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每逢大危机都能力挽狂澜？》为什么中国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马克思早年说，我对于人类历史五阶段的分析不包括东亚。在遥远的东亚，由于高山、大海、荒漠的阻隔，根据欧洲历史形成的这些学说，本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等等，他们都没有到过那儿，遥远的东方完全可能是人类另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不适合用简单的五个阶段概括，所以马克思暂时给一个假说，亚细亚方式，Asiatic Mode。 《虚假，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经济增长强劲！》部分中国媒体不应当特朗普的传声筒，反复替其宣传“美国经济实现历史性的增长”的不实说法。特朗普在联大演讲遭到嘲笑更具有真实感。对特朗普政府的任何言论分析的出发点应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一旦了解这一点，那么就会明白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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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每逢大危机都能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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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马克思早年说，我对于人类历史五阶段的分析不包括东亚。在遥远的东亚，由于高山、大海、荒漠的阻隔，根据欧洲历史形成的这些学说，本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等等，他们都没有到过那儿，遥远的东方完全可能是人类另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不适合用简单的五个阶段概括，所以马克思暂时给一个假说，亚细亚方式，Asiatic Mode。
中国真正的优势究竟在哪里？我们经常说的“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但能真正理解的又有多少人？ 本文为温铁军教授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上的演讲，读完此文，让我们可以更加全面的审视脚下的这片土地。 什么是中国的独特国情？ 首先，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也可以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 我们和巴西比较的时候发现，巴西是一个殖民化的大陆国家，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陆国家，这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原住民的多少，我们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5%，30%多是混血人口，60%多是外来的殖民者人口和他们的后裔。 同理，很多人今天研究美国，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对不起，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2%。我们如果像美国那样我们会怎么样？你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先把你自己作为原住民减少剩下不到2%，再说能不能照搬美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个前提条件。如果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国，那亚洲是什么？亚洲是没有被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这就发现，北美、南美都是殖民化大陆，澳洲也是殖民化大陆，对吧？ 这个世界上由此至少可以有一个三分天下的感觉。 ——殖民地宗主国在哪儿？欧洲 ——殖民化大陆在哪儿？美洲、澳洲、半个非洲 ——原住民大陆在哪儿？亚洲。 三者的经验是否可以互相照搬？有人主张可以，我说前提是先把原住民人口大规模减少或者外移，这才有可能。 大农场是外来殖民者的产物 当我们讨论农业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只要我们推进农地的私有化，就会通过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农场，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有谁注意过，世界上大规模农业没有一个是通过市场的？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也是，请问这些大农场的国家中哪一个是原住民当农场主的？找出来我去学习学习。麻烦就在于你找不到。这些大农场被谁占有呢？外来殖民者。 在亚洲找不找得到大农场呢？找得到，菲律宾。为什么？被殖民化了400年。你去调查，菲律宾原住民在农场干什么？当bondary laborer，相当于包身工。农场主谁呢？外来殖民者。 因此，可以借鉴，可以分析，可以比较，可以讨论，但是不可以照搬。 而中国不仅是一个原住民大国，并且是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国家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 运行百年和千年的制度如何比较 跟欧洲的领导型国家、德国，他会说各个方面如何制度优越，只要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不好回答了，“请问你们国龄多少年了?”应该很多人懂啊，德国哪年立国？1832年。距今多少年呢？100多年。是一个年轻国家。在此之前德国是什么呢？是个地理概念，300多个小邦，讲着各种不同语言。这是欧洲领导型国家。 如果你说他的制度优越，我说你这个制度运行上千年再说，现在才运行一百多年，我这儿是五千年啊？你那儿是100多年啊，大家说美国是美洲或全球的领导国家，那美国多少年国龄？1863年打完南北战争才有现在的版图啊？此前100年也不是现在的版图，1845年打下了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几个州才有现在的版图。那，美国的国龄是多少年？100多年。仅靠一两百年资本主义历史怎么能解释清楚人类社会到底哪个制度是绝对优越的呢？ 为什么中国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马克思早年说，我对于人类历史五阶段的分析不包括东亚。在遥远的东亚，由于高山、大海、荒漠的阻隔，根据欧洲历史形成的这些学说，本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等等，他们都没有到过那儿，遥远的东方完全可能是人类另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不适合用简单的五个阶段概括，所以马克思暂时给一个假说，亚细亚方式，Asiatic Mode。 接下来，如何看待我们的当代的各种问题。 先谈民国的危机及败亡 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民国的黄金增长，民国经济史上叫“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怎么中断的？被192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断的，那时候就是输入型危机。 民国的黄金增长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现代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因为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地主，变成工商业地主，于是地主把原来的秋后算账，也叫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就是春前交租，而且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被现代经济击垮，于是乎社会上先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痞子横行、土匪蠭起。这是对内造成的代价。 那么对外呢，192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一爆发，中国当时是白银币制，海外白银价格抬升，中国就出现白银外流，导致通缩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于是民国经济进入衰退。 政府怎么办呢？也得顶层设计，深化改革。一帮海归设计出什么？跟今天一样啊，设计出现代货币体制，放弃白银改为纸币。但是接着，1935年废弃白银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占领华北，东亚转向战时经济，改用纸币第一年1936年尚且没有改变通货紧缩，但到第二年1937年，日军全面进犯中国，政府必须把有限的贵金属和战略物资拿去给美国人换来军火，而这时候美国人正在支持日本军火，占日本打中国的军火的48%。 这种情况下迅速形成的是从通货紧缩转化成通货膨胀，民国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路通胀到1948年。于是，再次由海归们搞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借来美金追求进一步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早年的改革，1935年发行的币制，初期货币票面值小，后来通货膨胀变成几百万，再到改成金圆券时恶性贬值的新疆票，票面值60亿元才折合金圆券一万元，通货膨胀到了多少千倍。 民国真正垮于什么？工业化城市化为主的现代化形成巨大成本，无处转嫁。于是民国先亡于现代金融、现代财政，没有现代金融，没有现代财政，国民党士兵可是拿钱的，于是乎没人发军饷。你不可能成捆的把那个毛的票子送给士兵，没地儿藏啊。没人发军饷，军队就不打仗了。 注意，没有现代财政金融就没有现代军队，因此，民国真正败亡的原因乃是现代化成本过高。 1949年土地改革去现代化 我们的党是怎么胜的？靠农民革命。那是什么革命？农民几千年都要求“耕者有其田”，几千年都搞土地革命。那么，土地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吗？历朝历代哪一位开国之君不实行均田免赋啊？之后就会慢慢出现豪强大户占田，对不对？于是乎中兴重臣干什么？抑制豪强啊。否则，如果中兴重臣被“清君侧”，豪强没有被抑制住，这个朝代必然败亡，如果中兴得逞，再延续个百儿八十年。一般情况下，一次均田免赋构成200年朝代周期的制度基础。 土地改革意味着什么?人均分地，人均分地意味着“去现代化”。听说过这个道理吗？ 1949年土地改革叫做去现代化，使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没有关系了，党在接手政府只需解决不到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多么小的负担啊？同时，因为给农民分地，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你打仗，而且国家要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就是建立财政金融的物资基础。 因此，我们在1950年延续自民国的高通胀危机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当时新中国的银行存什么？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千万别理解错了，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老百姓抱着白米、白布、白布去银行，而是银行给出一个价值指数，老百姓去存的时候能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得时候还能买等值的这些东西。当年，货币、公债和军公教人员发小米，叫三折实。这套折实体系依托于什么呢？广大农民因耕者有其田而恢复了历朝历代都有的生产积极性。 那么，客观地说1949年我们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民国的现代化危机。而其他大多数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的国家，一旦革命成功之后，立刻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无法对付城市贫民窟人口的贫困。中国怎么对付？无外乎就是土地革命让农民回家分地了。 当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危机严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论谁当领袖，应对办法很简单，只要再答应一回农民可以平均分地，只要不把小农基础给破坏了，农民一定高高兴兴回家，今天中国户籍农民人口仍然占70%以上。70%的人问题相对被缓解，政府主要解决的就是这30%的城里人的问题。 大家觉得不太现实，我也觉得不可能那么简单。但是，新中国历史上做了两次，毛泽东做了一次，1949年，解决危机没有？解决了。当时西方国家都不认为他可能解决危机，愣是解决了。 接着问各位，1980年邓小平搞的大包干，是不是又一次按人平均分地到户，和毛做的是不是一样的？只不过上一次叫土改，这一次叫改革开放，那次是占总人口88%的农民，到1980年是85%的农民。85%的人口回家分田种地，农民就“说有吃有喝不找你”。 看看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农民的顺口溜，跟1949年的故事是一样的。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至于大包干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那是后话。如果看历史的经验，其实有很大的可比性，如果你把发展中国家拿过来做比较，也会有很大的可比性。 高失业率下，政府成功化解了危机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我拿这个现象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问西方人，请问，如果你们有2500万人失业会怎么样？西方人很直接的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没了。 西方都说China collapse，即中国崩溃，说了无数次，遭遇危机的这个阶段就应该崩溃。不仅这个阶段有2500万失业，上一个90年代有4500万人失业，听说过吗？中国怎么解决的？ 查统计数据没有，不表现为统计上的失业。为什么呢？统计上叫做登记失业率，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不叫失业，也有叫在岗学习，待岗培训，因此，不登记为失业的数。还有80年代我们也是4000万失业。你们知道吗？我就是4000万回城待业的知识青年之一，没听说过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国。 中国的很多事情，归结为是原住民人口密集的国家，没有把原住民大规模消灭，中国近3亿打工者这种流动情况在世界上任何殖民化大陆都不可能发生。问问美国多少人失业?如果超过百万级规模，就受不了。在中国这儿多少?1960年以来每次危机都是几千万失业。不都得受着吗? 当年美国制裁，邓小平跟美国特使对话的时候说：我是法国留学，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我比你还会背，但是我给不了，因为现在中国这儿人太多。这样吧，我给你送去两亿人，请你给自由、民主。好啊，当然好啊。美国人一下愣了，这什么意思？正好这之前王力雄那本书《黄祸》在美国出了，11次印刷，用的书名是西方人的“中国想象”。王力雄告诉西方说，一旦中国人四散开来，这地球最先就受不了。 当时情况很僵，杨尚昆在邓小平旁边打圆场，说：小平同志，你开口太大了，给他两亿，他怎么受得了呢？他的GDP立刻就下降，他的社会福利保障也马上就不存在了，不能给两亿。我看这样，少给点，5000万吧。我们当时全部在海外的华人总人口才不过5200万！ 需知，中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对外殖民的国家。对此，今天很多人、包括著名外交家都在说，早年郑和下西洋，中国人的祖先干嘛去了？扪心自问，难道你是一个对外殖民扩张的国家吗？文化虚无主义到这个地步，就恨祖先没对外殖民扩张。这叫做没文化啊！就怕知识分子没文化。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将来你们长大，不，现在你们都长大了，将来你们顶事的时候，千万长点文化。 以上分析是说30年代民国应对西方1929-33年大危机，没对付得了，导致民国走向高膨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现代化成本过重，向农村转嫁不了，因为农村已经被工商业资本搞乱了。所以，民国垮了。 知道我们上一次遭遇输入型危机怎么软着陆的吗？ 2009年全球大危机爆发，中国沿海大批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问各位，你们满网上去搜，看看哪位高官，哪位大学者讲过中国是怎样对应2008-09年的全球大危机的？这是中国的宝贵经验，但是几乎没有谁认真把中国应对全球大危机并且成功的化解危机的经验告知给世人，请问，这算有知识生产吗？高校的知识是本土吗？是依托于中国经验形成的吗？ 好了，不批评他们，先说我们怎么解决的。 解决危机的中国经验 中国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对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贸出不去了。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全在库里。怎么办？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税一转，鼓励农民买这些商品，只要农村户口，立刻享受13%的价格折扣，而且告诉农民说，这优惠政策只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一买，百户彩电拥有率达104台！这样，靠着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了出口不畅的危机。 然而，这还是一个小的政策，只是把补贴外国消费者补贴给中国老农民。 前提是什么？买彩电得有网络，否则全是雪花啊。买洗衣机得有水是不是？买冰箱得有电对不对？温家宝一上台就认同三农，在我所了解的领导人当中他是非常重视农民利益的，从他担任总理那届开始，政府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温家宝在政治局2005年9月会议上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2006-2009年，三年过去，已经向农村投了几万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2015年，国家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投资，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又实现了城乡再平衡。 但是，向农村基本建设做投资，是几乎没有回报率可言的。那私人资本干不干？当然不干。谁能干？只有国家干。 例如，国家电网向农村送电，80%线损率不能向农民多收一分钱，农电只能亏损，由国家电网抗着，若演化成坏账，则只能国家银行背着。我们听一般知识分子讲国有企业没效率，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因为，国家往农村修路，修到村里去了，敢跟老农民要养路费吗？敢在村口设一个卡子跟农民收费？收得着吗？真去收，一扁担打趴下你。收电费，说你多耗80%，多交80%以上电费，收得着吗？也收不着。往农村通水、电话、宽带，实现农村五通的过程，几乎都是国家干的。不是不邀请私人资本干，也给补贴，但私人不愿意干，回报率太低，回收太慢。 于是，当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输入型危机，规律不可抗，2008-09年是全球危机，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我们当时叫“进口通胀”，单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没用。这时候，只能靠看得见的手，美国就是一手增加国债，一手增发货币，用增发的货币买增发的国债。 中国也如此。不同的是，中国把这套增加的流动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设当中去了。只要还有投资空间你就赢了，没空间就输了。所以林毅夫当世界银行行长之前告诉大家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广大，当了几年世行副行长回来又说，中国还有20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内陆空间壮大，这得感念秦始皇老爷爷，从他那时候，当然他也太残酷了，让我们知识分子骂了他2000多年，但是，他干了一件大事，统一。从此有了这样超大型的大陆国家。 多说一句话，秦汉之际中国就告别了封建制度，以后别再说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有2000多年封建的包袱，我们2500年前就告别封建制，进入郡县制，或者叫做中央集中制。汉初又做了分封，发现不行，还得平七王之乱，于是汉承秦制，继续郡县。我们早已告别封建，马克思研究的欧洲是黑暗的千年封建，千万别拿欧洲史来套中国，那叫历史虚无。 我们当时是“上下两制”，一是皇权设到县，二是县下乡绅自治。因此，中国告别封建制以后就是两套治理，一套中央皇权依赖郡县制度，另一套是乡土中国依赖乡绅自主治理。 并且，这两套治理天衣无缝的整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的共生。这些东西不在你们的教科书里，只有我们这些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人才提得出来，如果困惑于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理论，我们将无法理解这500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好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麻烦是试图用皇权直接下的老百姓炕头的办法，那得多高的治理成本啊？打算把国家治理一直管制到户，有病啊？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的。所以说，除非让农村恢复村社自治，这个国家稳定不下来。恢复村社自治的前提条件，要像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一样，均田免赋，我们是1949年均了田一直不免赋，一直到2006年温家宝当政才免赋，隔了多少年？47年，才免了赋，半个世纪左右。我们并不比人家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先进多少！现在，只要把这套历史继承下来，今天也仍然是开明之君啊。为什么非把他们都否定，都反动，就因为你引进了一套西方意识形态啊。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看我们自己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套路，如果按民国那种比我们西化得多的办法早就垮了。 我们现在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恰恰是结合中国超大型大陆国家内在的多样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更不可能消灭几千年传承的农业文明。 首先是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大农场制度，我老是问大家，能用美国的farmer套到中国的农民头上吗？能说Chinese farmer？farmer，是farm农场加er，应该译为“农场所有者”，中国农民能叫farmer吗？我们的农民英文是peasant，这个概念恐怕要延续很多年。 看看日韩啊，日本95%的城市化率了吧？农村不还是小农经济吗？还是田中角荣的田中之梦吗？让日本农民每户达到两公顷土地，田中的梦想就实现了，两公顷土地就是30亩地，还不是跟中国农民的梦一样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你无外乎就是把牛改成小型拖拉机。 客观的看，日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韩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包括本国台湾，到现在依然是小农经济。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是数千年文化。即使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因为5000多年来的国家历史，上万年的中国文明都是农业文明！ 实际上，中国人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近代中国折在什么上？都折在一个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想学西方就得先学西方向外转嫁成本，如果没有办法学，如果只能成本向内转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 我拿了很多国家级研究课题，怎么让已经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现实意义中的非对抗。能不能转?如果以前能转化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等等，这是归纳分析中国人的制度经验。 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 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的1998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公开讨论了中国进入生产过剩危机，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我记得当年北大经济中心，我那时候在政策部门，看到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是进入二次大战的主因，若中国不想打仗，就得搞新农村建设。若然，新农村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所以水木然认为西方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打仗，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新农村建设。走出危机的主要方式要靠以国债投资为主开展新农村建设。 中国在9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两次遭遇生产过剩危机。 既然已经连续两次遭遇工业化阶段生产过剩危机，而且靠的是统筹协调，利用的是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地理纵深这种内生性优势走出来的，那现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做战略调整是什么？是生态文明。 随之，2015年10月份出台的新的改革思路，叫做深化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针对的就是百年来工业化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所以，中央的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已经越来越明确开始强调利益结构多元化。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讲利益集团多元化，利益集团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所以，中央一定会举起反腐大旗。 中央战略转型是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教训积累所形成的。如果不转型将无路可走，因为中国不可能向西方的殖民化大陆那样，把成本向外转嫁。我们得接受西方国家的教训，既不能进入战争，又不能破坏自己的工业基础。所以，我们得朝着多样化的生态文明转型。 整个世界的趋势也很清楚，是从6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增加，人均真实GDP每十年就下一个台阶！注意，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同期，金融泡沫化不断增加。 通过国际贸易导致我们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抬升，因此叫进口通胀，不仅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而且导致银行必须抬高利率，官方利率抬高导致下层社会高利贷——县以下高利贷是普遍化的——整个要素价格随着资金价格上升而不断上抬，这种外部力量对要素定价，不是内部因产业自身的原因导致定价变化，这就使得实体产业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人们只在国内说产业问题，恐怕是没捉到病根。 总之，实体经济的低收益就变成当前新常态，现在谁干实业谁倒霉。这是客观情况。那就会出现资金析出，进入投机品市场，房地产和股市投机越盛，社会高利贷越盛行，这是相辅相成的。 同理，国际资本进入期货市场直接影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原材料价格，导致地方债的上升，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也是这种病因所造成的，国家就得宏观调控，但是债务与利率都上升，宏观调控就面临两难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国内的资金价格高，调控困难，导致海外低息资金大举进入，正好“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海外资金一进来直接打垮国内高成本资金，当有人高歌着高盛养猪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告诉他们，高盛来根本不是养猪的，是携带着海外几乎0成本的资金来打你的。没点起码的常识，就说你看连高盛都来养猪了，可见我们的养猪业有多大的市场前景？完全不看中国的畜禽养殖业是严重过剩的。 海外投资我们几乎无法竞争，因为人家资金价格太低，我们又主张对外开放，于是有通过投资实业达到曲线收购，导致我们现在21个大类产业2/3是外资超过绝对比重，苦哈哈干半天，人家不是来剪羊毛，而是连羊都占了。辛辛苦苦放了一堆羊，还得压制反抗，可2/3是别人的。 接着看，人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海外投资的高收益回流资本市场，又造成资本市场高收益，所以美国的所谓标普500股票的指数经常是高的，按说应该低，但因为海外收益高，所以就带动美国股市长期在高点上。有人据此抱怨我们的股市上不去，因为经济学家没解释清楚这种输入型危机。 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做什么？这条虚线告诉人们，我们其实用环境代价，劳工社会成本代价在向他们做极低价格的商品输出，来帮它维持低通胀。 各位，你们知道美国的低通胀绝对不是说没有通胀基础，美联储大量印发货币，当然有通胀基础，为什么不爆发通胀危机？是因为它得到的商品不是自己生产的，全是发展中国家几乎白送给他的。平均每个美国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一年能够消费12件中国产衬衣，7双中国产的鞋，几乎是白送吗？低价甚至白送，就帮它维持低通胀，所以他们是坐享其成啊。我们帮助美国维持了他在世界货币市场上一哥的地位。 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我们是革命战争打出来的国家，我们国家对支持革命的人民承担无限责任。即使不发工资，公务员照常上班，5+2，白+黑，谁敢不上班吗？老师也一样，当年饿得昏倒在讲台的时候不也讲课吗？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这种上层建筑，应该依存于什么经济基础呢？只能是也承担无限责任、替国家做逆周期调节的国有经济。由此当然会出现效率低，因为干的是国家战略。当然会出现占压贷款，所以要有国有银行啊。 我讲一个故事，我自己在中国农业银行担任独立董事，有一次我们董事会讨论一个投资项目，因为中国的光伏产业受到欧洲反倾销，所有出口定单全部撕毁，那根本就不是贸易壁垒，如果相信市场经济，那对不起，中国光伏产业应该立马破产，全部贷款应该变成银行坏账，然后所有的工人全部解雇，这才叫市场经济，对不对？那中国怎么办？国务院一声令下，中农共建四大行组成银团贷款，维持私企为主的中国光伏产业的生存。 维持到什么时候？维持到重新恢复海外市场。中国现在光伏产业仍然世界第一吧？怎么维持的，就靠国家的逆周期调节，这是对国家经济安全承担无限责任，靠谁？靠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基础。 我作为一个几代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也满脑子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然而中华民族面临如此严峻全球化挑战，能只听自己心里面那些观念么？得看看国家怎么办啊？ 有人说，我们还是莫谈国事的好，那还是因为你没弄懂。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因此，想政治改革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应该改革成西方政府那样，有限责任政府，没税收，就停摆，甚至政府破产。看看底特律，那是我当年在美国进修的地方，连警察都歇了。为啥？没财政啊，这就叫做有限责任政府。学啊？问问老百姓，愿意吗？ 再说一句，你们有谁相信中国的中农工建四大行会破产？为什么没人相信？因为历史上几次发生过必须破产的那种关头，都没破啊，最典型的就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爆发，突然紧缩，中农共建四大行，不良资产全部在1/3以上，按说立刻破产，不是主张市场经济吗？他们该破产。当年怎么做的？你们讲金融的老师讲过吗？中央成立四大资产公司，把不良资产全部买断，再注资，让他们变成符合巴塞尔协定的银行，再改制变成商业银行。 至今告诉各位，为什么它们还是承担国家无限责任的国有企业呢？是因为80%以上的资本是官方的。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银行行长，董事长都会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也是大股东说了算，谁是大股东？国家。所有的其他投资人加在一起不到20%。大股东是国家，当然国家意志就是你的意志。 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 在东亚的日韩，中国大陆、台湾，还包括越南，都叫做稳态社会结构，为什么?因为尽管日韩台没有毛泽东，越南也没有，但是他们都做的一件事跟中国一样，就是平均分配土地。 二战之后，美国占领军的刺刀逼着日本地主放弃地权，日本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国民党七八十万军队的刺刀逼着台湾的土地主交出了地权，平均分配给农民了。越南战争打出的政权，平均分配土地。中国大陆不用说了，包括南北朝鲜都土改。 总之，东亚社会全干了一件事：平均分配土地。之后就全部是稳态社会。日本自90年代后进入停滞20年，几乎零增长，日本有社会动乱吗？为什么没有？因为城市经济六大综合商社，财阀垄断。而农村经济有人叫合作社，那是按西方教科书编出的说法。 日本农村经济是高度、全方位垄断的综合农协，不仅垄断经济，也垄断政治，所有选票都包了，还垄断文化教育，是整个日本农村最大的垄断组织，因此，日本是什么经济？至今是垄断经济。日本没事，韩国也差不多。 如果看东亚社会，其实也有叫做儒家文化圈，继承了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均田免赋，因此整个东亚社会至今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稳态结构。 比较其它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搞得了东亚的土改模式，尤其是印度，甘地想搞土改，没搞成。我十次去印度，东西南北城市乡村跑遍了，特别是动乱地区，游击区。白天警察所长陪我，晚上民兵队长陪我。这就是实际情况，北方山区政府根本没法控制，警察就那几条破枪，知道打不过，所以晚上关门了，民兵队长控制。民兵队长他爹就是被政府打死的，世仇。下边的图是反抗征地的农民运动，印度的民间基本上是不可被官方控制的。 这边是在那些低种姓人群中发起的毛主义游击队，周围这些是低种姓贫民，给个枪就去打。你们也知道印度很乱，为什么？是因为34%的农民没有土地，土地私有化。农民嘛，有个三长两短就卖地，卖掉地就去城市，去城市就是贫民窟，贫民窟就是黑社会控制，你们看到《贫民窟百万富翁》那个电影，描写的就是黑社会控制。客观上印度是不大可能有稳定的。大约2/3的邦有游击队。 再看拉美化。近20年来，中国很多人强调加快城市化，有道理。去巴西也好，其它拉美国家也好，最好去看看。大都是城市化率高达70-80%以上的，比我们现在要达到的目标高得多。 但是，哪个国家能有效治理？都不可能啊。今天我们都说巴西、委内瑞拉出现了这个那个变化，难道仅仅是石油价格下跌吗？不，是因为他们都超前城市化了。意味着雇佣一个劳动力必须支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全部成本，得能够养家糊口。 我们这儿为什么农民打工者给点钱就来了？是因为他只得到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收入。只管自己吃饱。打工者家里已经分了地，是小有产的家庭劳动力外出零风险的基础。靠巨大劳动剩余的贡献，中国工业化才成功的！ 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我给自己助手布置的课题叫刘易斯拐点偏移，为什么？因为城市工业只使用17-30岁的劳动力，不是刘易斯所说的全部劳动力。真问题就是“掐草尖”，只把农村年轻劳动力作为草尖掐走，草根劳动力承担了草尖的转移成本。 这些事情说清楚了，就知道中国为什么和拉美不一样，当领导人要把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搬到非洲，搬到拉美去时，他们能搬吗？搬不了，非洲每个劳动力的表面价格低，实际价格高得多。不是非洲人懒，是你没有做结构性的劳动力国别比较研究。 如果要是城市化率真的超过50%，中国危矣。现在只是统计上城市化达到56%。 中国的真实经验。无外乎就是我们面对生产过剩采取了对内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投资，与此同时，对内投资客观上起到一个作用。讲到中国是无限责任政府的时候请你们注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制造三大差别之后能够再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我们已经做了两个，正在做第三个。 当1997年、1998年发生生产过剩，1998年是李岚清副总理给江泽民写信，江泽民批示给朱镕基组织班子抓紧出对策。这个对策其实就是区域差别再平衡。市场经济20年，西部落后了，东北落后了，中部也落后了。 应对危机要上基本建设投资，从朱镕基到温家宝连续搞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这三个投资政策下去之后，中国实现了区域发展的基本平衡。这件事情只有承担全民责任的无限责任政府干得出来。 所以第一个差别，区域差别，或称为沿海内陆差别，已经实现了再平衡。 第二，城乡差别再平衡。 从2005年新农村建设开始，其实2002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就已经开始了，正式的大规模投资起于2005年确立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到现在11年过去了，已经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现在有一个重大变化，农村老百姓绝对不放弃户口。为什么呢？那意味着一份财产。 很多人说，他们要地没用，很多人现在已经不会种地了，可我说：种不种地不重要，连那些在海外投资创业的人当你说他家里面要分地的时候，都能坐飞机回来。我们把农村安身立命的财产叫做零风险资产。无论在外边做多大，或者有多大的失败，家里永远都有饭吃。 我们刚才说城乡差别再平衡靠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农村，今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作者提醒各位，无论政策怎么变，一定不要丢弃你老家的那些土地！ 至于百年来官方都热衷的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那要看是美国式的？澳洲式的，还是什么日韩模式？ 看看中国5000年农业，什么时候不现代化了？我们养活这么多人，西方人到中国来说只有你们的农业是最可持续的，什么是现代化，生态化的可持续农业乃最高层次的现代化农业。不可持续的农业再现代化也有害无益。 中国人实现的第二大再平衡就是城乡差别再平衡。 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学全免费还给午餐，农村中的医疗是以村为单位趸交的。因此农民的报销是全村人交的钱来报销，国家给补贴80%，村里只拿20%。农村中的各项福利，现在相对而言并不比城市差多少，有些人说我这个地方没有，那是落实的问题。国家大政方针来说，城乡差别再平衡接近于实现。 第三是贫富差别再平衡。这个再平衡是最难的，难就难在典型的中产阶级陷阱。 三大差别再平衡，如果中国真的全面实现，足以证明我们这个政府仍然是为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这样就可以拿中国经验去形成经验自信，再进而形成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你去比啊，西方能实现三大差别再平衡吗？一般发展中国家连医保和社保都建立不起来，那你还比较什么？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如果知识分子真承担起了知识生产责任，就应该把这些化危为机的经验研究做出来。（文章来源：察网（ID：chawangzg）；文章作者：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形势分析
中国有信心迈过贸易摩擦这道坎
【研究员】：
自4月3日美国公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产品清单以来，国际国内的舆论呈现出多种看法。美国政府相关人士在多种场合不断抹黑中国经济，提出了诸如“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指责。熟悉美国经济史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词语也完全可以概括美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激励，将极大地革新中国人对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力、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认识。中国将更加立足于自身的改革创新，进一步带领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形成与世界其他地区更加良性的互动关系。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激励，将极大地革新中国人对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力、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认识。中国将更加立足于自身的改革创新，进一步带领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形成与世界其他地区更加良性的互动关系。 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自4月3日美国公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产品清单以来，国际国内的舆论呈现出多种看法。美国政府相关人士在多种场合不断抹黑中国经济，提出了诸如“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指责。熟悉美国经济史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词语也完全可以概括美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 对于欧洲而言，19世纪很长时期内的美国也是一个“盗窃知识产权”的形象。按照权威的《剑桥美国经济史》的说法，“在美国内战到1929年期间，美国实施了比二战后更具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发展经济学界，有一个概括发展起来的国家如何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说法，即发达国家踢掉了带领自身进步的梯子，不让发展中国家遵循同样的路径发展。如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丑化，只不过是重复了历史上发达国家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惯例而已。美国当年也遭受欧洲的指责，但这并没有阻拦美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 面对日益严峻的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中国国内也出现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比较悲观的看法。之所以有这种担忧，其逻辑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增长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美货物贸易增长了233倍，达到5800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比例是很大，误导了一些非专业人士。 在考虑中美力量博弈，特别是中国的承受力时，首先要看中方在贸易中获益的大小，即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贸易利益依赖于美国。正如白皮书指出的，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对美贸易不平衡的61%来自加工贸易，中方在很多加工制成品出口中获得增加值占比很小。因此，中美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贸易的传统统计上看中美贸易额很大，但是中国能把控的实际利益却很少，反而是西方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得了大量的收益。美国新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中国，而是从中国贸易中获益巨大的跨国公司。 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及其与贸易的关系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只有最近两百年才迎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在此之前，人类社会一直面临马尔萨斯陷阱的挑战。在西方社会首先走出这个陷阱之后，一度也有二元经济现象，即城市发达的工业化经济和农村相对落后的经济模式的对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长，很快就进入了新古典描述的经济增长阶段。 按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的分析，过去两百年西方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速为2%。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经济增长成为西方国家公共政策的首要目标，西方也进入了一个罕见的高速增长时代，由此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发展中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度。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最初认识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作用，后来越来越认识到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一国经济的增长一般是从依赖于有形资产转向依靠无形资产。而在分析无形资本方面，理论上的认识也是多样化的，比如文化传统、法律规范、组织能力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等起到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贸易本身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并非源于贸易，西方理论界对此已有明确结论。20世纪后半期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快速出口相联系，很多人认为不参加国际贸易就无法获取经济增长。但是，理论研究表明，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复杂，更多时候贸易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此而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贸易能起的作用将逐步缩小，反而是国内的改革创新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主要取决中国人的决心和能力。 从20世纪美国经济成长的经验来看，国际贸易的占比并不是很高，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国内，除了继续利用国内的自然资源之外，主要是创新和改革，特别是开发人力资源。例如，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占到人口的四分之一，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比20世纪40年代增长了7倍。从人均受教育年限看，目前中美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中国2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年，而美国这一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约为14年。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自己培养的中高端人才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白皮书提到，中国有2613所高等学校，10.9万家各类研发机构，超过621万研发人员。充分利用好这些人力资源将有力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正确认识美国矫正全球化的意图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之即，中国国内甚至出现过一种令人诧异的声音，认为是中国炫耀自身实力才招致了美国的报复。客观来说，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而言，在国际经济关系上还没有碰到过这么严峻的局面，一开始出现一些消极情绪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调整全球化并不以某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全球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必然结果。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爆发危机，危机本身是对旧的政策和制度的一种调整，未必都是坏事。 美国政府不仅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也打压其众多盟友，要求调整贸易关系。对美国来说，继续承担开放性世界经济领导者的能力与意愿都在弱化。美国政府一意孤行的做法正在摧毁美国的霸权基础，特别是美国的软实力。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并未发生显著下降，但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却大不如前，人们对美国能否兑现其国际承诺已经产生很大的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危机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跳出原来的框架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国内因素造成的，但国内之所以能够形成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美国跨国阶层之所以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也与美国的国际战略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二战后欧洲顶尖人才的流入，没有美苏竞争导致的美国高等教育和研发的快速投入，美国难以积累起高质量的人才体系。 如果没有美国的权势地位，美国跨国公司就难以经营发达的欧洲市场。对美国政府来说，要否定美国先贤创立的成功之道并不容易，“改旗易帜”就更难了。但是，对大多数美国中低收入阶层而言，又难以跟得上跨国阶层的步伐，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美国的社会矛盾仍将继续积累，而寄希望于外部调整来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行不通。因此，尽管中美经贸摩擦将造成一定程度的“脱钩”，但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不会崩溃。 美国这一轮矫正全球化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在于，我们要更多立足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充分利用我们的人力资源，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按照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中国沿海地区有5亿人口已经跨入高收入行列，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取决于无形资本。立足于这一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仍可期待。（文章来源：参考消息；文章作者：钟飞腾）
虚假，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研究员】：
部分中国媒体不应当特朗普的传声筒，反复替其宣传“美国经济实现历史性的增长”的不实说法。特朗普在联大演讲遭到嘲笑更具有真实感。对特朗普政府的任何言论分析的出发点应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一旦了解这一点，那么就会明白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目的所在。
部分中国媒体不应当特朗普的传声筒，反复替其宣传“美国经济实现历史性的增长”的不实说法。特朗普在联大演讲遭到嘲笑更具有真实感。对特朗普政府的任何言论分析的出发点应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一旦了解这一点，那么就会明白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目的所在。 美国正在两条战线上与中国进行贸易战。 • 首先，美国正对中国外部经济进行攻击，主要是利用关税打击中国出口。这是美国为给中国经济制造问题而设计的。 • 其次，美国试图引发中国内部矛盾。比如，利用美国宣传机构传播一些关于国际形势和美国经济真实状况的错误报道。 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手段是宣传造假，试图呈现美国经济正强劲增长的假象，以令人产生一种错觉：美国经济非常具有活力，中国与美国对抗毫无意义，因此中国应接受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照搬美国模式。遗憾的是，部分中国媒体却被美国宣传机构这种拙劣的伎俩所蒙骗，不知不觉间成了他们的传声筒，肆意传播他们的一些误导性报道，沦为特朗普政府对付中国的帮凶。 美国宣传的“美国经济正强劲增长”的说法，与事实正好相反。这凸显照搬美国错误说法的部分中国媒体的不负责任。因为现实情况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经济远谈不上强劲增长。相反，他治下的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 因此，本文旨在还原事实，实事求是地呈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经济的真实情况。 阐述事实对中国判断中美贸易争端走向，以及解释为何部分中国媒体不应照搬美国有违事实的虚假宣传，非常重要。美国对付中国，并非是因为美国经济正强劲增长，而是因为按照历史标准衡量美国经济增速降至较低水平所致。 特朗普联大自夸美国经济引哄笑，美国媒体给差评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称，美国经济空前繁荣。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我领导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我们国家任何一届政府。正如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此番言论引起全场哄笑。《华盛顿邮报》在题为“特朗普就是全世界的笑柄”的报道中指出：“特朗普2014年曾发推特称，美国不需要一个成为全世界笑柄的总统。如今他的演讲引起全场哄笑，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英国《金融时报》同样指出：“特朗普总统联大演讲引发哄笑。” 特朗普宣称的“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说法完全不实。但令人惊讶的是，部分中国媒体还是迎合他的说法。美国第二季度GDP数据公布时，特朗普自夸称“在我任期内，美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这部分中国媒体也是如此。事实上，如上所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经济远谈不上强劲复苏。相反，他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 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变化 先对反映二战后美国经济表现的最全面数据进行分析。图1和表1呈现的是二战后美国各个经济周期的增长数据。表1所示的是以时间顺序排列的二战后美国八个经济周期的数据。因为经济周期时间长短不同，所以比较数据是取周期间的年均增速（见最后一栏）。 从这些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来，美国当前经济周期增速是二战后所有经济周期中最低的。要评估特朗普所宣称的“美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的说法是否属实，就有必要做一个全面的比较。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最高年均增速是1948-1953年的4.7%，是美国当前经济周期的年均增速（1.5%）的三倍。此外，还可以看出，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所有年均增速均高于当前经济周期增速。 如图1所示，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加快（详见下文分析）。
图1 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国民帐户》表1.1.3数据计算 |
表1 为更全面清晰地反映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趋势，图2呈现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GDP增速。有必要指出的是，数据是按增速降序而非时间顺序列出： · 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GDP年均增长峰值是1948-1953年的 4.7%； · 第二高的GDP年均增速是1957-1969年的4.3%； · 第三高的GDP年均增速是1969-1973的3.4%； · 第四高的GDP年均增速是1980-1990年的3.1%； · 第五高的GDP年均增速是1990-2007年的3.0%； · 第六高的GDP年均增速是1973-1980年的2.9%； · 第七高的GDP年均增速是1953-1957年的2.5%； · 最慢的GDP年均增速是 2007 年至2018年第二季度的1.5%。 因此，图2清楚地显示，美国当前经济周期的GDP增速是二战后所有经济周期中最慢的。也即是说，“美国经济由于科技快速创新呈现活力性增长态势”或者特朗普所称的“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图2 特朗普治下的GDP增长峰值是21世纪的4任美国总统中最低的 此前对二战后美国八个经济周期GDP增速进行了分析。但特朗普总统任期只涵盖美国当前经济周期的一部分，这一经济周期也包括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任期。 仅仅比较这一经济周期数据，可能会得出结论，特朗普治下的GDP增长峰值较快，而小布什和奥巴马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较为疲软。但数据再次显示，事实完全相反：特朗普治下的GDP增长峰值较为疲软。 为便于大家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图3呈现按照美国GDP统计（年化季率增长）方法计算的21世纪美国GDP增长数据。按照年化季率增长计算，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速是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速与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作比，然后乘以4。如图3所示： · 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2000年第2季度的7.5%，这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最快的GDP增速。 · 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2003年第3季度的7.0%； ·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2014年第2季度的5.1%； · 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2018年第2季度的4.1%，不仅低于小布什和克林顿时期，而且也低于奥巴马时期。
图3 如上所述，即便按照美国GDP增长方法计算，特朗普执政时期的GDP增长峰值也是低于奥巴马、小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但按照美国GDP增长方法计算的美国GDP数据存在重大问题。这是因为： · 首先，因为仅使用三个月数据，会导致短期因素扭曲数据； · 其次，因为要把这些短期因素的影响加大约四倍，会导致它们的影响被夸大。这导致所有美国总统任期的GDP增长峰值被夸大。比如，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GDP全年增速事实上从未达到过 7.5%，小布什执政时期的美国GDP全年增速从未达到过7.0%等等。 · 第三，因为是不同的季度进行比较，为确保数据准确，需要在计算时进行季节性调整。美国经济学家以及统计机构普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迄今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当年第一个季度的数据被低估，意味着接下来几个季度的增长率将会被夸大。 中国的GDP计算方法比美国的更稳健。中国是按照同比增长计算GDP增长率，即本年GDP增速与去年同期GDP增速作比。比如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是2018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与2017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作比。 按照中国GDP计算方法公布的GDP数据更经得起推敲，原因有两方面： · 首先，以年度为基准计算，可消除天气等纯粹的短期因素的影响； · 其次，与按环比增长计算不同，按同比增长计算不需要进行季节性调整。 图4为大家呈现的是21世纪不同季度的美国实际GDP同比增速比较。可以看出，这实际降低了按照美国GDP计算方法的美国GDP增速。比如，按照同比增长计算，克林顿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为5.3%，而非 7.5%。虽然按照同比增长计算更能反映实际GDP增速，但即便如此，结果还是一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同样是21世纪的4任美国总统中最低的。详细来看： ·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GDP增长峰值为 5.3%； · 小布什时期的美国GDP增长峰值为4.3%； · 奥巴马时期的美国GDP增长峰值为3.8%； ·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GDP增长峰值仅为2.9%。 很明显，数据再次显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并非有多快，而是有多慢。
图4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 上文仅对21世纪美国4位总统任期内的美国GDP增长峰值，进行了比较。如果对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所有总统任期内的GDP增长峰值进行比较，那么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表现将变得更糟。事实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 为证明这一点，表2和图5为大家呈现的是按照年化季率增长计算的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执政时期的GDP增长峰值比较。数据清楚地表明，二战后所有美国前总统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都高于特朗普时期。 如表2所示，特朗普执政时期的GDP增长峰值为2018年第2季度的4.1%，显著低于奥巴马时期的5.1%。但奥巴马时期的GDP增长峰值，远低于其他几任美国前总统执政时期的峰值。比如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峰值为10.3%。二战后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杜鲁门时期的16.7%，比特朗普时期的 4.2% 的峰值快4倍多。 很显然，按照美国GDP计算方法计算，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位居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的末位。 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执政时期GDP增长峰值比较（按照年化季率增长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国民帐户》表1.1.1数据计算 |
表2
图5 为再次验证这一情况，本节将运用中国GDP计算方法分析美国GDP数据。表3和图6呈现的是按照同比增长计算的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执政时期的GDP增长峰值比较：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2018年第二季度的2.9%，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 可以看出，特朗普治下的2.9% 的美国GDP增长峰值，不仅低于奥巴马时期（(3.8%）、小布什时期（4.3%）和克林顿时期（5.3%），而且也低于老布什时期（4.4%）、福特时期（6.2%）、卡特时期（6.7%）、尼克松时期（7.6%）、肯尼迪时期（7.6%）、约翰逊时期（8.5%）、里根时期（8.6%）、艾森豪威尔时期（9.1%）和杜鲁门时期（13.4%）。 换言之，无论是按照美国所用的GDP计算方法，还是中国和大多数国家所用的计算方法计算，数据都再次显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都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 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执政时期GDP增长峰值比较（按照同比增长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国民帐户》表1.1.3数据计算 |
表3
图6 美国经济周期将经历下行 虽然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但他敢宣称“美国GDP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的唯一原因，是与2016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速降低至1.3%的极差表现相比（图7）。但图7同样表明，2016年美国经济放缓，以及此后的复苏，完全是美国经济周期的正常波动而已。 详细分析美国经济周期趋势可以看出，美国长期平均增长率为 2.2%。但当然，美国经济周期是围绕这一范围内上下波动。美国最近的经济周期低谷是2016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1.3%，比其长期增速低0.9%。假设美国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顶部，要维持长期平均增速，美国GDP年增长率就必须超过长期平均增速0.9个百分点 ，即要达到3.1%，而这实际上高于2.9%的最新增速。因此，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2.9%并不算高。 特朗普宣称“美国经济实现历史性增长”的说法，仅仅代表美国经济周期的正常波动而已，丝毫不会改变他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这一事实。 图7 此外，随着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呈现态势性好转后，美国经济周期将经历下行。事实上，这可根据美国长期平均增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做的预测数据预测到。正如图8所示，根据IMF预测，继2016年全年GDP同比增速（1.6%）的极差表现后，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速升至2.9%。但在这之后，2020年美国GDP同比增速将降至1.9%，2021年则将降至1.7%——这是美国经济周期的正常波动。 图8 要认识这一趋势对美国内政的影响，就有必要了解美国人口增长率相对较快——2017年美国人口增长0.7%。图9呈现的是2017年美国人均GDP实际增速，以及IMF预测的2017年后的美国人均GDP增速。根据IMF预测，2018年前美国人均GDP增速将升至2.1%，2020年将降至 1.1%，2021年则将至0.9%。也即是说，美国人均GDP增速实际上显著低于美国GDP增速。此外，由于美国不平等加剧，美国大多数民众的实际收入增速低于美国人均GDP增速。 由于美国人均GDP增长放缓，美国内政动荡仍将持续，正如2016年以来美国国内尖锐冲突不断一样。 图9 结论：部分中国媒体不应当特朗普的传声筒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将对中国和美国内政产生诸多影响。但分析这些影响的前提是论述事实，这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事实显而易见。特朗普治下的美国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13位美国总统中最低的，美国当前经济周期增速也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低的。总的来说，美国政策将受到其经济放缓及其GDP增长峰值处于历史低点影响。（文章来源：新财迷；文章作者：罗思义）
特朗普，为什么要和中国对着干？
【研究员】：
漫长40余年间，特朗普一直是美国媒体宠儿，无论是财经杂志，还是八卦小报，他是经久不衰的主角。他沉醉于媒体关注的感觉，传闻中，他曾冒充助理，对媒体透露绯闻消息。他认为关注是免费的广告，是最好的营销，最无形的资产，他对传媒的热爱四十年如一，过去的舞台是报纸，现在的王国是推特。最终他的事业也因传媒改变。
他把许多秘密，都藏在了1987。 红色福特停在曼哈顿街角，少年特朗普溜下车，兜里藏着弹簧刀，一摁按钮，刀锋就能弹出。 那年他刚上初一，曼哈顿吞吐着炙热气息，充满大人世界的诱惑。 然而逃学和藏刀很快被父亲发现，刻板严厉的父亲勃然大怒，把他送入纽约军事学院。 那是一所私立中学，同时也是纨绔子弟流放地。 他的同学多因醺酒吸毒被送于此，因私藏弹簧刀被送来的，仅特朗普一人。 那年他13岁，经历了军事学院最严苛管理，穿军服，听口令，过军营般集体生活。 他没觉得不习惯。虽然他皇后区的豪宅家中，有23个房间，9个卫生间，但在父亲的咆哮下，日子与军营无异。 多年后，政治心理学家巴特·罗西说，父亲的专制和威压，决定了特朗普性格，也让他生性异常好斗。 在学校，他连续三年是棒球队主力，还曾参加过足球队和橄榄球队。他喜欢一切形式对抗，无论肢体上还是口头上。 学校里的老师多是二战老兵，遇到不从便暴力解决，严重违纪者直接送上拳击台。 特朗普对此念念不忘，数十年后参选时，他对着狂热的人群高喊“我喜欢以前的日子”。 他指着一个试图打断他说话的抗议者，“知道以前怎么对付这样的家伙吗？他们会让他躺在担架上出去，伙计们。” 中学毕业后，特朗普就读福坦莫大学，他一度想学电影，后来转去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进修当时稀少的房地产专业。 毕业后，他开始接班父亲地产王国。 那个位置原本属于他大哥，但大哥不堪父亲训斥，跑去当飞行员，后因压力醺酒，丢了飞行执照，混回公司后郁郁寡欢，43岁便死于醺酒过度。 特朗普不同，他推崇狼的冷酷嗜血，而纽约就是最好猎场。 那时的纽约，如破败的第三世界城市。白日垃圾成山，入夜暴民横行，时代广场周边密布色情影院，著名的中央火车站一度面临关闭拆迁。 特朗普选择从曼哈顿起步，收购了几块地皮，父亲嘲讽他，买的不过是“泰坦尼克的船票”。 很多年后，他抱怨父亲最初只给了他区区100万美元，口气如同一个亿的小目标。 23岁的特朗普，登上混乱的舞台，像鲨鱼回归海湾般自然。 他在政客、黑帮、富豪和工人间游走自如，手中砝码越积越多。 他重金打造的公寓，成为纽约名流们身份象征。想要傲慢地俯瞰纽约灯火，首先要有一间特朗普的房子。 1976年《纽约时报》发表了第一篇特朗普专访。 记者笔下，他牙齿雪白，西装笔挺，出入高档餐厅，环拥时髦模特，身后紧随挎着左轮手枪的保镖，如同闯入地产界的007。 那次采访中，他说成功归于才气，他是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那年，名列榜首的顶尖学生。 然而纽约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该学院1968年所有荣誉榜上，都没有他的名字。 这成为他一贯的风格。纽约市政厅的官员说，“就算是给他的舌头做过公证，我也不相信特朗普”。 世界在他浮夸言辞中高速前进，受益于美国经济复苏，八十年代，特朗普已坐拥酒店、公寓、赌场、高尔夫球场，并买下一支橄榄球队和一家短途航空公司。 1983年，纽约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开业，特朗普的家在顶楼，面积一万平方英尺。家中摆着天鹅绒家具和20世纪中期的餐桌。一部私人电梯能直达他26层的办公室。 1985年，在办公室内，特朗普看到了《纽约》杂志一篇报道，题为《一则不一样的唐纳德·特朗普故事》。 故事没有将他描述成高明大亨，而是一个笨拙的恶棍，评价他驱赶租客的行为是“笨手笨脚的闹剧”。 文章配图上，特朗普肖像面容粗鄙，胡须杂乱，且大汗淋漓。 出乎所有人预料，特朗普很喜欢这篇文章。 他把那张粗鄙肖像，打印出来，挂在办公室墙上。 特朗普用烫金信纸，给文章作者施瓦茨写了封仰慕信，“大家似乎都看过这篇文章。” 施瓦茨哭笑不得，后来他才明白，特朗普痴迷于媒体关注，而不介意写了什么。他享受成为封面人物的感觉。 因为这封信，施瓦茨拜访了特朗普。38岁的特朗普说，他准备出一本自传。 特朗普邀请施瓦茨做影子写手，这让他陷入纠结。他原本理想是做一名冷峻的调查记者。 在房贷压力下，施瓦茨最终同意执笔，按照约定，他将在每周六早上采访特朗普。 第一次采访时，施瓦茨请特朗普描述童年。西装革履的特朗普坐了几分钟后，就变得烦躁难安，“就像一个在教室里坐不住的幼儿园小朋友。” 特朗普觉得这很无聊，并快速结束访谈。 此后数周，特朗普提供内容越来越肤浅简短，“除了自吹自擂外，他完全无法在其它话题上保持专注超过几分钟”。 最后，特朗普终于失去耐心，他在受访时愤怒起身，嚷嚷着再也不想回答任何问题了。 无奈下，施瓦茨想出一个办法，他不再采访，而是旁观特朗普的工作生活，并可以监听他的办公室电话。 特朗普喜欢这个主意，从那之后的十八个月，施瓦茨成为透明的观察者。 他发现特朗普不爱读书，办公室、书桌和公寓内，从未见到一本书，他更喜欢把电视当做新闻源。 特朗普每日要给商业伙伴打大量电话，每一通都经过精心计算。 特朗普在电话中的恭维、威吓和愤怒，都有着固定套路，而在电话挂断前，他总会炫耀下他的最新成就，并从不说再见，而是以一句“你是最棒的”作为结束。 施瓦茨采访了那些通话的人，发现许多特朗普吹嘘的成就存在水分。比如他宣传赌场红火，但实际赌场已濒临破产，他说工地正热火朝天，但实际只是片空地空无一人。 施瓦茨反复提醒自己，他只是拿钱写书，他把撒谎包装为“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夸张，而且是有效的营销手段”。特朗普大为欣喜。 每日从层峦叠嶂般的特氏语录中挣脱，是一个燃烧心力的过程。施瓦茨对妻子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黑洞”。 在他眼中，特朗普的信条其实简单直接： “当你有利用价值时，他会表现得很喜欢你，没用了就把你扔在一边。这并不是针对个人的。他是一个利字当头的人，一切都取决于你能为他做什么。” 整个观察全程，特朗普从未以通话私密为由拒绝施瓦茨监听。“他喜欢受到注目，如果有30万人同时旁听，他肯定会求之不得。” 施瓦茨将其总结为跺脚理论：他最爱的就是跺脚，跺脚，跺脚，以吸引公众关注，越跺越用力，越跺越频繁。 1987年11月，这本名为《交易的艺术》的自传出版，只署了特朗普的名字。 一个月后，特朗普举办了一个豪华的图书派对，地点在特朗普大楼粉色大理石拼贴的中庭。 模特推出装有特朗普大楼形状的巨型蛋糕小车，千名名流一同喝香槟庆祝。喜剧演员杰克·梅森在派对上介绍特朗普和伊万娜，“国王和王后驾到！” 派对结束后，特朗普给施瓦茨上了最后一堂商业课。他告知施瓦茨，因为他是书的代笔人，所以要承担派对的一半费用。 无语的施瓦茨，用从特朗普处学会的谈判技巧，将费用谈至几千美元。 不久后，特朗普高价找他写续集，施瓦茨拒绝了，他捐出了再版版税，并写了本新书《真正重要的事》。 漫长40余年间，特朗普一直是美国媒体宠儿，无论是财经杂志，还是八卦小报，他是经久不衰的主角。 他沉醉于媒体关注的感觉，传闻中，他曾冒充助理，对媒体透露绯闻消息。 他认为关注是免费的广告，是最好的营销，最无形的资产，他对传媒的热爱四十年如一，过去的舞台是报纸，现在的王国是推特。 最终他的事业也因传媒改变。 2004年，58岁的特朗普开始主持真人秀《飞黄腾达》，他扮演冷面总裁，对着那些落选的职员，冷酷地说出：You're fired！你被解雇了。 这句话风靡美国，连顽童都热衷对保姆大喊You're fired！最火热之际，特朗普将其注册成商标。 他的品牌因此再度火热，他也因此成为美国年轻人眼中的商业巨匠，美国梦的代表。 2007年，因特朗普节目的魅力，他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荣获了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当然，他无从预知星星最后的命运。 他享受如明星般被聚焦的感觉，同时也无法忍受一切超出他掌控。 70年代中期，他和第一任妻子伊万娜去科罗拉多州滑雪度假。 特朗普先滑下山坡，在山底等待伊万娜。 没想到伊万娜一跃而起，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后，超越他，消失不见。 特朗普大怒，脱下滑雪板、滑雪靴，愤怒地独自离去。 在公共场合被人胜过，这令他无法接受。“我不能让任何人这样对我，”他对女友说，“包括你。” 2011年4月，白宫记者晚宴上，奥巴马当众调侃特朗普。 哄笑声中，特朗普坐在一旁，一言不发。晚宴结束后，他快步离去。 第二天，特朗普决定竞选美国总统。 从那之后，他的心意开始左右世界走向，他的言行成为人们解码的目标。 其实，他信奉的信条，一直藏在1987年那本《交易的艺术》之中。 我的风格相当单纯直接。 我会订下非常高的目标。 然后不断地施压施压再施压，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有时我会接受比目标低的结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最终还是会得到我想要的。（文章来源：摩登中产（modernstory） ；文章作者：摩登中产）
新闻视点
未来人类反抗的不是被剥削， 而是不被需要
【研究员】：
时代的变迁就像是人体的新陈代谢，有新的东西产生，就有旧的东西被淘汰。每个人就像一只蝼蚁，每天埋头在蚁穴中进进出出，不知道哪棵大树会轰然倒下，哪天会被暴雨淹没。未来，别说一辈子做同一份工作了，你可能每5年就得换一次行业。
前两天，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 司机大叔说现在开车不挣钱啊，车上备了三个手机，下了不同的打车软件，结果晚上一单都没响，“系统不派单给你”，“有的让你去很远的地方接人，结果开到一半订单又被取消了”，一天做12个小时，减去几百的份子钱，油费也所剩无几了。 聊着聊着，司机大叔又开始回顾以往的辉煌： “二十年前，司机可挣钱了，那个时候大城市的白领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我们开出租的一个月就能挣两千，什么概念，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是人人都能开车的，要学车就得给师傅送钱送礼......” 司机最后无奈地说：“这个月干完就打算不干了，准备转行给物业公司做水电工。” 以前给政府部门和领导开车的司机享受的福利待遇和公务员差不多好，如今也愁眉不展。前两天刚把车停在车库，车钥匙上缴了，每天去办公室干坐着，等着“悬在脖子上的刀”落下。 知天命的年纪，一辈子勤勤恳恳，以为靠着一门技术，不说能够大富大贵，至少养家糊口是没问题的，没想到一把年纪了，除了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外，还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年“失业”。 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在未来，一大群人可能都会沦为无用阶层。 未来每5年 你就得面临一次“淘汰赛”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从2016年至2026年的十年间，以下5个职业失业人数会最多： 1）收银员，将有30600人失业，因为网上购物和自助结账台减少了对收银员的需求； ２）银行出纳员，预计失业人数为41800人，因为银行出纳员大部分职责可以通过网上银行系统来完成； ３）邮政人员，预计失业人数为65300人，机器现在可以处理和分类邮件，导致邮政服务类工作减少； ４）装配工预期，失业人数为145000人，随着 3D 打印和机器人技术的兴起，装配工作数量预计将会下降； ５）行政助理，预计失业人数为321200人，科技使办公室人员更容易完成行政工作。 时代的变迁就像是人体的新陈代谢，有新的东西产生，就有旧的东西被淘汰。 每个人就像一只蝼蚁，每天埋头在蚁穴中进进出出，不知道哪棵大树会轰然倒下，哪天会被暴雨淹没。 未来，别说一辈子做同一份工作了，你可能每5年就得换一次行业。 《今日简史》中提到： “就算某位40岁的沃尔玛收银员，靠着惊人的努力让自己改头换面，成了无人机驾驶员，也很有可能在10年之后因为无人机也自动化了，而必须再改头换面一次。” 而前段时间 LinkedIn（领英）公布的八年前几乎不存在，但现在却热门的10大工作头衔也印证了这一点： 大数据架构师、新媒体专员、数据科学家、数字营销专家、专职代购、段子手、云服务专家、微电影策划、UI/UX 设计师、私人旅行策划师，这些在早些年连听都没听过的职业变得如此抢手。 而时代新陈代谢速度还在不断加快，每个人就像站在一台 8km/h 的跑步机上奔跑，你跟不上，就可能错过一个时代。 “19世纪汽车取代马车时，许多马车夫转行当出租车司机；今天我们的处境类似，只不过我们不是那些马车夫，而是被淘汰的马。” 为什么这么说？ 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人们不过是从一个低技能的工作转到另一个技能门槛较低的工作，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培训就可以上手。 而如今，即便有新工作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创造出来，已经失业的收银员或者工厂里的纺织工人也很难摇身一变成为无人驾驶员、“人类＋人工智能”的银行团队中的一员。 因为转行的门槛正在变高，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新工作可不仅仅是开一个出租车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行业的更迭、信息的刷新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未来，可能每5年你就会经历一次时代的“淘汰赛”，一旦你被刷下，就再也没有机会“复活”了。 未来你反抗的不是被剥削 而是不被需要 总的来说，人类具备两种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 过去，机器主要是在原始的身体能力方面得以与人类竞争，但我们不担心被机器抢走饭碗，因为很多需要脑力的工作，是机器人无法超越的，机器人只是将人类从简单枯燥、程序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而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认知技能上超越人类。 例如，AlphaGo 击败了人类最优秀的人类围棋手。 2017年，腾讯推出了写稿机器人 DreamWriter，可以根据算法在第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每天的发稿量超过2000篇； 2017年5月，机器人微软小冰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 2018年，阿里妈妈推出的 AI 智能文案让文案、新媒体小编们慌得一逼； 此外，人工智能计算公司 NVIDIA 开发的 AI 智能 P 图，点点鼠标就能完成，完全看不出 P 过的痕迹…… 人类自以为在某些领域不可替代、无法超越的优势，也在渐渐消失。 例如音乐，人们一直以为只有灵魂、情感和思想的生物，才能创造出世间独一无二美妙绝伦的旋律。 但也许，音乐不仅仅是作曲家、音乐家、歌手们的专利，算法可能比人类音乐家更了解如何启发（或操纵）人类的情绪，通过储存了百万数据的生物统计数据库，算法能够精确地运用旋律的排列组合打造一首畅销热门的歌曲。 人类不仅在身体能力上失去优势，认知能力也受到极大的威胁。 如今人们反抗的是经济精英们剥削剩余劳动力，加班不给加班费，而未来，经济精英可能根本不再需要你，你面临的不再是被剥削，而是不被需要。 未来 你只是个投喂数据的动物 《今日简史》中提到过： “在过去，人类的权威是靠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建立的。至于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则可能建立起大数据算法的权威，同时完全推翻关于个人自由的信念。” 之前看到网上有人提到，自己不过是和朋友聊天中提到过电脑包，结果打开淘宝页面立马看到了电脑包的推荐。 虽然无法考证事情的真假，但未来，可能你的一切决策都被算法承包了。 打开新闻 app，你会发现，你看到的东西是算法根据你以往的用户习惯推荐给你的； 听音乐，算法会从海量的歌曲中为你选出你可能喜欢的风格； 就连看个电影，豆瓣上也会出现“猜你喜欢”的推荐。 当然，有的人觉得大数据、算法也可能帮人们节省了思考决策的成本，但如果再过几十年，你的健康、择偶、职业的决策都由算法来决定的时候，你还会甘之如饴吗？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在未来，你不是你，你是大量的数据的合集，算法会定义你是谁，你喜欢什么，你该怎么选择。 举个例子来说，再过几十年，大数据算法能够通过生物统计数据流24小时监测我们的健康状况，早在你感到身体异样之前，就能诊断出你的问题并给予治疗。 但这样一来，当你抽烟的时候，生物传感器就会警告你，在你的左肺上监测到了17个癌细胞，你是选择抽还是不抽？ 如果生物传感器、大数据算法和医疗保险、工作绑定，如果你不理会传感器的警告，就会面临医疗保险被取消、被公司辞退的结果，你还会选择继续抽烟吗？ 过去，黑人、女人会受到歧视，但这种歧视尚有反抗的对象，受到压迫的群体可以团结起来发声。 但未来，你可能面临的不是性别歧视、人种歧视，而是算法歧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但算法就是根据你留下的“痕迹”判定你没有资格向银行申请贷款，即便你走到银行询问原因，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只能回复你“这是算法做的决策”。 那个时候，你还清楚你反抗的是谁，你能和谁一起联合申诉吗？ 未来，你是谁并不重要，你的感受、你的思想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算法认为你是谁。 你存在的价值只是不停投喂“大数据”这头怪物，然后让算法决定你的一生该如何度过。 未来你面临的不是阶层固化 而是生物分化 “21世纪可能会产生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现在，最富有的1%人群已经拥有全球一半的财富。更令人警醒的是，最富有的100人所拥有全球一半的财富，已经超越了最贫穷的的40亿人。“ 近几年，阶层固化这个词被屡屡提及，如果将阶层之间的边界比作是城堡的大门，那么如今，城堡的大门正在关上。 寒门出贵子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但依然有很多零背景的人抓住了时代机遇完成了阶层上升的动作。 而未来，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人类的演变规律会彻底依照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越弱）分化。 你应该听过基因检测吧？ 乔布斯在被确诊为胰腺癌后，花了约10万美元进行了基因检测，在接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采访时表示：“我要么是第一批以这种方式击败癌症的人，要么是最后一批死于癌症的人。” 当年乔布斯的医生断言他存活超过1年的概率不足10%，但因为基因检测精准选择的肿瘤药物，让乔布斯多活了七年。 每年得癌症的人那么多，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花得起几十万的钱做基因检测及后续的一切治疗费用？ 如今，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仅仅是体现在财富、生活质量上，但在长相、智力、寿命这些方面是相对平等的，精英阶层不一定很好看，也不见得比其他人在智力上有多聪明，他们也会老去、死去。 但未来，这种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精英阶层与大部分人群在长相、身体、智力、寿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今日简史》中才会说：“等到出现了延长生命、让身体和认知能力再升级的全新疗法，而这一切的代价又极度昂贵，可能就是人类整体分裂出生物种性的时刻。 如果富人运用优秀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自己，而且拥有更多的钱就能买到更强的身体和大脑，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只会越来越大。” 未来人们不再感到焦虑，因为阶层固化已经不再是人们担忧的问题了，人类可能会分裂成两个群体：一小群超人类，以及绝大多数位于下层而且毫无用途的智人。 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的确会造福人类，但真正受益的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类。 一小部分精英阶层不仅能够通过生物工程强化自己的身体，甚至可以改造自己的大脑、延长寿命，所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精英阶层越来越漂亮、聪明、长寿，精英阶层和无用阶层的差别或许就像如今的现代人和十几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别。 也就是说，人类不再分化成不同的阶层，而是不同的物种。（文章来源：孤岛（ID：gu_dao2015）；文章作者：Juno）
美国科技媒体界的李开复旋风
【研究员】：
中国“AI教父”李开复在美国不是家喻户晓，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暑假李开复是美国科技媒体圈的“摇滚巨星”，他在美国从西岸到东岸展开旋风式路演，推广新书《AI强国：中国、硅谷与新世界秩序》。中国政府支持AI的问题，在美国盛行的故事版本是，中国中央政府挑选龙头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然后保护他们免受外国竞争。但是李开复认为这个诠释误导了西方对于中国官方支持的本质和体现的了解。中国模式不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订单或无限的补贴，它的基础是鼓励省市级的官员进行所在地区的变革，以便私营AI公司可以开发实用的产品。
中国“AI教父”李开复在美国不是家喻户晓，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暑假李开复是美国科技媒体圈的“摇滚巨星”，他在美国从西岸到东岸展开旋风式路演，推广新书《AI强国：中国、硅谷与新世界秩序》。过去三个月来，每隔一两天我便收到一个关于他的签书会、见面会、演说的邀请函。等到 9月25日我在纽约新书上架见面会中见到他的时候，首版已经售罄，他也已经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胁”和“中国可以在人工智能方面教导美国”两篇书摘（7月24日和9月22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人工智能革命的人性指望”（9月14日），及在TED泰德演讲“人工智能如何能够拯救我们的人性”（8月13日）。 这些密集的推书活动，在中美贸易战火对峙激烈的氛围中，一方面像是对于美国的“警世通言”，另外一方面又像是为中国的政策辩解。在此之前，中美之间人工智能的较劲儿已经在过去两年得到中美媒体广泛的注意，但是许多学者仍然认为中国人有一段超赶的距离，尤其中国的发展偏重在应用方面，对于基础科学不够深耕。 《AI强国》的官网对这本书的自我描述为：“一部分是科幻小说，一部分是国际惊悚片，一部分是鼓舞人心的自传。” 李开复的见解最亮眼的地方是，借着他接近40年来结合研究专家、商业领导、风投先驱的多重身份，跨越美国和中国的学术训练和商业实战经验所带来的“权威式”独特视角，他认为中国看似短板的生态环境，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反而是它的长项。 但是李开复不像某些所谓“厉害体”的国内学者，以政治导向评判“实力”。《AI强国》是我这两年来看的十几本关于人工智能以及中美科技产业现况的英文书中，对于科技和商业应用分析脉络最清晰的专著。这本类似“先知”的“传道书”有一个贯穿的主题提问：在中美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谁会赢？看看这本书的封面，从设计跟颜色上呼应了红黄相间的五星旗，是否暗示了他的结论？ 凭什么李开复认为中国AI产业，甚至科技产业，已经超越模仿的旧模式？并且中国的AI产业五年内在某些领域将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美国对于中国科技野心的种种防范措施会不会对于中国AI的进程造成阻力？ 李开复认为中国的“伴侣号时刻”是在2016年 3月，当阿尔法围棋（AlphaGo）与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进行人机大战，以4比1的总比分获胜。“伴侣号”是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直接催生了美国和苏联的航天技术竞赛。 阿尔法围棋虽然由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所研发，它在中国引起的影响却是全国性的震撼。2017年5月在乌镇围棋峰会上，阿尔法围棋与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比0的总比分获胜。 中国的AI“伴侣号时刻”的震撼结果是，从2016年到2017年之间，中国风投界向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投入了创纪录的资金，占全球所有AI风险投资的48％，首次超过美国。 在李开复看来，美国科技公司之间的竞争虽然激烈，却不像在中国的“血搏战”，美国公司通常不屑于模仿其他公司，所以当 Instagram占领了它的领域时，竞争对手说：“哦，我该做别的事。我不想做你做的事情。” 反之，在中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当创业者看到一个想法时，他们会带着一种模仿心态，但是目标不是复制硅谷，而是复制任何国家开发的任何有用的功能。 这导致了与硅谷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它迫使中国初创企业为了建立商业壁垒而承担极大的风险，打造极其复杂的“护城河”，以保持竞争优势，从而长期保护利润和市场份额。正是这种“不胜即亡”的竞争，与丰富的资本和庞大的网络化消费者基础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在商业技术方面的崛起。这值得美国企业研究。 李开复见证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轨迹，也站在未来规划的前沿，今年2月，北京前沿国际人工智能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李开复就任研究院首任院长，当时他在演说中指出，研究院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产学研结合，把北京打造成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才中心。 北京政府于2017年12月出台了《加快科技创新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制定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时间表：到202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关键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形成若干重大原创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标志性成果。这个策略呼应了国务院在2015年7月出台《关于积极推动“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培育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并将人工智能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从2016年起，陆续有《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多个国家政策出台。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神奇崛起”仅用了两年时间，李开复主持的创新工场在今年初募集了10亿美元的第四只基金。创新工场在其投资组合中有五家人工智能公司已是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 李开复认为美国科技界对于中国AI产业的低估，主要来自把科技的进展当成“发现的时代”，但是AI代表的新典范是“执行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大量AI工程师的数量，比起少数顶尖研发者的质量更为重要。中国的“斗牛士”草创企业生态系统，训练了一批世界上最有街头急智的创业者，而中国的普及网络创造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数据系统。他就人工智能的四波浪潮分别分析中美的优劣势： 第一波是互联网浪潮开始于15年前，在2012年后进入主流，大底是利用互联网搜集的海量数据，而针对受众群的个体性推送产品及内容。此中高手如今日头条已经超过美国的BuzzFeed，中国的网民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而这些用户可以一根手指点击付费购买内容和O2O线上到线下平台的产品。目前在这个领域中国和美国50-50平分秋色，但是李再复预测五年后中国将以60-40胜过美国。 第二波浪潮是商业AI，把已有的数据拿来标签优化，让人工智能模型提升传统的产业，包括金融业、银行、保险、医疗业、生物科学、教育、政务等方面。在第二波浪潮里，因为美国产业相对成熟，在这些领域里的数据标签和收集已成气候，AI优化组合的效应强大，目前在这个领域以90-10的距离领先中国，但是五年后这个优势将降低到70-30。 第三波浪潮是感官AI，如生物体质识别，视觉识别和声音识别，捕捉过去从来没有的数据，从里面探索前所未有的新应用，比如人脸识别让工作更有效率；更多的摄像头的机场和火车站，可以确保安全；零售领域对线下的用户实现如线上一样的个性化的认知等功能等等。这些功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的日常环境，使得数据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的界限模糊，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以60-40领先美国，未来五年将以80-20更具优势。 第四波自动化的AI，这个领域的AI不只是能看能听，能分析大数据，也能动。在工业4.0时代商业的应用、无人驾驶等领域会有更多的领域。美国目前以90-10领先中国，但是五年后美国和中国各将以50-50各领风骚，而中国在无人机方面将超前。 对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潜力，李开复表示，未来将是美国与中国的世界：美国虽然目前在技术领域领先，但中国将利用其在数据、企业文化、人才教育培训和政府政策支持，以追赶甚至超越前者。中国领跑AI的要素有哪些？ 首先是数据量，因为数据量越大就越能训练好的人工智能，它们才会越来越智能。“数据是人工智能的推进剂”，形成彼此加强的良性循环：“更多的数据能造出更好的产品，获得更多用户，赚到更多利润；这样一来，你就能雇佣更多科学家，购买更多设备，并获得更多数据。” 李开复表示，就手机用户的数字而言，中国的数据是美国的三倍不止。中国人在购物时使用手机支付的频率要比美国人高出50倍，中国的外卖配送量超出美国10倍之多。 西方分析师经常指出中国人口规模庞大（拥有11亿移动互联网设备），并声称宽松的隐私法允许免费提供用户数据。但是李再复认为中国的核心数据优势不仅在于“广度”（用户数量）和“获取”（用户贡献的数据量），还在于纪录每个用户真实活动轨迹的数据“深度” 。 其次是大量的工科毕业生，工程和数学是中国大学的强项。虽然中国与美国在AI顶级人才上仍有差距，但中国正迎头赶上，近年来 AI学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优质论文中的华人比例达42.8%。在“执行的时代”，壮观的AI工程师队伍相形重要。 关于AI竞争激烈的商业生态系统，李开复认为中国的优势往往被西方分析师误认为是中国技术主要建立在知识产权盗窃的基础之上。这种误解反映了文化态度与完全合法的复制形式的差异：模仿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加以调整。 在硅谷，模仿其他公司的商业模式或特征带来很大的耻辱感。这样做违反了与史蒂夫•乔布斯等创新者所标榜的“不同思考”的精神。结果是开拓者经常长期不受挑战，造成未能充分探索或利用他们所有技术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对模仿有效的前例几乎没有疑虑。一旦一个概念被证明具有吸引力，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其他公司涌入该行业，掀起了一场凶猛的生存斗争。结果类似于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所有公司都从家族树的同一分支开始，但他们在产品或商业模式中进行突变以获得优势。那些经过调整的产品可以很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公司，而适应缓慢的企业则会消亡。 对于中国政府支持AI的问题，在美国盛行的故事版本是，中国中央政府挑选龙头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然后保护他们免受外国竞争。但是李开复认为这个诠释误导了西方对于中国官方支持的本质和体现的了解。中国模式不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订单或无限的补贴，它的基础是鼓励省市级的官员进行所在地区的变革，以便私营AI公司可以开发实用的产品。 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对于海外拓展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这将使得AI应用俨然形成两个不相为谋的“平行宇宙”：美国企业习惯使用基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全平台”的方法，在世界各地推行已经受到美国用户接受的产品模式，在海外在地的“本土化”远远不够，但美国的AI典范将主导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而中国企业在国际扩张时追求与当地企业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当地的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技术，遍及东南亚、印尼、非洲和某种程度上的南美洲。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平行宇宙”将成长为覆盖全世界的两极AI强权。 德国汉堡大学信息学系教授张建伟（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 中德跨学科联合研究中心TRR169“跨模态学习”主任）虽然还没有机会读《AI强国》，他认为在中美人工智能对比的不同观点中，李开复的看法“显然是最乐观的”：“人工智能有多种多样具有长期挑战的待解题目，远不止局限于深度学习算法。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的专家和创业者，多数都会对美国和欧洲的同行们保持有很高的尊敬度。例如，多数人认为，美国的人工智能理论、基础算法、芯片、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优势是突出的。亦还例如，在人工智能和控制过程、实体硬件的结合方面，比如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康复医疗设备等领域的AI落地，欧洲也颇有特色。” 我问李开复：中美贸易战所引起的争执中，美国打算对于中国在美国高科技风投加以限制，这是不是已经在跨境投资上形成心理上的障碍？同时会不会对于中国AI的进程造成阻力？李开复认为这个威胁还没有完全具体化，因为尚未有明确的法规条文，有些美国的初创企业可能会对拿到中国来的资金感到犹豫，但风投界和科技圈还在等待具体的发展才能评估长期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的AI产业快车已经驶离车站，矩阵已成气候，在平行的宇宙世界里，不会因为美国阻遏而推迟。 李开复也认为打压中国来的STEM科技留学生不合情理，虽然会减少拿到美国科技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但是长期来说，美国的科技优势也会受损，因为美国向来科技的优势是建立在由于高等教育吸引来全球的精英，“超过人口比例的高智商人才”。在未来的科技世界里，跨国际的视野非常重要，美国事实上处于劣势，中国企业学习的目标不止于中国，它们同样关切美国的发展，而美国企业对于中国发展的漠视等于自盲于半个地球的进程。 而张建伟认为：“中美贸易争端，最终集中在对人才交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持续下去，还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和交流，还有很多的变数。当今美国对中国科技人员在美学习科研、对人工智能公司投资及并购方面的部分限制，会减缓双方在这方面技术和人才交流的速度。但是长远来讲，重要的最终还是在整个国力和经济实业的水平，以及人才成长、市场需求、应用场景、产品落地等生态环境的多种因素，决定哪里更利于研究和创业的发展。” 我认为在李开复对于中国AI产业的乐观预期背后，有一个中国正在面临的拐点挑战：科技的创新和商业运用可以完全独立于法治的强弱吗？经济改革可以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吗？这些不只是美国贸易战的延伸影响对中国AI科技的挑战，而是中国本身改革开放必须面对的问题。 同时，如果在AI的世界里，中上技术人才大量的“体量”，比诺贝尔级别顶尖人才的“品质”重要，这会不会鼓励中国既有的急功近利的文化，使科技研发和商业文化更追求短期的超赶？ 在张建伟看来，“如果要继续保持现在快速发展的势头的话，中国十年内在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核心算法等方面，应该有持续的各方面投入，成为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前沿开拓者之一。中国在人工智能的人才和基础方面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包括在中小学人工智能进入课堂，一批高水平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或研究院。中国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的培养，需要耐心和时间，也需要整个基础科学的发展、创新体制的改进和优化、以及与国际的高度接轨。未来中国将会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努力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研究--技术--应用密切合作，对跨学科、新工科人才的专门培养。”（文章来源：FT中文网； 文章作者：刘裘蒂）
经济动态
资产泡沫即将湮灭！转折全面到来！
【研究员】：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2012年炒房客在杭州的全面崩塌，没有经历过温州2013年债务暴仓和房价崩盘，你根本无法想象崩塌后的局势之惨烈。要知道当年很多炒房客都是实体老板，并且不乏亿万富豪，由于资产无法变现和资金链断裂，一夜沦为负资产，妻离子散，惶惶跑路。如今游走在燕郊的大街小巷，每个人说话的语气都是浮躁和急切，对于那些想继续掏空六个钱包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好好思考一下你未来的现金流能不能抵挡一次房价波动的冲击，自己到底配不配购置超乎自己家庭若干倍能力的资产。
在资本市场多年刀口舔血的人都知道，真正的转折，从来都是静悄悄的。 因为市场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在转折前的无数个波动中，被折腾的干干净净，包括大V。 万历十五年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大事儿，这些事情本应搅的资本市场天翻地覆，却再也无法掀起全国舆论的大浪潮。 一切，为了稳定。 正如万历十五年，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年，却深深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很多事情，当时表面看起来虽似细枝末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最初症结，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重要机缘。 很多事情我们究其本质及其逻辑，看起来错综复杂，虽似因果，但恰是历史的转折的重要基点。 城投公司即将大面积破产！ 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国务院下文要求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加强资产负债的约束，允许对严重资不抵债已经失去清偿能力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城投公司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务院要求引导一些资不抵债，又还不上钱的城投债开始有序违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去年我就反复的说，国家要大面积的打破刚性兑付。很多人还不以为然，不相信政府背书的项目也会违约。特别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就是城投公司所发的城投债依旧是很多机构和投资者的追逐的投资标的。 结果今年前三个季度，我们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和大型民营企业陆续违约，天津和云南的省级融资平台也出现违约，很多资金的信仰马上全面坍塌。 但我告诉你，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中场而已。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上来讲，如果国家要继续发挥市场经济的主导功能，那么破产违约将是后半场最大的主旋律。道理很简单，自由市场经济允许任何主体破产。 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城投公司，从一出生就是债务中心，上马的一些项目根本就产生不了正的现金流，你怎么去偿还巨额的利息和本金支出？ 政府背书咋了？政府背书就不违约了？ 很多信仰政府隐性背书的信托、券商和基金，你们发的以城投债为标的的理财，最终将以主体无法承兑，客户到期日索要本金无望的维权浪潮下，成为今、明年成为你们最大的梦魇！ 燕郊房价暴跌！ 楼市有没有风向标？ 有，北京通州再往东，有个地儿，叫燕郊。燕郊属于河北三河市，离北京市区也就二三十公里。由于去北京通勤方便，是很多北漂和投资客的乐园。燕郊楼市也一直都是环一线楼市的风向标，敏感且先行！ 但这些年，燕郊房价暴涨暴跌的消息就没消停过。 去年3·17新政，北京以及环京的楼市迅速降温。燕郊均价从三万不到一年的时间跌倒两万出头，然后稳了很长时间。 今年7.31政治局的年中会议后，一句“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让燕郊的房价又遇寒冬。价格从两万多又下跌了三四千。现在，大多数的楼盘成交价在15000-18000元/平米之间。 一群地产投资客就这样处在所谓房地产“白银时代”却一头栽倒在环京的楼市中。在漫长的调控时期，环京楼市已经把高位接盘的投资客首付款蚕食的干干净净，渣子都不剩。 你要知道，涨从深圳涨，跌从环京跌。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2012年炒房客在杭州的全面崩塌，没有经历过温州2013年债务暴仓和房价崩盘，你根本无法想象崩塌后的局势之惨烈。 要知道当年很多炒房客都是实体老板，并且不乏亿万富豪，由于资产无法变现和资金链断裂，一夜沦为负资产，妻离子散，惶惶跑路。 如今游走在燕郊的大街小巷，每个人说话的语气都是浮躁和急切，对于那些想继续掏空六个钱包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好好思考一下你未来的现金流能不能抵挡一次房价波动的冲击，自己到底配不配购置超乎自己家庭若干倍能力的资产。 也许，很多人依旧听不进去，浮躁的社会注定会有一大批人成为令一批人成功的基石。但现在惨烈崩塌的仅仅是局部，很多人觉得离自己还远，但没关系，总有一天会让每个人体味到什么是资产湮灭。 资产的湮灭，分成两个类型： 第一、资产价格暴跌 第二、资产全面丧失流动性，无法变现，行话叫有价无市。 而有价无市又分两种类型： 1、奇货可居，没有卖盘所造成的有价无市 2、良好预期丧失，或被行政管制，没有买盘所造成的有价无市。 大家好好琢磨琢磨自己手里的资产属于哪一类？！ 企业收缩编制！ 最近这半年，相信大家也都七七八八感受到了，很多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小公司，都在收缩编制。 我说的好听点是企业收缩编制，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降薪裁员。 这个迹象实际上从前年金融的银行系统就已经开始这么搞了，今年蔓延到了其他行业。当时，也有社保很大的功劳。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然，也包括未来。国企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因为国企吸收了很多应届毕业大学生，各大院校校园招聘里国企的影子很多，但是最近一年，变化非常大。 很多国企在快速收缩编制，不少国企甚至人力系统直接冻结，只出不进。 一个券商营业部的小伙伴前一段时间给我吐槽：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蔓延的话，将会影响很多负债加杠杆人的现金流和收入预期。 那么，资产湮灭的概率将进一步加剧。（文章来源：米筐资本（mikuangziben）；文章作者：拾叶）
“土地财政”还能续命多久？百城“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与趋势
【研究员】：
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财政”帮助城市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是特殊环境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但过度依赖模式不可持续关于“土地财政”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综合各方表述，大体可以概括为：地方政府依托其对土地的垄断供给，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来获得土地出让金以增加政府收入的现象。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入都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卖地规模受房地产市场周期性影响明显，尤其是今年以来，随着调控政策的持续深化，各地土拍条件不断升级，叠加房企融资环境收紧、偿债压力加大等因素，企业拿地趋于谨慎，部分附带条件较多的地块遭遇流拍。而土地市场的调整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面临波动。
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入都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卖地规模受房地产市场周期性影响明显，尤其是今年以来，随着调控政策的持续深化，各地土拍条件不断升级，叠加房企融资环境收紧、偿债压力加大等因素，企业拿地趋于谨慎，部分附带条件较多的地块遭遇流拍。而土地市场的调整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面临波动。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通过对全国及百城财政数据的分析，探究各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以及未来在市场降温与土地流拍背景下，哪些城市将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 “土地财政”的起源与运行机制 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财政”帮助城市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是特殊环境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但过度依赖模式不可持续 关于“土地财政”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综合各方表述，大体可以概括为：地方政府依托其对土地的垄断供给，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来获得土地出让金以增加政府收入的现象。 对于“土地财政”的起源，目前国内的一个普遍认识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压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而土地收益划归地方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依赖“土地财政”的基础。 “土地财政”模式使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完成了城市的原始资本积累，以此推动城市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正向作用十分显著。 “土地财政”的负面效应主要在于其已经逐渐成为导致房价过快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地方债务的潜在风险来源。高房价推高人力成本上升的同时也推动了投机行为，对实体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并损害社会公平、固化贫富差距；高库存和高债务则暗含系统性金融风险，以上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潜在隐患。 资料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综合整理 多年来，作为土地的唯一卖方，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收入，这部分收入除征地拆迁补偿等支出外，净收益部分主要投向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 正常情况下，城市通过发展产业并完善基础设施带动资产升值，同时吸引人口流入，进而产生新的购房需求，带动房地产实现平稳增长。但在实际市场运行中，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有明显的顺周期市场行为，且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唯一供应方，对市场节奏的影响力更为突出，因而对市场周期的影响也超过其他主体。 在上行周期的启动阶段，货币信贷环境宽松，因此房企获得更多的低成本资金用于拿地，土地市场竞争激烈，土地溢价较高；而地价上涨必然会传导至房价上涨，上涨预期一旦形成，将使大量需求提前入场，甚至出现大量投资投机需求，导致供求矛盾加剧，进一步推动地价与房价上涨。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获得较多的土地出让收入，“土地财政”依赖度提升。 而在市场下行初期，市场流动性收紧，调控升级，购房者观望情绪上升，市场运行速度下降，企业资金链趋于紧张，拿地节奏放缓，而地方政府初期为维持出让收入的总量规模，会倾向于多出让土地，造成供应加大，加速市场下行速度，但随着流拍、底价成交成为主流，地方政府供地意愿也将明显下降，土地出让收入显著回落。 全国土地出让金规模 2017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与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值达0.55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四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税收和非税收入构成，是最主要也是最直接反应城市财政实力的指标。而我们常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则计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中，是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地方国企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占比已非常小（1%），而社保基金专款专用，几乎封闭运作。因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 2017年，全国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91469亿元，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为49997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0.55，这一比例较2016年提高13.8个百分点，已接近2011和2013年水平，当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已偏高。
数据来源：财政部 如果从广义口径来看，“土地财政”除了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外，还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以及房地产相关税收（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因此广义口径计算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还会更高。
数据来源：财政部 从上图可以看出，税收主导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自2014年以来已降至10%以下，走势相对平稳。而土地出让金增速却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波动，通常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或源于土地供应增加，或源于地价上涨，而2016年以来，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带动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税收增长平稳而土地出让收入因上行周期而加速增长，因此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不断提升。 百城样本 百城“土地财政”依赖度持续攀升，二线依赖度最高，三四线提升最快 本文采用“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衡量一个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
数据来源：各城市财政局 从全国和百城平均水平来看，近三年“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持续攀升，尤其是2017年各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大幅提升，百城平均依赖度达0.68，较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其中，二线城市因处于城市快速扩张期，需求旺盛，市场热度高，供地规模大且房企竞争激烈，导致土地出让收入较高，“土地财政”依赖度在各线城市中最高。 三四线城市自身经济体量有限，抗风险能力不足，但在棚改及行业上行周期带动下，部分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土地财政”依赖度较上年提高0.21至0.64。 而一线城市产业相继转型，逐渐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发展开始以运营存量为主，“土地财政”依赖度处于较低水平。 温州、合肥“土地出让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值高达1.70，“土地财政”依赖度高。
数据来源：各城市财政局 2017年，百城中15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土地财政”依赖度相对较高。其中，温州、合肥2017年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7倍，尤其是合肥近两年这一比例均在1.5以上。佛山、常州、湖州、嘉兴等城市比值也超过1.2，其中常州已连续3年超过1。 我们前面提到过政府出让土地是实现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与城市的发展阶段有关，多数发达的二线城市因处于城市快速发展期，城市化需大量资金投入，土地资源相对充足，政府卖地意愿较强。2017年，二线城市中，重庆、杭州、苏州、南京等土地出让金均超过1500亿元，武汉、天津、成都、合肥也超过1000亿元。 而一线城市，得益于城市优质的产业结构，税收收入相对充足，土地出让收益已经仅占很小的部分，上海和深圳2017年土地出让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值仅为0.27。
从依赖度走势来看，绝大多数城市近三年“土地财政”依赖度持续走高，并于2017年达到峰值，湖州、温州、菏泽、嘉兴、赣州等城市，2017年土地财政依赖度均大幅提升。 财政收入结构与城市风险 税收占比低且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中小城市在市场下行周期中财政波动性较大 从财政收入的构成来看，税收占比高反映出地方财政的发展质量、营商环境和财政收支稳健。而土地出让收入则会受到房地产行业周期影响，具有不稳定性，因而土地出让金与公共预算收入比值越高，财政收入可能存在的波动性也就越大。 税收占比：税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三年均值（2015-2017），百城平均为76%； 土地出让金占比：土地出让金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三年均值，百城平均为0.52。 以百城平均水平为界，可将城市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数据来源：各城市财政局 第Ⅰ类城市税收占比高，土地依赖度较低。此类中包含北上深三个一线城市，因为已经越过城市扩张期，且产业税源丰富，土地依赖度偏低；昆山、东莞等发达都市圈的三四线城市产业发展领先，土地供应平稳，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也较小。 而沈阳、哈尔滨、大连等东北的二线城市近几年市场表现一般，土地出让收入并未出现显著增长。鞍山、营口、西宁等城市则因经济发展较落后，土地市场热度不足，虽然税源稳定，但财政规模较小，后续财政增收乏力。 第Ⅱ类城市税收占比高，财政质量好，但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偏高，易受行业周期影响。此类城市以杭州、合肥、武汉、苏州等快速发展的二线城市为主，房地产市场热度高，土地出让金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此类城市经济增长动力足，财政收入稳健，因此具有较强的抗风险性。 而温州及山东的菏泽、日照等城市，得益于大规模的棚改货币化安置，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提升，但未来随着棚改货币化比例下调，此类城市需求难以为继，土地收入或将显著回落。 第Ⅲ类城市税收占比低于百城平均水平，而又过于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财政收支不稳定性偏高。其中，郑州、成都、重庆等中西部二线城市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对投资依赖度较高，同时，人口规模普遍较大，住房需求较旺盛，对土地高供给可进行消化，因而高依赖度带来的风险偏小。 而衡水、绵阳等三四线城市税收占比偏低且土地财政依赖度偏高，城市财政收入来源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另外，人口规模偏小也导致大量供地将带来明显的去化风险。 第Ⅳ类城市多处于工业主导发展阶段，税收占比低于百城平均水平，除天津、西安、长沙、青岛等二线城市外，大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潜力较小，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低。 天津等城市近几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较为缓慢，财政收支压力增大，而土地出让金增速较快，目前依赖度虽然较低，但已呈逐年上升之势。长沙、青岛则因前期供应量较大，近三年供应规模明显下滑，当前“土地财政”依赖度保持较低水平。 结语 通过前述对比可以发现，卖地收入已经成为很多城市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两年，伴随市场快速升温，很多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已达到较高程度，甚至土地出让收入已经超过了由税收构成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但卖地模式具有阶段性、不稳定的特点：随着地产调控政策不断加码，土地市场已出现明显降温，卖地收入回落的风险不断加大。而政府债务的主要偿还来源就是土地出让收入，若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出现下滑，地方政府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同时，地价上涨带来的一系列成本上升将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不利于城市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文章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indexsoufun） ；文章作者：CIA）
人物广角
曹德旺：“中国民众不坏，中国坏就坏在精英”
【研究员】：
曹德旺说，中国民众不坏，中国坏就坏在精英。知识分子一旦登堂入室，整天讲假话。剩下有一些批评政府的，因为他没有被聘请，他如果有一天被聘请，纱帽一戴，他也是这样的，你根本没有招。很多当官的喜欢听假话，他心理很脆弱，一句真话都不能听的，一听会心脏病。我说你这个病应该抓紧去治疗，不治疗会耽误的。曹德旺还说，那些做生意的小老板，自己乱做，做完以后骂政府，等政府来救他。我说请你看到，还有90%的人在你下面，谁来去救他们？你这些人应该赶紧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
曹德旺说，中国民众不坏，中国坏就坏在精英。知识分子一旦登堂入室，整天讲假话。剩下有一些批评政府的，因为他没有被聘请，他如果有一天被聘请，纱帽一戴，他也是这样的，你根本没有招。很多当官的喜欢听假话，他心理很脆弱，一句真话都不能听的，一听会心脏病。我说你这个病应该抓紧去治疗，不治疗会耽误的。 曹德旺还说，那些做生意的小老板，自己乱做，做完以后骂政府，等政府来救他。我说请你看到，还有90%的人在你下面，谁来去救他们？你这些人应该赶紧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 1946 年，曹德旺出生在上海。如果不是赶上时代的大变动，小时候的曹德旺，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富二代”。 如果是那样，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国首善”和“中国玻璃大王”了。 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福建福清高山镇曹厝村人。福清位于福建东部沿海、福州南翼，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是林则徐的祖籍地。由于地少人多，福清人也素有远渡重洋寻找出路的习惯，是中国著名侨乡。 他的家族在高山镇里算是望族。他的曾祖父曹公旺就曾是福清的首富。但是曾祖父努力积攒下的家业，到他的爷爷一辈逐渐衰微，直至破落。 他的父亲曹河仁，年轻时随着曹德旺的舅公到了日本。曹德旺的舅公在日本开布店，但是他没有把曹河仁留在自己的店中，而是介绍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店中当学徒。 学徒第一年，做的就是挑水、煮饭、倒马桶等杂活儿，吃的则是布店老板一家的剩饭剩菜。到了晚上，布店老板要求他对着镜子练习走路、微笑、鞠躬，以及说话的口型，一直练到满意为止。 学徒第二年，布店老板让曹河仁挑着货担下乡叫卖。学徒第三年，曹河仁才回到店里，学习怎么站在柜台内接待客人、进货出货。三年期满，店老板告诉曹河仁：“我教给你的，你都已经学会了，现在你可以离开我的店，去开自己的店了。” 父亲经常对曹德旺说，自己的前半生，非常感谢那位日本布店老板的良苦用心，“他第一年是炼我身骨，第二年教我吃苦，第三年才授我真技。”父亲后来跟曹德旺讲起生意经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与他的学徒生涯是分不开的。 很多年之后，我对曹德旺讲述的这段往事印象深刻。我相信，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曹德旺的父亲，而且也在曹德旺的心中挖了一个很深的树坑，埋下了一棵新鲜的树苗，那是曹家未来的一个丰功伟绩。 我曾在日本走访过包括丰田在内的几家著名企业。日本商人有关未来最常见的比喻，就是树木。比如《日本公司》漫画书上的那位主角工成，就将转包商和供应商比做企业的根须，支持着巨木的成长。树根向树干聚集，而树枝却向外扩张，这又成为企业发展的最佳隐喻。 与中国的大陆＋稻谷式文化不同，日本是海岛＋森林文化的混合体。日本之树的生长，要比大陆上的植物遭遇更多的挑战，而且树的生长是缓慢的，要几十年才能成材。所以，曹德旺父亲遇到的那位日本店老板，其实也是一个种树的人，而种树是与永恒有关的事情，要做时间的朋友，要有恒心和耐心。 离开日本人的布店，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进了曹德旺的舅公开的布店当店员。1936年，曹德旺的奶奶要曹河仁回家成亲。曹河仁回到高山成了亲，一年后启程再去日本，但在经过上海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改变了去日本的想法，留在了上海。留在日本的曹德旺舅公，就把曹德旺父亲在日本赚到的十万日元都汇了回来。 那是一笔巨款。按当时的汇率，日元比美元更高。曹河仁由此成为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里的有钱人。由于钱足够多，他什么项目都做，也开了夜总会。后来，他还成为著名的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 1947 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上海很多人都举家搬迁，或去美国，或去香港，或去台湾。曹德旺父母决定搬回福清高山。父亲买了一艘机动铁壳船装载所有家产。一家六口则坐客轮回福建。他原本希望把东西运回高山后，还可以将船租给别人搞运输。但是在客轮抵达马尾多日后，货船迟迟没有靠岸。后来才知道，那艘货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沉没了。 怎么办？ 曹德旺的母亲陈惠珍，福清高山洋门村人，论身份，她是地主家的千金。出嫁时，她的父亲给了很多陪嫁。她将这些陪嫁都换成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回到高山后，她把细软变卖成钱，买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正当盖房工程仅剩铺瓦片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第 74 师溃败经过高山，到处抓壮丁，就抓走了正在他们家屋顶铺瓦片的工人。 虽然这些被抓走的壮丁后来又偷跑回来了，但从他们被抓走的第一天起，他们的家人就一直在曹德旺家里哭闹，要求曹德旺的父母赔人赔钱。曹河仁不堪其扰，就又回到上海。他自幼离家学习经商，不会耕田种地，也许只有回到上海经商，才是他最好的选择。 曹河仁离开高山后，家里住进了“三反”工作队。有一天，村里人又到曹德旺家里闹事，工作队看见了，便询问曹德旺的母亲。母亲告知原委，工作队长认为应该主持正义，就把来闹事的人抓了起来，准备严加处理。最后是曹德旺母亲代为求情，整个事件才算过去。 但是对于曹德旺的母亲来说，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难。大江大海，兵荒马乱，曹德旺父亲在上海所挣的钱，无法如期寄到家中。为了养活身边 6 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曹德旺的母亲当掉了最后的首饰，买了十几亩地，请曹德旺的舅舅帮忙耕种。高山土地贫瘠，大多只能种些红薯、花生、青菜之类，根本不能解决全家的口粮问题，所以曹德旺他们总是忍饥挨饿，通常只是每天两餐，而两餐也只是些汤汤水水。 饿极了，孩子们会叫。这时候，曹德旺的母亲就把他们兄弟姐妹集中到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吹口琴，唱歌，做游戏。曹德旺说，他记得母亲总是交代他们，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家只吃两餐，“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曹德旺他们穿的衣服，母亲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穿破了，会坐在灯下认真缝补，尽可能不让补丁贴在外面，而是藏起来，缝补在内里。虽然在农村，但家里总是一尘不染，这应该是母亲在上海居住时养成的习惯。他们家的木楼梯和木地板，都被擦洗得发白。曹德旺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常说，“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为你解决；要摆脱贫穷，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穷不可怕，最怕的是没有志气”，“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重要的是取得他人的信任”。 还有一句话是：“要做到穷要穷得清，富要富得明。” 曹德旺有早起的习惯。我见到他时，也是一个早晨，在福耀集团总部。厂区不远的石竹山，还掩藏在大片的晨雾中。 这个早起的习惯，是他少年时随父亲做水果生意落下的。 由于家贫，也加上生性调皮，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不能读书，母亲就从队里牵了一头牛回来，14 岁的曹德旺成了生产队里的放牛娃。 当时，曹德旺的父亲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高山。父亲不会务农，但他毕竟是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从过商的人，他知道可以通过小商小贩这样的经营活动，给家庭带来一点微薄经济收入。他就用从上海骑回来的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从福州买些香烟运到高山去卖，从中赚取差价贴补家用。 那时候是不允许自由买卖商品的，一旦被抓到，就会以投机倒把论处，轻者没收，重者收押，游街示众。 15 岁那年，曹德旺开始跟着父亲做起了买卖。这个年龄的孩子，不算大也不算小，在那时，即使城里的孩子，15 岁也有参加工作的了。不过，曹德旺个子小，虽然 15 岁了，但看上去还是个孩子，所以没有人会检查他的书包。他先是跟父亲一起跑了两趟福州，每趟进货 30 斤左右，100 多公里，来回三天。第三次，他就一个人骑单车往返福州与高山之间了。他和父亲的商业分工是：他负责进货，父亲负责销售。 那时，前往福州的道路很原始，崎岖坎坷，其中艰辛自不待言。 后来他们改做水果生意。曹德旺需要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冬天顶着寒风，夏日冒着酷暑，骑车到福清县城，在天蒙蒙亮时批好水果，囫囵吃点东西，然后载着水果骑回高山。到了高山，通常已是下午三点左右，和父亲一起卖水果，卖完之后天就黑了。回家吃晚饭，要在晚上七点半之后，吃完就得睡，因为第二天凌晨两点，母亲就会坐在床前，不断地喊着推着正在酣睡的曹德旺，叫他起床。 直到现在，他的眼前都时常闪过母亲喊他起床的那一幕，一边喊一边抹着止不住的眼泪，“德旺，起床了。” 如此辛苦赚钱，一天下来，大概有3元左右的利润。 和水果相比较，烟丝的利润要高出很多。水果生意做了三四年，曹德旺的父亲又做起了烟丝生意。不到一年，父亲被当地的工商局抓了一个现行，烟丝被没收，“自行车也被牵了去”。 这一事件激发了曹德旺外出闯天下的决心。 他在逐渐长大，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几年磨砺，也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他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而且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他还年轻，他不想重走父亲的老路。他认为，要想在这个世道安身立命，必须做政府允许做的事，当然，也要是能够赚更多钱的生意。 但是在很多年之后，曹德旺终于认识到那段艰苦岁月的真正价值。 他最初的经商理念，都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的很多人生感悟，也来自于父亲的启蒙。父亲常说，男人有没有本事，并不在于看了多少书，关键要看做了什么事，以及怎么做事。 他父亲对商业的理解，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商业的定义。在他的父亲心中，做生意，成功的因素很多，但是一个人的道德与诚信，是成功的永恒基石。即便只是做小本生意，即便政府不认可、不支持，你也要正心正念；而如果是做大生意，如果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你更要正心正念，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父亲问过他：“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 “用心、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怜悯心……”他掰着手指，有那么多心吗？ “当然有。”父亲说，“但当你悟到爸爸讲的道理时，爸爸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以后我的确知道了。随着我事业的发展，我能数出来的心，已经不是一双手能够容得下的了。”很多年之后，曹德旺在他的自传体著作《心若菩提》中这样写道。 1968 年，曹德旺结婚了，他把妻子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开始自己独闯天下。 他种过白木耳，当过厨师，修过自行车，做过果苗销售员，尝遍底层生活艰辛。1976 年，他参与筹建福清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起了采购员。1983 年，他承包了这个濒临倒闭的小厂。1986 年，他开始涉足汽车维修玻璃，此后不久，他们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汽车玻璃，打破了日本汽车玻璃对中国市场的垄断。1987 年，他建立了福建耀华汽车玻璃公司。 这个福建耀华汽车玻璃公司，就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前身。 再后来的故事，大家已经知道很多了。福耀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曹德旺也成为了名震天下的玻璃大王。 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没送过一盒月饼”；他是行大善的佛教徒，从 1983 年第一次捐款至今，累计个人捐款已超过 110 亿元人民币。2009 年，他从全球 43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中脱颖而出，荣膺“安永全球企业家 2009 大奖”，成为该奖设立以来首个华人得主。2016 年，他获颁全球玻璃行业最高奖项——金凤凰奖，评委会称，“曹德旺带领的福耀集团改变了世界汽车玻璃行业的格局”。 他自己的总结是，“这辈子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做一片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玻璃。” 这两年，他多次呼吁减轻企业税负，引起社会诸多共鸣。当然，也有很多人断章取义曲解他的意思。但他似乎不太善于保护自己，对于减税这个问题，你若问，他还是会坦诚回答。 他胆子大、敢直言，这是出了名的。他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对国家更不要讲了。在他看来，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他是为了国家好去提的意见，而不是为了它不好去提意见，因此他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 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敢来批评他。他也没有什么压力。 而我一直关心的是，这样一位潜心制造、笃定专一的企业家，他的发展观是如何塑造的？这样一位矜贫救厄、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他的财富观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早早就体验到现实残酷的穷孩子，是什么支撑他没有迷失在对财富和权力的攫取当中？ 曹德旺说：“要信他，要相信别人，要相信天的存在。你对谁都不相信，那么你的心肯定是非常丑恶的。如果你对谁都不相信，也必将一事无成。” 所以，我更愿意与大家分享曹德旺小时候所受到的家教。一个人最初的精神密码，一定来自于他眼睛里反射出来的世界。 在那个小商小贩还被视为犯罪的岁月里，他的父亲仍然教育他用心做事；在那个饭都吃不饱、衣服补丁要打到里三层外三层的岁月里，他的母亲仍然教育他“穷要穷得清，富要富得明”。 毫无疑问，他们在艰苦岁月里所抱持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曹德旺的一生有着最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家教不是宗教，但在很多时候，它的法力可以胜过任何宗教。 那才是他真正的、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那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未彻底熄灭过的精神的烛火。 而经商与种树一样，要做时间的朋友，要有恒心和耐心——这一来自日本布店老板的启蒙，经过两代人的传递，最终也汇入了灌溉福耀这颗大树的神秘涌泉。 2010 年，曹德旺捐资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2011 年 5 月 5 日，在河仁慈善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曹德旺先生与其妻子陈凤英女士，宣布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所持福耀集团 3 亿股股权，总价值 35.49 亿元人民币。 河仁基金会的名称，正是来自曹德旺先生的父亲曹河仁。曹德旺说，这一名称中，蕴藏了“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深意。 1.人做好了，你做生意就好做了 问：面对当前的经济大环境，我看你似乎一点儿也不焦虑。你就没有什么抱怨？ 曹德旺：那不会，反而现在有一种责任感。不管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不管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都和社会、和国家分不开，没有大家的支持和投入，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成材。所以，有什么可以焦虑的？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问：这个时代，都说“搞投资吃肉、搞实业喝汤”。这么多年来，你坚守在制造业，一以贯之，是什么力量支持你？ 曹德旺：这个总之就是不忘初心吧。因为我自己能正确认识自己，我就是这块料。像去碰互联网、去做房地产，去忽悠人家，根本不是我的擅长。当然他们会成为大亨，会成为首富，那这个事情，是他们需要的事情。我认为我这个角色，在这个舞台上也有人看就可以了。 问：就没有人劝过你吗？你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吗？ 曹德旺：那很多人劝过我。现在每天还有很多人给我发短信，动员我做这个，动员我做那个，我连理他都不理他。你看我手机上，今天还有人这么说。但是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说了也白说，我不会参与到你那里面。我做福耀这个事，不仅仅是为了钱来的。 问：有些人说，学佛的人应该放下俗务，寻求自在与逍遥。但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佛教徒与众不同的一面，或者说，我看到了一个佛教徒更积极的人生追求。你在积极做事，却又看淡财富。我一直很好奇，你的人生态度，究竟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在你看来，佛学是鼓励乐观还是鼓励悲观？ 曹德旺：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修得不够深。从我个人的观点，它鼓励乐观，也鼓励悲观。慈悲慈悲，先悲后慈，首先要培养悲悯之心，能够有同情心、关爱心，那你如果对别人的灾难、别人的困难都麻木不仁的话，你做再多的事情，方向可能都是错的，那你怎么关爱人家？ 我理解，佛教是教导我们怎么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要用退让的办法迁就社会。但是退让并不是不做事，看是用什么姿态做事，要看做事的目的。 我们中国的宗教文化大多数提倡上善若水，水是处在低洼处，处在最低处，但是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它做了不计其数的好事。它虽然是处在最低处，但多高的山它都可以爬上去，从山顶上过去。它可以承载万物，过长江、漂洋过海，那么多国际贸易都是通过它们进行的啊。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鼓励悲观或者鼓励乐观的问题，佛教实际上是教你怎么做人，人做好了，你做生意就好做了。 实际上做生意不难，关键难在做人。你做人如果真正有同情心、真正有关爱心，能够把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戒掉，不会和人家争风吃醋，自然就和社会不会有很大的矛盾了，你所做的事情，才可能是真正的善业。 问：你说你是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学习和不断提高的过程，你的影响资源主要来自哪里？来自佛教还是圣贤经典？ 曹德旺：应该都有，还有更多来自于社会。我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但又很喜欢读书，又很喜欢钻牛角尖。因此，后来是甩开科班那条路，自己去学的。因此，学的东西很杂，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你问我哪一派，我不知道。 问：说到读书，我记得你好像说过，83、84 年的时候是你读书最多的时候。 曹德旺：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小时候辍学，仍然想读书，怎么办？我就捡哥哥读过的书念，边放牛边捡柴禾边自学。看不懂的字就问哥哥，哥哥不在身边时，就用字典和《辞海》查找。那时候一本字典 8 角钱，一本《辞海》3 块钱，是割了三年多的马草才攒够了钱买下的。 读书最多的时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日子很好过，有好几万块钱，那时候几万块钱多牛逼。再加上那时候国家放松控制，可以借到书、买到书了。到了 78、79 年的时候，那时候什么书都有了。76 年刚打倒“四人帮”，77 年我就可以借到《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的书。一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各种书籍，并有一个怪癖，到我家千万别向我借书或要书，再好的朋友我也不会给，有点爱书如命。 问：那时思想解放刚刚开始，一个启蒙时代刚刚开始。 曹德旺：对，那时候刚好又有时间，当采购员，不是很大的任务，我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完成更多的任务，整天没有事情做，反正就是读。 问：我与牟其中先生有过不多的交流，他是中国企业史上很耐人寻味的人物。我很佩服他，也很同情他，那么多年他一直充满着冒险的激情，渴望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监狱里也没有停下思考与写作。但我觉得，他的最终结局，与他的思想资源是有关系的。很大程度上，牟其中是被某种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给害苦了。 曹德旺：这就是他没有学佛的结果。佛要灭我，提倡无我。无我怎么讲呢？第一个无我就是观法无我，天下任何方法，任何法律法规，都是因为发生了某件事情才设定的。它是去治理那些前面的东西。办法的法、法律的法，都是。但是任何事物的形成，有它各方面的因素、要素。它不是单独的事件。 因此解决问题不能够用“我曾经见过”，你见过，但你那个事情和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表面上好像很相似，但是内在和外在的很多东西——比如人的因素、环境因素——各方面分析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此，你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那肯定有问题。因此佛说观法无我，法无本尊，法没有固定的方式，各有各的法，法是因缘而生，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才产生出来的。 缘尽法灭，这个事情解决了法就灭掉了。因此《金刚经》上面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就像闪电一样，闪了过去你抓不到它的。观法无我是这样来理解的。而如果自己先入为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根本谁说都拉不动，这是一种执念障，是一切痛苦的根源，这个是要破除的。 牟其中可以理解。他当初被抓，是时代的事情。我分析了他的案例，他刚开始是换了一条飞机回来，让他赚了一笔钱，后来他做大了，就去申请开信用证，银行给他开，他信用证贴现又拿去贷款做了生意。当时他弄了这个事情，但是判得太重。 按照国际法，他这样做等于是欺骗银行，他信用证不能拿去贴现。这一点有错，但在香港是不判刑的，因为你银行有责任。你银行为什么要开给他呢？你不是有规定吗？贷前审查，贷后检查，贷中调查，这些事有没有做过呢？你知不知道信用证业务开出去，信用证和发现金是一回事，你贷款需要他担保，信用证为什么不叫他拿抵押物来抵押？这是你的失误，不是他的失误。 2.直接把小微企业的税免了，把小微企业保护起来 问：前段时间，因为谈到中美税负比较，你成了这个国家的大明星。不久前一次活动上，你也谈及税负问题，你建议大企业不要减，直接把小微企业的税免了，因为小微企业借不到钱。这是“舍己救人”的言论啊。因为我就是小微企业。你是一个慈善家，但我觉得，你敢于说这样的话，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慈善。你这样为民营企业、为小微企业呼吁，会不会得罪一些利益集团？有没有人批评你？ 曹德旺：公开批评的不敢。应该说对税的问题，首先高层非常重视。财政部、国税局，都是部长级的，也跟我开了好几次会议。那现在有一些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对税的依赖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说把增值税取消了，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财源。这我们也可以理解，我就跟他讲，你没有钱那也没有关系，你不要讲免税，不要讲给我们减税，你要减也不要给大企业减，直接把小微企业的税免了，把小微企业保护起来。 为什么我建议不要收小微企业的税？因为第一你收税也收不了多少钱，第二个，这个企业你叫它缴税的话，它要去做缴税的文件，要接受税警的检查，完蛋，这个费用比它缴的税还大，那些税警会敲诈它，要它请客吃饭送红包，有这些事情。再加上呢，你叫税警去收也会有成本，要占用人力，要租车，你收 100 块税，费用要被吃掉 50 块。不如我不要，直接给你小微企业，不许税警登门去查他。这样他就得到许多好处，来抵消他的贷款利率。 因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应该跟国家讲，这样处理结果会更好一点。他没有去算，算了以后才知道税务所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税收。你知道，小微企业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国家没有小微企业，它就肯定完蛋，美国、欧洲它们小微企业占GDP总量的 80%以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小微企业。 问：就是说你不会有什么压力。 曹德旺：不会，官方对我是相信的，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也很尊重我。 问：我发现很多企业家是没有安全感的，你呢？ 曹德旺：那我不会。我从承包第一天，他们就劝我离开，说赚了钱就要跑，我说那是小偷做的事情。因为我认为，我今年 72 岁了，我从小孩子到现在，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对国家更不要讲了。我提倡的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做到敬天爱人，不犯天条，不犯众怒，这是你必须坚持的底线。你说我不行，什么地方不行？你排出来，是我的错，我就改，我给你道歉。我也不会跑，我能跑到哪里去？ 4.中国其实很少企业家 问：商业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石。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一个尊重企业家的文化。但是我们这里，实现这一目标好像还很遥远。就说社会层面，人人都想赚钱，但是大家对富人并不太友好。你看我们很多电视剧、电影中商人的形象，不是涉黑，就是权贵的帮凶，企业家的正向价值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当然，这里面也有企业家自身的责任。面对这种充满焦虑和戾气的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首先我跟你讲，这要从中国历史讲起，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上下各两千五百年。 第一阶段我们国家的体制是奴隶制的社会，后来商鞅变法、前秦崛起以后，结束了奴隶制，变中国为封建专制社会。应该说秦对中国文明是有一定贡献的，特别是商鞅变法的推动。秦之后是汉，汉是刘邦建立的。刘邦其实对中国做的事情不文明。刘邦当初去问计张良怎么治国，张良说，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跟秦国打？刘邦想了一下说，我是做生意赚的钱。张良问，那你告诉我，什么事情最赚钱？盐、铁、丝绢、茶叶最赚钱。 你知道国营企业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汉开始。张良就把这些最赚钱的生意划归国营。后面他又出台一个政策，重新定位士农工商，工商业主定在最后。那怎么定在最后？排名总有前后，字面上排在后面本来也没有问题。他却莫名其妙，规定工商业主和妓女、罪犯同入一籍，不能进仕。他就是要消灭工商业主，消灭民营经济。 汉是这个体制，几百年延续下来，到隋唐元明清，基本上都继承下他的这一套，到今天两千多年。所以说这种重农轻商的文化是有根源的。 到了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还让我们民营企业家上去当一下，我和他们讲，你要很满足了，如果按照古代的做法，我们这些人永远不能进仕，你说你有什么好说道？这也是我们落后的一个根源，但是要想改变这个现状，我跟你讲，两千多年的习惯要彻底扭转的话，我相信要有几百年的时间，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够解决的，没有那么容易。 因此一些人对企业家做的事情不理解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也跟你讲，中国其实很少企业家。电视剧里说企业家与官员勾结等等，也确实是和牛毛一样，也是客观存在。为什么我宁可去玩也什么都不做？因为我做会把名誉做坏掉。我就做汽车玻璃，它在手上我会做到底，其他我什么事情都不再做。 问：你的创业历程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对你个人而言，你创建了福耀，也得到了理应得到的财富与荣誉。从整个国家来看，改革开放也是成就巨大。但我们肯定也有很多不足与失误。你怎么看这四十年？你认为未来我们还应该付出怎样的努力？ 曹德旺：40年前的中国，要什么都是凭票，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豆制品票，等等等等。如果你要一部汽车，那要动很多脑筋，个人不能买的，单位买也需要各项指标。那么这 40 年呢，虽然是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其实到了 1995 年才彻底结束买东西凭票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就从 95 年开始算起，到今年 23 年。 23年，我们从一无所有的国家变成现在什么都过剩的国家，中国人当然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自豪、感到骄傲。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比我们取得的成就可能还要大。为什么？ 我们反省思过，很多土地污染了，很多河流污染了，现在去整治，我不知道把以前赚到的钱都拿来治理够不够，这是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人文文化破坏很严重，大家都是短平快，什么都是钱，全民一切向钱看，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个国家如何才能健康发展，没有人再去关心如何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富足，有的就是满大街的假话、空话。我们丢失的是真正价值不可估量的东西。 问：假话、大话、空话其实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啊。 曹德旺：主要是这一段历史培养了中国人不讲真话、多讲假话。 问：这个话题太沉重了，说个轻松点的话题吧。有一个朋友托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把你和段永平、任正非、张瑞敏、董明珠这些人放在一起华山论剑，谁的武功最高？他认为，在这个脱实向虚的时代，这些人是我们国家最稀缺的一批人，都坚守在制造业的第一线，你怎么评价他们？ 曹德旺：我认为这些人对国家都有一定的贡献，都很有水平。但我不仅仅佩服这些人。我还很佩服马云，马云的口才就非常好。我也很佩服王健林，虽然王健林做的东西我并不是都欣赏，但是他的那些万达城就做得不错，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盖那么多酒店，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有才的人。至于他做的对不对，你们来评价，我就不评价了。 像董明珠当董事长，短时间内可以把格力做那么大，我认为这个女人实在太厉害了。我的特点就是对谁都崇拜，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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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9 08:3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