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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3 08:46: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由落体”已难形容 中美关系远不止贸易战简单》: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技术冷战”,降低贸易依存度的下一步,自然就是技术脱钩——技术冷战——全面冷战。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他们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然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

美国期望通过这场“技术冷战”,让中国无法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甚至终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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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落体”已难形容 中美关系远不止贸易战简单                 
【研究员】:wh
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技术冷战”,降低贸易依存度的下一步,自然就是技术脱钩——技术冷战——全面冷战。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他们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然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美国期望通过这场“技术冷战”,让中国无法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甚至终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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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自1500年以来,全球一共发生16次权力转移,其中有12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中美关系是否将不可避免地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又是否会发生一场冷战乃至热战?

正和岛近日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就中美关系展开了一段讨论。

转移内部矛盾就能实现特朗普的“美国第一”?

过往以欧美为绝对中心的世界秩序,坍塌了。这才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大变局。《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今年1月6日发文,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说法称,中美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何止是自由落体所能形容的。这个落体不仅没有任何阻力,反而得到来自两边的巨大推力,以最快速度掉向这些年来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经济战”,就表明这已经大大超越传统“经济竞争”的范围,而进入“战争”状态。

什么叫贸易战?就是政府通过非市场的方式、行政的方式、政策的方式甚至军事的方式来解决贸易问题。我们就说叫贸易战。

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发动贸易战。以前他对他的盟友日本、德国等经济体,也曾发起过贸易战。但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贸易战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技术冷战”,降低贸易依存度的下一步,自然就是技术脱钩——技术冷战——全面冷战。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他们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然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

美国期望通过这场“技术冷战”,让中国无法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甚至终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

可以说,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社会主义”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

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就不会有外在影响力,也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所以实际上贸易战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人们既不能低估美国对他国崛起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感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也不能低估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遏制他国崛起的决心。而美国这种“技术冷战”的心态,根本上还是西方内部问题的外部化反映——内部社会出现矛盾、经济乏力,就把这些问题外部化、政治化。

我们知道,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的蛋糕在这轮全球化中越做越大,获得了巨量财富,得到的好处比谁都要多。

但是,美国的问题并非是利益获得的问题,而是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它没分好蛋糕,也分不好。这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以前美国可以说自己是“中产社会”,二战后美国中产阶层比例最高时达到70%;但现在则是“富豪社会”了,今天美国中产阶层连50%都不到。奥巴马当政8年,美国中产阶层规模每年减少1%。

这放在哪个国家受得了?底层得不到好处,中产越来越少,连白人都越来越穷,不造反,可能吗?

而民主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实际上是很弱的,因为他们控制不了社会,就很容易把这个矛盾向外转移,外化成国际问题。贸易战只是其中一种“外化”行为。

所以民主国家的麻烦就在这里,一人一票,不能得罪老百姓。老百姓是选票、是上帝,那就只能得罪外国人了。自己的上帝不得罪,去得罪别人的上帝,“文明冲突”就产生了嘛。

这些都是民粹主义在全世界崛起的经济根源,也是特朗普能上台的最主要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要去妖魔化特朗普,实际上他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正确的。

客观地看,在国内问题的判断上,特朗普还是比较理性的。用他竞选时的话说,就是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他把重点转移到美国国内建设,要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重振美国经济,他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促使跨国企业回归本土,提振美国中小企业发展动力。

这些措施对美国是管用的。只是他用的方式,大家不容易接受。但是要看到他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以前西方用意识形态处理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所以特朗普就想寻找另外一种方式——放弃从前基于强权之上、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国际秩序,而想建立一个基于利益之上的国际秩序。

这个秩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间赤裸裸的经济竞争,不讲道德也不讲规则,什么都可以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为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不可持续。

人们甚至可以说,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战,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但我认为,中美贸易冲突,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结构问题。

西方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这种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打多久贸易战都解决不了。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出去就能完全解决国内问题的。但美国还是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不就是这样吗?最后结果如何?欧洲还是通过社会改造、社会运动改变的。

所以只要美国的精英阶层利益没有被撼动,甚至更富裕、更稳固,美国的国内问题就很难有解决的可能。“美国第一”没问题,但前提是“解决问题第一”。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中国是持续开放的,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中美两国就不可能完全“脱钩”。只是说以前中美贸易依存度那么高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要再梦想回到那个时代了。

我最担心一点这次比美苏冷战还糟糕

中国相信,只要中美两国合作,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如果两国发生冲突,那将是世界的灾难。然而,美国并不这么想。

我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请教过一位资深学者,我说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

这位学者说美国是一个使命性的国家,就是要改变其他的国家,美国认为应该改变中国,也相信能够改变。但问题是美国改变不了中国。

二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订来统治世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打造成“普世观念”,再把“普世观念”转化成为普遍规则,在全世界扩张、推行。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在中美冷战以外,美国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手段——跟中国开始打“认同政治战”(identity politics)。

在美国,强硬派和保守派政治精英,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会议员,干脆用“中共”的概念来代替“中国”;把汉族跟少数民族分开来;现在还把“中”跟“华”有意划分开来,说中国大陆的叫“中”,香港、台湾甚至海外的叫做“华”。

其用意不仅仅在于人们所说的,分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联,更在于把中美制度的不同,视为中美冲突的根源。

今天,围绕着中美关系、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基于“民主”之上的认同政治,俨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了。认同政治的特点就是分化,一方面在内部分化你,另一方面对外孤立中国。美国就是要把中国妖魔化,把你刻画成一个魔鬼,让西方国家跟着他跑。

所以美国的认同政治战背后就是要搞一个,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对付中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觉得这远远超越贸易战了,甚至会比美苏冷战还糟糕、还痛苦。因为美苏意识形态冷战只是所谓的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跟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

但认同政治的范围更广,既包括我们说的意识形态,包括种族、宗教、民族,还包括政治认同、民主自由。说白了就是把“世俗观念宗教化”。

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把世俗价值宗教化和道德化的认同政治,所导致的冲突和战争,具有更大的暴力能量。

早期的宗教战争,尤其是十字军东征,便是一种认同政治。因为人们只认同自己的“上帝”,而容忍不了其他人的“上帝”。这种以世俗现象为核心的认同政治,在冷战后变本加厉。

苏联的解体,即刻造成了东欧国家从苏联集团解放出来;与此同时,认同政治则强化了诸多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冲突。西方基于“人权高于主权”之上,鼓励和促进这些国家的解体。

所以说,美国今天跟中国进行的这个认同政治战,是远远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冷战的。可悲的是,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今天世界的大趋势便是认同政治的强化。

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世界,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精英,都已经陷入了认同政治的陷阱,并且陷得很深。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美国跟我们搞认同政治战,我们自己也搞认同政治战,陷入了美国设定的陷阱里。

就像这次的疫情,我们“得在行上,失在言上”。无论是内部抗疫,还是外部支援,我们都是得分的;但是在言论上,我们把从行动上得来的分数,都在我们言论上消费掉了。

我们落入了西方所设定的议程,早期是制度之争,后面就是所谓的影响力之争,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我们的一些官员,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的民众,都是那么民族主义。西方骂一句,我们马上回过去,你骂美国还可以,但是你对任何国家都以牙还牙,那就有问题了。

我们新冠疫情的话语议程,永远是西方在设定,我们在回应。回应的结果就是落入人家的圈套,陷入了人家话语的陷阱。

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思考一下,确定我们自己新冠疫情话语的议程呢?

我们没有去做,我们急于骂回去。我们现在骂回人家的声音很大,嗓门很大。但我们别搞错了,嗓门大不意味着话语权。对谁都骂,这是不对的。

人们不禁要问,一些民族主义情绪过度高涨的人们在说话做事时考虑到外部影响了吗?可能没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国当成了世界,“我就是世界”。否则,如何解释这段时间里频繁发生的外交争议事件呢?

实际上,我们中国过去是有很好的经验的:毛泽东实事求是,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二三世界国家都是中国应该团结的对象,这就跳出了主义之争,避免了认同政治。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做法,中国不知道要孤立到什么程度。

邓小平南巡以后,很多人一直在争论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都在争论主义。主义之争,就是认同政治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前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是完全矛盾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这就是中国包容、融合的态度。历史上,中国正是因为有这种包容心才使得我们的文明伟大。

当一个国家搞民族主义后,中国也搞民族主义,只能激化矛盾;要是用更包容、多一点国际主义的态度,那就能化解了。

这不是投降。而是你要更多地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嘴巴爽快一下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觉得认同政治只是满足了少部分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虚荣心罢了,对国家是有害的。这点对美国也一样,不仅仅是中国。

这几年,美国搞认同政治,我们也跟着搞认同政治。所以大家都不是实事求是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把所有东西都政治化,人人都是政治家,只看到了中美双方“异”的部分。

实际上,中美之间共同利益还是不少的,只是我们现在不讲“求同存异”了,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

今天中国正在靠向世界舞台中心,人家要求有一个宽容大度的领导者,而不是整天骂人、指责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求同存异”的务实外交上,要有自己的理性,不能跟着美国去搞认同政治。自信来自理性,而非情绪的发泄。

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应有的理性反思

这些年来,不少中国人的心态越来越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

因为国家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感到无比自豪。同时,经过那么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但是,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

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中国尽管最终也会崛起,但会困难得多。没有这个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就骄傲起来。

很多人认为,中国了不起了,美帝国主义根本不在话下。这就是非理性的表现。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弱,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还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

不少人不是把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目标,而是把超越美国视为目标。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美国。

这种过度的宣传更是强化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忧虑或者“威胁感”。这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方面“过度宣传”,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比如,习近平主席亲自讲我们不输入模式、也不输出模式,“中国模式”不是说要取代西方,只是提供另外一种选择。我们的宣传部门没有说清楚这一点。而且学术界有人到处讲,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已经超越西方。

我们总是批判人家的冷战思维方式,但我们脑袋里的冷战思维方式也很强大。我们有些地方确实需要反思。中国富得太快,就要避免暴发户心态。现在中国有些人唱得太高调了。

我觉得国内极左、极右还是要少一些。“高级黑”和“低级红”都太多了,这些东西害了自己的国家。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中国也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不是义和团主义。民族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德国解决了没有,日本解决了没有?反倒是二战后民族主义被遏制下去后,他们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民族主义虽然能排解一部分情绪,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恶化问题的方式。

我们决策还是需要理性,制订政策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被意识形态左右决策,不能让情绪左右决策。

而尽管社会和中下层官僚机构中间,经历着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中国毕竟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时局保持清醒头脑的领导集团。

领导层是非常清醒的。中国的基本问题还是贫穷问题。像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一个月可用的收入是1000元。

我还记得以前温家宝总理,他非常谦虚,说“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

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这是理性的判断。我们国家真正要通向一个富裕社会还早着呢。社会的底端还是那么大。邓小平在1992年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变”。我们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在大变革时期,政府部门、精英阶层应当头脑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人收入不高、称不上富裕,这个定位要准确。

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新加坡人均都已经超过6.5万美元了。我们的中产阶层现在才30%,还低着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经济起飞后,20、30年时间就把中产阶层做到了70%。

我们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速度不比这些经济体低,但我们的中产阶层还那么小,哪有什么骄傲的余地。

但现在我们有些人头脑发昏了,好像我们强大得不得了。一些知识分子、智库,整天吹嘘、过度吹嘘。这是虚胖。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邓小平还在世,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即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再出发。我们离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

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相信“国霸必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霸气要少一点,很明显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霸气。

其实,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会最终导向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需要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

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

同时,既然现在美国向中国发起了经济战,中国即使想回避也很难,只有迎战。但迎战的过程应当是理性展现的过程,而不是情绪表达的过程。情绪很容易表达,而理性则是少有的。

中美两个大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打败对方的,只要不打败自己就行。两个国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个国家理性、一个国家闹情绪,就可能吵吵闹闹;若两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今天的世界要回归三样东西: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我的三点建议

在这个大动荡时代,中国应当创造自己的战略机遇期,我有3点建议:

1、做大中产阶层。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做大中产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强调了很多年。一个社会,当中产阶层很强大的时候,就容易达成共识。

理性怎么来,就来自中产。《孟子》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产,人肯定就会理性考虑。

如果中产阶层不壮大,社会就很难稳定;中产阶层不壮大,消费社会就很难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发展;中产阶层不壮大,法治社会就无从谈起,因为中产阶层最需要法治;同样,只有中产阶层壮大才能发展民主。

任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要先发展起中产阶层来。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占到70%时,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这70%的中产阶层的利益,这样就不会走向极端。

历史上,西方治理的成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民主自由,而在于做大了中产阶层。德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法》,但并不是在“一人一票制”之下搞的,而是俾斯麦当政时代政治精英为了社会稳定主动去做的,福利制度也是。

西方这些年出现了许多问题,走向极端化的民粹主义,也是因为整个中产阶层的生存环境恶化了。美国如果中产阶层仍然占到70%的话,绝不会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的事情;欧洲如果不是中产阶层面临困境,也不大会有英国脱欧公投。

今天中国社会的底层仍然庞大,中产阶层还太弱小。社会依然脆弱,经不起危机折腾;而本来就不太大的中产阶层,又缺失足够的制度基础。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豪言壮语,一个指标就是把中产阶层做大。

2、中国应该发力“软基建”。

尽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技术层面,基本上还是西方技术的应用,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的确是建立在“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中国不是,中国只是“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来说,“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见的。

现在,工业已经到了4.0版,那是什么概念呢?工业1.0版,就是机械化;2.0版,自动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

我到广东各地调研时问地方领导:你们的企业到底在哪一个版本?我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企业还处于1.0版到2.0版之间。

中国工业体系确实很全面,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创,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

而一个东西哪怕99%国产化了,但只要剩下1%的核心技术还掌握在人家手里,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会摔下去。

一个组装大国永远成不了所谓的强国,原创性技术的大国才是强国。我们只是虚胖,我们人数多,但是很虚的,肌肉不够的。所以下面我们就是要练肌肉,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的发展。怎么做?根本在于发力“软基建”。

什么是“软基建”?就是社会建设,例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养老院等等。

要是不解决掉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的话,首先是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哪怕是一时脱贫了,依然很容易返贫;中产阶层没有制度保障。这样的话,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会很低。

二战后,西方创新能力强,就在于搞好了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制度保障。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软基建”建设的结果。

赤贫的人虽然也可以创新,但还是少。有质量的创新主要还是靠中产阶层。就像美国硅谷,有一批受教育的中产阶层,他就可以冒一定风险去创新了。你想想如果马斯克连饭都吃不饱,我不认为他能够做成特斯拉。

日本、亚洲“四小龙”更聪明,政府主动地去搞“软基建”,像日本实行“工资倍增”计划、终身雇佣制,全民薪水提高;中国台湾跟香港辅助中小型企业发展;新加坡搞公共住房。

政府主动作为,搞软基建使得这些经济体都避免了类似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把自己的中产阶层做大做强了。

我以前说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现在到了社会改革。所以社会建设的“软基建”可以说已经不是一种选择了,而是中国通向未来的唯一道路。

3、开放,开放,更加开放。

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说,中国要防止陷入“明朝陷阱”。明朝时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国家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洋时代还没开始,明朝的倭寇骚扰中国的沿海一带。

实际上中国的海上力量当时是世界一流,葡萄牙、西班牙的船没法跟中国相比。如果明朝没有保守的意识形态,海洋时代还是属于中国的。但明清选择“闭关锁国”,后来鸦片战争被西方用枪炮打开大门。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个海洋时代。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英美两个国家。当年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为什么能持续长达200多年的时间,而美国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独霸全球,至今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就显出了衰老的迹象。

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觉得当时的英国之所以能持续那么多年,就在于它采取“单边开放”的政策。

所谓“单边开放”,就是你不向我开放没关系,我向你开放。这才使得英国会强势那么长时间。

所以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强大,就应当学习早期的英国,实行“单边开放”。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黑暗,我更光明;你保守,我更开放。如果简单地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那世界可能就遭殃了。

具体来说,包括这3方面的开放:

1)经济上要真的开放。

第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真开放。贸易战实际上就是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分配。所以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美国政府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

美国行政当局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发动贸易战,但这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受损。

现在主张美国打贸易战的主要是白宫而不是华尔街。虽然美国现在企业界支持特朗普搞贸易战的也不少,但他们思维是不一样的。这些既得利益的目标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而不是让中国更加封闭。但白宫冷战派希望中国封闭起来。

从美国的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减少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甚至遏制贸易战。

资本的逻辑就是扩张,不扩张资本就会死亡。中国拥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美国的商品需要市场,美国的技术需要市场,没有人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即使美国的资本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那么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呢?美国是否有能力施压所有西方国家放弃中国市场呢?

所以在开放状态下,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和西方要把中国孤立起来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所以第一经济上要真正地开放,开放的计划有很多,但要尽快地实施下去,包括《香港国安法》通过后要继续维持香港的开放,甚至是更开放。因为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后,香港在经济上、商业上可以变得更加开放了。

更重要的是加快建设中国国内内部的开放平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都应该是重点建设对象。

在这些内部平台上一定要有有力度的、有深度的改革政策,由中央政府来统筹。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时间,并且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但这些内部自由贸易平台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下。一定要使得这几个内部开放平台对国际优质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打贸易战,不能别人一拳打过来,你就一拳打回去,更不能走封闭的路子,那会完全走上了美国冷战派所期待的道路。

2)思想上要解放。

第二个开放就是邓小平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意识形态化。

上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跟美国相比,无论是核武器、太空技术,还是地缘政治,都是旗鼓相当的。

我们现在比当时的苏联强大吗?那还远着呢。把什么都意识形态化,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能光是具体的物质方面开放,思想、精神方面也应该开放。像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说“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明清以后的历史经验总结。

所以我们当时非常谦虚地学习,向美国、日本等大经济体学,也向新加坡那么小的国家学习。

但现在的人太骄傲了,不向世界学习了,已经是天下观念,认为“我就是世界”,抱着这种心态肯定就会封闭起来。我们应该显示出包容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跟爱国主义并不矛盾。理性的、帮助国家成长进步,而非阻碍国家、甚至使国家倒退的,才叫爱国主义。

3)更应精准开放。

从中国角度看,现在面临新一波的开放,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下一步要“精准开放”,缺什么补什么。

比如你要拉住华尔街,就要看到美国的优势在哪里。华尔街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他的优势和兴趣点在金融、互联网,关注技术领域。

对日本和欧洲呢?可能就是开放制造业的部分。从中国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就要在精准开放中弥补自身短板。各方面要平衡。

从历史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结论就是,开放就成功,封闭就会被打败。所以贸易战打到后面,不是比谁更民族主义、比谁更封闭,而是比谁更开放。谁最开放,谁就是赢家。

最后,还是那句话,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此我们要有信心,走自己的路。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采访:徐悦邦 口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政经观察
                 



王毅最新讲话释放中美关系重大信息                 
【研究员】:WH
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中国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的国情需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不仅使14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落后,也让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民调机构多次民意测验显示,中国人民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都高居全球榜首。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其他国家选择的道路,任何国家也都不会按照别人的好恶来改造自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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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7月9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基辛格、陆克文、赵启正、傅莹等先后主旨发言。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首先,我谨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愿向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各界人士表示敬意和感谢。我还要感谢基辛格博士对此次论坛的支持,每次同他对话,都让我感受到他对这个世界以及中美关系深入的战略思考。

今天的论坛十分重要。因为就在此时,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各国人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全球合作遭遇强劲逆流,单边霸凌行径大行其道,国际体系愈发面临失序的风险。

更令人警惕的是,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下一步,中美关系这艘已经航行了四十多年的巨轮能否继续保持正确航向,不仅与两国人民利益密切相连,也关乎世界与人类的共同未来。

中美关系如何才能拨乱反正、重回正轨,真正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我想重点谈三点意见:

首先,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中国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的国情需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不仅使14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落后,也让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民调机构多次民意测验显示,中国人民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都高居全球榜首。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其他国家选择的道路,任何国家也都不会按照别人的好恶来改造自己的制度。归根到底,制度和道路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人民来决定。

近年来有种论调,称中国道路的成功将对西方造成冲击和威胁。这一说法既不是事实,我们也不认同。因为5000年文明孕育的中国从来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我们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从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2500年前的中国圣贤就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东方人的处世哲学,至今仍给世人以启迪。美国人民也历来把平等、包容、多元作为不懈追求。这个世界不应非黑即白,制度差异也不应导致零和。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正确的态度是,彼此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相互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发达国家学到了很多有益经验。同样,中国的一些成功做法也对许多国家解决当下的问题不无启发。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中,中美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和平共存。

第二,中国的对美政策没有变化,我们仍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

随着中国的发展,有些美国朋友对中国怀有越来越多的疑虑甚至戒惧。在此我愿重申,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我们最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最重视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稳定。为此,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意与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需要各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需要开展平等的对话协商。美国不应指望一方面在全世界近乎疯狂地围追堵截中国、毫无底线地造谣污蔑中国、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美方理解和支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我们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权利保卫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获得的劳动成果,有权利拒绝任何对中国的霸凌和不公。

第三,要正确看待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走对话合作之路。

近来,美国国内有人提出,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失败了,美国在对华合作中吃亏了。这种说法既不尊重历史,也不符合事实。

中美两国二战时曾是并肩作战的盟友。上世纪70年代,双方在尊重彼此不同制度的前提下重新打开建交大门。两国对话合作走到今天,凝聚着几代人的政治智慧和不懈努力,也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

建交40年来,中美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已经形成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对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而中国的发展也为美国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从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到反恐、防扩散,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疾病防控,中美合作已经办成了很多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世界的大事。

有人说,中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历史另起炉灶,更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强行脱钩。而是应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大家可能注意到,即使在当前疫情冲击下,74%的美国在华企业仍表示计划扩大对华投资,191个农业团体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呼吁继续执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多所美国大学公开支持加强中美教育交流,多国领导人也呼吁中美加强沟通对话、避免对抗分裂。这些都是中美双方应当倾听的声音,更是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

各位朋友,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只要双方都有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积极意愿,我们就能够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重回正轨。我在这里提出三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是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基于缺乏事实依据的战略误判,充满情绪化的宣泄和麦卡锡式的偏执。美方对中国的无端猜忌已经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似乎每一项中国投资都包含政治目的,每一位留学人员都带有间谍背景,每一项合作倡议都别有所图。如果美国如此缺乏自信、开放和包容,人为制造各种“中国威胁”,最终很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

只有交流才能阻止谎言,只有对话才能避免误判。抹黑别人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一味指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愿重申,中方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只要美方愿意,我们随时可以恢复和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任何分歧都可以通过对话寻求妥善处理。同时,只要美方不设限,我们也愿积极推动两国各部门、各地方、各领域的交流互动,让两国人民更加相互了解、彼此认知。

二是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中美之间各种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双方可以一起坐下来把问题捋一捋,形成三份清单:第一份是合作清单,把中美在双边领域及全球事务中需要而且能够合作的事项明确下来,这份单子越长越好,而且不应受到其他问题的干扰;第二份是对话清单,把双方尽管存在分歧但有望通过对话寻求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尽快纳入现存的对话机制和平台;第三份是管控清单,把少数难以达成一致的难题找出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搁置并管控好,尽可能减少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和破坏。对于这三份清单,两国的智库可以先行研究。

三是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没有什么比救人更紧迫。我们对美国人民在疫情中遭受的不幸深表同情,已经向美国提供了数量庞大的急需医疗物资。疫情当前,合作为先。我们愿同美方分享防控信息和抗疫经验,在诊疗方案、疫苗研发乃至经济复苏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而美方应当立即停止将疫情政治化、把病毒标签化,并与中方一道推动全球抗疫合作,共同挽救这个世界上更多的生命,共同担负起两个主要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各位朋友,中国有句古话,“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作为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有待发出更多的积极信息,释放更多的正能量。希望美方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制定更为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这样做,既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顺应世界各国对中美双方的期待。(来源:人大重阳 作者:人大重阳)



                        

疫情引发的非全球金融危机 而是一场穷人危机                 
【研究员】:wh
今年900万就业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底线。如果能保证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其它的就业流转,供找工作的人所参考的总体工作岗位不止是900万。如果能够达到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老工作”腾挪出来的,比如腾挪两三百万,那么工作岗位就超过1000万。这些岗位就和新增800多万高校毕业生基本能够对应上。再加上其它的非大学毕业生的新增就业,所以,900万就业是一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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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这场由疫情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究竟会带来什么?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文章将揭示诸多问题。

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是底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不能理解成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肯定是下降的,在下降的过程中,还要保6%的失业率,难度是很大的。

我们要提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大形势下,短期是“六保”,未来我们希望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能回到6%左右的正常的增长态势。

今年报告提出,新增的赤字和发行的国债筹集的2万亿将会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直接给地方政府纾困。纾困的方式不是搞建设和项目,而是老老实实地抓民生,稳就业,或者是给退休人员补助,这是个创举。这次和上次的4万亿有什么不一样呢?转移支付是非常管用的,确保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今年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这是一个底线。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如果用好了,对于保民生、稳就业是非常管用的。

今年900万就业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底线。如果能保证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其它的就业流转,供找工作的人所参考的总体工作岗位不止是900万。如果能够达到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老工作”腾挪出来的,比如腾挪两三百万,那么工作岗位就超过1000万。这些岗位就和新增800多万高校毕业生基本能够对应上。再加上其它的非大学毕业生的新增就业,所以,900万就业是一个底线。

全球范围来看,2020年是个衰退年,但中国可能是少有的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明年全球经济总体上可能是恢复的,但是可能会分化得很厉害,针对中国的很多指责、很多误解、很多污名化的态势还会演变。疫情是很顽固的,即便研发出疫苗,能不能快速生产出来还是个大问题,疫苗有没有用,更是个大问题。所以,世界经济的恢复是很曲折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年经济不提具体的增长目标,以及应该把未来两三年拢在一块规划的原因。

甄别中小企业的真正需求是关键

未来两三年不排除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震荡的风险,但是这个金融震荡跟2008年可能不太一样,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的。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甚至7%都是可以的,3.6%的赤字率是比较保守的,是留有余地的。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些数字都是留有余地的,实际的政策的空间是有的。总体来看,这三组数字贯穿的一个原则就是谨慎。万一不够,可以再向上调。

报告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还是很大的,资金支持是很多的,但问题是怎么甄别中小企业真正需要的和不需要的是什么,这是难点。这要注意精准,还需要地方政府创新。有的中小企业是不需要钱的,但有的是真需要钱,有的企业是即便没有疫情也干不下去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今年拟安排3.7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并提高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这跟2008年不一样,是希望能够精准、精准、再精准。

美国民粹主义抬头,“去中国化”可以理解,但是不太可能完全成功,制造业重回美国最只能是部分能实现。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没有停顿,以后可能有两大类制造业:一类是以中国的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比如宝马、通用汽车,这类企业无法撤出中国。第二类就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这类企业早晚会撤走。

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过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搬回去的话,将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的财力又是有限的,真要去执行的话,也很困难。所以企业有可能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不可能完全回美国。我们要想方设法提升内需,给中低工资的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就业渠道。

疫情加快了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才发生变化的步伐。企业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的时机到了,中国应该顺势做好自己的内需开发、产业升级的工作,主动迎接世界劳动力转型的挑战。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全球化可能会被区域化所代替。我们应该尽量做好对外商的服务,不能净搞一些低端的加工。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穷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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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穷人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这次是穷人倒霉了,小企业破产,穷人失去工作。政府当然可以救助,但是能救多久呢?

这次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2008年。2008年无非是华尔街有几个机构破产了,政府一补助,美联储一救助,危机就稳住了,经济很快就反弹了。这一次的后果可能比2008年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危机,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会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的动荡,国外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将危机转嫁给中国,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这将考验我们的应对能力。

未来世界上可能是三大贸易圈:第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包括东南亚;第二个是德国、欧盟;第三个就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巴西。这三个朋友圈“三国演义”,估计是这样的趋势。由于国际上的互相不信任,发达国家希望自己的民众有工作,所以会把一些贴近自己市场的产业搬回去,然后会形成三个大区域、三个大市场。比如宝马要把沈阳三期工程作为整个亚洲的生产基地,现在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德国开工,其供应链是完整的。

一看科技,二看中国,中国还是有潜力的。这次疫情之中,新科技不断地发挥了作用,远程办公、物流、电商确实很厉害。所以,毋庸置疑,科技仍然是增长点。增长点还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坦率地讲,这一轮危机过去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拉动全球增长的国家,因为中国体量大,而且中国的相对体量比2008年又高了一个层次。

基于以上分析,疫情之后不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会分成三个区域,相互有一定的独立性。(来源:陕西法制网 作者:李稻葵)



                        

禁令宣告中印创投圈蜜月期寿终正寝 中企必须面对新现实                 
【研究员】:wh
这一纸公文,瞬间将TikTok的印度梦几乎击碎。据接近字节跳动人士称,过去几年,字节跳动在印度的投入超过10亿美金,如今旗下产品在印度市场几乎全部折戟。除资金,字节跳动还损失一个高速增长的机会。印度是全球第二的人口大国,根据分析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印度一直是TikTok的国际化增长引擎,也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市场。自2017年推出以来,安装量达6.6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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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2017年7月中旬,中印边境冲突仍在发酵,双方在洞朗对峙。一个周末早晨,我在班加罗尔的Koramangala区参加一场路演,地点在Paytm的班加罗尔办公室。那时,它刚从阿里巴巴融到巨资,正在加大马力,在印度扩张。

我是现场唯一的中国人。我并未感受到印度人因边境问题而起的敌意。相反,一位主题发言嘉宾花了大量时间,来给观众科普,印度的教育科技创业,可以如何向中国学习。回头看,这是中印创投圈蜜月的起点。阿里巴巴对Paytm的投资,这宗里程碑式的交易,吸引了一批中国投资机构前往古尔冈和班加罗尔。

三年过去,中国资本已深度参与印度的移动互联网生态,这在2019年达到峰值。中国投资者投入印度的资金达14亿美金,共计有54笔交易。在2013年,只有区区3笔。同时,中国互联网出海印度的“威力”已显。以2018年为例,印度排名前100的应用,44家来自中国开发者。

6月29日,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宣布,将禁止包括TikTok、微信、UC浏览器、美图、快手等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给出的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等问题。

在禁令公布的当晚,一位在印度的创业者不无愤怒,他在电话里向我倾诉,“我们在这里做了12年。”如今,却面临一夜归零的风险。

而禁令的最大受害者,则是在海外风头正劲的TikTok。7月1日,相关信源透露,受印度封禁旗下应用的影响,字节跳动(TikTok母公司)损失将超过60亿美金。这笔金额极有可能超过其余所有产品被禁公司损失的总和。

进入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中国资本西进印度的步伐已大大放缓,目前公布的只有两笔。而印度政府的禁令,及5月底公布的针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令,让中国投资者意识到:地缘政治的风险,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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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6月29日的禁令,也宣告中印创投圈的蜜月期寿终正寝。中国投资者暂时不会从印度离场,但是,那份坚定已经消退。这也折射出中国出海者遭遇到的历史阻力:他们在走向全球舞台时,正赶上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

TikTok铩羽

6月30日下午三点半,印度公布中国禁令后,一位在古尔冈的中国职员发现:TikTok和字节跳动另一款产品Helo均已下架。随后,TikTok已经无法使用。弹窗还提示:这是根据最新的政策要求。

这是禁令之后最先受波及的两款产品。此前,TikTok印度负责人尼吉尔•甘地(Nikhil Gandhi)已发表官方声明:TikTok从未将用户信息泄露给任何国家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以后也不会这样做。

TikTok印度的直接汇报人是凯文•梅耶尔(Kevin A. Mayer),他5月份刚入职,出任字节跳动首席运营官(COO)兼TikTok全球首席执行官。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大考。他在字节跳动内部被称为KM。在第一时间,他针对印度事件发出全员信,他表示:“今天早些时候,我已经跟他们(印度政府)联系,以展开对话。”

凯文•梅耶尔对印度市场并不陌生。在迪斯尼,他负责流媒体业务,旗下的产品Hotstar是印度第一大OTT平台。如他所言,这不是TikTok在印度首次被下架。2019年4月,曾被印度金奈法院封禁一周。在删除了超过600万违反其使用条款和社区准则的视频后,TikTok恢复上架。此后,TikTok从中吸取教训,在印度本地开始大量招募内容审核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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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比2019年的危机,此次TikTok和所有的中国应用一样,面对的不是一场法律诉讼,而是未经任何程序的“政治审判”。6月29日夜,印度官方给出的解释:中国应用“威胁印度主权与完整性、危害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

在被封禁的中国应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电商,如Club Factory和Shein等。中国电商如何影响印度的国家主权与完整性?印度政府未给出答案。

另一方面,有印度律师潘德安曾向志象网表示称,政府在发布禁令前既没有作书面通知,也没有举行听证,更没有可依据的例证。

而这一纸公文,瞬间将TikTok的印度梦几乎击碎。据接近字节跳动人士称,过去几年,字节跳动在印度的投入超过10亿美金,如今旗下产品在印度市场几乎全部折戟。

除资金,字节跳动还损失一个高速增长的机会。印度是全球第二的人口大国,根据分析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印度一直是TikTok的国际化增长引擎,也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市场。自2017年推出以来,安装量达6.6亿次。

印度的互联网用户不到总人口的一半,这意味着巨头的增长空间,而封禁让TikTok丧失了这一切。R3的分析师Greg Paull表示:“对于ByteDance(字节跳动)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打击,因为它们在印度的年增长率为50%。

Sensor Tower的分析师兰迪•尼尔森(Randy Nelson)表示,由于这项禁令,ByteDance可能在今年下半年错过印度另外1亿到1.5亿次新增用户。

Stupid move

6月30日上午,一位在中国风投基金任职的印度人给我的微信发来两个词:Stupid move(很蠢的搞法)。他深知,为此举付出代价的,不仅仅只是TikTok和这些应用背后的中国公司,也有那些在疫情中处境艰难的普通印度人。

Geetha Sridhar进入她的厨房时,智能手机就不离身。这位54岁的家庭主妇,过去每天在TikTok上发布数十个短视频,其中大部分是她自己烹饪的印度传统美食。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她有接近100万粉丝,每个月从TikTok上挣到的收入接近50000卢比(约5000人民币)。印度的人均月收入不到2000元人民币,这个收入相当可观。

对于成千上万个像Geetha Sridhar这样的网红,一纸禁令后,他们辛苦积累的名气付之东流。

潘德安律师也表示,这些应用背后的公司为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提供工作岗位,如果禁令真的执行后,这些工作可能会岌岌可危。而5月的数据显示,每5个印度人里,就有1个人失业。

而字节跳动同样为印度人创造了可观的就业机会。此前,消息人士表示,字节跳动预计在印度注册第二家实体公司,截至2019年11月,该公司在印度拥有超过2000名员工,并计划在今年之前将员工人数增加一倍,并将数据和技术转移到印度。

印度显然无视中国公司的贡献。不仅仅只是被禁的59家中国应用,6月15日,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几乎所有中国公司都面临“刁难”。

最先受冲击的,则是从中国进口的货物。6月22日开始,陆续有进口商表示,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在印度海关被拦截,要求100%开箱检查。受到影响的港口和空港包括金奈、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和班加罗尔。

迄今为止,印度官方仍未对当时的举措给出明确说法。海关当局只是对进口商表示,中国货物的清关将出现延误,但未给出理由。中央税务部门也表示,并未发出限制中国货物的命令

深圳商人张艺是一家中国手机品牌的高管,在德里生活超过十年,把家人都安置在德里。今年,他的烦心事一直不断,“疫情,本来就缺工人,现在海关又卡在那。”虽然在印度生活多年,直到疫情爆发,他才发觉,印度舆论对中国的敌意有多深。阴谋论在民间甚广。一条在Whatsapp上广为传播的信息说:新冠病毒是中国人为夺取全球领导权,故意发明出来的。

面对这些局势,张艺颇为委屈,他的企业在印度雇佣人员达超过一万,疫情导致工厂和销售停摆,每个月的净支出达1亿元人民币。而当印度媒体开始报道,中国要从印度撤侨时,张艺的员工十分惊慌,问他,“老板是不是要逃了?”

被禁的和撤退的

在59款中国App被禁之前,有人主动选择从印度撤离。据《晚点LatePost》报道,阿里的海外新闻聚合产品UC News在5月底对内宣布将停止运营,原团队全部并入阿里健康,同时阿里海外短视频产品VMate将缩减员工、收紧资金投入。

Vmate是阿里大文娱内部孵化项目,被外界称为“印度快手”,一年之前,曾从阿里巴巴获得近亿美元融资。而主动选择在印度做“减法”,原因在于用户、营收数据表现都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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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印度科技记者在和多位行业内人士沟通后,他总结,6月30日的禁令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这只是印度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对边境问题的回应,报复性地挑中TikTok。

到目前为止,印度已经抄袭Uber和Netflix这样的美国巨头,成功打造出本土的Ola和MXplayer。但在社交领域,印度创业者几乎没有任何成绩,没有开发出像TikTok或者Instagram这样的本土社交应用。

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创业者的技术能力达不到,连UI(界面设计)或者UX(交互设计)都没有任何创新。核心原因,还是因为印度的在线广告市场的盘子太小。印度理论上的目标受众达到13亿,但在2019年,移动广告的收入只有25亿美元。因此,在印度做社交工具,投入大,但是回报小。

以印度用户规模最大的社交工具ShareChat为例,2018到2019财年,营收仅为两千五百万人民币,亏损高达四亿人民币。

在如此糟糕的变现环境里,TikTok从零到1,仍然坚守在印度。2019年4月被封杀期间,TikTok宣布将向印度市场投资10亿美元,同时删除了超过600万条触犯社区守则的视频,为新用户注册设置了年龄门槛;为了摘掉“信息泄露”的帽子,字节跳动宣布将在印度建立数据中心,在印度当地存储印度用户数据,同时采取其他措施确保该国用户数据的安全;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为了应对疫情相关问题,TikTok 在印度删除违法视频同时,还封掉了数千个违反规则的账号。

不过,这并未明显改善TikTok在印度的处境。5月下旬,大量印度用户在Google Play商店中对TikTok给了1星级评价,从而导致TikTok当前评分从4.5降至1.2。此后,有关TikTok宣传不良内容的评论相继引起传播,在Twitter上,#BanTikTok和#IndiansAgainstTikTok的话题一片火热。

而近800万条差评,是印度用户刷出来的,TikTok成为印度人宣泄反中情绪的一个出口。5月底,谷歌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删除了用户发布的数百万条TikTok的负面评论,作为遏制垃圾信息滥用的纠正措施,现在TikTok在印度的Google Play Store上的评分已经跳回4.4。外媒9to5Google估计,已经有超过800万条负面评论被删除。

地缘政治的夹缝

徘徊在印度歧路的,还有中国的风险投资人。“如果这笔交易走不通,我们就不得不从印度撤离了。”6月中旬,国内一位著名投资机构的印度负责人表示。他的机构最近投资印度的一家饮料消费品牌。如今,正在等待印度工商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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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中国投资者预期的,是印度政府出台的FDI新政。4月17日,印度商工部突然修改了FDI政策中的第3.3.1条款,以防止疫情期间资产被投机性抄底收购为由,将所有直接或间接来自印度陆地邻国的投资,从之前大部分行业适用的“自动审批路径”改为“政府审批路径”。

FDI修改几乎针对性地对中国资本开动扳机。相比2017年的洞朗危机,尽管印度抵制中国产品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印度政府并未出台任何政策,限制或者歧视中国投资者。

而在中国资本受歧视时,印度人向美国投资者伸出橄榄枝。4月21日,Facebook宣布以57亿美元投资信实工业子公司Jio Platform。扎克伯格和Jio创始人、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两人在公开发言中,强调要用科技手段改造全印度3000万家小商店,让消费者可用WhatsApp直接下单。

这笔交易背后,很难说没有更深的考量,尤其在印度复杂的政商环境里。因为仅仅在一年多之前,类似Facebook这样的公司,还是安巴尼严词批评的对象。

在过去一年,变换的国际局势,将中国创业者置于更加艰难的位置。尤其是中美竞争在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方面的角力,已经渗透到新兴市场。

可以预见,疫情之后,印度的营商环境将变得更为复杂。5月份,印度总理莫迪在发表国民讲话时候,提出一个新目标: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印度(Atmanirbhar Bharat,印地语)。6月30日,一名著名的印度创业者在Twitter上表示,禁用中国应用,印度朝一个自给自足的移动互联网系统迈出坚实一步。(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胡剑龙)



                                 
                                           形势分析
                 



楼市预测翻车大牛挺多 “天花板”理论是否要应验?                 
【研究员】:wh
人均住房这个问题,早在2016年就被多次提及。而2015-2016年,上一轮如火如荼去库存之后,2017年的行情火热起来,更是引发过激烈的讨论。但到最近两年,争论更多变成自嘲、调侃:又拖后腿了,又被平均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45.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6.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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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注定不平凡的一年,除了让我们一再见证历史外,就要数魔幻的感受异常深刻。其中,楼市绝对排得上号。如经济恢复的速度,似乎没有楼市跑得快;长租公寓、房东在哭天抢地,深圳、杭州、成都等地的新房却在“万人摇号”……

最新的矛盾对比,大概是黄奇帆先生认为“人均住房面积到了50平方米,实际上是中国(楼市)的天花板”;而另一边是21家房企在22个重点监测城市销售破百亿,以及某些不时出现的高溢价拿地新闻。

人均住房的问题,其实已经提了三四年了,这一次会是专家预测翻车,还是规律起作用?

房地产划分的几个阶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先生,最近一两年公开的发言中,与楼市相关的内容,总是能引发舆论的关注。

此次,黄先生的发言其实主要是回答某活动公开现场提问,为什么最近10年、20多年来房价大涨?

原问题中,为了突出问题的关键点,还特别提到“建筑材料实际上没涨,除了土地涨了,人工稍微涨了,其余都没有涨”。

对我国楼市非常熟悉的黄先生,洋洋洒洒从1990年开始说起,他将房地产的几个阶段进行了划分,简单概括下:

第一阶段,1990-2000年我国开始有房地产,并开始加大房产建设;

第二阶段,2000-2010年,我国房地产建设达10亿平方米,10年涨了10倍,2010年人均住房已达30平方米;

第三阶段,2010-2019年,2019年我国人均住房已达50平方米,年建设量17亿平方米,“实际上是中国(房地产)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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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认为,过去20年,巨额的外汇顺差,为了把钱留下来,才不得不搞货币超发,而物价没怎么大涨,是因为“房子的确是一个吸收通货膨胀的概念”。

楼市厉害到远超供需基本规律了?

人均住房这个问题,早在2016年就被多次提及。而2015-2016年,上一轮如火如荼去库存之后,2017年的行情火热起来,更是引发过激烈的讨论。但到最近两年,争论更多变成自嘲、调侃:又拖后腿了,又被平均了?!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45.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6.6平方米。

人均居住面积40.8平方米,是个什么水平?对比下,似乎简直不要太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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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赶超英法(分别为35.4平方米和35.2平方米),更是吊打日韩(分别为19.6平方米和19.8平方米),就差追赶美国了(人均67平方米)。

别提2019年的人均50平,今年央行的一份报告更是显示城镇居民住户人均住房1.5套,被舆论关注后这份报告被删除了……

这些数据和楼市近年来的行情,显然不符。难道说,我们的楼市已经厉害到远超了供需基本规律了吗?

并非如此,而期间出人意料一个神奇的发明横空出世:棚改货币化安置。以及坚定的买房致富“信仰”,万人摇号的情况下,自己不参与下感觉似乎都是傻子。上车的拼命再买一个、两个、三个位置,等着高位套现。

现在,棚改货币化安置的因素消停了,在“信仰”和经济规律的拉扯下,黄先生的“天花板”理论是否要应验了?

楼市行情背后少了各地“抢人大战”

我国楼市预测上翻车的大牛挺多的。如因“人生发财靠康波”闻名的大神周金涛先生,曾多次成功预测宏观经济走势,但在楼市上却“失算”了。但周先生的判断逻辑还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跟不少投资大师一样,他并不是什么“神算子”,而是选择做大概率正确的事情。

今年的情况,应该说异常复杂,稍微关心国际新闻的恐怕感触更深。典型的如,黄奇帆前面提到的过去20年的巨额贸易顺差,这个今后是要打问号了。

最近,高层放大招,印发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出口转内销”这个词儿恐怕一些年轻人很陌生,但信号却是非常明显:还得靠自己。

大环境的复杂、多变乃至艰难,告诉你能准确预测未来三五年楼市行情的,不是骗子估计就是房产销售了。

相比较而言,我们只能去做大概率正确的选择。而不是被一些热闹的表象搞得头脑发热。尤其是房企们要交2020年上半年的答卷了,近期造势的宣传太多太多,搞得房地产似乎真的能脱离大环境一枝独秀一样。

其实,无论是刚需还是投资,都还得多做功课,好好对自己的钱包负责。

最近两个月一些城市楼市行情,背后都少了各地“抢人大战”的身影。在城市打拼的刚需朋友买人才房,别只看价格,一定要关注当地政策的具体规定,走了的可不算当地人才了。

杭州90后快递员,因评为高层次人才,获100万元购房补贴的新闻,看着是挺让人激动的。但100万“买个”全国广告真心便宜到家了。

刚需族更应该关心的是,近期佛山市顺德区拟修订人才房政策:8年内离开顺德,不在该区工作、生活的,将按原价收回房子。

而区域上,黄奇帆先生就特别提醒,房企们重点放在大城市群、大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城市群等。即便是这些大城市群、大都市圈都还要注意防范新区的坑、伪高端盘的坑。(来源:闺蜜财经(ID:girlfriend-finance)作者:Miss蜜姐)



                        

二手房挂牌量创历史新高释放重要信号                 
【研究员】:wh
众所周知,万人抢房背后,正是稳赚不赔的套利游戏。一如股市“打新”,在限价政策下,一手房价格远远低于周边二手房,一套房动辄相差上百万。摇到就是赚到,自然带动楼市“打新”高热不下。而在楼市万人“打新”背后,这些城市的二手房正在加速“抛售”。在万人摇号抢房最为火热的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突破12万套,创出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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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上海千人“秒杀”6000万顶豪、深圳万人摇号抢房冻资上百亿、杭州6万人抢900多套房子,成都4万多人争抢786套房源、南京江北再现“万人摇”景象……一时之间,抢房之声不绝于耳。

楼市热了?

众所周知,万人抢房背后,正是稳赚不赔的套利游戏。一如股市“打新”,在限价政策下,一手房价格远远低于周边二手房,一套房动辄相差上百万。摇到就是赚到,自然带动楼市“打新”高热不下。

而在楼市万人“打新”背后,这些城市的二手房正在加速“抛售”。在万人摇号抢房最为火热的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突破12万套,创出历史新高。

相比2019年初的6.5万套,一年半时间里,杭州二手房挂牌量接近翻倍。与之相对,在楼市相对正常的2019年,杭州全年成交量仅为8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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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和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在贝壳平台,成都最新的挂牌量就已高达13.6万套,而2019年初仅为6万套。一年半时间,二手房挂牌量增长1.3倍,最近几个月每月新增房源3万套,而月成交不到1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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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也是如此。同样仅在贝壳平台,南京二手房挂牌量从2019年初的3.8万套,飙升到如今的9.2万套。一年半时间,二手房挂牌量飙涨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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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深圳市场相对好一些。上海从5.2万套增长到5.8万套,深圳从3.7万套增长到4.27万套。这两地二手房市场迅速回暖,二手房成交出现明显放量,不断消化新增放盘。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二手房挂牌量看起来总量不高,但最近3个月的新增房源接近5万套,月均1.7万套,而去年同期每月新增房源仅有6000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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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还只是一家平台的挂牌数量,其中部分高价房源由于“你懂的”原因不定时下架。考虑到整个市场,各个城市的二手房挂牌至少还要增加20%以上。

“万人抢房”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仅链家平台,二手房挂牌量就高达7.6万套,相比2019年初的3.1万套,飙增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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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走势更为夸张:

重庆:二手房挂牌量接近16万套,相比2019年初的4.8万套,飙升2.3倍。

天津:二手房挂牌量超过13万套,相比2019年初的5万套,增长2倍多。

苏州:二手房挂牌量达到8.8万套,相比2019年初的2.4万套,飙升近3倍。

沈阳:二手房挂牌量达到12.3万套,相比2019年初的2万多套,飙升5倍。

郑州:二手房挂牌量超过11万套,相比2019年初的5万多套,接近翻倍。

要知道,这一数字,已经扣除了成交房源,相当于净存量。问题在于,房子只会越卖越多,新增挂牌房源远远超过成交量,未来二手房挂牌量还会继续井喷。

就在最近几个月,一二线城市每月新增房源都在1万套以上,深圳、杭州每月接近2万套,成都、苏州更是超过2万套。

而二手房成交量刚刚企稳,便已掉头直下。今年6月前三周,重点18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量连续三周环比下降,降幅分别为-5.7%、-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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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挂牌量创下历史新高释放什么信号?

一、房价经过一轮大涨,高位变现者增多。

从2015年到2018年,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房价都出现明显上涨,部分城市房价翻了一番。

不过,从2018年至今,部分城市房价处于横盘状态,基于“房价不涨就是跌”的认知,加之对未来不确定性陡增的预期,获利盘出现集中高位变现现象。

二、在疫情冲击之下,部分高杠杆炒房者资金无以为继,只能通过抛售回笼现金流。

这场疫情带来的冲击,不仅力度前所未有,而且持续时间远远超出预期。虽然部分行业已经出现明显复苏,但大多数行业仍在艰难恢复当中,部分高杠杆炒房者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现金流压力。

三、大多数城市都已触及“限售”时间线,二手房逐渐解禁,这些被解封的二手房正在进入市场。

从2017年开始,全国50多个城市先后上马“限售”。史上最大规模的“冻房”政策,成为这一轮楼市调控最深的印记。

大多数城市限售周期为2年,部分为3年,个别城市为5年。如今,三年过去,限售已经开始陆续解冻。

四、2020年,楼市重回“政策市”轨道。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前所未有之重要。

对于楼市来说,最重要的政策有三:一是限购,二是限贷,三是降息。楼市是维稳还是重启,是托底还是刺激,只需关注这几个重要信号:1、一二线城市陆续取消限购;2、大城市放宽首付比例及二套房贷限制;3、5年期LPR大幅降息(25个基点或更高),加点上浮明显下调。

没有这三大信号,貌似火热的楼市打新、个别城市的蠢蠢欲动、一些政府托市的卖地高潮,都只是小打小闹。(来源:国民经略作者: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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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公报一窥中国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更多断面                 
【研究员】:wh
从统计技术上,深圳、广州两市在统计金融业从业人口时,均统计了全部的保险业从业人员(无论全职还是兼职),因此保险业从业人数非常庞大,且和其他行业之间存在一些重叠,因此它们的从业人员数量整体上可能有数十万人的高估,但从整体来看,深圳市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仍然最高。在上述几方面之外,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主要有四方面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人口结构,其次是灵活就业规模,再次是职住分离,最后是人口统计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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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中国进行了第四次经济普查,这次经济普查的节点时间是2018年12月31日,全国普查公报在2019年11月发布,但比全国普查公报更有意思的,其实是分省分城市的公报。

和每年进行的GDP核算不同,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最核心的普查内容是市场主体、从业人员的数量,企业资产规模和收入情况。虽然数据维度看似不多,但经济普查查的是“家底”。看GDP只能看到在过去一年里这个城市的价值增值,但看普查数据,才能看出这个城市GDP数字背后的真实实力。

2019年,按GDP排序的中国城市、省份排名都出现了大洗牌。一些省份核增,一些省份核减,这些数字的变动,最重要的依据都是2018年的经济普查,重新摸清家底,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王者,谁有巨大的泡沫。

京沪穗深四大城市的经济普查公报都已陆续公布,在这四个城市的普查公报里,印证着许多从GDP数字难以直接看出的日常感受,也透露出许多可能被忽视的经济细节。这篇文章,就来剖析四大城市普查数据里的那些有趣的趋势。

法人单位数量:北京最多,上海最少,广深增长最快

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尤其是企业法人单位数量,说成大白话,就是这个城市的市场主体有多少,或者说这个城市有多少老板。

法人单位数量,从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创业意愿。企业法人多的城市,开公司的人就多,企业法人少的城市,人们可能就更倾向于打工而非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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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图非常直观地反映了这四个城市的企业数量和过去五年间的企业数量增速。北京的企业法人数量为94.8万个,上海41万个,深圳84.9万个,广州72万个。京、深、穗均明显多于上海。这也反映出上海“买办城市”气质。虽然近年来上海力推创业,但相较另外三个城市,上海的创业者数量和创业风气仍然相对较弱。

另一个数据可以更好佐证这一点。从2013年到2018年的五年间,北京的法人单位数增长60%,广州和深圳的增幅分别达到2.8倍和2.7倍,但唯有上海,法人单位数量只增加了7%。

从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年份)到2018年,正是中国城市发生剧烈分化的时期。一方面,京沪较高的户籍门槛和高房价,使得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趋于放缓,尤其是北京人口还有外流趋势。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城镇增量人口基数开始下降,逃离中小城市同样成为现象,由此形成了人口从京沪和低线地区向广深两个门槛较低一线城市、以及杭蓉宁汉等“强二线城市”(或称“新一线城市”)流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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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明显体现了这一趋势。2018年,北京常住人口只比2013年增长了39.4万,净增率是1.9%,上海常住人口只比2013年增长了8.63万,只有0.4%,京沪两市净增人口之和仅为48万,只相当于广州的近四分之一(197.76万),深圳的近五分之一(239.77万)。

回过头来看四个城市净增的法人单位数,从2013年到2018年,上海净增法人单位只有3万多个,而北京的净增数约为35万,上海净增企业法人单位只有北京的十分之一。广州、深圳两市净增法人单位数都超过50万个。

由于法人单位绝对数量主要由中小微企业决定,上述数据反映出深圳、广州中小微企业活力最强,北京虽然增速相对较慢但绝对值仍然较高,上海的中小微企业存量和增量都相对较少。

从业人员分布:北京、深圳从业人员规模领先

经济普查的数据,另一个重要看点在于从业人员数据。相较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统计的是在该地区的从业人员数,由于从业人员和法人单位有对应性,某种程度上比人口普查的人口数字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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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深圳四普公报没有公布个体户从业人员数,深圳个体从业人员为推估数

从业人员中,分为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和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最多的是北京,1361万,其次是深圳,1243.54万,然后是上海(1170.9万)和广州(888.5万)。

北京个体户的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都是四大城市中最少的,北京市只有32万个个体经营户(经营主体),少于上海的(33.4万),深圳的(49.39万)和广州的(69.29万)。

从2013年到2018年,北京的法人单位数增长了60%,但是个体户的数量和从事个体工作的人口都下降了48%-49%,反映“首都功能定位调整”下,小商户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深圳四普公报中没有公布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情况,按照京沪穗三市一个个体经营主体平均对应2.19个从业人员看,深圳的个体户从业人员约为108万(上图中即使用这一方式推估)。总体来看,广深的个体户远多于京沪,是个整体性趋势。北京个体从业人员64.6万,上海75.8万,两市相加约140万,少于广州这一个城市的153.51万。

按照深圳个体户人员推估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从业人员总数分别为1425.6万,1247.7万,1351.68万和1042.01万。也就是说,在四个城市有工作的人,数量都超过了1000万。

这里可以引入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标,从业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简单说就是这个城市的常住居民中,有多少人是在“上班”的(包括当老板的和个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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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从业人员和城镇常住人口的比值是65.4%。具体到京沪深穗这几个城市,有的城市管辖的非都市化地区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如上海崇明就有70万人),还有的城市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有一些人可以只居住不上班(譬如广州的“城中村”的一些房东或者猎德有N套房的人),这都会导致全市居民中“上班”的比例相对较低。

从统计技术上,深圳、广州两市在统计金融业从业人口时,均统计了全部的保险业从业人员(无论全职还是兼职),因此保险业从业人数非常庞大,且和其他行业之间存在一些重叠,因此它们的从业人员数量整体上可能有数十万人的高估,但从整体来看,深圳市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仍然最高。

在上述几方面之外,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主要有四方面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人口结构,其次是灵活就业规模,再次是职住分离,最后是人口统计误差。如果一个城市的居民大多“上有老,下有小”,整体上以居家过日子为主,城市常住人口中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和小孩,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值就比较低。

如果一个城市的大量居民都是没有成家立业,既没有接来老人,也没有生孩子的,那么这个城市的从业人员和常住人口之比就比较高。

一般而言,由于非户籍人口无法平等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待遇,城市非户籍人口基本都是只在这个城市工作,老和小都在老家的。很明显,北京和深圳这两个城市这一现象最为明显,北京户籍门槛高,大量北漂在北京是孑然一身,或者只是小情侣小夫妻,没有老人和小孩。

深圳虽然户籍门槛低,但由于外来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因为受教育程度、农村土地分配等原因,这部分产业工人落户率也很低,相当多的工人小孩在家“留守”,也使得深圳的老人小孩比例较低,“上班”的人绝对比例高。

第二,当前存在着一些高度灵活就业,比如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自由撰稿人等,这些人可能既不被统计在单位从业人口之内,又不属于个体经营户,灵活就业人数比较多的城市,“上班”的人的比例也可能相对较低。

第三,职住分离的现象也是可能存在的。由于深圳城市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全域都已经完全城市化,因而深圳和东莞南部在物理上已经连为一体,因而可能存在很多居住在东莞市辖区,但在深圳上班的人,这也是导致深圳单位从业人口甚至超过常住人口的原因之一。

第四重原因,可能是人口统计的误差。根据2018年的统计,深圳市全部在校学生有220万人,其中小学生就有102.8万人,学生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单位就业人口,且学生群体除了对应父母之外,还是可能对应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祖辈已退休(或未从业人员)。

如果照这样计算的话,深圳市如此之大的从业人员规模,或许说明官方统计的深圳常住人口数量被低估。2020年将进行第七次人口普查,深圳人口是否被低估的秘密,也将揭开。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深圳制造业第一城地位稳固

深圳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城市,它不仅创造了全国最高的第二产业增加值(2019年深圳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5万亿,高于上海的1.03万亿),而且吸纳了全国最多的工业从业人口。

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工业和建筑业。总的看,这四个城市中非工业二产人口(主要是建筑业)最多的是北京,106.8万人,最少的是广州,72.08万人,总体在72万到106万之间波动,起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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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制造业人口就大不相同。上图就能明显看出,深圳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可谓“一骑绝尘”。深圳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多达418.81万,而北京、上海、广州分别是96.8万、249.5万和176.6万。由此可以计算得知,深圳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是北京、上海两市总和的1.21倍,是京沪穗三个城市之和的0.8倍。

用最简单的话来阐释,深圳产业工人的数量,是北京、上海、广州之和的八成,也就是说深圳一个城市的工人,接近京沪穗三市之和了。

这一数字充分表明,相较于京沪穗,深圳在制造业上高度发达。在城市经济体量大致相近的背景下,这也的确意味着第三产业的相对平淡。

北京的家底有多厚?

在平时,除福布斯或胡润榜这样的顶级富豪榜单,观察城市的财富水平最直接的方式是观察这个城市有多少上市公司。无论A股、港股还是美股,北京的上市公司数量都高居全国第一。北京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超过500家上市公司(指A股、港股和美股之和,下同)的城市。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公司数量之和都在400家到500家之间,而广州不及沪、深两市的一半。广州在三地上市的上市公司只有179家,比杭州少14家,就A股公司看,广州比杭州少3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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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产业,金融业是个资本金行业,资产规模的影响甚巨。这个时候更能看出北京的“家底”之厚。

广州、深圳的四普公报,没有金融业资产规模的统计。但就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金融业资产规模看,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北京金融业总资产是148.63万亿,上海是35.72万亿,北京是上海的4.16倍。

根据广东省四普公报,整个广东省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只有30.78万亿。这样的数字充分反映了一个事实,在金融活动和权力高度相关、且货币金融市场占据金融市场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北京虽然没有作为资本市场平台的证券交易所,但仍是中国最重要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单一金融中心。

在中国,金融业整体上还是由国有机构主导,北京、上海较整个广东的优势仍然非常显著。虽然上海的金融业总资产不及北京的四分之一,但仍是整个广东省的金融业总资产的1.16倍。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北京“金领”岗位一骑绝尘

根据近年来全国和各地的统计,平均薪酬最高的行业集中在金融和互联网(或者说是泛IT行业),这也是当下最核心的两个“金领”行业。相较于上海、深圳和广州,北京的“金领”岗位绝对数极大,反映出它给中高端人才带来的就业机会,仍是沪、深、穗不可比的。

北京金融业从业人员数(不含保险)的从业人员数为40.13万人,是2018年年末这一口径从业人员唯一超过40万的。上海的对应口径从业人员为32.7万人。广州的对应口径从业人员只有12.52万人,只相当于北京的四分之一强,上海的三分之一强。

深圳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仅有总数,未公布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明细情况,假设广东省除广州市之外的地区,六成金融岗位都在深圳,深圳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含保险)人数可能超过30万,和上海在一个数量级,也远高于广州。

广东全省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含保险)是64.45万人。这一数字较北京、上海两地的总和仍少8万人。京沪两地在金融业上整体较广东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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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一个明星行业,IT行业。很明显,北京市的IT从业人员规模“一骑绝尘”,尤其是在互联网方面。北京有25.12万个互联网岗位,等于上海(14.3万)和深圳(9.76万)的总和。

就IT从业人员总数看,北京的优势同样明显,上海和深圳的IT从业人员总数都在70万左右,上海是69.2万,深圳是70万。北京总数是138.9万,基本相当于上海、深圳任一一个城市的两倍,和两市之和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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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IT两个行业总计,更能看出北京在高端岗位和高端人才吸引力上的绝对优势。北京的IT和金融岗位合计有180万个,而上海、深圳大约只有100万个,广州只有66万个,只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强,上海、深圳的三分之二。

卖保险的人远比你想象的多

中国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最多的城市是哪个?答案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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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深圳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含保险)可能少于北京、上海,但深圳的保险业从业人员可能达到90万之巨,这90万人固然不一定都是全职,但也足见在深圳,保险这个行业有多热。

正是大量的保险从业者,让深圳市的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达到了122.83万,不仅是全国唯一一个金融业从业人员超过100万的城市,比北京都高出了50%,是上海的2.6倍

广州的金融业(不含保险)从业人员虽然远远少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但算上保险业从业者,广州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就飙涨到了81.03万,比北京还多5000人。

广东省全省的金融从业人员280万,其中保险从业人员多达215.77万,保险从业人员占到全省金融从业人员的77%。而在广州市,这个比例还要更加夸张,在广州每100个金融从业者中,有85个都是做保险的。

以上六点分析,只是经济普查数据的冰山一角。深挖经济普查的公报,人们还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的更多断面。(来源:元淦恭说(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



                                 
                                           社会透视
                 



疫情带火的生意 暴利核酸检测                 
【研究员】:wh
疫情以来,武汉有超过1000万人做过核酸检测,北京的检测也远超700万人次。这背后,从上游的检测设备、试剂生产商,到下游的检测服务商都迎来了业绩爆发。正因如此,数十家核酸检测相关的A股上市公司股价大幅上涨,中小机构日检测量都能过万,月营收几千万,月利润也达千万量级,甚至连核酸检测创新技术研发中的初创企业都迎来了资本热捧。种种迹象表明,核酸检测这场“东风”,拯救了一批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助推了不少领先企业,还给萌芽中的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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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疫情让不少商业业态停摆,但也挽救了一批困局中的企业。核酸检测,就是一门完全由疫情带火的生意。

自从北京实行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以来,新的段子已经产生。网友调侃:以前北京人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您内”,最近改成了“核酸了么,您内”。

事实上,疫情以来,武汉有超过1000万人做过核酸检测,北京的检测也远超700万人次。这背后,从上游的检测设备、试剂生产商,到下游的检测服务商都迎来了业绩爆发。

正因如此,数十家核酸检测相关的A股上市公司股价大幅上涨,中小机构日检测量都能过万,月营收几千万,月利润也达千万量级,甚至连核酸检测创新技术研发中的初创企业都迎来了资本热捧。

种种迹象表明,核酸检测这场“东风”,拯救了一批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助推了不少领先企业,还给萌芽中的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土壤。

不过,核酸检测技术壁垒并不高,资质门槛是其第一大关键。况且,目前的情形只是非常态下短期需求刺激的市场爆发。所以,核酸检测只能算是一门短期的赚钱生意,却不是一门长期的好生意。

那些核酸检测风口下的公司

核酸检测目前是判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主要标准。现阶段临床上最常用的方法是荧光定量PCR,简单来说,病毒感染后会寄宿于口腔粘膜上皮,通过采集咽拭子,用含有新冠病毒特有基因信息的探针去咽拭子标本里寻找相应的序列,能够找到,代表检测阳性,没有找到,检测为阴性。疫情以来,核酸检测的规模有多大?我们先来看数据。

公开报道显示,仅5月14日0时至6月1日24时,武汉市集中核酸检测近990万人,政府通过集中采购降低成本,总支出大约9亿元。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提到,这个数加上之前已做过检测的人员,武汉累计有1090.9万人做过核酸检测。除去6岁以下儿童,武汉市核酸检测做到了全覆盖。

而北京疫情再次出现以来,截至2020年6月22日,北京市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达128所,每日最大单检能力达到40万人/份以上。官方公布,截至6月28日12时,北京全市累计完成采样829.9万人,已完成检测768.7万人。

这背后,提供主要支撑的是核酸检测上下游企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目前共批准了42款新冠病毒检测试剂,背后生产商涉及华大基因、达安基因、复星医药、万孚生物、万泰生物、明德生物、丽珠集团、硕世生物、迈克生物、安图生物、热景生物、东方生物12家A股上市公司。

受疫情反弹的影响,上述12只股票在近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股价不断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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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有人欢喜有人忧。以华大基因为例,疫情几乎是激活了这家公司。财报显示,华大基因2019年营收28亿,净利润2.79亿元。

疫情初期,1月14日,华大基因成功研制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26日成为通过应急审批、获准首批上市的抗击疫情检测产品,投入生产。2月下旬以来,海外疫情蔓延。华大基因分别在美国、瑞典等国家布局火眼实验室,出口设备、试剂及服务,并于4月底承接沙特部分检测任务,合同总金额不超过2.65亿美元。

华大基因2020年一季报显示,市场对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的需求大增,公司收入7.9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78%,净利润1.37亿元,同比增长38.19%。

据开源证券测算,华大基因2020年新冠检测试剂,单盒净利润为15-50元不等,销量6000-11000万盒,预计今年利润区间为9亿-55亿元。

同时,2020年第一季度,其他生产核酸检测试剂的企业财报也显示利润同比增长五到六倍之多。

除上市公司外,中小企业也分得一杯羹。云呼科技是一个医疗产业互联网平台,公司COO李富强表示,疫情前期公司主要调配口罩、药品、医疗器械等防疫物资,5月份拿到核酸检测资质后开始加入检测服务。从5月开始,不少航空工作人员、地方医疗机构从业者、事业单位人员等都被要求做核酸检测,另外病人去医院做手术之前也需要做。近期的大规模需求集中在北京和河北。从5月到现在,我们全员都是高负荷工作状态。

云呼科技在全国各地都有实验室或合作点,每天约检测1万份,北京单次检测收费200元。

核酸检测带动的利好甚至已经传导到产品还未上市的核酸检测研发企业。币冠生物是一家研发全自动核酸检测仪器和试剂的科技型公司,创始人方彬彬表示,公司的产品能够实现多指标、多种病原体的检测,可以全自动一次检测多种病毒。产品还未上市,近几个月来,主动找上来接触我们的投资机构就有五六十家。

上市公司股价大涨,中小企业收入颇丰,初创公司迎来资本追逐,背后都是核酸检测的功劳。

利润月超千万,暴利核酸检测

接下来看看,供不应求的核酸检测,到底有多赚钱。据李富强介绍,试剂盒的成本这几个月一直在变动,2月物资比较紧缺,每个试剂盒在80元-100元之间,基本要靠抢,当时我们每天就在工厂门口等着,生产出来一批拉走一批,现在基本上降到30元-50元。

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成本主要包括试剂成本、实验室直接人工、配送费用及其他费用。以云呼科技为例,人力成本要占到30%-40%,我们现在有近3000名全职和兼职员工,兼职员工日薪大约300元-400元,采样需要穿的防护服是一套50元,再加上运输成本、实验室固定成本,算下来企业的利润率在20%-30%之间。

像北京这样200元一份的检测,利润在40元-50元。云呼科技每天的检测量约1万份,据此推算,公司单日营收约200万元,利润约50万元,每月营收就有6000万元,利润约1500万元。

某商业医学检验所在6月20日刚被纳入第二批核酸检测机构,其商务负责人大鹏表示,近10天以来,他所在的实验室日检测约1万份。他们主要接的是政府单,每份检测收费70元,其中耗材器械的成本大约20元,扣除人力和固定成本,每份检测利润约10元。折算下来,主要接政府单的企业日营收约70万元,利润约10万元。

相对来说,核酸检测算是一门暴利的生意。利益之下,甚至有人铤而走险倒卖核酸检测名额。

近日就有警方通报,有9人卖核酸检测名额被查办,4人已被刑拘。通报称,一微博用户发布帖文,“卖北京核酸检测名额,24小时和48小时出结果,价格是1780元”。他们通过成立微信“核酸检测群”,网络发布消息、招揽客户,声称可以加急办理、速取结果,层层加价后介绍群众到相关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团伙成员从中分别获利50至2000元。目前,警方已查获涉案人员。

核酸检测是一门可持续的生意吗?这样的生意可持续吗?

李富强表示,此次疫情带来的核酸检测集中需求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大的利好,预计会持续到今年底。但这是一个临时性突发项目,过了这个阶段就不会有这样的市场了。未来如果西方群体免疫,疫苗出来了,核酸检测可能会成为一个常规项目,就像做流感检测,价格也很低,不会像现在引发全民关注。

由于项目的临时性,做核酸检测严重依赖设备和人力,每个公司的产能有限,如果设备和人员增加过多,后续裁撤也比较复杂。所以云呼科技选择招聘兼职员工,基本上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生意。再往后,可能大家都能做了,产能也跟上了,自然而然价格就下去了,行业又会回到一个常规的利润。

抛掉短期需求,核酸检测本身的技术难度有多大,能支撑它成为一门长期的生意吗?

李富强指出,核酸检测的门槛在病毒发展初期,如华大基因第一时间拿到毒株,自己做引物、标记,整个做检测把病毒基因查一遍,一般小公司很难做到。但只要有公司做出来,其他人就可以拿现成的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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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本身没有技术含量,核酸检测需要的试剂盒、耗材等也没壁垒。所谓的技术含量是对人的要求和对标准场地的要求比较高,建实验室有难度。从上游生产试剂设备和试剂盒到下游做检测,最主要的门槛是资质审核。对我们专业人员来说,不会把核酸检测作为自己公司的核心项目。”李富强说到。

虽然是个短期生意,但核酸检测还是给背后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价值。长达半年的疫情,不间断的核酸检测,为初创企业教育了市场,为主营业务受困的企业带来的是喘息的机会,为不少公司带来了良好的营收。

对李富强来说,这次的应急检测,首先能够锻炼团队,同时提高公司的口碑,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还创造了不错的现金流。

大鹏所在的企业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疫情期间常规检测客户变少,前三四个月我们的现金流也遭遇很大挑战,这次新冠检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帮我们度过了现金流难关。

方彬彬则指出,新冠将会成为几年内的新常态,这一次大规模的集中需求对初创公司非常利好,首先它已经把核酸检测的概念升级到普通民众,已经形成一个硬性的概念,另外对临床医生的教育非常深刻,为初创公司做好了市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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