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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内参--高层决策周刊20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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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7 08:55: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8月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发布《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财科院调研发现,近年来企业成本呈山洪爆发式上升,包括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用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增长速度极快。

报告认为,不能孤立地降成本,就成本降成本,为成本而降成本,也不能以行政方式降成本,而应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的所谓的高成本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滞后,可称之为制度性成本。这个制度性成本不仅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审批权没有下放的原因,而是当前这个阶段的风险总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产生各种制度性成本,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

印度越界和中方对峙,不仅理亏,而且非法。但客观地说,这次中印对峙,是中国先打破了地区的平衡。换位思考,当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时,理论上也没侵犯中国主权,但中国的反对声非常激烈,因为萨德威胁到了中国的战略安全。而中国对印度的战略性包围,以及在印度的咽喉处挺进,这对印度的压制其实已经超过了萨德对中国的影响。换成你是印度这一方,你也会急得跳脚,所以印度的表现完全可以理解。理解归理解,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博弈,本来就是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优势的,每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如此。边境对峙的背后,中国在悄无声息地下一盘很大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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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本呈山洪爆发式上升,根源在于制度变迁滞后
【研究员】:

8月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发布《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财科院调研发现,近年来企业成本呈山洪爆发式上升,包括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用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增长速度极快。报告认为,不能孤立地降成本,就成本降成本,为成本而降成本,也不能以行政方式降成本,而应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的所谓的高成本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滞后,可称之为制度性成本。这个制度性成本不仅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审批权没有下放的原因,而是当前这个阶段的风险总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产生各种制度性成本,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


在此基础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8月1日在京发布《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

微信号“凤凰财知道”撰文指出,报告实地、在线调研了14709家样本企业,发现这些样本企业近三年的总成本费用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100%,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国有企业情况堪忧。2014-2016年,样本企业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01.47%、101.87%和101.44%,均大于100%,这表明企业成本水平已经超过收入,企业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极限。

从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经营状况稍好,而东北和西部地区连续三年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在105%左右,情况堪忧。从企业规模看,小微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总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连续3年在102%至104%之间,处于亏损状态。从所有制看,外资企业经营状况最好,总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低于100%,民营企业次之,为100%,基本能够维持收支平衡,国有企业最差,为105%左右,入不敷出,经营困难。

分地区看,东北地区的资产负债率最高,且连续两年增长,2016年达到69.34%,中部地区资产负债率最低,为56.07%。

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融资规模大,融资成本低;而民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低于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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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2a4237bf66924d4ea2f5ba376cabfe.jpg 报告负责人刘尚希认为,下一步“降成本”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我国城市房价持续且大幅上涨的趋势,对实体经济企业的用地及房租成本给予关注。

在原材料等成本上,在2003年至2011年期间,除2009年特殊,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总体上呈现每年较上年同期增加的情况,2012年之后购进价格指数开始同期减少。

报告认为,不能孤立地降成本,就成本降成本,为成本而降成本,也不能以行政方式降成本,而应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的所谓的高成本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滞后,可称之为制度性成本。这个制度性成本不仅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审批权没有下放的原因,而是当前这个阶段的风险总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产生各种制度性成本,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

调研报告认为,对于降成本而言,最终需落脚到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上来。推动企业降成本的根本路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激励机制,让企业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面临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独特挑战在哪里?面对特殊的“中国式挑战”,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突围?

周其仁注意到,随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几乎所有市场要素价格在过去十余年间快速增长的同时,另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成本:体制成本,也划出了一条从前期快速下降到近年抬头回升的曲线。

从这个角度来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才能真正看出中国经济体系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演化路径与竞争优势:如果只是劳动力便宜的话,30年前中国更便宜,现在非洲和拉美等国家依然便宜,为什么没有形成今天中国独具的“全球化制造”能力?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从“八亿农民搞饭吃”还吃不饱,到“包产到户”改革解放了空前规模的农村农动力;而在解决“劳动力过剩”难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早期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崛起;随着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过剩产能”又逼着中国企业借助WTO协议冲进国际市场……

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下降的制度成本,在近年开始出现回升趋势。

“我们的行政体系要向电脑学习。”周其仁表示他曾向有关领导提过意见,行政体系中的政策文件应该象电脑软件一样,做到“一键装入”、“一键卸载”。否则这些小“刹车片”最终会变成严重影响整体经济效率的“体制摩擦系数”。

周其仁教授形象地将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比喻成“三明治”——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一方面市场成本大幅上升,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已不具备优势。

“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周其仁强调,“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经济就会被拖住。”




经济纵深




中国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投资带来的就业越来越少了
【研究员】:

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要增加就业,就必须有大量投资。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是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那么,中国靠什么增加就业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厉以宁认为,当前中国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还有第二种情况,进行农村土地确权。


如何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不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厉以宁认为,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硬性的增长指标如何改

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会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被动。

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是非常有好处的。

经济增长下降有几个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那么,何以见得呢?

第二,有一些就业人口的收入没有计入GDP。如现在从事保姆、月嫂等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她们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但是,她们的工资收入是不计入GDP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以上。近年来,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GDP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报,所以,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5%。

投资和就业存在什么关系

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是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那么,中国靠什么增加就业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中国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农村土地确权,是指在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什么叫土地确权?简单地说,就是三权三证。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发给农民土地经营权证;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政府发给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拥有在宅基地上盖房子的权利,政府发给农民房产证。

根据嘉兴市的统计资料,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例为3.1∶1,在土地确权完成之后,这个比例变为1.9∶1。由此可以看出,土地确权之后,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我们曾在嘉兴市的平湖市一个村里看到,该村旧房子全部拆掉了,都盖上了四层楼。我们问村民这么多房子能住得完吗,村民说,一层店面租给外乡人开店,二层出租,家人住在三楼和四楼。

一是,30多年前,农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那时候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在丈量土地进行承包的时候,好地一亩抵一亩,坏地两亩抵一亩。30多年过去了,经过农民的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提高了,因此,在这次确权丈量土地时,都是一亩算一亩,不再折算了,于是,土地就多了。

三是,2006年以前中国还征收农业税,有多少地征多少税,农民在上报自己家土地的时候就尽量少报一些。比如,一亩三分地报一亩地,因为多报地要多交税,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上土地刚丈量完,农民均如实上报,谁都不愿意少报。因为少报土地面积的话,在出租或转包土地、入股时,少报耕地就吃亏了。

为什么会闹钱荒

为什么会发生钱荒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是双重转型呢?一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很重要的,不过,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结构性的目标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毕竟,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完成产业和技术升级。

总之,金融改革的三个目标中,宏观目标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是银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结构目标是走向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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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五六年间,小区外的沿街商业慢慢地转型活跃,进而兴旺。马路北端是一个写字楼集聚区,因此早上和傍晚,很是有一些年青的上班族路过。于是小区西侧的这些街面房,至今开出了主要做早点的6家饮食小铺子,其中一家24小时便利店有饮食功能,实际7家。如此密集的饮食小铺子,早高峰时,仍均排队。

搬来没多久,这条街上就开出了一家打印店,两三年前又开出一家。有一天觉得那些伙计的口音有点奇怪,才知道都是湖南人。后来读到一篇北大博士论文,说是湖南新化县的复印打印军团,占据了全中国85%的市场份额,与中国快递的桐庐帮有得一拼。前几年偶然去复印或打印些东西,给一枚大硬币,找回若干小硬币。价格低于你的成本,服务很好,贴近需求,生意当然兴隆。

说到坚守,如看清趋势且商品和服务对路,转机定会出现。小区外现兼营饮食的那家24小时便利店,是四五年前在一家以销售食品为主的杂货店之后开设的。因已有同业,加之价格不便宜,觉得他们开不了多久。没想到那装修洋气的杂货店,很快转让了,改成了湖南人的打印店。而那便利店,起先并未因杂货店关闭而有转机。是随着北端写字楼集聚区人气渐旺,小区居民消费方式改变,才终于火了起来。生意好时,小小店堂挤满了人。

这街上那家丽水人小超市即因这种民间妙算而获正果。小区距联华超市仅15分钟,这小超市三四年前开出来时,觉得很奇怪,因为仅房租一年就要三四十万元。可是慢慢的,生意居然好起来了。与老板闲聊,说是边上有几家学校,从各地来的学生经常会来买些日用品。小区居民也开始接受适应,去购物的频率明显提高。小超市近来又新增了现煮美味食品,新雇了两三个营业员。

草根经济是改革开放近40年修成的正果,正是他们的活力、转型和坚守,加之其他积极因素,才使得中国经济并未出现一度曾甚嚣尘上的“硬着陆”。

草根活力是这三大成果中的最主要因素。然而成果累积作用发挥是有时效的,不仅需要“保鲜”,还要深化推进。中国经济达到今天这样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达美国1/7多的水平,需要进一步肯定和明确草根经济的积极贡献和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对未来有更积极预期,加快转型,增强活力,促进中国经济顺风顺水走向未来。




思想评论




中央智囊:宁可牺牲其他,也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研究员】:

最近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就上半年经济形势怎么看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介绍了相关情况。他在会上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化,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三个确保是非常重要的目标。防止系统性风险,宁可现在牺牲一点其他方面的要求,也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


最近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就上半年经济形势怎么看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介绍了相关情况。其发言如下:

总的判断是,上半年经济形势稳中向好,结构调整深化。

为什么说结构调整深化?从三方面结构来看:一是从需求结构看,消费、投资、出口实现了比较均衡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4%,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贡献率为63.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6%,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长7.2%,比上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增长19.6%,其中出口增长15%,进口增长25.7%,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经常项目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二是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工业结构有所优化,特别是过剩产能继续得到化解,创新驱动的效应开始显现,适应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行业增长都比较快,高技术产业增长13.1%,装备制造业增长11.5%,快于工业、快于整个GDP的增长。同时产业组织结构也在改善,竞争性产业集中度在提高,大中小企业分工在深化。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开始初步显现。三是从区域结构看,区域协同联动效应开始显现,“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深入实施,成效明显。从东中西来看,东部地区向好的态势更加巩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空间在拓展,东北地区也出现了筑底回升的迹象。

怎么看经济形势,有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有辩证思维,眼光要长远。就是说,看经济形势既要看当前,也要看长远;既要看指标,也要看预期;既要看到成就,同时也要看到问题。从中长期和预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出现积极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企业的预期和市场的信心正在逐步好转,经济发展动力在增强。这些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对全球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中国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的过关期,结构调整的这道关并没有过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处在深化的阶段,这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虽然上半年经济稳中向好,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有些是长期存在的,比如实体经济的循环不畅问题仍然比较严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还比较艰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企业成本上升压力也在加大。此外,区域、产业、企业走势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加剧。再加上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有所改善,但是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是主基调,就是说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但是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奋发有为。在有所作为的同时要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这三个把握是非常重要的。既要防止盲目跃进、大干快上,也要防止畏首畏尾、无所作为,既要防止“太过”,也要避免“不及”。稳中求进,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基调,今年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两个方面有所进取,取得新的成效。

针对当前形势和长远发展需要,在做好全面工作的同时,中央强调下半年要着力做好六方面的工作:第一,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三,深入扎实整治金融乱象。第四,切实稳定房地产市场。第五,稳定外资和民间投资。第六,高度重视做好民生工作。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刚刚提出控制系统性风险是个很重要的目的,请再进一步解释一下系统性风险指的是什么风险,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概率是最高的,比如什么样的行业会产生这样的风险,系统性风险具体指的是什么,谢谢。

我们现在说的防止系统性风险,是从各个领域一些小的风险点去预防,比如同业的问题、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国有企业个别的债务违约问题、杠杆率比较高的问题。对这些风险要早识别、早发现、早处置,化未来的大震为今天的小震,一点一点去处理,不要让其最后引发大的系统性风险,对中国经济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所以,宁可现在牺牲一点其他方面的要求,但也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

彭博新闻社记者:现在全国的经济正在稳定增长,但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也看到了一种分化的现象。比如说甘肃、海南、天津,他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比第一季度慢了1个百分点。您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政策制定者如何采取措施来解决这种区域分化的问题?谢谢。

杨伟民:我补充一下,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比较大,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差异很大的国家,像青海、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在区域发展方面的政策上有一个叫主体功能区,就是说一些地区主要是进行开发,搞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一些地区主要是保持农产品主产区的地位,作为农产品主产区,并不要大规模搞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一些地区的主体功能是保护生态环境。

华尔街日报记者:我有一个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刚才专家谈到了在煤炭行业的产能削减得较快,我们注意到,上半年由于煤炭产能的削减,煤价上升,煤炭企业大概营利了1千个亿。由于煤价的上升,煤电行业的成本也在上升,上半年煤电企业的亏损将近达到1千个亿。作为决策层来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一个行业的去产能可能会对另外一些行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你们有没有关注到?或者以后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时候,会不会采取一些措施,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谢谢。

现在煤炭价格回升确实是比较快的,因素也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个过程中,下一步可能需要对前一个阶段去产能的做法做一些微调,因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强调,要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牛鼻子。要更多通过处置那些僵尸企业来达到化解过剩产能的目的,然后释放它占用的信贷、工人等要素资源,转移到其他的领域当中去。

在今后的去产能过程中,要更多利用处置僵尸企业的办法,更多要通过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去产能,减少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产能。去产能的目的是要通过改革来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具体的指标当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供给侧后面那两个字——改革,通过改革去建立比较正常的市场秩序和上下游之间的关系,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矛盾会在今后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逐步缓解。谢谢。




政经观察




从主政官员到企业家,杭州是如何在改革中崛起的?(上)
【研究员】:

阿里巴巴的发展离不开浙江和杭州几任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和马云把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称为“和政府要只谈恋爱不结婚”。阿里巴巴的成功引起了上海市一位老书记的感叹,他五年前就发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上海为什么没有留住阿里巴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很多人在回答中把责任归咎于政府对创新不够重视,沉迷于跨国公司的总部经济。其实上海注意到互联网产业比王国平、蔡奇、陈敏尔们更早。在马云办西湖论剑和获得十大风云浙商头衔的前两年,上海政府就组织了第一届“IT青年十大新锐”颁奖,上海市的老老书记亲自到场,向陈天桥、邵亦波和梁建章等人颁发这个奖项。只是这位老老书记的事情,后来不怎么提了。


前北京市长陈希同有个外号,叫陈喜亭,因为他喜欢叫人在高楼顶上加盖小亭子。

“古都风貌今何在?多是‘豆腐块’‘麻将牌’,如果再不抓就不行了,新建筑要尽量体现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高楼流行戴帽子,街边商店流行用琉璃瓦顶的垂花门装饰门面,所以当时北京流行一句话:举头遥望小亭子,低头又见垂花门。

其实早在北京西站设计之初,建筑大师张开济就给陈希同写了封信,劝他放弃小亭子,

后来陈希同住进了苏式民族风格,大门和围墙都“戴帽子”的秦城监狱,在小战士陪同下还可以打打网球下下棋,也算是“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从北京地铁一号线玉泉路出来,往南走1000米,玉泉建材市场后面,曾经有一片荒废了13年,占地面积680亩的废墟。这片废墟上有希腊宫殿、泰国佛塔、江南庭院、欧洲城堡、日式小楼等世界各地建筑,所以叫世界风情园。

江大桥在微信号“红楼梦与毛选研究”撰文指出,在这场人造景点大跃进活动中,“明皇蜡像宫”、“老北京”、“世界公园”等40家人造景点陆续在北京建成,投资额都在一个亿以上,全部血本无归。

而五月份蔡奇成为新一任的北京市委书记,上任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领导“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著名的西单横二条小吃街就在这个行动中被拆除了。

“老街坊”记挂着北京的胡同,这次拆除横二条小吃街,也是为了保护紧挨着的横二条胡同。

三年前的春天,“老街坊”在北京南锣鼓巷雨儿胡同考察时说,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小时候就在这附近长大,冬天常常放学后从雨儿胡同去什刹海溜冰。

蔡奇在进京之前,在杭州做了三年多的市委副书记,搭档的是杭州人至今还挂在嘴边的王国平。

王国平从2000年到2010年,当了整整十年的杭州市委书记。

仇保兴上任杭州市长后的头功就是保护河坊街。1999年,河坊街拓宽工程启动,按照规划,原本位于杭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河坊街将彻底消失。杭州市民黄晓杭给杭州市委写了封信,呼吁保护这条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古街。仇保兴见信后批示保护河坊街,这才有了后来为期两年的河坊街抢救行动。

仇保兴抢救下来河坊街,保护钱塘江只是搭个台,唱戏的是王国平力主修建的南宋御街,以及后来的拥江发展大战略。

王国平是个“大炼钢铁”的出身,合肥工业大学稀冶专业毕业,掉书袋自然是比不过仇保兴,为了堵住悠悠之口,他重用了同样是同济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王澍。

在去杭州之前,王澍视体制如粪土。

王澍把钱钟韩的话听进去了,大二的时候他就对所有的老师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1988年,王澍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叫《死屋手记》,把整个东南大学建筑系跟中国建筑界都批判了一通,最后学位委员会没有给他学位证。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从03年开始施工,04年的时候杭州人都在说,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房子就去象山看。07年象山校区施工完毕,杭州人说,这楼还挺好看的,就是离杭州太远了。

没想到,王国平一口答应王澍的要求,王澍开始主持南宋御街的改造工程。

许江院长那时候是把中国美院做大做强,恢复民国时期国立艺专风采的大功臣。当然学校一旦恢复民国风采,就难免不安定不团结,2015年美院某评不上职称副教授质疑许江花钱大手大脚,要他公开学校账目,还在网上“约架”,要和院长比试一下学术水平。

许江还写过三首诗赠给王澍。王澍在同济大学读博士,许江为他写推荐信。博士毕业论文大家都说看不懂,许江为他写鉴定。王澍读博到二年级时,许江就邀请他回美院,要专为他建一个建筑系,后来王澍出任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首任院长。

文革伊始,杭州的红卫兵就形成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造反派分子、当时美院的学生张永生创建的“红三司”,一个是干部子弟组成的“红一司”。

王国平作为市委书记家的公子,自然是就读于杭二。他在“红一司”有一个来自杭一的同学,就是浙江省委副书记陈伟达的儿子,后来闻名遐迩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

王平夷从53年开始当杭州市委副书记,到1962正式成为市委书记。杭州市委书记这个工作,王国平算是子承父业。

他被迫害致死的重要诱因也是这次保护行动。

当然坏事也有,也是在2009年,王国平的搭档,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被调查。这位萧山县戴村农民的儿子,在疏浚西溪的工程中一路升迁,兼任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主任,他的根据地西湖区正是王国平任内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

许三多出事一年后,王国平年届60,到站下车,改任人大主任,2012年更是辞去了一切党政职务,成了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院长。

王国平眼见老发小与老部下纷纷走上不归路,一定是非常心痛的。

可以说,王澍跟王国平共同成就了今天的杭州。

二十五年前“老街坊”任河北正定县县委副书记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打算把《红楼梦》拍成电视剧,选择在正定县搭建“荣国府”。这个“荣国府”是临时外景拍摄基地,等电视剧拍摄完就作废。

想法很好,但是正定县没钱,当时建造“荣国府”要花费300多万。为了不增加正定县干部群众的负担,“老街坊”先是向北京的一个朋友求助,这个朋友路子广,跑去跟中央电视台协商,说服央视投资了38万。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找市长不如找市场”,“老街坊”也顺势瞄上了企业,他找上了石家庄红星机械厂,说服人家投资了40多万。经过多方筹集,1985年,“荣国府”开工建设,工期一年零八个月,耗资350多万,总面积35000平方米。

跟“老街坊”比,王国平对《红楼梦》的热爱不遑多让。

可惜杭州和红楼梦真的没什么关系,曹雪芹写的正经是金陵爱情故事。最后考证来考证去,就找到一个线索,晚明上林署丞顾友白之女,钱塘女诗人顾若璞可能是贾母的原型。

当时开会讨论免票制问题,有人不同意,说不如改成水上乐园,收更贵的门票,王国平当场脱口而出一句国骂。这是他的习惯,他对下属布置工作,平均五分钟一句国骂。

不知道多年以后阿里巴巴上市前的时候,马云推行的996制度,是不是从这儿发端的。

那时候阿里巴巴是个毛线也没有的公司,别说淘宝支付宝,连中国供应商这个祖师爷级别的产品,也是在两年后才诞生的。但是马云很敢说:

一向是敢想敢干的王国平也没想到马云放这么大一个卫星,赶紧出来打圆场:“张书记,小马可能说的是他要把公司做成五亿到五十亿人民币的公司。”

之后的十年,阿里巴巴和杭州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

就在进入发展快车道的2005年,阿里巴巴主办的西湖论剑迎来了其影响力的最高峰。之前的几届西湖论剑虽然热闹,但是主要是马化腾、丁磊、周鸿祎这些网瘾少年的自娱自乐。这一届不同,马云获得了雅虎的10亿美元投资,成了中美互联网的中间人,他邀请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参会,作为市委书记的王国平也第一次参加马云的西湖论剑。

五年之后,阿里巴巴成立小贷公司,向淘宝卖家提供完全基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时候,已经是副省长的陈敏尔同志再次在媒体上接受采访称,“希望阿里巴巴帮助更多的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者”,要监管部门用开放、前瞻的角度看待这一新生事物。

浙江省的干部得风气之先不是没有原因的。“老街坊”02年调到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03年2月25日的《浙江日报》就多出了一个叫“之江新语”专栏,署名“哲欣”。“哲欣”是“老街坊”的笔名,取的是“浙江创新”的意思。

所以千万不要惊讶浙江怎么出了蔡奇这样一位千万粉丝的大V市长。其实早在微博出现十年之前,“老街坊”、陈敏尔和蔡市长们,就通过浙江日报的专栏称为大V,实现了杭州的官民互动的一个窗口。

阿里巴巴没有辜负浙江和杭州各位领导的信任,2013年西溪园区建设完成后不久,阿里巴巴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融资超过200亿美元的IPO。再过三年之后,阿里巴巴集团的各个分支,支付宝新大楼,菜鸟物流新总部,以及各种政府主导的产业小镇,已经在西溪周边,余杭区和西湖区四处开花。

如此看来,阿里巴巴的发展离不开浙江和杭州几任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和马云把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称为“和政府要只谈恋爱不结婚”。

很多人在回答中把责任归咎于政府对创新不够重视,沉迷于跨国公司的总部经济。

只是这位老老书记的事情,后来不怎么提了。(未完待续)





从主政官员到企业家,杭州是如何在改革中崛起的?(下)
【研究员】:

一部杭州的城市史,就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机过程。十年作为一代,代代有人在改革中成为弄潮儿,这里面有市委书记、有房地产商、有互联网公司、也有建筑设计师、也有文化人。总结下来,无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做出成绩了一定是因为“撸起袖子加油干”,出了问题一定是因为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老街坊”的话,真的是要当做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


(接上文)

虽然省府和市府的领导们高瞻远瞩,但是杭州市下面的大大小小官员打得好一手计算器。

但是2007年首次上市的时候,阿里巴巴在在全省107家上市公司里并不显山露水。对于财大气粗的西湖区政府来说,这样的公司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三年收的税还比不上绿城一个楼盘的土地出让金。

江大桥在微信号“红楼梦与毛选研究”撰文指出,08年之前,杭州大小官员们的心头好是宋卫平。宋卫平是浙江绍兴嵊县人。浙江省内有个说法:诸暨木柁、绍兴师爷、嵊县强盗。嵊县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自古以来就是起义军的大本营。宋卫平就是一个典型的嵊县人,他小学三年级读遍《说岳全传》跟《三国志》后,就老想着上梁山当好汉。

毕业后,宋卫平被分配到舟山地委党校给干部们上历史课。这是个闲差,每周只有两节课,宋卫平上午教书,下午钓鱼,晚上打牌。为了打发时间,宋卫平又办了份报纸《冲浪》,在这份报纸里,宋卫平集中火力批判体制弊病社会陋习。

从文员当到公司一把手,宋卫平花了七年。刷够经验值后,宋卫平在1994年回到杭州,跟妻子夏一波、校友寿柏年一同创办了绿城,启动资金15万。虽然宋卫平的老丈人是当时舟山财政厅副厅长,但宋卫平第一笔买地的钱,还是向朋友借的300万。

到2000年王国平当上杭州市委书记的时候,绿城的房产销售额已经连续多年位居浙江省第一。王国平2002年下令重修西湖十景,03年又开始建设西溪湿地,带动了周边房价的上升。

王国平的父亲当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要把杭州建设成东方日内瓦。到了王国平这里,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所以西溪西湖整治完成后,他的的目标已经不止于东方日内瓦,而是要做东方迪拜。

“老街坊”当年盖正定的荣国府只需要350万元,但是要建设一个新迪拜,需要的人民币可能填满整个西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国平在地图上画了个圈,把余杭萧山并入杭州,卖地换钱。

06年绿城在香港港上市,杭州市政府也推出了个类似杂志的《读地手册》,首发仪式设在香港,目的就是为了面向全世界卖地,内地的地产商还要通过“地下转口贸易”才能知道有哪些地要卖。

2006年之后,王国平又提出了拥江发展大战略,要以钱塘江为发展轴带,以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和奥体博览城为中心搞城市建设。

宋卫平紧跟王国平的步伐,王国平都看在眼里。05年的时候,王国平把杭州江干区安置房项目交给了宋卫平。项目完工后,王国平视察的时候说,保障房还是要请绿城这样的公司来造。

所以精益求精的宋卫平看不起粗糙滥造的万科,“那么粗糙的产品,要是我们项目经理造出来的,他应该去跳楼自杀N次”。“要是绿城有业主像他们的那样拉横幅示威,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

可惜两位都一语成谶,楼忠福后来因为政商关系接受调查,只富了两代。而开盘八年之后的蓝色钱江,也迎来了一位拉着横幅示威的业主,网上的舆论狂潮,要把绿城二十年积累的口碑一举清零。可惜此时的宋卫平已经无欲无求了。

10月14日,杭州推出24条“房地产新政”,火热“救市”,公然和调控政策唱了反调。王国平说,救楼市不是为了救房地产企业,而是为了救经济、救银行、救百姓,“房价下跌最大受害者是老百姓”。

宋卫平喜欢穿着红衣参加土地拍卖会,那时候有个说法,宋卫平穿红衣服代表他一定要拿到这块地。09年年初,绿城还欠着一笔高达4亿美金的高息债,濒临破产清算。到了年底公布数据,全年销售额达到510亿元,跃居全国第二,仅比万科的销售额少120亿元。而且绿城的平均售价达到14530元/平方米,比万科高了5000多元。

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超越万科,宋卫平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从小学开始,我就没考过第二名。”

2015年,宋卫平希望通过融创的投资重振旗鼓,但是经过一番折腾之后,白衣骑士孙宏斌撒手。一年后,宋卫平的老搭档,绿城的大内管家寿柏年隐退,一直支持宋卫平的大股东九龙仓也离场,留下了一句话,绿城不再是宋卫平的了。

枭雄一世的宋卫平如今也许就只剩下爱好了,2012年之后,他开始担任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顾问。而院长正是王国平,两人是一对多年的棋友,不知道下棋之余,会不会像高育良一样抄一副《好了歌》。

在宋卫平的想法里,这个事情顺理成章。没想到最后马云选择跟许家印合作,而是投资12亿入股恒大,让恒大连续站上了亚洲之巅。宋卫平气得骂马云重利忘义,嫌贫爱富,不爱家乡爱美人。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能看出来浙商的三重境界:

第二重是宋卫平这种,让领导觉得“你办事,我放心”。

不过马云跟宋卫平这对好兄弟交情不浅。当年马云搞过一个私人会所,叫江南会,一共只有八个发起人,包括丁磊、沈国军、陈天桥、郭广昌,宋卫平也是其中之一。

会所内部由艾青之子艾未未设计,江南会三个字由金庸题写。江南会采用会员制,入会费为20万元人民币,主要通过会员内部推荐。通过个人申请的,除了具备一定条件外,还要通过董事会的决定。

可是“老街坊”眼里是容不下沙子的,十八大之后,不仅中纪委先后发出了整治“四风”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老街坊”还亲自听取环西湖会所整治的工作报告。

早在03年9月29号,“老街坊”就在专栏里写道,“杭州在去年南线景区改造和今年新湖滨景区、杨公堤景区建设中,挖掘和恢复了不少历史文化景观,进一步丰富了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内涵。在今后的开发和建设中,还要始终坚持这一点”。

王国平和“老街坊”有着相同的出身,对于城市建设也有着长远的眼光。台湾的媒体人陈文茜就评价王国平是杭州继苏东坡之后一千年一遇的好官。而“老街坊”对雄安新区的设想,也定位于“千年大计”。

王国平没有慎独,他急速推进的两个项目,西溪湿地公园三期和一号线地铁都出现了重大问题。前者是许三多落马,后者是湘湖地铁站施工现场出现重大责任事故,21人死亡。

但是如今成为两千万首都人民的父母官,又获得了中央的充分授权,蔡奇对城市的规划和综合治理显得得心应手。

其实他还有一个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就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出版于1961年的经典著作曾经多次被推荐给杭州的各级官员。

特别是这句,“城市区域的每一个首要用途,不管其形式是标志性建筑或其他什么,都需要城市“庸俗”的基本格局来紧密配合,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不过如果想要更直接理解北京未来的总体城市规划,大家还是要去前门东大街的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老街坊”视察的时候,很喜欢去各地的城市规划展览馆。

老街坊把G20峰会当做礼物送给杭州,也是把杭州当做礼物送给世界。

但是最后G20峰会的效果,除了让杭州的房价时隔7年后再次迎来翻番,也证明了杭州式的城市规划可以承担首都的功能。因此在北京推行杭州式的城市规划也算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后来无论是雄安新区的规划还是北京二环内的综合治理,都能看到当年杭州的影子。

再次体现出了“老街坊”对浙江,对他工作过的这片热土的关心。

05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乌镇大户人家的少爷木心在家里弹钢琴,看西洋画册,还想不到文革期间会被折断三根手指,入狱后在手绘的黑白琴键上无声弹奏莫扎特艰难度日。

回到纽约后木心写了散文《乌镇》记录这次行程,发表在台湾《中华时报》上。这次回乡没留给木心啥好印象,他在文章里写,永别了,我不会再来。

1999年,陈向宏调任乌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委会主任,开始了他在乌镇的“总设计师”生涯。陈向宏是乌镇北栅子弟,出身清苦,早年在镇工厂做了六年工,学机械制图,比不得乌镇东栅出身的木心。

陈丹青在1983年读到木心的一篇文章,就此跟木心结交三十年。乌镇是茅盾的故乡,99年王安忆因为《长恨歌》获得茅盾文学奖而去乌镇领奖。陈向宏就跟王安忆打听,王安忆说自己的朋友陈丹青认识木心,于是陈向宏给陈丹青打了一通越洋电话。因为这通电话,陈向宏通过陈丹青跟木心搭上了线。

“京沪中层官员多半是硕士白领,弄条领带挂挂,不土不洋,满口半酸不咸的,照老上海说法是不担肩胛,就是北京话不靠谱”,照陈丹青的说法,他是江湖混大的,所以也把陈向宏当江湖中人。因为“向宏从未试图打动我。我们对面坐下,一二三四,全是谈勾当,不玩兰花指。”

那时候没多少人知道木心是谁,陈向宏始终坚持翻新木心故居,“先生在外漂泊了大半辈子,现在故乡把他请回来,是一种应有的礼仪和姿态。”到2011年木心去世,乌镇都没拿木心的名字宣传过。

有几个老年人看不惯他拆房,天天站桥头骂他,还有人连续三天在他办公室门口泼粪。拆掉新房之后就是修旧房。为了修旧如修,陈向宏在全国各地搜罗木料跟石料。

改造古镇需要资金。为了找钱,陈向宏陪杭州一家银行的行长喝酒。陈向宏酒量很好,“我们今天也不欺负你,我喝一瓶,你也喝一瓶,喝掉几瓶我们就贷你几千万。”有次陈向宏身体不太舒服,最后实在喝不下,就问能不能喝半瓶算500万。

东栅建好后,黄磊看上了这个外景地,带着剧组来拍戏。按照双方合同,剧组向景区支付20万场租,先期预付10万。剧组依剧情在东栅河上搭了一座桥,桥上挂了各种形状的白灯笼。陈向宏觉得这座桥跟乌镇整体景观不符,和黄磊大吵一架,“把桥拆了,这里归我管。”

2004年,乌镇旅游还清了改造工程的所有贷款。东栅修建完毕后,陈向宏又主持修建了西栅。他希望西栅能吸引各大机构公司来这里举办大型会议,互联网光纤、能举办国际会议的场馆和配套接待设施是在这期间布下的。这些都为互联网大会埋下伏笔,也让雷军圈来互联网半壁江山的生日会得以在乌镇实现。

“乌镇重建的争议是中国所有地区的课题。假如乌镇没做好,固然该批,没事儿,你保留了,做好了,闲话四起。我是闲人,我会对批评者叫道:是的,乌镇糟透了,你懂文化,你牛逼,你来弄!”

张艺谋是G20峰会最忆是杭州的总导演,这台文艺演出的班底和底本是完全商业化的实景演出《印象西湖》。陈丹青说,

你看,连陈丹青这种政府的积极批评者,也会佩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家。

总结下来,无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做出成绩了一定是因为“撸起袖子加油干”,出了问题一定是因为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老街坊”的话,真的是要当做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




多维观察




中国四大最顶级商圈,几乎掌控整个国家的经济!
【研究员】:

国内顶级的同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三聚氰胺事发后,面对蒙牛的危机,牛根生在同学会上发出万言书,为了防止境外机构恶意收购,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将2亿元打到了老牛基金会的账户上。新东方俞敏洪闻讯后,二话没说,火速送来5000万元。分众传媒的董事长江南春也为老牛基金会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中海油傅成玉总经理打来电话,中海油备了2.5亿元;田溯宁、马云、郭广昌、虞峰、王玉锁等等都打来电话,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援助。香港的欧亚平联系境内的王兵等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纷纷买进蒙牛股票,以支撑和拉升股价。


一、华夏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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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三聚氰胺事发后,面对蒙牛的危机,牛根生在同学会上发出万言书,为了防止境外机构恶意收购,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将2亿元打到了老牛基金会的账户上。新东方俞敏洪闻讯后,二话没说,火速送来5000万元。分众传媒的董事长江南春也为老牛基金会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中海油傅成玉总经理打来电话,中海油备了2.5亿元;同时派人来企业了解情况,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取。田溯宁、马云、郭广昌、虞峰、王玉锁等等都打来电话,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援助。香港的欧亚平联系境内的王兵等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纷纷买进蒙牛股票,以支撑和拉升股价。可见,国内顶级的同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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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员:

聚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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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同学会,同学们“听到的是从没对媒体公开的故事”。冯仑对此感触很深,“以前好比去电影院观赏大片了,这里是实实在听制片人介绍如何制作大片。”新浪CEO曹国伟也到华夏同学会讲过MBO的背后故事,其中诸多内容,媒体记者求索而不得。

2009年4月,冯仑就承办了第十二次同学聚会,为期两天,二十多个同学出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迈瑞公司董事长徐航以及新浪曹国伟等,都以特邀嘉宾身份参加。

2013年3月22日下午,万达王健林、腾讯马化腾、阿里巴巴马云、百度李彦宏、复星郭广昌、万通集团冯仑、刘永好、曹国伟、郭广昌、李东生、古永锵、江南春、马明哲等企业家在杭州华星创业大厦现身。聚拢他们的是低调组织“华夏同学会”——由在商学院学习过的企业家领袖组建。同学会由一位同学承办,此次马云做东,三十几位企业家参观阿里巴巴。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会长柳传志,理事长段永基。

62dde327d539e775f8bc11983317f9fa.jpg 2007年,史玉柱东山再起后,来京邀请好友组织座谈会。在这场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上,史玉柱说,在他低谷的时候,“泰山”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帮助和重新创业的经验,“这是我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 b03bfd0db0f6d58e5aad79204d9bccb4.png 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是一个活动频繁的圈子。企业家们经常聚在一起“疯一把”,马云抱怨式的吐槽、俞敏洪喝多了站在桌子上唱歌,都是该俱乐部里司空见惯的场景。情绪的发泄与情感的支持,在这一圈子里都能够得到满足。“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跟我有商业合作或者将要有商业合作的,大概七八家。”柳传志表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经常发起组织商界大佬们参与各种活动,比如2012年作为民间机构出访英国企业,还有发起绿公司年会、拒绝吃鱼翅行动等等。“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一是为了弘扬商业社会的正气,二是为了企业互访、学习和互相支持,三是增加理事们的感情。” ea5f12d8b704fe4496274013c2ccd6a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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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南会2006年,马云、冯根生、沈国军、宋卫平、鲁伟鼎、陈天桥、郭广昌、丁磊八位浙商共同创办江南会,其被称为杭州最高档而又最低调的会所。如果说“江南会”能成立,更多的,还是马云骨子里的武侠精神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他熟读金庸的武侠,马云在公司的花名是最喜欢的武侠人物“风清扬”,这或许才是“江南会”出现的原因。这是庞大的一股力量,这八位中的任何一位,一旦遭遇到商业危机,只要“江南会”肯出手的话,基本上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成立初期,他们就曾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同样也要进行资产评估才考虑如何出手。 9a6d2de2e045aec3c8ec49f7d0a9a2d7.jpg 74458134105fb077ac3a0f436fde4bc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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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八位大侠便带着传承商道的精神,立志将江南会打造成一个活着的博物馆。浙江商人讲究以利和义,生意和兄弟情谊是两码事。但是只要兄弟出了事,立马都会拔刀相助,浙江商人就是以这种法则在延续。江南会将一直记录下商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若干年后,只要后人走进江南会,就会从中得到积极的启示意义,能从中得到百年商道文化发展的精髓。


国际战略




边境对峙的背后,中国在悄无声息地下一盘大棋!
【研究员】:
印度越界和中方对峙,不仅理亏,而且非法。但客观地说,这次中印对峙,是中国先打破了地区的平衡。换位思考,当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时,理论上也没侵犯中国主权,但中国的反对声非常激烈,因为萨德威胁到了中国的战略安全。而中国对印度的战略性包围,以及在印度的咽喉处挺进,这对印度的压制其实已经超过了萨德对中国的影响。换成你是印度这一方,你也会急得跳脚,所以印度的表现完全可以理解。理解归理解,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博弈,本来就是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优势的,每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如此。边境对峙的背后,中国在悄无声息地下一盘很大的棋。
在谈论这件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今天你买一台华为手机,明天打你的子弹就是你出钱造的。今天你买一台格力空调,明天开进新德里的坦克就是你出钱资助的。12亿印度人一月不买中国货,中国经济萧条。一年不买,中国崩溃。看见都要转,不转不是印度人。其实这段文字是中国网友配上去的,但图片的来源是印度人在街头抵制中国的照片,照片里他们一边拉扯着五星红旗,一边打出他们的标语: 939163658537a8a86584c253118b2635.jpg
从去年10月开始,印度国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中国货”运动。 751ccab3f97212020ef771d1a4a6e0de.jpg 3f623864298d6edec3f6b3cb13622f9a.jpg 0b809348f7fdbedf6db55b82cef7a5ee.jpg 这一切都缘于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这对印度人而言,其震撼程度不亚于甲午海战对中国的影响。缓缓君在微信号“缓缓说”指出,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太关注印度,但印度无比关注中国,稍有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印度的热议。 6227cbf1a83071fbeaf6cf8dc7021451.png 缓缓君此前曾撰文梳理了中印边界争议的来龙去脉,有人留言问这次对峙是不是在中印边界的争议地区?其实不是。先来看亚东县的位置。
亚东县位于印度的锡金邦(印度的邦类似于我们这边省的概念)和不丹中间,从形状上看,有点像一把插入到山脉的匕首。但亚东靠不丹的那一侧,是有边界争议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和不丹进行了24轮边界会谈,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确定边界,但却一直没能签订边界协议,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印度的阻挠。1949年,两国签订了《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规定“不丹政府同意对外关系以印度政府的意见为指导”。《不丹新闻网》甚至直接指责印度用“铁腕政策”,通过对不丹经济等方面的控制,阻挠中不之间的边界谈判。印度越过中印的法定边界,闯入中国领土,阻挠中方施工,理由是为了“维护不丹利益”。 b7677ef5d37b4f21bb0ef3b07fec7cac.jpg
印度观察家基金会资深学者马诺吉·约什在接受印度火线网站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国和不丹的争端,印度无权干涉。因为印度被逼急了。 040e6f782f4f77087e086d8470ef0bf6.jpg
今年6月,中国开始向洞朗地区修路,这引起了印度的恐慌。虽然缓缓君并不同意这篇文章的结论,但作者把洞朗的地理条件解释得非常清楚,这里简要说明一下。从山顶向南望去,就是印度的恒河平原。由于恒河平原海拔仅100米,双方高差达4000米,根据地球曲率视距公式,未来中方在这里设置的哨所,视野可达225公里之远!这里提到的西里古里走廊很有必要介绍一下。西里古里走廊是连通印度次大陆和东北部的交通要道,但它最窄处只有20公里,所以从地图上看这条通道还不如小拇指粗,在战略位置上可以说是极其脆弱又极其重要。由于人种不同(印度东北部有大量黄种人),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印度东北部活跃着印度共产党和伊斯兰组织以及民族分裂分子。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简称“印共(毛)”,是印度一个信仰毛主义的地下政党,目标是推翻印度政府。
所以对于印度来说,一旦被扼住西里古里走廊,向东是国家分裂,向西是恒和平原腹地被威胁,这无疑是印度人的噩梦。这种消耗上的对比,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战略优势。但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ecd969efc673a2b3d6dd26dfe1cb7c8a.png
此外,过去有一种说法是,青藏高原地形复杂,可以阻挡中国的机械化部队前进。中国在2014年曝光了新一代的轻型坦克,是世界上第一款非水陆两用的轻型坦克,但却可以在异常复杂的山地环境作战。这款坦克被部署于西部山地,针对的是哪个国家显然已十分清楚。换成你是印度人,你怕不怕?上面这句话来自一位印度网友的哭诉。4“中国正在从中东到南中国海的海上航道沿线建立战略关系,表明了它保护中国能源利益并同时为广泛的安全目标服务的防御与进攻态势。”由于涉及到的国家在地图上联系起来像一串珍珠,所以叫“珍珠链战略”。百度百科的介绍很有意思,说珍珠链战略,是国外有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在刻意传播中国威胁论。
但你看看中国这些年在做的事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 f18289d568a98ef341a850cca742b7c6.jpg
再比如去年10月,习近平访问孟加拉国并发布了联合声明,内容包括修建吉大港至昆明的铁路、公路以及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吉大港恰恰也是珍珠链中的一环。
再到前几天,斯里兰卡政府正式宣布:允许中国企业以10.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赫班托达港,中方负责港口运营。 d7101cdffbd642edf783019e62b3c03a.jpg
而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什里坎特•孔达巴里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悄无声息地下一盘很大的棋。印度越界和中方对峙,不仅理亏,而且非法。换位思考,当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时,理论上也没侵犯中国主权,但中国的反对声非常激烈,因为萨德威胁到了中国的战略安全。换成你是印度这一方,你也会急得跳脚,所以印度的表现完全可以理解。有一个词叫“修昔底德陷阱”,来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因为他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就在前几天,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在接受《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采访时说出了大实话:他的话应该代表了美国情报界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主流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很可能将影响美国整体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6在过去实力不济的时候,我们的外交辞令是“搁置争议”,然后一边埋头发展经济,一边拼命搞基建,但最近这些年,我们谈到领土争议的时候就变成了“自古以来”和“神圣不可侵犯”。记得去年和前年,非常流行一句话,叫“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也就放心了”。中国造岛的速度有多快?什么叫暗礁?就是涨潮的时候看不到,退潮的时候才能露出来一点点。看到上面第一张图左下角那个白点了吗?那个就是我们原来的小型基地!一年后它变成了下面这样子!当西方记者问,中方大规模填海造岛是不是有军事考虑?可全新的岛屿上哪里会有居民?而就在最近两年,中国对外的发言甚至变成了“分分钟怼死你”
随便摘几个给你看看。国防部新闻局:别人在你的家门口耀武扬威,难道你还不能准备一个弹弓吗?杨宇军:朝核问题归根到底是美朝矛盾。美国卡特防长在这个问题上不必“甩锅”,这个“锅”中方也不会背。吴谦:美国很喜欢拿“航行自由”说事儿,摆出一副为世界和平操碎了心的样子。吴谦:日方总是喜欢炒作中国军队正当合法的训练活动,依我看这主要是心态还没有调整好,也许是以往中国军舰过宫古海峡过得少了,那么今后我们多过几次,日方习惯了,也就好了。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缓缓君是真的不希望发展战争,因为一旦有了战争,最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快一点,再快一点。



中国外交应坚持周边优先,防范战略冒进
【研究员】:
目前,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都将中国定位于崛起大国。中国说自己“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些说法在原则上都没有问题,但在制定具体政策时,需明确中国要维护什么和改革什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崛起大国,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改变国际体系,但可以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革。从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在全球层面还发挥不了一个超级大国的作用,这超出了我国现有的实力。如果以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的标准来制定外交政策,确实有出现战略透支或过度扩张的风险。然而,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于东亚区域超级大国,在周边地区发挥主导国作用则是可以争取的。
2012-2014年,中国外交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大了在钓鱼岛和南海等涉及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上的维权力度,并提出“一带一路”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际倡议。这次外交转型,建立在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世界大国、与美国的绝对实力差距加快缩小的基础上。  坚持国家利益导向,制定最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阎学通认为,中国外交中取得成功的方面,与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政策出发点的基本原则直接相关。而外交策略需要改进的方面,则与国家利益界定或排序不明确有关。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这个原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在实际决策中把握好并不容易。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很长的时期内,我国的总体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韬光养晦的原则确实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37a8b8c0617302c22c1395a8e16ac40.png
其中隐含的信息是,经济利益在中国外交中已经不是首要的、压倒性的利益考虑,我们的首要利益是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角度来考虑一切外交政策,考虑我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关系,考虑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关系。依据综合国力将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外交首要目标是合理的,但综合国力是由不同实力要素构成的,在具体外交问题上的策略需要根据相关的国力要素来界定。例如,我国与美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要大于经济上的差距,因此我国在安全问题上承担的国际责任就不能像经济问题上承担的国际责任那么大。对于具体问题上的国家利益界定和政策制定需要细致的实力与目标的可行性研究,不能以综合国力为制定解决具体问题的政策基础,要遵守实力要素不可转换性的规律。其主要原因是大家对我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认识不同,特别是对无战与无核两者的利益排序认识不同。认识上的差别,导致对无战优先还是无核优先的争论。在韩国部署萨德的问题上和南海问题上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在萨德问题上的争论与无核问题的争论本质相似,都是我国现有军事实力能支持我国在朝鲜实现什么样的安全利益。当制定的利益目标超越我国军事实力时,这种利益目标不但实现不了,而且还会影响我国的战略信誉,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战略损失。国家利益的界定,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静态判断。我们需要根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具体事务上的实力地位,来界定我国具体的国家利益。当我们对自己在体系中的实力地位认识不准确时,对具体国家利益的界定也就会出问题。在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之前,执行韬光养晦政策是合理的。在中国实力存在明显不足,自身不受国际社会重视的时候,这种策略是有效的,它为发展自身实力提供了战略机遇。然而,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利益目标远远低于实力地位,促使“中国责任论”盛行,批评中国是不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舆论给我国崛起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一种是低估自身实力地位,于是外交政策目标不符合实力地位,这是韬光养晦后期的情形。低估和高估实力都会导致界定国家利益不符合实际情况,都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在中国实行奋发有为外交原则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有积极作为,承担和世界第二实力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逐渐增加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外交理念和国际倡议。我们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还要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通过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的方式,满足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防止承担的国际责任超越中国的国力,特别是具体的实力要素能力。目前,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超越所有国家能力的,因此中国的无核化政策要符合中国的相关实力。目前,中国的总体实力还明显低于美国,因此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应超过美国。目前,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都将中国定位于崛起大国。中国说自己是国际秩序的创建者、维护者、改革者,“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些说法在原则上都没有问题,但在制定具体政策时,需明确中国要维护什么和改革什么。此外,我们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两者不做区分,甚至认为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强调维护雅尔塔体系和秩序;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要改革美国主导海洋的秩序;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我们是维护还是改革国际秩序的政策不明。国际体系由行为体、国际规范和国际格局构成。我国不可能改变行为体,主权国家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在几十年内都无法改变,要改变联合国制定的以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国际规范也是超越我国能力的。这意味着,作为崛起大国,我国将在雅尔塔体系内对现有秩序进行改造。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就是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改变,是对国际金融权力进行的再分配,使其对新兴国家更有利。
中国外交应坚持周边优先

从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在全球层面还发挥不了一个超级大国的作用,这超出了我国现有的实力。如果以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的标准来制定外交政策,确实有出现战略透支或过度扩张的风险。

如果超越周边地区,把战略资源投到欧洲、非洲、中东、拉美,我们既发挥不了超级大国的作用,其收益也较为有限,甚至可能是事倍功半。

过去的几年里,人们一直在争论中国外交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到底哪一个更优先。其实2013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基本确立了周边外交的优先地位。然而,这一优先地位持续了不长时间就又让位于“大国是关键”了。所谓“大国是关键”实际上是讲美国是关键,而不是中国周边的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否则有了“周边是首要”的说法,“大国是关键”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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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外交需要进一步明确以周边为优先方向。2013年提出的周边“一带一路”倡议值得我们重视。将一带一路项目限于周边地区,这符合我国的实力也符合我国的利益。把周边“一带一路”泛化为全球性的经济网络,这说起来容易,落实起来困难。2013年提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泛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这些概念受到了联合国的欢迎,其宣传作用上升的同时其政策效力下降了。霸权国要防止战略透支,崛起国要防范战略冒进崛起国的实力定位决定了它采取的策略和主导国不同,包括针对的对象、努力的方向、采用的策略都有较大的不同。崛起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实力地位和增加国际权力包括超越主导国。简言之,崛起国是要增加权力,获取自己暂时还没有的权力;主导国是要维护已有的权力,不把这个权力丢失了。对主导国来说,它容易犯的错误是贪婪。在国际体系对它的约束不是很有力的情况下,它不满足于已有的最大权力,还想要更多,这就会导致过度扩张或战略透支的现象。

对主导国来讲,它在体系中已经有了最大的权力,但如果不能适可而止,继续攫取权力则可能适得其反,不但不能增强主导权,反而会丧失主导权。也就是说,主导国的战略目标不应是增大权力,而是如何有效地长期保持权力。

对崛起国来说,比较好的策略是,突破一点,获得一定的权力,暂停拓展,花一段时间消化巩固已有的权力,巩固之后再拓展。不能不停顿地、超越自身的实力地去扩展权力,这样容易出现战略冒进的情况,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大国崛起战略是张驰相济,而非一蹴而就,我国大跃进的失败教训值得警钟长鸣。

外交对大国崛起有作用,但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崛起,主要取决于内政,取决于我们的国家实力建设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成功的外交战略可对崛起起到推动作用,失败的外交战略会延缓崛起进程。然而,外交战略成败还决定不了崛起与否。只要内部不发生颠覆性的战略失误,它只是一个时间长短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于中国崛起,需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也要有比较充分的战略自信。在全球化时代,崛起国的战略自信主要体现为对外开放的政策,自信程度与开放程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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