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决策周刊2019.7.15 周一 wh

主编点评
【本期主编】：WH

《诺亚站在风口浪尖 “商界木兰”的商业帝国分崩离析》：从诺亚的公开声明及流传出来的汪静波的内部信中，都提到向承兴国际相关方就其与京东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提供供应链融资，从而发生了风险情况。内部公开信显示，歌斐资产在该基金存续管理中，已经提前采取各项法律措施，保障基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从汪静波及诺亚方面看，虽然并未透露基金设立的架构及底层资产，但均提及是基于京东的应收账款债权而提供了这笔融资。

不过，京东方面回应称，与此事无关。京东集团就承兴事件作出情况说明，称广东承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京东的普通供应商，在京东有一定的业务。在京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承兴涉嫌伪造与京东等公司的合同进行诈骗。就此，京东已经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热点聚焦




从5G到垃圾分类 中国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制度升级
【研究员】：wh

与5G升级类似的是，汽车业也在推行新的技术标准。中国近年出台了“国六”标准（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大力鼓励新能源汽车。不过，与5G技术升级备受期待不同，今年中国汽车业可谓“冰火两重天”：一边是汽车整体销量大幅度下滑，汽车驶入寒冬；一边是互联网、房地产等造车新势力大举进入新能源汽车。汽车业的技术升级能否激发一波市场红利？与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升级类似的是，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工厂环保标准、城市美化标准。各大城市正在大搞城市更新项目，即将铺开“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制度。典型的案例是上海正在试点的垃圾分类，以及深圳的旧改与灯光秀。

【博览财经特稿】去年8月，华强北重金打造的商业街开放，原来的车行道被整齐美观的步行街替代，一条号称“全国最长地铁商业街”扭转了旧工业区遗迹的糟糕形象。这是深圳市近年城市更新的主要项目。

华强北商家们盼望5G红利拯救低迷的电子市场

2007年，苹果发售第一代iPhone手机，人类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华强北浪潮再起。

2009年1月7日，中国提前一年发放3G牌照，期望3G成为抗击经济危机的一支“骑兵”。

那些年，全球电子商家及贸易商云集此地，整条电子街生意火爆、热闹非凡、拥挤不堪。受摩尔定律驱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快速更新换代，芯片、电路板、二极管等零配件，以及手机壳、保护膜、充电宝等互补品规模快速膨胀。

2013年，国际电子市场出现波动，外贸形势严峻。加上，当时因深圳地铁七号线建设，封锁了华强北部分道路，电子街市场承受巨大压力。

4G时代彻底释放了智能手机的能量，“下沉市场”崛起，华强北、互联网巨头分享了巨大的移动互联网红利。

虎牙、斗鱼、熊猫、快手、抖音都是4G之后涌现的“下沉市场”，他们加快了手机更新换代，给华强北带来不少拍照手机、智能麦克风、直播设备、外置音箱以及镜头、屏幕等零配件销量。

华强北电子市场寒意扑面而来，不少商家撤离，大量店铺空置，人气一落千丈，与崭新的地下街形成鲜明的反差。

2018年，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波云诡谲，国内经济换档降速。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再次提前发布通信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时代。

这一次，华强北的好运能否延续？5G时代，能否再创3G、4G奇迹，肩负起稳增长、创巨富的奇迹？从3G到5G，移动通信牌照一次又一次地扮演“救火队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与5G升级类似的是，汽车业也在推行新的技术标准。中国近年出台了“国六”标准（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大力鼓励新能源汽车。

与汽车领域的技术标准升级类似的是，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工厂环保标准、城市美化标准。各大城市正在大搞城市更新项目，即将铺开“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制度。典型的案例是上海正在试点的垃圾分类，以及深圳的旧改与灯光秀。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也经历了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级，产业、产品、技术标准得到提升，消费安全及福利大幅度增加。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安全领域的召回制度及食品农药残余标准。

中国是全球少数在众多领域都有独立标准的国家。不过，在奶粉饮品、自来水、食品农药残留、石油柴油、汽车安全、移动通讯、气体排放、垃圾处理、驾考标准、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的技术及产品标准都有待提升。

制度性升级，是一次多维度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及变迁将技术成果巩固下来（制度变迁理论）。如产权制度保护专利鼓励创新，产业激励制度刺激新能源汽车发展。

下面对5G、新能源及“国六”、垃圾分类、城市更新，分别考察技术标准、产业标准（制度）、公共政策、经济政策（财政及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解析其中的增长逻辑。

5G：考察技术标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5G增长逻辑：斯密式增长+凯恩斯式增长+索洛式增长，以效率型增长为主。

这里主要考察技术标准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5G通讯技术标准的提升，可以大幅度地推动边际收益递减曲线右移。技术创新（革命）增长的逻辑如图——3G、4G和5G通信技术边际收益率曲线图（蓝色）。

这是技术革命，尤其是底层技术标准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经典走势图。虽然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规律，但是新技术可以将边际递减曲线右移，一次性拉高投资收益率，实现规模经济。如此，反复波浪式前进，经济持续递增。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5G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1】：在直接产出方面，按照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预计当年将带动约4840亿元的直接产出，2025年、2030年将分别增长到3.3万亿、6.3万亿元，十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9%。

预计在2023年直接和间接产出的边际收益率逐渐开始递减。5G比4G、3G更具外溢性，很可能在中后期带动智慧医疗、智能汽车等相关产品增长，从而间接产出增加。所以，5G边际收益率递减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短期上涨的波动。

2020年，运营商网络设备投资是重点，预计投资金额超过2200亿，占5G设备支出比重超过80%。到2024年，设备年投资额开始下降。其中，包括不少政府投资以及政策激励，以刺激有效需求不足，拉动经济增长。因此5G增长也有凯恩斯式增长成分。

应用性技术的缓慢进步，无法一次性直线拉升边际收益率，除非底层技术革命。

1900年，欧美出售的4200辆汽车中，40%是蒸汽机车，38%是电动汽车，只有22%燃油汽车。但是，此后电动汽车技术进展缓慢，电池续航能力差，成本及售价高昂，投资收益率很低，一直无法大规模商用。

受环保主义及石化能源紧缺影响，如今全球汽车业的方向再次回到电动汽车。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美国家大力发展氢能源及氢燃料汽车，还有一部分国家则发展锂电池及纯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能否规模递增，关键看电池技术创新、成本及商用程度。

“国六”是指“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于2019-2020年间开始实施。目的是通过提升汽车污染物排放的限值，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一是通过制度变迁增加私人成本。当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时，比如汽车、工厂排污，就会造成福利损失，甚至发生公地悲剧，公共环境受到污染。“国六”出台，实际上增加私人成本，促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平衡，以恢复市场效率，避免福利损失（庇古的私人及社会成本理论）。

科斯认为，产权制度可以解决以上庇古提出的问题。只要产权明确，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即效用最大化（科斯定律）。

有人提出，环保标准提升后，很多企业因成本增加而被迫关闭。这个锅不应该是环保标准的提升。因为在低标准下，企业之所以能存活实际上是以污染环境为前提，损失了社会福利。如今提升其排放标准，实际上让其归回正常，并不是提升了他的成本，而是让他的成本恢复到本应该承担的程度。如果企业因此倒闭，属于正常的市场淘汰。成本恢复到应有的水平，短期压力会增加，但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倒逼技术创新。

将新能源与“国六”标准结合，可以得出一条制度升级倒逼技术创新的增长曲线（上图绿色曲线）。其特点是：

国六能否间接倒逼新能源技术革命？随着国六标准的实施，国五标准汽车将逐步淘汰，车企面临“国六”的环保压力，是否会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的投入？

垃圾分类：考察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垃圾分类的增长逻辑：公共政策升级降低交易费用，但作用具有发散性及滞后性。

垃圾分类，是一项公共政策。通过对垃圾分类的研究，考察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公共用品不足，公共卫生糟糕，情况会怎样？

直到1830年代，在霍乱的威胁下，英国才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由查德威克（经济学家边沁的秘书）推动公共卫生改革，通过了第一个强制性的卫生法案。美国、德国等随后跟进，逐渐建立城市污水系统、公共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

但是，公共政策降低交易费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扩散性的。

由于公共卫生属于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科斯的私人产权的方式来解决，只能依靠“庇古税”，即增加税收或罚款。

例如，带包装的精品菜可能会增加，清理好的蔬菜、杀好的鱼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厨余垃圾。清理厨余垃圾的技术进步，可以降低酒店、菜市场处理垃圾的成本。这属于“斯诺式增长”叠加索洛式增长。

据住建部介绍，目前，全国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正在逐步建立。这46个重点城市已配备厨余垃圾分类运输车近5000辆，有害垃圾分类运输车近1000辆。在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已超过1900万次，参与的志愿者累计超过70万。

所以，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率走势图（如上图黄色曲线），是一条存在不确定性的曲线。整体上，边际曲线右移时间缓慢，边际收益率提升不大；若公共消费拉动可以带来短期增长，但衰退也很快。

城市更新的增长作用比较难判断，更新项目繁多、花样各异，有公共消费（种植花卉、灯光秀），也有公共投资（修路搭桥、建设福利房），也有私人消费及投资（旧改）；有凯恩斯式增长，也有斯密式增长，还有索洛式增长。下面以修路、旧改、灯光秀为例。

修路拉动GDP，是一种凯恩斯式的共识。修路搭桥是一种准公共用品投资，政府是投资主体。若修路搭桥是正常需求，那么政府的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只是效率相对偏低。其增长逻辑是，城市道路作为准公共用品，其建设可以直接拉动增长，同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正常需求下的旧改，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及消费行为，符合斯密式增长。但是，城市旧改，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其中不少包含棚改货币化项目。货币化的加入，通过政策性银行提供棚改贷款，具有明显的凯恩斯式增长的因素。

灯光秀是近年城市的特色。灯光秀与种植鲜花绿植类似，都属于公共消费品。其增长逻辑与垃圾分类公共政策类似。

不过，灯光秀或许也存在“索洛式增长”。灯光秀相当于政府采购，促进LED技术的进步。LED技术创新，具有扩散性，可以提高整个产业及相关产品的收益率。

这套灯光秀背后的核心技术是精准控制的数字控制系统。在此基础上，松下公司对电路技术、导光技术、控制技术、散热技术等方面进行改进，然后将灯光控制系统运用到家庭消费领域。

灯光秀的收益率走势有可能出现两种：一种是LED及相关技术创新，快速拔高边际收益率；另一种是技术无突破，走势平庸。

投资与消费 何为手段何为目的？

“国六”标准提升了排放标准，降低了尾气污染，但若消费者无法承受因此带来的成本增加，导致车企滞销，消费福利下滑，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

另外，5G、城市更新、垃圾分类都会涉及到不少政府投资，若政府需要大规模举债，依靠信贷宽松来实现，亦值得考究。

凯恩斯反对节俭，认为扩大需求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有一次他在酒店故意把毛巾被褥弄乱，并打趣说，这样可以增加清洁工的就业。

一是忽视了消费承受能力。有效需求（有欲望，有能力）才是真正的需求（这原本是凯恩斯的主张），过度透支消费容易引发资产负债表危机。

三是混淆了目的与手段。凯恩斯长期将增长看成是目的，消费、投资只是增长的手段。但实际上，消费才是目的，投资、增长都是服务于消费，促进消费福利增加。

凯恩斯强调他的主张是“短期”的经济政策，而非长期；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前提下，政府向社会借钱增加投资来拉动增长。

凯恩斯主义最伟大的贡献是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人们可以从各种宏观数据上分析经济走势。但是，宏观经济学却严重颠倒了经济增长的目的与手段。

如果过度透支消费，任何方式的增长都是伪命题。以下加入消费因素，考察技术标准（5G）、产业制度（新能源及国六）、公共政策（垃圾分类）、经济政策（城市更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技术与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谁决定谁？

所以，5G是否如4G一样能够产生规模经济，完全取决于市场。若技术成熟，进入大规模商用，成本快速下降，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正如当年福特发明流水线之后大规模制造的廉价汽车——T型车。倘若像1900年代的电动汽车，则因技术不稳定、成本高昂而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5G提前一年发放牌照，未来能否如期产生规模经济，关键看5G技术的稳定性及成本。

新能源技术的逻辑与5G类似，都由消费决定。但是，新能源技术与产业政策相关，“国六”能否倒逼新能源技术创新？“国六”标准是不是消费驱动？

不仅如此，“国六”二阶段的排放标准甚至比欧六标准都要降低30%。目前，欧洲国家还是第五阶段标准，相当于我们的“国五”。

中国市场能否承受如此之高的标准？预计，国六标准每台车将增加5%-10%的成本，平均到车上至少要多1万多元。增加的成本，或许由车主、消费者共同分担。当前汽车整体销量断崖式下跌，成本增加会向车企倾斜。如此，汽车厂商能否承担相应的成本？

宝马研发总监弗罗里希认为，“没有消费者对纯电动汽车有需求。一个也没有。是监管机构对纯电动汽车有要求。”他的意思是当前纯电动车的市场需求是政策驱动的。如果有足够的补贴激励，他们可以在欧洲市场推出100万台纯电动车，但欧洲消费者不会买，因为欧洲不需要纯电动车。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产业政策即新能源补贴、国六，对电动车的驱动。在欧美国家，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消费者借助政府之手来实现，并以此驱动技术升级。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公开投票也未必能够保证产生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产业政策。

此后，日本开始去核化，鼓励丰田等企业开发清洁能源氢燃料，并提出了“氢能源基本战略”。目前，日本的氢能源及氢燃料汽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距离大规模商用还有待时日。

日本的能源结构转型历史，基本上由政府产业政策驱动，也有能源消费需求转型的因素。所以，基于消费驱动的产业政策，更具有驱动力。

有人说，上海人被垃圾分类逼疯了。强制垃圾分类，最大的争议来自对私人成本的增加，可能还是无法改善公共卫生环境。

强制垃圾分类的成本包括分类系统及配套建设费用、新增人工费用、督查费用，及用户学习分类的时间成本、因垃圾分类带来的消费升级额外增加的费用。

清洁的城市环境是宜居、宜商的基本条件，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城市。分类垃圾的处理成本会大幅度下降，公共卫生费用如疾病滋生等也会下降。这也就间接地降低了交易费用。

四、城市更新：政府需求替代市场需求，财政能力及货币政策是关键。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若以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在经济下行、有效需求不足时，修路搭桥、更换鲜花、建设公厕都可以促进经济复苏。若按照货币主义的主张，什么时候修路，能否消费得起豪华公厕，完全由市场决定。

所以，若缺乏公共决策机制或公共决策效率低，城市更新则无法完全由市场决定。市场的力量，无法倒逼城市公共用品升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 制度性升级的主角是谁？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爆发过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级，消费保护主义开始崛起。

纳德于195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你买不到安全的汽车》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汽车厂商为迎合消费市场，在汽车设计及制造上追求时尚、速度，而忽略安全。

这篇文章后来引起联邦政府劳工部部长助理莫伊尼汉的关注。莫伊尼汉请纳德来白宫担任汽车安全政策相关的顾问。

1965年11月，纳德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埋下的危险》，开始掀起一场改变人类消费历史的权益运动。

后来，通用公司采用恐吓、调查等不光彩的手段打击纳德，最终被媒体曝光，舆论一片哗然。

纳德说服了艾奥瓦州的首席检察官劳伦斯·斯卡利斯于1966年1月举行了关于汽车安全问题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会后，全美高速公路和交通安全管理局成立。

紧接着，纳德协助NHTSA制定了ABS、安全带、安全气囊、汽车消防等我们今天熟知的安全标准。

第二年，日本运输省修改了《机动车型式制定规则》，效仿美国制定了汽车召回制度。此后，欧洲德、英、法等国陆续出台汽车召回制度。

美国召回制度出台的当年，亨利·福特二世抱怨说新的汽车安全标准：“不合理、武断、技术上不可行……如果我们不能达标只好关门了。”但到1977年，福特二世承认：“要是没有一条联邦法律，我们的汽车是不会有现在已有的安全性能的。”

在汽车安全领域取得成功后，名声大噪的纳德组织一群“纳德战士”，继续向消费侵权及安全领域发起“堂吉诃德式”的进攻，并且硕果累累。

纳德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树起消费权益的大旗，推动了美国建立一套完整的消费保护法案。他也被誉为“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

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消费升级，高品质的需求推动消费主权觉醒。纳德成为了站在时代风口上，捍卫消费主权的领军人，“纳德战士”推动了消费文明。

一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增进消费福利。纳德促进农业残余、电信安全等立法，都是从消费市场出发，最终都是落实到提升消费福利。

只有市场驱动的制度性升级，才是有效的需求，才能推动边际曲线右移，拉高边际收益率。

二是基于消费福利的制度性升级必须系统而全面。“国六”只是汽车排污标准的升级，但石油燃烧标准、汽车撞击安全标准、新能源电池安全以及环保标准等同等重要。

但是系统性的升级，需要以消费升级为驱动，否者市场承受不住。市场是一个自发程序，市场知道哪些地方要升级，哪些地方还能忍着。

布坎南、哈耶克、阿罗、诺斯等一批经济学家都将目光转移到公共力量之上，诉诸于公共决策及宪章，来约束“无形之手”私权和“有形之手”公权的过度扩张。

制度性升级，发端于市场，借助公共政策之力，倒逼技术进步。这种我称呼为“诺斯式增长，或许”布坎南式增长“更为准确。

制度性升级的增长逻辑，并不依赖于宏观调控，因为宏观调控强调“逆周期调节”和“相机选择”。这不符合制度性升级提升消费福利的目的，也不符合制度性升级追求稳定、规范的法治手段。避免宏观调控扩大化，将制度性升级“制度化”，才能享受一波波“制度红利”。（来源：智本社 作者：清和）

政经观察




中国和美国绝不打冷战 贸易摩擦将伴随中国崛起过程
【研究员】：wh

1999年，我们GDP总量不到10万亿，现在到了90万亿，差不多翻了9倍；1999年，我们外汇储备量1300亿美金，现在到了3万亿以上，最高的时候曾经到了4万亿；1999年我们人均月收入几百块钱，现在到了几千块钱；1999年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陈旧落后，高速公路都没有几条，而现在中国基础设施引领世界。美国不只是特朗普一个人，许多人都认为这次全球化成就了中国，损害了美国，所以美国要修改现在全球化的规则，反对以国际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中国坚持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这种冲突是必然的。

【博览财经特稿】此文为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企业家课程班上的演讲。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到中国的经济运行，也影响了经济政策的调整。

中国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也很积极，可以通过增加对美国农产品、能源产品的购买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当然如果美国愿意卖工业集成品，我们也会买。

如果只是简单的贸易逆差问题，中国已经拿出诚意，可以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购买，那么为什么美国还一直变卦，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美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近期特朗普和前总统卡特通了个电话。卡特在一个公众演讲中讲了这件事，他说特朗普总统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许多方面都想超过美国，我们不应该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主体，要遏制中国才行。

这个通话说明美国的总体目标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也可能是最主要目标。这个总体目标又分为具体的目标，主要有4个。

第一个真实目的是修改二战以后，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二战之后的基本经济秩序是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化。

美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启动了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全球化——以国际贸易为特征，从1950年到现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都产生于这个历史时期。中国自1978年才改革开放，后半场进来的，往往有后发优势。

美国不只是特朗普一个人，许多人都认为这次全球化成就了中国，损害了美国，所以美国要修改现在全球化的规则，反对以国际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中国坚持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这种冲突是必然的。

美国之所以有金融话语权，是因为美元和石油挂钩，产生了美元石油体系。去年4月份中国上海石油交易所正式宣布，用人民币结算，要塑造人民币石油体系。美国认为中国想挑战他的金融话语权。美国要阻止！

中国近些年提出制造2025、千人计划，重视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的投资。

现在美国举国围剿华为、修改留学生计划，今年麻省理工在中国大陆没有招一个本科生，尤其是核心实验室已经拒绝中国学者交流。

实际上，经贸战已经发展成了技术战，贸易摩擦已经发展成了全面摩擦，而不仅仅是贸易问题。

曾经有一个《华盛顿宣言》，把西方模式和美国模式做了系统的分析，把美国模式称之为华盛顿模式。

我和一个美国朋友说你要正确理解，中国这十几年是很辛苦干起来的，不是你们想象的“偷”的。我还专门给他送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光碟，叫《外来妹》，告诉他当时两代人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中国干起来了。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

现在跟美国怎么解释都没用，原因是他要遏制中国崛起，可是中国又要崛起，这个冲突是必然的。

中美贸易摩擦所引发的中美关系摩擦，我估计不是1-2年能解决的，可能会存在较长时间，甚至在整个中国崛起过程中都将伴随着我们，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中国应继续强化两大优势

第一个要强化制造优势，从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国。

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是要分裂中国的制造，让许多制造（企业）离开中国。我们一定不要上这个当。当然我们现在是制造大国，还不是强国，要进一步发挥制造的优势，还要把制造大国变成强国才行。

第一，航空不行，像大飞机。

第三，数控机床不行。

第五，信息硬件不行，像芯片。

第二个优势是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市场，市场是我们的重要优势。

我们要开放三大市场：

有人担心如果这样开放，会不会影响中国的供给体系。不会的！我们越开放，反而越能推动中国供给体系的提升。因为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学习能力极强，只要好东西进来，用不了半年，就可以生产出一样好的东西。

我估计未来海外医生在中国行医、海外教师在中国支教、海外律师在中国做执业律师，这些都不遥远。

世界看好中国的投资机遇。东京G20会议上，我国领导人发言再次强调这一条，要吸引整个世界投资者进入中国，要开放投资市场。

体制造富、产业造富后 技术造富时代即将到来

技术创新不行是中国目前的最大短板。华为是很好的企业，结果美国一搅，供应链就出问题。为什么？技术不行。

近现代的五大技术（家电、汽车、高铁、飞机、信息）我们都不是原创国。这可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系，最主要的是研究人和人的关系，宫廷剧一个比一个精彩，不太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的科学技术一直不行。

第一，解决技术创新的资金问题。技术创新是烧钱行为。美国之所以是技术创新大国，是因为它有大量资金支持。美国的很多人离开世界后，他们的钱就变成公益性基金，大量投入了创新领域。公益基金不是慈善基金，他们觉得把钱给穷人，还不如用创造技术来拯救社会。

加大政府的资金投资，今年的技术投资应该在1万多亿，是多年来最大的一年。6月13日放开科创板，吸纳社会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这两件事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社会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

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实验经济国，从1900年到现在，75%的诺尔贝奖在美国产生，因为它有庞大的物质基础。现在美国对我们全面封锁、彻底封杀，留学生根本不能进入美国核心实验室。怎么办？只有自己干才行。

未来几年内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是推动科学城体系的形成，为企业提供现代化的实验室体系，完成技术创新。

在这个制度的推动下，中国将产生第三次造富行动。中国的造富分了几个阶段：

阶段二，产业造富，主要是房地产和信息产业。我们国家的富翁基本都产生在2010年以前，2010年后就停止造富了，因为产业已经饱和。

所以我说中国进入第三次技术造富。我估计要不了三、五年会爆发一批因为技术而产生的富翁。

最近查了一下，可能在短期内会有十多项技术类有所突破，产生一大批新富翁。

再过十年会看到“一带一路”的价值

“一带一路”是六年前提出来的，当时预计到可能中美之间会出现问题，因为世界上历来老大和老二一定会闹矛盾、有摩擦，老大要遏制老二的崛起。现在再看，还真是看准了。

“一带一路”包括三大洲两大洋，三大洲是亚洲、欧洲、非洲，两大洋是太平洋、印度洋。注意，“一带一路”没有包括大西洋，也没有包括北美，避免和美国直接产生冲突。“一带一路”涉及75%以上的世界GDP总量、85%左右的人口总量。

第一，经营服务。中国的产品要（走）出去，企业要（走）出去，经营服务必须得跟上，成立了亚投行。以亚投行为突破点，构建一个发达的经营服务体系。丝路基金也是为这而设的。

总之，我们在构建一个发达的基础设施体系，这样中国的产品、资本才能走出去。

“一带一路”不仅让中国的大企业，而且有大量中小企业也开始走出去了；现在中国人基本是一个群体出去。像摩洛哥没有任何工业，好多产业在我们国内是过剩的，在那里不过剩。中国中小企业过去就是钱（商机）。据我观察，去摩洛哥的企业家来自福建的比较多，老挝以湖南人为主，可能与朋友介绍有关系。

我估计亚洲2050年（市场）基本就饱和了，2050年以后整个经济增长重心将在非洲，未来会有很大的吸纳力。中国提前布局非洲是正确的。

像澳大利亚为什么现在和我们的关系这么僵，他们也很害怕中国人大量买地，移民投资太大，一个企业家在澳大利亚买了江苏省这么大的地盘。

中美贸易摩擦是目前宏观上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可能较长时期都会存在。但是中国和美国绝不打冷战。中国还要崛起，我们要做好这三件事：一是强化自己的优势，二是补短板，三是构建新的贸易和投资体系。如果能做好这三件事，未来中国还会有继续上升的空间。（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口述：魏杰）

人物广角




终身难忘的教诲 李灏主持深圳改革工作跌宕起伏的八年
【研究员】：wh

人生有很多变数。1985年，中央决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许多人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点突然。当时，我还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对这个调动，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同时也觉得自己不合适去深圳工作。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起步，对这个新事物，境外有些传媒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内地对深圳的非议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劝我不要去那个地方，还有人很直接地说去那里是送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感觉。

【博览财经特稿】从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这8年，是我一生的幸运，可以放手做事，大胆试验，大胆地闯。现在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时了，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深圳发展的模式并不是固定的，但领导者需要对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决问题走下去。

人生有很多变数。1985年，中央决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许多人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点突然。当时，我还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对这个调动，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同时也觉得自己不合适去深圳工作。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起步，对这个新事物，境外有些传媒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内地对深圳的非议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劝我不要去那个地方，还有人很直接地说去那里是送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感觉。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党龄的干部，组织决定还是要服从。田纪云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说，好几个部门要你，我们都没有放。这次任命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谷牧同志说得很干脆：中央做的决定，你能改变吗？一副无奈的表情。

当时深圳领导班子的团结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主要成员之间不那么协调。开始，中央也觉得临阵换将不太好，是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才下的决心。

我上任前，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与我谈话涉及的问题比较全面，特别强调深圳功能任务、改革权的问题非常重要和关键。他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我提出要明确一个问题，“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他说，“当然是”。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可是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他点头同意。有了这个权，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否则一点意思也没有。

搞好班子的团结是中央领导交给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到深圳后，我与市委书记梁湘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当时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稳定、控制、调研、团结。为了解决班子内部的矛盾，我分别找了梁湘、周鼎等同志谈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交心，解决矛盾。我还要求开常委会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气和，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四项改革为深圳发展铺平道路

1985年8月，我来到深圳的头20多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况，搞调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决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时还没有人大和政协，首先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在9月底的市长办公会上，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成立四个机构。

1979年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2.8元，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由于换汇成本不断上涨，几年涨到三四元，对进口有利，但对出口不利甚至亏损。为了大量进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业就到处想方设法搞外汇，导致外汇紧缺，黑市外汇炒到五六块以上。当时中纪委五室带领几十人，加上广东省的同志，有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深圳，任务就是打击外汇黑市买卖，还抓了一个贸易公司老总。我向他们解释，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汇只在企业内部调整，老总个人没有从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纪委的同志很讲原则，把情况跟北京汇报后，队伍就撤走了。

第二项措施是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出于什么动机呢？我当市长后，经过调查，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这问题就大了，不用政府机构投资，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作为市长，连家底都不知道，这怎么行？而且很危险，我下决心改变这种“糊涂”状况，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就是现在的国资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通通归它管理，一个投资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国有企业。对这一改革，财政局就首先反对，说把财政权夺了，省里也不赞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挂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

监察局紧锣密鼓地筹备，过了几个月，开市委常委会，我就问，监察局筹备简报怎么不发了，近来无声无息了？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鸦雀无声，都不说话。追问到最后，梁湘同志说，人家不赞同搞这个东西，说是胡闹嘛。我说，谁说我是胡闹？得说出个道理来，我是认真地做改革实验，怎么是胡闹！就这样停顿了一阵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监察局才正式成立，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何勇同志还发来贺电。当时对监察局的干部要求很严，我主张同级别的干部加一级工资，各方反对得不得了，后来只加了半级。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正在搞旧城改造，规划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专家提出意见，说旧城改造把什么都拆掉，就等于一个人失掉记忆一样，他反对把旧城什么都拆掉。市政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不必要的拆迁。我又提出，规划不能光在特区内搞，还要包括宝安县。现在大家都认为深圳的城市规划是不错的，其实当时的认识不够，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

以壮士断臂的勇气调整经济结构

正当人们对深圳特区前景议论纷纷，感到彷徨、迷茫之际，1986年初，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给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并不是自己创造多少产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要求深圳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由过去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经过1986年到1987年约两年的调整，1986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1987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从此以后深圳的经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年后，我们还完了所有的银行债务，深圳成为没有债务的城市。

深圳是全国最早建立证券市场的城市，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建立证券市场，这是改革到了这一步必然要出现的结果。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想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来深圳工作后，国企股份制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因为要解决国企中诸多问题，就不能不啃这块骨头了。1986年10月，经反复调研、征求意见和修改，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们求企业啊！

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等几家股票还是柜台交易，如交易量很大，仅有柜台交易是不行的。

到了1990年，场外黑市交易泛滥起来，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为了加强对股票交易的管理，我们加快了建立证券市场的步伐。这期间，上海市领导带队专门来我们这里取经，把我们几乎全套的东西拿去复制。没想到结果是，我们先报了，北京不批；上海报上去，就批下来。知道这个信息，到1990年11月下旬，我们所有的证券交易系统都搞好了，我说不能再拖了，今天就拍板，就同郑良玉、张鸿义几位市领导，还有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来到证券交易所参观观摩，大家很兴奋。筹备组负责人王健和禹国刚告诉我说，准备工作早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明天就试业，批准不批准，我们政府负责。选定试业的日子是12月1日，我们说的是“试业”，不用“正式开业”这个词。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开业，我们是12月1日试营业，也没搞仪式，到第二年批下来，1991年7月9日才补办了开业仪式。

1992年“8·10”事件引发了深圳股市的一场风波，是因为新股认购抽签发售而引起的。为认购新股，全国各地120万人涌入深圳。由于舞弊现象严重，导致了广大排队购表股民的极度不满。8月9日售表当天，一些发售网点的秩序就开始混乱。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8月10日那天晚上，少数人开始行使暴力，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

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凌晨两点钟左右，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事件情况，我把整个过程如实报告，说已经平息了。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次。又过了半小时，李鹏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我都认。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很感激李鹏，在这关键时刻他支持了我的紧急措施。凌晨三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我又报告一番。

终身难忘的教诲

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出现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等争论。其实，从深圳特区建立开始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其间对特区的非议、反对声音一直没停，主要是围绕建立特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特区进行的各项改革，是顶住各种压力，冒着很大风险进行的。这些改革对或不对，期待着小平同志来检查指导。当小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是姓“社”不姓“资”时，特区人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信心百倍。

1992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就要离开深圳了。我想，深圳下一步搞什么，还未汇报过，得抓紧时间向他请示。在乘车去蛇口码头的路上，我就向他汇报我们的初步设想和部署：第一，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第二，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第三，撤销宝安县，建立3个区，逐步推进特区内外的农村城市化；再一个，充分利用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的立法权，加强法制建设，把全市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到了蛇口码头临别的那一刻，他已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对我们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来源：老衲读史，原载于《百年潮》2011年第1期，原题《主持深圳工作的八年》，此处有删节 作者：李灏）

形势分析




主要城市房价基本全军覆没 多维度衡量一个城市的未来
【研究员】：wh

为了让房地产泡沫降下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只能通过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来对冲负债，与此同时，也起到夯实房价，培养下一茬购买力的作用。俗称，培养韭菜。所以在今年7月的第一天，政策就开始布局了，个人和企业马上会迎来一大波红包雨：未来车辆购置税按实付价计税、ETC车辆通行优惠力度加大、不动产登记费降低、多地调整住房公积金上调缴存基数……接下来，这种落到脚跟的普惠政策会轮番出台，直至让居民杠杆回归到可接受的限度。

【博览财经特稿】众所周知，全国房价在2019年5月的三令五申中，彻底熄了火。除像成都、武汉、杭州这种限价政策下新二手房价倒挂严重的城市，偶尔还能听到百人抢房摇号的“旧闻”，其他城市一律开始“高位横盘”。

全国性的去库存加上棚改红利，整个市场情绪化失控。该涨的地方涨，不该涨的地方也涨，有钱的买房，没钱的也买房，不惜借高利贷对赌行情的炒房客，不在少数。

当下，库存是去完了，但副作用同样明显，房价泡沫撑大了几层，居民负债绷到了极限。当务之急只能进入“螺旋上升理论”的第7步——居民收入提高。

为了让房地产泡沫降下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只能通过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来对冲负债，与此同时，也起到夯实房价，培养下一茬购买力的作用。俗称，培养韭菜。

所以在今年7月的第一天，政策就开始布局了，个人和企业马上会迎来一大波红包雨：未来车辆购置税按实付价计税、ETC车辆通行优惠力度加大、不动产登记费降低、多地调整住房公积金上调缴存基数……接下来，这种落到脚跟的普惠政策会轮番出台，直至让居民杠杆回归到可接受的限度。

虽然这部分资金不会像棚改那样直接塞给老百姓，让他们以买房的形式刺激房价上涨，但是旧改会间接拉动老百姓消费，如装个电梯，改个水电，换个窗户，做个装修等等，整个地产相关的下游产业又被盘活了。

前几天，澎湃新闻结合多个数据机构发布了一份榜单：“2019年全国主要城市房价收入比排行”。

首先，房价收入比=每户住房总价÷每户家庭年总收入，也可以说，这个城市一个家庭不吃不喝花多少年才可以买起当地一套房子。

但2019年，这个数值飙升到31.23。十年间平均工资没怎么涨，房价没命的涨，十年前，全家不吃不喝13年可以买到一套房，十年后全家不吃不喝得用31年多，恐怖如斯。

那么换句话说，根据此图，无论当年世界银行专家黑马先生给出的合理范围3-6倍，还是前几天社科院根据经济指标测算出的9倍，中国主要城市基本全军覆没，均偏离正常值，房价就该跌。事实是如此吗？

其实一个地方的房价合理性，从来不是用人均工资去衡量的，而是取决于整个城市人口财富的平均值。

这是因为福建人都有一个梦想——在厦门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换句话讲，厦门的房价是由全福建有钱人支撑着。

如果没有，房价收入比悬殊就是泡沫，如果有，说明城市的房价合理。那么用什么数据去反映上述结论，一定要参考下面两个重要指标：1、人口净流入量；2、商业环境指数

因为一个城市的财富主要是由私营经济和国营经济组成的。而私营经济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比可达70%，甚至有的城市达到了90%。

如果这样的城市没有人口流入，那么楼市房价的支撑力会很薄弱。在2018年福布斯中国推出的“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中，我们看到了当下中国主要城市商业环境格局。

其中，榜上前五位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南京。前十名新上榜的有成都和西安。而排名明显下跌的，当属“西北五侠”，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西宁、银川。

其次是山东，整体商业环境与日下滑，强市青岛、济南均下滑6位。所以此前潍坊市某委书记在南方诸市考察完后，痛心疾首，发表了万字讲话，《感觉跟南方不在一个时代，究竟该向他们学什么？》

根据上文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思路。一个城市的房价是否透支严重，能否在下一轮周期到来跟上上涨步伐，首先要看其房价收入比是否合理，其次要配合人口净流入和商业环境，做综合考量。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逻辑，自由组合三个条件。那对照两幅图，基本可以判断出每个城市所属的情况。

而像苏州、武汉、东莞这些商业环境优质，人口净流入强，房价收入比处于第二梯队的城市，在未来依然就较强的增长动力。

之后是贵阳，房价收入比处于中偏下，但是这几年发展速度卓越，商业环境指数较去年上升了38位，人口也不差，较去年增量8万余人，属于新兴发展城市，会紧随下一波大潮。

最后，从一城一策开始，楼市分化已在路上，像过去那种一涨具涨，一跌具跌的楼市行情已经不复存在，未来大概率，很多城市不会像上轮周期一样跟风大涨，楼市混乱，价值良莠不齐。

产业更迭

蒸汽机工业革命的中心是英国的伦敦，那里分布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工厂，相应的代价——伦敦也成为世界上空气最污浊的城市，雾都的称谓由此而来。

围绕着煤炭的开采、加工、运输、（工厂/居民）使用……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牵涉到数十万人的就业、影响到上百万家庭的生计，怎么能说说解决就解决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煤炭及其附带的产业已经绑架了英国（伦敦）的经济。

产业升级的故事还可以参考：速度更快/动力更足的汽车对过往马车的取代、功能更多/应用更广的智能手机对过往老式手机的取代……每个产业和行业都有其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如果觉得上面的故事过于遥远，那再举些近十年的经历。

行业兴盛赚钱会发生什么？就是这个小圈子里的聚会/活动特别频繁，也特别能引起公众的注意。身处担保圈里的人，也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牛气的金融行业，并能长久的繁荣下去。

万众瞩目的地产圈——其实并不是时时万众瞩目，只是在楼市火爆的顶峰期才会万众瞩目，同样如此：楼市火爆、楼市从业者赚钱，就特别能吸引公众的眼球，小圈子里的故事就会在社会大众中流传开来——哪个地产老板有个性、哪个楼盘品质理念一流、哪个高管又跳槽、哪个项目的销售提成赚了多少多少万……可一旦政府调控、楼市熄火，地产圈里的人和事也就烟消云散、少人关注。

可随着楼市横盘，高位入市的人站岗接盘、甚至部分高杠杆的投资客爆仓，最近可曾听说过炒房圈里的什么新闻？圈子因行业兴盛而勃起，因行业衰退而阳痿。

不管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行业兴衰都有它的周期，不能只看行业周期的繁荣而忽略它的时代阶段性，包括这些年愈演愈烈的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说法。

于是也就出现了目前看到的景象：年轻人多、年轻人往城市聚集，由此带动了海量的住房需求，并围绕房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钢铁/水泥/玻璃等上游原材料、设计/建筑/园林等中游建造、营销/金融等下游服务……好似整个国家或城市的财政经济都跟地产紧密相关。

这一两代人刚好赶上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身处其中难以跳出来树立全局观，以为这种状况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当然不会——前代人不曾经历过，后代人也不可能再经历，这是一两代人的独特经历，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生的全部，放到历史长河中来说也就如同白驹过隙一闪而过。

生命体

先是农业社会，人们都在田地里劳作。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之后出现了手工业。随着手工技术的提高，又出现了轻工业。随着生产设备的需要，又发展出重工业。人开始往城市聚集，带动了房地产、金融业、商贸等服务业的兴起。产业在迭代，城市、经济的生命体在不断的新陈代谢。

以前买房子都强调市中心/地段，而近二十年，中国大城市的市中心和价值地段却是不断的向城市新区迁移，曾经的市中心和好地段却沦落为交通拥堵、环境杂乱的老城。

随着城市的升级换代，其中的人口也在不停地置换，体力劳动/初级劳动/低附加值的人口被置换出去，智力劳动/高精端劳动/研究创新型人才被不断的置换进来……不要光看城市的现在，更要预判城市的未来。

房地产周期就是经济周期？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牵房地产一发而动中国经济全身？……过去十余年或许是这样，未来十年也或许会如此，从生命体的角度来看不会一直如此。每代人都有不同的境遇，就看你生长、生活在哪个时代了。（来源：米筐投资 原创：米筐老A）

新闻视点




诺亚站在风口浪尖 “商界木兰”的商业帝国分崩离析
【研究员】：wh

此次暴雷，业内人士表示大概率因罗静资金链断裂。2015年之后罗静的资本扩张确实十分迅速。企查查上关于罗静的工商信息显示，其担任法人的企业达17家，对外投资企业2家，控股企业3家。其关联行业主要为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承兴国际2018年半年报中数据显示，其集团流动资产仍有4.94亿港元，资产净值58.83亿港元，负债率仅为0.02。但仅隔不足一年罗静就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其集团运营真实情况是否真如数据鲜亮，或许值得存疑。

【博览财经特稿】7月5日，承兴国际董事长罗静被刑事拘留，该事件引发连锁反应。诺亚踩雷一时间在市场掀起轩然大波，这也令承兴国际控股实际控制人罗静站在舆论风口浪尖。这一被称为“商界木兰”的昔日成功女企业家事实上已于2019年6月20日因涉嫌欺诈活动被中国警方刑事拘留。

7月8日美股开盘前，美股上市公司诺亚财富发布公告称，旗下歌斐资产管理的一只总额34亿私募基金出现问题，相应的融资方承兴国际控股实控人则因涉嫌金融诈骗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从诺亚的公开声明及流传出来的汪静波的内部信中，都提到向承兴国际相关方就其与京东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提供供应链融资，从而发生了风险情况。内部公开信显示，歌斐资产在该基金存续管理中，已经提前采取各项法律措施，保障基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不过，京东方面回应称，与此事无关。京东集团就承兴事件作出情况说明，称广东承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京东的普通供应商，在京东有一定的业务。在京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承兴涉嫌伪造与京东等公司的合同进行诈骗。就此，京东已经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这边诺亚财富与京东各执一词，那边“踩雷”承兴国际的名单仍在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云南信托发行的云南信托-云涌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6只产品超过11亿元都涉及其中。

云南信托方面则公告回应称，在获知罗静被刑事拘留消息的第一时间，已经启动了相关应急措施，成立了专项应急工作小组，并于7月5日在公司官网发布了临时信息披露报告书。目前，已同时采取民事和刑事两方面手段保护投资者权益，并已向昆明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那么，这位此前似乎十分低调的商界木兰究竟是谁？

从sales到上市公司董事长

查询早年报道和公开资料整理获悉，罗静出生于1971年，今年48岁，香港籍，曾是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IEMBA03班学员。这似乎是关于她能找到的所有个人信息，其祖籍、家庭背景、婚否、是否有子女等都从未进入公众视线。

在1998至2000年间，承兴国际先后与百事可乐、宝洁中国总部和诺基亚中国合作，帮它们生产并销售促销品并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服务，令承兴国际站稳脚跟。

此后罗静在IP运营商大展身手，先后获得“变形金刚”、“功夫熊猫”、“猫和老鼠”、“兔斯基”等国际一线大品牌在华衍生品的授权和开发权。在拿到大IP的同时，罗静又抓紧时间与国内大中型企业谈合作，2010年成为EA怡亚通平台合作伙伴、与中信银行联合承兴国际发行兔斯基信用卡；2011年获得中国石油全国合作伙伴资质成为其加油卡积分平台供应商，并连续三年成为VISA国际发卡组织中国区供应商；2012年1月28日连续10年成为三大通讯运营商主要供应商和中国太平洋保险积分平台唯一合作运营商，并连续四年成为MasterCard国际发卡组织中国区供应商。

而因电子制造业利润下滑，奕达国际在2015年一度停牌，此后2015年底罗静担任董事的China Base Group Limited收购奕达国际，2016年1月21日奕达国际公告任命罗静为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罗静完成了借壳上市，据媒体相关报道，这一收购只用时2个月。

在2016年罗静接受的一次媒体采访中，罗静展现了其性格与商业风格。罗静表示，在承兴，任何环节都是倍速推进，“太长的决策流程，太慢的执行，绝对不行。”罗静崇尚的文化是快速执行力，要“小鸡快跑”。

罗静曾说，说得多做得少的人，在承兴待不满一个月。公司有罗静主导的决策委员会，每个事业部也都由其找来的行业内资深人士负责，以保证公司快速稳定前进。

此次暴雷，业内人士表示大概率因罗静资金链断裂。2015年之后罗静的资本扩张确实十分迅速。企查查上关于罗静的工商信息显示，其担任法人的企业达17家，对外投资企业2家，控股企业3家。其关联行业主要为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而其A股上市公司博信股份不但近日财务总监姜绍阳与罗静一同被拘，2018年年报中显示，公司更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公司对3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大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二是上市公司将2018年9月已经确认的营业收入调整为预收账款的合理性。

但在此次事件爆发前，罗静仍是无人质疑的女商人精英。2017年—2019年，已是3家上市公司实控人的罗静连续3年获得“商界木兰”称号，2018年时得票率甚至高于董明珠，风头一时无两。

当然目前罗静被刑拘与其相关基金爆雷的真相仍待警方与相关部门给出最终的答案，但这一曾经的商界木兰突遭变故，也令不少市场人士感到唏嘘。

罗静还提到2015年让她印象深刻的两本书，一本是《纸牌屋》，另一本是《资本之王》。前者的主角是政客，后者是资本家，共同点都是讲诉创造者与掠夺者的传奇，探究复杂的人性，解析金字塔的构筑过程。

这位常年穿着西装，竖着整齐短发的商界木兰在工作中很拼，据其在2016年代回忆，其2015年整年只休了一次假，剩下的时间几乎都用在工作上，半个月待在南方总部，其他时间就满世界飞。她直言“有人喜欢休假，我喜欢工作，工作能带来充实感。”

事儿不大，透露的意味颇为深长。

近期，银保监会召开了一场闭门会，参会的是多家近期房地产信托业务增速过快、增量过大的信托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近年监管层因房地产信托业务首次约谈机构。

＊房地产信托规模不超过2019.6.30规模；

＊符合432的通道类项目也算房地产项目，也受窗口指导，全部暂停；

＊未来公司每月老项目结束所释放出来的规模，优先供公司战略客户使用；

＊房地产企业的供应链金融和购房尾款类项目暂时不受此次窗口指导影响。

再把时间周期向前推移几个月——

＊4月，北方信托因“违约发放房地产相关贷款，信托资金违约发放”被银保监会贴上80万元罚单；

再之后就是7月初的约谈示警。3月至今，几乎每个月都有机构因涉房业务被处罚，直至7月初，房地产信托融资被警示叫停。

调控资金端目的控土地与地价

＊成都，在限价13500元/㎡的三圣乡，拍出了18400元/㎡楼面价，溢价率高达134%；

＊杭州，望江地块土拍，楼面价突破45000元/㎡，刷新杭州最高地价纪录；

＊无锡，60多家房企抢地，一天之内出现3宗区域地王；

＊深圳，在上个月迎来了10年内最凶残的一场土拍。70多家房企现场抢地，在二手房均价7万的板块内，拍出了6万6的楼面价…

今年4月，全国土拍溢价率创过去10个月新高。土地市场狂潮的背后，其根本原因就是——钱好搞了，钱便宜了。

融资规模加大的同时，融资成本却降低了。

万科在2月底发行的一笔20亿元的债券利率只有3.65%。北辰的2019年第一期公司债，利率只有4.8%。

今年的一波货币宽松，房地产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水龙头拧开了，暗渠里的水却还是或多或少的流向了房地产。

于是，该来的还是来了，该落下的靴子还是落下了——想控地价，先控资金。一场针对涉房资金端的围猎开始了。

其实，信托融资只占房企资金来源的极少一部分比例。如果排除定金和预收款，信托贷款占比不足10%。

房企将可能再也拿不到既充裕又便宜的钱了。这样的强信号，就是在警示房企：悠着点花，别浪。由此，资金端的强监管将直接反馈到土地市场上：悠着点拿地，别浪。

过去几个月，从市场端、土地端，再到资金端，都能发现有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房价之上。

在土地端，通过围猎融资渠道，来打击房企拿地信心。你敢举债买，就敢掐你现金流。

4个月，近10张违规罚单，紧接着就是强监管涉房信托融资。

这场房价之战，正在进入下半程。一切都凝结成五个字：悠着点，别浪。地方不敢浪，机构不敢浪，土地不敢浪，房企不敢浪。

周期被烫平，房价被烫平，供需被烫平，有关楼市的一切都被烫平。（来源：米宅作者：葫芦娃）

社会透视




回看东京“垃圾战” 中国垃圾分类必须成功
【研究员】：wh

早在2000年，北上广等8座城市就开始搞分类试点。2012年，北京正式实施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已明确要求实施垃圾分类、促进垃圾减量。北京的323个街道，有三分之一已经展开了垃圾分类。但垃圾堆积的速度比消解快得多。10多年过去，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还是陷入了“垃圾围城”里。上海4天的垃圾量，能堆出一幢420米高的金茂大厦；杭州3年的垃圾，能填满西湖……但社会公众对这些几乎无感。垃圾再多，也会堆到跟自己不相干的地方。老百姓感受不到垃圾围城的急迫，就谈不上做分类的动力。

【博览财经特稿】1970年代，东京“垃圾围城”。70%的垃圾，被直接堆在东部的江东区。数百年来，这里一直就是“江户垃圾桶”。

但垃圾还得有地方堆和埋。为缓解江东的压力，都政府决定，到江东之外的其他区兴建垃圾焚烧厂，并且向江东承诺：1970年之后，不再往江东运垃圾。

但接下来，各区却陷入旷日持久的扯皮。1972年12月，都政府计划设立8个临时垃圾收集所，又包括了杉并区。这次，杉并人直接和都政府打起来了。

这种硬扛的态度，令江东区出离愤怒，并第二次禁止杉并垃圾进入。结果，杉并区垃圾遍地，恶臭盈天，杉并人也饱尝了江东人的苦楚。即便如此，杉并区还是不肯屈服。

这让东京都政府无路可退，杉并区也接到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同意，都政府将强征土地，开建垃圾焚烧厂。

今天，东京23个区建有21座垃圾焚烧厂，不仅涩谷这样的繁华市区里有，中央区的焚烧厂离日本皇宫更是只有3.5公里。没有焚烧厂的区，只能花钱交给别的区处理，矛盾也因此化解。

1999年2月，朝日电视台报道了埼玉县菠菜中二噁英严重超标事件，引发日本恐慌。超市对埼玉蔬菜全面拒收，跟今天福岛的待遇一样。

八九十年代，日本大力发展垃圾焚烧，6000座焚烧厂冠绝全球。日本空气与土壤中的二噁英含量，也飙升到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

这件事，究竟是空气污染还是土壤污染，早就说不清了。但日本政府知道，必须做出强力改变。

1999年3月，小渊惠三召开内阁会议，要求用4年时间，将二噁英排放强制减少90%。为实现目标，7月“二噁英法”出台，2000年1月实施。

要想大幅减少二噁英排放，只有把垃圾分类搞严、搞细、搞到底。因为“垃圾战争”后确立的“各扫门前雪”原则，使得焚烧厂已经分布在城区里和小区边。斗了那么多年，再想进一步规划和改变焚烧厂的布局，实际上不可能了。

在静冈县，一家食品厂只是将过期酸奶倒进下水道。但因为散发恶臭遭到举报，社长、社员全被逮捕。

这样密切的利害关系，使垃圾分类得以贯彻。2003年，日本二噁英排放较1997年大减95.1%。成果立竿见影，也鼓舞了日本朝野坚持分类的信念。

于是，垃圾焚烧厂想糊弄老百姓就变得很困难。为取得周边民众支持，焚烧厂要不断公布环境报告，鼓励居民来参观、交流，甚至应对专业机构的分析和质询。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球迷边哭边捡垃圾的场景，为其赢得了“世界上最爱干净民族”的美誉。

中国城市间的垃圾战争早就硝烟四起

但垃圾堆积的速度比消解快得多。10多年过去，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还是陷入了“垃圾围城”里。

但市长们都知道，城市之间的垃圾战争，早就硝烟四起。2016年6、7月间，太湖西山岛的苏州老百姓，发觉有点不对劲。一艘艘船昼伏夜出，往来于西山岛上。天亮后人们发现，这个被誉为“苏州小九寨”的风景区、距苏州吴中取水口只有2公里的地方，被人倾倒了12000吨垃圾。

苏州人愤怒了。他们把没来得及逃跑的8艘船扣下，一审才知，这些垃圾来自上海。

2013年，一个叫徐国强的男人跟上海杨浦区绿容局达成协议：以每吨48-78元的价格，获得垃圾处置权。

2015年，当他们把1670吨垃圾倾倒在无锡时，无锡市检察院迅疾反击，不但把徐国强一干人告上法庭，连上海杨浦区绿容局也一并送上了被告席。

当大城市处理能力饱和、处理成本高昂时，小城市，自然成了垃圾处理的“价值洼地”。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于是，类似案件蜂拥而起。深圳的垃圾倒于都、杭州的垃圾倒芜湖、东莞的垃圾倒肇庆、乌镇的垃圾倒凤台，甚至直接倒进长江……

2016年7月，当江苏海门再现上海垃圾时，上海终于下达禁令：垃圾一律不准外运。

2017年，一家名为江苏力维的检测机构，因违规被注销停业。其主营业务是二噁英检测，其市场份额冠绝全国。但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现，这是一家给钱就能出达标报告的企业，且“服务”过众多垃圾焚烧厂家。

眼下，中国还没有专门的“二噁英法”。但有研究显示，早在2008年，北上广空气中的二噁英浓度就突破了日本标准。有专家呼吁，应尽早将二噁英和PM2.5一起纳入空气监测。

有些事，不说也明白了。上海（包括46座城市）搞强制分类，不就是为大家好吗？

如果你拥有一双上帝之眼，在俯瞰全球商品大循环时，会发现一幕“中国奇景”。

当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全世界，它们运行的轨迹会因目的地差异而大不相同。在落后国家，它们会沉积为死寂的垃圾；在发达国家，它们却因垃圾分类变成可回收资源，并运回中国。在中国庞大的资源回收体系里，它们会再度成为中国制造的原材料，成为商品后重返世界……

关于“洋垃圾”，又是一场“罗生门”。中国环保专家认为，发达国家付脏钱给不法商人，诱惑他们在中国倾倒垃圾。这像极了上海与苏州关系的“国际版”。

在广东汕头的贵屿、清远的石角，或许藏着答案。这里曾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集中地。鼎盛时，10多万人搞拆解，家家户户烧垃圾，烧掉塑料皮后，1000吨电子垃圾中能拆解出300吨铜。这一下，就造就了一门产铜10多万吨、价值数十亿的超级生意。

这些垃圾，不过经历了最粗浅的分类而已。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一半的铜来自资源回收。贵屿、清远冒出青烟的多寡，曾直接影响国际铜价走势，令环保部门也投鼠忌器。

中国的“洋垃圾”商人们，一手把控中国的回收渠道，一手在美国的废品回收体系中布局。由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洋垃圾”的赚头超乎想象。

在德国，中国人以200欧元/吨（15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废塑料。德国即便有处置能力，也愿意每年80万吨的巨量向中国倾销。

在国际贸易的视野中，中国通过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和“洋垃圾”贸易，其实是在猛力“补贴”做垃圾分类的一众发达国家。

2018年，中国开始禁止24种“洋垃圾”。而中国的分类垃圾，显然比进口“洋垃圾”有价格优势。但要是中国的垃圾分类推不下去，资源回收行业嗷嗷待哺，“洋垃圾”肯定会卷土重来。

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的垃圾分类都不能再拖了。实际上，推动分类垃圾就两大核心：一是分类会更环保，不分类将有环境大灾难；二是分类将更好实现资源利用。否则，不做分类却去买洋垃圾，不但浪费巨大，还将加速中国的环保困境。（大智慧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