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新一轮调控来袭！从9月22日晚间到23日，重庆、南昌、南宁、长沙、石家庄、贵阳先后发布楼市限售新政，房子2-5年内不能卖了。限卖政策的出现，现在基本已经成为了热点城市标配，并有向全国扩散的趋势！这个政策一出，就意味着新进接盘者和投资客再无法短期套现，也就意味着天花板逐渐成型。只不过，除了压制天花板，政府还想托底，不能大涨也不能大跌就是“盖帽托底”的产物，至于为什么是如此，可能还是为了卖地的需要。房价降了，地就卖不出去了，地方财政也就危险了。未来5年，房价依然大概率处于，涨的时候抑制，跌的时候救市，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维持一种相对动态的平衡。 房地产的体量非常大，是金融危机之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比所谓的股灾对经济的冲击要大很多。日本90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崩盘。但是我们现在对房地产泡沫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实际上房地产不光是金融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怎样去推动消费的能力，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房地产把中产阶级消灭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辛辛苦苦打拼一年还不如在北京买一套房或卖掉赚的利润多。这样加速的过程必然会导致托斯教训，什么东西赚钱就做什么。比如炒房子比做实业赚钱，那为什么还要做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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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比一切一切都重要!
【研究员】：
对投资而言，你把一些大的事情想明白，比你每天盯着电脑，很辛勤的工作，挣着多了。你的人生肯定做对几件事情就够，而不是那么辛勤地天天去调研，天天地看。我们人生要知道大势、大方向，看得懂。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比一切一切都重要。
“赤子之心中国成长投资基金”创始人赵丹阳和东方证券管理资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明近日在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讲到了在中国进行价值投资，里面干货满满，下文为圆桌讨论的完整纪要： 赵丹阳：你的人生做对几件事情就够 运动要小心，现在很多同学跑马拉松，我当年也是，我也爬山了，后来搞了一身伤，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凡事都适可而止。 今天很高兴来到上海在交大和各位老师同学交流。2003年我们在香港成立基金，到现在已经有14年历史，大概过去14年，我们回报有15倍，现在基金还在运行，我们在2010年以前主要投资中国资产，H股包括A股，2010年之后我搬到纽约住，大概住了四五年。 然后我们做全球宏观投资，中间做了很多失败的案例，我今天给你们分享。大概七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形成一套自己的投资体系，我们叫全球历史兴衰体系。 今天我们会把过去几年心路历程和大家分享，我很愿意和大家就投资的任何问题和大家分享，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聊几个话题，和投资也是有关的。 今天是2017年9月18日，假如说今天是1931年的918，各位同学要做什么？你在做什么？还讲投资吗？还买股票吗？ 那假如我们在五十年前，1967年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上山下乡是吧。我父亲也是，那时候大三好像是，后来就下乡了，给我讲了很多故事。会投资吗？不会吧。 所以说我们讲投资是一个大前提，应该认清楚，在什么时间做这个事情。 如果你在1937年，1967年还讲投资，那是没有意义，讲价值投资更没有意义。所以说很多行为、很多事情都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 今天来了一位我的老朋友，是我们赤子之心创始合伙人之一连凯先生。我们俩也是大学老友，1993年我们大四。大三的暑假我们去内蒙古草原，当时就想走得越远越好。 我们沿路都是住5块、10块的旅馆，你们可能无所想象，我们沿着呼和浩特坐汽车坐了三五天，那时候交通非常差，我们有一个梦想去看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在那个年代是很奢侈的一个行为了。 我遇到一个日本京都大学的学生，我们聊天，日本学生讲到他们家的house值2000万，2000万什么概念，在1993年的中国，可以把整个县买下来。 我们再次把自己代入历史，如果过去二十年，你待在日本会怎么样？大家知道在过去二十年里面，日本发生了什么？ 失落的二十年。过去二十年，日本房地产价格最高的时候跌到80%，跌80%什么概念？上海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米？10万。 跌80%是多少？2万一平米。开不开心？80%还是京都地区，有的偏远地方跌90%，日本的股票最多也跌了70、80%。 你如果投资日本股票，基本上是一个大输家。不管你多聪明，当这个大势往下的时候，你基本上注定了是大输家。 说到这，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很聪明，你们知道我想说什么？人生一世，你要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抛开这个东西，剩下一切，如果你说价值投资，那就是胡扯。 巴菲特、索罗斯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他们过去几十年，待在美国，美国是一个经济向上的一个经济体，而且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他们待在日本，待在欧洲，我赌他们不会成功。 中国过去几十年冒出了这么多好的企业家，这么多聪明的人，他们很幸运，刚好生活在中国由穷走向富的一个高速发展阶段。 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很多时候你的成功是因为你的幸运，待在对的国家、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好了这是我开头的预铺垫。 刚才我们讲到国家的兴衰。首先投资你要选对国家，如果国家选错了，大前提都是胡扯。 第二点我们讲产业的兴衰，我们知道中国的股票市场，在1996年、1997年那波大牛市里，什么是龙头？ 四川长虹、深发展，那是龙头，当年最厉害的。今天你们翻回当年的报纸，天天报纸上讲谁？讲长虹、康佳、TCL、海尔，这是最好的龙头股。可是今天还有人买四川长虹股票吗？ 我们发现四川长虹、康佳、TCL全部衰落了。是他们不聪明吗？不是。 那个时代过去了，大浪淘沙，他们没有转型，还待在电器行业里边，就变成了被时代抛弃的loser，这不取决于他聪明不聪明，是那个产业最兴旺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再找找下一个牛市，2004-2007年，这个牛市最好的公司是什么？金融和地产。为什么？因为中国90年代很穷，大家有了钱先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如果大学毕业你跑到这些企业里，能赚大钱。 可是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出口增加非常快。基本需求都有后，大家开始改善住房，慢慢有了闲钱去银行买理财产品，去投资。 所以这时候谁赶上这行？地产、金融。但是2004-2007年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银行股和地产股总体表现不算太好。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过去了。又是一波浪过去了。 我相信，你今天再去买那些地产股，将来可能是个loser。大家一定要认清楚房地产的时代，大的声浪已经过去了，如果再抓住就是尾巴。虽然最近地产股，万科又创了历史新高。但是whatever，它的青春期过了。 我想讲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每个行业都有它兴衰的时候。今天你看腾讯、阿里是这个时代最骄傲的企业。我相信可能过了十年，过了二十年，这些企业又会像长虹、康佳一样被别人遗忘掉。大家说不会，不要说不会。 2000年的时候诺基亚是多么强大，谁能想到诺基亚会倒闭。诺基亚倒闭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研发费用是苹果的四倍，我不是不研发，花了那么多钱，我都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就被淘汰掉了。 这就是时代，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所以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应该被淘汰了。产业有兴衰。 第三点我就讲信用周期。大家知道银行是百业之母，任何国家都有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银行造成的信用收缩、扩张，造成了很多经济的循环和周期。我们会从信用周期上分析很多不同国家和不同产业在不同阶段。 我把这三个维度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首先，十六世纪要想成功你要待在哪里？葡萄牙，十七世纪是西班牙，十九世纪是大英帝国，二十世纪是美国。 那么二十一世纪，放眼未来三十年，你们该投资哪个国家？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自己去探索。 你们知道的最成功的投资家是谁？大家帮我算一下巴菲特赚了多少倍？二十几？那我问你，如果工作三十年，你希望投资回报达到什么水平可以很满意地退休？ 今天我给你们一个小秘密，三十五年赚五千倍。 假如1974年你大学毕业，去日本，1974年到1989年，15年时间，你赚22倍。假设你起点是100万美金，不能说完全让你从1块钱开始创业，那就没办法投资。 那到了1989年你赚了多少钱？2200万美金。然后你休息一年，90年代初你挺喜欢美国的，投了纳斯达克指数，也不用挑股票，完全是被动投资。 大家可以看到，到2000年的时候，10年时间你赚了多少倍？27倍。现在你有多少钱了？6亿美金了，哇好多钱。 2000年后，你看到泡沫太厉害了，不行不行，不能这么玩了，你很smart，你从美国撤退。你到一个全世界最低估的市场，进入中国的H股市场，我们赤子之心基金是2003年1月，我和连凯先生在这成立，我们也非常幸运。 你在香港八年时间里面，赚了12.8倍，现在多少钱了？差不多78亿，2008年能在全球富豪榜排第几？至少前十名。你还要去天天那么辛苦工作吗？太累了。 对投资而言，你把一些大的事情想明白，比你每天盯着电脑，很辛勤的工作，挣着多了。你的人生肯定做对几件事情就够，而不是那么辛勤地天天去调研，天天地看。 我们人生要知道大势、大方向，看得懂。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比一切一切都重要。这就是我们的赤诚之心全球历史兴衰体系。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在全球，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候，辨别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信用周期。在恰当时候，我们就会“卡位”。 “卡位”这个词我第一次听是2003年，我和连凯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在上海路演的时候，遇到四个台湾人。 我们聊天，说看中国的股票涨多少，看我们过去几年每年都赚40-50%。那几个台湾人说不，我们就在上海买房子，他们四个人每个人在上海都买了10来套房子，用杠杆。 那时候深圳的房子6000多块钱一平米，北京的房子高档的一万多，便宜的四五千块。上海浦东的房子2003年也就卖1万块一平。 我们说上海房子这么贵，你买上海的房子干吗？那几个台湾人告诉我，将来上海的房子会大涨，我心想乱讲，上海房子这么贵，你说对不对。 结果那几个台湾人不但买了上海房子，还用杠杆买，全买的浦东这一片。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大部分留到今天，因为他们说会投资很多年。 大家知道过去十几年上海房子升了多少倍，如果你再加上杠杆，我想想至少每个人有三四十倍的回报。 很多台湾企业家从台湾非常辛苦地把制造业搬过来。天天干活，几十年下来人工又贵死，最后市场都没了，远远比这批台湾人要差。 那么这批台湾人比我们聪明吗？我不觉得，只不过他们刚刚经过了历史。昨天在台湾发生的事，他们过来看一看觉得不错，来到了上海。 所以我还是强调，投资最重要的事是在全球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在适当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我们再看看全球各种投资机会吧，我们知道全球制造业在60年代的日本，70、80年代转移到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 美国纳斯达克1990年到2000年，10年27倍，你看台湾从1985年到1990年，五年时间涨了多少倍？28倍。更疯狂。可以看到台湾的泡沫当年疯起来有多疯。 可是你1990年还不从台湾撤退，一直到现在什么结果？一地鸡毛，根本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台湾过去几十年大家知道经济一直衰弱。 现在我们进入产业的兴衰。其实刚才已经铺垫了。大家看看四川长虹1995到1997年涨了多少倍？30倍，三年时间，多漂亮。深发展在这能涨多少倍？16倍。深发展当年是深市的龙头，长虹是上海的龙头。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非常重的，我可以这里和大家打个100美金的赌。 我们现在讲未来，我们觉得全球制造业从日本转移到中国，中国现在成本高都转移到越南。越南这两年是800点，突破了大概过去十年的新高了。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越南是下一个阶段的全球股市的所在。大家想赚大钱，应该去越南抄抄底。纯属个人意见，风险自负。 我们再看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7年开始形成，美元把英镑的全球基础货币的位置拿过来后，为了信用加强，说我要和黄金管挂钩，一盎司对35美金。 到了70年代，美国越战啊花了好多钱，国库开始空虚了，大家一看不对劲了，得把手上的美元换成黄金，结果美国黄金大量减少，美国政府一看，不行，再这样下去我的黄金没了。 大家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黄金违约。美元发生了实质性违约，一夜时间美元对黄金从30美金涨到了70美金。然后黄金在1970年第一浪是涨了4倍，第二浪涨了7倍，黄金本身相当于一个货币。 昨天跟一个朋友还聊，他感觉未来变成春秋战国的时期，怎么讲。全球基础货币，可能会从黄金、美元本位变成美元、人民币、欧元。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加半个印度卢比。这是未来二十年，等到你们变成我们这么大的时候，我相信三个半，半个印度还不确定，但是有三个全球霸主会即将形成。 当津巴布韦的农民今天卖完农产品，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把钱换成美元藏到床底下。可能未来三年、五年会发现，不行，美元已经快不行了。 那么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把我的农产品卖完后，换成什么？人民币吗？我担心这玩艺靠不靠谱。欧元？大家觉得经济衰落，这玩意也不一定靠谱。那你会怎么办？ 什么，比特币？可能我们是老一代，比特币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任何货币都带有主权性质，比特币我相信一旦威胁各个国家的主权，政府会出手。 大家对黄金的热爱是几千年的热爱，我不相信比特币或者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取代黄金的地位。我说这个都只是我们的理论和假设，做投资，我们永远是先提出理论和假设，然后由市场来验证。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图形，大家看看标普500。大家有没有想过，标普500是什么计价的？美元计价的。 大家知道美元过去70年里贬了多少？三四十倍？差不多。 我给大家讲个例子。我前两年住纽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卖《纽约客》（是一份美国知识文艺类综合杂志）。去年《纽约客》一本大概卖7美金，大家猜猜《纽约客》杂志1942年的发行价格。 《纽约客》有点像我们的《读者文摘》，他就是美国中上层阶级读的一本杂志。假设1942年的中上层阶级和今天的中上层阶级购买力是平价的话，那么这个杂志的发行价，我们假设可以作为很好的通货膨胀标准，接受我这个观点吗？ 1942年这个杂志卖多少钱？1毛5。相当于今天的多少？7美元。美元贬了多少？如果用实物价值来看，40多倍。哇我的天，美元花了七十年时间，就贬了98%。 所以你拿着钞票是多可怕的恶梦。千万不要存钱，除非在少数时候。 反过来推，我们看标普500今天创了新高后，我们考虑把通货膨胀扣除，什么东西能最好衡量标普，我们刚才讲黄金，我们用黄金作为坐标来看标普500。
大家看图形是什么样？以黄金看标普500，大熊市先跌了86%，然后一个反弹，后面标普500跌多少？又一个86%。 所以美国1964年到1984年是赚钱非常困难的时候，大家看看历史。美国最初的对冲基金，大概有几百个1984年挺过来后，今天它们是全球最成功的。 芒格就是这里没熬过去，两年跌了60%多，所以后来清盘和巴菲特合并，他们算合伙人了。 我们看1984年以后，应该是1982年以后，以黄金计价的标普500，涨了多少倍？ 这个我没有算，我更感兴趣的是从2000年到现在，美股到2008年第一波大熊浪，以黄金计价，一直到2011年，跌了86%。那么标普后来又涨了多少？174%。历史是何其相似。 如果以黄金计价，我非常担心美国可能有一次大型的暴跌。 大家都看好美国资产，觉得美国有Facebook、Google，有苹果这么牛的企业。这是我一个推断，我觉得美股快见顶了，接下来如果以黄金计价，美股可能会有一次大型的暴跌。美国的周期快走完了，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快走完了。 每个时代都有它最厉害的人物，包括经济史、社会史。你一定要知道全球永远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 今天当你们在讲价值投资的时候，你们要想清楚，未来三十年的世界会怎么样，你应该住在哪里，做什么事，在什么时间。 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你做价值投资最根本的前提。 圆桌讨论&问答 Q1：赵老师现在看好越南市场，为什么不看好印度市场呢？ 赵丹阳：印度的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出口顺差能力、货币稳定性、通货膨胀、结构性改革等指标都没有到位，还有待观察两三年。但这个时间不完全确定，因为存在科技变数。 Q2：刚才陈老师提到价值投资长期有效的核心是均值回归和万有引力，能不能详细解释下？ 陈光明：就像赵总讲的，做价值投资要讲大势。 某种意义上讲，均值回归有一个很大的隐含假设，就是要赌上国运，否则价值就不是在创造而是在毁灭。 在一路下跌的市场上挣到钱，难度相当大。所以，我们做投资的人，其实本质最爱国，最愿意相信我们的未来是美好的。 巴菲特就产生于强盛的美国，如果国家发展几年就不行了，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投资肯定好不了。 全球投资可以去寻找最好的国家，当然更好，但可以确定，行业和公司层面的均值回归更容易判断。 均值回归的道理很简单，树长不到天上。资产价格跌低了之后会回升，当有正反馈时，价格可能会炒过，但过度了它就会下来。 我们当然希望，均值回归是价值创造的过程，这根斜线在一直往上走。 Q3：有人说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其实是供给侧管理，导致煤炭、钢铁等很多商品价格大涨，赵老师怎么看，以及后市价格你怎么判断？ 赵丹阳：首先我说我不懂，不敢随便发言。 从1982年到2016年的1月起，全球债券利率进入最低点。尤其去年有一阵子，甚至欧元债利率是负的，就是你借钱给别人还要倒贴钱，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的事情之一。 所以我们去年8月，买了很多200多倍杠杆的欧元和英镑2019年交割远期期权，因为它非常便宜，far away from the price。我们就赌未来利率会有一次加速上涨期。 我们怀疑今天的情况很像美国1970年的滞涨，需求不旺，但是价格上涨。其背后根本原因是大家对美元没有信心，全球持有货币的人都扑向了实物资产。 1978年，美国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美元国债发不出去，最后以瑞士法郎才发出去，直到1982年，保罗·沃尔克把美国的利率加到20%，全球才恢复对美元的信心。 所以美元的债券大周期，是从1982年20%一直到2016年8月份降到0，十年期国债利率大概在2左右。 为什么说格林斯潘特厉害，其实回头看，老头啥事都没干，每次有任何事他都降息。 所以，我认为，现在不可能有一次需求推动的商品周期了，但是可能会有一次由美元衰退造成的商品周期上行。 全球包括中国、香港房地产上涨，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闲置的货币太多。 我不看好中国房地产，因为过去十几年，美国有钱人的钱流入中国，推高房产价格。 李嘉诚真是大师级的周期高手，现在不但从中国卖房地产，把香港的两个house也卖掉了，从房地产行业全面撤退。 房地产的周期很有意思，它属于实物资产，但又表现出金融性，和其他商品走势完全分道扬镳。 如果未来商品周期、通货膨胀上来后，利率重新进入上行轨道，回到2014年春天，10年期国债利率有4.8%，万科发什么债利率都是10%，我相信中国的房地产会遇到很大麻烦。 Q4：陈总刚才提到，用长期的资金投资于优秀的公司就能取得长期的超额回报，能不能就这个方面，谈一谈您在实际操作中体会到的更细节的东西？ 陈光明：我们的资金受限于主要投资国内证券市场，所以行业和公司的选择就是重点。 相对来讲，各个行业、公司也都有周期，这就叫均值回归。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每一个公司的层次、质量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管理层。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每个行业的特征、最好的商业模式、公司最好的管理模式、最好的人才分别是什么样的。首先方向走对，人找对，然后是财富积累，还有要买的便宜。 一般这几点加起来回报率都还不错，我们12年平均30%的年复合回报中，20%几都来自企业成长，12%不到来自市场波动。 主持人：您这个30%的回报，按我们刚刚的讨论，已经比巴菲特要高一点了。 陈光明：这个没有可比性，因为人家是50年。 其实在投资上，还有一个均值回归的问题。刚开始，巴菲特的回报率肯定不止20%，后面尤其是2001年之后，严重拖累了平均回报率。 因为一是市场没有那么大机会，二是它的个头太大。 短期回报多高都没有意义，我们十几年的业绩，在中国已经算过得去了，但是人家52年，20.3%，算算就是1万倍出头了，我们才20几倍，还差很多，所以不能这样去比较。 我只是想用我们的案例来说明，在中国做价值投资同样有效。 Q5：最近煤炭价格涨的特别高，导致火电行业亏损特别厉害。那么，火电行业从价值角度是不是已经值得投资了？ 赵丹阳：这事我不太清楚，但火电行业在2010年、2011年有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当时煤炭大概1000块钱一吨，基本上香港市场华能、华电这些国有企业PB值都在1.5倍吧。 陈光明：这个时候我们就投的华电，当时市值50亿港币不到。这个我太清楚了。 赵丹阳：PB值有多少？ 陈光明：大概是0.25、0.3的样子。 赵丹阳：那更少，当时去投火电股是非常漂亮的，后来回报多少倍？ 陈光明：10倍了。大概是三四年的时间。 赵丹阳：三、四年10倍，您这个真好。在一个产业最衰的时候，煤炭商品又是高点，基本火电企业全部亏损。 主持人：那么现在这个时点，陈总您怎么看火电行业。 陈光明：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其实是往下游转嫁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它的可塑性不会太强。 现在就是这样，煤炭价格涨上去，电厂就亏损，时间久了，反正他们是国企，就要去叫了，那就涨电价嘛。 反正这还算是有个电厂来中间砍一道，像铜、铝什么的，就直接消费品涨价了，就有可能出现刚才赵老师说的滞涨问题。因为经济需求根本就没有，完全是关节病——环保问题导致的。 所以，火电不仅仅是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从第二产业往第三产业转电需求下降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是新能源对它的替代。 2020年光伏也平价了，现在风电已经平价了，火电技术是要被淘汰的。 其实，这就是我们吃饭的东西，要对这些行业、公司的未来有洞察力，否则你做价值投资就是虚的，没有意义的。 Q6：赵老师您觉得中国未来一段时间是不是已经脱离了快速增长？ 赵丹阳：毫无疑问中国发展最快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断有一些创新产业，所以可能未来的机会在不同的部门里面。 但是最近有人一直提大牛市来了，我不同意。 我们现在才刚行业出清。所谓真正的大牛市，是2004年那样，整个经济繁荣，所有产业都很好，做什么行业都能赚钱。 主持人：所以从这个目前这个经济状况来看的话，未来两三年，您觉得什么样的产业机会比较好？ 赵丹阳：我看陈老师在这个事上有一定的见解。我们最近的组合是也配置了很多这样的产业，但是不能讲。 陈光明：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不是讲投资组合，我是说关于中国的未来，关于投资机会。 中国的快速发展期肯定已经过去了，甚至现在这个增长速度未来也都有压力。 现在宏观形势很严峻，金融周期、资产价格、人工、环保各个方面的压力，都是年纪已经到了，像我们这样都是拿着保温瓶的人了。 所以这点要有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的身体不是年轻人，不能天天熬夜，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我相信以后会成为第一大。 现在以存量经济为主导，更加看重企业。当然也有一些新的行业会冒出来，这些新行业我们跟国外相比，已经不叫弯道超车了，直接就在并驾齐驱，比如移动互联，我们已经明显比国外先进。 在中国的大国优势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国人民勤劳和智慧，这不是官话，只要做投资时间久了，跟企业家接触多了，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的优势非常明显，总会有一批企业冒出来。 我一直在内部跟大家说，在日本失去的快30年，至少也出现过丰田这样的企业，你要能够抓得住这样的企业至少还是能赚钱的，只不过回报率低一点。 所以从存量角度说，还有很多机会存在。对于未来大家不用过于悲观，但也不能很乐观。 很多企业坏账累这么多，就是原来告诉发展的那一套东西没有及时转变，以为有钱了，就总能赚到钱，事实上如果你没有竞争力，是赚不到钱的，会死掉一大批。 Q7：您（赵丹阳）跟巴菲特200多万美元的午餐，给您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另外，想听听您对调研的理解，有没有自己的体系和方法。 （注：2008年，赵丹阳以211万零100美元竞得与股神巴菲特午餐机会。）
赵丹阳：老人家当时说如果他在200年前（或100年前），他就是一个农夫，在田里种田。他能够有他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他生活在美国一个高速成长的时代，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他的成功的根本。 换而言之，我们过去几年投资上有一些回报，最根本还得感谢我们的祖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成长，给我们这么多的机遇，这是我们今天在这讲投资所有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相信中国未来几十年还会保持中速吧，一定会有很多伟大的企业，还有一些非常新兴的行业会出来。在中国投资我相信，如果能挑到这些好公司，回报率一样会非常高。 我们的全球价值投资体系，就是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些国家在不同阶段属于跑得最快的，我们中国跑得最快的时期肯定是过去了，中国的人口红利、资产价格、成本都不支持。 但是中国还可以以一个中年的速度再跑若干年，跑个10年20年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呢，我不知道怎么说，没办法一下子概论。我们以前投资，当然都喜欢像茅台这样的企业，但是这个企业在实践中确实是非常稀缺的，如果你能握到或者你很幸运拿到，当然是非常好的。 更多时候在我们的投资管理里面，任何产业都有兴衰，就是茅台这样的企业在2012年和2013年塑化剂的时候也跌到11倍PE，如果你那时候买多了，现在也四五倍了。 而且那时候，不但是茅台有好的表现，当时我们2014年成立就买了茅台，五粮液和汾酒三支股票都买了，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没拿住，我们承认这是我们的错误，但是如果能握到今天的话，其实回报都很好，包括泸州老窖可能涨幅比茅台还好。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说，在不同时候不同地点投不同行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总体来说我觉得很难说一个行业衰退公司还会变得很强大，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非常厉害，因为电信总体来说是一个衰退的行业，但是华为能做得这么好，把全球份额做得这么强，非常少之又少的企业。 大部分企业最后成功与否，还是决定于他们行业的兴衰。我们早期的研究，更多时间是放在公司调研，但在今天，我们更多放在资产配置上，研究国家行业的形势。 Q8：您最成功和最遗憾的一次价值投资是什么？ 陈光明：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不是符合我的风格，我一般不大喜欢说那个。 先说失败的吧，应该就是在美邦服饰上，大概亏了一点钱，那是2010年，可能就是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不足够，服装行业还是很难做的，对人判断也没有特别到位，然后周期也是没有看得很准。 但是相对来讲，我的前十大重仓股这么多年的——因为也公开的，你们都查得到的——失误率还是比较低，因为我们没有求赚很多钱。 如果一定要说很成功的呢，我觉得也谈不上，因为有的可能一年就涨3倍5倍，但有的可能是拿了8年10年涨了20（倍），像伊利这样，50亿市值的时候，我买了7%，我现在有5%的股权。这是2008买的，到现在9年时间，对吧？ 但也有像我们去年四五块钱买了很多吉利汽车，现在已经22块多了，一年功夫已经涨了4倍。 当然我们的看对，跟市场上很多人炒作看对是两回事，我们基本看对了都是利润起来了。因为我们都不是投机股，买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认可，都觉得这个要完蛋了，这个吉利是一个骗子对吧？伊利大家都不喝，都喝豆奶。 九阳豆浆机就那个时候火起来了，如果没有三聚氰胺，九阳还火不到那么好呢，九阳是我的客人，我们关系很好，但是我见到他老板也这么说，这个就叫时机。 所以，首先我们看企业基本面，有的可能慢一点，但是长牛，有的可能快一点爆发的话，就没了。 赵丹阳：我们这么多年涉猎很多，我们投印度、越南、希腊、俄罗斯、巴西，我们投黄金，外汇还有油矿，我们啥事都干过，但是你要我说成功失败我也想不起来。 但是，我们在印度亏了有28%，2011年的时候，如果你从回报率看，我们就是失败的，但是我觉得那是我最成功的一年。 因为从印度投资后，我们反思，知道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如果投国家，第一重要的是什么？是汇率。 我们在印度主要的亏损还是来自汇率，我们再投资一个国家的时候，就一定首先看汇率够不够坚守。 然后第二，我们在中国出于本能辨别哪些企业是好，哪些是坏。而投资印度的时候我们觉得公司质地太重要了，很多公司你不是看它说什么，你要看它做什么，不止要看它做什么，也要看它真正到底怎么样，要落到实处。 所以说我们在那几年里面痛定思痛，因为我们从2003年起非常顺利，每年都平均36%的速度增长。 那从2011年后，我们经历了大幅的受挫，受挫之后，又花了两年时间追上来，这两年的总体收益率不是太高，复合从2010年到现在只有10%。但是，这个支持我们今天有自己的投资理论体系。 就是因为过去我们教了好多学费，包括我过去几年做了好多东西，亏钱亏得我头疼，什么都做，都亏，我实话实说，我们做了很多尝试，但是到今天我们的投资理论体系终于慢慢成熟了。 很多人说向巴菲特学习怎样怎样，我们说从2016年，我们就和巴菲特老人家分道扬镳了，我们希望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我们有自我，不是被标榜为我是属于谁、跟谁学习的哪一派，我们希望能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和自我的一套理论体系。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失败也是成功，最大的成功也是失败，因为一时的得失和每一个独立的事件都是你投资生涯的一部分。 Q9：哪些行业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或者大的增长？ 赵丹阳：这个问题问我就错了，未来属于你们的。今天白天刚刚去了上海之前一个朋友的办公室，全是年轻人，都在创业，我觉得很好，我说我要搬来上海和年轻人混一混，因为未来属于你们。 未来30年最精彩的东西，如果你们有心的话，一定是你们第一时间捕捉到的。但是总体来说，我相信科技改变人类，科技永远是第一生产力。 我相信未来30年仍然出现各种财富契机，各种英雄富豪一定是从科技上面出来的。我们做金融业的，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别人创造的世界，我们只是搭一段便车而已。 所以在座的大家今天都是搞金融的，一定要多去和科技界多交朋友，多去补充科技知识。 陈光明：从大的方面来讲，人工智能应该是下一个热点，而且中国在这一块还真没有太落后。新能源也是，包括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其实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了。然后生命科技目前还早一些。 我觉得华人或者说儒家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华人）特别勤奋，特别想赚钱，然后现在在互联网背景下，知识的外溢特别快。 所以你看现在新的一些产业，跟国际上最牛的企业的差距在缩小。举个例子，我认为中国的汽车产业，可能10年20年之后，要把其他人都给，不能说灭了吧，要把他们打得很惨。 科技行业，我们的优势也很明显。然后高端制造，我们有工程师红利。讲句实在话，从微观的角度来讲，真的有很多可以看好的，我觉得今后很多企业还是能够茁壮成长。 所以，我们今天的价值大讲堂希望能够培养大家在这条道路上的一种兴趣，一种理念，一种信仰，叫受人以渔吧，不是授人以鱼。 中国的投资界，当然不仅仅是投资界，所有的产业界也一样，都有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过于短期化，过于浮躁，都想太快地成功，静不下来，我希望我们做价值投资的人，能够走得长远。 那些天天在那里吵来吵去的人，是对社会的一种伤害，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浪费。 我们更应该去扶持优秀企业，去做价值投资，而不是去想着赚人家口袋里的钱，要让最好的企业拿到最多的资源，去让他们为社会做贡献，这才是金融的本质，投资的本质。 Q10：公司里面一个项目的决策流程是一人负责制还是说集体决策制？产生分歧怎么办？ 赵丹阳：我觉得投资是艺术，不是科学。如果是科学，就可以通过模型计算，找到一个定理或者公理。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投资没有一个固定的或者恒守的定理和公理，所以说投资是社会科学，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就是个性。举个例子，假如梵高和毕加索两人一块画画，大家说会有什么结果，或者说张大千和毕加索两人一起画画，会有什么结果。 就是很烂的画，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嘛。对，投资本身来说的话，一定是一人负责。 陈光明：我们目前这个体系里面，跟赵总说的类似，基本上是艺术，我们现在在实践多人合作，确实比较难，还在努力尝试中。 我们学的是Capital（美国资本集团公司）长期资本管理模式，团队合作也有好处，它可以管理更大的规模。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千亿了，我们的目标肯定不止1000亿哦，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单独形不成合力的话，效率比较低。
经济纵深
关于中国楼市，这是一个精准到可怕的预言！
【研究员】：
一夜之间，新一轮调控来袭！从9月22日晚间到23日，重庆、南昌、南宁、长沙、石家庄、贵阳先后发布楼市限售新政，房子2-5年内不能卖了。限卖政策的出现，现在基本已经成为了热点城市标配，并有向全国扩散的趋势！这个政策一出，就意味着新进接盘者和投资客再无法短期套现，也就意味着天花板逐渐成型。只不过，除了压制天花板，政府还想托底，不能大涨也不能大跌就是“盖帽托底”的产物，至于为什么是如此，可能还是为了卖地的需要。房价降了，地就卖不出去了，地方财政也就危险了。未来5年，房价依然大概率处于，涨的时候抑制，跌的时候救市，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维持一种相对动态的平衡。
本文来说两条关于中国房价的神预言。如果当初能早点看到，也许现在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 一条来自于5年前，也就是2012年，有超过200万的阅读量，2万+跟帖，不知道造就了多少千万富翁。 预言一：2016，2017才是楼市高潮，崩溃论者耐点心。（2012年3月的预测） 要知道，2012年正是楼市最冷的时候，各种限购限贷的往上砸，所以很多留言都在喷楼主。 早在2012年3月16日，天涯论坛的【疑议】便发布了一个帖子，有理有据的阐述了，2016到2017才是楼市的G点，有兴趣的可以自行百度，帖子还在。 在【疑议】的观点中，中国目前的危机，起源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埋下的隐患。 98年之所以产生亚洲金融危机，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汇率绑定美元。 当93年中国人民币贬值后，中国成本低的优势立刻就体现了出来，因此热钱，各种产业纷纷由东南亚转进国内。 从93年开始，东南亚国家只撑了3-4年，98年撑不住了，财富直接被资本大量洗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那个时候某尼的排华事件，当地人用非常恶劣的手段欺侮华人，最根本的因素就源于此。 而如今，却变成了人民币跟美元绑定，东南亚国家货币大贬值，93年发生的事情就像逆转了一样，在我国投资的制造业开始逐渐向外迁移。 （阿迪耐克早在2013年就已经将直属工厂全部迁至东南亚，国内一个不剩） 只不过2012年中国制造业不会崩溃，因为一旦出现经济情况，人民币就会再度贬值，中国产品又会变得便宜。 这个时候，工厂在，骨干工人在，外销业务在，管理人员在，外汇也有大把，企业家也在，东南亚国家根本竞争不过。 所以美国必定会想办法盯死人民币，想办法让人民币升值，让出口越来越难，人工越来越贵，核心人员逐渐流失。 过个3-4年，到2016年东南亚准备的差不多了，再想办法让RMB贬值。 【疑议】预测，2016年要么中国制造业破产倒闭，要么流动资金套死在房地产上。为了能把资金套死在房地产上，必然需要大幅度的暴涨作为吸引。 如今，这些预测全部被应验。 2016年，可以说是实体经济最难熬的一年，大家都知道资金几乎都脱实入虚，全进了房地产。 此前轰动全国的于欢案，也是因为其母亲做企业困难，才不得已借的高利贷，这只是全社会的一个缩影罢了。 2017更是如此，在借钱越来越难的现状下，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银行的贷款，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倒闭，要么借高利贷苟延残喘。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国家也不是软柿子，不是美国想捏就捏的。 我们放了一个大招，外汇管制，你在中国这么多年赚取的利润，如果16年没走，那么今年你一毛都汇不出去，老外们当时就傻眼了。 当然，国内的那些商业大佬们，想走也同样没那么容易。比如WSC他爸。 而且更为牛逼的是，在2017年初人们还在忧虑，ZF是会保汇率还是保房价，不过半年时间后，房价和汇率都保住了。 现在是2017年9月，我们能看到的现实就是，不仅汇率在涨，房价也依然在涨。 不过，笔者依然认为，房价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阶段性的顶部即将在2018到来，然后会用1-2年的时间横盘，来消化这一轮的泡沫。 而就在2016年9月，又有人提前预测出了国家的布局，并发在了天涯上，原作者不详。 预言二：中国楼市的13个必经之路？一年前网络上热传的段子，都特么按照步骤走到了第10步了！（2016年9月的预言） 共计13个步骤，如下： 1、开闸放水 2、房价飙升（16年一年的情况） 3、卖地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已完成） 2011年，人民日报还四问地方，拿什么还债？ 2017年，国家统计局就表示，地方债已成为优质资产。 4、驱赶人民币存款进入房市（钱都变成了房子首付款了） 5、外管局最大“对手”消失，外汇暂时安全 (已实现，2017年外汇房价都保住了) 6、跟随美帝收紧货币（已经成为现实，楼市持续定向加息） 7、银行通过CDS转移大部分风险（已成为现实） 8、限购制造天花板，刺破泡沫，房价下跌（组合拳已经出来，或快或慢，总会有效果） 9、高位接盘或投资客无法套现，人民币资金成功被锁定。（现在房产的流动性特别差，新房不容易看出来，去卖卖二手房就知道了） 10、土地财政转型（17年的租售同权，租赁用地，共有产权，都是土地财政转型的试探） 11、开征房产税，彻底套死无害散户，是以现在为节点的前后一年。（这个观点笔者持不同意见，房产税至少5年后才出） 12、驱赶剩余资金重新进入实业，保住就业（这个是大目的，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13、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三五年都完成不了，需要更长的时间，一带一路的根本目的就是这个，而且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弃美元而用人民币） 这个预言最早出现在2016年9月17日，所以前6条是已经发生的事，没什么好惊讶的。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预言刚出不到一周，CDS就来了（步骤7），预言刚出不到两周，全国性限购就来了（步骤8）。2017年，第9步和第10步的表现也越来越明显。 目前，我们正处于由步骤8和9，向10过渡的阶段，只不过跟预测有所不同之处，我们并没有尝试去刺破泡沫，也没有想过让房价下跌，而是在尝试把一二线的泡沫挤压向三四线城市。 这也是国家最聪明的地方，去库存+摊薄风险，可谓是一举两得。 而步骤9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限卖政策的出现（取得房产证2年内不得出售），现在基本已经成为了热点城市标配，并有向全国扩散的趋势！ 这个政策一出，就意味着新进接盘者和投资客再无法短期套现，也就意味着天花板逐渐成型。 只不过，除了压制天花板，政府还想托底，不能大涨也不能大跌就是“盖帽托底”的产物，至于为什么是如此，可能还是为了卖地的需要。房价降了，地就卖不出去了，地方财政也就危险了。 步骤10-13是业内所认可的，未来中国想要持续发展，想要冲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地方财政转型，房产税，资金脱虚入实，乃至最后人民币国际化都是必然要做的事。 只可惜原作者高估了上层的决心，原作者以为这是3-5年的事情，然而笔者却认为，至少要5-10年才能跨出这一步。 最重要的参考标准就是房地产税！ 在今年某会议上，官方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今年没有把房地产税草案提请常委会审议的安排。”因为一项草案从提出到落实至少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房产税可能五年以后才能真正出台实施。 张大大在微信号“楼市时评”撰文指出，房地产税不出，土地财政转型也就无从下手，只要土地财政根本属性不变，房价就依然由地价来决定！ （PS：今年已经有了土地财政转变的预兆，比如共有产权房，租售同权等，大家要注意了） 至于地价是谁定的？我们心里都清楚。 也就是说，未来5年，房价依然大概率处于，涨的时候抑制，跌的时候救市，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维持一种相对动态的平衡。 或许依然会如同过去这十几年来所做的事情一样：
想来，也只有土地这一根本性问题发生改变以后，才会真正改变这一周期性规律。 诚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 只是希望未来某天房价下跌后，能真正的稳定住，不再过度上涨，哪怕稳定个3，5年也行。 让每个人的心思都从房价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次次的坐过山车，一次次拨动着人们脆弱的心脏。 最后，再次为神人们的预测叫好，毕竟至少有200万人，在2012年获得了真正正确的指引。 根本就没那么多钱支撑房价，不过是一场庞氏骗局！ 如果二套房停贷，意味着什么？有数据显示4月以来，上海、深圳、广州、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南昌、宁波等城市纷纷上调房贷利率，在全国35个城市的533家银行中，有122家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上升，占比22.89%，目前二套房贷主流利率是基准上浮10%，并有12家银行已经停贷。 齐俊杰在微信号“齐俊杰看财经”撰文指出，利率的上调属于温水煮青蛙，并不会马上引起躁动，但是却能起到长远的效果，比如这里面银行对于二套房的态度，12家银行停贷也许只是开始，虽然很多银行没有明确停贷，但也基本上不再暧昧，采用了能拖就拖，能不批就不批的战术。这说明什么？ 第一，银行拒绝当接盘侠，已经受到了某种指导，否则不会齐刷刷的对房贷特别是二套房贷款动手。 其次，在市场利率大幅提升的背景下，房贷利率加上资金占用成本已经很不划算，还不如直接去买债券更安全，更快捷，流动性也更强，所以部分银行采用了更为激进的手段收紧房贷。 第三，二套房购房者再难申请到贷款，也就意味着先买房再卖房的换房模式彻底破产。而经过了长期的房价上涨刺激，在老百姓的神经里，先卖房再买房，无疑是风险巨大的。所以通常大家都不愿意这么干。那么换房的改善需求将被严重抑制。 第四，在重点城市，房地产交易将大幅下降，笔者去年10月份就提出市场6个月后，成交量下降8成，大家可以去附近的中介门店打听一下，是否成交已经降到了这个水平。未来成交量将继续下降。而中介也将陷入关店潮。前两天有消息链家已经在北京关闭门店87家，未来中介关店潮将进一步发生。生意有多难做可以从数据看出来，链家多个门店表示，中介费已经从2.7%降到了2.2%。我爱我家门店透露，中介费则由2.5%降至2.0%。房天下门店则表示，中介费已经降至0.8%，比此前的1.5%几乎减少了一半，虽然链家说这是各个门店的个人行为，但价格反映市场，如果生意好做，他也不会降低中介费，房子最火的时候，中介费都是要加价的。 其实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你就知道银行如果停贷二套房意味着什么，现在我国自有住房率是9成，也就是说9成人都有自己的房子，只有10%的人是没有房子的，这其中简单按照8-2法则区分，80%是太穷，20%有点钱，也就是说全国只有2%的人是一套房的，绝大部分要买都是换房或者买二套房的。那么就按现在的房地产存量房市值270万亿计算，比货币供应量160万亿超出了70%，是GDP的4倍。但要知道货币供应量都是被货币创造出来的，是通过货币乘数一轮一轮乘出来的，央行手里根本没那么多钱，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储备货币只有30万亿左右，这才是基础货币。如果拿基础货币来比较只有房地产市值的九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拿央行的基础货币全去买房子，房子的价格要跌88%。还可以比喻为房子根本不需要挤兑，只要有10分之一的房子持有者套现离场，也就意味着我们将耗干所有货币。27万亿基础货币，对应的是差不多4万亿美元，现在的外汇储备根本支撑不了10分之一的房子持有者套现离场。 这么算，您是不是就清楚了？银行为什么要停止贷款了，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你们离场，你们互相之间接盘我们不管，反正不能让银行变成接盘侠，因为这个盘子根本就接不起。如果按照破产清算的平均算法，你扔到房子里的钱，只能够拿回差不多10分之一，这跟你买一个即将跑路的P2P差不多了。那么现在的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早跑的就是富豪，等里面10分之一的人跑掉的时候，你的房子就彻底不值钱了。而去年外汇储备下降了1万亿，意味着什么呢？7万亿人民币没有了，2.5%的人已经套现离场了。想到这怕不怕呢！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要限制交易了吧，笔者相信未来进一步停贷是非常有可能的。甚至会直接用行政手段限制房子买卖，总之就是买到房子里的钱，尽可能的不让你再出来。 任志强：集体土地建设租赁用房对房价的影响几乎是零 最近，我们的任大炮先生又开始说”实话“了！他在近期的采访中表示，现在的租赁房对于房价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问：我们还是从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集体用地建设租赁用房的试点》这个方案开始说起，那么这部分的增量会对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任志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他们在我11年提出方案的时候，在重点城市或者更多城市推广这种住房形式的的话，连续五六年的时间，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影响。 在城市周边的很多用地上去解决租赁住房问题，这是我当时提出的一种初衷。我也希望能改变当时临时土地上私自搭建的房子用以出租的这种局面。 与其农村私搭乱建，还不如政府有组织的去做。 为什么我说，他又不会对市场产生极大的影响呢？ 因为集体土地上租赁住房只能在大城市出现。在一些较小的三四线城市，是完全没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小城市的居民本来就可以找到很便宜的房子，干嘛又需要集体建设租赁用房去降房价呢？ 在核心城市建设集体用地租赁用房，是不可能影响到整个房地产的。这些租赁用房的总量会被限制，因为租赁用房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条件很难由政府完全配备，所以只能在合适的地区建设一部分（租赁住房）。 不要以为集体土地建设租赁用房可以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只能解决在短期之内的一些作用。 只有当租赁用房的数量集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可能影响到市场的租赁价格，注意这里是租赁价格而不是房价，租赁住房对住房价格的影响还是可以说几乎为零。
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房地产把中产阶级消灭了
【研究员】：
房地产的体量非常大，是金融危机之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比所谓的股灾对经济的冲击要大很多。日本90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崩盘。但是我们现在对房地产泡沫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实际上房地产不光是金融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怎样去推动消费的能力，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房地产把中产阶级消灭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辛辛苦苦打拼一年还不如在北京买一套房或卖掉赚的利润多。这样加速的过程必然会导致托斯教训，什么东西赚钱就做什么。比如炒房子比做实业赚钱，那为什么还要做实业？
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怎样去推动消费的能力，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房地产把中产阶级消灭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辛辛苦苦打拼一年还不如在北京买一套房或卖掉赚的利润多。这样加速的过程必然会导致托斯教训，什么东西赚钱就做什么。比如炒房子比做实业赚钱，为什么要做实业？下文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中央对金融风险关注的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前不久的金融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词叫“灰犀牛”，这个词解释中国的金融风险是非常形象，也非常有冲击力。 第一，灰犀牛的特点，犀牛一旦冲过来是挡不住的，所以风险很大。 第二，为什么叫灰犀牛，因为相对的是黑天鹅，所以这个风险本来是应该能够看得到，你如果没看到是掩耳盗铃。 所以我谈一下我们怎么去驯服灰犀牛，关键是要释放风险。我们的风险不是没有看到，但总体来讲金融风险还是处于不断积累的过程，就像吹气球一样，这个局面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 第一个是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的体量非常大，是金融危机之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比所谓的股灾对经济的冲击要大很多。日本90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崩盘。但是我们现在对房地产泡沫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实际上房地产不光是金融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 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怎样去推动消费的能力，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房地产把中产阶级消灭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辛辛苦苦打拼一年还不如在北京买一套房或卖掉赚的利润多。这样加速的过程必然会导致托斯教训，什么东西赚钱就做什么。比如炒房子比做实业赚钱，为什么要做实业？ 另外是我们要学会敬畏市场。如果反思两年前的股灾，我们应该学到的最起码的教训是不要认为我们能够驾驭市场，能够操纵市场。如果我们不能真正驾驭的时候，那就危险了。所以对房地产一定要抱着一个非常大的敬畏心。 房地产泡沫，中央出的政策是不计其数，但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太明显的效果。我觉得背后没有把最根本的问题解决掉。从金融问题来讲，房地产泡沫的背后其实就是货币超发的问题。中国的M2占比较高，这个解释也是不纯成立的。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几年快速积累的现象。你不能说2008年之前就不是金融国家，实际我们货币是在2008年之后快速积累的。但是我们的M2换算成美元的话，我们是不能回避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单纯的打压房地产，总是要找到出口的，所以是压不住的。 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既然是货币超发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原因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柱状图差不多，但是之后社会融资增长远远超过名义GDP，简单的说是靠信贷、砸钱堆积出来的。因为我们需要创造GDP的债务越来越多，所以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风险，标普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中国的企业债务无论按哪个标准来讲都是非常担心的。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非常重，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于90年日本的顶点，日本在崩盘的时候私人债务占GDP比重和今天差不多，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另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是去杠杆，我们现在还在增加杠杆，所以这是为什么带来风险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部门在不断增加债务，背后还是增长模式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增长模式现在越来越依赖于信贷的投入。09年和10年发生的是四万亿，这是误导的，因为是中央财政的钱。我们今天讲的主要不是四万亿，而是那时银行信贷发生的一个异常的现象，新增债务除以新增GDP的数量出现了严重的上升。后来调控下来了，最近两年信贷密集度又反弹了，而且又反弹到相当高的一个水平。背后同样也是我国增长方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真正的金融风险绝对不是金融本身。我们实现GDP的稳增长是要靠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一定要稳步增长，但是它靠什么呢？当然靠钱，钱是靠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放贷，所以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提供弹药。你不得不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出现的，包括将来会出现的不良资产采用默许的态度。 这个国企的稳增长从2016年1月开始看到突然分道扬镳了，这是国有企业的投入，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是稳增长的一个问题。国企的稳增长带来的巨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的错位。因为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比民营企业要差很多，所以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是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干过金融的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错位，但是他却占到所有非金融债务的55%，所以对我们金融来讲，将来可能会出现坏账和风险。 一些国外机构的数据研究，中国僵尸企业的数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是无法偿还利息的。为什么没发生金融危机爆发呢？并不是中国的债务水平不够高，不是我们的旁氏融资不够多，而是因为我们的国有银行体制继续向很多本来应该出问题的企业输血。所以我们大规模的债务问题就没有爆发出来。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中国的债务率不严重，实际我们不重视这个问题的话，金融危机迟早会到来。 我的一个结论非常简单，金融风险不是一个金融的问题，你不能从金融的层面来解决他，而是是考虑背后的根源。 我认为真正的要化解金融风险，在十九大之后一定要下决心做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方面是要释放风险，要把很多过去一直在积累的风险给释放出来。怎么释放风险，我有这么几个建议。 一、要淡化经济增长的指标，因为越强调每年要增长，稳增长的压力就越大，必然会带来债务风险的积累。 二、要淘汰僵尸企业。应该说中央已经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太多，还是非常少的个案。因为制约中央企业背后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视野的问题都需要面对。 三、我们能不能下决心。像央行说的，最近8月份M2的增速降到了8.9%，缩小了很多。但是这种缩小是不是可持续的。如果能够比较长的时间里坚持缩小货币增速和GDP增速之间的差距，就会有很多的作用。 所有这些东西要实现，必须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比如以僵尸企业为例，为什么不能淘汰？如果不去改变地方官员的考核激励机制，仅仅是呼吁，是不会成为现实的。 最主要是两个方面，推动思想解放来稳定预期，其中既有稳增长的因素，还有一个是明年投资普遍的预期是不稳定的，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实现中调重点的得以突破，因为只有这些改革，才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才有可能让我们摆脱银行债务，也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一样，第一个改革是国有企业，因为我们的债务风险主要是国有企业的风险，第二是IPO的注册改革，股权融资比例越高，我们的负债率就会低。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是78%，中国只有14%。 第三是供给侧改革要回到供给侧最经典的拉夫曲线。所有的供给改革非常简单，就是要大规模的减税，没有其他办法。你像挤牙膏似的减税，没有多大意义。这样才能让我们实体经济的状况得到改善，我们的风险降低。 最后要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是有效率的增长。根据这个预测，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承诺的改革，我们的债务在GDP中的比重能够稳在这里不再上升。我们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稳杠杆，但是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真正的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的风险要得到改革，都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有多少“假中产”？答案是4亿 最近，美国白宫的前战略分析师班农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中国比作1930年的德国，认为其正处在一个选择的当口。在这个敏感的历史节点，中国如果选择不当，则很有可能重蹈1930年代德国的覆辙。他认为，中国对外输出了自身的通货紧缩和过剩产能，这说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孙骁骥在微信号“骥观天下”撰文指出，这种发展模式牺牲了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产阶层为代价。中国中产者的个人财富与安全，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力量的崛起而变得更强，反而是在近些年，中国的中产阶层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财富缩水的感觉最强烈。 班农的一番吐槽却令人联想到过去一段时间曾经流行的“消失的中产”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是由中产阶层买单的，因此，GDP越增长，中产的境况越凄凉。中产阶层的“消失”，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愈加趋于不合理，社会逐渐失去方向感的表现。如果换一个表达方法，我们也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说穿了只是“假中产”。 什么是假中产呢？假中产就是一个社会中名义上中产，但实际苦逼的族群。狭义的中产阶级定义则是收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人，其收入大约为人均31000美元或每天85美元，这样的阶层占全球人口的约12%。然而，达到了这个收入标准，并不一定表示你实际进入了中产的门槛。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还考虑到物价水平、资产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实际生活情况。 曾经有咨询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尽管社会整体收入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增加，但人们对于中产的认同依然不强烈。这个调查结果也恰恰说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它逼迫着社会中间收入阶层的人士不得不客观的看待自己的财富水平。 中产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原因也很简单，即是收入的增加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结果是表面越富，实际越穷。据统计，全国居民收入指数最高的地区为京沪。上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北京以52859元位居第二，与上海的差距仅为103元。京沪两大直辖市作为强一线城市，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行业，平均年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五万多元人民币而已。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收入情况可想而知。 所谓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税金和社保等等之后的实际收入，但这但当中并没有包括房租租金、按揭以及日常消费支出。如果把这些钱统统扣除，居民实际到手的那一点钱是在是非常可怜。 我们还是以北京和上海为例。根据EXPATISTAN网站统计，北京生活成本排名全亚洲第六。在北京的非豪华地段租一间85平米的房子，需要8566元每月。即使以两人合租来计算，对半平分，那么每月开支也在4200元左右，再加上食物、交通、娱乐、治装费用。在一线城市每个月的开销很容易就接近一万人民币。 而在上海，情况同样糟糕，上海每月的45平米房租为4818元人民币，整个物价的排名甚至比北京更高，排名亚洲第五。各种开支加在一起，每月生活成本至少也在一万一千元以上。换言之，在京沪等地区，如果你的实际收入每个月没有达到一万元以上，那么你的生活等于是不仅存不下钱而且还倒贴钱。 但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计算，京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400元左右。这就出现一个悖论，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只能挣到当地平均的收入，那么你根本无法在一线城市立足。如果要在当地立足并且长期发展，最起码你要挣到当地平均收入的3倍以上。 这也就决定了一件事：如果你想要成为一线城市的新移民，那么你只能通过某些特定的高收入行业和比较高的企业职位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否则只能被城市扫地出门。换言之，大城市的存在使得人们成为中产的机会很多，但残酷的现实又使得实际成为中产的人数并不多。 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6%以上，全国税收的80%都将来源于城市，城市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达到95%以上。在这个加速城镇化和社会阶层重新洗牌的进程中，必将产生数量比以往更多的中间收入阶层。 根据瑞信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以个人拥有财富5到50万美元为标准，到2020年中国的广义中产阶层将会达到4亿之多。但如果考虑到城市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这些疑似中产，最后都会被逼成假中产。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曾告诫人们警惕“中产阶层的消失”。他在书里让读者自问三个问题：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如果其中任一答案为是。那么，你就不算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你只是一个假中产。 多年来，学术界的共识就是：只有拥有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形成一个理想而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最危险的社会恐怕就是两头大而中间小的“M型社会”。这样的社会之所以危险，乃是缺乏了中产阶层的过渡，从而使贫富对立等等社会问题更加尖锐。 换言之，经济发展迅速而中产阶层萎缩严重，这本身就说明整个社会的财富序列失衡，经济发展和财富再分配严重迷失方向。要了解中国跨入中产收入门槛的人们为何大量沦为假中产，这背后原因耐人寻味。 中国中产阶层从“真”到“假”的堕落，让笔者想到学者傅高义在《日本中产阶级》一书中讲到的日本中产的情况。他认为，二战后，日本在19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新兴中产人群的出现。 与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级相对，多为独立小业主或地主群体的“老中产阶级”则更乐于守住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却并未从1955年后开始的经济腾飞中直接获益，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淡出历史舞台。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成为了日本复兴最重要的标志，而摆脱贫困的日本中产家庭也开始迫不及待地进入大量消费的新时代。 在傅高义看来，新中产在日本的崛起，在于他们所受雇的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从而带领了新中产的文化以及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日本中产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似乎与中国今天的中产有很多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最初的中产来自上世纪80年代那些骑摩托车的冒险者、创业者。到90年代以后，一些有学历的、有知识的人开始通过给外资做服务，替外资盖房子、做生意等等来获得财富，成为中产。在这些商人之外，有一部分中产阶层的来源是机关和事业单位。这些人通过占据社会的权力节点，通过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合谋获取利益，也成为了早期中产阶层的一部分。 以上所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真中产。但在真中产分食完社会资源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大举开始。在许多的地方，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开始被打破，农民来到小镇、镇上的人进城、小城市的人来到大城市，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阶层分化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但城镇化的极速进程也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城乡分野的格局一旦打破，大城市原本的中产阶层的既得利益就会受到瓜分。原本养十个人的社保现在要样一百个人，原本供一千人使用的公共设施现在要给一万人用。这必然造成城镇生活的舒适度下降、公共生活满意度下降、中产的幸福指数下降。中产的收入日渐追不上经济发展，而社会公共服务也不倾向于保护中产阶层。长此以往，他们就慢慢成了假中产。 在这个“中产财富不断被蚕食”的过程中，最为高效的财富保值增值方法就是房地产。据统计局统计，从2005年至今，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可支配收入从一万元左右增加到五万元以上，增加了大约四倍。然而，房价的增幅远高于收入增幅。2005年，北京朝阳区的平均房价是5800元，2017年朝阳区的均价是约73000元。是当年的12.58倍。 可以看出，十几年来，中国的不动产投资回报明显大大高于收入回报。那些80、90年代产生的老中产，要想继续在21世纪成为新中产，则必须在2008年以前投资房地产，最好是利用房地产杠杆撬动资本，否则，他们前十几年用劳动报酬或者商业盈利获得的财富会在十几年的时间内被暴涨的资产价格稀释殆尽。 对于搭上了房地产这班“顺风车”的人来说，完成新老中产的交替并不困难。而那些故步自封的人，则难免像是当年日本的“老中产”一样，守着一亩三分地，注定面临被洗牌的结局。 在今天这个竞争极度激烈，任何事情几乎都是“零和博弈”的社会，社会资源的两级分化是极为明显的。在社会财富精英化的背景下，贫富阶级的两级分化是大势之趋，而所谓的中产，不过是夹在贫富两者中间，位置略显尴尬，且不断向下层滑动的悲催阶层。 在老中产的习惯思维有很多死角，例如依靠劳动收入、勤劳致富、不事投资或极少投资……这些种种落后而不思进取的想法，不仅会使得中产阶层们自己的财富在新的时代里愈发被稀释，甚至很可能会断送你子孙后代的未来。
思想评论
吴敬琏：鼓励金融创新，加强监管不是要压制市场
【研究员】：
在原来的发展方式当中，金融业会使得自己的行为扭曲，因为在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的情况之下，金融业的盈利模式就变成自己玩，靠自己的数量扩张来取得收入，来赚钱。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对金融业来说就需要回归自己原来的职能——通过货币、资金的先行作用来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这样，金融业就面临着很大的改革任务。加强监管不是要压制市场力量，而是要使市场运作得更好，市场力量得到提高。
9月15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2017金融街论坛上表示，稳住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失速以及去杠杆，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不过，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容易出现“跷跷板效应”，在吴敬琏看来，出现“跷跷板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业的功能和行为发生了扭曲，过度依靠信用膨胀和货币超发。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金融业怎么来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就是说金融业怎么来为供给质量的提高服务。 经济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目标是要稳住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失速，另外一个目标是要去杠杆，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根据最近这些年的经验，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所以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当你要去杠杆、防止系统性风险积累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增长率下滑，但是反过来要促进经济增长率的稳定，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时候，又出现了杠杆率上升，风险积累，被人们称作为“翘翘板效应”，摁住这头，那头就上来了，再把那头摁住，这头又上来了，这是使得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施政上很头疼。 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翘翘板”效应，怎么来消除这种“翘翘板”效应。在我看来，出现这种效应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金融业的功能和行为发生了扭曲。大致在本世纪初期，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过分的从需求侧去找出路，想用货币的超发、信用的扩张来支持经济增长，总是想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而货币的超发和信用的膨胀就必然造成了风险的积累，杠杆率的升高。 沿着这么一条路去走，就出现一个魔咒，凡是要支持增长，只能用加杠杆，扩需求。货币的发行就变成了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最简便的方法。而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必然造成杠杆率的提高和风险的积累。当你要防止风险的时候，因为经济增长失去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就必然下滑，于是因为这个魔咒就出现了“翘翘板”效应。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破除这个魔咒，怎么才能够消除“翘翘板”效应呢？最根本的办法就是2015年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从供给侧去看问题，从供给侧去找出路，用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也就是提高效率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这个“翘翘板”是很难消除的。只有通过供给效率的提高，我们才能够用比较低的资源投入取得比较好的、比较高的增长效果。 金融业就需要在这个转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供给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来提升经济的效率，这是一个根本的出路。而在原来的发展方式当中，金融业就会使得自己的行为扭曲，因为在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的情况之下，金融业的盈利模式就变成自己玩，靠自己的数量扩张来取得收入，来赚钱。实际上，从学理上说，金融业的基本功能是在于通过在地区之间，在行业之间，在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分配金融资源来带动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是在依靠信用膨胀，依靠货币超发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情况之下，金融业的行为就会扭曲，就会离开原来在经济中所担负的功能，变成了一个扭曲了盈利模式——靠本身的数量扩张来赚钱。 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要消除刚才讲的魔咒，对金融业来说就需要回归自己原来的职能——通过货币、资金的先行作用来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这样，金融业就面临着很大的改革任务。原来在计划经济下，金融业本身的货币业务只是实物配置的影子。所谓被动的货币，到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货币、资金是先行的，它的先行决定了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根据这个基本的功能，金融业的内容、方向、产品都是跟他的基本功能相适应的，组织形态也是跟他的功能相适应的。按照我们要回归金融的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这种功能，我们的金融业需要进行改革，既然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供给侧质量的提高，需要做哪些改革呢？我们现在就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原来不管是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体制，还是后来在信用膨胀情况下，货币超发情况下形成的这一套做法，都需要认真的审视，去做出变革。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核心任务是改善发展方式、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已经从简单赶超的时代走向了领跑，这种情况下，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创新产业具有的特点跟传统产业有很大的不同，从金融的观点去观察，就是存在高风险和高回报的情况。原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就往往不能适应了。因为银行作为一个高负债经营的企业，天然的必须坚持审慎经营、比较保守的特性，不是那么喜欢风险。 新的技术，新的创业企业，往往是高风险，同时也是高回报的，这就需要进行金融创新。人们常常说创新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内容就是从0到1，原始性的创新，从0到1的创新具有非常明显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性，这种创新，对于创始企业来说，最需要的金融形式就是在创新创业的各个阶段都有跟他相适应的金融形式，比如说从天使投资到私募基金等等金融形式，这都是大家很熟知的。 另外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提高效率的方式，就是所谓从1到N，不完全是首创性的创新，但是我们可以拿来别人的创新，加以提高和改善，把它运用到十几亿人的大国当中去，这种从1到多，从1到N的效率的提高，也需要有跟他相适应的金融形式，开辟新的金融业务。因为有一个被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奇特现象，BAT最早拿到的投资都不是国内的金融企业给的，这三家都这样，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研究的问题，为什么站在头牌的，在全世界出类拔萃的一些中国企业，最早拿到的大笔投资，都是从国外来的。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业需要总结经验，需要适应当前的形势，需要进行改革，进行创新。 所以，鼓励金融创新是第一位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相配合的事情，就是监管。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需要监管？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很不对称，高度不对称，不完全的市场，所以需要监管，加强监管不是要压制市场力量，而是要使市场运作得更好，市场力量得到提高。
许成钢：把市场消灭以后，大数据也就不存在了
【研究员】：
到底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来了以后，计划经济就能代替市场经济呢？答案非常简单，大数据从市场上来，你如果把市场消灭了，数据没有了。你说，我现在收集了人类历史上没见过的无数的数据，我就可以不要市场了，就可以计划了，那你搞错了，因为你把市场消灭以后，你的基础也就没有了。
9月23日，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对最近出现在中国的一场争论——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是否可以重振计划经济，给出了否定回答，下文为许成钢演讲全文： 我今天讨论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 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产生是从计划来还是从别的地方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发展了之后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人工智能会把我们带到计划经济去吗？这个就是我要今天讨论的主题。 人工智能的基础——大数据 为了讨论这个主题，我想从最基本的技术层面开始讨论，因为我需要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人工智能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大数据跟它是什么关系。 首先，大数据它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如今之所以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原因现在已经很清楚，就是这是一次正在兴起的产业革命。 这个产业革命会引起的后果立即能看到的就是大量的无人工厂会产生、许多无人服务行业会产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效率会产生，会有巨大量的失业。 那么由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是大数据，因此如今大数据变成了一个基础资源，和我们人类历史上过去经历过的原材料、能源等一样。但是这个资源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原来就在世界上存在的，而是我们人工去收集的。 产业革命的教训 下面的问题就是当这种生产模式发生基本变化的时候，这种全新、全面的自动化，它会不会从基本的地方改变制度？我想非常简要的概要一下，我们要吸取从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产业革命的教训，如果我们不吸取过去的教训，那么我们会重蹈覆辙。 过去的产业革命之所以带来教训，就是因为当这些产业革命产生的时候，人们过高的估计了产业革命可能到什么地方，在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时候人类会滥用这些新兴的科学和技术。我举两个历史上的例子，第一个是在第二次产生革命时期，靠那个技术在那个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这样一类制度的设计，这是一个过高地估计了人的计划能力、人的统治能力设计出来的东西。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对环境的破坏，比如化石原料，化石原料的大规模使用就是伴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来的，造成了全球碳排放过高带来全球变暖、带来的一系列污染，人们已经意识到现在到时间扭转了。 这都是过去带来的教训，今天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的危险我们还不知道，比如带有垄断性质的大公司利用手中的数据试图来控制社会，用于大规模的战争，用于犯罪等等。 基于大数据的算法与计算能力 下面我们从最基础的地方认识一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只有知道基础，才有可能能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今天人工智能整个的大发展实际上是过去超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积累出来的。首先，人工智能第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算法，而这个算法是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探索的东西。关于人工智能的提法、算法和想法，甚至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是很少几个创始人在1956年的时候在一次会上把这个名字确定下来，讨论了大的方向，其中奠基人之一是经济学家西蒙教授，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他是卡内基梅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计算机教授、心理学教授，这三个专业统一在一起，才有了人工智能的想法。 人工智能的算法部分如今发展的最好的是所谓的“神经元模型”，神经元模型导致这个机器可以在人的指导下进行学习，所谓“深度学习”就是今天通常人们讲人工智能时所提到的东西。人工智能的另外一个普遍使用和可探索的方法是“统计算法”，但是无论是使用的是人工训练的办法还是统计得办法，都必须要大量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大数据是基础。 人工智能的第二个基础是计算能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计算速度、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基本上是每两年提高一倍（摩尔定律），积累了半个世纪以后，现在超强的能力使得无论使用任何一种计算方法的人工智能，在一些领域机器超过人，而且是大大得超过人，一部分是因为算法，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计算能力。当然了，所有的这些的基础是大数据。 大数据的基础：可度量数据 下面我们需要理解一下大数据本身的技术基础是怎么回事，我们才能明白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首先，大数据产生的最基本的基础是传感器、移动设备，是传感器和移动设备先检测到一些具体的数据，然后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把他们传送，然后集中起来，所谓的大数据的核心就在于收集、传输、储存和处理所有这些传感器和移动设备他们可以度量的数据。这是关键所在，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由这个决定的，即是不是可以度量。 另一层面的大数据，是利用历史上积累的大量文献，其中包括各个学科积累的文献，比如说图书馆里有文字的、有图的、有音乐的、有舞蹈的记录，这些全都可以转换为大数据供机器去学习、分析。 所谓“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我们今天讲人工智能多半讲的是这个），它的技术基础基本是用大数据来训练机器来产生识别的能力、推理的能力、规划的能力，等等。 冷识别与热识别、硬数据与软数据 下面我们讲的是算法，因为所谓的深度学习其实是一种算法。这个东西从一开始产生就从同经济学里的决策理论是在一起的，或者换句话说可以认为它是决策理论的一个部分。算法的核心是什么东西？首先，作为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你要为你的机器人分配一个目的，就是你造的这个机器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它是用来干什么的？他的目的和我们经济学家讨论的是一回事——它要寻求它自己效益（利益）的最大化。 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知道世界上每一个人真实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影响你？抽象来说你的目的是为了幸福、为了愉快，但是什么东西影响了你的幸福、你的愉快，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市场”重要。下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了大数据，有了这么聪明的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通过收集无数的巨大量大数据把它算出来、把它模拟出来，有没有可能？ 下面我们就要把人的智能和人造的智能，分别看一下。首先，人的智能是产生于人的生理、心里的感知以及人收集的信息。1950年代，西蒙教授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就已经区分出来了“识别”的概念，这也是今天人工智能核心的概念。早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所谓冷识别和热识别区别的辩论。什么是冷识别和热识别？冷识别是机器能够识别的，热识别是人带着感情的识别，人带着感情的识别机器是学不来的，这是一点。 再一点就是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也好、讨论相关的激励机制问题也好，有一个重要基本概念——硬数据和软数据，硬数据就是前面我提到过的，所有可以度量可以传递的数据；但是，永远和硬数据对应的还有一部分是软数据，软数据是没有办法用传感器或移动设备度量的，不能度量就无法传递、无法处理。所以当我们讨论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训练出来的时候，热识别和软数据的问题从技术上决定都不包含其中，它连基础都没有上哪去学呢，这就是为什么机器不是人。 再有一点，人的智能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基本部分就是直觉。什么是直觉？直觉是基于人对于硬数据和软数据、冷识别和热识别综合在一起产生出来的人的一种高度的抽象的跳跃性的反映。这种直觉，不但它依赖的数据是不可度量、不可传递、无法机器处理的，而且产生的直觉本身也是人无法描述的，这就是为什么师傅带徒弟不一定带得出来，在教学的时候，好的教授之所以好，因为好的教授有更多的好的直觉，但是这个直觉传递不过去，你已经想出来了都传递不过去，更不要说你的学生会不会学出来，这个学生能不能产生直觉是老师没有办法，天生的。 人的智能与机器的智能的差别 我想讲的就是，人的智能和机器的智能中间有一个鸿沟，人工智能的基础是可以度量、可以描述、可以传递的数据，满足这几个条件数据在我们手里才能训练。 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什么东西是可以度量、传递，哪些东西不可以。首先，在生物科学上，有一系列基本的人的生命感知，由生物科学已经决定了这些东西是无法度量的。我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如嗅觉、味觉、性欲，这些东西是无法度量的。无法度量的东西，无论你造出来的机器计算能力有多强，算法有多么优秀，因为它没有感知，你造不出来一个机器人来代替品酒师品酒，因为生物科学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测不出来的，你也不能在网上传递嗅觉、味觉过去。 再一点，人的心理感知也是无法度量的。喜悦、厌烦、痛苦、抑郁、思念、怀旧、贪婪、野心等等，这些心理的内容是怎么演变的、为什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机器达不到的，因为数字是没有的。 看一下现在对机器人、人工智能的社会训练是怎么做出来的。当不存在这些原始数据的时候，它实际用的是刻画某一些软数据的其他参数，比如说文字、观察某个行为的录像，然后用机器识别录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行为，用这个来学习。今天我们看到机器人了不起，指的都是这个方法。但是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片面的，第二个问题是静态的，静态的意思就是你看到的是过去，你可不知道将来怎么样。福特不做市场调查，因为当没有汽车的时候，你无法知道消费者的反应；当没有手机的时候，你也无法知道人们对手机的反应，没人知道，因为人们没有。 因此，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它最终不涉及学习人的智能的这些原始基础要素。原因就是因为它缺少大量人的基本感知，这样机器没有可能通过学习来产生和人相似的效应反射。任何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设备或者机器人，它的第一重要、最终重要的是它自己的效应反射，即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活在世上干什么，但这个东西是没有可能让它学来的，学不来的原因是缺少原始基础要素，因此只能是由设定它的人分配给它。 经济学家从来并不真知道人的真正的效应函数是什么，我们永远不知道，因此，人分配给机器的效应函数没有可能是人的普遍函数，只能是在一个狭窄范围内定义的、静态的，即可预见的。因此从广义上讲，任何的人工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的目标函数，不是也不可能代替真的人的自身目标。这个概念其实早在西蒙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就提出了，即“有限的理性”，这个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而且是经济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有限的理性”是当初讨论计划、规划的时候认识到的，我们永远受这个概念的限制。今天我们讨论机器人，你分配给机器人一个效应函数，它一定不会比你更好。 因此，结论性的意见就是你没有办法训练源于人自身的原始偏好和动物性而产生出来的目标行为。今天我们见到的可以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只限于训练模仿人在已知的环境里的行为。因为，你是靠已知的环境下收集的数据训练的。例子就包括在市场中的消费行为、在自由环境里参加讨论的那些人的社会行为，以及比如说面对一个知音者或一群知音者，音乐家的表演行为。你收集到的行为实际上是有限的，是限定在已有制度里的，你拿这个来训练你的机器人，机器人会模仿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样，一旦脱离了训练的环境，没有原始动力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 人工智能能干什么？ 到底人工智能能干什么？能干的事非常非常多。刚才我们讲的是它不能干什么，它能干的事儿就是它可以规划，也可以执行。但是它能够规划和能够执行的事的前提必须是，你的目标是清楚规定的。 因此，人工智能会有非常大的革命，它产生在所有你能想象的、能明确规定目标任务的，这些领域它就能干。比如说下棋，下棋计算过程很复杂，但目标很简单，就是赢了对方，但是人类碰到的事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开车、开飞机、开船等等，甚至根据设计制造产品，甚至成体系地设计产品，只有规定的目标就行。在全面自动化的情况下，无人的工厂内，激励机制自然也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当做与人有关的工作的时候，它可以是非常好的助理，它可以是非常好的助教、助理研究院员、金融分析师、医生助理、律师助理、军事参谋。为什么都是助理？因为它没有办法代替人。最近在美国做了个实验，让机器人去经济学做助教，在不见面的前提下，一个学期过去之后，学生分不出来哪个是真人哪个是机器。但是它必须是助教不能是教授，因为有大量的重要地信息这个机器它没有办法知道。 因此，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整体来说，如果你有明确规定的狭窄的的目标来执行，机器人都会做，包括战争，这是一个严重争议的问题。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最终可以规划和执行企业和军事任务。 在这里我就想回到咱们最大的主题上，我想强调一下：第一，经济任务和军事任务和本质任务不同，因为军事任务的目的简单——打胜仗，而经济任务的目的说不清楚了，经济任务的目的是国民福利，不是经济增长。什么叫国民福利？指全体国民的感觉合在一起，连我们人也搞不清，所以没有可能使机器做。另外一个，企业治理和国民经济本质是不同的。因为企业追求利润，而国民经济追求国民福利。 消灭市场与人工智能存在的基础相悖 到底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来了以后，计划经济就能代替市场经济呢？答案非常简单，我刚才已经把人工智能的基础说清楚了，大数据从市场上来，你如果把市场消灭了，数据没有了。你说，我现在收集了人类历史上没见过的无数的数据，我就可以不要市场了，就可以计划了，那你搞错了，因为你把市场消灭以后，你的基础也就没有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当你把市场消灭后，如果你试图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去解决资源配置也一定搞错了。为什么？尤其是在跟创新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上，这些资源配置大量工作实在市场中由风险投资专家做的，因为他们掌握大量的软数据，他可以凭他们的直接进行判断。人工智能只能处理硬数据，没有直觉所以不能产生这个判断。 今天实际上人工智能的人才在哪？截至今年的第一季度，全球人工智能人才一共190万人，其中中国5万人，而这5万人里面做这行达到十年的不到40%。有85万人在美国，而美国的85万人里，有十年以上经验的占其中的71.5%。原因很简单，在市场的环境下才有这么多的创新能力的人出来，你如果把市场的环境搞掉，创新是很难发展的。 最后我总结一下，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度之间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制度会深刻影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原因是因为大数据的收集处理会受到制度的制约，比如说哪些是合法的、是不是得到支持、或者社会上有没有反弹，比如说掌握技术有垄断权的垄断权的大公司是否侵犯隐私权等。 另一面，人工智能发展的本身，也受到制度的制约，比如说在发达经济体里边，人工智能要发展的时候，一系列行业要被淘汰，制度本身是如何面临这个问题的。再有一点，一个社会平等或是不平等都会对人工智能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原因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造成巨大的不平等，一个更平等地社会会更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则会引起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 大数据有望让计划经济复活？ 据马云和某些中国学者的说法，计划经济可能在大数据时代重新焕发活力，但其现实可行性存在两大疑问。 有多种理论可以解释苏联为何解体：帝国过度扩张、经济效率低下、意识形态破产。你可以任选一种，或者把三者都算进去。 但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在《人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更为平凡的原因：计划经济（以及威权政府）在处理数据方面是废物。他写道：“资本主义赢得了冷战，因为分布式数据处理比集中化的数据处理更有效。” 坐在莫斯科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中央规划者，有什么希望弄清楚横跨11个时区的苏联经济所有不断变化的部分？ 俄罗斯已故经济记者奥托•拉齐斯曾完美地向我解释了苏联体制荒唐的一面。他回忆自己曾参观一家苏联屋顶瓦制造公司，该公司有多项宏大的扩张计划。他发现，所有的投资都流入了另一家工厂，其业务是销毁报废的次品瓦片，以阻止工人们在黑市上销售这些瓦片。 与大多数苏联工厂一样，规划者为新工厂设定了苛刻的目标，专注于数量而非质量，这带来了变态的激励——砸碎几近完美的瓦片。很难想出一个更赤裸的价值破坏的例子，正是这种价值破坏毁掉了苏联经济。 但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数据爆炸——至少在理论上——为进行更好的管理决策、减少计划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信息失衡提供了指引。中央计划者正迅速获得能够更有效处理数据的工具。 当今所有相互连接的设备源源不断地产生关于我们的经济活动、需求和欲望的海量实时数据。若恰当地加以利用，这些数据可以模拟价格机制，作为一种匹配需求与供应的手段。 过去几十年，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停止对计划经济的鞭挞。计划经济有可能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复活吗？ 在中国，一些人似乎这样认为，同时正在发展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数据市场之一。 去年，拥有约5亿用户的电商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表示，新技术提供了以几乎难以想象的规模收集和处理数据的手段。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这些数据集，正在加深我们对世界的实时认知。马云在一次经济会议上表示：因此，大数据将让市场更加智能化，使得计划和预测市场力量变得可能，让我们能够最终实现计划经济。 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走得更远。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王彬彬和李晓燕认为，一种混合经济可以建立在“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之上。 更自由的数据流动可以抵消许多毁掉计划经济的弊病：权力过度集中、寻租腐败和非理性决策。由大量数据提供的多层次细节，还能让计划者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选择。 两位作者认为，网络平台垄断企业就像中央计划机构。政府变成一个“超垄断”平台将更加“正当和理性”。 此类国有平台可以像机场一样运作，指导市场导向的流动。机场管理通航能力，设定航空标准，平衡安全、环境和货物运输的要求，满足运营商、乘客和零售商的需求。 约翰•桑希尔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毫无疑问，大数据可以提高企业和政府管理系统的效率。它还可以带来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无论是在规划长期基础设施，还是管理医疗保健系统方面。 但是，虽然这种混合经济在理论上或许没毛病，但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可行性存在两大疑问。 首先，积累数据与明智利用数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就像世界各地无数搞砸的政府信息技术项目所展示的。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经济究竟能有多么创新。消费者很难对尚不存在的产品提供需求数据。在某些方面，这就像试图通过盯着后视镜向未来行驶。 正如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所言：“在我们向消费者展示我们的产品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人物广角
刘鹤：结构性政策可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研究员】：
经济史有时像是一个轮回。当时提出的口号叫“五年电八年钢，以电钢为突破口全面振兴基础产业”。电力和钢铁成为最受重视的产业，现在的“去产能”政策之下，这两个产业仍然是最受政策关注的，但方向却完全相反。2000年，刘鹤在《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宏观政策的看法，“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他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前沿君查阅了他30多年来140多篇署名文章，寻找他的思想轨迹，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经济政策来路和去处。 01、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就如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讨论的高频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跨越低水平陷阱”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1988年，36岁的鹤和他的同事一起发表了《我国产业政策研究的回顾和深化》，他是第二作者，这是在中国知网可以查到他最早的文章。因为上山下乡、参军和在无线电厂当工人耽搁了十年，他再次参加工作年龄已经很大了。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年，农村实行承包制，城市向工厂放权搞活，财政实行包干制，这些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一下活跃起来。但是，计划向市场转轨时期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宏观调控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政策的摇摆，经济的波动性很大。 当年3月,价格闯关启动，物价开始飞涨，CPI从年初的9.4%涨到了年末的27.9%，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刚刚被引入国内，“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句话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习西方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信条。 按照这样的逻辑，货币多了导致了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就可以了。后来的治理整顿期间也确实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控制信贷，猛踩刹车。 但鹤不赞成这么简单的做法，他的认识更深刻一些。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直接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紧了重点、松了一般、 紧了基础、松了加工,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1979年至1988年，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上升3个百分点。鹤认为，通货膨胀除了成本推动，更多的是需求推动，也就是居民收入过快导致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大增，进而导致物价上涨。 但是，旺盛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带动对上游基础工业投资的增加。相反，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不断下滑。1987年，基础产业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1978年的42%下跌到了26.8%，当时，电力紧缺，铁路运输能力也严重不足。这让他非常忧虑。 进口成为了弥补国内基础工业不足的渠道，于是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导致了本已十分紧张的外汇储备更加短缺。 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近几年来，有关综合管理部门花了很多时间,仍然难以准确地统计出我国究竟引进了多少条汽车、彩电、冰箱、卷烟等高消费类生产线，为此花费了多少外汇节余。” 1991年，他在《管理世界》（双月刊）发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一文，他指出，“由于体制约束和技术约束等因素，供给体系的调整明显滞后。”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供给体系滞后”的分析和2014年和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十分相像。传统产业饱和，但新兴消费却供给不足，中国的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的变化，这导致了居民旺盛的海外购物需求。一度，在海外买马桶盖成为热门话题。因此，改革要从供给体系动手，去产能，补短板，转型升级，改造中国的供给体系。 1988年末，面对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简单地实行信贷收缩，那么直接受伤的可能就是本已十分脆弱的基础产业，因为对这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收缩，基础产业的供给体系短缺会更严重。所以，鹤并不同意单纯地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 那么，该怎么办？他提出，不是要收缩投资，而是要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凡是能跨越基础产业关口的发展中国家,都已跻身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 可是，国家没有钱，谁来投？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在人民银行相对独立的同时,将现有其他金融机构一分为二,一块转变为政策金融机构,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职能,另一块则加快向商业银行的转化。 这来源于对日本经验的学习，“前10年中,大量中国学者到日本访问，对高速增长阶段日本的二元金融体制无不称赞。” 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他再次呼吁成立政策性银行：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全部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基础产业,并相应完善对粮、棉、油、煤炭、石油和交通运输的补贴、贴息。 这项改革建议得到落实，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不过，后来国开行发展壮大，不断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引起其他银行的不满，并燃起了对政策性银行定位的争论，这是后话。 1991年，鹤的结构性分析方法已雏形初现。他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国人均收入提高后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转换现象, 从局部出发是无法理解甚至解释这些现象的，唯有结构性的分析方法能使我们从光怪陆离的现象中解脱出来，抓住主要的发展线索。” 02、结构性政策由来 经过1980年下半期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到1989年，共识基本形成。当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产业政策的文件。 方向很清晰，就是要大力发展基础产业，跨越低水平陷阱。这份文件指出，“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以及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搞上去。” 这时候，比鹤小四岁的杨伟民也调到了计委产业司，杨伟民也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后来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到产业司之前，他是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一名教师。 那些年，他们一起署名发表了多篇文章，研究产业政策的各种问题，推广产业政策的调控思路。现在，这样的组合搬到了中财办，因此由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结构性政策”得到重视不稀奇。 前沿君在微信号“前沿观察”指出，经济史有时像是一个轮回。当时提出的口号叫“五年电八年钢，以电钢为突破口全面振兴基础产业”。电力和钢铁成为最受重视的产业，现在的“去产能”政策之下，这两个产业仍然是最受政策关注的，但方向却完全相反。 电力要发展，首先是火电，这就需要对煤、运输、发电设备、采煤设备、电力布局和资金、人力、物资进行统一规划。除火电外，水电超大型项目也在推进。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不可否认，当时的产业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基础产业，为后来中国的制造业成长提供了基础。 198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5451亿千瓦时，但是到了1996年就到了10794亿千瓦时，接近翻倍。钢铁项目也实现了大干快上，199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600万吨，十年之后就接近翻番。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最需要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一直高速狂飙了二十多年。2016年，中国发电量突破6万亿千瓦时，是1988年11倍，粗钢产量8.8亿吨，是1990年的13倍。但是，在“四万亿”政策之后，本已过剩的基础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首当其冲的是煤、钢和电。 可是，当初谁会想到现如今的局面？当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时，2015年底，“去产能”从发改委层面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层面，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时隔将近三十年，针对基础产业的供给侧调节再次启动，当时是增产能，现在是去产能。 对产能过剩的现实，业界有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去产能的手法，却产生的激烈的争论。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毫不回避这一问题。提问直入主题——有舆论质疑“去产能”是“一刀切”“搞摊派”“计划经济老一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行政手段是否必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怎么摆？ 权威人士的回答以反问句式答道，“比如，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权威人士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好决定性作用。但是靠什么手段能做到这一点？“解铃还须系铃人”，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2016年底，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可他是否知晓，中国的产业政策这段发展历史？ 在1989年颁布上述文件后，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当时为了支持基础产业发展，采取了不少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做法，如产业间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行政性的价格调整等等。 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反思了当时的产业政策，“这部产业政策的颁布，对紧缩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一定导向作用，也确定了国家产业政策在计划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这部产业政策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缺乏预见性和层次性,忽视区域差别,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够。” 199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总体上看，产业政策要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鼓励研究开发，支持国际企业化从整体上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服务。” 2000年，他在《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宏观政策的看法，“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不过，此时他的职位发生了变动，从1998年开始，他开始担任国家信息中心的副主任，这使得他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经济有新的认识。 他到信息中心仅三个月,IBM 、NEC、富士通、道•琼斯、路透社等多家大公司都来和信息中心洽谈合作。这使他意识到美国的信息产业十分火热，当时美国的互联网科技泡沫正在兴起。
那些年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信息产业鼓与呼。直到将近20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文章读起来仍不落伍。 2000年，他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鼓吹“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什么。他批评一些人的麻木不仁，“最危险的是对新事物麻木不仁和熟视无睹的态度。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的网络经济席卷而至，我们内部相当多的官员及政治、经济、科技精英却置若罔闻，陷入传统的线性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人均80美元的国家只能重视劳动密集产业，只能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不具备参与新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实力 。” 显然，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这样的状况很多年都没有改变。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他工作岗位的变动，他关于信息产业的文章也逐渐减少。 03、风云际会 每一个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会面临新的问题。1980年代末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主要问题已经由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 1994年，中国的物价上涨水平曾经高达24.1%，到1996年下降到了8.3%,到1997年只有0.8%，1998年和1999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一路下行，如何走出通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1998年是经济形势异常诡异。鹤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反思道，最初中央并没有意识到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有那么严重，1998年初，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凡是符合产业导向目录的产品、技术都可以享受进口减免关税的待遇。这时候中央仍在鼓励进口，并没有担心出口问题。 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十几天后基本没人到国家计委跑项目，或者说当时政策的判断和市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市场的感觉是经济不景气，但是政策设计者感觉经济还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所以，第一个政策判断并不准确。” 对经济形势有了清晰认识之后，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应是不二选项。但是对于是否应继续降息，经济学家有分歧。一派认为实际利率过高，应该降。一派认为，在1996至1997年已三次降息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降息没用。前一派占了上风。 1998年，央行分别在3月、7月和12月再度三次降息。但市场的反映却并不那么热烈，三次降息的当天，上证综指三次均下跌。1997年全年，上证综指下跌了94.65点。 于是，经济学界意识到，货币政策的效应似乎没那么明显，市场的回应也不积极。 当时朱老板提出的目标是保住8%的增速。货币政策不足，财政政策加码。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通过一系列的积极政策，1998年度过了难关，虽然没有保住8%，但达到了7.8%。 除了短期问题，当年对于中国长期增长前景，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鹤坚持中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评了中国难以突破“20年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存在潜力，将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机会。 正是这些争论和讨论，使他意识到，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应进行严肃的讨论和交流。于是，他做了一件对中国经济学界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事，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曾经讲述过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 50人论坛很快成立了，这个平台聚集了几乎所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鹤身居高位，不再参加每年的年会。 在1998年那场围绕中国经济长期走势的争论中，鹤的判断是对的。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渐走出了通缩，开启了新的高速增长期。 2003年，他进入中财办工作后，除了在公开论坛的讲话，他发表的学术文章大幅减少，更多的文章是解读中央政策。 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他再度活跃起来。在网络上，鹤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是《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实际上是2010年他带领团队做的一个课题，2012年发表在《比较》杂志，2014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2007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乐观情绪膨胀。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2007年10月之前,中国经济繁荣，股市和楼市兴旺, 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有人乐观地估计,这个势头至少将持续20年之长。但是，全球的结构性失衡和矛盾已经积累多年，如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占比过低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2008年的宏观形势与1998年何其相似，年初和年末的政策几乎都是相反的。 2008年年初，CPI从7.1%迅速攀升到8.7%，年初的政策还在试图控制经济过热，但到了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中国开始真正感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政策。“立刻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由2008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年中的保增长和控物价调整为全力保增长,并且着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初，鹤在一次高层发展论坛上对前一年的政策转向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为了应对巨大的外部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至今仍让中国的经济学界争论不休。 作为中财办的副主任，他在四万亿政策的推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至今仍难以了解。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金融危机即将横扫世界的2008年，鹤在美国和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讨应对之策。这被解读为他向中国高层介绍金融危机的深度。此后，“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 2012年初，他再次谈到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2014年初，中央提出了对经济形势处于“三期叠加”的判断，其中包括“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04、他的时代 2011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鹤提交了论坛委托研究的课题报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报告的第三部分为：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距离十八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顶层设计”成为了当时的热词。他的时代即将到来。 2012年末，十八大结束后，重要人物的首次地方考察选在深圳。虽然在官方的新闻稿中没有鹤的名字，但从电视画面和图片可以看到，鹤是考察团中的一员。 2013年3月，他正式接任中财办主任一职，从副职到扶正，花了整整十年。2013年5月，中国的重要人物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说，“这是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让鹤名声大振。 在十八大以前，经济学界就呼吁重启改革议程。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了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历史重任，市场对此热烈期盼。 当年会议召开前夕，媒体广泛报道了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衔的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被称为“383”方案，该课题由李伟和鹤担纲。这个方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过，中国经济很快进入了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的低潮期，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企业效益也不断下滑。到了2015年，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这个迷茫的时期，鹤开始在沿海多个省份考察，唱响中国经济前景光明论，并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2015年，鹤分别到上海、广东和浙江调研，其中浙江去了两次，第二次在浙江召开了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及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除了大力呼吁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之外，在广东调研期间，他还提出了“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当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 从2015年年中开始，权威人士曾三次在官方媒体发表谈话，表达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引导市场预期，指出改革方向。虽然官方从未披露权威人士是谁，但是坊间多传言主要由鹤操刀。 至今为止，最后一次的权威人士发言出现在2016年5月，提出了“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的判断，并且指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作为发改委副主任鹤也亲自部署国企混改。2016年9月，鹤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国企混改革试点。将近一年后，2017年8月，联通发布混改方案，引起市场震惊。 1978年，当26岁的鹤参加高考时，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2008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那时，他赶上的这趟末班车，而今他成了影响列车行进方向的人。
时代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在2008年的那次讲话中，他说，“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他指出，“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 ——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 这仍是未竟之途。 而今，在众多省部级干部中，65岁的鹤特立独行，一头白发。
国际战略
重建半岛的平衡才能阻止和迟滞朝鲜的核武开发
【研究员】：
朝鲜主动弃核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未来的方向是阻止朝鲜的核导活动。对朝鲜进行有力和可信的威慑，才是对朝核的精准施压。对付朝核难以利诱之，而必须进行命悬一线的威慑。有了核武器的金正恩并不可能以身犯险。现在的朝鲜已经不是光脚的了，而是穿上了梦寐以求的核武的大鞋。如果没有缝隙，朝鲜也不会一味地撞南墙，从四月危机以来金正恩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迂回的人，更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朝核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半岛的均衡，重建半岛的平衡才能阻止和迟滞朝鲜的核武开发。
联合国安理会在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里通过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决议。这也是国际社会对朝鲜核导活动做出的最快的反应，足以说明，朝鲜第六次核试验触犯了众怒。 不过，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出台了九轮，一轮比一轮严厉，而朝鲜的核导技术却一次比一次先进。制裁似乎没有触碰到朝核的穴位。但是，也不能说制裁对朝核发展没有影响，在当前的朝核局势之下，联合国出台的制裁决议也是延缓和阻滞朝鲜核导活动的办法。 这一轮制裁决议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可能需要时间，比如禁止纺织品出口等措施的影响，而其象征意义则是直接和有力的。 首先，朝鲜核试验之后，美国很快就拿出了制裁决议的草案。不过一个星期，各个大国就进行了密集而频繁的磋商和沟通，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之间的协调。虽然各大国之前在朝核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或看法，但是它们都将朝鲜第六次核试验看做对当下全球安全的威胁。 其次，联合国安理会仅仅在一个星期时间里就拿出了强有力的制裁决议案，并顺利通过，表明了国际社会在朝核问题上的统一的立场：至少国际社会难以容忍，更不会接受朝鲜拥核。墨西哥、秘鲁等国还驱逐了朝鲜的大使。 最后，这次制裁决议也表明第六次核试验促使大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挑战。制裁决议的内容也表明，各大国对朝鲜的行为“很生气”，后果也比较严重。 联合国安理会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应对朝核问题的时候，大国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朝鲜最好的震慑。朝鲜核武的发展就是在大国的夹缝之中，腾挪辗转，最终成为难解之题的。这次快速的制裁决议发出的信号也是明确的，不要试图再次挑战大国的底线和共识。 当然，这次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也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是经济制裁的最高版本，与历次制裁决议共同编织了制裁朝鲜的大网。如果制裁能够得到彻底、认真的执行，朝鲜从外部获取外汇的渠道将被切断，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对朝鲜的制裁效果将会表现出来。煤炭、纺织品、劳务输出等朝鲜创汇的主要项目基本都被列入制裁范围。同时，原先被视为紧急措施的能源制裁也被提上日程，虽然原油的进口没有列入制裁范围，但是成品油已经有了最高限额。可以预见，如果朝鲜再有挑衅，石油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制裁的内容。 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最终是大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的共识。美国最初提出的草案在磋商过程中有了比较重大的修改，这也在情理之中。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要依靠各国来贯彻和落实，而美国的提出的制裁草案中有诸多难以执行的条款。同时，联合国制裁的最终目的还是逼迫朝鲜走到谈判桌，而不是引发战争。如果冻结金正恩的个人财产，各方坐下来谈判的可能就小了很多，而在海上对朝鲜货轮进行查验，难免会引发冲突。 但问题在于，经济制裁并不能实现朝鲜去核的目标。近十年来，朝鲜核武发展与经济制裁几乎是两条平行线。朝鲜已经事实拥核了，核武器是战略性资源，甚至是朝鲜的护身符，而经济制裁只是挤压和减少朝鲜从外部获得资源的空间。这次制裁决议有可能是针对朝核问题的最后一次经济制裁，原因在于，如果在将朝鲜90%的外汇来源都掐断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办法规制朝鲜的行为，就只能换换药方了。 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一种态度，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朝核已经不是全球治理的“一般问题”了，而是非常棘手的特殊问题。常规的药方难以解决疑难杂症。目前朝核问题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通过全球治理就能治好。回到朝核问题的根本：朝鲜与相关各方之间的威慑是否达到均衡的状态。 因此，在联合国制裁决议之后，美国的“极限施压”也会持续推进。作为朝核问题最主要的攸关方，美国需要发出一致而可靠的信号，但特朗普的“大嘴”无形之中消耗了美国的战略信誉，尤其是美国对朝鲜的威慑力。不能不说，朝鲜最近一个多月时间里核导活动的突破与美国失败的战略威慑是相关的。 就目前而言，美朝之间并不存在“大交易”的可能性，虽然美国战略界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做一个比较失败的交易。目前，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形成了一种各方一致反对朝核的气候，特朗普完全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朝鲜达成一个交易。而朝鲜也没有意愿走到谈判桌前。第六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庆祝自己的核导一体，但是距离实战还有一步之遥。现在交易的话，朝鲜拿什么可以交易呢？美国也是如此，双方都不可能拿着核心的利益和关切进行交易。 对朝鲜进行有力和可信的威慑，才是对朝核的精准施压。对付朝核难以利诱之，而必须进行命悬一线的威慑。有了核武器的金正恩并不可能以身犯险。现在的朝鲜已经不是光脚的了，而是穿上了梦寐以求的核武的大鞋。如果没有缝隙，朝鲜也不会一味地撞南墙，从四月危机以来金正恩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迂回的人，更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朝核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半岛的均衡，重建半岛的平衡才能阻止和迟滞朝鲜的核武开发。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兴杰认为，朝鲜主动弃核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未来的方向是阻止朝鲜的核导活动。如果没有遏制朝鲜核武继续发展的统一国际阵线，朝核就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大麻烦，虚耗外交与战略资源。建立对朝鲜可靠的威慑，以战略的决心和意志来吓阻朝核发展，更需要大国的协调和共识。石油禁运从来不属于经济制裁的范畴，而是战略遏制的行动，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合理可靠的军事部署也是战略遏制。而当下美、日、韩的联动以及“萨德”入韩无疑破坏了大国之间的协调，甚至成为朝核发展的推进器，因“萨德”而大国生隙。而金正恩抓住难得机会，几乎一举达成了朝鲜核战略的目标。 当前而言，应对朝核问题的参照系似乎是印、巴，而不是伊朗，或者说，应当先让朝鲜冻结核试验或者放弃核开发，才能谈“去核”的问题。联合国制裁所制造的朝鲜已成“过街老鼠”的“大气候”，与大国一致形成的精准的施压，有可能给朝鲜筑起一道它不能也不敢踩踏的反朝核的高墙，将朝核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图来日。
大国关系嬗变：中国真正的威胁来自美日印联手
【研究员】：
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中俄相互需要，中欧也相互需要，中国真正的威胁来自美国、日本、印度联手，因为日本和印度都视中国为敌，而美国正需要这种国家做美国遏制中国的代理人，而且日本和印度还有一个共同点，这两个国家不仅是中国现实的敌人，而且还是中国未来的敌人。
二战以来，世界格局变化主要在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前期为苏联）三个大国之间展开，三大国的关系嬗变决定了世界格局，也决定了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中美俄关系又到了一个敏感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作为一个战略筹码决定了美苏两个大国的命运，当前俄罗斯是否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筹码，决定中美两个大国的未来命运？欧洲、日本、印度又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当前的世界格局正在演变成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与较量，其它国家都受其影响而参与其中，中美是合作还是对抗将决定世界格局变化的方向。中国主张中美合作，而美国则主张对抗加合作，这一战略差异决定了中美两国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只可能是带有摩擦的合作。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一种特殊关系，即在斗争中合作，在合作中斗争，斗争存则合作存，斗争不存则合作不存。尽管中国不希望中美之间爆发重大战略冲突，但爆发重大战略冲突的可能性却在增加。 此时中美两国都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国家的存在，即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俄罗斯是中美两国是否会走向对抗并爆发重大冲突的一个关键因子。俄罗斯的历史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使得全世界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尽管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已经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再是一个强大国家，但中美两国都必须在相互凝视时时刻警惕俄罗斯。 这里我们会想起两个美国地缘战略家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个人在中美俄（苏联）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段时间布热津斯基去世，而94岁高龄的基辛格仍然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并发挥作用，2017年6月29日，基辛格访问俄罗斯，有媒体分析，是基辛格对俄罗斯的访问促成了7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的首度会晤，并秘密进行了第二次会晤。有媒体进一步分析称，基辛格正在走向他人生的第二次辉煌。1972年他促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从而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直接导致了中美合作和前苏联解体。有媒体称基辛格正在反其道而行之，实施美国“联俄抗中”战略。更有西方媒体称，美国已经制定了一个联合俄罗斯对付中国的战略，即美国不仅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主导地位，而且将承认俄罗斯在前苏联势力范围的主导地位，以换取俄罗斯与美国联手共同对付中国，这一构想到底是媒体的臆测还是正在策划中的宏大战略，我们无法证实，但这一构想中的漏洞却能够让人一眼洞穿，因为今日的中美俄关系与当年中美苏关系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先来看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格局。 一是当时中美苏三国互为敌人，虽然中国与前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中苏关系破裂，两国间已经到了爆发重大军事冲突的边缘，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还在珍宝岛爆发了一次战役。中国为应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核战争而进行了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 二是美国经过越南战争的失败，国力大伤，不仅国际影响力下降，而且国内矛盾十分剧烈，这也是导致后来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民意基础。 三是前苏联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过度消耗国力，并于1979年陷入阿富汗战争，这场战争是拖垮前苏联的最后泥淖，也是前苏联最后走向分崩离析的导火索。 四是就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精疲力尽的时候，中国的作用开始突显，可以说中国跟美国站在一起，则苏联必败，中国跟苏联站在一起，则美国必败。这时基辛格的美中结盟战略出台，这也成就了基辛格一生的地缘政治战略家的盛名。 那么现在的世界形势与四十年前有哪些不同呢？ 一是美国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成了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但经过“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国力大损。 二是俄罗斯虽然承续了前苏联遗产，但威风不存，经济实力一直未能得到恢复，成了一个二流国家。但由于俄罗斯军事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加上在普京这个强人统治期间重新开始其扩张步伐，不仅吞并克里米亚，而且出兵叙利亚，重新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国家对抗。 三是中国强势崛起，不仅经济实力大增，军事实力也迅猛提升，国家实力迅速与美国接近，在所有国家都在拉大与美国差距时，只有中国在迅速赶上并可能超越美国。 四是欧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力量遭遇重大挫折，随着英国脱欧，虚弱的欧洲大陆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或一种力量能够单独抵挡俄罗斯对外扩张的冲动。 五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东除了以色列复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出现强大并令人可怕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美国搞乱中东之后，伊斯兰极端势力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对全球政治秩序开始产生重大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什么是当今世界格局的主线？或者说谁是当今世界的主导力量？ 很显然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虽然成长很快，但要主导这个世界仍然路途遥远，力有不逮。美国虽仍是全球霸主，要统治整个世界也已力不从心。欧洲和日本衰落，全球极端势力崛起，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出现，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正在重构新的世界图景，仅仅靠美俄联手是否就能够阻止中国崛起？或中俄联手是否就能够中止美国的霸权？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形势比上世纪七十年代要复杂得多。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考虑一个现实问题，在欧洲大陆失势之后，中美两国如果因为对抗而导致双方力量衰落，还有哪股政治力量能够制衡俄罗斯？由于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扩张传统和扩张冲动的战斗民族，因此中美两国的任何全球战略都必然考虑这一点。在与俄罗斯联合时，中国是否要与美国对抗或美国是否要与中国对抗？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方面出于对俄罗斯未来的担心，中国在处理中美俄关系时，采取了更智慧的方式，即与俄罗斯背靠背站在一起相互支持以对付强大的美国，但并不结盟，同时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姿态，以争取一个更长的和平发展时期，而美国显然对俄罗斯更不放心，采取了对俄罗斯遏制和制裁的方式，可以说这种状态对中国非常有利，美俄两国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中国却又是一股令他们警觉的强大力量。 现在坊间流传的美国采取的“联俄抗中”战略将改变这一态势。如果美国与俄罗斯真的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会怎样呢？笔者认为，即使美国与俄罗斯真的联起手来对付中国，也并不一定就十分可怕，因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已经形成，与中国对抗也将使美俄两国受损。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与俄罗斯能够真心联手来对付中国吗？在这里我们似乎会遗忘我们认为正在衰落的另一股力量，即欧洲力量，如果美国与俄罗斯联手对付中国，那么欧洲会有安全感吗？谁来保护欧洲安全呢？中国对欧洲并没有威胁，欧洲的所有安全威胁全都来自俄罗斯甚至来自美国，打倒中国对欧洲有什么好处？可以这样说，如果美国与俄罗斯联手对付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应该是欧洲，欧洲一定会站在中国一边。 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问题，俄罗斯会答应美国共同对付中国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尽管俄罗斯非常迫切地想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如果要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俄罗斯却未必愿意，因为兔死狗烹的道理俄罗斯人显然也是懂的，当中国被打倒之后，前苏联的崩溃过程就会在俄罗斯重演一次，得到好处的只会是美国。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当年中美联合对付苏联的一幕不会在今天出现，俄罗斯期待与美国改善关系，但不会与美国一起对付中国，因为中国倒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俄罗斯，欧洲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倒下，因为中国一旦倒下，俄罗斯就会向欧洲重新迈出扩张步伐，尽管中国发展很快，但从现实来看，作为美国与中国都需要的一张牌以获取更多好处或许对俄罗斯更加有利。 其实除了美国希望中国倒下，还有两个国家具有希望中国倒下的强烈愿望，那就是日本和印度，美国和日本、印度结成同盟不仅是三国的一种愿望，而且具有现实可能性，因为中国的失败对这三个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中国倒下了，日本就可以做东北亚老大，甚至会产生肢解中国的冲动，而印度则可以做南亚和东南亚老大，至于以后两国谁是亚洲老大那是未来的事。中国的失败对美国来说是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并不担心当下的俄罗斯，而只会担心强烈仇视中国的日本和印度，因为从全球格局来说，美俄联盟将受诸多因素制约，而美日印联盟却是正在形成的战略威胁，不存在任何制约因素。 李光满在微信号“李光满冰点时评”撰文指出，当前中国采取的策略是与俄罗斯背靠背，这是双方对付美国霸权的一种现实需要，同时与欧洲远交，对美国采取斗而不破的合作策略，尽量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即使是斗争也是斗而不破，但这种合作绝不是委屈求全和跪地求生，更不是卖国求荣，合作是愿望也是需要，斗争则是手段。中国对日本是坚决回击，对印度则是尽量合作。从这次印度入侵中国洞廊地区看出中国要想长期保持与印度的合作已不可能，印度与日本的联盟很快就会形成，而且要打破这种联盟很难，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抱团取暖显得犹为重要。 当前俄罗斯正面临着重大困境，不管从哪方面看，俄罗斯都有着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强烈愿望和现实需要，甚至会对美国作出某种妥协，但前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继续遏制俄罗斯甚至想继续解体俄罗斯的图谋，使俄罗斯政治家对美国和西方充满强烈的不信任和警觉，即使俄罗斯与西方改善关系，也不会成为盟友关系。当年中国之所以与美国联手是因为前苏联对中国构成了重大安全威胁，而今天中国对俄罗斯显然并没有构成任何安全威胁，所以要想让俄罗斯完全投靠美国并与中国为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再看所谓的美国“联俄抗中”战略，这种战略无论存不存在都绝不可能成为当年美国“联中抗苏”的翻版，因为世界格局和全球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俄罗斯、美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苏联、美国。即我们虽然踏进的是同一条河流，但河中流淌的已不是当年的河水。 前段时间中国领导人访俄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将相互支持对方维护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努力。这是中俄双方的重要承诺。现实中，且不说美国是否有一个“联俄抗中”战略，即使有也未必能够实施。从当下特朗普遭遇的“通俄门”事件可知，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情绪，尤其是美国政治家对俄罗斯高度敌视。如果说美国联俄或许还有可能，“联俄抗中”在现实中则完全不可能，更有媒体分析说美国将让出整个前苏联地区由俄罗斯主导，则更是意淫。看看现在美国为了围堵俄罗斯而在俄罗斯周边部署的那么多导弹防御系统和军事装备就可以知道，俄罗斯要想挣脱美国的遏制包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掉一层皮绝无可能取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信任，从七国集团将俄罗斯踢出去和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西方国家对普京的羞辱可以想见，俄罗斯要与西方改善关系获得信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特朗普内心想与俄罗斯改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特朗普就不是一个美国现有体制中的政客，虽说特朗普是一个聪明人，但从他提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就立即陷入“通俄门”并弄得几乎要遭到弹劾可以看出，美国的精英利益集团是不希望美国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并进行合作的。或许特朗普经过努力可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可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对俄作出让步，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绝无可能走向联盟，更不可能“联俄抗中”。 现在有人拿基辛格炒作“联俄抗中”战略是有其目的的，在特朗普对中国实施东西围堵的形势下，在美国不断在台湾、南海、朝鲜半岛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又支持印度挑战中国底线的形势下，有些不怀好意的势力盼着中国失败，因此鼓动美国“联俄抗中”，其心可诛。 前段时间中美两国在安全对话和全面经济对话中都不顺利，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中国始终秉持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有斗争有妥协，但绝不会投降，今日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一股强大力量，不会无原则退让，不会乞求施舍，现在焦虑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合作，只有斗争没有合作美国也会受到重大损失，中美两国现在是相互需要，不仅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这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中俄相互需要，中欧也相互需要，中国真正的威胁来自美国、日本、印度联手，因为日本和印度都视中国为敌，而美国正需要这种国家做美国遏制中国的代理人，而且日本和印度还有一个共同点，这两个国家不仅是中国现实的敌人，而且还是中国未来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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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6 17:0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