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决策周刊2018.11.19

《邓小平：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不知何时开始，有关民企定位问题，国企、民企关系问题，屡屡干扰中国原本明晰的改革开放大方向。追本溯源，往往才能够真正的“正本清源”，弄清楚大是大非。为此，在当前这种氛围之下，回顾当年同样是改革开放紧要关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总是让人幡然醒悟——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40年前的讲话，今天依然振聋发聩》：邓小平的很多观点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小平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打着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包办一切、干预一切”，最终必定削弱党的领导。这种现象刘胜军称之为“高级黑”。4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高级黑”的考验。“高级黑”是“越左越安全”的典型症状。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企座谈会上对此提出了批评和警告：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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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不知何时开始，有关民企定位问题，国企、民企关系问题，屡屡困扰中国原本明晰的改革开放大方向。追本溯源，往往才能够真正的“正本清源”，弄清楚大是大非。为此，在当前这种氛围之下，回顾当年同样是改革开放紧要关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总是让人幡然醒悟——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每二十年一轮大的改革开放，1978年第一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特区、民营企业、要素市场化等，1998年前后第二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国企抓大放小、商品房改革、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等，2018年前后第三轮改革开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三大攻坚战正在进入深水区。

纵观全球经济史、大国兴衰史，改革开放并不神秘，也不是搞什么特殊，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握住市场化的大方向，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解放生产力造福人民、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为根本目的。

讲话中传递出的精神，像火把一样至今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时刻提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仍任重道远。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84年至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注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止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i投资）

邓小平40年前的讲话，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邓小平的很多观点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小平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打着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包办一切、干预一切”，最终必定削弱党的领导。这种现象刘胜军称之为“高级黑”。4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高级黑”的考验。“高级黑”是“越左越安全”的典型症状。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企座谈会上对此提出了批评和警告：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第一，邓小平的很多观点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小平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刘鹤副总理也指出：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第三，邓小平非常注重经济规律。邓小平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第四，要建立思想的市场。邓小平说：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如果能鼓励经济金融问题的健康讨论，一些不合适的政策就可以避免，一些政策偏差就能更快地加以纠正。今年以来经济金融风险加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市场不活跃，导致国进民退现象未能及时纠偏。同时，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可以形成倒逼改革的强大动力。

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第六，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有句至理名言：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

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第七，干部的考核激励是改革的“牛鼻子”。邓小平批评了一些逆向的激励：

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

伟哉邓小平！

小平曾经三落三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是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而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被称作“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并据此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正是邓小平这个讲话。这篇讲话，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中国下一个 30 年指路的历史宣言书，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而制定的顶层设计。

邓小平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看了不满意。他就亲拟了这份提纲，并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起草讲话稿。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1978 年 12 月 5 日，邓小平又把帮他起草讲话稿的几位“秀才”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内，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

40 年后重读邓小平这篇扭转国家命运的讲话，依然令人热泪盈眶，伟人的历史远见、博大胸襟、改革勇气和政治智慧，无不令人感佩。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脱胎于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化治理，文革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障碍成为最大的绊脚石。不解放思想，人们就缩手缩脚，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邓小平说——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文革结束后，恢复经济活力是中心任务。邓小平说——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依法治国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克服官僚主义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改革开放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

•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干部要抓三个方面的学习

•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作者：刘胜军 来源： 刘胜军微财经)

形势分析




人大教授：暗礁丛生的时代汪洋里中国巨轮该往何处去？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挑战。在暗礁丛生的时代汪洋里中国巨轮该往何处去事关每个人的命运！今天我们分享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其静老师四年前的一篇文章，在文章的末尾，杨老师写到，在政府掌握大量公权而公权又未受到有效监督的时候，政治关联企业的泛滥并不令人意外。政治关联的泛滥不仅仅会影响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而且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甚至诱生庞大而危险的政经联盟。

一、政治关联在的泛滥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都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和审批权，但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的体制远未形成；另一方面，中央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了足够的权威，且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前者决定了官员与企业之间的权钱交易大量存在，而后者又决定了官员们在这种交易中面临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这种环境下，官员们希望能有可靠而稳定的交易对象，以便尽可能地降低权钱交易的交易成本和政治风险，因此会有意识地与某些企业家建立“朋友关系”，或者干脆安排自己的亲属朋友成立与自己权力对口的企业。与此同时，企业家更是希望与政府官员建立起某种特殊关系，以便在争夺政府廉价资源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某种稳定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们采取各种手段来构建和维护政治关联，比如争当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政府主导的行业协会领导，安排卸任官员或者政府官员配偶子女在公司任职，将公司股份赠送给相关官员。结果，特定的企业与特定的政府官员之间往往会建立起某种特殊而稳定的关联性，即所谓的政治关联。

2012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民营制造业公司中，高管（董事长，CEO,董秘，财务总监）和实际控制个人中至少有一人具有官员背景的公司比例为11%，具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公司比例高达42%；

2013年在2532家沪深上市公司中约有1/3，即816家聘请了901位曾经在党政机关或者公检法系统有过任职经历的“官员独董”，而且其中有不少人就是卸任的省部级干部。

毋庸置疑，政治关联肯定能够给特定企业带来巨大的好处。比如，企业的政治关联可能有助于防止政府对企业产权的非法剥夺，突破管制壁垒而获得行业进入权，获得银行贷款或者资本市场融资机会，赢得廉价土地、政府补贴、优惠政策和采购机会等等。然而，这些好处毕竟不是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的，它会扭曲企业行为，像毒品一样侵蚀着企业精神，最终阻碍企业的长远发展。

一个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还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具有某种核心竞争力。构成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品牌、健康的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等等都必须经历持续的投入和培育才能够形成。然而，一旦企业（家）致力于构建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则企业往往会走入一条脱离核心竞争建设的不归路。

其次，政治关联通常会导致不健康的公司文化和治理结构。一则，政治关联企业往往需要通过一些灰色交易来实现和维持与政治人物的特殊关系；二则，政治人物也需要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来保障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私利。这意味着，一个透明的、能够实现高效监督和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形成。而且，当公司的激励和治理制度倾向于保护政治关联人物时，这将严重打击其他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搞关系本身就可能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结果，政治关联可能为企业带来短期的利益，但却难以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比如，Fan等(2007)对1993-2001年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IPO之3年后业绩表现进行分析就发现，与非政治关联公司相比，政治关联公司的股票收益率低18%且收入增长、销售额增长，销售收益率等多方面都表现较差。

2.政治附庸与政治风险

对政治关联企业来说，在获得政治关联好处的同时也时刻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官员的政治命运，何况两者之间的权钱交易通常都是非法行为。这意味着，一旦相关政治人物失去了政治权力，就会对政治关联企业造成重大的负冲击；尤其是当政治人物因遭到法办时，相关的企业家往往也会被同时法办。

三、政治关联泛滥严重危害政治经济体系的健康

1.损害产品与工程质量

2.危害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种状况不仅弱化了市场竞争和创新，而且还强化了全社会对政治关联的追求和渴望，以至于全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痛恨特权所导致的不公，但更恨自己没机会享受特权。在此环境下，这样一种逆向选择可能会发生，即创业者或者企业高管不是来自于那些有企业家精神和经营管理能力的人，而是那些善于与政府搞关系或者本身就具有特殊政治关系的人。

当政治关联盛行并成为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时，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关的人必然在收入分配中拥有了很大的谈判力，从而能够抽取大量的权力租金。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热衷于搞政治关联而不是核心能力的建设，导致在产品市场上企业之间将陷入同质的低品质产品竞争。我们知道，同质产品的竞争将表现为价格竞争，而价格竞争的实质是成本竞争。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除了寻求政府廉价资源和保护外，企业都将努力压力成本，其中就包括普通劳动的报酬和上游供应商的产品价格。因此，政治关联的盛行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的两极分化。

也许正是上述原因，虽然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经历了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但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逐年走高，不仅早已超过了0.4的警戒水平，甚至有学者认为超过了0.61。

政治关联的企业家和官员都清楚，他们各自能够获得的利益大小和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联官员的政治地位及其稳定性。因此，那些政治关联企业有动力出钱出力维护关联官员的政治地位，并尽力推动其获得更高的政治职位。这无疑会推高官位的市场价格，从而迫使那些有政治野心的官员必须培养一批忠实的商人，以便在晋升竞争中获得他们的资金和人脉支持。一旦该官员获得晋升，他也必须回报商人，用手中权力将更多更好的公共资源安排给相关企业。由此，在他们中间会形成一种恶性互动，政经联盟关系越来越紧密，对经济和政治的危害也越来越大。这不仅容易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寡头，而且会助长政经联盟非良性的政治野心，危害政治体制的健康，甚至国家安全。

总之，在政府掌握大量公权而公权又未受到有效监督的时候，政治关联企业的泛滥并不令人意外。政治关联的泛滥不仅仅会影响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而且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甚至诱生庞大而危险的政经联盟。（十年磨一賤）

经济纵深




金岩石：民企“求包养”就是从万科开始，王石是民企的罪人！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过去多年，民营企业求包养的事情不是很多，这个转折点从哪儿开的呢？其实是从万科开始的，所以我为什么总说王石是民营企业的罪人，因为他开启了大型民营企业回归地方国企的先河。

以下为演讲摘编——

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1999年似乎都解决了，十六大更加明确了，现在突然又变成了热点，关键在于我们处在一个制度变革的转折点。

那么这个选择就发生在过去这几年间，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原来民营经济一路高歌，但是我们走到了这个转折点，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到2016年间，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因为政府没有离场，国有企业走进了市场，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国企了，是市场化的国企。

这三类规模以上的企业，按利润占比看在2015年发生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民营经济利润占比由35%下降到了26%。外企的份额没有大的变化，而就在民营经济利润占比从35%下降到26%的同时，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占比从18.9%上升到33%，这就是我们现在争论问题的焦点。

那么第三个指标，我们看一下三类企业的盈利状况，就是资本收益率。我们没有看到收益率发生多大变化，也就是民营经济一直是收益率最高的，然后外企居中，国企居末位。为什么赚钱少的这类企业再投资的比例反而高呢？为什么赚钱多的民营经济过去几年不投资了呢？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超越理论的争论，我们面对现实，我们要看到一个十字路口已经出现了。

过去几十年，我们都在讲国企民营化或者用一个词叫国退民进，其实并没有所谓进退的问题，都是选择。过去多年，民营企业求包养的事情不是很多，这个转折点从哪儿开的呢？其实是从万科开始的，所以我为什么总说王石是民营企业的罪人，因为他开启了大型民营企业回归地方国企的先河。

第二个十字路口，是新经济还是旧经济？很多人接受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是U型增长，我告诉大家，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是2007年，2007年13.5%，此后两三年下降两三个点，两三年下降两三个点，把政策的因素完全抛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台阶式下降。我们看不到U型，我们更看不到所谓的新周期，我们只能看来两三年还是要下降一两个点。这样台阶式的下降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说产业结构优化，而优化的标准是两条：第一条是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上升，现在在51%-52%；第二条是新经济占比逐年上升，现在占到了经济增长贡献度的40%以上，而在2007年不到15%。

那么在这个选择中，许多行业会全行业归零的。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经济的时候，我们就假设一百个人中，你看到了第一个人，零到一，你会说他是异类，但是他赚了大钱的时候，就会有一到五去追随，然后五到二十，趋势形成了，当所有人都跟上这个趋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从第二十一到一百理论归零，这就是最简单的趋势。在趋势的进程当中，你现在是在二十一到一百，还是在五到二十？当然，零到一那是天才。

新经济新在哪里？很多人到今天依然弄不明白，什么新零售，新金融，其实经济就是经济。但是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离不开生态圈的基础资源，在农业文明的时代，我们重复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到了工业革命的时期，我们穿透了土地，发现了石油煤炭矿产，至今我们仍在重复着基辛格当年的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于是我们看这四十年，对比一下，四十年前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是什么呢？四十年前没有互联网，四十年前没有股权投资产业，其实就是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股权投资，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我称之为实体金融化。

这时候你看到了什么？我们公司财务报表上记载的所有资产，无一例外都是贬值资产。而我们没有贬值的，我们也要通过折旧把它贬值了。可是，哪家企业的张本上有平台资产、用户资产、信用资产、数据资产？没有，也就是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在我们财务报表中几乎不出现。于是我们就看到表内越来越多的资产是贬值资产，重资产必然贬值，不贬值我们也把它算成贬值。但是每个企业去看一看，你表外有没有升值资产？表外的升值资产，追到源头那就是互联网两大基本定律，第一定律是摩尔定律，人脑不够用了，需要个芯片，芯片一旦植入人脑，跟我们身体相融合，18到24个月成本减半，功能提升，这时候我们就碰到了新实体经济的第二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实体金融化。第二个特征是成本递减。

那么是什么力量能够让用户创造价值呢？是平台，平台链接数据，于是数据成为资源，平台链接用户，于是用户创造价值，于是，一个平台分两端，一边把数据变成资源，成本递减；一边把用户变成价值创造者，价值倍增。这就叫平台扩张。

新旧经济这是第二个十字路口。

日本是全球长寿企业最多的国家，1.27亿人口，1100多万个商业主体，算平均值十几个人就是一个商业主体。而真正运营的企业480万，480万中有多少大企业呢？0.3%，每一个大企业后面都有几千家店，而这几千家店是几代人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跟日本吹高铁，日本人说我不给你你螺丝母，你的高铁马上就停，就这么一个十几人的企业，做的是永不松动的螺母。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当你在过去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上，在追求做大做强，人人都想当龙头企业的时候，发展到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是，龙头企业活不长，而且龙头企业永远是少数。当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时候，这时我们心里又有梦想，这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首现代诗，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时候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不是心有猛虎，而是要细嗅蔷薇，去发展，你能够传下三代、四代、五代的企业，这时候在大与小的选择当中，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如果你跟不上这场科技革命的浪潮，我真诚地劝你把公司做小。

一个店就是一个中产家庭，有职业收入，有资产收入，两条现金流支撑着未来的中产阶层。所以这才是未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如果你能够当龙头企业我恭喜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99%的人没有这个天分，因为心不够大，财不够深。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话，叫德不配内。当德不配内，而你又想做大做强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了今天的民营企业花不完的钱，还不完的债，讲不完的故事，算不清的家财。一说倒突然间就没了，花钱不知道是谁的？花不完的钱，还不完的债，讲不完的故事，算不清的家财，这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大多数人要知道，你有没有这份财运？这是很现实的选择，这就是未来做大还是做小？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新的模式，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我们的制度变革和领导的英明，但是所有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都不例外，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届政府能够改变趋势。我们在投资圈永远会记住，当年道琼斯创始人道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名言，他告诉我们人生就是经营周期，但是周期有多种形态，趋势如潮汐，周期如海湾，而人的努力不过就是一些转身即逝的浪花，当我们能理解这句话，我们赚的钱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傻，而是因为我们踩对了趋势，然后走对了门，就这么简单。

所以过去几十年，无论你做什么行业，直接间接的你无非就是赚的这个钱，赚的是三大趋势：制度变革的趋势，城市化的趋势和人口红利，这三大红利现在几乎都消失了。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真要做大做强，你要知道中国的新经济几乎无一例外，原始投资都是外资，大部分都在境外上市，新经济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而且也不是我们政府所谓什么产业政策扶植的，新经济是全球化红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生态。这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中国真正的四十年是开放的四十年，我们开放的四十年中，我们融入了全球财富的爆发性增长，平均十倍，我们涨了几十倍。过去二十年我们又融入了新经济的全球化，所以基础资源的转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态。在这样的竞争中，本土民营和全球民营，这也是我们要面对的竞争。

新经济平台扩张，数据成为资源，信用成为资产，用户创造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新经济面临的挑战就从价值定律开始，我们很多人到今天还在重复着一句谎言，劳动致富，天下没有这个东西，劳动是谋生的手段，人们靠土地、劳动没有给我们今天留下什么东西。我们要看到财富的增长有两条路径：一个是人赚钱，有限，算术级数增长，一个是钱生钱无数几何基数增长，于是久而久之我们就走进了全球化市场，而在这个全球化市场共同的价值观是什么？五个字，无金融不富。这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核心价值观。在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中，我们才会看到实体金融化，我们才会看到产业创新成为趋势，我们才会看到世界很大，全球很小，在全球很小的空间中，却集聚了90%以上的财富。而全球很大的空间，我们却没有看到财富在增长。不到10%，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从量增的地方结余而来。

这时候我们看了什么？比特币来了，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更高的维度，数字经济。每个人想想你在哪里？你是在一维产品，二维商品，三维产业，四维证券，五维数字。当数字经济开始敲响我们门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这样，我们让大家能够考虑，我给大家提了一个新的理论，在实体经济中劳动创造价值，在虚拟经济中交易创造价值，在数字经济中用户创造价值。当我们把经济学的价值定律重新改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正在告别着旧经济，旧经济的共性就是有限性资源，无论是土地、劳动、石油、煤炭、矿产都是有限性资源。而且都是再生着污染的资源。这样我们就知道新经济新在哪里？就新在一个环节上，基础资源变了，我们在开发的资源是无限性资源，是没有污染的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

也许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预言，也就是未来我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将免费，这样让全社会衣食无忧，这时我们才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财富是来源于无限性资源，是来源于思想、数据、信用，这才是新经济的本质。

当我们理解这样一种新生态、新经济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正在告别着物以稀为贵，我们正在拥抱着天以人为尊，这才是我们民营经济未来的无限空间。

千年老店一直做的就是寺庙装修和佛龛，我专门去过这个公司，在大阪。从我站的位置到中间，就这么个宽度六层，进门第一匾金刚组始建于哪年，进门进去第二块匾有祖先的牌位，上面一句话不要追求赚太多的钱。这时候你才会看到，长寿企业的秘诀，一小二专。龙头企业的秘诀是做大做强，但是做大做强的龙头企业，一定会伴随着技术的变革、社会的变迁，而一批一批地倒下。但是让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平和、稳定、发展的恰恰不是这些企业，而这些企业大了强了就会离开这个国家，而留在这里的就是我们看到许多不起眼的街边小店，传上两代、三代、四代。当我们能够真正形成这样一种民营生态，我相信这个社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都在抱怨，这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有钱的没钱的，赚钱的赔钱的都在抱怨，你们抱怨什么？你不是要在这儿生存吗？在这儿生存就去寻找我们自己的路，在十字路口上，静下来想一想，原来姓民能不能姓国呢？可以，原来是做旧经济，能不能做新经济呢？更可以，原来想做大，现在不想做大了，行不行呢？当然可以，这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每个人都会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快乐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减少很多抱怨。

我们也许在一个不适当的场合，让大家该死的快死，让大家不要追求做大做强，我们面对现实，因为我们已经正在走向一个成熟社会，而成熟社会的标志是什么呢？那改变经济增长速度是54321，这是正常的，而当经济增长速度在54321的时候，货币量的增长就不会疯狂一年印27.6%，然后生产出这么多贪官。这时我们会看到货币量的增长也会从两位数到一位数，然后也会降到54321，这样才是我们梦中的和谐社会。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来源：新浪财经）

资政参考




两年过去，一锹土没动，与深圳、浦东相比，雄安确实“点背”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一年多过去了，雄安为啥还没启动大规模建设？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在炒作雄安的时候，恨不得把雄安炒作成一个未来的共产主义实验区，一个中央大包大揽的共产主义乐园。中央在这方面是有明确的说法，不会用中央财政去砸出一个温室里的花朵，这个没有意义。雄安新区规划设计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详细解答了“雄安为何出手慢”这一问题，并表示，与深圳、浦东相比，雄安确实比较“点背”。雄安，会不会是一轮新的崛起？还是会像天津，当年策划的滨海新城一样，最后无疾而终？雄安跟当年的这些大型新城新区来比的话，并不是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最好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两年过去了，到现在为止还一锹土没动，因为很多事情还没想明白，不想因为匆忙的决策而造成更为巨大的浪费……

他在报告中详细解答了“雄安为何出手慢”这一问题，并表示，与深圳、浦东相比，雄安确实比较“点背”。

各位早上好，我先把话说到前头，我自打参与雄安新区规划以后签的保密协议都有一大沓子了。

那么首先我想来谈谈雄安这个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在这四十年当中不仅仅走过一条比较成功的、迅速提升工业化水平的道路，同时从数字指标上来讲，我们也走过了一条快速的城市化道路。

第一个就是资源的高强度的消耗，从后备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方方面面，就中国这条快速的高速的城镇化道路还能不能走的下去。

第三个，虽然我们从数字上来讲，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进城，但是不是能够享受到一个现代城市的合格的公共服务体系，这要划一个很大问号的，如果确实过日子过的很好的话，就不会连篇累牍地看到各种教育难就学难，等等一系列围绕着城市公共服务短缺而展开的辩论争论。

这里最具标志性的，一个是深圳，从一个小渔村一跃变成了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城市。第二个是上海的浦东，从浦西繁华区对面的松江县变成了现在跟传统的老浦西同等水平，甚至经济总量远远超过浦西的一个新的经济板块儿的崛起。

这个议题的背景有三个层次。

中国的人口向沿海的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集中，向中国最发达的大都会地区集中，向就业机会最多的中心城市集中，这个趋势从全国的统计看仍然非常强烈，而且从未来的预计看，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要解决这个问题，又要释放足够的经济动能，怎么办？

所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京津冀大首都圈的经济地域的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点，寻找新的后备资源来支撑整体经济动能的释放，来支撑服务水平的提升，机缘巧合选在了雄安。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说了很久，谈大北京地区，谈首都经济圈的发展，学界的发声到现在至少有三十年，能够形成高层领导的共识，至少也有十五年。

河北省也干过一些区域协同的，策略性的做法，包括对环渤海地区，曹妃甸地区的投入，对黄骅港的投入，试图利用河北省的土地在环渤海地区形成新的就业中心，新的制造中心，十几年过去了，可以看到它们的发展状态。

这一轮雄安新区的选址确定，除了疏解北京中心城的职能，疏解压在北京主城的首都功能里边的非核心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如何使得河北省能够在石家庄保定加雄安这样一个城市集团，共同发力形成一种中部崛起的效益，这是从大势上来看。但是同样是高层画的一个圈儿，会不会发展的像深圳、浦东那么好？现在还是要认真研究认真观察。

同样浦东的崛起也是一种顺势而上的行为，正是中国经济的国际形势最好的时代，也是内部体制机制最为活跃的时代。这个时代跟现在有很大差别，大家都知道这两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一直在下行，传统上我们所依赖的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基本上已经全面走下坡，特别这次贸易战开打以后。这个情况还会进一步的严峻，跟当年相比，国家也好，基层民众也好，对环境质量的诉求也是水涨船高。

在这样一个逆势而上的大形势下建设雄安，恐怕确实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几个月要动工，几年就要完成。它的建设周期和真正形成人气聚集，经济活动聚集的成熟的城市新区的过程，比一般的国家新区要更为漫长，需要更多的耐心。

同样这块选址，确实没有占农田。但凡是在河北省生活的人都知道，白洋淀周边只要那块地不是每年被淹，老百姓一定会去耕种它。三五年淹一次，只要一年的作物，本钱就能挣回来。这块地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耕种它？因为这块地非常低洼，对于常年洪水位，低8到9米。

涉及到白洋淀整体水系的，正常情况下的水系治理也涉及洪涝情况下的大水系的梳理，既要想办法解决这一百平方公里局部的防洪问题，因为这个水系和海河水系是连在一起的，跟大海河水系的统一协调要上大的水利工程，才能够比较长期的解决白洋淀水质本身的补水不足，水质恶化，在洪涝下有易发灾害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环境状况。这些也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你查查历史就会知道，建国的时候我们的县长乡镇长绝大部分都是打过仗的军人转业以后来承担政府的职责。谁都想离中央近一点，如何把想离中央近一点的这么多的干部诉求都安排下去。就打了河北省的主意，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切的尽可能的小，来安置尽可能多的同级别干部在这儿扎根。

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那效果就是在垃圾堆里盖了一个豪宅，不会实现中央对这个新城提出来的一系列的高标准。雄安的缓慢和现在起步的艰难，跟我前边谈到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有关的，当然，围绕这个问题，两年来各种专家组几十个专家组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几十个专题的研究。至少从理论推导上，逐渐开始形成了一些解决问题的预案，也开始做一些小规模的工程试点来验证一些技术预案将来在实施当中的有效性，但总体上来讲，确实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快。

第一就是交通网络的重组和重建，可能最早动工的是在雄县昝岗组团的这个大国铁的交通枢纽性站场。因为这个站场能不能够迅速的完工决定了它后续一系列跟它衔接的交通网络能不能够动工，能不能够尽快地发挥作用。

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两年谈的比较多的，北京功能的疏解，这恐怕也是未来雄安新城建设成败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究竟疏解什么？是行政命令式的疏解还是市场导引型的疏解，我们国家在建设历史过程当中做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疏解，不叫疏解当年叫疏散。

这里边要讨论很多很多问题，比如说高校疏解。如果一个高校在大城市都办不好，难道你把他搬到一块新兴的荒郊野地去，他就能有更多的成就吗？一个科研院所在一个综合性的城市生态内都没有好的发展，难道你把他孤立化的搬到一个大院里去，它就能有更大的进步吗？这些问题还有很多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讲医院，北京市确实有很多的大型医院是需要疏解的，因为从它的真实运营情况来看，超过半数以上的患者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并不是一个为北京基层服务的社区性医院，它都是这种国家级的超大型的专科医院。

这个带给我们的问题就是北京疏解一个医院出去。如果是按照现在的体制，现在的医院运营模式，说我这儿是一个两千床位的医院，有一系列的国家规定的面积指标要求，我原封不动的搬过去。是没有太多的价值和意义的，曾经在北京运营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样也会在雄安出现。

这仅仅是一种类型的案例，类似的一个公司总部迁出去，目的是什么？仅仅是换一个办公地点吗？如果不能够跟中央给雄安新区的一系列新的，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政策相结合，不能够跟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国试图引领全球化的战略实现对接，那么这个总部的迁移，可能就不会有真正的目的，也不会有真实的效果。

因为如果你真这么干的话，在现在的社会上也是干不成的，很可能会形成人才的逆淘汰，比如说一个大国企领导一个大公司总部，董事长可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拍脑袋说我马上就可以迁，但是很可能这个企业最优秀的员工瞬间就有一半人会辞职，有本事人他可以另谋高就，他带走的可能恰恰是这个公司里边积累下来的，毫无创新能力的小白鼠。因为他离开这个公司就活不了，他在市场上没有再就业的可能性。

那么与其讲雄安新区是一张漂亮的蓝图，特别是在座的很多都是搞建设的，可能更多看到的是雄安一张漂亮的表现图，但实质上这张表现图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张图背后将来能支撑它实现的，体制机制的一系列的重大变革，雄安的进一步深度的规划为什么迟迟不出台？跟体制、机制深度变革的很多的政策性因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国有土地产权未来怎么办，怎么能够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实际使用者，一个多元共赢的局面，集体土地将来怎么办，包括在媒体上喊一喊说同质同权很容易，但是操作起来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这里边可能一直会涉及到我们国家土地法的一些大的法规的调整和修改，那么雄安是一个高标准的面向未来的千年之城，也是一个体制机制改革的一块非常好的实验田。

当然雄安未来值不值得期待，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第一，这个地区会执行中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绿色建筑标准，恐怕不是现在国家住建部的一二三星标准就能覆盖。这个标准还在联合广泛的国际团队，不断的向前推进。可能雄安将来会创造中国绿色建设的四星五星。也会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不断引入一些跟国际接轨普遍通行的硬件标准。

第二个就是跟智慧城市有关的，大家可能会去参观市民中心，这里边有些尝试了，但是因为尺度很小基本是智慧建筑。在这里边现在很多官方的像中国移动、电信、联通这三大通讯公司已经进去了，然后小米、腾讯、马云也都在这里边相继开设了分支机构。

第一跟环境有关信息，就是他将来会进入一个实时化的按城市网格来报每天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物理指标、化学指标，实现一个高密度细颗粒度的环境监测和监控。

光和风都不是稳定能源，它有时候强一点有时候弱一点。我们的推送网络系统没办法和它实时的做出应对，所以导致很多风、光导来的能源上不了网，或者不能有效的上网，跟传统能源之间形不成良好的匹配关系。

第三个就是跟人流、物流有关的这套智慧体系，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只要你身上有电子元器件，只要你用不管是什么卡，你的生活都是有电子痕迹的。对于这些电子痕迹的全面采集和分析，用好了的话是有很大的便民效益的。

但是大家知道，所有技术都是把双刃剑。当你的个人信息被过度暴露的时候，可能也会给很多的居心不良的人各种可乘之机，在中国这个问题也变得非常的严峻，我们那么多精准化的电子信息从哪儿来的？也是从这里边来的。

包括最近时髦的一个词叫区块链技术，大家不要以为只是比特币，只是这个虚拟电子货币的炒作，只不过是比特币用了区块链技术而已。区块链面向未来是一个全新的，可追溯的，带有高度信用化的互联网技术。我们现在互联网实际上很多是不可逆查的，你不知道那台计算机是谁在用，他通过各种干扰手段以后，甚至无法判定这台机子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包括中国这几年对私家车逐渐的限制，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如果要达到其他发达国家那种机动车拥有量的话，恐怕全国所有城市都会变成停车场。那么公交优先，公交工具的多元化使用也会在雄安新区当中得到最优先的推广。

中国在公交领域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位，比如大家都知道修地铁。最简单的概念，地铁应该分长站距和短站距两种类型来修，长站距解决的是区域之间的联系，是长距离城市组团的联系。而短站距解决的是日常的，上下班，中短距离的通勤的联系。而北京修了这么多地铁，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建立起这种正常分工的概念，就城里边500米一个站距已经跑到远郊区了还是500米站距。很多是浪费掉的，速度是提不起来的。

同时它也试图解决大型城市大尺度的功能分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从五十年代学苏联以后，我们绝大部分城市走的是大尺度分区的格局。比如北京，原来东南郊工业区，石景山区是工业区，西北郊是科研文教区，等等。都是大尺度分区，大概三五十万人的城市勉强还可以接受，当做到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甚至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实际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会带来了大量的长距离交通。

在雄安新城当中显然会摒弃这样的做法。而采用适度尺度组团，高强度综合用地的方式，来使得大家的日常生活圈能够压缩在一个有效的更舒适的范围内。比如骑自行车，十五分钟能不能到就业地点。每天的居住、就业、购物、娱乐，能不能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解决问题，而大幅度的减少长距离的通勤和长距离的交通，至少从目前的进展看，采用的基本都是适度组团、高度混合用地的模式。

但是这里边的人是很不舒服的，如果你们出国见识过发达国家的火车站，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南站虽然有进步，但仍然离国际标准差的很远。他形式上看上去更炫了更酷了，但是实际的服务职能没有大的改进，站场区域和围绕站场能够发展起来的产业区域没有有机的联系，基本是孤岛式的站场。

恐怕大家更需要关注和期待的，是这些个空间环境创新之外的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变革。我不能讲结论，但我会讲一些目前探讨的东西，比如土地供应将来怎么办？现在有人在探讨，地不卖给你，可以叫先租后买，但又是完全的先租后买。比如一块地，付一个很低的年租金，我就可以开始做建设，开始引入企业。

考核多年以后，效果好，这块地能不能一劳永逸的给你，或者说我降租金，如果考核不好我怎么涨租金？这些东西那可能跟大家习惯的，勾地、圈地、买地开发的模式完全不一样。现在有几种方案都在探讨，但是还没有最终的结论性的东西。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可能会做比较深层次的变革，我们的预计就不会再有批租型的土地。

而市场的设计规则，又不能够过多地伤害和剥夺原来的土地持有者的利益，也不能再像原来那样政府三五万一亩从农民手里面把地征过来，然后转手金融市场，几百万一亩，把暴利转移到工业资产，转移到房产资产，转移到其他的行业资产当中去，这条路是不会这么走了，会换其他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究竟能走多远，还没有结论。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雄安在中央的定义上是千年大计，要实现高质量增长。这种高质量增长，是在绿色前提下的高质量增长，创新前提下的高质量增长，以及体制机制变革前提下的高质量增长。创造雄安质量，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标准和建筑质量提升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是放到最后才会去考虑它的。

现在的目标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以2035为一个节点，一个是2050，这跟十九大国家政治蓝图的报告是完全一致的。到2035年，核心区板块儿是一百平方公里，加上外围板块，一共是三百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会基本形成。

中央在这方面是有明确的说法，不会用中央财政去砸出一个温室里的花朵，这个没有意义。因为雄安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是为未来中国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城镇化，在土地财政崩溃以后找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途径。那么这个途径，一定是要得到市场和投资者认同的途径。

到2035年这个地区如果它不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同，如果不能够吸引来自于全球的投资，就意味着这个新区建设的全面的崩盘和失败，目前这个地区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治理政策？是强管制政策，还是相对的弱管制政策，是叠床架屋的建立更多政策门槛，还是“让子弹飞一会”更多的在实践中总结提高，这些高质量是来自于日益复杂的政府管制，就是政府手要伸的很长。

不仅仅对国内的投资者建设者开放这个市场，同时也再三强调它是面向全球来开发这个市场。并且，在引入更多的市场角色，通过他们之间的磨合，激发新的创新能力，产生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新的政商关系，新的公司权力划分，新的政府权益，公民权益跟市场权益的平衡关系，在这几个很要命的点上，雄安刚刚开始做工作，并且试图通过精简化的顶层设计，加更多实践当中的滚动探索，来逐步寻找答案。

雄安新区的划定是大势所趋，从大的趋势上它没毛病。第二从时势上讲，在什么时间点上干这件事，它比较背，没赶上一个好时候，跟深圳跟浦东比它确实在时事上是比较背的。第三，标准是很高的，新技术新模式是大胆的，技术预案一大堆，目前摞起来比我人都高。各种技术标准，各种行业协会都在做，但是这个东西并不决定未来，或者说在这里边并不占有一个绝对的份额。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有别于我们国家前几十年建的任何一个新区，而大家都知道，我们传统新区怎么干的。政府下决心划了一块地以后，说两年成型最后干几十平方公里的有很多。

比较现实的一个预计，可能会先有若干个围绕着交通枢纽，围绕着特定专业板块，大概一两平方公里这种尺度的小组团，小的示范或者叫实验区先出来。然后，才会有更为大规模的建。这恐怕是一个模式上对传统新区非常颠覆的图景。

最后中央对它的要求，毫无疑问是超级高质量的，但这个高质量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同，能不能得到好的性价比，这是要在实践当中去检验，它确实不是个纸上谈兵的东西。（吴国平财经）

反腐前沿




这句话传到程维高耳中，这个人就被关了十年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她就读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这所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一流高等学府，常年在各种全世界大学排名中处于20到30位的区间。和清华、北大一个量级。品学兼优，兴趣广泛，擅长音乐、绘画、设计，立志作一名“利用司法制度去维护公平公正”的律师。她的爸爸是一名颇有实力的地产商，除了在温哥华拥有豪宅之外，还盘下了一个建有机场的私人岛屿。她叫程颂莲，真实身份是被开除党籍的落马贪官、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孙女，中国“红通”名单里和赖昌星一个数量级的外逃贪腐分子程慕阳的女儿，你做何感想？你会竖起中指，你会吐出国骂……是的，这些国家蛀虫，卷走了亿万财产，拿着你我他、无数中国人的血汗钱走入西方上层社会漂白镀金，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程氏父女的故事，你一定想听。反腐，和每个国人都有关！

甜美可人，自信大方。

她品学兼优，兴趣广泛，擅长音乐、绘画、设计，立志作一名“利用司法制度去维护公平公正”的律师。

程颂莲

别人家的姑娘？投胎技术性人才？人生赢家？

你会竖起中指，你会吐出国骂……

程氏父女的故事，你一定想听。反腐，和每个国人都有关！

2000年8月，程慕阳在父亲、当时还是河北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安排下，经香港仓皇逃往加拿大。

就像《人民的名义》里，丁义珍成功外逃，在飞机上要喝香槟酒，对着空姐用英语说：“干杯，为了自由！”

程衙内到底卷走了多少钱？我当然不知道确数，但一定是数以亿计。

1995年，他成立了一家地产公司，在父亲的批准下，由河北省财政厅一次性打款3700万元到他个人的香港账户上，美其名曰：投资。

从这两个案例就足以窥见他的疯狂。

1996年，一个深知程家内幕的人喝大了，在酒席间说：“程慕阳打着老子的旗号拉广告，拉赞助，招摇撞骗，封官许愿。将来程书记出了事，可能就是毁在他儿子手里。”这句话传到程维高耳中，两个月后，这人被投入监牢，关了十年。

程慕阳帮助父亲秘书转移贪污得来的赃款，将这些不义之财转移到了加拿大。然而程慕阳的嚣张日子并不长，2000年，程维高秘书李真贪污受贿事发，程慕阳也牵扯其中，不久之后，程维高落马。

他注册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地产公司，开发了几个精品楼盘项目，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与很多外逃只能吃老本的贪官不同，程慕阳的资产呈良好上涨势头，变身为温哥华的成功商人！

榜样？论贪婪，程慕阳的确是好榜样。二十余年如一日，把私吞公帑作为理想，劲头十足。

一个人，真可以颠倒黑白到这个地步！

2、用钱砸开政坛路

中加两国没有引渡条约，司法体系迥然相异、对接困难，打起官司往往迁延数年甚至十数年，因而，无数贪腐分子对加拿大趋之若鹜，温哥华的华人群体往往被视之为贪官群。

程慕阳的豪宅，位于温哥华西区的橡树岭社区

即使如此，程慕阳仍不放心，他想把“被遣送”的可能性完全消除。

怎样为程颂莲打开从政之路？一个字：钱。

第二步，以钱为媒，不断结识加拿大高官和政治精英，再将关系网转移为程颂莲所用。

在加拿大著名私立学校约克豪斯女子中学读书时，她就认识了许多大人物，包括后来成为加拿大总理的贾斯廷·特鲁多。

2013年2月17日，加拿大华裔联邦国会议员陈卓愉（中）向自由党议员约翰·麦克卡勒姆夫妇介绍程慕阳及女儿。

没错，廉耻限制了你的想象力。你永远不可能预计，一个无耻之徒下一步会做出什么事。

程颂莲生于1996年，程慕阳在2000年逃亡。可以推断，最晚不超过逃亡的第三年，即2002年，程慕阳已经在进行他的培养计划。

这样的蛀虫，每多一条，都是国家的大不幸！

如果中国在2014年没有展开全球通缉外逃贪腐分子的“猎狐行动”，或者“红色通缉令”里没有程慕阳的名字，那么程氏父女的计划会继续顺风顺水地推进下去。

程颂莲在大学里已经读到大三，很快便能完成学业，真正投身政坛。

2014年8月程颂莲与国会议员MarcGarneau

青年自由党紧急开会，撤销了程颂莲的职务。

可是，早在“红通”名单发布之前，程慕阳忽然以女儿的名义，将100万美元打入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账户，并洽谈融资事宜。

谁也不知道，在这段时间，他是否有其他的巨额投资。他一共有三个子女，除了程颂莲被曝光之外，其他两人仍然披着神秘的外衣，程慕阳又通过他们转移了多少钱？

程慕阳（右）与自由党国会议员代表Andrew Leslie合影

一切都要看中国能不能把他抓回来！

三年过去了，抓捕这只“老狐狸”的行动进展到哪一步？是否启动司法程序？进行到了哪一环节？

4、“程颂莲”们有罪吗？

程慕阳最终伏法，这毫无疑问。

请给我们一个答案！

     【博览财经特稿】一座城市建起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立交桥不难，真正的难点是人心的现代化。当广东媒体对梁锦松被迫辞职颇有微词时，当大陆网友还在同情曾荫权时，都昭示了大陆民众和文化界政界法治精神的欠缺。只有全民接受对公职人员的严苛标准为自然法则时，中国现代化道路才算真正上了坦途。

香港前特首曾荫权被铐上手铐、铁链，押往法院聆判。

据香港传媒报道，坐在犯人栏的曾荫权，在法官宣布判刑时起身聆听，闭上双眼、双唇紧闭，随后望向旁听席上的家人，情绪平静。他在犯人栏隔着玻璃与妻子、妹妹与儿子低声讲了几句话，随即被带走。

1、2012年18至19日，曾荫权与妻子到澳门出席新濠天地赌场内春茗活动，与一批赌厅人士、高利贷集团中人、夜总会从业员及多名黑道社团猛人饮宴；

曾荫权随后声明，每次出行，都按市场价格向对方支付了机票费用、游艇费用，但立法会议员直斥曾荫权，以普通港澳轮价钱乘名贵游艇之说法“好可笑”，私下与富商聚会，易令市民联想其任内有关楼市的措施，有优待地产商之嫌；

4、2001年为了逃避高昂的汽车税，曾荫权不惜从英国以80多万港元低价购入奔驰房车；

6、曾荫权任职特首期间多次公干外访，入住酒店时，同行官员均统一由政府部门结帐，但他坚持用个人信用卡签帐，然后再由公款报销，在这个过程中赚取积分优惠；

这7个事件，如果细心阅读，应该能体会到当中的微妙。原来在香港，领导人写信给下属，要求通融一下自己儿子的考试都是违规的。

领导人用的跑步机居然是别人用过的旧跑步机。

曾荫权一言不发，沉默面对记者。

从曾荫权判刑和梁锦松被迫辞职时内地人士反应看中国现代化的差距

笔者不由得想起另一个案例，就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因他推出新政策前两个月买了一辆轿车而被迫辞职。按照新政策，他买同样的车需要多花四万元港币。梁锦松的解释是：他的老婆伏明霞怀孕了，他原来开的越野车不太适合怀孕的太太乘坐，所以换了辆轿车。合理解释。但时机的巧合，使得瓜田李下的，难免引人猜测。梁锦松这位极有才干，又有报国爱港之心的财政司长被迫辞职。要知道，他如果不加入公务员队伍，他本来可以在一家大银行拿到每年超过一千万港币的收入。他加入公务员队伍在经济上损失的远超过那四万元。他也是当年香港保钓运动的积极青年。这样的人居然因为那似乎可以理解的买车时机而被迫下台。当时广东多家媒体对香港媒体舆论“小题大做”发出微词，甚不以为然。

一座城市建起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立交桥不难，真正的难点是人心的现代化。当广东媒体对梁锦松被迫辞职颇有微词时，当大陆网友还在同情曾荫权时，都昭示了大陆民众和文化界政界法治精神的欠缺。只有全民接受对公职人员的严苛标准为自然法则时，中国现代化道路才算真正上了坦途。

中国大陆民众，当您走出国门，看到那些不如大陆城市更富丽堂皇的城市时，往往有“不过如此”的心态，但笔者提醒：不要骄傲的太早，切记那高楼大厦里的人心和公共意识才是一座城市最难以建立起来的精神内核，也是大陆民众需要不懈努力的方向。

当您对官员家属耍点小特权还习以为常的时候，当雨天驾车时对路上行人没有半点体谅的时候，当您还没有戒掉随地吐痰习惯或随意浪费粮食的时候，当您不尊重别人劳动或还在欣然鼓励盗版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就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毕竟，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取决于每位成员个体行为的总和。（来源：干货每日见  理工科博士的人文坚持）

新闻视点




是非成败转头空，境外势力未做空？
【研究员】：田文

编者按：为“股灾”背锅3年后，中信证券“被平反”！那么，15年的那场“股市非理性下跌”，到底有没有“境外势力做空中国”？一种分析认为，当时的“股市非理性下跌”，根本原因在于高杠杆的场外配资。但“背后有国际资本打击，做空中国股市”此种言论之所以屡屡有市场，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呼应，实是他们内心需要一个“他们希望这样”的解释，他们希望股市大跌就是国际资本做空的结果。一则，将个人的投资或投机行为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等高词大调绑在一起，寄望国家监管部门出手救市，变成一种亲身参与的、众志成城的对外“国家对抗”、“金融战争”，梦想找到政策支持下的反弹出逃机会。二则，将股市大跌视为国际资本阴谋做空的结果，可以安慰自己在大跌中的呛水、割肉和亏本的伤痛——我的投资失败不是我的错，而是被阴谋害了，如果没有这些阴谋，没有国际资本捣鬼，我肯定是赚钱的。

为发生在2015年夏天的“股市非理性下跌”背锅3年后，行业龙头中信证券终于卸下了这口大锅。

2015年夏天的那场动荡，中信证券被万夫所指，先有高管徐刚等8人被抓，后有总经理程博明等3人被带走调查，灵魂人物王东明宣布退休，券商龙头遭遇成立20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当年被带走调查的人中，部分回归中信证券继续工作，也有人相继离开。在离开的人中，原金融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刘威，被华兴资本包凡招至麾下，低调出任华菁证券董事长。

“联合外资做空”往事

司度公司于2010年设立，彼时中信联创出资100万美元投资司度公司，占据20%股权。工商资料显示，金石投资拥有中信联创逾92%的股权。

司度公司在股灾救市期间成为了市场焦点，7月末沪深两地交易所对频繁申报或频繁撤销申报，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的24个账户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司度贸易公司，司度大股东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Citadel。

2015年8月2日晚间，Citadel发表声明称，确认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账户被深交所限制。不过，Citadel同时表示，无论是以往，还是近期均与中国监管部门保持积极沟通，并将“一如既往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继续合法开展各项经营”。

但后续发展并未如中信证券所料。与司度公司有牵连合作的国信证券，在9月份被传出受到监管层内部通报，原因即为涉嫌在股灾期间通股指期货进行“恶意做空”。

万夫所指之中，中信证券相继11位高管被带走调查，甚至连中信证券下属直投机构金石投资总经理祁曙光，也被带走调查。

王东明时代终结

王东明在内网发给全体员工信中表示，从8月以来，中信证券有多名员工在协助调查或接受调查，这让他感到震惊与痛心。王东明将此称作“公司二十年来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王东明时代的落幕，同时也意味着中信证券单飞受阻。来自大股东的人事安排，为中信证券前路定下基调，中信集团将重新握紧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欲单飞，其大股东中信集团也步步退让。2015年以来，中信证券大股东中信集团经过减持，在中信证券的股份已经从20.3%下降至17.14%；此后，随着中信证券在H股的大幅增发，中信集团在中信证券的持股占比进一步稀释，目前仅有14.81%。

但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变故，如同阴云般笼罩在这家要做“中国版高盛”的顶级投行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抱紧集团大腿”，接近中信证券的人士说道，“集团也安排了很多人手下来，所以以后关系只能更近”。

在“背锅”3年后，中信证券意外被平反，除了王东明、程博明等人的命运值得唏嘘之外，另一个问题也值得追问：15年的那场“股市非理性下跌”，到底有没有“境外势力做空中国”？

早在3年前，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一种分析认为，当时的“股市非理性下跌”，根本原因在于高杠杆的场外配资。但“背后有国际资本打击，做空中国股市”此种言论之所以屡屡有市场，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呼应，实是他们内心需要一个“他们希望这样”的解释，他们希望股市大跌就是国际资本做空的结果。

二则，将股市大跌视为国际资本阴谋做空的结果，可以安慰自己在大跌中的呛水、割肉和亏本的伤痛——我的投资失败不是我的错，而是被阴谋害了，如果没有这些阴谋，没有国际资本捣鬼，我肯定是赚钱的。

如今，3年过去了，散户们面临的，仍然是跌跌不休的股市。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确存在“做空中国的境外势力”。

这股势力的带头人，名叫特朗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