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WH
《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亏本买卖” 中国政府却愿意下血本去做》：即便在那些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最偏远的村庄，你都总能找到已接入的4G基站。就4G方面而言，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中国目前有12.04亿人用上了4G。中国一共有372万个4G基站，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20%。贵州一万多个村庄实现4G全覆盖，云南的覆盖率达到65％，还在继续推进。2019年，个人无限流量4G套餐月租为98元钱（14.5美元），家庭套餐月租为134元钱（20美元）。而在美国，T-Mobile公司10GB的流量就要40美元。虽然印度的互联网比中国便宜得多，但与中国相比，其4G覆盖率相对较低。
热点聚焦
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亏本买卖” 中国政府却愿意下血本去做
【研究员】：wh
即便在那些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最偏远的村庄，你都总能找到已接入的4G基站。就4G方面而言，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中国目前有12.04亿人用上了4G。中国一共有372万个4G基站，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20%。贵州一万多个村庄实现4G全覆盖，云南的覆盖率达到65％，还在继续推进。2019年，个人无限流量4G套餐月租为98元钱（14.5美元），家庭套餐月租为134元钱（20美元）。而在美国，T-Mobile公司10GB的流量就要40美元。虽然印度的互联网比中国便宜得多，但与中国相比，其4G覆盖率相对较低。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人再次针对中国提出尖锐问题：如果中国有那么多钱给其他国家投资，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来发展中国的贫困地区呢？ 在这个问题的留言板里，有一个答案内容详实，获赞最高，让围观小伙伴们赞不绝口。 在晒出答案前，CD君想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回答这个问题的网友，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Janus Dongye。他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很感兴趣，作为Quora资深用户的他，曾经回答过很多和中国有关的提问。 上个月他回答了，“14亿中国人是如何喂饱自己的？”全网刷屏。这次他的震撼长文再次引发轰动。一起跟CD君看看他给出的答案吧！ 严谨的Janus Dongye首先就提问者过于宽泛模糊的概念——“中国贫困地区”，进行了探讨。 您指的中国哪个贫困地区？您能否举出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个中国未开发或者忽视其发展的例子。如果你不相信，不如让我们从中国最贫困地区的情况看起。 Janus Dongye在维基百科上检索到了中国各省、自治区人均（名义）GDP列表，挑出了排名倒数的四个省（自治区），作为讨论范围。 甘肃：4735美元，人口2600万； 云南：5612美元，人口4800万； 贵州：6233美元，人口3600万； 广西：6270美元，人口4900万。 Janus Dongye还给出了其他国家人均GDP的参照对比数据。仅供参考：印度（2036美元），越南（2551美元），蒙古（2036美元），阿尔巴尼亚（5289美元），南非（6377美元）。 范围界定好后，就要开始超长深度分析了！Janus Dongye特别在此给出“高能预警”：“贴文相当长，请自行决定阅读。当然如果你读下去，我敢确信你会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的新侧面。” 一、甘肃。“上帝不希望你住在这里，但你却执意坚持”，从地理层面讲，Janus Dongye认为甘肃更像是一个“不受眷顾”的孩子。 1、恶劣的地理环境。甘肃穷是有原因的。一面，甘肃大部分地区地处寒冷的青藏高原。另一面，部分地区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 为了更直观地介绍甘肃的地理环境，Janus Dongye从网上找来了一些关于甘肃地貌的照片。 一张来自地球知识局的俯视图
来看看下面这张图，这是一个典型的甘肃村庄的模样。
这张，红色的岩石、黄色的沙子、幽深的峡谷。甘肃于中国而言就像是你们的美国内华达州。有很多地方就像美国的死亡谷和红色峡谷一样。
图为甘肃嘉峪关讨赖河峡谷 住在这里是怎样一种体验呢？Janus Dongye描述了这样一幅现实画面。假想你就住在这里。你在山谷里种植作物，但几乎没有雨。 即使你如有天助神奇地设法成功种了几吨小麦，你能卖到哪里去？ 到最近的城市？那好。请驱车5小时开出这干巴巴的山区。好不容易出去了，那又能怎样？来看看运输成本。 即使你设法找到购买你小麦的客户。他将以每吨150美元的价格收购你的小麦。但是，把小麦从这些山区给运输出去，你运输费和燃料成本就已超过每吨100美元。再算下其他成本，好吧......，你会赔钱种小麦吗？ 有图有真相，Janus Dongye放了张图，让大家感受
△地处甘肃景泰县的一条山路 不受上苍眷顾，不代表会被中国政府忽视。 2、政府做了什么。 Janus Dongye抛出了这个核心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做了什么呢？ 投入巨资为当地中国百姓修路！在“十三五”规划（2016-2020）中，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高速公路、铁路，穿越这万恶的山丘。 重点是，这是修什么样的路，架什么等级的桥。更重要的是，他们（政府）并不是建造单满足于人们通行的“5级”桥梁。相反，他们正在建造的是“50级”闪亮和巨型桥梁。“5级”桥梁和“50级”桥梁分别意味着什么？ 下图是法国的一座“5级”桥梁，长度和高度都很有限。你必须俯冲、过桥还要爬上山。
这是甘肃“50级”桥梁的一个例子。您所需要做的就是以120km/h 的速度驶过。
△甘肃天宁沟特大桥 要建造这些“50级”的桥梁确实非常昂贵。但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卡车、火车和汽车节省的燃料量，它们的成本效益则非常高！因为你不必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上下下。 即使沿着山谷已经有一条“5级”公路，政府仍不满足于此。他们想在这些公路旁边再建“50级”高速公路。
△甘肃正在建设中的省级高速公路S2 2019年，甘肃省“50级”高速公路总长度超过4242公里（限速120公里/小时），甚至超过墨西哥。它几乎是印度总长度的三倍。 不仅仅是高速公路，甘肃还有4条时速在250km到350km的高速铁路——宝兰、成兰、兰新、兰渝。 在接下来的“十四五规划”（2021-2025）中，中国政府承诺要让甘肃省每一个地级市都通上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 想象一下，你若是之前我们提及的甘肃山区百姓，你的生活水平是不是随着道路建设的完善得以提高。 为了方便国外小伙伴理解，Janus Dongye对比中美的情况，举了一个更现实、易懂的例子。 嗯，这是另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想象一下，你住在甘肃一个偏远的村庄，你想从淘宝（类似于中国版的亚马逊）购买一部手机。2019年从深圳到敦煌，运送一个1公斤的包裹需要多少钱？注意总距离约为3500km。 超过3500公里的运输总成本为15元人民币（2.2美元），并承诺在3天内到达。 同样的距离、同样重量的物品、同样耗时、同样的情况，在美国的运输成本是26.13美元。 因此，在美国，它需要多10倍的钱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在计算GDP的时候，这些成本都是算在内的。26.13美元得出来的GDP当然比2.2美元得出来的高。 这意味着甘肃并非我们原本想象的那么“贫穷”。甘肃也拥有丰富的“绿色”自然资源——风力！政府为此做了什么？ 3、因地制宜。 一面有寒冷的青藏高原。另一面，则是酷热的戈壁沙漠。温差导致持续的风力。因此，甘肃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者。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上风力发电厂：
△甘肃酒泉风电基地 甘肃也有很多陆上太阳能发电场。我虽然不确定它是否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你可以从谷歌地图上看到它们，几乎每个地方都有。
△甘肃敦煌太阳能光热发电项目 以上就是中国政府对甘肃这个中国最穷的省进行的投资和发展。2018年，甘肃的GDP增速高达10.54%。与其他省份相比，这还远远不够，甘肃依然还有很多偏远村庄没有像样的公路和桥梁。未来中国政府会继续为脱贫做些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二、云南和贵州省。 云南和贵州穷的原因极其相似，所以Janus Dongye决定将其放在一起讨论。跟分析甘肃一样，让我们先看看这两个省让人望而生畏的地貌。
1、大山的子孙。 Janus Dongye这样描述到：板块运动使得印度次大陆持续“挤压”，云贵地区的山越来越高、河流持续将峡谷侵蚀地越来越深，这里的地形变得越来越像“皱纹”。 设想一下，您就生活在这“皱纹”中间。您被高耸的山脉和深深的峡谷环绕着。没有飞行器基本无法进出，更别说修路了。你可能要困在这个地方孤独终老。
作为一个农民，住这儿你能发财？那才怪了呢。要是生病了，都得打电话叫直升机载你去最近的医院。但你必须有钱才能买得起手机打电话。有了手机，没有信号？ 你绝望么？大部分人都得崩溃。就在这时候，来看中国政府的！ 2、世界级桥梁走出大山。 Janus Dongye列举了中国政府在这个贫困地区架起的世界级桥梁（作者原文所述，未经核实）： 贵州六盘水的北盘江大桥——全世界最高的桥：
云南宣威市的普利特大桥——全世界第三高的桥：
云南丽江的金安大桥——全世界第四高的桥，2020年完工：
贵州的鸭池河大桥——全世界第五高的桥：
贵州的六广河大桥——全世界第六高的桥：
贵州的平塘大桥——全世界最大的高架桥，预计今年下半年完工：
单看这些桥，可能没有太大的触动。对比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你就能感受到中国的实力和速度了。 据Janus Dongye介绍：这是贵州的一条高速铁路拱桥，高铁能够以250km/h的速度穿过： 来比较下，印度现在也在修一条类似的铁路桥——Chenab Railway Bridge。这座桥从2003年开始修，原计划于2009年12月修好，建成之后将成为全世界最高的铁路拱桥。10年过去了，却还没有修完。 尚若印度再拖延，两年内修不好，那么四川到西藏在建的一条铁路桥就将取而代之，夺得“世界上最高的铁路拱桥”的桂冠。 据Janus Dongye介绍，从目前来说，全世界最高的100座桥几乎都在云南和贵州！回到最先开始我们对地貌的介绍，再想想云贵高速网，不要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存在。 想想看那里的地形，不是高山就是峡谷，你知道建这个高速网络有多难吗？ 除了高速网络，Janus Dongye还介绍了很多云贵地区脱贫的可圈可点之处。 3、4G网络覆盖。 即便在那些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最偏远的村庄，你都总能找到已接入的4G基站。就4G方面而言，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中国目前有12.04亿人用上了4G。中国一共有372万个4G基站，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20%。贵州一万多个村庄实现4G全覆盖，云南的覆盖率达到65％，还在继续推进。 2019年，个人无限流量4G套餐月租为98元钱（14.5美元），家庭套餐月租为134元钱（20美元）。而在美国，T-Mobile公司10GB的流量就要40美元。虽然印度的互联网比中国便宜得多，但与中国相比，其4G覆盖率相对较低。 4、水力发电。 没有电力支撑，4G网络将形同虚设。云南和贵州的发展，离不开水力发电。Janus Dongye介绍到，全世界最大的那些水坝和发电厂大多数都建在云南和贵州。它们为中国贡献了30%的水力发电。
云南的水力发电量：280.4太(拉)瓦时； 贵州的水力发电量：65.8太(拉)瓦时； 三峡大坝的发电量：88.2太(拉)瓦时。
从谷歌地图上沿着云南省的4条主要河流寻找就会发现，同一条河流上都有很多级大坝。光是金沙江就有9级水坝。云南和贵州产生的水电直接传输到广东省和香港，通过已建成的超高压输电线路。
这意味着，您手里一小部分中国制造的产品，生产用电实际上就是用的云南水力发电。 5、数据中心。 Janus Dongye特别介绍了为何贵州在大力扶持下能发展为数据中心基地，这与上面政府投入的水电项目密切相关。 这里CD君简单补充下。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冷却需要大量用水用电。因为网络交换机或工作站必须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工作，温度过高就性能下降或者死机。而这些机器本身又会在工作时大量发热，所以需要空调冷却或者水冷，特别耗电。同时，电力稳定也为数据中心的正常稳定运行提供了可行性。 他写道：正是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水电资源丰富，所以，贵州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数据中心基地。 Janus Dongye还给出了实例加以证明：腾讯七星数据中心就扎根于贵州的深山中，这里存储着所有微信和腾讯视频用户的数据。 2018年，苹果公司也把iCloud数据中心建在了贵州。中国所有苹果用户的信息都储存在这里。 如今，几乎每一家IT企业都在贵州设立了数据中心，包括阿里巴巴、华为、中国移动等。 三、广西。 1、自然条件先天性不足。 Janus Dongye称，广西和越南北部在地理位置和地形方面非常相似。两个地方都有大量的河漫滩平原、丘陵山脉和沿海地区。 从理论上来讲，两地的人均GDP应该很相似。但实际上，与广西相比，越南遭受了多次战争，现在广西的人均GDP是6270美元，而越南是2557美元。其实，广西存在着地理环境上的“先天性”劣势。 Janus Dongye认为，广西的主要问题在于区内所有河流都向东流，而不是向南流入海洋。
即使今天在中国，由于水运成本低廉，仍然有很多重型货物通过河流运输。这对广西来说是一个问题，由于区内所有河流向东流，因此所有来自广西的水运货物都要先经过广州和香港。 对于广西首府南宁而言，最大的尴尬之处在于，即便南宁距离南部海岸只有100公里，货轮却需要向东航行1000公里才能抵达海洋。想像一下广西人民为国际航运需要承担的额外成本。 同样的地形问题也出现在巴西，巨大的山脉阻挡了海岸。这就是巴西经济落后，无法发展制造业的原因。
△巴西的地形图 广西（比巴西）稍微好一些，但是广西的航运成本比中国其他沿海省份更高。由于高昂的成本，投资和人才都不会来到这里，而且临近广东，广西还因此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这是广西贫穷的终极原因。 因此，广西需要的是尽力改善基础设施，吸引来自重庆和昆明的货物运输。政府需要调整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弥补广西先天性不足的自然条件。 2、政府做了什么。 Janus Dongye认为，广西自治区政府意识到了广西自然条件的缺陷和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及时调整发展策略。 幸运的是，广西自治区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集中精力发展与云南和贵州的联系，而且他们提议修建运河。
广西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到，要评估修建连接平塘河与南部钦江的平陆运河的可能性。这条运河长20公里，建造成本非常高。它的长度是泰国克拉地峡运河的一半。 如果建成，这条运河将显著地推动广西经济的发展。通过连接水路，货船可以在广西大部分河网上运输超重型机器和货物，这将最终解决广西的问题！ 对于公路和铁路网的密度和可达性方面，广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不再具体列出，因为这个方面与云南和贵州相似。
四、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亏本买卖”。 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挥优势！ Janus Dongye最后总结道，他希望通过这篇长文，大家能对中国四个最贫困省份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国内进行的投资远超过国外投资。这些信息都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只是人们没有注意到。 此外，上述大多数项目都是由中国国企主导修建的，这样做实际上是“亏本的买卖”，但却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美欧等西方国家做不到也不考虑去做的原因。
△广西自治区高速公路的图片 Janus Dongye这篇深度贴文在Quora中被高度讨论关注，还引发很多网友的共鸣。 天啊，这真是一个很棒的答案。在过去的8年里，我去过中国的一些地方，你的回答正说明了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去过黄山的一些地方，在一些可怕的公路上走了8个小时，而仅仅几年之后，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高速公路到达同一个村庄。我去过内蒙古，看到了目光所及最远处的风车。我也看到了那里的太阳能农场。我住在贵州省，你传递的信息正是那里的现实。所以这不是什么宣传，也不是精心挑选一些项目，试图让它看起来像是日常。中国的发展是巨大的，并且遍及各处。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作品。 我已经关注你的答案大约一个月了。除了你的文章以外，我很少读长文章。你写的非常好。至于中国，看到这个国家发展得如此迅速，我十分惊讶。在读了你的一些回答之后，我十分羡慕中国和中国的进步。我希望印度也能走这条路。但很可惜，我们忙于内讧。对于一个拥有如此巨大潜力的国家来说，这是多么遗憾。总之，你提到过你会写一些中国的大型项目。请继续更新吧，我真的很有兴趣读下去。 大多数人都无从得知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谢谢你的这篇好文章。（来源：中国日报（ID：chinadailywx）综合Quora等报道 编辑：王瑜、胡雨濛）
政经观察
逼迫北京接受贸易苛刻条件 美意在称霸世界“最后一搏”
【研究员】：wh
在过去2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阵营扩大了，东西冲突消失了，意识形态淡化了。但历史似乎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还在朝着对美国并不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发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新兴地区（特别是中国）及自己的盟友（欧盟），正在逐步成为不可小觑的竞争者。其中，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经纬分明：一方面，双方的体制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双方的利益又相互交融。因此，当利益难以调和时，华盛顿可以不受“共同价值”的束缚、甚至可以专门针对中国不同于自己的体制，对华“大打出手”。
【博览财经特稿】国际结构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虽然旧的体系还在起作用，新的架构尚未建成，但“壳下”涌动的岩浆已多处泛上了地表。 别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四处点火，八方出击，但其全球战略的主要脉络还是很清晰的：第一，缓和对俄关系；第二，分化分裂欧盟；第三，阻碍中国进一步崛起的势头。 其他的一系列动作（譬如针对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等），只是“特朗普主义”的副旋律而已。 缓和对俄关系 在以上三大目标中，缓和对俄关系可被视为“佯攻”动作。俄罗斯军力固然不可小觑，但其经济总量和实力已不在华盛顿眼里，早在奥巴马时期即被明确贬为“区域性大国”（a regional power）。那么，白宫为何还要如此执着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大挥橄榄枝呢？ 首先，两国缓和关系有利于协调对欧政策。美俄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战略利益，但有一点双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愿看到一个成功一体化的欧盟。这点从以下现象上可以看出端倪来：美俄均支持欧盟内部疑欧和反欧的民粹势力。 其次，稳住莫斯科，不让其出来“搅局”。换言之，即便不能成为助力，但最好也别成为阻力，因为特朗普心目中真正的对手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和欧盟。这是特朗普对俄外交的“新思维”。 既然特朗普政府如此热切希望改善对俄关系，为何不仅未减少或解除对俄制裁，反而增加了制裁力度呢？这是因为特朗普在“通俄门”调查中必须用这种对俄强硬的姿态，来“证明”自己与莫斯科没有私下交易。 客观说，美俄愿意缓和并非特朗普一厢情愿的事情，也是普京的主要关切所在。莫斯科急须摆脱西方制裁造成的被动和困境，同时也可以此抬高与中国打交道时的身价。 可惜，“双普”的这个初衷和计划，被“通俄门”调查和持久而艰难的对华贸易战打乱了。 最后，美国对俄缓和旨在离间和牵制中俄关系。特朗普知道，“极限施压”中国须要釜底抽薪，松动或牵制北京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便成了必要之举。 但莫斯科很清楚，它与美国在地缘、能源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很难调和，中国对其的意义则更重要。 分化分裂欧盟 这个战略目标比较复杂。冷战时期，面对共同的对手（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美国需要西欧，西欧需要北约。这种彼此需要的局面导致北大西洋关系的坚固和延续。 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天下，学术界甚至出现《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样的声音。没有了对手，意识形态之争便让位于由西方主导的占领市场的“全球化”大潮。 在过去2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阵营扩大了，东西冲突消失了，意识形态淡化了。但历史似乎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还在朝着对美国并不有利的方向发展。 美国发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新兴地区（特别是中国）及自己的盟友（欧盟），正在逐步成为不可小觑的竞争者。 其中，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经纬分明：一方面，双方的体制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双方的利益又相互交融。因此，当利益难以调和时，华盛顿可以不受“共同价值”的束缚、甚至可以专门针对中国不同于自己的体制，对华“大打出手”。 相比之下，欧美关系则要复杂的多。这个“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双方共同的历史渊源（包括文化、宗教、理念等）和政治军事同盟关系。 目前，欧美关系正处于微妙的转型过程中：虽然盟友关系逐步淡化，竞争关系越发明显，但双方由于同属一个“价值体系”中，冲突起来就多了不少的“羁绊”和“束缚”。 于是，人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大力推动解构北大西洋传统关系的进程，对欧洲盟友的态度不仅不友好，有时甚至还相当恶劣。另一方面，欧方的政治代表即便在处理欧美危机时都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两点：第一是“盟友关系”，第二是“价值共同体”。 一边被美国恶搞，一边还非要叫它一声“大哥”——这种窘境反映出来的是欧盟版的“韬光养晦”吗？ 仔细推敲，未必就不是，但更多的则是无奈。毕竟，欧盟目前还不具备独立于美国的资本和能力。 那么，欧盟如此示弱，美国为何将其视为潜在对手呢？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几个： 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欧盟和欧元的问世本身就是欧洲独立于美国的具体步骤。 在现实政治中，双方在面对共同对手时尚能同舟共济，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德法联手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说不之后，欧美之间的信任其实已经名存实亡，战略利益分歧有增无减（譬如在伊朗问题上）；欧盟在经济方面已经可以被称为美中之外的又一极，其单一市场规模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科技实力也颇具竞争力。 欧盟唯一的软肋是政治一体化尚未完成，军事上还离不开北约的保护。而这正是华盛顿乐见的状态和下手的切入点。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在欧洲有以下种种作为和铺垫：鼓励英国脱欧，支持疑欧反欧的民粹势力，反对欧盟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Nord Stream II），拉拢东欧诸国等。 在美国的对欧政策中，德国是特朗普首选的打击目标。特朗普上台后，双方（特别是德方）虽然整体上还在强调传统友谊和盟友关系，但德美关系实际上一直在持续变冷。 特朗普毫不掩饰自己对柏林的反感，公开称德国“很坏”；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不同场合对美国表示了不满和失望，不久前还在哈佛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特朗普。 特朗普及其团队坚信，驯服德国这只欧盟“头羊”，就等于拿下了一半的欧盟；抑制德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是化解和战胜欧盟这个竞争对手的关键所在。 阻碍中国进一步崛起势头 利用贸易摩擦，逼迫北京接受美国的各种苛刻条件，以此尽可能延长自己称霸世界的“寿命”。这是美国上述三个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一个。 从美国去年4月突然决定对中兴断供，最晚从今年开始倾全力公开围剿华为，谁再认为美中之间的摩擦只是贸易战，那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判断力。 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为了打压一家中国公司，而派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高官，不惜采用“利诱”“恐吓”等手段来进行全球游说，这恐怕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一个以退群和毁约出名的美国总统，譬如，《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G7峰会联合公报》等，却指责中方不遵守所谓的承诺，导致中美贸易谈判破裂。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美国贸易代表和财政部日前对中国发表的经贸白皮书作出回应，认为特朗普“决心采取行动，着手解决中国数十年来一直采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这些做法导致了始终存在并且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 如果只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那为何要不遗余力在美国以外地区封杀中国企业的市场行为呢？ 中美纷争不仅对两国本身不利，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件不幸的事。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5月底在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上，作出了非常中肯的表示：美中两国都要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并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应该把中国的期望纳入目前的规则体系之中。他还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必须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让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而不是将它颠覆。要实现这点，中美两国都必须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才能更清楚了解彼此应如何协调各自的利益。” 摧毁一个世界不难，建设一个世界不易。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中美两国和平相处和携手共建。（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于大勇）
推演美极限打击 华为未来几年如何走过至暗时刻？
【研究员】：wh
如果以此次禁令事件作为推动力，让华为操作系统在中国站稳脚跟，那么下一步进攻世界市场就有了根基。目前看，已经有部分中国应用生态开始影响全世界，最火爆的就是抖音的海外版本TikTok、各种国产手机游戏、阿里的速卖通等等。对于海外市场，只要美系应用不对华为手机开放，几年内华为手机会在海外市场迎来阵痛期，要做好严重损失的准备。但谷歌等美系公司多年前的退出或者无法进入中国，没想到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华为，因为中国本土十几亿人并不使用美系生态应用。
【博览财经特稿】华为被制裁已经三个星期，美系公司已经全面对华为断供，而且各大国际技术组织（Wi-Fi联盟，SD存储卡协会，蓝牙技术联盟，JEDEC固态技术协会）也恐惧于美国的司法威慑，在评估期间先后暂停或者部分暂停了华为的会员资格。不过有意思的是，可能是评估完了觉得好像没啥法律风险，于是后面又陆续恢复了。 而那些对华为断供的公司：（1）没有任何公司敢于发公告说自己对华为断供了，所有的消息都是通过内部邮件或者是合作方公司的公告，才得以对外界披露。可见对商业公司来说，对自己的客户断供是有损商誉的行为，即使这是在美国行政命令下的不得已，仍然说明了该公司供应业务的不可持续性。 （2）一些公司被传闻对华为断供，如德国英飞凌、日本松下、日本东芝等，纷纷发公告说断供与事实不符，台积电更是声明继续保持对华为的供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台积电现在在疯狂地为华为生产备货，同时相应地暂时减少对其他公司的供货。 目前看，华为暂时扛住了第一次打击，本文分析下华为在第一次打击下的生存战略，及未来可能来自美国的第二次极限打击。 华为的ICT基础设施业务 ICT基础设施（运营商通信设备+企业IT设备）是华为的战略核心所在，是其最应该力保的业务。和吃瓜群众可能认为“华为以手机为核心的消费者业务更重要”不同，华为公司真正的业务核心在于ICT基础设施。为什么呢？ 因为ICT基础设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极大地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和军事发展命运。最简单的，近几年中国手机直播业务、移动支付业务、移动购物等蓬勃发展，背后就是4G为首的通信基础设施发展的带动。 还有比较典型的，中国的空调销量全球占比显著高于中国GDP的占比，更显著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占比；中国稳定的电网也功不可没，很多发展中国家，连稳定的供电都很难做到，怎么指望空调的普及？ 而华为的技术能力主要建立在ICT基础设施上。换句话说，华为技术护城河最高的业务就在于运营商使用的通信设备，及由通信设备组成的3G/4G/5G通信网络。 华为在该领域已经处于绝对的全球领先地位，而且华为大多数的专利和技术也都在该领域。该领域具有极强的技术属性，全球仅剩的主要竞争对手只有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中兴三家，另外再加上三星。行业外的公司想进入该领域难度极高。那些大名鼎鼎的高科技公司，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网络，摩托等都先后退出竞争。 而手机本质上就是一个通信设备，使用的各种技术专利大多来自华为在通信技术上的积累，手机业务不过是ICT基础设施的边缘和业务载体。 为啥大家都在喷苹果的信号不好，但华为手机的信号却成为吃瓜群众夸奖的卖点？因为华为本质上是一家通信公司，其本体业务的技术外溢到手机，自然会加强手机的竞争力。 和通信设备相比，手机业务的技术护城河也低得多，而品牌营销、线下渠道、供应链管理等非技术能力的比重相对较高。 最简单的，技术上看，现有做通信设备的厂家，华为、中兴、诺基亚、爱立信、三星等等，都能很容易做出硬件配置不错的智能手机。而反过来，手机厂家做通信设备，在技术上则是千难万难。如让联想、魅族、小米、OV、LG、索尼甚至于苹果，短时间内做出有市场竞争力的5G通信设备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从战略能力世界顶级的美国的反应也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和军方都反复强调5G技术的重要性，美国在5G网络上一定不能落后，其中的原因是ICT基础设施是否先进，会极大影响社会的运行效率，进而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能力。 有没有听到美国政府或美国智库强调美国手机不能落后？没有，因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电视机、台式机一样，只是通信技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延伸，是“终端”产品。不管对国家还是对公司，手机业务是无法和ICT基础设施业务相比的。对华为来说，保住以运营商通信设备为核心的ICT基础设施业务，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对于通信设备和网络，好消息是不存在类似于终端业务上的“操作系统生态”问题，华为的设备组成通信网络，其管理设备的软件也是由华为提供的，华为自身的通信业务软件就是生态。 通信网络也是需要操作系统的，如你通过发短信预定了某个业务，如你每个月的流量计算，如数亿个用户的每个月的话费计算，套餐精准推荐，都是通过网络软件实现的。而在这部分，华为显然不像终端业务那样，需要依赖于Android的生态。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通信设备体积和重量远大于终端产品，芯片对于制程的要求不像消费者业务那么高。如华为为5G通信基站研发的天罡芯片，就不像麒麟980芯片、巴龙5G基带芯片一样强调7nm制程。 华为需要做的，就是在核心零部件存货（大约一年）耗尽之前，尽快实现通信设备主流产品，尤其是5G设备的国产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华为是有很多选择可以做的。如和运营商业务相比，企业IT业务优先级可以排到后面。按照华为公司2018年的财报，其企业业务收入仅为744亿人民币，在集团占比很低仅为10.3%。如果研发进度缓慢，完全可以采取保重点的策略，优先保证运营商通信设备核心业务的持续供货，这样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 另外对华为来说，还有个有利因素，就是5G通信设备是新研发的产品。可以非常合理地估计，华为在其5G设备的研发初期，尤其是在2018年受到中兴事件影响后，在初始设计上就采取了基于非美系零部件的设计的思路。因此可以说，华为最新的5G设备，其自主能力是最高的，这可以有力保证5G设备的正常供货。 总之，华为只要集中火力确保通信设备的零部件自主化尽快完成，那么就渡过了危机，残废不了，动不了筋骨。 对于华为在未来一两年内完成该部分的科技自立，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即使是从2018年4月中兴事件开始计算，加上大量的备货，华为也至少为自己赢得了2年的时间，而实际上华为的布局也不可能从去年才开始。 当然，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在一两年后，华为即使通过弃车保帅等各种手段，存货还是耗尽了，结果通信设备完全自主化还没有完成，还需要时间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本文后面回答。 华为的终端业务 从海外市场开始，会首先面临较大的下滑和阵痛。和ICT基础设施设备相比，手机的相关零部件对美系元器件的依赖相对较小，华为海思这几年逐渐实现芯片替代，除了作为处理器的麒麟芯片外，其他如海思的Wi-Fi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射频模块等，都逐渐出现在华为的旗舰机上。像Wi-Fi芯片，华为以前都是采购自博通。 一些中国还比较弱的芯片领域，如FPGA，主要应用是在通信设备和工业领域，在智能手机上应用很少。苹果iPhone7曾经就使用了莱迪思的FPGA芯片，三星在其旗舰机S6开始就不再用FPGA芯片了。因此FPGA主要影响的是华为的通信设备业务，在智能手机上并不是必需品。 华为终端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以谷歌Android操作系统为首的美系生态暂停服务了。谷歌旗下的YouTube、谷歌地图，Gmail，及Facebook（旗下还有WhatsApp，Instagram）、Twitter都是横扫全球，尤其是欧美高端市场的应用。 如果丧失了Android系统的使用权，华为可以在几个月内或说不到一年内推出自有操作系统，但这些火热应用的生态服务，华为却是短期内无法实现替代的。 因此华为手机的海外市场销量会出现比较大的下滑，尤其在上述应用占比极高的欧洲市场。当然，值得欣慰的是，拥有十四亿人口的中国本土市场，并不受美系生态应用的影响。实际上这反而成了华为在国内推行自主操作系统的契机。中国市场太庞大了，据IDC数据，2018年中国市场销售了3.98亿部智能手机。要知道在2018年，卖出1亿部手机销量就是全球前五位了。因此，尽快在中国市场推出华为自有操作系统的手机，是目前华为终端的重点。 如果以此次禁令事件作为推动力，让华为操作系统在中国站稳脚跟，那么下一步进攻世界市场就有了根基。目前看，已经有部分中国应用生态开始影响全世界，最火爆的就是抖音的海外版本TikTok、各种国产手机游戏、阿里的速卖通等等。 对于海外市场，只要美系应用不对华为手机开放，几年内华为手机会在海外市场迎来阵痛期，要做好严重损失的准备。但谷歌等美系公司多年前的退出或者无法进入中国，没想到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华为，因为中国本土十几亿人并不使用美系生态应用。 反过来，对谷歌来说，其实也会比较难受。因为生态是谷歌的核心，谷歌其实是一家广告公司，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发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第四季度营收392.8亿美元，其中大约83%的收入来自广告业务，达到320亿美元。 而这些广告是通过谷歌搜索、YouTube、谷歌地图等各种流量入口实现的，这些流量入口只有在Android系统上才会低成本实现。 在苹果的iOS系统里，谷歌要想默认使用这些应用，是要向苹果交钱的。高盛分析师在2019年2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谷歌2018年支付给苹果接近95亿美元“过路费”，确保苹果Safari浏览器里面把谷歌搜索引擎列为默认，流量获取的成本非常高。 全球手机的操作系统本来就是Android和iOS的对决，而华为是Android阵营势头最强的。按照计划本来应该在今年第四季度就超过三星，同时在高端手机市场华为占有率在不断上升，可以说是Android排挤iOS占有率的头号猛将。 对Android来说，iOS的份额越低，对自身越是有利。如今禁令一出，相当于本来是麾下的头号主力要出走自立门户。虽然短期几年内华为的操作系统和生态只在中国建设，对谷歌还构不成太大威胁，但是一旦羽翼丰满，开始全球扩张，那谷歌可能就很难受了。 尽管谷歌可以自信地说，YouTube，谷歌地图、谷歌搜索及其他美系应用是中国短期内无法替代的，但是只要华为操作系统脱离了自己自立门户，其实就是危险的开始。而Android也失去了最有可能挑战苹果的猛将，这在战略上是无法接受的。 另外，如果把全球地图展开看，美系应用并不是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占据绝对优势的。在有的国家份额就没有那么高，也并不是所有的美系应用都绝对的无可替代，如谷歌地图，相对可替代性就更高。 即使是粘性最高的社交应用，也并非就永远“日不落”。十几年前，中国曾经是QQ一统天下，而现在微信成了主流，类似的还有陌陌，另外更出现了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应用，都能不断抢占用户花在微信上的时间。一旦华为操作系统在中国站稳脚跟，那么在中国之外，全球美系应用的弱势地区将会首先被突破。 对华为来说，最难的其实就是走出操作系统自立的第一步。如果没有2019年的禁令，华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迈出这一步，也许五年内也不会。毫无疑问的是，今年的禁令加快了华为推出自有操作系统的进程。 另外，操作系统和生态对华为来说主要是影响海外市场，本土市场还可以成为华为的基本盘，那么台积电的高制程代工如果暂停服务，那就是对华为的暴击。这是华为目前最大的隐患。目前看，如果美国要求台积电停止对华为供货的行为一旦发生，比如修改25%美国技术的条款，改为对中国的出口只要符合美国技术占比10%，5%就必须遵守禁令，那也只能看台积电管理层的智慧和抉择了。 个人认为，台积电之所以成为全球第一是有原因的。如果美国要挟的情况真的发生了，那就要看台积电是否能在外部压力下完成对客户的服务和承诺，考验其是否是真正伟大企业的时候。 当然，如果台积电最后真的出现停止为华为服务的情况，华为只能使用中芯国际的14nm/12nm工艺，生产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中低端手机，回到2012年～2013年以前的情况。 假设如果华为在手机领域大倒退，同时在通信设备为核心的ICT基础设施领域进度缓慢，一两年后仍然无法实现自主，那华为会怎么样？ 答案并不复杂，华为会从一家7000亿人民币的超大公司，变成一家仍然具有很高营收的大公司。 华为多年前已在不少领域有所准备 值得庆幸的是，华为多年前就已经在不少领域有所准备。最典型的就是今年可能会推出的操作系统，在2018年贸易战爆发前就已经开始研发。华为2019年4月发布的方舟编译器，研发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另外2018年4月爆发的中兴事件，为华为赢得13个月的全力准备时间。 我一直觉得美国人是不是战略打法方面没有考虑好，为什么要在2018年先攻击中兴，让华为有了警觉，然后才开始全力冲刺。但前期的准备+13个月的缓冲+半年到一年的库存备货，由此看，华为并不是打毫无准备之仗。 可以看下华为的现金流情况，根据财报，2018年末，在大量备货的情况下，华为的现金+短期投资仍然达到387.77亿美元，也就是2658.67亿人民币。对比下2017年末，现金+短期投资为199.94亿美元，也就是1456.53亿人民币，一年内华为储备的现金大幅增长82.5%。
即使华为自有资金出现短缺，加上中国各大银行给予华为的千亿人民币级别的授信，足够华为支撑较长的时间，全力攻关研发。 此外，中国政府也为华为送上大礼物。2019年5月17日财政局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对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这是个及时雨。
虽然没有明确的细则，究竟是整个华为集团免征，还是只是海思和软件公司免征，但是华为必然从中受益。华为2018年财报里面，上缴企业所得税为143亿人民币。如果是华为集团全免，那就是相当于国家每年送上100多亿人民币的大礼，即使免征范围只是海思和软件公司，其减税规模也将是每年10亿人民币为单位。 除长时间备货+储备大量的现金，足够支撑华为几年外，华为还有以下各种收入来源，并不受此次美国禁令的影响。 1、华为存在大量不为公众熟知的百亿人民币规模的“隐蔽战线”，而这些产品并不依赖于美国软硬件。 如光伏逆变器，下图是2018年的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一名就是华为，占全球22%。前十名都是来自中国和欧洲，美国企业都不在前10位。 在电力技术领域，中国已是世界一流水平，元器件国产化毫无压力，光是该市场就足够支撑华为上百亿人民币的营收。
实际上华为类似这样的产品还有很多，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出来，如华为的安防产品，现在已经成了海康威视、大华等的竞争对手； 如果看海康威视的高管回答股东的提问，股东们提问最多和最担心的就是华为的竞争。而海康威视的高管们也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分析华为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作为行业领头羊的海康威视，2018年做到了498亿人民币的营收，净利润也有113亿人民币。华为即使只做到海康威视的五分之一，也能获取百亿人民币以上的收入。 另外的例子就是路由器，深圳的TP-LINK是知名的高薪企业，其每年营收也在百亿人民币以上。而华为就是TP-LINK的最大竞争对手，在这样的中低端领域，做出去美国化的路由器产品毫无问题。类似的还有手环、手表、VR、智能家居（随身Wi-Fi、电视盒子、投影仪……），以及即将推出的华为电视等各种产品。 华为电视今年如果能上市，相信不少消费者也会买账。 除以上系统产品外，华为实际上还是零部件供应商，这是被完全忽视的一点。 由于华为在手机领域及在5G为代表的通信设备领域的强势，公众对于华为的印象一直被牢牢固定在“系统供应商”的位置上，而实际上华为也是非常强大的零部件供应商。 像安防产业，中国两大安防产业巨头海康威视和大华都是海思芯片的大客户，海思在安防领域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供应商之一。尤其目前海康威视可能被美国制裁的情况下，更是会加大对海思芯片的采购，为海思提供市场，和华为联手实现其芯片自主化。华为海思有这么一个500亿人民币级别的伙伴支撑是件好事，类似的还有大华科技。 另外，海思的半导体产品，现在由于华为智能手机和通信基站产品的热销，因此总体上还是以对内配套销售为主。而海思如果大举对外销售，其实也是可行的，中国芯片设计三强之一的紫光展锐公司，其芯片就是对外销售为主。 总体说，海思是中国目前上千家芯片设计企业中技术水平最强，总体规模最大的。2018年海思的收入超过500亿人民币，其即使完全损失了内配套市场，只能对外销售的话，营收规模也肯定能做到一两百亿人民币级别。 除海思的各种芯片外，华为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产品。如天线产品，华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基站天线供应商之一。另外，智能手机上的天线，尤其是5G天线，华为也是全球最好的设计者之一。而这些产品并不受美国技术的限制。华为只是出售自己的基站天线和手机天线产品，也可以实现百亿人民币以上级别的营收。 以上只是列举的部分产品，华为内部一定还有其他产品线可以实现不依赖于美国销售，为支撑核心业务的科技自立贡献力量。 华为会做的东西太多，射频模块、蓝牙模组，只要华为愿意做这些零部件，是一定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 2、华为同时还是软件和服务提供商。 举几个例子，一个是除零部件外，华为同时还是制造工厂，具备富士康的属性，可以提供OEM和ODM服务。 这个其实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华为在松山湖的智能制造基地，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一流工厂。华为的主力旗舰机型，P系列、Mate系列、保时捷机型、时下正值热卖的P30系列，都在松山湖生产。 华为手里有大把的高端旗舰机设计技术，可以提供高端旗舰机的设计服务和制造服务，贴上国内其他公司的品牌进行销售，也是可以获取收入的。 比方说在珠海的魅族，选择和华为合作打天下行不行？也就是说，华为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能力，对其他国内品牌提供研发和技术服务，从而使得自身的技术能力可以继续在国内其他公司的产品上体现出来。 当然了，这种华为手机完全无法销售的超极端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毕竟本土市场占了华为的50%，是华为的基本盘，也可以完全不需要谷歌的的生态。只要能造出来，哪怕只是中低端的手机，且兼容Android，是一定可以在中国市场获取收入的。 另外就是全球数亿台华为手机，及数百万华为设备基站给华为带来的收入了。一个是各种配件的收入，这个往往是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一部手机在生命周期里面是会带来配件收入的，最常见的就是破碎的屏幕、充电器、充电线、耳机、贴膜等等。 通信基站也是需要备件的。如华为64GNM存储卡，售价199元，在华为商城上评价就有9000多条，算是比较热门的配件产品。 一个是各种软件收入，如在华为商场下载的各种游戏，华为都是有收入分成的。这个分成比例远低于谷歌和苹果，而在非常时期，适当的提高分成比例是可行的。 再比如华为的各种软件服务，如天际通在海外就非常好用，不需要购买当地SIM卡，直接在手机上用人民币支付就可以联网。 以苹果公司为例，其2018年Q3财季（实际自然月是4月～6月）的财报，iPhone收入是299.06亿美元，服务收入是95.48亿美元，Mac的收入是53.3亿美元，iPad的收入是47.41亿美元。 以软件收入为主的服务收入竟然超过了Mac和iPad，成为仅次于iPhone的第二大收入来源，绝大部分来自于游戏。实际上苹果也是全球游戏收入最高的公司之一，虽然其自身并不开发游戏。 还有一点，手机厂家还会有广告收入，实际上也具备一些广告公司的属性。如打开华为应用商店，会在首页看到各种广告及各种APP应用的推荐，其实也是手机厂家的收入来源。同样的，打开华为浏览器，也会发现有广告和首页各种网站新闻推荐，这些都是要支付广告费的。 当然，也要注意到，基于手机和通信基站的配件+软件服务收入，也是基于市场存量的数量，如果华为的新增手机和基站份额大幅下滑，那么这部分基于存量的收入增长也是很困难，而且随着设备不断被替换还会逐渐萎缩。但不管怎样，这个过程也是缓慢进行的。和苹果相比，单台华为手机的消费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因此在未来几年，还是可以对华为的收入形成支撑。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华为的专利授权收入。 现在给华为做极限推演，就是华为如果丧失几乎所有的手机份额，及一大部分的通信设备份额后，会变成怎样？其实这样的案例在ICT产业中发生过，主角就是诺基亚。 诺基亚曾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家，而在2019年的今天，诺基亚的手机业务在市场竞争下，已经丧失几乎所有市场。诺基亚同样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厂家之一，而现在诺基亚的通信设备业务，也在市场竞争下丧失了大量全球市场，份额大大下降。 当然了，诺基亚丧失市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断供，所有的元器件诺基亚都可以买到，诺基亚主要是因为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这甚至比断供还要残酷。 是不是以为诺基亚就一定完蛋了？其实不然，诺基亚到今天依然存活。其目前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就是专利授权。 2017年12月底，华为和诺基亚签订技术授权协议。华为需要支付给诺基亚每年大约1亿欧元，而苹果每年需要支付给诺基亚的技术授权费用为2.5亿欧元。如果再加上三星、LG、小米、OV等其他全球手机公司，以及爱立信、中兴这样的通信设备公司，每年诺基亚都可以获得稳定可观的专利授权收入。这对诺基亚来说，可是纯利润。 以下为路透社当时的报道：
在诺基亚2018年的财报里面，专门提到了“专注专利授权”，而且把2018年和中国智能手机公司OPPO签署了专利授权协议作为主要业绩之一。
下图是诺基亚2018年Q1的财报，其中来自与NokiaTechnologies的收入单季度达到3.65亿欧元，超过28亿人民币，一年下来也是百亿人民币级别的收入。
和诺基亚相比，华为的专利积累是超过诺基亚的，尤其是5G技术领域是处于领先地位。如根据2019年5月14日国内媒体的报道，华为和三星多年来各自互相起诉多起专利诉讼案已经和解，双方已经达成框架性的《专利许可协议》，当然具体的许可金额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只要华为愿意向全球厂家收费，一年几百亿人民币级别的专利收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未来转型为类似于高通一样的“专利+芯片厂家”也存在一定可能性。 以上列举的这些，都是华为在未来几年走过至暗时刻的有力支撑。 华为必须想办法保持完整的组织能力 未来的走势如何？当然需要国家介入，因为美国以国家地位来对企业进行打压，其实是不对等的。 获得中长期的战略胜利，有两个关键：一个是保住华为这个组织，一个是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 对于华为，必须要想办法保持其完整的组织能力。华为公司的技术能力其实是第二位，强大的组织能力才是第一位。在华为进入的各个产业领域，绝大部分都处于战无不胜的状态。凡是华为新进入的领域，即使华为的营收和份额可以忽略，都足以让该领域的龙头公司及其投资者感到担忧，足见其组织能力的优秀。 另外一个是全力投资半导体产业，尤其是支持海思的科技自立进度，先实现低程度自主化。只要我们继续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保证行业增速和技术进步速度快于美国，那么我们在战略上就是处于进攻态势。 在2018年前，我国的芯片设计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在实际的国内市场拓展中，国产芯片公司并没有获得优先的权利。如果想进入华为、中兴、联想等国际化大公司的门槛，整个过程和流程冗长而严格。光是产品好也是不够的，还要能够公司在管理、运营等各方面符合要求。 而且对国产芯片产品而言，还要求其具备综合优势——要么是和外资的芯片同等性能，但是更便宜的价格；要么是综合性能不如外资，但是至少要有某项性能显著的超过外资品牌，同时价格还要便宜。 这对我国处于起步时期的芯片设计产业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芯片没有大规模应用就很难降低成本，也很难实现持续技术改进，因为缺乏应用的反馈。 而在性能上国产芯片也有个进步过程，一开始就在性能上堪比外资芯片的毕竟是少数，除了寒武纪这样的少数异类。华为当初也是强行扶持海思，新机型持续的忍受万能不变的K3V2，才有了今天麒麟SoC成为了华为手机的核心竞争力。 从2018年开始，这个情况出现了改变，一个是被重创的中兴开始大力的推行芯片自主化。在中兴2019年3月20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有股东问：“中兴在芯片方面听不到布局部署研发进展，是否可以介绍？” 董事长李自学回答说：“中兴自成立开始，业务就是做半导体、芯片的企业。刚才提到基站芯片、交换芯片都是中兴自己在做。这个过程中，定义、设计后，必须要有人去加工。去年卡住的是加工环节。” 中兴总裁徐子阳回答：“芯片在中兴属于非常战略核心的位置。我们有中芯微电子，在去年战略调整中，把经营方向做了大幅度调整，聚焦通讯系统里的核心芯片。 通讯系统核心专用芯片。其实分几类，一个是交换，通讯的核心在交换上，我们历时10多年强有力的投入，中兴通讯在有线交换机、交换机、路由器、传输设备等都所有发展。 第二是无线，实际上是信号处理，基站芯片也是信号处理，这是中兴迫切需要提升整个运营效能的核心环节。我们工艺从14nm做到了10nm、7nm，5nm工艺芯片也在启动预演。只有核心芯片的能力逐步提升才能把设备的功耗降低、性能提升 第三是中高频芯片，这是未来5G向更高频发展的核心着力点。这块我们有了足够资源的投入，希望能够取得长远突破。 我们目前的芯片是聚焦在系统类、通信类的核心，对竞争力有极大提升的关键芯片。同时也密切关注芯片供应链的风险问题。” 从上面的回答可以看出，中兴明显加大了芯片自研和芯片产业链的合作力度，以降低风险。 另外，华为除海思等各种自研备胎外，从去年开始，在中兴事件的刺激下，华为也在大力寻求与国内各芯片企业的合作，一些国内厂家获得了难得的机会。相信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优秀的芯片公司，在获得机会后最终脱颖而出。 如同美国人制裁华为，会导致华为的部分份额被三星、苹果、思科、惠普及其他公司替代一样，我们只要持续加大半导体产业投资，鼎力扶持国产芯片产业链企业，也会导致美系半导体公司的份额被替代。 前面说过，华为存在大量不受美国制裁影响的业务收入，而在主力销售的智能手机和先进通信基站领域，华为短期内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未来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持续地看到华为的经营业绩下滑，甚至是大幅下滑的新闻都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华为只要在核心的通信设备领域实现了元器件自主化，在终端产品领域推出自有操作系统，并且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那么这一天就是华为的下滑见底的时候，其后华为会从谷底持续回升。 最后，为了总结，我做了下面这个曲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事件的核心变得很简单了。 一个是无论如何把华为这个中国乃至全球ICT产业最有战斗力的组织保住，这个其实并不困难。华为本身有备货，有两千多亿人民币现金储备，同时也提前几年进行了技术攻关准备，加上中国国家力量的扶持，是可以继续生存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商飞，2008年成立至今，ARJ21交付速度缓慢，C919还没有商用，国家还会持续投入，并不用担心会垮掉。 一个是持续的支持海思的高强度科技自主研发，以及对华为选中的国产芯片供应商，从国家层面进行战略扶持。 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只需要关注华为什么时候见底，见底的那天就是从操作系统生态到核心元器件都摆脱美国控制的那天，也就意味着开始进入科技自立的新增长状态，是战略反攻的开始。（来源：深圳宁南山（ID：ningnanshan2017） 作者：宁南山）
人物广角
揭开层层迷雾 刘士余仕途“熔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研究员】：wh
刘士余在1979年参加高考，当时的高中是两年制，他是1977年开始上高中。也就是在那一年，全国恢复高考，刘士余这一批高中生是怀着上大学的强烈渴望走进学校的。到1980年，国家政策就允许知识青年回故乡、回城市了，四队中学的这些老师们纷纷离开。“刘士余考上清华大学，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马伦新说，后来四队中学再也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了。
【博览财经特稿】5月19日深夜，一则消息刷了屏：“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这是刘士余更广为人知的身份。他主动投案的这一天，距他1月26日正式卸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仅过去114天。在《环球人物》走访江苏南京、连云港期间，证券从业人士及刘士余的同乡纷纷扼腕惊诧：“毫无征兆，太突然了！” 肯帮助同学的“学霸” “刘士余啊，老家在兴四村，我带你去！”5月22日，在灌云县四队镇的长途客运站大门前，开着电动三轮车的老大爷热情地对记者说。记者上了他的车，花了20多分钟到了偏僻的兴四村。“我们这个镇上，就没有不知道他的！刘士余考上清华大学，是那一年最大的新闻。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就传遍了四队镇。”老大爷说。 记者随后的探访经历印证了老大爷的话。无论是旅店的前台、小吃店的老板，还是公交车司机，都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刘士余老家在兴四村”这句话。刘士余，是灌云县最大的名人。 “这不快高考了吗？每年这个时候刘士余就会被拿出来励志。”灌云县四队中学传达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2008年学校举办50周年校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校友齐聚一堂，唯独少了刘士余，“当时非常不巧，他公务缠身，没能来成”。刘士余写了一封信，并托人在校庆大会上宣读，而宣读他这封信是那场大会最重要的环节。在校庆纪念册的“桃李芬芳”一栏，记录了50年来的著名校友。刘士余位于第一页，当时他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面其他的知名校友，最高职位是在江苏省内。 四队中学如此重视刘士余，不只是因为他职位最高，还因为他是该校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当时大多数老师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文化水平和教学水平在全县都是拔尖的。”马伦新告诉记者，他的老同事们现在绝大多数不在灌云县了，而是回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留下的一些水平高的当地老师，后来也被抽调到县重点中学去了，“现在的四队中学，生源质量和升学率都不算太好”。
在灌云县四队中学50周年校庆纪念册中，有一张刘士余年少时的照片。 刘士余在1979年参加高考，当时的高中是两年制，他是1977年开始上高中。也就是在那一年，全国恢复高考，刘士余这一批高中生是怀着上大学的强烈渴望走进学校的。到1980年，国家政策就允许知识青年回故乡、回城市了，四队中学的这些老师们纷纷离开。“刘士余考上清华大学，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马伦新说，后来四队中学再也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了。 马伦新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关注过刘士余。“我是体育老师，喜欢的学生都是爱打球、爱长跑、爱摔跤的，刘士余身子单薄，也不爱运动。”但是马伦新知道他的一个强项——物理，“他在高考时，物理成绩只丢了2分。”刘士余的这个强项，连兴四村种地的农民们都知道。刘士余后来在清华大学本科就读于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 刘士余是一个“学霸”，在同学们眼中，他与一般的“学霸”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他乐于帮助同学们一同进步。在四队镇一家卫生所，记者见到了刘士余的一名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全班上晚自习，没有老师在教室里，同学们遇到难题，只能去问学习最好的刘士余。”这名同学说，刘士余总是耐心地解答同学们的问题，直到教会为止。那时全班同学都住在学校宿舍，教室晚上9点就熄灯了，“我们大多数人在晚上8点多就回宿舍了，而他从来没在熄灯前回去过”。 刘士余的自制力给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刘士余2016年上任证监会主席之初，有媒体曾到四队中学走访，当时的高中校长是刘士余在四队中学的学弟。他回忆，刘士余的物理老师陈文达是自己当年的班主任。陈文达用刘士余刻苦学习的例子激励过他们，“说刘士余上完晚自习后，由于熄灯了无法看书，便点起煤油灯继续学习。有一次半夜遇到不会的问题，刘士余就去敲陈文达的门讨教。有时看到陈老师手头有农活还主动包下，只为了让老师腾出时间为他讲解”。 刘士余主动投案后，他的高中同学微信群内竟是一片死寂。“大家肯定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没人愿意谈。”刘士余的高中同学对记者说，虽然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刘士余，但他一直是全班同学的骄傲，“我是刘士余的同学”曾是大家跟外人聊天时的一个谈资。“那时说起他，总觉得脸上有光。但现在，我发自内心地惋惜、伤心……”他边说边摇头。 在兴四村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刘士余家的老宅子。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小楼后方是村中的一条马路，右侧紧邻着一条小河，其余两侧则被麦田围住。小楼并不起眼，村中很多二层小楼都比这栋小楼气派。一旁的邻居悄悄告诉记者，这里住着刘士余的老母亲和大姐。村民回忆，早年间，刘士余的父亲还在世，刘士余经常将父母接到北京住，但这老两口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住上几天就回到村里。 灌云县四队镇兴四村是刘士余的老家，村里的住宅被麦田包围、被树木掩映。 “他老母亲80多岁了，身体不好，我猜应该是知道了儿子的事情，最近每天早晨都去卫生所输液。”一名忙于耕作的老大娘告诉记者，刘士余的姐姐是一名非常勤劳的农村妇女，不光种自家地，还承包了其他村民的几亩地，“每天天不亮，她就会去田里干活，从来没见她出来比我们晚过”。这位老大娘问过刘士余的大姐，有这么一个当大官的弟弟，为何还要种地呢？他的大姐回答，自己喜欢种地，而且也只会种地。朴实、低调、勤劳，是刘士余的家人留给兴四村村民的印象。 刘士余本人也会在春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回到村里，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到田间走一走，用家乡话和村里人拉家常，“他跟我聊了不少次，一般都问我身体情况、家里收入、家人都在干什么，在我们面前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老大娘说。 这种亲近感随着刘士余的主动投案戛然而止了。家乡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刘士余家则关起大门来，几乎不和其他乡邻交流，大家也不太好主动询问，更不知道一旦遇到他老母亲和姐姐该说些什么才好。 亲历住房体制改革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正处在不断创新、锐意改革的时期。已经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毕业的刘士余，成为改革浪潮中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简历显示，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的刘士余来到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在上海期间，刘士余参与并见证了上海正在推动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住房体制改革。当时，住房体制改革方案讨论稿曾在上海市主要媒体上全文公布，有80%的上海市民参与讨论。后来，他从上海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上海的经历让刘士余开始形成对住房改革的理论认识。1991年9月，刘士余在《财经研究》上发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一文。文中详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住房建设的发展和住房制度的演变，并分析了当时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向住房商品化过渡的六大对策：改革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住房建设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住房建设投资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培养与开放多层次的房地产市场。 积累了上海和国家两段经济体制改革部门的经验后，刘士余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工作，继续对住房金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994年6月，刘士余在《经济学家》上发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金融的发展》一文，在作者简介中，他的身份是建设银行总行房地产信贷部科研人员。这篇文章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量化出我国城镇住房惊人的福利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时通过对比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住房政策及其演变走向，提出了具体建议：政府由直接参与住房建设和分配，转换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间接调控；将住房列入社会保障范围；建立可调控的住房金融体系。这些建议在后来的住房制度改革实践中，很多得到了实施。 据公开简历显示，刘士余在1996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18年的央行生涯。此后，他相继出版了一些金融学著作和教材，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相关法规释义》《中央银行新法规手册》《金融稳定监测与管理》《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的设计》等。这些经历，让他成为专家型领导干部。 2004年，是刘士余央行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他担任央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他此后长期主管金融稳定工作，对包括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在内的危机进行综合治理。2006年，刘士余担任央行副行长，同时也担任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业内人士称，在央行期间，他参与推动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扩大了我国直接融资市场的大规模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成为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10月，刘士余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 证监会主席任上的一紧一松 在2016年1月16日召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时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在讲话中坦诚地说，股市的异常波动充分反映了我国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制度等，也充分暴露了证监会监管有漏洞、监管不适应、监管不得力等问题。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不久前的1月8日，证监会刚刚同意暂停实施指数熔断机制。 所谓熔断机制，是指股指波动幅度到达规定的界限时，证券交易所为控制风险采取的暂停交易措施。2015年6月，中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 A股沪市仅用了两个月便从5178点下跌至2850点，下跌幅度高达约45%，熔断机制开始酝酿出台。但从后来的两次实际熔断的情况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起到了一定的“助跌效应”，因此熔断机制在2016年1月8日被迅速叫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2月，刘士余正式调任证监会主席。这被外界普遍看作是临危受命。也正因如此，刘士余在上任之初就开始大力整肃市场，打击股市乱象，给人留下“强监管”的印象。解决新股发行堰塞湖、严格退市新规、加强上市公司一线监管、优化并购重组等措施，得到了大多数证券从业者的认同。 不过，他的“强监管”也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用力过猛。从2016年到2018年，证监会作出处罚的案件分别为183件、224件、310件，罚没款金额分别为42.83亿元、74.79亿元、106.41亿元。仅仅从数据上就能看出，刘士余任内的处罚力度在持续加大。
在此期间，刘士余频频语出惊人。2016年底，刘士余发表了著名的“妖精论”：“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2017年，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刘士余再次语出惊人：“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不少业内人士分析，由于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过多，一线监管过于严格，导致正常交易都没有钱赚，这扼杀了资本市场的活力。从2016年3月1日到2019年1月25日，刘士余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沪指从2688.38点下跌至2601.72点，跌幅3.21%。 与之相反，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大开闸，是刘士余在任内给人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将近3年的时间里，证监会审批新股共711只，退市7家公司。 涉案原因有待公布 在南京，《环球人物》记者在同当地一些银行和证券从业者交谈时，发现他们普遍关注到一个现象：在刘士余任职证监会主席期间，江苏企业IPO的速度明显加快，2016年IPO的速度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到了2018年就超越了广东和浙江，成为当年A股IPO上市数量第一的省份。这或许是身为江苏籍的刘士余涉案的原因之一。 在刘士余任内，证监会审批的新股中，江苏的新股116只，在全国范围内的占比变化最大。如果进一步细分，江苏多家金融机构的扎堆上市，更加引人关注。其中，江苏银行、常熟银行、苏农银行、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紫金银行，均在刘士余任内上市。截至目前，A股共有32家上市银行，来自江苏的有8家，在所有省市中占比最高。在刘士余主动投案后，有不少媒体向这些江苏的银行求证和刘士余的关联，大多数银行均回复称，未受到刘士余的任何照顾。 关于刘士余涉案的另一种说法，是他和南京银行素有“债市一姐”之称的戴娟被带走调查一事有关。今年2月19日，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被曝失联，次日南京银行发布公告称，戴娟同另外两名公司管理人员因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职。此后，南京银行又以“戴娟等人并非上市公司高管，目前还达不到信息披露的标准”为由，拒绝披露深层原因。据媒体披露，戴娟于2月15日被南京市纪委带走协助调查。 据悉，戴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方兴未艾的中国债市，是首批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交易者，无论从资历还是从知名度上来看，均可称得上南京银行的“债市一姐”。值得注意的是，刘士余在央行任职期间，是建立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主要参与推动者之一。业内人士称，刘士余与戴娟关系密切，戴娟被带走后，可能说出了一些刘士余的涉案线索。 另一条同刘士余关系密切的线索则涉及5月主动投案的另一名高官——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业内人士称，秦光荣之子秦岭曾任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以及华融国际行政总裁。有消息称，在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因涉嫌违纪被查半年后，2018年11月，秦岭也被有关部门留置调查。 业内人士说，秦岭在2011年2月至2015年10月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全资附属机构农银国际行政总裁，这段经历和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的刘士余有一年的交集。而刘士余和赖小民的交集就更多了，两人都曾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多年，其中1998年至2002年间，二人均任职央行监督二司副司长，有4年的共事经历。 刘士余究竟涉及什么案情，还有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业内人士认为，任职证监会时没有经历过指数熔断机制的刘士余，却在离开金融系统后，经历了自身的仕途“熔断”，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是，刘士余卸任证监会主席后，任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这被外界视为从证监会主席这个“火山口”退下来后“平安落地”的标志。刘士余在5月13日还出席过接见外宾的活动，6天后就主动投案去了。 情理之中的是，今年1月11日至13日举行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同时近两年来，反腐败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艾文礼、王铁、秦光荣等中管干部先后主动投案。 官方对刘士余的通报，还将其称为“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的表述中，也没有“严重”二字；他是“主动投案”，而不是“被查”；他是“配合”审查调查，而不是“接受”审查调查。当记者将这些措辞解释给刘士余的老乡们听时，一名刘士余童年的发小、家住兴四村的老大爷说：“主动投案好啊，希望他还能回来，还能认识我，这里还是他的家。”（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作者：杨学义）
假如当年倪光南没有离开联想 或许中国有了两个华为
【研究员】：wh
1988年，倪光南赴香港组建研发部门。第二年，便自主研发出汉卡的芯片，全线产品皆改为自主。此时的联想，靠着倪光南团队研发的产品，年营收数千万。接着，他又带领整个板卡团队，自主设计了整个主板和主板芯片。1991年，倪光南又带领团队，自主研发打印机芯片。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研发的芯片，居然比当时的打印机巨头惠普，自己研发的芯片还要好。于是，靠着和惠普的合作，联想的势头一片大好。接着，1992年，倪光南又开始全力研发程控交换机。2年后，研发成功。今天，华为是世界通信业的技术龙头。可在那时，靠着2.1万元起家的华为，整个公司的营收，都比不上联想一个程控交换机产品。技术更是被联想远远甩在身后。
【博览财经特稿】2019年5月，在联想进行了持续将近1年的“5G投票事件辟谣”后，中国网民对联想的反感，达到了顶峰。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企业里，联想是特别适合写“重生文”的。在我小时候，联想是响当当的”民族品牌“；而到今天，联想是路人皆知的”美帝良心“---一个企业的“人设”，竟然可以崩坏到这种程度。联想称第一，百度都只敢称第二。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这不是一篇打算喷联想一通然后拍屁股走人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最近看得太多。 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会愿意做“美帝良心”。一个中国人，但凡有得选，总还是想做个中国人的。 问题是，如今的联想可能没得选了。哪有什么坚持，全靠死撑。一个好好的民族品牌联想，是怎样陷入这样“被喷 → 坚持 → 被喷得更惨”的恶性循环的？如果能重来，它有没有机会成为华为？
联想辉煌路上祸患种子早已埋下 联想的起步，其实比华为还早3年。 1984年，北京中关村。三个男人在办公室里愁眉紧锁，公司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创业不到半年，20万的创业经费已经被骗走14万。几个坐办公室的大男人，用板车拉着运动裤、旱冰鞋和电子表，沿街叫卖，维持生计。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他们是中科院旗下的新技术发展公司正式员工。但再这么折腾下去，说不定会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抓起来。 不能这么混下去了。在决定公司生死存亡的那一天，他们三个把各自的想法写在纸条上，默念几秒之后同时打开，三张纸条写着同一个名字——“倪光南”。 彼时的倪光南春风满面，是中国计算机领域的香饽饽。一年前，他刚刚谢绝加拿大的重金挽留，带着自费购买的研发汉卡所需的主要器件回国了。 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 果然，不出一年，倪光南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在整个北京城，手握核心技术的他，更是被无数公司高薪相聘，却都被他一一拒绝。因为他只想做出“汉卡”。 此时的柳传志等人，也十分担心。他这样的超级大神，会来我们这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小庙吗？ 和倪光南不一样，柳传志是个苦出身。柳传志回忆上中学时的饥馑：每月家里只有半斤油，炒菜只能用筷子蘸几滴。他饿到不行时，夜里爬起来找东西吃，饥不择食地把银翘解毒丸吞了下去。 青年柳传志在宝鸡参加劳动生产。一个青壮劳动力，每天的工钱是八分。没油水，吃不饱。求生的恐惧感，支配了柳传志的后半生。 40岁，柳传志奉旨创业，要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这个商场上的菜鸟，缴纳了14万的“学费”。 为了活下去，他转过头卖旱冰鞋和电子表，哪怕和创业的初心毫无关系。此刻，公司陷入绝境之时，柳传志三人也决定，亲赴倪光南家，请他出山。 倪光南开发出我们自己的“汉卡”，想找市场来应用，而柳传志们，则需要拿技术换市场，似乎是一拍即合。倪光南答应：出任总工程师。 不过他提了一个条件：不做官、不接待记者、不赴宴会。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 进公司仅仅半年，倪光南便向市场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当年就销售了300万。这个前途飘渺公司的命运，就此改变。也因为倪光南的“联想式汉卡”，1989年，公司正式改名“联想”。 不过，汉卡使用的Z80芯片，依然来自于一家美国公司。从那时开始，倪光南就坚持，在技术上，我们必须走自主研发道路。 1988年，倪光南赴香港组建研发部门。第二年，便自主研发出汉卡的芯片，全线产品皆改为自主。此时的联想，靠着倪光南团队研发的产品，年营收数千万。 接着，他又带领整个板卡团队，自主设计了整个主板和主板芯片。1991年，倪光南又带领团队，自主研发打印机芯片。 令人意外的是，他们研发的芯片，居然比当时的打印机巨头惠普，自己研发的芯片还要好。于是，靠着和惠普的合作，联想的势头一片大好。接着，1992年，倪光南又开始全力研发程控交换机。2年后，研发成功。 今天，华为是世界通信业的技术龙头。可在那时，靠着2.1万元起家的华为，整个公司的营收，都比不上联想一个程控交换机产品。技术更是被联想远远甩在身后。 更何况，倪光南还在马不停蹄地研发，几乎每年一个产品。1993年，倪光南又搞出一个金融平台软件。一经推出，同样大受欢迎。 倪光南带领研发的每一个技术，都像一只下金蛋的老母鸡。这一系列卓越的成果，在1994年结出一个大果，倪光南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而彼时的柳传志，也是难得一见的运营和销售奇才。二人珠联璧合，在几年时间里，联想迅速成为中国科技企业的龙头。
而在联想的辉煌路上，祸患的种子早已埋下。 技术研发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1987年，后来叱咤风云的台积电成立，投资额相当于4500万美元。当时联想营收不过几千万人民币，从来没搞过芯片，连设计用的工具软件都没钱买。 倪光南带领技术团队虽是高歌猛进，给财务带来的压力却是巨大的。关键是，柳传志还发现：争夺市场不一定要靠技术，最重要的是客户满意。 联想的技术团队有过败笔产品：四型汉卡，单板机……曾经费大力气研发，却先后被市场拒绝。相反，一些简单轻巧的创意，如一键上网、一键修复等，却取得巨大的成功。 到底是继续要闷头搞技术，还是面向市场搞营销？这本来不是一个选择题，但是对于创业十年的联想来说，人力物力有限，这是他们最现实的问题。 1995年，联想走到命运的分岔口。6月30日这天，联想200多名中高层干部，乌压压地坐在总部会议室里。 主席台只放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联想最大的上级——中国科学院派来了一位代表，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此刻，不过是矛盾的爆发。他们的争吵，已持续了两年之久。起因是1993年底，倪光南成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要做自己的CPU。这是一个所有PC产品都要用到的核心部件，彼时，微软和英特尔组成的Wintel联盟，几乎垄断着全世界的市场，只有日本还在做最后的殊死抗争。 也许倪光南意识到，这是中国发起冲击，防止市场被血洗的最后机会。而这个产品不像前面的一系列芯片，操作简单，投入较小。这是一个押上联想整个公司的命运，都负担不起的产品。 可倪光南着急啊，此时的他已经54岁。退休前产品能不能问世，还是一个问题。他更打心底里明白，科技对中国的重要性。于是，1993年，倪光南用他强大的人脉，拉上了长江电脑公司和复旦大学，一起研发。 但在柳传志眼中，挑战英特尔的CPU，可能是世界上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联想的PC业务稳赚不赔，已经是稳定的现金牛。柳传志还搭上了房地产的顺风车。他从1992年开始，就在烟台、福州、惠阳等城市买地，建立联想工业园。 联想集团副总裁李勤，常常和倪光南吵架。他说，倪光南每年都要拿上百个研发项目来申请，大多都是只赔钱不赚钱的，我当然要指出来了。 柳倪二人开始频频内耗。柳传志更换财务总监，倪光南举报柳传志有个人经济问题。柳传志表示再也无法与倪光南共事。联想集团最后的决定是——留用柳传志，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的职务。 中国科技之殇 1999年，彼时已经60岁的倪光南，离开了联想。已被解聘的他，落寞地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 他害怕连带自己的成果，也被联想一起解聘了。没想到一语成谶，联想几乎裁撤了所有技术团队，彻彻底底变成了一家贸易公司。
2000年，互联网泡沫崩溃，几乎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受到波及：网易发行价15美元，跌到0.47美元，被纳斯达克摘牌；中华网的股价缩水到市值的1/200，被人收购出局。 柳传志目睹了无数科技企业的猝死，他决定：转移联想的业务重心。从那一年起，联想成立联想控股，高调进军各个行业。 神州租车、拜博口腔、房地产企业融科智地、互联网金融企业拉卡拉、水果公司佳沃鑫荣懋、私募和风投公司君联资本和弘毅投资……联想处处发力，除了老本行。但是柳传志的路风光无限。这一年，联想正式被纳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 柳传志的联想活色生香，倪光南却成了那个被解聘的人。已是快要退休的年龄，可是他还铆着一股劲——要做中国自主的操作系统和芯片。 他永远记得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的那句话：“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芯就是芯片，魂就是操作系统。这是中国科技之殇。 恰好1999年9月，把濒临倒闭的BBT，重组成为“中芯微”的李德磊，找到了倪光南。倪光南和李德磊相识于加拿大访学之时。 曾经的他们虽没有过多交集，但这支“中芯微”（方舟科技前身）的技术团队，曾承接摩托罗拉的外包业务，也做过日立的芯片业务。 从这支带着技术基因的团队身上，倪光南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中国芯”的希望。他不要一分钱，也不要一点股份，搭上自己的全部，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还拉来了科技部的项目。 2001年4月，中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枚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芯片。接着，又研发了”方舟2号“。 国家也开始投入资金支持，并全力配合方舟芯片的推广。北京市政府直接订购了几万台，国务院众多部门，还有其他的行业也被召集起来，大家要一起支持国产芯片。与此同时，倪光南还用自己的人脉，拉来了很多企业客户，但李德磊却拒绝为他们供货，他从一开始，就只打算把这些货卖给政府客户。 因为操作系统早就被Wintel联盟垄断了，不支持方舟搞的这一套技术，各种软件也不兼容。市场上的人不会买单的。 可是，政府部门的人也纷纷抱怨，买来的机器甚至成了被封存起来的废铁。与此同时，李德磊也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 倪光南赌上了自己的信誉拉来了客户，却不能为他们供货；方舟3号也无法继续研发，不得已他只得离开了方舟。而此时的李德磊，却靠着倪光南拉来的资源，在中关村盖起了方舟大楼，直至今日依然屹立不倒。 很多人都说，这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再加上没能成功研发的芯片，对倪光南的负面扑面而来。 2018年，中兴被美国制裁，倪光南当年的助手梁宁，回忆起这段往事，无比沉痛。她写道：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被柳传志逐出联想，曾经推动的重大项目未能完成。为了这个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 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作为，无过错的人们嘲笑他：“不识时务”、“老被人骗”、“被人骗了还在继续做”…… 然后所有人，继续直接间接地为“无芯”买单。只是，那时的他，在人们眼中，只是一个骗子般的固执的科学家。 2006年，因为此事，被牵连的倪光南，只能一遍又一遍遗憾又愧疚地说，自己看错了李德磊。然后，67岁的他独自落寞地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于此同时，联想正处于人生巅峰。2004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国人震惊了：从来只有外资吞并中资，竟然有中资收购外资？ 一时间，联想被视为中国品牌的骄傲，柳传志被视为中国企业家的骄傲。2005年，人民网放出这样一篇报道——《联想三代CEO的接力与演进》。在文章中，联想的崛起，被视为中国企业的典型样本、中国经济的反映。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浪潮下，像联想一样，成长上市的企业越来越多，有能力做研发的自然也越来越多。 然而，在以利益为重的企业上栽倒两次的倪光南，此后再也没找任何企业合作。只是，直至今日，已经80岁的他却从来没有一天停下，为国产操作系统和芯片奔走呼号的脚步。 即便无数人都说，他带着那股堂吉诃德的“傻气”，即便他的一世英名，在很多人眼里，早已荡然无存。 在博客中国上，他的个人专栏，只有50个粉丝。而他却写了115篇文章，几乎都在为自主设计芯片和操作系统，还有开源软件等发声。2005年，2006年，2007年……2017年，2018年。
2013年，他还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并为联盟拉来了近百家成员单位。 直至今天，满头华发的他依然在为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发声。 黄总道歉是澄清还是文字游戏？ 如今的倪光南院士，似乎已经成为最大的“联想黑”。去年末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倪光南院士曾说，“华为和联想这30年来，犹如龟兔赛跑。” 1995年，联想销售额67亿元，是华为的4.5倍；2001年，华为销售额超过联想，而截至2018年12月22日，联想市值81亿美元，而华为估值已超4000亿美元，二者差距接近50倍。 默默研发坚持、不断搞创新的华为跑在了前面，而那个聪明的、只看到眼前利益的兔子远远落后了。
倪光南院士自己，则几乎成了“中国自主研发”的旗手。在任何地方，如果你看到一个老人在振臂高呼“中国技术必须自主可控”，他是倪光南。 他在回顾“方舟”项目时说：“这是企业的失败，不是技术的失败。” 什么意思呢？这个企业没有活下来，但是技术的尝试，却是有价值的。软件1.0往往不太好，那么1.0就不去做了吗？1.0不一定是失败，1.0只是一个过程。没有1.0哪有2.0呢？ 从另一个角度说，“方舟”也许失败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芯”失败，更不意味着中国的自主研发失败。 中国不止一个“方舟”，我们还有无数正在奋进的方舟，就像如今人人皆知的，华为的“诺亚方舟”。 而联想呢？即使被网友群嘲，杨元庆似乎依旧春风满面。比起正遭遇美国禁令的任正非，还是他看起来更得意一些。 2019年4月，联想的2018年财报出炉，年营收超500亿美元，CEO杨元庆在发布会上总结道：“现在是联想的最好时刻。”
同期，华为的2018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任正非被记者问道：“华为下一步会不会倒下？” 任正非回答：“早晚的事情。” 2019年5月，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尤其芯片、AI行业等被美国严重钳制，举国上下忧心忡忡。 杨元庆却很淡定：“全球化是必然趋势，联想并不打算做操作系统和芯片。”
任正非也说，支持全球化，我们应该购买美国芯片，但他是这样说的：“所有的高端芯片我们都可以自己制造。尽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还是高价买美国的芯片，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 前几天，联想CFO黄伟明接受采访，表示联想对于“美国增加关税”早有对策：联想在全球设有制造基地，如果美国再对中国增加关税，联想可能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 虽然后来，黄总对这番言论进行了道歉。但是他在道歉中仍然说：“即便个别地区政策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我们仍然能够以中国智造作为根基，通过布局全球的产业链，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谁能告诉我，这是澄清还是文字游戏？ 联想准备好了对策，华为也准备好了。 5月2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的禁令推迟90天实施。任正非说：“这个90天对我们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不需要这90天。” 平心而论，华为要做世界第一，但联想也是世界500强。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企业。首先要活下来，然后才是怎么活。 商人是逐利的，无可厚非。站着赚钱，还是跪着赚钱，都是赚钱。只不过，难免被人喷。 兔子不是不想追 只是已经追不上 1998年，柳传志公开提出：“贸工技”是联想应该走的发展路线。从那时起，到2004年联想收购IBM为止，联想在国内的声望达到顶峰，甚至有人形容为“柳传志神话”。 而当时的倪光南，处境是非常艰难的。 有人认为，倪光南太书生意气，太固执、太自私：“历史不可能回到1995年再按照倪光南的意愿重新走过，而柳传志今天（2004年）的联想似乎比1995年能够想象的还要辉煌。”
但实际上，1995年倪光南离开之后的8年里，联想集团的年销售额仅仅增加了不到5倍。而在1995年之前的8年中，联想集团的年销售额却增加了至少60倍！直到2006年前后，反思“柳传志神话”的声音才开始出现。 阿果在《不能失去联想》一文中，为倪光南们鸣不平：“联想过于神化了柳传志们的运作，而不公正地贬低了倪光南们的奉献”。 他追问：“支持柳传志们昨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前天积淀下来的技术成果；支持柳传志们今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昨天到联想后重新开发出来的技术；支持杨元庆们明天运作的，又是什么呢？” 一语成谶。倪光南说，华为和联想是龟兔赛跑。如今，兔子如梦初醒，发现乌龟已经跑过终点线，又在往新的目标前进了。兔子不是不想追，只是已经追不上了。 杨元庆刚刚担任联想集团CEO时，曾想重新回到“技工贸”的发展路线上来，提出要把联想的技术研发投入增加到每年十亿元以上。 但是，由于多年的延误，科技骨干的流失，技术积累不够，最终失败了。杨元庆只好选择，仍然把重心放到生产和销售联想微机上。 其实回到1994年，联想曾有机会，成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领军者。倪光南曾说：“1994年左右，我们（联想）进入通讯领域时，品牌、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 假如当年倪光南没有离开联想，而柳传志听了他的话，如今的联想，会是怎样？也许，联想顶不住巨大的科研支出，像“方舟”一样，早就破产、消失。也许，中国现在有了两个华为。（来源：酷玩实验室（ID：coollabs）作者：蛋蛋姐Coollabs）
形势分析
可见的未来 惩罚性关税将是中美贸易的新常态
【研究员】：wh
中国谈判代表强烈认为，作为达成的基础，必须在达成协议后，就完全取消惩罚性关税。而美国谈判代表也强烈地认为，作为确实执行协议的保障，某种形式的惩罚性关税，应该继续存在。也就是说，美方把关税当成协议的“担保”，而中方认为这是不平等条款。这表明，如果美方坚持在签约时不能百分之百地去除惩罚性关税，最有可能的是取消一部分关税，或是降低关税的百分比，另外即使部分关税去除或降低，美国坚持要有能力随时加征惩罚性关税，作为让中国执行承诺的“把柄”，而且中方不得报复。这个角度让中方很不能接受，因为它的前提是美国像警察一样监督中国内部的执行状况，这涉及中国主权问题。
【博览财经特稿】5月21日，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年度研讨会以中美关系目前状况为主题，邀请了五位曾在不同总统领导下在美国政府中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在可见的未来，惩罚性关税将会是中美关系中常驻的因素。 这些“中国通”为什么会认为惩罚性关税将是“习惯就好”的新常态？关税的去留虽然与贸易谈判是否达成协议有关，但我的理解是，即使贸易谈判达成了具体协议，惩罚性关税也可能以几种形式存在于协议之中。 众所周知，中国谈判代表强烈认为，作为达成的基础，必须在达成协议后，就完全取消惩罚性关税。而美国谈判代表也强烈地认为，作为确实执行协议的保障，某种形式的惩罚性关税，应该继续存在。也就是说，美方把关税当成协议的“担保”，而中方认为这是不平等条款。 这表明，如果美方坚持在签约时不能百分之百地去除惩罚性关税，最有可能的是取消一部分关税，或是降低关税的百分比，另外即使部分关税去除或降低，美国坚持要有能力随时加征惩罚性关税，作为让中国执行承诺的“把柄”，而且中方不得报复。这个角度让中方很不能接受，因为它的前提是美国像警察一样监督中国内部的执行状况，这涉及中国主权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位中国问题专家都对特朗普的中国政策表示质疑，因此他们对于惩罚性关税的预估，可能反映的是美国目前的政治现实，而不是出于特定的对中国的态度。 为何很难消除惩罚性关税？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认为，在可想见的未来几年内，惩罚性关税将持续性存在，这将是中美贸易的新常态。即使2020年美国选了一个新总统，在政治上也难消除惩罚性关税。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曾任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管的包道格（Douglas Paal）认为，在三个月、六个月、甚至12个月后，评论者会说，关税没有这么糟糕，关税会变得像壁纸一样，越来越难消除，因为没有人感到特别的剧痛，就没有政治动力把它移除。 研讨会主持人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却认为，关税还是会在美国造成痛苦，特别是对农民，没准到2020总统大选前，关税问题会对特朗普政府形成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因而必须把关税剔除。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会长、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认为，关税的故事有点像“沸水里的青蛙”：如果一只青蛙突然被放进沸水中，它会跳出来，但是如果把它放进温水中，然后慢慢地煮沸，直到被烫伤为止，它不会察觉危险。关税问题不见得是两极对立，也可能是从25%下调为5%，或是豁免某些商品。 但欧伦斯认为，一旦引来报复性关税，这便会使美国商品在价格上缺乏竞争力，美国的大豆农会认为美国丢掉了市场——不仅是2019年的现象，而且是永久性地失去市场。 我认为，解读这些专家的观点，可以以一些数据为参考。根据美国电视网CNBC5月7日的报道，特朗普5月5日在推特上威胁对中国征收新一轮关税时，虽然造成全球股市动荡，但是当时美国主要企业领导人并没有把关税视为贸易战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CNBC在4月23日至30日对其全球首席财务官理事会进行调查，这些理事会成员代表着世界上一些最大的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共同掌握近5万亿美元的市值。124个全球成员中的45个对调查做出了回应（北美20个、欧洲15个、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10个），只有5%的美国首席财务官认为，将关税降低至2016年前的水平，是他们希望看到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一个问题。美国首席财务官中只有5%提到取消关税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40%的首席财务官认为中美贸易协议中最大的议题是“加强对美国专利和商标保护的执行”，另有30%受访的首席财务官表示，希望增加美国企业准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国际贸易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此数据的分析是：“尽管存在着种种噪音，但关税（至少到目前为止）对美国农业以外的经济并不重要。”新一轮关税一旦成为现实，它可能会改变企业的关注水平，这取决于行业的不同。 当时史剑道表示：“如果我们长期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25%关税，中国必定报复……中国在进口关税方面无法与我们匹敌，他们最可能的目标是在中国经营的美国企业。因此，下一场分割很可能是那些在中国销售收入占不到很大比例的公司，它们将继续关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在中国销售收入占很大比例的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卡特彼勒等），关税将变成它们最大的问题。” 这显示，惩罚性关税在美国社会造成的反应还在发酵之中，还不能以某些产业的反应来预估它将在明年美国大选中扮演的角色。但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拖累，特别是威胁到美国的投资和增长，增加消费者的负担，美国内部政治评估可能会有所改变。 中美为何难以达成贸易协议？ 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研讨会上，这些“中国通”对短期内达成协议也表示悲观。麦艾文认为，即使美国在2020年选了一个新总统，也不会改变目前对华政策的基调。很多人认为，中方是非常强硬难缠的谈判对手，但麦艾文认为，要能与中方达成协议，必须具备五个因素：双方都要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性，双方都必须认为谈判对自己有利，负责谈判的人受到授权进行谈判，双方经常见面（因为政治空间和时间都是十分有限），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决心要达成协议。 但根据麦艾文的经验，现实情况下，在任何时刻要五个因素同时兼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于中国不积极讨论解决朝鲜和南海问题感到很懊恼，因此会以公开指责中国来制造紧迫性。美方的印象是，中方在受到压力时才有动力争取谈判结果，但一旦压力高涨，谈判过程就会被搅乱。 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表示：有一种流行说法是，除非是面临一场危机，否则很难在与中国人谈判时取得成果；而这就变成一个“自证预言”，迫使谈判对手制造危机来促使双方达成协议，但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使中方觉得受到美方“施压胁迫”，从而造成中国内部的反对，使得达成协议更为困难。 中美贸易谈判为何突然逆转？ 中美贸易谈判的突然逆转造成5月10日美国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增加到25%。美国政府的说辞归诸于中方“出尔反尔”，中方则认为美国“反复无常”。欧伦斯问在座的演讲者对这有何看法？是否呼应了以前与中国谈判的经验？ 从罗素的角度看，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以后的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子？他认为在最近一轮谈判前，中南海的高层领导人可能看到了协议的全文和特朗普表示胜利的推特，协议文本还要对外公布，于是他们可能觉得很难对内交代，犹豫是否要为此承担历史性责任。这使得他们临阵裹足。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回忆，中国加入WTO时中美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文本是英文，而且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中国有决定权的领导人一直没有看过。中国高层领导人头一次知道协议内容，是朱镕基到了华盛顿准备要签协定的时候，白宫一位工作人员把整个文本放在白宫的网页上；当中国领导人在国内读到这个协议时，朱镕基有了麻烦，因此双方必须重启谈判。 李侃如指出，很明显的是，作为谈判的代表，必须有最高领导人的授权，但在此过程中，协议签字之前什么事都可能改变，即使美方认为已经达成了共识，中方又会有新的意见。 包道格指出，贸易战初期有一次，特朗普一夜之间改变了他的立场，因为前一晚他看到一位主持人在电视上批评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从中国带回的谈判结果。 对于中方反对通过立法程序来反映贸易协议的说法，包道格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在他看来，在一党制下，立法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能得到中国国务院的行政命令，就已经是最好结果；是否有立法程序，并不会影响到法院或地方政府真正的执行能力。包道格甚至怀疑，这种要求是别有用心的人把它当作一个看似诱人、实则只会导致失败的“金杯毒酒”，借此让双方达不成协议。 谁才是“修正主义国家”？ 白宫2017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执政以来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欧伦斯问在座的演讲者这个定义的起源，以及美国何时开始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 包道格表示，中国人常常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报告当成从车子后镜里看到的总是过去的东西。包道格认为，这个概念把俄罗斯和中国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然而这份报告的起草者最近在宾州做公开演讲时，在座的观众问他“修正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也说不上来。所以就包道格看来，这个概念只是提出来，好像需要进入一个新语境，听起来很有理论性和策略性，但缺乏组织性和实际的策略来使这个名词具有真正的意涵。 董云裳解释说，这份报告由一小圈人起草，经过很快的内部评阅程序便出台。她不认为这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也不是特朗普本人非常关注的议题，而是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出于个人军方背景，很想引入一个系统性策略，但这个“策略”后来被政府里的其他人挟持了。 董云裳认为，中国人向来不喜欢别人根据其内部文件大做文章，因此她对中国人解释说，这个战略报告虽然对外公开，但也是美国政府内部文件，并不是要发布一项新的国家战略，也不代表美国各部门的统一口径。 李侃如认为，他没有看过或听过特朗普本人套用这个术语，但随着中国崛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确想要重新设定一些事情，但特朗普也想把以前的规章重新考量，所以争执谁是“修正主义”并不具有多大意义。 罗素认为，有一个关于“战略”的文件，并不表示美国真的就有战略。更重要的是，总统和政府各部门是不是共同协作，迈向共同目标？是否有彼此沟通？这在奥巴马政府时代是有的，但如果总统及各部门之间没有真正的共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文件，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战略”。 美国把中国称为“对手”，甚至“敌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究竟能得到什么？罗素反问的同时也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越少沟通渠道，中国就越有动力在全球治理等议题上赢得决定性优势，即使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麦艾文认为，要想使美国的中国政策行得通，必须要满足几个基本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程序，这个程序必须既要由下而上，也要由上而下，政府各部门必须有辩论和讨论的机制，并定好先后次序，决定哪个事情比较优先，然后由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向白宫提出建议。这个过程需要有对中国政策有既定关切的政府官员，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对中国是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麦艾文的回答是：是也不是。麦艾文认为，从2019年看来，中国是一脚在内，另一脚在外，在南海问题、人权、履行WTO承诺方面，中国在挑战国际规则，但在另一些方面，中国在认为符合自身利益时，又会愿意遵守国际规则。 因此在麦艾文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正在探索什么符合自身利益，什么不符合。但最危险的是，美国本身看起来更像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这就会使这个考量过程变得更复杂；这不仅仅是说特朗普政府，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都削弱了国际规范，比方说，麦艾文指出，“国家保护责任”是一个非常“修正主义”的观念，因为它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但另一方面，麦艾文认为他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崛起强权。 5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未来安全论坛上，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讲话中称中国是独特的“长期威胁”，美国政府面对着“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斗争”。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欧伦斯问在座专家对此“文明冲突”论述的看法。 董云裳认为，很不幸的是，这个发言在14亿中国人中的播放频率，远超在3.3亿美国人中的流传。但她认为这并不反映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也不足以反映中美之间的关系。 但这个论述是不是反映了美国国务院甚至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的想法？ 麦艾文认为，解释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发言很困难，就是因为没有正规程序。很难看出国务院部门是否支持国务卿，或者国务卿能否整合部门力量。把中美关系视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任何人都没好处，这暗示着像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峙，而事实并不能证明这个论点；而且，如果你认为中美之间是竞争，你就会朝向一个很具竞争性的关系迈进，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罗素认为，除种族歧视外，带着这样的眼镜去看世界，一下子就把竞争者打成敌人，将会造成歇斯底里的反面效果。 结语 从这些“中国通”分享的信息里，我们可以感觉到，惩罚性关税的去留，并不能光靠短期内的贸易协定来定夺。除了贸易协定可能保留部分关税机制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的贸易战已经延伸到科技战，以及意识形态角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关税很可能会不时被重新提出来，作为谈判筹码，制造危机场景，甚至成为定义双方关系的惩罚或激励机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双方或任何一方觉得，贸易协定本身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双方之间最关键的冲突，短期内要达成协议，将会越来越困难。 因此，这些专家的观点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中方在考量对付贸易战的策略时，不能把希望过多寄托在美国内部反对关税的声音上；尽管随着关税范围扩大，随着关税对整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会有更多企业、团体和消费者站出来反对关税，但这些异议是否足以造成完全的政治风向改变，尚有待观察。 我认为贸易战最大的启示是，不能期待双方的动机、目的或策略会一成不变，在双方出招、接招、过招过程中，各自如何反应，会进而影响双方互动，重新定义双方之间的关系。（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刘裘蒂）
不久后全国房地产市场将迎来一个新周期的宏伟蓝图
【研究员】：wh
虽然在过去的三年里中，看空楼市的声音此起彼伏，但除个别地区（如环京区域和一些被限价强行压制的城市之外）有房价下跌，全国楼市的房价实际情况极具韧性，特别是一些强二三线城市这三年的房价涨幅超出了很多数人的预期。并且，这些城市的新房越来越不好买，新开的盘越来越偏，周边配套越来越少。除此之外，一线大牌开放商在逆周期调控下，拿地的速度却并没有放缓，在2016-2018这三年当中，房地产投资增速稳步上升，2019年在楼市小阳春的带动下，1-4月累计投资增速达到11.9%，各地土拍市场地王又频频出现。这种似曾相识的场面仿佛让人回到2016年启动的前夜。
【博览财经特稿】作为普通人，大部分关心楼市发展的潜台词是“我能不能从中获利”。所以，你必须深刻的认识到，作为三年一个周期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从2016年9·30房地产开始调控至今，已经快满三年了。 从全国一盘棋的调控，到现在“因城施策”下局部城市的放松。珠海的放松调控给市场带来一个前瞻信号。在不久之后，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即将迎来一个新周期的宏伟蓝图。 而我们一定要对这一轮房地产新周期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从当局的层面上看，整体调控基调还是“房住不炒“，稳人心，稳预期。 虽然在过去的三年里中，看空楼市的声音此起彼伏，但除个别地区（如环京区域和一些被限价强行压制的城市之外）有房价下跌，全国楼市的房价实际情况极具韧性，特别是一些强二三线城市这三年的房价涨幅超出了很多数人的预期。并且，这些城市的新房越来越不好买，新开的盘越来越偏，周边配套越来越少。 除此之外，一线大牌开放商在逆周期调控下，拿地的速度却并没有放缓，在2016-2018这三年当中，房地产投资增速稳步上升，2019年在楼市小阳春的带动下，1-4月累计投资增速达到11.9%，各地土拍市场地王又频频出现。这种似曾相识的场面仿佛让人回到2016年启动的前夜。 但是，新周期必定有新的趋势，新的趋势下必定有新的投资策略，固守陈规，老旧的投资思路必将被市场无情淘汰。 需求是影响地产投资最核心变量 分析房地产，你得了解需求，不管是自然驱动需求，还是被强迫出来的需求。在市场上，这都是需求，管你需求怎么来的。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是影响地产投资最核心的变量。 从1997年中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到2008年四万亿投放政策； 到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再到2015年房地产去库存； 每一次房地产市场迎来的重要变革点，几乎都是依靠需求端的刺激来进行调控。 这里面有当局主动进行的行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引导，也有大趋势下城镇化进程中新增城市人口对住房的强烈刚需及改善性需要。 房地产市场的本质，大家也看得越来越透彻。现在很少有人再指着开发商的鼻子骂是开放商故意炒高了房价。 大家也都知道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高度垄断和控制，中国土地供给出现常年短缺，城市的等级越往上，这种土地短缺的现状就越为明显。 所以需求有持续性的渴望，而供给却永远也跟不上。 人为控制的土地饥饿营销加上银行体系对信用货币的放水，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刚性需求购买力，最终导致了中国房价的快速上涨。 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百姓坊间最广为流传的成功故事就是买房致富。这种奇葩的财富故事大会引来每一个人的唾骂，却又让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的加入到这个财富游戏中。 为了买房子，祖宗三代敲锣打鼓去离婚，六个钱包源源不断的往房地产输送水分，京沪永远涨的口号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 在所有的投资领域，只有楼市，一边不断调控，一边不断的结出胜利的财富果实。 国人和地方政府对楼市这种深沉的爱，在过去二十年，演绎的淋漓尽致。 全国一盘棋的房地产将迎来历史上第一次巨大分化 但是，这一切的思维惯性，在楼市新周期的大浪潮下，将被无情的拍打在岸边。 现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城区均价已经达到5-6万的水准，而广大的二线城市，大部分均价却集中在1.2万-2万的水准。这种落差，极不合理。 从现在开始算起，未来二线城市房价的涨幅，将远远超越一线城市房价的涨幅。全国一盘棋的房地产将迎来历史上第一次巨大的分化！二线城市最终诉求的价格，应该是一线城市的50%！ 有些人跟我抬杠，那一线就不涨没有投资价值了？ 我不是说一线城市未来就不涨了没有投资价值，而是北上广这三个城市在中国来讲，实在是太过于独特。（我们暂先不聊深圳） 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奋斗，最终如果能达到巅峰。那么这个人在财力、权力、影响力如果能达到上上流阶层地位之后，最终，必定会在这北上深三个城市做一个终极归宿。 但这种人凤毛麟角，对于99.99%的人来讲，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渴望不可及。这是现实要理性面对。 很多人的认知突破是能够接受自己不是TOP1%的现实。所以，一线城市现在对普通人来讲，几乎没有投资意义。现在北上广这三个一线城市的房价对绝大数人来讲，几乎没有“利益”增幅的任何空间。 从北上广政府管理者下发的房产交易三限(限购限贷限售)、到资本利得税收的增加、对XX人口的驱赶，再到房价本身的不确定性，政策的各种调整变化（比如学区划片），这其中有太多明的暗的的存在调整着这个城市里各种利益的平衡。 “汝非我子弟，入我门为何？”这句话大家好好琢磨琢磨。 三大一线城市水极深，并非你我主场。很多年轻人奋斗整个青春，人到中年，即便最终合全家之力透支未来巨大的现金流，买一套北上广的小两居，其实，是家族投资的一场悲剧。 对于普通人来讲，中国楼市给你的游戏规则就是：选择适合你最大极限能力之内二线城市。 不管是城市建设还是人口容纳极限，一线城市已经到达天花板之际，二线城市却依旧前途无量。 从一些二线城市近年来的城市规划、城区框架拉大和人口吸引政策来看，这些城市天花板还很远很远。而反观一线城市，从国家层对一线城市房价的态度来看，非常谨慎。 除非你由于定居需求和其他不可抗拒因素，不得不购置一线房产，否则处于单纯从投资和家族发展思考的话，一线房产已大概率不具备任何投资意义。 在二线城市大运昌盛时的巨大浪潮之中，想改变你的命运，必须在楼市新周期启动阶段，把资源压到强二线城市上，才能一击必中！这种二线追赶一线的巨大势能面前，一切，皆是妄幻。（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拾叶）
历史镜鉴
泡沫危机+日美贸易战加持 日本国际化战略成败几何？
【研究员】：wh
如今的日本，不能追捧为“王者归来”、“再度崛起”，也不能简单贬低为“衰落”、“消失”，可以理解为“浴火重生”、“结构性转型升级”——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从本土化向全球化迈进。在泡沫经济崩溃之际，日美贸易战持续之时，日本经济强行去杠杆，产业被迫转型，倒逼技术升级。研究日本经济转型升级，与关注日本泡沫经济崩塌一样有意义。日本如何转型升级？日本人苦修的“佛法”是什么？如何习得“法华经”的真谛？以日为鉴，关注泡沫，警示之意；研究转型，建设之用。
【博览财经特稿】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持续的经济萧条。平成三十年，“消失的日本”，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21世纪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谜题。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从废墟中快速复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大有超越美国之势。“卖掉XX，买下纽约”，成为一种标准的泡沫体。而这只是一场金色的大国迷梦。 总以过去的增速，丈量未来的高度；总以膨胀的心态，藐视美帝的余晖。这是日本当年犯下的最大错误。 泡沫破灭之后，当年的膨胀、狂妄与轻蔑荡然无存。从铂金巧克力到优衣库，从出门打车到挤地铁，日本社会经历一场脱胎换骨般的磨砺，及悄无声息的转型。 外人长期沉醉在樱花崩于富士山之巅的大片既视感之中，而30年后，这个“消失”的国家，依然还站在世界之巅，只是数据没那么耀眼，行为不再张扬，声音显得低调，民风回归内敛，画风更加质朴。规模在缩水，结构在优化；数量在缩小，质量在提高。 30年前，日本是金庸笔下的吐蕃国师鸠摩智，武艺高强（原着与乔峰不相上下），野心膨胀，张牙舞爪，横行中原兴风作浪，挑战“南慕容北乔峰”，单挑少林三位玄字辈高僧，以小无相功击败玄慈方丈的袈裟伏魔功。正当鸠摩智与慕容氏父子搅局少林之际，扫地僧低调出场，击碎了鸠摩智逐鹿中原的称霸迷梦。 真正重伤鸠摩智的还是他自己。那些年，鸠摩智习武成瘾，急于求成，强练“七十二绝技”，最终导致走火入魔，气火攻心，“每日子午十分，痛入骨髓，大难将至”。日本与鸠摩智类似，在走火入魔之时被打入深井。 此后30年，日本强去泡沫，艰难转型，化毒排脓，重读“法华经”，苦修佛法以化解心中的戾气及杀人的法门。这种转变，有些让人难以接受，甚至日本人都感到不适应。暴发户般的生活可以肆无忌惮，但泡沫回归后只能精打细算。 从经济规模看，日本这三十年几乎是停滞的；但从经济质量上看，日本结构更合理，技术底蕴更厚实，社会风尚更健康，全球化程度更高。如今的“鸠摩智”不再是当年肥头大耳、骄横跋扈的“胖子”，形如扫地僧般清瘦，实如虚竹般稳健。 如今的日本，不能追捧为“王者归来”、“再度崛起”，也不能简单贬低为“衰落”、“消失”，可以理解为“浴火重生”、“结构性转型升级”——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从本土化向全球化迈进。 在泡沫经济崩溃之际，日美贸易战持续之时，日本经济强行去杠杆，产业被迫转型，倒逼技术升级。研究日本经济转型升级，与关注日本泡沫经济崩塌一样有意义。日本如何转型升级？日本人苦修的“佛法”是什么？如何习得“法华经”的真谛？以日为鉴，关注泡沫，警示之意；研究转型，建设之用。 消失的日企 隐藏的技术 2018年中国一批企业家去日本考察时，日本东芝能源系统社长为他们讲述了这段艰难的转型历史。 过去十几年，日本东芝、索尼、夏普等白色家电在中国大败退，这被理解为“日本消失”的铁证。 事实确实如此。东芝能源系统社长介绍，东芝当年做白色家电年营收最高达4000亿人民币。但泡沫经济崩溃后，东芝逐渐退出了电视和白色家电行业，相关技术转让给了中国的海信和美的。 如今中国的白色家电市场，几乎被美的、格力、海尔等掌控。日本企业全面大溃败，我们已很难寻觅东芝、索尼等日本品牌的身影。不过，据东芝能源系统社长介绍，2017年东芝的营收达到2400亿人民币，利润40亿人民币。预计到2019年，东芝的年营收就会恢复到3000亿人民币或更高。 他向来考察的中国企业家介绍，那几年企业困难时几乎年年亏损，所以必须痛下决心把家电业转出去。其实日本诸如松下、日立这些巨头已转型成功。转型慢了一步的夏普遇到了问题，被富士康的郭台铭收购了；索尼转型不够坚决还处于不稳定状态。 从规模上看，东芝的营收规模不如巅峰时期，终端市场的统治力被大大削弱。但是，东芝何以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剥离了家电业务，如今的东芝靠什么生存？ 东芝完全退出白色家电后，进入大型核电、新能源和氢燃料电池电站业务领域，而核电业务因福岛核泄漏使东芝雪上加霜，但他们积极向海外扩张，在海外市场中站稳了脚跟。这得益于东芝多年国际市场的运营管理经验。目前，支撑东芝的核心业务是全球化布局的上游重工业务以及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技术。这样的东芝不再为人熟知，也没有当年的体量，但重工技术的底子更加厚实。 在前端市场消失，在上游市场站稳脚跟。东芝的成功转型，几乎是日本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从2000年开始，遭遇泡沫经济打击、在终端市场上败退的日本企业，开始往两个路径转型： 一是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型——采取收缩战略，推行瘦身革命，剥离家电、电子等终端及亏损业务，向上游核心技术及重工技术领域转型，注重现金流、利润率以及技术掌控力。 二是从国内市场再次向国际市场转移——这是二战后日本从第一次全球化产业转移向第二次全球化产业转移迈进，采取有效布局策略，深耕工业级技术及商务级服务的国际市场。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电子产业抓住技术革命良机快速崛起。日本的电子表、电子游戏机、彩电、冰箱、空调、功能型手机等白色家电和电子产品风靡全球。当时，中国进口最多的家电便是日本家电。 但是，1990年泡沫危机爆发后，日本不少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中国海尔、格力、美的、海信等家电企业凭借性价比优势逐渐抢占中国市场，松下、东芝等日企逐渐在终端市场黯然退出。韩国三星、LG崛起，取代索尼、夏普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 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领域，日本电子产业错过了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最佳时机。美国微软、谷歌、苹果、英特尔、高通等牢牢掌握技术标准和控制权。 最近三十年日本家电及电子产业几乎面临绝境，前有美国科技企业压制，后有中国廉价产品大举抢占，还有后来居上的韩国技术袭击。 整个1990年代日本企业陷入艰难、犹豫的境地，市场规模及利润都大幅度下滑，甚至陷入亏损。2003年，索尼巨亏的财报一公布，立即重创日经指数，引发“索尼震撼”。 索尼危机引发强烈的市场反响，日本企业非常悲观，国民陷入焦虑和彷徨。泡沫危机已过去十多年，日本依然还在泥潭之中。当时，“消失的十年”言论在日本乃至全球都广为流传。 不过，所谓“穷则思变”，日本企业界开启了大反思、大变革，索尼提出复兴计划，东芝、松下等纷纷剥离家电业务，丰田、本田大力向国际市场拓展。 他们都向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转型，不少企业从B2C领域转到B2B领域。松下从家电，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夏普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空气安全技术领域；东芝进入大型核电、新能源和氢燃料电池电站业务领域。 经过十年努力，不少企业都已经扭亏为盈，业务稳步复苏，技术更加扎实。但最不稳定的却是索尼。 索尼拥有庞大的终端市场业务，产品覆盖电视机、手机、游戏机、音像、电脑等。这家公司虽然高喊复兴计划，试图大刀阔斧地改革，但是始终无法放弃终端市场，没能坚决地向上游技术领域转型。2001年索尼与爱立信合资推出索爱手机。当时索爱手机，因设计时尚、音乐及拍照功能出色，受到市场的喜爱。但是，风靡一时的索爱手机，无法与诺基亚抗衡，又错过了智能手机良机，很快衰落。2011年，索尼以10.5亿欧元收购爱立信持有的50%股份，至此索爱又变成了索尼，但无力回天。 电视业务是索尼的根据地，索尼一直不肯放弃这块市场。在豪赌等离子电视失败后，索尼于2011年才对电视业务实施瘦身计划。索尼削减了大量的电视机产品型号及财务预算，却错误地将上游技术业务剥离。索尼以9.4亿美元，将与三星共同投资的S-LCD面板公司的50%股权出售给三星；2012年5月，索尼退出与夏普共同合资的面板企业。2013年，索尼营收同比增加14.3%，却亏损12.5亿美元。从2002年至今，索尼的转型不算成功，营收及利润一直不稳定。 当年，松下CEO津贺一宏在看过索尼的CES展台后说：“如今谁都能做电视机，但智能手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只是电视机。” 这句话道出索尼的问题，也说出日本企业转型的大势。在当时，随着家电及电子技术的普及，日本企业的位置极为尴尬，成本优势上不如中国，尖端技术及金融优势不如美国。所以，陷入盈利困境的日本企业最佳选择是剥离终端业务。 2002年，松下已连续两年亏损，这直接导致松下前任社长大坪文雄的下台和松下从纽交所退市（2013年）。不过，津贺一宏临危受命接任社长。津贺一宏果断放弃连续投资了12年的等离子电视业务，对集团业务进行大规模重组。津贺一宏砍掉了不少家电终端业务，改革后的松下集团分设住宅设备机器、环境方案、汽车电子和机电系统以及互联解决方案四大公司。 2013年，松下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将近12亿美元。此后，松下在津贺一宏领导下成功转型、平稳发展。2018年，松下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达到7.98万亿日元和3800亿日元。这是松下最近七年来最好成绩。 如今，家电事业部门收入规模依然最大，占据松下总收入的32%。但是，津贺一宏明确表示，传统家电业务已见顶。松下在战略上大力发展汽车电子和机电系统领域，这一业务规模已占总收入的29%。在这项业务上，松下与特斯拉共同投资了动力电池工厂。另外，环境领域，尤其是节能、环保及安全技术，是松下发展的重点。津贺一宏称，为了解决环境问题，预计各国在氢气、水、空气三个领域的投资，到2030年达到100兆日元的规模。 日本企业从大众视野中逐渐退出后，逐渐向上游技术产业转型。如今，夏普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这些核心技术及部件隐藏在各个品牌的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里面。 在经济萧条的逼迫下，不仅是家电及电子企业，还有不少其它日企，都加强了上游及核心技术的投资。如日立较早向商用领域转型，如今智能电网、电梯等基础设备业绩平稳增长，同时，日立的核电技术水平较高。又如，三菱发力于氢燃料电池，丰田的氢燃料电池汽车逐渐步入商业化。日本企业在大型的太阳能-制氢-燃料电池发电领域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商业化潜力巨大。几经波折的索尼，在参股奥林巴斯后，双方联合研发医疗内窥镜，已在该领域占据全球80%-90%的市场份额。 近些年，日本机器人在全球国际展会中大放异彩。日本在全球产业机器人市场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50%。日本安川电机原来是马达、发动机的生产商，现在已转型成为全球四大机器人企业之一。其主要机器人产品包括焊接、点焊、喷涂、组装等各种工业机器人，主要用于汽车、电机和半导体生产等。 这些年，日本机器人产业已从工业机器人，向服务机器人扩展，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安川拥有机器人伺服器等核心技术，安川电机还在发展用于医院等领域的服务机器人。 在七八十年代，受石油危机及美日贸易战影响，日本成功从煤炭、钢铁、石化、造船等重工产业，向汽车、半导体、通用机械、家电、电子等产业转移。日本家电及电子霸占终端市场，一直延续到泡沫危机之后的90年代。 随着经济萧条持续，新兴国家崛起，日本企业被迫向上游及核心领域转型。如今，日本企业告别了终端家电、电子市场，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方面等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日本企业的转型轨迹，是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之路，技术迭代之路。产业上游领域的核心技术，乃国之重器。核电、芯片、精密制造、生物科技、氢燃料、新能源、机器人等等，才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关键，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 当人口红利消失，全球技术红利吃尽，竞争倒逼走向上游核心技术及基础科学领域，依靠自力更生、自主研发，也就成为了必然趋势。 纵观全球，德国的西门子、博世、巴伐利亚、蒂森克虏伯、德马吉森精机、大陆集团、舍弗勒集团，以及美国的AT&T、IBM、英特尔、威瑞森、惠普、甲骨文、思科、通用电气、亚马逊、谷歌、苹果、康卡斯特，都掌握了上游核心技术。不同的是，强大的美国企业上下游通吃。 从2000年之后，日本经济增加值虽然没有显着提高，但是日本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掌控着全产业的上游核心技术。日本在工业前沿的十几个领域稳居前三名，在科技界连续十八年每年都有诺贝尔奖得主。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日本企业的营收规模或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日本的技术实力更强劲、底蕴更深厚。 如今的日本，是一个真正掌控全球核心技术的国家。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也是一种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本土化水分 国际化干货 第一部分从企业内部转型升级角度，透视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部分则聚焦泡沫危机前后和美日贸易战背景下的日本对外战略。 1982年以国际化为特色的中曾根康弘成为首相，他提出日本的国际化战略，试图让日元升值，帮助日本企业走向国际，在海外市场进行大规模收购和扩张，促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国际化经济格局。日本为什么要提出国际化战略呢？ 当时大致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随着国内劳动力及土地价格上涨，人口红利消失，国内市场饱和，低端产能严重过剩，日本政府开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希望把一些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海外，优化全球资产配置，促进技术产业迭代升级。 二是二战之后，在产业政策扶植下，日本经济及企业在低汇率及相对封闭的市场保护下快速兴起。在七八十年代，伴随着经济进步，日本民族情绪水涨船高，试图迈向国际一展身手。 三是日美贸易战持续深入，美国迫使日本纺织、钢铁、汽车、金融、电子等领域开放市场。 与其被动开放，不如有节奏地主动开放。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国际化战略，甚至主动提高日元汇率，帮助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所以，在民族自信心和国际化战略的驱动下，在日元升值上，美日之间达成了默契，这就有了1985年的五国广场协议。 亲身参与了广场会议报道的日经新闻记者泷田洋一于2006年出版了《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一书，详细地还原了当时日本的民族心态和国家战略。 关于广场协议，是否存在美国霸权或阴谋，这个很难定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存在阳谋，美国占据了主动权。有几个信息值得关注： 一是1980年前后，美国保罗·沃尔克掌管美联储期间，为了控制持续多年的高通胀，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美元利率，这导致美元对外快速升值，美元严重高估。 1982年后，美国摆脱了滞胀危机，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陷入美元通缩，美国政府及贸易赤字持续扩大。五个国家受不了了，决定共同协商调整国际汇率，提高其他四国货币价格，以压低美元汇价。这是广场协议的国际背景。 根据威廉·西尔伯的《力挽狂澜》一书描述，当时沃尔克及美联储并不希望美元贬值太多，主导这次美元贬值的主要是里根政府的财政部。当时里根总统已连任，为了扭转赤字，他希望利率下降，但掌管美联储的沃尔克担心通胀反弹拒不接受。于是，里根指派财长贝克降低美元汇率以达到目的。这是广场协议的美国政治背景。 二是日本主动提出提高日元汇率。根据1995年日本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日本财长竹下登承认，是他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而非美国财长贝克。在广场会议上，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以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日元升值20%，OK”。 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有记者提问：“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 竹下登打趣地回答：“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后来，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副相行天丰雄，共同撰写了《时运变迁》一书，详实地回忆了这段历史，描述了日本与美国在日元升值上的共识。 三是广场协议签订后，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国际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美国很快受不了了。 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美元贬值并没有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相反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叫时滞效应。 广场协议签订不到一年半时间，即1987年2月，美国、日本、德国等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达成协议，一致同意七个国家共同合作干预外汇市场，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次会议协议史称“卢浮宫协议”。此后几年，国际汇率包括日元对美元保持相对稳定。 所以，广场协议的签订，并不是简单的“货币战争式”演绎的汇率狙击。它包含当时美元被高估，迫切需要改变国际汇率混乱的客观要求，也包含五国利益博弈，美元霸权主导的残酷现实，还包含日本主动求变，以日元升值支持国际化战略。 日本这次国际化战略，成败几何？ 实际上，19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在日元升值和国际化战略的推动下，日本开启了全球化投资、收购门阀，将大量资金和大型制造业转移到海外，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全球化产业大转移。 日本的国际化战略本身没有问题，也几乎是日本唯一的战略选择。日本的泡沫经济问题，不在战略上，而是策略及执行上。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英镑、马克、法郎同时对美元升值，但日本政府及货币当局在当时“米德冲突”之下执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 当时，日元升值，日本迈向国际化市场，日本政府缺乏开放经济体下管理市场的经验。他们高估了日元升值对本土制造业及出口的打击，同时低估了货币扩张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为了减轻国内制造企业抵御日元升值带来的成本压力，日本货币当局下调了利率，以更多的流动性支持日本企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大量的货币并未流入制造业，而是进入房地产及金融市场，逐渐推高房地产泡沫。 美国要求日元升值的同时，加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以缩小美对日的贸易逆差。但是日本政府的策略是，不希望拿出外汇储备来直接采购美国商品，而是通过降低利率，货币扩张，释放更多的货币加大进口（当时日本外汇和汇率非完全市场化）。如此进一步释放流动性，推高房价，助长炒房投机。 另外，日元固定对美元升值，导致大量国际热钱流入日本投机市场。这对日本房地产及金融市场来说，无疑是推波助澜。 几个因素叠加，从1985年到1990年，短短几年内，日本房地产及股票价格暴涨。到1990年，资产泡沫危机一触即发。此时，日本央行意识到危险，快速提高利率，市场立即陷入流动性危机，日经指数暴跌，楼市崩盘，日本经济泡沫破灭。 回过头再来看看日本全球化的情况。当时日本企业借助日元升值的浪潮，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收购。他们买下了美国的土地、矿山、农场、工厂、企业、银行、旅馆、摩天大楼、商业中心、高尔夫球场及大半个好莱坞等。 1989年10月，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鼎盛时期，日本三菱以8.46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的拥有者洛克菲勒集团51%的股权，从而取得了洛克菲勒中心的控制权。美国报纸刊登大幅漫画是丰田汽车从天而降，漫画名字叫“虎、虎、虎”！这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投弹的暗语。 日本人的“买、买、买”，令美国人大为震惊，也令日本本土民族情绪爆棚。当时，很多日本人认为，买下美国，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泡沫危机爆发后，日本国内资产受到挤泡沫、去杠杆的严重打压，企业长时间没有缓过神来。日本企业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挣扎、彷徨，全球化战略大幅度回撤。 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波及日本本土市场。退无可退的日本企业重拾全球化扩张之路，将包括制造业、物流业等在内的产业外移，形成了第二次产业大规模战略转移。 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对海外的收购数量和单笔的金额，远远高于80年代的对外收购。日本历史上金额最大的10个跨国收购案子，都是2000年以后发生的，日本企业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 怎么评价这两次产业大转移？ 1980年代，日本经济乘着日元升值的东风，向全球大肆扩张，实现了第一次产业全球化大转移、大布局。这次大转移，带着巨大的泡沫以及野蛮生长的冲动。泡沫危机爆发后，日本很多国外产业，被迫低价出售，大有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态势。不过，这次大转移给日后的国际化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以汽车业为例。日美两国政府从1979年开始围绕汽车贸易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对美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日本汽车厂家到美国投资设厂以及开放日本的汽车市场等。 从1982年开始，在日美贸易战和日本国际化战略的背景下，丰田、日产、本田、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投资生产。 开始时，日本企业遭受不小压力，成本增加，规模锐减。但日本车企还是顽强地在美国生存下来，并逐步建立竞争优势。日本在美国本地生产的汽车数量，从1983年6万辆、1984年24万辆、1985年36万辆猛增至1987年74万辆、1988年89万辆、1989年125万辆。 这次被动或主动的国际化，虽然艰难甚至凶险，却倒逼丰田、本田、日产、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成长为一家家国际化的汽企。美国原三大车企只剩下两家，丰田一度超过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车企，且具有相当的技术竞争力。 2000年之后，日本开启了第二次全球化大浪潮。这次全球化促使日本海外资产大规模增长，总资产甚至超过日本本土GDP总量。 2001年，日本海外总资产达到2.9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经济规模的75%；海外净资产1.5万亿美元。2011年，日本的海外资产和海外产业相当于日本本土的1.8倍。其中，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七大综合商社在2011年对外投资总额达397.5亿美元，大幅超过历史峰值293.8亿美元。 这两次全球化大布局，铸就了现在日本庞大的离岸经济。 很多人说，日本在海外还藏着大约两个“日本”的经济体量。这说明日本没有衰落。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成立。因为日本在海外有资产，美国、欧盟在日本也有资产，资产规模之间有抵消。 日本庞大的离岸经济能说明什么？ 日本企业向上游核心技术领域转型，说明日本在产业结构上优化。日本企业向国际扩张，形成庞大的离岸经济，说明日本经济国际布局上得到优化。 如今的日本，是亚洲唯一深度全球化的经济体，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日本从一个本土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强国。从规模上看，日本是萎缩了，但从质量上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量级的比较。 一个全球化发达经济体至少具备三种意义： 一是企业从本土企业晋升为跨国企业，这是一种质的飞跃。跨国企业具备全球采购、生产、投资、资产配置以及国际化管理的能力，具有更强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过去的企业在日本本土设厂、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欧盟。如今的跨国企业在美国设厂、投资以及资产管理。失去了国内市场的保护，与欧美企业同台竞争，反过来提升了丰田、日立、三菱等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下，日本的资产得到国际市场的检验。这一点极为关键。从GDP、产业规模、企业营收等任何一个数量指标来看，日本在过去三十年几乎没有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依然还在经济萧条之中。 但是，有一个前提容易被人忽略。30年前的日本经济属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其经济规模、产值，具有相当的水分和泡沫。当时的日本是“虚胖”，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规模。 如今日本是一个全球开放经济体，日本的房产、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资产，都在国际市场自由竞争中被重新估价。如今的资产规模，是被挤过水分的，是相对真实的。所以，表面上日本的经济规模没有增长，但真实资产实际上在增加，同时真实的竞争力也在增强。 就像同是150斤的人，一个病态虚胖，一个精干强壮，真实实力其实完全不同。这其实就是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完成蜕变。国际竞争给日本经济去泡沫，倒逼核心技术、国际化运营管理等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三是从贸易国际化向要素国际化、金融国际化，从互补型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变。二战之后，尤其是197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崛起，国际投资兴起，互联网及计算机浪潮，三股强大的势能推动经济全球化，从贸易国际化向要素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转变。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风格大切换，日本企业不得不顺应大势，从对外贸易转变为走向海外投资、设厂以及资产管理；另一方面，互补型贸易引发美日贸易摩擦日益尖锐，日本跨国企业推动美日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变，极大地缩小了国际交易成本。 日本车企在美国投资建厂后，本土生产数量日益增加。同时，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明显下降，从1986年343万辆开始逐年递减到1989年的243万辆。如今日本的跨国公司不再是本土生产及贸易公司，而是全球要素配置公司，在美国、欧盟管理着规模庞大的资产。 日本，作为亚洲最强的全球化国家，其国内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日本的国际化成就了这种自信，还是封闭保护了它的文化？ 在泡沫危机之下，日美贸易战加持，韩国、中国强势追赶，日本企业及经济对内转型升级，对外竞争求生。日本企业及社会失去了很多，如今不少企业仍再难回巅峰，工薪阶层承受着全球最大的加班压力。这一残酷的磨砺过程，算是对过去畅饮泡沫的一种惩罚。喝下去，拉出来了，才算度过劫难。 如果要问，日本在泡沫危机中失去了什么？日本最重要的失去不是GDP增长，而是百年一遇的信息技术革命的主导权。 基础科研计划 经济制度改革 日本企业及经济对内转型升级，及对外求生，都离不开政府的两大政策及改革：一是《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二是金融及经济制度改革。 掌握核心技术，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日本拥有重视教育及科研的传统。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日元钞票上不再印天皇，光荣上榜的有日本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女作家樋口一叶、生物学家野口英世、文学家夏目漱石。从1990年起日本对研发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便是最高的，到了2015年更是接近政府财政收入的3.5%。 不过，在泡沫崩溃后，由于资产和市场萎缩，企业在技术投资方面遭受打击。在经历1990年代的低迷、摸索和徘徊期后，日本政府开始大力支持科技研发，日本企业也加快了技术迭代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重点扶植基础科学及核心技术。199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已经吃尽了全球技术红利，企业竞争逐步转向核心技术及基础科学领域。 为了打破基础科研的瓶颈，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了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侧重增加有竞争力课题所需经费和培养1万个课题研究青年负责人。 2000年日本政府制定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未来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宏伟目标时，世界舆论曾一片哗然。近些年来，平均每年一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速度诞生。 在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6—2010）中，日本政府把重视人才培养作为基本理念，强调将研发投资重点从“物”转移到“人”上来，在发展科研基础设施的同时，吸引和培养国内外一流科技人才。 2011至2015年实施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日本政府将加强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比作“车之两轮”，强调以此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发展，并提出着重培养具有独创性的优秀研究人才。 2015 年，日本政府的科技投入约 3.4 万亿日元，大部分流向公共科研机构和大学。国立、公立大学支出研发经费 1.77 万亿日元，国立、公立及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支出 1.45 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每年保持在20%左右的增长，与美国相差不大。日本大学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预算的50%以上。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对基础科研的支持，与日本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一致。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投入，与企业向上游核心技术转移形成合力。日本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投入，及企业向核心技术转型，为什么没有带来经济规模递增？ 这里存在一个未知因素是，技术可能带来了规模效应，但依然还没有超过过去泡沫经济的规模，因此感觉不到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递增。另一个原因是，技术累积的过程，规模递增并不明显。如美国汽车产业早已进入市场饱和状态，在过去20年销售规模都没有明显增加，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还大幅度坍缩。但是，汽车技术一直都在进步，如舒适度、安全性能、驾驶体验等方面。但这些技术累积不足以触发汽车产业的技术革命，因此整个产业规模没有递增。若无人驾驶技术爆发革命，汽车产业则会迎来规模递增效应。 所以，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递增并不是平滑的，而是波浪式的、脉冲式的。 日本这轮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大多数都走向技术纵深领域，甚至基础科学。基础科研需要长时间的累计和大规模的投入，目前日本不少技术还处于累积阶段，尚未商用量产。 如日本打算将机器人技术广泛应用于养老市场，家用机器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当前，日本老龄化严重，1.27亿人口中，每4个人就有1个是65岁以上老人，养老看护需求迅速扩大。运用机械外骨骼技术，可以研发出病人和老年人“穿戴”的机械外衣，用以辅助病人和虚弱老人行走活动；运用人工智能和动力设备改造老人常用的购物小车，可以使购物车能够自行伴随老人活动，甚至辅助老人行走；家中的看护机器人还可以通过视频监控、智能识别和分析系统，判断出老人是否跌倒摔伤或突犯疾病，并且立即通知医护人员。 日本的老龄化正在倒逼技术革新。目前，日本维持极低的生育率，但生命质量比较高。日本是全球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也是生命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政府对基础科学的长时间投入，及转型的企业在上游核心技术的积累，到某一技术临界点或迎来规模递增效应。除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外，日本还对金融及相关经济制度进行了大面积改革。日本学界及政界在反思经济泡沫危机时发现，日本这套金融及经济制度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国际汇率的变化，以至于方寸大乱、患得患失，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危机。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建立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二战后，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改造，其中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取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一直到1990年代，日本的制度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这与日本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有关。 日本学者调侃这套制度为1940年体制。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开始着手改革。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6-2010年左右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修订，其结果是几乎修改了所有的法律。 修改的方向和蓝本明显是美国的体系，其中包括引入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日本这次制度改革，让自己国家成为一个在制度上距离欧美国家更加接近的国家，被一些学者称为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三次开国。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主要源于金融体系。金融政策失误制造了金融泡沫，大量企业、资金、个人疯狂投机炒楼，导致资金空转，经济空虚，技术荒废。 所以，这次改革首当其冲是金融制度，日本政府提出的是金融大爆炸改革。这是模仿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的资本市场改革。提出建设“free fair global”的东京金融市场的口号。 1997年日本通过了修订的《日本银行法》，该法案是日本规范央行的方案，1942年成立以来就没有修改过。1998年通过了《关于为了整备金融系统改革相关法律的法案》。2001年，《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法》颁布。 日本改革了二战后60年基本未变动的司法体系。2005年，日本把原来分散在商法、有限公司法等法律中的内容摘出来，形成了公司法并在2006年开始实施。2006年，修改之前的《证券交易法》为《金融商品交易法》。 1997年以后，几乎所有金融相关的法律如《保险法》、《保险业法》、《信托法》、《信托业法》等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修改法律的同时，日本也在大力推进金融业整合。1945年以后，日本形成了着名的六大财阀，分别为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这六大财阀的核心企业为银行和综合商社。 1996年，日本的财阀银行三菱银行和外汇专业银行东京银行合并，成为当时资产规模全世界第一大银行，拉开了日本银行业整合的序幕。 2000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宣布合并，成立瑞穗金融控股集团。 2001年，樱花银行和住友银行宣布合并。2001年，三和银行和东海银行等合并，成立了UFJ控股。2006年，东京三菱银行和UFJ合并，成立三菱东京UFJ金融控股。 日本的财产保险行业也发生了大规模的企业合并，形成了三大财产保险集团。 2004年，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和日动火灾海上保险合并。2010年，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和日本兴亚财产保险公司合并。2001年，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和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合并。 不仅仅是金融行业，钢铁行业方面，2012年新日本制铁和住友金融宣布合并。2002年，日本钢管和川崎制铁合并成立JFE集团。 日本政府通过合并形成大规模集团，不担心垄断、内幕交易、削弱竞争、阻碍创新吗？ 这就是上面修改的法律所要起到的监管作用。另外，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监督厅。金融监管厅成立，强化了金融监管，打破了二战后形成的“护送船团方式”的金融体制。 所谓“护送船团方式”，就是不允许有发展过快或者破产的金融机构，即“大而不倒”。 1997年11月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日本大型银行之一的北海道托殖银行宣告破产。这两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终结了“护送船团方式”，二战后的旧金融体制崩溃，一个更加强化经营效率和风险监管的新制度诞生。 日本执着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在家门口看到东南亚国家因金融体系的脆性而爆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并波及到自己。金融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是日本走出经济衰退，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基础。 历经泡沫经济后，日本从一个青涩、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蜕变为稳重、厚重的中年人。如今的日本在规模上不能过去相提并论，甚至机床、半导体、化工、电子等重要领域也滑坡。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泡沫退去，无数种核心技术的回归。一面是规模的缩小，一面是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升。 这一蜕变如浴火重生，痛苦但也必须承受。如今我们看到的日本：一个去除1980年代的骄傲与浮躁，更加踏实、低调、沉稳、韬光养晦的日本；一个正在从传统的封闭、刻板走向开放、合作的日本；一个上游核心技术底蕴更加深厚、更加全球化的日本。（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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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量投资局中局 “陷阱”存在庞青年投资的每个地方
【研究员】：wh
通过组装车辆、举行盛大的下线仪式，是庞青年在每一个地方的例行程序。2010年，庞青年宣布与宁夏石嘴山签约，计划总投资267.09亿元，在当地建设西北汽车集散中心。2012年1月16日，青年曼卡车举行下线仪式，由时任石嘴山市副市长主持、市长致辞。现场披着大红花的100台卡车，肩负着石嘴山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并没有给当地官场带来多大冲击。
【博览财经特稿】5月23日，《南阳日报》头版刊登《水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市委书记点赞!》一文，称水氢发动机在当地工厂下线，可通过车载水实时制取氢气，作为汽车的燃料。
多年前“水变油”的教训，让媒体对“水氢发动机”充满狐疑，在多方解剖下，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其在技术、成本和市场等方面形同闹剧。而庞青年则以商业秘密为由，未做更深层的回应。 在这起号称将投资81亿元的项目中，开业典礼上出现的水氢发动机，显然是整个项目的核心所在。而开业典礼，则意味着项目投资正式启动，南阳市似乎找到了一条产业转型的路子。 但尴尬的是，面对蜂拥而来的记者，庞青年宣称水氢发动机卡车运行中可以排除足以饮用的水，但实际操作时，没有一滴水掉出来。而租来的厂房，再次证实这台卡车，实际是从青年汽车总部金华运过去的。 通过组装车辆、举行盛大的下线仪式，是庞青年在每一个地方的例行程序。2010年，庞青年宣布与宁夏石嘴山签约，计划总投资267.09亿元，在当地建设西北汽车集散中心。2012年1月16日，青年曼卡车举行下线仪式，由时任石嘴山市副市长主持、市长致辞。现场披着大红花的100台卡车，肩负着石嘴山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并没有给当地官场带来多大冲击。 当地多名知情人士表示，这100台卡车是外地运过去的，然后在本地租用的厂房里，装装轮胎做做样子。 “和欺骗石嘴山的套路一模一样，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庞青年还在玩。”石嘴山市一位李姓官员看到南阳“水氢发动机”新闻后如此感叹。 相比之下，鄂尔多斯的投资堪称巨量，内部协议显示，庞青年仅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计划投资就高达742亿元。“截至目前，庞青年在鄂尔多斯只建设了一个组装车间，通过下线仪式让所有人相信他的投资真实性。”曾参与庞青年项目的高先生表示。 同样的一幕在六盘水、济南、泰安、连云港等地也曾上演。公开资料显示，庞青年曾扬言这些地方分别投资100亿元、120亿元、100亿元、27亿元。 每一个仪式则注定了这个城市已经陷入或者即将陷入无穷的麻烦之中。初步统计，庞青年在这些地方以画大饼的方式承诺的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 被神化的庞青年 庞青年头顶着企业家、经济师等多个头衔。但据庞青年的故交回忆，庞小学文化，放羊娃出身，文化水平较低，读书写字都较困难。然而他口才极佳，四个小时的讲话，不用打一个字草稿。 “他基本不认识字，就连签字也是由秘书来完成。”一位与庞青年共事两年的周先生透露。 这个细节未能得到庞青年的证实。像南阳“水氢发动机”事件爆发后，在政府的推动下庞青年接受了媒体记者采访，而在诸多危机中庞青年直面的次数并不多。现场可以看到，这个叼着香烟的浙江男人，和普通人并没有多少区别。 而在其公司领导层和与其有过接触的人的描述中，庞青年则是神一般的存在：“手臂过膝异于常人”；“庞青年在冬天到了北方，冬眠的蛇都被震醒过来”；“他如出现，大雨骤停天气变晴”…… 传闻中，2012年1月16日，石嘴山青年曼卡车举行下线仪式，彼时大雨倾盆。直到庞青年出现后，天气马上变晴，天上出现彩虹。查询发现，当时天气历史资料显示为晴天。 在神秘传闻的加持下，庞青年所到之处均被奉为座上宾。起步浙江的庞青年，在全国各地的办公楼里面均会挂上尺寸在1米以上和中央领导的巨幅合影，以彰显他与上层关系的紧密。 “他在私下是否会给有些官员许诺什么，不得而知。”上述李姓官员表示。这些合影主要是庞青年追随领导在国外的商务活动，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合影并不能说明什么。 不过，在庞青年一旦与某地反目时，这些合影马上被束之高阁。在石嘴山国马科技公司，曾经挂在墙上的巨幅照片，如今已经随意堆放在公司四楼，任由灰尘侵蚀。 庞青年通过树立对内的神化形象和对外的神秘身份，在现实与虚幻、商业与政治之间的辗转腾挪，在各地攻城略地投资超过1000亿元。 “庞青年不停地在玩着老鼠戏猫的把戏，因为都是选择从病猫下手。”在石嘴山的招商引资项目中，曾被卷入与庞青年合作的吴先生这样概括。吴先生表示，庞青年自己并不能完成这些“把戏”，他的所有套路均来源于背后的法律团队。而这个法律团队的厉害之处，已经从各地政府在投资失败后保持缄默得到印证。 石嘴山只是其中一个案例。《中国经营报》之前多次披露，石嘴山市政府将国有煤矿和五处尾矿治理工程在庞青年承诺的投资未到位的情况下，提前配套给了庞青年。但3年后，石嘴山汽车项目“见首不见尾”，配套给浙江青年汽车的煤矿和尾矿治理工程却被卖了，变现金额高达10亿元。 据内部人士透露，庞青年案件爆发后，石嘴山市政府也曾召集警方试图采取措施，结果发现，当初的协议条款让政府处在违约之中。石嘴山市政府只好就此罢手，而留给石嘴山的麻烦至今还在持续。 这样的协议陷阱存在于庞青年投资的每一个地方。在众多有始无终的投资计划中，庞青年总能安然无恙，这也让希望维权的地方政府知难而退。 难以实现的协议 熟悉庞青年套路的人都知道，南阳投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万幸的是，《南阳日报》的一个报道挽救了南阳市政府。”上述吴先生表示，协议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根据政府信息，庞青年在南阳的投资规划产能为单班10万台/年、三班30万台/年新能源乘用车(含水氢乘用车和氢能乘用车)，3000台客车、3000台卡车及3000台氢发动机(含水氢发动机及水氢反应物生产)，该项目首期投资81.63亿元。 项目才刚刚开始，南阳市政府已经沦为“打工仔”。公开资料显示，南阳市已经支出8000万元采购了72辆氢能公交车。双方的协议约定，南阳市政府负责销售价值高达50亿元的氢能源大巴1000辆、氢能源物流车5000辆，并通过政府平台出资40亿元支撑青年汽车氢能源整车生产项目。 关于“水氢发动机”的实用性，目前舆论和专家已有共识，留给南阳市政府要思考的问题只有两个：销售任务能否完成和40亿元配套资金能否到位？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未来谁是违约的一方。 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偏远地市，南阳市2018年财政收入为307亿元。“政府可能会动用财政资金来购买部分车辆，但剩余的车辆必然摊派到有关企业，当地有这么大的需求吗？”南阳市一位政府人士表示担忧。 这样的协议是如何签署的？目前不得而知。 协议执行本身就存疑，而庞青年的投资更加存疑。目前，庞青年已被列为老赖，尽管庞青年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对外债务不多。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不完全统计显示，庞青年控制的公司涉诉超过1000起，被判赔付金额超过100亿元，其中最大一笔46亿元，最小的10万元。 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孙建章认为，庞青年投资款来源是个大问题，要么是把本应该履行的法院裁定、判决的资金转移了，要么空手套。“前者涉嫌拒不执行裁定、判决罪，后者涉嫌诈骗或陷入合同纠纷。” “水氢发动机”事件爆发后，工信部针对南阳市购买的氢能源车辆回应称，截至目前，仍未收到青年汽车公司该车型的产品准入申请，该车型未获得产品公告。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这款车型不能生产销售和上路行驶。 即便“水氢发动机”没有被媒体报道，如果继续推进该项目，南阳市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必然会陷入违约。“地方政府会碍于面子，最后只能以合同纠纷来消化。”孙建章认为。 一个曾经对庞青年汽车项目招商引资失败的地方职能部门在内部作过总结报告（简称“《总结报告》”），称庞青年通过签订显失公平的投资协议，夸大自身履约能力来诱导地方政府。 急功近利的招商 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招商心态，为庞青年提供了机会。《总结报告》载明：“庞青年在与地方政府洽谈投资合作时，往往以‘做大汽车产业，高投入，高回报’，拉动地方经济作为诱饵，使地方政府承诺了一些难以实现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为了能够顺利引入投资，花大力气平整土地等基建项目。” 招商引资的结果显而易见。《总结报告》中这样描述：“当地政府不能及时配置煤炭资源、提供委托贷款或者答应其他苛刻条件时，青年汽车则会以地方政府不履约为由，拒绝项目推进，致使项目久拖不决。” 截止到目前，南阳引进庞青年的内情不得而知，南阳氢能源汽车项目协议具体情况也并不明朗。不过，石嘴山的教训足以说明，政府部门招商引资的心态值得反思。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石嘴山市为了引进庞青年画下的267亿元投资大饼，当时的石嘴山市主要领导紧急指令市政府秘书长带上公章，连夜从石嘴山赶到青年汽车总部金华签约，在宾馆签下7份至今都不敢公开的投资协议。 缺乏对协议的可行性论证让石嘴山市尝尽了苦果。政府审计文件显示，石嘴山市将矿业集团具有合法采矿手续的正义关等煤矿以低价折算与庞青年成立了国马科技公司，庞青年迅速将注册资金转走后，短短的两年时间在石嘴山掏走了高达10亿元资金。 就在同一时间，庞青年又在相隔不到400公里的鄂尔多斯启动742亿元汽车项目投资。当地政府与庞青年签订的10份协议显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府为了引入庞青年的项目，越权将13亿吨煤炭资源的探采矿权配置给庞青年。 “大量的漏洞、违法违规、专业性错误等都出现在协议中。”当地一位知情人士看完协议后表示。 为了让项目尽快投产，当地政府向银行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借给了庞青年。在庞青年撤离后，当地政府通过评估发现，留给鄂尔多斯的只是一个组装、拼凑整车的组装车间，总投资只有3000万元，而项目公司的营业范围根本就没有汽车制造。 “就是给政府摆样子，给投资人摆道具。”知情人士介绍。而3亿元委托贷款本来由庞青年和当地政府共管，结果也被庞青年转走了，加上利息，当地政府承担了5亿多元本息风险。 同样在2011年，庞青年在六盘水计划投资100亿元，占地2500亩的汽车制造、玻璃制造、煤化工等项目举行了开工仪式。内部文件显示，当地政府在投入1.44亿元后，庞青年方面提出需要15亿吨煤炭资源。由于要求无法满足，2014年5月，六盘水政府方面只好以900万元补偿解除协议。 天量投资局中局 如果说庞青年从一开始就想欺骗地方政府，这对他似乎并不公平。庞青年对汽车梦的痴狂与执着，是显而易见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青年汽车官网资料介绍，该集团下设商用车集团、乘用车集团和汽车部件集团三大子集团，是一家生产、销售NEOPLAN客车、MAN重型卡车、莲花轿车及汽车零部件的综合性汽车工业集团。 2008年是庞青年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是北京奥运会，青年汽车揽下北京奥运会招标800辆订单中的500辆。 从2005年11月起到北京奥运会结束，在北京市政府、北京公交集团4次全球招标中，青年汽车中标1300多辆奥运用车，占到北京低地板车的59.1%，打败了众多国外客车巨头。 北京奥运一战成名，国际订单纷纷涌向青年汽车所在的浙江省金华市。此前，庞青年在济南、泰安、六盘水的投资均有进展，这其中包括济南莲花轿车批量投入市场，在贵州与贵航集团合作。 而奥运会后庞青年抛出了444亿元的投资计划，在其野心膨胀的推动下，庞青年开始了“大跃进”式的投资，其中包括对石嘴山、鄂尔多斯等地千亿元投资。按照庞青年公开的说法，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厂，要扩大实力，就要善于“借力”。 千亿元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2010年到2011年。其间，庞青年启动的瑞典萨博汽车收购计划的失败，最终让庞青年倒在了造车梦的路上，巨额资金的流失让其国内投资计划成了“大饼”，“借力”则演变成了套取地方资源的套路。 2011年，庞青年实际控制的青年汽车，以收购萨博汽车成功并在鄂尔多斯投产为条件，与鄂尔多斯市政府签订协议、投资建厂的同时，由鄂尔多斯市政府配给青年汽车两项分别为6亿吨和7亿吨的煤炭资源。 诉讼文件显示，青年汽车在收购萨博汽车中投入4345万欧元，其中2100万欧元以质押担保获得了并无价值的萨博凤凰技术平台，未收回的资金高达2245万欧元。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庞青年在这起收购中损失资金超过4亿元人民币。 这笔投资对于当时的庞青年来说是致命打击，石嘴山和鄂尔多斯项目由此搁置，以至于有人说：“庞青年被骗了，如果不把资金用在收购萨博上，这些项目可能会做起来。” 待解的困局 庞青年在收购萨博汽车失败后，资金链断裂，曾经勉强维持的局面被打破，套取地方资源的问题也随即暴露。在这些天量投资纠纷中，地方政府中唯有济南高新区对庞青年进行了诉讼。 2016年12月29日最高法判决书显示，济南高新区管委会与青年汽车约定，青年汽车投资13亿元建设18万辆轿车项目，管委会为此给予资金扶持，投入5.3亿元。“因该项目停产，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青年汽车被要求赔偿5.3亿元。” 判决书显示，法院支持了济南高新区管委会的请求，但截至目前庞青年并没有履行。在鄂尔多斯市投资期间，庞青年以收购萨博汽车的名义将政府配置的煤炭资源以31亿元转手卖给另外一家民营公司。 庞青年收购萨博汽车失败后拒绝退2亿元定金，该民营企业以庞青年虚构了成功收购萨博汽车为由指控其诈骗。2013年12月16日，白山市公安局以庞青年涉嫌合同诈骗罪刑事立案。 该案经吉林市公安厅、公安部多方会商确认刑事立案有依据，却遭到浙江方面的极大抵制。当时的红头文件显示，庞青年被立案后，青年汽车集团总部所在地、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浙江省金华市人大常委会等部门以《关于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涉嫌插手经济纠纷的报告》发函支援庞青年。 其间，有一退休领导转呈上述报告并手写信函给有关部门负责人，要求公安部关注。在多方权力角逐下，庞青年诈骗案至今悬而未决。相比老赖庞青年死而不僵的境遇，很多人因为庞青年或丢官或进了看守所。 为了防止庞青年继续掏空国马科技公司，2013年，石嘴山市以行政手段关停了具有合法手续的正义关等煤矿。正义关煤矿曾经吸纳了高达30亿元的民间投资，在引进庞青年之前，这些投资人倾其所有过着平静的日子。 在庞青年进入石嘴山后，正义关煤矿被划归庞青年和石嘴山市合资成立的国马科技公司，庞青年掏空国马科技公司被发现后即撤离石嘴山，而为了防止庞青年继续获得利益，正义关煤矿被关闭了。 为了生活，当初正义关煤矿的那些投资人多年来一直和政府部门纠缠并偷偷挖煤，有的投资人则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在贺兰山生态治理大环境下，正义关煤矿以环境治理的名义正式于今年5月被吊销采矿证。 就在5月23日爆出南阳“水氢发动机”的当天，石嘴山市政府召开正义关煤矿关停和补偿动员大会，石嘴山市还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公司股权结构，截止目前，庞青年方面还拥有对国马科技公司70%的控制权。（大智慧破解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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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9 2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