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
美国前总统卡特:中美建交40周年,如何避免新冷战
【研究员】:
编者按:2018年最后一天,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纪念美中两国建交40周年,同时评论中美贸易纠纷及两国关系。卡特曾任美国第39任总统,也被广泛誉为“中美关系领路人”。正是在其任内,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卡特看来,中美关系对两国乃至世界均至关重要,分歧应通过对话的双向渠道沟通解决;双方应凭借愿景、智慧和勇气,携手擘画未来。
【博览财经特稿】40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我,协力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持续30年的对立状态。这造就一个时代——以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为其特征。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叠加了与美国经济的持续交融,使两国成为全球繁荣的引擎。两国科学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美国亦成为中国学者、游客的首选海外目的地。这一关系得以维系40年,足以证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有能力为更伟大的价值而携手合作。然而,上述至关重要的关系如今却面临困难。
如果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们采择此种危险的观念,则我们两国之间爆发当代冷战就不再是天方夜谭。在这样的敏感时刻,误解、误判,或者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地区未能恪守审慎制定的交往规则,都可能令事态升级为军事冲突,从而造成全球性的灾难。
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两国同意在90天内暂停进一步增加关税,这为中美两国提供了达成永久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我们该做些什么来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进步,并修复美中关系?
其次,美国人必须认识到,正如中国无权干涉美国事务一样,我们也不具备固有的权利来告诉中国如何管理其人民。即使关系最亲密的国家有时也会互相批评,但此种往来不应成为指令或法令;而更应作为公开对话的双向渠道。中国保持了经济增长,减轻了赤贫状况,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这些成就都值得庆贺。
美国应回归巴黎气候协议,并就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与中国合作,因为抗击全球变暖的宏阔斗争,需要两国的积极参与。但我认为,双边合作最容易着手之处还是在非洲。两国都已在该地区深度介入了抗击疾病、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持和平等事务——有时是携手合作。非洲民众——一如世界上其他地区数十亿人一样——不想被迫选边站。相反,他们欢迎各方的协同努力——汇集资源、分享专业知识和设计彼此互补的援助计划。通过与非洲民众合作,美国和中国也能帮助自己克服彼此间的不信任,并重建这一至关重要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英法控制的国联能维护国际法和国际正义,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当前我国领导人多次提到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实际上是不承认国际社会有所谓的“领导国家”。
那么,世界领导国家的职责是什么?
1、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硬实力),这是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首要条件。
3、领导世界的愿望和决心,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精英,乃至公众有没有承担起领导世界重任的愿望和决心,朝野能否达成共识。
那么,美国什么时候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是如何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
从建国直到当前的美国历史演进的过程,是美国崛起、获得和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后来一直存在的定居点,开启了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历程。到了18世纪上半期,美国一共建了13个殖民地。13个殖民地在1776年宣布独立成为13个自由、独立之邦。13个邦(州)通过协商于1789年成立联邦,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出现。
18世纪晚期,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君主国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处在君主制的包围之中。一些欧洲人甚至嘲笑美国实施的共和制是一个落后、过时的制度,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无论希腊的民主,还是罗马的共和,都未能长存。只有君主制才能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广袤的土地上维持统一和长治久安。
联邦政府的建立不是通过武力和强制,而是通过谈判和协商,即通过“理性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既能对13州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又不侵犯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政府。这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建国道路大不一样。联邦的建立标志着自由在美国的确立,为美国的繁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到19世纪90年代,在联邦政府成立百年之后,美国从一个弱小的、处于世界边缘的共和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一个富有、先进的国家。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其GDP总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人均GDP也于1905年超过了英国。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发了战争财(特别是一战和二战),这是误解。美国早在卷入国际战争前(1898年的美西战争、一战和二战)就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这三场战争中也没有大发横财。美西战争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说,是得不偿失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语)。
协约国在战争期间欠美国的约110亿美元的战债后来大多数不了了之,并没有得到偿还。美国更谈不上在二战期间发财(且不说美国的战争损失,战时美国向中英苏等4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500亿美元的租借援助,这些援助多数是无偿的。另外,战后美国也没有从德国和日本索要赔款),只不过战争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使美国的损失较小而已。
美国的成功有更深刻的原因,即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作为这一制度之基础的文化和观念。这一制度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推动社会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果一个国家不是通过给公民以自由、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富强,而是通过剥夺公民的权利实现崛起,这种崛起是不能够持久的。
20世纪人类历史提供了三个这样的例子,即日本、纳粹德国和苏联。相反,英国和美国却因为建立了保障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保持了长期的繁盛,并先后成为世界领导国家。
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一些人试图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麦金莱、马汉、西奥多·罗斯福等人主张美国效仿欧洲,获得海外殖民地,加入帝国俱乐部,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世界强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愿意参与欧洲的事务,更谈不上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美国致力于巩固在西半球的霸权。
一战也自然让世界人民质疑欧洲文明的“先进性”,并瓦解了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而美国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在一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无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国际声望,都是空前的。
在这一背景下,威尔逊认为美国取代欧洲、领导世界的机会来到了。威尔逊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必须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美国不能做鸵鸟,要做雄鹰,只有美国有禀赋和能力来领导这个世界。世界各国也指望美国的领导,如果美国不去领导世界,说明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民族。
但是,威尔逊的说辞并没有打动美国人。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拒绝让美国加入威尔逊一手建立的、作为战后美国领导世界主要工具的国际联盟,实际上也就是拒绝了威尔逊孜孜以求的世界领导角色。在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心中,美国不会去做世界的政治领袖,美国只愿意做一个榜样,做一个道义上的领袖。这是美国第一次拒绝世界领导国家的角色。
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危害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甚至绝后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经济体系缺少领导国家。用经济史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话说,英国已经没有能力领导世界,只有美国有这个实力,但却对这一角色缺乏兴趣。
30年代漫画:站着的是“山姆大叔”,“民主女神”跪在山姆大叔脚下祈求他不要干预欧洲的战争,既为了民主本身,也为了美国自己。地上写着”美国,民主的最后避难所“。漫画反映出30年代后期美国人的普遍心理。
直到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朝野、两党才下决心在战后承担起领导世界、重建战后和平的重任。而此时不仅美国的实力举世无双(总体经济实力接近世界的一半,垄断着核武器,拥有最强大的海空军),而且美国也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罗斯福成为公认的世界领袖。
总而言之,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具备了世界领导国家所需要的四个条件。美国领导人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内政治经验,筹划建立了一系列战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现了国际秩序的“美国化”,这些国际组织也成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要制度工具。
但是,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很快遭遇到苏联的挑战,冷战爆发。冷战时期,美国主要通过两大战略来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其结果是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终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美国从世界领导地位获得的好处:
2、使美国可以获得世界各地的资源以促进经济繁荣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4、享受领导地位带来的荣耀。
美国获得和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至少可以留给我们如下启示:
2、决心追求世界领导地位是美国社会长期辩论达成共识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少数精英的抱负,更不是源于某个领导人的宏图大志;
4、国际秩序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国内的政治文化和经验,美国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主要源于其宪政文化和国内治理模式;
最后,需要思考的是:
中国是否应该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特别是我们能否承受领导世界带来的的责任与负担?由谁来承受这一负担?中国目前是否具有领导世界所需要的实力、威望和能力?质言之,中国领导人和民众是否已经明白,领导世界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