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曹倩
当前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就是若干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中小城市积累的大量待消化的房地产库存，从金融层面来看就是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高杠杆以及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当前，中国政府的确已经开始出台措施以应对上述潜在风险，一方面，通过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试图消化过剩产能，通过加速PSL引致的棚户区改革来试图消化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另一方面，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协调来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消化过剩产能、过高库存与系统性风险是一个长期任务，难以一蹴而就，如果急功近利，则可能造成新的扭曲。 在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确实有可能开启新一轮中周期。但中周期开启的前提，是重大结构性改革能否如期实施、实体风险与金融风险能否真正出清、民营企业能否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一言以蔽之，有重大改革才有全新周期，消极坐等新周期则是危险的一厢情愿。
热点聚焦
有重大改革才有全新周期，消极坐等是危险的一厢情愿
【研究员】：
在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确实有可能开启新一轮中周期。但中周期开启的前提，是重大结构性改革能否如期实施、实体风险与金融风险能否真正出清、民营企业能否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一言以蔽之，有重大改革才有全新周期，消极坐等新周期则是危险的一厢情愿。
近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正在（或即将）进入新周期的讨论非常火热。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的一方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自2016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GDP季度同比增速已经连续3个季度反弹。2017年的中国GDP增速（约6.8%-6.9%）铁定将会超过2016年（6.7%），从而改变自2011年以来年度GDP连续下跌的态势；第二，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2014年至2016年，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连续3年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第三，过去两年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提振了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并进而导致企业开始积累库存与扩大资本开支。例如，2017年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达到22.0%，显著超过2015年全年的-2.3%与8.5%；第四，与2015年、2016年相比，2017年至今的进出口增速出现了趋势性的好转。例如，2015年与2016年中国月度出口同比增速的均值分别为-0.7%与-5.5%，而2017年上半年回升至8.5%；2015年与2016年中国月度进口同比增速的均值分别为-14.2%与-5.4%，而2017年上半年回升至19.8%。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认为，要开展关于新周期的讨论，首先需要厘清大家讨论的新周期的时间维度。众所周知，经济周期有长周期、中周期与短周期之分。事实上，过去十余年，中国经济存在差不多三年一个轮回的短周期，这个周期主要与中国房地产行业每三年一个短周期有关，也与工业企业的库存周期有关。从短周期的视角来看，如果把2016年第一季度作为周期底部，那么本轮周期的上升阶段大致为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二季度（6个季度），而下降阶段大致为2017年第三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6个季度）。事实上，正如张明团队在今年5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本轮企业库存周期已经在2017年第二季度见顶。 因此，张明认为，当前市场热议的新周期，指的不是中国经济的短周期，而是中国经济的中周期。如图1所示，从年度GDP增速来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完整的中周期。从谷底至谷底来看，第一个周期的时间段为1981年（GDP增速为5.1%）至1990年（3.9%）；第二个周期的时间段为1990年至1999年（7.7%）；第三个周期的时间段为1999年至2016年（6.7%）。这三个周期的持续时间分别为9年、9年与17年。不难看出，第三个周期的持续时间，差不多是前两个周期的两倍。第三个周期谷底（2016年）的经济增速，低于第二个周期谷底（1999年），但显著高于第一个周期谷底（1990年）。由于2017年的经济增速高于2016年已经没有悬念，那么2017年是否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第四个中周期的开始呢？ 答案是未必。中国经济的中周期变化并非是线性单调的趋势。如图1所示，在1987年至1988年期间以及2010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经济都曾在趋势性下滑的过程中出现了短暂的反弹，但这两次经济反弹都没有能够持续。 那么，如何来判断经济反弹是可持续的还是难以持续的呢？张明认为存在三个重要的判断标准：一是有没有重大结构性改革的发生来提振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有没有实现对既有问题（例如银行坏账、产能过剩、金融风险）的市场出清；三是有没有重大的国企改革发生，从而能够给民营企业带来全新的广阔的发展机会。 首先，能够从趋势上提振中国生产率增速的重大结构性改革，目前还没有发生。这是为何新的中周期尚未开启的理由之一。 从中长期来看，生产率增速变动是决定经济增速变动的最重要变量之一。从比较图1与图2中不难发生，1999年至2016年这一最近的中周期，与1999年至201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动几乎一致。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事实上也是为何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经济的历史来看，能够导致生产率增速转跌为升的，唯有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事实上，导致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初、1990年代初以及2000年代初走出三次新周期的核心原因，恰好是三次重大的结构性改革。1980年代初改革的关键词是“承包”，包括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城市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1990年代初改革的关键词是“市场经济道路”，重大事件则是1992年小平南巡以及1993年的14届三中全会。1990年代末与2000年代初的重大结构性改革则包括：1998年前后启动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与下岗分流）、1999年前后启动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以及2001年年末中国加入WTO。 如前所述，1999年至2017年这个周期的持续时间显著超过了前两个周期，导致周期被拉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001年中国入世后至今，能够从趋势上提振生产率增速的重大结构性改革迟迟没有发生。张明认为，导致结构性改革长期缺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上一届政府推迟了他们任期内的结构性改革，而是转而诉诸于4万亿财政刺激与信贷放松。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国内金融改革的步伐很快，但实体经济改革的步伐依然较慢。金融改革步伐快，造成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加剧与流动性过剩。实体改革步伐慢，造成生产率增速以及实体投资回报率节节下降。金融改革与实体改革的节奏错配，恰恰是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金融空转与资金脱实入虚的根源。 张明期望，以十九大召开为契机，本届中国政府能够加速实体经济的重大结构性改革。潜在的结构性改革领域包括：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尤其是地方国企以及央企的子公司）、风险可控的土地流转改革（类似于拉丁美洲土地银行的有关模式）、一些重要服务业部门（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金融、电信）向民营企业真正加快开放等。 重大结构性改革的提速不仅能够通过提高实体投资回报率来改变金融空转、纠正资金脱实入虚并消化金融风险，而且能够通过提振生产率来开启中国经济的新周期。然而，在这些改革真正加速之前，判定新周期的到来有些为时尚早。 其次，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扭曲与错配（例如产能过剩、中小城市房地产高库存、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高杠杆、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尚未得到根本性的市场出清。这是为何新的中周期尚未开启的理由之二。 宏观经济学的要义之一，就是新周期开启的前提之一，就是旧模式的出清。只有让资不抵债的实体企业或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破产清算、政府救援、市场化处置等）修复了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只有当微观主体能够重新面临正确的市场激励，新的增长浪潮才有望到来。 这一点，我们在1998年至2000年的上一轮周期底部看得格外清楚。第一，中国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国有企业，实施了抓大放小与下岗分流，通过国有企业的收缩与重塑来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低下问题；第二，中国政府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让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价值从四大商业银行手中收购不良资产的模式，重塑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第三，通过住房商品化改革与实现中国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开启了房地产与出口导向两条新的增长途径。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一期间的国企改革、坏账清理、住房改革与加入WTO，就没有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就是若干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中小城市积累的大量待消化的房地产库存，从金融层面来看就是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高杠杆以及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当前，中国政府的确已经开始出台措施以应对上述潜在风险，一方面，通过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试图消化过剩产能，通过加速PSL引致的棚户区改革来试图消化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另一方面，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协调来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消化过剩产能、过高库存与系统性风险是一个长期任务，难以一蹴而就，如果急功近利，则可能造成新的扭曲。 再次，国企混改进展不尽如人意，民营企业发展空间依然受限，这是为何新的中周期尚未开启的理由之三。 事实上，1980年代初、1990年代初与2000年代初前三次新周期的开启，都与民营企业获得了全新的广阔发展空间有关，事实上，过去三十年，就是民营企业在增长贡献与就业贡献方面不断超越国有企业的历史。 然而，如图3所示，自2012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由之前的30%以上下降至目前的不到10%。在2015年前后，民营企业投资增速降至国有企业投资增速以下，目前仍持续低于国有企业投资增速。至少在投资增速这个维度上来看，国进民退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 近年来加剧国进民退这一趋势的，有两个重要事件。事件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以及相应的信贷放松。国有企业是这一波政府主导投资的最大受益者，而民营企业却是这一波政府主导信贷放松收缩时的最大受害者。事件二是最近两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诚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加速行业库存与产能出清、提振企业利润率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副作用却是，进一步强化了大中型国有企业在上中游行业的地位，进一步挤出了上中游行业的民营企业投资空间。 考虑到民营企业在体制机制上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在经营效率上高于国有企业、在对增长与就业的贡献上不容忽视，那么如果民营企业找不到新的发展空间，那么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周期的观点就显得不切实际。 张明认为，考虑到目前制造业整体面临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限制了民营企业对上中游行业的投资空间，那么未来民营企业投资的出路，将主要在服务业。因此，加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尤其是打破国有企业对教育、医疗、养老、金融、电信等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真正向民间企业开放这些行业，这不仅能够刺激新一轮民间企业投资，而且有助于提振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改变金融空转与脱实入虚的格局。 综上所述，在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确实有可能开启新一轮中周期。但中周期开启的前提，是重大结构性改革能否如期实施、实体风险与金融风险能否真正出清、民营企业能否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一言以蔽之，有重大改革才有全新周期，消极坐等新周期则是危险的一厢情愿。
思想评论
供给侧改革最早提出者：不能用供给侧管理代替供给侧改革!
【研究员】：
如果能够不忘初心，紧紧围绕“去僵尸企业”展开，“去产能”就不会扩大化，不会严重扭曲市场信号，也不会搞成“新计划经济”。供给侧管理和供给侧呼吁虽然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把这些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管理和呼吁当作供给侧改革，而不去触及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层面，就转移了改革的视线和方向。供给侧改革不是“刀刃向外”改别人，而是“刀刃向内”改自己。衡量供给侧改革成效的标准不是如何干预企业生产，而是是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2012年，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最早呼吁从供给侧重启改革。作为一个普通的经济学者，滕泰那时呼吁供给侧改革的逻辑是这样的：当油门已踩到底而汽车还在减速，驾驶员就必须看看是不是发动机出了问题。宏观经济也是这样，当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个油门都已经踩到底，而经济增速还在下行时，就必须要回到五大财富源泉，从供给侧重启改革。 一、什么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所谓供给侧就是生产侧，供给侧的五大财富源泉，就是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五大财富源泉的相关理论，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开篇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精神不谋而合。 如何才能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应当从经济体制入手，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改革生产关系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上述学术主张也是本届政府2013年以来施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在人口与劳动方面，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技术与创新方面，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制度与管理方面，减少行政管制和行政审批，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减税降费，等等，从供给侧的五大财富源泉层面为中国经济松绑、加油。 2015年底，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同，原因就在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抓住了新时期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从经济周期的规律来看，与工业社会早期的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以及工业社会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型经济衰退不同，工业社会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是经济周期性下行的根本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供给结构老化”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战略性选择。 作为一场没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实践，供给侧改革决策出台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行业，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的认识，造成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穿新鞋，走老路”，念着供给侧改革的经，却做着用“供给侧管理”干预企业行为的事，与供给侧改革原理南辕北辙的现象。 二、不能用“供给侧管理”代替供给侧改革 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宏观调控对于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是有一定必要的。但与需求管理的系统理论和财政、货币政策手段不同，供给侧管理在全球经济学体系中尚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持，也缺少非计划经济的实践经验。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供给侧管理”一不小心就容易与计划思维、行政手段相联系。 滕泰认为，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宏观调控和管理，都不属于“改革”的范畴，不能替代改革。不仅如此，不论是过度重视需求侧管理，还是过度重视供给侧管理，都可能转移改革工作重点，贻误改革时机。2012年《新供给主义宣言》曾指出，“一旦决策部门把频繁的周期性调控政策当成其日常专职工作，就会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视而不见”。这句话不仅对过去某个阶段只强调“三个油门”的需求侧管理适用，对近几年来片面强调去产能、去库存的供给侧管理，也是适用的。 当然，“去产能”这样的供给侧管理政策如果不偏离其初衷，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例如，“僵尸企业”往往是依赖银行贷款、甚至政府补贴生存，其生产的产品靠市场力量消化不掉，却还在不停地消耗社会资源。2015年提出“去产能”措施，最初是针对如何通过去过剩产能让这些“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从而释放其占用的生产要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提高经济活力是有好处的。 但是在实践中，不少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将供给侧管理扩大化，甚至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唯一任务或主要任务，导致过度依赖行政手段，通过做计划、定指标、下文件等强迫命令的办法去产能，不可避免会造成“误伤”。近期有关部门又提出用环保和法制手段“去产能”。然而，法制的宗旨是社会公平，环保的宗旨是良好环境，二者都不应该变成调控产能的工具：环境不达标或违法的企业，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松标准允许其生产；而对那些合法的、环保达标的企业，也不应为了“去产能”的指标而人为提高标准令其减产。 供给侧管理扩大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为造成供应紧张和大宗原材料价格暴涨。2016年以来，焦炭指数从649点最高上涨至2234.5点，最高涨幅244%，焦煤指数从561点最高上涨至1650.5点，最高涨幅194%，螺纹钢指数从1820点最高上涨至4053点，最高涨幅123%，铁矿石指数从324.5最高涨至726.5点，最高涨幅124%，秦皇岛港动力煤（山西产）市场价从370元/吨上涨最高至650元。另外铝、铜等有色金属、造纸原材料、PTA、粘胶长丝等纺织原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 这些所谓“过剩”产能行业的产品，居然像几十年前供应短缺时代的产品一样成倍暴涨，不但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而且还无形中造成了三个财富再分配：第一个财富再分配，是下游制造业和上游能源原材料企业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4倍；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仅增长18.5%；第二个财富再分配，是中小民营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8%，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仅增长14.8%；第三个财富再分配，是进口成本上升，造成国民财富向外流失。今年上半年，中国共退出煤炭产能1.11亿吨，同时进口煤炭1.31亿吨，同比增加2300万吨，国内去产能的同时，国外厂商扩产并加大向中国市场出口，如印尼、澳大利亚等产煤国、产矿国对华出口明显增加，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也造成了中国国内财富的流失。 对那些上述财富再分配中获益的企业而言，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对于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也未必是好事。每一次去产能扩大化，都造成一轮大宗商品和相关资产的价格暴涨；而每一轮暴涨和获利者的狂欢，在扭曲市场的同时，也迅速滋生聚集了巨大的利益链条和相关领域的寻租机会——这对供给侧改革战略的影响和伤害也不容忽视。 除了把供给侧管理当作供给侧改革，一些供给侧“呼吁”，也成为一些人用来代替“改革”的法宝。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中，提出了不少“供给侧呼吁”，如要求企业提高供给质量等。提高质量的呼吁是对的，但某些政府部门不去改革自身管理经济的方式，只是呼吁或者要求企业提高供给质量，这实际上是为干预企业微观经营行为留下了借口，贻误了改革时机，延误了改革行动。产品质量是企业经营主体的问题，选择权在市场和消费者，政府最好不要直接干预，而应该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理顺市场机制，市场自然会淘汰那些质量差的产品，留下质量好的产品。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围绕“放、管、服”，努力减费降税，减少行政性审批，为企业减负、松绑，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行政去产能等“供给侧管理”措施、要求企业提高质量等“供给侧呼吁”这样的非改革举措，会成为某些部门如此割舍不下的“改革”良方呢？的确有些人是真的不明白供给侧改革原理，也有些人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喜欢用供给侧管理、供给侧呼吁的方式去“刀刃向外”改别人，不想“刀刃向内”改自己。 改革是针对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展开的，要改政府自身管理经济的方式，只有对体制的调整、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习总书记还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重点要破字当头、迎难而上，根本要激发动力、让人民群众不断有获得感”。 供给侧管理、供给侧呼吁虽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供给管理、供给侧呼吁当作供给侧改革，不触及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就转移了改革的视线和方向。这不但给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拖延改革的借口，还引起了各界对改革的疑虑，让市场和学界认为，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就是政府伸手干预企业，或像某些学者所说“我们是不是遇上了一个假的供给侧改革”。 三、衡量供给侧改革成效的标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无论是什么侧、什么性的改革，只要不是针对经济体制自身的改革，不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都不是真正的改革。 试想，十年、二十年以后回头看，后人一定会对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评价：届时评价的标准是去掉了多少煤炭、钢铁、水泥的产能，铁矿石、焦煤、焦炭的价格上涨了多少？还是通过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正因为如此，中财办杨伟民先生近期也明确表示，更重要的是供给侧改革后面那两个字——改革。 虽然“去产能”等供给侧管理措施在合理范围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用供给管理的调控措施，代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不能用供给侧“呼吁”，替代针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行动。要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供给侧改革应以要素市场和垄断行业的改革为主战场，真的动奶酪，啃硬骨头。 在以交通运输、能源电力和金融为代表的垄断行业，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民生领域，还存在相当严重的行政供给约束现象。垄断和缺乏透明市场化竞争，造成国内的能源价格、物流成本和资金成本偏高。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不能靠市场力量流动，社会力量办学、办医还会遇到土地、资金、资质等各方面的障碍，使教育和医疗成为供给侧问题突出的领域，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的主战场所在。 在土地、资金、劳动、管理、技术等要素市场，还存在各种制度性供给抑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户籍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劳动供给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如何深化金融供给制度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给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如何加快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减少土地供给抑制，优化土地供给结构，降低土地和资源成本；如何深化产权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如何减少创新抑制，降低技术成本……如果在这些领域改革实现突破，都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正本清源，不忘初心。只有正确认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和出发点，把握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成效标准，不回避经济体制这个根本改革对象，不断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迎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阶段。
警惕计划经济思维回潮，要继续防“右”，但主要是防“左”
【研究员】：
如果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仅仅集中于所谓供给侧及其结构性矛盾时，不仅总需求领域的问题被淡化了，更带根本性的体制性矛盾也被淡化了。原先一再强调的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则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而代之，并且为政府以行政手段而不是遵循市场规律去解决去产能之类问题，以“政府的理性供给侧管理”取代供给侧体制改革，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各种计划经济思维甚至行动的回潮也就不足为怪了。
近日读到某刊物论及计划经济思维回潮的种种表现，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深有同感，觉得很有必要引起重视。无可否认，在当前实施“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做法，让人不能不觉得计划经济思维似有回潮之势。 例如，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去产能，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去实施，而是代之以行政手段或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同时出于维稳考量，不敢关停并转，结果导致去产能成了去产量，而被削减产量的对象不一定是效率低下本该早就该淘汰的“僵尸企业“（不可能是民企），而是效率本不错的民企；这不仅直接损害了民企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必然引发加剧稀缺，推升通胀，冗余产能可能复燃等不良后果。 又如，在一定条件下，债转股作为一种阶段性权宜之计有其现实意义和优势。但一些部门和地方，则热衷于通过拉郎配的方式来让银行成为债转股的主要承受者。这么做，杠杆率可能降下来了，但却带来转嫁风险，积累风险的后果。 再如，还有一些地方，热衷于以政府力量出面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来“培育”新产业。这种变相的招商引资的做法，往往忽视产业和市场规律，企图走捷径，平地起高楼，大干快上，结果往往效果不佳；另一方面，产业引导基金多由地方财政资金加银行出资的方式组成，结果往往加剧了地方债务及相关金融风险。 我们知道，动用行政手段去推进某项政策，包括招商引资以及债转股之类，一直是我们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拿手好戏，现今又驾轻就熟，手到擒来了，毕竟，这不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转变政府职能，而是对它的强化。 其实，计划经济思维回潮，还有更值得注意也更令人担心的各种表现。 例如，大型垄断性国企的市场化改制还未见实质性推进，更遑论对其改革已经到位，却一再传来要其做大做强的声音，与此同时，却不见对民企表现出同样的鼓励和支持，这同我们党历来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是否吻合？而民企迄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是最大、而其面临的困难也是最多，因而急需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的。另一方面，至今仍然有人将国企实施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等同于私有化，认为这就是要毁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异于自废武功等等；其结果，大型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迟迟不见实质性推进的同时，其既有的垄断地位却得到不断强化。在没有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这是否会重导旧体制下国企效率低下和贪腐盛行的覆辙？不免令人担心。 又如，高压反腐深得民心，然而，反腐的目标和结果，如果不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力度，而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下，强化了计划经济，那岂不是要同我们改革的初心背道而驰？有一种说法，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抛弃党政分开这个早已确定的原则？退一步讲，如果党政不分无可厚非，那么政企是否也应照此办理，如果这是对的，那计划经济体制还有必要改革吗？要知道，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大特征，也是一大弊端，恰是政企不分。 再如，计划经济思维的回潮在经济理论界也有所抬头。其一，有人认为经济发展顺利时，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以求取得更高效率，但在经济下行或者经济困难时，则应加强政府作用，以保持大局稳定。晏智杰以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说法，它完全无视这样一条教训：长期来说，是效率决定一切，而不是稳定决定一切，没有效率，何来稳定？有人以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为例说明这一点，但这是一种误解。其二，近来学界出现了全盘否定市场经济，进而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声音；与此同时，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名义下，又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盲目地全盘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晏智杰以为这两种倾向均不可取。我们需要创建中国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应该传承中国历史传统，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问题，并且应为中国干部、青年和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这种经济学应该汲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有益的思想成果，哪怕它来自所谓西方经济学。另一方面，对我们过去盲目信奉多年并对我们带来严重损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必须采取分析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晏智杰认为要继续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一贯坚持计划经济观点，从不认可市场经济改革者，大有人在，这不足为奇。但是，如果发出此类高论者是市场经济弄潮儿甚至是最大获益者，就不免令人大感意外了。马云最近说，过去一百多年人们都崇尚市场经济，但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变化，究其原因就在于数据获取，大数据获取可以让人们更容易把握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使计划经济越来越大。这种说法不过是一个笑话，它不仅混同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在于能否获取大数据；而且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大数据原本是市场经济发达的产物，也是可以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工具，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历史早已证明，难以及时有效地得到充分可靠的数据，则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性根源。不难设想，一旦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在长官意志支配下（请注意，这原本就是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到哪里去获得马云所中意的大数据啊！ 计划经济思维回潮当下出现不是偶然的。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大发展，从2012年以后，在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进入以经济增长放缓为基本特征、以往积累的各种矛盾相继凸显的新常态。计划经济回潮思维的出现同这种状态直接相关。不难发现，如何认识这种状态的成因及其性质，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这里有两种倾向最值得注意，一种以为新常态的根源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抛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因此回归计划经济是唯一正确选择。持此传统观念者人数可能不多，但其影响不可低估。 另一种则同对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主要矛盾的表现及其根源的判断相关。经过这些年以总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使各种矛盾和弊端得以积累和强化起来，包括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产业结构失衡；地区发展失衡，以及贫富严重分化等等，旧模式显然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急需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着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重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应运而生，“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也由此出台。这无疑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决策，然而，看似都认同这种着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却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决策的认识完全一致，特别当涉及上述各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及其救治办法时，这种分歧就更表面化了。 一种观点认为，结构性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尙不到位，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仍然在于两种体制的矛盾，因此应当着力于推进和深化市场化体制改革，同时，在解决上述去产能等任务时，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和途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而对体制性问题则尽量予以淡化或弱化，与此相应，则主张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去解决产能过剩之类问题。在晏智杰看来，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供给侧改革主张，其前途和后果也不会相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深化体制改革，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后者则主张以结构改革为限，而将体制改革至少被推后或者淡化了。我们应该肯定和赞成哪一种？答案不说自明。 有同志将当前中国经济失衡的表现归结为以下三方面，并以之作为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依据：一是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对中国经济当前状况的这个概括不无道理，然而，在晏智杰看来，这些失衡只是现象本身，而不是造成现象的根源。如前所说，根源在于体制本身，在于旧体制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并存和交叉，市场经济仍然受着统制经济的支配和制约，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破除政府和国企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的垄断，按照市场化方向和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同时扎实推进国企市场化改制，仍应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之所以应该如此，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效率，要知道，从长期来说，效率是决定一切的。 至于这种体制性矛盾的表现，则不限于供给侧，总需求领域的问题也不少。在投资需求领域，既有政府投资过剩，也有民间投资不足；在消费需求领域，既有不足，也有过剩，需做具体分析；至于收入分配领域，诸如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等，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总需求领域这些问题存在的总根源，无一不在于经济体制本身。 就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来说，计划经济旧体制也是难辞其咎，而政府和国企的垄断更是首当其冲。否则为什么会出现钢铁和煤炭等行业那么严重的产能过剩？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僵尸企业”，而且几乎都在国企？又为什么会出现各级政府部门和国企那么高的杠杆率或负债率？至于房地产巨额库存的背后，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支撑，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还有税收过重和成本过高，则与政府的作为和政策直接相关。 然而，如果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仅仅集中于所谓供给侧及其结构性矛盾时，不仅总需求领域的问题被淡化了，更带根本性的体制性矛盾也被淡化了。原先一再强调的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则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而代之，并且为政府以行政手段而不是遵循市场规律去解决去产能之类问题，以“政府的理性供给侧管理”取代供给侧体制改革，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各种计划经济思维甚至行动的回潮也就不足为怪了。
经济纵深
忽悠政府搞计划经济，这实在是一宗太划算的买卖
【研究员】：
为什么马云要频论“计划经济”呢？背后究竟是什么利益和好处在驱使他甘冒被学界批评的风险去踏入概念的雷区呢？忽悠政府搞“计划经济”，从而不禁止阿里收集私人数据，还能将政府“大数据”供阿里使用，阿里则帮助政府提高信息处理和运用能力，让“坏人根本走不进广场”；与此同时，阿里通过对大数据的占用，将现有商业帝国扩张至无远弗界的地步，这实在是一宗太合算的买卖。
2015年9月，马云对台湾“中央日报”表示，“2030年计划经济将成为更优越的系统。” 2016年11月19日，马云在公开演讲中再次提出“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今年五月底，马云坚持：大数据时代到来，要重新定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此，吴敬琏、钱颖一、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分别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予以批驳，荣剑则进一步从本质上指出，计划经济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从而对马云主张的后果提出警告。此后，马云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调整，强调不是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而是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 马云是超级企业家，他很了不起；在被经济学家们批评后他调整了他的说法，这也非常值得鼓励。人就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什么都懂，闻过则喜、海纳百川就是好同志。曾供职于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等政府机构，原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认为，马云谈“计划经济”，暴露出他对“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这两个基本经济学概念的区别显然缺乏基本了解。 “经济计划”只是一种方法，在微观企业层面或政府层面均可使用。马云若在这个层面上谈大数据和人工智对未来人类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大概都不会有什么意见。 譬如，德国工业4.0等理念带来了“C2B”模式，就是消费者提出要求，制造者据此设计消费品、装备品。此时，供需对路，库存减少甚至消灭，社会成本极大降低--多么美好的一个前景！但这也只是更高水平的“经济计划”而已，与“计划经济”是两回事。 “计划经济”是一国的经济体制，是一整套制度经济体系，包含国有制的微观产权、权力的集中决策以及政府对资源的主导配置等内容，其与私人微观产权、市场主体分散决策以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所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水火不容的两种经济体制，两条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计划经济曾让中国陷入灾难，市场经济让中国财富涌流。显然，不同的道路和体制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很显然，马云不会赞成消灭私人产权、让阿里巴巴国进民退为一家国有企业；也不会赞成取消他本人和团队对阿里巴巴的决策；当然他也应该不会赞成取消市场转而让政府主导性配置资源的作法。如此，他谈的就一定是“经济计划”，而不是“计划经济”。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固然能在微观层面和政府管理的某些层面“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从而提升“经济计划”的水平。但只要市场体系的基本框架不变：产权不变，分散决策不变，同时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变，国家的边界没有消失从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活动计划不了，如此“经济计划”永远不可能上升、突变为“计划经济”，计划“看得见的手”永远不可能代替市场“看不见的手”。如此，谈论“计划经济”就是一个笑话。 批评者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 大数据主要是人类活动的数据，人工智能更多是“事后诸葛亮”，大数据决策是科学决策却非企业家决策（张维迎），“全知全能”的计划主体永远不存在。 大数据的产权是分散的，各市场主体都不愿自家数据被人免费、随意使用，政府也不可能掌握所有数据，中央计划又何从谈起？ 如政府规定数据是国家机密或私人隐私，禁止政府之外的机构采集和分析他人数据，则阿里等将立刻失去其自认为最重要的市场价值；如政府规定，政府有权采集和分析他的私人数据，则计划经济模式或卷土重来，但如此“致命的自负”必将再次导致“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那么，又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呢？ 马云并非学者，经济学家们在概念、观念上和他打架意思不大。反过来，经济学家其实应该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主要的基石层面去解读马云：为什么马云要频论“计划经济”呢？背后究竟是什么利益和好处在驱使他甘冒被学界批评的风险去踏入概念的雷区呢？ 马云说过：“我们是通过卖东西收集数据，数据是阿里最值钱的财富。阿里巴巴公司本质上是一家数据公司，我们做淘宝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货，而是获得所有零售的数据和制造业的数据；我们做阿里小微金服的目的，是建立信用体系；我们做物流不是为了送包裹，而是把这些数据合在一起。” 原来，阿里是要将大数据变成现金，将其拥有的大数据资源变成金矿。李光斗指出：阿里系数据有三个特征：一是用户通过购买行为投票产生，相比搜索引擎更加真实；二是高度结构化，例如淘宝上的商品描述就高达一百多个纬度，明显优于社交网络；三是密集且实时，不管在无线还是PC端，日常都有超过1亿用户在访问。这说明，阿里的大数据的确是优势资源，其拥有的大数据资源优势的确构成其企业核心竞争力。 然而，阿里再牛，其数据资源也是有限的，充其量只能在自身及影响范围内实行“经济计划”而已。然而，马云若能游说中国政府实施“新计划经济”，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据资料，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数据资源占比超过80%，而包括阿里在内的商业公司持有数据资源仅占20%。中国在互联网+及大数据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凭借对信息获取、分配、传播与控制得天独存的优势，中国有望成为大数据掌控能力最强的国家。因此，马云不难看到，自己的大数据计划，只有与国家的大数据政策、路线、方针相一致时，才能长治久安（李光斗，2018）。 也就是，忽悠政府搞“计划经济”，从而不禁止阿里收集私人数据，还能将政府“大数据”供阿里使用，阿里则帮助政府提高信息处理和运用能力，让“坏人根本走不进广场（马云2016年10月21日中央政法委“前沿科普”讲座）”；与此同时，阿里通过对大数据的占用，将现有商业帝国扩张至无远弗界的地步，这实在是一宗太合算的买卖。 与马云同为著名企业家的冯仑说过，学者、官员和企业家讲话是不一样的。学者，就应该说真话；官员，只能说“（政治）正确”的话；商人嘛，则要说“（对商业）有用的话”。马云说的是“有用”的话吗？各位自己判断吧。 马云：未来三十年，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 下文选自马云在贵阳数博会上的发言实录: 我今天主要讲一个观点，我们人类在进入重新定义很多事情的世界。贵州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每个城市都可以做，贵州人现在在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做。大数据时代，人人有机会。但是我们对做的事情的定义要进行重新定义。什么是重新定义？我觉得，我们绝大部分的人是生活在昨天，以昨天的思考来判断明天或者至少在解决今天的问题，重新定义是很少一部分人生活在明天或者后天，而且绝大部分生活在明天和后天的人有很多人是空想主义。如何能够把生活在昨天和后天的人结合在一起，我们对很多问题将会重新定义。 未来的三十年会把很多今天看来很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不可能，会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我想先讲一些比较哲学方面的问题，也跟大家思考。去年我提了一个观点，我说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出现，我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将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好很多。但我个人觉得，未来三十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将会被重新定义。我这个观点在国内得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一致批判，大家觉得我是胡说八道。这里我自己先告诉大家，我指的计划经济不是那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我想问大家，如果这只无形的手你愿意摸到，你愿意做计划吗？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大家想象，人类取得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以及处理的速度的能力也远远超过大家，不管是AI也好，MI也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由于大数据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由于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 两个简单的例子，以前的渔民出去下海捞鱼，由于对气象不把握，只能靠老船长的经验来做，所以有没有暴风雨纯粹凭经验，所以经验主义成为了第一步。但是气象台出来，气象就是数据。我们能够准确的预判下午2点45分有暴风雨，这些出来以后，使得捕鱼的计划性就有可能出现。当然，反馈气象台第一波人就是那些老船长。第二步，我们今天在讲以前没有X光、没有CT机的时候，我们只能号脉，但是有X光、CT就去照，其实X光、CT都是数据。加入这个世界万物互联，所有数据都会有的时候，我们对很多昨天困境的认识要进行重新定义。
社会透视
迎接租房时代，现在连政府都想当房东了！
【研究员】：
在中国，如果政府真正下决心去干一件事，而这件事又的确是有益于民众的，恐怕很少有干不成的。租房时代大幕刚刚拉开了一个角，如此多的地方政府展现了如此多的新理念，并直接转化为政策、行动。这在近期的确是不多见的。不管是欣喜还是观望，由不得你我不去做出改变。没有政策，中国进不了租房时代，而今政策越是密集，越表明时代的巨变已经来临。现在，政策正在强力扭转楼市风向，住房观念、承租人权利、租客与房东的关系都躲不开这一场大冲击。
房地产市场，中国政府正在认真地干着一件事——迎接租房时代。 中国的事，既要听声音，还要看响动。 路口大爷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最近两个月，中央政府层面有住建部联合九部委发出《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点名12个城市进行首批住房租赁试点。紧接着，有十多个城市一股脑推出配套措施。可不只是措施哦，不少城市甚至进入实施、具体操作阶段了。 这样的雷厉风行，大概也只有中纪委打苍蝇、打老虎的劲头可比。看样子，力推租房，中国政府是认真的。 01 十年前，曾流行过一部叫《爱情公寓》的情景喜剧。讲的是三、五个刚毕业的土鳖、海归以及“…漂”，在类似上海的城市租房居住追寻梦想的故事。那个剧算得火爆，1季之后还有2、3、4，颇造了几个人气明星。 电视剧最抓眼的就是他们租住的那套房子——高层物业、采光通透、独立单间、南北对流、超大阳台、公共客厅餐厅……而且，绝对不会有房东、购房客隔三差五上门骚扰。 难怪编剧给了这两套出租房一个慈善般的情景假设。否则，鬼才信，上海怎么可能翻版纽约的《老友记》？ 多少年了，血淋淋的现实都在说着一个真理：租不如买。 正是因为既买不起也租不起，差不多20年前，中国大地上上演了第一波逃离北上广。 在属于逃离者的黑镜头中，2017年，北京房价涨38.5%、深圳房价涨33.34%…… 那一轮的逃离中，中国媒体曾经记录了一个叫曹洪涛的青年。他在2008年结束北漂，将家安置在浙江一个县城。 然而，仅仅一年后，曹洪涛就去了上海，原因是，为了刚出生的孩子他必须奋斗。 在高房价、说不上好的租赁环境的逼迫下，中国青年演绎了“娜拉出走”的现实剧情——出走之后，要么堕落，要么回归。 不过，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它总是能够证明，真理常常是相对的。这一次它将要挑战的对象是：租房。 中国最高领导人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02 2017年，是房屋回归居住属性的关键年，也是楼市迎来新拐点的一年。 过去绝大多数人把买房当首选，那是因为，即使完全不考虑保值，所有的政策都在明着、暗着嘲笑租房住的人。 中国城市的几乎所有福利都被绑定在产权房上。户籍，还有根据户籍享有的公共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福利等社会保障服务。而且，房子自然把人及其权利划分为三六九等，越是一线，越是贵的地方，越是能集聚最优质的资源。 居者有其屋，脱离了预想的美好，成为居者负债、加杠杆都想拥有产权。激进而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然而，这极可能成为一个快速远去的时代。楼市风向突变。 “租购同权”，这是一张由广东打出的王牌，公开讲明租客子女可享受就近入学。“共有产权住房”，由北京首倡。它除了瓦解商品房的高房价机制，还在落户、入学等一系列事项上赋权。 这意味着，买房将不再是解决城市资源需求的唯一途径。这是一场观念的大颠覆。 租房果然可以同权，究竟还是不是“租不如买”？ 如果签下十年的长租约，减少债务负担的同时也能享受相应的福利，何乐而不为？ 03 中国政府力推“租房时代”的步伐似乎就是在准备着不断打破人们的怀疑与想象。在租客权益这个连租客都鲜少考虑的问题上，政府的理念突然已经能和发达国家同步。 比如说，在日本，如果你打算买一套二手房，而那栋房子现在还有人租住在那里。对不起，你别想着可以象在国内一样，随时可以约房东去看房。即使你签了合同，在租客租期到期之前，你也没办法进自己的房子。最多就是远远的看一下。因为，法律保障租客的隐私不受侵犯。 在德国，如果你把房子租给别人三年，过了两年你说要加租，对不起，等着你是入狱三年的惩罚。依据德国相关法律，租金必须按照政府的“指导价格”，房东不得随意涨价，想靠租房赚取暴利，租客不答应，政府更不答应。 …… 想想看，如果你是这样的租客，是不是租套房子住也不赖。 不少地方政府这一次也替你想到了。12个租房试点城市中，郑州就公布了一份《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其中规定了“租赁期间，出租人不得单方面上调房屋租金”等租客保护条款。 显然，如果万事俱备，那些过去令人讨厌的包租婆、二房东都将成为历史。真正的租房时代并不令人沮丧。 04 未来的房东，可能不是你脑海中那些因为炒房炒成业主的。还会包括更让你放心的公司、大企业甚至是政府。 租房，会越来越回归服务行业的属性，也许一次租房，也会让你有当上帝的感觉的。当然，房东也会有额外的收益的。 在国外，为了解决房源供应，美国政府对租赁住房供应者会提供一定的补贴，德国政府用大量补贴鼓励开发商投资福利住房，日本政府则提供大量的公共住宅。 成都就在朝这个方向靠拢。未来的租赁政策中，成都个人出租税率从5%降至1.5%；上海则是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拍出两块只租不售的土地；肇庆干脆直接由政府收购存量房转为公租房。 租房市场的供给侧正在不断放开。 此外，租客的福利或许还不止于社会公共服务，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如果你是美国最大的公寓租赁投资经营企业EQR的租客，你会在与EQR合作的汽车租赁公司享受相应的折扣，租期超过一定年限后，你在租房期购买指定开发商的房子，可以获得最高20%的租金返还用于购房。 同样，跑在科技新赛道上的杭州与阿里巴巴签约，运用大数据搭建国内首个智慧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淘宝将成为一个租房中介平台，芝麻信用体系是你的租房凭证。请允许我们适当发挥想象，如果通过淘宝租房，或许多多少少也可以享受淘宝购物折扣。 规模化的市场运营于租客而言，是更专业化的服务。 12座试点城市以及北京、上海，是我们观察中国租房时代如何开启的坐标。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向发达国家的租房市场靠拢。 05 在中国，如果政府真正下决心去干一件事，而这件事又的确是有益于民众的，恐怕很少有干不成的。 租房时代大幕刚刚拉开了一个角，如此多的地方政府展现了如此多的新理念，并直接转化为政策、行动。这在近期的确是不多见的。 不管是欣喜还是观望，由不得你我不去做出改变。 没有政策，中国进不了租房时代，而今政策越是密集，越表明时代的巨变已经来临。 现在，政策正在强力扭转楼市风向，住房观念、承租人权利、租客与房东的关系都躲不开这一场大冲击。 你能做的是什么呢？ 要么瞄准走在改革前沿的城市，敢于甩开买房的包袱，在长租住房中轻轻松松保持中产阶级生活品质。 要么拿着钱以及租售比地图，到最有租房市场的城市去，当一名开心且安分的包租婆。
早在98年房改时，正确的药方就已经存在
【研究员】：
自1998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演变告诉我们，如果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起使不同层次住房供给模式间无法套利的住房制度——如果没有渠道，不论水量多少，都不会流到缺水的农田里。结论很清楚，当下住房政策的核心，不是干预市场上的房价或供给规模，而是建立无法互相套利的多样化的住房市场。如果我们要回到1998年房改的初衷，就必须补上“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这一课。没有制度配合的政策，不是真正的政策，顶多算是美好的愿景。
在房地产市场遍试各种药方后，人们突然发现，早在1998年房改时，正确的药方就已经存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是中国改革史上最伟大的文件之一。 文件中提出的“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或者单位提供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格的商品住房”，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作为今天的房地产“新政”。 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老总郁亮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这次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有点像回到1998年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后来为什么偏离了国发〔1998〕23号文？这个问题不搞清，即便今天回到1998年房改政策，也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出现偏离。 回顾1998年以后的房地产市场的演进，与23号文偏离最大的，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这一条——本应“为主”的经济适用房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商品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 在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看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 客观原因，就是市场套利。 房改初期，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价格差别不大，加上申请资格和上市期限的限制，两者之间的价格差不足以诱发大规模套利。但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上升，与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迅速拉开。经济适用房较短的“解禁期”已不足以抵消两个市场套利的巨大利益。于是，由“人”来决定如何分配的经济适用房，成为诱发腐败的巨大温床。 中国商品房市场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融资。1990年代初期，为吸收超发的货币，对抗通货膨胀，先后建立起股票、期货和不动产三大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就是资本市场。1998年房改如同大规模城市“上市”，使房地产一举超过股票、债券，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资本来源。 当套利迫使地方政府在“住”（经济适用房）和“炒”（商品房）之间只能二选一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本能地选择了更为重要的资本市场。 主观上的原因，就是将商品房视作“市场”，同时把经济适用房贴上“计划”的标签。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不断增加“市场”，减少“计划”，乃至最终“让市场起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信条。 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之间出现大规模套利后，一个本能的判断，就是市场和计划双轨制必须“并轨”——“市场”的商品房和“计划”的经济适用房中只能二选一。显然，本拟作为供给主体的经济适用房，首先会被政策抛弃。 今天，我们面对的依然是类似的问题：1、商品房市场和保障房、廉租房、租赁房市场之间的套利；2、如何设计非价格决定的政策性住房的分配机制。 由于作为资本市场的房地产涉及太多人的利益，地位很难动摇，一旦出现不同市场间的套利，就一定会再次给商品房市场让路。最近，一些城市打压商改住、SOHO改住、农房改住，以及拆违、打压小产权等，本质上，都是在打击市场套利，维护资本市场的价值。 这意味着，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住房供应市场就一定会再次回到单一不动产市场。在单一住宅供应体系下，所谓的住房政策，就只能是简单的供给数量管理。 显然，我们今天的政策并非简单回到1998年房改那么简单。只要不能设计出区分不同市场的制度，“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就依然会是一句空话。 自1998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演变告诉我们，如果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起使不同层次住房供给模式间无法套利的住房制度——如果没有渠道，不论水量多少，都不会流到缺水的农田里。 结论很清楚，当下住房政策的核心，不是干预市场上的房价或供给规模，而是建立无法互相套利的多样化的住房市场。 回到“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定义政策性住房的准入资格。这是区分“住”和“炒”两个市场的关键。 原来的经济适用房准入资格与单位挂钩，然后拓展到与户籍挂钩。但当“新市民”成为城市住房需求主体时，这一准入标准就很难与真实需求相匹配了。 为什么经济适用房要与户籍挂钩？这就涉及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模式问题。 在发达国家，主体税种是直接税，纳税人相当于城市公共服务购买人，无论有没有户籍，只要纳税，就有权享受公共服务。 在中国，由于缺少直接税，如果给所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必定会出现空间套利行为——人口从公共服务较差的城市向公共服务较好的城市迁移。最终，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会因为吸引过多人口而入不敷出。这就是多城市的中国与单一城市的新加坡，在住房保障制度上面临的最大条件差异。 在现有的人口甄别工具中，只有户籍可堪一用。如果以户籍作为政策性住房的准入前提，政策性住房（及其相关的公共服务）就一定会福利化。户籍价值上升，取消户籍制度就更加困难。而福利化的住房制度，也就不可能实现“广覆盖”。 在没有直接税的条件下，突破户籍制度的一个办法，就是将同户籍挂钩的保障性住房的申请资格，转为同就业挂钩。 具体讲就是只要缴纳“五险一金”，就有资格申请政策性住房。其政策结果，就是户籍贬值，“五险一金”升值。 由于中国是间接税为主，对就业的补贴，就会通过在地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转变为政府的税收增加。1998年时，“五险一金”制度远没有今天完备，而今天，全面覆盖的“五险一金”完全具备替代户籍制度的可能。 一旦政策性住房不是同户籍而是同就业挂钩，其福利性质立刻就会改变。因为低房价会通过企业劳动力成本降低获得额外竞争力，并导致全社会税收的增加。 同户籍相比，就业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在多城竞争的环境里，就可能出现空间套利——在不同城市就业套取政策性住房的资格。现在普遍推行的办法，就是政策性住房只租不售。 这个办法看似解决了空间套利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以社会资本损失为代价的。假设一套市值100万的住房，只租不售，这100万市值就只是“影子价值”——既不属于个人，社会也得不到。由于不能流通，这100万社会资本在经济体系里无端消失了。 在租赁为主的市场，公共服务改善带来的土地升值，既不能转化为社会资本，也不能带来个人财富的增加——社会投入的资源（土地、公共服务、建安）不变，但形成的价值却大为缩水。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纯租赁的公房制度下，全社会资本不足，社会财富积累效率低下。 更为严重的是，只租不售会固化社会的贫富分层。1998年房改到现在，城市居民已经分为有房的居民和无房的居民两大阶级。社会财富的一个主要的分配形式，就是通过改进公共服务推高不动产所有者物业价值。 这一财富转移机制，使得无房居民的财富很难赶上有房居民。而且只要公共服务改善，住房就会继续升值，进入有产阶级的门槛就会升高，社会贫富差距就会进一步加剧。 怎样既能防止套利，又能避免贫富分化？这还是要回到1998年经济适用房制度设计存在的套利问题。 经济适用房之所以能被用来套利，第一是时间太短，第二是分配不公。如果加长“解禁”期限，同时规定一个人一生中都有权获得一次（并且只能有一次）政策性住房，再辅之小户型设计等，就可以有效地将政策性住房与商品房市场有效区隔。 正确的政策住房供给制度，既不能是只售不租，也不是只租不售，而是两者的结合——“先租后售”。 首先，将住房租给新就业城市居民。然后将房租积累到个人账户。一定年限后，补足成本差价后，获得完整的商品房产权。由于劳动力有随着时间“折旧”的特点，只要解禁时间足够长，空间套利的可能就变得很小。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解禁后的政策房可以上市，因此可以成为合格的抵押品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政府无需为解决住房问题沉淀大量流动资金。而这一点恰是改革开放之前，住房只能覆盖少量居民的根本原因。 有区别才有政策。一旦有了不同的住房供给渠道，我们就可能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次的住房“精确”供地。由于政策性住房与城市的真实需求正相关，因此，可以作为其他层次住宅的供地的锚。 政府通过调整不同住房和政策性住房供给的比例，可以影响城市扩张的速度。比如，规定每建设10平方米保障住房，可以在商品房市场上推出1平方米住房，来调节城市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规模——城市扩张速度快，商品房可以增加到2平方米；城市扩张减慢，需要去库存，就减少到0.5平方米，甚至暂停商品房供给。 当城市建成后，商品房市场主要的作用，就不再是融资，而是通过交易给没有流通的不动产定价，从而创造信用。一级土地市场上的商品房供地需求，也就随之大幅减少。 住的市场（保障住房）和炒的市场（商品房）分开后，房地产市场就可以重新设计差异的政策——在商品房市场，大幅度减少供地（为防止高估值的不动产市场无预警崩盘，甚至可以暂时冻结市场交易）；在保障房市场，则大力增加供地，有需必供，住有所居，实现城市基本住房全覆盖。 赵燕菁认为，同1998年不同，那时城市住宅绝大部分都需要靠增量解决。而今天，通过增量形成“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机会已经失去。现在只能设计不同的制度，将社会上的存量住房改造为“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 1、对于现有的保障性住房，可以通过“共有产权”的方式，将价格还原到购房时刻，然后按照“增值共享”的规则，转让给现有的住户； 2、城中村等“小产权”住房，则可以通过每年交地租的办法使其合法化，成为租赁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3、对空置房屋征税，将闲置商品房逼到租赁市场。通过针对存量住房制定不同的政策，就可以在存量基础上，重建多层次的住房体系。 1998年后地方政府转向商品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还有一个为很多研究所忽视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缺少足够的供应经济适用房激励。 新加坡政府为什么有强大的建设公共住房激励？不是他们的政府更亲民，而是因为低成本住宅会压低新加坡劳动力成本，其收益会从企业税收和就业增加带来的好处中收回。新加坡只有一级财政。整个国家像是一个独立核算的公司。收入从税收体现还是地价体现，对于政府而言时无差异的。 但中国目前税收制度，相当于联邦制国家——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提供，中央却获得税收大头。地方政府大规模建设政策性住房，带来的税收增加却须和中央财政分享，其本质就是牺牲卖地的溢价收益补贴中央财政。 因此，地方政府一定会以地价方式而不是税收方式获得土地收益。显然，如果不能通过税制改革或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就会陷入公共住房提供越多，未来的公共服务负担越重的负面激励。 1998年房改在中国改革史上的意义，现在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为高估。可以说没有当初的房改，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但同时，由于缺少区隔不同市场的制度设计，导致大规模套利，最终没有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今天，如果我们要回到1998年房改的初衷，就必须补上“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这一课。没有制度配合的政策，不是真正的政策，顶多算是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我们从1998年房改得出的教训。
多维观察
日本企业为何宁可破产，也不愿意卖给中国人？
【研究员】：
日本最愿意卖给中国人的商品，是房地产。因为经历过泡沫经济崩溃之痛，日本人对于炒房已经不感兴趣，所以日本大量的不动产，找不到好市场，结果就把眼睛瞄准了喜欢炒房子的中国人。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日本好的不动产，首先是在日本国内的不动产中介市场当中转了几圈，实在找不到买主后，才会抛给中国人市场，拼命的游说中国人购买。所以，在日本，购买房地产的门槛很低，要购买日本企业和技术的门槛，却高得离奇。
中日两国的企业兼并和技术合作喊了好几年，大家做了许多的努力，但是真正成功的案例却很少。日本企业为何不愿意卖给中国人？徐静波在微信号“静说日本”撰文指出，没有信赖关系的企业兼并，在日本是难以成立的。不像在百货公司买东西，只认钱。而购买技术与企业，不是认钱，而是认人。日本人不放心，中国人嫌罗嗦，往往就难以在一条感情线上牵手同行，结果就是分手。原文如下： 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帮一家中国企业收购日本的一家公司。这家日本公司是一家小小的汽车零配件企业，员工只有20多人，但是他们是一家已经有60多年历史的老厂，一直为丰田和日产汽车公司做配套产品。这家公司的老板今年70多岁，是从他的父亲手里接手了这一家工厂，因为只生了两个女儿，女儿和女婿都不愿意继承这一家企业，自己也干不动了，于是他准备出手。老先生是《中国经济新闻》的读者，平时跟我联系也比较多，他说中国经济新闻有这么多读者企业，能否帮他做一个推荐。我说好啊。结果广告登出去没啥反应。于是，我介绍给了一家中国企业给他。结果双方见了一面，他告诉我一句话：我的工厂不会卖给中国人。这弄得我很尴尬。 去年，长江商学院的一个总裁班访问日本，邀请我讲一讲日本经济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这个总裁班的学员都是中国各行业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给我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与日本企业谈技术合作谈兼并时，对方总是支支吾吾。我们愿意出高价钱，甚至提供十分优惠的条件，对方最终总是一拖再拖，拖到最后没有了声音。这些中国企业家问：这是为什么？ 我给他们解了一个惑。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的差异，使得双方不在一条感情线上寻求合作。二是中国企业家财大气粗，那种不在乎钱的收购兼并，吓倒了日本企业主。第三是过去几年，中国个别企业抄袭或者复制日本技术产品现象较为严重，使得日本企业对于中国企业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感。 所以，没有信赖关系的企业兼并，在日本是难以成立的。不像在百货公司买东西，只认钱。而购买技术与企业，不是认钱，而是认人。 我认识的的这一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位于名古屋市，名古屋有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工厂——丰田汽车公司总部，因此，在名古屋和名古屋的附近地区，有一大批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而我认识的这家企业的老板，名叫“平泽”，最近患了病，一直在住院。最终因为在日本没人接手。我就把这家企业的情况介绍给了我们中国国内的朋友们，大家都很感兴趣。马上就有一家浙江企业想买。于是，我跟平泽社长说，中国朋友愿意来购买。他犹豫了好久，说不妨见个面。于是我就带了中国这家企业，到名古屋直接拜会了平泽社长。 双方见面的时候还比较客气，但是，交谈了半小时以后，平泽社长就悄悄地跟我说，他不喜欢这位中国企业家，我问他为什么不喜欢他？他说，这个人到我们公司来，居然是穿了一件T恤衫，说话的口气不是很认真地看着你，有时候还看天花板，还不时地瞄手机，这样的企业家，太不靠谱。我宁可让公司破产，也不会卖给他。 两人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 平泽社长：你为什么要买我的企业？ 浙江董事长：我看中你的技术与品牌。 平泽社长：你买下后准备怎样经营？ 浙江董事长：由于日本的劳动成本高，所以，名古屋工厂今后以研发为主，生产放到我们浙江的工厂里。 平泽社长说：你的意思说，会缩小名古屋工厂的规模，把生产都放到中国去做？这样的话，就是要裁减我的员工？ 浙江董事长：我们如果买下贵公司的话，我们自然会对工厂进行各方面的调整。 平泽社长最后说，我们企业不是百货公司，你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我们的企业已经60多年的历史，是我和父亲两代人的心血。许多员工也是两代人跟着我们，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买下工厂后，不能厚待我的公司，不能厚待我的员工，不尊重我们品牌，我是绝对不会卖给你们的。 中国的这位社长朋友对于平泽社长的态度，感觉到十分的不可理解。他觉得，你自己年纪大了，撑不了这家企业。我出了如此高价来收购，你还觉得不合算，我是帮你解围，你居然还不肯卖，真的难以理解。 这一桩中日企业兼并案，最终没有成功。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很大的两国文化的差异，日本人把自己的企业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他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即使他养不活这个孩子，他也希望有一个好东家，能够接手这个孩子，能够把这孩子养得比自己更好。只要新东家能够保证这一点，收购价便宜一点也无所谓。所以，第一你要善待我的这一家企业，能够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提升、扩大，而不是将它缩小，维护好品牌和企业信誉，因为不管怎么样，它身上有我们的血脉和爱情。第二，你要保证我的所有员工继续在工厂里工作。因为日本的中小企业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往往有一个家的感觉，员工大多数是一辈子跟着经营者，所以保护员工，保护员工的家属有饭吃，是中小企业经营者的一个天命。 而中国的企业家普遍认为，我买下你的企业，这孩子就是属于我了，原来的父母亲不应该再出现，更不允许干涉企业的经营。我想怎么干，如何经营，是我自己的责任，老东家你不能指手画脚。 所以，日本人不放心，中国人嫌罗嗦，往往就难以在一条感情线上牵手同行，结果就是分手。 所以，中日两国的企业兼并和技术合作喊了好几年，大家做了许多的努力，但是真正成功的案例却很少。 有朋友一定也会说，美的不是收购了东芝的白色家电了吗？联想不是收购了NEC的电脑了吗？还有海尔在以前也收购了三洋的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些收购不是很成功吗？ 确实，这三件收购案，是中日两国之间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三件收购案的成功的背后，是因为中日相关企业都有着10几年甚至20多年的交往与友谊，也就是有长期的信赖合作关系。 美的从10多年前开始，就已经为东芝家电商品做代加工。美的的家电产品制造中，接受了东芝公司的技术支援与指导。NEC是日本最终研制生产电脑的企业，80年代时，中国开始流行四通打印机，当时的技术就是NEC支援的。联想开始做电脑时，也是跟NEC公司学，从NEC公司获取了大量的技术支持。海尔与三洋的关系，更是亲密无间的关系。80年代后期，海尔就开始为三洋代加工小型冰箱，为此，三洋派遣了不少技术人员常驻海尔，进行严格的技术指导。因此，三洋要出售白色家电事业，首先想到的就是长期的合作伙伴海尔，因为两家公司有着太多的互助。 所以，在日本国内没有企业接盘的情况下，东芝也好、NEC公司也好、三洋也好，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的合作伙伴，因为大家不仅有长期的合作，更重要的是知根知底，企业经营层都是老朋友，因此，这种兼并就是顺理成章。 但是，除此之外，中日兼并就做的很困难。今年上半年，东芝公司因为出现巨额亏损，准备将半导体事业整体出售。东芝公司的半导体事业的核心，其记忆媒体的生产量占据了日本半片市场。中国有多家企业也期望参加竞购，但是遭到了东芝公司的拒绝。没有告诉理由，但是随后成立的日美协商机构，让我们看到了日美两国绝不希望让东芝半导体事业落入中国之手的决心。原因很简单，因为东芝也算是半军工企业，它的半导体技术支撑着日本自卫队的军舰、战斗机和作战指挥系统，也支撑着日美联合研制的反导系统。一旦让东芝半导体事业落入中国之手，对于日本来说，后果会是十分严重。 因此，不管中国企业表现出如何志在必得的勇气，日本政府就是碰都不让你碰，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美国是同盟国，而中国不仅不是同盟国，而且还是假想敌。这样的好东西，绝对不会让中国人获得。 目前，日本最愿意卖给中国人的商品，是房地产。因为经历过泡沫经济崩溃之痛，日本人对于炒房已经不感兴趣，所以日本大量的不动产，找不到好市场，结果就把眼睛瞄准了喜欢炒房子的中国人。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日本好的不动产，首先是在日本国内的不动产中介市场当中转了几圈，实在找不到买主后，才会抛给中国人市场，拼命的游说中国人购买。所以，在日本，购买房地产的门槛很低，要购买日本企业和技术的门槛，却高得离奇。 所以，我们要购买日本的企业也好，购买日本的技术也好，首先要学会与日本企业做朋友，先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邀请日本企业老板到中国考察，让他们看到你的企业的实力和水平，了解中国企业家的为人与道德，知晓越来越大的中国市场，一起喝过几轮酒后，才可以慢慢地谈技术合作，谈收购兼并问题。也就是说，要先谈恋爱后谈结婚，如果单刀直入的话，那一定会吓跑日本企业。 而一旦决定要买下日本企业后，最好的方案是，维持原有的经营体制，不解雇日本员工，中国只是在资本上控股，资金上做好保障，维持原来日本企业与品牌的声誉，这样的兼并与合作，是最受日本企业欢迎，事实证明，也是最富有成效的。 迄今为止，在日本实施了隐形收购，并做得相当成功的一起中日制造业兼并案，是“温州商人”刘建国先生收购日本最著名的高尔夫产品生产销售商——本间高尔夫（HONMA）。 2010年，担任奔腾电器公司董事长的刘建国先生，以1亿美元的价格，从基金公司手中买下了本间高尔夫51%的股权。第二年，刘先生卖掉奔腾电器之后，买下了本间高尔夫全部股权。经过六年的发展，这家公司已重回全球十大高尔夫品牌之列，去年的球杆销售额更是全球第一。去年，本间高尔夫在香港成功上市，刘建国先生赚回了2个奔腾电器公司。全体持股员工也跟着发了一把。 当年，刘建国收购本间高尔夫之后，提出了著名的3R战略，即保留传统、品质和人才，重新唤发企业文化和品牌，重塑活力、国际化及市场主导地位的高尔夫品牌。比如，将业务交给原有的管理团队，不另行安插中国人进入管理；让150名员工持股3.8%；增加营销推广的投入，物色职业选手做代言人。这一战略，既消除了本间高尔夫创始人的疑虑，也赢得了基金公司的信任。 经过刘建国先生的一系列改革，负债累累的本间高尔夫重新焕发了生机。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送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镀金高尔夫球杆，就是本间高尔夫球杆。但是日本很少有人知道，本间高尔夫实际上已经是中资企业。 所以，中国企业要收购日本企业，大家都必须学习刘建国先生的谦虚、低调与3R原则战略，充分保证原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收购目标。
国情研究
揭秘中国官场级别背后的“潜规则”
【研究员】：
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司长是什么级别？广州市白云区副区长是什么级别？白云区教育局局长是什么级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是什么级别？如果你认为他们属于不同级别的话，那就错了。正因为官场级别问题如此重要，又如此复杂，我们觉得有必要专门来介绍中国官场级别的规则。毕竟，要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首先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首先得理解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
要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首先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首先要理解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 为什么？ 第一，在官场，行政级别决定了资源和权力的配置方式。 第二，几乎所有官员都将级别的提拔和职位的重用当做职业奋斗目标。 这对应于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此，理解官员级别才能理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模式。 然而，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非常复杂，有时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定。不仅普通人难以明白，即便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学者，也往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搞明白。尽管网上有不少资料，但是要么不够全面，要么不够准确。 在正式解析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之前，读者不妨回答以下几个关于级别的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司长是什么级别？广州市白云区副区长是什么级别？白云区教育局局长是什么级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是什么级别？如果你认为他们属于不同级别的话，那么你错了。 正确答案是：他们都是正处级。 正因为官场级别问题如此重要，又如此复杂，我们觉得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来介绍中国官场级别的规则。 一、中国的五级行政级别决定了官员级别的基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顾严联合撰文指出，通常情况下，中国官员的行政级别是由所在机构的行政级别决定的，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一法则。与大多数国家的组织结构不同，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五个行政层级：中央（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区、旗、县级市）、乡（镇、街道）。因此，按照上面五个行政层级政府官员分为五种主要层级，每个主要层级又可以分出正副两个级别，这十个级别就构成了我们识别官员身份的基准体系。具体如下： 1、国家级正职，简称“正国级”，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正国级职位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2、国家级副职，简称“副国级”，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正国级除外），正国级职务的副职等。它们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的书记则因情况而定。按照职位“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二法则，如果这两个书记是政治局常委，那么他们就是正国级；如果是政治局委员，就是副国级。 3、省部级正职，也称“正部长级”，包括中央部委、省级党委和政府的正职领导（“一把手”）。它们包括：中共中央下属机构（如政研室、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的正职领导，国务院组成部门（部、委、办、总局、审计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的正职领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办事机构和专门委员会的正职领导，各省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领导。仍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王沪宁2002-2007年担任中央政研室主任时，是正部级；2007年之后，他先后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但仍兼任政研室主任，此时变成副国级。大智慧破解版 4、省部级副职，包括省部级正职的副职，还有各省的党委常委，不再列举。 5、厅局级（或地厅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下属司局和省直机关（厅、局、部）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地区、直辖市所属区）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6、厅局级副职，包括厅局级正职的副职和市委常委。 7、县处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司局和省直机关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直辖市的街道（或乡镇）党政领导正职，以及各县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8、县处级副职，包括县处级正职的副职和县委常委。 9、乡科级正职，包括各地级市下属机构的科室正职领导，各县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人大主席，街道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 10、乡科级副职：包括乡镇级正职的副职，乡镇党委委员和街道工委委员。 凭借这个基准体系，我们可以识别大部分官员的级别。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浙江省委书记以及北京市长都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和江西省抚州市政协主席是正厅级，北京市朝阳区各街道办事处主任（或乡镇长）、浙江省发改委综合处长和抚州市临川区区长为县处级。按照机构级别决定职务级别的第一法则，江西省南昌市是地级市，因此南昌市委书记本来应该是正厅级。 但因为现任南昌市委书记龚建华是江西省委常委，所以按照就高不就低的第二法则，他是副省级。类似地，现任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李智富是抚州市委常委，因此不是正处级，而是副厅级。 二、五级行政体系外还特别体系 虽然大部分官员的行政级别可以通过基准体系来识别，但是还有很多官员的身份不能套用上面的级别，因为他们所属单位不是五级行政体系中的任何一级，而是介于两级之间，即所属单位是副部（省）级、副厅级、副县级，因此这些单位的正职领导比所在行政区划的级别高半级。 第一种特别情况是，一些由国务院或部委代管的“国家局”属于副部级单位，而不是普通的正部级单位。 例如，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及由国务院部委代管的国家能源局、国家粮食局（均由国家发改委代管）、国家烟草专卖局（工信部代管）等。 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是，机构名字中有“总局”字样的是正部级单位，有“国家xx局”的是副部级单位，而没有“国家”字样的局为部委内设的正厅级单位。 例如，2001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时隶属国家经贸委，属于部委代管的副部级国家局，2003年成为国务院直属单位（仍属副部级），2005年升级为国家安监总局（正部级），而安监总局下属的离退休干部局就属于正厅级单位。这一机构变迁过程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安全生产的不断重视。 既然国家局是副部级，那么它的中高层干部级别都比部级单位相应低半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3〕85号)，国家局的局长、副局长、司长、副司长分别对应于部委的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和处长，但处长以下职务级别一样。 所以说，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副司长其实是正处级，而司下设的处长也是正处级。虽然国家局的副司长和处长行政级别一样，但是在业务上前者领导后者，在提升时前者优先于后者。例如，因腐败落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就是正处级。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虽然在中央层面存在“国家局”，地方却无法设立国家级的局。因此，国家局在地方的分支机构一般和地方的厅局一样，都是正厅级单位。例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是副部级，但省烟草局局长和省财政局局长都是正厅级。类似的还有省统计局、省粮食局、省林业局、省旅游局等。 第二种特别情况是，中国目前有15个副省级市，包括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大连市、青岛市、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西安市等13个计划单列市和济南市、杭州市2个市（中编发[1995]5号文），原来名单中的重庆市已升格为直辖市。 根据中央编办的中编发[1995]5号文，副省级市直属机关的级别，可比照国家局确定，即市直工作部门为副厅级，内设机构为处级。市辖区及其工作部门的级别，可比照市直机关相对应的关系确定；市辖县和代管的县级市的级别仍为处级，其工作部门为科级。 这就是说，广州市市长是副部级，副市长是正厅级，市教育局局长和白云区区长都是副厅级，而白云区副区长和白云区教育局局长都是正处级。与国家局的情形类似，白云区副区长和下属教育局长虽然行政级别一样，但前者领导后者，而且在广州市内前者的级别（本地称“副局级”）略高于后者。 第三种特别情况是，检察院和法院的行政级别比当地政府下属部门要高半级。 因为地方政府、检察院、法院都属于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即所谓“一府两院”。举例来说，北京市市长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是正厅级，朝阳区财政局局长是正处级，那么朝阳区检察院检察长比区财政局长高半级，就是副厅级。以此类推，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就是正处级，而朝阳区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其实是副处级。 可见，叫司长的未必都是司局级，叫处长的也未必是正处级。 三、党群机构：官员级别与机构行政级别相互影响 在中国，执政党领导国家，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委机构负责人的级别一般要高于同层次的政府部门负责人的级别。这主要通过各级党委常委会来实现。正如基准体系所描述的，各级党委的常委，除了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其级别均比所属行政区域低半级，比所属部门高半级。例如，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是副厅级，比市文化局局长（正处级）高半级。 关键问题是，哪些人可以进入党委常委会？ 除了党委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政府正职（省长、市长或县长）、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府常务副职（常务副省长、副市长或副县长）、党委秘书长、当地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是常委，统战部长、首府城市的党委书记一般也是常委，有一段时间省政协主席也进入省委常委（目前已退出）。常委会的组成表明，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党的下属机构负责人。 由于“一把手”的级别反过来会影响所在单位的级别，因此实际上党委机构比对应的政府机构高半级，这导致党委下属机构的副职领导也可能高半级。例如，省委组织部部长肯定是省委常委，属于副部级干部，那么主持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就是正厅级干部，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同级别。事实上，几乎所有省人社厅厅长都同时兼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但省委组织部的普通副部长则与人社厅副厅长行政级别一样。 党委机构高半级的另一个原因是机构性质。根据党章，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委全委会一样，都是当地党代会选举产生。因此，纪委又比党委的其它下属部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政府的下属部门要高半级。例如，中纪委书记是副国级（政治局委员）或正国级（政治局常委），中纪委副书记是正部级，中纪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副部级。继续推理，省纪委预防腐败室主任是副厅级，而一般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或省人社厅办公室主任是正处级。 除了党的机构，还有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群团组织，它们都属于党领导的机构，因此统称党群机关。各级党群机关和对应的政府下属部门级别一样。 四、特殊职位、干部高配和其它单位 除了前面提到的省长、局长、处长等带“长”的领导职务序列，中国还有一个非领导职务序列，主要包括三个层级：巡视员（对应于厅级）、调研员（对应于处级）、主任科员（对应于科级），这三个层级可以分为正职和副职。非领导职务一般没有决策权和签字权，除非一把手授权。此外，还有一些中央部委的督察专员，例如国家总督学、土地督察等，他们一般是副部级。 第二类特殊职位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助理，例如公安部和商务部都设立了若干部长助理，这些部长助理同时兼任党组成员。“助理”不是基准职务，其级别介于副部长和厅局长之间，在行政上一般是正厅级，但是享受副部级待遇，包括政治、医疗、住房待遇。各省、市、县的政府首长助理以此类推。 除了按部就班的等级体系，还有一些官员的级别高于所在单位的级别，这种情况称为“高配”。这包括三种类型。 第一，重要部委的领导。例如国家发改委有六个正部长级的副主任，公安部有两个正部长级的副部长，可见其强势。在地方，一般公安局长都是党委常委和/或政府副职，比政府下属部门正职领导高半级。 第二，一些部门内设的重要机构。例如，法院的执行局、检察院的反贪局，以及一些准军事机构（公检法、司法）的政治部，这些机构的正职领导属于所在单位领导副职序列，比其它内设机构领导高半级。 第三，经济开发区、一些省直管县以及县级市的领导，一般比基准情形下的级别高半级。例如，省直管的经济开发区或高新区的管委会主任一般是副省级，浙江省金华市下属的义乌市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副厅级。 除了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国还有庞大的事业单位，例如大学、医院、报社、图书馆等，它们在管理上有些沿用了党政机关体系，这类机构的行政级别由其隶属关系决定。 例如，大部分985大学（30多所）属于中央直管的大学，为副部级大学，其校长和书记为副部级，常务副校长和常务副书记为正厅级，其余副校级领导为副厅级，学校的部长、处长、学院院长均为正处级。而正规本科大学一般是省教育厅管理，为正厅级，副校级领导和部处、学院领导的级别与中管大学相应职位一样。报社的行政级别与政府下属部门类似。比如，中央直管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为正部级，那么这两个机构的正职领导就是正部级。 中国的国有企业其实也有级别，因为国企的领导人都有级别。人事关系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中央国企有50多家，其一把手级别一般为副部级，极少数为正部级（如中国铁路总公司）；人事关系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为正厅级。类似地，人事关系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管理的国企，其领导人一般为副厅级或者正厅级，由地方国资委管理的国企级别为副厅级。
书香门第
许小年：“认钱不认人” 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吗？
【研究员】：
“富不过三代”是资本家的失败，却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认钱不认人”的法则或许太过冷酷无情，否定了封建世袭身份特权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等级特权，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吗？即便不符合人类梦想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绝对公平”，相对于其他形态，资本主义提供了最高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下可上，上亦可下。社会出现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的固化。机会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均等，只要幸运之神青睐财富创造者，实现社会成员的多赢或共赢就有了可能。本文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为《资本主义简史》做的序言。
资本主义，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和现实。 尽管专著和论文已如汗牛充栋，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历史和未来，仍充满激情地交锋辩论，至今无法达成共识。科卡教授的《资本主义简史》（简称《简史》）以不到十万字的篇幅，处理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不能不说是异常艰巨的自我挑战。所幸资本主义的现代竞争对手——社会主义，有着更多的定义、更多的版本、更为模糊的描述，以及更令人瞠目的社会实践。 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第二次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约一万年前的两河流域，定居农业开启了人类文明。第二次飞跃出现在英格兰，以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为其标志。虽然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较工业革命早得多，但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才渗透到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中，成为普遍的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 农业孕育了人类文明，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停滞不前，在持久的人口与生态环境压力下，可怜的农业剩余决定了社会经济与文化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直到工业革命突破了阴暗的马尔萨斯诅咒。在日新月异的技术推动下，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指数增长趋势，历经两百年至今，仍未出现步伐放慢的迹象。 《简史》引用经典作家的研究结果定义资本主义。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和财富创造能力背后，马克思看到人类生而有之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制度使致富的欲望和才干得以发挥到极致，利润驱使下的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劳工阶层，资本主义因而被置于天然的道德洼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坚持价值中性的分析，强调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的精神解放作用，摆脱了封建束缚的经济理性促进了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熊彼特视创新为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特征；而列宁和法国的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则认为，借助政治权力的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真谛所在。每一位经典作家在他的浮雕作品上刻画出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读者需要也只有从这些不同的侧面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 与道德含义上的分歧形成对照，学者们接近一致地将资本主义无休止的创新归因于私有产权的强大激励，以及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资本主义变成了一架创新的永动机。超额利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族奢华生活的享受，而在于满足创新的巨大资金需求，承担创新的巨大风险。企业唯有持续不断地创新，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逃脱被淘汰的厄运，诚如熊彼特所论述的，创新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业务，而是关系到企业生死盛衰的头等大事。 从早期的远洋贸易、工业时代的铁路与石油，到科技时代的研究与开发，超额利润的获取充满了风险。投资和产品出售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冒险家无时不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煎熬之中，如果远洋船只被暴风雨摧毁，倘若地下打不出石油，或者新产品不被市场接受，暴利预期等来的将是惨重的损失。高风险要有高回报补偿，与其他经济形态不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纯粹为利润而非消费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而经营，用钱生钱，钱不仅是手段，也成为了目的，“为伊消得人憔悴”，必要时甚至可以赌上身家性命。 超额利润来自垄断，熊彼特赞扬市场上的“自然”垄断，视其为创新必需的引擎和孵化器，布罗代尔则抨击官商勾结的人为垄断。发达市场经济的历史似乎支持了熊彼特的垄断必要论，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历证明布罗代尔的担忧并未过时。 虽然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所必需，这两个要素也早已出现，为什么现代工商文明迟至十八世纪下半叶方在英格兰开花结果？ 根据韦伯的研究，经过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精髓——个人主义的经济理性逐渐在西欧成为主流，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逐渐瓦解，商人在松动和衰败的封建结构中崛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从另一角度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十七世纪的宪政革命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在法治化的私人产权保护下，商人的理性经营指向了资本积累、技术与组织创新，即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创富型资本主义”。 中国古代商人同样具有经济理性，盈利的冲动引导他们将资源投入维护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滋生“寻租或分利型资本主义”。 创富还是分利，经济理性永远选择阻力和成本最小的道路，政治制度就成为十字路口上的资源流向的指挥灯。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拓展离不开政治变革，诺斯的见解应该说较韦伯的更为深刻。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不仅商人做着资本主义的发财梦，底层人士也可以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尽管塔顶只能容纳少数人，通道始终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商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还依赖家族的遗产和荫庇的话，上个世纪的工业大亨和当代的技术新贵很少出自商贾世家，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本，也许还有运气，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石油巨头洛克菲勒从学徒干起，科技奇才乔布斯出生即遭遗弃，养父母是蓝领工人。不仅富贵可自寒门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的后代往往风光不再，快速更新的技术令父辈的辉煌企业转眼间变为明日黄花。 “富不过三代”是资本家的失败，却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产品、技能、知识、思想都可转化为资本，“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创新和创业不问出身、人种、贫富、地位高下，只要具备增值潜力就可走上资本的神坛。“认钱不认人”的法则或许太过冷酷无情，否定了封建世袭身份特权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等级特权，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吗？即便不符合人类梦想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绝对公平”，相对于其他形态，资本主义提供了最高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下可上，上亦可下。社会出现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的固化。机会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均等，只要幸运之神青睐财富创造者，实现社会成员的多赢或共赢就有了可能。 共赢要求政治上的开放，毕竟资本家和他们的高薪团队是人口中的少数（精英在哪个社会中不是少数呢？）。社会的多数不得不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按照程序修改游戏规则，抑制资本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上的影响力，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在美国，1873年、1930年以及2008年的经济危机推动了有利于劳工的立法，迫使资本采取更为温和与收敛的方式。钟摆并不永远朝向一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美和西欧的滞胀又为宽容资本的新自由主义开辟了道路。经典作家们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却倾向于低估它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纠正能力。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弱化了被预言要摧毁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韦伯担心的官僚化管理的蔓延和由此而来的停滞仅限于公共部门；让熊彼特对未来感到悲观的创新力衰竭并没有发生。像一辆左右摇晃的自行车，在反复的失衡和再平衡中，资本主义继续书写它虽不光彩却依然不失精彩的故事，眼下仍没有停笔的征兆。 专制政体尽管也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但它的激励机制诱导社会精英从事分利而不是创富活动。经营权力者竭力攀爬官僚行政阶梯，官阶越高，寻租空间越大，到达顶峰就可如印尼的苏哈托，建造以国家权力为支持的超级商业帝国。与公共部门类似，民间企业配置资源也优先考虑政府关系和依附权力的行政垄断项目，而不是技术创新和企业的高效率经营。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资本主义的成长就伴随着对它尖锐而严厉的批判。如果说第一次大飞跃在悠长的岁月中缓慢而自然地完成，第二次大飞跃则如疾风暴雨，仅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就给古老的文明带来地覆天翻的变化，经济理性颠覆了传统社会的价值与道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从家庭、村社、宗族等农业社会的共同体中剥离出来，将原本“作为目的的人”（康德）像物件般地抛到市场上，转化为经济理性的工具。他/她现在像一粒砂、一颗尘，孤立无援，只身游荡在陌生的现实中，面对难以预测的未来，失去原有共同体中的温暖和安全感。虽然他/她获得了空前的个人自由，代价却是空前的寂寞与失落。生计的困苦化作对资本贪婪的憎恨，精神的折磨激发了对价值和道德泯灭的愤怒指责。 资本家比前现代的封建地主或专制的大清皇帝更为贪婪吗？表面上看或许如此，论内在动因却难分仲伯。传统社会之所以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马克思），因为在庄园的小共同体内，主人若压榨过烈会引起农奴的怠工、逃亡甚至暴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使企业主可以轻易地解雇不满的工人，从市场上另行招聘替代的劳力。剥削手段的不同而非人性善恶决定剥削的程度，与其诉诸道德，不如从制度上加强劳工的市场谈判地位。 资本主义的确提出了与传统相异的道德标准——就像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那样。道德是历史的和不断变化的，新旧道德发生冲突不足为怪，真正难以回应的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价值的冲击。是否存在绝对的和亘古不变的价值？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类文明的绝对价值相互矛盾吗？资本主义必须以共同的价值为基础吗？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进步是否足以抵消人们在转型期付出的精神代价？学术界为这些问题而苦恼之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似乎已做好了权衡，他们希望改进而不是更换这个制度，特别是在它的替代方案——计划经济于上世纪晚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在一些西方知识精英眼中，若想改进资本主义，抑制资本对自由的压迫，提高国家能力是必要的前提，科卡教授在书中也分析了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和强制这两大现代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固然可以相互制约，两者并不处在对等的位置上，资本是竞争性的，而国家强制力是天然的垄断。诚然，资本始终追求垄断地位以获得超额利润，但它只能满足于局部的和暂时的垄断，因为资本赖以生存的市场是开放的，随时有“野蛮人”闯进来分食利润。无论市场份额多大，现有的垄断性企业（例如苹果公司）必须开发出新的产品，形成新的、暂时的垄断，才能保住超额利润，正是资本的这种垄断—竞争机制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竞争对手，独家垄断的强制力对个人的支配强度从而对自由的潜在伤害远超彼此竞争的资本。 《简史》中的国家像在国际学术界的很多地方一样，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的流行作那里，被处理为一个空洞的幽灵，虽然没有一个生物学的大脑，却有思维和行动的能力，获得了起码是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借助这个幽灵，偏爱完美的学者重新设计资本主义，并臆想他们高瞻远瞩的方案将被平庸的公众怀着感恩的心情接受。坦率地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比这些乌托邦更接近现实，国家绝非独立的终极行动人。具有思维和决策能力的博弈各方既争夺对国家机器的影响，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保护各自的利益，也利用国家机器维护共同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简史》以极为精炼的语言，介绍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以及带来的苦难，相信这本大家写的小书将为读者提供考察资本主义的启发性视角，并有助于人们深入思考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价值和道德问题。
国际战略
比起对华贸易调查，更要当心特朗普对外冒险
【研究员】：
特朗普辞去班农是“挥泪斩马谡”还是“狡兔死走狗烹”？他对中国启动的调查，是虚晃一枪还是要命中要害？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国内执政相当困难，社会分裂、政策推不动，白宫内部也很乱，外界需要担心他是不是会对外冒险。美国总统有个身份是美国三军总司令，这个身份有很大的权力，国会也很难限制这个权力，所以要特别注意他在国内议程实在推不动的情况下，去外面建功立业。所以他的邻国，还有中东、东亚，都要小心。
8月18日，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斯蒂芬·班农离职。 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对中国启动“301调查”。 外界并不把这看作是巧合。毕竟班农一直以对华立场强硬著称，甚至宣扬“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且最终只会有一个获胜者”。 再看看美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弗吉尼亚州骚乱，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然后犹如星星之火，一场以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团体和反对右翼纳粹的左翼团体之间的冲突，很快席卷美国各地：喷漆、推到雕塑……对抗不断在上升。 拥有“另类右翼”立场的班农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那么，特朗普辞去班农是“挥泪斩马谡”还是“狡兔死走狗烹”？他对中国启动的调查，是虚晃一枪还是要命中要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为您解局美国政治。以下为采访实录： 问：关于班农离职的消息传了有一阵了，但一直悬而未决，直到这次是真的要离开白宫了，您认为导致班农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金灿荣：直接原因还是弗吉尼亚州的骚乱。之前有美国媒体报道，骚乱之后班农和特朗普接触的最多，在帮助特朗普选择立场方面，他应该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但最后弄得特朗普左右为难，班农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另外也不排除他最近在很多地方以调侃的口气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把白宫内部很多矛盾在公开媒体上暴露出来，站在特朗普的角度来看，自然很恼火。加上他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的关系一直不好，他在白宫内本来就有对手。 另外美国媒体很早就把他称为“隐形总统”，这也害了他。因为特朗普是一个特别自我中心的人，把班农称为隐形总统，意味着特朗普就是个傀儡，他当然会不满。 当下的社会冲突加上他的个人行为、白宫里有对手以及媒体的操控，班农离开是迟早的事情。 问：像您刚才说的，现在有几种猜测，一种是认为班农功高盖主，特朗普不想做影子总统，还有一种认为是班农的右翼思想给特朗普带来了麻烦，他不得不请班农离开。您怎么看特朗普和班农的关系？ 金灿荣：班农在竞选中为特朗普帮了很多忙，他的右翼网站布莱巴特新闻网影响很大，去年选举时极右翼是特朗普的铁票，这些票很大程度上是班农拉过来的，所以从竞选的角度来讲，班农是个功臣，特朗普也很感激他。 在理念上，特朗普本质上还是个右翼，只是没有班农那么极端而已，所以两者有很多契合之处。 但是执政之后，他们一定会有立场冲突：特朗普作为总统必须平衡，不能像之前那么率性，而班农只是个高级顾问，不需要承担具体责任，不会感受到那么强烈的压力，所以在处理问题上，两个人有冲突是必然的。 再加上班农右翼色彩突出，左翼的人天然就很恨他。有时候不好直接骂特朗普，只好骂他，他很容易成为矛盾的聚焦点。 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最后他们分手是早晚的事情。 问：您刚才也提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骚乱，这和班农的离职有很大关系。您怎么看这次席卷美国的左翼和右翼团体冲突？ 金灿荣：这个冲突应该是很多矛盾积攒的产物。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讲，美国社会结构和人口比例在变化，特别是年轻人中白人比例更小一点，他们就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之前白人人数占绝对多数，竞争力也很强，现在他们人数优势没有那么明显，在有些领域的竞争力也不强，比如在高科技领域，华裔、印度裔竞争力非常强，白人的信心不如以前，宽容度就会下降。 另外也和左翼有关，左翼一直在搞身份政治，有时候故意凸显少数族裔、同性恋，他们的观念、价值观说久了白人也会反感，这次弗吉尼亚州的骚乱就是一个表现。 这件事情也反映了美国政治的一些新动向，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撕裂行为，这个行为发生之后大家都希望想办法弥合，但是好像特朗普的几次讲话，没有起到弥合的作用，反倒火上浇油。很多人就把特朗普的表现不当归因于班农，从减少矛盾的角度来讲让班农离开，也是特朗普当局摆脱困境的办法。 问：特朗普和建制派的矛盾一直很激烈，班农的离职，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一直以来试图建立的私人核心圈将被打破，进而不得不与建制派联合妥协？ 金灿荣：班农离开对特朗普来讲有好有坏。坏的是极右翼可能对特朗普挺失望的，这样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和2020的总统大选中，他很有可能会失去这部分人的选票。 从有利的方面来讲，班农离开后，白宫内部的极端派就会少一点，温和派上升，也可能特朗普当局的立场会走向中间派，对社会矛盾的缓和会有点作用。 但是因为特朗普已经被定性为一个反建制派、偏右的人，所以这样做可能有风险：他把右翼代表赶走了，右翼肯定不给他票了，但是左翼也有可能不买他的帐，这样温和派的票也拿不到。 对特朗普来讲，这也是一个挺艰难的决策，但他既然走了这一步，肯定是算计过的，他大概觉得往温和路线靠一点，对他以后三年的执政会有好处。 但最后实践情况怎么样，现在还很难下结论，有可能他往温和派走了，矛盾还是激化，左派还是不信任他，又逼着他回到右翼这边，那时候社会矛盾会更尖锐，这都有可能。 从行事方式上来讲，特朗普还是会依赖小圈子，因为他不是老政客，老政客多年来扶持了很多人脉，他没有，主流政治圈又不信任他，所以他依赖内圈是必然的，班农辞职也不会改变这一点。 问：班农的离开虽然为白宫内部决策流程尤其是国安会的正常运作扫清了障碍，但眼下白宫内部权力远未达到稳定。您认为未来特朗普要想实现权力稳固，还需要做哪些调整？ 金灿荣：从社会基础上讲，白人右翼是支持特朗普的。从利益集团来讲，华尔街也是支持他的，另外军方对他也比较信任。 现在特朗普的对手除了反对党，还包括党内高层，比如麦凯恩。还有就是媒体、情报部门和他的关系也不好，这个挺要命的。 还有个不确定因素的是右翼和左翼，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会两边得罪人。现在他把班农赶走了，立场中间化，这个时候就看左翼能不能对他的变化给予鼓励。如果左翼还是骂他，那他最后还有可能站到右翼中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以后美国政治尖锐化只会更加严重。 问：和班农离职几乎同时期还有件事情，就是特朗普正式决定开启对华贸易调查。班农之前一直坚持对华经济战，他离职后，会对这项调查带来什么影响？ 金灿荣：我觉得美国启动301调查是必然，有没有班农都会做，只是没有班农，实施起来可能没那么严格。 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话说的太满，说自己一上台就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要对中国商品征税，但是上台以后没怎么做，他的一部分支持者是有意见的，所以我觉得启动301调查只是个早晚的问题。 这项调查要持续一年时间，一年以后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有很多操作空间，现在的动作更多是象征性的。 金融市场现在很担心未来美国会爆发财政危机，因为特朗普要减税，但是支出又减不下去，其实是有问题的。中国经济发展以后会回到市场和地方政府双轮驱动，相比美国，我们经济会好一些。 加上中美之间有个“一年计划”，中美会通过这个计划相互协调妥协，把矛盾解决掉。我觉得一年以后不会有很大的动作，一年以后要根据当时情况来确定。从态势上讲，一年以后会好很多。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国内执政相当困难，社会分裂、政策推不动，白宫内部也很乱，外界需要担心他是不是会对外冒险。美国总统有个身份是美国三军总司令，这个身份有很大的权力，国会也很难限制这个权力，所以要特别注意他在国内议程实在推不动的情况下，去外面建功立业。 问：那最有可能是朝鲜、南海？ 金灿荣：这说不好，他的班子成员中有很多人对中东很感兴趣，比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顿，他的女婿库什纳是犹太人，对伊朗特别反感，而库什纳对特朗普的影响很大。 甚至不排除他柿子捡软的捏，比如委内瑞拉，对他完全没有威胁，但因为他要建功立业，就很有可能下手。所以他的邻国，还有中东、东亚，都要小心。 战争的火药味日渐临近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金正恩先生与莫迪先生一起说：世上本有路，断路的人多了，也便没了路。 时寒冰在微信号“功夫财经”撰文指出，在中印边境，无论中国怎样警告，印度的莫迪政府都置若罔闻，拒不撤离入侵中国领土的军队。印度外长则公开表示“不怕开战，已经做好准备，不会撤回军队”。印度的强硬，让中国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彻底封死了，剩下的，只是具体摊牌的时间问题了。 金正恩的朝鲜，在经济濒临破产、民众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地花费巨资发展核武器。以前，美国对此持容忍态度，因为，朝鲜的核讹诈威胁不了美国。 但是，最近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取得飞速发展。2017年7月28日深夜，朝鲜再次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的射程已经可以打到美国腹地。韩国《东亚日报》称，朝鲜的成功试射，使其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以色列之后世界第六个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 美国民众真心有点担忧了。 8月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份报道，让美国哗然。《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防情报局上个月底完成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朝鲜已经研制出小型核弹头，能够装载在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上，这也意味着朝鲜已经突破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指标，正以超乎预计的速度向着全面发展核武器的方向迈进。而另一份情报认为，朝鲜目前已拥有60枚核武器。 朝鲜是美国民众关注度特别高的国家，以前很多人都把朝鲜当笑话来看，现如今，面临日益迫近的核威胁，美国人开始认真对待了。一些人甚至在讨论，核战争打起来，藏到哪里的问题。 特朗普自上任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大力发展“外卖”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为追求目标，但金正恩的不懈努力开始把特朗普重新拉回到战争的轨道。 面对美国人的恐慌情绪，特朗普开始以他天下无敌的大嘴对朝鲜发出了严厉警告。8月8日，特朗普对记者说：“朝鲜最好不要再恫吓美国，他们将遭遇世界前所未见的烈火般的暴怒。”特朗普说：“朝鲜的极度恫吓已超出一般正常国家，如我所说，他们将遭遇烈火般的暴怒，坦白地说，遭遇武力打击，世界前所未见的武力。” 特朗普的警告之严厉，前所未有。然而，朝鲜根本不惧特朗普的大嘴，因为，朝鲜现如今穷得只剩下一张嘴了，这张嘴的威力可想而知。 在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后几个小时，朝鲜做出了声情并茂的回应。朝鲜声称，朝鲜正在研究动用“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进行覆盖攻击压制关岛一带主要军事基地的计划。 朝鲜军方一发言人说，一旦金正恩下令，将以连续性方式攻击关岛。另一军方发言人则称，如果美国有挑衅迹象，朝鲜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而朝鲜政府在稍早的时候声称，准备好用战略核武力给华盛顿一个“深刻教训”，对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给予回击。 朝鲜要对美国“先发制人”，只会进一步加速战争的到来。 其实，美国今年一直在默默无闻地为对朝鲜的战争做准备。今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宣布成立了朝鲜任务中心，将充分利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全部资源、能力和权力来应对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问题。而朝鲜任务中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针对单一国家设立的任务中心，可见在金正恩的光荣正确领导下，朝鲜的规格已经大大提升。如果不是为了战争，这样高规模的任务中心有必要成立吗？ 7月11日，指挥驻韩美军地面部队的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司令部将驻地南迁至京畿道平泽基地，为驻扎首尔龙山基地60余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新建成的平泽基地总面积达1468万平方米，可容纳约43000人，是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军事设施最完善的海外基地。 驻韩美军南迁，就可以避开朝鲜大炮与短程导弹的打击，可以大大提高驻韩美军的安全性，更有利于美国开启战争。目前，驻韩美军正在迅速南迁，几个月时间内即可完成重新部署——此前美国对朝鲜一忍再忍，目的就是等待驻韩美军完成南迁。美国另一个等待的是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某年的冬天，因为，在冬天的时候，鸭绿江结冰，在一些河段，难民就可以踏冰而行……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中国必须要警惕的！ 冬天正在慢慢到来，战争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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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1 09:0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