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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智囊:决策者要防止中美脱钩最恶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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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0 21:31: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节选《中国经济走势与政策取向》,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

误区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误区二:“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原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来挖我们的墙角,强化他的阵营,以便重新达成新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鲜,其次是拉台湾,最近又是香港。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其实,特朗普虽然是过去40年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但很可能是今后40年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现在在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党共识、政企共识和官民共识。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这是我想澄清的几个误区。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到预期,影响到进出口贸易。日本专家曾经说过,打贸易战就是一种美国病,美国的慢性病。因为美国的竞争力在下降,但又要维持他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是谁露头就打谁。当年日本露头就打日本,现在日本缩下去了,中国露头了,所以就打中国。所以,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我们一定要做好打持续战的思想准备,正确应对。其中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参考: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中美之间打贸易战会严重影响到日本经济,因为我们的一部国产手机中有60%的零部件是从日本进口的。所以,如果我们拉日本、拉欧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们也会有积极性,对美国影响也更大。

案例一,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时,美国曾经向日本、西德等5个主要发达国家施压,要他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来扩大内需。

但当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压德国的时候,德国的政府官员对美国人说,不行,我德国中央银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投票表决,政府官员不能干预,最重要的是:这套做法是你美国教我的!结果用一个“软钉子”把美国人给顶回去了。德国中央银行于1988年果断上调利率。结果,虽然同样是本币大幅升值,但是德国就没有出现泡沫经济。

战后日本,连国防都交给了美国,但是农产品市场却寸步不让。每一轮日美贸易谈判,美国一定卡在汽车上,而日本一定卡在农产品市场上。

再有,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你看欧洲人,从来都是用反垄断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是孤立主义情绪,美国人民既不想参加欧洲战场也不想参加亚洲战场,罗斯福总统看到了日本的威胁想对日本宣战但没有借口,于是就按兵不动,等着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70年代初,日本以牺牲整个纤维产业(“线”)为代价,换来了冲绳岛(“绳子”)的回归,所以称之为“用线换绳子”。因为当时日本的纤维产品物美价廉,出口到美国以后,美国的企业破产了,工人失业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于是,日本放弃了整个纤维产业,不仅换来了冲绳岛的“回归”,而且还倒逼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现在,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开放汽车市场,如果放开汽车市场,美国的汽车根本没有办法和日本的汽车业抗衡。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究竟应对如何对待中美关系,我认为,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2)中间境界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3)激进境界

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反思与出路

日本当年为什么敢偷袭珍珠港?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前面两次侥幸胜利的之后出现了自我膨胀:一次是甲午海战意外地打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第二次是意外的打败了俄罗斯的舰队。于是,在许多高层军官明明知道跟美国开战是打不赢的,但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下,只有去偷袭珍珠港,结果导致惨败。

对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

决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恶情形——中美脱钩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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