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研究
不被看好，却蒙垂青！37年，深圳一直是个意外！（上）
【研究员】：
1994年3月14日，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今天看来，胡鞍钢的言论之所以能有恃无恐、持续发酵，并非因为他巧舌如簧地利用了人们对于经济特区的误解、偏见、“红眼病”，而是因为1993年5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成为当时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80年代以来，以放水养鱼、放权让利为目标的五花八门式的财税激励措施，要统一到全国一盘棋的“分税制”上来。难怪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会成为胡鞍钢攻击的头号目标。尽管后来的浦东开发优惠政策继续，今天的各个自贸区优惠政策继续，那又怎么样呢，谁来较这个真？
不被人们看好，却蒙上苍垂青。37年，深圳一直是个意外！
先有蛇口，后有深圳。
“蛇口之父”袁庚选中蛇口的原因，据说是这里靠近电网，有用电的便利；靠近白坭水库，有饮用水便利；这里占用农田不多，离蛇口镇不远，生活供应比较便利；还有就是水陆交通条件不错，蛇口、赤湾都适合建港。
其时是1978年10月。今天的深圳在当时还叫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县，县城就是深圳镇，蛇口则属于宝安的另一个公社。
1979年1月31日，刚刚过完春节，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一起来到李先念副主席的办公室。袁庚汇报了招商局的发展史和招商局在蛇口设立工业区的设想。他拿出地图，请李先念看：“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袁庚一看，很大一块地方，足有30多平方公里，他惊呆了，大概算了下，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袁庚没敢要这块30平方公里的地块，只敢要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的区域。
袁庚当时实际上是中国百年名企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掌门”。
就是这样一家厚重的民族企业，就是这样一位睿智的企业掌门，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最初也仅仅是为了解决招商局自身发展问题才想到要在一水之隔的蛇口获得一片不大的、相对便宜的工业用地而已。他遵循商业常识运作，却促成了一轮又一轮影响至深至远的商业启蒙。蛇口，成了深商最早的“黄埔军校”，袁庚也成了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深商教父”。这一切，都是始料不及的，即便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如此。
连袁庚都是这么说，还有谁敢说自己一开始就对深圳的未来早有先见之明？
如果说，蛇口开发，尚属企业行为，那么深圳建市，就是国家意志了。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通常是这一天，而不是宝安县改深圳市的那一天，被后来的深圳人作为“深圳生日”纪念。
两年之内，深圳的规格连升三级。
看一个城市的理想，就去看她的规划，最能体现当时深圳人远大理想的莫过于“深南大道”了。
有位美国老华侨在广播上听到深圳建立特区，写信给深圳市领导：“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规划设计部门随即提出将路面加宽到50米，宽度增加7倍！很多人目瞪口呆：当时特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汽车也不多，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
得悉在建中的电子大厦居然遮挡了这条大道的宽度，梁湘自然难以接受，下令暂时停工。但项目投资方已经投入巨资，无奈之下，电子大厦还是复了工。从此以后，电子大厦就成为人们反复讲述的深南大道之憾。今天，走在深南大道上，如果你留心，会发现电子大厦是靠近深南大道最近的建筑，这一段的人行道都因此收窄了许多。
自1980年到1993年，30公里长的深南大道，用了13年时间才全线贯通。对于这座城市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的确是漫长的。
中国的城市建制、道路宽窄从西周开始，就按照京城、郡城、县城的权力等级依次排序，不得僭越。当设计部门提出深南大道路面要修50米宽时，激起了巨大反弹，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在当时50米的路宽在其他大城市都是难以想象的，“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修来是资源浪费嘛。”怀疑、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主张深圳要“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的“莽汉”梁湘在考察国外城市规划后力排众议，不但守住了50米，最终还更“大胆”地在总体规划里把深南路的宽度敲定在60米。郁万钧回忆说，当年争论深南路到底要修多宽这个问题，其实争论的对象已不仅仅是一条归类于“三通一平”的大马路，更多隐含着的是当时大家对整个特区发展战略、方向等观念上的碰撞和思考。
要知道，深圳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偏远之地，是中心之外的边缘。当初选择深圳建特区，一部分人支持她，是因为深圳离香港近，离资金、市场近，离现代文明近；另一部分人容忍她，就是因为深圳地处偏远，又是个小不点的地方，搞搞小试验也无大碍。彼时人们来深圳，就象投奔异国他乡，长途汽车，长途火车，多次辗转，一路颠簸，跟五月花号上的美洲移民何其相似乃尔。
深南大道作为与长安街、南京路媲美的城市标志性大道，从最初的7米宽到后来的160米宽，从开始的2.1公里到建成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见证的不仅仅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倔强生长，更是中国社会机理的深刻变革。
三问：深圳东海岸有多远？
他主持的香港招商局，本业是航运。招商局到深圳圈地搞开发，选址自然要在海边。因此，东部的沙头角、大鹏和西部的蛇口都曾经是袁庚的选项，据说也都得到广东省主管领导的认可。从个人感情来看，袁庚肯定更愿意选择位处深圳东部的大鹏老家，那里的乡亲们穷困潦倒，巴望着他能带来投资机会，他自己也更能找到衣锦还乡的感受。但从区位、基础配套等方面看，位处珠江口东岸、南山半岛南沿，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
深圳更东部的大鹏湾，则因为其偏远，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选址。
大亚湾核电站的商业价值到底有多大，可以查看财务报表，大亚湾核电站对于深圳东部海岸的负面价值也许就难以估量了。
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具有海派气质的城市是宁波、温州、泉州、厦门、汕头和香港。宁波古城并不滨海，但是大宁波是滨海的，中古时期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之一就是中国明代时期的宁波海域。温州、泉州、漳州，以及潮州的樟林古港也都曾经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古泉州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繁华景象超出现今许多人的想象。厦门、汕头、香港则是近代以来崛起的中国滨海城市。厦门鼓浪屿的别墅群绝大多数是南洋华商的私家宅邸，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由南洋商人陈嘉庚个人捐建，这些有地中海风格的近代建筑中西合璧，流风遗韵，影响至今。汕头因为处于韩江、榕江、练江共同的出海口，作为新兴的近代商埠，迅速崛起，取代了潮州在潮汕地区首府地位，以至今天的潮州人还为此耿耿于怀。
深圳的西海岸是内向的，熟稔的。当年蛇口开发的一声炮响，给斗私批修的中国内地，送来了久违的商业文明。那种开天辟地的感觉，虽然震撼无比，但其实并不陌生，完全是在内地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范围之内，对于菁英分子而言，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掌控。一个半世纪以来，多少惊涛骇浪，早已经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锤炼了中国人的神经。不就是把蛇口港打造成近代的黄浦港吗？招商局在长江口搞得，在珠江口就搞不得？不信这个邪。正是有了近代化经验的底气，才有了蛇口现代开发的勇气。
东海岸则不然。
东海岸的大梅沙、小梅沙，是早年间深圳人看海的地方。许多人是带着青岛、北戴河的海滨浴场印象去到大小梅沙戏水的。对于那些刚从内地过来的NEWCOMER来说，这种小儿科的沙滩戏水已经是刺激、新奇的人生体验了。大多数“深圳佬”就是靠这样的经验打底，再去旅游巴厘岛、夏威夷，并且做到了气定神闲。深圳人就是这样，他们对深圳东海岸的了解大多止于梅沙、南澳、大亚湾。当《中国国家地理》把深圳最东端的海柴角列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的时候，许多老资格的深圳人都认为这只是炒作。他们没有去过海柴角，他们也没有去过几个真正优美的海岸。
香港人把房子建到山顶，南洋商人把鼓浪屿这个荒岛建成琴岛，设若深圳人也想在中国最美的东海岸筑家栖息，他们首先就得面对与核电站为邻的事实，谁叫那时的东海岸在主事人的眼里是遥不可及的边远呢？
经济特区诞生伊始，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就如影随形。80年代，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这场争论长达10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把他对“左派理论家”的严厉批评昭告天下，这场争论才偃旗息鼓。
1994年3月14日，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应邀到中央党校去对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胡鞍钢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第一次予以公开。结果，“特区不特论”像在滚烫的油锅里洒了几滴水，现场立即炸开，各省市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领导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1994年10月，胡鞍钢又跑到上海“放火”烧山。
胡鞍钢直截了当地对上海人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所致。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致。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
对于胡鞍钢的步步紧逼，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方面已经以相当高的姿态保持了半年多的沉默。人们都认为，深圳不可能反唇相讥。因为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1992年在特区讲过的那句“不争论”的话，当时邓小平很自豪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后来还有了那句“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的民谚。
争论到1995年秋天就归于沉寂，胡鞍钢的逻辑早有人归谬：
今天看来，胡鞍钢的言论之所以能有恃无恐、持续发酵，并非因为他巧舌如簧地利用了人们对于经济特区的误解、偏见、“红眼病”，而是因为1993年5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成为当时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这次财税体制改革有两个要点：一是统一税制，二是增加中央权重。80年代以来，以放水养鱼、放权让利为目标的五花八门式的财税激励措施，要统一到全国一盘棋的“分税制”上来。难怪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会成为胡鞍钢攻击的头号目标。尽管后来的浦东开发优惠政策继续，今天的各个自贸区优惠政策继续，那又怎么样呢，谁来较这个真？
五问：深圳，你被谁抛弃？
1997年，香港回归，深圳经济特区特下去的一大理由——照应香港回归——似乎已经不是理由了。那么，香港回归之后的深圳何去何从？你对深圳的未来是看好还是看衰？你之于深圳，是到来还是离去？坊间所谓“深圳主义者”的自觉，深圳人对于深圳城市命运的理性思考，实始于此时。1997年6月来到深圳的金心异，后来写了篇网络长文《深圳，你是到来还是离去？》，并与网络名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各持“乐观”、“悲观”姿态，互为“黑白脸”，长期争辩。同样于1997年来到深圳的老亨，也是基于对“深圳问题”的执着，创办“一切与深圳有关”的因特虎网站，专议深圳人、深圳事，并由此酝酿提出“深商说”。“深圳主义”，一时洛阳纸贵。
2001年，《北京青年报》记者汤正宇发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谁是中国未来“经济之都”？》的报道，瞬间把雨打芭蕉的城市比较变成了一场城市论争的狂风暴雨。文章直指：“珠江虎”不敌“长江龙”，中国经济重心正在北移上海、北京。北上广深的城市竞争再也摁不住、藏不住，由此公开化、白热化了。
文章作者从民间视角出发，通过资讯的收集与分析，发出了深圳面临衰落的“盛世危言”，把一个人人有所觉察、但大家都不便言明的“潜话题”推向了前台。
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通过南方都市报的牵线，与“我为伊狂”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平等对话。其后，国务院调研组再次约见“我为伊狂”，认真听取真正来自民间的意见与呼声。
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曾是各路人才争相涌入的热土，导致中西部省市一度有“孔雀东南飞”之怨。
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体披露，招商银行迁址上海一事正在全面论证之中。另外，中信证券总部拟回迁北京，才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总部已迁往上海，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把采购总部由深圳北迁到上海。
《抛文》开篇之后就直问“深、沪之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譬如金融业，主板市场归并到上海交易所，深圳失去了新股发行权，允诺给深圳的创业板却迟迟不能推出。黄金交易所在上海开业，深圳期货交易所却被撤并。
“抛弃论”是对“特区不特论”的民间回应。有点悲情，有点愤懑，有点黑色幽默，有点正话反说，却绝没有破罐破摔，而是饱蘸“深圳主义”的激情与热爱。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深圳人不曾遇见过的。深圳话语权不再被垄断，网络化、民间化的深圳话语，有自己的句式，有自己的验证方式，也有自己影响城市、商业和社会的独特模式。
2003年8月22日，金心异以近5万字的篇幅撰写了更长的网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承认：1992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十年。这个崛起过程中最大推动力主要是：中央政府及民间对上海“中国经济龙头城市”形象的极力塑造，台湾ＩＴ产业对上海的热捧，以及跨国公司对上海旧梦的依恋心态。但是不幸的是，与“上海运动”同步进行的，还有一场“妖魔化珠三角运动”，这对大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及国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文章更以详实的资讯、意见和建议，透析珠三角整合之不足、整合之必要、整合之可能、整合之策略、整合之路径、整合之愿景蓝图与操作手法及步骤，至细至详，大展民间智库的魅力。文章建议以“穗港走廊”的概念来取代“香港中心论”或“广州中心论”，消弥珠三角的龙头之争。此中智慧，时任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的阎晓培就高度认可。阎晓培后来调任深圳市副市长，发展金心异加入了她所在的致公党。由福田区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到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的参政议政经历，见证了民间话语、民间智慧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影响，是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呙中校的“抛弃论”言官方难言之隐，申民间不屈之义，引来国务院调研组专题调研，是亦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如此这般的城市，谁得而抛弃之？
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企业总部的可能外迁是“抛弃论”的重要表征，以至于后来每每指陈“抛弃论”不成立，都以这些企业总部依然安守深圳作为反证，却无人深究：是企业外迁引发了“抛弃论”，还是“抛弃论”阻遏了企业外迁？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终未能进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商业力量的崛起，滨海之地先近商，广东开始由农业文明的边缘转而成为商业文明的高地。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最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这是粤商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商业龙头老大的角色。然而，这把老大交椅还没坐热，就被当时还只是个小弟的上海夺走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地缘优势，从小小的凇江县一下子跃升为中国乃至世界性的商业中心。
反观广东，第一个剿丝厂、第一个织布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电信局、第一个银行、第一条铁路……，无数近代商业的第一都是因为粤商的参与，但是当上海后来居上的时候，广州却在一场大火之后一蹶不振。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似乎在经历另一次轮回。改革开放自广东始，自深圳始，成千上万的人们南下广东，投奔深圳，他们在早期的改革开放中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打造出平安、招商、中兴、华为这样的深圳名企，现在却有可能因为浦东开发而北迁上海！正是因为“抛弃论”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这种可能，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也促使人们深思：现代商业文明女神的裙裾扫过广东之后，会不会又在上海飘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备产生伟大商业城市的条件？广州、深圳是否仅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昙花一现的商业奇葩？岭南到底有无成为伟大商业中心的天赋条件？万千菁英，是该继续南渡，还是应该北归？
在对中国商业历史和商帮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老亨注意到，曾在《史记》中写过《货殖列传》的司马迁，对楚越之地为何“不是经商处”，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以南、楚越之地，自然条件比较好，人们不耕、不织，尚不至于饥寒，商业就更无必要了。沂泗以北，秦夏梁鲁，天灾人祸的，必须常备不时之需，所以平时要加紧耕作，发展农业；养蚕织布，发展工业；仰机取利，发展商业。
岭南则不同，岭南的物资救不了北方的急。逶迤峻峭的南岭是南北交通的肠梗阻，南越的物产无法通过古代陆运系统或自然水系大规模向北方输送，只有看起来比较希奇古怪的轻巧物件如珍珠、玛瑙、象牙、香料、海外器物等，才可以翻山越岭，抵达北方宫廷大院，获得王公贵族的青睐，赚取价值不菲的回报。广州，就是因为既能将夷人势力屏障于外、又能将番邦珍奇纳贡于上，才得以成为中国两千年不曾关闭的对外贸易商埠。
当农业传统过于沉重，商业新苗无法在本土萌发的时候，广东成为嫁接外来商业文明的枝桠，这一点，是太史公也未曾料想得到的。
早在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
盛唐时期，每日到达广州的海外商船11艘，一年4000多艘。每船载200人，一年有近80万客商抵达广州。诗人刘禹锡因此感叹：“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宋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称：“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市的船只多”。
昔日广东商人得自海外贸易的确切财富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可以推算出十三行行商们的财富：他们多居住在广州关西，历史上“关西大屋”800余座，今天还有几十座残存。通过大屋的排场，可以推算出屋主的殷实程度，依次类推，不难想象“行商”的财富实力。但是那些不受官方控制，被视为“走私”的民间“帆船贸易”，他们的贸易利得就无法简单地估算了。
正是因为商业利益比皇恩还要浩荡，重商轻官在岭南蔚然成风。徽商其实是重仕轻商的；晋商对经商看得过于严重，让人轻松不起来；江浙商人在读书作官还是下海经商方面的内心挣扎，着实让人痛苦；惟有闽粤之人，视经商做生意为当然，粤人尤其觉得天经地义，无可置辩。
粤人重商，但是粤地能否成为商业文明的重心却是个疑问。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纵横、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而无便捷通畅的腹地，即使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所以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是大势所趋。
不仅是重商的传统和新兴工商业技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粤人对西方文化的宽容，对内地移民的宽容，最终也结出了善果。英国人把西方商业制度成套地搬到了香港，而深圳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理想、有文化企图、有成建制的创新愿望的。这些传统粤商的短处被外来者和后来者悉数弥补。有此之故，新粤商完全可以承接中国文明重心的继续南移，并悄然将商业基因成功地植入以往的农业文明的母体。我们都会是这一历史壮举的见证者。
香港，是深圳的开始，也将伴随着深圳的未来。
当年深圳设为经济特区，是因为濒临香港。
深圳被看衰，也因为香港。
关于香港，早年间有两本脍炙人口的小说，《大班》和《望族》，英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写的。前者关于香港开埠，后者关于香港商行。如果再看看美国人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教父》，通俗意义上“香港故事”就差不多尽收眼底了。
《大班》就写了一个这样的大班故事。彼时的香港是一决贫瘠的不毛之地，完全无法耕种，因此满清朝廷毫不以为意的以之消灾，然而横行在南中国海的英国大班却深深的了解，这是踏入中国的门户：沿海而上可由大沽口直取北京，直指清廷的咽喉；据险而守则是四处活动的最佳根据地。他们也知道，这个小岛是扼守东西交通的枢纽，往东航经太平洋可达美洲，往西经过马六甲海峡可达欧洲。此外，它还是躲避当地随时肆虐的台风最佳的避风港。集诸多优点于一身的香港，终于被慧眼识英雄的英国海盗用他们抢来的钱贿赂议员们影响政府决定后，成为英国的囊中物，并最终成为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明珠。
小小的香港，为何吸引了八方神仙？因为“这里是亚洲的十字路口”。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1997年间，香港曾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中，香港亦遭日寇蹂躏。二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被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把华人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优势合二为一，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及完善的法制闻名于世，有“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等美誉。
小说《望族》中有这么一段，大老板奎伦·戈恩特告诉新到香港的美国商人巴特利特：
“比新加坡还强吗？”
“胜过马尼拉吗？”
“比起东京呢？”
今天的情形，与《望族》所描述的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已经大大不同了。但是有一条道理是相通的：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做成什么样的事；聚集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城。
首尔和台北的面临问题是一样的：尽管韩国和台湾的社会经济基础都不错，但是本土人才的基数都不大。台北曾经有过雄心勃勃的“亚太运营中心计划”，但是受制于海峡两岸关系，无从施展。首尔的国际运营空间也受制于东面的日本和西面的中国，自我发展则有余，斡旋国际则不足。这是首尔和台北不及香港的地方。
东京是无可争议的亚洲大都会，但是无论东京如何强势，其宿命只能是亚太势力中一方的领地，断难成为各方势力折中斡旋之地。日本文化的固执与偏狭，注定“东京将永远只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与《望族》中奎伦·戈恩特所描述的殊无二致。日本人的孤岛心态，允许自己出击世界，难以做到悦纳世界。日本近代教育起步很早、持续发展得也很好，S级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号称国际超一流大学；国际一流大学竟有九所之多：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一桥大学、东北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早稻田大学，都囊括在其雄心勃勃的“超级国际大学计划”之中。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日本具有容纳世界的胸襟。
香港的前途不是单挑，而是双打！
香港熟悉英国人的游戏规则，香港也会变通英国人的游戏规则，譬如香港马会就很有香港特色，与英国皇家马会有极大的不同。香港人渴望有自己的主场，但是香港开埠伊始，就是个被治理的城市，即使悉心栽培，高度自治的养成，也非一日之功。香港不能去做扩大东西方分歧的事情，而要去做东西方有共识的事情。东西方都信赖，乃至依赖，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却难以替代，这就是香港的全球战略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在深圳河南岸、到香港鸡公岭脚下的开阔地带，开办类似牛津、剑桥、哈佛这样的研究型大学集群，就是很好的战略选择。深圳、香港、中国、亚太，最缺的已经不是工厂、商场、金融城、摩天大楼，而是全球性的顶尖人才、全球性的顶尖思想和创意。香港已经有了很好的大学基础，港大、中大、科大、城大，证明香港办大学是不错的。但是这些香港大学还不够大，不够有雄心壮志，还在香港600万人的小圈子里打转，没有以全球视野来做大的规划。没有下死决心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印度理工大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还没有看到自己相对于北大、清华、复旦的比较优势，更没有看到亚太经济的强劲崛起迫切需要像牛津、剑桥和哈佛这样的东方大学来作支撑。这样的东方大学，最有可能出现在香港。香港及华人社会庞大而热情的教育捐献可以在这里沉淀，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可以在这里栖息，亚太地区最好的创意可以在这里孵化，中华文化、东方文化与西式的文明可以在这里充分融合，并孕育全新的可能。
愿我们的想象力，不输于早期的香港大班们。
发表于 2017-9-4 09:07: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