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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内参-高层决策周刊201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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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8 08:54: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行政干预需求过度旺盛,带来了大量的调控泡沫,是中国楼市真正的灰犀牛。楼市调控万万不能将民意,无论是中产阶层的民意还是低收入群体的民意,作为某种政治筹码。“打左灯、向右拐”并不能真正帮助穷人,反而会引致更大规模的腐败。而真正的“打左灯、向左拐”,以所谓共有及类似形式走上计划经济的老路,恐怕会成为真正的经济“灰犀牛”,其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无法估计的。无论从当下的楼市调控,还是国有企业领域的改革,计划经济的因素以及带来“穷人陷阱”民意在不断的扩大,不得不令人警醒。

联通“混改”绝对称得上是一场各方多赢的豪华盛宴,不过,“混改”的初衷或主要目标——由混合所有制带来法人治理结构的优化,以及业务的强强联合,最后将会是一地鸡毛,不会对改善联通的经营困境有实质性的帮助。而且,不仅联通如此,任何国企的类似“混改”都会是同样的结果。如果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是国退民进、由民营企业来控股,而是企图搞公私合营的“所有制混改”,所有的美好愿意最终都是水中花、镜中月,而且只会败得更快、更彻底;短暂的狂欢之后,最终更可能是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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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重就轻的“调控泡沫”,才是中国楼市真正的灰犀牛
【研究员】:

行政干预需求过度旺盛,带来了大量的调控泡沫,是中国楼市真正的灰犀牛。楼市调控万万不能将民意,无论是中产阶层的民意还是低收入群体的民意,作为某种政治筹码。“打左灯、向右拐”并不能真正帮助穷人,反而会引致更大规模的腐败。而真正的“打左灯、向左拐”,以所谓共有及类似形式走上计划经济的老路,恐怕会成为真正的经济“灰犀牛”,其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无法估计的。无论从当下的楼市调控,还是国有企业领域的改革,计划经济的因素以及带来“穷人陷阱”民意在不断的扩大,不得不令人警醒。


从2008年至2016年,中国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全国层次的行政、金融调控新政平均每年不低于三次。到了2017年,楼市调控似乎比房地产市场本身更加失控,限购限售、信贷调控、库存调控、“一城一策”以至“一城多策”,产生了租购同权、租购并举、共有产权的多样住房形式。

这样的调控节奏和频率,恐怕在经济调控史当中前无仅有,结果是房价在有形之手的干预下大起大落。如果说轧平经济周期、消除经济泡沫才是调控应有的作用,那么如此频繁、临时、药不对症的调控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繁荣的泡沫。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治理中心副主任,中国奥地利经济学50人论坛研究助理张林认为,行政干预需求过度旺盛,带来了大量的调控泡沫,它才是中国楼市真正的灰犀牛。

一、调控背后的民意之争和“穷人陷阱”

政策调整的本质是收入再分配,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政策调整总会面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判断。大幅降低房价,低收入群体会欢呼雀跃;房价继续增长,中高产阶层会喜上眉梢,作为一个在乎民意,不想挨骂的决策者,他会如何行事?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多半会选择“打左灯,向右拐”。

所谓“打左灯”,是要放出打压房价的口号、做出干预市场的样子,所谓“向右拐”,是要在背后尽量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不受大的冲击。无论是广州出台的租购同权,还是北京出台的共有产权都是“打左灯、向右拐”,背后都有笼络民意、利益调和的影子。

租购同权看起来是对穷人有益处,毕竟租的起房子的人要远远多于买的起房子的人,政府由此扩大了自己的支持基础。穷人也会觉得欢心鼓舞,毕竟租房就可以享受买房同样的收益。但是,低收入群体往往看不到的是,租购同权并没有包含任何提高供给的信息,没有提供更多的住房、学校、医院,也没有改变户籍政策,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租房和住房需求,其最后的结局多半是房租和房价都会上涨。事实也正和预判的一致,南方日报一篇文章报道了政策出台后广州城九区8月份的房价统计,二手住房和租赁市场的价格环比增长分别为3.9%和2.7%。

共有产权房更是如此,尤其是“共有”两个字隐隐看来是计划经济的回头。可是,共有产权房的实质是将金融杠杆转换成了财政杠杆,即财政资金或者说土地出让金的让渡来支持低收入群体买房,这么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坐实了既有房价。另外,共有产权在极力地调和市场和计划,可是真正的穷人能够以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价格获得对价的产权,并获得房屋的使用权吗?结果显然是否定的。

政策往往“打左灯、向右拐”的原因,是由于在当代社会结构当中,中产阶层肩负补贴穷人同时反哺统治阶层的重任。一个最好的社会结构必然是中产占劳动人口的多数。很少有决策者愿意直接牺牲中产阶层的利益。更好地补贴低收入阶层生活状况的方法,是不断的壮大中产阶层去创造更多财富,才能有更高的份额用来社会救济。如果总是以一次性剥夺中产的方式来为低收入群体泄愤,并以此来获得政治上的声誉和支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社会所有群体的共输。如果稀缺资本获得更高收益,以及一定的贫富差距不能被低收入群体所接受,往往会带来一系列“打左灯、向右拐”的政策,从而使得穷人的收益进一步降低。这就是收入再分配领域的“穷人陷阱”。

这样的事情早就发生过。从2008年左右兴起的经济适用房建设,看起来是为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实际上却带来了大量的寻租空间。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治理中心2015年在30个省会城市开展了公共治理调查,其中涉及到保障房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概率,其中北京市的保障房分配结果如下图:

可见党政机关及事业团体的中高层才是最有机会获得保障房的群体,要远高于穷人阶层的概率。在具体数值上看,穷人还是分配到了一些保障房,但是以租赁型住房和郊区偏远住房为主。那些建在市中心区的,具有完全产权的经济适用房,即是最大的寻租房。假设这些经适房只要没有分配给最穷的人就是腐败的话,那么该项腐败金额将以万亿计。当下兴起的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其承诺的社会收益越大、与产权房的收益越相等,便会引来越大的寻租和腐败。也正是由于这个背景,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茅于轼先生曾经说到,“公租房最好不要建独立卫生间”,结果成了全民公敌。

因此,楼市调控万万不能将民意,无论是中产阶层的民意还是低收入群体的民意,作为某种政治筹码。“打左灯、向右拐”并不能真正帮助穷人,反而会引致更大规模的腐败。而真正的“打左灯、向左拐”,以所谓共有及类似形式走上计划经济的老路,恐怕会成为真正的经济“灰犀牛”,其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无法估计的。无论从当下的楼市调控,还是国有企业领域的改革,计划经济的因素以及带来“穷人陷阱”民意在不断的扩大,不得不令人警醒。

二、楼市调控的目标和方法避重就轻

上述的民意问题,还只是楼市调控的次生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地产市场?目前还未有明确眉目的房地产长效机制,如果不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类似的调控泡沫还会不断出现。其实,不止在房地产市场领域,整个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增量改革虽然带来了非凡的成就,但其负面结果是过于依赖朝令夕改的政策调整,而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依仗的基本原则却从未予以根本的确认。

本轮政策调控的基本缘由,一是认为中国的房价远高于收入,即房价收入比过高;二是认为房地产市场利润回报远高于其他行业,即房市“过于繁荣”。问题是,在这些简单的除法比数中,提高居民收入也是降低房价收入比的方法之一,提高其他行业的利润和繁荣水平也是降低房市的利润回报比的方法之一。可是,在官方的政策解释当中,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限制房价和抑制房地产市场发展。可是,真正的问题却全部在于,为什么居民的收入水平赶不上房价的上涨?为什么其他行业的回报赶不上房产的回报?

先从居民收入和房产增值收入说起。根据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的调查,2016年受访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5.4%,其中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1.2%。也就是说,普通居民既在市场上获得劳动收入,同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又是房产所有者。房价的普遍上涨使得大多数人的资产增加了,而且增加的速度快于居民劳动收入或工资所得,同时没有造成通货膨胀率(日常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可以说这一过程是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房价较快上升,是快速城市化社会的正常过程,而并非巨大的经济失败。

刨除金融因素外,这一过程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增长红利的分配不均,以及由此最终造成的财富差距的拉大。农村人口的房产价值不能在市场上变现,大城市的房产价值增加大大快于中小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居民收入的上涨远远落后于房价上涨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建设权的不平等,而并非房价上涨过快或者租购不同权。农民没有权力建设城市,他们不能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耕地和建设用地。中小城市在较低的行政层级当中无法自由支配当地财政、金融和土地资源。

如果只有大城市的人和政府才有能力动用更多的城市建设资源、分享城市化的好处,农民、其他城市的居民又如何能继续提高收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正是指的这一现象。可当下所有的房地产调控毫无例外的回避了这个问题。

再来看房地产市场的所谓“过度繁荣”。这里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其他市场衰落的原因吗?并无证据表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替代了其他市场的增长空间,相反地,对于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来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往往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的萧条和衰退。其他市场的不振,对于转型当中的中国来说即是民营经济的不振,因为只有民营经济才真正处在“市场”当中。能源、电信、金融等同样可以过度繁荣的领域并未真正向市场开放,居民和民营企业在改革之后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涌向房产市场。

以上判断并非信手拈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民营企业家中心在2016年开展了民企生存发展环境调查,在全国问卷调查的336位民营企业家当中,对当下市场向民企开放程度的打分只有4.55分(满分10分),经营过程的金融支持度得分只有3.06分(满分10分)。这些数据表明,民营企业家并非不愿意向其他领域开拓市场,他们既面临着市场门槛的准入,又面临着微观上的金融抑制,只能将积累下来的资本投入到房地产市场这个唯一开放的市场当中。在该调查当中,有超过94%的企业家选择将房地产市场作为主要个人投资领域。

事实上,凡是市场较为开放的领域,民营企业家总会想到办法使其繁荣起来,比如当下如火如荼的移动互联经济,正是处在了原有的体制之外才有了今日之生机。伟大的马克思也论述过,资本的逐利性总会使得各个行业的利润回报率相等。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也是一个伪问题,其他市场的国有垄断、行政垄断才是束缚整个市场活力的源头,打压房地产也并不会带来其他领域的繁荣,只能失去一个硕果仅存的投资渠道而已。

三、涨价去库存加大了债务和金融危机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另外一层重要原因是房地产市的债务环节带来的金融风险。按照麦肯锡的估算,中国各部门总负债已经到达GDP的2.8倍,其中企业债务约占到GDP的1.2倍,总负债中约有40%至50%的部分来源于房地产项目。如果按照融资成本平均为5%来计算,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的很大部分流向了金融体系用于还债,变成了金融部门的收入。当前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占GDP之比超过了9%,这一收入水平已经高于了次贷危机时期的美国。如果GDP增长不够快、收入水平提高不够快、房价增长不够快,清偿债务可能会成为潜在的问题。

债务问题和货币扩张是一个问题的两面,M2中得以扩张的银行资产部分,来源于企业和居民的负债。或者说,M2当中得以扩张的居民和企业储蓄部分,正是来源于银行的负债。从货币增量的方面来看,2017年至2016年的这十年来,M2增速年均近18%,实际GDP增速为9%,通货膨胀率为年均3%。按照一般的货币中性的原则,货币增速应当大体等于名义GDP增长,即12%左右。实际当中M2的增速已经大大超过了中性的扩张速度。

分析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是以目前房地产市场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联,房地产市场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绑架”金融体系及国民收入增长。如果不进行进一步的宽松和刺激政策,房地产市值的快速下降不仅会大大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有可能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蒸发而陷入经济危机。而如果反之进行进一步的量化宽松,则可能造成资产价格进一步的上涨,强化金融风险。这其实将货币和财政政策陷入了两难。

第二个结论是,从负债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的确隐藏着较大的债务风险,因此有节奏的降杠杆(去风险)、去库存(夯实价格)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降杠杆去库存应该是同时发生的,但在现实中发生的却是加杠杆去库存,即涨价去库存。这也就是说,在房价上涨的区域金融杠杆实际上并未降低,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依次骤涨正是涨价去库存的结果。为了夯实当前价格,金融风险首先被放大,然后依次将压力转移到了更低一层的城市居民手中。

如果说将风险向居民部门偏移是有意发生的,不得不说这里面似乎违背了政策伦理。股市和房市本应是一国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结果成了收割财富转移风险的机器,实在令人失望和心寒。

而在总负债当中的企业负债部分,主要来自于共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负债。而居民部门的房产负债,是由于改革以来的收入积累和制度变革已经让居民开始了解持有资产的价值。可是30年后,当他们来到市场上,发现只有房产是最稳定最方便的投资物品,别无其他了。垄断利润基本被国有企业所把持,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回报继续投入到新的基础设施当中,很少会直接外溢给居民部门。

说房地产市场是资金的蓄水池是不够严谨的,除去央行主动的扩张性货币发行外,债务和资金扩张是被动的,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品增加、资产增值,它们都需要更多的货币予以应对,在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里,各个行业都应该是货币的蓄水池。而当下中国在房地产市场上积累了那么多资金,不仅暴露了投资拉动型经济的经济自我循环,也暴露了留给市场的发展机会少之又少。

因此,从金融和负债角度看,房地产市场积累的风险予以疏解,在根本上仍然是要靠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减少共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赋予市场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同时要降低金融部门的垄断程度,金融机构之间的充分竞争可以减少其他领域的还息和债务压力。

四、怎么办?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所谓包括出台房产税、发展租赁住房在内的长效机制,并非是真正的长效机制。在涨价去库存之后,再通过房产税等措施保护财政收入、消弭居民部门的资产收入,其实是小聪明大失误,只有机巧没有原则。而那些看到政府严格调控就靠消费“房价大跌”来博人眼球的学者也并非真的学者;那些努力在市场和计划之间不断调和的尝试总会无功而返。

城市化的过程远未结束,改革空间仍然巨大,转型红利尚未完全释放,“新周期”、“新常态”的说法避重就轻,似乎在为拒绝更多的改革、更高的增长找借口。更好地保护穷人、提高居民的收入及降低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和风险,其所依赖的长效机制应当包括以下几条:

第一,赋予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更多的发展权利,尤其是城市建设的权利,通过放权让利让更多的人收入增加、持有资产;第二,可以在当下保留土地的公有制,但要进一步明确和保障私有财产权利,而非继续保留土地使用70年之后的不确定性处置权;第三,改变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的供给,而非将财政继续投向垄断利润经营领域;第四,进一步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真正落实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平等市场地位,给民营企业真正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而非通过所谓混改等方式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第五,放开金融垄断部门的进入壁垒,减轻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对资本的低效使用和债务问题。

没有涉及以上层次和领域,或者未有为以上改革目标做铺垫的所谓长效机制,都是避重就轻的调控泡沫。




政经观察




联通“混改”:一场各方共赢的豪华盛宴过后,注定是一地鸡毛
【研究员】:

联通“混改”绝对称得上是一场各方多赢的豪华盛宴,不过,“混改”的初衷或主要目标——由混合所有制带来法人治理结构的优化,以及业务的强强联合,最后将会是一地鸡毛,不会对改善联通的经营困境有实质性的帮助。而且,不仅联通如此,任何国企的类似“混改”都会是同样的结果。如果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是国退民进、由民营企业来控股,而是企图搞公私合营的“所有制混改”,所有的美好愿意最终都是水中花、镜中月,而且只会败得更快、更彻底;短暂的狂欢之后,最终更可能是两败俱伤。


16日晚,联通集团披露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尽管很快就发现方案有明显的法律漏洞而不得不做临时调整,各方仍然好评如潮:“中国联通在传统的移动通信业务上陷入被动,在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竞争中不具备优势,未来可以通过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获得大发展。”

感悟生活在微信号“沪上感悟生活”撰文指出,联通“混改”绝对称得上是一场各方多赢的豪华盛宴,不过,“混改”的初衷或主要目标——由混合所有制带来法人治理结构的优化,以及业务的强强联合,最后将会是一地鸡毛,不会对改善联通的经营困境有实质性的帮助。而且,不仅联通如此,任何国企的类似“混改”都会是同样的结果。

一、老态龙钟的电信新军

相比于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是一家更年轻的公司,如今它不但业务发展远赶不上两位固网和移动业务的老大,而且国企病似乎比两位国企同行老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联通近四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即使不懂财务和企业管理的人也可以看出,联通近四年来业务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每况愈下;利润一年不如一年,已经在亏损边缘;公司资产负债率不高,说明业务发展不行并不是因为缺钱。

这或许是国家大张旗鼓地把联通树为混改典型的初衷:联通其实缺的是企业管理与创新的体制与机制。

二、一场各方共赢的豪华盛宴

根据16日晚联通集团披露的情况,参与本次“混改”的豪华战略投资者名单包括:百度、阿里、腾讯、京东、苏宁云商、滴滴出行、网宿科技、用友网络、宜通世纪、光启互联、中国人寿、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前海母基金等。本次以“定增+转让+员工持股”的方式,共引进资金约779.14亿元,联通定增资金的用途主要是发展4G/5G及创新业务。

可以预料,参与联通“混改”的各方会实现共赢:

1、国资主管部门和联通集团:作为本次企业混改试点的牵头人和执行者,获得高层政治认可,同时通过股权转让收回几百亿资金;通过与民营企业的合作,认识了一批民营老板,从而获得了更多权力寻租的机会。

2、联通公司:通过定向增发,获得了几百亿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并扩大新的业务。尽管从资产负债表看联通并不缺钱,但哪怕还掉几百亿银行借款,每年节约的财务费用也远超过联通现在的净利润。

3、新的战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跟部级及以上官员和大批民营巨头相识、聚会的平台,同时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联通的股票,实现较好的财务收益,其中的上市公司还可以借机拉升自己的股票。

4、二级市场参与者:通过炒作联通“混改第一股”概念,使联通股价大幅上涨后卖出,从而在股市中获利。

5、联通骨干员工:通过股权激励方案,本来把企业搞得一塌糊涂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却以接近公司净资产的价格,获得了远低于市场的股票,从而实现了一夜暴富。

看看,这就是中国股市上“题材”炒作的魅力,也是所谓体制与机制创新的真正价值所在。如果一切照着预想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联通公司的脱胎换骨,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美事。

三、国企“混改”注定是一地鸡毛

作为曾经在中央机关有8年任职经历,长期研究中国企业所有制问题,并且在大型国企和民营企业中做过20多年高层主管的人,笔者敢说,如果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是国退民进、由民营企业来控股,而是企图搞公私合营的“所有制混改”,所有的美好愿意最终都是水中花、镜中月,而且只会败得更快、更彻底;短暂的狂欢之后,最终更可能是两败俱伤。

1、国企与民企的利益诉求完全不同

企业的成功在于经营者的决策利益取向,由于国企与民企的利益诉求不同,决定了经营者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

国企经营者做任何决策,按重要性排序:1、执行党的政策,做社会维稳的基石;2、贯彻政府意图,维护政府需要的市场秩序;3、照顾上下左右各方利益,坐稳自己的位子并为日后升迁多栽花;4、追求企业发展与股东利益。显然,排在前三位的目标并非总是与最后一个目标相一致,有时甚至产生尖锐的冲突,作为国企领导人,会做怎样的选择可想而知。

民营企业经营者目标简单而直接:追求企业发展与股东的最大利益。

从经济学上讲,代理的链条越长,成本越高;产权越明晰,利益越直接,则效率越高、责任心越强。也因此,全世界的国企都是以牺牲效率来保社会公平或弥补市场缺陷,而非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在竞争性领域,都是民营企业一统天下。

许多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巨大成功,证明了中国是一个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地方,所有的经济常识、经济规律,在中国都不适用。但任何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潮水过后才知道谁没有穿裤衩。不信,我们等着瞧。

2、混改并不会带来公司治理结构质的改变

什么叫战略投资人,通俗点说就是你只管出钱,不要管事。“混改”后的国有企业,绝对不可能脱离党的领导。即使让民营投资人同股同权,让你依法推荐董事、监事,民营企业的战略投资人,在董事会、监事会所占的比例也绝对不高,说了不算。企业主要领导人的任免,还是由政府国资主管部门和控股的国有企业说了算。

不仅企业高层的任免民营投资人说了不算,“混改”企业内部的人事大权必定仍然操控在政府国资主管部门、国资控股企业和由他们委派的高层管理人员手中,而且按照现在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要求,中层以上干部的任免,还必须听取企业党委或党组的意见。

至于职工持股,在中国就是一种变相福利。国企职工政治上本来就是国家主人,你作为主人都不能左右企业经营发展,给了某个职工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股权,他就成了主人?这不仅在政治和经济理论上说不通,在无数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实践中也没有见到过。

因此,归纳为一句话,国企混改不会给公司治理结构带来质的变化。因此,也不可能带来任何体制与机制的创新。

3、所有制混合企业可能败得更快

笔者曾经研究过许多国企与民企混改的案例,本人曾作为一把手管理的大型国企中,下属就有好几家混合所有制企业,也曾搞过“混改”的试点。实际上,20多年前,央企和地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搞得如火如荼,只是鲜有成功案例。把联通称为“混改”第一股,本身就是极为无知的表现。

通常情况是,凡是国资控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民企就是从公司业务中占便宜,在公司非主管业务或延伸(增值)业务上做文章,对国企的参股纯粹是为了取得增值业务的便利,参股民企完全不能干预国资控制企业的内部运作。

有少数的例子,就是国资虽然占大头,但参股民企与上级主管部门有极深的利益关系,控股国企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经营主导权,人、财、物都落入参股民企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参股民企会变本加厉地转移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资产与业务,即快速掏空主体企业。

再就是民企相对控制的企业,国企派出的干部无论派谁去,很快都被民营老板以钱、色收买,根本不能起到正常的监督作用。企业永远是亏损或处于亏损的边缘,国有股权要么最终被民企收购,要么企业很快被淘空,而原有业务则由民营企业另起炉灶,完全承接了过去。

像联通这样的国有控股特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当然不会有民营企业明火执杖去抢劫。但作为企业主要经营者,除了过去面对国资主管部门的政治诱惑,又多了与民营老板合作的权力寻租机会,搞好企业的动力却不见得增加了多少,因此同样最终难逃中小型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命运,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4、违背市场原则的业务整合不可能实现双赢

业务整合虽然不是国企混改的初衷和主要目标,但常常会被资本市场拿来讲故事。

在联通公司宣布进行混改时,8月16日,中国联通子公司联通运营公司与腾讯、百度、京东、阿里等战略投资者就进一步合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来业务合作是什么时候谈妥就应当什么时候签协议,之所以选择同一时间来宣布,很明显就是为了造势、炒作的需要。

据悉,这次联通与战略投资者重点合作的领域有零售体系、渠道触点、内容聚合、家庭互联网、支付金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听起来都是激动人心的高大上项目,前途无限。

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些业务中国电信不能做么?中国移动不能做么?凭什么过去联通竞争不过电信、移动,现在就能把人家手里的蛋糕抢过来。表面上看,是股东之间建立了亲密关系,利益绑在了一起,但说到底,联通的各网点有没有这样的服务能力,提供的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是否超过电信与移动,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进一步仔细考察会发展,这次参与联通混改的豪华阵营中,其实大部分之前就与联通有了上下游的业务合作关系。集中签约,只不过是一场媒体秀。这次“混改”能否给联通带来足以改变其经营每况愈下局面的新业务,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说到底,如果业务的整合,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相互之间的利益输送,这样的合作关系注定不会长久。

四、结论

1、联通“混改”是一项各方共赢的超级盛宴,惟一可能受伤的是奋不顾身追高买入联通及参与“混改”相关公司股票的散户们。

2、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20多年前无数国企“混改”失败的实践都证明,任何不以国资退出控股地位为目标的“混改”,都无法真正改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带来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和创新机制的根本性变化。

3、国企“混改”后,让企业经营者和实际控制人有了更多权力寻租的机会,可能败得更快。

对话茅于轼:中国国企改革不可能成功

茅于轼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现年88岁,以年龄论之,同期较为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吴敬琏和厉以宁。2012年3月,茅于轼获得“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下文为断层智库对其的采访实录:

问:最近国企改革比较引发关注,比如中国联通引入其他社会股东。但也有人认为国企坚持党委的话,很难进行下去。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觉得中国国企的根本问题是,它不是纯粹的企业,它跟私人企业不一样,私人企业就是企业,就是忙着赚钱,国企的任务除了赚钱,还有政治上的任务。

它的管理也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要照顾到包括方方面面的人事关系。所以简单说,国企不是纯粹的企业,是企业和政府的混合物,要解决国企的问题,必须政府退出。

我们的国企领导很多是部级、副部级干部,私人企业领导不是政治家,是企业家,我们的国企领导必须是政治家。

因此,国企改革不抓住这一点的话,是没有希望的。把国企改成真正的企业,必须要和政府脱离。这一点事实上不可能。因为这涉及到很多的利益问题。

政府有权力指定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个好处太大了,谁愿意放弃。

问:国企改革,目前已经做了无数轮。从新旧三十六条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

茅于轼:国企改革一直没有抓到问题要害,所以改革就兜圈子,没有实质上解决问题。

说的更根本一点,就是财产不可公有啊,我们犯的毛病就是财产要公有,权力变成私有。官员的权力是私有的,官员干部都是党员,都是八千万党员里面选的,所以权力是私有的。

不解决财产公有、权力私有问题,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

问:对金融方面风险,今年提的非常多,您是否担心?比如庞氏骗局。

茅于轼:金融有些问题是中国和国外共有的问题,庞氏骗局,外国有,中国也有。

但是中国有一些问题是外国金融业没有的,那就是金融业看成是一个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功能,这个说法就完全错了。金融业的任务不是支持实体经济,而是把钱调到最有用的地方去,如果实体经济不好,是不可以支持的。非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金融业本身就是虚拟经济。

要不要发展金融业?不搞金融,很多财富都是用票据来表示的,这都涉及到钱怎么用好的问题。我们只知道实体经济,生产粮食,工人挖煤,那是生产,其实全错了。

生产粮食可能是赔钱的,那粮食就不该生产,生产的目的是挣钱,不是生产粮食生产煤,赚钱是目的。实体经济就是要有煤要有粮,这目的就错了。

我们是用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论,资本论的理论来指导发展,这整个就错了,这全是过时的理论。




经济纵深




学者们不懂东北经济史,振兴东北只需两个字!
【研究员】:

林毅夫认为,对于吉林省这样省情的区域而言,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东北本来轻工业就很发达,是学者们不懂东北经济史。听够了各种自上而下的设计规划,什么时候想过,创新本来在民间自然生长?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观照东北近代以来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东北只需要两个字——自由,请给东北松绑。美国杰出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上帝只帮助能够自助的人。”先要给东北人的思想松绑。


8月21日,《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在长春发布。据说是用新结构经济学破局“东北塌陷”,率先为吉林省开的方子。

在东北生活过31年的“土著”、金融业人士宋常铁(曾任新华网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助理)认为,林教授团队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问题的要害是:对东北地情的陌生,对东北历史的陌生,以及对新时期国内各地产业竞争现状的不清楚。

从提出东北振兴战略起,14年过去了,又是一个“满洲国”的时间跨度,各种会议、课题的阵容都很豪华,挥霍经费无数,成就许多个人功名。“课题组在历时一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吉林省委省政府、各省直部门、地市州各级政府部门、吉林省各行各业数百家企业负责人与员工的鼎力支持。”何以成了笑话?何以如他所说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长江产经智库学者孙建波一语击中要害:“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对,就是常识。

林毅夫认为,对于吉林省这样省情的区域而言,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才可以大力推进重工业。

不,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东北本来轻工业就很发达,是学者们不懂东北经济史。

早在2004年3月24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国际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可是关于东北问题的成因,几乎都是从1949年谈起,什么样的地区的发展可以只看五十几年?其实东北问题是复合性问题,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又绝不只是1949年后形成。倒是研讨会上亚行专家大卫·沃尔提交的报告,作为外国人说了点真话,他说:东北的有些问题甚至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段历史时期。

在民国时期,东北的轻工业就已经很有规模了,尤其是酿酒、面粉、榨油、烟草、造纸、毛纺、木材。仅仅191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东北就占到27.2%,靠的除了农产品就是面粉、豆饼和酒精等轻工业品。可是此后,伪满洲国拼命实现东北重工业化,1942年,东北重工业比重达到79.2%,轻工业20.8%(同上),从1934年到1940年,食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4.5%减为11.2%,纺织工业所占比重由23.8%减为16.1%。

如今,轻工业搞什么?怎么搞?报告对东北产业规划的指导却让人大跌眼镜。

林教授说,在东北,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受到抑制。还说,吉林省2016年末有2700万人口,其中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68.65%,农村人口占比44.03%。

这话说在过去就不适合,现在更不适合。统计数据不能看数量,还要看数据的结构和性质。

第一,东北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对社会影响之深、之久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关内中国人无法想象那里的人对管制、对保障、对权力有多么习惯、崇拜或依恋。

从1931年起,86年过去了,伪满洲国有计划的统制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挤压,苏联红军对东北庞大经济的彻底洗劫和随后内战的破坏,近70年最严格最深刻的计划经济对东北的民间经济活力和创业氛围形成的严重窒息和捆绑,对东北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产生的深刻负面影响,还有拖延东北市场取向改革,为中国南方改革试验保驾护航、担负成本的重任,这一系列因素使得东北一再错过历史机遇。

长期高度计划色彩的经济体制使东北没有了民营经济的社会氛围和生长空间,我们吐槽的东北软环境问题都肇源于此。和关内中国不同,在这里,早期殖民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几乎全面覆盖了人民生活和产业发展。

算到2003年,计划经济的影响比长三角至少多了25年,比珠三角至少多了39年,而东北经济落后直接因素主要就在于此。

当浙江人跑生意睡在东北硬皮火车座位下时,东北人多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上班,不屑于做个体户。当江苏大面积强制私有化改革驱赶工人下岗创业时,东北动过铁饭碗,但这里的国企规模和重要性远远大于江苏,最终迫于社会压力和政治稳定压力,放弃了。

1986年8月25日,全国首例破产案件——沈阳爆破器材厂破产,促使中国第一部破产法规的诞生。不是没有想到过改革,中国最早的产权交易市场就发生在80年代末的东北,对这类试点引起的激烈争论国家也拿不出决定,东北当时拥有众多国家重要资源,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又集中东北。1978年时,辽宁和黑龙江国有经济占工业比重分别高达84%和83%,吉林为79%,这些改革在工业职工高度集中的东北如果迅速铺开,那将会导致怎样的请愿、游行等震荡和混乱?讳疾忌医的国家和官员宁可看着东北有一天病重休克,也不愿意看东北在阵痛的时候给中央和自己带来政治麻烦。

事到如今,民营企业高薪依然很难对东北人产生吸引力,更何况那些开不出高薪的初创企业。

第二,说到东北的农业人口,国家给东北最核心的产业定位就是农业和环境保障,就让你种地、放牧。东北又土地肥沃、人口耕地多,东北的农民根本没有动力去给别人打工,迫不得已的,也会去南方拿更高的薪水,不可能有那么多农民工在本地就业。他们对土地的依赖超乎一般人想象,“农民不种地搞工商业、花草苗木农家乐是不务正业”,而国家压给东北农民的粮食种植任务也从不见松绑。所以,东北搞轻工业姑且不论产业基础,即使在农民工资源上已经不具有优势。

第三,东北的年轻一代早已大面积流失,一年净流出人才180万人。东北外流人口不是农民工,更多的是青壮人口,高中以上高素质人口,很难想象留在故土的适龄人口在数量、质量和求职意愿上相比林教授所说的——吉林可以承接的产业转移目标: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有多少优势?熟练的产业工人奇缺,20年前引以为豪的熟练工人、高级技师不是走了,就是落伍了,如今的东北,不仅轻工业优势谈不上,重工业优势也谈不上了。从全口径装备制造业规模实力看,2013年排在前8位的省市依次是江苏、广东、山东、浙江、河南、上海、湖北、辽宁。从装备制造业规模实力看,2013年排在前8位的依次是江苏、山东、广东、浙江、辽宁、河南、安徽、上海。辽宁都第8了,有吉林什么事儿?

更可怕的是,根据2016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39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位居7、19、21位。东北面对信息化时代的落寞,就像落后国家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参与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弱者更弱,强者恒强,很难从头再来。

接受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劳动力优势谈不上,那么产业优势有吗?

报告为吉林设计了三个初步方案,包括“吉林省轻纺工业提振计划”工程、“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

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实事求是地扪心自问,历史教训还没有证明靠行政命令和雷锋精神从来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熟悉市场、尊重市场、巧用市场,才会有经济的持续、可靠动力。

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这些省份产业转移未必一定要去东北,前文说过,劳动力和技术优势东北并不突出,那么,是有原材料优势还是物流优势?产业外溢不会带走核心供应链和上游高端研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去你那里投产?中国大部分人口多处在暖温带和亚热带,他们对东北冬天的恐惧,是无法改变的。上世纪20-50年代,他们会蜂拥出关,那是因为你发达,现在,如果选择寒冷的冬天,他们为什么不选择欧洲和北美洲?何况还有越南,还有东南亚和非洲。

江浙、西北有轻纺,是因为靠近棉花、羊毛产区,广东有家电和电子,是因为较早开放,有最早对接国际先进产业的先发优势。那么东北的的优势在哪里?过去的辉煌不谈了,软环境的恶劣不谈了,现在残存的优势还有:北方最好的湿润度和稠密植被,高品质、原生态的农产和果品,还有火山、温泉、真正的森林才能给予的健康养生,是杂粮的最大产地,是冷水鱼的故乡,是地道的多品种中药材,是关内夏季的40度酷热下的东北消暑,是气候变暖后除了西部冰山以外难见的真正的大雪,是完全不同于关内,却被“东北人”一词掩盖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等民族的文化和风俗,是强大的工科高校和大型设备制造业可以转化成的民用精密仪器、机械产业、人工智能、民用飞机及航服,精密仪器、零部件产业。

听够了各种自上而下的设计规划,什么时候想过,创新本来在民间自然生长?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

宋常铁认为,观照东北近代以来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东北只需要两个字——自由,请给东北松绑。

美国杰出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上帝只帮助能够自助的人。”先要给东北人的思想松绑。

第一、东北人要有文化的自信

著名作家梅毅2008年在《中国国家地理》上著文指出:“东北各民族缔造了半部中国史”,这将是对东北自信心、自尊心和历史地位的最好启蒙,东北原住民从东胡、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到现代,在历史上长期代表亚洲强权甚至世界霸权,对中国的疆域确定、文化输出乃至世界民族格局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这,还不够?

在大约175万年前,早于关内中国在云南发现的元谋人,在今天黑龙江北岸费力莫斯卡、乌斯季图地区就有远古人类生活。吉林省前郭县哈拉毛都镇发现的100年前的早期文化遗存,同样的目前全国仅有9处。

1982年,在辽宁省阜新沙拉乡查海村发掘出房址、陶器、玉器等遗迹、遗物。经测定,距今已超过8000年,是目前东北地区也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时代最早、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位是红山文化的根系。“中国文明起源,北方先迈了一步,查海七、八千年的玉器就是证明”。

到1984年红山女神跨越时空与我们会面——辽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让世界无法不震惊东北文明的悠远。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摩亨佐·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

为什么东北留不住人才?这除了待遇、发展空间等原因外,还是我们的文化心理的原因——不够认同东北文化。

我们从小读到的历史书和地理书哪有多少说东北好的?都是从关内中国的立场和喜好角度描述东北的。东北人刘兰芳的《岳飞传》、单田芳的《杨家将》肆意诋毁辽帝国、金帝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从小的东北人觉得这些人简直是五花蓝靛脸,是魔鬼。从小就觉得人家关内那里怎么就那么多象杨六郎、岳飞那样的英才,那么有文化。试想,如果一个印度孤儿,从小读到的教材都是贬低印度的,或者至少是完全中国化的东西,那么他会怎样看待印度?

京剧再造之父——清末吉林市富商牛子厚的坟墓,至今在吉林市西郊的荒野里吹着北风,伪满时期杰出作家睨空先生,“欧洲出版界认为可以和屠格涅夫、吉普林、伦敦、古比尔及麦因利达各名人的佳作相比拟。”,却又有几人知晓?

东北人是最难本土化的浮萍式移民,他们从小就被人家掏走了心。这是东北留不住人才乃至影响发展的重要原因,非常隐蔽的原因。

西欧文明与中华文明相比,重要的优势就是文明的断代。经过匈奴、柔然、突厥、蒙古等东北和西北本土原住民冲击和阻隔之后,当千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对传统的希腊、拉丁文明已经有了另一种解读的角度和能力。华夏文明一直延续着,以巨大的人口增殖、文化传承和同化吸收能力,融入了几百倍几千倍自身人口的其他部落、种族,成了汉族。

文明的非理性沉积就是文明的负累,也正是因为东北古代文化传承较少,才使得东北和西欧一样,不会像什么都往后背上背,什么都舍不得丢弃最终被压死的蝜蝂一样,文化的曾经早熟、辉煌和后期的经常断续不仅给我们重生的轻松自由,也给我们独立判断的能力。

第二、东北人要有经济的自信

我们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可以称作现代化大工业的工业文明。1881年开办的吉林机器局,1928年,全国规模最大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1936年的沈阳冶炼厂、抚顺的现代化煤矿、哈尔滨到大连的超特急—“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都是领先全国的。有人说,主干铁路是俄国人修的,且不说东北的中国人自主铁路占中国民族铁路的绝大部分,即便是中东铁路,也是东北人1935年花1.4亿元买了回来。东北人掏钱了,当然就是东北人自己修的。

我们就谈张作霖时期的经济成就,据时任民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先生女儿蒋硕孝回忆,九一八事变日军掳走东北军工等工业设备价值达18亿美元。而1933年关内总产值为22.4657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应只有8.7亿美元左右。

曾经的那个东北实际上是与全世界同步的,东北的证券交易和期货交易并不比天津和上海晚,而且比上海牛得多。1919年3月25日,哈尔滨绅商陈绍清、张凤亭、诸汾泊、于喜亭、张南均、傅巨川、王魏卿、王揆喜8人发起组织“哈尔滨证券交易所”,4月19日正式开张营业。而上海市1920年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当时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说起期货交易,早在1916年的哈尔滨,由海关监督侯延爽和清朝议员孟荣升等人发起成立了滨江农产交易信托公司,1922年4月1日,滨江农产交易信托公司改名为哈尔滨证券粮食交易所,一直经营了十余年。而上海纱布交易所1921年7月才成立。

当年,新世界的自由环境给东北商圈提供多种可能,和深圳和上海不同,我们东北人不需要国家的特殊政策就繁荣起来了,只要给我们自由。

毛泽东在七大上说:“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可以知道,东北的基础根本不是1949年后苏联“援建”的几十个项目,更不用说,这些项目很多是能源输出或者能源就地加工的原材料工业,或者是对东北地方没有多少补益的中央直管企业。更何况,苏联的“援助”与从东北劫夺的20亿多美元资产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

作为如今已经没落到三流城市的吉林市,1949年国内生产总值3.4亿元,同时期的成都3.9亿元,而名声显赫的天津不过4.07亿元,武汉不过3.28亿元。那么1979年呢?吉林市是24.7亿元,成都是41.4亿元,将近吉林市一倍,天津93亿元,武汉46.2亿元。

担任过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在回忆录中不小心披露:“据不完全统计,至1965年,东北地区迁住内地和正在迁住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140 个,调出约8 万人左右(其中基本建设队伍2.7 万人)。”而总被絮叨的新中国不得已投在东北的的那些项目也同时又被迁走了。

历史表明,东北人并不是从来不善于发展经济。现如今,必须在东北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让政策、让资金、让资源、让土地、让技术,让市场自由选择企业成败,国退民进是唯一出路。重点选择大连、葫芦岛等地划出享受充分自由政策的特区是必由之路。

第三、东北要有气候的自信

几乎每篇谈东北问题的文章都会扯上东北的气候。气候问题,从来没有最好,只有适应不适应。明末清初,尤其是张作霖和伪满洲国时期,每年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口涌向东北,那时候零下40几度的冬天不冷吗?许多南方朋友移民加拿大,到了多伦多,到了挪威,难道那里不比东北冷吗?这个可以复习初中地理。对于冷,除了有绝对值,还有风速、湿度和采暖设施情况的因素,更何况,冬天不冷的地方,夏天的超长酷热为什么不如实广泛宣传呢?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评论:“满洲是全亚洲最富饶的地方”,日本人惊羡东北的富饶,专门拍了一个影片《啊!满洲》。1945年我党初到东北,面对东北的富饶强大拍摄的新闻记录片中用惊叹和夸张的语气解说着东北的富饶,弥漫着英国人发现北美新大陆时一样的狂喜。

在和东北同一个纬度上,密布着欧美、日本这些地球上最富裕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其实南半球又何尝不是?东北人都要细品这句话:“我们东北是地球这个纬度上活得最差的地区”。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东北是苦寒之地,而纬度更高的伦敦则是凉爽,为什么?

气候从来不是根本原因,黑龙江北岸比云南元谋更早有人类居住,这是因为什么?夏季比吉林更凉爽的青海湖,却可以把油菜花种成金色海洋,成为旅游亮点,为什么松花湖就不行?

第四、东北要从农业和资源的毒咒中解脱

富饶的土地总是命运多舛。委内瑞拉盛产石油,那里的人深受其害,面对那么多宣称带来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解放者”的殖民强盗,他们说:“石油是上帝的粪便”。如果大庆和黑龙江自主,就再也不用别人来教导如何振兴了。

韦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省区自然资源总丰度西藏、青海第一、二(主要是依靠水资源和盐湖资源),东北的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居第3.7.15.16位,排在最后的依次是广东、北京、浙江、天津、江苏、上海。可是目前最发达的无疑是后者。

有人又简单思考了,说是那里的人头脑灵光。懂得经济学的都知道,不要说这种原因是特定的经济环境影响下的,把温州人放在东北计划经济的严格堡垒中时间长了也还是一样。即便是确实头脑灵光,又怎么能比得上体制、产业政策、区域定位等制度性因素的决定性影响?

2003年10月2日,黑龙江省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彭介林处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90年代以前,国家要求黑龙江在经济布局中的角色,一是给其他省区提供原料,二是提供工作母机,即制造业设备,三提供军工产品。他下面一段话更揭露实质:“属于资源输出型,但又不等价交换,粮食、木材、煤和油都平价调出去,而那些省份加工成产品后,再高价卖给我们”,2002年时的黑龙江省省长助理胡鼎祥举例说:“在价格双轨制期间,1985年全国平均指令性计划20%,黑龙江却高达52%,且产品大多被低价调拨。”

说起农业资源,东北在30年代就开始有机械化耕种。文革后,中国开始农村联产承包,把在安徽的成功方式生生地移植到东北。虽然在深受文革和人民公社危害的东北受到欢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田地辽阔成块、平坦肥沃的东北完全照搬分田到户的关内做法,只能浪费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益,更不能让愿意、擅长种田的人多种田以解放农业生产力,不能解放农业人口来搞工业、副业,根本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切断了东北农民的进一步富裕的可能,造成东北城乡的严重两极分化,进而束缚了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

如今,浩瀚的东北田野如今成了多数农民的鸡肋。一次坐飞机从南方回来,在即将降落长春机场时候,身边一个苏州的女人很轻蔑地说:“东北这穷地方到处都是种地,不像苏州都是工业区”。是东北在傻乎乎地响应国家号召死保中国米袋子,何苦要东北的农民非得种地呢?

把东北田地根据东北自身实际需要规划,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禁止为了掠夺性地耕种土地,适当休耕撂荒,增加肥力,涵养水土,其余的土地交给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耕种。无工不富,解放出来农村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这是破解农村和城市民营经济双重困局、缩小东北城乡经济巨大差距的解死扣好办法。这就要痛下决心,东北的田地要休息。

东北曾经是森林之海,但1998年,东北却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大兴安岭的采伐在伪满洲国时代及其以前,因为气候的寒冷和交通的不便,日本人和俄国人的采伐一直不能展开。1949年以后,40年间,很快大兴安岭连北坡最苦寒的地段都被剃成秃子,这里的树木材质好的另一面就是成长十分缓慢。后期中国鉴于这种掠夺性开采过于破坏东北生存环境,随砍随种了些树,那些小树成活很难,成长更慢。光秃秃的大兴安岭不仅为天和人丰的东北带来很多水灾、旱灾,还经常发生晴天霹雳和倒春寒等极端气候。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惨重的一次特大森林火灾。据统计,直接过火面积101万公顷。原林业部副部长,大兴安岭火灾前线副总指挥董智勇 2005年4月11日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

董智勇:大兴安岭大火前我去过林区,那儿的公路根本就不是路,1公里竟有28个坑,车开不过去,只能租民航的飞机。我在一个有很多部委领导参加的会上跟田纪云说:“我们很简单,一个字:钱!”

“要多少?”“大概20个亿。”田纪云说:“今天不谈钱行不行?谈政策。”

我说:“也可以,东北的木材按国家计划价才几十块钱1吨,连成本都不够,要不政策规定一下,东北的木材全部涨价5倍。”田纪云一听就说:“你这太高了,不谈政策了。”

我一听就傻了:“谈钱你不谈,谈政策你也不谈,那谈什么啊?林业部是你分管的啊!”

1987年6月底,董老被撤消林业部副部长职务。

北京奥运期间要河北节水,但是要向河北农民补贴,这做法表明,无偿或者低价强行调配资源导致资源输出地的落后是不公平的,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的。

对于资源的补偿,拿生态补偿机制来说,德国的做法就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资金支出主要是横向转移支付,也就是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不是什么都通过中央,那样钱到他手里我们就说了不算了。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横向转移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在美国,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农民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采取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作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

北京和河北直接横向进行水资源交易,这给东北的启示是十分深远的。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非市场条件下区域经济分工的扭曲做了些修正,开始知道尊重区域主体的经济利益,尤其是没有重要资源和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的东南沿海更可以放开手脚,而对东北还是最大的亏损。不止是被中央控制为改革开放看家护院、保驾护航错过改革良机,除此之外,东北继续吃亏在价格政策。因为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在其他工业品和农产品之前改革,这就让东部沿海再次得利,东北再次处于不利位置,而建立特区、沿海开放、默许造假、出口退税政策等经济政策的倾斜,也让东北不可能抢得优势。

第五、东北要用自由解开思想的桎梏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而计划经济导致政府极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更提出:经济自由是自由的基础。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因此,市场经济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

我们常举例东北吏治的腐败、政府的低效、人情的泛滥、法制的松弛,其实,恰恰是东南沿海对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崛起的鼓励,从吏治建设和社会观念、体制创新等方面提供了经济基础,这绝不是谁天生会经商的幼稚、肤浅结论能解释的。民主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经济形态为基础的,而东北与东南沿海很早就不是一种经济社会了,因为东北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体,政府有太多左右社会和经济体的权力,这里有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怎能不吏治腐败?

东北和东北人,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体,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负责?东北如今这个样子,归根结底,是东北的思想和思维出了问题。需要我们的头脑具有深刻而完善的民主意识,不只是民主制度,还有充分彻底的深入民心的民主精神。需要科学精神,不相信忽悠,不相信感觉,相信数学精算。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这是东北复兴的双基。

没有民主意识,把希望寄托给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那么,历史一再教训我们,这个人或组织随时可能改变东北人民需要的科学发展轨迹。

我们不需要神,更不需要人造的神,也不可指望什么清官明君,因为任何所谓伟人、明君都是肉身,这是人的动物性决定,也是人的心理特征决定,不是任何高妙理论可以忽悠。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凌驾于东北各个时期各个阶层的人群信仰之上的神,让他们有所敬畏。那这个神,就是东北民生。我们我们不能因为偏爱某个领导就不顾民生和东北人民切身利益,那你显然没有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现在,东北经济的陷落依然十分揪心。

根据2017年上半年的最新经济增长率数据,辽宁、黑龙江、吉林分别位居全国倒数第1、第3、第4。截止2017年上半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债务排名,东北三省以全国8.8%的人口占据全国地方债务总规模的10.16%。

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眼里:“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东北还要折腾多久?自由就是最大的幸福,请让社会生态自由演进,让市场经济充分发育,人民自会创新。





被林毅夫吉林“药方”掩盖的中国真正的升级是怎么发生的?
【研究员】:

中国真正的升级是怎么发生的,请看北到山东歌尔声学,南到深圳若干红色产业链的一系列电子产业公司,共同特点是:多为中国工程师的本土民营科技型企业,老板坚持钻研,善于进行跨越式产品研发并爆发式投产。这样才及时拥抱了智能手机这一轮超级红利。电子产业要升级,核心企业家,人才,地理交通,市场机遇缺一不可。吉林和天津,目前都不具备。东北如何有出路?只能是在保种的基础上,大力支持一批有活力的技术型民营企业。同时寄希望于朝鲜半岛问题解决,以及大兴鼓励生育的文化,同时普及工业文化感,增强科学和工业素养,而不是大打二人转牌。


无论林教授的团队如何让把问题复杂化,如何堆砌报告和数字,也难掩其学术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只懂得所谓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但对真实的经济产业史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以面概全。林毅夫教授团队的常见处境,就是先立论(不会超出比较优势),然后有人出来反驳,接下来双方开始辩驳数字。有时候他们也通过反驳来输出自己的观点,但一般以否定他人理论来作为自己的依据,却很少正面论述自己的理论为什么可行。

我们刨去那些冗长文字,直接切入林团队所说的药方:

一,“吉林省轻纺工业提振计划”工程;

二,“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

三,“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

一,所谓吉林轻纺工业振兴提振计划

大概林毅夫团队对纺织工业现在发展到什么技术水平不太了解。中国纺织工业,在90年代中后期就过剩了,这是在入世之前,所以才要压锭。之后由于入世,又迎来一次崭新的发展期。这次发展期,出现了纺织业的成衣以上环节迅速机械化的阶段,迅速变成技术和资本支配的结构。而其中的领军人物主要是江浙企业。成衣业,2003-2007在广东等地火爆了一阵,现在大量转移到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吉林再怎么穷,比孟加拉国没法比,孟加拉国是给口饭就干的地方。另外,成衣业天然适合人口年轻且人口有密集点,交通方便的地方,所以会在当年的珠三角,现在的湄公河三角洲和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菲律宾,孟加拉国、印度安德拉邦和未来坦桑尼亚出现。所以两个环节,一个变成科技资本密集型,一个劳动和交通,吉林怎么搞?这几年,很明显,纺织业确实是中国占支配地位,主要逻辑是中国的轻工纺机收购欧洲老牌机械商,然后把设备卖到东南亚、南亚、东非去,这事情市场说了算。

吉林的相对人才禀赋,主要在重工业,机械工业,军事工业,当年是日本和苏联重点经营或支持对外地方。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官僚和文化因素,需要再造才行。最近也有不多的成功案例。

二,再说“长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联合转型升级计划”工程

为什么是天津?天津电子信息工业很强吗?大概率他们是从统计年鉴上看到天津电子信息工业比重比较大,而吉林和天津又都在北方,所以来一个联合转型升级计划。

可是读者知道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是什么吗?天津的电子信息产业,就是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当时全球化进入高潮的历史时代,基于靠近北京的逻辑(拜麦肯锡们忽悠外企所致),由摩托罗拉,IBM等外资跨国公司,和天津本地的国企合资建立的生产性企业。个别有一些配套比如国有的天津力神电池。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主要是一种外资合资,对内销售的生产基地。不具有研发升级的能力。这就使得当合资的外方在本国逐渐平庸,或生产的产品变得相对白菜化的时候,天津的产业就变得平庸。可以说天津电子信息产业最好的时候也就是靠合资带来的分红,过了几年不错的小日子,等到红利消失的时候,傻眼了。现在又要重新升级。怎么升级呢?目前还没思路。

青年学者和产业观察家Lian JIAN(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跟踪制造业与新兴产业,熟悉埃塞俄比亚国情,著有《资本的真相: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一书)认为,这样一种基于外资的生产基地的合资产业,和吉林联合升级只能是纸上谈兵。中国真正的升级是怎么发生的,请看北到山东歌尔声学,南到深圳若干红色产业链的一系列电子产业公司,共同特点是:多为中国工程师的本土民营科技型企业,老板坚持钻研,善于进行跨越式产品研发并爆发式投产。这样才及时拥抱了智能手机这一轮超级红利。电子产业要升级,核心企业家,人才,地理交通,市场机遇缺一不可。吉林和天津,目前都不具备。吉林省吉林市(不是长春)有个半导体上市公司,经营平庸。

另外说一句,林毅夫团队会选电子信息,还是基于这个行业要人力密集的印象,事实上这个行业是分工的。能称的上科技企业的,主要是装配环节以外的企业。另外,装配环节,近几年也在内陆兴起,其基础是人口返乡加当地正好是交通要道。比如河南,十字交叉之地。再比如重庆,拜黄市长苦心经营方能达到效果。

三,最后说:“吉林-广东家电与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化升级计划”工程

这个建议还是因为该团队认为家电电子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东西广东最牛,所以应该广东和吉林联合。是,广东确实厉害,而且主导实体相比天津那些欧美和国企的合资实体也是更有活力的企业,问题在于广东企业为什么要去东北?即便要北移,我也要去河南河北乃至山西啊。显然该团队对于地理经济缺少敏感。山海关外和山海关内不是同一个概念,这就是愿意布局河南,河北邯郸乃至山西而不去东北的原因!

接着说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根据比较优势来进行政府规划的产业升级的学说。这是2012年以后林毅夫团队的主要成果。以此为标准,在各种复杂交错的争论中,居然就出现了把林毅夫说成和西方经济学对立的领军人物的新颖提法,代表者如最近以“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出名的文一教授。

产业的规划,确实是有必要的,但必须由真正的企业家来主导而不是政府越俎代庖。回顾历史,真正有效的,由具有深远视野的官员比如台湾的外省精英孙运璿李国鼎,韩国的朴正熙启用的官员,都是调动和结合了企业家,或者创造了企业家(不是指令,而是发掘,给他舞台)来实践的。而且有一个共同特点:超越所谓比较优势。这才是创新,创造和产业升级。不信就去看看工研院电子所,台联电台积电,汪宏电子联发科,三星和LG半导体事业的例子。

林教授心中的产业升级,所谓比较优势导向的产业升级,其实就是造鞋子,做组装。90年代中期如此,2001年如此,2007年如此,2012年回国后还是如此。等中国2005年以后低端劳动力短缺了,林教授在五六年后发掘了埃塞俄比亚的例子,说那里工资低(大学生才300人民币很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去埃塞俄比亚盖厂造鞋子(华坚鞋业),去卢旺达开成衣厂。道路呢?修修就可以(幸好中国有超强的工程企业,靠着政策性银行空手造钱把这个高原之路“修修修”就出来了)。

拜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思想争论环境所致,中国学术史上这几年最神奇的逆转,就是长期以来以比较优势理论包打天下的领军代表,居然成了指点产业升级,捍卫产业政策的代表。一个保留着西方经济学最核心也是最错误的观点——比较优势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学者,成了“反对”西方经济学的先锋。

比较优势理论,只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最初阶段可以吸收年轻人就业,这叫常识。但一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一定无法发展经济。这就是韩国和菲律宾的区别,这就是当年的台湾和印尼的区别。

最后说说吉林乃至东北不多的希望在哪里。

东北的大开发,的确和早年的俄国日本和美国人有关。(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觊觎过东北)。为什么,因为20世纪中叶以前,东北到朝鲜半岛到日本乃至俄国远东(30年代以前)是通的。这就形成一个四通八达,东临大海的开放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结合本地丰富对外自然禀赋,发展钢铁,车辆,装备,农业,木材加工,大有希望。这也是当时伪满经济确实做的不错的经济地理基础。这个格局,可以和广东,长三角,今天的越南南方相比。更重要一点,当时的日本,朝鲜半岛乃至俄国远东和东北本身,都是人口高速增长的地方。

二战后,这个格局被冷战破坏了。中间插了个南北朝鲜敌对,东北就被封闭了。到90年代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南方在加速发展,而东北周边出现了朝核问题。乃至日本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未来市场堪忧。

所以这一阶段,东北个别地区,如地理位置和历史特殊的大连,有过日韩企业投资的情况,但昙花一现。

而2003年之后的东北振兴,更多是靠着数量型增长的驱动,拉动本地的国企进行数量型扩张,在企业经营上并无本质升级。2012年增长到头,遂进入崩盘式塌方的困境。而雪上加霜的是,东北文化率先向日韩式晚婚不婚不育靠拢,人口极速老化,局面类似东欧俄国日本。

东北如何有出路?只能是在保种的基础上,大力支持一批有活力的技术型民营企业。同时寄希望于朝鲜半岛问题解决,以及大兴鼓励生育的文化,同时普及工业文化感,增强科学和工业素养,而不是大打二人转牌。

朝鲜半岛问题,到了必须消除威胁的地步。只有消除威胁,中国负责东北亚安全(这是特朗普的意愿)的情况下,东北封闭的地理格局被打开。重建朝鲜将成为重要需求。当然那时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肯定先落户北朝鲜。而东北成为先进制造业的基地,需求拉动。

吉林这几年有一个亮点,这就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辽源。在2009年左右,辽源就重视新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和高铁产业的发展。目前,吉林麦达斯是高铁车体的主要供货商,是高端铝加工的领军企业。

东北不是没有人没有企业家的。某重要的行业,东北几个老国有企业因为醉心于2003年后数量型增长的幻想,把产业升级丢了,结果现在每年亏几亿几十亿。而东北同样一家民企,聚焦十几年,和下游不断打磨,目前已经在突破道路上。依山伴海用于生产精密产品的地下工厂,让人感慨这是新一代工业文明的代表作。这些企业家就重视对东北普通人的工业科学启迪,这才是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的出路。




思想评论




歪打正着获得更多自由,是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真正秘密
【研究员】:

茂林底下无丰草。公有制企业强大的地方,私营企业发展空间通常就狭窄。1980年初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因与私企利益纠缠在一起,带来管制放宽;加上有传统的经商意识,民间有一定的节余资金可调剂,也是重要条件。歪打正着地得到了更多经济自由,是温州当年率先成为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秘密之一。近来落实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发展政策,通过拆违、查证照、限制子女上学等措施赶人,上海乡镇干部对私营企业下手那个狠劲,在十五年前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十几年前可蓬勃发展的制造业类私营小企业,在现在的上海,是很难再成长的。


近期有一篇《温州人为什么精于经商》文章刷屏,标题很吸引人,文中关于温州地域文化的表述很不错,但文中关于温州人的经商精神起源于1976年的走私的说法,太偏颇也太表面化了。陈天庸在微信号“经济真相”撰文指出,走私对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作用。

一、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首先得益于当时公有制企业极少,乡镇干部家属普遍没有工作。

有人会问:乡镇干部家属普遍没有工作,与当地私营经济发展有何关联?

1949年后,温州作为军事前线,国家基本没有投资。至1980年代,温州11个区县,公有制企业资产规模在千万元以上的,加起来也就十几家,平均一个区县只有一二家,到1990年代,基本都倒闭了。记得规模较大的瑞安远东罐头厂破产清算时,我在法院工作,恰巧担任其破产案件的审判长,亲手将其拍卖掉了。其全部职工也就八百多人,而瑞安市是当时温州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其他二轻、社队等系统的小型企业也少得可怜。可想而知,温州地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进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包括在公社(乡镇)工作的干部家属。笔者一个堂叔是公社书记,其家属也没有工作。更不用说大队(村)干部的家属了。

于是,作为温州“资本主义尾巴”的家庭工厂的就业机会,对这些被要求严厉打击地下黑工厂的最基层干部,便有着致命的诱惑。作为乡镇干部,能量与面子都比普通农民大些,其家属及亲友,当然优先获得了进家庭工厂的工作机会。而很多家庭工厂,便是这些村镇干部暗中参股办的,或者就是村镇干部以家属与亲友的名义办的。乡镇干部普遍需要通过这些他人办的、或自己参股办的家庭工厂,为自己老婆孩子亲友谋个生活出路。

当年外出经商需要到乡镇企业办公室打证明,温州乡镇干部乐于帮忙盖章,获得参股及其它好处。到1980年代中期,温州乡镇干部参股经商办企业,已经堂而皇之,并引以为荣了。

这才是温州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率先发展出私营经济的秘密之一。当时温州实行的,是与全国一样的政策,一样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直到1991年,温州还有人因“投机倒把罪”被杀。但由于乡镇干部的家属普遍没有工作机会,如果最底层干部真的认真执行“严厉打击”政策,那么,首先便会断送自己家属亲友的就业机会。于是,中央的经济高压政策,如同高压电流,在温州传送到乡镇最后一节时,断线了。执行打压政策的手,到基层政权的手指头环节,骨折了,打击的力度必然大大减弱。

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在全国各地都在滋生,那是正常人必定都有的求生存的本能愿望。不同的是,这些极脆弱的萌芽,有的悄然生长了,有的则渐渐枯萎了。

茂林底下无丰草。公有制企业强大的地方,私营企业发展空间通常就狭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还并不是公有制企业占用了过多的土地、银行贷款等资源的问题。因为在1980年代初期所办企业,都是家庭工厂,个人绝无可能得到土地与银行贷款等。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萌芽状态的家庭工厂,会不会被当地乡镇干部强行破门而入,抓人批斗、搬走设备与原料、强行断电,等等。任何一击,都可致命。

在公有制企业较多的地方,乡镇干部家属亲友有较多机会获得国营与集体单位的就业机会,乡镇干部家属对家庭工厂的依赖较少,如此,乡镇干部打压家庭工厂的力度便大了许多。经济基础相对更好的苏南,当时也绝少有家庭工厂发展成较大企业。主要状态是乡镇干部控制乡镇公有制企业,然后将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等方式,转化为私营企业。直至今日,苏南地区的私营经济比重,仍不及温州地区。

笔者于2000年初到上海创业后,进一步目睹了这种因果关系。当时上海的郊区,公有制企业也很少,因此外资与民营企业,即使规模很小的,都很受乡镇干部优待。许多乡镇干部的家属亲友,也到外资与民营企业求职。大家利益相关,有事就好商量。到后来上海政府财库迅速充盈,乡镇干部家属更多地到迅速出现或者规模膨胀的福利更好的城投、银行、电讯之类国企工作去了,乡镇干部对私营企业下手就狠多了。近来落实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发展政策,通过拆违、查证照、限制子女上学等措施赶人,上海乡镇干部对私营企业下手那个狠劲,在十五年前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十几年前可蓬勃发展的制造业类私营小企业,在现在的上海,是很难再成长的。

二、温州有一定历史与自然优势,传统经商意识、民间资金借贷,始终未被完全摧毁与禁绝。

萌芽状态小草成长的条件,除了不被大树遮挡阳光,不被外力摧折,还需要一定的水分。传统经商意识和民间地下资金市场,就是滋养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水分。

温州人经商意识的养成,与一直延续的温州民间商品交换习惯有一定关系。温州平原地区人群居住极密集,人们之间接触交流机会较多,集市每天常设,不像中国其它有些地方,好几天才有一次集市;温州小范围内有山区、半山区、平原、水乡、滨海、岛屿等,自然环境差异很大,物产互补性强,山区农民卖柴买米买海货,平原地区农民卖米买柴,渔民卖鱼买米买柴。

温州属江南水乡,历史上物产相对丰盛,可有积余供养较多工匠与文化人,诞生较繁荣的市场。1949年前的温州,便是文化繁荣之地,而繁荣的文化,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物质富足生活滋养的。虽然过去的物质丰盈程度与现在无法相比,但历史上温州并不是非常贫穷的地方,笔者小时经历过吃不饱,感觉温州很贫穷,但在走遍中国以后,知道了温州一直都不能算是中国真正贫穷的地区。加上温州属水乡兼沿海,河道密布,水运便捷,温州人历史上便有经商传统。笔者小时一个邻居,成份是地主,当时已整天坐着晒太阳了,但听说他1949年前,常乘船到台湾做生意。笔者家祖上历代务农,却有一个商号叫“陈日升”,应是祖上务农之余也经过商,或曾打算经商。

在温州人普遍贫穷的1970年代末,笔者十岁出头,便知道温州民间一些家庭,还是有几十元到几百元的资金外借放高利贷的。现在看金额很少,但在当时,几十元几百元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温州著名企业家南存辉与胡成中,便是靠拼凑的二千元起家,后来有了中国正泰集团与中国德力西集团二家大企业。

三、温州的“台会”屡禁不绝。“台会”即是温州民间资金调剂的一种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极强的生命力。

温州历史上出国的华侨较多,很多温州人与华侨沾亲带故。现在海外的温州人更超过百万人。华侨带来外部的信息、资金等,对温州人经商意识的熏陶培养,及提供部分的经商资金来源,想必也起了重要作用。

1980年代前后的走私潮,带来了国外的电子表、录放机、走私布、三五牌香烟等,以及走私带来的暴利,确让温州民间开了眼界,不能说对温州人经商意识养成毫无作用。但温州沿海走私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被政府打压,很多参与走私的人血本无归。温州参与走私最多的地方是乐清里隆、瑞安上望等地,日后反倒没有成为私营经济很发达的地方。

所以1980年初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上文分析的,干部因与私企利益纠缠在一起,带来管制放宽;加上有传统的经商意识,民间有一定的节余资金可调剂,也是重要条件。大西北一些地方同样没有公有制经济,但长时期以来因自然等原因,已变得过于贫瘠,滋养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条件太匮乏,私营经济也难以成长。

但主要来说,是制度比人强,并不是温州人脑子与其他地方的人长得不一样。网上很多说温州人性格与思维特征,就特别善于经商之类的分析文章,都不靠谱。同时期珠三角那些普通话都不会讲的黑黑瘦瘦的广东人,很多也长袖善舞,同样也不是广东人长得比其他地方有什么优势,是各种因素导致广东那些地方的政府管制率先松动的结果。相比广东人,温州人外出经商的比例更高,因此国人接触更多的是“广东的货”和“温州的人”。这是因为温州地少人多,加上当年交通特别不便,地理因素导致的“挤出效应”,客观上让温州人流动性更强。

公有制经济占比高的其他地方,干部家属有较多到体制内单位就业机会,客观上干部不需要冒风险与私营经济结为利益共同体,而只能成为猫鼠般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关系,猫多鼠少,鼠一露头就被灭了。

而现在,国企多的地方,国企更是利用强势地位与各种垄断优势,挤占贷款、土地、人才等资源,导致私营经济各种要素资源缺乏,无法成长。加上管制者的打压刁难敲诈,两者叠加,私营经济想发展,真是难于上青天啊。这也是笔者今年九月初与谢作诗教授夫妇等朋友同游东北时的观感。

当时就感叹:茂林底下无丰草。

歪打正着地得到了更多经济自由,是温州当年率先成为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秘密之一。

而想真正减少管制,要么倒过来让私营企业主选择管制者;要么让管制者与私营经济成为利益共同体,通过赎买得到更多经济自由。




国情研究




揭秘中国财政的真相:25省负债整整5万亿?
【研究员】:

2014年,25省的财政缺口3.2万亿,与六省一市3.1万亿的财政盈余数据大致能对应上。然而到2016年,六省一市的财政盈余依然保持在3万亿出头,而25省的财政缺口却已经高达4.8万亿,今年更是必定要突破5万亿了。一来二去,这中间的差值,已经高达2万亿。国家当然不能坐视地方政府的现金流断裂而破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出的最合理的选择,就是政府借债。只有两条出路:由省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中央政府限制非常严格,越是缺钱的省份越不让发行地方债;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家公债,收到资金后再给地方政府输血,这就像老母亲四处借钱给穷孩子。然而老母亲也是要吃饭的呀……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但从经济角度看,要把香港、澳门和台湾剔除掉,中央财政的管辖范围是31个省和5个计划单列市(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和宁波)。观潮君在微信号“海汇观潮”撰文指出,把每个省和计划单列市比作一家公司,它通过辖区内的经济活动赚取财政收入,同时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开支。如果A省开支超过收入则需要中央财政来调节,让富有的B省来补亏空,这就是所谓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90年代开始,中国把税收划分为国税和地税,国税基本上缴中央,地税基本留给地方。另外,海关关税由海关机构收取并上缴中央财政,而非税收入则由地税部门征缴。于是,本文把代征关税纳入到国税部门的收入中,把非税收入纳入到了地税部门的收入之中。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这次奇特的数据之旅,保证会颠覆你的三观!

东北片区:毫无悬念亏亏亏

首先登场的是“共和国长子”东北三省辽宁、吉利和黑龙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毛泽东时代,东北三省曾经是中国大陆最早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现在,东北三省是中国经济转型最艰难地区,奇葩的辽宁省去年的GDP居然出现了负增长,金融圈有句名言“投资不过山海关”。

东北三省的财政缺口越来越大,2014年合计为3562亿元,2015年激增至5268亿元,2016年继续增长到5580亿元,2017年上半年为2575亿元,考虑到下半年财政压力更大,预计2017年要直奔6000亿元了。

山海关以外债务深重经济低迷,山海关以内的情况又如何呢?

华北片区:经济转型开始亏

一起来看看紧挨着东北的华北三省河北、天津和山东。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所以没有计入华北片区中。

万万没想到,挂着“东部沿海省份”光环的山东、天津和河北居然都在亏钱。GDP排名第三的山东居然在2016年丧失了财政独立能力,开始向中央伸手要钱。2016年只亏了64亿元,2017年才过了一半就亏了387亿元,这就像大坝决堤,一发不可收拾。顺带说一句,青岛在行政上隶属于山东,但在财政上却不归山东管。山东省经济发展不平衡,临沂革命老区的包袱太重了。严重依赖外贸的胶东地区也陷入了瓶颈期。

作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2016年的地税收入(含非税收入)居然同比下降了15%,财政缺口同比增长了164%。而在官方媒体里,天津2016年的人均GDP排名全国第一,比北京上海还要高,被吹为“闪耀的明星”。为什么会这样矛盾呢?因为天津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国有企业的固定投资拉动,而国企上缴给政府的税后利润都会还给企业。

而有“环京贫困带”的河北毫无悬念,一亏到底。国地税总收入增长缓慢几乎停滞,而预算支出却屡创新高,刚性缺口预计要飙到2500亿。河北人民真可怜,经济持续低迷不振,环境也越来越糟糕,2016年空气污染top10城市占了6个席位。

太行山以东的华北三省的财政缺口越来越大,那太行山以西的西北片区呢?

西北片区:老少边穷要大补

西北片区地形复杂且气候恶劣,是中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不会有任何意外,西北7省(宁夏、青海、山西、陕西、内蒙古和新疆)全都处于财政亏空状态,它们当然都无法向中央财政贡献盈余,并且一定会高度依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2016年,宁夏财政缺口规模732亿元,青海1225亿元,山西1517亿元,甘肃1884亿元,陕西1962亿元,内蒙2564亿元,新疆3162亿元,合计13046亿元。

仔细看数据会发现一些奇特的现象:2016年青海的国地税总收入为298亿元,一般预算支出为1523亿元,支出是收入的5倍,青海政府每花一块钱,中央财政就要补贴四块钱;从2014年到2016年,陕西和新疆的国地税总收入连续两年在下降。

干旱的西北很穷很困难,再往南走一点就到了湿润温暖的西南片区,那里的情况也很糟糕吗?

西南片区:重点开发很缺钱

西南片区六省市,重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意外,全部处于财政净缺口状态。

GDP增速三连冠的重庆在花钱方面也习惯了大手大脚,导致财政刚性缺口也越拉越大,是四大直辖市里最需要中央补给的,毕竟还要供养14个国家贫困县。

从人均财政补贴来看,西藏遥遥领先。2016年西藏的常住人口为331万,对比其1397亿的财政缺口(也就是中央财政补贴),意味着当年度西藏的人均财政为42205元。而2016年度中国的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为33616元。由此可见,中央扶持西藏发展的决心有多么大!

2016年,重庆的财政缺口1222亿,西藏1397亿,云南2229亿,贵州2270亿,广西2412亿,四川3542亿,合计13072亿。与2014年的合计财政缺口规模10020亿相比,增幅30%。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缺口合计7040亿,预计今年的总缺口将超过1.5万亿。

西部大开发,烧钱自然多,全国人民都能理解。那么,整天嚷嚷要崛起的中部片区要不要中央补一补啊?

中部六省:崛起过程要烧钱

中部片区6省,海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与河南(说明一下,海南实在是没片区合适放,所以放到了中部),基本上都是人口大省,当然也是财政缺口大省。

最南端的海南虽然地小人少,但财政缺口却一年上一个台阶,2014年是200多亿,2015年是300多亿,2016年是400多亿,2017年预计会超过500亿。要是人均收入有这么快的增速该多好呀!

作为人口过亿的中部大省,河南的财政刚性缺口当然是全国第一,预计今年会超过5000亿元,和东北三省的总量相当。呵呵,官方媒体吹捧的河南原来是大穷鬼。

2016年,中部六省财政缺口合计13325亿,较2014年的合计财政缺口数9074亿,增幅47%。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缺口8008亿,预计今年是要直奔1.7万亿而去了。

25省小结:整整5万亿缺口

我们将这25个省市的财政缺口数据汇总起来,我们将得到一个很惊人的总数,见下表:

从2014年到2016年,25省合计的财政缺口数从31927亿,上升到48134亿,增幅51%。而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缺口合计已经超过2.5万亿,今年一定是要超过5万亿了。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的是,剩下能够创造出财政盈余的6省一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北京、上海和深圳(计划单列市),它们到底能挣多少钱。它们有没有能力,补上这5万亿的财政缺口?

六省一市:努力赚钱养国家

直接放出这六省一市的收支数据表好了:

2016年,福建的财政盈余644亿,深圳2851亿,江苏5178亿,浙江5441亿,北京6390亿,上海7748亿,广东9301亿,合计起来,六省一市总共给中央财政带来了30373亿的贡献。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贡献规模已经达到了极限了,从2014年到2016年,六省一市合计的财政盈余幅度始终维持在3万亿左右。今年上半年的合计盈余规模1.7万亿,考虑到下半年的财政支出更大,预计今年这六省一市的财政盈余规模,也就是3万亿左右了。

这样的数据,与财政缺口数据相对比,还真是一件令人感觉悲伤的事。2014年,25省的财政缺口3.2万亿,与六省一市3.1万亿的财政盈余数据大致能对应上。然而到2016年,六省一市的财政盈余依然保持在3万亿出头,而25省的财政缺口却已经高达4.8万亿,今年更是必定要突破5万亿了。一来二去,这中间的差值,已经高达2万亿。

解决之道:爱国公民买国债?

国家当然不能坐视地方政府的现金流断裂而破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出的最合理的选择,就是政府借债。只有两条出路:由省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中央政府限制非常严格,越是缺钱的省份越不让发行地方债;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家公债,收到资金后再给地方政府输血,这就像老母亲四处借钱给穷孩子。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老母亲也是要吃饭的呀。军事外交开支,中央各部委的行政开支,国家级重点建设项目开支,这都是要钱的。2016年中央政府本级预算内支出2.74万亿,今年上半年1.42万亿,这笔钱也是节省不了多少的。要知道中央政府也没有更多的收入来源了,除了六省一市的3万亿财政盈余必须上缴中央之外,另外的最大一笔收入就是央企上缴利润了,2016年利润上缴规模5038亿,合计起来,一年也就是3.5万亿左右。

好吧,现在我们知道了:2016年,中央政府手里能动用的资金总量3.5万亿;它承担的财政支出规模则高达7.54万亿,其中维持自身运转的中央本级支出2.74万亿,填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4.8万亿。7.54-3.5=4万亿。这,就是我大中国目前切切实实的财政压力。




多维观察




回溯锡金事件,我们真的有理由嘲笑印度吗?!
【研究员】:

2005年之前,我们的地理课本说中国有15个邻国。但是,2005年之后,中国的邻国变成了14个。有一个邻国没有了,它就是锡金。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令我们自身颇感难堪的问题:我们真的有理由嘲笑印度吗?当我们在博弈中明显技不如人的时候,我们的满满自信从何而来?我们到底有没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如果当年中国施以援手,阻止印度吞并锡金的图谋,现在何来“中印边界锡金段对峙”?过去中国与锡金的边界,如今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当年忽略过去的事件,现在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弹。对于锡金,中国本来可以有更大作为,这种作为对锡金好,对尼泊尔和不丹好,对中国更好,可是我们没有坚持,在不该放弃的东西上选择了放弃。为了印度一句文件上的“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把锡金从世界地图上抹去了,把一个流亡在海外却依然坚持反对印度吞并锡金的国王给放弃了,这都不是很高明的做法。


已经持续了两个月的中印边界对峙,让人们频繁地听到一个似曾熟悉的名字:锡金。如果站在2005年以前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前,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可是,在2005年以后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这个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小国已不复存在,因为中国已于2003年承认锡金是印度领土,更准确地说,承认了印度于1975年对锡金的吞并。如今的锡金已是印度的锡金帮。

锡金从一个独立的世袭王国,到沦为印度的保护国,再到成为印度的“联系邦”,直至成为印度的第22个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脉络:印度从1947年独立后,就处心积虑要把锡金纳入自己的版图,28年里步步为营,不断蚕食,最终在1975年完成了吞并计划。又经过28年时间,得到了中国对锡金归属的正式承认,扫除了国际承认上的最后一个障碍。至此,印度大功告成。

回顾这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锡金一直笼罩在悲哀之中。枫叶君在微信号“精致小号”撰文指出,这个小国就像夹在龙象之间的一只松鼠,它与龙更亲近,可是龙出于种种原因,不拉,也不放弃;而象却是极为贪心,极力地要卷走它,最后松鼠成了象的附属物。龙始终不愿意承认,坚持说,松鼠是自由的。直到有一天,龙终于开口了,对象说,这只松鼠是你的。

锡金古称哲孟雄,原属吐番(西藏)的一部分,9世纪成为独立部落,但境内寺院仍隶属于西藏各大寺。19世纪中叶,锡金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890年3月17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加尔各答签署《中英藏印条约》,清政府承认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并划定了西藏和锡金的边界。这是锡金游离出中国的第一步。可是,1918年情况发生了转机,英国把政权还给了锡金第11任却嘉(国王)扎西南嘉,锡金又成了自由身。

锡金命运的真正逆转发生在印度独立之后。英国人走了,印度认为机会来了。1947年,印度与锡金签订《维持现状协定》,继续往锡金派驻专员,此时,印度人俨然取得了英国人当年的地位。与此同时,扶持锡金国大党发起不合作运动,要求国王进行改革。1950年12月,通过签订《印度锡金和平条约》,印度将锡金变为自己的保护国,攫取了锡金的国防、外交和经济大权。1968年8月,锡金首都甘托克爆发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度锡金和平条约》,争取独立。印度急忙调派大批军警前去镇压,成千上万名锡金民众被打死打伤,数千人遭到逮捕。1973年4月,印度强行对锡金实行军事接管。两个月后,印度操控的国大党在议会强行通过宪法修正案,使锡金成为印度的“联系邦”。锡金民族党及其支持者被迫进行武力对抗,但随后遭印军镇压。1975年4月9日,印度军队解除了国王卫队武装,软禁了国王顿珠南嘉。随后,由印度操控的锡金议会宣布废黜国王,几天后通过“公投”宣布并入印度,5月16日,印度议会宣布锡金正式成为印度的一个邦。

在中国,想找到佩服印度人的人是件很难的事。很多中国人瞧不起印度人,可是回溯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就蚕食和控制邻国来说,印度的确是个高手,也是黑手,只要出手必定是狠招儿。印度人很清楚锡金民族党和国王都想摆脱印度人控制,情感上亲中国,所以他们就竭力支持锡金国大党在议会里做局,当发现民族党已经不想继续议会斗争后,就立即宣布其抗议活动为骚乱,并出动军警镇压,随后让国大党以独角戏的方式在议会强行修改宪法,举行了一个在大批军警监控下的全民投票,然后向全世界宣告,锡金人民要求锡金并入印度。

与印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锡金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印度在1971年底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胜利后,就做出了吞并锡金的决定,此后两年时间里一直在为这一目标做准备。而1971年9月中国刚刚发生了林彪叛逃的913事件,中国连巴基斯坦都无暇支持,就更谈不上顾及锡金了。

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沙漠里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试验成功让印度人信心爆棚。锡金民族党为阻止国大党的修宪阴谋,从时年5月29日到6月20日,向中国驻南亚各国以及联合国机构发出求援电报达149封之多,要求“政治调停”或“武装干预”。

在最危急时刻,民族党在本党党部大楼顶层悬挂起五星红旗,同时致函世界各主要国家外交机构,宣布锡金一切外交事务自当日起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忙着搞批林批孔运动,除了发布几分谴责声明外,并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提供支持。

结果,亲中国的民族党及其支持者被血腥镇压,次年,一直想摆脱印度控制的顿珠南嘉被逐出王宫,从此,古老的喜马拉雅山王国锡金不复存在。如果说把锡金看成是一个拳击台、中印是两个拳击手的话,那么可以说印度连连出拳,而中国却几乎没有出招,印度获得完胜。

印度虽然吞并了锡金,但是内心并没有完全踏实,因为锡金还有很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被废黜的锡金国王顿珠南嘉。顿珠南嘉于1963年12月5日继承王位,是前国王扎西南嘉的次子,他一直试图摆脱印度的控制,1968年爆发的大规模反印示威活动就得到了他的支持。所以,印度人早就把他视为眼中钉,处心积虑,终于在他在位12年后将其废黜。不久,顿住南嘉流亡美国,但他明确表示,印度吞并锡金是非法行为,拒绝放弃王位,认为自己仍是锡金第12任却嘉。所以,虽然印度已控制了锡金,但锡金末代国王的存在却长久以来是印度的一块心病。

坦率说,顿珠南嘉的存在以及他坚决反对印度吞并锡金的态度,对于中国来说是牵制印度的一张好牌,但是,这副牌中国并没有打好。

很多人并不清楚,顿珠南嘉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第一任妻子桑颇·桑吉德西是西藏人,二人于1950年结婚,桑吉德西来自西藏最显赫的桑颇家族,其父亲桑颇·才旺仁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曾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其姐姐唐麦·贡觉白姆是西藏妇女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曾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然而,对于锡金国王的这位西藏岳父,中国却没有好好对待,“文革”开始后,才旺仁增被诬陷参与1959年西藏叛乱,随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在印度人策划吞并锡金之时,红卫兵抄了才旺仁增的家,对这位与锡金王室有着姻亲关系的人大肆批斗。1973年6月,才旺仁增在拉萨抑郁而死,而就在两个月前,印度对锡金实行了军管。试想,如果才旺仁增不遭到诬陷、罢免、批斗和虐待,将是中国与锡金交往多好的纽带,对于印度试图吞并锡金也或将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可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历史就像我们的故乡,只有回望它时,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在乎它,但时过境迁,再多的感慨和遗憾都只能湮没在岁月的云烟之中。

1918年,当英国人把政权还给锡金王室后,锡金似乎又回到从前的状态,不过英国的影响还在,因为英国人仍在统治印度,锡金似乎和印度有了某种意义上的联系。此时,距离大清与英国签订《中印藏印条约》的1890年已过去28年,大清早已被民国取代,但中国正处于混乱之中,自顾不暇。

1947年8月,印度获得独立,便立刻盯上北部的锡金,很快与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印度的动作为何如此迅速?为何迫不及待地要维持现状?锡金是英国从大清强占去的,后来重新获得政权的锡金如何处理与中国西藏的关系,都没有印度人插手的份儿,可是印度非常狡黠,它意识到这是吞并锡金的绝好机会,于是强迫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以作为其日后吞并锡金的理由。而此时,中国再次爆发内战,国共双方都没有精力去顾及边疆。

到了1950年12月,印度通过《印度锡金和平条约》正式将锡金作为自己的“保护国”,而此时抗美援朝爆发,中国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朝鲜半岛,锡金完全不在中国的视线之内。而后来印度对锡金实行军管、策划所谓宪法修正案以及废黜锡金王室,都是趁70年代中国文革混乱之际,以卑劣手段完成,实为趁火打劫,而这个“火”是烧在中国这边,是中国内部的乱局给了印度机会,在锡金需要帮助时,中国无力伸出援手,以至于眼睁睁看着印度吞并了锡金。否则,即便锡金不回归中国西藏,也可以以一个独立的喜马拉雅山国横在中印之间,成为一个缓冲地带,甚至中国可以借助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牵制印度。可是,在印度独立后,锡金不但失去了和西藏融合的可能,最终连自己的国家身份也失去了。

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令我们自身颇感难堪的问题:我们真的有理由嘲笑印度吗?当我们在博弈中明显技不如人的时候,我们的满满自信从何而来?我们到底有没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锡金是个内陆小国,在过去的世界地图上要仔细辨认才能找到它,其面积只有7千平方公里,人口仅60多万,可是如果仔细观察锡金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它的存在——如果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存在——对印度意味着什么,而当它成为印度的锡金邦后,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在印度吞并锡金之前,尼泊尔、锡金、不丹自西向东横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印度在中段染指西藏的可能。尼锡不三国历史上都不断受印度挤压,三国如果有私下协同,可以有一定力量抵御印度的蚕食野心。印度对此心知肚明,不仅如此,印度本土仅以长约22公里的西里古里走廊与印东北部的7个邦(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之为藏南)相连,西里古里走廊最狭窄处仅22.5公里宽,俗称印度的“鸡脖子”,意味着一旦此处被切断,印度本土与东北部各邦将处于分离状态。尽管有人认为在发生重大战事时,西里古里走廊被切断并不能实质性阻挡印度军队保卫其东北部国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西里古里走廊对印度保持国土成为一个统一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可是,西里古里走廊的回旋余地有限,因此,拓展西里古里走廊的战略空间对印度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印度坚信吞并锡金可以给印度带来三大好处:

其一,西里古里走廊的回旋余地将大大增加,因“鸡脖子”被斩断而使印度头身不能相连的威胁大大减小;

其二,可打破尼泊尔、锡金、不丹三国互相协作,共同抵御被印度蚕食的能力。在锡金变成印度的锡金邦后,尼泊尔和不丹已成隔印相望的状态,三国合力不复存在;

其三,有了锡金邦,本来只有东西与中国接壤的印度,在中部地区也有了染指中国西藏的机会,这就是近来新闻报道中反复提到的“中印边界锡金段”。

试想,如果当年中国施以援手,阻止印度吞并锡金的图谋,现在何来“中印边界锡金段对峙”?过去中国与锡金的边界,如今变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当年忽略过去的事件,现在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弹。反过来说,印度只踢了一脚,却踹开了三道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吞并锡金没有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也没有受到联合国的制裁。当时世界处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为了争夺全球霸权的需要,很想借助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影响,因此都比较注重和印度的关系,结果,印度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印度传统上和西方国家关系良好;再加上印度又是不结盟运动的倡议国,这让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很吃得开。如此一来,虽然各国都知道印度对锡金馋涎已久,并且所使用手段很不地道,但是,由于锡金国小势微,许多国家不愿意为了这么一个弹丸小国得罪印度,结果,印度轻而易举地把锡金纳入自己的版图。

在锡金成为印度的锡金邦后,流亡美国的顿珠南嘉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王国,对外仍坚称自己是锡金国王,指责印度非法吞并自己的国家,并为恢复锡金的独立四处奔走。可是国际社会没有任何反应,大家都接受了既成事实,只有中国拒绝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依然支持这位锡金末代国王,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依旧把锡金标注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顿珠南嘉出生于1923年,在锡金做了12年国王,在美国做了7年流亡国王,1982年1月29日,带着未能恢复国家独立的遗憾在纽约病逝。当日,顿珠南嘉次子丹增南嘉宣布继承父亲的锡金王位,拒绝印度对锡金的吞并。应该说,此时的丹增南嘉还有些许希望,尽管国际社会早已忘却了他的王室,可是中国依然拒绝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继续视锡金为一个国家。过去,基于印度对西藏的主权问题采取模糊立场,中国一直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直到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中印达成一致,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则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2005年后,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已不再有锡金版图,至此,世界上已再没有任何国家承认锡金王室。

看起来,2003年的这场“承认”是各取所需,其实面对印度这个从不吃亏的主,中国并没占到便宜。

首先,西藏是中国领土,不管印度承认不承认,西藏都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中国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实际上不仅放弃了一个国家,更严重的是让印度在中段也与中国接壤了;

其次,印度只表了一个态,但是众所周知,那些图谋不轨的藏独分子就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印度实际上是他们的庇护所;

最重要的一点是,印度野心很大,独立后对周边国家一直采取侵略、蚕食、吞并的手法,不断扩大领土,即便在1962年的短暂边境战争中败给中国后,依然重新占据多达9万平方公里的富庶的藏南地区,对这样一个没有信誉的国家而言,一句文件上的承认有何意义?能束缚住印度扩张的野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同现在中印边界锡金段洞朗地区的对峙,就是印度企图再次渗透中国西藏的一个例证。如果我们能收拾起自大的心态,以直面现实的心态审视这次对峙,就不难发现这样一条历史轨迹:从前因为有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相隔,中印只有东段和西段两条边界线;在印度吞并锡金后,一条中印边界中段线被人为制造出来;中国人心宽,一直认为这段边界线没有争议,但是,这次印度人却偏偏就在这里向中国发难,迄今已长达两个月。

如果这次对峙能尽快解决还好,若久拖不决,结果只能出现印度所希望的结果,即原本没有争议的中段边界线也存在了争议,这才是印度人想要的。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外交和国防早已操控在印度手中的不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步锡金后尘,成为印度的不丹邦,因为这次印度与中国对峙,就是打出为不丹出头的旗号,在心理上已经把不丹视为自己的附属国。如果不丹邦将来真的成为现实,它将和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连为一体,若是,中印中段和东段边界线将彻底连通,到那时中印边境的形势将更加严峻。

印度是个有野心的国家,虽然自己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90多年,但独立后却拾起英国人的衣钵,以殖民主义思想对邻国实行蚕食、侵略和扩张,成为令南亚各国惧怕的地区霸权。从尼赫鲁时代开始,印度人心里就有大印度联邦思想,所以也就有了后来的吞并锡金,从政治、经济、军事甚至心理层面控制不丹,尼泊尔因为经济体量比锡金和不丹大,境况比这两者稍好,但是,印度对尼泊尔也无时无刻不在保持挤压,目的就是在未来也能对尼泊尔实行完全控制。印度在三个喜马拉雅山国变着花样搞手段,手段和其前宗主国英国一样,都是利用对尼锡不三国的控制,觊觎中国西藏辽阔的土地。印度把中国的藏南地区变成了自己的阿鲁纳恰尔邦还不满足,还想攫取更多的土地和资源,可以这样说,印度在其北部国家不断做手脚,就是为了碰瓷儿中国西藏,为它进一步的领土野心创造便利条件。

现在回看锡金事件,就会发现锡金虽小,但却是微型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它的消失如同一个触发点,会引起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连锁反应。如果中国这次在洞朗对峙中不能拿出坚定有效的应对方案,那么印度势必将得寸进尺,同时使不丹更加屈从于印度的所谓保护,而其下一个整治目标必定是尼泊尔,从而对西藏形成包围之势。

对于锡金,中国本来可以有更大作为,这种作为对锡金好,对尼泊尔和不丹好,对中国更好,唯独对印度的扩张野心不利,可是我们没有坚持,在不该放弃的东西上选择了放弃。为了印度一句文件上的“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把锡金从世界地图上抹去了,把一个流亡在海外却依然坚持反对印度吞并锡金的国王给放弃了,这都不是很高明的做法。

其实,民心可用。不但流亡的锡金第13任却嘉旺丹增南嘉仍自认为自己的国家被印度强占,大多数锡金人也都知道,他们并不是印度人,他们的国家是在1975年在印度的卑劣手段运作下才失去了独立,印度曾经只是他们的邻国,就连某些当初支持锡金并入印度的上层人士,现在内心也略感失意,只是他们从印度那里得到了好处,所以没有太多抱怨,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短暂出任过锡金邦首席部长的巴杜固伦还是曾发出这样一句感慨:“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

如同一些学者所言,锡金人普遍有一种复杂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觉得中国人比较亲切,有些人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我想投入你的怀抱,但我目前没有这个能力。的确,从各方面来说,锡金人与印度人差别很大,而与西藏却有着密切的人文渊源上的联系……

惜哉,锡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今后中国能走好国境线上的每一步,唯有如此,多年以后,我们自己才不会后悔,后世子孙才不至唏嘘、慨叹。




国际战略




若中印开战,很可能彻底改变世界格局!
【研究员】:

或许中印最终不会开战,但若中印开战,很有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彻底改变世界格局。如果中国能完胜印度,美国肯定会转变对中国的态度。这个世界就会从目前的一超多强向两超多强格局转变。眼下,中印边界冲突还看不到任何降温的迹象,但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性不大,最起码在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召开前,还不至于动真枪真炮。但是,命运难卜,世事难料。唐朝初期诗人骆宾王在《在狱咏蝉》中曾给后人留下著名的诗句:“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中,理性的声音有时候会显得非常低弱。


或许中印最终不会开战,但若中印开战,很有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彻底改变世界格局。

二战后,世界的武器装备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换代升级,战争模式也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武器装备现代化了,近些年来大大小小的战争却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战争。虽然美俄以及北约都不同程度上的使用过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对手的实力太弱,根本体现不出先进武器装备的真正能力。

近年来,中国一直至力于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不仅武器装备不断的升级换代,战略战术战法也在不断的革新。中国军队的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所拥有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到底有多先进,以及中国军队的战术战法是否现代化,还没有通过真正的实战检验。

在中国军事实力提升的同时,印度也同样在打造一支世界级军队。中印的某些武器装备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在某些引进的武器装备上印度还要领先中国。也就是说,中印两军实力基本上是相差不大。两军若开战,很可能是对现代化先进的武器装备的一次真的实力检验。

微信号“军事报告”撰文指出,如果中国不幸被印军打败或重创,即使是势均力敌,那也足以表明中国军队的实力还是小儿科。那么,美国就不会对中国客气了。就不会担心什么擦枪走火意外冲突了。因为中国的实力太差。而对于其它小国来说,中国威胁论就不存在了,中国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这样一来,就会死心踏地追随美国的遏华战略。如此一来,世界格局必然发生重大转变。

而如果中国一战而大胜印度,那中国的威慑力和影响力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说明中国有能力“担当大任”。对于美国阵营来说,遏华的思维就会弱化,甚至有可能转向与中国寻求真正的合作。可以预料,如果中国能完胜印度,美国肯定会转变对中国的态度。这个世界就会从目前的一超多强向两超多强格局转变。

当年,200多万的解放军用三年的时间打败了800万国民党军而成立了新中国,这已经令世界对中国军队有了全新的认识。而抗美援朝鲜和抗美援越战争则更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可以说令世界恐惧。也才有了中美苏三国演义。

然而,在毛主席去世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一度被世界认为会彻底崩溃,可以说没有几个国家看好中国军队,更没有几个国家尊重中国。可是,当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世界又看到了中国军队的雄风。又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可以说对越一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今,正值世界大变革时代,各国希望中国能担起“重任”,但却又怀疑中国的能力和勇气。这才有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风气。对印一战,将是又一次对中国军队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实力的检验。打好了这一仗,定能加速世界变革,改变世界格局。

龙象之争:印度为何视中国为天然宿敌?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又彼此为邻,同属发展中国家,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佛教东传、扎根中土,玄奘西天取经,传为佳话。

在近代史上,两国都有遭到西方列强侵略和殖民的共同经历。可惜,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边界未定、达赖喇嘛、1962年边界战争等)和现实政治中的不同利益(联合国入常问题、国家战略对冲等),使两国难以建立战略互信。

今年6月以来,中印边境狼烟再起。洞朗地区的严重对峙,成为国际舆论的聚焦重点,双方立场互不相让,外交表述相当强硬,国际社会对此忧心忡忡。

中印这次严重对峙,有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是因为印度总理莫迪想转移国内视线,譬如,经济增速放缓、商品与服务税改革带来的问题,7月总统大选、人民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等。德国时评专栏作家扬之在“观察者网”指出,这些国内因素固然重要,但不是第一位的,更重要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要在双方不同的、甚至互为对立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去寻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一带一路”与“东进政策”的对冲。

印度明确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理由是“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克什米尔主权问题,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该计划严重压缩了印度的战略空间。

长期以来,新德里一直视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马尔代夫和不丹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区、附属国、保护国。如今,中国在海外的建设速度和“双赢”理念、正在使印度的这些邻国逐渐转向中国,印度几乎所有的对外拓展途径都被堵住。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印度的海港虽然很多,但严重缺乏深水港。中国却在短短两年内帮助斯里兰卡建成了汉班托特和科伦坡两大深水港。前者离印度洋主航道仅10海里,据说印度70%的货物都要通过这个深水港运往海外。在尼泊尔,中国在遇到大地震的情况下,依然按期完成援建一所警察学校的工程;反观印度,它已经承诺尼泊尔建立警校25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动工。

最近,中国还加紧改善与不丹的关系,准备与其签订边境条约和建立外交关系。在印度看来,所有这些都无异于是在挖它的墙脚,心里因此非常不爽。

为了抵消中国在南亚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处于战略焦虑状态中的印度于2014年推出“东进行动政策”。该政策的前身是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东望政策”。从“东望”到“东进”,新德里完成了国家战略的调整,它的目标范围从周边国家扩大至东盟(亚细安)、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不仅如此,印度还模仿“丝绸之路”的构思推出所谓的“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目的只有一个: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工程。

从国家大战略角度看,中国西向的“一带一路”与印度东向的“行动政策”项背而行,目标对冲,互补性差,结果很有可能是此消彼长,因而不容易彼此兼容和对接。

第二,印度感觉被中国掐住了脖子。

中印这次对峙的洞朗地区,位于中国与不丹之间的争议地带,本身是片不毛之地,但战略意义却非常重要。站在这儿能够俯瞰整个印度东北的七个邦和北部的几个主要邦,谁在这里占据上风,就等于扼住了印度“鸡之颈”,中国在这里加紧基建,对印度来说是致命的。

印度军事专家甚至认为,这里是印度唯一能向中国发起进攻的据点,其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在综合了各种因素之后,印度这次是经过推演,认为应该主动出击。因为它再不做的话,将失去这个重要的战略地段,对周边的小国也将失去影响力。

第三,莫迪上台后对华政策趋于强硬。

这位喜欢瑜伽、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总理于2014年上位后,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军费开支,外交上基本确立了“依靠美国,联合俄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并取得不少具体成果。譬如,与美签订四个军事后勤保障协议、把F16战斗机的生产线转移到印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购买22架“捕食者”无人机、加强与以色列的军火贸易、6月23日与俄罗斯签订加深军事合作协议。

不久前,印度军方明确表示希望在伊朗、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国中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来应对与中国、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

由于印度主流精英的反华立场50多年来基本未变,媒体舆论对华不友好的也居多,因此,印度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在国内赢得了大量的支持。美国、日本等国,甚至包括俄罗斯,出于自身的地缘政治考量,也把印度视作牵制中国的一张牌,这无疑助长了印度铤而走险的态度。

第四,中印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

中印历史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充满争议的边界线。当年的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要确保印度北部的安全,仅靠喜马拉雅山这个天险是不够的,还必须将西藏变成缓冲区。因此,蚕食和分裂西藏成为英属印度的基本策略。在1913年召开的西拉姆会议上,以英国外交官亨利·麦克马洪命名的所谓印藏分界线,引起各方的不同反应,也成为后来边界冲突的根源。

其次,1959年第14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并延续至今。第三,1962年的那场边界战争。当时,印度输了战争,却占领了土地;中国赢了战争,却输了底子。用中国军旅作家金辉的话来说:“胜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但印度的主流精英阶层和民众却一直视那场战争的结果为“耻辱”,他们认为自己失败不是因为实力不够,而是因为中国突袭了他们,因此,心里一直不服气,天天嚷嚷着要寻找机会再战雪耻。

中印现实矛盾主要包括:

一、印度认为中国是唯一阻挠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断了它的一流世界大国梦。

二、印度认为中国崛起后的对外发展对它非常不利,严重压缩了它的战略空间。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中印之间很难建立战略互信和进行真诚的合作。两国应该如何更好地相处,两个彼此为邻的新兴大国是否能同时和平崛起,也就成了令双方历届领导头痛的命题。

眼下,中印边界冲突还看不到任何降温的迹象,但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性不大,最起码在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召开前,还不至于动真枪真炮。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可持续的发展,就离不开和平的环境。基于这个认识,相信眼下的问题最终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获得解决。

但是,命运难卜,世事难料。在70年前的印巴分治前夜,坚决反对以分裂国土作为独立代价的圣雄甘地曾建议,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应该有足够的胸襟让少数派的穆斯林领袖默罕默德·阿里·真纳出任独立后的印度总理。可惜,他的仁者胸怀对印度的国运,非但未产生任何积极影响,甚至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唐朝初期诗人骆宾王在《在狱咏蝉》中曾给后人留下著名的诗句:“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确,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中,理性的声音有时候会显得非常低弱。





班农走了,但特朗普外交尚未回归美国传统
【研究员】:

班农虽已离开白宫,但他会用其强大的媒体机器持续对特朗普施压,而这种压力可能会比在白宫内斗更有效力。更重要的是,以他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思潮。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将取决于民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较量的结果,而特氏本人是倾向于民族主义的。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的调查说明班农已经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美国不少经济政策高官都或多或少认同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一旦全球主义者主导下的对华政策没有取得特朗普想要的实际利益,民族主义者将发起强大的反攻,届时中美关系恐怕难免动荡。美国国内的外交政策辩论和思潮变化是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的。


8月18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在白宫的最后一天。班农以特朗普的政治大脑和头号顾问著称,深受特氏的器重。去年选情不利时,正是班农出任特朗普的大选团队经理,力挽狂澜,最终帮助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赢得大选。

然而,在白宫七个月,却是班农自我毁灭的七个月。自立派系,以“宗师”自居;炫耀与特朗普的特殊关系,大显“舍我其谁”之势;树敌无数,包括与特朗普的女儿与女婿(同时也是特氏的高级顾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明争暗斗——这些都导致了班农的边缘化。导致他离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他一篇露骨的媒体访谈,公开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暴露核心政策分歧,并攻击政治对手。

班农是特朗普政府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是特朗普“美国优先”宗旨的最忠实拥趸,也是特朗普政府内部要求对中国开展贸易战最强烈的鼓吹者。在那篇8月16日导致其离职的那篇访谈中,他直言不讳地表示美中两国正处于经济战之中;如果美国不思求变,那么25-30年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

他说:“对我而言,与中国打经济战就是一切。我们必须狂热地聚焦这一点。如果我我们输了这场战争,五年后,最多十年后,就会碰到之后再也无法复原的转折点。”

班农走了,还会有其他“班农”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张锋在“澎湃新闻”指出,显然,班农的去职,从短期来讲,对中美关系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华进行贸易战的几率下降。但这是否意味着从长期来讲,经济民族主义将不再主导美国对华政策了呢?这位超级民族主义者的离任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外交将回归美国传统?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班农的民族主义是美国内政外交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症状和反映,而不是美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这一判断对特朗普也是适用的。以特朗普和班农为代表的“美国优先”论,是美国社会发展和矛盾积累在现阶段的一个缩影和反映,而不是导致社会变化和思维革新的根本原因。其是果,而非因。正因如此,一个班农走了,还会有其他“班农”出现,更何况特朗普本人不管是在意识形态还是政策倾向上都与班农是“同道中人”。班农也已明确,回到其之前执掌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后,他将通过强大的媒体资源推销其右倾民族主义观点,继续其心所向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战争”。

白宫的明争暗斗制约和困扰决策

其实,这八个月以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之所以如此缺乏协调性与一致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白宫决策受到两大派系明争暗斗的制约与困扰。一大派系是班农主导的“民族主义派”,强调美国利益至上,藐视国际秩序与规则,不惜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战。但他们并不认为美国需要到处炫耀武力或者花费巨大资源维护现有秩序以及美国在这一秩序下的领导权。他们认为,虽然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霸权赢得了针对苏联的冷战,但现在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战略博弈技巧已经青出于蓝,美国已经无法用其二战后建立的秩序与规则与中国竞争,因此美国外交需要进行全面变革,另起炉灶。民族主义派不想为了全球领导权而去追求全球领导权,他们认为美国自己的私利是个更为实际也更重要的目标。

另一派是倾向美国外交传统的“全球主义派”,强调全球秩序与规则对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美国领导权仍是当前最现实的战略目标,不管其成本有多高。这一派在经济政策上以特朗普的国家经济顾问科恩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为代表,主张自由贸易。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以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为代表,主张在必要时刻使用军事力量执行干涉性外交政策。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也属于全球主义者。全球主义派认为全球领导权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片面追求一己私利反而会损害全盘国家利益。

这一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对决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最深刻的裂痕。特朗普本人在意识形态上对班农式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更为倾心。在去年总统大选和今年上台之初,他发出了要对美国外交进行历史性变革的信号。美国外交自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以来,一直强调美国需要领导一个“开放、自由的国际秩序”,因为美国精英认为这样一个国际秩序符合国家利益。这一秩序有三大核心的机制与意识形态支柱:遍布全球的军事同盟体系,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以及建立在“美国例外论”之上的推广美式人权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冲动。

全球派的“防火墙”能阻止特朗普吗

特朗普认为这已运行了70年的国际秩序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对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价值表示怀疑。在欧洲,他批评北约已经过时;在亚洲,他嫌日韩等盟友承担的义务不够。在经济问题上,他藐视基于自由贸易原则之上的多边贸易协定,要求重新谈判对美国有利的双边贸易协定。他对在海外保护人权和推广民主没有兴趣。他信奉的教条不是基于所谓“山巅之城”的美国例外论,而是从多年从商经验中总结出的谈判与交易的谋略。

狭隘民族主义是这种反全球主义和反秩序的特朗普主义的根源。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任命了诸多全球派人士为其重要阁员,而这些全球派人士虽不公开批评其不乏离谱的言论,实际上则竭尽全力防止其最极端的言论转换为政策。据说,全球派中的核心人物已经筑起一道“防火墙”,确保特朗普不把美国引向灾难。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白宫幕僚长凯利(前国土安全部长),两位极受尊敬的将军,在特朗普上任初就决定在任何时候他们其中的一个人都必须留在国内“看住”特朗普,以防止其政策失控。

因此,特朗普的最终政策经常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妥协的产物。以对华政策为例,特朗普上台伊始,班农就拉帮结派想要出台一个与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进行对抗的战略。他的中国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把中美之间的竞争上升到文明的高度,认为中国一旦超越美国,将获取重新设计世界秩序的特权。因此,在他看来,维持对华优势是美国政策的必需,而对华强硬和对抗则是维持美国优势的主要手段。但他遇到来自全球派的强大阻力,以库什纳为首的全球派提倡总体对华合作而不是对抗。班农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上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特朗普已下令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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