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目前推行供给侧改革在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的过程中有利于加快供给出清，并带来行业集中度的提升，进而避免低效的无序竞争。但是否应该通过政策来人为加快这种出清值得商榷。从纺织行业的产能重塑过程中，我们看到除了一开始的压锭有少许行政化色彩之外，但之后更多的是“国退民进”，由市场化的力量在支配这个行业的发展，结果是换来这个所谓夕阳行业的持续平稳增长。因此有理由对目前供给侧改革去产能过程中，国有企业凭借政策红利在相关行业“做大做强”以及“国进民退”现象有所担忧。在国企改革过程中，顶层设计固然至关重要，但实际操作更应该交给市场来完成，而不是事无巨细都由政府来代劳。如果去产能变成了以政策要求民企向国企让渡利益，即以牺牲民企来保护国企，这样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朝鲜宁愿“吃草”都不会放弃核武器，这是基本的事实，因此对朝政策要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下进行，“去核”无望，但是必须遏制朝鲜使用核武器，不能对各国施展核讹诈。极限施压的目标应该是一个不使用核武器、至少是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朝鲜。世界需要降低朝鲜核武的威胁水平，否则，核军备竞赛会让东北亚再次“冷战化”。意识形态的对立，激烈的口水仗加上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东北亚近40年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会为之逆转。这是一个需要避免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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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产能变成了“国进民退”，这样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研究员】：
不可否认，目前推行供给侧改革在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的过程中有利于加快供给出清，并带来行业集中度的提升，进而避免低效的无序竞争。但是否应该通过政策来人为加快这种出清值得商榷。从纺织行业的产能重塑过程中，我们看到除了一开始的压锭有少许行政化色彩之外，但之后更多的是“国退民进”，由市场化的力量在支配这个行业的发展，结果是换来这个所谓夕阳行业的持续平稳增长。因此有理由对目前供给侧改革去产能过程中，国有企业凭借政策红利在相关行业“做大做强”以及“国进民退”现象有所担忧。在国企改革过程中，顶层设计固然至关重要，但实际操作更应该交给市场来完成，而不是事无巨细都由政府来代劳。如果去产能变成了以政策要求民企向国企让渡利益，即以牺牲民企来保护国企，这样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近日公布的７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有所放缓，从上个月的19.1%降至16.5%。虽然整体同比增速出现小幅回落，但包括石化钢铁煤炭有色等上游行业盈利持续改善，而中下游行业由于终端需求没有明显改善而无法通过提价来顺利转嫁成本，因此利润明显受到挤压。 此外，在非国有企业利润增速普遍出现不同程度下滑的同时，国有企业利润增速继续高歌猛进，７月大幅跳升13.5个百分点至34.2%。最近几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很明显的给出了这样一幅图景“上游挤占下游利润，国有挤占民营利润”。前者导致PPI狂飙的同时，CPI依然低位徘徊，中下游企业在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承受上游成本上涨的压力；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进民退”的倾向。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认为，这一轮供给侧去产能深入推进过程中，大量的规模和环保不达标的中小民营企业被限产甚至关停，而的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却享受去产能价格导致暴涨带来的所谓“剩者为王”的政策红利。 不可否认，目前推行供给侧改革在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的过程中有利于加快供给出清，并带来行业集中度的提升，进而避免低效的无序竞争。但是否应该通过政策来人为加快这种出清值得商榷。其实在PPI长达4年多（连续54个月）负增长的期间，大量的过剩产能已经停产，而且未来也无复产的可能，工业品价格通缩也在缓慢地推动了供给端产能的出清。虽然这种市场化去产能的过程相对痛苦，需要伴随着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速疲软、银行坏账率上升等令政策制定者十分头疼的问题。但在经历过这种痛苦的市场化去产能之后而生存下来的企业未必一定是规模庞大，但一定是在生产效率和市场策略方面胜出。 上世纪90年代末年朱镕基总理启动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关于纺织行业“压锭”去产能，值得与目前的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针对纺织行业大面积亏损和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1998年初，国务院于年初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提出改革目标：从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20万人，到2000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伴随着坚决去产能，整个行业在1999年就提前实现了全行业扭亏，之后盈利能力不断攀升。但如果抛开一开始的行政化“压锭”对纺织行业之后盈利能力的持续改善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去产能只不过是整个故事的开头，而推动故事情节展开和进入高潮部分的确是市场化改革。 在朱镕基总理对纺织业进行大刀阔斧的“压锭”供给侧改革之后，民营企业逐步成为纺织行业的主导力量。根据我们手头的数据来看，纺织行业国有企业数量从2003年的1754家跌至2008年的1175家。但这时期的大背景是中国加入WTO，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出口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全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数量从2003年的14863飙升至2008年的33133家，增长超过100%。 虽然可能从统计口径来说，这两个数字不存在完全的可比性，但从趋势来看，纺织行业在去产能和之后的产能回归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很明显的“国退民进”的特征，而正是因为在纺织行业的这种“国退民进”使得纺织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即便在大家的印象中，纺织行业是一个绝对的夕阳行业，但事实上整体的经营状况却实在不断改善，平均资产负债率从1998年的75.68%一路下行至2014年的53.7%，过程中即便碰到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也没有出现反弹，同期利润率也持续改善。 无独有偶，一位资深分析人士在研究中国各行业的经营和盈利状况的时候，发现纺织行业这几年盈利状况一直不错，这和印象中濒临淘汰的夕阳行业有很大的不同。况且这几年人民币汇率坚挺且劳动力成本飙升，这对出口导向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行业而言都是致命的。困惑之余，他本人去江浙一带调研，得到的结论发人深省：当地企业负责人说，在1997年朱镕基总理实施了以纺织压锭为手段的国企改革之后，纺织行业似乎就被国家所遗忘了，非但纺织工业部作为一个部委被撤销，而且国家对纺织行业也几乎不再提供任何补贴和政策性优惠。大量国有纺织企业被兼并收购，整个行业基本上是市场化运营。该负责人提及说：“如果不是现在棉花价格依然是国家管控，整个纺织行业的盈利水平可能会更高”。 但这个负责人也指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整体行业盈利状况还可以，但这背后的行业内部竞争也非常激烈，每年也有大量的相关企业由于不适应市场竞争而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退出，市场化的优胜劣汰造成整个纺织行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依然生机勃勃。 从纺织行业的产能重塑过程中，我们看到除了一开始的压锭有少许行政化色彩之外，但之后更多的是“国退民进”，由市场化的力量在支配这个行业的发展，结果是换来这个所谓夕阳行业的持续平稳增长。因此我们对目前供给侧改革去产能过程中，国有企业凭借政策红利在相关行业“做大做”强以及“国进民退”现象有所担忧。 国有企业“做强”无可厚非，特别是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通过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强调“做大”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制度层面等原因，在效率方面与市场化的民营企业相比明显处于下风：截至2014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65%，而全国非金融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0%，由此推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同时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也不断下行。截至2014年末，全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5%，而地方性国有企业更是低至3.5%。因此如果在本轮供给侧改革去产能之后生存下来的都是大型国有企业，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被清除，对于这些行业未来整体发展未必是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政策红利来做大做强本身也不利于国有企业的自身改革。回顾过去的数十年中，国企改革几乎是每届中央政府都希望有所突破的重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也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扩大国企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管理”。 但回头看看，几乎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甚微。每次启动国企改革的时候，政策制定者都希望从顶层设计到操作细节面面俱到，希望给转型中的国企能“扶上马，送一程”，尽量缩短转型的阵痛期。但结果往往是被转型的行业、企业很难断奶，持续依靠政府的补贴和政策红利度日，而政府真正希望看到行业市场化运营则遥遥无期。章俊认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顶层设计固然至关重要，但实际操作更应该交给市场来完成，而不是事无巨细都由政府来代劳。 民企：去产能让我成为牺牲品，这不公平！ 安邦智库在微信号“中国经济学人”撰文指出，在去产能调控中逐渐出现了一种现象，国企和民企在去产能中面对的执行压力不同，为了完成去产能目标，民企似乎承担了更大的压力。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去产能中也需要公平对待。如果去产能变成了以政策要求民企向国企让渡利益，即以牺牲民企来保护国企，这样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去产能：民企承受更多压力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在进程之中，尚未结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在当前的经济工作中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这五大任务。去产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可见该项任务的重要性。 8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完成今年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和治理特困企业等工作任务，推动火电、电解铝、建材等行业开展减量减产，严控新增产能。 不过，在去产能调控中逐渐出现了一种现象，国企和民企在去产能中面对的执行压力不同，为了完成去产能目标，民企似乎承担了更大的压力。这种差别化的去产能现状，在炼铝行业表现得比较明显。 中国铝业VS中国宏桥 中国铝业是国内最大的氧化铝生产企业，也是第二大电解铝生产企业。国资委持有中国铝业32.81%的股份。近日，中国铝业发布财报，今年上半年营收为913.1亿，同比上涨83%；净利润为7.51亿，同比暴涨10.06倍。中国铝业今年上半年业绩是8年来的历史新高。 要知道，2009年之后，中国铝业业绩持续低迷。2014年曾巨亏162.17亿，成为该年A股的亏损王。2015年中国铝业虽然扭亏为盈，但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仍大幅亏损64.32亿，2016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仍是亏损。 炼铝行业属于削减产能的行业之一。今年3月，环保部出台的28城市采暖季环保限产政策将减少晋冀鲁豫四省30%的电解铝及氧化铝产能。今年4月中旬，新疆发布《关于停止违规在建电解铝产能的公告》，包括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在内的3家企业违规在建电解铝产能项目被勒令关停，合计产能达200万吨。 预计，今年将有300—400万吨在产违规铝产能停产。更大的关停产能则来自于中国最大的民营铝企——中国宏桥。今年8月15日，中国宏桥发布公告称，其已关停涉及年产268万吨的铝产品生产产能，关停产能约占其产品总产能的29%；目前，其运营的总产能为646万吨。 据此前媒体报道，山东省发改委等10部门制定了《山东省2017年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行动方案》，根据该方案，中国宏桥违规建成的电解铝项目5个，违规产能高达268万吨。2016年中国电解铝建成产能4320万吨，产量3250万吨。以此来计算，宏桥一家去产能占全国产能的6.2%左右，削减产能达30%左右。 去产能国企民企应一视同仁 中国铝业的“靓丽”业绩与中国宏桥面临的风险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前，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宏桥已经被海外做空机构做空，长期停牌。在深陷海外资本市场的惊涛骇浪之中时，现又遭遇大规模停产。可以想象，无论对于企业自身还是股民和债权银行，都是不小的打击。 客观地讲，虽然中国铝业的优异业绩一部分来源于其内部自身的改革，包括精简人员、降低用电成本等，外部因素除了市场需求上涨之外，另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铝价上涨，这不能不说与民企的去产能有很大关系。如果中国铝业的业绩上涨是以民企去产能换来的，那么可以认为这是由民企在向央企让渡利益。 为什么民企的产能削减幅度更大呢？去产能的标准是什么？是按比例分配，还是按企业效率？在我们看来，如果是按比例削减产能，那很简单，行政式地规定企业间削减的产能份额即可；而如果是以企业效率为标准，则需要评估，一般而言，民营企业比国企的效率更高一些。 此外还要注意的是，在去产能的时候，要注意未来产业转型对铝制品的需求增大。中国铝业称，近年来，随着中国铝应用逐渐由传统行业向新兴领域延伸，各行业的单位用铝量较往年均有显著提升，铝合金围护板、铝合金结构桥梁、太阳能领域用铝挤压材、铝制家具、铝结构共享单车等，都成为中国原铝消费新的增长点。 今年上半年，中国原铝消费量为1750万吨，同比增长11.5%。据美银美林的跟踪，从2013年至2016年，电动汽车用铝替换钢铁的需求，已扩大了铝用量约160万吨，占全球产出的2.7%，这个趋势今后可能会加速。倘若不考虑这些因素，只看到眼前完成任务，忽视了将来的用铝需求，无疑是短视的。 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去产能中也需要公平对待。如果去产能变成了以政策要求民企向国企让渡利益，即以牺牲民企来保护国企，这样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思想评论
发改委原副主任：东北发展什么产业，坐在办公室很难想准确
【研究员】：
最近林毅夫团队为吉林经济发展开了个药方，引起不小争议。东北不是没有轻纺工业，是如何让轻纺工业能在东北黑土地上成长。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氛围，靠自然秉赋来选择的，这方面东北和南方比有差距。发展什么产业，坐在办公室是很难想准确的。我们要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否则都是空谈。有不少外资、港资来东北办粮食深加工企业，结果的确有流着泪走的。此外，东北经济不好，东北改革不深入，央企是难辞其咎的，负有重要责任。东北经济振兴期待央企深化改革，而不只是分分合合，人员调来调去。
东北经济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各种经济学家也给东北经济开出了各种方子，争论也很大。比较典型的是最近林毅夫团队为吉林经济提出的建议，在网上引发了很多争议。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张国宝认为，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氛围，靠自然秉赋来选择的，这方面东北和南方比有差距。发展什么产业，坐在办公室是很难想准确的。下文为张国宝在“2017东北科技金融与产业振兴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近年东北三省的GDP增速在全国各省中垫底，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东北三省的干部群众当然更加焦虑。因为我曾经担任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所以我对东北的经济状况也就更加关心和着急。 2003年10月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从统计数据看，2003年至2012年间是东北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2003年东北三省GDP总计12722亿元，到2012年达到50477亿元，是振兴初期的3.97倍，年均增长率12.5%。尤其是在2006至2008年期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达到高点。吉林省连续两年保持16%以上的高增长，经济增速位居全国第二位，辽宁居第八位。在这一段时期，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四大板块中的比重保持在一个重要位置，个别年份东北经济的增速曾一度位于四大板块之首。 东北经济下行拐点始于2011年（12.6%），当年增速比上年的2010年（13.7%）下降了1.1%，2012年又比2011年下降2.4%，到2015年辽吉黑三省分别降为3.20% ，6.5%和5.7%。最为困难的是2016年，经济增长分别为-2% ，6.29%和6.17%，辽宁负增长。吉、黑两省增速分别居全国第25位和29位，所以外界出现了东北经济断崖式下滑的呼声，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各地区经济结构、经济基础、自然禀赋不同，如果都以GDP增速排座次，互相攀比，那主体功能区的思路就难以贯彻。
那么东北经济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各种经济学家也给东北经济开出了各种方子，争论也很大。比较典型的是最近林毅夫团队为吉林经济提出的建议，在网上引发了很多争议。 人们很容易指出，东北改革不够深入；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人的观念，官本位意识较强；有了事不是去找市场，而是去找政府；凡事都需托人情；营商环境差；外向型经济不发达；投资不出山海关等等。 记得在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初期，中组部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联合在哈尔滨召开过一次厅局长以上干部会，宣讲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我在会上讲到，振兴东北要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从移风易俗开始，能不能今天中午吃饭不要转桌子敬酒？结果中饭开始，大家都很不自在，一个女同志首先打破僵局，说我是女的可以例外，给张主任敬杯酒，结果一会儿会场大乱，又开始了转桌子敬酒，可见移风易俗之难。 改变社会的习俗、氛围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自然禀赋不同，人们的行为、作风也受此影响很大。电视里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在东北插队，后来留在东北工作的当年上海知青，回上海探望母亲。母亲很高兴叫姐姐去菜市买些好菜，给姐姐100元钱，姐姐买菜回来，给母亲一笔一笔算账，最后是106.50元，母亲又拿出6.50元给了姐姐。这位弟弟常年在东北，已经东北化了，见此十分不满，觉得太小气了，但是在上海可能属正常。 外国人吃饭AA制，东北人吃饭抢着付钱，结果老板只好随便抓一个付钱，还是个没带钱的。东北人豪爽，讲义气，地大物博，不在意这三瓜两枣的，南方人就不同，用在经商上东北人就不精明了。这样的例子、段子很多，靠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 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从程度存在，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思想观念来改变。 但是这些问题在我前面讲到的2004至2012年也是存在的，为什么那时的增速会比现在高？就事论事讲，东北经济增速出现下滑还是东北经济结构的特点造成的。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和自然禀赋，东北经济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大。在第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八年中，国内外经济大环境正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装备需求量大，这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东北经济结构是利好。例如第一重机厂那段时间，钢铁设备、核电设备订单充裕，如鱼得水。哈电也是一样。那时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一百多美元，大庆油田日子好过，对黑龙江税收贡献也大。东北的钢铁厂、煤矿情况也是一样。但是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滑，从过去的9~10%下降到6~7%，东北的重化工业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而经济结构的转换又非一朝一夕之功。 前不久全国政协陈元副主席在伊春召开金融40人论坛，陆昊省长到伊春与大家座谈，介绍了一组数据：2016年与2012年相比，黑龙江的能源产值减少了1587亿元，原因和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大庆原油产量减少有关。原油价格从每桶一百多美元下降到每桶四十多美元，腰斩了一半多。大庆油田一年产值2800多亿元，打个喷嚏对黑龙江的经济总量、税收影响就很大。加上煤炭也同样价格下跌，电力市场疲软，在黑龙江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能源板块下滑如此厉害，即便其他产业的产值增加了2000多亿元，也就刚刚能弥补能源下滑的部分，经济增速当然就没有了。 农业对黑龙江经济也举足轻重。水稻产量520亿斤，对全国粮食安全贡献巨大，但是如果水稻价格一斤差一元钱，影响就是520亿元。我刚去过佳木斯，听富锦县象屿金谷农业综合企业讲，一斤水稻价格下降了五分钱，那就是26亿元。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受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影响，核电发展明显减速，承担核电设备制造的一重、哈电，原来是优势，现在成了受影响最大的企业之一了。 还有2010年从保护东北黑土地生态环境出发，我们制定了大小兴安岭停止砍伐，经济转型的决定，木头财政没了，靠吃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仅伊春一市，财政收入降到14亿元，而财政支出要127亿元。对全国、对东北、对黑龙江全局，长远看，战略上是好事，但对于经济增速肯定是个负面数据。 这些因素的叠加会对黑龙江经济增速产生重大影响。别的地方影响有没有？也有，但对黑龙江经济结构而言，影响更大。伊春的经济转型，大庆的经济转型，黑龙江乃至东北的经济转型，要给东北，给黑龙江一个时间，多帮助他们转型。只说些批评的话，丧气讽刺的话，甚至是风凉话，只会自丧志气，也不完全符合实际。 我历来不主张以GDP增速排座次、论英雄。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区对国家承担的责任是不尽相同的。以对外开放程度而言，广东毗鄰港澳，上海面向太平洋，连结长江经济带，东北毗邻北朝鲜，最近联合国制裁北朝鲜，不能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石了，你说东北的对外开放一定要和东南沿海相比，我看没可比性，而东北更多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 所以对东北GDP增速下滑要做主客观的实事求是分析，不要丧失信心。我看黑龙江对国家的贡献就很大，一、二、三产业结构也有比其他省市优越的地方。 例如黑龙江第一产业占比高达17.5%，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省之一。但农产品价格不高，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路过富锦县参观了一个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公司，象屿金谷公司，是福建象屿公司来投资的。公司仓储了422万吨粮食，主要是大米、玉米号称可供全国13亿人口吃10天。每天有100节散装粮食车皮和50节运输粮食加工产品的集装箱车皮运往营口港，再海运去江浙、福建沿海。像这样的粮食公司黑龙江还有七、八个，这不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吗！ 伊春停止伐木了，但是天天蓝天白云，有机食物，我和老伴的血压也稳定了，免受北京雾霾之苦，幸福指数并不能和GDP增速画等号。习近平主席视察伊春时说，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讲的太好了！江浙、福建、广东在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很快。我曾经和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聊过。他说，苏州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人口（外来务工人员）、环境代价，再单靠要素投入发展经济已经很困难了。过去江浙是鱼米之乡，粮食自给有余，现在粮食早已不能自给了，要吃东北的大米、东北的猪肉，他们的经济增速的确让人羡慕，但黑龙江的大江、大森林、大粮仓和蓝天白云更值得他们羡慕。我们的经济发展不一定要仿效他们的模式，也许过若干年他们会更羡慕我们。所以我要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自己的优势，要有信心和勇气。 黑龙江还有另一个优势，国人现在为中国有航母、导弹驱逐舰很感自豪，但是航母和导弹驱逐舰的心脏正是我们黑龙江企业生产的。核电、直升飞机黑龙江企业也具优势。由于军工产品的价格政策是保本微利，否则军费就要增加，这部分的GDP和同值的鞋子、袜子的GDP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黑龙江有个703所，不仅为舰船动力，也为我国天然气长输管道提供了关键装备，燃压机组的动力。我在任时，记得哈尔滨轴承厂生产航空轴承，是战斗机、飞机必不可少的关键部件。以上这些都是共和国的脊梁，要继续保持这个优势。 最近林毅夫团队为吉林经济发展开了个药方，引起不小争议。我没有认真研读林毅夫团队的报告，林毅夫也是我尊重的经济专家，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去参加讨论。但是我可以提供我知道的一些情况供讨论时参考。 黑龙江也好，东北也好，过去也不是没有轻纺、家电工业。例如哈尔滨亚麻广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海伦糖厂是中国最大的甜菜糖厂，佳木斯造纸厂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但现在都垮了，为什么？营口在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当时友谊牌洗衣机是第一大品牌，还有沈努西冰箱，现在与南方的家电厂相比，早已名落孙山了。为什么？是东北这块土地不适合轻纺、家电工业发展吗？产业的兴衰、发展是靠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氛围，靠自然秉赋来选择的，这方面东北和南方比有差距。发展什么产业，坐在办公室是很难想准确的。 东北的粮食加工业也是很发达的，今后也仍有发展的优势。台湾的一个旺旺食品，一点点粮食膨化后能卖那么多钱，我们脑筋动得还不够。东北有那么多葵花籽，可是却鲜有瓜子的品牌，连傻子瓜子都不是东北的。吉林我们曾经扶持过皓月牛肉，大成玉米深加工，但有的经营得不好。 所以东北不是没有轻纺工业，是如何让轻纺工业能在东北黑土地上成长。我们要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否则都是空谈。我的确看到有外资、港资来东北办粮食深加工企业，结果的确有流着泪走的。例如我认识一个叫刘修才的海归，但他在其他地方，在外国办企业办得却很好，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东北也有许多高科技的优势产业，起步时全国领先，但总做不强，做不大。例如沈阳的新松机器人，许多年前就是依托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发展起来的，在全国绝对领先，但这么多年了，我想如果他是在深圳会是个什么状况？东北的东软在软件和医疗器械上也走在全国前列的，但总觉得没有华为、中兴发展得好，发展的大。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力量很强，创新孵化能力也有，但和深圳、上海比就有差距。现在新能源汽车的领头企业比亚迪的老总王传福就是哈工大电化学专业毕业的，这个专业其他院校很少，但全国储能产业好像哈工大的声音还不强。 今天是金融的会，不久前在伊春的40人金融论坛上，我做了个即席发言，我介绍在第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东北金融是失血型的。因为银行是嫌贫爱富的，这可以理解。东北的坏账多，信用不好，所以银行存款在东北是净流出的。越需要钱的地方越没钱，形成了越富的越容易搞到钱，穷的越来越没钱。所以陈元同志的开发银行搞了个开发性金融，支持东北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我很赞成他的意见。 所以我说嫌贫爱富后面还应加上一句话，就是金融也应支持把穷人变成富人，你才能收到钱。现在金融业也在发生大的变革，网上金融、微信支付，大有向传统金融挤压之势，以前的工农商建四大国有银行如果不改变，压力会越来越大。这次40人金融论坛期间，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做了个短短的调研，就发现黑龙江省贷款余额是1.9万亿元，40%多是涉农贷款，说明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黑龙江贷款平均利率是6.2%，比全国的平均利率高0.49个百分点，涉农贷款利率7.36%，比全国涉农贷款平均利率2.75%高出很多。我听后也大吃一惊。陆昊省长也听到了。我们的金融如何来降低融资成本，帮黑龙江，帮东北来降低经营成本。东北经济有问题金融业也有很大责任啊！另一个问题是小企业贷款难。我在任时帮助东北搞了个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辽吉黑三省加上内蒙、大连各出三亿元资金。后来公司没放在大连，大连不肯出了，进出口银行支持出了15亿元，差不多30亿元资本金起步，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原来是吉林省退休的牛副省长当董事长，后来退休官员不允许当了，辞职了。我很担心这个担保公司办得怎样？因为关内流行说，什么公司放在东北就完了。这次听进出口银行一位曾经在这个担保公司任副总经理的同志说，现在办得还不错。所以我们要为大众创业提供融资服务。 另外金融还应该为对外开放，特别是与俄罗斯的产业合作提供支持。过去金融界一说俄罗斯就认为俄罗斯经济走下坡路，信用不好，不愿贷款。在2005年，马凯同志和我意见一致，主张给俄罗斯60美元贷款，“以贷款换石油”，商业银行都不愿意贷。后来开发银行贷了，到2011年本息全部还清，我们买了4840万吨石油，现在海外金融成了开发银行一个重要业务。所以金融界也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啊！俄罗斯资源丰富，近些年基础设施也成旧了，远东电力设施明显老化，我们应该找找这些商机。我在伊春用天然气价格是4.70元一方，在北京市是2.27元一方。我们要抓住俄罗斯东线天然气进来的机会，做好这篇文章。同江铁路大桥就要通车了，黑河大桥也在建设中，两边的桥头堡物流必然会发达起来，至少俄罗斯的铁矿砂、煤炭、粮食、水产品、木材会成为大宗进口物资。中国的轻纺、食品、蔬菜、家电也会出口。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对东北经济、对东北的改革，央企应承担重要责任。东北的国有经济比重大，尤其是央企比重大，在东北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哈电、一重、齐齐哈尔车辆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厂都是央企。大庆油田打个喷嚏，黑龙江就要感冒。吉林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吉化、长春客车厂、松原油田同样对吉林经济影响巨大。辽宁更不待言，辽河油田、鞍钢、大连船厂、葫芦岛船厂、大连、辽阳、抚顺的石化企业、沈阳飞机制造厂都是央企。加上几乎所有的发电厂，输变电、邮政、通讯、铁路、四大商业银行，所有经济命脉都在央企手上。所以我说东北经济不好，东北改革不深入，央企是难辞其咎的，负有重要责任。东北经济振兴期待央企深化改革，而不只是分分合合，人员调来调去。 人大教授：东北的问题，制度不是根本原因 日前，林毅夫团队针对东北经济问题，发布《吉林报告》，再度引发社会上对老工业基地振兴问题的讨论。不少专家和民众认为，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层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可云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老工业基地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发达国家无不存在老工业基地，只不过叫法不同——老工业中心、老工业城市、萧条区域等。将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根本成因归咎于制度，既是学术错误，也与现实不符。 城市与区域也像人一样，总有人老珠黄的一天，难免老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工业基地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必然性。中国内地各地区的基本制度都一样，一样的制度为何偏偏只导致老工业基地老化？放眼全球，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老工业基地问题，但这些国家没经历过计划经济，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显然，单用制度问题解释老工业基地衰落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寻找老工业基地问题的根本成因，还得聚焦在“老”字。工业基地的老化同人的老化是类似的。工业基地老化，在域内突出表现为发展优势丧失，域外则表现为竞争力下降。制度只不过是催化剂。 具体到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从严格意义上说，老工业基地的概念本身存在一定问题。以东北为例，该地区不全是老工业基地，比如长白山地区没有工业。即便是东北的城市地区，也并非全是老工业基地。况且，很多正儿八经的老工业基地并非整体衰退，老化只表现在城市的局部地区。 东北地区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中国现代工业史上，东北地区曾创造过数不胜数的全国第一。即便是在今天，东北的原油、木材、粮食、船舶、汽车、钢铁、重型装备、军用飞机、导弹等产品仍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今，东北地区用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原材料与制造品支持了全国各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以辽宁省为例，根据该省政策研究室的数据， 1978年至1993年，辽宁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价格调出原材料主要有： 钢材约6300万吨，占同期省内全部产量的50%以上; 调出生铁3400万吨，占省内产量的30%以上; 调出铝约40万吨，占同期产量的50%以上; 调出锌130万吨，占同期产量的80%以上; 调出烧碱60万吨、纯碱580万吨，分别占同期产量的25%和50%。 除重要原材料大量平价调出外，重大技术装备，如冶金和矿山设备、起重设备、金属切削机床、变压器、高压开关等也大量平价调出省外，支援全国。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家在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辽宁企业向国家提供的上述重要原材料和重大技术装备却一直被平价调出，仅这一项价差，辽宁每年就向国家多做贡献30亿元以上。 此外，1980年至1993年，辽宁上缴中央财政1650.2亿元，上缴率近50%。直到1997年，辽宁的税负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包括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某种程度上说，在2003年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中央更多从东北“抽血”，对“造血”不够重视。 就自身而言，东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陶醉于“全国工业摇篮的美誉”之中，没及时调整区域发展的思路与模式。与此同时，东北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南方沿海地区，充分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区域格局。 内部缺少创新，外部出现强劲竞争对手，是老工业基地陷入困境的双重原因。虽然制度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是根本原因。
社会透视
中央党校教授：错过城市化人口令中国经济严重受损
【研究员】：
中国错过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提高，而这部分人口由于年事已高等原因已经丧失了城市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2015年已经有7%的人口不再有城市化的可能性，在当前的状况下，这个比例在未来还会逐年上升。要在10年内完成75%的城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大量存在，将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而在人口问题上，有的城市正驱离所谓低端人口，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的争夺，不仅是高端人才，也会有低端人才，尤其是对保姆、建筑工人等低端人才的争夺，因为这两者是互补的。不欢迎或者驱离低端人口，会推高低端人口的雇佣成本，导致城市降低竞争力，甚至走向衰落。
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其暗含的重要假设是：人口和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城市水平的比较，认为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还较低，到75%和80%，还有很大的潜力。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从进入工作到老年退休，从适应城市环境到中老年不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其生命周期。 因此，对于个人的一生来讲，有迁入城市限定时间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内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就会成为错过城市化人口。这些在中国体制下发生的现象，需要仔细地进行观察，才能对中国二元结构的转型，进行特殊的分析。 错过城市化人口 如2013年，有的经济学家就提出看法，城市化还会推进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为2012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才52.6%，而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都在75%，甚至80%以上水平。中国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实际是一种后发优势。中国未来城市水平每年还会以1%的幅度提高，成为国民经济增长强劲的推动力。这也是他论证中国国民经济还会以8%的速度高增长15到20年的重要论据之一。 虽然都是一种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但是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相比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一是退出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体制完全不同；二是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和迁移中的进入期窗口的有障碍和无障碍根本不同；三是前者基本没有错过城市化人口，后者有大量的错过城市化人口，沉积在农村，在其后来的生命期中再见也无法成为能够城市化人口，而中国的国情是，由于计划生育，加上青出老回，农村人口的中的老龄化比例越来越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面临着诸多障碍，许多农村人口在年轻能够城市化时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但最终未能本人和携带家庭进入城市。这部分错过城市化人口，包括由于城乡户籍分割和迁移管制未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人口，因城市对其不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等未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人口，因没有土地财产性收入和城市中房价太高而经济能力不足未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人口。 有多少？ 在具体的某一年中，应当区分两个概念，也即应有农村人口与实际农村人口的差额与在农村沉积的错过城市化人口。 应有城镇人口与实际城镇人口的差额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也即错过城市化人口与城市化潜力人口。城市化潜力人口是指农村中年龄在中老年（我们将此标准定为50岁）以下，还有可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人口。错过城市化人口的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Pc—错过城市化人口，CPRd—应有城市化率（应有城市化人口根据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8000美元，也即相当于现在10000美元左右水平上的城市化水平计算。后同。）；TP—总人口；CP—实际城镇人口；r50—5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经计算得，1980年到2015年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当期数量及累积数量如图10-3所示： 可以看到，虽然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动管制的放松其增长有放缓的趋势，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错过城市化人口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15年错过城市化人口已经达到9842万人，也就是差不多一个亿的人口，为总人口的7.16%。但是城市化是不等人的，工业化前期高生育率和人口高增长率时形成的巨额城市化潜力人口，极大一部分人不能进入城市，或者进入城市后没能成为市民。青年出村进城务工，老年出城回村，没有能够及时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成为农村中的错过城市化人口。 因此，一些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人口迁移管制和设置障碍的国家中，可能工业化结束时城市化的水平，要比人口自由迁移和对人口迁移提供帮助的国家低得多。一方面，这种农村中错过城市化人口，越来越多地进入中老年阶段，计划生育造成的少子化则不能够将其带入城市，自身也再无经济能力融入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地在农村中堆积，因而工业化结束时城市化水平可能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低许多。2016年42.65%的农村人口中，有近1亿巨额的这种错过城市化人口。 另一方面，因工业化中后期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的规律性下降，特别是中国强制计划生育使新增人口过度收缩，农村人口中还能市民化的人口比例在逐步地下降，这又在无形之中又降低了未来农村居民的城市化速率。可见，中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仍然非常低，加上政策原因及经济原因的限制，中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 可以看到，中国错过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提高，而这部分人口由于年事已高等原因已经丧失了城市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2015年已经有7%的人口不再有城市化的可能性，在当前的状况下，这个比例在未来还会逐年上升。要在10年内完成75%的城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造成的经济损失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大量存在，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劳动力人口过多聚集在农业领域，而农业领域相对而言生产率较为低下。这部分人本身可以在城市中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但却只能在农村进行一些基础性的农业工作，从而造成国民经济巨额损失。二是人口城市化的滞后损失的消费需求。由于农民工不能顺利的进行市民化，其消费能力相对于真正的市民甚至是应有的农村消费水平而言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部分差额就形成了人口城市化滞后的消费需求损失。三是居民创造并分配财富的潜力不能发挥，从而形成巨额的国民收入损失。许多农村中土地撂荒、不能规模化经营、宅地破败、山林荒芜，其实就是由于土地不能市场化配置，不能被投资再利用，实际上是农村土地僵尸资产性质的体现。越是社会投资不能进入，越是不能被再配置，其资产价值和产出价值的损失，都会严重影响国民财富的形成，也即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 错过城市人口这一范畴的提出，定义了一个国家如果干预和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发生的现象，即大量的再不能够城市化人口在农村沉积。其经济学的含义是： （1）刘易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转型模型的假设，分析中国的过程时，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因为中偏老年劳动力人口向农村回流； （2）错过城市化人口变量，成为用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无效人口了，其越积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动能损失越多； （3）考虑中国农村过去的计划生育、青年人流出、中老年青出老回等，城市中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错过城市化人口的积淀，除非行政办法，自然的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慢； （4）当与正常人口流行和迁移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相比时，要考虑中国这种错过城市化人口问题。因此，当比如一般某一经济发达水平上应有的城市化水平为75%或者80%时，中国因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存在，可能要降低7以上的百分点，可能只能为68%到73%。而这7个百分点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存在，也给向高收入水平迈进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国务院智囊：有的城市驱离所谓低端人口 会导致城市走向衰落 下文分别为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上海交大陆铭教授在博智宏观论坛第十九次月度例会上的演讲： （刘世锦）我的发言将从三个问题切入：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大都市圈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第二，如何利用城市竞争机制推动城市发展；第三，在肯定聚集效应的前提下，如何让城市的结构更为合理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正进行着转型升级。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与很多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融合，而后者大量聚集于大都市圈。而服务业，特别是大部分社会服务业必须在城市人口聚集的条件下才能发展，比如只有生活在北京的人才能便捷地享受到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公共服务。创新行为同样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如果没有人口聚集，即使个人具备创新天分，也难有足够激励和配套条件产出创新成果。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大都市圈的相应发展，这样的增长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一个适合速度且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增长，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大都市圈发展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城市发展需要规划、设计、制度、政策等，政府角色重要，城市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影响很大。城市建设带来空间结构变化，出现错误后，纠错的成本很高。如何才能减少错误，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形成城市间的竞争机制非常重要。 以往经济增长的重点是工业化，有一个地区竞争机制，看谁招商引资多，企业办的多；下一步重点转向城市化，也要有一个城市间的竞争机制，看城市能不能对人更有吸引力，能不能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不要低估现在城市领导者的水平，许多人具有现代化、国际化的眼界和知识，执行力也很强。 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领导人更大的自主权；二是允许人口、资金、土地、技术的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条件，某个城市领导者观念跟不上，机会少、成本高，人就要朝外走，用脚投票。在人口问题上，有的城市驱离所谓低端人口，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的争夺，不仅是高端人才，也会有低端人才，尤其是对保姆、建筑工人等低端人才的争夺，因为这两者是互补的。不欢迎或者驱离低端人口，会推高低端人口的雇佣成本，导致城市降低竞争力，甚至走向衰落。城市的包容性，是城市强大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城市发展本身是一个创新过程，也就是试错和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好的竞争机制，城市发展也会经历优胜劣汰，一批生气勃勃的城市和城市群将会脱颖而出。只有经历这个过程，那些落后的、有悖于规律的观念和做法才能得以纠正。 关于第三个问题，大城市或大都市圈具有不可替代的聚集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着结构问题，各种“城市病”相当突出，也就是聚集的负面效应。首先要解决“大都市圈半径有多大”的问题。陆铭教授提到50公里，现代轨道交通的发展可能会让这个半径有所调整，但是一定存在一个合理的半径范围。比如，北京周边应该建设一批小镇，把城市核心区的部分职能转出去，在小镇形成产业支撑，同时用快速轨道交通把小镇与核心区连接起来，配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些小镇与市中心的距离不能太远，大致不超过50公里，太远聚集效应就会打折扣，市中心的人也不愿转出去。在确定合理的聚集半径后，要通过优化空间和功能布局，尽可能降低城市聚集的负面效应，如职住结合，缩短通勤距离；形成紧凑型城市结构，减少污染和拥堵等，使城市的聚集效应达到一种更高水准的平衡。 （陆铭）我认为经济与城市发展的规律主要有三点：第一，城市化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不断提高，人口会向城市集中；第二，人口会向大城市和大城市周边的都市圈集中；第三，世界上的一线城市人口重新回到市中心。 然而，有的政策既无效率又缺失公平。“无效”指的是有需求的地方没有供给，同时有供给的地方没有需求。“不公平”指的是城市内部用行政性的手段决定谁能在城市里待着，或者享受公共服务。在地区间，用行政性手段控制大城市供给的时候，会将生产要素价格提高，并为欠发达地区制造人口流出障碍。这样的政策会扩大城市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和产业梯度的差距。 因此，对那些有悖于规律的政策进行纠错是必须的，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必须保持并提高竞争力。但如何进行纠错，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沿海地区大城市呈现高房价与社会不和谐并存的状况（因为政策保持对人的户籍身份的区分）。而人口流出地区出现住房库存和“空城”、“鬼城”现象，且地方政府债务在上升，因为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加大住房和基础实施建设的投资过程中，借了大量的债务。这些投资形成时是GDP，基础设施、工业园和新城建成后却无相应的人（或企业）进驻利用，从而变成了债务。这种局面相当危险，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最近这些年在土地供应和人口流动方面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一方面，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尽管有所放缓，但并未停止。各大城市出现人口集中趋势放缓的年份，正是国家提出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的年份。我国用教育资源缩减来减缓城市人口增长，这与全世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相左，因此这一现象是政策执行的结果，而不是客观规律造成的。 另一方面，到今年为止，国土资源部的规划依然明确要求将建设用地指标投向三四线城市，这一趋势没有发生改变。此外，美国曾经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与其交通设施发达，中心城区社区质量下降有关；但在近年，美国中心城区的社会和谐度在提高，犯罪率下降，因此美国人又回到了大城市市中心。而我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则是政策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对城市人口和土地供应量的控制，我国现阶段不应发生“逆城市化”。所以不能把特定政策下出现的现象作为趋势和规律性的东西。 城市人口规模受到企业和个人到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成本收益比较的影响。从收益的角度看，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知识、技术为核心投入品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驱使城市规模经济效应不断增强的主要动力；因而人要往大城市走，并且还要往最有利于信息交流的城市中心走。而从成本的角度看，技术革命降低了人向城市中心流动的成本。技术革命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革命，比如现在的快速轨道交通，它所能支撑的城市规模与马车时代的城市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城市管理革命，发达国家大城市建设对建筑高度和容积率的限制不像我国那么严格，即便在纽约曼哈顿这样的地区，现在仍然在盖越来越高的住宅楼。这体现了供给适应需求的原则，因为每个城市的住宅楼要建多高，实际是由城市人口规模内生决定的。
国情研究
玉泉山话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怎么提出的？
【研究员】：
1991年10—12月，江泽民总书记专门找了十几个专家召开座谈。社科院有5个人参加，包括刘国光、张卓元、李琮、蒋一苇、陈东琪，另外还有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三个月内，开了十一次会，每次会期半天，均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当时大家随便坐，举手发言，会风活跃印象深刻。这十一次会，最重要的是为即将于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理论准备工作。参加座谈会的专家都是积极支持改革开放的。
明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味改革年代的同时，了解不曾披露的往事：江主席和周小川、郭树清的往事，和中南海并称为禁地的玉泉山，政治局委员子女能否经商的讨论……本文摘自《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先生》： 印象深刻的三次决策咨询经历 问：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是想请您就财经决策咨询等方面的主题谈谈看法。请您先谈谈您参与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决策咨询经历。 张卓元：我自己觉得，在咨询决策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可以说一说。 第一是“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先从《中国改革大思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司编，沈阳出版社，1988年）这本书说起。1987年，国家体改委组织了8个中央部和地方成立的课题组，这本书收集了8个课题组的成果，是1988年出版的，印了很多，关键是这本书集中了各方智慧，为此后三年、五年、八年如何推进经济改革献计献策，而由刘国光和我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思路。“稳中求进”的思路这几年中央也在提，是从2011年开始提出的工作总基调。我们当时提稳中求进，针对性主要有三条：一是有的课题组提出了快速转轨思路，希望两三年内就要基本实现转轨，当时我们觉得做不到，中国那么大，经济那么落后，为避免在改革开放中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只能搞渐进式改革，稳步前进，当时有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一次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我们不太赞成，认为还是比较稳健好些；二是不赞成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即使用适度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快一些也不行，因为也许短时间能刺激经济增长快一点，但是后患无穷，对推进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很不利，总之不能使用通货膨胀政策；三是我们所主张的“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还包含认为，无论改革、发展，都要在经济和社会比较稳定即稍微宽松环境下推进比较容易，比较顺利，阻力小一点。1987年的时候经济形势比较紧张，物价上涨比较厉害（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7.3％），物资供应，特别是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努力促进和保持经济稳定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都主张“稳中求进”。我们这批人包括刘国光、戴园晨、沈立人、陈东琪和我五个人，后来被有些经济学家称为“稳健改革派”。这就是1987年提出来比较重要的，应该说现在还在起点作用的观点和思路。 第二，1991年10—12月，我参加了江泽民总书记召开的专家座谈会。1991年10—12月，江泽民总书记专门找了十几个专家召开座谈。社科院有5个人参加，包括刘国光、我、李琮、蒋一苇、陈东琪，另外还有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三个月内，开了十一次会，每次会期半天，均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当时大家随便坐，举手发言，会风活跃印象深刻。这十一次会，最重要的是为即将于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理论准备工作。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都是积极支持改革开放的。在那次会上，我个人着重讲价格改革问题，因为我当时在财贸所工作并着重研究价格改革问题。我记得我当时发言认为，中国价格改革还是要逐步建立市场价格体制。1991年，市场价格在商品零售环节已经占到近70%，市场价格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了。我当时写了一些文章，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走在经济改革前面，甚至价格改革一枝独秀，因为那时国有企业改革还很艰难。 十一次专家座谈会最主要的成果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那几次会上最早最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吴敬琏，后来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了。到了2012年7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之后的二十周年，江泽民同志给周小川写了一封信，邀请周小川、吴敬琏、郭树清、我、陈东琪和林毅夫（林毅夫在国外没有回来），到玉泉山含晖堂，这个地方我很熟，一个下午谈了两个多小时，回忆十一次专家座谈会。后来为这次座谈会专门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收集了十一次座谈会江泽民同志的观点，以及我们的回忆文章，包括周小川的文章。
十一次座谈会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识，同时有两个要点：一是国家宏观调控，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个总的提法，下面两个支点。当时开会提出这个倾向性比较强的观点，是很宝贵的。可惜比较全的资料后来没有找到，只找到一些记录。如果找到，那应该是历史性文献。十一次座谈会为后来江泽民同志做十四大报告，特别是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十一次座谈会也可以说是为党的十四大做理论准备的会，十一次会议中，乔石同志、宋平同志有时也来参加，但每次会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过去包括我自己写文章，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时，一般主要是讲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讲话，阐述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扫清了道路。现在看来，这样论述可能还不够全面。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也和这十一次专家座谈会有关。这十一次座谈会是2012年江泽民同志找我们到玉泉山谈话之后才公开披露的。后来，媒体也有一些报道。 第三，参加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文件起草时可以畅所欲言，随便什么都可以讲，在这里我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但是有些内容现在还不好说。会上随便说都可以，但到外面不能随便说，这是纪律。有些意见中央采纳后，就成为全党集体智慧，但也有参加文件起草的同志披露自己的观点主张。比如，高尚全同志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后，就曾经写文章回忆十四届三中全会“劳动力市场”概念的提出过程。当时他主张应当用劳动力市场代替当时通用的劳务市场的提法。在一次全会文件起草上，我也曾建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亲属与子女，最好一律不要经商。当时也讨论得比较激烈，有人反对，说人家也是公民，为什么要剥夺人家经商的权利。当然也有赞成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中，我也曾建议适当提高国企利润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这些都说明，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是充分发扬民主的。 问：您多次在玉泉山参与起草文件，有“玉泉山人”的美誉，但有的资料显示是十一次，有的显示是十二次？ 张卓元：在玉泉山参与起草文件有十二次，包括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五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六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八届三中文件的起草；另外还参与胡锦涛同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件的起草。这些都是在玉泉山上进行。还有一次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不在玉泉山。总之，我参与比较重要的文件起草工作有十三次，其中十二次在玉泉山。 当前改革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最大的不同是面对的既得利益面很广 问：中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已经有很大进展，但是改革难度确实很大。经常有人将当前改革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进行比较。您认为这两次改革有什么不同？ 张卓元：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现在面对的既得利益面很广，而且有点固化。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差不多是100%受益，即使不是100%，也是95%以上的人是改革利益的获得者。现在不是了，现在改革触动好多人的利益。所以现在改革为什么难，为什么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我认为最主要就是这一条。因此，认识分歧比较多。20世纪80年代的分歧也很大，当时有人提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还受到批评，要做检查。当时有人给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写信，说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一种商品经济，就会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就会造成什么后果等等。好在很快，大概是一年左右风头就转了。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虽然改革争议也比较大，主要是当时领导，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改革，所以，尽管一些改革理论受到过责难，因为有邓小平的支持，也没掀起太大的问题。现在一些人关于改革的主张，好像比较难形成共识，有的建议不但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形成共识，有时还会受到一些责难，主要是受到利益可能受损人的责难。 现在的改革和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既得利益问题，这个处理起来很难。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可现在谁要说，谁就要被挨骂。所有股民都是既得利益者，怕注册制后，IPO太多，把股市拉下来，损害他的利益。股票发行注册制是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做法，我们也应该这样，但是现在股民倾向于实行审批制，使IPO慢下来，不愿意实行市场经济下通行的注册制。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现在改革比较麻烦也是比较难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最近提出69家央企的母公司，1200家子企业，要在2017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革。这批按1988年企业法设立的央企，已经快30年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现代公司制度，可是一直拖到现在。在101家央企中，还有69家没有改，2/3以上还没转为公司制。什么原因？我想很简单，按企业法经营的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便于某个部门直接管企业。这一次是靠中央深改小组开会硬要它们年底前转，从1993年到现在二十多年，转为公司制的1/3还不到。现在几个月时间，要求2/3都转。这个也很难。他们说过去转得慢是因为经费困难等，这个说服力不强。可能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不转制有较大利益，转制后以管资本为主，利益就少了。过去他们出差，打个电话给地方所属企业，接待不知有多好。一旦实行公司制，企业则主要由所派股东和董事来管。有个记者告诉我去某个部门采访，有人就明说不要和我谈新加坡淡马锡做法，这是从本位利益出发，所以说为什么国企改革难，办法少。这不能不使人怀疑阻挠的力量比较大。 我们看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后在各方面改革推进得都还可以，就是国企改革是最艰难的。这次靠深改组开会之后，勒令改，要求在几个月内完成全部央企公司制转制任务。现在看来，改革的文件，不能由所在部门来起草。你想想，自己起草怎么改革自己的文件，这过去一再说是比较忌讳的，把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让出去，动自己的奶酪，很难动真格。垄断行业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了，但是垄断行业改革极难。后面讲到《反垄断法》还要说。 比如，“三桶油”长期垄断原油进出口，民营企业不允许这么做，现在放开了一点点，但是90%以上仍然是“三桶油”。现在都说北京空气污染，1/3是因为机动车排污造成的，但是说服力不够。纽约、巴黎机动车也不少，但是污染指数却很低。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空气污染控制有要求，我们远未达到。为什么纽约等有那么多车，也用那么多汽油，为什么没有造成严重污染？我在纽约呆过几个月，问题的关键主要是我们的油品不行，炼油技术不够先进。有人说，油品提高可以，但是要财政掏钱更新技术。这次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主要针对的是自然垄断性行业。垄断行业有相当部分是竞争性业务，非自然垄断业务要放开，怎么放开，就是吸引社会资本，搞混合所有制，提高效率。竞争性行业搞股份制已经有几十年，已取得较明显成效。 一枝独秀的价格改革与价格改革的下一步 问：您是价格研究的大家。价格改革进展较快，但还是有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还没完成。您是怎么看待下一步价格改革的？ 张卓元：我觉得，现在中国价格改革还是走得比较快的，销售额的97%以上的商品价格都已经放开。搞价格改革时，我当时设想的是80%左右的价格放开，20%左右的价格由国家控制。现在97%都已经放开了，价格改革进展很快。当然，还有几部分价格不能放开，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说的三种：公益性服务，重要公共事业（自来水、煤气、居民用电），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三种大约占3%。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三种价格的成本。最近，关于电力改革，放开两头，管住中间，有关部门查电网输电成本，上网之后的成本中，有14%多不应该列入成本，共达1000多亿元。现在政府定价部分，成本监审工作非常重要，财务管理制度的准确也很重要。个人消费的、公款消费的，反正不应该进成本的都打进成本，这当然会增加成本。过去，亏损最多的煤炭行业，所办的酒店很高档，招待费用特别高，这些都包括到成本里面去了。政府定价部分，要加强成本监审。还有一部分应该放开，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像放开了煤炭价格，但电价没放开。煤炭价格下降，发电成本下降，电价却不降；煤炭涨价，电力企业就哇哇叫苦，说成本提高了。2017年价格改革攻坚，就包括继续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医疗服务、农产品等价格改革，把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 还有反垄断问题，前两年对有的企业处罚很重。我国《反垄断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现在有专家提出来，这一条要改，要具体化。否则只要政府一声令下，说这是要予以保护的就不适用。比如进口原油，这种垄断就不应该，妨碍炼油企业展开竞争，油品难提高。现有的规定容易使人误认为国有企业做的所有妨碍竞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最近国家发改委指示山西省发改委对山西电力行业协会组织电力企业搞价格同盟罚7000多万元，说明反垄断执法进了一步。过去一般说来对国企搞垄断阻挠竞争很少处罚，主要是对外资、民营企业，或者影响比较小的部门，比如卫生部门、药品等。反垄断也要基本适用于国有部门。他们有时将不属于自然垄断的业务，列入自然垄断业务范围，要求国家保护。这样发改委就没办法反垄断。所以《反垄断法》本身需要改，需要国家更细致的规定。一定要确定属于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这个是不能自由竞争的，否则会损害效率。但国家对自然垄断业务要加强成本监审，除此之外，其他都应该放开。如果搞垄断阻挠的话，那么《反垄断法》就应该适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
多维观察
美国专家：过去30年，美国对朝鲜未采取有效的外交策略
【研究员】：
失败的不是过去30年间美国与朝鲜政府的外交，而是美国政府未采取有效的外交策略。美国一直在谈判和威慑之间摇摆不定。但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虽然朝鲜政府从未放弃其核威慑力，但其核进程却在进行外交接触的年代大幅放缓，又在不断孤立、制裁和对抗的年代迅速加剧。讽刺的是，当朝鲜政府过去违背协议做出越界行为、恶意出口核技术时，美国政府并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特朗普此时面临的形势比历届总统都要更加艰巨棘手。与其嘴上威胁煽动战争，不如指派特使前往朝鲜，向他们强调核战争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必须全力避免。对话交流不可或缺，而且美国政府不能只说，也必须倾听。
特朗普此时面临的形势比历届总统都要更加艰巨棘手，他必须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核战。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史巴克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格夫里•赫克（曾七次访问朝鲜）认为，与其嘴上威胁煽动战争，不如指派特使前往朝鲜，向他们强调核战争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必须全力避免。这样的对话必须要寻求有效机制，以避免可能导致冲突和升级为核层面对抗的任何误解行为。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约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放话，若朝鲜继续向美国发动威胁，会让其见识到“炮火与怒火”的滋味。作为回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称朝鲜会在关岛附近水域发射四枚导弹。好在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和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随后弱化了特朗普的说辞，声称美国力求和平的无核化进程，金正恩才表示会稍作观察，晚些再向关岛发射导弹。虽然根本分歧没有得以解决，但这些举措却可以为化解危机争取到宝贵时间。 我曾七次到访过朝鲜，四次参观过其核设备。虽然我深信朝鲜的核工作者非常出色，但要制造出可以触及美国大陆的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他们还需要进行若干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不过朝鲜很可能已经具备了发射可携带核导弹的短程导弹的能力，打击范围可覆盖韩国和日本全境。金正恩显然想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以此作为对美国侵略的终极威慑，但他不太可能会发起类似攻击，因为此举无异于自杀。 我认为金正恩并不疯狂，或者是不要命的人。但在研制洲际弹道导弹对抗美国的过程中，金正恩也有可能会判断失误，踩到红线，进而激怒美国政府，触发潜在战争。从近期两国领导人的口水战中，外界便可窥见这样的危险信号。 欲知未来走向，还需回顾过去30年间美国历届总统应对朝鲜核挑战威胁和金氏三代领导人的历史。我们必须以史为鉴。 虽然在老布什离任之际，朝鲜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也正是老布什向朝鲜敞开了外交的大门 罗纳德·里根总统执政期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就已奠定了核设施基础，并聚拢了一批核武器制造专家。20 世纪60至70年代，朝鲜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苏联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接受培训。苏联人为朝鲜建造了第一个核研究反应堆，于 1967年投入使用。朝鲜随后秘密建造了一座小型的钚生产反应堆，于1986年投入使用，该反应堆能生产约一枚炸弹所需的钚，即每年钚产出约13磅（6公斤）。朝鲜也开始了核燃料再处理设施的建设，该设施可帮助其从反应堆燃料中提取钚。此外，朝鲜还在本国的大学和核机构培养核专家。 当时里根的重心都放在了苏联上，这也可以理解。1983年，里根还把苏联形容为“邪恶帝国”。他通过美国的侦察卫星注意到了朝鲜秘密进行的核活动。在他任期接近尾声时，美朝首次参赞级外交会谈在北京启动。 虽然里根卸任时，朝鲜已经为自身的核武器计划奠定了基础，但也正是里根开启了美朝对话。 乔治·H·W·布什（老布什）总统见证了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这两大事件不仅改变了历史趋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的安全战略。在国际社会方面，前苏联中止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冷战期间的朝鲜重要支持者则拉近了与韩国的关系，与韩国的外交和经贸往来更加频繁。而在朝鲜国内方面，自然灾害又不断重创朝鲜经济。此时的朝鲜政府才开始认真地探索与西方国家的和解途径，尤其是与美国。 1991 年底，在美国宣布撤回所有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后，金日成在与韩国和解方面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第二年，朝韩两国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声明》，并达成了诸多共识，其中就包括同意双方不得测试、制造、生产、接收、拥有、储存、部署或使用核武器。 虽然老布什早已注意到朝鲜在宁边进行的疑似建造核反应堆的活动，但朝鲜的核野心真正进入公众视野还是在1989年。当时几张卫星图片遭泄露，流传到了韩国媒体圈。1992 年1月，美国政府启动了高级别会谈，指派副国务卿阿诺德·坎特与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容淳在纽约会晤。在韩国的敦促下，老布什也取消了1992年美韩“团队精神”联合军演。 金日成开启了与美国政府的合作，但朝鲜依然绕过了观察员，悄悄运行其新建的核设施。截至1992年5月，朝鲜所有的钚生产和提取设施都已就位。燃料制造和再处理设施都可运营使用，另外两座更大型的核反应堆也在建设中。 虽然在老布什离任之际，朝鲜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也正是老布什向朝鲜敞开了外交的大门。 到了比尔·克林顿执政早期，局势出现了恶化，原因是199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在宁边的工厂调查期间发现了朝鲜的作弊迹象。为了规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门检查，朝鲜宣布将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朝鲜还指责1993年美国恢复“团队精神”军演的行为违背了朝韩联合声明的精神。 新一轮磋商于1993年6月启动，此举暂时避免了朝鲜撤出《核不扩散条约》。然而就在1994年，朝鲜卸载了装有约44至66磅（20至30公斤）钚的反应堆燃料，使得美朝两国关系一度剑拔弩张。直到前总统吉米·卡特实施干预并直接与金日成就暂停核计划一事进行斡旋，局势才得以控制。 随后在日内瓦举行的紧张谈判促成了1994年10月的《朝美核框架协议》，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朝鲜的核技术轨迹。美国、韩国和日本承诺向朝鲜提供用于发电的两个现代化的重水反应堆，朝鲜政府则同意放弃其国内的核计划。该《框架协议》对朝鲜政府还具有全面的政治意义，其条款包括“推动政治和经济关系全面正常化”以及“为无核化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共同努力”。 克林顿就任总统期间有效实施了钚冻结，宁边反应堆和核燃料再处理设施也被封存，另外两个建设中的更大的反应堆（如建成每年可生产大约660磅，即约300公斤钚）也被摧毁。然而克林顿却无法克服来自美国国内的强烈政治反对，难以推进双方关系的正常化，也无法快速开展已承诺的现代化重水反应堆建设工作。 双方的怀疑情绪开始蔓延。美国政府指责朝鲜政府在山体隧道中秘密开展核反应堆建设，但这一指责后来经证实为错误说辞。然而美国怀疑，金日成的接班人金正日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通过离心机技术进行高浓缩铀生产，以替代钚的生产，这一怀疑后来成为了现实。 朝鲜1998年发射了第一枚远程导弹，经过日本上空。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出马，平息了这场导弹危机。在他的努力下，美国和朝鲜高层官员分别在各自首都实现了互访，并于 2000年10月发表联合公报。但是，克林顿任期已时日无多。 克林顿离任时，美国遏制了朝鲜对核武器的拥有，并大大削弱了其生产钚的能力。双方启动了高层对话，朝鲜暂停了导弹试射，留给后人收拾的是朝鲜刚起步的秘密铀浓缩计划的摊子。 小布什第二个任期晚期才开始尝试外交手段，但这样的尝试太过于微不足道，而且为时已晚 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的国家安全团队中有一批对《朝美核框架协议》最坚定的批评者，他们的意图是摧毁《朝美核框架协议》，并将该协议看作是与一个出尔反尔的对手签订的糟糕协议。小布什政府声称不会允许朝鲜获得核武器，在采取新的政策审查的同时也限制了克林顿时期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的途径。 虽然9·11 事件使布什总统及其团队的重心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偏移，但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指责朝鲜政府秘密生产浓缩铀制造炸弹的做法违背了《朝美核框架协议》精神，让美国与朝鲜寻求建设性外交接触的希望完全破灭。
截至2002 年底，小布什政府成功扼杀了《朝美核框架协议》，继而为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制造若干核弹打开了方便之门。纵然小布什政府关于朝鲜实施铀浓缩的指控得到了证实（我2010年的宁边之行发现了这个计划），但扼杀《朝美核框架协议》换来的却是潜在的政治威胁，使得朝鲜原本要花上几年才能制成炸弹的计划缩短到了不到一年时间，政治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朝鲜的方向发展。 在一次旨在解决朝鲜重启核计划的多边外交尝试失败后，朝鲜于2006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虽然这次核试验未完全成功，却坚定了金正日政权寻求提升核威慑力的决心。在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和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因开展核弹诉求而不得，最后在美军干预下失去政权后，金正日更是将核威慑看作自己的救命稻草。 小布什第二个任期晚期才开始尝试外交手段，但这样的尝试太过于微不足道，而且为时已晚。小布什政府确实暂时中止了朝鲜的钚计划，却未能阻止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他离任时的朝鲜，是一个可能拥有五到六个原始核弹并决心打造强大核威慑力的朝鲜。 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刚刚就任后，朝鲜政府于2009年4月试射了一枚远程导弹。联合国安理会随后对其实施了制裁，金正日则终止了外交努力，并驱逐了2007年刚刚重新获准进入朝鲜核设施的国际观察员。当年5月，金正日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并获得了成功。 奥巴马政府面临的状况是朝鲜政府正稳步扩张核武库。奥巴马拒绝与金正日开展直接对话，而是不断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在谈话开始前先实现无核化。奥巴马还推动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并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也向朝鲜实施制裁。 朝鲜2017年马不停蹄地巩固其导弹能力，这一做法已经将其明显地推向红线边缘 2010年11月，我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访宁边，当时朝鲜政府已经拥有了一个现代化的铀离心机设施，这极大地增加了朝鲜政府的筹码，逆转了游戏规则。朝鲜政府正全速扩充其核武库，美国已无法有效估算其裂变材料的储存规模。钚生产途径每年每个反应堆最多能制造一个炸弹，而且非常容易监测，但浓缩铀途径则隐秘得多，很难进行远程监测。我深信自从我上次离开宁边后，外界就没有人再探访过那里。 上次访问宁边后，我建议美国政府把无核化作为长期目标，而短期的首要任务则是防止事态恶化，制止朝鲜政府建造威胁性的核武库，防止其扩张或引入更先进的炸弹。换而言之，当前重点是阻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防止朝鲜核武器的小型化。 但奥巴马政府从未实施过严肃的外交手段，似乎并未接收到来自朝鲜政府的强烈外交意向信号。当朝鲜政府真正体现出协商意愿时，奥巴马政府却又觉得朝鲜的开价太过高昂。 与此同时，形势不断恶化，监控图像、朝鲜媒体报道加上三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测试都拥有与当年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炸弹同等的威力）表明，朝鲜政府已经建成了一个极具威胁力和不断扩充的核武库。朝鲜在2016年还发射了20多枚导弹，其中一些已经具备搭载核弹头的能力。 我猜测，奥巴马离任时，朝鲜很可能已经制造了充足的钚和高浓缩铀，可用于建造包含20至25个核武器的核武库，并且还迅速开发了一个导弹计划，可以将这些武器发射至韩国和日本的任一角落。奥巴马在与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第一次会面时告知特朗普，朝鲜已经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 基于特朗普执政的六个来月的表现，我们很难预测他会如何应对朝鲜核挑战。金正恩在发表新年贺词时声称朝鲜政府会开发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特朗普则在推特上回应称“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表示这一做法意味着踩了红线。然而他也表示会考虑在合适的时机与金正恩会面。朝鲜2017年马不停蹄地巩固其导弹能力，这一做法即使没有越过红线，也已经将其明显地推向红线边缘。 失败的不是过去30年间美国与朝鲜政府的外交，而是美国政府未采取有效的外交策略 朝鲜在今年7月发射了两枚导弹，似乎已具备了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此举激发了特朗普对金正恩发出“炮火与怒火”的警告。但好在8月中旬美国政府和朝鲜政府的姿态让局势得到了缓解。如要把握这次良好开端带来的机遇，特朗普政府就必须跳出关于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威胁的设想，专注地解决我所认为的朝鲜核计划的最大威胁，即要避免美国政府在朝鲜半岛陷入一场潜在的意外之战，这样的战争可能会导致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数十万人的人员死亡。 失败的不是过去30年间美国与朝鲜政府的外交，而是美国政府未采取有效的外交策略。美国一直在谈判和威慑之间摇摆不定。但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虽然朝鲜政府从未放弃其核威慑力，但其核进程却在进行外交接触的年代大幅放缓，又在不断孤立、制裁和对抗的年代迅速加剧。讽刺的是，当朝鲜政府过去违背协议做出越界行为、恶意出口核技术时，美国政府并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
美国政府也并未与盟国或中国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而是不断指责中国未采取足够措施遏制朝鲜政府，同时又期望中国做出违背自身战略利益的举措。此外，美国也并未听取中国政府的建议，首先考虑平壤政权的安全问题。
特朗普此时面临的形势比历届总统都要更加艰巨棘手。他必须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核战，但其阻止朝鲜获得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的做法又加剧了危险，增大了双方陷入意外核战的可能性。与其嘴上威胁煽动战争，不如指派特使前往朝鲜，向他们强调核战争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必须全力避免。 这样的对话必须要寻求有效机制，以避免可能导致冲突和升级为核层面对抗的任何误解行为。简而言之，美国政府必须向朝鲜当面传达这样的信息，即美国不会寻求朝鲜的政权更迭，也不会向朝鲜发动攻击，但会保证美国及盟友的安全，并向朝鲜重申，朝鲜对韩国和日本发起的任何常规、化学或核武器攻击，都会为朝鲜招来毁灭性的报复打击。 虽然此类谈话并非协商，但这样严肃的面对面交流可以奠定良好基础，为回归无核化和正常化的外交对话做准备。对话交流不可或缺，而且美国政府不能只说，也必须倾听。
国际战略
朝鲜“核软肋”早已暴露，我们却仍然无计可施？
【研究员】：
我们通过观察东北亚诸地缘政治棋手近半年来的行为与互动，发现朝鲜看似无懈可击的拥核计划背后其实是有其软肋和弱点的。然而，美国自身的不堪，以及中、俄、韩出于地缘安全考量而发出的反对美国动武的信号，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动武决心以及朝鲜对该决心的感知，于是变相鼓励平壤在拥核道路上加紧采取机会主义的边缘政策。在朝核问题上大国的决定性作用是缺席的。朝鲜也正是看中了大国彼此间的龃龉和矛盾，钻其间隙，才一步步使自己的核力量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或许朝核问题走到最后，各国真的不得不默认一个有核的朝鲜，然后在此基础上筹谋如何利用朝鲜使自身的相对损失最小，同时还能使其他地缘对手的相对损失更大。
回顾自2006年10月9日朝鲜首次成功核爆以来的历程，尤其是金正恩上台四年来朝鲜加速发展核弹、导弹并实现“两单合一”实战化的核武急行军，人们不得不承认：在父祖的基业上，金正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的核威慑眼看着就要从半岛延伸至阿拉斯加、夏威夷，甚至大洋彼岸了。 此刻，全世界所有期盼半岛实现无核化的人们恐怕都不得不在惊骇之余自问一句：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朝鲜了？平壤在追求核武实战化的道路上，就真的没有任何软肋么？ 什么都阻止不了金正恩，除非战争或迫在眉睫的有效战争威胁 金正恩上台后，美国外在的军事威胁，以及他本人在金氏家族和劳动党内部欠缺权威的事实，使他对其自身人身安全和朝鲜国家安全产生了极度的不安全感，因而在大批处决潜在政治对手后旋即顶住外在压力，发起了核武器发展的急行军。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王鹏认为，四年来的事实表明，对金正恩拥核的行为及决心，外界无论是柔性的阳光政策还是愈加严厉的经济制裁，都收效甚微。前者往往被金当作一种外界软弱、无能的表现，并以此为契机，不仅没有投桃报李地采取相应的缓和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地以机会主义心态加以利用，从而加速核武实战化进程。而后者，则往往被平壤的宣传机构“主体主义地”（朝鲜特色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奇特混合物）改造成“美帝国主义”和“某不惜背弃鲜血友谊的邻近大国”（朝中社语）的勾结与合谋，并以此作为加速核武化的合法性理由。 事态一步步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止朝鲜进一步强化其核实战能力了。然而，似乎仍然存在两个事实，或许能够为我们探究平壤的“核软肋”以及可能的阻止朝鲜进一步核武化的方案提供某种参照。 第一个案例是今年四月海湖庄园习特峰会后，国际社会鉴于两国领导人会后所释放的信号，普遍猜测中美之间很可能达成某种交易，即中国很可能默许美国一定程度的动武。而鉴于朝鲜通常在重大节日前后试射/试爆的惯例，以及此前朝鲜媒体自己的宣传，国际社会的普遍猜测是，金正恩将在即将到来的4月15日“太阳节”上再次试爆核武器。然而结果是，朝鲜改试了对国际社会冲击相对较小的导弹，而且还没有成功。尽管朝鲜嘴上从不服软，但分析人士一般认为这是金正恩在美国“大兵临近”前收缩、服软的一种表现——尽管此后美国“发兵朝鲜”被证明是一个乌龙事件。 第二个案例就是几周前，金正恩与特朗普隔空怒怼，都誓言要用“烈火与暴怒”吞噬对方。然而，就在所有人搬起小板凳坐等朝鲜“包围射击”关岛的时候，朝鲜方面却又熄火了，改口说“领导人听取汇报后表示，必须时刻保持发射状态，保证一旦劳动党下决心，随时进入实战。” 可以看出，朝鲜在核武和导弹问题上采取的是典型的边缘政策。这是一个在“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战略术语，指一方通过制造危机、人为地将形势紧张程度提升到战争一触即发的“边缘地带”，并以此态势来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让步、屈服。朝鲜对此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屡试不爽。然而毕竟朝鲜国力有限，一旦美国释放出真格的、马上就要动手的信号时（同时朝方相信中方将袖手旁观，没有第二次抗美援朝），那么他们就很可能自己找一个台阶从“战争边缘”后撤，从而释放出自我缓和、软化的信号。 将朝鲜此前所有的“边缘突进”与这两次“边缘收缩”行为联立起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因变量“朝鲜拥核决心”而言，“国际制裁力度”几乎是一个无关变量，不起作用。美朝（常规）军事实力对比是一定的，故作为常量，也不用考虑。而有用的自变量是“美国动武决心”，它与“朝鲜核武决心”成反比。 需要指出的是，自变量“美国动武决心”不会直接发挥作用，它所发出的信号需要被平壤方面感知后才能转变为“朝鲜所感知的‘美国动武决心’”——由它直接作用于最后的因变量“朝鲜拥核决心”。也就是说，朝鲜所感知的“美国动武决心”（即有效威胁）越大，那么朝鲜临阵服软的可能性就越高。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朝鲜感知“美国动武决心”的过程中，如果中、俄、韩等国发出“反对美国动武”的信号，或者美国方面自行发出自我否定决心的信号（譬如上次美军航母乌龙事件，或者特朗普国安圈换将、内讧，美国国内社会动荡等），那么这些都将削弱朝鲜对美国决心的感知，从而反过来，变相鼓励平壤在边缘政策上继续推进，再下一城。 其变量关系如下图所示： 由中、俄、韩以及美国自身产生的干预变量削弱了朝鲜对国际社会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决心的感知 如果前述有关“只有战争或迫在眉睫的有效战争威胁才能阻止朝鲜进一步拥核（至于‘去核’就先别指望了，那是两码事儿）”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就存在一个痛苦的两难摆在中俄韩面前。 一方面，由于地缘的因素，中、俄、韩三国都清楚，任何一场以朝鲜已经建成的核武器、核设施为目标的军事打击或全面战争，都将由于核污染、难民潮等因素给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带来毫不亚于切尔诺贝利、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永久性毁伤。此外，韩国还将面临朝鲜常规武器、火炮攻击的威胁。所以他们从自身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反对美军动武、害怕半岛“生乱生战”是不难理解的。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的这种担忧，公开表述出来，就在客观上削弱了美军武力威慑的效用，从而使金氏祖孙三代一次次抓到机会，夹缝求核。 自变量“朝鲜核武实力”与中间变量“中俄韩对半岛核战争的恐惧”以及因变量“中俄韩反对美国动武的决心”都是成正比的。显然金正恩对此心知肚明：就像吴三桂的说的“我们越强大就越安全，康熙就越不敢削藩”一样，朝鲜核武器越先进、导弹射程越远，那么中俄韩就越惧怕“半岛生乱生战”，因而就越有动力去遏制美国动武的图谋。在这个因果机制的作用下，平壤完美地将北京、莫斯科、首尔一并绑架为对抗华盛顿的人盾。这时，如果还有人奢望劝说平壤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通过提供所谓“保护伞”、“双暂停”来换取在平壤看来无意于“自我削藩”的去核，那只能是与虎谋皮、痴人说梦。 熟悉威慑理论的人都知道，所谓“威慑”说白了就是打心理战。时下有一张漫画在网络上颇为流行：正面是特朗普，气势汹汹威胁金正恩说，“不许你再突破红线。”而隔在金正恩与特朗普之间的是美利坚星条旗。望着星条旗上的一道道红线，金正恩一脸坏笑的问：“Which one？”（你说的到底是哪一条？） 这虽然只是一副搞笑的漫画，但却无意中道出了当前朝核问题困境之所在：决心时常动摇，威胁不被感知，红线于是形同虚设，边缘政策得以步步为营，积小成多，量变形成质变，最终以事实拥核、拥弹胁迫国际社会接受现状。 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种种做法，也削弱了朝鲜对其决心的感知。譬如，美国总倾向于敦促其他国家行动起来，尤其是中国，对朝鲜施加更为严厉的制裁；而自己则躲在一边，坐收渔利。而更糟糕的是特朗普的种种自毁长城的“特不靠谱”行为。譬如，4月特朗普曾声称已经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朝鲜海域，全世界为之惊骇，认为朝战极有可能再度爆发，朝鲜一度软化。但事后证明，美国航母当时并未进入相应海域，更无准备对朝作战。这一行为对美国的战略信誉起到了自我弱化的负面效应。就如同“狼来了”喊多了一样，此后特朗普对金正恩的战争威胁，作为威慑行动的一部分，其心理作用都将受到削弱。 何止如此？班农“录音门”事件把美国最高决策小圈子对于朝核问题的内部争议曝光于天下，诸如“忘了朝核吧，军事手段根本没有可能去解决问题”的说辞不仅无形中向平壤透了华盛顿的底牌，更让金正恩清楚看到了：白宫决策圈分崩离析内讧不止，国会建制派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美版“文革”文攻武斗交叉上演，美俄蜜月终结回归仇敌，中东叙利亚，伊拉克一波未平，伊朗-沙特一波又起……这一切都让美国自身动武的决心急剧下降。 如果说特朗普上任伊始鄙夷奥巴马的“战略忍耐”、打算在朝核问题上有所作为还在情理之中，故而引发各界普遍关注；那么如今即便他再推特一万个“烈火与愤怒”也难以对金正恩造成实际的心理触动。从四月份中美海湖峰会后朝鲜暂停核爆，到今天朝鲜再度试爆所谓“氢弹”，这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我们虽不曾亲眼见到金正恩，但想必他和他的谋士们早已把特朗普的斤两称的一清二楚，同时对中、俄、韩的心思也拿捏得更加炉火纯青。 发现弱点，却仍然无计可施 我们通过观察东北亚诸地缘政治棋手近半年来的行为与互动，发现朝鲜看似无懈可击的拥核计划背后其实是有其软肋和弱点的。然而，美国自身的不堪，以及中、俄、韩出于地缘安全考量而发出的反对美国动武的信号，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动武决心以及朝鲜对该决心的感知，于是变相鼓励平壤在拥核道路上加紧采取机会主义的边缘政策。 今天，我们无比遗憾地看到，在朝核问题上大国的决定性作用是缺席的。朝鲜也正是看中了大国彼此间的龃龉和矛盾，钻其间隙，才一步步使自己的核力量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或许朝核问题走到最后，各国真的不得不默认一个有核的朝鲜，然后在此基础上筹谋如何利用朝鲜使自身的相对损失最小，同时还能使其他地缘对手的相对损失更大。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样未来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战略场景：鸭绿江对岸是一个拥核、拥弹的朝鲜，且因最近多年的严厉制裁和历史上的龃龉而无比仇恨“某不惜背弃鲜血友谊的邻近大国”。越过“三八线”，在朝鲜的对面，是一个拥有全套“萨德”体系且同样因为多年的经济龃龉而愈加仇华而亲美的韩国。越过韩国，在海的对面，是一个加速修宪、扩军的“正常国家”日本——它要仇华，无需理由。越过日本，在大洋的彼岸，是一个部分有意、部分无意中造成上述地缘战略现实的霸主美国。哦，对了，在中国身后，还有一个笑而不语的俄罗斯。此刻，拿什么“大国外交”拯救你，身陷重围的中国？
相互承认各自利益边界，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
【研究员】：
朝核问题的巨大风险，在于朝鲜将“拥核”视为保障国家生存的大战略并为此全民动员和全力推进，国际社会若仅有全力制裁和施压“去核化”的方案，则无法排除迎头相撞的可能。在“去核”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唯一机会在于大国团结与协调。唯此，在东北亚多重不对称结构中，大国才可获得朝鲜对于无核化国际秩序的顺从，而朝鲜才能得到大国对其国家独立、国家身份和利益边界的尊重与承认。相互承认各自的利益边界，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也是获得双赢的关键。
9月3日，朝鲜开展氢弹试验，这会加强而非减弱朝鲜是有核国家的事实。实际上，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基本确立了拥核的事实。此后进行的其他五次核试验，只涉及改善其核能力，而非其拥核事实。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邱美荣认为，朝鲜作为一个小国，在周边大国林立、国际社会不断提升的高压下，仍不断地推进其核武器计划，凸显了小国政治的思维特性及大国间战略协调的困境。由此，朝核问题螺旋型恶性上升，形成一种高风险的“损害性僵局”对峙：国际社会从未放弃“去核化”目标，朝鲜则将“拥核”视为国家大战略，永不停歇地造成核武化既成事实，让“去核化”目标或难以企及，成为虚幻。 首先，“拥核”被朝鲜视为生存“法宝”。朝鲜无论是国土面积及人口数量，抑或是它影响和塑造国际事务的能力，绝对是一个小国，生存是其最重要的国家目标，拥有不对称性打击能力，由此成为其“生存法则”。事实上，伊拉克和利比亚“弃核”后遭致西方大国打击的命运以及萨达姆被处决、卡扎菲横尸街头的场面，或刺痛并坚定朝鲜的“拥核”选择。正因为如此，“拥核”作为其国家安全以及国家生存的坚硬外壳，是朝鲜的“理性”选择，并写在国家宪法中。 此外，“拥核”也能维护朝鲜政体及国家领导人合法地位。朝鲜是“先军政治”，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优势地位，也是既得利益集团。朝鲜总人口约为2570万人，但军人数量约110.6万人，为世界第四，军事实力进入世界前十。不仅如此，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已走过半个多世纪，投入资源不可计数。无论其国家的政治体制，还是国家的舆论宣传而言，“拥核”目标已成为朝鲜国家及国民的一种自然选择。更为复杂的是，朝鲜还将“拥核”视为相对于韩国在统一问题上的合法性。在朝鲜看来，韩国是美国的“傀儡”，韩国对朝的“强硬”或“阳光”政策，都旨在改变朝鲜政体，“生吞活剥”朝鲜的“社会主义外衣”。 再者，“拥核”也被朝鲜视为外交工具，并屡屡灵验。“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安全环境相对恶化。中国及俄罗斯与韩国建交，但美国和日本并未相应地与朝鲜建交，交叉承认失败，且中朝关系近年来也逐渐转淡。对一个长期游离于主流国际机制之外的羸弱小国而言，核武器是灰姑娘脚上的“水晶鞋”，五彩缤纷。它可作为获得国际援助的工具，也是打开与美国关系大门的钥匙以及由此进入国际社会的门票。 小国政治及其思维特性，让“拥核”成为朝鲜的国家大战略，调动全部国家资源和协调所有政策行动去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小国与大国间权势及追求既定目标与决心的双重不对称、国际社会缺乏对有核国家强制“去核化”的经验以及大国间协调的难度，让“去核化”或难以企及。 “去核化”的难度，首先在于小国与大国间双重的不对称结构。一方面，大国相对于小国有全方位的权势优势，容易滋生轻视小国及其政策目标的心态，这也导致了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自大心态。相对于朝鲜，美国有全方位的权势，它也本能地有使用强制性政策的冲动，因此“高压”一直是美国去核化政策基调。美国在给朝鲜贴出的“失败国家”、“邪恶轴心国家”和“恐怖主义国家”等标签中，也有强国对弱国的傲慢心态。美国一度将与朝鲜的谈判视为是对朝鲜的“奖励”，由此拒绝并选择“战略忽视”。 只是，在美朝不对称的权势结构中，还有一种不对称，即强国与弱国追求既定政策目标的决心与代价，这也是朝核问题 “去核化”任务的艰巨与严峻所在。朝鲜显然将“拥核”与国家生存关联，并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全民动员。对身处日益孤立和困顿国际环境中的朝鲜而言，核武器是困境中的“希望”，是目标而非手段。而对美国而言，“去核化”只是其国家诸多对外政策目标之一，甚至有时都谈不上是重要的目标。因此，美国在朝核问题上政策不连贯，有时甚至是漫不经心，进一步恶化了美朝之间的互不信任，也错失了用和平手段让核问题“胎死腹中”的机会。 “去核化”任务的另一严峻之处，在于国际社会缺乏对有核国家强制“去核”的既有经验。美国讨论精确打击核设施以“去核”的可能。抛开其他国家反对军事选项的立场不谈，仅从技术层面来说，美国是否真正拥有精确打击朝核设施的可靠工具，尚且存疑，更不用说一旦精确度不到位可能引发的巨大风险与潜在灾难。谨慎是政治的美德，尤其是在有恶魔般无穷无尽破坏力的核武器面前，不容许有丝微的闪失。因此，美国越误判军事“去核”蕴含的风险，东北亚意外军事冲突的风险就越大，“去核”的代价与目标之间的鸿沟就越加难以逾越，也越不可能得到周边国家支持。 “去核化”任务的严峻之处，还在于大国间彼此协调的难度。朝鲜拥核并非朝夕之间完成的，各大国在“去核化”问题上的立场一致，但理想与现实间的明显差距，在于大国协调的难度。2002年以来，美国“高压”去核，同时认为朝核问题的解决，90%取决于中国，即经济制裁。实际上，“中国对朝鲜施压不够”的声音，在美国和西方社会颇有市场。中国则认为，美朝和解及解决朝鲜的安全诉求是解决核问题的关键“钥匙”，这把钥匙握在美国手里，中国因此缺乏说服朝方停止核项目的关键筹码。因此，美国重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资源，中国关注朝核问题的动机，而这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去核”的不同维度，因中美难以战略协调未能整合到去核的同一框架。 中美战略协调的重要障碍在于“去核化”的军事选项。朝鲜事实拥核，军事打击有置整个东北亚地区于核泄漏的风险，也让中国面临其防御半径遭遇军事冲突及其引发的难民灾难而形成“安全黑洞”的风险。中美战略协调的另一障碍在于两国战略互信不足。中美合作解决朝核问题的同时，两国在南海地区的紧张并未有丝毫缓解，意外事件不断。中国东北边境地区与南部领海两线同时紧张，间杂西南方向的中印边界事件，阻碍了中美互信程度深化，也削弱了特朗普对新型大国关系再确认的承诺。 国际政治无法规避个体的理性选择与集体共同利益间的困境，中美两国战略互信的罅隙，给予朝鲜继续推进拥核化目标的空间，让朝鲜得以在大国的狭缝中前行，推进国家战略和实现核武化，陡增“去核化”的障碍。 朝核问题的巨大风险，在于朝鲜将“拥核”视为保障国家生存的大战略并为此全民动员和全力推进，国际社会若仅有全力制裁和施压 “去核化”的方案，则无法排除迎头相撞的可能。中国是塑造朝鲜半岛事务的关键国家，是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国，有权力也有责任对“去核化”方向及政策选项施加决定性影响，但中美战略难以协调让中国缺乏强制推进中国方案的意愿和资源。因此，若大国不能协调一致、适度妥协照顾小国的合理诉求，又不能心无旁骛追求“去核化”目标，朝鲜极有可能开足马力向前推进，或让“去核”成为难以企及的目标。 在“去核”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唯一机会在于大国团结与协调。唯此，在东北亚多重不对称结构中，大国才可获得朝鲜对于无核化国际秩序的顺从，而朝鲜才能得到大国对其国家独立、国家身份和利益边界的尊重与承认。相互承认各自的利益边界，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也是获得双赢的关键。不过，国际政治的安全困境与丛林法则，依然让人对“去核化”捏一把汗，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
“去核”无望，但是必须遏制朝鲜使用核武器
【研究员】：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朝鲜宁愿“吃草”都不会放弃核武器，这是基本的事实，因此对朝政策要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下进行，“去核”无望，但是必须遏制朝鲜使用核武器，不能对各国施展核讹诈。极限施压的目标应该是一个不使用核武器、至少是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朝鲜。世界需要降低朝鲜核武的威胁水平，否则，核军备竞赛会让东北亚再次“冷战化”。意识形态的对立，激烈的口水仗加上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东北亚近40年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会为之逆转。这是一个需要避免的场景。
经过第六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已经是过河的卒子了。纠缠了20多年的朝核问题，现在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朝核威胁早已从想象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既有的规则和思维似乎已经难以应对当下的朝核形势。无论承认与否，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而且是可以用于实战的核武器，这也是思考当下朝核问题的前提。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兴杰认为，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加上之前进行的两次远程导弹发射，以及一次越过日本上空的导弹发射，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实现核导一体化、核武器实战化。金正恩上台不到六年，朝鲜的核导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也就越过了国际社会的红线和底线。 核武器从诞生时候起，就改变了大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主要表现在，核武国家不能发生直接的冲突。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也是两个核大国最接近战争的时刻，但是因为核武器这个水晶球，最后双方做出了妥协。到目前为止，“核武和平论”还是适用的。 然而，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带来的一个尖锐的挑战就是，朝鲜的核武器是不是会带来战争。从逻辑来说，朝鲜拥核使朝鲜半岛最接近一场战争，同时又抑制了战争，“战争边缘游戏”变成了常态，看看美朝相互的战争恐吓就一目了然了。然而，吠犬不咬，这本来也是核武国家博弈的“规则”。 但当然，很多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当事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利益之争只是引发战争的一个原因，恐惧和荣誉也是引发战争的原因，错误的判断会导致当事方被动卷入战争。从这一点来说，特朗普政府可能是最容易发生误判的一届美国政府。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对朝政策几乎没有成型，一天三变，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可信性，而且会造成外界的误判和错觉。尤其是史蒂夫•班农在去职之前向媒体透露，不会有战争，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将美国对朝政策的底牌公之于众。美国政府现在也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驳倒班农的断言。 朝鲜成为核武国家为什么会引起世界性的恐惧？因为，朝核问题不是朝鲜半岛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东亚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第六次核试验成功地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耗费了大量的社论版面，可以说，通过核武器，金正恩飞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 朝鲜核武器实战化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朝鲜核威慑有了可信的物质基础。核威慑力无外乎核能力和使用核武器的意志力，后者在朝鲜不存在任何质疑，因为朝鲜领导人已经被打上“疯狂”的标签，即便朝鲜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也没有谁敢相信。制约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意志力的，只有其核武器的实际能力，因此，当事实证明朝鲜是有能力把核武器装到中远程导弹上的时候，它就拥有了杀手锏。 朝鲜会不会使用核武器？会的。朝鲜一直不断地进行核恫吓。拥核之后的朝鲜会怎样，目前来看是高度不确定的。一种选择是，朝鲜拥核之后停止核导开发，从核开发向经济发展转变，兑现金正恩提出的核经并进路线；另一种选择是，继续核导开发，以核武器来打破半岛的战略平衡，逼退在韩国的美国驻军，进而对首尔施加强的战略压力。 第一种选择的前提是，朝鲜停止核导开发要得到相应的回报，至少是解除或者减少对朝鲜的制裁。但问题在于，解除制裁相当于对朝鲜最终实现核导一体化的“大礼包”，就像朝鲜外交官说这次核试验是送给美国的“大礼包”一样。这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将是巨大的冲击，也是对联合国以及大国治理的嘲讽。 第二种选择无疑会让美朝短兵相接。拥核的朝鲜显然获得了对韩国的非对称优势，扭转了南北之间不断失衡的战略格局。问题在于，核武器从来是大国的战略武器，核武化的朝鲜对美国的信誉是个考验，美国会冒着本土遭受核攻击的风险去保护自己的盟友吗？这是对美日、美韩同盟提出的最尖锐的挑战。 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说，日本、韩国应该自己保护自己。如果美国的安全承诺不能兑现，那日韩就会发展核武器，同时美国在日韩驻军的理由就大打折扣。因此，面对核武化的朝鲜，美国从“冷战”以来在东北亚的存在理由受到了挑战。如果核武化的朝鲜采取进攻性的态势，日韩两国就都有可能再度核武装化——韩国已经将部署战术核武器作为可能的选项。 从核威慑的角度来说，朝鲜的核武器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并不是最大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对威胁的感知是如此强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朝核认知的惯性：朝核近乎等同于战争，而战争则是核战争，于是这种恐惧感放大了朝鲜的核威慑力。这种线性的推导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面对核武化的朝鲜，是否只有投降和战争二途？如果发生冲突必然是朝鲜政权崩溃？战端一启，朝鲜就会使用核武器？ 除了单线的推导之外，其实每个节点上都是有选择的。面对朝鲜，并不是只有两条路：“绥靖”，或者通过大规模战争实现“去核”。对朝鲜的极限施压并没有被真正实行。什么是极限施压，美国也没有给出一个说明。极限的要害在于命悬一线，逐渐收紧朝鲜的选择空间，但是极限施压的前提是大国的共识与一致。金正恩之所以在六年的时间取得如此进展，要害在于大国之间没有形成一致的对朝政策，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金正恩成功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朝鲜宁愿“吃草”都不会放弃核武器，这也是基本的事实，因此对朝政策要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下进行，“去核”无望，但是必须遏制朝鲜使用核武器，不能对各国施展核讹诈。极限施压的目标应该是一个不使用核武器、至少是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朝鲜。 世界需要降低朝鲜核武的威胁水平，否则，核军备竞赛会让东北亚再次“冷战化”。也就是说，朝鲜自己没有从“冷战”中走出来，在自我孤立中通过核武器的发展将周边国家再次拽入“冷战”的逻辑之中。如果东北亚出现核军备竞赛，或者日韩也部署核武器，无疑会让“冷战”的逻辑再次绑架东北亚。意识形态的对立，激烈的口水仗加上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东北亚近40年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会为之逆转。大国之间的阵营化对立不仅会让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紧张，甚至可能会撕裂东北亚已经形成的地缘经济网络。虽然朝鲜并不是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周边国家因朝核而引发的制裁游戏会打击经济合作，阻碍已经形成的市场合作网络。这是一个需要避免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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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1 08:5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