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决策周刊3.9

【大智慧ace数据】《哈佛会议实录 : 新冠肺炎如何全球影响？》：传染病疫情中的另一个戏剧性的方面即是官方的反应，官方在疫情中的反应通常是采取权力手段，其中最常用的便是强制隔离和强制疫苗接种。在任何一场疫情中，几乎都会存在这种现象——手握权力和特权的人向手中不那么有权力和特权的人推行他们制定的干预手段。这种现象的发生经常会伴随着社会矛盾，史学家们非常热衷于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和矛盾，并且倾向于质疑“胜利者言论”。

医学和公共卫生学者们经常会指出，对疫情的干预手段经常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有效。全面消灭天花的技术在1796年就已经存在了，但是180年后这项技术才得以被大规模应用并消灭天花。在20世纪初我们就知道通过节欲和坚持一夫一妻就可消灭梅毒，但是就像当时的一位美军医生指出的那样，广泛减少性行为是一件很难的事。

热点聚焦




哈佛会议实录 : 新冠肺炎如何全球影响？
【研究员】：WH

在宣布武汉疫情暴发的十天内，（虽然）在这之前，据你我所知，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公开，（但是中国科学家）对RNA病毒进行了研究，在十天内就确定了其基因组并公开发布，这样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就都可以使用该信息，这着实令人惊讶。在两周之内，中国的同事就在两个最权威的期刊《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描述了该病毒导致的疾病临床表现和病例定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当地的医院或诊室遇到新冠病例时及时识别；同时也描述了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传播力等等。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翻译了三位顶级学者在哈佛大学新冠病毒研讨会上的发言，分别从传染病学、卫生政策、经济学、历史学、社会文化等视角探讨了新冠病毒的区域和全球影响。自新冠肺炎（COVID-19）12月在武汉被发现、1月底被世卫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已蔓延至近90个国家，全球确诊病例超过10万，对全球卫生、经济、文化、政治等都造成了影响。如从经济角度看，物流链被切断、旅游业停摆、股票市场震荡；从社会文化角度看，疫情的发生发展给公众造成困惑、焦虑，乃至恐惧，随之而来的是刻板印象、歧视和污名化。目前，我们已确知这场疫情已上升到全球高度，因此聆听他们的看法在当下显得格外有意义。

非常荣幸能参与此次讨论，尤其是出于一个私人原因——你们中可能有人知道我太太是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她在哈佛教授中国人权相关的课程。那时候，“中国”成为我们晚餐桌上和生活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后来我当上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我们的同事设立中美健康项目，着眼于（中美之间）国际和校际间的学术合作。我们还有一个Takemi项目，这个项目将在政府工作的年轻人汇集在一起——这些年轻人往往被认为是他们政府未来的领袖——他们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度过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内他们可以选择任意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研究、上课，并和学院老师互动交流。2003年SARS疫情在中国爆发的时候，这个项目的中国学员尹力应北京政府要求撰写一份政策白皮书。当时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都被解雇了，所以尹力被提前召回国，并与我们当时（在哈佛公卫）的同事，也是现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刘远立有过对话。我们俩都应邀去了卫生部为中国做了两方面的分析和建议：中国在2003年（SARS疫情中）做错了什么、有什么地方可以做的更好。

第一、（当时中国的）科学非常薄弱，（疫情发生后）中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致病因素的多次错误判定造成了诸多担忧和恐慌。当时中国疾控中心（CDC）也尚处于起步阶段，功能并不强大。

第三，卫生部门不知道该如何向公众进行风险沟通，公众吓坏了，但是卫生部门却没有人有风险沟通的经验。如何在危机来临之时提醒人们注意，但又不造成过分恐慌，在风险沟通时拿捏好这个分寸其实是很难的。

第二、中方在2003年（SARS危机）之后建立了很强的通信互联网平台，覆盖了整个公共卫生系统，以便能针对发生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开展快如闪电般的沟通和讨论，但这在此次危机中却没有实现。

关于传染病流行的一些特点：首先，它们会消失，有时又会复燃，但多数情况下它们会消失。因此，现在担心新冠病毒会毁灭整个地球还为时过早。其次，我们可以从一些经典的论文如流行病学家Marc Lipsitch（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统计学教授，传染病动态研究中心主任，以研究传染病为主）和历史学家Howard Markel的文章中看到，在疾病流行过程中对社交活动进行干预所带来的效果。第一张图显示的是1918年在费城和圣路易斯发生的流感疫情。首先在图中可以看到（费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死亡率）高峰，当时人们十分恐慌，不知道如何是好。人们首先看到费城和纽约的情形，再当疫情扩散到圣路易斯和丹佛时，人们就能够提前做好计划，如限制交通、关闭学校和公共集会、向公众提供如何保护自己的信息。因此像你们在图上看到的那样，流感疫情在传播到圣路易斯的时候就减弱了。这是第一点——从科学上引入严格的措施并不会阻止传染病在世界各地或中国的传播，但它确实能给每个人时间，并让医院做好准备。第二点，第二张图显示了当对社交活动的限制过早地结束时会发生什么——可能会得到第二个峰值，所以，干预措施并不一定要过分严格，但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现在，由于对于商业和社交活动的限制正在逐渐减弱，我们也可能会在武汉之后迎来第二个疾病爆发高峰。在过去的24小时内（注：指2020年2月28日），一共有9个国家报告了新的新冠肺炎病例，所以这会是一场严重的传染病大爆发。

David Jones，哈佛大学A. Bernard Ackerman医学文化学教授：

在1970年代时，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界曾一度认为当时的医学能力已经征服了传染病，并且之后只有历史学家会对研究大规模传染病感兴趣了，因为传染病已经不再会有全球传播的机会。而在那之后发生的多个事件表明，这种观点明显是过分乐观了。现在在全世界显然不止有历史学家在关心着传染病，不过历史学家在疫情讨论中确实还有很多可贡献之处。

历史上传染病疫情的某些共性确实曾在不同时空环境下引发了一致的应对方式，我在这里做一下描述。

我的一位同事，医学史学家Charles Rosenberg根据对传染病疫情的历史记录和他自身的研究，将传染病疫情的发展描述为一个经典的剧情发展模式。根据他的描述，首先一个疫情在开始时的发展会受时空局限，之后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揭示张力的提升，疫情导致的个体与群体危机也逐渐增加，直至疫情结束。在他的描述下，一次疫情发展可被大致归纳为三个环节，从最初的（对新疫情）的试图识别，到中期的理解疫情，到最后的干预疫情。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基本的叙事结构如何在中国过去两个月的疫情中展现，以及在现在全球大约50个国家中，每个国家所处剧情（疫情发展）的阶段不同。

传染病疫情中最戏剧性的一个方面就是疫情的责任归属问题了，每个社会都有回答谁该对疫情负责的方式，而永远都会有人为疫情背锅。一个社会对疫情责任划分的逻辑通常会沿着现有的社会划分方式来进行，这其中可能有种族、宗教、社会阶层、性别、身份等等各种因素的参与。每场传染病疫情都有不同的影响因素，但是每个社会都会根据其现有的思维逻辑和价值观找到背锅人。

医学和公共卫生学者们经常会指出，对疫情的干预手段经常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有效。全面消灭天花的技术在1796年就已经存在了，但是180年后这项技术才得以被大规模应用并消灭天花。在20世纪初我们就知道通过节欲和坚持一夫一妻就可消灭梅毒，但是就像当时的一位美军医生指出的那样，广泛减少性行为是一件很难的事。1940年代发现青霉素可以治疗梅毒后，还有许多医生建议不要给病人使用该药物治疗梅毒，他们认为简单有效的治疗可能会鼓励滥交。

分析历史对研究疾病大流行有着重要价值，许多研究实例说明历史学家在这一领域能够发挥所能。在早先艾滋病侵袭美国的时候，Allan Brandt正好在写一本关于梅毒历史的书，他便借此机会广泛地撰写和传授如何借鉴这段历史制定艾滋病相关的政策。正如之前Bloom教授提到的，在SARS余波未息之际，小布什政府刚刚完善了其疫情响应系统，又担心流感可能大流行。于是，历史学家Howard Markel带领团队详尽分析每个城市在1918年流感疫情时的实际情况，并展示了非药物干预，尤其是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最终，联邦政府在制定疫情应对计划时采纳了该研究结果。像这一类的（历史）知识在当前具有重要价值。

有鉴于此，在座的你可能会问，历史学家会如何评价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历史学家会说——这种疫情太司空见惯了——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已经遭遇过许多类似的疫情。这种漫不经心的表述常常使得历史学家遭到批评，但此次疫情的很多方面确实曾在历史上出现：新疫情在中国发生了，历史上很多疫情最初也在中国发生，例如鼠疫、不同种类的流感、SARS，甚至天花；（人们）意识到疫情发生的过程缓慢，正如Albert Camus（注：法国作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写作政治新闻著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所写的那样；政府官员在疫情爆发早期试图掩盖新闻，就像我们一次次看到的那样；（随后），政府采取了激烈的威权式应对方式，这也确实是政府的功能，但很明显中国此次的防控响应，无论在程度还是范围上，我认为都史无前例；之后，这样激烈的防控措施仍然未能完全控制疫情、不让其扩大。这些努力可能为世界范围内的防御争取了宝贵时间，对此我们应心存感激，但努力防控疫情却未遏制住疫情，这也并非历史上第一次。

第二个令人抱憾的是医护人员的死亡，这在历史上也有迹可循。医护人员曾多次在抗击疫情中死去，像14世纪的鼠疫，18世纪九十年代的费城黄热病，再到2014年的埃博拉。虽然医生并不全都是圣人，但是他（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愿意为了救治同胞，而将自己置身于水火之中。然而我们不应该只歌颂医护人员的崇高和自我牺牲。如我老板兼同事Paul Farmer常说的，我们需要认识到政府在其中的责任。政府在（疫情中）迫使医生在并不适宜开展医疗服务的环境中——如匮乏人力、空间、物资、系统等的条件下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医生的死亡是由于被迫在不可接受的环境下工作导致的，政府应当对此负起责任。

最后一个问题是地方政治的切身利益——我们的政府了解他们的历史吗？你们中有些人或许还记得，1976年猪流感在美国肆虐，恰逢总统选举中期，福特总统（美国第38任总统，1974-1977年在任）因应对疫情不力被批评，在（那年举行的）竞选连任中输给吉米·卡特（美国第39任总统，1977-1981年在任）。五年后（1981年），艾滋病侵袭美国，里根总统（美国第40任总统，1981-1989年在任）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对艾滋病疫情保持沉默，直到1985年。我不清楚当时里根总统是否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但在当时乃至到现在他都因为这种沉默而广受批评。（再看现在），特朗普总统是否意识到了一旦疫情应对不力而伴生的政治风险？显然特朗普总统就新冠疫情发了很多的推特（Twitter），大多是关于疫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但是我们很难对他的历史判断，以及他委任副总统彭斯（美国现任副总统，2013-2017年任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负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举措抱有信心。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知道，当艾滋病侵袭美国印第安纳州Scott县时，彭斯延迟执行针头交换项目（注：一种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策略，指用新的针头换取注射吸毒者使用过的旧针头），导致辖区内200余位居民感染艾滋病，对此他应该担负一定责任。

Winnie Yip，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卫生政策与经济学教授，哈佛中国健康合作项目主任：

我想讲的第一点是，中国的卫生系统是否为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的疾病爆发做好了准备？大家可能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进行了重大医改，政府将医疗卫生的预算提高了4倍。那么值得反思的是，中国现在的卫生系统和SARS时相比，是否有更充足的准备以应对类似的疫情呢？事实上，中国推动医改的动力之一就是SARS——SARS爆发时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卫生系统的落后之处，这给了他们改革的动力。

那么我们本可以采取什么简单有效的措施，用什么简单的沟通办法，在一切发生之前避免疫情的爆发呢？初级卫生保健系统本可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中发挥重要的临床作用。现在有很多村医和社区医生被派去基层社区帮助居民测体温，但这些措施本可以也本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实施，但是却没有。记得一月底我从中国香港回来（美国）的时候，很多媒体问我，你认为中国新建两个2500个床位的医院（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应对方式正确吗？我说当然正确，当危机发展到这个程度时新建医院当然是正确的选择。中国10天内建造医院的速度引人瞩目，现在中国还在继续建造能安置更多人的医院。但问题是我们本可以在之前做些什么来避免事情发展到这种境地呢？去年六月，我们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会来讨论和回顾中国十年以来的医改。其中最尖锐的批评意见之一是来自中国CDC的：中国的十年医改基本集中在医疗层面，而忽略了公共卫生层面。我认为我们是时候反思一下了。

因此我给大家准备的问题是，结合过去几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到底该选择“垂直体系”还是“水平体系”呢？如我刚才提到的，去年六月，中国CDC的专家已经提出了对中国医改的质疑，他们倡导政府加强对CDC的投入及建设。也有人反对这种提议，他们认为垂直管理的系统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CDC应更紧密地整合到其他卫生保健部门中。究竟是“垂直体系”还是“水平体系”？这是中国，也是世界许多其他地区正面临的问题。

以上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我还想和你们分享一些积极的见闻。在这段时间里，当医院已经满员甚至超员的时候，人们如何寻求医疗帮助呢？事实上，中国各地的很多医院都向湖北和武汉派遣了援助医疗队，大多数医学院校附属的医院也关停了门诊和非必需的医疗服务。那么这段时间人们去哪里看病呢？这给未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们造成了负外部性。你们可能知道中国的线上医疗咨询系统很活跃并且不断增长，在一些主要的网络平台上，在线咨询的规模增长了10倍。那么这些医疗咨询的内容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诊断新冠肺炎，一个粗略的分析显示，很多线上咨询是关于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疾病管理的，这体现了疫情对于非新冠肺炎的患者也具有负面影响。在其中一个叫“微医”的平台上，分析显示大约有40%的咨询是关于压力和抑郁的。我能想象现在在武汉生活的确会很抑郁和压抑。

许多人都在问，中国是否从SARS中吸取了教训？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这是两天前在JAMA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一幅图（图3），图中对SARS和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进行了比较。图的左边显示的是SARS疫情从第一例患者出现，到被广泛报道，再到被识别为一种新型病毒的时间线。当你把它跟图右边新冠疫情的发展时间线作比较时，会发现这一进程被大大缩短了，但是我们是否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呢？

至少在12月31日时，中国国家卫健委和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知道新冠肺炎的存在，李文亮医生和他的同事们也是在这一时段向外爆料信息，但很不幸地被惩戒并禁声了。如果中国利用这一时机及时采取措施，或许不会导致后来的民意紧张。我们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大约在12月底就已经派人前往武汉调查疫情情况，武汉的病毒实验室也很早就确定了病毒的基因测序信息，但直到1月20日外界才通过钟南山医生确认人传人的存在。那么从12月底到1月20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是政府高层在等待是否存在人传人的调查结果吗？在过去数周和数天的时间里，有许多关于中国政府具体是在哪个时间确定存在人传人现象的讨论，我的一些中国同事认为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

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中国政府派往湖北的一位分管国家卫健委的副总理其实是负责医改的，而并不负责分管国家CDC，这一背景或许可以反映出中国领导层对新冠肺炎疫情性质的理解。所以任何探究都不能局限于疾病控制本身，而也要包括中国的治理体系。

到了决策部分，就需要各级卫生部门和国家卫健委作出决定，然而他们的决定必须得到所属政府的同意。理论上讲，各级卫生部门的决策只需要得到同级别政府的同意，但事实上，每一级别的政府部门也需要等待各自上级部门的态度。我在这里只描述中国治理体系的运转模式，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探究1月20日前的这一段没有新增病例的时段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如果在这段时间中采取了其它的做法，是否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可以，也应该从中学到些什么作为对未来的指导，谢谢。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和社会医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谢谢所有发言者！在向听众开放问题之前，我想说几件事。之前由费正清研究中心和肯尼迪学院主办的关于SARS和中国的会议最后形成了一本书稿（注：书名为《SARS in China: Prelude to Pandemic?》），由我和Woody Watson编辑，一些在场听众也参与其中。（刚才）我们听到了当年SARS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差异。我认为最大的差异之一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民众对医生和医院的高度不信任。（他们）不仅不信任政府，也开始不信任医生和医院，而实际上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转变了人们这样的看法。民众认为医生工作以金钱为导向，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有一种调侃的说法，说医生不是在为“人”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

我们将会在此次疫情结束后看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病死率数据比较。中国的病死率（理论上）应该比非洲的贫困国家要好得多。但我推测，我们不会看到太大的差异，原因是支持照护的质量较差，同时中国的医疗系统也无力负担如此多感染者的医疗照护服务。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听众提问环节。谢谢！

David Jones，哈佛大学A. Bernard Ackerman医学文化学教授：有大量的公共卫生法律和伦理规范探讨了在何种情况下隔离或扣押是正当的。通常的标准是：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认为此人在一定时间内具有（传播）风险，并对这种情况有较高预期。但同时，还要为被扣押的人们提供合适的照料。在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美国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件。达拉斯诊断的一个病例在入院后很快就去世了，他的家人被隔离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但当地卫生官员并没有准备食物。这个家庭就这样被困在这家酒店无法离开，而且一两天都没有食物，最终当地教会出面抗议，并为这个家庭提供了生活援助。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和社会医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我想补充一点关于人权的讨论，这也许是从人权角度思考的局限性，就是我们应该同时考虑到各种群体的人权，包括感染人群、现在受影响的人群，以及潜在受到威胁的人群。现在不同人群的人权出现了互相冲突。

Barry Bloom，哈佛大学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卫生研究教授：谢谢，谢谢你的提问。昨天下午，《纽约时报》的记者也问我一个类似的问题，应该会有一个深入的访谈，问题就是：美国准备好了吗？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一会儿会说两件事。首先关于口罩：口罩有两种，一种有特殊的过滤器，可以滤除小颗粒，它被称为N95口罩，这种口罩可以有效预防传染病病原体吸入。然后是中国目前每个人都戴着的方形外科口罩，这种口罩对预防病原体吸入作用不大，但确实有助于防止已经感染的病人将病原体呼出到空气中。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公众佩戴口罩有很大的收益。但是重要的是，医疗保健系统中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受到保护，以免被接触的病人感染。刚过去的24小时中我们了解到，（美国）从日本游轮上接回的人员中，已有14名确诊感染者。一批护士和卫生保健人员既没有经过传染病应对和处理的培训，又没有佩戴防护装备、没有口罩，就被派往机场接机。所有这些人都被暴露了。

第二，我们相信联邦政府事实上有能力实施任何举措以避免传染病在美国爆发。但众所周知，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支离破碎，各州都有自己的医保和资金问题，联邦政府通过美国CDC向各州拨款。因此，美国政府可以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与这17个机构保持沟通，包括CDC和美国国立卫生院，甚至商业部、国防部及其它相关部门，而这是2003年中国政府缺失、现在也仍没有补上的。那么这17个机构是否每天都与50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保持联系呢？这50个州又是否与每个城市和城镇的公共卫生官员保持联系呢？甲型H1N1流感爆发后，美国制定了一项重要的国家流感计划，其中包括如何组织并规划这种沟通、如何提前应对等。从今天的讲座及我们掌握的知识来看，应对疾病暴发的关键是速度。随着响应时间的增加，感染人数将呈指数级增长。一个人将传染给两个，两个到四个，四个到八个，八个到十六个。因此，等待时间越长，问题就越大。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一笔资金存入银行作为紧急信托基金，这笔基金正是奥巴马执政时设立的，这笔基金可以在有关部门许可下，在危机时期立即调用。

Yanzhong Huang，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接着Bloom教授的讲话补充一点，我与美国CDC前主任交谈过，并问了他一个问题：美国是否能够处理这样的疫情。他说，对于武汉类型的疫情爆发，我们可以。但是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应对全国性的疫情爆发。

Barry Bloom，哈佛大学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卫生研究教授：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奥巴马政府的应急准备计划之一是我们如何能让公司投资10个亿来研发一个疫苗，而这个疫苗针对的是现在还未流行，将来也不确定是否流行的一种疾病。如您所知，疫苗一般不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同时还伴随巨大的责任，因为人们会担心疫苗的副作用，这是其一；第二，疫苗在健康产业中非常特殊，其原因是人们往往愿意忍受药物的副作用，如果他们面临的选择是忍受两周药物的副作用（还是死亡），他们一定会选择前者。相比之下，疫苗从定义上就决定了它会被用于健康人群，所以疫苗的研发就应该更加小心。

我们从HIV疫苗研发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应该成为疫苗受试的小白鼠。疫苗研发的受试人群必须来自本国，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相关要求提供大量的资料来证明疫苗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拿埃博拉来说，埃博拉疫苗直到疫情已经基本结束时才终于问世，许多人因此抱有怨言。事实上（疫情提前结束，疫苗未能派上用场）这实在是一件好事，而且其实埃博拉疫苗是被实际使用过的，并且在病患的密切接触人群体中达到了百分之百的有效性，而该疫苗的开发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疫苗研发机构）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研发针对某种疾病的疫苗，却发现这种疾病是季节性的或者已经被有效控制，于是最终只能获得极少甚至是没有收益。

问：Bloom教授，您对目前中国提供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的统计数据，以及目前中国政府鼓励民众复工的决策有多大信心？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和社会医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我们可以看到在SARS，H1N1，及差不多所有来自中国的疫情中，数据管理上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一组早期报道表明 （此次疫情）病例出现是从11月开始的，而不是12月，正巧和当年SARS开始的时间相同，也是在11月。所以我认为对特别是武汉或湖北的数据保持怀疑是明智的。

问：我的问题是韩国的疫情局势，我是来自仁荷大学的韩国留学生，现在学校正要开始新的学期，而学生们在疫情开始前都离开学校了。由于现在韩国已经升级为3级疫情预警，我想问目前是否需要让学生回学校？目前意大利和韩国都有很多新发病例，但不同之处在于意大利人对此非常焦虑，但韩国民众对此还毫不在意。

Barry Bloom，哈佛大学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卫生研究教授：人们总是会拘泥于术语，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了有时术语并不代表他们本身的意思。大流行是指新发传染病在多个大洲的社区内传播。其实我们在两周前就可以称这一场疫情为大流行了。很显然，新冠肺炎已经传播到了多个大洲，虽然目前在尼日利亚（注：指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还没有，但是马上就会出现了（注：尼日利亚随后宣布在2月28日出现了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该例患者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首例）。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如何为世界各国预留时间来帮助他们应对，来为这场被我们贴上“大流行”高级别危机预警标签的疫情做准备呢？

在韩国，我们有幸见到了驻美韩国领馆的代表。韩国政府其实是高度关注的，韩国一天就为八万八千人做了核酸检测，这些人不仅包含了在医院就诊的人群，还包含了社区中那些只是有一些轻微的呼吸道症状、可能存在传播风险的人群。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是这样做的。因此从医学和科学层面来说，我认为韩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工作。

Barry Bloom，哈佛大学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卫生研究教授：你可能在我在之前的回答中也听到，外科口罩对病毒防御没有太大的保护作用，所以你可能并没有损失太多。而N95口罩目前确实非常短缺，美国的卫生系统有一些物资储备，联邦政府有一些储备，每个有应急规划的城市也有一些储备，留给一线的医护人员。你要明白，一旦一线医护人员因为感染而死亡，那么（疫情响应系统的）混乱就开始了，因为人们得病之后不再知道该去哪里，他们也会对政府心灰意冷，完全不再相信政府具有保护民众、防御疫情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做N95口罩的3M公司股票市值在过去两天中大幅上涨，这说明我们其实意识到了这一（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是（在行动上）我们落后了几周。

问：我想问一下季节性的问题。大家将新冠病毒与流感做了比较，流感具有季节性的影响；还有就是南北半球的差异，因为北半球的夏天就是南半球的冬天。您对此怎么看？

Yanzhong Huang，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简单插一句。我认为如果病毒真的发展成季节性的，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实际上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病毒，我们就能对其所构成的实际风险建立起更加平衡、客观的评估。因为当人们暴露于未知的新病毒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其视为我们所谓的“可怕风险”，并在评估中夸大这种风险，这将引起恐慌和焦虑。但是如果人们学会了应对，特别是当抗病毒疫苗问世时，人们就会习惯，将其当作季节性流感来对待。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和社会医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就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感谢大家的到来和参与！（来源：每周健康资讯 作者：哈佛公卫校友）

政经观察




重磅专家：控制疫情VS恢复生产 三大潜藏风险不容忽视
【研究员】：WH

在疫情刚开始蔓延时，由于需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因此经济活动基本上处在冻结状态或是休克状态。这使得很多商业活动特别是服务业遭受沉重打击。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认为，这种打击更多地表现为暂时性的现金流问题，是一种短期冲击，并没有对产业能力本身造成损害，只是损失了收入，疫情结束后就可以恢复，有的可以回补。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现金流断裂风险。

【博览财经特稿】2月10日以来，企业相继复工复产。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逐步提高，如浙江超90%，广东、山东、江苏、福建等已经超过70%，但从全国看，中小企业复工率仍不足30%。

为回答这些问题，2月2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线上举办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论证会第42 期暨“双周圆桌”第277期，多位与会嘉宾就“应对疫情冲击，保持经济合理增长”这一议题展开讨论。

“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之间的矛盾。”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会上表示，“而这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处于前者向后者转化但又尚未完成转化的阶段。”

但究竟该如何平衡恢复生产和防控疫情？

但抓防疫是为开工创造条件，决不能以抓防疫为由而不开工。为使上级政府有效调动下级政府和企业领导的积极性，可以采取必要的奖励机制——对于确有困难无法开工的企业，不能强行勒令企业开工；对于以防疫为名而不作为者，严格问责。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委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强调了尽快恢复人口流动的重要性，他并表示，“政策重心应放在解决就业难题上，因人口流动阻断而导致的就业问题可能更严重。由于人口流、货物流的不畅，同时全球疫情的爆发，会否引发更多、更大的经济问题，如房地产、外汇储备等地产、金融领域的波动导致预期变化，须谨防因这轮疫情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对于完全复工的时点，高善文判断，因防控疫情与恢复生产之间平衡的难度，复工的进度不会很快。如果能在3月底恢复至往年3月份的水平，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9年第四季度宏观政策报告（简称《报告》）指出，疫情带来的损失有些已经充分暴露，有些尚未充分暴露，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潜在风险。《报告》指出，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特点有二：

二是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已暴露的风险看，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类的中小企业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最大，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突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的一些政策可以很好地缓解头部企业的问题，但那些分散化的小微企业，即长尾客户，实际上很难享受到政策优惠，而复工最大的挑战也在于这些企业。

更加不能忽视的，是疫情带来的潜在风险。《报告》指出，首先要关注短期内的信贷塌方风险。近年来住房抵押贷款和基建相关贷款在我国新增贷款中占比超过60%，如果二者双双大幅下降，再加上企业贷款难有起色，全社会新增信贷可能面临塌方风险，这会严重打击全社会新增购买力和总需求，给宏观经济带来新的压力。

再次需要关注新冠病毒传播在国内大幅度缓和后会不会长期持续，及新冠病毒会不会在国外大面积传播及其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对疫情引发的短期经济冲击，专家开出的药方是，防止现金流断裂。

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认为，这种打击更多地表现为暂时性的现金流问题，是一种短期冲击，并没有对产业能力本身造成损害，只是损失了收入，疫情结束后就可以恢复，有的可以回补。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现金流断裂风险。

专家普遍认为，这种疫情引发的冲击不是需求侧的（虽然也影响需求），而主要是供给侧的；且疫情影响并不表现为技术冲击，也不表现在实物资本，而主要表现在对人力的冲击。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冲击表现，要求政府在宏观政策应对上也要有所区别。

《报告》呼吁，需要尽快发行特别国债弥补政府收支缺口，这是防止广义信贷塌方和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次生伤害的关键保障。粗略估算，大致需要1-1.5万亿特别国债规模填补各项优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资金。

“应对一些外溢性高、易出现系统性崩塌的环节进行定点救助，而不是简单在宏观层面上放松。”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补充提示，要防止过度救助，政府可对非常态冲击下的风险建立成本分摊机制。同时，在疫情发展仍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下，政府更应强化底线管理。其中要特别注意四点，一是要全面管控舆情，二是要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三是要防止现金流断裂导致社会过度波动；四是要在舆情管控中讲方法，体现政府的责任感。

与会专家强调，当前货币政策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使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此外还应防范疫情可能带来的对广义信贷的严重负面冲击，以及力争让经济增速重回潜在增速。鉴于货币政策存在时滞，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具有前瞻性。

在谈到信贷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时，黄益平特别提到，可以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和数字经济的作用——与17年前非典时期相比，当前时代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数字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目前网购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已经超过20%，数字经济可以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政策干预的一大关键：经济活动主体如何预期未来疫情发展

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表示，目前抗击疫情与复工复产之间的一大掣肘，就是老百姓对于疫情不确定性的恐惧。此时，政府的信息输出与宣传引导极为关键，应出台更多指导，提供更多教育信息，及时处理好社会群体的情绪疏导工作。无论疫情能否很快过去，都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层、分类制定对应方法进行差异化探索，以稳定公众情绪、合理复工复产。

如果企业和居民认为疫情能够得到及时遏制、经济活动很快会恢复正常，那么经济活动将会在短暂的“冻结”状态之后出现报复性反弹。“现在房地产企业卖不出去的房子、航空公司卖不出去的机票等许多被抑制的需求、被延后的需求都会在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后集中爆发，大部分需求都会得到补偿。即使一些需求无法恢复，但如果预算已经留好，也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的需求增加体现出来”高善文表示。

在这样的预期下，许多商业活动需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流动性问题，而是清偿力问题，是商业模式的生存问题。哪些商业活动能够继续？哪些需要调整或关闭？银行坏账如何处理？这些都会带来问题。

王毅对此问题补充表示，如果疫情反复、长期存在，则可能对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产生冲击。如果一些外资企业在较长时间内都没有办法在中国进行生产，会不会考虑调整全球布局？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问题的经济影响，必须做好政策应对。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些小微企业会面临自然的市场出清。在此情况下，不应再大量动用信贷资源去支援这类企业的临时性存活问题。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引起反思。与会专家表示，面对此次危机，如何汲取教训、补足短板以化危为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张斌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是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此次新冠病毒从扩散到爆发进一步暴露出了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存在的短板，需要深刻反思，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这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尤为重要。

进入人均收入1万美元社会以后，大部分国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人均GDP提高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改善在递减。卫生、医疗、教育、公共安全、交通等方面改善成为进一步改善广大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支撑，也是广大居民评价政府职能更重要的标杆。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

王毅还在会上提出三项研究建议：第一，全面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实行免费教育；第二，渐进地推迟退休年龄，弥补社保缺口；第三，住房公积金制度确有弊病，改革势在必行。

张斌表示，完善公共管理和服务离不开合理的问责机制，正如建设市场经济离不开价格机制。问责机制发挥了指挥棒作用，告诉公共管理和服务提供者，哪些是社会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正如价格机制告诉企业资源向哪里流动。问责机制奖励或者惩罚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提供者，正如价格机制奖励高效率企业、淘汰低效率企业。

对公共管理和服务提供者的问责有真知灼见，也必然有偏见和谬见。“我们应该对民众有信心，宽松的舆论环境下听起来杂乱，然而不同的声音会让各种压力释放，趋向理性和正义的声音最终会占据上风。过于严格的舆论环境未必能全部消除偏见和谬见，甚至可能抹杀了真知灼见。”张斌强调。

目前看，央行已在货币信贷支持疫情防控方面开展了多项工作，目的在于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解决短期信用收缩的压力。但在张晓慧看来，对于当前情形下中小企业的困境，还应首先区分其是长期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是短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流动性不足。

张晓慧表示，要想建立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的有效机制，就要在央行的货币供应、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实体经济这三大环节上做功课，祛除其中的阻滞。除了央行要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企业经营环境必须保持稳定、有较强的风险定价能力，同时也要为金融机构解决可以支撑和扩大信贷投放的资本约束、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约束，严厉打击金融套利和资金空转行为，方可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

此刻，尽管举国全部精力于决战疫情和复工复产，但它们在中国企业的地位，还是引起不小的关注和疑惑。是什么摧毁了这两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

从辉煌到衰败：恍如隔世

上个世纪90年底中末期，北大汉字激光照排占领国内报刊出版业90%以上市场，海外中文排版系统80%的市场份额。

2019年，方正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列第138位，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排名第5。但2019年前三季度，方正亏损24.69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31.9亿元。截至三季末，总负债为3029.51亿元，资产负债率达82.84%。

自此，一个始于科技创新，历经34年风雨的企业即将画上一个时代的记号。果真存在另一个世界，不知道其创始人王选教授什么滋味。

很多人怀疑海航官网是不是被木马病毒给骑了？尽管其近年来各种风声不断，但昔日给客户给投资者给社会的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到这步田地？！

之后，服务至上成为海航的传统和经营的最高圣令，此精神成就了海航连续9年获SKYTRAX——全球航空公司奖（航空业的奥斯卡）五星航空公司称号。

凭借至诚服务精神和快速扩张理念，海航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航空公司之一，致力于为旅客提供全方位无缝隙的航空服务，也成为中国四大航空公司之一。

在《财富》世界500强的榜单里，也不缺海航的身姿。2015年初入列464位，此后每年跃升100余位，2016年353位和2017年170位。如此速度，看呆老外，错愕国人。

但无论多高，无论曾经多辉煌，如今都残阳如血。问题是，去年还风光无限，怎么残阳降得如此之快？

战略的非理性：过度多角化

多角化战略可以让企业兴也可以让企业灭。过度多角化，分散决策者精力，侵蚀企业核心能力。如果整合不力将带来各种风险，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倒闭。

方正创始人王选2002年在公司内斗的余波中退出时，留给方正两块核心资产：激光照排和电脑。2002年，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宣布实施“多元化战略”。

魏新推崇GE多元化，蔑视微软和IBM专业化。经过三年的转型，方正已经不是原来的方正，从一个高科技公司变成一个全新的金融控股财团。特别是，根据魏新脑袋里的高新技术概念，2009年方正毅然决然地砍掉PC业务。要知道，彼时方正电脑年销量达500万台，全球的TOP10。

回顾和梳理方正多元化道路，可以看到起初十分混乱，什么产业都做，比如高尔夫球场、矿山、建筑等；为解决主业增长见顶的尴尬，方正IT也一度尝试相关多元化。尽管后来通过制定战略明细了方向，但还是在走上了过度多元化之路，先后形成了IT、医疗医药、房地产、金融、大宗商品贸易、职业教育等六大产业板块。

但什么地产不都属于地产行业吗？这种名字的把戏，透露出它担心地产辱没了方正的基因和北大名声。你看过IBM、苹果、华为等科技公司做地产吗？

自此，大家才清楚，海航已不是之前的仅仅从事航空服务的海航了，在多元化道路上开始一路狂奔。

这个宏伟计划预示着海航踏上“以多方融资为支撑、以快速并购为主要手段的多元化战略扩张之路”。2009年海航集团旗下公司发展到200家，2010年发展到311家，2011年6月发展到700家。

去年始，海航及其掌门人终于走出战略的非理性，认识到多角化的危害，决定回归主业。董事长陈峰非常坚决：“我们就是聚焦航空主业，非主业的，不留悬念，再盈利也不要。”

世界商业史上，所有实施多角化战略的企业及其决策者，最初都信誓旦旦；认为只要有资本有梦想就能径情直遂，我在一个行业成功在另一个行业也能成功。但绝大多数都以悲剧或悲催收场或退场，因为隔行如隔山，行业间核心能力迥异。

令人高兴的是，海航掌门人陈峰2019年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但其总结似乎更深刻而沉痛：“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可以干时，祸就埋下了。”

资本的贪婪：加速核心能力崩溃

马克思早在180多年前就已深刻指出：“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两个企业本来都经营实实在在的产品或服务，但当多元化和快速扩张战略实施后，资本经营就超越了产品经营。而当其决策者发现资本经营赚钱快扩张快时，人性的贪婪加速了方正和海航的战略非理性，在多元化和多产业并购上越跑越远。

凡是沾手资本运营的人，可能99.99%不愿意再做又苦又累的实体产品经营。李友和张海骨头里淌的都是资本的血，“凯地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的资本大鳄之一。

于是，从2002年开始方正踏上了买买买的疯狂发展之路。什么浙江证券、民族证券、成都商业银行，还是苏州钢铁集团，西南合成总厂，以及医疗健康和智慧交通等等企业，都不在话下。一副财大气粗，舍我其谁的架势，在资本和产业市场上横冲直撞。

而海航，资本的疯狂比方正更甚。海航的资本运作，从上市融资到全球的“买买买”模式。2015年-2017年达到了顶峰，什么希尔顿酒店还是德意志银行皆收入囊中。

2017年，海航集团总资产和总负债都创下历史新高，分别是1.23万亿元和7365亿元，是2008年的39倍和34倍。这意味着三年的疯狂并购，再造了近三个海航。

在暴利和构建企业帝国的欲望驱使下，所有人性的恶欲都被激发出来，根本不顾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与能力的互补性。结果，一个个独立产业和新企业建立起来，但企业的核心能力不断遭受侵蚀，直至今日之结局。

人类商业长河中，过度多角化和资本贪婪曾经毁掉了一个个企业帝国。方正和海航，正在为中国企业书写现实版案例。即便它们最终不倒，但包括产权在内的所有体系都将面目全非。

其实，改革开放后，过度多角化给中国企业的教训或伤害是深刻的。以软件起家的原巨人集团，与微软的创业之初产品和经营条件十分相似。但微软生生不息并成为全球软件霸主，其原因就是坚持 “强而专”的发展战略。而巨人英年早逝，就是因为坚持多角化之路，房地产、保健品、化妆品、计算机硬件软件一起上[3]。巨人倒下真的十分可惜，当年它在兴旺期比联想都好。假若能像微软一样有定力，很可能成为中国的“软件华为“。

这是同一年代创立的海尔和联想没有做到的，这两个企业都有地产板块业务。它们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如果能像华为一样不去搞房地产，是不是会有更大作为？当然，联想目前属于美国企业，就让它去吧。

中国的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战略上缺乏理性，容易冲动，认为在一个行业或一地成功，在另一个也能成功。结果，很多企业在跨产业和跨区域经营中损失惨重，直至倒下。

其实，规律就是理性，就是常识。中国企业回归理性，就是回归常识。中国企业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大而广”与“强而专”，“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

请再倾听一下海航创始人陈峰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可以干时，祸就埋下了。”（来源：显君理想岛 作者：起点财经）

社会热点




还原天津银行7.8亿票据案真相 票据风险几时休？
【研究员】：WH

2015年6月，禾丞公司股东和分管银行部的朱某花了180万元，从工商银行双鸭山分行工作人员秦某某处获得了重庆银行开设在工商银行双鸭山分行牡丹支行的同业账户。同年9月，秦某某还帮朱某开设了一个重庆银行西安分行在内蒙古银行哈尔滨分行和平路支行的同业账户。2015年7、8月间，票据中介吕某亮托人介绍，认识了在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同业业务部任职的张某夏，张某夏自2014年6月起，在该部门负责经办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等业务。

【博览财经特稿】银行票据业务一直是高风险领域。2016年，多家银行被曝票据大案，涉案资金多达数亿、甚至数十亿元。裁判文书网3月5日公开的几份刑事裁定书和判决书，还原了一起曾轰动一时的天津银行票据案真相。

相关文书显示，这系时任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同业业务部负责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的张某夏，与票据中介吕某亮等人内外勾结所致。而这其中也离不开吕某亮、朱某等人组成的团伙在票据清单、跟单资料、过桥银行、银行同业账户以及资金的周转和使用等环节相互配合。

凤凰财经通过梳理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2017）沪02刑初34号和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8）沪刑终80号，得以还原案件始末。

2015年7、8月间，票据中介吕某亮托人介绍，认识了在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同业业务部任职的张某夏，张某夏自2014年6月起，在该部门负责经办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等业务。双方约定合作开展无需提供真实票据的所谓“不见票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以套取银行资金用于营利活动。

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张某夏、吕某亮、朱某等人在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做了4笔不见票转贴现业务。其中2015年10月16日，和2016年1月13日起息的业务金额均为9亿余元，后笔业务所套取的资金用于支付前笔业务的到期回购款。2016年1月13日起息的业务到期后，吕某亮只归还了2亿元资金，余款以做生意亏损等理由未归还。至案发有7.8亿元资金无法归还天津银行。张某夏主动自首。

上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意见补正书》证实：2015年10月16日，来自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9.74亿余元资金经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户流入禾丞公司及同案关系人鲁某控制的账户，其中有4.08亿元资金进入鲁某控制的账户；2016年1月13日，来自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9.9亿余元资金经重庆银行西安分行账户流入禾丞公司控制的账户，次日又返回重庆银行西安分行账户。

文书中显示，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骗取的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各类手续费、好处费、还债、放贷、从事票据和证券业务及个人挥霍等，至案发，共造成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约7.8亿元资金无法收回。

在前诉诈骗票据转贴现款的过程中，是吕某亮与禾丞公司的多人操作，二者分账，资金流向禾丞公司，以及吕某亮的另一个小团伙。

吕某亮则与马某、鲁某有另一个经营团伙，从天津银行骗取资金中有4亿余元流向该团伙。2014年底2015年初，吕某亮、马某、鲁某三人开始合作，由吕文亮提某资金，鲁某负责投资运营，马某负责对资金进行监管及居中协调，共同开展转贷等业务。鲁某使用其与吕某亮共同控制的银行账户接收吕文亮拉来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偿还债务、经营转贷业务（即民间借贷）以及期货投资等。吕某亮和马某除问鲁某索要分红外，还将大量资金转入个人账户用于买房买车等个人挥霍性消费。

在套取第4笔资金时，禾丞公司已出现资金缺口，因此需要“借新还旧”。而吕某亮、马某等人则在案发前很长一段时间持续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维系，在面对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最后一笔资金已经无法到期偿还时，仍企图继续以所谓的资管计划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套取资金，吕文亮更是在明知不能归还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资金的情况下，还将至少2000万元资金占为己有。

金融诈骗往往都是专业人士所为，他们知法犯法，是因为最知道如何钻法律和业务流程的漏洞。法院在裁定中亦提到，这些人“或毕业于金融专业或具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票据中介公司从业经历”。

但票据案件频发也早已引发监管关注，2016年以来，针对票据业务监管套利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上升以及票据风险事件中暴露出的商业银行内控体系缺陷，银监会等监管机构连续出台多项监管政策，大力整治商业银行票据业务，部分内部控制体系薄弱以及存在缺陷的商业银行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

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亦为降低票据业务风险创造了条件。目前，电子票据已得到推广，可有效降低票据线下操作的风险。上海票交所的成立将大幅提高票据业务的透明性。（来源：银行财眼 编辑：武司宇）

疫情下的小微企业主：生存足够艰难 现实却更残酷
【研究员】：WH

疫情下中小企业更难，这已成业内共识。此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联合调研了995家中小企业，涵盖了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数据显示，其中34%的企业账上现金能维持生存的时间只有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17.91%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也就是说85%的企业账上余额仅够最多维持3个月。

【博览财经特稿】3月6日，陈新仍未能等到好消息。原定于今日将公司办公用品搬出大厦的计划，由于物业态度强硬拒绝放行只能延期。

最终这个被迫的选择，演变成一场让陈新筋疲力尽的无用功。一个背景是，在此期间无论是政策，还是行业等层面都对外释放出减免小微企业房租的积极信号。

在疫情不可抗力之下，陈新公司减租、退租难的遭遇，正是眼下众多小微企业艰难生存的一个缩影。

疫情下中小企业更难，这已成业内共识。此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联合调研了995家中小企业，涵盖了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数据显示，其中34%的企业账上现金能维持生存的时间只有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17.91%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也就是说85%的企业账上余额仅够最多维持3个月。

但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公司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收入进账锐减。这直接导致资金链备受承压，公司生死已在一线之间。

业务正常运转下这总额近7万元的租金，还可勉力支撑。但在当下，已是陈新不可负担之重。

张勇所说的正是中小企业的痛点，对于他们而言，在业务停滞后，如何节流，事关生死。

对于陈新而言，其最关注的是房屋租金减免相关政策。由于租金在其公司固定支出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且还是硬性成本，已成燃眉之急。

看到消息后陈新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转发给公司行政负责人，以及北京开公司的一些朋友。大家一致认为，政策释放了减免房租的积极信号。

措施如下：中小微企业承租京内市及区属国有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照政府要求坚持营业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且不裁员、少裁员的，免收2月份房租；承租用于办公用房的，给予2月份租金50%的减免。对承租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房屋的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的企业，由市区给予一定资金补贴。

减租难，落实更难

一个尴尬在于，市场上租赁国有企业物业的企业体量都相对较大，本身抗风险能力较高，同时，国有企业物业，在整个物业市场中占比也不大。

抱着一丝希望，陈新还是第一时间尝试与北京公司所属物业，就房租能否减免进行协商沟通。物业态度非常明确，北京出台的“16条”政策，陈新公司租金不在减免之列，因为物业所属公司是民营企业，目前没有协商可能和余地。如果后续有进一步的减免政策，可以再补上。

在此期间，陈新如实多次向物业催交人员表述了疫情下公司面临的处境：一是公司员工均为外地人，为响应北京号召，目前均在家待岗，办公室已经空置一个多月。二是，疫情发生后物业对进出大厦人员，有着严格的限制审查，甚至不能开空调，一定程度上也并不具备复工办工条件。第三，公司业务受到严重影响，限于停滞，无力承担现有房屋租金。希望在疫情这个不可抗力因素下，对方能够理解并酌情给予减免房租。

而在物业看来，禁提前复工、严格限制人员出入大厦，禁开空调等，是按照地方政府防疫要求做出的执行决定，与物业无关。租金到期客户，必须严格按照当初合同履约。

但直到2月的最后一天，陈新也未能从物业那里得到房租减免一分钱的消息。相反，期间物业又接连发函提示房租已经逾期、警告陈新已经违约，还要承担其他责任的通知。

减免房租希望成为泡影后，陈新经与公司团队商量，最终被迫决定退租。好在有朋友看到陈新困难向其伸出援手，愿意腾出一处地方，让陈新在退租后其北京办公室的家具文件等物资有暂时安置之地。

已是足够艰难，现实却更加残酷。2月29日，陈新向物业提出退租的申请。而物业给出的回复是，退租可以，但必须要在《终止合同书》上签字，承认自己是单方面违约，同意扣除此前缴纳的三个月近7万元的押金。此外陈新交付的租金截止2月19日，后续由于未及时返还钥匙、搬出大楼等，还要补交自2月19日以来产生的租金及违约金，合计16000余元。

但物业方对陈新的要求，不为所动，坚持若退租必须以他们的《终止合同书》为准，否则，不批准陈新提出的搬家申请，不给予开具物品出门证明。

中小企业疫情之困

一方面是受疫情冲击，节流成为了中小企业主活下去的关键。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表示，如果公司目前的现金流不能支撑9到12个月，那么收缩开支、更换场地、降薪裁员都在选项之列。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朱啸虎也忠告企业，“一定要严控成本，死卡现金”。在此期间寻求减免租金，就是中小企业展开自救的必要一环。

另一方面根据市场调查，相较于商业地产近百亿的减租规模，市场化运营的写字楼在租金减免上似乎并不活跃，并没有表现出主动减租的趋势。即便多地区发出减免房租的倡议，但实际减租的写字楼少之又少。

市场上亦有官司在打。日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已受理了一桩退租纠纷。当地一中小企业主在疫情下无法在年后正常复工，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支付房租，而被房东强制性退租，并提出不退还押金等要求，因此发起诉讼。

疫情究竟算不算不可抗力，还需法律给出清晰界定。但可以预见的是，勉力挣扎的中小企业将不会放过任何一根能够活下去的稻草，即便前面有万种困难。（文中陈新为化名）（来源：AI蓝媒汇（ID:lanmeih001） 作者：魏晓）

新闻视点




疫情背后暴露湖北地市州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
【研究员】：WH

很多人说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当然是事实，不过，广东省内广州、深圳的经济总量虽有差异，但都是2万亿之上，东莞佛山都在一万亿上下，其实比例上远没有湖北诸城市这么悬殊。至于江苏更是城市平衡发展的典范：13城市的GDP全超3000亿，9城的GDP超5000亿，第4个万亿城（南通）很快将出现。诚如媒体此前频频提及：湖北不止一个武汉。其他城市不但关注度低，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待较大提升。

【博览财经特稿】2月16日，湖北黄冈市市长邱丽新在同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交流时哽咽感谢。邱丽新说，“（黄冈）重症病人、危重症病人很多。在这个时候，是他们主动提出来要接ICU。我们老区人民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会永远记住湖南省委省政府、湖南人民给我们黄冈人民带来的这份救助、带来的希望。我们非常感恩。”

对邱丽新的这番话很认同，相信这是她的真情流露。作为黄冈市市长，之所以有这番感触，确实是与黄冈此前抗击疫情的巨大压力所对应的。

湖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客观而言，武汉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建设的推进是非常不错的，“硬件”方面可谓突飞猛进。不过，“软件”方面，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这点从此次疫情应对上可以看出。

因湖北省多个城市的统计局官网并未披露该城市在2019年的GDP，因此选择2019年、2018年数据并用，并加以标注来佐证观点。

很多人说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当然是事实，不过，广东省内广州、深圳的经济总量虽有差异，但都是2万亿之上，东莞佛山都在一万亿上下，其实比例上远没有湖北诸城市这么悬殊。

从2018年的数据看（因部分城市未公布2019年数据），湖北除前三名的城市武汉、襄阳、宜昌外，其余城市的经济总量都很“惭愧”：第四名荆州只有2082亿，第五名黄冈只有2035亿。

因此，在面对疫情冲击的初期，湖北一些偏远地区的医院呼救尤其惨烈，当然，现在由于各省的支援到位，已经大大缓解窘境。

因此，湖北除重视武汉外，也需要更多关注落后区域的发展，现在差距越来越大，区域不平衡越来越大，武汉之外其他地市压力实在是大，各方面资源在短时间内匮乏乃至枯竭，都不是不可能。

湖北做大做强武汉的选择在过去这些年无疑是对的，不过遭此疫情，必须面对这样的发问：

二、如果短时间无法解决武汉的城市治理问题，那么，湖北是否要考虑优化现有的城市发展目标，比如可以继续扶持武汉最大做强，但是也需要在省内适当扶持其他城市，以分散风险。

A角已陷入困境，但是没有B角，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A角和B角之间在产业方面要有分工，利用市场化机制引导不同产业的布局。

从湖北省内情况看，这个B角只有可能从两个冲5000亿的城市中产生：一、襄阳；二、宜昌。

宜昌则落力在精细化工、食品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产业。两座城市的产业方向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简言之，武汉和襄阳的支柱产业是存在较多竞争关系和重合的，而宜昌的汽车制造业至少不是支柱产业，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宜昌作为B角的阻力更小，政策打架的可能性更小。

城市发展路径需要继续优化

2019年5月，湖北有媒体采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记者提问：“武汉在湖北‘一城独大’，有些人对此有所议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姚洋回应：“我认为湖北仍要坚持做大做强武汉。遍地开花的城市化道路是走不通的，最终都会回到大的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的道路上”。

学者李铁的一个观点值得重视，他提出：欧洲除伦敦之外，就没有超大和特大城市。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大多数都是中小城市。美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10个，绝大部分城市都是中小城市。虽然东亚的日韩有东京和首尔两个超大城市，但是这两个国家的中小城市数量和人口之比，也超越了中国。

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就是需要决策者有极高的政策水平和治理能力、执行能力，而且要不断学习，不断优化系统的反应速度。目前看，有些城市做得不错，但更多的城市恐怕面对武汉类似的局面未必能交出更好的“答卷”。

很多地方都在提“举全省之力做大做强某市”的口号，经济发展平稳时，各方相安无事，如果遭遇重大突发，将会强有力地冲击对这一模式的信心。是不是可以有更优化的模式？是不是可以把更多的选择交给市场？

之前他们以为病毒离自己很远，现在发现低估了病毒的危害性，火急火燎又去排队买口罩，下一步就是囤生活用品了，这又是重走中国抗疫的老路。

韩国那邪教还执迷不悟，说要继续集会，后果不堪设想，人家市长口水都喊干了劝阻还要被驱赶。但在无神论的中国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早取缔了。

还有美国、伊朗也有潜在的大危险。最可怕的是，伊朗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去清真寺做礼拜。然后中东周边国家都有从伊朗回去的人受感染。

但国外疫情爆发，外贸又要受影响了，利好只在口罩、消毒水这些跟疫情相关的行业，说不定还可以大量出口做做对冲，但这种消费品毕竟占整体的进出口分量太少了。

碧桂园也在优化。最近碧桂园发布《关于部分中心和区域调整的通知》，宣布公司今年以来的首次组织结构调整，主要内容涉及总部部门合并、区域公司划分，38位高管获得新任命，另有34位高管被免职。

可想而知，原来的区域总裁就会多出来，合并后，新区域下面的岗位也会精简。高管重新换岗位轮岗，碧桂园的组织架构调整，这也是跟同行在学习，人员冗余的部门精简后，自然要节省不少人力成本，万科早就做完了调整。

克而瑞数据显示，2020年1月，百强房企中有近7成房企单月业绩同比下降。可以预见的是，2月、3月基本上业绩都会下滑。

可能你们要问了，房企的艰难，对大家关心的市场有什么影响呢？上半年市场不好，自然就会想到要降价尽快回笼资金啦！

近日高层还有一个重要信息要说一下。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在银保监会通气会上表示，目前，房地产金融政策没有调整和改变，依旧是“一城一策”，地方根据自己情况，在不违反大的政策框架下可以自行安排。银保监会也会根据对房地产融资情况的监测来动态掌握。

一城一策，因城施策还是2016年就提出来了，但早两年谁敢随便放松啊，所以说这个尺度可大可小，市场好的时候就要偏紧，市场烂的时候就会偏松，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2月23日，在视察中，杭州副市长缪承潮，专程莅临奥体某售楼处，考察开发商疫情防控和复工情况，对开发商困难和杭州楼市现状表示：杭州已经出台一系列，并将出台更多政策，实现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家不仅要对经济有信心，更要对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杭州的房地产市场有信心。

看看一个城市的领导讲话，对楼市是多么关心！多么呵护！就知道他们对房地产市场是多么重视！因杭州亚运会还没有开完，太需要维系楼市的平稳来支持土地财政！（来源：樱桃大房子（ID：ytdfz8） 作者：樱桃）

形势分析




手段花样令人眼花缭乱 到底该不该救楼市？
【研究员】：WH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新冠疫情是一次突发的现金流“事故”。疫情信息公开后，房地产销售、建设、投资及土地拍卖全面停止，房地产的韧性备受考验。疫情中断了房企高周转，现金流压力大增及负债率上升。疫情对楼市的打击，“颗粒无收”事小，终结高周转事大。近些年，中国房地产已演化为一种高周转、高杠杆的金融项目。可能很多人不了解，高周转对房地产的重要性，高周转可以说是大型开发商的“生命线”。

【博览财经特稿】大疫之下，20多个城市紧急推出楼市“救市”新政。只是各地救市之急切、行动之迅速、花样之丰富、加杠杆之凶猛，令人眼花缭乱。

浙商银行也放大了购房杠杆，将非“限购”城市的首套房首付比从原来的三成调降至二成。

这种加杠杆的楼市宽松政策，在去年是万万不敢出台的。毕竟，守住高首付比是中国防控楼市风险的关键政策。

还有浙江杭州抢人才、救楼市两不误，A类高层次人才最高可享受住房补贴800万，B、C、D类人才分别给予2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购房补贴等。

本文以疫情下的楼市新政为切入点，分析疫情对楼市的冲击，政府该不该救楼市，及公共政策该如何合理“救市”。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新冠疫情是一次突发的现金流“事故”。疫情信息公开后，房地产销售、建设、投资及土地拍卖全面停止，房地产的韧性备受考验。疫情中断了房企高周转，现金流压力大增及负债率上升。疫情对楼市的打击，“颗粒无收”事小，终结高周转事大。

高周转模式，极限压缩从拿地、建设、去化到资金回笼整个周期时间。开始是万科提出来的，即万科5986高周转模式：拿地5个月即动工，9个月销售，第一个月售出八成，六成产品必须是住宅。

中国地产业高周转提速，大概在2015、2016年开始。当时，中国刚刚全面启动“供给侧改革”，全国房地产进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关键阶段，楼市调控升级，市场走势扑朔迷离。

2016年，资管业务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过去三年的资管大潮快速退潮。资管新规落地后，小型地产商通过资管、私募融资的渠道大幅度缩窄，融资成本攀升。此时，房地产企业怎么办？

而中型地产商和部分地产巨头，却采取相反的策略。中梁、泰禾、阳光城等中型地产商，纷纷效仿碧桂园的高周转模式，逆势加杠杆，玩转高周转，虎口夺食，狼吞虎咽，试图快速跻身全国性大型地产梯队。为什么这些地产商逆势而行？

于是，大型及中型地产商攻城略地、速战速决，将高周转玩到极致。根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报告，2017年，500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周转率从0.35骤降至0.16，到2018年又下降至0.13。

一、中国地产规模快速膨胀，三四线城市价格普涨。

如从2016年到2018年，中梁控股，销售规模从一百亿跃升为千亿，挺进地产前20强。2016-2018年，中梁分别拿到63块、119块、221块地，其中有34块、88块、168块地位于三四线城市。这匹黑马，采用极致高周转模式，攻占三四线城市，被业内称为“三四线城市收割机”。

房地产高周转，是一种“大而不倒”的商业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金融逻辑。高周转，相当于快速地将地产推入金融高速轨道，即利用最少的时间，最大的杠杆，把规模做到最大。其实，这是一种无限接近“空手套白狼”的玩法。

我们还看中梁，中梁的扩张资金主要来自信托、资管——一个叫忠信资本的资本运作平台。去年中梁招股书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中梁还有109个信托或资产管理计划尚未偿还，总额达到147亿元，占借款总额约54.5%。

这些年，高周转放大了房企的杠杆，加剧了房地产的脆弱性。事实上，过去两年，银行信贷收紧，地产商融资成本增加，一些中小房企资金链断裂。

所以，高周转导致房地产市场更加脆弱、银行风险更大、土地财政依赖度更高。通过这轮高周转，大型房企与银行、政府形成高度关联的利益共同体。

目前，中国经济杠杆率属于什么水平？

再看土地财政到了什么程度，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昆明、南宁、太原、长春。

所以，政府救楼市，表面上救开发商，其实是在救银行、救财政。疫情期间，地方政府准许开发商延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延期缴税，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降低信贷门槛，给房企提供信贷支持；开放售楼处，降低预售门槛。

苏州的土地新规，取消现房销售和封顶销售的限制，这其实很明显地在支持高周转，促进地产商快速“回血”。

在高周转的推动下，每一个项目就像接力跑，从拿地到销售，一环套一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资金快速滚动。公司利用快速周转的现金流及快速获得的土地，从银行、资管等渠道获得资金。

到底该不该救楼市？

通常经济正常波动，政府不需要救市，更不能深度介入市场。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疫情的突然爆发导致市场中断，这并非“正常”的经济波动。

政府救市的目的是，修复企业及家庭资产负债表，帮助市场恢复正常的供给系统，帮助企业主重构市场预期及信心。

救助任何一个产业、一个市场或一家企业，都是对市场竞争规则的破坏，对其它企业、竞争对手及个人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其实，这种观念，不但错误，而且富有欺骗性。

即使救楼市，跟你有关系，对别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如政府拿税收补贴楼市或车市，为什么这笔钱不给家具、电子、农业、互联网呢？为什么不用这笔钱来补偿新冠肺炎患者？为什么不用这笔钱来补偿因疫情破产的企业主、因疫情失业或被降薪的工人？

斯密的追随者、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解释的更清楚。他曾经写过一篇反讽文章叫《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这篇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减少了，所以蜡烛商希望国会议员阻止大家使用阳光。

但是，难以被发现的是，人们使用阳光，不需要这么多蜡烛工人，这些工人也可以干别的工作。只是具体的别的工作，不容易看到。

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救助了一家犯错误的企业，实际上是在惩罚许多决策正常的企业。救助一家企业，其实是破坏了市场规则，破坏规则的代价却是全体国民来支付的。

市场竞争，不支持公共契约，不支持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不支持民主投票，只支持个体的私人利益。什么意思？

如果自由竞争诉诸于民主规则，其实属于“多数人的暴政”。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工具，但是不是自由竞争的规则。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及联邦财政部救助两房、花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等又是怎么回事？

当年，美联储的出资人是美国各大私人银行，从出资人角度说，它是一家“私人企业”。它成立的目的，便是为这些出资人（即各联储银行，后扩展到投资银行及大型集团）兜底，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危机时施以援手。所以，美联储与联储银行之间其实属于私人契约。

这个公共性质，与前面的私人契约就形成了冲突。危机爆发时，美联储就陷入两难，如果不施以援手，其实是违背了最初成立的契约，也不符合最后贷款人的定位；如果救助联储银行及大型企业，则侵害了公众利益，相当于用公共资源补贴私人企业。

货币是市场中唯一的公共合约，剩下的都是私人契约。启用货币手段、财政手段救市，应该“一视同仁”，不宜针对性施救。政府干预市场让一些人得利，定然导致另外一些人受损，更是破坏了私人契约、市场竞争规则。

一、刺激楼市，助长楼市泡沫化，加剧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

很多人认为，房价下跌，楼市萎缩，房企倒闭，经济衰退，政府救楼市，不一定让房价上涨，支持维持市场稳定，从而稳增长。

一是负债率上升，泡沫风险更大。新冠疫情是一次非典型的压力测试，看看中国经济的韧劲，看看中国企业及家庭还有多少现金流来支持负债。若继续刺激楼市，房地产将进一步吸收中国家庭的现金流，负债率进一步上升，其实是用一个更大的泡沫覆盖原来的泡沫，试图将风险往后推。

最近，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贵州按下基建投资“快进键”，涉及投资规模逾万亿元，试图快速追回疫情的经济损失。

有人说，保楼市，是保信心。刺激楼市保增长，如抱薪救火，何来保信心。对有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对无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如谎报疫情，属瞒天过海、糊弄国人。

二、刺激楼市导致中国在贸易摩擦中更加被动，阻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局。

中美贸易战给中国楼市设置了高压线，房价继续上涨或泡沫继续扩大，汇率风险则更大，资金外流的风险也更大，进一步开放尤其是金融开放的压力就更大，中美贸易谈判就更加被动，宏观政策更加乏力。今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双方达成共识，维持汇率稳定，避免竞争性贬值，避免干预汇率，保持汇率市场的透明度。

有人觉得，保楼市实则稳增长，稳增长与促改革两不误。这种观点是理想主义的，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政府应该如何“救市”？

当然，不反对救市，这次疫情主张救市，关键看怎么救，政府救市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真正的救市，不是救某个产业、某个市场、某家企业，而是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格局。为什么这时政府要向市场、国人让利？

疫情之下，政府需要向市场让利，修复企业及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如政府大幅度减税、降费、降社保，甚至短期内免税、免社保。

按全口径统计，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泽平宏观）。所谓全口径，除了公共财政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是央企及国企上缴的利润。

早在300多年前，古典主义先驱威廉·配第就在其著名的《赋税论》阐述了这一方法。

威廉·配第认为，国有地租等同于纳税，那么民众就可以免税，或减少纳税。他说，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新的国家，如爱尔兰。如果爱尔兰实施这种办法，那么任何在爱尔兰购买土地的人就都不必再缴纳原本英国缴纳的免疫税。

有人会说，政府负债率也在上升，疫情也导致政府收入下降，财政没钱怎么办？

根据财政部与国资委制定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

柳传志曾建议政府收回大型国企利润的一半，用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若将利润上缴比例提高到30%，烟草、石油等垄断行业提高到50%，同时，大幅度划拨国有资产填充社保账户，那么政府财政则更加充裕，更能切实可行地降低企业及个人的税费、社保负担。

每次灾害来袭，政府应多向市场让利，向国人让利。国人手上有钱心中不慌，也不给政府添乱，藏富于民才是抵御经济危机及不确定性的灾害的良策。

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将更多的钱还给市场，让市场去支配钱，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那么，政府手上的钱该怎么用？

救灾与救市是两回事，干预市场与建设公共用品也是两回事，救灾和提供公共用品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公共财政，应该用在公共用品上，而非市场补贴上。

钟南山院士说，中国疾控中心只是技术部门，地位太低，没有行政权。他还说，SARS之后，很多研究就不搞了，对突发性事件重视不够，没有持续的科学研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中，在治疗上有点束手无策。

目前，中国有些领域的公用用品投入巨大但效果有限，如反复挖路，浪费惊人，给市民带来不便；有些领域的投入则奇缺，如基础教育。政府建设公共用品的经济学逻辑是，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完善的公共用品及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有利于企业提升科技水平，有利于国人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更好地抵御不确定性的冲击。

目前，我们最担心的是，财政出钱，央行买单。上面政府让利和公共用品建设的钱，都应源自财政系统，而不能是银行系统。为什么这个钱只能财政出，不能银行出？

其次，中国财政不缺钱，缺的是使用效率和效果。

所以，真正的救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目前，银行系统和财政系统表面分开、实际关联。这种制度存在诸多隐患，政府借钱太容易，增加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降低施政效率，挤出私人投资。怎么改革？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而是改革货币制度。具体建议如下：

目标明确，货币政策执行变得公开、透明且有效。当通胀抬头时，紧缩货币；通缩时，扩张货币。

目前，中国的央行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如此“清闲”。但是，央行还是需要明确其政策目标。什么情况下扩张货币，什么情况下紧缩货币，标准是什么。否则，央行就会忙成了四处救火的“央妈”：股市缺钱，放水；楼市缺钱，放水；股权质押暴雷，放水；财政缺钱，放水；疫情来了，放水。

二、银行系统与财政系统逐渐独立。

货币政策目标只服务于货币价格稳定本身（如通胀率），而不服务于政府、企业或任何组织的利益，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央行系统的独立性。

2018年，央行与财政部“掐架”，“央妈”实在忙不过来，忙到最后货币政策被“掣肘”。左右为难之下，只希望“财爸”能够积极一点。

这是体制的天然歧视。行长听市长不听市场，发行再多的货币，私营企业依然缺钱。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商业银行也好，地方国企也好，都面临市场竞争，自然向效益看齐。

三、逐渐降低利率，进而实现利率市场化。

近些年，金融整治后，货币调配权明显向上集中，信贷市场收得很死，央行用尽浑身解数地调配货币，设立各种专项贷款、定向降准、降息。近期，央行设立了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还有1000亿新增支农再贷款、3000亿支小再贷款。

只有掐住了“钱袋子”，财政过“穷日子”，政府才能告别土地依赖和信贷依赖，进而想办法推动改革，想办法搞好经济，提高税收收入，提高国企经营效率。这才是深层次的“救市”。人性相通，能靠颜值（印钱）混日子，谁愿意打怪练级（改革）。（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社长）

社会透视




陆家嘴金融中心：皮条才是生产力 能赚钱才是硬道理
【研究员】：WH

在陆家嘴，有正规持牌的官军，也有占山为王的小山寨，更多的是中介游击队和投资小作坊。相信最早的时候陆家嘴是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的。后来很多皮包公司发现，韭菜们觉得一家公司如果租在陆家嘴是实力的象征和信誉的保证，于是就开启大规模进军陆家嘴的浪潮。高昂的写字楼租金价格丝毫没有阻挡他们前仆后继的热情，反正羊毛最后出在羊身上，而这股浪潮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陆家嘴写字楼的租金水平。

【博览财经特稿】我以前一直觉得在华尔街上班是非常高大上的，直到我来到陆家嘴上班，发现这里遍地的野鸡、山寨金融皮包公司。

陆家嘴有正规持牌军 也有占山为王的小山寨

有时候真佩服这些洋人的公司，也忒懒了，几个人的姓拿来一拼就是一公司名字，中国买办们翻译的时候也很艺术，什么摩根士丹利、高盛、普华永道，而如果叫什么丁何关陈会计师事务所，陈叶冯会计师事务所，一下子就LOW了。

以前去一哥们在陆家嘴的公司，抬头一看公司名字威武大气，叫东方国金，我就纳闷了，东方我知道，国金我也知道，这东方国金……什么鬼？第二次再想上门一探究竟，老板居然已经进去了，这种人才真是可惜了。

在陆家嘴，有正规持牌的官军，也有占山为王的小山寨，更多的是中介游击队和投资小作坊。

E租宝、大大、中晋等骗子公司几乎在每个楼里都设立了自己的行骗据点。一哄而上后一哄而散留下一地鸡毛。

不过你不明白为何幸福来得这么突然，这时中介和物业会告诉你，前业主战略转进，租到其他便宜的地方去了，比如说虹桥和上海火车站——不用怀疑，前租户就是带着小姨子跑了，你租了这个场地，当然用时髦的话说，叫职场，指不定受害人和欠薪员工就上门来把你公司给错砸了。

因为这个名字简直太招皮包公司喜欢了，招商局无形中给他们增了信，似乎租在这个楼里就跟招商局产生了某种精神和肉体上的联系。而自从招商银行搬进自己临江的豪华新办公楼后，这楼里已经完全被各类皮包公司占领。

如果在饭局上碰到说自己是在陆家嘴做PE的小瘪三，那么很有可能就在招商局大厦一个几十平的小隔间里，暗挫挫地谋划着各种行骗计划，哦不，融资方案。

说这楼特别，是由于这楼里走出不少逆袭上岸的皮包公司，比方说诺亚和矩派，而且地下是人民银行的金库，很多皮包公司告诉你他们租在这是因为他们迷信这楼聚财，他们才不会告诉你他们租在这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囊中羞涩。

吃饭也是个老大难问题，交银大厦4楼的员工餐厅物美价廉，不过不对外，交银和太保的金融民工还是比较幸福的，皮包公司的金融民工就只能流窜在陆家嘴各个楼里的烟波亭，吃哪个烟波亭取决于今天在哪个楼里拉皮条。

吃完午饭就到了金融民工们每天喜闻乐见的放风时间，天气好的时候，一个个穿得人模狗样的金融民工纷纷从各个写字楼里涌出，在陆家嘴中心公园一圈又一圈地绕圈走，活像监狱里的劳改犯，好像在为以后的提篮桥生活做准备，殊不知提篮桥是关大佬的，没你的份。

当然除交通和吃饭外，住也是困扰金融民工们的一个大问题。很多以为自己以后会赚很多钱的金融民工一般会选择跟人合租在崂山×村、乳山×村的破旧老公房里，这样他每次就可以略带得意地告诉别人，“我每天从环球金融中心步行回家”。

多少个日日夜夜，数不清的陆家嘴金融民工，在连接着2号线和国金中心的天桥上，遥望着陆家嘴那些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这让人不禁感叹，皮条才是生产力。能赚到钱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扯淡。毕竟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要创造点增量增长实在是太难了，把钱从别人口袋里直接装到自己口袋里才是赚钱最快的方式。（来源：知乎/東方观世界 作者：周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