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督察专门查猪令人匪夷所思 短期引进国外“二师兄”难救场》：中国养猪业流行的说法，是以规模化养殖降低成本，但从出栏价格上看，这个说法似乎不是那么站得住脚。2014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规模化养殖（年出栏500头以上）的出栏价，比散养户也只低了2元/斤。而规模化养殖企业从政府那拿到的补贴，可是要远远高过中小散养户，所以这两块钱的“含金量”还得打折扣。 可能的经济学解释是，散养户业主几乎不会考虑人工成本和设备折旧，所以实际的会计成本，要低于规模化养殖，产品定价的弹性也更大。前一段很红的长租房市场也有类似情形，房源集中后房租涨了，但企业利润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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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专门查猪令人匪夷所思 短期引进国外“二师兄”难救场
【研究员】：wh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中国近十年来的猪肉产量，占比超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年产值上万亿。无奈的是，中国的养猪业虽然规模很大，却远谈不上强。仅就养猪成本而言，中国就足足高出了美国的一倍。正因此，这些年来，各级政府为养猪业提供了大量补贴，补贴政策很复杂、来源也很多。如规模化养殖的按照规模等级，每家20万到80万不等，每头繁殖母猪补贴100元。仅此一项，按照母猪存栏数据推算，理论上可达30亿元以上。此外，还有专门针对养猪大县的补贴，2017年，这个数据就达到了220亿元以上。而在保险、育种、疫苗等诸多环节，政府补贴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
【博览财经特稿】对一个普通种族、普通爱好的老百姓来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就是能吃肉了。如果说土豆烧牛肉加电气化，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红烧肉、猪蹄子、烧排骨、杀猪菜，怎么也得是小康社会的标配不是？ 如今老百姓连肉都吃不起、买不到，怎么让大家有精神有心情听你瞎忽悠、吹牛逼？ 近日去青岛老城区的中山路瞎逛，那个落寞萧条，真正老城区的感觉。“不光是旅游旺季结束的事，去年9月青岛人还很多，如今经济不好，大家腰包憋了”，卖珍珠和鱼片的老板说，猪肉太贵，每个的钱包都要和猪肉换算下。兜里没几十斤肉钱，还旅个屁的游啊。 编者的两个朋友下周要来，吃烤肉哈啤酒，总是我大青岛的标配。结果到上马大集上一问，猪肉26，牛肉29，难不成真要铁钎子上撒盐、来回烤上仨小时？如果照这种形式下去，真要过上韩国样的国际化生活了：每周吃一次肉，数好了论片吃。 环保督察组专门查猪已是匪夷所思 猪肉暴涨至今，和非洲猪瘟、南方水灾都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环保，多地把中小型甚至大型养猪场强行关闭了。 养猪易污染水源、要划定禁养区；养猪没有税收，不如为其他产业腾地；养猪要被环保督查，不如直接就关闭。看看去年环保督察“回头看”的累累硕果，进驻的10个省区无一幸免：广东中山三角镇依法清拆5家违法猪场约4200平方米；广东阳江拆除14家非法禽畜养殖场；广东和平县一违法违规养猪场被关停；江苏省常州市金坛一养猪场被关闭取缔；广西桂林象山区五家违法养猪场自行关闭拆除；江西正邦养猪场污染环境被罚30万…… 环保督察组专门来查猪，已是匪夷所思。更令人可怕的是环保部还有尚方宝剑，动辄通报下面的各区市，约谈X委书记、各区市政府……。 环保部本来是做好环保，打赢蓝天保卫战、绿水保卫战的主力。按说无论是空气不合格，还是水源不合格，大家都应该问责环保部门，如今反过来，环保成了督查部门，动辄给各地搞空气排名，还要处罚下面政府。 打个比方，好比朝廷来养了帮兵蛋子准备打仗，结果倒好敌人上来了他们变成了督阵官，逼着当地文官和老百姓往前冲。还不时拉出两个来冲得慢的杀头，这特么叫什么事。 强力督查，强力问责，为了政绩，不问其余。于是，当年临沂市领导被约谈之后，强制关停冶炼厂，融化的铁汁都在管道里了，立即马上立刻关停！于是钢铁汁冷凝，再想复工修复，要花巨资、费尽日天本事； 于是，去年潍坊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采用经过科学论证的洒药治污被认为环保造假，多位政府负责人受到调离、降级处理； 于是为了保空气，河北北京等地周边简单粗暴实施“煤改气”，强迫企业拆锅炉，老百姓家不让烧煤，结果严冬来了燃气又送不到，一时鸡飞狗跳，怨声载道，最后又不得不改弦更张，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决策不动脑袋，执行不顾实际。既没有对民众生活切实感受，又不把企业损失视为伤痛。 这样的事，何止环保部在做，前一段时间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要求拆除大棚房，多少为了种地搭设的看瓜棚、住人棚一起拆掉，多少企业、人员投资的农业综合体，一夜之间成为废墟? 说建设美丽乡村，招商引资的是你们，说要退换耕地、全部拆除的还是你们，一纸通知就高过法律，不执行就是不讲政治，伤害了多少农民和企业的权益和信心。 看到别的部委抡着40米长的大刀横扫，工信部也坐不住了，支持建立燃油汽车禁行区试点，制定燃油车时间表。当年蒸汽机车之后，不让马车通行了吗？大城市里全是电车，一旦停电城里、村里是不是就得全瘫痪？用电车确实是环保，可是电力是不是主要来自烧煤炭？ 拆猪圈后各省市出来鼓励政策为时已晚 说到底，无论出台什么政策，怎样去做执行？都要考虑基层实际，都得尊重市场意愿。多做引导，少来干涉，你该补贴、该退税就好了，让老百姓自己选择，而不是一刀砍向市场。那么多的汽车厂投资怎么办，工人的出路又如何解决？要不要为了环保，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全改吃素、跑步和骑车上下班？ 市场化、法治化，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这是政府要做的。而一切的出发点都要提前考虑，尊重个人和企业的财产权、所有权、选择权，尊重合同和法律规定。无论什么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如果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能是给坏人做帮凶。人为制造社会矛盾，人为制造经济危机。 以拆猪圈为例，闹到到今天这个地步，各省市都出来鼓励政策了，什么不用土地审批、什么增加补贴、鼓励扩大规模，都为时已晚。关键是，环保部会出来道歉么？能保证肉价平抑之后，不会有下一次大拆除么？ 如果不能，最好是各地养猪大户、律师团体联合起来，斥其慵政乱政，把其告上法庭。让环保部、也让其他部，对百姓和基层多一点点敬畏，让他们都得长点记性。 忽然想起来，2011年胶济铁路因未通过环保验收，被环保部叫停。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胶济线是山东省内的交通命脉，一旦叫停，汽车、自行车压根就替代没这么大的交通能力。 8年过去了，刚才又跑去看了看，胶济线跑得好好的，只是火车经过时不再发出以往的咣当声，而是轻声地、不断地重复着：猪——猪——猪—— 中国的养猪业大而不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中国近十年来的猪肉产量，占比超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年产值上万亿。 无奈的是，中国的养猪业虽然规模很大，却远谈不上强。仅就养猪成本而言，中国就足足高出了美国的一倍。正因此，这些年来，各级政府为养猪业提供了大量补贴，补贴政策很复杂、来源也很多。 如规模化养殖的按照规模等级，每家20万到80万不等，每头繁殖母猪补贴100元。仅此一项，按照母猪存栏数据推算，理论上可达30亿元以上。此外，还有专门针对养猪大县的补贴，2017年，这个数据就达到了220亿元以上。而在保险、育种、疫苗等诸多环节，政府补贴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 就是说，“二师兄”还没走出猪栏，每年仅补贴一项，就得花掉政府数百乃至上千亿资金。可即便是如此下血本，国产猪的成本、价格还是远高于国际市场，以至于每年政府还要花大力气阻击“二师兄非法入境”——走私猪。 更要命的是，在中国，养猪的高成本几乎是刚性的。不说别的，首先饲料就全无价格优势，像猪饲料主要原料玉米、豆粕等等，美国的价格要比中国便宜一半以上。此外，由于繁殖技术好于中国，美国的仔猪采购价格也比中国要低很多。 一个猪饲料成本，一个仔猪采购价格，光这两项差不多就占去了养猪成本的80%，这两个指标下不去，养猪成本不高才怪。 中国养猪业流行的说法，是以规模化养殖降低成本，但从出栏价格上看，这个说法似乎不是那么站得住脚。2014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规模化养殖（年出栏500头以上）的出栏价，比散养户也只低了2元/斤。而规模化养殖企业从政府那拿到的补贴，可是要远远高过中小散养户，所以这两块钱的“含金量”还得打折扣。 可能的经济学解释是，散养户业主几乎不会考虑人工成本和设备折旧，所以实际的会计成本，要低于规模化养殖，产品定价的弹性也更大。前一段很红的长租房市场也有类似情形，房源集中后房租涨了，但企业利润很低。 总之，高补贴、高成本、高价格的中国养猪业就是个“冤大头”行业，政府投入巨额补贴，却养出了比人家贵一倍的猪肉。 这套打法的唯一好处是保证了“猪肉自给率”——近几年，每年进口猪肉仅一百多万吨，连国内市场小零头都够不上。但同时，作为饲料的大豆、豆粕、玉米却大量依赖进口，甚至连种猪也是飘洋过海运来的——2017年进口种猪超过1万头以上，占比一半。所以，所谓的“猪肉自给率”不过是名义上的，很困惑追求这个指标的意义何在。 而且，国内猪肉消费市场的封闭，还带来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养猪这么多年，都没能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有效的供给，产量、质量、渠道都成问题。海外”猪队友“数量少、进不来的局面，和这次猪肉暴涨有密切的关系。 “二师兄”是怎样飞上天的？ 2014年左右，专家根据此前的趋势预测中国人均消费量会持续走低，加之正常的“猪价格周期”处于最低位，“去产能”呼声高涨。 2015年下半年，出于环保考虑，不少地方开始“禁养限养”。这一政策在2016年达到高潮，一些地方政府大举拆迁中小养殖户，这部分产能算是彻底去掉了。 “连根拔起”的结果就是猪少了：2018年2月与2016年同期相比，我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生猪存栏量均下降11%左右，而且这一下降趋势还在加速。显然，由此产生的供给大幅下滑，和2018年下半年爆发的非洲猪瘟关系并不大。
再看需求端，专家照例对市场形势发生了误判，“猪肉消费需求持续下降”并没有发生，而是稳定了下来。2016年后连续三年，中国人均猪肉需求稳定在40公斤，年度总需求量在55.5百万吨左右，光产量缺口就达到了两百万吨左右，这才有了后来进口百万吨洋猪的“壮举”。 可就是这占比不到2%的进口量，国内猪企、专家还是纷纷批评说，会“影响猪肉价格”——他们大概忘了，自家的猪也不是什么纯国货。 需求不变，供给下降，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分析也会得出结论，猪肉价格上涨。因此，即便不爆发“非洲猪瘟”，猪肉大幅涨价也会出现。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封闭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在生猪行业大搞环保大跃进，双重作用之下，本来就不低的养猪成本进一步提高，出栏的“二师兄”价格自然是节节攀升。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去种下的因，到今年结果了。雪上加霜的是，“二师兄”刚踩上筋斗云，又迎来了非洲猪瘟这个大助攻，猪肉这才一路狂飙，狂飙到很多人怀疑人生。 “二师兄”的身价一时半会降不下来 虽然还没见到“二师兄”伤亡数量的完整统计数据，但非洲猪瘟对供给量的冲击肯定小不了——2019年6月生猪存栏环比再降5.1%，同比减少25.8%，其中瘟疫导致减产的占比上限在15%，这已经远超正常范围。
疫情爆发不仅直接影响供给数量，还对生猪的调运产生影响。过去这些年，受政策引导影响，猪肉生产一直在向发达区域集中，猪肉主销区却在发达地区和城市，生猪的异地调运量非常大。 由此，在疫情爆发之初，生猪调运便成了疫情扩散的主要途径。而加强检疫后限制、禁止止生猪调运，导致主产区积压、主销区缺货，又引发了局部暴涨，这在北京、广东两地尤为明显。 疫情爆发后，有不少文章将猪价上涨的矛头指向了养殖户，大肆渲染他们惜售观望。不得不说，这种论调是典型“出事怪商家”的阴谋论，违反经济学常识。 要知道，疫情蔓延期间，把“二师兄”强留在家的风险不小，何况这货还得天天好吃好喝供养着，成本不低。这种条件下尽快出货才是正常选择。 真正的影响价格的因素是出货后，养殖户购入仔猪的意愿下降——染病死亡、血本无归的风险太大了，国务院为此出台了补助政策，这才是正经的解决办法。 既然政府都出手了，那么飞天的“二师兄”是不是很快就能落地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供需关系上来。 首先是疫情影响，专业人士表示，非洲猪瘟的影响，少则三五年，多则十数年。因此，减产、物流通畅等问题都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唯有寄望各项防控措施出台后能逐渐缓解。 其次，靠政策引导中小散养户归队怕是很难，而且远水也解不了近渴。限养禁养拆迁，伤了不少散养户的心，加之疫情未过，大家也不愿去冒这个风险。 当然，也不排除优厚的鼓励政策，能吸引“二师兄”重回农户，但即便如此，猪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养成的，养殖周期的自然规律急不来。 其三，大力引进国外“二师兄”救场，这个想法固然好，但短期内恐怕效果有限。 放眼全球，现有猪肉贸易规模也不过800多万吨，而2019年中国的猪肉缺口可能就要达到700多万吨，完全不成比例。“临时抱佛脚”加大进口，人家抬高价格怎么办？你有几分议价空间？ 而且就当前而言，猪肉的进口渠道也不完善，有些潜在的供应方压根就没好好开发。比方说和阿根廷这样的农业大国，今年四月才完成相关的检疫协议，七月刚开始进口猪肉，其余可知。 因此，进口规模扩大最快也得半年后了。事已至此，唯有少安毋躁了。要有耐心“让二师兄多飞一会儿”。只有供给缺口得到补充，才能让猪肉价格回归正常。眼下能做的是汲取教训，学学唐三藏——“尊重市场规律，不要轻易干预市场，不要迷信行政手段”的真经要经常念、天天念。（来源：黄大拿食货志（ID：Huangdana2018）、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柏文喜Kevin、关不羽）
政经观察
《美国工厂》反应美制造业现实问题 折射中国内在问题
【研究员】：wh
最近40年时间，美国工人家庭实际收入增长缓慢。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1935至1940年的情况类似。美国并不是个例。如今，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危险线。
【博览财经特稿】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穷人成为右翼政党上台的杠杆。为了博取铁锈地带的工人支持，特朗普承诺将制造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不惜与中国发动贸易战。 奥巴马拍了个《美国工厂》更加直观地反应了美国制造业的现实问题，当然也折射了中国的内在问题。 为了博取亚马逊农民的支持，巴西右翼领袖、网红总统博索纳罗，默许农民纵火焚烧原始森林，以“退林还耕”。 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国际人士纷纷发推特谴责巴西烧毁了“地球之肺”，暴露出穷人争夺生存空间与富人呼吸新鲜空气之间的矛盾。 不管是铁锈地带的工人，还是巴西原始森林的农民，反应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贫富差距正在撕裂这个世界。
自1980年里根政府执政以来，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最近40年时间，美国工人家庭实际收入增长缓慢。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1935至1940年的情况类似。 美国并不是个例。如今，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危险线。 二战后西方世界努力致力于公共福利建设，穷人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如今，为了维持高福利，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已负债累累。 为什么在公共福利建设方面的努力，无法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贫富差距，并不支持政治口号、剥削理论及“我穷我有理”的逻辑；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经济规律。 按照新古典主义的逻辑，穷人赚得少，富人赚得多，都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不能怨天尤人，因为市场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今世界，货币、劳动力及土地市场，这三大重要的市场都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按照市场的逻辑，论述贫富差距存在前提性缺失。 这三大市场，都存在天然、制度及国家三重障碍，导致要素无法全球自由流通，其结果都是不利于穷人的财富增加。 货币非市场化：富人靠近货币，穷人依靠劳动 货币，是一个无比深奥的经济学问题。货币，也是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核心所在。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及信用货币时代，国际货币市场逐渐走向自由化。如今，国际外汇市场已经实现市场化交易，资本管制被打破，国际资本在西方国家自由流通。 但是，货币依然是一个由国家垄断的市场。政府或货币当局，始终垄断着国家货币发行权。这就决定了货币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货币资源的配置受到人为的干预。 当货币超发时，越接近货币发行权的人，越可能获得财富；远离货币发行权的人，财富则缩水。如此，货币富余者与货币贫乏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随着货币超发而扩大。这成为最近四十年富人与穷人拉开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十年。这十年的变化，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浮动汇率诱发了国际外汇套利空间，投资银行由此兴起。 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时期，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采取了极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将肆虐了近10年的通胀给打下去了，美元重回强势轨道。 沃尔克卸任后，里根政府加快了金融混业及自由化改革，打造了所谓的里根大循环，美国从产业资本逐渐走向了金融资本之路——强美元、强金融、弱制造、高赤字、高负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体系从金本位转向信用本位，美联储发行美元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无需刚性兑付黄金，可透支国家信用超发货币。 借着强势美元浪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以及全球化浪潮，美国金融持续繁荣，房地产、股票、信托、债券、基金、期货迎来史诗级的大牛市。 里根大循环推动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经济结构失衡的增长。 受特里芬难题的制约，美国在强美元的推动下，金融异常繁荣，而制造业则日渐衰落，这造成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高级人才，与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美国这轮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币增长。
1946-2006年，M2年均增速6.5%，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比实际GDP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从1980年到2018年，大部分年份M2增速都高于GDP增速。 货币总量，大幅度覆盖了经济总量。这轮经济增长，存在不少货币泡沫。 在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之后，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影响，美联储逐渐以控制通胀为主要目标。 因此，从1983年开始，美国一直保持低通胀状态。
换言之，美国多发的货币没有流向消费领域。 货币流到哪里去了？房地产及金融市场。
美国金融市场迎来历史罕见的大牛市，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大幅度攀升。房地产、金融及跨国公司富豪及从业者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而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 2000年到200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但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3%。 高管和普通工人的报酬之比从1965年的20比1增长到2000年最高时的400比1。即使是次贷危机期间，美林公司的CEO塞恩年收入也高达1500万美元，贝尔斯登的CEO凯恩在倒闭前赚取了1100万美元。 这就是“谁接近铸币权谁更富有”的道理。金融过度繁荣，滋生了一群“食利者”。 过去几十年，美国主权债务、企业债务规模大幅度膨胀，投资银行是债务市场的主要得利者。 投资银行将债券、房屋抵押合同等打包做出金融衍生品获利。跨国公司则拿着大把美元在全球从事资金贩卖工作，将美元转手贩卖给新兴国家的投资者。 另外，大批中产阶级背负着房贷为银行打工，大批低收入者缴纳昂贵的房租为房东打工。 这是一条金融套利链。表面看，信贷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金融机构与借贷者互利共赢。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货币的供给端并不是自由市场。 货币的供给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给金融机构发放廉价货币，金融机构转手贩卖即可获利。 美联储虽然无法控制市场利率，但可以通过调整市场基金利率及公开市场操作，很大程度上影响利率走势。 从1980年代开始，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越来越低。受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支配，收益率持续走低，杠杆率持续走高，每次加息的力度都小于降息的力度。
受到白宫及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压力，美联储有时无法坚守发币纪律，开启宽松闸门，释放货币刺激经济增长和金融繁荣。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零附近，任由资本市场借贷。 但是，这时市场陷入流动性陷阱。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采取逆向选择，减少信贷发放。 不过，美联储以量化宽松的方式，直接购买了几万亿美债，释放了巨大的流动性到债券市场上，刺激股市快速反弹。 美联储还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为花旗、高盛等金融巨头提供贷款，助长了“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 换言之，金融巨头及富豪无需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彻底买单，没有完全受到市场的惩罚，而中产、穷人该破产还是得破产。 即使危机爆发，富人可分摊风险，而穷人和中产则很难规避。 富人的资金大部分配置在全球的房地产及股票、信托等金融资产上；而穷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中产的资产基本配置在房子里。富人有条件规避外汇风险，而普通人只能将财富寄托于本币命运。 当金融危机到来时，富人更能够规避风险，而穷人、中产面临失业，收入全无，背负房贷的中产还可能失去房子。房子，是富人的财富，却是中产的债务。 所以，释放越多的货币，越有利于金融及房地产资产膨胀，越有利于富人的财富增值；穷人的财富反而缩水。远离资本市场的制造业工人以及设计师、律师、创业者、小企业主，都是货币潮水的受害者。 表面看，货币超发没有引发物价上涨，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极大地抬高了穷人的住房成本，以及中产阶级的贷款成本。同时，房地产及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穷人无法参与获利，工资增长又缓慢，如此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所以，超发的货币，是富人的甜甜圈，中产的苦咖啡，穷人的鱼骨头。 货币超发，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及社会失衡。只有坚守货币中性，货币当局依据货币纪律及科学原则，执行货币政策，该紧缩时紧缩，该宽松时宽松，避免货币超发，才能降低社会的裂痕。 不过，当前最完善的央行制度，也很难做到。 劳动非市场化：资本全球配置，劳动囿于本土 很多中国人看到《美国工厂》中工会的难缠，庆幸中国有一批任劳任怨的工人。但其实工会是矫正劳动力市场失灵的重要组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能否找到工作，拿多少工资，完全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 高管、高级技术人才，往往是劳动力市场的稀缺人才，容易获得高薪。即使是普通工人，在用工荒时，也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 但是，劳动市场终归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资本是天然的生产要素，但是劳动者不是天然的生产要素。 工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劳动者。人，本质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人拥有多重属性，除劳动者，还是社会人、家庭成员以及自我个体。 劳动力的价格机制容易失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预测，工资上涨，人们会增加人口生育。 但现实中，劳动力价格上涨，人们不一定会因此多生孩子。西方国家劳动力价格相对高，但是生育率却极低。 原因是，人们并不会将孩子或个人界定为劳动者，根据劳动力的价格来决定生育。生育，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 事实上，劳动的供给，并不是人口数量，而是劳动产出能力。 二战后，人们将人口数量转化为人口素质，作为劳动供给的主流方向。人们会根据职业收入高低学习相应的专业，培养相应的技能。但即便如此，我们学习知识及技能，也不完全服务于劳动市场，不完全受价格支配。 一个孩子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倾注了父母的心血。今日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对孩子20年的成长生涯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依然是一个问号。或许，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孩子的天赋及偶然因素，有时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劳动力的供给，受到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生育习俗、气候环境、避孕技术、城市化进程、医疗卫生条件、劳工法律、国籍户籍限制等影响。 如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大力鼓励生育，在八九十年又执行严格的生育政策，这就人为地制造了一股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洪流——年轻人多、老人小孩少。同时，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也极大地制造了劳动力供给。这股洪流形成制造业的人口红利——工资低、产品价格低。 又如，医疗及避孕技术落后时代，人口数量并不由人为控制，更不受市场支配。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类的情欲常数，及不确定的婴儿死亡率。 社会稳定，经济恢复时，人口出生率上升，劳动供给增加；但人口无序出生，常常将社会推入人多地少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在古代，劳动力供给，完全由人类的原始情欲及丛林法则决定。只有在医疗及避孕技术发达的今天，人口生育才摆脱情欲束缚，逐渐遵循市场法则，但并不充分。 所以，雇主在劳资谈判中居于优势地位。雇主是按照市场原则行事，而劳动者往往受到众多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如果工资太高，雇主可以解雇工人，甚至关闭企业，但是工人因生存问题却不敢随意放弃工作。 当人口大规模生育，或大规模迁移到城市，或不重视劳动保护，劳动工资会被压得很低，劳动者很难通过努力来提高收益。 19世纪欧洲，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政府奉行自由主义思想，不注重劳工保护，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工资收入低，加班时间长。 反过来，资本具有密集性，劳动则是分散，资方与劳方是一对多的关系，雇主拥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议价能力。如一家公司可以雇佣1万人，但是一个工人只能给一家公司打工。雇主面对1万工人，可以设定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在劳资谈判中占据优势。 若与资本的灵活性比较起来，劳动者就显得更加弱势。 资本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获取利润。但是，劳动者由于受到国籍的限制，无法在全球自由配置。 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资方可以将资本、半成品、原材料、设备在全球自由流通，配置效率高、效益高。 如美国的企业因本土工资高，将资本、设备、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中国，然后赚取利润。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工人却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国的工人，无法到美国就业赚取高工资；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无法到中国来就业，只能处于失业状态。 一旦这个国家的产业及工厂都迁移到海外，而这些工人又无法到他国就业，那么他们将面临失业。工人重新培训再就业的门槛往往很高，转业的成本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流通。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极高。
受特里芬难题制约，美元强势无法与制造业出口强势并存。美国缔造了强势美元，出口制造业定然受到打击。这是美国制造业整体规模下降及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 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大约30%，美国制造业中产受到沉重的打击。 反过来，埃克森美孚、苹果、摩根大通、高盛、伯克希尔－哈撒韦等跨国公司在全球获利丰厚。 这样的结果是欧美国家的资本获取的利润很大，而美国制造业工人收入提高慢，新兴国家的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收入很低——全球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诚然资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但劳动力的限制性流通，极大地导致价格失灵，劳动者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所以，斯拉法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 怎么办呢？斯拉法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政府干预，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工保护。 事实上，世界主要国家都制定了劳工保护法，对工人的人权、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履约、法定假期、工时、禁止童工、妇女劳动者保护、劳动环境等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政府干预，尤其是法治干预，促进劳动市场自由配置，本质上是降低市场的外部性，促进庇古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均等化。 资方不可以随意排污，随意丢弃机器设备，会造成环境污染。这就是外部性。 同样，资方也不可以随意解雇工人，会增加贫困、社会不稳定等外部成本。 所以，政府必须出台法律，约束劳资双方履约，对合法雇佣、解雇、违约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以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 经济学家科斯并不认可庇古和斯拉法的政府之手。他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时，只要明确产权，市场交易即可实现帕累托最优。 但是，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极高，密集的资本对松散的劳动构成降维打击。经济学家布坎南就提出，当一对多发生交易时，交易成本极高。资方与劳方就是这种情况，劳动者居于被动地位。 这时，工会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劳动者联合形成工会，与资方谈判，以平衡劳资双方的对等地位，降低交易费用。 工会，是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促进劳资双方有效博弈的一种重要组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反对工会组织，他们认为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加工资等一致行动，是一种价格联盟行为，破坏了市场竞争。 在美国反垄断法推行初期，工会组织被认为是垄断组织。1894年普尔曼罢工拒绝运输邮件，司法部以“限制贸易罪”将罢工领袖尤金·德布斯起诉到最高法院，结果法官依据反托拉斯法判处德布斯有罪。 从1890年到1897年，最早的13个被认定为违反《谢尔曼法》的案件中，有12个是针对劳工组织的。 不过，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克莱顿法》纠正了这一错误。该法特别规定了工会组织可以不受反托拉斯法的约束。 工会与资方博弈，有利于市场修正，促进资源充分配置。 看了《美国工厂》的人感觉，美国的企业被强大的工会搞死了。如果企业被工会拖死了，工人也得失业。 我们不需要站在任何一方，因为这就是市场博弈的常态。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美国工会，而是劳动力无法在全球充分流通和配置。 如果中国的工人可以到美国工厂工作，可以增加美国工人的供给，降低劳方及工会的议价能力。如此，中国工人的供给减少，可以降低中国资方的议价能力。 另外，全球各国共同致力于劳动保护极为重要。低尊严、低人权、劳动保护薄弱的国家，更易吸引全球资本投资。如此会导致全球劳方的议价能力下降，拉低全球工人的收入水平。 土地非市场化：城市房产增值，农村土地贬值 土地及房产，是当今世界的核心资产。在很多国家及城市，房产，已成为贫富分水岭。有产者希望房子上涨，无产者希望房价下跌。二者矛盾不可小觑。 有无能力买房，表面上看是市场行为，其实非完全市场行为。房价的涨跌，由三大非常重要的因素决定——人口、货币及土地政策。 这三大因素，都不是完全市场因素。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人口，受国家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国籍制度及人口流动政策影响。当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时，城市化加速，房地产需求增加，房价快速上涨。 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房子的价值，不仅等于居住价值、投资价值，还包括城市门票的价值。争夺城市门票，是城市化进程中房价上涨的内在动因。 货币供给，掌控在央行货币当局手中。过去十年，美国、英国、澳洲、中国香港及内地的房价大幅上涨，都与货币大规模发行直接相关。 土地政策，尤其是土地产权制度，对房价的影响或许更为根本。 美国在建国初期，战争债务堆积如山，联邦财政陷入困境。美国国会在1785年和1787年，先后出台《关于西部土地测量和出售法令》和《西北法令》，目的是出售公共土地，“用于偿还债务或者履行偿债业务”。这就是美国土地财政的开端。 后来，美国从法国手上以白菜价买下了路易斯安那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加上西部扩张吞并了大量土地。 联邦政府获取大量领土支配权，并通过拍卖土地获得巨额出让金。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达到48%。最终，美国通过出售土地还清了债务。 但是，美国这轮疯狂的土地财政，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最终引发了“1837年美国大恐慌”。 “1832年仅有5900万美元，到1836年已经疯涨到了14亿美元——仅仅4年的时间竟然大幅上涨了23倍……大量的流动性是由那些新开的银行创造出来的……这些钱并没有投资到新兴产业，其中大部分都流进房地产业用于投机。” 1837年底，全美所有银行都停止了金币兑付，股票市场大跌，全美90%工厂停工和大量工人失业。 在大恐慌之前，美国联邦政府控制着大量的土地，相当于土地供给被政府垄断。这极大地阻碍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联邦政府拍卖土地，大量金融及地产投机者购买大片土地，炒高地价、房价，制造了严重的金融泡沫。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第二年正当战争打得难分难解之时，林肯总统颁布了《宅地法》。这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的土地制度从国有化转向私有化。 在土地私有制中，土地被大大小小的私人持有，不利于大地产商集中炒卖土地，可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充分配置。 如今，美国土地以私人所有为主，居民住宅用地供给充足。2017年，美国60%的土地为私人所有，38%为政府所有，2%为印第安人保留地，人均私有土地达3万平。全国居住用地共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比重达6.2%，人均居住用地面积高达1728平。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实现套户比超1.1、住房自有率超60%，至今保持在1.15和64%左右；60%的住房为拥有3个甚至更多卧室的大户型，拥挤程度很低；62%的住房为独立式单户住房，新建单户住房平均建筑面积近250平，人均近100平。 土地私有化，分散了土地供给，促进土地自由交易，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和房屋自给率。这就是美国在高房价下，依然存有大量的别墅、大房子居住的重要原因。 当然，美国房价还受到货币泡沫的冲击。德国是土地私有化制度极为成功的国家。 这个国家抑制金融泡沫，鼓励土地私有者自建房或联合建房，打击土地集中及房地产炒卖。德国的房价一直非常平稳，价格相对低，居住矛盾小。 香港是土地国有化的失败案例。很多人将香港的高房价及社会矛盾，归为香港的保障房政策、金融炒作及李嘉诚。 其实，香港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国有化。香港房价从1985年开始起飞，一口气上涨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为什么从1985年开始上涨？1984年12月19日，中国与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为了防止英国在回归之前，将香港的土地一售而空，该声明附件第三款规定，“所批出的新的土地，每年限于50公顷”。 50公顷，什么概念？相当于深圳一个大型楼盘的面积。香港一年只供应这么少土地及新房，市场严重供不应求，资金蜂拥而入，房价应声上涨。 香港土地国有化，导致土地使用率极低，资源配置效率不合理，土地被集中控制，房价持续走高。富人出高价也只能购买到小房子，穷人住的公屋则更加袖珍。 房价高企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受到挑战。 虽然香港政府获得大量土地财政后，也努力致力于公屋建设。 但是，由于大部分未开发土地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政府成了有产者与无产者斗争的焦点。香港公屋占比达4成，跟新加坡比有距离，跟新兴国家比则绰绰有余。 但核心问题依然严峻，那就是土地使用率很低，居住面积太小，香港土地使用率只有23%。 董建华主导的“八万五”建屋目标计划及林郑月娥的大屿山开发计划都受阻搁浅。手握土地供给大权的港府，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问题不在有产者的反对或无产者的支持，而是这种高度集中、政府垄断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从美国、德国及中国香港的例子可以看出，土地国有化制度下的高房价，导致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尖锐矛盾，扩大了贫富差距。 在中国，城市土地可流转与农村土地不可流转，造成严重的城乡割裂以及贫富差距。中国城市的农民与农村的农民，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农民。这是由城乡土地双轨制决定的。 城市农民，可以出售土地获利，坐享城市化红利，坐等地价、房价大幅度上涨。但是，农村土地不可以流转，房屋无法对外销售，农村农民最核心的资产无法流动，无法变现，严重抑制了农村致富。 如用30万在农村建房，用60万在县城买房，这两个决定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农村房产无法流转、变现，升值空间被抑制；县城房产可抵押贷款、可出售变现，用于做生意。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随着农业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农民可以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获利，从而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了贫富差距。 但是，城乡土地双轨制度反而加剧了财富失衡。农村土地无法变现，土地边际递减，中国农民只有进城打工这条路才能获得收益，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房价高企，城市房子增值，进一步扩大了城乡贫富差距。 任志强直言：“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时，使用权哪儿有什么权利？它不能作为银行的抵押资金，因为不能交换。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金钱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 从国际市场来看，受国土、领土限制，土地资源难以在全球流转，加剧了农民的贫困。正如亚马逊的农民，无法到其它国家打工，也无法将耕地出售变现，只能火烧更多雨林，种植更多粮食糊口。 总之，市场资源配置越充分，越有利于创富。富人驾驭资本在全球畅通无阻，资源配置高效；而普通人的财富增长，受制于三大非充分竞争市场——法定货币、劳动及土地。 法定货币、国际限制、国土制约，正在阻碍全球化资源配置，扩大贫富差距。这充分体现当今世界国家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愈深，愈不利于穷人。这也是当今很多人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过度市场化导致了贫富差距；实际上，恰恰相反，不充分的市场化才是问题所在。更严重的问题还是，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反而充分市场化。以制度重构市场化、全球化治理模式，才是解决之道。（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流水的工厂与铁打的UAW 美国工厂绕不过的环
【研究员】：wh
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史上，工会是绕不过去的一环。这个庞大的组织不仅聚集了众多的工人，还和华尔街一同左右着制造业巨头的命运。作为全美最大工会的UAW，致力于在汽车这条单调且强度高的流水生产线上保障工人权益，并在过去数十年里始终保持着对通用、福特等美国汽车巨头的对抗姿态，其设下的条规要约，也制造了美国汽车工业无法挣脱的束缚。
【博览财经特稿】纪录片《美国工厂》中，福耀集团的董事长曹德旺第一次提到UAW时就说，“工会进来，我们就关门不做了”，那是在刚建厂不久的2016年。 在纪录中美制造业不同经营理念、劳工阶层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冲突以外，这部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其妻子米歇尔出品、讲述福耀集团在美建厂的纪录片也记录了美国汽车行业的另一面：流水的工厂，铁打的UAW（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奥巴马夫妇参与投资的纪录片引起巨大反响以及多轮解读，但纪录片的另一个主角UAW，同样值得关注。作为美国汽车工业的一部分，UAW如今成为一个包袱，一个美国式的“历史遗留问题”。第一个反抗UAW的不是中国工厂，而是日本汽车公司，福耀甚至不是第二个，钢铁侠埃隆·马斯克同样无法忍受UAW进入他的工厂。 据外媒报道，FBI特工于8月28日使用搜查令突袭了UAW主席的家。这项调查涉及UAW与FCA（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之间的腐败案件，相关调查已经持续了3年时间。在即将与三大汽车巨头展开新一轮谈判前，对于那些行业里寄希望于这个组织的普通工人而言，这也许是另一个寒冷冬天的开始。 中国工厂VS美国工会 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史上，工会是绕不过去的一环。这个庞大的组织不仅聚集了众多的工人，还和华尔街一同左右着制造业巨头的命运。作为全美最大工会的UAW，致力于在汽车这条单调且强度高的流水生产线上保障工人权益，并在过去数十年里始终保持着对通用、福特等美国汽车巨头的对抗姿态，其设下的条规要约，也制造了美国汽车工业无法挣脱的束缚。 在《美国工厂》中，第一个冲突发端自竣工典礼上参议员的演讲，这位参议员在竣工典礼上鼓励福耀在美员工成立工会。这个诉求让美国本地的经理警觉地想要“剪掉他的脑袋”，因为后者清楚曹德旺并不欢迎和鼓励工会。福耀当时在建厂前就说好不要“工会式的工厂”。 一位《美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面对镜头时说，“船翻了，大家饭碗都没有了”。 那是福耀刚建厂不久的2016年。彼时，福耀集团作为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引进产业，风光无限。作为彼时与通用公司签订全球供应合同所要履行的在美建厂条约，福耀计划投资3.6亿美元，预计为当地创造超过1500个就业岗位。 故事背景透过《美国工厂》的介绍我们已经知晓：代顿作为铁锈带城市，自金融危机后就饱受失业的困扰。2008年，伴随着最后一辆卡车在当地的通用汽车工厂下线，代顿市民陷入到长久的期盼与祈祷。转折发生在2014年，不顾被国内舆论“要跑”的指责，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在代顿买下了2008年宣告破产的通用汽车厂房。
曹德旺在当时的竣工典礼上剪彩 事情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曹德旺要出海，因为海外除了人力成本，地价、税收等都比国内便宜，美国为了拯救当地的汽车工业，也提供了大量的补助。俄亥俄州政府当时补贴给福耀玻璃4笔钱。曹德旺说这笔账很划算，“我买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改造用了1500万美元，当地政府补贴拿了差不多3000万美元，所以基本上没花钱。”除此以外，福耀主要围绕整车企业提供可用的玻璃配件，玻璃运输难度大，靠近美国汽车工业的腹部地带也降低了运输成本和可能造成的运输损耗。 看上去中美和谐的局面却不及一个现实情况来得刺眼。美国有自己的工会制度，每个工厂原则上都需要成立自己的工会。诞生于19世纪的美国工会体系以保卫成员福利为主旨，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和从这一组织分裂出来的改革胜利联合会为首，就成员的工资、福利和劳动环境进行集体谈判。成员缴纳固定会费即可入会。经过接近100年时间的发展，较大的工会甚至可以在国家和联邦层面支持候选人。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优势却是劳动力的优质廉价。 UAW，全称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成立于1935年。在成立之初由当时的实际领导人沃尔特·鲁瑟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进行罢工开战，要求这些公司签订提高薪资福利的合同条款，确立了其对于美国汽车行业绝对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UAW一共拥有39万活跃会员和超过60万名退休会员，接近全美汽车行业员工总数的50%。 汽车行业因为其高度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衍生出来的工种多、劳动重复率大且强度高，UAW诞生时，正值汽车工业的上升期，为加大生产，工人福利得不到保障，有不少汽车工人因为生产事故丧生。随后而来的几次斗争，让不少工人意识到只有组成工会斗争才能获得权利的保障。 《美国工厂》和过去几年里的媒体报道都忠实地记录了两者间的冲突。到刚投入生产不到一年的2016年时，福耀就有11位工人向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发起投诉，指责福耀未能保持工厂内工人的安全生产。除有毒气体泄漏，管理层不提供手套导致多人在生产过程中手被割伤。有工人说自己原本在工会体系完善的美国公司从未发生过工伤，但福耀却不一样。UAW当时表示福耀员工已经主动向UAW发起求助。 但在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依靠纯制造业从福建走向世界的曹德旺看来，美国工会除了保障效率低的员工不被解雇，没有什么别的作用。曹德旺曾说自己来美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美国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但福耀的美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太不一样了：他们要最低时薪保障，要安全保障，希望自己不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却过着中国工人的生活。 在福耀在后续换掉美国的本土高管，让华人刘道川接替了前者的职位时，这种矛盾一触即发：被解雇的美国高管认为自己被解雇的原因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不是曹德旺和福耀口中的“效率低下”。在福耀严令禁止的前提下，依然有美国雇员身穿UAW的文化衫在车间内进行举牌宣传。 福耀和UAW决定开战。在讲述劳资冲突的《美国工厂》里，UAW与福耀之间是两个碰撞的主体，展现了工会、工人与中方之间的角斗。因为UAW在公司的内部分会必须获得一家公司30%以上的成员投票才能宣告成立，UAW渗透进福耀后，福耀开始找反劳工组织游说员工投反对票；所有工作人员也提高2美元时薪；一位中方的工作人员在会议上提出强迫所有美国工人加班，而另一位中方主管拿出美方同事参与集会的证据，准备举报使其被辞退。 此外，UAW涉及的几起腐败案件，如前FCA汽车公司执行长阿尔方斯·艾科拜利的贿赂案也被福耀反复传播。直到投票最终以以444票赞成、868票反对的结果成功搁置了在福耀玻璃厂内成立工会的动议，福耀和曹德旺才敢放下心在国内宣布，福耀在美国完成了劳资关系的整合成功。 一个庞然大物 不过，彼时对于福耀而言，成功不仅仅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胜利。问题在于对于UAW的不信任同样弥漫在美国员工之间。在《美国工厂》当中，福耀可以花费100万美元给反劳工组织，让他们出面游说员工投反对票。但对于这群美国工人，一部分是由于福耀的努力使然，一部分是源于他们内心相信：UAW救不了代顿，也救不了自己。“工会有时候只会留下烂员工，而好的员工只能随波逐流。”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宣布合并，结束了此前长达20多年的内斗。其合并后的第一任主席乔治·米尼被称作“工人沙皇”。他对劳联第一任主席龚帕斯提出的“劳资结合”路线深信不疑，当时在工会内部强调，“美国的工会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有机部分”，“作为工会会员，我们并不寻求任何特殊的’主义’或意识形态，以求改造美国社会”。 这也是美国现代的工会制度起源。经历过早期的动荡、罢工和大游行，对于当时刚刚合并的劳联和产联而言，“龚帕斯主义”总结出的斗争路线更符合实际需要。一方面，当时正值华盛顿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劳工阶级以复苏经济，工会领导开始成为华盛顿政府的座上宾，《华格纳法案》、《塔夫特-哈特莱法案》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将工会的对抗性祛除。其次是美国在当时也已走出了大萧条的泥淖，社会稳步前进，贫富差距降低，工会需要找到更合时宜的发展道路。 30年代初期，作为劳联下属的一个垂直产业组织，UAW在沃尔特的带领下发起了“奔牛之战”和“天桥之战”，通过大罢工导致通用、福特等汽车巨头低头以后，签署和确立了为普通工人包括最低时薪、医疗保险和带薪休假在内的福利体系。此外，UAW还可以依据新的情况与企业展开定时的劳资谈判。这使得到2010年时，通用汽车工人工资和各项福利开支已经达到每小时78.21美元，公司也要为员工上缴雇佣税、失业保险等税款。 在福利体系已经达到完善的情况下，工会还逐步找到了一条能够更好融入美国政治生活的生存方式。工会控制的养老基金在大萧条后稳步发展，逐步成为美国重要的投资力量之一。UAW一度是通用汽车的第二大股东，这使得工会不依靠罢工和静坐也能影响和震慑整个美国。 到2018年时，根据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工会会员周薪的中位数已经超过1041美元，远远超过非工会会员的中位数860美元。女性工会会员周薪的中位数（970美元）是男性工会会员（1102美元）的88%。没参加工会的女性劳动者周薪的中位数是746美元，只达到女性工会会员的76.9%。《美国工厂》里，中国工人提到美国工人“很爽”的评论并非虚言。不过，这些工人“每天就是来玩玩填字游戏”，“看看同事带来的录象带或者看看报纸，要不就是干坐着”，就能享受这些福利。 UAW的衰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上世纪60到70年代，日本车企绕开UAW强势的的铁锈带进入工会稀少的美国南部建厂，其崛起对比当时用人成本迭增的美国本土车企，损害了UAW的威望；随即到来的石油危机让省油的日本汽车上位，1981年美国汽车企业因此解雇了25万雇员，全然无视UAW。 UAW日复一日的衰落与无力，让它无论在资方还是劳方眼中都逐渐变成了一个“靶子”。在《美国工厂》以前，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工会正在变成阻碍前进发展的庞然大物。2006年，美国工会成员、调查性作家费奇在《出卖团结：腐败如何摧毁了劳工运动并削弱了美国的承诺》一书中说，“美国的两万多个地方工会，就像封建领主一样，大多有自己垄断的地盘；而且很多被黑帮渗透。”后来这本书被大多数人引用的一个例子是，1957年美国大黑帮头目在纽约碰头，在场的56人中有22人是工会领导。 让人们对UAW的不信任达到巅峰的则是底特律的破产。作为汽车之都的密歇根首府底特律，曾因为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孵化出全美最大的几家汽车公司而知名。但到2013年底特律宣告破产时，这座城市只剩下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人口规模从高峰时的200万人缩减到70万人，且在25个美国大型城市中犯罪率排名第六。
底特律被废弃的汽车工厂 日本、中国等同业挤压和金融危机是外部诱因，不少人认为过高的福利支出是拖垮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这三大汽车巨头，并最终选择将生产线迁出底特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想要进行员工裁撤来提高生产效率，但如果汽车公司不愿意按照当年与UAW签订的协定支付补偿，就要承受数十亿的损失。2007年，UAW因为不满新谈判的劳资协议，发起的通用公司员工全国大罢工涉及30个工厂，造成了28亿美元的损失。 密歇根的汽车工业在1950年还占到全美汽车工业的56%，到了1960年比重下降到40%，90年代只有25%。在日本同行的启发下，许多工厂宁愿绕远路，也不愿意到UAW强势的铁锈带建厂招工。与此同时，有报道指出当时在几起罢工和劳资谈判中，UAW的投票只有“同意”这一个选项，尽管UAW一直坚称自己是“民主体系”。 一位当地市民在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中就指责UAW思维僵化、甚至有置工人权益于不顾的嫌疑，“当一个工会有高尔夫场，工会主席经常跟公司高管们打高尔夫，有高薪的和双份养老金的时候，这个工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工会成员们争取真正的利益呢?” 而在2007年，UAW与通用汽车的大罢工，一度导致通用把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有近2万名汽车工人无法工作。UAW当时向每位罢工员工都发放了每周200美元的补贴，但通用员工的平均周薪就有1300美元，这还不包括可能失业的风险。毕竟，当时的美国本土汽车产业已经被日本车企所打压，而中国、墨西哥这种还能享有人口红利的国家正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迁打开自己的大门。 失败的UAW 对美国汽车工业而言，UAW的变迁史几乎就是半部行业的发展史。上世纪美国汽车工业兴盛，UAW一度排在全国各行业工会之首，掌控三大汽车巨头的生存命脉；但到日本车企入侵、金融危机爆发，UAW会员数目就连年下滑，自巅峰时期的150万会员下跌到如今的30多万会员。同时，美国汽车产业逐步退出舞台中心，通用、福特纷纷前往海外建厂，特斯拉等能源汽车生产商则对UAW态度强硬。 与UAW长达两年就安全事故发起的连环争端，让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对于UAW的忍受到达了尽头，针对UAW花费接近20万美元尝试在特斯拉建立工会的态度，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工会在理论上非常有用，但是，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做法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们导致了通用以及克莱斯勒的破产，导致了20多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他们本应该保护好这些就业机会。现在特斯拉承接了相关工作，我们已经创造了1万多个工作岗位。联合汽车工会摧毁了曾经辉煌的美国汽车制造业，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钢铁侠”随即表示欢迎投票公决是否要成立工会，但他表示结果可能是没人投出同意票。 在“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大旗下，特朗普政府提出要振兴美国制造业，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可以享有“自己制造，自己消费”。依靠俄亥俄“愤怒的失语者”上位的特朗普政府，也将汽车行业作为施政对象进行重点推广。通过加高关税等政策，特朗普政府尝试让全球的汽车投资者把目光投向美国，将产业转移回来。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也宣布在未来5年逐步放开对外资汽车企业入华限制。 如果说福耀的“美国工厂”代表了前者理念的一次完整实施，那么，在过去几年里，UAW或许没能很好起到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一个急需二次腾飞的产业来说的话。例如，在UAW“缺席”后，福耀的美国工厂在2018年实现了首度盈利，曹德旺也不用像纪录片所说的那样“每个月都去一次美国”。 而在《美国工厂》获得关注的同时，特斯拉已在去年10月摘得上海1297.32亩的工业用地。今年1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期即正式开工，并计划未来的年产量可达15万辆，生产车型为Model3，未来还将生产新车型ModelY。中国作为特斯拉的第二大市场，在用人成本、税务成本可见降低的情况下，上海超级工厂出产的Model3可以便宜10%左右，价格直逼29万人民币。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与上海市长应勇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奠基现场 同时，一个新的预言已经在《美国工厂》的末尾徐徐展开：机器以及自动化设备即将取代人类，无论是中国工人还是美国工人，其冲突都被粗暴地消弭了。伴随自动化、电动化对于汽车行业无可避免的影响和渗透，其燃油汽车时代的驱动系统被半导体等新型核心零部件所取代，而接下来的就是劳动市场和所需劳力的大幅度减少，劳动结构进一步优化。 2018年底，UAW向通用施压，督促通用停止底特律汉姆川克工厂的停产计划。该工厂当时准备应通用要求停产别克君越、雪佛兰Volt、凯迪拉克CT6、雪佛兰Impala四款轿车车型。但从整个美国市场来看，SUV已成大势，而全行业的轿车市场都在萎缩，英国咨询公司LMCAutomotive的研究表明，全美轿车供过于求的数量到2025年可能达到300万辆。同时，通用汽车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Cruise于今年获得软银的22.5亿美元投资，估值升到了190亿美元。 而UAW还将处在旋涡中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即将到来的9月14日，UAW与三大汽车公司的劳资协定到期，届时几方将再度就员工福利、时薪保障等展开谈判。不过，UAW仍深陷与FCA之间的腐败案件。当时，FCA的三名员工举报称FCA集团曾向UAW工会官员和受雇员工进行贿赂，包括挪用超过450万美元UAW工会培训中心的资金和贿赂工会、集团高管。 而在UAW如今正深陷贿赂丑闻的同时，其作为一个组织的公允性并不能让人信服，这让几方谈判变得困难重重，更不用说UAW频繁以罢工来干预资方决策，对于资方来说实际上已经成了“绊脚石”。 曾几何时，美国汽车工业正是靠着没有包袱、轻装上阵而强大，但现在相对于后来者，也有了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走过接近100多年时光的UAW面临的情况也许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复杂。在“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大旗下，UAW能否再堪重任，这是《美国工厂》无法给出的答案，对于美国汽车工业而言，则是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来源：AI财经社（ID：aicjnews） 作者：骆华生）
人物广角
淌过股市、楼市的戴志康 最终栽在了P2P上
【研究员】：wh
戴志康掌舵的富岛基金运行并非一帆风顺。据海南史志网记载，在发行的过程中，省内外投资者争相购买，十分踊跃，以致发生了挤破海南证券港澳信托证券部营业厅大门的事件。富岛基金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全额募足6000万元。但由于1993年宏观调控等政策出台，戴志康很快就亏光了这笔钱，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使用了杠杆融资，使得富岛基金的总负债达到近两亿。
【博览财经特稿】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似人生一场醉。淌过股市、楼市的戴志康最终栽在了P2P上。近年以来，一直标榜文化经营者的他，此刻对《江湖行》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吧。 9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在官方微博“警民直通车-浦东”发布了《关于“证大公司”案件侦办的情况通报》，此前涉嫌非法集资的“证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某康、总经理戴某新等人向警方投案自首。戴某康即为曾经因玩转股市、楼市而名声大噪的戴志康。
从戴志康的人生迹象看，他之所以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可能与他“不安分”的天性有关，与他的认知有关，更可能与他的资源禀赋变化有关，“能力圈”的缩小放大了他的性格缺陷。这可能也是这些年诸多“事发东窗”的老板们共有的特点。 戴志康往事 江苏海门，是一个濒江临海的千年古县。1964年6月，戴志康便出生在这里。戴志康家里几代贫农，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四。但有坊间传闻，在离海门两百多公里的地方，戴志康还有一位远房叔叔。这位叔叔可能在他日后的事业当中起到过一些作用。但终究也只是传闻，并无实据可查。 年少的时的戴志康想必也是一位不出世的“学霸”。1978年，他考入江苏省重点中学---海门中学。1981年，他考入中国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主修国际金融。1985年，他又考入金融专业学生梦寐以求的“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深造。可以说，单凭这份学历，戴志康若想过好平凡而又幸福的一生并非难事。然而，熟悉他的人却告诉记者，戴志康看上去是一位稳健朴实的人，骨子里却透着“不安分”的基因。 戴志康原本可以入仕。1987年入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同年进入中信银行行长办公室任秘书。要知道，如今不少金融口的官员都是从秘书这个岗位开始做起的。可能是觉得机关工作过于沉闷，抑或当年激情澎湃的创业浪潮吸引了他，在中信银行没干多久，戴志康就与另外两位中信同事南下海南创业，但由于缺乏资金、社会经验和人脉，创业很快失败。后来，戴志康收到了德国德累斯顿银行北京代表处的面试通知，最终他被顺利录取。但没干多久，他又提出辞职hen duo，准备再次创业。 这个时候，海南再度向戴志康发来了召唤。1990年，他受到“五道口”校友、时任人民银行海南分行行长张志平的邀请，二度南下。此时，戴志康的春天才真正开始，而让其声名鹊起的富岛基金就在他的手里诞生了。1992年，28岁的戴志康受命组建富岛基金公司（后来海南史志网称之为“国内第一种人民币投资基金”），出任总经理。 戴志康名言 一个人的认知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戴志康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盈利就是把别人的钱划入自己的账户”。可能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认知最终导致了他今天的结局。 戴志康掌舵的富岛基金运行并非一帆风顺。据海南史志网记载，在发行的过程中，省内外投资者争相购买，十分踊跃，以致发生了挤破海南证券港澳信托证券部营业厅大门的事件。富岛基金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全额募足6000万元。但由于1993年宏观调控等政策出台，戴志康很快就亏光了这笔钱，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使用了杠杆融资，使得富岛基金的总负债达到近两亿。 这个时候，上海证大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也成立了。据天眼查的数据，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12日，主营范围是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等，法人代表为戴志康。有上海业内人士透露，早年的戴志康可能主要赚了三笔钱。第一笔是富岛基金，当时富岛基金的份额是可以上市交易的；第二笔钱则是327国债，戴志康后来对于“这桶金”一直颇为得意；第三笔钱则是“坐庄”苏常柴。 在那个资本蛮荒的年代，“抢钱”这个词代表的似乎是一种精神，而不是犯罪。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当日，中经开率领多方借利好大肆买入，将价格推到了151.98元。随后辽国发的高岭、高原兄弟在形势对空头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由空翻多，将其50万口做空单迅速平仓，反手买入50万口做多，“327”国债在1分钟内涨了2元。这对于“空头”万国证券意味着一个沉重打击——60亿人民币的巨额亏损。后来，戴志康每每回忆此事都津津乐道：“那时候管金生做空头，我们做多头，管金生一家输了几十个亿，培养了估计几百个几千个百万富翁。” 上述上海人士表示，不能确定当时戴志康在327国债上赚了多少钱，但从那之后，他的手笔大了。有一点可以肯定，苏常柴才是他的发家之地。与戴的一位操盘手曾经有过共事经历。327国债之后不久，戴以两千万自有资金融入三千万，然后与深圳一家企业全作，成立一只五千万的“盘子”，并用这一个亿的资金再放大一倍杠杆。戴志康以两个亿的资金逐步建仓苏常柴，并辅以当时流行的手法：利用媒体鼓吹苏常柴。最高峰的时候，证大集团成了该股的第二大股东。1996年，戴志康兑现股票，据说，当时总共赚了两个多亿，证大分得一个亿。但这个只是明账，在那个年代，私底下个人做一点并不奇怪，戴志康所赚的钱应该不止这个数。此后，他又以同样的手法在四川长虹等股票上斩获无数。 在股市里一直有一句名言：会卖的才是师傅。令人惊叹不已的是，戴志康卖股票也像神一样精准。2000年中，戴志康认为股市已经接近疯狂。他开始逐渐变现筹码。众所周知，一年之后，A股见顶走熊，而且一熊就是四年。在抽身股市之时，他早已开始布局房地产。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还处于起步阶段。 戴志康之殇 关于戴志康的成功事迹数不胜数。那么，戴志康令人吃惊的判断力是如何练就的呢？在当年富岛基金刚刚成立的时候，戴志康似乎并未展现出做股票的天赋，反而在327国债事件之后，好像开了窍一样，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探究的事。
1995年327国债，他聪明地选择了多头，让他赚到第一桶金；1998年，也就是519行情之前，他就说过“会有大行情发生”；1998年中央提出房地产市场化后不久，他已迅速地切入到这个市场；2016年，戴志康直言，“房地产现在是最后的疯狂”。近两年，房地产一直处于调控当中，今年更是不再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这些判断到底是跟他的学历和专业有关，还是跟他的商业敏锐度有关，抑或跟他的人脉关系有关，直到现在也是个谜。人们可能往往在意的是他赚钱的样子，而忽略背后的因素。有业内人士透露，戴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可能跟他的人脉关系有关。在他的圈子里，很多都是精英人士，可能还有权威人士。这些人能够给他带来精准的财经资讯和投资建议。而随着这些人士逐渐离开，戴的能力圈可能也在缩小。所以，他才会在逐步退出房地产之后深陷P2P。 据曾多次见过戴志康的人士介绍，在十年以前，戴看上去意气分发；而在三四年以前，则似乎沉默了许多。几年前有记者这样写到：采访过戴志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老戴说话声调太低，语速太慢，说完一句停顿一下，似乎在思索下一句怎么说，不想好不说，以至于记者在他停顿良久后问出下一个问题，他却上一个问题还没回答完。他很少提高音量大声说话，始终不温不火，以至于录音笔都录不清楚。然而，戴在微博上却是位活跃的大V。6月29日之前，他的微博更新频率都比较高，所发微博多数与“文化”、“情怀”有关。 有犀利的观察人士说，当一位富豪开始大谈情怀的时候，要么离退休不远，要么离破产不远。
今年8月26日，戴志康通过旗下涉案的“捞财宝”平台，向投资者表态：他本人和所有证大的高管不会跑路、失联。他在致投资者的信中称，“我想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甩锅。我们确实在考虑对那些最后因为借款人逾期比较严重导致收到回款较少的出借人进行一定的补偿。过去10年里，普惠金融业务一直是集团的重点布局，我们一直坚持投入，按头部平台来打造，但因为这次退出的事情，这种投入反而造成了集团很沉重的压力，我们短时间内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9月1日，警方通报戴志康自首，待尝资金近200亿！一直以来，市场就有一个传说，那就是“327国债诅咒”。当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当事人几乎无一善终，当年的四大赢家魏东、袁宝璟、刘汉皆已殒落，周正毅深陷囹圄，如今声称在327国债事件中赚了大钱的戴志康也进去了。至此，仅有一位某系的黄先生还自由地活着。（来源：券商中国 作者：时谦）
形势分析
没了“金九银十” 开发商还能撑多久？
【研究员】：wh
与购房者不同，开发商最在乎的现金流。房地产是信贷驱动型的，以高杠杆、高债务和高周转著称。碧桂园的房子快到“4个月开盘、5个月资金回笼、6个月资金回正”，一笔资金一年可以滚动两次，这就是高周转的力量。而所有的高周转都是以市场上行和政策宽松作为基础的。如果市场不再上行，哪怕只是横盘，对开发商来说，就会失去大幅扩张的基础。横盘，意味着存量博弈，而存量博弈，向来赤膊相见、你死我活。
【博览财经特稿】在地产行业，九月十月向来是促销旺季，重要性远远高过三五月所谓的“小阳春”。可以说，金九银十的市场形势，足以决定整年的走势。 而从去年开始，“金九银十”就已失灵。到今年，“楼市小阳春”在4月就戛然而止，而“金九银十”没到之前，市场就已听取“冷”声一片。 广州、天津、武汉等地房价已经开始松动，重庆、济南、杭州、合肥等地的二手房挂牌量创出新高，百强房企权益销售金额出现负增长，多个开发商停止拿地…… 这可能是最近几年最冷的“金九银十”。没了“金九银十”，开发商还能撑多久？ 这次房地产市场严峻超乎以往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负增长，早已不是新鲜事。进入8月来，从一二线到三四线，商品房成交量都开始出现下滑。 先看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8878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3%。而在过去几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基本都还是两位数的增速。
如果认为官方数据覆盖范围太广，不足以作为参考。那么第三方市场监测的数据，足以说明更多问题。 根据克而瑞数据，今年8月，一二三线城市新房成交量全部出现下滑：一线城市新房成交量环比下降10%，同比下跌7%。二三线城市成交量同环比双降，跌幅分别为3%和6%。
与新房相比，二手房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易居研究院监测的13城8月二手房成交量为6.49万套，环比下降18.2%，同比下降9.8%。 同时，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的二手房挂牌量纷纷创新高。重庆高达11.4万套，成都10.8万套，武汉9.99万套，相比去年同期全部翻倍。这反映出楼市调控加码下，市场的抛售情绪和变现情绪是何其强烈。 开发商最怕的不是房价下跌 当高增长不复存在，全国房地产大盘见顶之后，开发商就将面临存量博弈的激烈竞争。 据克而瑞数据，8月百强房企权益口径业绩较7月环比跌幅为-1.7%。今年1-8月，中国最大的三大房企碧桂园、恒大、万科，权益销售同时出现负增长。对于开发商来说，这还只是开始。
开发商最怕的不是房价下跌，而是没人接盘和无处融资。在楼市里，购房者最怕房价下跌，因房价下跌意味着资产贬值，意味着原来的房贷相比房价负担更重。 与购房者不同，开发商最在乎的现金流。房地产是信贷驱动型的，以高杠杆、高债务和高周转著称。碧桂园的房子快到“4个月开盘、5个月资金回笼、6个月资金回正”，一笔资金一年可以滚动两次，这就是高周转的力量。 而所有的高周转都是以市场上行和政策宽松作为基础的。如果市场不再上行，哪怕只是横盘，对开发商来说，就会失去大幅扩张的基础。横盘，意味着存量博弈，而存量博弈，向来赤膊相见、你死我活。 如果政策不再宽松，哪怕只是收紧融资，对于开发商来说，就可谓釜底抽薪，没有了融资渠道，原来的高负债没法周转，原来的高周转没法持续，原来的高杠杆面临风险。恰恰这次面临的是市场横盘和政策收紧的双重挤压。 这次调控切中房地产的根本命脉 这一次调控是“釜底抽薪”式的，切中了房地产的根本命脉。房地产是信贷驱动的，限制了信贷扩张，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房地产的扩张。这次的釜底抽薪，双招并出，既针对开发商，也针对购房者。 先说开发商，房地产正在面临最严重的“钱荒”，说是融资“凛冬”一点都不夸张。 近日，有媒体报道，多家银行近期收到窗口指导，自即日起收紧房地产开发贷额度，原则上开发贷控制在2019年3月底时的水平。
在此前，房地产信托融资、外债融资就已受到限制，而房地产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则在严厉打击之列。 在房地产各项融资来源中，开发贷占比约为20%，信托、委托贷款等非标融资约占10%，海外融资不到5%，销售回款占40%左右。 所以，一旦开发贷、信托、外债融资受限，加上房地产销售下滑，开发商的融资就将全面受限，降价促销就或许为时不远。 再看购房者，央行的LPR机制的横空出世，给渴望降息的投资者浇了一盆冷水。 新LPR机制的要害在于，让利率跟随市场而浮动，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楼市另有规则，实际利率走的是“LPR加点”的玩法，而且未来房贷利率不得再进行打折，只能加点上浮。换言之，在新机制下，即便LPR利率大幅下滑，楼市也能一如既往定向加息。
这种模式必然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实体定向降息、楼市定向加息，货币之水被楼市调控的大坝所赌。更有甚者，日前，合肥多家银行传出对二手房停贷的消息。注意，这里说的是二手房，而非第二套房。 这背后，额度不足是直接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挤压购房者进入新房市场，从而促进新房降库存。同时增加二手房变现的难度，从而避免给房价带来过多干扰。 可以说，在房地产融资和房贷利率双向挤压之下，开发商必然面临“降价促销”的终极选择。 这次豪赌政策周期还有“逆风翻盘”的可能？ 中国开发商最喜欢玩的一件事，就是豪赌政策周期。今年初，重仓海南的富力老总在业绩会上表示：海南岛今年肯定会有放松的消息，这是百分之百的……这个在上半年肯定会公布。 而2019年上半年早已远去，全年已过去2/3，不仅海南岛的“全域限购”岿然不动，楼市调控之严，甚至超过前两年。 就在一个月前，富力传出下半年停止拿地、四处找钱、全员营销卖房的消息。即便如此，今年前8个月，富力总权益销售额仅为812.5亿元，相比去年微增6%，离全年1600亿元的目标还有一半距离，而今年只剩下1/3时间。 与富力同样豪赌周期的泰禾集团，上半年则经历痛苦的出让项目、抛售资产的去杠杆过程，而在两年前泰禾还是笑傲江湖的“地王收割机”，一进一退之间，端见命运之弄人。 抛售求生，负债率虽然降了下来，但销售规模却不可避免地大幅下滑，泰禾的销售排名从去年的20名到40名左右，大幅下滑。 据克而瑞数据，泰禾集团今年1-8月合同销售额为531.7亿元，同比下滑38.54%。而在一年多前，泰禾还喊出1500亿元的销售目标。 之所以有这么多开发商豪赌政策周期，是因为在过去他们都曾经吃到过甜头。在2008年和2014年两次楼市周期里，豪赌政策的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开发商，通过这两次契机，成功跻身全国十大房企。 这样的故事让许多人心醉神迷，他们执着的相信：同样的场景还会重新上演，同样的故事还会重复发生，而奇迹这一次终于轮到自己了。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楼市调控之严、之持久，相关方面对于防控金融风险和遏制泡沫的决心前所未有之大。 这一次，不仅有关人士抛出了“历史证明，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都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警告，而且高层会议也罕见地表达了“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的工具”的态度。面对如此不一样的调控周期，对于豪赌者来说，这次还有“逆风翻盘”的可能吗？（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
三四线的最后松绑 将是完美退场的最佳机遇
【研究员】：wh
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这已是今年高层第三次强调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了。前两次分别是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4月8日再次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博览财经特稿】如果说2018年，多军还怀有一丝希望的话，那么，2019年应该是多军最绝望的一年。因为，楼市的周期彻底玩儿完！ 20年来，我们从未遇到过如此高压的调控，如此坚决的遏制，以及如此强大的决心。 目前，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发现和选择最安全的城市，而绝不是看似激进的地方。现在还努力寻找暴击的只有一种人：脑子缺根弦却渴望暴富的门外汉。 利空 年初小阳春之后，楼市就再无利好。从419会议时隔半年重申房住不炒开始，各种利空大招就铺天盖地而来。 5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始收紧房企和个人的钱袋子。房企的信托、银行贷款、海外债三种融资渠道遭到了全方位的封堵。个人房贷利率也在连续6个月回落之后于6月首次迎来反弹。 没了金主的撑腰，各地土拍热潮迅速熄灭。各大房企开始夹着尾巴做人。7月底，老牌房企富力地产，发布内部文件强调2019年下半年“原则上暂停拿地工作”。 苏州从5月开始四次升级调控、西安从全国涨幅第一变成限购堪比一线、大连只准跌不准涨、合肥停止二手房贷实行地价房价联动，河南开封取消新房限售后又打脸收回，安徽霍山购房补贴政策公布后又主动下架。 730会议毫不手软、乘胜追击，开创性的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于是，新一轮的强监管呼啸而来。8月8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2019年银行机构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的通知》，决定在32个重点城市开展银行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工作，严厉查处各种将资金通过挪用、转道等方式流入房地产行业的违法违规行为。 8月9日，中信银行因违规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违规行为被罚款2223.6677万元。 8月底，全国多家银行再次收到窗口指导，收紧房地产开发贷额度，原则上开发贷控制在2019年3月底时的水平。未来还有进一步减少的可能。 8月20日，恒大宣布在8月20日至10月8日期间，全国532个楼盘闪购7.8折。郑州融创大河宸院降价30%，天津富力新城雍景豪庭直降1/3，广州番禺祈福缤纷汇降价超过20%，济南翡丽公馆降价20%，武汉阳光城央座降价31%。 就连多军抱有最后一线希望的重大利好：全球降息潮，高层也给楼市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从10月8日起，新发放房贷以LPR为基准，采用央行、省行、地方银行“三级定价”和“三次加点”，最后出来的新利率只会升绝不会降。 其实，从这个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完全可以看出来，高层已经把楼市彻底孤立起来，所有行业都会享受LPR降息的利好，唯独楼市没门。说白了就一句话，全行业都降息，只给楼市定向加息。 这半年来，要说利好，只有两个：一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放松限购条件。另一个就是珠海年初和最近的两次放宽限购。 作为调控标杆的上海，这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临港放松，其实是非常明白，一个超级远郊根本影响不了上海全局。 珠海年内敢两次大尺度放松限购，引诱诸多大V分销楼盘拿提成，可见珠海的库存有多大，经济有多差。我并非看衰珠海，只是我想说现在去投资的全是接盘侠，5年之后能解套就是万幸。 未来1-2年，对楼市来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大的好消息。最大的利好，就是利空晚点出现。因为稍有风吹草动，楼市就会再次进入高层视线，调控加码就不可避免。 楼市的玩法，已经彻底逆转。房地产已经从“夜壶”变成了“水壶”，非常重要但是却寡淡无味。房地产未来的角色就是一颗默默无闻的压舱石，冲锋陷阵的功能已经彻底让位。 最安全的城市 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这已是今年高层第三次强调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了。前两次分别是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4月8日再次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高层不仅正视了“收缩性”城市的存在，而且要求“收缩性”中小城市要转变规划思维，严控增量。取消和放宽大城市落户限制。重点发展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这就相当于说，今后国家的财力、政策将更大幅度的向中心城市倾斜，向都市圈和城市群侧重。 目前，获批的国家中心城市有9个：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 “十三五”规划中，登记在案的城市群共有19个：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哈长、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北部湾、呼包鄂榆、山西中部、关中平原、宁夏沿黄、兰西、天山北坡、滇中、黔中。 但是，在城市群中绝不是处处都有投资价值。每个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只有当人口产业严重饱和后，才会将淘汰产业外溢出来，而这个过程至少需要10-20年。目前来看，也只有北上广深具备产业和人口外溢的规模，其余所有核心城市尚处于急速吸纳膨胀的阶段，因此，城市群内部只有核心城市才具备房产投资价值。 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房产投资最安全，最具备长持价值的就是9个国家中心城市，19个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及北上广深外溢的二三线城市。此外的所有中小城市都将沦为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的附属城市。 其实，城市分化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我们一直在压制大城市，托底小城市，直到现在才敢于承认、敢于正视、敢于顺应。 人想要跨越阶级，首先需要跨越城市。而比阶级固化更可怕的，将是未来城市的固化。今后，小城市将不会再有奇迹和神话。 8月21日，万科首席运营官、执行副总裁张旭在2019年中期业绩推介会上坦言：“我们拿地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区域，三四五线城市不会去进”。 最后，给大家一个实用的方法论：未来几年，对于非环京环沪环深的三四线城市，房价即将触顶回落，只要限购放松，限售取消，调控松绑，就是最后高位离场的信号。三四线的最后松绑，将是你完美退场的最佳机遇！ 最大的洼地 近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了《2019Q2房地产金融报告》。报告测算了2019年上半年中，各主要城市新增个人住房贷款价值比（贷款价值比=贷款金额/住宅总价）。 2019年上半年，北京的新增住房贷款价值为29.8%，上海为29.2%，深圳为66.8%，广州为77.7%，杭州为72.7%，南京为71.9%，厦门为88.7%，郑州为42.8%；武汉为47.1%，天津为33.2%。 以上数据不难理解，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北京和上海的购房者买房只贷款不到3成，剩下7成都是首付款。而最高的厦门买套房子平均要贷款近9成，广州、杭州、南京、深圳都要贷款7-8成。 这些数据，一定会让你大跌眼镜。房价最高的北京和上海，大家买房反而贷款最少，房价略低的广深和强二线反而贷款最多。 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一是北京上海限贷严格，北京二套首付要6-8成，上海二套要5-7成，北京上海炒房客已经基本绝迹。二是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厦门，这些城市除了一部分首套刚需外，全都是蒙混过关扎堆进场的高杠杆炒房客。 而现在北京上海的购房者全都是拿着真金白银的现金和卖掉小房子的钱来买房，杠杆率已经跌至谷底。调控2年多以来，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已经跌无可跌。 只要目前这种调控的高压态势持续下去，北京上海的房价绝不会再有明显下跌，只有年初微涨和年底微跌的底部震荡。而这些高杠杆的城市未来一年将迎来明显回调，均价跌幅可能会在10%以上。 当今的楼市，已经今非昔比。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稍想露头势必会被严加管教。期望继续享受楼市红利和保值增值，最安全的城市只有19个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和一线外溢的中小城市。此外，任何城市的救市放松，都是你高位离场的最佳时机。 对全国楼市来说，最大的洼地不是房价最低的鹤岗，也不是抢人抢到你死我活的二线，而是房价最高的北京和上海。现在入场任何城市都有回调风险，而入场北京、上海只需要你有钱！（来源：柯谈地产观（ID：lincokk） 作者：柯谈）
中国土地市场再次迎来大变局 不要豪赌小产权房
【研究员】：wh
去年，深圳出台规定，产业类和公共配套类小产权房有望转正，前提条件是补缴50%地价。这里被限定为产业类和公共配建类，而且必须补缴土地出让金，且不包括住宅。要知道，产业和公共配套类小产权房之所以允许转正，原因在降低工商业成本。深圳土地资源相对紧张，而小产权房存量庞大，允许适度转正，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而住宅类小产权房，一直都在封堵之列。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新版《土地管理法》修订通过，将于2020年正式实施。其中最大的亮点，当属删除原法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使用国有土地”的规定。 这意味着，不必再经过政府征收，不再”必须国有”，集体土地可以直接入市。 过去，只有城市国有土地才能直接入市交易，而城中村或农村集体土地，则必须通过征收，在性质上变成国有土地，然后才能进行招拍挂，建设商品房、写字楼或厂房。 如今，集体土地可以直接入市，相当于绕开了中间环节，自然会带动土地供应的增加。 这会带来多大影响？能不能降房价？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有没有希望转正？ 集体土地入市：能不能降房价？ 集体土地入市，会不会导致土地供应大增？会不会导致房价回落？ 先说结论，土地供应会有所增加，但对于房价基本没有影响。一方面，这次入市的只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包括耕地等农用地，更不包括宅基地。 耕地自不用说，有18亿亩红线限制，本就受到严格约束。而在集体建设土地中，经营性建设用地仅占10%左右，宅基地才是其中的大头。那么，这次将宅基地排除在外，能够入市的土地，就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对现有土地市场的冲击相对有限。 同时，集体土地入市并非大门全开，也不能随意敞开供应。不仅要服从城市规划，而且还必须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这同样限制了集体土地入市的冲击性。 另一方面，集体土地入市，有明确前提：必须是工业或者商业等经营性用途。换句话说，住宅仍被排除在外。 集体土地入市，建设厂房可以，建设商业办公楼也可以，最近还开放了建设租赁用房，北京试点了建设共有产权房，但对于商品住宅，仍是一票否决。 所以，集体土地入市，将会对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带来一定冲击，从而可以降低工商业成本，对租赁市场也有一定利好，但对于住宅市场影响微乎其微。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我国楼市开始局部调整，住宅价格基本处于高位震荡状态，但写字楼和商铺却面临“量价齐跌”的局面。未来随着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对于商业类房子的冲击还会加大。 小产权房转正是否有望？
集体土地可以入市交易，是否意味着小产权房转正？答案为否，小产权房转正的希望仍不存在。 正如上文所说，这次集体土地入市，只能用于工业商业等用途，不能用于住宅。换言之，工业商业类的小产权房有望转正，但住宅类小产权房转正仍旧遥遥无期。 去年，深圳出台规定，产业类和公共配套类小产权房有望转正，前提条件是补缴50%地价。这里被限定为产业类和公共配建类，而且必须补缴土地出让金，且不包括住宅。 要知道，产业和公共配套类小产权房之所以允许转正，原因在降低工商业成本。深圳土地资源相对紧张，而小产权房存量庞大，允许适度转正，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而住宅类小产权房，一直都在封堵之列。 过去两年，不动产统一登记启动，有人认为小产权房会借此转正。但两年过去，小产权房仍被排除在不动产登记之外，不能获得房产证，无法用于按揭或抵押贷款。 当时，国土部门和住建部门明确强调：防止小产权房通过不动产登记合法化。广东则更进一步：对小产权房等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此外，一个现实的考虑在于，小产权房规模庞大，一旦放开，将会对住房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根据如是金融的统计，全国小产权房约为73亿平方米，占比约为24%。而商品房为112亿平方米，约为整体住房的38%。 可以想象，小产权房如果允许无条件转正，将会对市场造成多大冲击。 不要豪赌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完整产权的房子。这类房子，基本建在集体土地之上。可以说，农村和城中村的房子基本都属于小产权房，这些房子只能为集体村民所有，不得转让给其他市民。而且，这些房子没有不动产证，不能在市场上直接交易。 与商品房对比，理解会更加清晰。商品房双证合一，既有土地使用证，也有房屋产权证，现在则统一合并为”不动产证”；能抵押能贷款能交易，能真正分享城镇化和楼市上涨的红利。 小产权房当然很便宜，价格甚至不到商品房的一半，而且许多都有拆迁概念，许多人借此博拆迁补偿。 而任何事物，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同样有便宜的问题。对小产权房来说，问题就在于从来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而且合法性存疑，不能抵押不能交易，财产权很难受到法律保障。 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一旦面临城中村改造，购房者未必能获得赔偿。最终，容易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先不要去考虑小产权房。 有恒产才有恒心。这里的恒产，一定要是受法律保护的、跟随时代潮流的、并且行之久远的合法资产。以此标准看，小产权房从来都不是，公寓只有部分是，写字楼和商铺问题同样很多，只有住宅才完全符合这一标准。（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君）
新闻视点
不改变汽车税制 难以引发地方政府解除限购冲动
【研究员】：wh
8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有条件的地方对购置新能源汽车给予积极支持。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信号：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放开汽车限购。而几天过去后，全国9个汽车限购省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石家庄、贵阳、杭州和海南省）无一响应。
【博览财经特稿】汽车限购，长期以来是中国大城市治理饱受争议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拥有广泛的反对者。可以说，想在大城市买车的人，无论想买第一辆车，还是多买一辆车，都受这项政策之苦。 不能忽视的是，这项政策拥有最广泛的支持者。挤公交地铁的无车人士、关心环境的普通市民，他们不喜欢越来越多的汽车。哪怕有车一族，当他们饱受拥堵困扰，也会觉得“是该控制一下”。这些构成地方政府限购汽车的民意基础。 当地方政府出台限购政策，我们看到潮水般的批评，也要意识到，地方政府底气十足，意志坚定。不管怎样呼吁，哪怕解除限购的传言在飘扬，他们也岿然不动。 支持和反对限购的关键还看政府的态度 8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有条件的地方对购置新能源汽车给予积极支持。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信号：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放开汽车限购。
而几天过去后，全国9个汽车限购省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石家庄、贵阳、杭州和海南省）无一响应。 媒体采访北京市政府，工作人员经过长达5分钟查证，回复道：“没有接到放开限购的相关通知，目前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仍需要通过摇号获得购买指标。” 支持和反对限购的声音都有，关键还得看政府的态度。北京不放开限购，还比较好理解。其他大城市为何对放开限购漠然视之，毫无热情呢？ 在另外一个限购领域——住房限购，情形就不是这样。中央政府往往管得严，地方则屡屡想试探突破。每一轮住房限购瓦解，都是以地方政府各自解除限购，中央不再严令禁止而呈现。何以在汽车领域，情形却是相反呢？ 其实早在多年之前，经济学家就给出结论：现行的税收体制，是鼓励地方政府限购汽车的。不改变汽车税制，就无以遏制地方政府限购的冲动。 与汽车有关的税收地方政府分多少 目前与汽车有关的税收，主要有车辆购置税、车船税、消费税、燃油税（成品油消费税）这几项。几项税收中，只有车船税归地方政府所有。2017年，全国车船税收入为773.59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0.54%。这些钱分散在地方政府那里，影响微乎其微。 关于汽车的绝大多数税收，都归中央政府。当年为何这样划分，这里不做讨论，我们只看这样做的后果：地方政府无法从逐年增长的汽车事业中，获得足够多利益。我们一样一样分析。 一、汽车购置税。汽车越多，道路需求越大。城市道路属于典型的地方投资，汽车增长带来的道路需求，显然构成了政府负担。从税制来看，汽车购置税应该归地方政府所有。因为汽车增加，修路的钱也要相应增加。现实生活却不是这样，地方政府拿不到这笔钱。 二、消费税。消费税是调节汽车消费的。（事实上，向商品征税的名目各异，实际效果却差不多。我们只从法律规定来分析。）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汽车数量制定税率：鼓励买车时，就免除消费税；限制买车时，增加消费税。消费税也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乏数量管控的抓手。 三、燃油税。燃油税（成品油消费税）更是典型的与道路建设相关的税收。跑得越多的汽车，缴纳越多的税收，这些税收再用来修建道路，很能体现“用者付费”的原则。 美国高速公路几乎没有收费站，修建高速公路的费用，就是新开征的燃油税。美国汽车普及比高速公路早很多，家家户户都有车，燃油税用于建设高速公路，相对也公平。 中国的高速公路发展，收费站居功至伟；城市道路建设，依靠地方政府投资。中央把燃油税收走，用于取代此前的养路费，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用途却一直不清晰。一部分钱用于偿还部分二级公路的贷款，供养养路工人，甚至包括收费人员的工资，这些都和地方政府关系不大。 汽车数量增加，大量排放尾汽，这被认为是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燃油税若是用于治理空气污染，也算名正言顺。然而，地方政府却迟迟无法分一杯羹。 四、车船税。真正属于地方政府的汽车类税收，也就只有车船税。这项税收的规模不太大，它应该属于环保税——车船税率是和汽车排量挂钩起来的，小排量和新能源汽车可以免车船税。 一个城市的汽车大量增加，地方政府要承担大量公共开支。道路拥堵、空气污染，秩序混乱，这些都会形成舆论压力。民众也会呼吁政府，增加投入，用于铺路架桥。至于汽车增加的好处，地方政府几乎拿不到。 政府官员也是趋利者。汽车限购不会让他们出行不便，却能实实在在地消除烦恼，何乐而不为呢？实施限购的最大压力是舆论，而一旦有先例可援引，“缓解拥堵”等理由摆上台，政策是很容易出台的。 还汽车之利给地方政府 中国最坚定反对城市汽车限购的是谁呢？是汽车厂商。他们明白，地方政府为一己之利，大搞限购，中国将会受到很大限制。汽车业是现代制造业的明珠，汽车普及能极大提高民众行动效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率。因此要保障经济增速，保护汽车产业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汽车限购出台之后，许多汽车厂商都站出来反对。这里面说得最好的，当属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很多人只看他在维护本行业利益，却没看到他的真知灼见。 李书福说，汽车消费税由汽车公司直接上交给中央财政，各地政府无从染指，连制造汽车的城市，也分不到好处。事实上，汽车消费税最好交给汽车上牌照的城市。 地方政府有钱之后，会想办法把汽车消费的环境做好。拓宽马路，解决拥堵，增设停车场，鼓励汽车消费，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增加，民众能获利，相应问题也能解决。 同样的道理，燃油税也要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分成——要让地方政府得好处，用于城市道路养护，以及治理空气污染。 李书福言之有理，可惜这样的声音太小，也不受到重视。 税收和地方治理息息相关。同样的征税，征税和获利机关不同，产生的效果会完全不同。这样的事情，可以看房地产行业。 中国没有房地产税，地方政府是土地的供应者。土地拍卖出高价，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税”。地方政府靠卖地获得收入，就要提前规划：要把钱在基础建设上。 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其他项目的“四通一平”，道路桥梁建设，都要让行业有所受益。地方政府亲自上场做投资，固然有粗糙之处。但从总体上来说：地方政府的逐利冲动，还是带来了切实的城市面貌改善。 这也是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想要突破限购的原因。尤其其他城市大搞限购之时，那正是本地房地产发展的绝好机会。被管得死死的汽车行业，显然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很多人批评地方政府，说它卖地盖房，从中牟利——其实他们搞错了，政府从房地产中获取好处并不可怕。政府能得好处，它会考虑长远，还要考虑和其他地方竞争。整个行业的发展空间就不会太差。 最糟糕的局面，是地方上非但不得利，还惹得一身麻烦。现在的汽车市场，正处在这种局面。当务之急，是还汽车之利给地方。只有这样，中央层面推动的解除限购才会有所进展。（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陈兴杰）
社会透视
比不生二胎更可怕的 恐是未来中国女性连一胎都不想生了
【研究员】：wh
网上流传的五大城市养娃成本，北京以276万稳居榜首，上海以247万紧随其后，深圳、广州的花费也在200万左右。这种统计并没有明确的口径，但从消费水平来看，更像是富养的花费。按中等水平养大一个孩子，需要花掉多少钱？2018年，中研网曾制作过一张养娃费用明细单：从备孕、生产到读完大学，在不计入通货膨胀及学杂费上涨等变量的情况下，养大一个孩子至少需要65.7万元。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从未像今天这般严峻。2018年8月，90度地产发布一篇名为：《消失的接盘侠：老龄化、低生育和人口流失之忧》的大数据报告，就人口红利消失对楼市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 如果把人口比作楼市，那么老龄化和人口流失属于存量市场出现了问题，低生育率则意味着增量市场后劲不足。曾经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奉为圭臬的中国人，如今已然生不动了。 住房是生育的直接成本 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饱受房价之苦的普通人，往往听说过一句话：“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从各种研究结论看，房价和生育率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2018年，美国最大的房产平台Zillow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以全美国25-29岁妇女为样本，得出房价每上涨10%、生育率随之下降1.5%的结论。 英国经济学家阿克索伊发现，在英国房屋价值每上涨1万英镑，有房一族的生育率便会提升3.8%，而无房一族的生育率会下降4.4%。有房还是无房，已成为年轻情侣生育意愿的一道分水岭。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国房地产在过去二十年里，经历了三轮暴涨，相当一部分国民，是靠买房完成家庭财富积累的。有产家庭和无产家庭，如今的处境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在任泽平、熊柴、周哲联合撰写的《中国生育报告2019》中，曾明确指出：“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2004-2017年，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快速攀升，从1.6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这意味着十三年间，老百姓为了买房，向银行借的钱多了13.7倍。 在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快速攀升的同时，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也从17%增长到了44%。如果算上为凑首付动用的私人借款、消费贷、信用贷等，这个比例将更为惊人。
在可支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还房贷占去大头，老百姓必然要缩减其他方面的开支。少生娃甚至不生娃，就是其中的选择之一。 数据显示，中国生育率已经从高峰期的6左右降至当前的1.5左右。2018年，中国生育率为1.635，在全球排第164名，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45，还低于发达国家的1.67水平。
孩子像行走的碎钞机 养娃花费数目惊人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种观念催生了巨大的亲子消费市场，也导致了养娃成本的全面升级。越是级别高的城市，养娃成本就越贵；越是重视教育的家庭，在孩子身上的花费就越高。 网上流传的五大城市养娃成本，北京以276万稳居榜首，上海以247万紧随其后，深圳、广州的花费也在200万左右。这种统计并没有明确的口径，但从消费水平来看，更像是富养的花费。
按中等水平养大一个孩子，需要花掉多少钱？2018年，中研网曾制作过一张养娃费用明细单：从备孕、生产到读完大学，在不计入通货膨胀及学杂费上涨等变量的情况下，养大一个孩子至少需要65.7万元。 1980年之后出生的这几代人，经历了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他们是计划生育背景下的产物，又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在生育观念上普遍倾向于少生、优育。 2019年4月，天猫平台发布的《中国式养娃：2019天猫亲子消费报告》中，一组数字非常醒目：过去三年，95后新手爸妈在天猫上的人均消费年复合增长率高达61%。在养娃这件事上，越是年轻的父母，花钱越不遗余力。
天猫在这份报告中还提到，2018年，“溜娃神器”销量暴增16倍，智能机器人销量上涨4倍，编程玩具销量增长5.7倍；在过去一年，2000万人在天猫上买了小猪佩奇周边，早教类、益智类图书销量创下历史新高。可见精细化、科学化、智能化，也是亲子消费增长的重要推手。 除去日常花销，在寒暑假游学和报课外辅导班上，焦虑的中国父母也不惜重金。“月薪5万撑不起一个暑假”被刷上微博热搜，这其中的心酸，只有做父母的能够体会。 当代丧偶式育儿困境 被无视的机会成本 “女主内，男主外”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分工形式。在当代，多数家庭延续了这一生活方式。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被视为女性的义务，没有报酬，没有地位，也没有“赚钱养家”说出来那么有面子。 不知从何时起，“丧偶式育儿”这个新名词开始在网上流传。百度百科将其定义为：“家庭教育中一方的显著缺失”。这缺失的一方，通常会是父亲。 一个职场妈妈的一天，从叫孩子起床、安排他吃早饭、送他去上学开始，到接他放学、陪他写作业、一起玩耍、给他洗澡、哄他睡觉结束，中间还要去外面上班。日复一日，全年无休。 为什么中国女人活得这么累？和社会对她们的求全责备密切相关。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甚至一度排在全球首位。女性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锅头灶尾，而是迈进了更广阔的天地。 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既要干好工作，又要顾好家庭。连女明星都公开吐槽，为什么采访的时候只问女明星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却从来不问男明星？ 这种偏见的背后，是长久以来，社会对女性在生育这件事上创造的价值、付出的代价的无视。 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女性投入工作的时间比男性少9%，投入家庭的时间比男性高15%。家务劳动是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的，按此结论粗略折算，女性每年花在家庭上的时间比男性多约110个小时。
当前社会生存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职场人有相当一部分会经历加班、应酬、996等情形。如果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那一个妈妈每天属于自己的时间，恐怕连一个小时都很难达到。 为缓解生育率下滑的现状，从2016年起，国家开始全面放开二胎。但此后三年的生育表现，远未能达到预期。2018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仅1523万，创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新低。其中二孩占比，约为50%。
未来比不生二胎更可怕的，恐怕是中国女性，连一胎都不想生了。（来源：90度地产（ID：dc90du） 作者：深瞳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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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8 22: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