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观察
疫情危局 财政形势严峻程度或超想象
【研究员】:WH
收入持续下行,减税对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的作用不明显,民生社会福利、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等刚性支出易上难下。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如人口红利消失、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宏观杠杆率高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等导致经济增速必然下行,难以对冲矛盾。疫情当前,经济活动在正常春节假期后近乎停摆1个月,财政必然减收,但疫情防控的支出却急剧增加,截至2月24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1008.7亿元。
【博览财经特稿】近年来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哭爹喊娘甚至发不出公务员和教师工资已不稀奇,“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再度成为重要内容。
收入持续下行,减税对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的作用不明显,民生社会福利、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等刚性支出易上难下。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如人口红利消失、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宏观杠杆率高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等导致经济增速必然下行,难以对冲矛盾。疫情当前,经济活动在正常春节假期后近乎停摆1个月,财政必然减收,但疫情防控的支出却急剧增加,截至2020年2月24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1008.7亿元。
当前的财政形势严峻到何程度?
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90382亿元,预算目标为192500亿元,短收2118亿元,完成率为98.9%,为近年低点。2019年财政收入增速3.8%,低于预算目标的5%,该增速为1987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在此种情景下,2019年非税收入32390亿元,比上年增加5433亿元,大幅增长20.2%,主要靠央企国企利润上缴及金融反腐罚没收入增加。其中,中央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6100亿元,同比增加3600亿元,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约13个百分点;罚没收入3061亿元,同比增加402亿元,增长15.1%,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约1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消费税12562亿元,同比增长18.2%,而消费税主要是烟草、汽车和油类三大特定商品消费贡献,2019年烟草行业贡献工商利税12056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上缴财政总额11770亿元,同比增长17.7%,创历史最高水平。
居民杠杆率高、还本付息压力加大,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消费意愿不强,房价大涨导致贫富分化抑制消费。因此,减税降费超2万亿却并未带动经济大幅增长。纯粹寄希望于减税降费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根本上是宏观的改革开放和微观主体积极性的提高。
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财政收入增幅分别为3.5%、4.6%、2.8%、-2.1%,中部地区收入增幅相对高一些,东北地区收入下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西、河南、浙江、河北等8个省份增长在5%以上;江西、广东、安徽、四川等17个省份增长在0-5%之间;6个省份同比下降,吉林-10%、重庆-5.8%、宁夏-4.7%、西藏-3.6%、甘肃-2.4%、黑龙江-1.6%。
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保收入之和,剔除其中的重叠部分如财政补贴社保部分,作为政府筹集的收入,2018年的宏观税负为35.2%,较2017年上升1.2个百分点。该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但高于美国的26.3%。
4、财政收支差高达4.8万亿,创历史新高,考虑到专项债后的实际赤字率为7.1%。
官方赤字为2.76万亿,但实际上的收支差为4.8万亿,中间的差额通过历史结转结余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解决。考虑到2.15万亿的专项债,实际赤字率高达7.1%。
2019年各省市财政收入/支出低于50%的有23个,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仅8个省市财政自给率高于50%,主要是上海87.6%、北京82.7%、广东73.1%、浙江70.1%、江苏70%、天津68.7%、山东60.8%和福建59.9%。
6、财政困难系数。
7、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高,尤其是西部地区高度依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东部地区公共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占比高。
经过这个分配过程后,中央政府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与支出比为48.2%,仍有51.8%的支出需要发行国债弥补。但即使有中央的转移支付,地方可支配收入仍难以满足地方支出需要,两者之比为85.2%,仍有14.8%需要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
除一般公共预算外,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一大块收入来源。地方综合财力构成中,东部的公共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占比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及税收返还,自身财政能力较弱。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本级公共财政收入、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以及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收入为主)。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公共财政收入占比偏低,更多依靠中央转移支付,自身财政能力较弱。
浙江、江苏和广东省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位居全国前列,浙江、湖北和重庆等省市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高。2018年全国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372亿元,其中土地出让收入65096亿元,占比91.2%。从分省政府性基金收入看,浙江(8737亿元)、江苏(8223亿元)、山东(7579亿元)、广东(5887亿元)和河南(3828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居于前列,前5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全国地方本级比重为52.7%;黑龙江(357亿元)、宁夏(137亿元)和西藏(89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最少。从已公布的21省市2018年土地出让数据看,浙江(7749亿元)、江苏(7478亿元)、广东(5374亿元)和山东(5212亿元)依然位居前列。从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看,浙江、湖北、重庆和四川等省份的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其土地出让收入与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的比值分别为1.17倍、0.96倍、0.94倍和0.88倍。
在当前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下,要统筹稳增长与防控疫情,稳增长、防控疫情的同时还要防范财政风险,这是极度困难的,极度考验理财能力。疫情防控不仅减少税收收入,而且增加一大笔支出;防控疫情时的稳增长基建支出、民生支出均不能削减,财政收支两难。
经济社会短期有风险,财政短期有困境、长期有风险。何去何从?当前的战时状态只能以适度扩大财政风险来降低经济社会风险,即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均需扩大,突破赤字率3%的约束,赤字和专项债必须达到两个3万亿,投向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医疗欠账等新型基建和人口流入的地区,即财政支出必须为人服务,基建投资随人走,尤其要转向对人的投资。
2020年财政增收极为困难,财政收入保持在0-2%增速都非常困难。疫情持续至今,2月的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3-4月陆续复工,如果疫情在4月得到控制,由于当月经济活动影响的是下月财政税收,因此直接影响3-5月的税收收入尤其是3月的税收。3月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受影响较大,个人所得税因工资薪金下行同样受影响,将直接减收约1万亿,若无更大幅度的经济反弹,税收收入几乎是负增长。考虑到非税收入尤其是国企利润上缴以及反腐败力度持续推进,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保持在零左右,但前提是非税收入增速要从去年的20%上升到30%。
根据上述假设,2020年财政收支的差额将达到6.4-7万亿,假定财政赤字在3%,即赤字在3.2万亿,赤字外的缺口仍高达3.4万亿;假定财政赤字在3.5%,即赤字在3.7万亿,赤字外的缺口仍高达2.8万亿,需要动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资金、增加国企利润上缴、压减一般开支等方式弥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质增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以收定支”“过紧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最新的表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财长刘昆落实指示精神则提出“积极财政政策新内涵”“内涵式财政政策”。一言以蔽之,财政的艰难只能“适度扩张”“节用裕民”“好钢用在刀刃上”。
1)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是形势所需。“一些地方收支矛盾更为突出,有的财力紧张,资金使用固化、僵化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面临困难。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行不通,必须向内挖潜,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强调大环境变了,大环境越发地不确定,越发地不利于财政增收,积极财政政策从支出总量要转向结构做文章)
“财政支出规模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匹配,不受管控的支出扩张既不现实,也会给长远发展留下隐患。”“在今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必须坚持量入为出,更加注重优化支出结构。各项支出都要明确标准,不能敞开口子花钱。”“预算执行中要加大存量资金和资产盘活力度,对不具备实施条件、项目进展缓慢以及预计难以支出的项目,按规定收回资金统筹用于重点支出。”
“工作中树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理念,加强重大项目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清理规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的支出政策,建立民生政策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协调的机制。”(强调不能随意上马项目,避免半拉子工程浪费财政资金;部分地方政府承诺福利过高,成了事实上的负债,西方部分国家债台高筑,与大选候选人为了选票而持续提高承诺有较大关系)
4)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思想。
短期要开源节流解决财政收支矛盾,但是可能导致恶化长期形势,比如收过头税恶化经济活力、债务攀升等。中长期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避免陷入财政危机。站在更长远的角度,未来还要立足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变化、解决收入不均等不平衡的矛盾、高质量发展、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企业、科学家的积极性的角度构建新的财政和税收制度。
第一,增加收入来源,税收方面主要是消费税(烟草行业)、资源税和环保税有增收空间。具体看,一是改革消费税,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其中并提高消费税税率,当前尤其可以提高烟草行业消费税税率,逐步将消费税的归属权下划给地方。二是提高资源税和环保税税率,资源税的空间大于环保税。2019年资源税1822亿元,同比增长11.8%。;环境保护税221亿元,同比增长46.1%。
第三,盘活现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出让股权,既能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又能解决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第五,加大对基层的转移支付,确保不出现“三保”难以实现导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第七,强化财政绩效,短期内要大幅度提高很难。
第一,必须简政放权,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党和国家体制、行政事业单位改革,强化绩效管理,通过政府采购解决长期大量的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政府长期大包大揽,家长制的大政府必然收支庞大。只有简政放权,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大量的事业单位要么回归非盈利机构,要么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但是裁减冗员精兵简政,必须配合市场化的改革,比如放开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就业的吸纳能力,否则改革将导致新的社会群体性问题。
第三,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避免社保长期过度依赖公共财政补贴。我国的社保可持续性差,且对财政补贴的依赖度上升,2018年依赖财政补贴1.7万亿,2019年的财政补贴更是接近2万亿。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提高社保缴费率加重企业负担,而在于提高国有资产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资产质量、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增强中央调剂力度、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商业保险)的重要作用实现多层次积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第五,适度放宽地方政府举债额度,但强化绩效管理,负债与资产匹配、成本与收益匹配,在有优质现金流的资产项目上加杠杆,稳定杠杆率而非稳定杠杆绝对数。(来源:持志以恒 作者:罗志恒、范城恺)
疫情重创供应链 中国“世界工厂”角色或生变
【研究员】:WH
早在2018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便在预示性“优先疾病清单”中罗列了“疾病X”,意指任何未来可能导致大流行传染病的未知新病原体,提议早日在研发方案上为之做好准备。只是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先知先觉者仍然很难想象具体的影响和防范措施。更重要的是,两年来中美贸易战下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已经惊醒了跨国企业,使其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博览财经特稿】由新冠病毒疫情引起的全球股灾,主要还不是基于病毒迅速传播对人体的危害,更多是对全球经济景气的打击。其中最核心的焦点是对供应链的重创,不但是短期内中国复工困难构成的挑战,更多是关系到长期供应链的重组。
近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在主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表示,需要千方百计稳外贸、稳外资,狠抓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等20条措施的落实,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出台超常规、阶段性的支持政策,借以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更重要的是,两年来中美贸易战下的关税和报复性关税,已经惊醒了跨国企业,使其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所以,跨国企业和股市都在问:新冠病毒会不会只是未来更大灾难的“彩排”?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如何重组?会从中国大量撤出吗?
中国美国商会在2月27日发布新冠病毒的影响报告,基于2月17-20日进行的问卷调查,169名回复的成员公司包括大中小型企业,许多是跨国公司,有些在湖北和/或疫情爆发中心附近省份有业务。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预计,如果业务不能在4月30日之前恢复正常,2020年中国的收入将会减少;接近五分之一的人说,如果疫情持续到8月底,2020年的收入将下降50%以上。
43%的受访者表示,现在确定新冠病毒对2020年市场增长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约有1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至少损失50万元人民币。
中国美国商会的研调虽然对美商是否将供应链从中国撤出没有提出具体的指标,但在此前,上海美国商会在2月16日发布2月11-14 日对位于长三角的109家美国制造业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有58%的公司预计其产量需求将低于正常水平;38%的公司没有足够的口罩或其他用品来保护员工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约尔格•伍克对媒体表示,抗疫造成各地方政府推出错综复杂和相互冲突的规则,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各地运送货物或人员”。
这些研调结果表明,外国公司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产业的关系。
伍克认为企业必须重新认识供应链“多元化”的意义。“中国作为唯一故事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疫情极可能打破全球化语境下供应链的分工前提,也就是每个经济体都应该致力于其长项的“神话”。而当供应链受到重创之际,它是否也意味着永久性的重组?
叠加新冠病毒的影响,可以说近40%因关税问题已经有外移意向的美国企业,如果还未着手,很有可能会在解决病毒危机之际或之后付诸行动。这多少呼应了前述上海美国商会调查的结果:三分之一的会员公司计划在工厂无法开业的情况下将业务迁出中国。
《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至少部分原因是,病毒的爆发提醒人们,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但按标准衡量,它并不是一个发达或富裕的国家。”
谷歌将于4月开始与越南北部的合作伙伴开始生产其最新的低成本智能手机Pixel 4A,并计划2020年下半年在东南亚国家生产其下一代旗舰智能手机Pixel 5。
去年美国潮鞋品牌史蒂夫•马登(Steve Madden)和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分别宣布计划将部分业务迁出中国。在2019年8月的一个投资人电话会议中,家得宝音频产品销售执行副总裁泰德•戴克表示:“就利润而言,我不知道有任何一家供应商没有将某种形式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境外。”
国家安全的供应链将更为“反全球化”
中国在全球药品供应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一些药品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包括阿奇霉素、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等抗生素。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表示,由于难以从疫区获取原料,某一种药物已经短缺。FDA虽然没有透露哪种药物或其制造商,但媒体已经释放出忧虑的信息。
FDA还发现约有20种药物完全从中国采购其活性药物成分或制成品。迄今为止,相关公司均未报告任何短缺。另外有63家制造商通过在中国的72家工厂生产必要医疗器械的设施,目前在美国市场上尚无此类医疗设备短缺的报道。
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健康小组委员会主席安娜•埃舒表示,“让中国为我们制造运动服是一回事,但要依靠它来提供我们的药品供应吗?这是不可接受的。”共和党参议员乔西•霍利在2月27日提出《医疗供应链安全法》草案,目的是针对中国爆发冠状病毒而导致美国潜在的药品短缺风险,借此确保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的安全。
从这个角度看,供应链的重组似乎已经不可避免,重组的程度要看供应链中断的严重度和持续性、替代国家的技术能力以及疫情全球扩散是否会波及更多供应链上的成员。但可以明确的是,各国政府将会要求某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将生产线移至国内或更近的地方。
供应链重组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和幅度的问题。根据目前粗糙的数据,至少有30-40%的外商可能把供应链从中国撤出,这是因为贸易战关税的影响已经迫使它们对于替代供应商进行研究,病毒只是加速这方面的落实。
同时有几个因素决定中国的供应链不能完全被取代:第一,中国有比他国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第二,在特定产业,中国所能提供的技术和劳工水平不是目前东南亚低工资国家能轻易取代的;第三,中国有很大的内需市场支持供应链留在中国,显示有一部分“在中国,为中国生产”的外商生产将倾向于留在国内。
同时中国也要为自己的供应链部署采取“双保险”的多元化政策,因为未来任何基于“孤注一掷”的国家策略必定代价过高。
49%的中国美国商会研调受访者希望中国政府提供税收减免以帮助外国企业;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希望看到清晰、一致的政策,而35%的受访者要求优先考虑透明性,并希望获得进一步包括有关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以及与疫情相关的商业政策的信息。
德国联邦材料管理采购与物流协会(BME)中国代表里卡多•科特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对于病毒的传播尽可能透明至关重要,以便企业可以做出相应的准备。
那么,用保险业的术语来说,病毒至少存在短期内从“低概率、高严重性”变成“高概率、高严重性”的持续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企业将如何去评估不同生产地的优劣势,包括当地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治理、地理、气候等考虑?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悲观的预测不会成真,而从这个角度看,供应断链向全球企业提出的疑问是:一个正向高度科技化迈进的经济实体,是否有与之匹配的政治架构来预防灾难性的冲击?因此长期来说,比起救急的优惠利商政策,言论与媒体自由带来的透明度,以及有独立法治把关的体制,可能对掌握供应链的竞争力更为重要。(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刘裘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