度中央政府的战略成为了现实。毕竟新德里距离阿克赛钦只有不到400公里。
因此，即使中国要对印发起一场传统的“自卫反击”式有限战争，西线才是最具性价比、也是最有战略意义的主要方向。在本轮军改中，新疆军区的1个机步师、3个摩步师都没有“大动”，驻守在甘肃和新疆边界附近的2个重装合成旅率先换装完毕并调整到位也是一大明证。当然，西线战事的可行性，与印巴关系息息相关。
另外一个尴尬之处在于，中国东线附近只有5座机场，能够支持空军三代战斗机部队长期部署的机场只有拉萨贡嘎机场，而印军则常驻了2个苏30MKI中队。在制空权没有把握的地区，哪怕是发起一次旅级（基本战术单位）进攻战役，都是非常疯狂的战争冒险。
我国面临的则是世界屋脊的地理困境，或许用绝境更贴切。毋庸置疑，地形对实际战争能力的消长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能够在控制线附近，长期维持比我们多得多的军队的原因。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前，对印的军事行动只能是短促的，军事威慑也是有限的。而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比如说，修到洞朗的公路。
事实上，现在执政的人民党政府，一向有着无视印度发展实际、擅自挑起边境冲突以挑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伺机敛财和勾选票的“传统”。对于全军弹药储备量仅有4天的印军来说，不带武器、赤手空拳的进入中方新近控制的实际控制区推推搡搡，已经是对各位政客、军官和基层士兵们的最好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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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山地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锐意改革的决心[/url]
【研究员】：
当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陷入分离与孤立时，原本陷于两党之争、各邦各自为政的印度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对立的国大党与人民党在改革政策上达成共识，新政打破各邦间相对独立的状态，一个共同的印度市场呼之欲出。配合雷厉风行的莫迪政府的各项后续改革措施，印度极大可能已经站在历史机遇的门口，这只巨象其实已经在飞奔起来。铅墨纵横在微信号“港股那点事”指出，印度的山地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知耻后勇的动力，可怕的是他们锐意改革的决心。反观我们，对30年成就沾沾自喜，既得利益集团多方掣肘，经济改革举步维艰。中国需要感谢邓小平，我们迄今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吃“邓氏改革”的红利。但再厚实的家底，也有吃完的时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认真询问自己一句：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改革的勇气与能力？
中印在洞朗地区的边境对峙，已经一个多月了，尽管中国发出了“界线即是底线”的通牒式警告，但印军没有丝毫撤兵的意思，这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虽然不少国人都会煞有介事地在“强国论坛”或者微信朋友圈“抗印”，但多数国人并不认为这次边境对峙是什么大的威胁，这源于我们宣传上一直以来对印度的刻意忽视、矮化与贬损，以及对55年前（1962年）那场规模不大的边境战争细节的选择性记忆。
中印边境对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习惯于认为这个超过13亿人口、近300万平方公里土地、拥有5艘航母并完全控制大西洋——大西洋连接通道印度洋，堪称庞然大物的邻居，只是一个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的泥足巨人，那里脏乱差，那里妇女没文化，那里乱七八糟的种姓制度，那里各自为政的国内市场……
很少有人有功夫去认真思考印度国防部长那句“今日印度已不是1962年的印度”的真正含义，也少有人产生哪怕丝毫的疑惑：既是泥足巨人，焉何有如此胆量，明目张胆越界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边界，月余而不撤？
当然不只是撑死胆大的那套“阿二”逻辑。
一、洞朗对峙：我们真了解对手吗？
印度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巨大阴影：尽管我们的经济实力远超对方，但也只是过去30年。从建国起步算，我们的状况并不比印度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全球政治地位上。事实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印度都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国家。放眼亚太，无论从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还是地理位置（扼整个印度洋，同时可以轻松钳制南海，这也是中国要建瓜达尔港的原因），印度都是最可能对我们构成实质竞争，乃至威胁的邻居。
印度国防部长称，印度已非1962年的印度。他的逻辑其实是非常简单清晰的，印度非62年的印度，是因为中国也非62年的中国。1962年的中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对外没有任何依赖性，打烂了也没关系。但现如今的中国完全不同，贸易通道、能源运输50%以上需要经过印度洋。
而7月10日起，美国、日本和印度在印度洋上举行为期7天的联合军演，汇集了三国最大航母（日本出动的是唯一可以当做航母使用的“出云号”），释放的含义再清晰不过：那就是，一旦中印陆上开战，印度有能力在一个小时内切断中国的主要能源通道和外贸通道。
但从这次国内媒体乃至网络对印度的激愤乃至超乎正常的蔑视之词，不难看出，其实我们对这个在卧榻之侧都能感受到对方呼吸的邻居是越来越心存忌惮的。
当然，民间乃至高层应该都对此心知肚明：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诉诸战争，双方手中都有对方忌惮的“器”。一旦爆发战争，对双方的代价都很沉重。
而这次边境对峙，之所以国内社会反响更大，原因不难猜测：当下，印度貌似在崛起，而中国经过30年的经济奇迹之后，处在一个谁也没把握说清的“转型”地带——用不少人的通俗解释，此次转型，成则欧美，败则拉美。
这样此下彼上的大背景，加重了我们的焦虑感。
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假如，假如印度真的会是我们的潜在竞争对手乃至现实威胁，那么，我们真正应该忌惮的，到底是什么。
我的答案很简单：印度真正的威胁，绝不是来自它陈兵超过20万的山地师，而是它持续的，颠覆式的经济改革——两国相争，比拼的核心，还是背后的经济实力。
打仗需要钱。朝鲜再怎么折腾，再怎么叫嚣，也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不会有人把它视为正儿八经的威胁，原因很简单：它的家底，甚至都支撑不了哪怕一场最小规模的常规战争。
印度不同，尤其是在“印度的邓小平”——莫迪上台后，其大力度、且切中肯綮的大力度经济改革，正在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持续高速壮大，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持续。
近期最大的两个动作，一是废钞，二是全国税制统一改革——都堪称绝对的大手笔，难度与力度绝不亚于中国当年的改革开放，也必将对印度成为一个真正“大国”奠定坚实基础。
反观我们，依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逡巡徘徊，某些方面甚至南辕北辙——这，才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威胁。
二、惊世骇俗的印度“废钞令”——治理腐败远没有那么难
国内极少有人去关注印度的这个改革动作——相比国内的“打老虎”，印度的废钞远没有那种轰烈张扬的形式美感，但达到的实质效果却是无声处起惊雷，标本兼治，多年陈疴，一招治理。
2016年11月8日，印度政府宣布自次日起废止原500、1000卢比纸币，并宣布发行新500、2000卢比的纸币，民众可至银行以旧钞兑换新钞。
此举可谓惊世骇俗：截至2016年3月31日，500卢比和100卢比的纸币占到了印度流通中货币的将近86%，价值约14万1800亿卢比。同时，印度还是一个高度依赖现金的国家，90%以上的交易以现金完成。在这种背景下一次性废除86%的流通中纸币，可想而知难度巨大。
印度政府声称“废钞令”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黑钱”、腐败——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但所有人都知道政府此举剑指何方：这项废钞令同时规定，如果居民将价值25万卢比(约合2.5万人民币)以下的旧币存到银行时，政府不会予以追问。但超过这个限额后，如果居民的存储与合理收入不符，则将面临高达60%的惩罚性税收。
这就是印度反腐的聪明及严厉之处：釜底抽薪。老虎是打不完的，我不管你收入来自哪里，更不会去一个一个去巡视或者审判，但凡超过合理收入的部分，直接上缴60%——否则，就是废纸一张。
这种“直接动人奶酪”的改革，代价与阻力都是巨大的。“废钞令”一度造成了股市跌至低点、高速公路交通罢工堵塞瘫痪、农业部门受损、商业活动大面积停摆等“严重”后果。世界各大金融机构也在政策出台后纷纷调低对印度经济的预期。
而短期里印度经济也确实受创，印度2016年的GDP增速为6.6%，相较上一年度的7.3%和预期的7.1%，显著回落。服务业PMI跌至荣枯线下，废钞导致的卢比贬值也一度加剧了印度的国际收支逆差。
然而，这些代价没有白费，此举无异于刮骨疗毒，废钞不仅仅将腐败势力集团一举“瘦身”，极大震慑腐败，减小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更深层的目的是为其后的改革铺平道路。
废钞迫使民众将现金存入银行，扭转此前过于依赖现金的状况，将金钱数字化、系统化，为发展现代支付体系铺下地基，有利全国商业贸易长远的发展与流通，同时也方便税务部门监管，扩大了有效税基，为今年7月实行的消费税（GST）税制大改革打开了通路。
三、大刀阔斧的GST税改——终于，一个统一的印度
如果说有什么信号是印度想成为全球大国的最明显信号，那无疑是今年7月1日的全国税改——这将让长久以来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印度市场，终于成为一个拥有13亿消费人口的统一市场。
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印度过去采用联邦税制结构，中央的联邦政府对商品生产制造环节征收消费税，地方的邦政府对商品的销售或购买环节，即是最终的消费环节，征销售税（部分邦已改为增值税），而中央政府还有权对服务征税。同时，印度29个邦政府各自制定的税率不同，而且商品如果跨邦销售，还将负担更多名目更复杂的税种，例如入市税等，类似不同的邦之间存在“关税”。
这就造成两大问题：一是重复征税，导致了高达26%的平均税率；二是跨邦销售的商品不仅会被不同邦重复征税，还需要缴纳跨越辖区边境时的过境税等，这使得印度形成了国内各辖区之间的“贸易壁垒”，印度市场分离而破碎。
印度人民、政府和外国投资者饱受这一复杂税制的折磨，历届政府皆有意进行改革，奈何阻力重重未能成事。一是地方邦政府利益受损拒绝合作，二是两党党争下在野党势必要反对执政党的政令。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致力于推行各项经济改革，GST法案正是其中重点。现政府为推行法案，使尽手腕，克服了印度两大党之间的党争，争取到了多数地方邦政府的支持。
今年7月1日,消费税（GST）改革正式启动，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税改，统一全国税制，被外界誉为推动全印度真正迈向单一市场的里程碑。专家预测，改革可能提振印度GDP增加1%-2%。
新税制根据商品性质的不同实施四档基本税率，另有部分商品免征消费税。而新税制对邦内交易和跨邦交易的税种也做了简化。新制度下，邦内交易需要缴纳中央消费税（CGST）和邦消费税（SGST）；跨邦交易须要缴纳综合消费税（IGST），向购买方所在邦缴纳邦消费税。
说GST改革得以实施是印度“自信膨胀”的核心因素之一，毫不为过：
1）首次建立了一个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打破了过去印度国内邦与邦之间的贸易壁垒，打开了一个共同的印度消费市场；
2）合并税种，减轻重复征税，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税收成本；
3）国内贸易的成本会大大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库存成本都会降低，而运输效率得到提高，促进国内商品流动，增加消费。印度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将得到提高，从而向“印度制造”的战略目标迈进；
4）改善了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在印度投资；
5）政府税收收入会因透明度更高的新税制得到大幅提高；
自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提出了印度制造、加强基建、吸引外资和解决财政贸易赤字等战略目标。而GST改革，在实现这些目标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税改有望助力其他各项改革措施，推动印度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印度总理莫迪称：“有了GST，‘一个印度，伟大印度’的梦想就将实现”。
四、印度，或早已不是吴下阿蒙
我们习惯于把任何对手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去想象和理解：要么很蠢，要么很弱。我们往往要到真正交手的时候，才发现痛悟“知己知彼”有多重要！
印度和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同为亚洲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但路线大相径庭。
中国主要大力发展制造业，投资基建，08年金融危机前主要走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印度在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前大力发展“精英产业”，即是以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这一策略规避了国内平均教育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劳动法限制严格等问题，带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印度的产业结构因此严重失衡，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超50%，而制造业仅占15%。
另外，印度政府也面临着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问题。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高于3%的国际警戒线，而贸易逆差甚至高于发达国家。印度还是金砖五国中唯一保持贸易逆差的。
因此，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后锐意改革，提出的改革措施主要围绕三大战略目标：第一，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提高制造业在GDP中比重至25%，改善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第二，大力发展基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第三、解决财政与贸易赤字问题。
此次GST税制改革将是莫迪政府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如果成功，将会极大地助力三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印度这只巨象，虽然身躯沉重，却也已经站起身来，开始助跑。而莫迪政府的改革措施，正是在卸除大象身上的负重。
自莫迪上台后印度经济的增长势头强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经济增速世界领先：全球自07年底爆发次贷危机经济滑坡以来，复苏一直缓慢，而中国与印度的GDP增长率远高于美欧的增长率。而印度的经济增速，虽然在去年第三季度后有所回落，但从趋势上来看，自2015年起已经追上中国。
2．金砖五国中货币最为坚挺：2015年以来，金砖五国面对强势的美元政策，货币纷纷贬值。2015年至2017年6月29日，印度卢比相对美元仅贬值2%，是金砖国家中贬值幅度最小的一个，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24%，南非兰特贬值12%，人民币贬值11%，俄罗斯卢布贬值6%。货币坚挺背后意味着什么，相信不用解释了。
3．金砖国家中股票市场表现最佳：印度的股价指数自2013年以来上涨了59%，保持了稳定上涨的势头,2016年以来也是金砖国家中表现最好的。
4. 外资加速流入印度：据世界银行数据，近年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已展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此次GST税改将解决过去令外商十分头痛的错综复杂的税制，更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外资投资印度的热情。
5．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莫迪政府上台后大力加大基础建设支出，主要投入到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光纤网络等领域。印度财政支出中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占比大幅提升。印度2016年财政支出预算中，基建支出占比将提升至 39.64%。
落后的基础设施一直是印度发展路上的绊脚石，如果清扫了这个障碍，将能创造一个人人渴望的投资环境。
6. 推动制造业全面崛起：印度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工业较为落后。但在全球制造业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印度受益于劳动力供给充分，工资低廉等条件，具有成本优势。GST税制改革也将使得企业税负、运输和库存成本降低，商品流通更容易。
7. 统一国内市场：这也是莫迪去年与今年两次“大手笔”改革带来的意义最深远的作用。过去印度经济不被看好的一大原因便是它的国内市场支离破碎，不同地区各自为政，国内的贸易流通受阻滞，消费力被严重抑制。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局面的基础，而印度如今以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将国内市场统一了起来，其历史意义丝毫不亚于此。
联合国《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认为，今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低速增长，预测增速为2.7%。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为1.9%，欧洲为1.8%，中国为6.5%，而对印度经济增速的预测为7.7%，而且，印度这个经济增速，大概率能维持多年，甚至加速。
印度，早已非吴下阿蒙。
尾声
猛药起沉疴。
当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陷入分离与孤立时，原本陷于两党之争、各邦各自为政的印度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对立的国大党与人民党在改革政策上达成共识，新政打破各邦间相对独立的状态，一个共同的印度市场呼之欲出。配合雷厉风行的莫迪政府的各项后续改革措施，印度极大可能已经站在历史机遇的门口，这只巨象其实已经在飞奔起来。
印度的山地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知耻后勇的动力，可怕的是他们锐意改革的决心。
反观我们，对30年成就沾沾自喜，既得利益集团多方掣肘，经济改革举步维艰。
中国需要感谢邓小平，我们迄今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吃“邓氏改革”的红利。
但再厚实的家底，也有吃完的时候。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认真询问自己一句：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改革的勇气与能力？
国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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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危险性格对美中关系未来不是好兆头？[/url]
【研究员】：
作为一个积极-负面型总统，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威胁在于，针对过往旨在维护脆弱地区稳定的政策方案，他倾向于采取破坏手段。在朝鲜于7月4日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当下，美国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弗里兹、弗兰普顿在“中美聚焦”指出，一位乖僻的总统关注事务——自我意识、家族生意、俄罗斯——而非政策，如果再没有一个拥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团队辅佐，这对美中关系未来或亚太地区稳定来说不是好兆头，尤其当美国需要应对一个更加大胆的中国时。希望地区领袖、国家团队及那些已经入职的国家安全顾问们能够说服特朗普总统，稳定而非混乱才最符合美国利益。同时也希望中国领导人明白，一位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可能仅仅为了彰显自己的“领导权”而在危险情况下加倍下注。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鲁莽都最不可取。
在1972年出版的《总统的性格》一书中，杜克大学教授詹姆斯·戴维·巴伯将人格种类进行描述归类，并以此预测总统行为。他的归类基于两个标准，一是总统们对于自身的总统职位基本持正面还是负面态度，二是他们在履行总统职责时是积极还是消极。当一位总统的性格特征表露得非常明显时，这些特质可以为我们预测其行为提供线索。唐纳德·特朗普正是如此。
约翰·肯尼迪是积极-正面型性格，他享受总统角色，并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但他也拥有必要时从政策失败中全身而退的灵活性。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漫长的戎马生涯后，觉得总统职务不尽如人意，他行使总统职责大多出于责任感。作为消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尽可能地避免纷争和政治争斗。罗纳德·里根则是消极-正面型性格，他热爱总统角色，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乐于委派他人行使政策职责。
最危险的莫过于那些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原因在于虽然他们拥有超强动力，但倾向于强迫症，把权力当作自我满足的工具，执着于成败，刻板僵化以至于无法放弃失败的政策方案，很难控制性格中的进攻性。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人总能发现“敌人”，也经常会面临一些导致其毁灭的问题或困难，而这些问题或困难有时是自作自受，如理查德·尼克松与水门事件，林登·约翰逊与越南战争。唐纳德·特朗普的推文已经暴露出他的强迫症和进攻性，其行为由自我意识驱动，并沉迷于展示自身成功。
令公众和两党政治家们惊愕的是，特朗普不能或不愿针对普京或俄罗斯发表任何负面言论，哪怕美国正在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大选及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通俄展开一系列调查。特朗普称其为骗局，指责奥巴马政府，并要求向遭受调查的他道歉，他称这些调查为“政治迫害”。当选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12月16日的推文中对普京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普京当时决定不对奥巴马新出台的对俄禁令采取报复行动：“（普京）推迟这一步做得好——我就知道他很聪明！”从不回应、甚至拒绝承认俄罗斯参与入侵美国2016年大选系统的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成为普京的终极粉丝。他与俄罗斯的瓜葛或许会成为作茧自缚的问题，并最终导致其毁灭。
作为一个积极-负面型总统，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威胁在于，针对过往旨在维护脆弱地区稳定的政策方案，他倾向于采取破坏手段。在朝鲜于7月4日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当下，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作为对美韩随后举行的军事演习的回击，金正恩利用了总统的自负，嘲讽了特朗普。
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特朗普
出于很多不同原因，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家庭成员以及——或尤其是——总统的律师团队希望唐纳德·特朗普停止他那些通常极具进攻性的、个人化的、有时甚至是基于捏造事实的推文。他针对MSNBC主播米卡·布热津斯基的人身攻击哪怕以过去的标准衡量都令人震惊，这引发了包括共和党领导层在内的强烈反应。构成成分复杂、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依然追捧他的推文，因为这些推文说出了他们对这个无法理解也无法喜欢的世界的愤懑和挫败感，但即便是这部分选民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对特朗普的海量推文感到厌倦。
特朗普发推特是因为这可以令他表达当下的所思所想。但现在的问题是，以白宫新闻发言人西恩·斯宾塞的话说，他的推文“会被当做美国总统的官方声明”。此外，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援引了特朗普2017年6月5日的推文“其他人、律师和法院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但我就是要叫它——我们需要的、实际上就是——旅行禁令”，法院认为这显示出特朗普“已经超出国会的授权范围”。热烈欢迎特朗普如强迫症般发推特的应该只有记者、历史学家和分析人士了，他们依靠推文窥探特朗普未经过滤的想法和思维方式，喜剧演员也欢迎他大发推特，因为这些推文不啻为取之不尽的笑料。特朗普对政治规范的蔑视无疑显示出，曾被历任总统推崇的礼仪和官方交流方式已经成为历史遗物。
语言学家、认知学家乔治·拉考夫认为，自2009年首次开通推特账号以来，特朗普就一以贯之地利用推特先发制人地构建想法（哪怕只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转移人们对其负面信息的注意力（哪怕只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试探政策立场的舆论反应。这些试探令政府部门，尤其是国务院，在厘清并解释哪些推文事关美国政策哪些不是上疲于奔命。而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这些推文几乎成了他的扩音器，也是推销自己、攻讦他人的武器。正如迈克尔·克鲁泽形容的那样，特朗普“冲动、散漫、沉迷于发号施令、报仇雪恨，以自身的成功形象为生，哪怕这种形象与客观现实完全不符。他永远不会退让。他永远不会放手”。唐纳德·特朗普的自我意识主宰着他的全部世界。
显然，特朗普相信他在商界的成功理应帮他顺利过渡到总统职位和政坛。经商时期，特朗普的经营方式为封闭型，而当他试图将美国定位在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时，他相信自己正在推行一套历经考验的商业哲学信条。然而，世界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迎接那些推文和声明的只是嘲讽和揶揄。特朗普只是暴露出自己身处美国总统这一职位是如何坐立不安的负面性。而被特朗普称为“假新闻”的媒体是他的天敌，正如对另一位积极-负面型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样。
通过不断制造“假新闻”叙事，将主流媒体定位为公敌，特朗普显示出自身对于总统职务限制的愤怒和挫败感。特朗普总是针对主流媒体，因为在后者眼中他的形象与其自身拥有的自我正面形象相左。特朗普及其代理人们声称，为诋毁并抹黑其总统任期，主流媒体捏造新闻欺凌他。
立法者、心理学家、同僚和其他人都称唐纳德·特朗普为自恋者，其程度包括“世界级”和“中毒级”。人人都有自我意识，而强大的自我意识通常与领袖及领导力相连。自恋的病态表现包括将自我相关因素极端化，如夸大和无限伟大化（“相信我，我对伊斯兰国的了解远超那些将军们。”），需要来自其他人的过度崇拜（开会时要求每个内阁成员对其极尽赞誉之能事），缺乏对他人的同理心（取笑《纽约时报》残障记者塞奇·科瓦列斯基）以及傲慢（“我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中央朝人开枪，这样我都不会丢掉任何一个选民。”）。虽然对于自恋症的诊断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领域和专长，但显然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由强大自我意识驱动的典型案例。
特朗普沉迷于展示自我成功的例子屡见不鲜。他称自己的选举人胜利为“巨大的压倒性胜利”，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坚称（借白宫新闻发言人西恩·斯宾塞之口），参加他就职典礼的人数为“历史最高，句号”。他还宣称“从未有过任何一位总统……除了极少例外……比我批准过更多法案，做过更多工作”。
这种由个性主导的戏码对美中政策来说意味着该地区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维护地区稳定曾是各方精心打造的目标。
积极-负面型总统掌舵美中政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结合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崛起及美国全球力量不可避免的相对衰落，展望了美中政策的未来。“鉴于大量安全、经济和外交因素，美国或中国为确保未来主导优势的努力将被证明是徒劳且危险的。相反，创建一个稳定的实际力量平衡对两国来说必要且可行。”近期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傅好文的《天下万物：历史如何帮助中国力争成为全球强国》以及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么？》——都强调，若想避免军事对抗，华盛顿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战略动机与抱负，并以深思熟虑的方式进行回应。不幸的是，审慎、仔细研究事实、维护稳定并非积极-负面型总统的性格特点。
2016年12月，当选总统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并在推特发文，此举立即引发了美国对华对台政策是否会随新政府上台而改变的疑问，该政策长久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稳定。随后，2017年4月，特朗普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如果再与蔡英文通话，他会事先与北京方面进行沟通。此举对于中国来说令人安心，但对台湾来说则令人不安。显然，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是出于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帮助的考虑，而朝鲜在国际关系的亚洲棋盘上不是什么新变量，也很可能成为“国家安全议程上最紧迫的议题”。对于那些受自我意识驱动的人来说，对美国外交关系抱有兴趣、了解基本事实和变量并非永远都是优先事项。虽然特朗普总统似乎为了与中国合作而改弦更张，但我们是否能够一直指望这种政策重组还有待观察。
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曾花费大量时间在多项议题上抨击中国，尤其是美中贸易协议，他宣称“他们用剥削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为兑现竞选承诺，特朗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或许并不明白该协议不仅事关贸易，同样事关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现在，这份影响力只能让给中国。同时，中国对美国贸易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自上台以来，特朗普的家族企业就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商标权，令他们得以进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分析员、前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富克斯认为，或许最重要的是“特朗普似乎并不知道如何应对中国”。断续的政策和纸老虎式的攻讦会让中国认为“无需严肃对待唐纳德·特朗普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并未“过多偏离惯例”，如特朗普总统最终重申了美国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放弃了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竞选承诺，中国仍会变得更大大胆、更咄咄逼人地维护自身利益，从而破坏长久以来有利于美国的稳定。
唐纳德·特朗普不是第一个被认为乖僻、爱惹麻烦的美国总统。在2005年发表于《时尚先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人士汤姆·巴奈特敦促小布什总统（他也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拥有积极-负面型人格）利用其令全球胆寒的“西部牛仔”形象“令第二个任期有意义，维护自身政治遗产，同时，哦，是的，创造一个值得人类生存的未来”。虽然现在看来无非是后见之明，但那些“西部牛仔”岁月并未给美国带来多大好处，这还是在小布什坐拥一套人员齐备、经验丰富的国家安全团队情况下，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这一优势。现在仍有数百个职位空缺，其中很多都是对维护稳定非常重要的日常事务岗位。最终，军方人员——虽然在作战任务中表现卓越，但他们倾向于将所有议题视为只有动用军事大棒才能解决的钉子问题——填补了很多安全事务高层岗位。
结论
一位乖僻的总统关注事务——自我意识、家族生意、俄罗斯——而非政策，如果再没有一个拥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团队辅佐，这对美中关系未来或亚太地区稳定来说不是好兆头，尤其当美国需要应对一个更加大胆的中国时。我们希望，地区领袖、国家团队及那些已经入职的国家安全顾问们能够说服特朗普总统，稳定而非混乱才最符合美国利益。我们同时希望中国领导人明白，一位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可能仅仅为了彰显自己的“领导权”而在危险情况下加倍下注。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鲁莽都最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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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世界交通体系，中国开始海权与陆权并重时代[/url]
【研究员】：
截至今年6月，过去一年里，中资企业在收购或投资境外港口项目上花了201亿美元。中国投资的瓜达尔港、马来西亚皇京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和吉布提港均堪称全球“战略支点”，是中国构建起全球海运体系的关键动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海外收购的港口已超过30个。胡雷德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指出，中国开始海权与陆权并重时代。海运依然是国际贸易运输的主要方式，大河文明的中原王朝开始走向“海洋强国”之路，在海权依然占主导、本国海岸线长的情况下，中国不会缺席。中国正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海洋驿站体系”。
在国家对海外投资加强管控之时，有一个行业的海外收购却意外暴增，并被鼓励。
根据伦敦的投行Grisons Peak数据，截至今年6月，过去一年里，中资企业在收购或投资境外港口项目上花了201亿美元。而2016年6月前的一年，中国对境外港口项目投资为99.7亿美元。一年就翻了一番。
在许多行业、企业被官方点名批评时，港口和海运异军突起，背后其实是一个集合了经贸、发展和安全的大格局。
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大陆国家，它的全球交通体系在科技进步的支持下，展现更多陆相文明的思维。这不但打破了西方确立的全球经济地理格局，也为自身地缘政治战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和支撑。
世界性大国，必须有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交通体系。
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交通体系，全部是以海运为主体的，西班牙、英国、美国概莫能外。中国重构全球交通体系，同样是从继承这一体系开始的。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投资的瓜达尔港、马来西亚皇京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和吉布提港均堪称全球“战略支点”，是中国构建起全球海运体系的关键动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海外收购的港口已超过30个。
01
中国是当代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它首先就反映在对外贸易上。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真正开始享受全球化的开始。中国从全球第6开始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跳跃，到2013年上升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并延续至今。支持中国全球贸易是海洋，中国90%的贸易额是由海运完成的。
对海洋的依赖，对中国掌控海洋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事实上，中国早就认识到了海上交通线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只是因为早期力有不逮——既没有钱，中国海军力量也够不着——无法实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样的目标，这对一个传统大陆国家而言是划时代。
2013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出访东盟时发出了建设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中国由此拉开了重构中国海上交通体系的序幕，也为中国港口和海运企业出国投资，提供了政策层面的支持。
今天的海上交通体系是由美国建构的。以中国为中心重构的第一步就是，部分调整、重建这一体系，使之更符合中国贸易安全的需要，降低对西方控制的海峡、运河等交通要冲的依赖。
先看看全球最主要的航运要道。
再来看一下，全球航运路线图。以及美国人根据繁忙程度、地理条件、就近控制原则所确立的全球海上交通节点（图中的黑点）。
在五角大楼的规划中，14个节点必须置于美军及其盟友的掌控之中，已达到控制全球海运网络的目的。同时，它们也是维系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和证明。
事实上，由于指挥控制武器系统升级，全球海运节点已经经历过几次调整缩减。
从图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全都位于中国贸易最繁忙线路的咽喉上。
中国是现存全球海洋交通体系的受益者，在海盗最猖獗的海域，因为美国海军的存在，中国货轮也不用太担心收到滋扰；但这个体系也给中国留下了最深的痛——“银河号”事件，以及冷战时代动辄以封锁相威胁的最深的警惕。
毫无疑问，要成为“海洋强国”中国必然要确保在和平时期，无碍地利用这些交通线路——尤其是在美国正准备全球收缩的时候；在非常时期，交通要道被卡死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贸易线路不被封死。
中国该怎么办？
02
中国选择了走出去投资和收购海港，获得当地的海港经营权。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投资、收购的港口早已遍及全世界。
甚至也包括美国，中国投资了休斯顿、迈阿密、西雅图等港口。可以看到，中国的港口投资范围远远超过“一带一路”60多个国家的范畴，这是一次真正的全球布局。
中国志在建立自己可控的全球海运新格局，减小西方航运对中国贸易的束缚。
面对世界重要航线要冲被西方控制的局面，中国放了几个大招。
a）大破大立
有一些扼住中国贸易线路咽喉的要冲，需要行非常之事来冲破其制约。
例如针对巴拿马运河，中国人探讨了尼加拉瓜运河以及横穿南美洲大陆的两洋铁路的可能性，可以让巴拿马不再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唯一选择。
还有面对“马六甲困局”时，中国希望有替代方案。传了两百多年要开凿的“泰国克拉运河”，目前似乎正处于最接近开挖的阶段。过去，无论是技术、资金，还是泰国国内政治和邻国反对（新加坡），都使其无法实施。近年来，条件逐步成熟，或许终有一天能开建。
b）曲线救国
当然，几百年来形成的交通咽喉的阴霾，并非那么容易被“破”掉。此时只能在这些地方加强存在，无论是新建港口还是入股已有港口。
在新加坡附近的马来西亚马六甲，中企计划建立未来马六甲海峡最大的港口——“皇京港”，以降低过往中国商船对新加坡港的依赖。
在直布罗陀海峡，中国租借了附近的摩洛哥丹吉尔港，在传统交通要道建立自己的根据点。
对于北极走廊航线的布局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希尔克内斯港均位于北冰洋沿岸，分别是俄罗斯、挪威的深水不冻港。
如果中国企业能按计划参见当地深水港建设项目，并获得长期的租赁权，能为未来北极航线的贯通起到关键性作用，这将使中欧之间的海运距离比传统的地中海-苏伊士运河-马六甲航线缩短2800多海里，航行时间减少9天。
c）陆权智慧助力海权
作为传统“陆权大国”的中国，在走向海洋时首先出现了很多陆权国家的特征。这也是中国智慧在全球海运体系构建中的“绝招”。
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瓜达尔港时，背后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陆路资源运输线，将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中东石油之海运压力大大减小，于海峡临近的瓜达尔港登陆后，通过陆路运输到中国境内。
类似的例子还有缅甸的皎漂港。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正是设在这里。直接通过管道运输到云南，可以避免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海运。
上述两处对海洋运输线路的“改造”，也都体现了中国传统“陆权国家”的特色。
中国建立自己海运棋局的思路已初步形成，并逐步付诸实施。
03
历史的呼应有着惊人相似，目前中国的全球港口网络是对历史逻辑的延续。
西汉时期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的驿站，直通西域。当时中国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与西域和中亚诸国，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两千多年前的驿站，就像今天的港口，里面有官兵驻守、有信息（情报）交换，还可以提供商人住宿、换马等“服务”，许多今日的历史名城，就是当年驿站发展出来的。
而今日之中国，已于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贸易范围早已从汉朝的“西域”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然而中国的“驿站体系”还未建立起来，与中国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很不匹配。
今日投资比雷埃夫斯、吉布提等通西方。编队除进行装备检修和物资补给外，将补充燃油、淡水以及各种新鲜蔬菜、水果等物资，并有序组织官兵轮流上岸休整。
中国开始海权与陆权并重时代。
海运依然是国际贸易运输的主要方式，大河文明的中原王朝开始走向“海洋强国”之路，在海权依然占主导、本国海岸线长的情况下，中国不会缺席。
中国正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海洋驿站体系”。
发表于 2017-7-24 09:0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