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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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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5 22:02: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 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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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过三年以上苦日子 中国准备启动经济内循环                 
【研究员】:WH
鉴于当下全球所有的先进工业国和主要贸易国都在发生大面积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已进入严重病害灾难之中,我们据此不难分析判断:全球经济的停滞甚至崩溃的惨状,已经不可避免!经济活动停滞、经济状态崩溃之后,无疑会导致物质严重匮乏,供应不足,这将对全球每一个国家、每一户人家乃至每一个人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不可想象的困境——像美国这种枪支泛滥的国家,以及有300多万难民的欧洲,将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治安骚乱,甚至危及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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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论坛上做了书面发言:“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以下来自网文:

准备过三年以上苦日子了,现实即将发生!

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六保”:为应对全球疫情灾害的日趋严重,中国政府开始未雨绸缪 、宏观调控!严边境,稳内需,储物资,运筹帷幄!

鉴于当下全球所有的先进工业国和主要贸易国都在发生大面积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已进入严重病害灾难之中,我们据此不难分析判断:全球经济的停滞甚至崩溃的惨状,已经不可避免!经济活动停滞、经济状态崩溃之后,无疑会导致物质严重匮乏,供应不足,这将对全球每一个国家、每一户人家乃至每一个人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不可想象的困境——像美国这种枪支泛滥的国家,以及有300多万难民的欧洲,将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治安骚乱,甚至危及到其他国家。

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运筹帷幄,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中国已开始行动了!中国的应对之策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边境防御和管控。

随着境外疫情的持续不断发展,拐点尚未出现,在防控效果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境外病例输入危险;同时,一旦全球疫情继续发展,上述所言的国外“难民”问题将对中国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一旦出现“难民潮”,对于相对安全的中国来说就有可能成为难民的首选避难地,所以中国政府正在采取进一步的强有力措施,加强边境防御力量,强化边检工作,由海关、公安、武警、边防军、边境民兵及村民骨干组成强大的边防边检防护网,保证中国边境的绝对安全

二、准备启动经济内循环。

由于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产业门类的最大工业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因此,中国将有条件实现经济独立的内循环,不依靠国外市场,全力加强自产自销,以充分保障内需,维持正常生活与生产之需,从而使中国经济得以相对正常地运行;当然,这需要配套一揽子政策作为导向与支撑,稳妥向前。

三、对战略物资及民生产品实施战时计划经济。

由于全球经济体系崩溃,生产活动基本中止,但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口却需要维持生存。中国作为奉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全球抗疫和支撑生存的大后方,要为全世界人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避免出现由于物资匮乏而出现大规模饿死的情况。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稳固国内资源,在“稳内”的前提下搞好“援外”储备。建议提前做好如下安排:

a、立刻核查并充实粮食战略储备,确保全国人民的口粮无忧;

b、统筹安排今年的主粮生产以及肉蛋禽鱼奶果蔬的生产总量;

c、提前安排海外矿物、能源、农产品的原料储备及持续供应;

d、对水、电、气、通讯、燃料、交通,实施国家战时统一管理及调配。

四、地方政府需就近开辟果蔬肉蛋基地:

果蔬肉蛋不便长期保存,但即时需求量又极其巨大;同时,像周边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果蔬几乎全部依赖中国进口,届时,这些副食品将极度紧缺。因此,除了国家层面总体统筹外,各个城市应根据各自的条件,在城市周边就近开辟生产基地,尽量缓解当地缺口,减轻国家副食品生产供应与运输的压力。

五、动员和组织企业应对危机。

对于中国的企业,需要立刻着手两件事:

第一,当务之急也是最核心的事情,就是筛查评估自己的原材料供应,确保每一种原料都有国内供应商备份,以保证一旦国外断供,国内的原料可以即时补充;其次就是着手开发国内的客户资源,为企业的物资储备和生产经营找到新的入口与出口。

第二,所有企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提前布局考虑增加生产民生产品。因为,一旦全球疫情继续发展,国外经济全面停止,那么,全球五十多亿人口的生活物资需求都将依赖中国的供应,这方面的缺口将极其巨大;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大好机会。

六、提醒和号召家庭积极应对。

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这个能迅速战胜疫情的伟大国度,不但我们自己是安全的,中国也将成为世界末日里的“诺亚方舟”。因此,特别提醒近期计划出国的人,能不出去尽量不要出去,因为一旦你下了船,就不一定有机会能再上来;即便一定要出去,那么最好是缩短行程,尽快办完事,尽早回国;另外一定要携带两套全方位防护服,到了国外就把它轮换着穿,绝对避免感染,以健康之身回国。

尽管我们在“诺亚方舟”上,但外面的“末日”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巨大冲击,关键问题还是物资的紧缺;因为,中国届时将需要向境外输出大量物资,支援全球抗疫与基本民生生存;到时,国内的部分物资,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会出现适度紧张的状况,因此建议大家应适度、分批地储备一些食品及日用品:比如3~6个月的主食和油盐;2个月的冻肉和袋装食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果蔬蛋奶;另外,最好储备一点绿叶菜种子,如芹菜、菠菜、青菜、韭菜等种苗。因为如果万一出现极端情况,那么在主粮不缺的情况下,就可以开辟“十边地”,甚至在屋顶平台、自家阳台的花盆里也可以种植;这些速生绿叶菜,在极端情况下可为大家及时补充必要的营养和维生素。

尽管需要提前做些准备,但大家不必有任何恐慌,更不必出现“抢购潮”,因为中国的物资供应,将会首先保证国内的需求;这是考虑到,未来如果万一出现短时紧张,大家因为提前做了适度储备,既为自己也为国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缓冲时间,从而避免民众造成不必要的紧急情况和焦虑情绪,也不至于影响到自己的基本生活。这就叫未雨绸缪,不打无准备之仗。还是按照毛主席说的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来源:华檀)



                                 
                                           政经观察
                 



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 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                 
【研究员】:WH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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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抓紧调整人口政策事关人口健康可持续和长期经济增长。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应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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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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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二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三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四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较2018年增加945万,占比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8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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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300万,占比3.8%;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3亿,占比10.3%;2073年达1.74亿的峰值,占比继续升至17.1%;2100年为1.56亿,占比20.8%。

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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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18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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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韩国0.98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韩国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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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从经济增长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但是,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渐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预计2050年将较2019年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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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看,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会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费占比从35.6%升至39.0%,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5.3%降至9.5%。并且,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比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约14亿平的双峰,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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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人口的争论从未停止,焦点集中在三大方面: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2)与人口素质相比,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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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适度人口论”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石,当前支持此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这是一切人口争议的源头。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由此论证独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

我们认为,第一,“适度人口”只是抽象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测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霍德·索维(1982)曾直言,“人口学界可以把适度人口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来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宋健、田雪原等人的研究以当时情况或发达国家情况简单外推未来,对长期变化预测不足,稍微更改假设结论便大不相同。比如宋健(1980)在预测百年中国人口规模变化时,以当时3.0的总和生育率直接外推未来,忽略了总和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趋势降低的规律,才得出如不控制人口,中国人口可能达43亿的结论,事实上2000年后总和生育率已基本降至1.6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工业固定资产/工业劳动人数,参考发达国家的情况,他假定工业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6%,工业劳动者技术装备的年平均增长率4%-5%,因此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者最多只能有0.6亿,再通过比例估算出农业和服务业劳动者的最大规模,得出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7亿的结论。但是,如果将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增加1%,2080年中国适度人口就会远大于7亿。实际上,1992-2018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19.6%,远超田雪原1981年的假设。

第二,人口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20世纪中后期“人口爆炸”思潮盛行,1948年英国学者福格特提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最大承载力是22亿人口,超过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Paul Ehrlich在《人口爆炸》中提出,当时的全世界人口约35亿人已超过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并预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爆发不可收拾的饥荒和动乱。当前全球人口接近76亿、且总体有序,资源枯竭、环境崩溃并未发生。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明显提升。如随着人类对原油、天然气的不断勘探,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剩余储量/当年产量)从约30年升至50.2年,不减反增,天然气储采比也从49.9年波动至53.6年。通过对太阳能、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人们变“非资源”为资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消费比重从94.1%降至79.7%,核能和替代能源消费比重从2.7%升至13.4%。以色列的人均淡水量仅中国的4%,却依靠海水淡化等技术缓解水资源不足问题。

2、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在当前社会,人力资本重要性愈加凸显,加之人工智能将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数量还有那么重要吗?1)3亿人美国强于14亿人中国,人少一点也可成为大国?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

我们认为,第一,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简单说,国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其他。一方面,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1978-2018年中国GDP与美国的比例从6%升至63%,按照当前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前后超过美国。如果当前中国仅3-7亿人,与美国差距将远大于现实,民族复兴之路更为遥远。另一方面,人口大幅减少会导致大量城市萎缩甚至消亡,大量产业凋敝乃至消失,使国力严重受损。如1960-2015年日本“煤都”夕张市人口从10.8万人萎缩至8843人,65岁以上老年人1980-2015年从9.1%升至48.6%,2006年财政破产。在当前趋势下,2019-2100年中国人口将从14亿萎缩至7.5亿,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而美国长期鼓励生育、引进高素质移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安定环境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人才,1900-2018年美国人口从7621万持续上升至3.3亿,联合国预计2100年将达4.3亿,这对美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的观点只看到了人口对经济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对经济的创造。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证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减少人口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相反,包括日本、欧洲诸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均在鼓励生育,力图保持人口增长。日本首相安倍面对2019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万人,表示“现在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希望推动总和生育率尽快从1.4回升至1.8。2020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1.5的总和生育率太低,应当在下个十年中期之前保证出生率增长;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清晰明确、覆盖面广、系统性的家庭支持项目,2020年起一胎家庭也可获得“母亲基金”。

从需求端看,大市场的利润空间使企业形成更大研发投入;大市场企业主体更多,可以细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且企业竞争更激烈,创新动力更强。人口众多有利于促进创新,在大市场中微小的需求也可以形成市场,细小的技术创新都得以生存。人们总认为人多导致地铁拥挤,但事实上人少的城市可能连地铁都不会建。正因为人口众多,截至2019年末中国高铁里程达到3.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欧洲之后第三个自行研制民用大飞机的地区,当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由于巨大消费市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引人瞩目,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子行业发展迅速。根据CB Insight的数据,2018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分别占全球的38%、42%,2013-2018年中国每年新生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家上升至32家,美国从15家上升至53家,中美差距在快速缩小。

从供给端看,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中国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已接近2亿,为世界各国之首。人口众多意味着人才储备库巨大,1982-2015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规模从604万人升至1.71亿,占总人口比重从0.6%升至12.4%,中国的人才总量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0-201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相应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2.9%升至50.6%,1971-2017年美国从47.3%升至88.2%,差距逐渐缩小。2001-201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从104万增至753万,增长了约627%。高质量人才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得益于一支庞大且高学历的工程师队伍,中国逐渐实现了在部分领域的领先。

2)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来临,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吗?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将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传统产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导致传统产业单位产出的劳动力耗费降低,却没有减少总就业,核心就在于同时创造了新的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汽车的出现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历史经验显示,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从事制造业;随着工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减少,“失业”的工人进入服务业。1989-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806万降至1281万、下降2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883万上升至12931万人、增加587%,总就业不降反升。

未来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岗位。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预测,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创造12%的净增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分别将取代36%和27%的岗位,同时人工智能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将创造50%和48%的岗位。人工智能对就业不仅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即人工智能更节约成本,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更低、消费者实际收入更高,促进消费,进而促进公司扩大生产、公司雇佣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人口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将拖累经济发展。

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年来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十分激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虽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框架。1)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相对于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的有条件、有区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开生育更为公平。2015年全国、城镇、乡村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0.91、1.27,农村生育率仅比城镇略高,但农村育龄妇女平均也只生不到1.3个孩子。

2)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因为当前人口形势紧迫,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原本计划执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率峰值达到4.5,屡屡拖延政策调整时机。在21世纪初关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保守派占据上风,生育政策调整屡屡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测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测算,“单独二孩”将使未来4-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共计将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甚至比2014年减少32万。翟振武(2016)又测算,“全面二孩”政策将使未来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尽管翟振武的预测较之前大幅调低了,还是远高于现实水平。一直以来保守派对政策的影响更大,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沿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骤谨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后,仍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官员称“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他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我们建议:

一方面,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不需要进托育机构、而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为(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实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并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将于2020年底之前完成,后续可视情况继续推进。当前各地区社保缺口严重不平衡,提升至全国统筹可平滑地区差异,保障收不抵支省市的社保水平。当前我国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占比85%),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所代表的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占比较低。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国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低于日(65)、韩(61)、英(65)、美(66);女性退休年龄55岁,低于日(65)、韩(61)、英(63)、美(66)印(58)。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高老年人力资本水平,消除雇主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的障碍,并通过改革养老金等加强对老年劳动力延长职业生涯的激励。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推动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加大老年健康科技支撑力度。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弘扬尊老文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补齐老年出行困难和参与社会的公共服务短板,为老年人享用社会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娱资源创造条件。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环境,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来源:泽平宏观(ID:zepinghongguan)作者:熊柴 周哲)



                        

美不择手段制裁 华为命运也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                 
【研究员】:wh
美国制裁华为这件事,我认为它不是一家中国企业自身的事,是一个国家的事。今天中美贸易战、技术战,是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遭致的结果。2019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7%。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工业实力接近美国,存在着超越美国的潜力,所以美国总会在一个什么情况下——不是贸易战就是别的战——总会整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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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美国制裁华为的手段,正在步步升级,每一步都是置人于死地的杀招。而每一位关心华为的人,都不免会为这一个问题所困扰:离开了美国,华为还能活吗?

这背后本质上是一个信心问题。它涉及到:我们是否相信,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中国工业是仰人鼻息,还是奋发自强。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路风作为一名长期研究技术进步、工业发展的学者,著有《新火》《走向自主创新》《光变》等影响很大的工业史著作,他从自己的角度给出了一些看法。

华为的命运,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

美国制裁华为这件事,我认为它不是一家中国企业自身的事,是一个国家的事。今天中美贸易战、技术战,是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遭致的结果。

2019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7%。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工业实力接近美国,存在着超越美国的潜力,所以美国总会在一个什么情况下——不是贸易战就是别的战——总会整你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超级大国,举国之力打击一家企业的情况。目的很清楚,就是阻止华为在5G上继续领先。

按美国司法部长巴尔的说法,“这是19世纪末以来,历史上第一次美国没有引领下一个技术时代”。

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重要技术领域领先。不让中国在已经领先的领域继续领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华为打掉,所以美国罗织了罪名。

去年美国制裁华为,命令美国企业不得向华为供货,结果美国企业损失很大,股市动荡影响到经济运行。而华为还能找到替代性的供应来源,所以去年没有把华为限制住。

这是因为美国的半导体工业存在着一个短板,下游工业、制造业逐渐衰落了,它产出的近80%依靠海外市场,其中大头就是中国。

2018年,美国供应了全球46%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自己消费22%;相比之下,中国供应了全球5%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却消费了34%。同年,中国生产手机18亿部、计算机3亿台、彩电2亿台,分别占到全球总产量的90%、90%和70%以上。

这种结构意味着中美之间处于一种“核恐怖下的和平”的状态。美国有技术和工业的优势,中国有市场优势。它意味着,如果双方脱钩不会单方面疼,我疼你也疼。如果中国的芯片市场没有了,美国必然要倒闭一批半导体公司。比如一旦禁售,高通公司肯定破产,因为它2/3的芯片产品卖给中国,在美国本土的销售额只占到5%。

所以美国今年就改变了战略,更凶狠了,以使用美国技术为名,要求全世界的半导体供应链都不得向华为海思芯片供货。

美国想达到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把华为的海思芯片掐死;第二,继续从中国市场赚钱。如果真这么执行下去,华为是很容易扛不住的。

所以我认为,华为被制裁这件事关系到中国有没有发展高技术工业的权利。华为的命运其实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因为一旦华为被打掉了,今后任何一家中国企业都可以被打掉,只要你比美国领先。那这就意味着,中国从此不要再想着在高技术工业上赶超美国了,不会有企业敢这么干了。

目前这件事已经持续了1年多,美国方面是有战略的,而中国迄今为止一直是做一些战术性动作,找一些方法来规避美国的禁令,自身并没有形成战略。

“没有战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主要是中国接受了美国的说法:贸易战时,美国耍了个滑头,说华为事件和贸易谈判是两件事。

但这是两回事吗?实际上是美国一个战略下的不同领域,跟你打的既是贸易战,又是技术战,总体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接受了这个说法后,在今年1月孟晚舟还在被非法羁押的情况下,就和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谈判的协议。两件事脱钩了。

这样一来,就使得美国可以各个击破、步步紧逼。美国把华为打垮后,就会在贸易谈判上住手吗?或者说贸易谈判让步了,他就不会把华为打垮吗?

如果把华为事件上升到国家层次,和贸易谈判挂钩呢?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去年你不放孟晚舟、不取消对华为的制裁,那贸易谈判就没得签,僵住了。

这就意味着一直没买他的农产品。那今年特朗普、美国经济是什么滋味,可以想象得到,美国经济就有崩溃的可能。

只有当中美两个国家都面临这种极端可能时,才有可能恢复理性。美国才不会极限施压。

我担心的是,中国现在没有战略,就是步步退让,看不到尽头。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华为的事情当作国家战略来做。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国家对国家了。

对中国来说,你要是想打垮华为,那咱们就彻底掀桌子。比如颁布一项法令,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产品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拒绝向华为海思供货,否则就禁止销售。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最近中芯国际因为怕被美国制裁,也对华为断供了。如果中国个别企业的行为都要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那中国还能发展高技术工业吗?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做不就使那些向华为海思供货的中国企业都遭到美国制裁了吗?我个人认为,这并不可怕。因为会有一件大好事发生: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就形成了。

中国半导体工业有两个非常罕见的特点:1、水平处于落后状态,但在半导体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能找到中国企业。

2、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中国企业都在单打独斗,从采购设备材料,到设计生产,再到向市场供货,都是各自在找自己的循环。如过去10多年,中芯国际一直是国外订单大于国内。为什么呢?因为国内企业认为中芯国际不够先进,会找台积电代工。

中芯国际就不得不接海外订单,生产性能要求不那么高的芯片。而另一方面,中芯国际也不会去买中国设备企业的产品。

这其实才是中国半导体工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战略问题——形成自己的本土产业链,让中国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各个企业,能够具有互相需求和供应的关系。这样就有了进步的基础。

而目前中国应该做的是,不让中国企业单枪匹马地面对美国政府的打压,必须进行反制。如果中国出手,那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在整个产业格局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中国的代价是半导体技术要往后倒退,一代、两代或三代,甚至从纳米退回到微米时代;但其实如果华为被打垮了也是一样倒退。而如果保住了产业链,也就保住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而美国也将遭到重创,大约一半的芯片产能变成过剩,一分钱都不要想在中国赚,将出现许多企业破产以及股市动荡、经济衰退,最重要的是失去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再盲信“外国的月亮更圆”?

华为事件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关于中国工业的“灵魂之问”。那就是,我们是否相信:在技术发展上,离开了美国,中国工业还能活?我们依旧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

这是决定我们在国际博弈中采取什么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并不是说我们要关起门来,跟谁都不打交道。我们依旧必须利用世界市场、世界资源。但是在技术发展上,我们没有幻想,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中国战胜技术封锁、“脱钩”威胁,并保持国际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坚持自主创新。

我们许多人一直有一个幻想,说什么我们融入了国际分工,这些都可以不做,可以买。然后特朗普一上台,就给了你一耳光。

我们可以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中国工业在1950年代奠定基础后,由于遇到中苏分裂及美国和西方盟国的封锁,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全部中断。

但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20年间,中国没有低头,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上了一条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

今天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许多都是起源于那个历史阶段。只要稍微观察一下中国的核能、航天航空、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机床等工业领域——“两弹一星”、红旗轿车、运-10干线飞机等等,就会承认这个事实:它恰恰证明了自主开发对于技术能力发展的重要性。

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形成依靠“引进”来实现工业技术进步的政策。这一工业政策可以用一个“三段式”的逻辑来概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

在1980年代末,大规模的引进都是以“技术改造”为目标,通过引进、吸收外国技术改造中国工业。

但进入1990年代后,“三段式”技术政策演变成了“以市场换技术”,甚至发展成为各级政府要求中国企业与外商合资的热潮,在执行上已经违背了初衷。

通过“技术引进”、合资组装外国产品,以及外资设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虽然可以在中国生产看上去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却越来越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状态。

自己干得艰难和依靠外资的“轻而易举”,两相对比,使得这项政策由“提高本土工业技术能力”的美好憧憬,最终变成了让跨国公司图谋主宰中国市场的垫脚石。

中国工业越来越多地滑向了没有自主开发内容的技术依赖道路。从那时起,中国进入一个各级领导都迷信“外国先进技术”的时代,一个形成“外国技术一定先进、中国技术一定落后”社会心理的时代,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

这样的“跟随范式”几十年就这么走下来了。中国的科技体制一直是一个跟随的体制,一是在创新上满足于跟随,二是很少把技术做到底。

直到今天,跟随模式都还很有市场。比如在科研选题上,一直是美国人在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如果美国还没有开展,这个课题基本不可能立项,因为没有立项的理由。

每次上科研项目都强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核心软件、特别是底层软件,全是人家的,自己只满足于在这个基础上做应用开发。许多机床数控、信息系统都是这样的。一旦被人卡了脖子,后悔认错都来不及。

中国工业因此陷入了一个“自我预言”实现的陷阱中:认为自己不行,所以不行。

问题并不是出在学习外国技术上,中国当然可以从技术引进中受益,更可以从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受益,但前提条件是坚持自主开发,把引进当作辅助手段。

但许多工业企业却放弃了自主开发的努力,这使得“技术引进”成为了没有技术学习内容的技术依赖。

日韩两国的经验就足以证明这点。二战后,日韩在技术发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最初的技术几乎全部依靠引进,二是长期阻止外国对本国工业直接投资。

与技术依赖模式不同,日韩企业在引进外国技术的过程中,普遍是在学习外国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产品和工艺开发,而不是相反。

而阻止外资进入的目的,就是防止外资控制尚且弱小的本土企业,从而避免本国的技术学习过程被外资控制。

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技术只能自己干。技术能力只能来自自主开发的实践,而不可能来自仅仅使用外国技术的过程。

外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是中国的技术能力,也不会因为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甚至设研发机构,就变成中国的技术能力。

中国工业要想创新,必须抛弃幻想,自己掌握技术,而要掌握技术就必须进行和坚持自主的技术研发。

凡是可以依靠引进技术的工业领域,技术进步就步履蹒跚;凡是不可能引进技术,只能依靠自主开发的工业领域,技术进步就成果显著。

为什么今天中国工业存在着许多“卡脖子”的领域?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放弃了,没有坚持做。比如早在1965年,中国就研发出了第一块成型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但1979年后,我们在引进大潮中放弃了继续自主研发。目前中国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芯片,芯片已经超过石油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项目。

被“枪毙”的还有大飞机运-10。1980年,运-10就成功试飞了,还曾多次飞到西藏运送救灾物资。但1985年,中国开始与美国麦道公司合资组装麦道飞机,民航干线飞机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运-10停飞,事实上下马,产业链也随之断了,或者说是能力的基础断了。结果就是中国民用航空技术能力的长期停滞和倒退。

到2008年,我国才重新开始进行民航飞机的自主研制。今天我们重启大飞机“C919”的研制,最初的预算是600-700亿人民币,比运-10接近5亿的研发费用翻了多少倍啊。

所以中国工业的短板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都干过,但半途而废了。同时,今天不光是科技体制上变成了跟随,不光是我们工业发展上习惯模仿抄袭,也表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上,是没有自信的,先天地认为外国技术永远是先进的,中国的永远不行。

甚至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试图把“自主创新”跟“关起门来自己干”有意地二元对立起来,似乎自主创新与学习外国技术是非黑即白的对立面。

只有自己做研究,才能理解人家做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讲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本意,并不是说要拒绝学习国外科学知识。

我多年来在课上为学生讲解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的关系时,总是用这样的例子解释:

一个人吸收外部知识的水平,取决于他自身的知识水平。而社会已经达到的知识水平,永远代替不了个人学习的必要性。

虽然学习大师的论文,有助于年轻学生了解写出好的论文需要做到什么,但学生写论文的能力,永远来自于他们自己不断写论文的实践和努力,无论他们是否看了或看了多少大师的论文。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直白的道理,却在中国的政策领域被扯了几十年后,还是有些人弄不明白或不想弄明白。

那些声称自主创新会影响国际合作的人,不是无知或别有用心,就是胆怯。

不应把过去的工业奇迹看作“包袱”

这种二元对立、分割的思想,在近些年来延续到了经济、工业政策中。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新旧动能转换”,认为钢铁、水泥等是旧动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是新动能。

先入为主地把新动能和旧动能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比后者经济效益好,两者存在替代关系。这类认识很大程度来自人们对国际产业转移的观察,经验地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要逐渐向外转移,而用高附加值、资本和知识密集的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替代。

所以一个几乎普遍的共识是,中国要逐渐用新动能替代旧动能。我认为这种新旧分割、对立的思维是错误的。

在钢铁工业发展史上,在中国之前只有美国、前苏联、日本3个国家钢铁产量曾达到过年产1亿吨以上,但也都没有达到过年产2亿吨。而2000年以后,中国工业产能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当年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达到1.2亿吨,现在中国差不多年产10亿吨粗钢。

有些人就被这个成就吓坏了。因为发达国家从来都没有生产过这么多钢铁,那肯定就是产能过剩、失衡了,需要“去产能”。但每次一去产能,价格就暴涨,说明市场还是需要。

今天在中国之外,只有日本还保持着1亿吨的钢铁产能。从1973年到现在的47年间,日本的钢铁产能一直保持在1亿吨钢上下。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日本而言,1亿吨钢是维持它这个工业经济体正常运转的必需条件。

对中国来说也一样,中国工业经济体的规模是日本的10倍,日本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1/10。所以中国跑到年产量10亿吨钢,是比较合理的规模。

它其实预示着世界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工业经济体的出现。10亿吨钢是中国工业经济体正常运转最起码的条件,需求来自中国各个工业部门的增长。中国钢铁产量达到10亿吨,并不会影响我们将来发展半导体集成电路,不会阻碍我们发展高技术工业。

但过去我们总是把这种工业成就,当成了一种经济负担。对中国来说,没有一个工业是多余的。如果中国有一天被迫要进口背心、裤衩,那它跟我们今天依赖进口集成电路不是一样的吗?

工业没有高低之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它能不能盈利、能不能健康发展、能不能提高生产率和效率、能不能降低污染、能不能降低能耗。这才是永恒的。而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政策的一大缺陷,就是把自己的工业体系给忽略了。

2012年、2013年以来,在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渲染下,中国工业被看成是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的、产能过剩的,和需要改造的部门。

在这种背景下,人为地把工业划分为高与低、强与弱、新与旧,将它们看作是对立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告诉你这个我们不要、那个我们不要,我们是高质量发展。

举个例子,2017年中国化学工业规上企业实现主营收入9.1万亿元,利润总额6050.7亿元。但2018年、2019年剧烈下降,两年锐减了2.2万亿元的营收。这是很厉害的一个下降幅度,只有用去产能才能解释,只有关停并转才能做到。

2.2万亿是什么概念?2019年全世界半导体集成电路的营业额只有3万多亿人民币,所以中国化工营收的减少额相当于全球半导体营收的76%。这意味着中国即使能占到世界半导体集成电路一半的份额,也弥补不了化工板块上的损失。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化工在美国算是高技术工业,但到咱们这儿就成了各地方政府纷纷要关停并转的对象。这就是因为中国工业体系被系统地忽略了。

工业的技术进步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是寓于一个工业体系之中、从已有的产业基础上进步,是连续性的进步。新的孕育在旧的之中。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些新兴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必须是应用到工业体系中,而不是所谓的“替换”。

如果为了用新动能替换旧动能,而抛弃、关停许多被认为是“旧动能”的产业和企业,是会对工业体系造成伤害和打击的。

一旦脱离了工业语境去讲创新,是没有意义的。共享单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那东西对生产率有影响吗?什么影响也没有。最后变成了一场资本游戏,有赚的、有赔的。

但我们现在政策上的预期,似乎是只要我这些新技术发展了,整个工业就升级了;认为把旧产能去掉了,自动就好了。这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现在应该让整个中国工业体系重新动起来、继续发展:

1、推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并不是说拿一个工业替代另一个工业。工业是围绕着人的吃穿住用行发展起来的。就像半导体集成电路非常重要,但它能替代钢铁吗?替代不了。

但每个工业都有它升级的空间。什么叫产业升级?就是让工业对环境的破坏、污染降下来,让它的生产率、附加值提高。

最近这些年说到产业升级,就是把基础工业全关了,发展信息产业、服务业,最后发现发展不起来。因为工业是互相联系的,传统工业搞没了,那你信息产业链的需求就都没了。

2、在工业语境中找到短板,重点突破。更具体地说,那些对工业生产的正常运转重要、对产业升级重要而中国目前又不能满足供应或处于落后状态的领域,就是国家应该予以支持的重点。

3、重塑中国产业链,提高它的自主程度。要让中国企业在本土形成互相具有供应和需求的关系。

这3点抓住了,中国是可以实现产业升级的,可以通过现在的工业基础不断再突破,继续经历经济增长。

而对于传统工业来说,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应该有一次设备更新,而且是与技术进步相联系的设备更新。比如基础材料、钢铁、石油化工等工业,在使用先进设备的比例上,还是有升级空间的。只要设备更新,能耗、污染自然就降下来,生产力会提高。

怎么让他们联系起来?比如钢铁、化工企业,让他们的设备跟中国设备工业的创新结合起来,就用国产设备。同时国产设备可以带动设备上一些核心零部件的发展。通过这样的升级,让你的整个工业体系动起来。

这需要国家层面来做。中国已经执行了许多年的紧缩政策,对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在下降的。这时可以出一个专项贷款,用于设备更新上。

这样就有了激励因素,不会所有企业马上就干,但会有一部分开始行动起来。整个工业就有了重新运动起来的可能。

对中国工业抱有无穷信心

在刚进入21世纪时,2002年党的十六大定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力争GDP比2000年“翻两番”。根据当时一位国家统计局司长的解读,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到2020年时将达到35万亿元,并预计到2050年,可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实际情况呢?2018年中国GDP达到90万亿元,得益于中国经济在2000-2014年经历了一轮15年的高增长。

正是这场史诗般的高增长,让中国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8年,中国GDP已经约为日本的2.74倍,工业增加值是日本同期的3.64倍。

这场高增长,让中国工业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像华为、京东方这样的企业,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崛起的。这是中国最大的本钱。

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解释这场高增长的原因,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意外的“奇迹”。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21世纪那场高增长?我自己的看法是,它是有历史根源的,根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正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扩张。这个工业体系的基础是“前30年”的工业化所奠定的,我们通过两三代人的付出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而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国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就:在工业体系基本没有受到破坏的条件下,完成了它的市场化。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前苏联就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工业体系给瓦解了。

在高增长过程中,像钢铁、冶金、化工等一系列装备工业全都实现了突破。总体上,正是中国的工业设备支撑了这场经济的高增长。例如前几天看到报道,中国一重在大连的生产基地,生产出了3000吨的加氢反应器。像吨位这么大的,只有中国能生产,全世界没有第二家能生产。过1000吨以后,就是一路独孤求败,全是自己破自己的纪录。

当然,毕竟中国是个后进国家,我们也有落后的地方。从工业体系的层次看,我们仍然存在若干短板。其中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围绕着大飞机及其系统,另一个就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集成电路和基础软件。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同时也知道我们的优势所在,那就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完备的工业体系。一个处于蒸蒸日上增长的经济体,虽然暂时收入水平较低,但是它的活力仍然超过那些收入水平较高、但死气沉沉的经济体。

这就是我们最应该有的信心来源。只要有增长,就会有技术进步,就会有突破。能力都是做出来的。

中国要做的是成为一个10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新兴工业国。要想实现这个梦想,中国工业就必须通过自主创新,发展出能够产生国际竞争力的能力。

从1959年初就领导中国第一支核潜艇反应堆开发团队的孟戈非,曾经回忆过中国工业的这么一则故事:他在1982年3月的《大参考》上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要求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纸。

孟戈非深感屈辱,说:“要知道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国际上对二次大战中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

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审查的条件是“限于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报不会转用军事”。备受刺激的孟戈非,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去学习,我也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或主张闭关锁国的人。

我认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必要的技术引进都是应该的,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而不应该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

中国工业波澜起伏的几十年历史,反复印证着这么一句话: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也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作者路风)



                        

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中 中国科技崛至关重要                 
【研究员】:wh
2019年全球累计的创新风险投资达到2670亿美元,北美占了一半(49%),中国拿下了22%,即将近600亿美元,超过欧洲的350亿美元(13%)。因此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全球创新领域的两巨头。以前在中国的风投主要是由西方的风投手主导,但现在中国本身有许多优秀的本土投资者。过去十年有139家中国公司成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如排行前十的字节跳动、滴滴、美团、小米、拼多多、快手、大疆、贝壳找房、比特大陆和瓜子二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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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自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政府战略文件称中国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竞争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新范式,不仅主导了国家战略辩论,而且形成了真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角力。对美国而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已经取代了自2001年以来普遍存在的“反恐战争”叙事。

而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中,中国的科技崛起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技术层面的掌控不仅仅是谁制定标准的问题,而是通过“技术政治势力范围”投射地缘政治的力量和影响力。因此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成为系统性竞争的一部分。

但中国的科技升级背后,除了国家政策导向之外,也受到活跃的私人企业创业潮的驱动。美国人长期以来通过资本运作参与了中国科技企业的创立和成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6月中访问了美国泛大西洋投资集团(General Atlantic)的总裁比尔•福特,探讨跨境科技投资和市场准入的未来,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政策,中美贸易战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中美合作的关键投资领域。福特认为美国人可以从中国的科技崛起中获益,而最好的方法是投资中国科技公司。

比较中美科技产业的吸金能力

2019年全球累计的创新风险投资达到2670亿美元,北美占了一半(49%),中国拿下了22%,即将近600亿美元,超过欧洲的350亿美元(13%)。因此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全球创新领域的两巨头。

以前在中国的风投主要是由西方的风投手主导,但现在中国本身有许多优秀的本土投资者。过去十年有139家中国公司成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如排行前十的字节跳动、滴滴、美团、小米、拼多多、快手、大疆、贝壳找房、比特大陆和瓜子二手车。

福特认为,其实很多人只看重中国基础建设的发达,但过去20年来,他所看到的中国已经转向领先的创新型经济,体现在线上电商、社交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等领域。目前一些世界级的科技公司正在中国创立。

20年前泛大西洋刚在中国投资时,联想算是中国早期的科技公司,当时还是政府领投。中国的创新企业很少,也很少有优秀的管理层。但20年后,福特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优秀的创业者,可能正在创建他们的第二、第三或第四个公司。

现在中国有深厚的人才库,并聚集了非常强劲的本土和国际风投,投向早期的创新公司。福特认为“这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的现象,就像在中国的很多事物一样。从我们刚去中国的时候发展到现在,在通常的情况下需要三四十年的工夫,但中国相当于科技产业的人才、金融资本和法规在20年之内就诞生了。”

与此同时,令福特惊讶的是,这些发展居然是在没有很强劲的国内公开金融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目前中国创新经济部分是通过吸引外资而成长的,并不是依赖国内的金融公开市场。福特表示:“我最担心的事就是中美之间在关税方面的争议,以及目前在其他方面的对立,会再继续扩散到金融领域。即使中国本土的风投基金很多背后也有来自国外的基金,如美国大学基金和政府养老基金。”

泛大西洋投资集团在华20年

成立于1980年的泛大西洋投资集团,目前在全球的14个办公室有400名专业投资人员,管理着350亿美元资本,一半投资在美国,一半在海外,大约17%-18%的投资在中国。

泛大西洋在2000年来到中国,先在香港设立办公室。过去20年总共在中国投资了41亿美元,37家公司。基金在2008年和2018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办公室。目前在中国的三个办公室共有28名专业投资人员,投了22家中国企业,估值大约在34亿美元,其中很多是高科技公司。

泛大西洋在中国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联想,也协助联想购买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当初它到中国的动机是看到了电子业的供应链转向亚洲。福特坦承,如果是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之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应该会否决2005年联想对于IBM的收购。

福特从在中国投资的经验里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惊喜,就是管理层和人力资源的水平,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极快,私人企业仍然持续增长,中国企业的水平,仍然如日中天

但同时让福特感到吃惊的是,20年后上海并没有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市场,中国大的企业大多数是在中国境外交易。福特表示,他非常担心,最近美国参议院刚全数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如果成为法令,可能会使得中国公司选择逃离美国资本市场。

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仍然靠海外金融市场套现

福特认为,跨境资金的流动对于中国科技产业的增长功不可没。长期以来美国私募基金在中国的投资主要以纽约和香港上市作为套现的方式,如果这个通道被阻断了,流向中国的外国资金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风投资金所支持的中国企业在过去十年里活跃于国际金融市场,近年来香港上市数量增多,但仍然以美国最为领先。目前在美国上市的前十大中国企业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阿里巴巴的市值就超过6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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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近几年的政治风暴下,2018年仍有14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2019年有39家,今年虽有疫情影响,到目前为止也有12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但福特担心美国证监会将通过法规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上市。

现在香港的上市环境已经很有体量,资本市场的运作也成熟,但福特表示:“如果所有中国公司都离开美国资本市场而转向到香港,我将会感到非常失望。对于我们而言,交易市场的深度和流通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科技公司希望在亚马逊、脸书、谷歌、苹果这样的巨头交易的场合上市,这样它们才能够拿到类似的估值。”

福特也认为新一代的中国科技公司越来越国际化。泛大西洋基金投了字节跳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因为其创始人张一鸣的初衷,就是要创立第一个完全国际化的中国公司。抖音的国际版TikTok完全在中国境外运作,福特认为字节跳动有全球最优秀的AI技术,因此他对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重新回顾式地审核字节跳动两年前收购Music.ly感到不解。Music.ly虽然在美国有业务,但并不是一家美国企业,而是一家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尽管字节跳动在各个部门有技术上的分享,但数字信息并不传回到中国。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的一些表态显示可能会对中国企业采取措施,那么这些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效应,使中国公司选择在香港上市。目前中国市场的私募和风投项目估值达到6000亿美元,另外还有1800亿美元的资金等待进入这个市场。

解读中美双向投资的趋势

根据荣鼎咨询的《中美双向投资报告》,随着中国过热的技术市场急剧纠正,以及美国监管机构受命审查早期的高科技投资,双向风险投资在2019年急剧下降:中国在美国的风险资本投资在2018年增加了47亿美元之后,在2019年下降至26亿美元。

投资的低迷影响了所有筹款阶段、目标行业和投资者类型,除了反映了中国的技术市场动荡,也基于中国监管单位要求中国投资者缩减海外雄心的事实。中美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和监管举措,包括2018年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和《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也是重要因素。

从相对的方向看,2019年美国的独资风险投资公司总共向中国初创企业投资了约50亿美元,较2018年创纪录的196亿美元大幅下降。2017-2018年美国风险投资对华投资的扩张和增长反映了中国技术市场的增长,尤其是后期的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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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越来越多的经济不确定性,中国风投市场在2019年增速放缓,投资者变得更加挑剔,而且有一些投资人认为,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的部分科技生态系统已经过热。

虽然今年初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似乎对中美双边资本流动重新提供动力,但全球新冠疫情改变了近期和长期的前景。不过荣鼎认为,在种种危机中,中国投资者可能对美国非敏感领域但受到疫情冲击的资产感到兴趣,而外国投资者可能从中国技术行业泡沫的缩小中看到商机。

未来的外资和中国创新企业

美国资本对中国科技公司的风险投资下降,是否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科技投资的交集将越来越少?福特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泛大西洋基金将会继续中国的投资,但他和同行探讨的结果是,在中国还未落地的基金对于目前地缘政治方面的种种说法感到非常不安,由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负面影响,有些人认为在中国投资风险太大,这当然反映在数据上。

就中国向美国的投资而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政治化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很多中国公司不愿意冒险卷入这样的过程。如果这种逆风持续下去,最终会不会导致中国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导致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也变得困难?

福特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举措反映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节制。在他看来,这些海外私人资金为中国带来了创新的动力,提高了管理素质,使中国私人企业更加发达。中国方面虽然还没有设立新的障碍,但福特仍然有点担心中方会做出一些反应,比方说终止中国公司常用来在海外上市的VIE架构。但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似乎看到了外来资金的流通对中国创新产业的正面作用。

那么应该如何保持中美之间的金融关系?福特认为美国人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比方说,阻止中国公司向美国购买芯片零部件,这将迫使中国公司自己发展,从而使美国公司失去重要的客户端,最后的结果是美国产业失去竞争优势。同样地,就金融市场而言,中国公司现在都有备案计划,就是到香港上市。

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通过,是不是会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福特认为,市场看重稳定性,如果香港国家安全法的结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香港社会,就会对其金融市场有利;如果香港国家安全法的结果是更不稳定,这就会对市场不利。他认为在短期内应该看不到人民币完全与国外货币自由兑换,所以香港仍然会保持中国获得外国资金的门户地位。

投资人也可以在中美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福特表示,他会尽量向美国政府表达立场:美国人对中国科技的投资,事实上是帮助美国的金融市场成为世界牛耳,因此美国不应该寻求与中国的科技和资本脱钩,而投资人必须为此发出声音。(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刘裘蒂)



                                 
                                           形势分析
                 



全球经济加速日本化是经济货币化与公地悲剧化                 
【研究员】:wh
普遍认为,泡沫经济崩溃是日本“消失三十年”的直接原因;日本生育率低迷、老龄化加剧则是深层次原因。经济泡沫崩溃后,房价、股价暴跌,日本经济陷入持续通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创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历经多年徘徊后主动改革求变,央行将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下调到零,日本率先进入零利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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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2016年,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特·奥布莱恩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正在日本化》的文章。奥布莱恩发现:“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因为世界经济正转向日本模式。”

所谓“日本化”,可以概括为“三低三高”并存的经济常态: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

此后四年,全球经济似乎如奥布莱恩所预测的那样转向“日本化”。

2019年9月,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指出:“现在对欧洲和日本可靠的市场预期使它们陷入货币经济学的‘黑洞’,即利率困在零的水平动弹不得。收益率保持为零或负值可能将持续一代人的时间,美国距离加入它们只有一次衰退之遥。”

仅仅三个月后,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欧美政府“兜底式”救灾救市,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零,直接采购债券ETF。

很多人说,平成三十年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当前,全球经济正加速“日本化”,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将来如桥水分析师所言可能“失去十年”,亦或更久?

本文以“日本化”为切入点,加入社会福利政策(公共用品),探索全球经济的问题、成因及方向。

全球经济日本化

过去三十年,日本经济走向了“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之困境。这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的一大谜题。

先从1990年说起。1990年是日本经济的拐点,当时有两大趋势:一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二是日本劳动人口进入拐点。

普遍认为,泡沫经济崩溃是日本“消失三十年”的直接原因;日本生育率低迷、老龄化加剧则是深层次原因。经济泡沫崩溃后,房价、股价暴跌,日本经济陷入持续通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创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历经多年徘徊后主动改革求变,央行将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下调到零,日本率先进入零利率时代。

2001年互联网泡沫爆发,日本央行开启量化宽松(QE),进而又探索了双宽松(QEE)、甚至实施负利率(NIRP)。日本率先进入负利率时代。日本央行的极端宽松政策,主要是给日本政府财政提供融资。央行直接购买日本政府债券,成为日本财政的最大债权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央行大幅度增加了政府债券的采购。目前,日本央行持有的日本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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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日本国家债务总额达1103.35万亿日元,政府债务占GDP比率达238%,为全球最高。这就形成低利率、高货币、高债务的局面。但是,为什么货币宽松没有引发通货膨胀,也没能刺激经济增长?

日本央行直接采购政府债券、商业银行股票及股票ETF(2010年开始),改变了货币流通方向,制造了坎蒂隆效应。大量货币进入了金融市场,而没有进入生产及商品市场,形成金融市场通胀和实体经济通缩的背离现象。随着日本央行持续购买商业股票和股票ETF,日经指数在2012年底的9000点左右持续上涨到2020年的22000多点。

大量资本在银行系统长期空转,很多企业及居民获得贷款也不投资不消费,存入商业银行,推高了存款规模。最近十年,日本居民存款不降反升。2010年日本居民持有存款占其金融资产的比例达到53%,显著高于同期美国的15%。

这就造成实体经济的通缩,通货膨胀率持续低迷。2018年日本核心CPI同比约0.9%,仍然低于2%的通胀目标。

日本央行为什么要购买商业银行股票和股票ETF?日本商业银行持有大量的股票资产,购买股票其实是拯救商业银行。

1995年至2000年,日本国内银行投资股票资产规模在40万亿日元以上,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6%。2004年底,商业银行的股票资产规模缩水至22.9万亿日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下降至3%。同时,商业银行坏账大幅增加,资本充足率从2000年底的11.1%下降到2002年底的9.6%。

日本央行从“最后贷款人”沦为了“最后的买家”。2018年3月日本央行是日本政府最大的债权人,成为约40%日本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一。

宽货币没能推动经济复苏,实体经济通缩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大多数年份的GDP增长率都低于2%,经常出现负增长。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2016年瑞银报告认为,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通胀持续萎靡,这背后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滑。

1990年前后,日本劳动人口进入拐点,劳动人口不足被认为是日本经济低迷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国家,老年抚养比达到45.2%。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入老龄化,到2016年日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33.7%,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27.3%。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47年的大于4,持续下降到2005年的低点1.26。未满15岁青少年的占比从1947年的35%,下降到2015年的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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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低生育率拉低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老龄化加重了财政负担。日本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非常完善。随着老龄化加剧,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日本社保及财政也压力重重。

日本人均社保支出在过去15年内增加了50%,其中老龄化相关支出占比从1975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68%。国民负担率(税收和社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70年代的24%提升到2018年的43%。日本政府财政中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支出逐年增加,目前已占到国家财政支出预算的33.7%。

受泡沫经济的冲击及低生育、深度老龄化的支配,日本在货币及财政极端扩张中,形成了“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的经济局面。

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最近十多年,世界经济正走向日本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开启量化宽松,美联储直接采购国债为政府融资,欧洲债券收益率降为负数。

2016年,10年期日本债券的收益率为-0.27%,10年期德国债券的收益率是-0.19%,10年期瑞士债券的收益率为-0.61%。

2019年,负利率大肆蔓延。德国和荷兰政府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为负,爱尔兰、匍萄牙和西班牙大部分债券市场收益率也为负。当然,日本依然是全球负收益率债券的最大贡献国,占了世界总量的近一半。

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零,直接采购债券ETF和企业债,向日本化迈出了实际性一步。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欧洲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度扩张,政府债务也大规模上升。

从2020年3月到5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大了3万亿美元,其规模升至7.03万亿美元。其中,国债资产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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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层次看,2008年后,全球各主要国家紧随日本之后逐渐进入老龄化、深度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陆续迎来拐点,经济增长率逐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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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从2010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劳动人口则从2015年开始进入拐点。201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1%,相较2010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预计,2020 年之后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平均每年下降 400 万人。中国需要注意政策性婴儿潮对经济的脉冲。

日本以1990年泡沫危机为拐点,全球经济则是2008年金融危机为拐点,日本引领世界走向“三低三高”之陷阱。

底层逻辑是:低生育、老龄化—高福利及增长乏力—货币刺激增长—金融危机—货币及财政扩张,央行购买政府债券—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低利率—金融资产通胀,实体经济通缩—低通胀、低增长。

日本经济内卷化

在分析全球经济日本化之前,需要消除几个误区:

一、GDP能否衡量一国经济水平?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NP为国民生产总值,二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只反映总量水平,不能反应效率水平。当一个国家劳动力越多时,经济产值越大;人口大国,如中国,经济总量如今已超过日本。但经济总量并不能说明经济效率及实力。

人均产值,尤其是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的人均产值,才能更好地体现一国经济的真实水平。

我们以劳动人口人均产值为指标看看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水平:1990年日本的GDP为3.13万亿美元,劳动人口为8605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为3.64万美元;

2010年日本的GDP为5.7万亿美元,劳动人口下降至8215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为6.93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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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10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几乎翻了一倍,经济效率在提升而非下降。不过,2012年后经济效率较大幅度下滑(后面分析原因)。

所以,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可能会导致经济规模下降,但不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及技术水平。

二、通胀率能否反映经济景气状况?

目前,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胀。他们畏惧通缩,将通胀率低于2%视为低通胀或通缩。

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将2%作为通胀率目标。经济学家根据模型推测,2%的温和通胀率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就是所谓的“润滑油政策”。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温和通胀理论,但其实是一种长期的激进政策,也是存有争议的理论。

因为经济是可以实现零通胀增长的。技术创新,产品迭代,比如智能手机,新品价格如果高于旧品,旧品一般会降价销售,从而拉平价格指数。

还有一种观点是,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收入增加,劳动力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上涨,通胀率上升。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经济要素是动态博弈的。

当劳动力价格上涨时,企业主会通过技术及管理创新,减少劳动雇佣,提高机械化批量生产,从而降低产品价格。在欧美国家,理发、餐饮等服务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高),但汽车等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

所以,通胀率不能作为经济景气指标,通胀率在零左右徘徊,并不能说明经济低迷。

三、就业率能否反映经济景气状况?

过去三十年,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低失业率。这让经济学家极为困惑。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低增长、低通胀意味着高失业,低失业应该是经济强劲的表现。

日本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着强劲,2019年日本失业率降到2.3%,劳动参与率在2012年后逐渐上涨至62.5%。

再看全球,2016年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在接近充分就业时实施负利率。当时,日本失业率只有3.2%,德国只有4.2%,瑞士只有3.3%。为什么高就业率没能带动经济增长?

其实,与通胀率类似,就业率作为经济景气指标可能逐渐失灵。最近几十年,日本及欧美世界,劳动人口逐渐下降,大量的人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即使经济衰退,只要退出的劳动力足够多,就业率依然可以维持较高的水平。

所以,美联储及各国政府将就业率、通胀率视为政策的目标,容易被误导。

消除以上三个误区后,我们再看日本乃至全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以劳动人口人均产值为指标,2018年,日本单位劳动人口产值只有6.57万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3600美元。

最近十年为什么日本的经济效率在下降?至少有三大因素导致市场失灵、经济效率低下:

一是非市场化的婴儿潮对市场的冲击。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低迷的原因。为什么?

因为避孕套发明之后,人的生育行为转化为市场行为。随着经济增长,生育率下降,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家庭会主动选择减少生孩数量,从而提高养育质量。优生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弥补人口减少带来经济产值的损失。如此,经济规模短期可能会下降(也可能会增加),但经济效率、技术水平依然在提升。

但是,受战争、生育政策等人为因素的冲击,个人的生育行为未必是主动选择的市场行为。换言之,人口生育率的非平滑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脉冲。

比如,受二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冲击,日本人口出现结构性问题。二战前,日本政府为经济增长及战争做准备,积极鼓励生育,催生了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在八九十年快速老龄化。

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上升到14%只用了24年(1970年-1994年),德国用了40年,英国46年,美国72年,瑞典85年,法国115年。

二战后的和平时代,日本又迎来一波婴儿潮,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里,日本共出生了806万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这波婴儿潮构成日本七八十年代的人口红利,也是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但是,他们在2010年后,几乎同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对日本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及经济增长造成明显冲击。

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迅速增加: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0%提升到20%用了28年,而从20%提升到30%只用了14 年。到 2016 年,日本60岁/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33.7%、27.3%,远远超过国际惯例的10%和7%。可见,日本在90年代快速老龄化,在最近十年跑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在劳动力市场上,2018年日本劳动人口快速下降至7557万,比2010年减少了658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只有6.57万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0.36万美元,经济效率不升反降。

这说明劳动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没能平滑过渡,人力资本的提升难以补缺劳动人口大规模退出带来的产值萎缩。这是日本最近十年经济效率下降的主因。

二是社会保障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按照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个人的消费、投资、养老等行为是基于长期预期,而非短期。按照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个人的市场行为超出生命长度的预期。比如,对下一代投资,为下一代储蓄,“养儿防老”就是一种基于世代交叠的市场行为。在没有社会保障政策的时代,及中国广大农村,“养儿防老”依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但是,社会保障政策对个人养老的市场行为构成干扰,不合理的社会保障政策容易扭曲这一市场,导致社保亏空、财政负担加重。

社会保障是一种强制储蓄政策,一般是个人储蓄加上政府财政补贴。社会保障金额越高,老龄化越严重,政府财政压力越大。

在日本,社会保障完善,包括国民年金、厚生金和介护保险,福利水平高。以2017年计算,一对缴费40年的夫妻,退休后每月可领取国民年金和厚生金,一共超过22万日元,约1.36万人民币。

退休年龄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战后日本人均寿命迅速上升。1947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只有50岁,女性只有55岁;2018年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分别达81.25岁、87.32岁,成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长寿是日本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结果,但过早退休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和社保压力。日本男性领取社保的平均时间为21年,女性为27年。

2001年,日本政府宣布延迟退休,男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3年的65岁,女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8年的65岁。

推迟退休后,日本老年人就业率持续上升。60-64岁的老人,在 2009 年之后,其就业率甚至超过了 15 岁以上全体居民的就业率;2016 年,日本 60-64 岁、65-69 岁老人的就业率分别达到66.2%、44.3%。

随着独居老人、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增加,日本政府从2000年开始引入商业性质的介护保险制度,以减轻财政压力

在欧美国家,福利民粹主义泛滥,社会福利费用持续增加,政府债务高企。

二是不当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纪律被破坏,央行独立性丧失,央行为政府提供大规模融资,以增加社会福利,购买政治选票,安抚民粹情绪。

日本率先探索了一条量化宽松+负利率的危机管理模式,形成一种兜底式惯性思维:有困难找政府。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效仿日本,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加杠杆,以维持高福利。

以新冠疫情为例,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联合兜底,在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5600亿美元是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的现金,占美国GDP的2.9%。

加拿大的居民现金补贴达475亿加元,占GDP的2.3%。澳大利亚的居民补贴为249亿澳元,占GDP的1.3%。新加坡的居民补贴为59亿新元,占GDP的1.3%。印度的居民补贴为1.7万亿卢比,占GDP的1.2%。德国拿出500亿欧元,占GDP的1.5%,补贴给中小企业及个体户。

中国香港与中国澳门的居民补贴,分别为790亿港元和96.8亿澳元,分别占GDP的2.7%和2.3%。

其实,将新冠疫情视为“大雪灾”,如此兜底式救灾无可厚非(中国需启动救灾模式)。问题在于,将兜底式政策理论化、常态化、意识形态化。

现代货币理论推崇日本模式,认为只要汇率、通胀率平稳,央行可以为政府提供融资(债券等同于货币),以应对衰退与危机。

最近十年,日本继续走向全球化,但经济却内卷化;全球经济效仿日本,亦日益内卷化。

货币公地悲剧化

日本化,是一条“坐吃山空”的不归之路。2009年2月,日本宣布重启股票采购计划,并计划在2012年到2017年出售股票。但是,受金融市场冲击的影响,日本央行将完成股票出售的最终时间点从2021年推迟到2026年。

宏观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央行可自行调节余缺,收放自如。而过去4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央行逆周期调节的历史是一段“覆水难收”的灾难史。

美联储在过去40年一直采取非对称政策,每一次利率下调的幅度都大于上调的幅度,导致利率持续下行,最终走向今天的零利率。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皆如此。为什么?

因为经济增长受投资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支配:货币泛滥—投资边际收益率下跌—经济增长乏力—诱发货币宽松,货币更加泛滥—投资边际收益率进一步下跌—经济增长低迷……如此反复循环,在负利率、负增长的泥潭中挣扎。

弗里德曼当年认为,财政扩张、过度投资,导致经济滞胀。如今,央行直接采购债券,改变了货币流向,导致金融通胀,实体通缩,经济停滞。

在这个恶性循环中,穷人通缩,富人通胀,中产塌陷,贫富分化加剧,全球进入幂律型社会(如大研前一描述的日本M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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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怕的还不是日本化,而是拉美化。

与他国相比,日本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藏富于民,居民和企业负债低,政府负债高,政府债务以国内债务为主。同时,在过去三十年,日本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性技术。

美国凭借其美元“世界货币”的特殊优势,暂时还不会“坐吃山空”。即便经济低迷,美国强大的政治、文化及军事统治力,依然可支撑美元。

日本化将加剧欧盟分裂,其中英国脱欧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欧盟日本化过程,欧元与弱中央财政的矛盾愈突出,德国、法国作为中心国家还能享受欧元的红利,而意大利、希腊等国家债务或再次陷入危机。

最糟糕的或许是阿根廷、巴西、印尼、印度、土耳其、南非等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并不具备日本化的条件,央行采购大规模的国内债券、股票,可能导致货币大幅贬值,引发货币危机。若新兴国家大举外债扩张财政,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另外,新兴国家普遍贫富差距巨大,房地产泡沫高企,消费被透支,身体被掏空,未富先老,危机重重,日本化极易引发泡沫危机。

事实上,疫情爆发以来,不少新兴国家的货币已较大幅度贬值。未来,欧美世界日益日本化,而新兴国家则在日本化之路上可能走向拉美化。

全球经济日本化的问题在于,公共用品(货币、财政及社会福利)沦为公地悲剧。法定货币及政府财政,皆为公共用品。央行丧失独立性,政府财政纪律被突破,引发集体(全国乃至全球性)搭便车,两大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当宽货币被富人搭便车后,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则以政治选票,从社会福利入手,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同时搭财政、货币之双便车。

经济全球化与财政主权化、货币国家化之矛盾(全球化秩序)—美元沦为公地悲剧—资本市场通胀—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崛起—财政赤字货币化—货币与财政同时扩张—社会福利增加—资本边际收益率下滑—经济通缩、衰退、萧条……形成了“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之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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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局?

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的背后是,福利经济学的落后,导致公共决策被意识形态绑架。

自庇古开创福利经济学以来,这一学科都未能找到政府实施福利政策的科学依据及规律。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后,降低交易费用成为政府提供公共用品及社会福利的主要依据。

但是,交易费用的解释依然是模糊的。“诺斯第二悖论”认为,长期的交易费用是不断上升的,经济因此会陷入停滞。正如当前社会福利费用日益增加,政府负债累累,经济增长乏力。

为什么交易费用持续上升?

长期以来,各国社会福利等公共用品建设的方向,并不是降低交易费用,而是维护社会公平,亦或是购买选票与人心。

在此,我们必须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公共用品(社会福利)的目的应该是效率,而不是公平。

“效率,还是公平”,被认为是政府施政的平衡术。但其实,所谓公平的政策(机会均等)只能是手段,目的是提升效率。

哲学家诺贝托·波比欧认为,唯一准确的左右派差异是有关人们对平等理念的态度。左派追求结果平等,但结果平等是违背规律与人性的,只会引发集体搭便车,将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过高的福利或机会不均等的福利,都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

右派主张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将机会均等视为追求自由和效率之目的的手段。

弗里德曼有一句经典名言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一个社会如果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就既不会有自由也不会有平等;如果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就能同时得到更高程度的自由和平等。”

但是,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民粹主义崛起,左派意识形态占据主流,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被扭曲,进而扭曲自由市场,世界经济走向日本化。

未来的世界,需要制度(宪政)来抑制意识形态。正如诺斯所说的,制度的作用是在人们面对危机失去理性时可以约束自己干蠢事。

从全球来看,化解经济全球化与财政主权化、货币国家化之矛盾,需要新的全球化秩序及规则。

从国家看,需要将货币、财政及公共用品之效率目的纳入宪政。比如,货币的本质是公共契约,其唯一的职责是维持价格稳定。货币价格稳定,经济运行效率高。如果引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那么说明央行违约——货币价格稳定。如果央行为政府融资,则背离了货币的本质及职责。

根据美国《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明确规定:“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并未成功地履行被宪法赋予的责任。或许,美国还需要一个关于央行及货币的宪法修正案。

全球经济正在加速日本化,本质上是经济货币化、货币公地悲剧化。(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摒弃海外全面复苏幻想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局还在路上                 
【研究员】:wh
对于美国而言,即便直升机撒钱,挽救的也只是他的金融资本市场。2020年,美国实体经济走入衰退已经成板上钉钉的事情。在4月中旬美国爆发疫情一个月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3%。随着欧美经济全面扑街,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觉得IMF太乐观了,于是,把全球经济预判调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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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时代的洪流席卷了每一个人,而最终的买单人,只有在还清账单的那一刻,才能品味出自己的命运。而这场流动性救助,不管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罢,本质都是转移支付。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总有人承受代价去买单。

经济结构新旧动能转换都会出现一个卡顿

这场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不管是拼多多、京东、腾讯股价一路高歌,还是以科技板块为代表的ZZ意志的推升。ZZ、信息、资本、金融市场的联动达到了一个空前高度。

面对疫情,美国选择了暴力救市,美联储历史性罕见的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与货币同登直升机撒钱,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政府干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决心之坚定极其罕见。

但未来回收巨量流动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影响,比如会不会把新兴市场搞崩?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也找不到任何参照样本。

但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央行坚决反对搞财政赤字货币化。两会上,关于抗疫和赤字的两万亿支出要求全部要直达县级基层单位,这和美联储的直升机撒钱,或是2008年我们的四万亿政策,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原因也简单,我们的流动性出不去,钱多了就是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疫情之前,我们正处于经济结构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刻。

当然,转换、换挡,一般都会出现一个卡顿。在放淼的预期变少的情况下,资产不会恶性通胀。那么长远来讲,一旦经济熬过此关,未来的增长动力可以更大,国内的经济转型也能更上一层楼。

这次的复苏是供给快于需求

但是,现在全球的问题,或者我们说国内,最大的麻烦就是需求萎靡。说句不好听的,是极其萎靡。

讲一个细节,大家应该都深有感受。往年的电商618大促,很多大服装品牌是根本不会把当年夏秋新款服饰拿出来做7折、5折甚至3折促销的。原因很简单啊:第一,新款设计新,是有用户需求的,不愁卖;第二,影响门店销售。

但是今年,很多大品牌都把夏秋新款拿出来打折销售。并且价格远比去年双十一同档次的价格还要便宜

还有汽车,感受更深,只要你愿意买,优惠力度非常大。所以,这一次的复苏,是供给复苏快于需求。这和正常情况下的需求先复苏,拉动供给起来是完全两个形态。一般的经济周期上行是由需求引领。

但疫情的冲击造成居民收入停顿,随后的复苏很多工厂又丢了订单,这导致老百姓开始主动与被动兼存性的抑制消费。而当局的一系列政策,是先把生产搞起来,需求端想方设法再刺激。

所以,5月的主要经济指标虽然全面改善,但社会消费品零售和制造业投资依然同比下跌。

摒弃海外全面复苏的幻想

对于美国而言,即便直升机撒钱,挽救的也只是他的金融资本市场。2020年,美国实体经济走入衰退已经成板上钉钉的事情。

在4月中旬美国爆发疫情一个月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3%。

随着欧美经济全面扑街,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觉得IMF太乐观了,于是,把全球经济预判调到-5.2%。

所以,摒弃海外全面复苏的幻想。从全球看,只有国内才是全球这波风浪的“压舱石”。我们是增长低,人家是负增长。对比一下,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局还在路上

4.8日的会议,中间有一句核心是“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这意味着我们做好了完全和对岸脱钩的准备,但完全脱钩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也意味着全球经济金融的格局将出现大动荡。

但对岸想方设法要和我们脱钩,以抑制我们的崛起。那我们只能想方设法继续对外开放。想再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想开放和资本进不进来,这是双方互相选择的。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大幅的提高,但国际投资人并没有蜂拥而至,这意味着有些内部改革和制度建设我们是做的不到位的。否则,人家干嘛不来?

现在全球的局势是,中国和东盟贸易逆势发展,中日韩经济圈已经显现出来。

中国原先的贸易结构经过对岸的贸易摩擦和这次疫情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并且,这种发展趋势将逐渐演进成常态化。

新的格局全面到来之前,意味着历史将再次做选择性变革,我们的波澜远未结束。不要认为2020上半年已经见证完历史了。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局,还在路上。(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拾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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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大军+应届生 疫后“饭碗危机”破局任务艰巨                 
【研究员】:wh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失业率分别为5.3%、6.2%、5.9%、6%,按照现行标准下劳动人口年龄16岁-59岁来计算,今年4月,中国失业人数大约5378万人。2019年12月,中国失业人数为4661万人,对照下来,相当于今年一季度新增失业人口717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5.5%以内,与2019年和2018年相比(新增就业目标1100万,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目标均有所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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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虽未设定GDP增速的具体目标,但在方向上有所侧重。新增资金全部转移给地方,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经济下行背景下,只有坚守底线思维,以“六保”托底促“六稳” 。

“十年老店,倒在今朝。”李霞讲述了她的故事。在北京朝阳门附近,李霞经营着一家外贸服装店,开始时只做外贸批发,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海外订单数量极速下滑,李霞也试着转变思维,开始尝试内销之路。

事与愿违,尽管朝阳门附近的写字楼陆续复工,商区也逐渐有了人气,但真正走进服装店的人很少,更别提在货架面前驻足挑选。

谈及过去,李霞叹了一口气,“这里曾经也无比辉煌,生意一度红火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地处长安街北、中轴线东,加之靠近“世界第十一商街”金宝街,早些年李霞经常忙到脚不沾地。“当时每日营业额可达万余元,现在不过百元了。”她被迫在门前挂出了“全场清仓”“撤”等标语,“收不抵支,员工的工资都发不下去。”谈及未来,她表示暂时没有什么想法,“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需要花销,如果不行的话,也考虑转型做快车司机。”

李霞的情况并非个例,如今国内多数个体工商户都面临着收不抵支的困局。经济学者的共识是,中小企业提供了最多的工作岗位,在抵抗流动性风险上也最脆弱。据了解,中国5人以下的小微企业提供了市场一半以上的就业份额。考虑到它们地位的特殊性,加之其在疫情中遭遇重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呼吁,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借机改革,以减轻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

姚洋倡议,城市应该有烟火气。成都率先迈开了改革步伐,制定出台“五允许一坚持”服务措施,开放街道就业,不仅让城市“活了起来”,更是直接解决了当下困扰已久的就业难题。

这件小事也首次出现在5月28日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点赞”,李克强总理提到,“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这个西部城市指的就是成都。

随后,浙江、江苏南京、四川彭州、吉林长春等地陆续出台指导意见,“为地摊经济松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汤继强认为,允许沿街摆摊,是恢复城市经济的很好示范,相当于用适度放宽管制换取了经济社会发展空间。

新的市场主体成长了起来,新的就业岗位也成长了起来,更重要的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处,燃起了勃勃生机。姚洋表示,一个人摆摊,背后可能是一家子人。其他城市应该向成都学习。开放街道就业,不能仅作为临时性措施,还应成为新常态。

托底加引导,精准施策保900万人就业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失业率分别为5.3%、6.2%、5.9%、6%,按照现行标准下劳动人口年龄16岁-59岁来计算,今年4月,中国失业人数大约5378万人。2019年12月,中国失业人数为4661万人,对照下来,相当于今年一季度新增失业人口717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5.5%以内,与2019年和2018年相比(新增就业目标1100万,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目标均有所调低。

尽管如此,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1月至4月主要指标仍处在下降区间。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就业压力依旧不容小觑。姚洋表示,900万就业目标有难度,在4月失业率为6%的前提下,“不确定疫情是否会重启,也无法保证未来几个月经济持续向好”。

更严峻的是,7月-8月毕业季将至,874万应届毕业生将面对“史上最难就业季”。一方面,今年毕业生数量同比增加40万,创历史新高;另一方面,企业用工人数不断压缩,大批企业裁员,今年毕业生工作签约率明显低于往年。猎聘大数据研究院3月的《2020应届毕业生春招求职报告》显示,在参与调研的应届毕业生中,成功签约的占25.73%,未签约的达74.27%。

李克强总理提出,要让大学毕业生成为不断线的风筝,今明两年都要持续提供就业服务。稳住现有就业岗位,也要创造更多新岗位。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李克强总理介绍,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容纳1亿人就业,零工经济大概容纳2亿人就业,这就需要让更多的就业岗位成长起来。智联招聘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陡然下降,但就业景气程度呈现结构性差异,健康产业、线上业务蓬勃崛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就业的职业与行业、内容与形态,提供更多常规之外的就业。

此外,现行城镇就业统计标准并未将农民工群体纳入考量范畴,但他们的就业问题亦值得关注。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9亿,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7500万人跨省务工。这些工人大多分布在本市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中小企业。因这类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农民工受到的打击更为直接,部分农民工不得已返回家乡,截至3月6日,仍有5200万农民工滞留家乡未返工。以2018年人均月收入3721元计算,未返乡的5200万农民工所造成的收入损失总计近2000亿元。

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二者对比不难发现,从“六稳”到“六保”,就业是唯一交集且始终位列第一。

侯海波博士在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撰文时指出,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到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稳就业的基本思路包含两方面:“托底”和“引导”。“托底”意味着保障特殊群体、重点人群的就业,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残障人士、零就业家庭等群体的就业工作。“引导”意味着顺应经济社会转型,积极探索新的就业内容和就业方式,引导劳动者配置到新兴行业和产业,通过资助以训稳岗等方式,提升劳动者技能,增强经济新动能转换过程中劳动者的技能转换能力、就业灵活性和技能适应性。这种稳就业的方式既突出了底线思维,又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就业优先”的政策前提下,就业难题逐渐被突破。截至5月24日,已经有超过九成的农民工实现了返岗就业。

对于另一大就业主体——退役军人来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做好退役军人就业保障”。对于从事个体经营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国家在税收上提供优惠政策。具体表现为,退役士兵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1.2万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20%,例如四川省的具体限额标准是每户每年1.44万元。

此外,军人退役后可选择接受一次免费(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享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教育培训期限一般为2年,最短不少于3个月。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经济实体资金不足时,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个人最高额度15万元。

让上亿市场主体成为保就业的底盘

若想保就业,更重要的保住上万亿市场主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把市场主体保住了,就是保住了就业、保住了民生,也就是保住了经济基本盘。”对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近年来,中小企业成为承担中国就业的主要力量。数据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近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和80%的就业。然而仅在一季度,就有超过46万家中小企业倒闭,还有一些正在倒闭的路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表示,“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的精准滴灌作用,研究更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阶段性举措,帮助扶持在疫情中受到冲击的中小微企业。”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不少业界人士共鸣。

如何留住青山?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报告还提出,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具体如何操作?各专家学者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指出,目前亟须制度化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一是要在理论、思想上意识到小微企业的重要性;二是需要有服务于小微企业的专门机构,帮助解决在人才、会计做账上出现的问题;三是要大力推进金融科技在小微企业融资领域中的应用;四是可以创新试点对小微企业的股权融资。

姚洋认为,要确保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2.5万亿元真正落到企业头上,他建议财政部门应明确规定资金用于保市场主体的比例,防止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上重回“搞基建”的老路。

如何赢得未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深化“放管服”改革,调整措施、简化手续,促进全面复工复产、复市复业。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

例如,全国工商联与网商银行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在一个月内已为超过800万户小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户发放贷款。70%获得贷款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认为,“无接触贷款”有效促进了经营回暖;超过八成(82.3%)的微型企业和个人经营者认为,贷款可得率明显提升,现在贷款相比三年前更容易。国务院参事汤敏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一个武汉宠物食品店老板在30天内跑遍了30家银行,银行也想帮他,也有扶持政策,但有的因为银行网点关门没办法面签、有的因为他封城期间没有流水无法评估额度,最终支持政策都无法落地,只有一家银行成功贷给他6万元。最后他通过网商银行‘无接触贷款’,顺利借到了46万元,及时保住了生意。”

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沈建光认为,守住企业生命线,长期来看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释放企业活力,当前则应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三箭齐发”,全力缓解民营及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和偿债压力,守住生存线。具体而言,一是要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缓解资金链压力。二是要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扩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有效需求。三是要注重货币、监管、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前防范风险。

财力下沉保基层运转,兜牢“三保”底线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财政政策颇为亮眼。具体表现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在5月28日的总理答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省里只是“过路财神”,这些钱要全部落到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落到社保、低保、失业、养老和特困人员身上,建立实名制,有账可查,决不允许做假账,也决不允许偷梁换柱。

代表委员和业内专家认为,中央加大力度下沉财力,强调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这对基层政府来说是“及时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刘兴云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上的财政安排,对于一些财政困难县是“雪中送炭”,解决了基层“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财政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支出55284亿元,同比下降5.7%。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表示,全国财政收入下降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税基减少,以及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采取减免税、缓税等措施,拉低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约10个百分点;二是巩固减税降费成效,增值税翘尾减收效果持续释放,拉低全国财政收入增幅约5个百分点;三是上年末延至今年初缴纳入库的税收收入同比减少。

此外,财政部部长刘昆在“部长通道”采访中表示,地方财政减收增支的规模在8000亿元至9000亿元,一些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面临较大压力。

专家学者建议,为了推动基层运转更为优化、更有活力、更加可持续,除了积极应对当前困难,还要完善基层治理长效机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室主任张本波表示,一方面,建立责任清单,厘清不同层级、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为基层减压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制定赋权清单,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沉到基层,保障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而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业内人士建议,下一步,还要加快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将绩效管理延伸到基层单位、覆盖到所有资金,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推动基层把“紧日子”过好,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对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认为,短期内基层运转困难有特殊原因,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某些长期性的体制因素加重了其困难程度。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把压力转化为变革动力,加快相关领域改革,理顺各方关系,由此增强基层可持续运转体制保障。

具体而言,一是要抓住时机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基层运转困难,核心表现在财政收入的下降。下一步应理顺财税体制,例如,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制度,继续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着力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形成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占主体的结构;减少对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要求,这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二是要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地区采取多种办法自我解困。中国不同地区基层面临困难的原因各不相同,需要用特殊办法来解决个性问题。而基层政府了解本地实际,应赋予其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允许大胆试、自主试。

三是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政策调整自主权。对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建设等领域,在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可以把一些调控政策下放到地方,支持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相关政策。同时,根据中央要求,下大力气破除形式主义,实质性减轻基层负担,为基层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工作环境。

总体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并未设定GDP增速的具体目标,但在方向上有所侧重。新增资金全部转移给地方,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姚洋分析,将投资位列最后,这其中大有深意,他认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转变观念的良好契机,它说明保民生可以和GDP增长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来源:《财经》 作者:张明丽(文中李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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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几年来最大一波“血洗” 影视业彻底告别热钱时代                 
【研究员】:wh
除了“卖房”“卖公司”,为了艰难地活下去,也有创业者、导演、明星们开始通过做MCN机构和制作曾经不屑做的短视频业务回血,以期能够养活现有的项目。但不可否认的是,影视行业正在面临几年来最大的一波“血洗”。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到今年5月底,已经有超1.6万家影视公司注销。很多底层员工无法保障基本生存需求,不少导演、编剧们都只能兼职送外卖或者跑腿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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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从2018年就开始的“影视寒冬”在疫情降临后,几乎是遭遇了一次屠杀。

一位小有名气的编剧感慨,自己一年半才卖出一个剧本,期间只能靠写公关软文、做微商维持生计。

一位影视制作创业者,公司本来打算4月杀青的电视剧,因为疫情整整被拖延了2个多月,损失了1300多万元,直到最近才杀青。并且,这有可能是他公司今年最后一个项目了。

另一位影视行业创业者,不光将公司的3个办公场所砍掉2个,员工从40人砍到10个,还将此前就已经投入了不少成本的14个在做项目直接砍剩7个,剩下的7个也无限期延后。他一边卖掉老家房产继续支撑,一边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把自己和项目“打包卖给”其他公司。……

除了“卖房”“卖公司”,为了艰难地活下去,也有创业者、导演、明星们开始通过做MCN机构和制作曾经不屑做的短视频业务回血,以期能够养活现有的项目。

但不可否认的是,影视行业正在面临几年来最大的一波“血洗”。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到今年5月底,已经有超1.6万家影视公司注销。很多底层员工无法保障基本生存需求,不少导演、编剧们都只能兼职送外卖或者跑腿维持生计。

“因为资金太难拉了。”在资本寒冬之下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之下,有些主要投资影视项目的机构已经赔得血本无归,走向了死亡,甚至一些有钱的机构也开始重新慎重考查项目,减慢投资节奏,不敢轻易下注。

影视行业,已经彻底告别热钱时代,资本正在回归理性。创业者们也并没有对行业失去希望和信心,他们希望活下去,熬过去。

俩月损失1300万 砍掉一半项目

“上一次卖掉剧本还是去年初,这期间一度靠写公关软文赚钱,现在已经开始做微商谋生。”一位小有名气的编剧感慨,今年的影视行业“太难了”,剧本写出来,根本找不到出品方接手。

一位小微影视制作公司的创始人刘伟(化名)更是透露,他今年正在拍摄的电视剧,可能就是公司今年的最后一部剧了。

“实在赔不起了,每天睁眼就有20多万打水漂。停工的两个多月以来,已经损失了1300多万。”他介绍,这部电视剧从去年12月开始拍摄,本来打算今年4月之前杀青,但仅拍摄了2个月,就受疫情影响不得不被搁置。

今年4月初,经过一系列复工备案,制定疫情防控方案,报备提交了各种材料后,刘伟的剧组才得以复工。最近北京疫情反弹,他表示,多亏了剧组在疫情期间一直没有松懈,才在这一波疫情中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回忆整个项目的制作过程,刘伟只能用“太不容易了”来形容。如今,这部电视剧终于快要杀青。

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北京杰越众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晓轶身上。“我已经砍掉公司的2个分部,员工也从40人左右,裁到10多个。”王晓轶透露,他的公司本来在大望路、十里河和石榴庄都有办公地点,但因为疫情的影响,为了节约成本,他不得不做出裁员和缩小规模的决定。

不仅是砍掉公司的办公场所和人员,他还不得不对公司已经投入部分成本的项目“下手”。

本来,王晓轶公司有14个正在进行的项目,还有7个已经拍摄完并处于审核发行阶段的项目。14个项目中,有处于筹备期的;有的已经买了剧本,甚至部分资金都已到位,只剩再找部分资金就能开拍;还有一部已经准备了三四年、本打算今年8月份开拍的大制作电视剧。

但如今,疫情让他的很多项目启动时间都被无限期延后,他也不得不将项目直接砍掉一半,只留下2部与头部网络平台合作的网剧、2~3部电视剧和2部电影。

“为了完成这些项目,公司陆续的前期运营投入就有1000多万。”王晓轶解释,想要推出一部精品,需要3~4年的打磨。这期间,光他自己对项目的前期投入就要有七、八百万,但现在也只能无限期延后。

他表示,现在影视行业的处境更像是“软刀子割人”。因为他这些年的收入都已经陆续又投入到新的项目中,但疫情让行业处于未知状态,他一边不得不暂停项目,另一边也不得不继续“死撑”。

靠曾“看不上”的业务转型 卖房自救

为了艰难地活下去,影视行业的创业者们也在不断尝试转型和自救。其中,最常见的是转型做MCN和短视频。

“我身边有不少制片人、一起合作过的导演和明星都转型去做了MCN机构。”在过去,拍戏、上综艺、参加商演、代言,是艺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今年,影视剧开机率降低,艺人拍戏机会减少,很多综艺改成云录制,线下商演活动更是全面取消,这让众多艺人赋闲在家,经纪公司营收明显下降。因而,让艺人转型“带货”成为一些影视公司的选择。

如今,一家头部生鲜品牌也找到了王晓轶,准备合作打造一家MCN公司。他觉得,做MCN主要靠打造不同的流量账号,每个账号的基础就是短视频的拍摄,并对账号进行合理的运营和技术保障。让网红保持一定的流量和话题度,后期就可以合理变现。

“我们已经聊了一个月,每周也开一两次会,他们看中我们公司在影视行业内10多年的制作经验和资源的积累,我看中对方的平台背景以及资金背景,希望能共同推进这个事情。”王晓轶表示。

除了MCN,另一边,他也开始尝试做短视频剧项目。其实,从前几年开始,就有好多和他有私交的明星朋友找到王晓轶,问他要不要一起合作短视频的相关项目,但他当时的态度是不愿去做。他的理由是,一方面短视频利润少,另一方面,很多短视频拍起来不像传统影视剧。

疫情发生后,公司其他影视项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他也越来越意识到,对于大多数影视公司来说,2020年的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转型不是为了业务升级,而是为了活下去。“只有你赚钱了,先活下来,才能有机会再去做别的项目。”

不仅是业务在努力转型,王晓轶也和不少影视老板一样,走上卖房自救的道路。为了支撑公司,就在不久前,他已经把老家的一套房产挂牌出售。

其实,像王晓轶这样,公司还有新业务在接洽的公司还属于幸运的。前文提到过的创业者刘伟透露,他所在的影视拍摄基地里,还有部分难以达到防疫要求的剧组在等待复工,甚至有不少小微剧组,已经坚持不住中途放弃拍摄,结算了之前的项目费用走人了。

“很多中途夭折的项目,真的是能看到剧组人员身上的那种悲凉。”刘伟表示,早在疫情之前,影视行业就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调整期。现在大家都说是在转型和自救,但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公司其实并不多。

5个月1.6万家影视公司倒闭

事实上,疫情之下,影视公司正面临几年来最大的一波倒闭潮。据天眼查数据,今年1月1日至5月31日,全国已经有超1.6万家影视、影院、剧场、演出类企业注销。其中注册资本在100~500万之间的企业最多,占据72.4%的比例。

“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公司突然就倒闭了。有些人突然不怎么发朋友圈了,私下问一问,都说过得不好,处于缺钱状态。”疫情开始到现在,王晓轶明显感觉到,身边的同行越来越难过了。

他还发现,不光是很多底层员工无法保障基本生存需求,不少导演、制片、编剧、演员们都只能兼职送外卖、做微商和直播。有一些公司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有好一些的是和其他更大的公司合并;也有公司因为裁员问题,遗留一屁股问题没有解决,导致有各种官司的。

“资金太难拉了。”王晓轶表示,倒闭潮与资本紧张也有很大关系。他透露,2015~2017年的影视圈,有很多“煤老板”、房地产开发商等传统实业的热钱涌入,市场资金充裕。但去年开始,资本寒冬之下,资金离场,今年又通过疫情发酵,行业内剩下的资金更是被收缩到一个“可怕”的程度。

王晓轶介绍,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一个香港老板,本来要投他的两个项目,都说要和他在1月底见面。但疫情到来后,对方将见面时间调整到5月底。但因为香港进大陆需要隔离,又将见面时间拖到6月,现在第二次疫情爆发,北京出入不方便,见面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

不仅如此,资本方的日子本身也不好过。他透露,之前说有意向投资他的一家基金机构,不久前也解散了。

事实确实如此,一位文娱赛道的投资人也表示,因为影视行业回款慢、10个项目9个亏,疫情期间风险太高,所以已经不看影视项目了。

“我上半年还是在一直关注项目,有些项目很好,剧本也很吸引人,正常的话,我们的投资节奏会推进得比较快。但现在,我们做投资都有盈利预测,也只能谨慎些。”另一位影视行业投资人赵伟认为,现阶段,国内外疫情的影响,不确定性比较大,他还是持悲观态度,短时间不会进场。

“再这样下去只能‘卖身’了。”王晓轶坦言,现在已经有几家头部制作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希望他将自己连着项目打包,“卖”给对方。

不过,他表示,虽说目前绝大部分公司都处于缺钱状态,有钱的也慎重。行业处于寒冬之下,线下影院还不能开业,大部分影视项目仍然无法正常开机,但他还是对影视行业持乐观态度,并有信心熬过疫情。(来源:铅笔道 作者:铅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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