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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20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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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4 09:22: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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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每当经济走到十字路口,我们的政策都选择了容易走的路
【研究员】:

编者按: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今后,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人民银行将注重实地调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意见;对需稳妥实施的政策,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对利于长远的规范措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避免“一刀切”,便于企业适应调整。



    【博览财经特稿】我想起一个段子:病人:医生,我一直牙疼,怎么办?兽医:把头砍掉,牙就不疼了。

过去每当经济走到十字路口,我们的政策都选择了容易走的路:投资,尤其是房地产

菏泽,是个很穷的城市,GDP在山东排名几乎处于倒数地位。但2017年卖地收入以220亿勇猛的杀入全国30强,2018年上半年卖地收入177亿,土地成交面积杀入全国20强。

亿万群众、全中国的传媒,以及关心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的研究机构、相关行业,包括外国投资者都盯着菏泽。

这两年高位接盘的买房群体沸腾了:终于轮到我割韭菜了。

这一次,所有人要面临再一次赌国运:房子真的不再坚持只住不炒吗?

国运不是虚幻的政治概念,而是你我的身家性命。

赌赢了实现阶层的跨越:坚持买房的人,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紧缩-宽松-紧缩-宽松循环后,屡屡对赌成功。

12月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核心内容是:对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绝大多数国人双眼都还在盯着中美贸易战的你来我往,极少有人意识到,国务院在这样一个冬日特别颁发这样一个文件,到底意味着什么?

拜耳计划裁员1.2万人/通用明年或裁员14700人/福特将要裁员7万人/宜家裁员7500人/捷豹路虎裁员约500人

自媒体爆料称,京东商城员工裁员10%以上,京东金融——传说中马上要融资,并且在明年IPO的独角兽,也要裁员,甚至在20%以上。更加令人心寒的是,裁员大刀率先砍向了“未婚未育的女性”,着实令人害怕。

金融行业的“金饭碗”被砸掉。券商行业半年报显示,9家券商裁员4186人。其中东方园林裁员三成,首席工资从年薪百万降至月薪不足两万,不少研究员转型做了销售……今年6月份千股跌停后,二级市场萎靡不振,金融行业的苦日子还在后头。

一边是进入裁员寒冬,一边是负债累累。

央行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880.98亿元,环比增长16.43%。

对比之下,在2010年,这一数字仅为76.89亿元,也就是说,8年增长了10倍以上!

3号中信爸爸,7号微粒贷爸爸,8号平安爸爸,10号花呗借呗爸爸,23号广发爸爸……”

楼市正在发生大变化

一个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公积金贷款的逾期金额已经达到惊人的10.58亿元。

中国私人部门杠杆率创下历史新高,远超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与日本泡沫顶峰时期相当。

企业破产和裁员会越来越多,新增就业岗位很难增加,而这就导致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十分恶劣,很难再找到高薪的就业岗位,甚至很难就业。

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意味深长。

不想生、不敢生、托育难令人头疼。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这个人口大国越来越老了。到2030年,中国约有四分之一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国家之一!

没有后代,也就没了被割韭菜的对象。

相形之下,央妈等不及联储下刀,就端出来一碗烫麻辣粉(TMLF)。

因为放水是当前他们能做的唯一事,回忆一下13年钱荒,当时强夫意气风发,要壮士断腕,结果就这么点点破事,吓得屁滚尿流。

此前,民企座谈会召开完,证监会、央妈就出来反思了。

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今后,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人民银行将注重实地调研,充分听取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意见;对需稳妥实施的政策,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对利于长远的规范措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避免“一刀切”,便于企业适应调整。

但央行新的三大举措,支持信贷+发债+股权融资,这已经不是政策纠偏,而是转向加杠杆了,属于打鸡血。

推而广之到民企,也是一样的,没有自我和外部约束的融资、上杠杆,比什么都危险。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是提高宽松的环境,该给它办的,方便地给人办,不要卡人家,耍人家,这是最最重要的。

第三是税收,老老实实地减,不要玩朝三暮四的把戏,总税负减到一半,觉得这是诚意的底线。

2019赌国运,敢不敢!(来源:军曹先生,博士高管会精选)




新闻视点




日本还值得我们学习吗?
【研究员】:

编者按:其实东京也经历过雾霾时代,那时街上行人都戴着大口罩,东京附近都是臭水沟,东京的近海连鱼都没有了,但这些年这种状况已完全改变。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水泥产能是 1.2 亿吨,而现在市场也只用 4,000 多万吨,日本水泥企业由 23 家合并成 3 家,关掉和拆除了全部多余和过剩的工厂,日本水泥业这些年主要靠焚烧城市垃圾和危废等协同处置业务勉强度日。 由此也能让人想到日本企业这些年的艰辛,但日本企业那种坚定转型和刻苦精神,使他们渡过了难关。对于转型中的中国企业来讲,日本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我们应该认真借鉴日本企业的经验,为什么日立、东芝能够转型成功而夏普却失败了,为什么同属胶卷业的富士胶卷能够成功转型而柯达却倒闭了,这些需要我们深度思考。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十一月,时别十年我再次来到日本丰田。和十年前不同,这次,是在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召开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后不久,我组织中国建材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创新转型的学习之旅,丰田是我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

不是说日本“失去的 20 年”吗,怎么丰田却突然冒出这么个东西来?搅乱了我们举国上下正在掀起的电动汽车热潮。

一、艰难的转型

在我印象中东芝是做家电的,但在与东芝能源系统社长谈话间,我才得知东芝现在已完全退出白色家电,进入大型核电、新能源和氢燃料电池电站业务领域,而核电业务由于福岛核泄漏使东芝雪上加霜,企业转型一度遇到困难,但他们还是一路走了过来。

我从他的介绍中得知,日本诸如索尼、日立都转型成功,而转型慢了一步的夏普却遇到了问题,被台湾的郭台铭收购了。日本家电企业曾是日本的支柱产业,但韩国和中国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对其进行了挑战,东芝能源系统社长说,那几年企业困难时几乎年年亏损,所以必须痛下决心把家电业转出去。

还有三菱商社,这个年营收曾高达 2,000 亿美元的贸易帝国,2015年出现了历史第一次的年度亏损。我拜访社长时得知,三菱商社刚刚进行了业务和机构的改革,其实今天三菱商社 70% 的利润来自投资,而贸易的利润越来越小。而丰田汽车,正在全力打造氢燃料电池汽车,丰田开始推出的是油电混合型汽车,现在它的燃料电池汽车已经实现商业化。

这也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投弹的暗语。也因此,日本招致了美国的报复,著名的广场协议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再看上世纪“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崛起,既受益于日本的带动,同时又成为日本企业的劲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采取了埋头苦干和创新转型,而今日日本竟然在工业前沿的十几个领域稳居前三名,在科技界连续十八年每年都有诺贝尔奖得主。

二、丰田的“变”与“不变”

其实,我在北新建材上市后就资助武汉工业大学 300 万元研究过燃料电池,也装过一台汽车,我还试坐过,这已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而丰田一直锲而不舍,把氢燃料电池汽车近似完美地做出来,这怎能不让人吃惊。

氢燃料电池的能量利用率达到 80%,关键是用新能源制氢技术还解决了能源贮存问题,为目前的“弃风弃光”找到了解决方案,日本企业也在做大型的太阳能-制氢-燃料电池发电厂,再过几年,这些电厂也会进入商业化运营。

一是丰田的管理工法。丰田管理是零库存,现场看所有外包企业送来的组件只有两小时的存放,所以根本没有备件库。在组装线上,工人们是用看板管理进行紧张的作业。其实这些工法 30 多年前也传入我国,但很少企业坚持下来,而丰田却几十年如一日进行这些现场的精细管理。

三是丰田的全员创新。丰田是1953年成立的,工厂有个口号一直沿用至今,叫做“好产品、好创意”,在工厂人人参加的创新活动常年坚持。

三、日本还值得学习吗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是我们向日本学习的年代,日本的影视作品、汽车家电、合资企业及日式管理经验,这些我曾都很熟悉。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动力使中国企业迅速崛起,加上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高度融合,日本企业的优势日益衰落,尤其是互联网和大规模资本化,中国企业凭借低成本和海内外市场做大做强,不少人认为我们似乎已没有太多必要向日本企业学习了。

其实东京也经历过雾霾时代,那时街上行人都戴着大口罩,东京附近都是臭水沟,东京的近海连鱼都没有了,但这些年这种状况已完全改变。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水泥产能是 1.2 亿吨,而现在市场也只用 4,000 多万吨,日本水泥企业由 23 家合并成 3 家,关掉和拆除了全部多余和过剩的工厂,日本水泥业这些年主要靠焚烧城市垃圾和危废等协同处置业务勉强度日。

日本新干线是1964年开始运行的,我1986年第一次乘坐,这些年去日本少了,也再没乘坐过新干线。这次从丰田到大阪,我选择乘坐日本的新干线前往,列车上我一会儿去洗手间看看,一会儿又看看车窗上的玻璃。我的脑海里并没有出现以前乘坐新干线的那些回忆,而是一个念头总是缠绕在我的心头,那就是:日本还值得我们学习吗?(作者:宋志平)





炒房客遭遇中年危机
【研究员】:

编者按:查阅住建部发布的2016年及2017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发现,2017年公积金贷款逾期总额为10.58亿元,同比上升34.6%,与此同时,发放的公积金贷款数量为9534.85亿元,同比下降了24.93%,也就是说,贷款发放数量减少的同时,逾期的数量在增加。


    【博览财经特稿】“你等会儿,我先去切两片生姜,一说到这事儿我就燥得很,抓头挠皮,得往脑门上贴两块姜。”徐坚强(化名)称,在焦躁失眠的这几个月里,生姜和风油精是他提神醒脑的最佳伙伴。

然而,今年的市场环境让徐坚强的“金领”生活走到了尾声,“以前我们最多的客户就是一些暴富的地方小外贸企业老板,稀里糊涂成功了,赚了点钱来镀镀金、探探资源,出手阔绰,买课都是全包,还经常请我去他们公司单独授课,但是今年小外贸企业太难做,到处都是倒闭的‘江南皮革厂’。”

原本,十万的新增房贷只占徐坚强每月收入的30%,不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开支,“我在杭州上海南京还有几套房子在租,每个月能收到六七万的租金,还有一些个人的投资在外面,一个月也能有四五万的回报,但是没了工作,这些也就刚好够还上新的贷款,关键是我之前还有两套房的贷款还没有还清,还有两个孩子、四个老人要养,现在压力巨大,每天早上起来看着一地的头发发愁。”

“跌就算了,还卖不出去”

断供,即指房贷贷款人不再向银行支付每月所需缴纳的贷款本息,而原本贷款人贷款购买的房子则归银行处置,一般来说,银行会委托法院对该物业进行拍卖,所得款项用于归还银行欠款,如果清偿欠款后还有剩余会归还贷款人,如果不够清偿欠款,则银行还会查封贷款人的其他资产。

以徐坚强在上海的一套房产为例,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85平米小户型,在二手房交易市场上是备受关注的“硬通货”,周边小区房源挂牌价格均在750万左右,而他的价格已经挂到了不到690万,“已经比高点的时候降了一百多万了,再让我降是不可能了,我宁愿不要那几套外省的新房,这是一线城市,长远来看,我觉得还有空间。”

不仅是上海,徐坚强称,其名下分布于浙江、安徽、江苏、山东等地的房产今年大多以跌为主,仅有位于三线城市的两处房产仍处在缓慢的上涨中,且其涨价与当地的城市规划有很大关系。

与调控的谷峰对应,一二线楼市在下半年一路下滑,社科院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房价增速同比显著下滑,一线城市房价同比增长自从2018年3月下降到-1.12%后,基本全部保持负的增长率,二线城市同比增速也由2017年11月的22%逐渐降低到2018年7月的-3%。

断供案例增加

2016年底,尽管名下已经有了三套房产,但禁不住家中老人的百般劝说,周铭和妻子一起在厦门再次投资了两套住宅,“妻子本来就是厦门人,老人在厦门的买房名额也一直在,当时厦门的房价又一直涨,两家人一咬牙,决定拿出所有积蓄再投资两套。”

2017年3月,厦门出台了“最严限购令”,对厦门户籍、外籍户口买房都进行了严格限制,厦门楼市出现转折。记者统计了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表发现,厦门二手房价自2017年4月开始,已经连续下跌20个月。

与投资厦门住宅时的工资水平相比,周铭觉得自己几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2015年的大牛市,一个月十几万的收入也有过,2016年平均一个月也有三万多,2017年比较惨,大概是一万五到两万的水平,但是真没想到,现在惨到只能拿基本工资,我们公司还有一些新入行的直接被裁了,真不敢想明年会怎么样。”

一些在经济转型中,率先感到寒意的行业正传出裁员、降薪的消息,经历转型阵痛。例如,仅12月单月,互联网行业就有美团、知乎、京东、斗鱼、ofo等企业被爆出裁员风波,此外,滴滴也传出员工年终奖减半、高管无年终奖的消息。

杭州民生银行一名个人信贷业务经理对记者表示,今年年末,咨询断供的贷款人数量大幅增加,“大部分贷款人都是近几个月失业了,打电话过来问断供的事,如果是信誉比较好、我们评估觉得还有能力还贷的贷款人,在解释情况后,一般我们会做延期的处理,今年(断供)的数量比往年是要多,我们觉得有一些特殊性。”

除了徐坚强、周铭这样因“中年危机”失去稳定收入而不得不断供的群体,P2P、比特币、股市、投资的失利也“套牢”了一批炒房客。

齐飞称,他的这个大客户目前把手里的五套房源全部交给他低价出售,其中有两套未还清贷款的房源需要他帮忙找到转按揭的靠谱人选,“虽然价格都比市价低很多,但是还是比较难出手,转按揭的房子存在比较大的风险,纠纷很多,而且也比较难申请贷款,购房者一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房子,再有一两个月卖不出去的话,他就只能断供了。”

刘敏称,其在2017年12月买入了六百万的莱特币,短短几天一度涨到一千多万,但如今只剩下一百多万。记者查阅火币网莱特币价格发现,2017年12月,莱特币由76美元暴涨至369美元,后又连续大跌,如今价格为不到30美元。

2018年7月,美国连续公布了两轮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清单,江浙一带小型外贸企业的主营业务——机电音像产品、轻工纺织、家具寝具成为了加税名单中的重点,其中,两轮加税清单中纳入了累计1261.9亿美元的机电、音像设备,预计带来行业损失121.99亿美元。而根据杭州海关发布的数据,1-11月,浙江省出口机电产品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3.5%。

不过,对于由此引发的断供,该业务经理坦言,“其实每年都有断供的人,今年比往年有一定的增加,逾期的贷款中个人住房贷款比例有所提高,主要和今年的经济形势有关系,但总体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更到不了之前外界传言的深圳‘断供潮’那种地步,我就是从深圳调过来的,房贷还是深圳各银行很看重的优质资产。”

前述民生银行个人信贷部业务经理表示,具体有没有出现断供潮,还要看各大银行年末统计的逾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总量,但从业务层面来看,有断供意愿的炒房一族有所增加,而从近年住建部发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率来看,商业个人住房贷款及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良率也在逐年上升。

记者查阅住建部发布的2016年及2017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发现,2017年公积金贷款逾期总额为10.58亿元,同比上升34.6%,与此同时,发放的公积金贷款数量为9534.85亿元,同比下降了24.93%,也就是说,贷款发放数量减少的同时,逾期的数量在增加。(来源:经济观察网)




改革研究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
【研究员】:

编者按: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



    【博览财经特稿】本系列文摘选自周其仁著作《改革的逻辑》作者自序。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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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因为他有你没有。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来源:周其仁著作《改革的逻辑》作者自序)





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40年的改革成果将一点点消融掉
【研究员】:

编者按:什么叫改革突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我们是发展起来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来是小事,到处讲捧场,这里要点钱,那里要点钱,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人民的名义》里一面墙的钱,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都是整体的成本。



    【博览财经特稿】整体看中国开放带来高速增长,很成功。成功当中也产生了我们内部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有些阶层、有些地区更成功一些。但整体看我们把贸易对手逼到了墙角。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

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还不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背景跟我们前30年成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获得了成功,我们确实改变了全球的结构。多年封闭的结果是贫穷,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成本低。这个成本低很厉害,发达国家的工厂怎么跟你竞争?这次打贸易战,数据公布出来我们才发现,中国出口有2/3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里面很多是组装,关键零部件是人家的,组装以后出口。

经济学讲成本的曲线,一般先降,然后再升。回到国内经济的分析,麻烦在哪里?我们用低成本把发达国家打醒,站起来要对我们进行贸易战了。此时我们自己的成本曲线正好是降下来以后又上去了。任何一个事情开始阶段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成本有向下走的机会,提高设计能力、加大生产规模等都可能带来成本下降。但到了最优点以后,所有成本都会上去,为什么?上新的生产线,管理要扩大,难度会增加。而成本达到最优点,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竞争对手会来,一赚钱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这是成本的诅咒。

我们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这口饭吃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我管它叫“三明治”。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贵,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资本、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另外,印度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工资更低。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印度转移。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

所以为什么讲创新?我们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不能说工资高了,土地贵了,税收增加了,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你得改进它。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突围,一个是创新突围。

这些成本不解决,经济就会下去,多少发展中国家有点苗头以后走下坡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现在难度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无路可走了,饿肚子了,你改不改?现在没有这些情况了。过去叫开放促改革。现在发达国家带头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贸易税,封锁市场。开放促改革有很大难度。

还要破垄断。我们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为什么?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垄断。电话费、油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些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政府行为。但是中国不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很难有国民经济的未来。(来源:周其仁著作《改革的逻辑》作者自序)




历史镜鉴




历史证明,秘书室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完全必要的
【研究员】:

编者按: 秘书室的建立算是一个创举。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的旧谊要求解决各种问题的来信很多;向中央表达致敬的来信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就是秘书室(信访局的前身)。对此,当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历史证明,成立这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


    【博览财经特稿】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杨尚昆请中央办公厅的一些老同志到他的住地小翔凤胡同5号共忆往事,8次谈他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的20年。谈话基本是座谈形式,杨尚昆娓娓道来,中间不时有人或插话或提问,气氛十分活跃。

杨尚昆说,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1965年秋“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中央把我放在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上,整整20年。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包罗万象,但最初机构和制度并不健全,能应付下来,同20年来自身建设做了一些工作是分不开的。

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无非是三大块。秘书性工作这一块最大,包括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等等,后来还增加了信访工作,总之,包罗万象。此外就是生活服务工作和安全警卫工作。

在西柏坡时,制度也同样不健全。比如,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秘书,如果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叶子龙就把这份电报揣在他的口袋里跑到少奇、恩来、朱老总和弼时几位书记那里请他们当面过目,最后交给李质忠发出去就完了。不像后来我们建立的文件传阅制度,一份文件什么时间传到谁手里,谁阅后有什么批示,清清楚楚。文件传阅的记录,本身就是一份很重要的档案。

中央办公厅从正式成立开始,就非常重视档案工作建设。在延安时,中办的正式名称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厅。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合并,后委撤销,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我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问题考我们,让在座的人回答,他说,你们办公厅保管的党的历史文件为什么叫档案?档案的“档”字偏旁为什么是个“木”字?当时谁也回答不出,我也答不出。周恩来就给我们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档案工作,从商朝起就有了甲骨文档案,后来才有了用竹片或木片记事的档案,不过那时还没有“档案”这个词。“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从字面理解,“档”字的原义是木柜上的横木框格,引申为存放文书的阁架;“案”就是缮写文书的桌子,处理一项公务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文书也叫一案,“档案”就是把处理公务形成的文书经过整理保存备查的案卷。在中央办公厅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首先提出档案问题,说明他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经过曾三、裴桐他们积极工作,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同时明确规定党政档案统一管理。这是党的一项重大建设,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头上。

秘书室的建立算是一个创举。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的旧谊要求解决各种问题的来信很多;向中央表达致敬的来信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就是秘书室(信访局的前身)。对此,当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历史证明,成立这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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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中央已经考虑中央机关迁往北平问题,此后,准备最后一次大搬家就成为我的工作重点之一。由于中央要我在3月24日先于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达北平,因此,3月20日成立了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的转移委员会,负责做好转移期间的后方善后工作。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我就几次提出解除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后来周恩来告诉我暂时一切照旧,军委秘书长职务不解除,中央副秘书长职务也仍然要兼,办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名义行使职权(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办公厅成立,不再设秘书长一职,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自动解除)。所以,我的工作,哪些属于办公厅职能范围内的,哪些超出办公厅职能范围的说不清楚。那时真是一天忙到晚,经常要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一般地说,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办公厅内部事务。找中办干部谈话、交办事项,除紧急工作外,大多安排在晚上。下面干部找我也习惯在晚上来,因为是晚上,就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他们往往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就自动来了,有时来的人多了,要一批一批地谈,等候的人就在秘书值班室摆龙门阵。都谈完了,他们走了,我还要处理当日的文电直到深夜,再打电话问问高智那里、童小鹏那里还有什么事没有,他们说没事了,我就可以放心地回万字廊休息去了。

前几天,罗青长来看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发现和我有关的材料不少。他说那时中央决定由我领导李克农的工作。我说是联系不是领导。他说调查部归杨尚昆领导,中央是下过文件的。中央下过什么文件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有这么几件事:从在三交(中后委)时起,我同李克农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比较密切,直到进城。1950年5月,李克农因病住院,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他那里的日常工作,由邹大鹏主持,重大问题请示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我。1955年2月,罗青长等同志找我,反映军委联络部的同志们都愿意回到党的系统来。随后我和李克农商量,他也赞成这个意见,并建议在党的系统内单独成立一个部,可名为调查研究部。3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同意李克农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调查部,李克农任部长。原军委联络部成建制转移到党中央系统,日常工作由我与李克农联系,重大问题请示邓小平。这以后,我先后以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联系中央调查部。那时李克农身体不太好,主持调查部日常工作的几位副部长孔原、邹大鹏、罗青长,后来还有冯铉都经常到我那里谈工作。

在工作中我同李克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1年1月,他的夫人赵瑛去世,我出席追悼会并致悼词。同年7月,我去看望病中的他,他对我谈了很多问题。大约半个月以后,他给我写信,建议由他主编一部《党的特科斗争史》。他在信中说,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信中说,他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让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尽管那时他疾病缠身,仍不知疲倦地坚持工作。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他勉强参加到闭幕的前一天(2月6日),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三天以后,2月9日,他走了。遗憾的是,那时我也病倒了,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从开城、日内瓦给我的来信,作为纪念。

又比如,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精简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这本来是劳动部门的事,结果也落在我的头上。精减城市人口是具体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头等大事,是我们党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被迫作出的非常决策。

总之,中央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是个“听用”。“听用”起什么作用?我想大概起个甘草作用。甘草是中药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辅药,一种调和药,一剂药里加上一点甘草,就能使这剂药更好地发挥疗效并减少副作用。过去,我常为一年四季忙到头,年终却总结不出几条成绩想不通,现在我体会到,起个甘草作用就是成绩。(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的20年》)





归根到底,中央办公厅就是承上启下,为中央服务
【研究员】:

编者按: 少奇同志为了及时指导运动,常常要批转一些材料供各地、各部门参考。按照规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发,要经过中央常委传阅同意,为了不过多地打扰各常委和争取时间,少奇同志就提出一个变通办法,用《中央办公厅文件》形式发出,从此开创了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文的先例,这种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博览财经特稿】杨尚昆说,归根到底中央办公厅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同时,它承上启下,起一个中间环节的作用。

我认为,既然办公厅是服务机构,就无权向下面发政策性文件。后来,“四清”运动中,少奇同志为了及时指导运动,常常要批转一些材料供各地、各部门参考。按照规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发,要经过中央常委传阅同意,为了不过多地打扰各常委和争取时间,少奇同志就提出一个变通办法,用《中央办公厅文件》形式发出,从此开创了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文的先例,这种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在中央办公厅的岗位上,我有幸结识了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并同他建立了特殊的友谊。在我面前,胡志明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他到中国来,我常常去他下榻的地方看他,他也常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来时经常是单身一人,不带一个随员。同他谈话,似乎是在拉家常,无拘无束。他有什么要我办的事,都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比如有一年年末,他送来一包由他亲笔签名的新年贺卡,要我分发给我们党的领导人。按说,这样的事,他应该通过越南驻华大使馆办,但是他把我当作亲密的朋友,这比经过外交途径分发亲切得多。1955年6月,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提出要参观北京新建成的官厅水库。7月6日,我陪他去了,他很高兴。在回来的火车上,他兴致勃勃地题诗一首:“尚昆同志雅正:听说长城万里长,头联东海尾西疆,几千百万劳动者,建筑兹城镇一方。”胡志明不仅把我看作知心朋友,也把中国同志都视为自己人,有些很具体的事,比如有一次他想到广东从化温泉休息几天,就直接打电报给接待过他的警卫局干部张文健。张文健当然要请示我,我一方面指示张立即赶赴广东,认真做好接待工作,保证胡志明休息好,一方面把胡志明要来我国休息的情况报告中央。

1978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小平同志建议让我暂留北京一段时间,协助胡耀邦、姚依林整顿中办的领导班子,恢复中办的正常工作秩序,体现了小平同志对我的信任。我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才奔赴广东。(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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