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大规模调整经济布局》：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稳金融、稳增长、稳开放，这三件事都做好的话，中国会度过这三年调整期，走向我们所希望的高质量增长阶段。现在还不是高质量增长阶段，是调整期，要从过去那个阶段调整到高质量增长阶段。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我总体还是审慎乐观，乐观基础是审慎，要做好事才乐观，不然就是瞎乐观。一定要做好这些事，才能走向乐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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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大规模调整经济布局
【研究员】：
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稳金融、稳增长、稳开放，这三件事都做好的话，中国会度过这三年调整期，走向我们所希望的高质量增长阶段。现在还不是高质量增长阶段，是调整期，要从过去那个阶段调整到高质量增长阶段。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我总体还是审慎乐观，乐观基础是审慎，要做好事才乐观，不然就是瞎乐观。一定要做好这些事，才能走向乐观的目标。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是2018年11月11日上午魏杰在湖畔大学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最新走势的演讲。
魏杰：我和大家一起对未来一段时间做一个交流，可能在座的知道从今年3月份开始，中国社会生活出现了六个很严重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大量的中小企业反映企业非常难做，压力很大。既有成本压力，也有资金压力。到了6、7月份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倒闭和关门，所以首先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大部分企业都在呼吁非常难做，6、7月份就开始出现倒闭关门现象。
第二个现象，企业违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期没法还债了，违约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开始是国有企业，后来到民营企业，最后到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违约都非常多，这样一来似乎债务链条的断裂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第三个现象，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这些年所谓新的经营业态陆续出现了爆雷，这几年所产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出问题。7月份时非常严重。
第四个现象，股市出现非理性下滑。原来我们心想国民经济可能影响到股市下跌是300个点到2800，结果没有想到美国股市大跌又产生了300个点，到了2500左右，股市出现非理性下跌。
第五个现象，投资人比较恐慌。因为找不到什么安全性资产，大家不知道什么资产最安全，找不到安全性资产。投资人非常的恐慌，原因就是找不到什么资产最安全，不知道。因为安全性资产像一个社会动机秤砣一样，一旦没有它的话整个失调了，压力非常大。
第六个现象，人们都感到很迷茫，预期都不看好。不知道中国向哪儿走，非常迷茫，迷茫的现象到了10月份之后更加严重了。
这样一来，从3月份开始出现了这6种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来讲对未来不是太看好。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现在出现这6种现象，为什么人们感觉到未来预期不太好，那就要分析一下才行。 分析结果发现。 中国基本面没有出问题，整个社会经济基本面没有出什么问题。中国人致富欲望仍然很强烈，动力还在，冲动仍然很强烈。尤其越到基层，这种动力越强烈。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存在，人们对利益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动力仍然很强大。 二是市场没有出什么问题，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单体市场之一，人口接近14亿，中产阶级比重还在提高，没有出现消费降级的情况。消费降级这个观点没有证据，仅仅是因为卖榨菜卖多了，方便面卖多了才消费降级，没有证据支持，中国仍然是市场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三是中国仍然是联合国所公布的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按照联合国所公布的工业门类，中国是最齐全的国家。没有出现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制造业离开中国，没有出现这个现象。最典型的东莞，是中国家具重要制造商之一，我们发现仍然存在，没有走，他们通过自我调整而吸纳了劳动力上升所带来的压力，所以工业门类仍然很齐全，这个没有发生变化。 四是中国交通设施仍然是世界最方便便利的国家之一，而且会越来越好，这样对产品突破运输压力有很大的好处，交通设施仍然是最方便、最便利的国家。 五是最高决策层没有改变改革和发展趋向的意图，虽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说法，什么民营经济离场热等等，但最高决策层没有任何一个意图要改变中国改革开放趋势，没有这个意图。 这样分析下来的话，最基本面没有出什么问题。既然基本面没有出问题，为什么出现这六个现象。后来结果分析发现，主要是5件事撞在了一起。这5件事，每一件事都有负面的东西。单个出现的话不会影响太大，但5件事撞在一起之后出现的效果，负面效应叠加。这5件事每个所带来的负面东西叠加在一起，这个就麻烦大一点，所以出现了负面效应叠加的现象，导致这6种现象的产生。 哪5件事呢： 第一件事，所谓我们正在防范金融风险。 防范金融风险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去杠杆，比如说控制房地产，比如说治理金融乱象等等，这些做法都有双刃剑的作用。在实现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都带来了负面的东西。导致企业资金链压力比较大，甚至断裂。尤其是过去高负债、高增长的企业基本没法生存了。而他们和正常企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导致正常负债的企业也没法运转。你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长期靠高负债运转的国家，直接融资占的比例很小，基本靠债务之间运作，几十年都这么走过来。
猛然一下要去杠杆，要收缩债务，企业一下受不了，导致一些负债高的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他们和别的正常负债企业有各种联系，导致正常企业也出现问题。 所谓防范金融风险这件事是对的，没什么错。问题是它带来的负面东西同时也显现出来了，从经济学来讲任何对策都是双刃剑，所以防范金融风险导致一个重要压力就是企业资金紧张情况比较严重。债务违约、资金链断裂，再加上操作中有的人粗暴的做法，盲目惜贷，使得情况更加严重。第一件事，防范金融风险导致一些负面东西，企业压力非常大。 第二件事，我们正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是结构调整，经济学界把人们生活分为需求侧、供给侧。需求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等等，这是需求侧。供给侧就是指生产侧，供给侧结构就是指产业结构，所以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原因是原来支持我们的一些产业不可能继续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像传统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产业，很难持续增长，因为它们陆续都出了问题。所谓传统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我们提出去产能化。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我们得抑制资产泡沫，标志着这些产业很难继续支持中国发展，中国需要新的支持增长的产业。 这些产业经过分析已经判断出来，知道哪些产业会支持我们，提出来三大产业未来会支持中国，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像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等，我们同称战略新兴产业，它会支持我们增长。二是服务业，服务业将会成为重要的支持中国发展的产业。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精神服务业等等，都会支持中国增长。三是现代制造业，像航天制造、高铁装备制造、特高压输变的装备制造、现代传统制造等等，都会支持中国增长。 认识到这三大产业会支持中国增长，所以正在推动结构调整。但调整需要过程，目前处于调整一个空档期，原有传统产业贡献急速下降，而新产业没有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出现结构调整的空档期。这种空档期带来的负面东西就是增长回落的压力很大，增长稳不住，收入一直往下走。所以调整结构这种空档期带来很大的压力，就是增长的回落压力很大，导致对未来判断出现预期不太明确。这是第二件事所带来的负面东西，结构调整空档期导致增长速度回落压力比较大。 第三件事，中国正在新旧动能转换。 原来支持中国增长主要是成本优势，成本优势已经急剧的消失了。按道理来讲，成本优势消失应该是技术优势递补上来，成本优势消失之后应该是技术优势很快成长起来，保证中国的增长。但现在问题是技术优势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就出现了新旧动能转换的空档期。原有的优势在丧失，新的技术优势还没有出来，导致增长回落压力比较大。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也出现了空档期，它的负面东西就是增长回落压力比较大，人们的预期似乎不是太好。 第四件事，中国正在搞生态文明改革。 你们知道十九大和过去相比最大不同点，提“五大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生态文明改革成了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我们正在推动生态文明的改革。生态文明无非两件事，一件事是要解决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废水、废气、固体垃圾的处理。这就要求提高企业排放标准，因为只要搞这个必然要求企业提高排放标准，废水、废气、垃圾的标准都要提高。另外一件事，生态环境的修复，因为这是所谓生态文明重要一条，生态环境修复。 生态混淆修复对企业也提了很高的要求，比如长江经济带，3公里之内一律不准建工厂类企业，过去建了怎么办，我们在大江大湖、大山大水旁边建了好多工厂，现在必须搬掉。生态文明改革导致一件事，企业因为生态问题压力很大，再加上我们执法过程中比较粗暴，导致许多企业关门停产，必然增长速度回落，压力非常大。生态文明改革导致一个非常麻烦的事，企业无论是排放标准还是搬迁，都会影响到现在的经济增长，出现增长速度回落压力比较大。 过去我们叫生态和环境为发展让路，只要发展别的都好办，现在倒过来了，现在是发展为生态环境让路，不同的执政思维已经出来了。原来只要发展都好办，环境生态影响力不行。现在大家看到已经很明显发展要为生态环境让路，原来一提长江经济带，大家以为要大发展，结果最后提出主要是保护，3公里之内一律不准建工厂企业，建了都要搬，都要迁，导致的结果是影响经济增长回落，增长回落压力比较大。你要什么已经很明显了，过去我们要发展，现在要生态环境，当然发展增长会受到影响。 上次我们一个制药企业在银川，因为它是好多制药企业原料生产力，结果因为生态被关掉了，我专门去看。我一看就明白了，你到底要什么，要发展继续生产，要环境就得关。我们国家山的走势都是走西走向，只有一个南北走向是贺兰山，产生了银川平原，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个平原不要20年就消失了，要什么得搞清楚。现在很明显要环境要生态，结果导致增长速度回落压力比较大。 第五件事，中美贸易战。 美国打贸易战，我们没想打，最起码我没想打，因为美国经济处上升期，从经济学判断，它下行期可以和中国打贸易战，它上行期打贸易战，这是没有想到的。原来我们判断打贸易战对我们影响不是太大，结果没有想到对人们心理影响非常大。按道理来讲，我们计算过，美国和我们打贸易战，能消化得了。但十年前打，我们肯定完蛋，就地趴下。你们可以查一下资料，2007年，我们当时增长方式是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07年GDP总量是27万亿人民币，出口是9万亿人民币，进口是5万亿人民币。出口在GDP占的比例是之差不多30%以上，顺差占GDP11.3%，这两个数据表明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 这就是美国要打贸易战，我们就地投降，因为受不了。后来08年产生了一场世界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国清醒的认识问题，像中国这么大经济体量的国家，不能把出口作为导向来发展经济。中国比较调整战略，走向内需拉动型。 我们08年开始转型，转了十年，去年实际转过来。去年GDP总量82万亿，出口15万亿，进口13万亿，出口占GDP总量的比例下降15%左右，从30%下到15%，下了一半。顺差在出口占的比重从11.3%下到1.3%，这个数据表明中国调整过来了。我们算了一下，美国打贸易战打到底，一分钱不让中国对美国出口了，对我们影响是0.2-0.5的增长，这个我们能消化得了，没什么问题。但没想到对我们心理影响这么大，只要美国宣布加税，第二天中国股市一定大跌，股民老问我们，我们又没有出口，受伤的总是我们。上市公司出口量也不大，怎么老是影响股市，因为心理问题，股市是受心理影响最大的市场，没想到心理影响这么大。 这种心理影响几乎导致对我们整个影响都很大。因为中美经济关系40年来一直总体比较平稳，一下出现这个问题，人们有一点没法判断，很担心会不会走向冷战。要真走向冷战的话，中国经济就很麻烦了，所以对这种心理影响非常大，导致人们很迷茫，预期比较差。 这5件事，每件事都有负面东西在，单个出来的话好办，结果5件事撞在一起，负面东西也撞在了一起，就出现了经济学的概念，负面效应叠加。负面东西撞在一起，负面效应叠加，最后导致中国经济从3月份到现在出现了负面效应叠加现象。
这种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没有进入衰退期，而是进入调整期，这是一个重要判断。 因为从基本面来看，我们没有进入衰退期，原因是5件东西撞在一起出现负面效应叠加，标志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我们估计调整期最少需要三年时间。
2018、2019、2020年，需要三年调整才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口号，要真正转向标准化，三年将是调整期。调整期把这些负面的东西逐一加以解决之后，中国经济才能进入到所谓高质量增长期。 中国经济实际上没有进入衰退期，是进入了调整期。怎么调整，逐渐形成共识，大致上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必须稳住金融。 金融必须稳定，金融不能出现大起大落，所以第1件事是稳金融。因为一旦金融稳不住的话，调整期很难渡过。总体实体经济发展是要靠金融支持，金融一旦出现大起大落的话，可能这个调整期就会出现混乱，所以做的第1件事就是稳金融，金融必须稳住。 怎么样稳金融呢，估计要做五件事： 第一件事，控制好货币政策。
金融的核心是货币政策，一定要控制好货币政策。控制好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一方面要防范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要保持增长的需要，这两个必须结合在一起。 这样一来，控制好货币政策有三个要点很关键，一定要掌控好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保证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不能变。如果货币政策再次走向宽松的话，那么金融风险一定会爆发的，不用考虑，一定会再次爆发金融风险的压力，所以还得要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稳健。保持中性稳健一个重要的指标，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要控制好。 在座的知道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可以简单理解为生产货币的速度，货币发行的速度，可以这么简单理解。这个数据必须控制好，因为这个数据标志着货币发行的情况。中性稳健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必须处于低速运转才行，按照经济学原理来讲，GDP增长速度加上通胀率，再加一个参数就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这一条来看我们基本上控制好，9月份货币增长速度8.3%，你们知道过去都是在两位数以下，年平均17%，现在已经控制到一位数，8.3%，那就是GDP6.5%再加上通胀率2%，再一个调整参数，就是它应该有的数据。看来这一条现在做得还不错，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在一位数，9月份只有8.3%，10月份数据还没有出来。一定要保证这个数据处于中性稳健，这个数据控制不好的话会发生很重要的经营风险压力，控制好货币政策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稳健。 二是流动性充足，保证流动性充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流动性必须能满足，叫流动性充足。这一条看来最近在调整，要保证充足。怎么办呢，要动用好多货币工具，比如说降准。前几天又是逆回购1500亿，等于向市场又释放了1500亿流动性。这样以来货币政策一个重要要点，保证流动性的充足，那么要动用货币政策工具，最近陆续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企业对资金的正常需求，流动性充足，这一条看来能够保持住。 三是货币政策必须顺畅的实现目标。传导机制必须顺畅，比如说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民营经济，这是定向的目标。怎么能够传导出去，那就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必须顺畅才行。比如最近为了支持民营经济对银行的考核指标增加一个新指标，就是比例控制。假定今年放贷100亿，必须保证40%贷向民营经济，有严格的考核指标。过去是口号，现在是指标了，能够保证顺畅的流向民营经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顺畅要做一些机制调整，目前调整最大的就是对银行贷款结构性控制，今年贷去多少，多少流向民营经济，有质量要求。 郭树清同志最近讲了，大银行最起码1/3贷款要流向民营经济。中小银行2/3贷款必须流向民营经济，五年后达到50%流向民营经济，这是搞结构控制。这一控制，就保证了货币政策能够传导机制顺畅。过去老讲支持民营经济，支持不了原因就是因为传导机制有问题，传导不下去，现在必须顺畅传导。再是支持实体经济要规定一下今年贷款，比如100亿，90亿必须流向实体经济，非实体经济是10%，这才能叫支持实体经济。对所有银行用新的考核指标，新考核指标达到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传导机制顺畅。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民营经济，传导机制上必须顺畅。最近正在做调整，我估计一个月以后大家会普遍感觉到确实支持实体经济了，支持民营经济了，因为传导机制做了调整，要顺畅的传导下去。 我们做的稳金融第一件事，控制好货币政策，主要是这三个点。一个是坚持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二是保证流动性充足，能够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三是传导机制顺畅，能够实现既定目标，比如说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民营经济，这就是稳金融要做的第一件事，控制好货币政策。控制好货币政策主要有三个点，一个是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稳健；一个是保证流动性充足；一个是保证传导机制顺畅。这三条如果调整好的话，我们能够实现稳金融的目的，就是所谓稳金融要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去杠杆政策，去杠杆政策现在要加以调整。
去杠杆没错，因为杠杆确实很高。按照今年第一季度公布数据，政府负债占GDP总量的35.2%，这个数据偏低。偏低的原因不是弄虚作假，是因为把政府负债没有统计进来，划到企业负债里了。二是企业负债是GDP增长的159%，这个数字偏高，企业负债没有这么多。高的原因是把两级政府划到企业负债里了，一个是开发区负债，一个是地方融资负债，把这两个去掉的话其实企业负债只是占GDP总量130%，没有这么高。借债主体性质确实是企业，如果去掉的话企业真正负债是GDP总量130%。三是个人负债占GDP总量55.8%，在座的2015年年底个人负债占总量30%，2016年、2017年这两年急速上涨，现在到了55.8%。个人负债里主要是房贷和车贷，城市主要是房贷，农村主要是车贷，导致个人负债的上升太快。虽然没有到达红色警戒线，但是上升太快。这三种债务加起来，整个社会负债占GDP总量的250%，确实太高。按照有的学者计算，社会负债上升到GDP总量270%时，就会引爆一场严重的金融风险，今年年初我们开始去杠杆，就是降负债率。 从上半年经验和教训来看，似乎有点太猛了，而且有点一刀切。7月31号那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调整一下去杠杆政策，两个调整。一个是控制好去杠杆的力度，力度必须控制好，不能太猛，太猛的话企业受不了，要控制好力度。多大叫力度，什么意思，谁也没有估过，到底具体多少，谁也不清楚。我是查了一下相关决策部门的信息，体会到所谓力度就是指不是今年把杠杆去降到正常水平，是用三年时间。先把杠杆率从250%降到200%，200%还高，不着急，三年之后再继续降，再用两年时间降到正常水平，五年时间才把负债降到正常水平。如果前三年从250%降到200%的话，去杠杆40万亿，一年13万亿左右。13万亿左右，企业承受得起，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样一来，力度上调整之后，大致就会保证既能防范金融风险，又能保证企业资金链不会断裂，保证企业资金需求。 一个调整是所谓控制好力度；第二个调整就是要结构性去杠杆，那就是不再搞一刀切了，民营经济杠杆率就不高，对他们就不要再讲所谓去杠杆。结构性去杠杆，谁的杠杆高就去谁的。我定了两个重点，一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地方政府债，这两个确实有点高。国有企业去杠杆和地方政府去杠杆成了结构性杠杆的重点，国有企业去杠杆，我看了一下，上半年大致上通过两条办法把国有企业新增杠杆已经控制住了，就是新一轮负债已经被控制住了。国务院发了一个严格的文件，所有国有企业负债必须要达到应有标准才行，从央企开始。文件很严格，组织了负债继续上升。另外一条提出来，我们不再搞刚性兑付了，国有企业债务，国家不再多给。过去国家是都给的，叫刚性兑付，国有企业借钱没有问题，最后能还出来，因为国家兜底。上半年正式提出国家不兜底了，都是有限责任，所以对国有企业借钱，买国有企业债券要悠着点，有可能钱回不来。 好多国有企业最后处理都是破产重组，好多钱等于打水漂，回不来，国家不再搞刚性兑付。严格上讲，现在没有所谓保本理财项目，因为都是有限责任。这种调整就导致国有企业新增负债速度已经被控制住了，现在是存量怎么办的问题，过去借的怎么办。后来定一个思路，就是国有企业存量解决，负债的解决要和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怎么结合呢，国有企业改革今年是两个重点，一是确定主业，主业必须确定。主业确定之后，非主业资产必须卖掉，必须变现。变现的钱不能用新增投资，必须还债，通过非主业变现来还债。国企改革第二个重点就是混合经济，要大规模推动混合经济，要大量吸纳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等于增加了国有资本的资本金比例。份额做大了，份值做下来。最成功的就是联通改革，联通混改一个重要结果，把联通负债降下来了。怎么降下来的呢，是以国家上升为绝对控制权降下来，国家对联通没有控股权了，通过混改把负债降下来。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存量似乎有点回落。 另外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现在把新增债务已经控制住了，上半年“三条办法”很严厉。一条办法，把开发区负债全部掐断了，一律不准开发区贷款。开发区是地方政府负债重要的通道，今年上半年彻底掐断了，一律不准贷。我估计明年开发区基本熄火了，就靠贷款运作，一下掐断了。二是清理了PPP项目，3P项目做了清理。地方政府现在负债重要通道是3P项目，中央财政已经全面做了重新清理，3P项目清理之后等于把地方政府新增负债控制住了。三是中组部下了一个文件，任何干部提升或调动增加的考核指标——负债率是多少，不是看你把GDP搞了多少，修了多少路，要查一下负债率是多少。超过负债率就地免职，永不再用，很严厉。最近免了几个县委书记，就是因为负债率超过了标准。尤其是贫困县，大家注意到最近免了好几个县委书记。这个指标就把乌纱帽连在一起了，导致不好再增加负债率了。 这三条办法实际把地方新增负债已经控制住了，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存量怎么办，过去建的怎么办。我去一个地方，每年GDP总量只有10万亿，负债200万亿，你想这怎么还。全国31个省市，只有6个省市向中央交钱，别的都是靠中央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你想想这一来，它怎么还债，还债无非两条办法，一个税收，一个卖地。税收基本上好多没法还，因为靠中央转移支付了。另外一个卖地，现在不断的流拍，我估计未来存量债务最麻烦的是地方债务这部分怎么办，是一个大问题。 有人老问我，为什么偏爱央企，央企都处于产业的上游，中央平衡各地财政就靠它的税收利润，一年超过3万亿。虽然效率很低，但钱是给国家了。民企效率是高了，但钱不是给国家了，有人不理解，所以你要理解，靠它平衡全国各地财政。央企都处于产业上游，下游很厉害，都在赚钱。虽然央企效率并不高，但它给国家交钱了，这个可以平衡。这是一个很大问题的存在，地方负债是一个大问题，结构性去杠杆，我估计所谓国企这部分还有点失落。地方政府基本上现在没有失落，杭州没有问题，浙江没有问题，但好多地方是有问题的，有问题比没有问题的多，所以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但是慢慢解决它。这次会议没有再提去杠杆了，我估计去杠杆政策在未来要做一点新的调整。把去杠杆转向稳杠杆，原因是什么呢，今年差不多目的达到了，今年去杠杆力度很大，差不多已经完成指标了，估计将逐渐转向稳杠杆。先稳住，别着急，先稳一段时间，让增长有所恢复再说。去杠杆政策将转向稳杠杆，可能是下一步的调整。 要控制好去杠杆政策，大家看到今年以来已经调整第二次了，7月31号是第一次，提出控制好去杠杆力度，结构性去杠杆，不搞一刀切。这次会议没有提去杠杆问题，可能我估计将走向稳杠杆，先稳一段时间再说。去杠杆任务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是一个过程，可能逐渐走向稳杠杆。未来几个月，去杠杆要走向稳杠杆，这是对的，因为你要保证金融稳定，金融不能出现大起大落，所以要走向稳杠杆，适当把杠杆稳定在目前状态下。 我看了一下数据，到8月底时，杠杆率已经从250%降到242%，这是8月底的数据。说明差不多今年实现了把杠杆上升势头控制住了，这个条件下应该逐渐稳一段时间才行，不宜过猛过快，将转向稳杠杆。12月份以后，人们会感到资金紧张情况逐渐得以缓解，整个社会资金需求会得以缓解，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就是稳金融要做的第二件事，随时调整和控制去杠杆的政策，既保证防范金融风险，也要保证经济增长需求，这是稳金融要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稳外汇。
外汇必须稳住，大家注意昨天央行正式公布了货币政策报告，第三季度政策报告时关于外汇有一个提法，“更加注意市场的调节作用”。这次变了，这次很明显知道，更加注意对外汇国家的调控作用，再一次告诉大家外汇不能出事。稳外汇看来已经基本确定下来了，外汇不能出事。上一个季度货币政策报告还在强调市场作用，这时候明显强调国家的作用，就说明稳外汇是稳金融的重要因素，外汇一旦出问题本币就出问题了，整个社会的秤砣就不见了，出现大动荡。稳金融关键要稳外汇，昨天公布的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再一次强调稳外汇的重要性，而且国家会释放这方面的作用。怎么稳呢，两个提法，一个，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这是一个提法。有人曾经问我这句话具体指标是什么，多少叫持续贬值，多少叫不持续贬值，一个数量。从现在来看就是不能破7，可能是一个指标。你们注意，有两次即将破7，8月21号，前几天即将破7，但两小时之后立刻反弹回来，一定是“央妈”动手了。最近央行副行长再次向世界宣布，你们想做空人民币的人悠着点，咱们交过手，警告你别做空人民币。不能破7，可能就叫不能持续贬值。从目前状况来看，不能持续贬值的意思就是指不能过期。因为连续两次即将破7，最后反弹回来，说明决策者意识就是不能持续贬值就是不能破7，这是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就是外汇储备量不能持续减少，多少叫不能持续减少，多少叫减少，看来这个数字很明确，就3万亿，3万亿是底线。10月底已经到了30500多亿，9月份下得很厉害，一下掉了200多亿，有人担心3万亿能守住吗。我估计3万亿是一个标底，不能低于3万亿。这样稳外汇的两个目标，一个，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一个，外汇量不能持续减少。 怎么实现呢，我估计会做四件事，一是外汇改革中已经放开的项目会继续坚持。比如一张身份证一年可以买5万美金，出口求学这些都会放，不会改了。没有改的暂时停止，对个人来讲三项海外投资基本全面叫停了，海外不动产投资，要是没有放开，要么走地下钱庄，要么搞虚假贸易账户，要么是人带出去。现在对不起，要买千万别张扬，要查出来都是问题。大家注意，这方面可能会严厉起来了，过去灰色地带现在不行了，个人海外不动产投资基本要全面收紧。海外证券投资，美国市场买美国股票，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放，现在告诉大家，不放，停止了。海外投资类保险投资也全面叫停了，我们放的是消费类保险。过去灰色地带在香港刷银行卡，现在只能刷消费类，投资类刷不了了，因为全面叫停了。个人三项海外投资基本不讨论放开问题了，不动产投资、证券投资、投资类保险投资，因为它要稳外汇。 过去海外用银行卡提现没有限制，现在一个人一年就是10万人民币，有限制了。而且最近还推出了很绝的一招，远期外汇交易风险准备金率从0提高到20%，银行要卖100美金的话，要向央行交20块钱风险准备金。最近我调研，现在放开的也不好办了，买外汇老找各种托辞，不给你卖。一个人5万美金，各种托辞，实际都标志一个信号，外汇收紧，因为要稳住外汇，这是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海外并购，技术类并购继续支持，没有问题，要多少外汇给多少外汇。但非技术类全面叫停了，去年政策还是严格审查，今年全面要叫停了。发改委正式发文6大类海外金融投资一律不准干了海外买影院、酒庄、俱乐部全面叫停，去年是严格审查，今年是全面叫停。还放出风来，过去在海外买了这些东西的企业和个人，把外汇怎么出去，现在再怎么倒腾回来。要不倒腾回来，咱们走着瞧，有威胁的意思。现在好多人都在海外卖这些东西，把外汇倒腾回来。最近公布了民营企业40年来100位民营企业家，前几年在海外买买买的企业都没了。为什么呢，先把外汇倒腾出来再说。要不倒腾回来，咱们走着瞧。实际就是告诉大家，外汇全面收紧了。海外并购，技术并购继续支持，非技术类全面叫停。 第三条办法，“一带一路”投资，将使用人民币投资，不再动用外汇储备了。“一带一路”投资未来将全面使用人民币投资，不再动用外汇储备了，因为要稳住外汇。实际用人民币投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一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样一来对稳外汇有意义，“一带一路”我们是投资主导方，有权力权利什么样的投资，没有问题。估计“一带一路”投资未来将更多用人民币投资，减少外汇储备，稳住外汇。 第四个办法，在资本项目中做更多运作，外汇进入中国有两个通道，一个是贸易项目，一个是资本项目。现在贸易项目顺差收窄，外汇进来速度在放慢。那么要保持稳定的话，得要在资本项目下运作才行，估计下一步会在资本项目下加大运作的力度。比如最近在香港发了50亿人民币国债，调节了香港美元和人民币的共处关系，对稳定外汇有意义。如果再发50亿美金国债，等于外汇储备增加50亿。现在国际上好多对中国长久是看好的，有的国家，我个人愿意来买外汇所谓国债，我们要发50亿美金外汇国债，等于外汇储备增加50亿。发人民币国债，稳定汇率，发50亿美金的话等于外汇储备增加。下一步国家会在资本项目上频繁运作，一定会调整，因为要稳住外汇。贸易项目下，因为所谓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影响了中国的出口，所以顺差在收窄，但资本项目还可以合作。 尤其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有一些大的动作，今年上月份，我们在上海成立石油期货交易所，明确宣布上海石油期货交易所交易的货币是人民币，人民币长期和石油挂钩了。过去长期是美元和石油挂钩，你们知道美国和我们打贸易战是必然的，我们等于捅了它一刀。现在世界三大石油交易所，伦敦、纽约、上海，交易不用美金了，正式宣布产油国在我们这里卖了石油之后拿了人民币，随便可以在中国上海黄金所买黄金。世界发现中国这么多黄金储备，我们是黄金储备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样一来可以支持外汇的稳定。实际上很多对上海石油交易所认识不足，不知道什么意思，实际这是一个重大的中国决策。这条决策推出来之后，应该讲外汇基本上能控制住，大家不用太担心。 总体来讲，稳外汇就是这四条办法，外汇应该能稳住。外汇只要能稳住，只要这个“秤砣”不会出事，秤砣只要在，转型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金融波动。 稳金融的第三条，稳外汇，大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这是稳金融要做的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稳股市，股市必须稳住，过去对这个事情认识还不是太足，现在意识到本市场必须要稳住，想办法稳住资本市场。
怎么稳资本市场呢，现在看来有三条办法，第一条办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质量必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的话，谁敢买你的股票，可能人家不会买你的股票，所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凡是与提高质量有关的重组并购都可以放开，只要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话，可以推动重组并购，都可以。第二条，减少行政对股市的干预。监管部门不要干预股市交易，只要做一件事，保证公开透明。公布信息公开透明，信息的公开。第三条，需要长期资金支持。中国股市不稳定没有长期资金支持，所以像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可以入市，下一步推动这种中长期资金进入股市来解决问题。这三条如果能做到的话，应该能稳住资本市场。 最近好像一直在跌，最近又跌到2600以下。我估计与一件事情有关，就是在上海宣布上交所改一个新的板块，科创版，而且要搞注册制。这是好事，既是改革，又是推动技术创新，科创版对中国技术创新募集资金有好处，而注册制等于股市改革手段，本来有好事。但对股民的印象是要扩容了，所以股市往下跌。这样一来，大家注意股市的问题很复杂，这三条基本对策应该没有问题，这是对的。但因为人们对股市的判断在现有股民所谓心里还有一些问题产生作用，本来是好事，没有想到一公布股市就跌了。原因是人们觉得要扩容，一旦扩容会不会股价上不来。
本来是两项改革都在这里，一个推动科技版正常融资，一个把审核制变为注册制。既是科学创新改革，也是所谓的体系改革。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好消息变成负面东西，导致跌了，我估计人们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个做法是对的，没有错。实际都在保证一个所谓上市公司质量问题，我们放开科创版和注册制就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好企业容易上市，但短期给人的印象是扩容，所以导致股市跌，这没什么问题。 但有一条可以看出来，决策层对股市稳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次讲得很清楚，股市必须稳定。股市不稳定，金融就稳定不了，所以下一步稳金融重要内容就是要稳股市。这次上海政策宣布，我觉得应该是利好消息，结果变成利空了，总体来讲是要稳股市，这是稳金融要做的第四件事。 第五件事，防止资产泡沫破灭，引爆整个金融动荡。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房地产是个大问题了，明年考验我们能不能稳定金融的关键是房地产。过去房价上升很快我们有办法，中长期对策，中短期都已经有对策。但万一大跌怎么办，房地产既不能涨得太快，也不能跌得太快。房价跌得太快，等于泡沫就破了，破了也不行。今年有两类金融机构应该是基本出清了，一个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该报的都报完了。第二个是股市已经跌到最低点，实际上分散性金融风险已经爆发了，不是系统性而已。系统性还有一个银行金融机构，银行现在没什么事，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市已经出清了。但是银行不能出事，它要出事就是整个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了。银行不能出事的前提是房地产不能出事，这是重大问题。 明年我们遇到稳金融最主要问题可能是房地产问题，最近房价开始回落了，北京二手房回到2016年的水平。如果再往回落的话，落到什么程度能够稳住金融，值得我们研究。明年稳金融主要问题，主要是房价大跌怎么办。房价如果大跌，你们知道中国人财富65%是房产，等于所有人财富要缩水。第二条，现在信任关系基本建立在房价基础上。一旦大跌会不会导致整个信用贷断裂，而且现在好多财产和房产，像上市公司，他们控制房产在1万亿左右，那样暴跌的话是什么结局。明年对我们来讲一个重大的压力，可能稳金融核心是房地产问题。这条如果能稳住，渡过这个难关的话，2020年稳金融问题就比较轻松一点。 现在看来，下一步最大的问题是关于房地产问题。我们能不能稳住，房价上升太快不行，但下跌太快也不行。应该在什么状态下能够稳住，值得中国研究。从国际经验来看，像美国、日本，你们注意研究它，每次金融风险引爆的都是房地产。美国上次引爆08年金融风险背后是什么，就是次贷危机，是房地产引爆了整个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下一步一个重要问题，是房地产能不能稳住。稳不住的话，可能麻烦就大一点。明年稳金融核心问题是房地产问题，房价能不能下行在我们需要的范围内。而且现在看来有些市场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标准，一旦出现连锁反应的时候就非常麻烦了。 北京现在就很头疼，基本有价无市。挂牌价格在那里，最后交易时都必须降价。今年3月份以后，我在北京中介机构上了十天班，因为你不能光看统计资料，得体验一下，要观察一下买卖者心态怎么回事。我就发现一套房子总价格在500万，还有流动性，而且绝大部分是刚需。一上千万，流动性就很差了，一上三四千万基本没流动性。有一天一位先生要卖奥运村边上一套房子，面积比较大，挂牌价格3500万，挂了半年没有人问，很着急。那天专门自己来到中介机构，刚好碰到我跟他聊，他告诉我一直没有人问，很着急。结果来了两位看房者，他特意热情告诉人家说，这是精装修，而且没有住过，可以拎包入住。如果一次性付款的话可以打折，3000万怎么样。那两位老兄听完之后来一句，老兄，我们不是缺那500，缺那3千万！ 这就让我注意到一个问题，房地产谁接盘，你思考一下，是个大问题。明年如果出现房价回落太快的话，一些房地产政策就要缓步出来，比如房地产税，不能那么着急了。太着急会加速下跌，加速下跌结果并不利于稳定。明年和今年一样，有些政策，像去杠杆政策，今年我们发现问题赶快调整。房地产政策一样，一旦发现不对称马上调整。调整期、调整期，都得调整的意思。没有一个一直坚持的，一旦发现不对就得调整。明年的关键可能是稳住，房地产是个大事。房地产稳住，才能稳金融。稳不住的话，金融就稳不住。 在座诸位房子太多的人要注意一下，建议大家要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有事市场力量是控制不住的。明年关键问题，稳金融核心是房地产能不能稳住，是个大问题。如果能稳住的话，应该说金融就能稳住。今年考验我们的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引爆，所谓股市非理性下跌，我们感悟到明年关键，稳金融核心是房地产问题。总体来讲，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稳金融，大致就是这5件事。这5件事做好了，金融才能稳住，调整期才能渡过。金融稳不住，调整期走不过来，没法走向高质量增长阶段。 第一件事，稳金融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刚才讲到中国进入调整期，调整期要做三件事，一是稳金融；二是稳增长；三是稳开放。
增长不能出现太多下滑，一旦出现太多的下滑，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情绪。 怎么稳增长呢，大致上要做这么几件事，一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因为货币政策刚才讲到既要防范风险，它的运作空间是有限的，不能改变货币政策的走势，就是稳健中性，不能走向宽松。这样一来稳增长重要政策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无非两条办法： 一条就是减税费，税费必须减。上次我们减税，减就减了，但上次减税有一个问题，所有房地产企业减了1/4税，制造企业没有减。大家非常有意见，一方面减那么多税，结果没有感觉，因为操作上有问题，导致房地产企业基本都减了1/4税，你问他们，他们都很高兴。但是制造业基本没有减，这就要吸取一个教训。你们知道最近一个文件正在会签，增值税现在三个档次准备合为两个档次，群体性下降1个点。一个点，两税合了之后在一个点应该挺大的，这个文件出台的话影响太大。昨天税务局长已经开会讨论了，正在讨论更大规模减税，增值税要做大调整。这样一来，可能对企业减税应该说有好处的，我估计这次可能比较大，所有企业都会感觉到真减税了。不像过去只有国务院感觉减税了，大家都没有感觉。因为9月份税收的政策只有6%，低于GDP增长。没有减到应该减的方向上，这次税费减的可能比较大，这是一个。费，这次所谓“三险一金”，或者“五险一金”下调，这个明确了。
虽然大家知道我们征收机构变了，但不会增加税费，还会减少。税费减免在今后经济工作会议上会正式宣布，一个重要的变动是减税费，要让大家感觉到减税费。财政政策一个积极的办法是减税费，而且这次力度要大，让所有人感觉真减税费了。第二个办法就是加大财政投资，财政投资不能搞经营性投资，只能搞基础设施和民生的投资。基础设施和民生的投资今年要进一步加大，明年可能也会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民生投资在明年国家预算里面力度会比较大，这样一来可增加整个社会投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明年上半年一个是减税，一个是增加财政投资，这两项动作出来的话对稳增长将有很强的意义。因为不做已经不行了，必须这样做了。这是稳增长的一条，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最近决策层不断调研，不断讨论，而且涉及各个层面的问题都在讨论，金融会议应该会宣布这些重大的决定。明年稳增长作用上，财政政策会有很大的作用。 二是加快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必须加速，原来我们预见的三个产业要加速推进。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八个要点，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这八个要点必须加速推进。推进过程中一方面释放市场力量，另一方面还要加速国家对这些产业的扶持和推动。像人工智能，中国未来要站在世界第一团队里。凡是市场上这些企业做得好的，国家可以拿钱进行投资，投到一定程度完成这个阶段撤出来。像腾讯做医疗影像不错，确实不错，怎么办，国家加大投资。现在腾讯的技术把人五脏六腑都拍得清清楚楚，以后看病都不一定见医生了。原来我们估计科大讯飞会在语音人工智能上有突破，结果最近负面东西太多。实际上它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想办法尽快推动。凡是在这些方面已经看到有技术突破的，国家应该再推一把，让它尽量能够完成这些方向，实现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最近我看了一下，这些方面确实进步蛮大的。这几个要点上，我分别跑了一家企业，一共跑了8个企业。我发现这一方面，这几年确实进步很大。我估计也就三年左右时间，这八个要点上经常会冒出来一些企业，可能会释放很强的增长力，要加快战略新兴产业的推动，不能再等了。要尽量缩短这个调整期，让他们尽量释放很强的作用。 服务业，要尽快加速推进。 前几个月我就看一个老师，91岁了，我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大弟子，不认识我了。一见面问我是谁，刚讲完过了两分钟，又问你是谁啊。他儿子告诉我，老先生得了老年失忆症患者，没法家庭养老，不认识亲人了。告诉我雇了三个保姆，最后发现三个保姆把老先生捆在椅子上自己玩去了，我就想到机构养老是很重要的。我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我的辅导师母亲75岁就是老年失忆患者，90岁才去世的。15年在哪儿生活的，日本托老所生活。日本两个机构很大，一个是幼稚园，一个是托老所。他曾经领我去看过他母亲，我才知道15年她母亲在托老所度过，而且度过的非常幸福。为什么，它的托老所分得很细，其中一个部是老年失忆患者部，住的就是这些人。我专门看了一下，结果副部长告诉我，在这里养老失忆患者救治的人，最低是大学心理系毕业的，否则无法在这里救治。因为这些人经常会讲莫名其妙的事，要正确应对。 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一天刚从办公室出来，碰到一个老年失忆患者，说中大奖了，2个亿。他马上说这件事他知道，确实中了两个亿，中的号码是多少，就告诉这个老人说这两个亿存在银行了，密码是多少多少。结果患者就很高兴，要是没有，他就要砸东西，所以要应对。这些人每天傍晚都很烦燥，每天傍晚要编故事。有一天中午新闻联播播了一个消息，日本首相要到他们城市来了，他们傍晚就宣布一个消息，今天日本首相要来看大家了，结果大家早早上床休息，结果第二天忘了这个事。他们有时候不愿意打针，结果医生告诉他们这个医院是他们创办的，要自己去体验一下，结果整齐排队打针去了。 这些产业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回报一定很高。美国一就业就开始交养老基金，一辈子为这个事奋斗的，就为了未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刘鹤副总理讲得很对，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带来一个很重要需求，养老需求，很大的市场。现在我们讨论市场保证制度是政府要做的事，而养老是个产业，不是养老保障，是产业的问题。这些服务都有巨大需求，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些服务业。我估计像服务业，无论哪种服务业未来在中国都有很大的前途，因为它以人口为基数。中国接近14亿人，所以服务业市场在中国未来对于增长贡献奖是巨大的。 现代制造业，制造业分两种，一个叫传统制造业，怎么划分，不是谁现代，谁不现代。是按照生产产品社会性质划分的，凡是生产私人产品的都叫传统制造业。汽车为什么划为传统制造业，因为它生产私人产品。凡是生产公共产品都是叫现代制造业，不是谁现代谁不现代，是按照社会性质划分的。我们国家私人产品严重过剩，吃穿用住严重过剩，传统产品严重过剩。公共产品生产严重短缺，所以生产公共产品是一个大力发展的方向，发展现代制造业。怎么发展呢，定了五个重点，一是航天制造和航空制造，航天计是卫星，航空机就是大飞机。二是高铁装备制造，这是一个重点，中国市场巨大，而且完成所有技术创新。三是核电装备制造，中国新能源厂未来发展重点是核电，2030年发电总量33%来自于核电，核电装备是重要的内容。四是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中国现在在准备改造中国电网，利用特高压技术。所谓特高压技术把电能传到5千公里之外，电力传输高速路，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就列为重点。五是现代船舶制造和海洋装备制造，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远洋海军，支持远洋海军重要工业部门就是现代船舶制造。 总体来讲，现在定了这样五个重点，要加速推动。一旦启动起来，对我们增长贡献是巨大的。现在可以看到加快结构调整主要是这三个产业，一个是战略新兴产业；一个是服务业；一个是现代制造业。结果上次讨论中有些民营企业问，除了服务业好像都干不上。错了，实际上最近讨论的国有和民营，产业结构上发现有两个特征未来很明显，一个是基础性产业，应该由国有企业完成。比如非竞争性的，投资量很长，时间很长，比如大飞机发动机，个人投不成的，回报率回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功。基础性产业，重型机械，投资期较长，应该由国有企业来做。二是实现民营和国有所谓分工协作，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制造业未来方向是分工协作。一架飞机零部件600多万以上，你不能搞一个零部件生产吗，未来一定走向分工协作。像上海三工集团就干一件事，设计和组装，所有零部件都是招标采购。高铁那么多零部件，除了底盘是中车控制之外，别的都是招标的，你还不能搞一个过来！ 未来民营和国有重要分工就是，国家可能第一方面主要做基础性产业或投资量很重的产业，而民营经济做所谓消费产品。分工协作，零部件配套完成推动。这样一来对民营和国有产业布局将越来越清晰了，大家都有事干了。不是没有事干，好多都有事干。你想想船舶制造涉及到那么多产业，你还不能做一个零部件！我一个学生，她给现代船舶搞零部件配套。一个女学生办这么重的企业，就是零部件配套，分工协作。未来民营、国有在产业上分工，在一个产业内部也实现分工，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来推动发展。 下一步这三个产业上，我们应该加速推动，将有巨大意义。我估计中国会缩短结构调整期，可能下一步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上会进一步缩短这个过程，尽量推动结构调整能够尽快让通过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上市。国务院这次开了好几次座谈会，实际就是想加速调整期缩短。只有调整期缩短对稳增长才有意义，而且中国已经明白现在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非常优势的地位上。现在这种发达国家都在搞创意经济，搞了半天发现创意只能在中国才能落地。像美国在苹果怎么都干不了，在中国就火起来了，因为所有配套部门都有。我们比发展中国家又高一个层次，让整个产业链处于优势地位上，所以必须加速推动结构调整，这是稳增长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技术创新。短板一个重要约束条件是技术，一个芯片折腾我们没有办法。大家知道我们每年进口芯片的钱是4000亿美金，和进口石油的钱是一样。我们最大短板是技术，技术创新必须加速。而且不能再喊口号了，要踏实的干。应该明白企业要做什么，国家要做什么，得搞清楚。技术创新一个重要平台是有现代化的实验室，没有现代化实验室，谁也不可能搞金融创新，那不是喊口号。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是现代化的实验室，没有这个现代化实验室，谁都做不成。这个靠企业不行，国家必须出手，要建立现代化实验室体系为企业服务。
最近这个动作已经开始了，北京要建立三大科学城，环球科学城、未来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建成后向所有民营企业开放，有的是免费，有的是收费，都对企业开放，因为企业离开这个平台没法搞技术创新，没地方做实验，这个地方国家提供，有构建所谓实验室经济了。杭州也成立了西湖大学，西湖大学只搞三个专业，生物生命工程、人工智能、互联网，不搞别的专业，从博士开始。博士重要的是实验室，没有实验室怎么干博士。博士就是整天在实验室干活的，你的工作就是养细菌，不然怎么搞生命工程。再加上浙大，阿里巴巴也在搞实验室。没有一个平台，任何民营企业没法搞技术创新。 搞药的企业，国家得提供大量实验室，为国家服务。企业在这儿做实验有的就是免费，最终是主要提供服务，这种技术创新必须加速。美国技术创新厉害的原因就是有庞大的实验室经济，为整个社会提供平台。这种实验经济供你所用，才能获得各种诺贝尔奖。我们没有这种平台，国家必须组建。现在思路基本清晰了，差不多三五年时间就显现出这方面努力了，所以要加大技术创新的推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第四件事就是必须深化改革。而且现在的改革已经搞了40年了，不能像过去那样了，要在40年改革基础上改革。民营经济问题必须加快改革，如果不保障民营经济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那怎么行。过去大家都是无产者，啥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人成为有产者，有产了当然担心自己至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问题，那你必须解决民营企业的问题，这是重要的改革。如果不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移民了，怎么搞经济。
当然也别移民了，移民没啥意思，最后会发现还是中国能赚钱，必须保证安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保证私人产，保证人身安全。我估计下一步对民营经济人身安全和财富安全保证将更加具有意义，要做三件事：一是凡是不具有司法权的机构一律不能查封私人财产，要做严格鉴定。二是即使司法机构也不能随便查封，要以立案为标准，限制了司法机构权力滥用。三是司法和行政的分离，司法体系和行政必须分离，不分离就很难保证财产。 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应该做这些事，真正保证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怎么赚钱，他很清楚，你不要教他怎么赚钱，把这些事做了就行了，保证财产和人身安全是最关键的。现在人们之所以老担心财产和人身安全，尤其有钱之后更加担心了，所以应该推动它。未来要保证企业阶层，而且要强调企业精神，这是关键。中国重要的政治改革应该形成真正的商业社会，所谓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精神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这个改革是最为重要的改革。我估计这个改革能做好的话，对下一步发展将是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叫改革开放再启航，意思就是不是过去的改革，是40年的技术，再启航。最近大家看我们过去叫纪念改革开放40年，现在叫庆祝。纪念的意思是结束了，庆祝是还要继续。最近中央要开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改革开放再启航，就是要推出一些重大决策。一方面总结过去40年，另一方面要展望未来30年。纪念就是这个事过去了，庆祝的意思是还要进行，所以会进一步推动改革。 最近民营企业总是讲六条，最关注的人身安全和财富安全，他们最关注。因为怎么赚钱，他们都会，很清楚，只要保证人身财产安全。这一条要在法律上落实，必须要落实。现在《刑法》《民法》里已经做了具体规定，好多人没有看。《民法总则》去年两会已经通过了，里面有对财产保护清晰的内容。下一步整个社会要造就一个氛围，保证民营企业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是领导人讲的第6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中国改革会进一步推动，不会停止的。而且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改革有些内容就是政治改革，承认民营经济合理就是政治改革。领导人一直在讲“自己人”，过去把你叫朋友，朋友还不是自己人，要成为自己人。因为你是中国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不再分开来看，说明这个改革实际已经启动了政治改革。我估计下一步中国会进一步修改《刑法》《宪法》《民法》，逐渐会完善这种保护，这样对提升信心，保证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将是有意义的。这一方面，这一次是个重大政策调整，对民营经济提法讲法上已经出现新型调整，下一步要把领导人讲话变成法律，变成制度。 最近各个部门要动起来，高法、高检等，全面调整整体法律体系。凡是不适合讲话精神的都得修改，都要做调整。改革会进一步深化，对于稳增长具有巨大意义。中国目前改革重点是关于民营经济问题，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民营经济核心问题不是怎么保证他们赚钱，而是人身和财产保护是重要的，他们知道怎么赚钱。这些如果逐渐变成制度和法律的话，对中国长久稳定将是有意义的。 所谓稳增长就这四件事，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做了。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我们终于逐渐认识到，这将是一个好的方向。这是稳增长的四件事，保证增长速度以一个正常的增长速度，中国增长不可能再恢复到7%、8%，基础太大了。20年前在7万亿，10年前在27万亿，那个增长才一点点，现在82万亿，增长1个点都很大一块。别想着百分之七八了，一个大致能符合的要求就不错了。再一个，中国增长能保持5%就不错了，也是高速增长的，也很大的。稳增长，这四件事我们逐渐要做，对保证未来的增长将是有利的。 这是我们调整期要做的第二件事，稳增长。 第三件事，稳开放。 开放必须继续进行，开放怎么做呢，三件大事，一是正确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关系重新调整，过去中美关系在未来不可能再维系了，我们心里要有底。有些是不是继续韬光养晦，韬光不了怎么办。过去就是装孙子，过去1米高，现在长到一米八了，怎么装。过去不是装孙子，就是孙子，现在装也装不成了，怎么办，到这个时代得应对。知道中美关系必须调整了，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搭便车。中美贸易战不是贸易战，实际上是中美关系重新调整的一个历史性、标志性事件，它是一个事件，标志中美关系将重新调整。 中国必须要做好，千万不要出现战略失误，一定要搞清楚。美国在评价总统里，排名第三的好总统竟然是里根，我很吃惊。里根成了最好的总统之一，他在位时把日本和前苏联干掉了。和苏联搞军备比赛，必然要发展重武力。搞重武力必须要养三种人，科学家、文学家、政治精英，搞了双轨制，特供制度。这三种人实行特供，时间都有，老百姓什么没有，结果演变成政治问题，一夜之间完蛋了。俄罗斯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丧失了和美国竞争可能性，两个竞争对手都干掉了，都因为战略失误。当时“广场协议”签完之后，日本转向刺激内需，提供内需。德国是继续提高供给能力，技术创新，德国挺过去，日本完蛋了，战略失误。 中国在贸易战面前必须保证一个非常清醒的定义，中国处理中美关系要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保护中国的经济核心利益，核心利益不能放弃。我们不讲政治，讲南海、台湾，经济上核心利益必须保护，经济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目前处于整个世界产业链最优地位，这是核心地位。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可以做，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核心利益。 中国必须保护世界产业链中最优地位，不能出现任何失误。二是美国在批评中国贸易政治的时候，有些提法是对的，我们要跟着提法改革自己。通过他们的批评来改革内部，刺激我们改革。美国在贸易战中有些提法是对的，像我们搞各种出口补贴，国有经济补贴是对的，我们应该改革。通过他们跟我们打贸易战推动中国内部改革，对的东西我们一定改革，所以应该通过外部贸易战推动内部改革。三是不能走向冷战，中国必须和美国要拉近关系。特朗普跟我们干，可以和美国企业界，美国地方政府拉近关系。不能走向中美对立，不能走向冷战，这是原则。中国一定主动的继续和美国抱在一起，你越打，我们越抱住你不放。 实际上中国在过去战略上比较可惜，08年美国经济危机，我们应该给钱给这些企业，成为美国这些企业的股东。我们没有把钱借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救了企业，现在麻烦出来了。我们向美国借了1万多亿，别借给美国政府，借给美国企业就行了，我们成为股东。当时我们还有点紧张，不应该抱在一起，应该紧密抱在一起。这次上海进博会来了180家美国企业，上次他们给中国加关税，2千亿要加25%的关税，就是企业反对才加了10%，他们是利益关系，不是别人。千万不要和美国进入冷战状态，一定要加大和美国企业、美国地方政府的沟通，不要走向冷战。中国绝不能听一些极端人士的话，不要走向中美对立，这是运用。也不断加大各个城市的沟通，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三大原则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不要因为贸易战改变中美关系，这三个原则必须坚持。稳开放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不要因为贸易战问题导致我们和美国直接对立，不要走向对立。一定要走向各个层面进一步的融合，因为它是最发达国家之一，要想办法融合。这是所谓进一步稳开放重要问题，处理好中美关系。不要以为贸易战而出现别的想法，而是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好中美关系。 美国现在很艰难，大家不要以为美国都很好，美国比我们还艰难。你们到美国一看就清楚了，中产阶级在美国很难受，蓝领工人20年没有加一分钱。美国3亿多人口，只有1亿多有护照，好多人没有出过国，出去到加拿大、墨西哥转了一圈而已。我上次和美国朋友说，别看中国北京、上海这样，你开车走一个小时看看，就不一样了。他说纽约、华盛顿开车走一个小时，也差不多。美国国债20万亿美金，和GDP相等的。美国上半年GDP总量是10万亿多一点，今年负债就是21万亿了。美国也需要帮助了，不要走向对立对中国有好事。 稳开放的一条，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进一步处理好中美关系，这是一条。 第二条，中国一定要全方位开放市场。中国不能光讲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还要加一条，市场大国。只要市场在这里，你还能跑哪儿去。中国不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大国是出口的问题，利益问题。市场大国把所有人套住了，要彻底开放市场。我们正面开放三大市场： 一是全方位开放物质产品市场。全方位开放，释放几个信号。一是在上海组建永久性进口博览会；二是降关税；海南岛整个成为自贸岛。没有关税了，短期内刺激中国消费，我在进博会看了一下，那么多好产品都是我们想要的。过去价格太高，因为关税太高。关税一旦降下来了，马上便宜了。我估计15号左右最便宜，关税全部降完了，一下子刺激国内消费。这么多好产品进来，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的，不要几年生产一样的产品出来了。中国是山寨大国，长久来讲提高中国供给能力。我最近在进博会转了一下发现，许多东西对中国有很好的作用。只要买进来，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很快会提高中国供给水平。 二是全方位开放服务业市场。金融、教育、医疗、保险，全方位开放。中国好像很缺乏优教老师，从你们新闻看，你们优教老师老是想扎针，我们菲律宾有10万幼教老师，英语水平极好，又不扎针，菲佣市场开放是很快的事。服务业开放，人要进来，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急着组建移民局，这些都是移民局的问题。产品是海关的问题，服务业是移民局的问题，成立新的移民局，我们全方位开放服务业市场。 三是全方位开放投资市场。最近国务院修改了外资进入中国的负面清单，原来负面清单是69项，现在降到42项。而且这次和中日关系做了调整，大家看到中日正式提出来从竞争关系要变成合作关系，双方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日本实际上生产能力很强的，一旦把东南亚市场拉通对中国有巨大的好处。最近日本调整关系，拉着一起要搞第三方市场，重要的就是建立东南亚和南亚基础设施。中国现在在亚洲把日本拽住了，把西方把美国拽住了，在非洲把德国、法国拽住，就行了，一起干。只要一起干，最后胜利的一定是中国，因为中国人很能吃苦。你那儿干四个小时就休息，我们不用，我们12个小时。开放投资市场，这次和日本达成协议是很有意义的。我估计要不了几年时间，和日本联合把东南亚摆平，把南亚摆平，对中国有巨大意义。 我们全方位开放市场，三大市场一起开放，让中国成为市场大国，最后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我们有能力，14亿人口逐渐富裕起来，所以中国全方位开放市场是对的，这是稳开放要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经营好“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到三大洲两大洋，亚洲、欧洲、非洲。两大洋，太平洋、印度洋。所以注意看，美国急了，封锁北美和大西洋，避免直接冲突。五年前中国就想到这个问题，一旦美国不让中国产品过去怎么办呢，要找新的出口目的地，找新的投资地，所以起草“一带一路”战略。最近中国开了“一带一路”战略座谈会，把“一带一路”真正变成战略，不是口号。 从国家层面讲对“一带一路”要做好三件事，一是金融服务做好，所以我们成立亚投行。亚投行目的干什么呢，为“一带一路”做好金融服务；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把基础设施打通，不然产品怎么出去，企业怎么出去；再看欧亚高铁已经开通，现在我们吃的海鲜已经来自印度洋、太平洋了。印度洋和中国这么近了，中国“一带一路”得注意，“一路”既包括印度洋，也包括太平洋。太平洋有情可原，因为和中国接壤。太平洋，我们有局限性的。马六甲海峡就是一个麻烦的事，美国可以完全封锁，封锁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印度洋上。三是法律服务，我们成立一个新的法院，“一带一路”法院。“一带一路”法院就是为中国出去的企业服务的，帮助你打国际官司，因为企业要出去。国家经营好“一带一路”，这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好：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法律服务。让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业走出去，所以我们要推动中小企业走向“一带一路”才有意义。 今年我到非洲考察，去了摩洛哥，摩洛哥没有任何产业，就是旅游业，没有任何工业。卖的产品就是中国生产的，所以去了以后一个朋友提醒我，千万别在这儿买东西，都是中国什么的。尤其别买文物，都是中国的。一个明星非要去买，25万买个东西特高兴，挂在家里显摆，发到网上，结果一个广东企业打电话说那是他们生产的。把中国车床运过去，一开工就能赚钱，没有任何工艺，只要生产就能赚钱，摩洛哥是欧洲人到非洲的主要通道。 中国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企业过去了，摩洛哥的税很轻，就一种税，所得税13%，没有增值税。而且劳动力比较便宜，劳动力对你无限制忠诚，只要你给了就业机会，对你非常忠诚。中国劳动力还琢磨老板钱从哪儿来的，他们从来不琢磨，只会干活。非洲人口爆炸，人很多没有任何工业制造。实际上大家注意，千万不要提“去工业化”这个提法，非洲两个国家，一个埃及，一个南非，就是去工业化惭了，不能随便提。中国之所以能过去的原因，中国工业部门非常齐全，随便都可以过去。 未来的非洲，2050年之后整个世界增长点就是非洲了，亚洲2050年就饱和了。2050年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了，中国一饱和整个亚洲就饱和了，未来增长点是非洲，所以我们提前布局是对的，希望中小企业过去，中小企业过去才有意义。上次碰到一个74年生人提的，一个年轻企业在中国一直搞火力发电厂项目，现在都饱和了，他们没活干了。终于看到土耳其一个地方招标，要建火力发电厂，特别高兴。带两个副总直飞过去，下了飞机场出来要找小车过去，拿招标地方找出租车，出租车都摇头，为什么？这个地方离机场400多公里，没人愿意去。终于找到一辆车，三个人过去，刚下车就发现七八岁小孩抱着大包冲上来了，他们很紧张，是不是人体炸弹。跑过来干吗，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小鼻子的人，第一次见，非要照相。 中标之后建得很好，现在那个地方物流、零配件配套全部拿下。中国国际化水平实际是很高的，“一带一路”战略对好多企业很有前途，尤其中小企业。出去不是大企业，大量中小企业才有意义。中国一定要经营好“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许多过剩产能和中小企业“走出去”有巨大意义。我们现在逐渐会体会到这个问题，最近我看一个文章，证明中国古代没有丝绸之路。谁都知道“一带一路”是要找个由头才行，没有由头不好说。因为我们古代有丝绸之路，所以我们搞新丝绸之路，叫“一带一路”，结果他非要论证没有丝绸之路！ 我们一定要经营好，这是中国下一步的重点。它的面积很大，三大洲、五大洋，亚洲、欧洲、非洲；印度洋、太平洋，多大的范围。这次好多国家承认中国战略，日本第一次承认“一带一路”，和中国联合起来一起开发“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俄罗斯也承认，和欧亚战略结合，逐渐形成共识，为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铺平道路，这是重要开放，所以是新的开放。我们不简单是已经走向新的开放阶段，所以经营好“一带一路”。 整体来讲，所谓稳开放这三件事必须做好，一是中美关系，贸易战一定要处理好；二是全方位开放市场，让中国人成为制造大国的同时，成为世界市场大国；三是经营好“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产品和企业走出去做好服务，来完成我们进一步的开放。这三件事做好的话，中国开放会进入新的阶段。开放反过来会推动国内增长，推动国力的变革，实际越开放，中国观念越变革，越容易推动国力增长，所以稳开放要做好这三件事。 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稳金融、稳增长、稳开放，这三件事都做好的话，中国会度过这三年调整期，走向我们所希望的高质量增长阶段。现在还不是高质量增长阶段，是调整期，要从过去那个阶段调整到高质量增长阶段。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我总体还是审慎乐观，乐观基础是审慎，要做好事才乐观，不然就是瞎乐观。一定要做好这些事，才能走向乐观的目标。（来源：创业财经汇 、财经会议资讯，中国企业家思想-梅绍华）
政经观察
三部委联手，2019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敲定
【研究员】：
在1月15日国新办举办的发布会上，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央行的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具体举措，对经济热点做出一一回应。业内专家表示，三大宏观经济主管部门的齐发声，表现出宏观经济政策将更协调更注重合力的发挥，各部门“几家台”将更加凸显。
【博览财经特稿】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用两个关键词，三个“下功夫”，勾划出今年投资的发力重点。
他说，两个关键词就是“建设”和“改造”。具体而言，“建设”突出五个方面：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建设，加快5G商用步伐； 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市政、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脱贫攻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民生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力度，尤其是补上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方面的短板； 加强生态环保和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改造”，突出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值得关注的是，近来，投资项目审批明显提速。连维良强调，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重在精准投资、有效投资，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在投资重点上突出补短板，在项目选择上突出纳入规划的项目，在投资决策上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补短板、稳投资、防风险相统一。 对于备受关注的债转股进展，连维良透露，目前市场化债转股签约金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与此同时，市场化债转股落地率，也就是签约之后实施到位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截至目前，落地金额已超过6000亿元，2018年落地率超过了30%。 他表示，2019年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将继续加大力度。一是要提高签约的到位率。二是突出重点方向。加大优质企业债转股力度，加大对临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的力度，还要加大民营企业参与市场化债转股的力度。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在途 今天我国将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作为对纳税企业和纳税人来说“真金白银”的红利将如何推进备受关注。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在发布会上详细解读了今年减税降费的思路。 许宏才指出，2018年我国减税降费1.3万亿元。在此基础上，2019年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 二是深化增值税改革，继续推进实质性减税。 三是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落实好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四是配合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制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同时，清理规范收费，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力度。 他同时透露，“具体的增值税改革方案，现在还在研究论证和测算过程中，但肯定会有实质性的减税措施。方案将按程序审议后公布实施。” 除了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今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加大支出规模，其中就包括要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更好发挥专项债对稳投资、促消费的重要作用。 许宏才表示，2019年将适度增加地方政府债券规模，特别是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具体额度会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之后确定。此外，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还要加大专项债券对当前稳投资促消费的支持力度。 “我想强调的是，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不意味着放松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许宏才说，会加强管理，确保法定债券不出任何风险。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大规模减税降费可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从而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大规模增加地方专项债，将更好地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有利于“开前门，堵后门”的真正落实。 稳健货币政策并非一成不变 “稳健货币政策”的含义是什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在发布会上对此详细阐述。 他表示，“稳健”是货币政策的工作原则和指导思想，货币政策要以稳为主，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他同时表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货币条件要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及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保持松紧适度，既不能过松，也不能过紧。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主动动态优化，强化逆周期调节，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朱鹤新表示，稳健货币政策既要保持总量合理，也要着力优化结构。一方面，要把握好总量，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应与名义GDP增速大体匹配。同时，也不能搞“大水漫灌”，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要精准把握流动性的投向，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做好定向调控和“精准滴灌”，特别是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三农”、扶贫、乡村振兴、双创以及推动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针对央行是否会降息，朱鹤新说，“总的来看，现在货币政策在实体经济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发挥，同时我们对原来的政策也在做动态评估，在这个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针对降准是否会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问题，朱鹤新表示，央行通过降准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体经济发展好了，人民币汇率会更加稳定，这二者并不矛盾。“我国的经济基本面较好，外汇储备也足够，对人民币汇率我们有信心。” 朱鹤新表示。 朱鹤新也表示，央行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还要做更多的努力和探索。下一步，央行要持续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平台的搭建来解决一些银行不敢贷、不愿贷、不会贷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除了降准，当下更重要的是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实现从“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变，货币政策传导是关键。因此，还应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使流动性能够更有效率地注入到实体企业。（作者：孙韶华 张莫 胡月晓，来源：经济参考报（jjckb-wx））
社会热点
一个农村博士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研究员】：
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博览财经特稿】2006年新年，全家福
01、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 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 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 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 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 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 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 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 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 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 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 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 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 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 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 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 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 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 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 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 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 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02、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 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 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 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 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 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 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 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 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 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 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 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 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 ，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 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 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 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 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 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03、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 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 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 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 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 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 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 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 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 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 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 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 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 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 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作者：黄灯（女，1974年出生湖南汨罗，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副主任，博士学位））
社会透视
农村里的小家庭牵出国家大战略
【研究员】：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960万公里土地上散落的村庄及其小家庭，被身不由己的卷入全球化浪潮，并加入全国统一的经济运行系统中，能亲身体会、感受、见证这个巨变的时代，估计也只有我们这两三代人才有的幸运吧。
【博览财经特稿】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蒙昧落后的还是淳朴憨厚的？贫穷污浊的还是幸福美丽的？传销肆掠、生物链最低端的衰败地还是古风淳朴、中国道德的最后坚守地？是财富被洗劫、人口被虹吸的被抛弃者还是社会财富自然外溢的承接受益者？ 当然都有。 每到过年，关于农村种种见闻、各种感触的文章总会爆红，并且负面的偏多——工作归来的年轻人，以城里人的主观标准去批判农村的一切：问婚姻/问收入/爱管闲事的亲戚、缺乏娱乐无所事事的时光、昏暗杂乱的厨房以及黢黑难吃的饭菜、当然还有因污秽不堪而备受吐槽的厕所…… 每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对家乡的感触是不一样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成分——当然也包括写出那些爆稿的人。农村的样子其实就是那样的，就看你关注哪方面了：你感觉好，就会把它写成天使；你感觉差，就会把它写成魔鬼。 我的老家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村村庄，离县城有10公里左右。按理说算城郊，应该发展不错，但一条河让县城和农村隔离的泾渭分明。虽然跨河的大桥早已修通，可人们心理的偏见仍在，县城也是往南发展而不是往北拓延。也因此，大家都习惯性的叫我们那一片为“桥北”，而不是像南郊一样被称为“城南”。 春节前我回了趟老家，看了一些景、见了一些人、聊了一些事。下面就把我的见闻和感触写出来，也算是给你多一个观察农村的视角。 1、乡村振兴 我有四年没回老家农村了。 刚进村，明显的感受是村庄更漂亮、更整洁了。一条硬化水泥路从村头穿越至村尾，路面还算干净，在路的拐弯处居然发现了城市小区才有的可移动垃圾桶，想必有人会定期打扫卫生、清除垃圾。 路的两侧几乎都是二三层的楼房，出于美观考虑，临路的墙面以院墙高度为标准全都刷成了白色。整个村庄几乎都是二三层的楼房，别说之前的土房、就连砖混的平房都很少见了。除了老年人还偶尔烧柴外，大部分人都用电或者煤气罐做饭。 或许有人会说我在美化农村，但这确实是我看到的农村：生活比以前更富裕、日子比以前更好。 其实，农村变化的背后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实施，不仅税负减免、还有财政的转移支付——农村医保、农村养老（虽然每月的养老金也就百十块）、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田地的水井）、村村通公路等。 相信某些城里人会说：“农村人真傻，没有金融头脑。盖套房子要花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把父辈两代人多年外出打工的积蓄都换成了不能增值、也不能变现的砖头。”这些人不了解农村，当然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问题。 在城里买房得有机会——一般是子女在城里工作，农村的父辈亲友补贴个首付，城里的子女按揭月供。可农村的很多人只是在城里/在工厂打工，并非子女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意，他们缺乏买房的信息和周边人的影响，也不能按揭贷款。反而祖辈生活的农村需要有房子住、需要娶媳嫁女，需要一套房子来征信背书、荣耀邻里——这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2、一带一路 到家后，我就来到村后的堂兄家。 兄要了二胎，两个儿子。那是在二胎放开前生的，所以还罚了款。现在农村结婚，除了彩礼，楼房是标配。堂兄堂嫂是吃苦能干的人，所以东拼西凑咬着牙硬是盖起了两栋楼房——一个儿子一栋，虽然今年大儿子17岁、小儿子才10岁。也因此冒得有外账。 到了堂兄家才得知他出国了——去的是非洲的刚果（金）、地球的另一端。对的，是劳务派遣，通过省城的某家劳务派遣公司出的国。签的是两年合约，明年的这个时候堂兄就能合同到期回家了。 在两年合约期内，每个季度发5000元生活费（施工方把劳务费支付给国内的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再把钱打到家人的账户里），两年的工钱等到合同结束回家时一次性发放，据说合计得有二十来万。 堂兄出国打工的背后，其实是这些年中国企业（建筑/施工/原油/铁矿等企业）走出去战略和近两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深入实施的结果。政府援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工程项目，施工方多为中国企业、管理者多为中国工人、基层操作施工的多为当地工人。堂兄就是一个小组长，负责组内当地工人的监督、验收、考核等工作。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小老百姓，竟然因为国家的宏大战略而踏出国门、远走非洲、工作赚钱，估计也只有这样的大时代才会有吧。 3、货币化棚改 第二天，我们去邻村的姑妈家走亲戚。 姑妈有三个女儿，其中的二女婿这两年弄得不赖，上次回来时知道他有一辆拉运土石方的卡车，而这次回来时他已增加到了三辆。除了自己偶尔亲自上手开外，还雇了三个司机，向建筑工地运入砂子/石子、往建筑工地运出土石方。 为什么近两年增加了卡车量？为什么他的生意好？因为县城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和县城新区建设，这当然少不了2015年“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以来的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功劳。 县城的老旧小区和破旧厂房被陆续拆除，家家户户分到了少至几十万、多至百余万的现金款。县城新房的价格由之前的四五千，被迅速推高至近七千，因为拆迁户的租房需求，桥北向来空置的农民房居然成了香饽饽，甚至有拆迁户来到我们那个村租房。 姑妈的二女婿这两年赚了不少钱，花了五六十万全款在县城买了房子，全家搬离农村、开始了县城城市的生活。 姑妈二女婿故事的背后，牵扯出来的是这些年县域棚户区拆迁、老城区升级改造、县城新区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实施——差点忘说了，隔离桥北和县城的那条河，其生态景观改造的规划据说已经通过了，将来要变成湿地公园，河边的房子基本拆迁完毕。 2015年开始的这波全国范围的四五线县城的货币化棚改，确实推高了当地的房价，但也实打实的提升了当地的县容县貌和居住环境，自然会有人从中吃肉喝汤、分得收益——比如姑妈的二女婿。 4、县城新区建设 在回城前的最后一天，我来到县城想看看这几年的变化，因为自从到家后，父亲就一直在强调“这几年县城的变化惊人，县城框架被拉得很大”。 老城区还是熙攘热闹，估计是外出打工的人还没完全回来，倒不是非常拥挤，但时不时的能看到塔吊——那是旧小区/老商城被拆迁后，正在建造新房子。 走到老城边缘的南侧，会猛然间豁然开朗：宽阔的马路、整洁的绿化、川流不息的车辆、两旁鳞次栉比的高楼……有那么一点大都市的感觉。这就是县城在极力打造的城南新区，有新建的体育场、已开业的大润发超市、在建的学校、规划的医院…… 新区还在扩建中，有大片拆迁完毕平整的土地、远处若隐若现待拆迁的村庄、管道铺设完毕等待铺沥青的道路、脚手架已搭建正在生长的高楼……这里的房价几乎都在6500元/平起。想具体了解这些楼盘也很容易，只要去县城的新客运站转转就成了——几乎所有的新楼盘、尤其是新区的楼盘都会在客运站的广场上搭建临时展厅，它们的客户很大一部分是外出务工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返乡置业。 新区的开发商绝大多数是省城的、甚至外地的公司，最知名的要数碧桂园了——不过目前项目已清盘，房价曾卖到7000元靠上。外地地产商不仅带来了资金，还带来推广宣传、营销拓客的套路：搭建微信公众号、展厅开放仪式、客户答谢会、沙盘宣讲技巧、“小蜜蜂”外出拓客等等。 对于一个有着近300万人口的大县来说，能否支撑起如此庞大的新区我不知道，也只能祝福它。 5、1亿人进城 从县城回来的晚上，来到一表哥家里闲聊。 表哥五十出头，有一儿一女，儿已娶妻、女未出嫁。表嫂在县城一家包子铺给人包小笼包子，儿子在县城开车往超市送运蔬菜，儿媳在县城一家孕后美容院上班，女儿在县城某个售楼部做售楼员，表哥今年身体不好，就没出去打工，所以就在家里操持家务、接送孙子上下学，一家人都在上班，也需要一个人来照顾家里。 到了晚上，表哥做好饭，一家人陆续下班从县城归来。先是儿媳、再是表嫂、后是儿子，等大家都吃罢饭很久后，售楼员女儿才回来。 上半年楼市火爆的那阵，房子根本就卖不过来，为此县政府还出台了限价等调控措施，可进入四季度后房子越来越难卖，所以公司就想趁着打工人群回乡时机大卖一波，为此还把这一期项目的开盘时间定在春节前，所以每天晚上都在开会盘客、电话邀约。 表哥一家虽然住在有着三层小楼的农村里，但工作/生活/人际圈却更接近于县城，家里的那几亩田地（我们那里人多地少）既赚不了啥钱、也花费不了什么劳力。其实，表哥一家是完全可以落户县城的。 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2018年发改委又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督察《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落实情况的通知》，就是鼓励在城市工作、跟城市有紧密联系的农村户籍人口——比如表哥这样的一家人落户城市，这里的城市当然不仅仅指大城市，而是包括我老家那样的、全国有两百多个的县城。 其实表哥一家也考虑过在县城买房落户，只是“这一年房价涨得太猛，价格一下子高了一两千，有些受不了”。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960万公里土地上散落的村庄及其小家庭，被身不由己的卷入全球化浪潮，并加入全国统一的经济运行系统中，能亲身体会、感受、见证这个巨变的时代，估计也只有我们这两三代人才有的幸运吧。（文章来源：米筐投资（mikuangtouzi），作者：米筐老A）
挺住，中国的小老板们
【研究员】：
几家欢乐几家愁，今年愁比欢乐多，这也是不少地方，不少小老板的感受。他们的故事不会像某些一年亏掉几十年利润的上市公司那样吸引眼球，也不会像某些上市公司那样，在困难时得到特别的救助，但他们对很多地方的整体经济而言，也同样是重要的。新年新气象！但愿他们可以相互支援，抱团取暖，挺过难关，挺到燕子飞回，干出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博览财经特稿】过年，也是过年关。
大山路56号，位于小城最核心商业街上的一家三层餐厅，同这条街上许多其他门面一样，一进腊月就大门紧闭。据说这个冬天，这里的不少商户都亏了钱。 但在腊月二十八的上午，有细心的人发现，餐厅的大门被拉开了一条缝。 刚从宿醉中醒来的老胡，叹了口气，从门缝中看了看街面上的情况。当他看到门前小贷公司经理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后，迅速收拾了下昨晚与几位朋友喝酒的现场，把一张放假通知贴在门口，然后施施然从后门推出一辆共享单车，扬长而去。 1 老胡以前可是小城的名人。 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走南闯北，什么苦都吃过。后来因为跟一个包工头在外承接工程，挣到了钱，也对建筑市场有了清楚的认知，老胡最终还是回到家乡，办了一家建材厂。 彼时正好赶上小城旧城改造，加上附近一座大城市也正在如火如荼地扩建，大量的建筑工程蜂拥而上。 踏准了时代的鼓点，即使刚刚投身建材市场，老胡的生意也好得不得了，光水泥泵站他曾在一年内开过三个。 最挣钱的时候，老胡手上攥着几个亿。 挣到了钱，他开始琢磨转型做大生意。但做大生意，人脉是关键。 为了拓展人脉，他花大价钱承包了小城政府的宾馆，并投资一个多亿扩建成准4星标准，专门承接政府生意。 老胡也没想到，政府的生意这么好做。那时候，每年小城政府各委办司局的各类型会议，以及官员们的公款吃喝，让宾馆越来越红火。 但好景不长。 “八项规定”出台后，公款吃喝之风迅速被刹住。老胡的宾馆收入也迅速回落到一个半死不活的境地。政府的生意几乎没有了，而小城本地人居多，外来人口流动不大，普通人的生意也不好做。 宾馆快开不下去了。为了维持，每个月老胡都要往里赔钱，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要近20万。再加上最近几年地产市场处于低潮，建材市场饱和，老胡自己的建材生意也非常不好。 做建材生意，都会碰到大项目垫资问题。老胡也不例外，给附近城市的几个大项目垫资提供了建材。 原本没什么，前两年都能在年底按时结款。但到了2018年下半年，房子突然卖不动了，这几个项目几乎没有回款，欠老胡的材料款只能用一个延期的欠条解决。 一时间老胡快愁白了头。 因为资金都压在建材赊销上了，维持宾馆的钱，老胡不得不以二分利去借贷。一来二去，老胡所欠的债务成了一座压在头上的大山。 年关将近，小贷公司的人上门催债，甚至在老胡家门口都安排人蹲守。 这弄得老胡好几天没敢回家了。 刚从餐厅出来的老胡，想起宾馆员工节前还要开1月份的工资，叹了口气。他转头向朋友公司走去，在他看来，无论如何先借点把工资开了，让员工过个好年。 2 老胡以前有钱的时候，买的是小城最豪华的别墅。住他对面的邻居，是从广东回来的老板老谢。 一直以来，老胡都认为老谢是小城最有钱的人。 在老胡他们还在为买宝马还是奥迪犹豫的时候，老谢已经开上保时捷了。 据说，老谢在广东打拼十几年，从一个技术员，到后来有了自己的工厂。而且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老谢的工厂规模最大时有好几千员工。 2016年，由于市场环境不好，再加上用工成本的增加，老谢关了自己在广东的工厂，带着钱回到了小城。 那时候的老谢意气风发，还在寻找家乡发展的机会，也曾到老胡的宾馆，跟老胡喝过酒、聊过天。 后来老谢在小城开了家小贷公司，老胡就是从他这里借的钱。 老谢放款是有选择的。在老胡的宾馆里，他曾在一个月内宴请过小城几乎所有上得了台面的老板，这些人也成为老谢的客户。 在老谢这里，建筑工程的过桥贷款和商店进货的款项优先，因为风险小。而老胡这样的经营贷款，要不是关系好，老谢才不会贷给他。 当然，老谢也很聪明，他自己的资金有限，就说服有实力的老板一起加入小贷公司。如果不要股份，他承诺对方保底的年终分红。 就这样，老谢的小贷公司，曾成为小城金融改革的样板。 但最近两年，小贷生意也渐渐吃力，市场效益不好，很多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 老谢贷出的建筑工程，往往垫款施工年底无法结算；而几个找老谢贷款的小地产商更是凄惨。房子建好了卖不掉，欠银行的贷款年底没法结算，银行指派代理公司把售楼处接管了，彻底断了资金链。 没有这几大回款，老谢的资金一下子紧张起来。 关键年中的时候，他为了这几个大项目融资，好说歹说找当地几位大老板借了钱。现在那些人在找他要钱。 像老胡这样的欠款人，也在躲着他。 老谢一夜间愁白了头，有朋友讲，他好像老了30岁。 而且，据说他的小贷公司经营模式类似线下P2P，有违法嫌疑，老谢已经躲到外地去了。 3 昨晚跟老胡喝酒浇愁的朋友老李，是个老实人。但最近三年的经历，让他寒心。 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20多年，攒了一笔钱，他出来搞了个建筑设计公司。 赶上这两年的房地产好年景，老李的设计公司接到了好多生意，甚至还中标了政府几个房改项目和园林项目的设计工程。 老李非常谨慎，2016年年初就觉得地产市场不会太好，等当年合同履行完了，果断转身，出让了设计公司，将资金撤回到手里。 老李也曾成为开小贷公司老谢的重要公关目标，但是老李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是抱着很深的成见，任凭老谢好说歹说，老李就是没有加入。 他也考察过银行的相关投资项目，但都觉得不是很理想。 这时候，银行背景的刘士余接手证监会。老李认为，这将意味着中国股市迎来正规化、规范化的发展机遇。 尤其是2016年3月刘士余参加“两会”时就以“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12个字描绘了其履职期间证监会的态度，这让老李吃了个定心丸。 于是，老李果断把3000多万本金投入股市。 他选中的都是龙头股和国家发展的重点行业，在他眼中，有严格监管的中国股市，一定不会出现意外。而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长线持有会有超过市盈率的收获。 曾经，老李还跟老胡开玩笑，自己要做中国的“巴菲特”。 然并卵，直到刘士余离任，中国股市仍是“妖股”遍地。 就在这“妖风”阵阵、大鳄云集的中国股市，老李投入股市的3000多万，一点水花都没露出。与老胡喝酒时老李统计，现在也就剩下不到1/5。 老李不知道该怪谁，天天看着股票行情走势就在那里生闷气。 这一年，他还学会了抽烟喝酒，烟瘾很大，有时候一天两包。为了麻痹自己，他夜夜买醉。 朋友圈中，老李已是出了名的不醉不归。 4 老胡找到老赵的时候，他还在自己的超市忙乎。 老赵在小城，开了8家连锁超市，在老胡朋友中，2018年老赵算过得很好的。 由于赶上电商东风，老赵与盒马合作，旗下的几个核心超市都加盟改造成盒马商超。老赵的2018年过得异常滋润，不光挣到了钱，他还作为小城的创新典型，参加过省里的几次座谈会。 老胡来找他，还因为老赵的为人仗义。 这个人很“四海”，够朋友。只要朋友有难，他一般都会伸出援手。这一次也不例外。 老胡想从他这里借20万去给员工发工资，老赵二话没说直接转账。 但看老赵脸色阴沉，老胡给会计打完电话，交代好工资发放，便坐了下来想问问情况。 老赵告诉他，这一年像他这样有难的朋友，自己帮了近20位。少的2万、3万，多的几十万，只要朋友求过来，他一般都给满足。 在他看来，2018年大家日子难过，有能力帮一把，万一朋友缓过气来，自己也收获一份人情。 毕竟，老赵从小就被家里人教育，经商重要的是经营人情。 因此，为人“够朋友”就成为老赵经商的关键，也被他看作发家的秘诀。 但没想到的是，年关将近，老赵有点不凑手，找几个借款的朋友问问能否还款，结果不但不还钱，甚至在微信上还把老赵拉黑了。 电话不接，上门不见，这几个“朋友”视老赵如洪水猛兽。 老胡来的时候，他正为此生气。 “我借钱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翻身，不是让他们跟我翻脸的。”老赵叹着气说。 当晚，老胡看到老赵更新了朋友圈： “那些不还钱的人，招呼也不打，然后还找不到人的人，我就当你们死了，我用那个钱给你们烧了纸”。 …… 做生意的人常讲，年关难过，年年过，但2019的年关，对老胡、老谢、老李、老赵们来说，格外艰难： 不光没在过去一年挣到什么钱，相反还赔掉过去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前半生的奋斗成果，或者让自己彻底不再财务自由；不光是钱不好借，而是根本没什么人还能借得出钱…… 甚至有家难回，躲债过年。 边躲边给自己鼓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一想到怎么样再好起来就头疼、心疼，甚至恐惧。比如老李的股票，跌下去的是百分之几十，但即便涨，也要足足涨几倍才能回得了本。 几家欢乐几家愁，今年愁比欢乐多，这也是不少地方，不少小老板的感受。 他们的故事不会像某些一年亏掉几十年利润的上市公司那样吸引眼球，也不会像某些上市公司那样，在困难时得到特别的救助，但他们对很多地方的整体经济而言，也同样是重要的。 新年新气象！但愿他们可以相互支援，抱团取暖，挺过难关，挺到燕子飞回，干出又一个明媚的春天。（作者：张津京 来源：华商韬略（hstl8888））
形势分析
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局
【研究员】：
人口是城市兴衰的晴雨表。人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亦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传播者和新技术的应用者。城中拥如此这般之人，世间才有这样那样的城。人口多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人口结构塑造了城市的性格，人的进取心奠定了城市演化的格局，人的想象力划出了城市发展的边界。我们用最新的统计数据考察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减，发现有的城渐为智慧的渊薮，有的市难掩衰老的容颜；我们用手机大数据分析日间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移动，发现此城在熙熙攘攘间释放活力，彼都在门庭稀落中黯然无光。近两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现新变局。
【博览财经特稿】人口是城市兴衰的晴雨表。人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亦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传播者和新技术的应用者。城中拥如此这般之人，世间才有这样那样的城。人口多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人口结构塑造了城市的性格，人的进取心奠定了城市演化的格局，人的想象力划出了城市发展的边界。我们用最新的统计数据考察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减，发现有的城渐为智慧的渊薮，有的市难掩衰老的容颜；我们用手机大数据分析日间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移动，发现此城在熙熙攘攘间释放活力，彼都在门庭稀落中黯然无光。近两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现新变局。
“南北均衡”转向“南快北慢” 长期以来，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城乡人口转移，城市制造业和建筑业吸纳了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近年来，各类城市产业结构演进趋于多元化，一二线城市新增劳动力需求以服务业为主，城市间高素质人口的迁徙成为人口流动新特征。为此，我们首先考察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域常住人口的变化。 城市人口增长由“南北均衡”转向“南快北慢”。2010年－2015年，全国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长839.9万人。其中，南部城市年均新增509.8万人，占全国新增人口的60.7％；北部城市年均新增330.1万人，在全国新增人口中占比39.3％，大致表现为“南北均衡”特征。2015年－2017年，我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874.8万人，“南快北慢”的趋势更加明显：南部地区城市新增人口688.3万，占全国的比重为78.7％；北部地区城市新增人口186.5万，占全国比重仅为21.3％。 从区域来看，2015年-2017年，华南、华东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超六成（65％)，其中广东、江苏、山东的城市年均新增人口为163.8万、99.8万、76.8万，新增人口占比分别提高8.7个、8.8个和2.4个百分点。西南和华中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122.1万、114.0万，新增人口占比分别提高3.7个和3.0个百分点，其中云南、河南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分别提高2.8个和3.0个百分点。华北和西北的城市新增人口比重分别下降8.1个和2.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天津新增人口比重分别下降5.0个、5.5个百分点。东北的城市人口出现绝对规模下降，年均减少36.3万人。 城市群人口增长的“南北均衡”同样被打破。“十三五”规划中的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近八成人口。2010年－2015年，城市群人口增长的南北比重大致为4∶3。2015年－2017年，南方8个城市群人口增长均有提速，年均新增人口578.5万人，占全国城市新增人口的66.1％。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群，其新增人口比重（15.8％）比2010年－2015年提高9.5个百分点。同期，11个北方城市群年均新增人口138.7万人，只占全国比重的15.8％。除中原、山东半岛和兰-西城市群之外，京津冀、关中平原、呼包鄂榆等城市群人口增速放缓，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人口明显下滑。近两年南北城市群新增人口之比已骤变为4∶1。 中间规模城市人口骤升，规模两端城市放缓 我国城市人口增长格局经历了非线性的空间演化：从20世纪80年代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到90年代向东南沿海大中小城市集聚，再到21世纪往中西部区域性大城市回流，近两年则表现出“中间涨两头落”的特征。 近两年，扩张最迅猛的是人口规模在700万－1500万间的城市。2015年－2017年，人口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年均新增217.8万人，新增人口比重（24.9％）比2010年－2015年提高9.8个百分点，其中成都、深圳、广州新增人口比重分别提高了6.5个、4.1个和3.8个百分点；人口规模在700万－1000万间的城市年均新增204.8万人，新增人口比重（23.4％）比2010年－2015年提高5.4个百分点，其中西安、长沙、杭州新增人口比重分别提高4.2个、2.0个和1.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处于人口规模两端的城市放缓了人口扩张的脚步，大都市圈效应初步显现。 中小城市人口增长整体放缓，但出现结构性分化。2015年－2017年，人口700万以下城市年均新增人口425.1万，新增人口比重（48.5％）比2010年－2015年下降7.5个百分点。其中，华南和华东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仍然较快，如珠海、泰州等；华中、西南、西北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速放缓，如信阳、荆州、资阳等；东北不少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年均下降10万以上。 超大型城市人口增长放缓，大都市圈效应开始显现。2015年－2017年，总人口1500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即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重庆按市辖区人口计算）年均新增人口27.1万人，新增人口比重占全国城市的3.1％，比2010年-2015年下降7.8个百分点。2017年，北京、上海和天津首次出现人口绝对规模的减少，分别下降了2.2万、1.4万和5.3万人。与此同时，超大型城市呈现出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疏解的都市圈效应。以北京为例，虽然近两年人口增长趋缓，但周边的廊坊和保定市年均合计增长14.9万人，比2010年-2015年年均多增4.5万人。 扩张、饱和与收缩的城市比重为4∶5∶1 按人口增长绝对规模和相对比重，我们将中国的城市分为“扩张的城市”（绝对人口和相对比重双升）、“饱和的城市”（绝对人口升、相对比重降）和“收缩的城市”（绝对人口和相对比重双降）。 随着城市承载力提高，我国处于扩张状态城市的比重提高。2015年－2017年，处于扩张、饱和与收缩的城市比重分别为37.4％、53.1％、9.4％。与2010年－2015年相比，扩张的城市（107个）增加16个，饱和的城市（152个）减少9个，收缩的城市（27个）减少7个。 一线城市出现分化，北京和上海从扩张区间进入饱和状态，而广州和深圳仍在扩张通道。超六成的二线城市在扩张，近四成的二线城市居于饱和，二线城市未现收缩现象。三线城市也以扩张居多（47％），饱和者占44％，有8.3％的三线城市处于收缩状态。24个四线城市在收缩，但仍有34.3％的四线城市处于扩张状态。 从区域来看，2015年－2017年，华南城市约六成（59.5％）处于扩张，且无一城市在收缩，即使如茂名和玉林等三四线城市也在快速扩张。华东处于扩张与饱和的城市各占近五成，扩张的城市比重提高16.7个百分点，一些邻近核心城市的三四线城市（如马鞍山、嘉兴和漳州等）增长较快。华北超过四分之三（75.8％）的城市呈饱和状态，虽然收缩城市比重降到3％，但扩张城市比重也降为21％。华中、西南、西北的核心城市（如郑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扩张趋势明显，但收缩城市比重也达9.5％、15.6和10％。东北城市出现极端分化，53％的城市扩张，41％的城市收缩，东北地区的三四线城市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 人口离去并未给收缩城市带来繁荣。有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地区的人口奔赴他乡之后，由于人均资源增加，会使得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发展水平提高。我们考察了2010年－2015年期间出现人口收缩的城市，发现其中31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速在2010年－2017年间下滑；如果考虑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因素，仍有26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速下滑幅度超过同期全国的下降幅度。由此可见，人口收缩和城市衰退形成了正反馈效应，收缩和衰退相互强化。 大数据视角下的城市日间人口流动 过去20年间，交通基础设施将全国大小城市连接成网，人们对海内天涯的感知从空间距离转为时间距离。从1998年到2017年，我国每百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从13.3公里增加到49.7公里，铁路密度则从0.69公里/百平方公里提高到1.32公里/百平方公里。在这样一张城市网络中，你可以在北京朝饮豆汁儿，在上海午食汤包，在广州暮啖肠粉，知己在比邻。 相比美食地图，我们用日间人口流动大数据绘制了更为精密的经济地图。不同于常住人口流动所反映的长期迁徙，“日间流动人口”是某日由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的人口，其行为背后蕴含着贸易往来、资金转移、技术溢出和思想交流，反映了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是观察城市活力、区域分工和商贸兴衰的重要指标。借助于手机大数据，我们可以从分析常住人口的年度迁徙规律，进一步推进到辨识人口日间流动的行为特征。基于对逾10亿百度手机用户的分析，我们构建了全国日间人口流动的图景。 华东华南日间人口流动规模高。2017年，华东和华南地区各城市的日均流动人口规模占全国近五成，比2016年分别增长91.9万和25.5万，但占全国比重却分别下降0.06个和1.4个百分点，反映出其他地区人员流动性的提高。 其他地区流动性有所增加。2017年，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日均流动人口数比2016年增长57.2万和51.3万，比重上升0.6个和0.4个百分点。东北和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动性也有所提高，占全国比重比2016年提高0.3个和0.2个百分点。西北地区的日均流动人口数占全国比重保持在6.2％。 一线和二线城市是日间人口流动的主要节点。流动性最高的20大城市日间人口流动占全国的比重为32.1％，前50大城市达50.7％。日间人口流动集中发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成都、郑州、西安、重庆等中西部二线城市。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增长虽趋缓，但2017年日均人口流动数为71.0万和53.5万人，仍比2016年增加8.2万人和7.5万人。东北三省常住人口虽下降，但2017年日均人口流动数也比2016年增加26.9万人，占全国比重由6.4％上升到6.7％，显示出经济活力复苏的迹象。 发达城市群内部流动性高，后发城市群外部流动性高 我们将城市群的日间流动人口（A）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往来（B），另一部分是城市群与外部城市间的人员交流（C）。我们以“B/A”衡量城市群的“内部流动性”，以“C/A”测度城市群的“外部流动性”。我们通常会认为，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开放性更高，其日间人口流动中来自城市群外部人员的比重，会比后发地区的城市群更高。 令人意外的是，外部流动性高的城市群均位于后发地区。2016年－2017年，中原城市群是外部日间流动人口规模最高者，每天约有129.5万人进出其间。外部流动性指标超过50％的城市群，包括了天山北坡（77.4％）、呼包鄂榆（61.4％）、北部湾（58.2％）、中原（57.5％）、兰州－西宁（56.6％）、山西中部（54.3％）等城市群，均位于后发地区。 高外部流动性意味着这些后发城市群的工业体系尚未自成一体，主导产业以资源型产业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需要通过与城市群外部形成频繁的人员流动，来带动资金、技术、产品等充分交换。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后发城市群核心城市与城市群外部的交通商贸资金网络联通性，要高于其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联通性。 发达城市群内部流动性高。虽然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日均外部流动人口规模分别达到121万人、84万人和70万人，合计占所有城市群外部流动人口的36.9％，但三者的内部日间流动人口数几乎是其外部日间流动人口的2倍，内部流动性指标分别高达63.7％、65.4％和66.3％。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和长江中游等所有较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内部流动性也都超过50％。 发达城市群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内部的交通、物流和商贸网络发达，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和非核心城市形成互补的分工，因此内部人员往来相对更频繁。由于历史原因，成渝、关中平原、哈长以及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体系也较为完整，因此其内部流动性也保持在63％－73％的高位。 华南和一二线城市活跃度高，西南和四线城市活跃度低 前文分析了日间流动人口的绝对规模，下文以“日间流动人口占全国比重/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衡量城市群的相对活跃度。如果这一指标大于1，则表明该城市群人员流动的活跃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反之则活跃度较低。 按该活跃度指标，2017年全国有32个“极活跃城市”（活跃度>1.5）、50个“高活跃城市”（1<活跃度<1.5）、143个“中活跃城市”（0.6<活跃度<1）和61个“低活跃城市”（活跃度<0.6）。 华南城市活跃度一枝独秀，西南城市活跃度较低。华南地区是我国日间人口活跃度最高的地区，整体活跃度高达1.4，其中37.8％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华北地区的整体活跃度为1.1，有39.4％的城市处于极活跃或高活跃状态。华东地区活跃度为1.0，整体也处于高活跃状态，28.2％的城市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西南地区活跃度最低，虽然成都（1.5）、昆明（1.1）和贵阳（1.1）等核心城市的活跃度较高，但其整体活跃度仅有0.8，超过四分之三（78.1％）的城市处于中低活跃度。 一线和二线城市活跃度优势明显，交通和经贸网络不畅的四线城市极不活跃。一线城市中，广州、深圳和北京属于极活跃城市，活跃度分别为2.6、2.3和1.9；上海属于高活跃城市，活跃度为1.3。二线城市逾五成（53.8％）为极活跃城市，30.8％为高活跃城市，没有低活跃城市。三线城市有五成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且多位于一二线城市周边，中活跃城市比重为41.7％，低活跃城市只有8.3％。四线城市则有近八成（79.0％）的城市处于中低活跃状态。 几点延伸思考 城市规模之辨。在现代科技诞生前，从罗马到长安，大型城市多为帝国首都。虽然罗马庞贝古城的一些房屋与下水道系统相连，但运走污水的不是下水道系统而是奴隶。彼时的大城市依靠强权集聚税收和人力。从运河到公路，从电力到无线电，从高铁到互联网……技术进步不断优化交通网络、通信网络和分工网络，城市的定义在改变，城市的数目在增多，城市地理边界在扩大。 如今，智能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网络效应，城市规模扩张已不以单一行政单元空间的人口增加为唯一标志，还表现为相邻城市间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许，我们不必过多执着于单一城市的人口增减，而应更关注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连接性和活跃度。 城市密度之辨。有人以东京再中心化为据，强调提高我国超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必要性。但笔者此前基于街道人口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整体人口密度远低于东京，但北京和上海市中心（0-10公里范围）人口密度为2.1万人/公里2和2.6万人/公里2，远高于东京（1.3万人/公里2）。而东京中心城区人口回流，也非创新引导集聚的结果，而有着深远的经济社会背景。 在需求端，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以往在卫星城相夫教子的模式被打破，需要在靠近工作地的区域居住；在供给端，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灭推动市中心房价下跌，近年政府也放宽高层公寓建设的限制。在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已达峰值时，不宜再强调增加中心城区的公共资源以进一步集聚人口，而应以公共资源在都市圈范围疏解来改变其人口“内极密外极疏”的分布。 抢人借人之辨。近期，不少城市出台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体现了其扩大常住人口的努力。事实上，日间流动人口更能反映城市的经济活跃度。在城市网络理论中，不仅资金要素可在流动中实现跨区配置，人力资本也可在日常流动中实现跨区“借贷”。我们不仅要继续减少束缚常住人口迁徙的体制障碍，还应降低人口日常流动的阻力。 在各地“抢人”方兴未艾之际，嘉兴“双休人才”政策颇有意味：对其认定的高端人才，只要在周末期间前往嘉兴工作，交通、食宿等费用由政府补贴。为提高人力资本日常流动性，还可着力推进城际交通的无缝衔接，完善短租住房制度，试行高铁年票制，发展共享办公服务，并为商旅人士子女提供短期入学便利等。 比较优势之辨。为何城市发展有云泥之别？地理决定论似乎是最轻松也最不容置疑的回答，与海港的距离、距省会城市的远近在实证研究中表现出或高或低的显著性。然而，写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简·雅各布斯，在其另一本著作《城市经济》中反驳：许多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城市都处在非常不利于贸易的位置上，比如洛杉矶；相反，缅因州拥有许多优良的港口，却没有因此发展出太多城市。 城市的命运并非天注定，而是靠城中之人来创造。公元前600年的阿尔凯奥斯在描写希腊的城市时一语中的：“造就一座城市的，不是精良的屋顶或坚固的城墙，也不是运河和船坞，而是善于利用机会的人们。”在技术逐渐消除地理区隔的今天，城市最大的财富是人，城市发展的最佳之匙是降低人口迁徙和日常流动的障碍。（作者：卓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主任）、张颖（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 来源：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ID：i-caijing））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中心西移
【研究员】：
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人口发展，将人财两空；注重人口发展，才有可能人财两旺。
【博览财经特稿】人口并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是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区位、政策等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人口因素还显得更为关键。但是人口这个必要条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条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将“非资源”（如太阳光、氮气）转变为“新资源”（如太阳能、氮肥）。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修建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得以改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趋同，小灶式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类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远不如当初深圳那么有效了。而人口（生产、消费、创新）越来越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国是长期低生育率，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聚焦于人口本身对经济的影响，也欢迎其他学者从其他方面予以补充。
1、历史上人口变局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
中原地区长期是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但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难，导致中原地区人口减少，江南却因为相对安稳而人口增长较快，精英层衣冠南渡，加上气候因素，人口和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比如说安史之乱之前，江西只占全国人口的2.8％，而到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却占全国的24.7％了，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朝后，随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口占全国比例降至1381年的15.0％、1542年的9.8％、1776年的6.3％、1953年的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不断下降。 唐宋时期，四川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天宝元年（742年），四川人口占全国的22％。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259万户，占南宋的20.4％。但是宋蒙战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至1282年的12万户，民生凋敝。明朝时期，湖广（湖南、湖北）填四川，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性增长，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增至310万人，占全国的5.1％。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使得四川人口再次锐减，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仍不足10万人。清朝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四川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685年的0.4％增加到1776年的2.9％、1820年的7.8％、1910年的1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随之提高。 在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高产作物导致人口爆炸，“炸”得最厉害的是英国（含爱尔兰）和俄国。英国人口从1500年的47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5309万人。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人口更是从1776年独立时的250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1.52亿人。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人口爆炸引发了工业革命，随后传播到欧美地区。英美两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5％上升到1950年的8.1％，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6％上升到34.0％。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8％上升到1820年的25％、1950年的57％。 俄国（前苏联）人口从1600年的2070万人增加到1820年的5477万人、1940年的1.99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600年的3.7％增加到1940年的8.5％，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3.4％上升到9.3％，在1931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口在鸦片战争后却增长非常缓慢，只是从1820年的3.8亿人增加到1950年的5.5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 欧美主导的国际海运贸易给上海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年轻移民蜂拥而至上海，上海的人口从1852年的54万人增至1949年540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13％上升到0.99％。1894年上海的对外贸易占全国的53％，1936年达到60％以上；1933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50％；1947年全国主要城市有工厂14076家，上海占55％。 俄国崛起后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迫使清朝政府于1860年解除对东北已经实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崛起的俄国和日本给邻近的中国东北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东北像吸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东北人口从1871年的330万增加到1911年的1800万、1940年的4000万；占全国的比例从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49％，钢材产量占93％，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 2、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的崛起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人口和经济结构再次冲击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欧盟、北美。以现值美元为标准，1980年这些地区占全球GDP的71％，主导着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 1980年美国、欧盟的中位年龄只有30岁、33岁，年富力强，经济充满活力。日、港、台、韩1980年的中位年龄为33岁、25岁、23岁、22岁，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60年的3.8％上升到1980年的11.1％、1995年的20.8％。1980年美、日、港的人均收入分别是中国大陆的65倍、48倍、29倍，这些地区的小商人到中国大陆都算是大老板。 也就是说，当1979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外贸、外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加上海运的廉价，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10％上升到2006年的66％。 而中西部却因为远程贸易所带来的“冰山”成本，经济落后于东部，年轻劳动力不断涌入东南沿海，经济中心也一再东移。广东、江浙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9年的5.3％、11.6％上升到2006年的11.4％、16.1％。 比如广东、贵州1990年的0岁－19岁人口占全国的5.84％、3.39％，而2010年的20岁－39岁人口占9.33％、2.25％，2015年的25岁－44岁人口占9.36％、2.41％；以1990年0岁－19岁人口为基准，2010年、2015年广东流入了60％、60％，而贵州却流失了34％、29％。 2000年的0岁－4岁儿童到2010年是10岁－14岁，1990年的45+岁（45岁及以上）人口到2010年是65+岁（65岁及以上)老人，各地占比变化很小，说明儿童和老人基本都留守原籍。中西部劳动力的外流，导致留守老人“老无所养”、留守儿童“幼无所靠”。 3、2006年：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往西南转移
1979年以来，中西部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滑，然后在2006年开始触底反弹。比如湘鄂、云贵桂、川渝、皖赣、陕甘宁的经济占比从1979年9.3％、5.5％、7.3％、5.9％、4.5％下降到2006年的6.6％、4.8％、5.4％、4.7％、3.3％，然后回升到2017年的8.3％、5.9％、6.6％、5.6％、3.85％。而东部的沪江浙、京津冀、广东的经济占比则从2006年的20.6％、10.3％、11.4％下降到2017年的19.6％、9.6％、10.5％。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更是从1960年的18.0％下滑到1979年的13.3％、2006年的8.5％、2017年的6.5％。也就说，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开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南移动，这是唐朝以来最大的转向。笔者在2005年－2008年，预测了这种转向：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导致经济减速，给中国东南沿海的经贸机遇减少；中国中西部内需市场在崛起。 笔者在《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2期的《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中论证了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而非13.8亿人。本文假设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将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2（难度很大）。除中国大陆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生育率则按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就越强，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创新活力不断减弱。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比如日本的中位年龄从1965年的27岁增加到1985年的35岁、2015年的46岁，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也从1963年－1967年的9.5％降至1983年－1987年的4.2％、2013年－2017年的1.1％。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是经济发展的阻力，20岁－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经济活力。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劳动力/老人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比如韩国的劳动力/老人从1990年的11.3降至2005年的7.4、2015年的5.2，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也从1988年－1992年的9.1％降至2003年－2007年的4.5％、2013年－2017年的3.0％。 日、港、台、韩的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33岁、26岁、23岁、22岁增加到2015年的46岁、43岁、40岁、41岁，人口在快速老化，经济增长率在快速下降。欧盟、美国的中位年龄也从1980年的33岁、30岁提高到2015年的43岁、38岁，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占全球比例在提升，日、港、台、韩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95年的20.8％下降到2016年的9.5％；欧盟、美国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2003年的60.3％下降到2016年的46.3％。 在2004年之前，与日港台韩、欧盟、美国的贸易一直占中国大陆总外贸的70％以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减速，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6％不断下降到2016年的37％，东南沿海的经济优势下降。 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1980年的8％，上升到2006年的27％、2016年的80％，经济从过去的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驱动。而人口和消费中心仍在中西部，内需给中西部带来了机遇。并且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力相对丰沛。这些因素驱动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开始西移。 日本、欧盟中位年龄将增加到2030年的52岁、48岁，2050年的55岁、50岁，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将下降，GDP总量占全球比例必将继续下降，给中国的经贸机遇将继续减少。 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相对平稳，2030年、2050年的中位年龄将只有40岁、44岁，总人口和劳动力还将继续增长，加上研发优势，今后经济占世界比例将长期波动在21％－25％。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国正在重振制造业、抬高市场准入门槛，一方面由于印度等国的产品开始占有美国市场，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可能将下降。 而2015年东南亚的中位年龄还不到29岁，正处于迸发经济活力的阶段，加上地缘优势，对华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从2000年的8.3％上升到2016年的12.3％，很快就要超过欧盟对华贸易了。2015年南亚（包括印度）、中亚、西亚、非洲的中位年龄分别只有26岁、26岁、27岁、19岁，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94年的5.4％上升到2016年的11.4％，对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也从2000年-2002年年均15.7％上升到2014年－2016年年均26.2％，还将快速上升。今后几十年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将是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将给中国西部带来发展机遇，推动经济中心继续西移。今后到这些地区的铁路修通后，中国西部将从开放的“三线”变为“一线”。 4、从劳动力迁徙看各省的经济前景
20岁－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是最有经济活力的人口。东北20岁-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5年的7.6％，同期经济占比也从13.1％下降到8.0％。 由于东北年轻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人们就误以为是人口外流。其实东北的人口流出、流入大致平衡，辽宁略有流入，黑龙江略有流出。比如，2015年黑龙江人口净流出，但是常住人口中仍然有55万是外省人。 很多人以为东北人口大量流往海南。但海南2015年常住人口911万人中，外省人口只占62.5万人，包括6.4万东北人（集中分布在三亚）。由于三亚常住人口中有20％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又有22％是东北人（3.7万人），再加上东北人明显的体征和语言特色，这就给人一种假象：在海南的东北人很多。 广西的劳动力流失率远比黑龙江高，但是由于生育率较高，补充了劳动力，留在本省的20岁-39岁人口占比仍然稳中有升，经济占比也没有像东北那样大幅下降。东北经济衰退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核心原因是他们不再“制造”东北人了，“人口制造业”的衰退，必然导致“物质制造业”的衰退。 川渝常住人口20岁－39岁人口占比的降幅比东北还大。但川渝是因为劳动力外流，而东北是因为生孩子太少。川渝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仍寄钱回家养孩子、养老人，仍在贡献家乡的内需和经济。2010年笔者在西南大学演讲曾判断重庆的劳动力将开始回流，今后几年重庆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现在果然如此，比如1990年重庆、四川的0岁－19岁人口占全国的2.31％、6.64％，而2010年的20岁－39岁人口只占1.81％、5.37％，说明劳动力严重外流；但是2015年的25岁－44岁人口却占全国的1.96％、5.43％了，有经验、有见识、有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回流。而东北既没有人寄钱回来，也没有人可以回流。 为什么外迁劳动力开始回流？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动的动力，而区域均衡化发展是趋势。以前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吸引着人口流入。但是后面由于各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财税制度的倾斜，人均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比如说，密西西比一直是美国最穷的州，人均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从1930年32％上升到1950年的51％、1980年的70％、2015年的72％；而纽约州却从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2015年的122％。1956年东京的人均GDP是全国的1.95倍，吸引着人口流入；1967年降至全国的1.55倍后，东京人口占全国比例开始下降。日本最穷的冲绳县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从1970年的41％上升到2000年的66％、2014年的71％。 深圳的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全国的5倍了，1991年更是6.5倍，广州也是全国的3.2倍，吸引着年轻劳动力涌入广东。上海、北京在1996年、2000年放开人口闸门时，人均GDP分别是全国的3.7倍、3.1倍。 重庆、四川、湖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劳动力输出地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在2005年前后触底反弹，从2005年的81％、59％、66％、34％、57％、55％上升到2017年的103％、72％、82％、61％、71％、68％。而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2.1倍、2.0倍、2.5倍、3.0倍了，还将继续下降，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在下降。 湖南、广西、安徽、河南、四川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2015年光是向北京、上海、广东这三地就分别流出了488万、362万、348万、329万、299万人口。从25岁－44岁劳动力流失率来看，贵州、河南、安徽、广西流失率最高，2015年分别流失了29％、21％、20％、20％，留守危机也最严重。但是流失率高也意味着今后人口回流势能大。 对于人口输出的中西部省份来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意味着有后发优势，有经济上升的强大势能。现在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在改善，国家也出台了扶贫政策，将增强经济造血能力，拉动内需，区域发展差距将继续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外迁劳动力部分会带着技术、资金回流，将迎来一波劳动力红利，像前些年重庆那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劳动力流入地（珠三角、长三角、北京、天津）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将下降。 东北由于人口老化，经济活力减弱，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不断下降。1960年东北的人均GDP是全国的2.1倍，1980年还是1.5倍，而2015年降至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只是全国的82％了。人口外移的势能加大。 5、从人口结构看各省的经济前景
近期的经济看人口迁徙，长期的经济看人口生产（生育率）。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平均可以发现，东北、北京、天津、长三角最低，西部地区最高。生育率的差别也导致年龄结构的差异和经济活力的差异，东北的中位年龄最大，经济率先衰落。西部地区中位年龄小，经济潜力大。 北京、上海由于吸引了外来年轻人口，2015年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38岁、40岁，但是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高达44岁、50岁，比东北还要高；如果没有外来年轻劳动力，经济比东北还糟。 2015年广东的外来人口的中位年龄与北京、上海一样只有33岁左右，由于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也只有33岁，因此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33.7岁，全国最小。广东的人口结构最年轻，是因为1980年全国实行一胎化时，习仲勋主政的广东却出台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允许生二孩，其中农村的二孩政策一直延续到1998年，使得广东户籍人口“额外”多出生了数百万孩子，给经济注入了“额外”活力，改变了中国几十年的区域经济格局。但是由于广东在1998年取消了二胎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今后的人口结构也不容乐观。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的儿童比例低，吸引了大量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利于近期的经济；但随着时间推移，年龄结构将由目前的纺锤形变成极为危险的倒三角形。这些大城市生育环境恶劣，民不聊“生”，生育率长期只有0.7，如果继续吸引外地年轻人，这些人生不起孩子，而相当部分将在此终老，今后将面临空前的老龄化危机，威胁社会稳定。并且，过多的年轻人流入这些大城市，也会使得全国的生育率低下，将会导致今后全国宏观经济的衰退。 年龄结构最好的是广西、贵州、西藏、云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儿童比例高，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今后老年化危机轻。 假设2015年后人口不再跨省迁徙（事实上仍然会有跨省迁徙的，比如现在的流动人口部分将返回原籍）。各省2015年常住人口年龄结构采纳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地区分性别、年龄的人口》数据，再用《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中全国各年龄数据推算各省的各年龄人数。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为1.22、1.18，平均是1.20，假设各省未来的生育率也稳定在2000年、2010年普查的平均水平，比如吉林为0.80，广西为1.67。 20岁－39岁人口占比下降越快，劳动力/老人越小，中位年龄越大，那么经济活力就越低。2035年20岁以上人口是2015年之前出生的，因此2035年的20岁－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劳动力/老人是已经确定了的，不受今后生育率影响。 老龄化指数又称老少比，是指100个儿童（0岁－14岁）对应的老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指数越高说明老龄化程度越深。由于老人和儿童基本都留守原籍，因此老龄化指数比中位年龄更能反映真实的老年化程度。 2015年东北的中位年龄已经超过43岁了，相当于日本2006年的水平。日本2004年－2008年GDP年均只增长1.2％，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在2014年－2017年GDP还年均增长2.6％、6.3％、6.0％。原因之一是东北的劳动力/老人在2015年还有6.7，只略低于全国的6.9，而日本在2006年只有3.0了。但是东北的劳动力/老人在快速下降，今后将是全国最低，经济活力最弱，社保危机最严重。没有人口再生产的一场革命，东北是很难振兴的。 从各项人口参数综合判断，东北的人口结构最差，其次是华东、华北、华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西南比西北有人口规模优势，自然条件也更好，并且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拥有最佳的区位优势，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广西、云南、贵州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加上广东的人口结构也较好，因此中国经济中心是往西南转移。 三大城市群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结构最好，京津冀其次，长三角最差。江苏的经济不可能超过广东，因为户籍20岁－39岁人口在减少，人口快速老化。人口结构也影响社会心态，广东最开放，上海次之，东北最保守。全国的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社会心态也将不断“东北化”。 四川、重庆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今后的区位优势也不错。但是两地的生育率长期低于全国，经济后劲并不足。 全国各地的人口结构差距甚大，应该因“人”施政。东北已经进入了“经济老年”，需要“养生”：优化经济结构，力求如日本、德国那样在恶劣的人口结构下仍能维持经济的低速增长。德国、日本的经济之所以相对较好，是因为2016年仍然有28％、27％的劳动力从事工业，实体经济还坚挺；而法国、英国、希腊只有21％、19％、1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 东北如果“不服老”，继续追求速度，会导致经济结构恶化和数据的水分。老人如果“养生”得当，可能长寿百岁；否则，可能只能活到六七十岁。因此，人口结构恶化，决策需要更为科学、精细才行。东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就低于更替水平了，比全国早11年，东北的今日就是全国的明日。全国的人口结构都在快速老化，急需出台有效的“休养生息”政策，提升生育率。 很多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发展经济。其实在人口结构改善后，经济也会随之而增长，这已经被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亚当·斯密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那么对政府来说，还有什么比发展人口更重要的？ 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人口发展，将人财两空，导致区域的长期衰败；注重人口发展，将人财两旺。没有“人口制造业”的振兴，就不可能有“物质制造业”的振兴。唐太宗等政治家将婚育和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吏升降标准，比现在以GDP为主的考核标准合理的多。各省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如何引导年轻人生儿育女。（来源：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ID：i-caijing），作者：易富贤）
楼市观察
为什么房子永远不会甩卖？
【研究员】：
房价上涨周期，常常一年能涨30%，可下跌周期，总是磨磨蹭蹭，好不容易看到有新闻报道“暴跌50%”，激动地打开一看，原来是“成交量暴跌50%”。但是，成交量暴跌50%，说明买房子的人的确少了，可为什么卖房子的就是不降价呢？虽然新闻动辄用“暴跌”这种刺激眼球的字眼，实际上你真跑几个楼盘看看，虽然售楼处很冷清，售楼员很热情，但都是“动口不动手”，房价顶多比最高点下降一些。
【博览财经特稿】房价上涨周期，常常一年能涨30%，可下跌周期，总是磨磨蹭蹭，好不容易看到有新闻报道“暴跌50%”，激动地打开一看，原来是“成交量暴跌50%”。
但是，成交量暴跌50%，说明买房子的人的确少了，可为什么卖房子的就是不降价呢？虽然新闻动辄用“暴跌”这种刺激眼球的字眼，实际上你真跑几个楼盘看看，虽然售楼处很冷清，售楼员很热情，但都是“动口不动手”，房价顶多比最高点下降一些。 真奇怪，不是说开发商的资金链快要断了吗？现在开发商的融资利率动不动就上15%，为什么就不愿意打折促销呢？
理论上说，房子卖不掉，就会有资金绷不住的开发商抢跑降价，出于“囚徒困境”的心理，你降一点，他降一点，最后就会变成夺命狂奔，房价就会暴跌式崩盘。 但实际上，“楼市空军”预言中的这一壮烈场景从未出现，房地产下跌只有在“牛熊转折期”稍快一点，那也是因为上一批楼盘开盘火爆导致定价虚高，即使所谓的“打折价”，不过是回归正常价格（就算这样也是要被砸售楼处的）。 但真的到了楼市最惨淡的时候，开发商反而不会降价，而是“卧倒装死”——两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回头一看，顶多从最高点降个20%，还没到这一波上涨的起点。 其实开发商的资金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但因此指望“清仓大甩卖”，却需要满足相当多的条件。今天我就分析一下，为什么开发商不喜欢用大降价来解决资金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多杀多”式的房价暴跌？
真降价与假降价
想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理解，同样都是“大促销”，却有“真降价”和“假降价”的区别。 前几年每到“春运”，就有人建议火车票涨价缓解供求紧张，每次都被人怼，于是有人感叹，为什么机票也涨价了，却没人骂呢？ 原因在于，火车票平时卖“票面价”，节假日就要提价；机票平时基本都是“打折”，节假日涨价只需要恢复“票面价”。 从上面的例子可看到，机票的打折促销，并不是“降价”，而是一种定价手段， 节假日走进商场，东西好便宜，大家都在打折，我们来分析一下，哪些是真降价，哪些是假降价： 服装品牌全场6折（除部分新品）：商场服装品牌通常上新的标牌价是8倍成本定价，卖了几个月就开始打折，下市前清库存，五折三折都有，所以“服装打折促销”是定价策略的一部分，包括“江南皮革厂倒闭了”，都是“假打折”。 家具店某品牌的主力款9折促销，因为淡季要到了，厂商给渠道商更大的回款返点，促使经销商加大促销力度，是“真打折”； 超市品牌酸奶快到期的部分“买一送一”是“真打折”，而同时附赠的新品奶酪小包装，就是营销动作，是“假打折”。 总结一下： 标准化的产品，降价往往是因为供大于求，是“真降价”；而非标准化的产品，降价是一种定价策略，是“假降价”。
保质期短的产品，降价的打折力度大；保质期长的产品，降价是为了回笼资金，所以打折力度一般不大；
那么房子呢？非常不幸，它属于一户一价的“极度非标品”，而且还是保质期特别长的产品。想要让它大幅降价，还需要有很多条件。
哪些条件呢？比如说，高毛利的产品，其打折的空间也比低毛利的产品要大，那么房子的毛利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通常在土地拍卖之前，开发商内部就要根据土地规划要求，和未来预期房价，根据一个合理的利润率，给出土地拍卖的“出价”。 因为土地拍卖一般都是“价高者得”，所以最后出高价拿到地的都是那些“心理价格”最高的开发商；如果大家的“心理价格”都差不多，那么拿到地的就是利润空间压得最低的开发商。 所以，高房价的利润大头都在政府卖地的环节上，而整个房地产行业远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看看上市公司的报表就知道了，房地产行业的老大万科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卖酱油的老大海天味业的一半。 非标品、长库存周期、低毛利，房价打折的空间似乎都被封死了，但是，房地产开发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房地产开发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又极度依靠融资。如果卖得慢了，不能回笼资金，就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这正是很多人认为房价缓缓下跌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雪崩的原因。
拿到地后的一两年，出了高价的开发商可谓如履薄冰，一边要提高档次以保证高房价，一边还要严格控制成本，以满足当初压下的利润率。 为了防止高库存而不得不打折出售，开发商只能把“非标品、长库存”的产品策略发挥到极致。这就必然走向“营销驱动”的道路，其“上策”必然在于“产品如何定位和定价”上。
歧视性定价
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同一样商品的阶梯性“歧视性定价”可以最大程度的获取利润。比如同样的电、同样宽带网络，卖给居民的便宜，卖给企业的贵，因为前者会因为贵而少消费，后者只要能赚钱，就能接受高价格。 再加上房子本身就是非标品，开发商在规划吋，就把“歧视性定价”原则发挥到极致。 通常一个楼盘的可售房源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占比最大的主力户型，比如市场上最主流的90平米三房。因为它们是整个楼盘的“销售担当”，所以开发商在规划中，一定要保证它们户型也是最好的，什么南北通透、三房朝南、户型方正、超大面宽，等等，全部堆上去。
第二类是两个极端，一端是市面上稀缺的小户型、紧凑户型，一端是个性化产品、特大户型，包括整个楼盘位置最好的“楼王”，两端的共同点是定价高很多，不同点是前者是熊市产品，后者是牛市产品，这一点后面再讲。
但这就好像从一整张纸上裁下一个个完整的形状，可以想象，那剩下来都是边角料，怎么处理呢？做成第三类产品。 第三类就是剩下来的有缺陷的户型，网上常常有人吐槽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户型，大多是这一类“边角料”，边角料一般只能定低价，但有时未必。
三类产品的成本区别很小，但定价相差很大，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了“最主流性价比的”、“不缺钱但要求高的”和“追求低价且要求不高的” 三类支付能力和需求不同的客户。 有人说，我就想知道房价会不会降，你跟我啰里啰唆讲什么“歧视性定价”，但正是有了这三类产品定价阶梯，才让开发商有了腾挪的弹性空间。 这三类产品不光对应了不同支付能力的客户，也对应了不同资金状况和市场状况。 穿越牛、熊的产品矩阵
一般而言，资金压力大的开发商，一定要在第一次开盘时回笼大部分资金，那么它可以选择主力户型中性价比较高的一部分房源。缓解资金压力后，剩下的房源再通过提升配套、多多蓄客的方法，慢慢加大利润空间。 这就是“低开高走”的推盘节奏和定价法。 如果是资金压力不大的开发商，或者好不容易拿了一块好地想赚一把就走人的开发商，往往第一次开盘会推出地段好，配置高的第二类产品，有的甚至先推“楼王”，目的是提高整个楼盘的形象定位和档次定价，以争取其他房源的定价空间。 这就是“高开高走”的推盘节奏和定价法。
你看，房地产开发是不是一个技术活？是不是唯有专业才能做得更好？ 虽然每一个开发商都一万遍地强调自己的“专业”，可实际这个行业信仰的只有两个字：运气。别怪他们；因为楼盘卖的好不好，专业的开发和营销能力只占三成，70%的因素是看老天爷肯不肯赏口饭吃。
有些开发商很认真，请专业设计团队精心规划产品，反复修改，恰逢大牛市，大家都很有信心，配置一再升级，可等产品上市，调控政策也来了，法国大厨的拿手菜拿到大排档卖白菜价。 有些开发商很懂营销，标准化开发流程，半年楼盘就出来了，接下来半年拼命蓄客，正逢大牛市，五星级售楼处挤成了澡堂子，谁知政府限价，水果高级拼盘含泪卖成了批发价。 有些开发商什么都不懂，偏巧拿地拿在熊市，卖楼卖在牛市，再烂的房子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但开发商们也不会听天由命，频繁的调控使它们练就成了一身对抗周期的本领，其中三类产品推盘节奏，就是最核心的武器。 房地产的销售三甲“万科、碧桂园、恒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推盘节奏快。从拿地到开盘，最快只要半年。这么做，除了资金利用效率高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在规划之初就能预见到销售时的市场状况，从而做出更合理的产品形态。 如果未来一年的市场状况不乐观，那应该先推出高性价比的部分主力房源，当然，开发商所说的“谨慎定价”，实际上只是在一波暴涨后，回归正常的价格，远远没有触及开发商的底价。 如果熊市确定，那么第二类产品中的“低总价紧凑户型”只要单价稍微降个5%，总价就能下去15-20%，就成了主力担当，所以称之为“经典熊市产品”。
如果市场冷冻超预期，连所有户型都无人问津时，那开发商还有“第三类产品”。之前，这些有缺陷的户型，开发商往往希望趁行情好时混水摸鱼卖掉，所以它们的定价并不低，很容易被卖剩下来，这些房源就成为熊市激活市场的法宝。 如果你看到媒体上大炒作的“跳楼价”，满怀希望地跑到售楼处，你多半会失望，都是些原本就卖不掉的房源，而且数量很少，那些真正你想要的房源，降价幅度都是“毛毛雨”。 这正是开发商想要的效果，多少回笼几个钱，还能借此吸引人气。 就算是某些楼盘前期拿地成本过高，开盘又逢行情低迷到触及成本价，开发商也有“死中求活”的办法： 努力降低大部分主力户型的成本，把节省下的成本和最好的配套、位置“堆成”一幢“楼王”，价格比均价高了一大截。然后，主力户型以成本价快速回笼，而最后的“楼王”，开发商就采用“有价无市”的营销策略，一路持有到下一轮牛市再兑现利润——而“楼王”的利润，就是整个楼盘的利润。 你看，小小的一个楼盘，有牛市跑量的主力产品，有负责利润的大户型，有主打熊市的低总价紧凑户型，有穿越周期“越陈越香”的楼王，甚至还有缺陷产品帮助你穿透牛熊…… 当然，真正的严冬降临，产品策略也无效时，开发商的招数还远远没有用完，至少还有建设上的“节流”招数，和融资上的“开源”招数。 一个锅盖十口锅
一个楼盘的开发可以分成三期：从拿地到开工，从开工到预售，从预售到交房，其中资金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前期投入的土地款，再加上开工的大量流动资金；其次是第一阶段，而第三段收到售楼款后，资金压力就小多了。 一个大开发商，往往同时开工几十个项目，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想要玩“一个锅盖十口锅”的游戏，办法就是尽可能缩短第二阶段，延长第三阶段。 缩短第二阶段的结果就是，项目不开工则已，一开工就玩命地赶工期，一个集团大部分建设资源都集中在处于这个阶段的项目上，而一旦拿到售楼款，资源又被抽走，建设速度又开始放慢——知道你买房后，为什么迟迟不交房了吗？ 所以你去看行业数据，楼市刚刚变冷时，房地产开工数反而是急剧上升的，相应的竣工数陡降。这就是“冬江水冷开发商先知”，赶开销售还没有完全冻结之前，急急盖楼快快推盘多多回款。 房产调控期往往面临着国家对房地产融资的“断源”，但擅长“一个锅盖十口锅”的开发商，也想出了资金需求“化长成短”的办法，市场上那些高达15%以上的融资，其实都是“过桥融资”，不停地在诸多项目中滚动——如果真是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开发商还不如“跳楼价”。 20年数轮楼市调控下来，无数资金链断裂而亡的开发商的“冤魂”都为剩下的同行提供了无穷智慧与经验，牛市滚利润，熊市滚资金的方式，使得开发商抗周期的弹性很大，资金链紧而不断，绷而不裂。 上面说的都是大开发商，那么只有几个项目的中小型开发商呢？他们确实是房价最薄弱的一环，每次调控都有几家资金链断裂的，但奇怪的是，就算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它们也很少用“降价”的方法回笼资金，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是没有人降，而是因为有人试过了，并用血的教训告诉同行：降少了还是卖不掉，降多了没必要！ 降多少才是个大问题
买房有两种需求，一为自住，一为投资。投资的心态是买涨不买跌，特别是在熊市后半场。唯有牛熊转换期前，还停留在“牛市思维”的投资客会对看好的楼盘“逢低进场”，故而此时降价不失为好手段。 真正对降价敏感的，都是自住的消费需求。但效果有多大呢？ 一次成功的降价，一定要能释放出大量“不降价就不入场”的客户，而不是那些“本来就准备要买的，现在欢天喜地地少付钱”的客户。 衣服打折是因为“非当季”，大部分消费者并不那么追求“新款”，所以一打折，这部分人的消费力释放出来，销量成倍上涨。 食品“量贩型打折”，满足的是那些“本来买三家现在趁便宜买一家”的价格敏感型消费者。 回头看看房产打折，能够找到这一类消费者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些“自住客”继续细分为两种：一种是首次置业，这是刚需购房，相当于柴米油盐这一类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它的特点是一定要买，但只要拥有了，就能满足需求。 对于此类需求，价格的高低只会改变你的消费时间，但不会改变你的消费量，比如看到大米促销，你会多买一点，但不会晚饭多吃一碗。 所以对于首置刚需房，差不多都是市面上总价最低的房子，面对结婚大限，只有“付得起首付”和“付不起首付”的“支付门槛”的区别，不存在“太贵了不想买”和“便宜了多买点”的区别，所以降价带来的新增客户是有限的，不妨计算一下： 一套300万的房子，最低首付3成90万，打8折后，首付降到72万，“门槛”只降了18万，还不如“降低1成首付”少了30万带来的增量客户多。 所以最有效的促销手段是“首付贷”降低购买门槛，而不是降价。 有人说，不对啊，如果便宜我会买大一点的房子，没错，可超过一定面积的大房子就是另一类自住需求了—— 第二类通常称为“改善型置业”，目的不是有地方住，而是住得更好，并非是刚需消费，相当于汽车、餐饮一类的可选消费品：明明打算明年才买车，看到促销，忍不住提前下手；炸鸡翅加一元送一对，你就会多买一份。 从理论上讲，“改善型置业”对价格的敏感性超过刚需房，促销应该可以找到一大批“有便宜才出手”的消费者，但是，问题又回到了房地产的投资属性上。 卖掉手里300万的无贷款的刚需房，作为5成首付，换成600万更舒适更大的“改善房”，为了生活条件的一点改善，你凭空多了300万负债，无论如何不能用消费升级来安慰自己，唯一能让你出手的理由是“升值”。 所以“改善型置业”同时又是家庭的投资行为，这两种需求的比例是：房价越合理，消费属性越强；房价越高，投资属性就越强。 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投资心态问题——买涨不买跌。半年前你打98折时，个个都来抢，现在你打8折，大家反而不敢出手了。 当然，话也不能说绝了，价格作为终极武器，肯定是有用的，8折不行，也许7折就行了，总有一个折扣数会击退消费者最后的心理防线。 可惜有人不会给购房者这个机会了，你等候的“超跌盘”早就被人抄了底——低于8折，就会有大买家出现“打包扫货”，就是房地产TOP级开发商：拿到项目后包装一下，换个名字，换成精装修，再换一个物业，引进一些配套商业，等下一轮牛市加价20%卖给你。 每到牛市末期，万科、恒大一级的开发商就开始减少市场拍地，因为熊市一到，就会有大量的“食尸”机会，这是周期性行业集中度上升期最常见的“逆周期投资”策略——在行情低迷时，进行市场份额的逆势扩张。 因为目前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尚低，市面上的超级大买家至少有十家，那些“资金链断裂”的中小开发商手中的项目，还是香饽饽，收购价格相当有吸引力。 这么一来，降价幅度小，不一定能卖掉；降价幅度大，不如“打包卖项目”省事，“楼市空军”预言中的“崩盘”，也就迟迟无法出现。 也正是因为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尚低，这个逆周期投资的趋势也许会持续很多年。 那房价就真的刀枪不入了吗？最后，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房价“崩盘”的极端情况。 房价崩盘与泡沫无关 第一种情况：出现“行业周期、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三周期共振”。 如果在房地产萧条期，恰逢经济萧条期，又遇上信贷收缩，顶级的开发商也拿不到钱，做不了资金链断裂的中小开发商的“接盘侠”，反而要比赛出货速度，那“崩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日本楼市就是这么崩掉的。 但这个情况几乎不会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政府的“逆周期调节”决定了经济萧条期一定会“信贷放水”，经济过热一定会信贷收缩，大开发商要么楼好卖，要么钱好拿，不可能出现“钱楼两空”的绝境。 除非是极端情况下，放水的管道堵塞，进不了楼市，实际上就是下面的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买房需求萎缩，导致银行对这个行业产生警惕。 房地产周期性向上的最大动力是“城市化”和“人口增长”，这个趋势如果逆转，标志是一个地产下行周期超过5年（一般为两到三年），库存积累到一定程度，迟迟不见拐点，就会引起银行的警惕，再遇上经济衰退周期，就会出现“央妈不断放水”，但“水”就是到不了开发商那儿的情况。 目前一二线城市“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几年内还不会出现放缓的现象，但并不排除“三四线城市楼市崩盘将价格引导到一二线线城市”，尤其是部分专注于三四线城市的大开发商。 从传统意义上衡量房价泡沫的“租售比”指标看，三四线城市普遍高于一二城市，这说明“崩盘”的真正压力，不在泡沫，而在金融。 房价是金融价格的影子，有泡沫不一定会崩，没有泡沫不一定不会崩。房地产周期虽然可怕，但总是“有惊无险”，可只要背后的银行家一出剑，那就必死无疑。 吾恐崩盘之忧，不在萧墙之内，而在金融也。（来源：人神共奋（ID：tongyipaocha） 作者：人神共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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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1 08:1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