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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要变天？深圳拥抱“住房公有制”，马云入局租房市场……
【研究员】：
楼市一次性传来两大重磅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圳空降“棚改大招”，有望成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住房公有制”主导的城市；同一日，媒体报道，杭州住保房管局与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签约，将共同打造全国首个智慧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梳理近期国家及各地出台的房地产相关政策，许多都直接或间接涉及住房租赁。这一次，楼市真的要变天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最近指出，大都市圈是下一步发展和改革新的制高点，是中国经济下一步新的增长点之一。房地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要优先，在现有制度下，应该先把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提高到40%。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圳空降“棚改大招”！微信号“中国经济学人”撰文指出，8月9日，深圳市住建局日前起草的《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在网上流出。本次文件最大的看点在于：政府主导+国企实施+公共住房，本次棚户改造后释放的所有房源，无论建设、上市、分配等供应环节，都将由国家主导完成，大量改造住宅只租不售。深圳有望成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住房公有制”主导的城市。
让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此前的几条楼市线索：
住建部明确表示“租购同权”将纳入立法，广州、武汉、山东省接连提出了“租购同权”的政策要求；
发现没？这一条条楼市政策都打在“租赁”的关键点上，国人“有恒产而后有恒心”的传统思维正在面临来自现实的改造。
颠覆性的变革……
据微信公众号“深圳看房团”，8月9日，深圳市住建局日前起草的《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在网上流出。
文件内容显示：深圳将加快推广“政府主导+国企实施+公共住房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模式”。在南山、福田、罗湖、盐田在4个区里，供应大量的保障性住房+人才性住房，并实现只租不售。
本次文件最大的看点在于：政府主导+国企实施+公共住房，本次棚户改造后释放的所有房源，无论建设、上市、分配等供应环节，都将由国家主导完成。
深圳看房团指出，深圳共有241个城市村+1009个老破小小区，这些都可能是未来棚改的主要对象，占据了深圳的住房市场半壁江山，将左右未来的住房市场。
深圳也有望成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住房公有制”主导的城市。
放言“银行不改变，就改变银行”的马云入局租房市场
作为文件点到的全国首批12个开展住房租赁试点城市之一，沈阳随后提出，将组建两家国有住房租赁平台公司，通过建设、改建、收购或长期租赁等方式取得房源并负责房源的租赁运营和管理。到2020年，国有住房租赁平台持有的住房租赁房源占全市增量的20%、总量的10%。这是和南京完全不同的、由政府独力主导的模式。
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9日，杭州住保房管局与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在杭州市人民政府会议中心就合作搭建智慧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举行签约仪式。澎湃称，这次合作是阿里巴巴在二手房领域租售能力对政府的首次输出。
据悉，杭州将在“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的运行基础上，充分利用阿里巴巴的大数据、线上交易、评价系统和蚂蚁金服的网上支付、芝麻信用体系等技术，创新打造一个功能先进、亮点突出、大数据监管与开放式服务并举的全国首个智慧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
根据浙江在线的报道，阿里具体会从7个方面切入租赁平台：
二是全方位核验。租赁平台将通过住保房管局房屋权属核验与阿里巴巴验真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对挂牌房源实行全方位核验。
四是评价系统。租赁平台将结合“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管理体系和阿里提供的线上评价体系，通过评价一方面鼓励租赁主体自觉履约，规范租赁行为；另一方面将评价纳入租赁主体的整体信用状况，供平台用户参考评估。
六是网上支付。租赁平台将利用蚂蚁金服网上支付技术，实现租金、押金、佣金等完全线上化支付，同时严格保障资金支付安全。
自媒体暴财经指出，前六条基本上是阿里已有的技术和功能，直接接入杭州市政府的租赁平台即可。第七条则大有乾坤：“两个通道”，一个是住保房管局，另一个是阿里巴巴。也就是说，阿里巴巴很可能通过旗下的闲鱼、淘宝等客户端作为一个面对用户的端口，发挥起杭州市政府级租赁平台交易终端之一的作用。
而未来，或许会有更多和阿里一样具备认证、支付等技术实力和数据资源的公司，比如腾讯、京东等等同样深度参与政府的租赁平台。
在深圳此次“只租不售”的棚改政策发布之前，上海已经将两块租赁住房用地拍出去了。
被拍得的两幅土地分别位于浦东张江和嘉定新城，成交楼面单价分别为5569元/平方米、5950元/平方米。采用“只租不售”的模式，待项目建成后，将至少提供1897套租赁住房房源。
而作为“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的住房制度在业内许多人看来，大概率也将实行类似于上海的“只租不售”模式，或者保障性住房占据相当大的供应比例。梳理近期国家及各地出台的房地产相关政策，许多都直接或间接涉及住房租赁。住建部等九部委20日发布《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要求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住建部有关负责人称，将通过立法，明确租赁当事人权利义务，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方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地产龙头企业万科目前已经是住房租赁市场上少数几个试水房企之一。万科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郁亮日前称，万科目前已经开办长租公寓1.2-1.8万间，计划今年做到10万间。有石家庄的网友称，他们那早就是租买同权，只要在街道办登记的租赁合同，就可以享受就近上学，这政策实行有几年了，但这波房价上涨照样翻了一倍。刘世锦：能不能先把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提到40%以上“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房地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在现有制度下，其他什么都不变，能不能先把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刘世锦在会议一开始就表示，“有人问现在的经济增长会不会由L型变成U型，又恢复高速增长？我可以明确地说不会。无论是U型或者是V型大反转，都根本不可能。”他表示，经过2017年上半年的变化，初步确认，中国经济触底并开始转入新增长平台，新平台潜在增速的均衡点可能是在5%到6%之间，而且走稳之后可能持续十年左右。未来在新增长平台上，经济增长可能呈现出大L型的底边叠加上小W型的短周期波动的态势。1、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特别是一线城市过去几年这个比重一般低于25%，最近几年有所调整，但也低于30%。他指出，在现有制度下，应该先把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提高到40%。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加快。城市建设用地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经营性农村集体土地要和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至今仍然进不了市场，要创造条件进一步流转，这个事不能再拖。5、积极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过去租房很不稳定，能不能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房子可以租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如果租户不搬别人不能让搬。这样很多人不一定非要买房子。[color=rgb(255,][color=rgb(0,]经济纵深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房地产业过度繁荣损害了实体经济发展
【研究员】：
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不仅绑架了地方政府，也绑架了金融机构，抑制甚至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吹大了资产泡沫，积累了欠债风险。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减少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推动房地产与实体经济收益的再平衡，要大力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顶层设计，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要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因城施策去库存，运用各种工具抑制炒房投机行为，防止出现房价大起大落，进而衍生的经济危机，甚至是社会危机。本文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近日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的发言。
在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新一轮政治经济周期即将开启之际，适应经济增速换档、结构调整、功能转换的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认为迫切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研究、认识和处理“八个关系”。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我国供给侧出现重大变化。然而，供给总量、供给能力、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却不能适应消费需求变化，在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很多居民持币待购。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既要完成需求侧的管理，更要重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需求侧的管理，实际上供给和需求不过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分割，强调供给侧并不意味着否定需求侧，要防止将供给侧改革简单视为扩大供给，或者淘汰过剩产能。第二，政府与市场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完善市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进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良药，当市场经济无法内生足够的经济增长动力时，就需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我国作为中等发达经济体，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又要遵循市场规律善于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制定更加精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实现财政投入，从直接到间接，从无偿到有偿，从点到面的转变，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培育新兴市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既包括传统产业，也包括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都可以增加新动能，绝不能把两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新兴产业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目前虽然体量小，我们还是要制定好行业战略规划，开放新产业的进入门槛，切实支持和发展新型战略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近些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制造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2016年第二产业只有39.8%，第三产业已经达到了52.8%，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新情况。但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有的认为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制造业就不那么重要了，今后主要依靠服务业来推动，甚至还将化解过剩产能，治理环境污染误读为去工业化。从历史上看，制造业比重逐步降低是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必然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地位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过早的放弃了对制造业的坚持，结果掉入中等收入陷井。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第五，实体经济与金融从长远考虑，需要积极推动金融改革，要加快发展民营银行、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金融组织，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起资金流动性风险和投资回报之间相匹配的有效机制，畅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管道，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健全债券市场，不断完善保险市场，逐步推进资产证券化改革试点，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全面清理金融自我服务业务，限制金融机构自营衍生品交易，加快清理金融服务中过高收费项目，严厉打击资本炒作和金融投机行为，主动挤出金融泡沫。房地产相关行业包括房地产建筑业和服务业，涉及60多个产业，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安居乐业的场所，也有利地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迄今为止，房地产虽然还没有被政府正式列为支柱产业，但事实上却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1978年，我国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不到2%，21世纪初升至4%左右，目前已经超过6%，如果加上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等，房地产业对我国GDP的贡献已经超过10%。在许多地方，特别是更多城市，房地产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要看到，房地产本身具有高风险、高泡沫、去实体化，也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高的房价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投资和信贷脱实向房，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房地产开发商的高盈利和财富积累速度削弱了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不仅绑架了地方政府，也绑架了金融机构，抑制甚至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吹大了资产泡沫，积累了欠债风险。第七，大中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在我国，目前几乎所有的中小微企业都属于民营企业，很多民营企业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顽强成长起来的，尽管在制度上已经很少限制，但体制障碍民营资本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还广泛存在，所以要重视发挥市场政策对产业组织的优化作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更多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通过满足国内市场和服务海外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随着我国逐步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就需要实施更高层次的开放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应该看到，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配置全球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近两年来，以“一带一路”为统领，“走出去”已经从产品出口为主转向产品、技术和资本输出并行。目前，我国对外投资整体上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企业盲目跟风并购，还有极少数企业趁机向境外转移资产。同时，有的发达国家设置障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遭到猜忌和抵制，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部分国家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富士康的这个工厂生产的液晶面板，未来将广泛应用于影响消费者日常生活的诸多高科技领域，从新一代电视机到自动驾驶汽车、飞行系统，再到智能教育、娱乐、医疗健康、先进制造系统，以及办公自动化、互动式新零售、安全生活等。除了作为苹果、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供应商，富士康还为汽车、医疗保健及其他设备制造电子显示屏。高达300亿美元的投资，对于美国制造业而言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对于中国制造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一旦富士康把美国制造的模式跑通，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制造的优势彻底丧失。一直以来中国制造最大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之所以中国能取得改革开放巨大的成就也是得益于这两点。当年深圳建特区的时候，一共就给了3000万人民币，这也就够盖个小楼，怎么可能发展诺大一个深圳呢？所以当时的策略就是卖地，把深圳的土地卖给港商，然后换取资金建设发展。仅仅4年时间，深圳GDP就涨了10倍。打工者蜂拥进入特区。而全国也在效法深圳，廉价卖地吸引外资，然后用低廉的劳动力生产制造。当时一个工人的工资才几十块钱，汇率4:1，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工人收入不到美国人20分之一。是香港人的10分之一。所以整个亚洲的制造业迅速向中国转移。能源、土地、劳动力这些优势让我们的轻工制造，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最后形成世界工厂。富士康就是典型OEM制造的代表企业。当年曹德旺就是，在美国运输、能源、税收都要比中国便宜，土地基本不花钱。唯一贵的就是人工。但制造业的大趋势恰恰是更加的人工智能，更多的机械手臂会替代掉人工。比如这次美国的富士康，他说马上可以带动3000人就业，未来可能会有13000人的岗位，这跟国内一个厂区动辄几十万人的规模相比，要小了很多很多。十有八九富士康大量启用了机械手臂来替代了人工。换句话说，我们人工的优势一方面自身工资在提升，优势在缩小。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也在逐渐让这个优势丧失掉。富士康一旦把这个模式在美国跑通了，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制造企业都在美国生产更划算。那么对我们来说，人工拼不过东南亚，整体成本还比美国高？中国制造将被撕裂。届时如果我们还是完不成转型升级，到时候国内的企业要出去，外商也不进来了。这才是对经济最大的威胁。而经济不好，工厂转移，工人大量失业，这对于社会财富将造成重创。到时候高地价，高房价也是自然守不住的。亚洲新制造中心的崛起过去20年里，孟加拉国实现了一个经济奇迹。几十年前，该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深受饥荒和洪水的困扰。如今，该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越南也是如此；柬埔寨紧随其后。罗宾•哈丁在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些国家的惊人增长表明，对于“过早去工业化”的担心是多余的，新一代制造强国正在崛起，开始塑造21世纪。这些新的制造业中心的增长是全球经济中最令人激动的变化之一。它们提供了新的消费品市场，为投资者带来巨大机遇，成为令数百万人脱贫的一条途径。然而，在孟加拉国起飞之际，人们对其他中心能否跟上心存疑问。
自1960年代以来，人们有时把亚洲经济体比作“雁行”。当日本在制造业价值链内向上攀升（比如进入电子领域）时，台湾地区或韩国可以进入日本留下的纺织品市场。结果就是像迁徙候鸟那样的梯次发展。但是，如果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现在甚至可以跟最便宜的劳动力竞争，那么这些机遇将永远也不会显现。发展中国家将被迫找到一条依靠服务的新增长模式，要不然就会陷入永远出口大宗商品的境地。
联合国(UN)研究人员证实，在一般的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和制造业岗位的份额已下降。但他们发现，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其制造业和制造业岗位的份额正处于创纪录水平。换言之，并非目前制造业在减少或者机器人占据了全部制造业岗位。而是，所有制造业越来越集中到一个地方，导致其他所有地区的工业减少。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中国。大雁尝试飞过中国向别处迁徙，但被中国在制造领域的巨大比较优势一枪击落。
机器人技术已在进步，但完全自动化的生产线仍极其昂贵，并且很难调整。正因如此，除了在产量足够高的汽车和电子行业，使用机器人的情况很罕见。在像服装业这样顾客需求快速变化的行业，机器人要取代愿意为每天几美元而工作的熟练工人，要等到几十年之后。
如果中国人不再生产廉价服装，而是消费更多廉价服装，那将意味着产生史上最大市场。在1980年代，中国可以把商品卖给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数亿富裕消费者。如今，购买衣服、鞋子和玩具的消费者有数十亿人。不论自动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更大的市场都将抵消其影响。
自从工业革命在18世纪中叶启动以来，制造业一直是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一条道路，尽管中国走上这条路后带来一阵拥堵，但这条路一如既往是开放的。大雁又准备迁徙了。
思想评论
中国重新发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马云现象只是一个开始
【研究员】：
1600年由伊丽莎白女皇特许成立的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以其巨大的启动资金、国家授予的对亚洲市场实行贸易垄断的无限权力、庞大的可以摧毁任何殖民地国家反抗力量的陆军和远洋舰队，象征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力量系统性介入、推动和保护的全球贸易浪潮的开始。这场有系统、有计划的由国家力量参与和组织的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才是随后引爆英国工业革命和导致欧洲列强崛起的秘密，也是揭开英国和欧洲一系列政治制度变革和法律制度建设的钥匙。这也暗示了“一带一路”和利用市场竞争规律“做大做强国企”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21世纪和平崛起的伟大战略意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把所有生产过程智能化，是一场用机器代替人脑的革命。以前的两次工业革命都是用机器代替人的体力，不是人的脑力。美国现在刚刚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且只有美国能开启，因为它的信息技术的市场巨大，可以支付研发成本。中国一旦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必然能跟美国并驾齐驱，而且中国的规模比美国还要大，中国到时候一定能超越美国。中国目前发展迅速的信息技术、电子银行、云计算和微信市场就已经初现端倪。
类似地，是美国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19世纪末赶超并取代英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于美国的政商两界通力合作打造了一个比大英帝国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这一市场培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和工业巨头。美国通过南北战争，通过从墨西哥手里夺走加州和德州，通过建设横跨东西海岸的跨洋铁路，创造了一个比欧洲大陆还要巨大的规模化市场，因此它不仅能把英国能够量化生产的纺织品全部量化生产、变成白菜价，而且能把英国无法量化生产的产品变成白菜价。
我们再回到中国，中国的潜在市场和经济规模是美国的好几倍，十几亿的人口，一旦这个国家启动起来，找到了它工业化的正确路径，以后就会比美国还厉害。中国现在的微信就是这样，市场大，德国和日本人就算有再高极的技术，他们要和美国谷歌（google）竞争，搞不过的，市场太小了。而中国就可以。德国有这么好的汽车引擎技术，可他能生产飞机吗？它没有足够大的市场。你要先依靠国内市场培育你的飞机产业，然后才能够打进世界市场。如果国内市场太小，你搞不了飞机这样的产业。
因此，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文一认为，中国崛起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这恰巧是这么多采纳市场经济的国家试了一、二百年和很多次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关键。人类几千年长期处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状态，为什么就英国首先开启工业革命？而计划经济这个实践与几千年的历史相比不过一瞬间。那些采纳计划经济的国家恰好是由于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严重失灵，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使他们长期饱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和殖民，因此才决定用计划经济来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工业化确实是引进了市场经济要素之后，但是同时我们还保留了别的十分珍贵的东西，没有放弃。这些东西恰好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提供的。我们长期对这点估计不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把市场竞争这个要素引回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药方就配齐了。而华盛顿共识里面没有我们保留的这些毛泽东时代创造的要素，因此盲目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经济起飞。总之，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进行规模化生产，你不进行规模生产，一辈子才能生产一件衣服，你怎么变得富有啊？一辈子只能建一个房子，还是泥土茅草房，你能富有吗？全部东西都要量化生产，但是你要量化生产，不光得有技术，你的市场又从哪里来？你的销售网络又从哪里来？规模市场是一个公共产品，个人没法创造。看看历史上的欧洲列强是怎么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全球市场的？日本也通过学习西方走这条道路实现了工业化。19世纪中叶，当被美国强行打开国门的日本开始向欧美学习时，它看到和学到的是武力扩张、殖民、掠夺和征服，而不是民主自由；是强政府领导下的举国一致的“重商主义”传统和产业政策，而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想象中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这使得日本工业化十分顺利，很快就变得比欧美还更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以至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深受其害。很多人高喊自由，却不知道自由是哪里来的。其实工业化让古代农业社会失去了很多自由，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工业化让人类通过失去自由来换取效率。比如在工业化社会你必须按时起床上下班，不能够像在桃花源一般自由散漫；你在高速公路上有像农村田野里那样任意转弯、停留、后退的自由吗？你有像清朝时期那样对政府隐瞒你的家庭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的自由吗？你的一切隐私必须受到社会监控，包括对你的每时每刻生产力的评估，以此换取你其它方面的自由，比如出国旅游等等。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天要想和平崛起，中央政府到地方到乡镇一级政府都必须扮演“公共商人”的角色，帮助农民组织企业，帮助农民提供商业信息，帮助农民创造基础设施，帮助地方通过招商引资来创造市场和发展经济。所有这些以前资本主义国家靠商人集团做的事情，政府官员都要积极地去做。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工业革命的星星之火点起来，然后使其燎原，熊熊燃烧，最后吸引商人和企业家都参与到这个市场创造活动中来。没有这样一步一步地自下而上地产业升级和市场创造，不可能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市场来支撑现代金融和福利社会。如果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就跟着西方理论，不分发展阶段去搞金融现代化，国家资源私有化，跨国资本自由流动，靠全民公投搞基础设施建设，让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根本没有今天，早就垮了。所以说搞工业化一定需要国家主导，要符合工业革命的规律，而这个政治经济学规律长期以来我们是不知道的，马克思的东西被我们遗忘和抛弃了。美国历史上政府是不发行货币的，当时美联储还不存在。市面上流通的都是私有银行自己发行的银行票据，政府规定与银行的黄金储备挂钩。而美国十九世纪历史上有6000到上万种假的票据在市面上流通。美国历史上的药品假到什么程度呢，药厂商就在某个农村后院生产假货，然后号称它是欧洲的原装产品，实际上只是到欧洲进口那个空瓶子，然后自己伪造商标，里面塞东西全是假的。所以说没有监管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济，市场的力量既可载国也可覆国。所谓企业家精神一定能够在一个自由市场追求发明创造，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找原因的话，西方经济学家就说因为政府贪腐，因为没有民主选举。但是实现民主选举后，政府还是贪腐，经济还是不行，他们最后又竟然说是因为文化不行，是祖宗西班牙殖民者不行，没有流传下来一个好的法律制度。可是日本开启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法律制度吗？可见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有多么愚蠢。如果产业升级的政策对头，那么随着产业升级，人均收入也不断提高，加速度上升，逼近美国。但是如果产业升级政策不对，比如说清朝和民国把那么多大工业都搞在了大城市，那么人均国民收入就不会有很大提高而且还会下降，反过来影响产业升级，使得非农产值占GDP的份额下降（与美国相比），这样一来这个图里的付-林曲线就不会是一个不断上升的曲线，而会是一条紊乱的曲线，像喝了酒后的蜘蛛织的网，乱七八糟的。
在美国搞宏观经济研究搞得最好的就是从这些国家出来的人，像智利和阿根廷。在美国一流高校的外国经济学家不是华人，而是拉美人，华人搞经济学不行的，但是正因为不行，我们国家的经济才搞得很好。德国人就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他们的宏观经济很好，不需要宏观经济学家，而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一塌糊涂，所以才需要一大批人去美国研究宏观经济学。接下来再看韩国（第四张图），韩国是战后大家公认的工业化的典范，通过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它的产业升级，收入也是在加速提高的。再往下一个是台湾地区，它的发展也是相当顺利的，但是这里面没有包括民国时期的状况，那段时期也会像拉美那样转来转去的，找不到方向。文一认为，制造业和工业技术具有极其强大的外部性，因此仅仅依靠所谓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工业化，反而很可能是去工业化。工业化符合一个类似于胚胎发育的过程。人类社会通过漫长时间探索，开辟出一条工业化的道路，有其基本规律。英国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先行者，中国是后发国家，具备后发优势，因而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和追赶。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也是一个道理，利用后发优势可以让工业化的时间大大缩短，但是需要政府提供“子宫”、“实验室”、“学校”和相应的催化剂，这些人工环境和催化剂就是我们所指的产业政策和各级政府官员。需要靠他们去与民间合作共同创造“有效市场”这个公共产品，按照正确的产业政策一步一步地由下到上地把工业革命这个“产品”合成出来。因此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国企和私企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
中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就相当于我们有全球最大的课堂和实验室，那里在培育着一大批卓越的工匠和工程师，会产生天量的工程技术创新和发明。有了这个巨大的学校和实验室你还担心吗？清华和北大落后哈佛100年也不用担心，有了工业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和的资金支持，以后清华北大会上来的，而且会有一大批比北大和清华还要卓越的研究机构和高校。
一旦制造业升级到高精尖价值链，工业对高校的基础研究就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就会去赞助或自建大型实验室，引进科研人才。有了企业的赞助，高校以后的科研能力一定会上来。尤其是我国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场，正在往工业和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发起冲击。我们现在的工程技术研究已经开始上来了，但是主要的爆发还是在实业界，还不在高校。
中国在工业革命下半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管理，包括企业管理，金融管理，社会管理，政府管理，而不是空洞的政治体制改革。美国19世纪的裙带关系也是很厉害，腐败也很厉害，不过这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都会有内生的倒逼出来的相应的管理机制来克服。但是管理水平的提高也要有意识地去主导和学习。
管理不只是企业的管理，还有社会管理、政府管理、公共管理都非常重要。中国过去是粗放式的自由经济发展，不是市场不够自由，而是市场太自由了，竞争到处是，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在管理。我们的管理不科学。需要来一场管理革命和管理意识的革命。这非常重要，当年朱镕基总理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时代条件，现在到时候了，否则就会输掉国与国的竞争。
文一在美联储工作，按理说它是政府单位，是国有企业，是最没有效率的。但实际上不是的，文一所在那个部门每年每季度都要提出新的管理创新，提高后勤服务效率和质量，使得第一线的经济学家能够更好的发表文章。成果也必须随时接受评价和反馈，收入里面很大一部分是与表现挂钩的灵活奖金，而不是固定工资。
建议国家的所有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都有类似的管理创新，接受老百姓（直接被服务的群体）的反馈和评分，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同时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使得彼此有感情联络，知道谁是谁，在民间创造一种口碑文化和改进相互服务的上进的压力。不要都是陌生人，只依靠所谓市场经济力量在那里调节，结果就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干部与群众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相互都是敌人，不是同一社区的朋友，相互只认钱，不认公德和友谊，没有形成相互促进和监督反馈的回路。
不要一想到提高服务质量就是加工资，搞所谓的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那是西方黑板经济学理论的流毒和误导。而恰好西方社会和各个企事业单位都不是按照这一套黑板上的市场机制实行管理的。人与人的关系、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都是靠科学管理和正确的反馈机制形成与提高的，市场反馈只是这个机制的一个方面，但远远不够，还要依靠管理。
接受大众点评与反馈，与百姓见面，鼓励和奖励人民大众对产品、销售、流通、公司和社区治理提出改进建议，形成良性的上下互动关系和社区“大家庭”概念。领导深入基层，工人参加管理，这恰好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管理方式。毛泽东从红军建军时候就特别注意管理，注重培育新型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正因为管理到位，哪怕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武器再落后，地理位置再差，也能打胜仗。管理非常重要，是真正的软实力。
文一在美联储工作，和行长吃一个食堂，一起听研讨会，随时都能够见着，只有一个公共食堂。可是你现在到中国的高校去，干部有干部食堂，教授有教授食堂，校长还有自己的小食堂，甚至办公室还有自己的睡房。这些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可能的，彭德怀这么大的将军也是和士兵吃住在一起的。美国现在的部队管理和毛泽东的管理一样的，五星上将平时和士兵在一起的。干部一定要深入基层，然后群众要参加管理。
一句话，人类几千年私有制下的农业文明和古丝绸贸易之路没有能产生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以后参与全球争霸的欧洲各国在国家力量推动下的全球贸易公司的组建才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开始。它象征着一个新的全球竞争模式和时代的到来。比如1600年由伊丽莎白女皇特许成立的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以其巨大的启动资金、国家授予的对亚洲市场实行贸易垄断的无限权力、庞大的可以摧毁任何殖民地国家反抗力量的陆军和远洋舰队，象征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力量系统性介入、推动和保护的全球贸易浪潮的开始。
黑天鹅和灰犀牛，读过中财办主任刘鹤如下这篇文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刘鹤说，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
这与莱因哈特.罗格夫《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一书可谓不谋而合，金融危机就是债务危机，“阶段性的大量借款经常发生于泡沫时期，并且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对于高度杠杆化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仅仅侬赖低流动性基础资产的信心来持续滚动短期债务的国家，这种情况很少会持久，特别是在杠杆率持续无节制地上升时。这一次可能看起来不一样，但细看却经常不是。令人鼓舞的是，历史确实给出了政策制定者可用于评估金融危机风险的预警信号——只要他们不过度沉醉于信贷泡沫所推动的成功中，并且不像几个世纪以来的前人一样认为这次不一样。”
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
刘鹤认为，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世界经济持续3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和实体经济的下行形成具有放大效应的负反馈循环，导致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期的深度衰退。危机爆发已经7年多，全球经济金融尽管有所恢复，但依然笼罩在危机的深度阴霾下，这使我们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再次感悟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迫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研究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际上平均每年会发生6场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
从经济长周期理论到宏观政策失误，从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到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尽管围绕着危机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议并不比过去少。
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此次危机并不是“这次不一样”。基于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
债务负担加剧
经常账户赤字等。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从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发展历程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像一个钟摆，总是在政府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之间摆动，难点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有效平衡、发挥最大合力。
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提到，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
面对来自国内政治、社会的巨大压力，美欧大幅提高金融监管标准，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在充分肯定这些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被强化了的监管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引发难以预料的、更猛烈的监管规避。金融发展很可能继续沿着“危机—管制—金融抑制—放松管制—过度创新—新的危机”的历史周期律演进。
●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
●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
●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
从衡量金融发展的四个维度——深度、效率、可获得性、稳定性来看，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和监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要靠深化金融改革。由于金融资源具有高度流动性，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整体性，金融改革需要特别注重单兵突进和整体协调的关系，防止改革部门化、碎片化。仅在单个领域推进某项改革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过来也会影响这项改革的可行性、可信度。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
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
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
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如果说我们关于各类危机的阐述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过度举债。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公司或消费者，繁荣时期的过度举债会造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政府向经济中注入大量现金看起来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私营部门借钱狂欢推高了房价和股价，超出了长期的可持续水平，这些使得银行看上去比平时更加稳健，更加赚钱。这种巨额债务累积会导致风险，因为经济会经不起信心的危机，尤其是当债务都为短期需要，不时借新还旧之时。债务催生的繁荣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决策英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超凡，国家的生活水平优越，但此类繁荣多结局悲惨。当然，对各个经济体而言，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债务工具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何把债务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平衡好，一直是个挑战。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普通民众都不能忽视这个挑战。
明确无疑的是，国家、银行、个人和企业在好年景时总是一再过度负债，而不考虑衰退不可避免来临时会出现什么风险。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许多玩家常常挖掘出太大的债务洞，以至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21世纪头十年后期的美国及其金融体系就是最著名的案例。
深入研究过去800年危机的细节和数据，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常谈到和最昂贵的投资建议就是“这次不一样”。这种建议之后常常伴随着大手大脚的冒险行动。金融专家，更常见的是政府中某些人认为，我们正在不断做得更好，我们会变得更聪明，我们会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结论是，旧有的估值准则不再适用。社会民众每每都相信，过去的许多繁荣景象都曾造成灾难性的崩溃，但这次不一样，当前的繁荣是建立在坚实的基本面、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良好政策基础之上的。
对于一国易受金融危机冲击这一现象，用经济理论怎么解释？具体而言，让我们现在重点关注一下政府，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政府足够节俭，它就不会面对信心危机特别脆弱无力。持续财政盈余（税收收入超过开支）、保持相对低负债水平、以借长期债务为主（例如10年期或以上）、没有太多隐藏的表外对外担保，这样的政府无须太担忧债务危机。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信心以及公众对未来事件预期的变化无常，使得准确预测债务危机到来的时间极为困难。在很多数理经济模型中，高债务水平导致“多重均衡”，债务水平可能会持续，或者可能不会。对于何种事件会改变信心，以及如何具体衡量信心脆弱性的大小，经济学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在金融危机的历史上，人们一再看到的是当人们预期到某件事发生时，它最终真的会发生。当国家负债过重，当债务支撑的资产价格扩张看起来好得不真实，很可能就会发生危机。但是确切的时机很难猜测，看起来像是马上要发生危机，有时可能还需要多年才能引爆。这种情况就像美国在21世纪头十年的后期。在危机发生前，所有红灯都在闪烁报警。但直到“事件”发生，美国的许多金融领袖以及许多学者还在说：“这次不一样。”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个教训是，维持固定汇率的国家在突发信心危机面前表现脆弱。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可能在一夜之间打翻看似稳定长效的汇率制度。在接下来休整成功后，总是有大量“这次不一样”的评论。之后，信心便如一阵轻烟随即崩溃，2001年12月的阿根廷就是一例。其实，这与债务有本质的联系。正如克鲁格曼的名言：汇率危机的爆发，常常根源于政府不愿采用维持固定汇率所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果投机者意识到政府最终会丧失支撑本国货币所需的资源，预期到最终会崩溃的结局，他们就会寻找时机逃离这一货币。
有证据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是显著亲周期的（即资本在宏观经济繁荣时期大量流入，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流入较少）。资本流入的亲周期反过来也可能加强这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亲周期。资本流入在经济衰退时期发生逆转，可能是新兴市场国家在衰退时期经常被迫收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发达国家的操作相反）的主要原因，这种操作加剧了经济衰退。可以证实的是，相对于常见的繁荣—萧条模式而言，拥有受限制但稳定的资本市场通道更能够增进福利。所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受阻于债务市场准入限制这一根深蒂固的观点，不再如想象中那样有说服力。
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效仿发达国家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快速启动经济。但是从债务不耐的角度来看，这些操作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将使这些国家接近债务阈值，这预示着严重的债务偿付困难。再往前看，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平息之后，债务不耐国家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找到非债务形式的资本补充渠道，以防止本国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继续出现重复违约。
国情研究
中国金融系统由谁在掌控？央行？财政部？银监会？
【研究员】：
从股权上来看，财政部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实际控制人；从业务监管权来看，对中国金融系统来说，央行是相对强势的控制人，“央妈”称号也缘于此；从人事任免权来看，银监会的人事任免权覆盖到的资产总额是金融系统内最大的。但控制权也无法一概而论，被控制机构对监管机构甚至更高层的游说能力惊人。金融系统中，四大行对国务院、央行和监管当局的影响力非常大，目前一行三会的负责人一般都从四大行中产生，四大行的负责人又从监管当局中产生，金融高官与机构高管交替升迁的路径已经程序化。所有的监管机构在监管金融机构时，都需要考虑被监管机构领导人未来的可能性，不可能无差别监管。
名义上的出资人：财政部、汇金公司
汇金公司有啥来头？按照2006年12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金融体制改革情况汇报：
由于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金融央企的出资人职责，因此，汇金公司也被俗称为“金融国资委”。
其实当年，原定安排是由财政部采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直接注资汇金公司。
此时，有钱的“央妈”说，我有大笔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出资。最终，国务院采用了该方案，由央妈掏了腰包。（用外汇成立的金融公司，就叫“汇金公司”，记住了吧！）
转身之间，工行、建行就从财政部转移到了“央妈”手中。直到现在，财政部仍然没有直接持有工行、建行股份。
截至2016年底，根据汇金公司官网披露，汇金公司除了拥有四大银行股权以外，还绝对控股光大集团、出口信保、中再集团、中国建投、银河金控、中投证券、中金公司等多家金融业巨头。（中投的“儿子”是汇金公司，汇金公司的“儿子”是中金公司，记住了吧）
除了汇金公司，财政部还直接控股中国华融、长城资管等诸多金融巨头。此外，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中，也有不少涉足金融行业，例如五矿、国电、中粮、中航、招商局等，不过相比财政部、汇金公司的控制的规模而言，可以忽略。
但是，现实中，财政部、汇金公司能够全面履行出资人职责吗？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资产管理一直呈现分割状态，不同部门分别行使着出资人职能。
按照党管干部原则，中组部负责对三家政策性银行、五大银行、四家保险、中信集团、光大集团以及中投、汇金公司等企业（俗称“前15户”金融央企）主要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管理，客观上履行出资人对国有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的选择权。
2、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此外，三家监管机构对包括资产管理公司等在内的“后12户”金融央企，行使了部分出资人职能，即按照党管干部原则对其领导班子进行管理，取得了“后12户”金融央企的人事任免权。
3、财政部
可以看出，财政部主要是从管“财”的方面履行出资人职责。
汇金公司根据国务院授权，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微信号“解局财经”撰文指出，总的来说，财政部、汇金公司管“财”，中组部、银监会等管“人”，一行三会负责业务监管，“多龙治水”的混乱局面至今仍然存在。
当前，“一行三会”合并，实行“大监管”的风声盛传。这是从业务监管的角度来进行的考虑。
其一，财政部与汇金公司终究不是同一个主体，到底由谁来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其三，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二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免或者建议任免公司董事长、经理等高管。如何把“党管干部”的原则与出资人依法选择企业高管相结合？
总之，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分离业务监管权与出资人的管理权？如何理顺金融央企的出资人管理职责，这才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
业务监管是金融机构中最为庞大的、最具寻租空间的权力，其准心就是以市场准入、业务审批为主的管理，近年来经营监测越来越成为央行、银监会的主要工作重心。
第一，机构管理：包括市场准入、分支机构设立、人事任命核准与终止等。
第三，经营监测：以合规和风险防范为基础的各类基于指标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是中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设施。但由于设立之初央行未考虑过其后来的影响会如此之大，中债登的财务与基础管理在财政部，人事任免权在银监会党委，央行拥有业务监管权。显然财政部是中债登绕不过的重要的主体，但一直以来，央行都希望将中债登的人事管理权收归到自己手中，但始终未能如愿。
不算结论的小结
但控制权也无法一概而论，被控制机构对监管机构甚至更高层的游说能力惊人。金融系统中，四大行对国务院、央行和监管当局的影响力非常大，目前一行三会的负责人一般都从四大行中产生，四大行的负责人又从监管当局中产生，金融高官与机构高管交替升迁的路径已经程序化。所有的监管机构在监管金融机构时，都需要考虑被监管机构领导人未来的可能性，不可能无差别监管。
根据央行规范，中国金融机构包括如下：
二、监管当局：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1、信托公司；2、金融资产管理公司；3、金融租赁公司；4、汽车金融公司；5、贷款公司；6、货币经纪公司。
六、保险业金融机构：1、财产保险公司；2、人身保险公司；3、再保险公司；4、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保险经纪公司；6、保险代理公司；7、保险公估公司；8、企业年金。
八、金融控股公司：1、中央金融控股公司；2、其他金融控股公司。
鉴于中国目前机构监管的特征，各金融机构的准入、业务审批等均受限于其监管上级，由具体的司、局、部（委下面的部）进行管理。
发表于 2017-8-15 08:0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