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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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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9 08:38: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 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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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 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                 
【研究员】:WH
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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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9月29日,九三学社第36期发枝荟沙龙暨北大国发院公开课第14期举行,本次活动特邀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带来主题演讲。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现场演讲整理。

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于2006年-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对国际环境认知问题,我想重点讨论两点:一是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二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实施双循环,才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一、2001年-2010年:狂飙突进的十年。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刚好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经济增长速度无与伦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二、2010年-2020年:调整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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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数据看,上图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者法国GDP的总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量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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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下降。上图是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2010年是个转折点。

三、提升国内消费不能靠降低储蓄率。

综上可知,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面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先给出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之外,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一、为什么说没有发生去中国化。

1、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战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因为贸易战,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贸易战打下来,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2、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正增长2%左右。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3、全面的产业链断裂没有发生。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4、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经扎根了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一方面,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5、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去年达到美国的2/3强,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今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在技术上领先的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6、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7、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以外,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8、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它们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只听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以为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二、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三、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S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也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1、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2、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3、央行数字货币预期。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应该做什么

一、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明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年-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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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二、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1、让市场做创新主体。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的改革蓝图发布,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2、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

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

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三、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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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配,来自我们北大国发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推进社保体系建设。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是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四、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小结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19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坚持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来源:微信公众号“北大国发院” 作者:姚洋)



                                 
                                           政经观察
                 



已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全球化市场需要美国回归                 
【研究员】:wh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在美国还没有回入大网络的时候,是有缺陷的。各处别的国家会等待这个市场化重现。比如中国已经很愿意再恢复到全球化的上下游合作、分区合作、垂直合作等情景。各处都正在一天天的恢复,可中间缺少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这个参与者就是美国。不能顺畅地参加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损害比任何国家都大。各处逐渐恢复元气,而美国跟每处都在作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不会顺畅,只会衰落更快。后果是美国将被置于世界之外,同时,也会相当程度地阻挡、延迟全球化顺利发展的进度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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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中国最早发生瘟疫,但经过迅速局部化、当地化,现在几乎控制好了。其他各国的情况也越来越好转。

美国后发,可是美国的灾情全世界最严重。原因是最高的指挥官、总统先生特朗普指挥失当,他耽搁了时间,走错了方向,而且跟专家们的意见不断发生龃龉。

这个情况下,过一阵,如果各处能逐渐恢复正常化,美国能不能恢复正常化还不好说。美国经济损害的严重性愈来愈显著。而政治竞选期间,因为族群观念、警民冲突、种种抗议等,造成了全国性的对立。

但总统希望这次全国性的对立继续延续下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力量拉拢一部分人作为他的铁票。于是,这个国家因为灾情而造成的分裂和混乱还会延续下去。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在美国还没有回入大网络的时候,是有缺陷的。各处别的国家会等待这个市场化重现。比如中国已经很愿意再恢复到全球化的上下游合作、分区合作、垂直合作等情景。

各处都正在一天天的恢复,可中间缺少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这个参与者就是美国。不能顺畅地参加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损害比任何国家都大。各处逐渐恢复元气,而美国跟每处都在作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不会顺畅,只会衰落更快。后果是美国将被置于世界之外,同时,也会相当程度地阻挡、延迟全球化顺利发展的进度和方向。

全球化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世界全球化或者说生产、分配的全球化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已经进行了很久。最近20年来,全球各处都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全球化。世界贸易协定、各个地区的各种协定、国与国之间的免税或者优惠都是为了这些。

最近的全球化,是手机带动的。可以看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效果很显著,今天全世界不被数据化服务覆盖的地区已经不太多了。这种数据化的合作应当是跨全球的。

5G时代,不同城市之间完全可以在工作站连接成一条线。这是一个大的网络,可以用无穷无尽的新设备去得到过去没有办法得到的数据。

大数据分析使得数据可以很快被消化、分类、整合,形成选项让人做最后决定,根据最后决定采取很多举措。这种工作,假如停止了全球化,经济也会停止。

资金的流动背后本身也靠全球化的信息与数据流通,这个不是能停止得了的。

全球化过程之中,美国一直在推动全世界科技合作、运用科学技术拉动工业,无可否认在这个总的发展方向上美国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功劳甚大,在世界经济史上无可被避免,一定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但今天到了快要成熟的时候,美国却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破坏了许多关税协定,退出了很多区域性的合作协定,也不断地突破全球化的原则,抵制商品,挑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毛病。

他觉得其他国家的发展对美国的发展不利,不能让另一个国家来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最高。

这些事情使得全球化的工作没有办法进行,碰到许多过不去的难关。

全球化已经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全球化是不能回头的工作,必须要继续前行。

特朗普的任期是有限的,他的任期完了以后,我想大家还是会恢复全球化的工作,使得一部分逆全球化现象退散。

给中国的一些劝告

另外一方面,我对中国也有一些劝告。中国诚然在几十年来进步巨大,尤其最近二三十年的进步相当惊人。作为海外的华侨,看到进步当然很高兴了。一个大贫困国脱了贫,社区结构不一样了,中国有了新的面貌。这个面貌是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替中国高兴的。

这种情况得之不易,希望大家不要轻率,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国了,得意而忘形。

我们知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用廉价的劳力、廉价的水、廉价的空气、廉价的资源以及廉价的土地改造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世界各处的生产业都跑到中国去了,中国就占了这份的利益。

这个利益得来不易,牺牲也很大,将来我们需要支付。今天得来的利息要付出去,得来大的获益要在将来一并分出去,比如自然生态,比如土地不够用。所以大家要谨慎,我希望中国保持战战兢兢,保持继续成长的动力,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

日本应该是我们的朋友,但不幸做过敌人。日本有它可恨之处,发动过战争侵略中国,无可赦免,但近邻何必做敌人呢?我希望将来永远不要再做敌人。

先母曾跟我讲,“这个日本不会亡的,它会重启,重启时会比以前更好。记住,我们估摸着还要跟日本较量一次。”

老人家有这种远见,但盼望这种较量不是枪炮之较量,而是在各个其他方面比高低,比优劣。

不要说别的,单拿诺贝尔奖为代表的话,中国人海内外加在一起还不到10个,但日本一年来一个,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

日本几乎是每一年都有相当重要的新的科技贡献给世界。日本的学校里面,培训的学生不需要留学,因为他在本国就学得很好。

日本是全世界工业比重很大的一个国家,日本的汽车曾经称霸全世界。今天来看,日本又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日本公司转型转得很快。

我有朋友在日本调查过,一百多家百年字号的老公司,过去曾经做过很有光辉的工作,现在都在改行,从汽车、轮船、肥料、摄影机等改成新的行业,改成跟信息产业、数字化工业有关的行业。

今天做晶片用的材料跟过去用的晶片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许多机器里面的薄片比最好的摄影机的软片还要精、还要薄、透光性还要强。一个重量级的汽车公司不再生产旧款汽车,转而生产新型的汽车,小而轻便得几乎可以随时代步,随时彻底有新的汽车。日本将来工业的进步不可限量。

我们看到过去的敌人起来了,深为他们感到幸运;同时也要警戒,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他们还会再欺负到我们头上。

我希望不再听见“厉害了中国”的论调。中国厉害,是花了本钱的;中国厉害,要防止停顿;中国厉害,要防止被别人堵塞。特朗普是暂时的现象。乌云过以后,还会是明月满空。

世界永远在不断地竞争,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没有哪个种族有先天性的优秀——优秀的是文化的优秀,不是人种的优秀。而文化当中,有些优秀的地方也是另一方面的缺点,这都是需要我们警惕、需要我们注意的。

我今年90岁,对今天世界的转变头昏眼花,但是还要保持自己清醒。变化之中是机会,变化之中也是危机。要警惕、要小心。这几年来,我们对外的交涉拿捏的尺寸和分寸还不错,我们既不要过硬也不要过软,一切都要在适当的尺寸上适当把持住。

全球化会转变成全球和网络化

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之后的全球化会有比较大的改变,以后的全球化和此前的全球化应该有所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对全球化的适应与调控将不同,人类社会与生活方式会有不同。

第一,整个瘟疫以及最近发生的两次全球性的危机以后,我们更加了解到,全球是一整块,谁也躲不开谁。瘟疫的传播不会因为国界线停下,它是无处不到的,也不会有穷和富的差别。全世界结为一体是无可否认而且还在继续进行。

第二,美国一直在调节自己的市场结构

美国曾经有过大卖场、大百货公司,慢慢发展到中等的、大批的外货进来,以及沃尔玛的廉价销售;等到最近,亚马逊的送货到家代替了许多店家。这次瘟疫以后,商品从中小型店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上的最后一环将要被取代。

下一步我估计,运送到家的业务会更彻底。因为可以在网上选购、网上配货,最后一公里可能会分区建小仓储,自己取货;或者加一点钱送到家门口。我看将来会是这样的取向。这就代替了分散的市集、市区。

都市化现象是逐步集中、逐步扩大,现在是反方向而行之,商品直接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上,减少了许多中间的过程。这个大的改变好处和坏处都有。好处是全球性的运输、全天性的周转很容易,坏处是人跟人在大都市里面是“比邻若天涯”,隔壁的人都不见面。

将来这种情形会更甚,除非特地约好朋友见面,否则就不会再见面了。像我们和朋友过去两三个星期谈一次话,在家里会餐或者到公园里见面。现在因为瘟疫的关系,很久没有见面了。

都市可能会慢慢解散,全世界变成许多大网络、小网络,每一个人都是网络的终点站。

今天许多的广告主要慢慢没有了,商品的转手要靠实际的品质来决定。在商业世界,很容易决定哪种商品有销路、哪种商品没有销路。而因为输送网之间要加快拣选的速度、加快运送的速度、加快退货换货的速度,这些人工来不及做就要加大自动化的投入。

将来整体上全球化不会变,会转变成全球和网络化。网络、人工智能化、数字化这三个东西叠加在一起,笼罩在人身上,这个改变很大。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要在这方面着手的话会很容易下手。

将来的作战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网上的战争,我预估会出现。将来怎么调控?要国际协作、国际合作。像特朗普的这种霸主性的做法行不通了。

下面要协调信息,学校的教育要更多地讨论怎么利用信息而不是被信息所用;人与人之间的信用、信誉、信任不能再靠当面握手谈话来识别,要靠对过去的信用的自动化的核实和核对。

将来的世界会和今天不一样。人的天然的部分会逐渐减少,而信息的部分增加,人工智能加在里面,云的使用与用处会更多(将来不一定叫“云”)。人跟自然的结合是经过这套东西(信息、人工智能、云),而不是情感智慧了,这是我的预测。

调控要靠大家合作,还要靠另外一套知识。那一套知识要有电子方面的、社会方面的、经济方面的知识,要有历史文化的自觉性。

文化会慢慢混同,彼此学习好的,丢掉坏的;人与人之间不必对立,要形成和谐。中国文化是和谐包容的,我希望中国的这部分文化有一天可以扩而大之,被世界各处接受。

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要有华人循环

从1978年到2008年/2010年期间,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二战后的全球化和中国基本被西方大致接受。如今有很大的不同,今后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受到不少限制。这也是内循环、双循环的背景。

中国是大国,在发展最快的那一个时期,如果没有很大规模的内循环的空间和资源,中国不容易跨过门槛。那道门槛有大陆本身的资源、政策,了不起的工作人口;海外华人因为血浓于水,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海外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投入那一段重建工作,都多多少少有贡献。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准备起飞的时候,台湾的退休官员、企业家们先后参与谈话,讨论怎么帮忙,怎么提供经验和想法。资金方面,台湾那时刚刚兴起对外投资,台商就开始到大陆投资。

所以,将来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要有华人循环,这个不要小看。怎么样把海外华人世界与内循环套叠在一起,对双边都有用。

外循环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开放投资,世界的生产基地移到中国一部分,中国的生产基地移到外围一部分,分工合作。“一带一路”不要专门变成我们的工具,“一带一路”是全球的公器。

我们修的路我们受益,但不要把这条路当作束缚人家的工具,也不要当作国际争霸的武器,那样会遭人忌恨;尽量与人为善,尽量与人合作,合作总比对抗好。

美国的遏制工具:美金、专利权

现在我们处于和美国被迫对抗性的局面。除了鼓励美资企业撤出在中国的投资,鼓励美资企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供应链以外,您认为美国在经济层面还会对中国采取哪些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最应该担心的是什么方面?应该如何应对?

在纯经济层面:第一,美金是世界货币标准,用美金来操纵是它的工具之一;第二,当代商品中的科技有专利权,而且专利权很难切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可以拿专利权做文章纠缠你。

当然,它最厉害的还是拿美金做文章。美金本身已经超载,美金作为世界货币不需要发行这么多。超载的部分它用来发展军事和工业,一手拿钱,一手拿飞弹。这部分的钱最后转嫁到全世界使用美金的人的头上。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从来没有过的局面——世界的全球化,全球化里面找不到一个标准货币,黄金不够用、石油不够用、一篮子货币不够用,美金一家独大更不好

我有一个想法,由全世界出钞国家前五六名在联合国机制里成立一个信用合作(Credit Union),国际商品交易的时候用“Credit”代替两家共同接受的货币,或者用其它商品代替,摆脱美金独霸的局面。我的想法来自中国的“打会”(一种民间资金互助的方式)这种很原始的方法。

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全球化市场经济让绝大多数人受益,理论上应该是趋势,但当前全球化的逆流趋势明显。本次逆全球化的趋势,是会在危机过后烟消云散,还是真的将进入历史性周期的拐点?

逆全球化不是转折点,也不是意外;从现象方面讲,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如果今天没有这么多空中飞机来往,没有这么多旅客来来去去,没有这么多国际交往和许多商货运来运去,许多疾病的传染没有这么快。没有资讯的话,死了一千万大家都不知道。这些是全球化里面恶性的“副产品”。

口罩连工艺品都谈不上,为什么到今天美国居然口罩不够用,这是荒唐的事情。这都是各处经验、各处设备没有得到适当的周转,是周转的缺失。

很可惜,很多国家遏制或者延缓疾病危机的机制没有传输到别的国家,有的国家像美国不肯学习。如果好的机制能够传输到别处,大家一起做的话,疾病控制就容易做得多。但这样的逆全球化并不能算特例,只能说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来源:高山大学 作者:许倬云)



                        

“轮椅”换“拐杖” 中国制造如何站起来?                 
【研究员】:wh
尽管有着种种不成熟,运-10依然被美国《航空航天周刊》列为中国与国际航空技术接轨的唯一工程。并评价运-10「将中国民用飞机设计水平推进了15年」。但是另一方面,看到中国运-10成功试飞后不久,美国便积极推动了麦道公司与中国民航的合作,把中国民航工业推进了一个「衬衫换波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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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1806年,占领德意志的拿破仑发布一条柏林敕令:封锁不列颠群岛,与英国的任何贸易、任何来往一律禁止。

这条封锁政策的颁布,是为了扼杀依靠工业革命崛起的英国。而在更早的1774年到1785年,英国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禁令,不准技师、图纸、机器出境。以防止先进技术外泄到美、德、法等国,避免自己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被分食。

在随后200多年的世界产业主导权更迭中,「封锁政策」屡屡成为老牌强国绞杀新兴强国的锁喉技,尤其在冷战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如今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对手,特朗普政府再次祭出封锁大招,以维系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从年初的Leap-1C发动机到华为芯片,再到越拉越长的「制裁清单」,美国人接二连三的打压,让历来低调的中国制造以一种戏剧且近乎悲情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情和支持。过去发展过程中,诸多的迷思和分歧也终于在此刻统一,走自主创新道路达成空前共识。

被金枪锁喉的中国制造,如今正在凭借一身硬气功咬牙硬怼。这种进入到内功层面的比拼,赌的就是谁先泄气。我们复盘过去诸多事件,发现中国制造从「轮椅」上站起来的这段历程走得异常辛酸。

被送上「轮椅」的航空制造

2017年5月5日,C919首飞成功。当年运-10飞机的副总设计师,已经87岁高龄的程不时特意带来了一把年轻时用过的小提琴,在首飞现场演奏了一曲《我爱你中国》。

年轻的航空人欢呼庆祝,但老一辈航空人的情绪会更复杂一些——在他们认为,这一刻应该来的更早一些。

运-10这个在1980年就已经首飞成功的型号,由于种种原因在5年后停止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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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扼腕的是,运-10集全国航空力量技术攻关15年的成果没有被保留。生产线被彻底拆掉,样机和设备被销毁,工艺和技术被尘封,研发中暴露的问题也被一并搁置。当年撰写《中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路风教授认为:「运-10下马最大的遗憾,是摧毁了整个中国民用大飞机的产品开发平台」。

路风教授将运-10的下马比喻为「自废武功」。由于产品开发平台的丧失,中国的技术能力与美国、欧洲在过去20多年间呈现出剪刀差的趋势,并且越拉越大。这种「剪刀差」,实际上造成了日后中国在进入民机领域时,面对的是更高的门槛。

在那个国防建设让步经济建设的年代,停下来的不止运-10,还有核潜艇09项目,以及东风-22洲际导弹。1988年,我国核潜艇成功完成了深潜和导弹发射最后两个试验,时任总设计师的黄旭华形容自己当时的一喜一忧:「我高兴是因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们就失业了。」

运-10研制的时候,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国产,技术人员为整个型号开发了138个计算机应用程序,集成了许多自主创新的工艺、材料、方法。制造大飞机的过程中,也充分暴露了中国当时在航空材料、航空发动机、机载配套设备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但问题是,这些本可以花时间不断突破的工艺和技术,假如连承载平台都没了,自然也就丧失了生存的空间。

就像如今的光刻机、航空发动机、关键材料等诸多仍然会被卡脖子的产业链上技术,虽然中国仍然落后,但是好歹已经有了树干,剩下的只是慢慢长叶子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产品开发平台被彻底扔下了,就好比砍断了树干,那一旦被卡脖子,想要再长出叶子是极不容易的。

这就是完整工业体系的最大价值,虽然很多领域还只是一棵棵小树苗,但起码我已经有了——你往哪里制裁,我就可以往哪里施肥。

尽管有着种种不成熟,运-10依然被美国《航空航天周刊》列为中国与国际航空技术接轨的唯一工程。并评价运-10「将中国民用飞机设计水平推进了15年」。但是另一方面,看到中国运-10成功试飞后不久,美国便积极推动了麦道公司与中国民航的合作,把中国民航工业推进了一个「衬衫换波音」的时代。

1985年3月31日,运-10下马仅一个月,上海航空公司的代表和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的代表在合作生产MD-82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协议书上签字。好莱坞著名演员里根总统在忽悠苏联人的同时,也不忘顺手为中国民航制造送上了一把「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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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10下马带给中国工业的一条重要启示在于:一个还没成长起来的婴儿,不能因为其步履蹒跚就断定未来不能健步如飞,更不应该就此被架上轮椅,让其萎缩退化,失去行走能力。

直到2010年,程不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然难掩伤感:「运-10没有下马的文件,运-10是被搁置了,它被放起来了,放在架子上了,要腾出地方来装美国飞机。」

轮椅换「拐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科技产品涌入国内市场,进口汽车、个人电脑、手机、家电成了21世纪初的新「洋火」,而国内出口要么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么则是「三来一补」和「两头在外」。

与此同时,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更多技术资源,国内企业和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引入进口生产线,成为国内企业现成的拐杖。

拄拐并不是坏事,至少说明局部领域已经具备站立行走的能力。但是后来逐渐发现,不少拐杖其实是被外国人忽悠买来的。

2009年,合肥鑫昊耗资20亿引入日立公司淘汰的等离子面板生产线,希望学以致用,强化国内面板生产能力。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不少业内人士戏称此举是「重金收破烂」。

当时的情况是,显示屏市场已经严重向液晶屏倾斜,液晶屏与等离子屏的销量已经达到了10:1,等离子的颓势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鑫昊仍然不肯承认,向媒体声称:「认为这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落后的都是外行。」

另一方面,通过「卖拐」甩掉淘汰产能的发达国家,却在朝着更高端的领域攀爬。

但是,卖拐往往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对方已经知道这副拐没有用了,那自然也不会掏钱买单。因此,必须趁这副拐还值钱的时候提前卖出去。

2011年,日本电气公司(NEC)把电脑事业打包,与原联想在日本的公司合资成立了Lenovo NEC Holding B.V.。当时个人电脑销售还处于上升阶段,PC业务是NEC盈利最多的项目之一,NEC因此换取了1.75亿美元的联想集团股票。而连年亏损,倒贴资金支持的半导体业务却被完好的保留下来。

抛弃PC业务后,NEC缩减了运营成本,轻装上阵,并加大了对半导体业务的投入。再后来,随着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整体衰落,NEC电子拉上瑞萨科技共同分担半导体包袱,并基于硬件端积累的技术能力探索诸如人工智能、人脸识别、飞行汽车之类的前沿科技。

如今,NEC作为一个老字号电脑品牌已经逐渐被人遗忘,但是却早已脱胎换骨成为一家新兴科技公司,目前日本大部分的全自动驾驶汽车系统就是NEC公司研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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拄拐本身并没有错,即使是美国人也经常买别人的拐。在一个全球分工协作的制造体系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每一颗螺丝钉都自研自造。从国外引进生产线和现成技术,曾经是我们提升制造能力的捷径。但技术转移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是利器,没用好就会自伤。

随着中国制造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逐渐逼近世界一流,国外淘汰的产业或技术已经不能带来更好的效益,这个时候用资金买速度、市场换技术的通道自然就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诸多先例显示,技术移植的代价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低,很多时候「造不如买」也并非是一笔经济账,尤其是将这笔账拉长到一个时期范围来计算。

典型教训如苏联。为追求形式上的多和快,主管科技的科技官僚们一度沉迷于技术移植,大量拆机山寨西方技术,逐渐失去了自主创新的能力,甚至在点亮科技树的时候迷失了方向。举国之力发展的基础科学研究被束之高阁,大批优秀科技人员沦为拆机工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工业强国的发展都经历过技术移植阶段。同样走过这条路,各国的终点却并不一样。迷信「造不如买」的最终坐进了轮椅,「买来学造」的获得了拄杖行走的能力。如战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和韩国,通过技术学习和二次创新,仅用几十年时间就扔掉了拐杖,如今在众多领域已经健步如飞。

2006年初,国务院颁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作为今后15年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标志着经济发展从依靠引进开始转向自主创新。

2020年,正值纲要提出15年之际。来自大洋对岸的一系列锁喉技,让中国人再次意识到了15年前这一方针提出的必要性。

如何正确的拄拐?

工业产品的附加值与科技含量有着强正相关关系。附加值最高的高端制造领域是各国寸土必争之地。

2010年第十七届中国质量高层论坛上,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的李毅中提到一串数字,40%、35%和26.5%,三个数字代表的分别是发达国家、世界总体、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率。李毅中指出:「中国工业大而不强,最集中表现在工业增加值率太低。要提高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对品种质量进行提升。」

此前数十年,中国人一直在不断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如今到了再创新的阶段。

2004年,中国铁道部启动时速200公里动车组招标,这次招标过程中,确定了三项原则,除了价格最低、必须使用中国品牌外,最让国外公司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关键技术必须转让」这一条。

对于关键技术转让,中外各方有一场非常经典的博弈。首先是铁道部设立了「技术转让评价」考核环节,这个环节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外企业是否手把手教会了中国学生技术,如果学生没有学好,铁道部就不付钱。

但是国外公司也各有各的滑头,例如德国西门子虽然提供了全套的制造图纸,但是并不告诉国内合资方这些图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这就相当于答案全部告诉你了,但是解题的过程你仍然不知道。

日本川崎公司则会手把手教合资方读图,甚至图上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讲清楚是起什么作用的,但是仍然不会告诉合资方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最后是中国人一路摸索学习,吸收消化,才最终具备了如今领先全球的高速列车研发能力。更重要的是,围绕高铁这个高附加值的产品开发平台,集合了人才、资金、设施等要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创新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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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换技术,换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图纸和现成产品,更重要的是技术能力。

在高铁这个领域,中国人已经基本扔掉拐杖健步行走,但是在大飞机领域,中国仍然走得两腿泥泞。

C919立项之时,中国与世界先进航空业的差距已被拉开接近50年。C919相当于需要重新搭建一个产品开发平台,一切又从头开始。但此时诸如航空发动机等最成熟一级供应商并不在中国。这就面临着一个更为头疼的问题:谁听谁的话?

这个尴尬的境地与波音空客等传统航空巨头恰恰相反。中国的主制造商的实力底气,还远远不到让所有供应商都唯马首是瞻的时候,而对岸的波音公司,却可以霸气制定所谓「供应商盘剥计划」。

航空、航天、高铁、船舶等重大领域,都可以围绕各自产品序列,衍生出一个完整的产品开发平台。这个产品开发平台除了协调各类研发要素外,还是技术创新的动力传导机制,和保持技术知识连续性成长的机制。

而围绕这些开发平台,最终会凝聚形成一系列由产、学、研、军、政复合而成的「核心知识资产」。只有当这一系列核心知识资产被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中国硬怼霸权金枪锁喉的金钟罩才算是基本练成。

拄拐有两种姿态,一种是身患残疾,只能依靠拄拐维持行走。另一种则是以拐助力,像《攀登者》里的珠峰登山队一样,手持登山杖,向着全球产业结构的最高峰健步攀登。

登顶之路注定孤独

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这个建国初期工业体系近乎瘫痪,第一产业比重超过50%以上的农业国,花了60年的时间脱胎换骨,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年的工业化道路。

此后十年,大国重器相继亮剑,蛟龙入海、玉兔登月、云岭号硬岩掘进机开山劈岭、山东舰航母载着强国梦想驶向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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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高附加值工业产品进伐的登山竞赛中,中国选手尚处于第二、甚至第三梯队,除了各种核心技术的攻坚破难,还有全球金融霸权的「风阻」和各种对手制造的人为障碍。当在某一领域即将超越时,第一梯队还常常会自发结成同盟,政治孤立、经济制裁、技术封锁各种手段轮番出现。

日韩等国的经验已经摆在世人面前,即通过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发展,在全球产业结构中完成爬升。

当前,中国制造业如果不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不断攀爬,即使体量再大,也无法扩大自己在全球经济分配中的配额。而核心技术无法自主掌握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知乎有个高票答案:「意味着国内庞大的市场养肥的只是一批买办,极少数顶级人才流向国际企业拿高薪,更多劳动者不得不进入血汗代工厂。」

当前中央提出的「内外双循环」战略,外循环是要推动中国制造到全球大变革中去乘风破浪,内循环则正是为了让中国制造业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金钟罩。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底气,是马步扎得足够稳,且心理素质足够强大。登顶珠峰的路上,注定是孤独且煎熬的。正如电影《攀登者》中,首长对中国登山队所说:「不管是我们今天的胜利,还是明天的强大,不需要所有人的承认。」(来源:钛禾产业观察(Taifangwu) 作者:李富强)



                                 
                                           人物广角
                 



陈景河凄美爱情故事和紫金矿业两个幕后大佬暴富往事                 
【研究员】:wh
陈发树花10亿期权,将“打工皇帝”唐骏挖到新华都集团做CEO。当时,唐骏还不愿意到福建上班,为了迁就他,陈发树将新华都行政总部搬到上海,还给唐骏配了一辆宾利。2008年7月31日,新华都集团在A股上市,陈发树身家再增8亿元。刚到任新华都的唐骏,意气风发,宣称要协助陈发树成为“中国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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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国庆婚礼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网上有个段子,一个单身狗,国庆8天假期,参加了9场婚礼。

这还没有完,假期还没结束,全网都被一场婚礼给刷屏了。63岁的富豪陈景河,1500亿市值上市公司紫金矿业的掌门人,迎娶了小他25岁的美女钱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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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的新娘钱冰,在婚礼上自豪地告白:陈景河第一次见到我时,可能就发现,眼前的姑娘,是一座高品位金矿。

简单一句话,将陈景河“中国金王”的身份和盘托出。至于钱冰姑娘,是不是高品位金矿,我们不得而知;但陈景河掌舵的紫金矿业,确实是一座超级大金矿。

紫金矿业,造就了两个超级首富,100多个千万富翁,让上杭县同康村200个村民,成为百万富翁。

这场婚礼的新郎,正是这场财富盛宴的总导演。在此之前,陈景河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陈景河凄美的爱情故事,和紫金矿业两个幕后大佬的暴富往事。

两个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暗生情愫

1973年,16岁的陈景河,在福建省永定县高陂中学念高中。当时陈景河的成绩非常好,同班有个女孩,名叫赖金莲,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两个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暗生情愫,互有好感。

高二的时候,文艺青年陈景河,再也憋不住,给情窦初开的赖金莲,写了几首晦涩的情诗,以此表达爱慕之情。

只不过,当时大家都比较保守,两人从未明确恋爱关系,也没有牵过手,却保持着恋人间的默契。

1975年,两人高中毕业了。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没有大学可以读,只好返乡务农。

回到家乡,陈景河长时间见不到赖金莲,就心痒痒。刚好,他有个男同学,是赖金莲的亲戚。陈景河时不时,就假借看望男同学的名义,顺带把赖金莲也给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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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邓小平复出,陈景河从广播上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非常兴奋。当时先填报志愿,再参加考试,只有20天的备考时间。为了提高录取率,陈景河报考了福州大学的冷门专业——地质学。

赖金莲报考了龙岩卫校护士专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两人都被录取了。

入学报到那一天,赖金莲和同学们送陈景河到龙岩,陈景河得到了一个与赖金莲短暂相处的机会。陈景河趁机表白,确立了纯真的恋爱关系。

1982年,陈景河从福州大学毕业,分配到了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当时,赖金莲已经在龙岩第二人民医院做护士。

大学一毕业,陈景河就向赖金莲父母提亲。岳父岳母通情达理,知道陈景河没钱,就只收了199元聘礼,还陪嫁了一辆台湾产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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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远在安徽的钱冰刚刚出生。大婚的陈景河,一定不会想到,这里有一个孩子,会和他结下一段姻缘。那一年,22岁的福建安溪人柯希平,正在泉州木偶剧团工作。那一年,同是福建安溪人陈发树21岁,搭着别人载木材的货车,第一次来到厦门,开眼看了世界。

陈发树并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

陈发树初中毕业,混迹社会已有多年。他用劳力抵车票,来到厦门卸完木材,就学会了如何做木材生意。

回到泉州之后,陈发树找到了木材的供应商,然后坐着公交车,又跑到厦门,很快就与厦门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运送木材的合同。

这是陈发树的第一笔生意,两车木材从泉州运送到厦门,他赚了1000元。

尝到做生意的甜头,陈发树便一发不可收,将木材生意一点一点做大。他先是汽运,然后是火车托运,后来还做起了造林的事业,成为了泉州最大的木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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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赚了钱的陈发树,在厦门买了一套房子。但他并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

第二年,他就把房子拿去抵押,盘下一家店面,买了几部三轮车拉货,和两个弟弟,开起了百货商店,这是“新华都”最早的雏形。

那段时间,受领导赏识的柯希平,经常到厦门给木偶剧团采购物资。往返厦门和泉州两地,让他看到了厦门日新月异的变化,也点燃了他来厦门发展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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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柯希平终于如愿以偿,调到厦门,担任供销社厦门公司的总经理。这给柯希平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他能够迅速进入厦门的建材行业,并对建材行业有深度的了解。

陈景河带领紫金矿业改天逆命

在福建省地科所工作过的陈景河,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的紫金山上,做过地质普查工作,在学术研究上有很大的进步。

但陈景河不满足只做学术研究,觉得没有实践根基。于是,他又申请调入地勘单位。

当时,地勘单位中专生众多,由于工作比较辛苦,都想调离。而陈景河却逆向而行,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在此期间,他也提出了紫金山“上金下铜”的预测,认为紫金山有大矿,大有可为。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赖金莲离开了龙岩第二人民医院,带着4岁的儿子,进入到艰苦的紫金山矿区,成了地质队的一名队医。

在地勘单位工作,陈景河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有件事,却让他耿耿于怀。

1992年,紫金矿业的前身上杭县矿产公司,在矿区做堆浸工业试验,结果却是亏损的。国家花了那么多经费,去做地勘工作,而且也发现了引以为豪的矿山,但却不能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还拖了后腿。

于是,前期花了不少精力研究矿山开采技术的陈景河,在上杭县县长张志南的大力支持下,申请从地勘所去紫金矿业工作。

1992年9月,陈景河从事业单位离开,到一个年利润只有3万元的小企业工作,仍然得到了赖金莲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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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紫金矿业总资产只有351万元,只有76名员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企业。

陈景河当上总经理之后,带领紫金矿业改天逆命,第二年利润就达到了55万元,到1996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0万年利润。

1994年,在任上将供销社盘活的柯希平,预料到厦门的建材市场会井喷。于是离职,投资了2000万元,和友人成立了厦门恒兴建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他开了一家400平米的建材装饰中心,成为了厦门最大的专业性装饰材料汇总。

柯希平的老乡,陈发树也不甘落后。1995年,掌握了零售百货的供应链之后,陈发树从厦门来到福州,在最为热闹的东街口商业区,开了一家名为华都的百货公司,正式开启了他的百货零售生意。

福建人做生意,喜欢同乡或者家族之间,抱团取暖,共同发展。由于同是泉州老乡,又都在厦门做生意,陈发树和柯希平,早就相识。因缘际会,他们因为一场失败的生意,与紫金矿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场疯狂的造富神话即将拉开序幕

1996年,福建省兴建了本省最大的水电站——水口电站。电厂竣工后,施工单位准备将工程设备卖掉脱手。

有个中介,找到了陈发树和柯希平这两个老乡,对他们说:这批二手设备价值上亿,6800万元可以买下,稍加维护,转手卖掉就能赚2000万元。

当他们买下这批设备,承诺帮他们卖掉的中介却不见了,而有外商愿意4000万元接盘。两人一盘算,倒亏近3000万,也就不卖了。

本想赚上一票,没想到却遇上了骗子。“祸兮福所倚”,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一不做二不休,两人干脆成立了“新华都工程有限公司”,陈发树做董事长,柯希平做总经理,干起了工程。

他们先是在江西、浙江接一些土石方的工程,1997年,在机缘巧合之下,陈发树和柯希平,认识了紫金矿业的陈景河。

当时,紫金矿业由洞采改为露天开采,很多大企业都在争取这个工程,凭借当地关系,新华都工程顺利接下了紫金矿业的工程。

就在陈发树、柯希平、陈景河,合力开发紫金山矿产的那段时间,17岁的安徽姑娘钱冰,来到泉州读书。由于身材高挑、面容姣好,钱冰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当地的选美比赛,也接一些模特广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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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紫金矿业股份制改革,引入民营资本,将完全国有独资的紫金矿业,变成国有控股的企业。

当时,矿产行业被认为是夕阳产业,并不为大家所看好。福建省政府动员大家入股,龙岩当地的大小官员,紫金矿业的职工们,都要求摊派购买紫金矿业的股票。

拿真金白银,去购买一张白纸,没有人知道这玩意到底能值多少钱。一些老实巴交的老师、农民,被一些领导强压,把摊派下来的股票,又转卖给他们。那真的一个逼着给你送钱的疯狂时代啊!

已经和紫金矿业合作多年,陈发树和柯希平深知它的潜力和价值。陈发树通过新华都集团及子公司,斥资4800万元,拿到了4.8亿股,成了占股33%的第二大股东。柯希平也斥资3000万元,拿到了3亿股,成了紫金矿业的第三大股东。他们都以0.1元每股的超低价,拿到紫金矿业大额的股票。

作为紫金矿业的领头人,陈景河也前后获得了将近1亿多股票,成为紫金矿业第四大股东。一场疯狂的造富神话,即将拉开序幕!

陈发树的高光时刻 钱冰依然游走于商业圈

2003年,钱冰姑娘也从大学毕业,福建举办明日广告之星模特大赛,钱冰成功晋级十强。那一年,紫金矿业H股在香港成功上市,开始了第一波造富神话。

紫金矿业的投资回报,也开始反哺陈发树的新华都和柯希平的恒兴集团。陈发树开始多元化运作,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开出多家新华都超市;又在福州开发房地产,建设了“华城国际”酒店建筑群;还进入旅游业,发起成立福建武夷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柯希平在厦门投资建设“江头建材市场”,成为厦门最大的建材商。

三个男人,已经成为超级富豪,而钱冰姑娘,却还在彷徨在泉州的选美比赛、模特、广告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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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没有太大起色的钱冰,在泉州嫁给了姓万的大学同学。没多久,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工作之余,他们还开了一家咖啡店——咖啡1号。

2008年4月25日,紫金矿业回归A股上市,成为了唯一一家面值0.1元的上市公司。

陈发树、柯希平、陈景河,以及几百个原始股东,一夜暴富。那些用土地置换股票的村民,以及被强行摊派的基层公务员,都成了百万、千万富翁。

那一年,是陈发树的高光时刻。他8年前投入的4800多万元,已经暴涨到了155亿元,当年就成为了福建省首富。

陈发树花10亿期权,将“打工皇帝”唐骏挖到新华都集团做CEO。当时,唐骏还不愿意到福建上班,为了迁就他,陈发树将新华都行政总部搬到上海,还给唐骏配了一辆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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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31日,新华都集团在A股上市,陈发树身家再增8亿元。刚到任新华都的唐骏,意气风发,宣称要协助陈发树成为“中国巴菲特”。

2009年,紫金矿业非流通股解禁,陈发树减持紫金矿业,疯狂套现了40亿元。手握巨资的陈发树,先是花12亿元,收购了青岛啤酒7%的股份。

在唐骏的协助下,陈发树又花22亿元,从云南红塔集团手中,拍下了云南白药12%的股权。但签订合同时,唐骏只和红塔集团见了一面,花了10分钟看了一下股权转让协议,就让陈发树签了字。

没想到的是,合同中有一个关键条款:转让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让陈发树陷入了长达8年股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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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发树是套现急先锋,柯希平就是套现突击队。柯希平当年对紫金矿业的投资,让他赚到了37亿元,一跃成为当年的厦门首富。

2009年,柯希平从紫金矿业套现了6.64亿元,以16.8亿元,参加了京东方A的定向增发。相比陈发树投资云南白药受挫,柯希平投资京东方当年就赚了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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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河也按捺不住,化身套现小王子,减持了2760万股,套现了2.5亿元。

钱冰小姐的事业依然没有起色,她关掉了泉州的咖啡馆,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在2012年,在厦门瑞达期货挂了一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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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钱冰并没有完全脱离模特这个职业,前后还接拍过一些汽车广告。2015年,钱冰还在厦门开了一家火锅店。之后,钱冰开始在美国游学,其间还交了一个法国男友。钱冰边玩边学,号称在纽约理工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钱冰依然游走于商业圈。作为一个女人,只有容貌和拼劲,没有人提携和帮助,想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并非易事

赖金莲给钱冰留出了空位

2015年,陈景河的爱妻赖金莲,因为腰痛,多方检查之后,被诊断为肺腺癌晚期骨转移。

这对陈景河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其实,早在2011年体检时,赖金莲早被检查出有肺部结节,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经过与癌魔的3年抗争,饱受各种痛苦治疗的赖金莲,于2019年1月23日,带着对陈景河的爱,和家人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

缘分天注定,赖金莲给钱冰留出了空位。同一年,走出丧偶阴霾的陈景河,认识了钱冰,两人在情感上相互慰藉,最终走到了一起。

2020年7月27日,陈景河将5100万股,价值3亿元的紫金矿业股票,转让给了儿子。陈景河还持有紫金矿业7605万股,价值4亿多元。

2个多月之后,63岁的陈景河,迎娶了38岁的钱冰。钱冰在婚礼上说:相信爱情,能够跨越、突破年龄的限制。

无论如何,这场年龄相差25岁的忘年恋,依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是一个因紫金矿业而起的故事,如今,陈发树和柯希平已将紫金矿业悉数抛空,陈景河也坐上了紫金矿业的董事长的位置。钱冰也因遇上了李景河,改天逆命,从而走上了财富的人生巅峰。(来源:大江湖解局(ZhiChangDJH) 作者:江湖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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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老金改革的几个问题 周小川直击“痛点”                 
【研究员】:wh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以及总的减税方针下降低了养老金缴费率。按理说,老龄化情况下,养老金缺口在扩大,本应该提高缴费率、增加收入,之所以要降费率,是因为现行体制下,养老金不能作为企业对劳动者的报酬;作为个人来讲,它也没有体现劳动报酬的激励机制。激励作用下降,导致生产率下降,表现为企业活力下降。尽管养老金缺口正在扩大,有些省份开始出现“窟窿”,但仍不得不下调养老金缴费率。也就是说,在机制设计时,养老金在企业活力、激励方面的重要作用应该考虑在内。

                                 

1602662589376428.jpg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是《中国金融》2020年第19-20期,根据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2019年12月3日在重庆出席“养老金改革: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我过去参加过若干次关于养老保障体制的会议,多数情况下都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为什么当前体制不可持续、需要改革。实际上,这些经济分析真正取得全面共识是很不容易的,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争议。因为有人会从长期的角度看,有人会从短期的角度看,有人会从不同部门的可行性看,有人会从不同的利益集团角度看,完全统一并不容易。假定这些分析大致上取得了共识,那么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计算养老金缺口和发挥养老金缴费制度的激励作用非常重要

应对老龄化提出的严峻挑战,有关计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更加精确计算未来养老金缺口有多大。这个计算取决于有关假设,比如未来人均预期寿命。这些假设也可以是一种分布,有正态分布的顶点,同时也有两边的概率分布,加上几种可能的政策作用,未来分析的结论会是一个区间。严格来说,方法上应使用动态系统模拟(simulation)来测算,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保险精算(actuary)。

第二,构建企业和个人的激励机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以及总的减税方针下降低了养老金缴费率。按理说,老龄化情况下,养老金缺口在扩大,本应该提高缴费率、增加收入,之所以要降费率,是因为现行体制下,养老金不能作为企业对劳动者的报酬;作为个人来讲,它也没有体现劳动报酬的激励机制。激励作用下降,导致生产率下降,表现为企业活力下降。尽管养老金缺口正在扩大,有些省份开始出现“窟窿”,但仍不得不下调养老金缴费率。也就是说,在机制设计时,养老金在企业活力、激励方面的重要作用应该考虑在内。

提高个人账户在养老金三支柱中所占的比重较

应该大幅度增加个人账户在养老金三支柱中所占的比重。充分发挥个人账户的激励作用,一是对生产率的激励,二是对个人供款的激励,避免再次出现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大锅饭”的道德风险。三支柱的定义和划分及比例关系是很重要的。在此可能需要注意到,我国目前官方对三支柱口径的定义与国际通行理解(如来自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的定义)是有所不同的,这使得国际上比较容易出现误解。

用历史还原法处理代际差异以实现养老金体制过渡

要考虑借助过去住房改革经验,采用历史还原的办法,来处理过去不同年代的人和不同工作岗位的人个人账户“空缺”的问题。未来的体制究竟什么样是好的,国际上还是比较有共识的,但是,养老保障体系是跨代的,从一种体制过渡到另外一种体制,存在着过渡性的困难。

中国以往老年人、中年人、各种不同年代的人处于不同体制下,造成了扩大推行个人账户的体制过渡的实际困难。有些住房改革的经验,是根据工作年限、所处职位计算出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过去应该得到的住房购买力。通过折算,可以使相当一部分已经工作几十年的人能够低价或者无偿拿到“房改房”。这个思路和欧洲几个国家推行的“名义个人账户”(NDC)也是接近的。如果不采用历史还原的办法折算个人账户,或者如果做不好这件事情,则扩大推行个人账户占比存在公平性和合理性问题,自然导致很多人反对扩大个人账户的推行。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在推行“名义个人账户”的时候,对农民需要特殊处理。一直以来,中国的政策是,没有进城的农民,他的养老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这两块管着,外加低保。如果某个农民种了若干年地,后来又进城打工也不再回乡了,可以从他开始打工的时候进行“名义个人账户”的计算。这样做可以防止农民工“两边都占”,财政部一直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

应明确企业和个人缴费全部供入个人账户

应该重新理顺养老金公司缴费和个人账户的关系。过去是企业交20%,个人交8%。企业20%的部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往下减,现在减到16%。8%理论上缴到个人账户,但是在不少地方养老金体系有亏空,8%也保不住实账,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属于个人,在实际运行中往往被挪用来填补同期养老金支出的缺口,被称为“空账”。而且,个人账户究竟作了什么投资、有什么经营回报,透明度也不高。

企业缴费的20%(现16%)未供入个人账户,仅照顾到了现收现付的需求,显著忽视了对生产率的激励作用。其原因是,这里既有对政策工具理解不够深入,也有部门立场的偏差,政策设计上属于“偷懒”的表现,觉得这么做比较简单,实际上大幅度降低了养老体制中的激励作用,制造了不透明,降低了大家对养老体制的信心。因此,应该明确企业供款部分和个人供款部分都应该供入个人账户,同时这两者等比例为好。

划拨国有资本做实个人账户

如果个人账户得到了还原计算和认可,下一步应可划拨国有资本做实个人账户。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且中央已经决定要划拨部分国有企业股权充实养老金。这件事,不容易下决心。遗憾的是,大约在本世纪初,国家几乎要下决心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时候,略有偶然性的因素,最后没有做成。现在决定先划拨国有资本10%是正确的、务实的。据说划拨过程中也还存在很多问题。从宏观总量来说,要真正把账算清楚,才知道大概需要划拨多少国有资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从微观角度来说,划拨国有资本不仅要解决统筹方面所存在的少量缺口,还应该考虑填充“名义个人账户”缺口,使未来的个人账户具有更强的可信度和激励作用。这个划拨比例肯定少不了,10%解决不了。另外,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做实个人账户也涉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内容。

用N对1支付的做法解决劳动力流动的问题

现在交通发达,劳动力流动越来越普遍,农民工进城在多个地方工作过。养老金管理过去都是在省一级统筹,有的省是地市一级统筹。按照若干年前提出的办法,养老金体制中的预筹积累资金,应具有可携带性。实际上,与提高养老金可携带性相比,不如用N对1账户支付更简易。某个职工在N个地方工作过,退休时,不同地区的养老金管理者按照其工作年限中的供款向退休者支付该阶段的退休资金,包括投资运营回报(须有透明度)。从金融角度来看,由于IT科技的发展,N对1账户支付的做法变得相当容易,是可以实现的。

这跟当时东莞打工仔、打工妹离开所带走的资金不一样,因为当时只允许带走养老缴费个人账户部分,而大头还是公司上交的统筹部分。其实两部分都应该通过历史还原的计算方法放入个人账户,但可以不搞携带性。携带性操作上问题很多,很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而使职工个人吃亏的问题。

此外,将来预筹积累养老金究竟是一家经营,负责保值增值;还是若干家经营,使其保值增值和透明度有一定的竞争压力,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是几家保值增值,那么这些机构之间就存在竞争和改进关系,有的机构会搞得好,有的机构会搞得差。如果仅有一家经营,搞得很差或者出现腐败等问题,基本上不会暴露也没有人能检验。比如,假如出现回报率低的问题,他说这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拿他也没有办法。如果存在着几家机构经营,则需要解决未来对具体个人退休金的多头支付问题,也可采用未来N对1支付的做法,来解决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问题。

实现养老金的高透明度

为了使养老金体系更加有效,特别是缴费的激励机制更加有效,需要实现全面的透明化。每个人都能够清清楚楚且方便地通过网络查询养老金个人账户。如果在几个地方工作过,也可以清楚地查到在几个地方养老金账户的余额,以及经营回报情况。同时也可以给参保职工选择权,选择委托哪家机构负责养老金资金经营,而且回报随时能够看得见。大家都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回报甚至可以看到小数点后几位数的变化,即可以看到增值的情况。不像以前,查询这些信息成本会比较高。但实话说,养老金是长期的,并不需要非常及时地看到投资回报情况。

认真设计统筹账户在养老金三支柱中所占的比重

在统筹部分要认真地设计一下,在中国当前情况下,统筹账户在三支柱中应占的比例以及覆盖面。统筹占比需要进行比较综合的考虑,要和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统一考虑。而且,统筹部分也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在统筹方式上,目前有对农村的低保和对城镇设计的统筹退休金。其实,国际上有多种实现统筹的政策工具,包括对支持个人账户的保收益底线的有关政策等。

应给予第二、第三支柱足够的税收激励政策

在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计划中,总的感觉,我国在税收方面给予的激励机制不够。中国养老涉及大量的老年人口。这个体制搞好了,对国家长治久安、对人民的福祉都是非常重要的。财税政策既然要支持建立一个合理的体制,就应该下本钱给予足够的激励机制,可以参考国际上的各种经验,出台合理的税收安排。税收激励应针对不同支柱(甚至支柱内的分项)而作出不同的设计论证。

建立合理的预筹养老金经营体制

要建立合理的养老金经营体制,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很好的配合。尽管说资本市场存在波动,特别是新兴市场,泡沫破灭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疑问,预筹积累的养老金在资本市场投资到底合不合算?

但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看,保值增值很大的可能性还是要依靠资本市场。一方面,养老金投资对资本市场发展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养老金投资有几十年的跨度,从长期看,这个回报对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回报,养老金缴费率需要明显提高。根据不同的假设情景,投资回报对养老金体系的支撑作用是可以算出来的,但也存在风险,需要设计风险共担机制。因此,用好资本市场,中间有一些制度安排做好了,对养老金改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整个国家保持繁荣、保持强盛也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另外,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有助于在还原计算“名义个人账户”的基础上,利用资本市场工具用现在的国有资本对个人账户进行填充和回补。(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周小川)



                        

争论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已没意义 重新审视中国人口问题                 
【研究员】:wh
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将人口大幅度下降作为人口发展目标的国家。这对人口大国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得不为的短期行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前我们强调的很多问题,无论是资源、粮食还是就业、住房问题,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唯一不能解决的,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难题。东亚的日本,欧洲的德国、瑞典,包括今天的俄罗斯,都饱受人口负增长之苦,而且鼓励生育的政策对提升生育率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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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最近有一组关于出生率断崖式下跌的数据刷屏。202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156人,其中男孩78人;10年前,也就是2010年的1月1日,上海共出生380人,其中男孩211人;20年前的200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1148人,其中男孩646人;30年前的199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2784人,其中男孩1516人。

这组数据来自于上海“随申办”小程序,由上海市公安局提供,它直观地传达出两个问题,一是生育率在近三十年呈现断崖式下降,二是越是生育政策紧的时候,男女比例越不均衡。

不过,相比于这组数据传递出的理性判断,它背后的焦虑感却更加明显,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同时,结合社会上“生不起、养不起”的各种声音,再加上一些人口专家的预测和邻国日本老龄化的教训,中国“未富先老”的压力被无限放大了。

那么,中国生育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真的到了不生就要“亡国灭种”的地步吗?

财富还是负担?关于人口的一次争论

关于中国的生育问题,携程创始人、人口专家梁建章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的一系列关于“中国人口到底多不多”的争论,将中国生育问题再次推到公众面前。

6月3日,李铁首先在北京日报发声,提出“因为人口过多,导致发展的短板难以补齐”,“当前我们国家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并批评市面上的两类观点,即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严重放缓,会影响到未来的劳动力储备不足,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向国外转移,以及使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还需要更多的人口来降低老龄人口占比。

而这两类观点,正是以梁建章为代表的人口专家呼吁放开生育最重要的理由。梁建章随后和合作伙伴黄文政与李铁进行了十轮的论战,双方你来我往,二十篇文章,近十万字,对中国人口与生育、产业政策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众所周知,梁建章一直是呼吁中国放开生育声量最大的专家,而李铁则反对将人口当作解决发展问题的工具。在双方的论战中,李铁指责梁建章把生育率当成一个筐,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都归结于生育率过低,并提出“当人口足够多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老人和孩子以及其他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承担更多的人口负担”;而梁建章则针锋相对指责李铁将“人口过多”作为一个筐,提出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在不考虑外国移民的前提下,人口迟早会消亡。

总结起来,用梁建章的话说,二人根本的分歧并不是生育率数据,而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问题,是把人的价值看成负数还是正数?换句话说,是把人口看成负担还是财富?如果把人口看成负担,那么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因为减少人口意味着减轻负担。

其实李铁看到的是当下的问题,而梁建章看到的是未来。从现状来看,不能说李铁提出的问题不存在,比如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就业压力等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我们同样要看到,今天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提升生育率到底有没有冲突?或者说,提升人口生育率,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讨论生育,要看到真相

很多问题之所以被争论,就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口问题之所以在学界会存在这么大的分歧同样如此,要全面分析中国生育率问题有几个基本事实必须强调。

首先是中国今天的生育率的真实情况。梁建章在文章中提到,中国今天的生育率,如果扣除二孩堆积效应,比日本要低很多,大概只有1.1,而日本的生育率是1.4。在过去的三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正以每年3%的速度递减,如果考虑人口政策20年的延迟性,如果不改变的话,今天日本的老龄化现状,很可能就是20年后中国要面临的处境。

当然,问题还在于,中国今天生育率的基本数据,在学界仍未完全统一。在梁李的论战中,双方均指摘对方“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对“权威数据”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

比如论战中提到,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都有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计算出2000年生育率为1.22,2010年生育率为1.18,但梁建章认为这种统计没有包含漏报数据,他在《新中国70年人口政策的回顾》一文提出,“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2,即使漏报率高达20%,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5”,但当时的国家计生委却以漏报为理由而大幅调高为1.8。所以我们看到,关于2000年的生育率,存在着通过官方数据计算出来的1.22,学者估算的1.5以及后续官方修正的1.8三个数字,而对于官方的数字,无论是1.22还是1.8,学界都普遍存疑,梁建章一再强调,虽然人口普查确实存在漏报,但40%以上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的,但这个数字被李铁引用。

其实不管是从直观感觉上还是从统计数据上看,各方都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人口增速在过去30年确实大幅下降。关键是怎么看这个存量与增量的问题。

这也就引出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口现状情况。一方面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个不容忽视,某种程度上确实在消解中国的竞争力,产业转移,未富先老,这些都真实存在,据任泽平的《中国生育报告2020》统计,从劳动力方面看,2019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2018年首次出现下降。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9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

与之相对的,是社会的老龄化进一步加剧,2019年中国老龄化达12.6%,如果按当前生育率,2022年中国将进入占比超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

未富先老,鲜明地表现在居民自身抗风险能力差与国家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日益增加上。

而且我认为李铁提出来的,中国当下正面临的就业问题、收入结构严重失衡问题,同样是在讨论人口问题时不容回避的问题。

早在2019年初,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一份叫《中国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潜在消费需求巨大》的报告中提出:国内至少有10亿人还没有坐过飞机,至少5亿人还未用上马桶。今年两会期间,总理提出中国中低收入人口达10亿之多,其中6亿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4亿人口月均收入在2800元以下。如何提升这10亿人的收入水平,同样摆在了重要的位置。

有人会问,收入低与生育率有关吗?不仅有关,而且很大。任泽平提出,今天我们生育意愿降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生育理论的变化,我们的生育理念经历了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几个阶段,不生是一种时代的思潮;二是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三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

相比于社会思潮,“养不起”的现实问题对生育冲击更大,反过来影响社会意愿。比如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而民办幼儿园费用明显超出正常承受能力,以二线城市南昌为例,普通民办幼儿园半年费用普遍在八千以上,是公立园的近三倍。另外,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所以生育确实是一个宏观问题,但更是一个细节问题,任何脱离实际的强调生育率都有失偏颇。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也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理性地说,低水平的人口对社会发展来说负担多于财富,梁建章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说在中国人口是财富,得益于中国近40年公办教育的大力投入,人口素质得以大幅度提升,所以我们才能在看到外卖员中有近7%的硕士研究生学历也不意外,假设中国9亿劳动力人口普遍能力低下,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或许又是另一种境况。

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

当然,我赞成从细节中把握中国生育政策,更赞成从长远角度看中国人口的更替。生育率是一个宏观问题,如果你用当下的细节来纠结,必然会有很多的反例,无论是劳动力过剩、就业也不充分,还是社保压力大等问题,但这些问题能否成为阻碍社会正常人口更新的理由?

从社会发展来看,一个社会的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才能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这也被称为世代更替水平,是许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要达到的目标;1.5则是人口结构危机的警示线。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不少人口学家一直强调中国人口太多,过度强调中国“人口大国”的负面效应,都主张将人口减少到“适度水平”,但对于多少才是适度也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7亿左右,有的认为是5亿左右,甚至有说要降到3亿的,而人口的降低,在未有大灾难、战争等情况下,唯一的途径就是降低出生率,完成新老更替。

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将人口大幅度下降作为人口发展目标的国家。这对人口大国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得不为的短期行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前我们强调的很多问题,无论是资源、粮食还是就业、住房问题,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唯一不能解决的,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难题。东亚的日本,欧洲的德国、瑞典,包括今天的俄罗斯,都饱受人口负增长之苦,而且鼓励生育的政策对提升生育率效果有限。

以日本为例,根据日本总务省数据,截至2019年底,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达到3600万人,创历史新高,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28.4%,居世界第一。而国际上一般把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划定为超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比是超老龄化界线的2倍,日本已经步入了深度超老龄化社会。

按照如今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到本世纪中叶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现在减少三成,降至8808万。也就是说,从人口学角度看,日本正在渐渐消失。

所以说,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口进入负增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这些国家已经竭尽全力鼓励生育也无法奏效,而将来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计划生育。

可叹的是,今天中国计划生育仍被某些人奉为至宝,甚至仍以此作为惩罚的依据。2019年,广东一个20年6次立功的基层民警薛锐权因为生了三胎,结果被辞退了,而同时他的教师妻子也被学校开除,教师编制也被取消,还面临着巨额的超生子女费罚款,在网络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制度与现实的冲突在个体命运上显得尤为刺眼。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目前有不少省份人口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比如辽宁。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的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

建议给予东北地区按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50%计征的优惠政策。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2019年辽宁省人口出生率6.45‰,自然增长率-0.80‰。而由于辽宁在此前的计划生育执行较好,老年人口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目前辽宁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和日本德国等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现状是,我们是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口强国。某种程度上说,李铁所提出的问题,都要归咎于此。可以预计的是,今天中国,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整体的生育率也不可能有快速的提升,距2.1的世代更替水平仍将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这点我们从放开二孩的效果中可以看到。那么未来的中国,人口的减少将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唯一的区别是,这种减少的幅度,是断崖式下跌还是平缓下降。

从全球视野来看,放开移民和放开生育是目前解决老龄化的两个主要方向,在生育率无法对冲老龄化率的情况下,提升人口素质,从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迈进也是一种权衡之策,这也与我们一直提倡的“人才强国”相呼应。

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正面临着提升人口素质与提升生育率“两线作战”的局面,而且哪个都不容有失。所以今天,讨论要不要放开生育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怎么提升生育意愿,怎么提升人口素质。

当我们在谈人口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其畅销名作《低欲望社会》中,将日本当下社会经济现状和特点概要性地归结为“低欲望社会”——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国民、企业和社会有大量的资金,却不愿意消费,无论国家采取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撒钱政策亦无力振兴经济。

“低欲望社会”在生育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书中,大前研一深刻地指出,“没有梦想、没有拼劲的年轻人才不愿意生孩子,他们最终会陷入低欲望社会怪圈”。

自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低迷期,不少从泡沫经济破灭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抗拒结婚生子、抗拒背负房贷,甚至抗拒一切的责任。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如今已经进入深度超老龄化社会,2019年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28.4%,背后的直接原因,是日本近30年人口出生率一直走低。

而看今日之日本,忧未来之中国。中国人口出生率自1992年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一路走低,直到今天,仍未有改观。

在《生育问题到底严重到了什么地步?》一文发出后,很多读者留言讨论,具有普遍性的一点是,读者对今天年轻人“不敢生、不愿生”的理由是:医疗、教育和房价成为造成生育意愿下降的三副“避孕药”。

这三点当然重要,但其实还有“不能生、生不了”的问题。“不能生”当然指的是政策,今天放开的也只是二胎,子孙满堂作为中国人的家族理想,在某些地方还是很有市场的,更别说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到的那位生三胎夫妻双双丢工作的民警的教训,意外怀孕很多时候也只能狠下心来流产。而“生不了”更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不孕不育成了困扰年轻人的难题,根据2019年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累计患者人数超过6000万。

所以,“不敢生、不愿生”再加上“不能生、生不了”,生育率低下就不仅仅是一个数字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了,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制度、经济、社会、挂念、行为、心理等一系列的因素。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要讨论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不再局限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存废这么简单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工具已经不仅仅需要人口政策,更需要整合全社会的政策体系。

人口问题为什么复杂?

在李铁和梁建章最近的论战中,其实双方的讨论已经从人口问题延伸到了就业、产业发展、教育等领域。所以对人口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打量。

从全球的发展来看,低生育率是一个国际潮流,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回顾全球各地生育率下降的历程,低生育率现象大体上呈现出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向中等收入国家扩散的趋势。

从世界银行的数据来看,高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大规模进入低生育水平始于1975年。1960年,这些地区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还在3左右,1975年开始到达2.1的世代更替水平线,此后不断走低,2017年,其生育率不足1.7。

全球最早出现生育率下降的是欧洲和北美,1960年后开始明显下降,随后,生育率明显下降的是大洋洲、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亚洲地区的生育率在1970年后出现了剧烈下降,而生育水平下降最晚的是非洲,1975年后,非洲才开始轻微下降,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总体来看,速度仍较为缓慢,处于较高的生育水平。

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社会越发达,生育率下降来得越早,如果辅以极端严苛的人口政策,这种趋势就更明显。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甚至认为,无论我们采取何种人口政策,我们总是在向老龄化发展,终归要走到那里,只是以多快的速度,留给我们多少时间来应对的问题了。

从国内情况来看,规律同样适用。国际学术界将一般把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2.1)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当这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时称为“极低生育率”。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陈卫教授的统计,很低和极低生育率在中国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已经有了40年左右历史,根据历次生育率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地区在1974年综合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1979年降到了1.5以下,1984年以来(除了1989-1990年),在计划生育政策快速普及的大环境下,降到了1.3或以下,呈现出“极低生育率”的状态。

可以说,世界上的“极低生育率”最早发生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地区,其中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达到了极低生育率,到2000年以来,更是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1以下。根据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04,而北京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左右。

意大利人口学家安东尼奥·格里尼(Antonio Golini)根据欧洲出生率最低国家的一些省份数据计算认为,一个人口规模足够大的国家,总和生育率0.7-0.8可能是最低值。

而根据陈卫教授的计算,在一个稳定人口中,如果平均生育年龄是30岁,总和生育率1.3的话将意味着未来人口将按照每年-1.5%的速度下降,只要45年人口就下降一半。如果长期维持在1以下,意味着百年内的人口将消亡。

以上海为例,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化标准,上海早在1979年就成为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比全国早20年左右。2007年,上海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0.8%。根据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18.1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35.2%。这也就意味着,每三个(户籍)上海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老年人口的激增,生育率的下降,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养老金支付缺口越来越大,医疗费用等急剧增加,适龄劳动力减少。叠加了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的风险,比如上海约有305万独生子女家庭,占全市家庭户总数61.06%,比全国高39.09个百分点,使得社会结构越来越脆弱,最后汇聚成为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人口风险。

所以总结起来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既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加速了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但归根到底,今天人口问题的解决,已经远远超过了生育控制和计划生育的领域,更应该看作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放开移民还是放开生育?

既然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我们在解决人口问题时,就应该分清楚,今天的政策,到底是希望解决人口老龄化本身,还是要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如果要延缓老龄化进程,从方法来看,一般只有两条路径,一种是如美国这种移民国家,通过源源不断地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移民,以此解决部分人才创造力问题。另一种就是提高人口出生率,以改变人口结构比例。

在中国,无论是从民意还是现实来看,放开对外的移民似乎不现实。但从全国来看,其实“移民”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放开户籍的限制。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今天的户籍限制,无异于欧盟内部的国籍限制,户籍制度的松绑,无论是对缓解地区劳动力紧张,还是改变地区的人口结构,都有重要意义。

同样以上海为例,从户籍人口来看,2019年上海常住人口总数为2428.14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50.4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9.7%;外来常住人口97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0.3%。考虑到外来常住人口中,多以年龄较轻的务工人员为主,如果将外来常住人口统一计算,将极大降低上海的常住人口老龄化比例。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松绑还能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问题,这也是一种“移民”的新作用。

从提高人口出生率来看,放开生育政策只是鼓励生育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比利时人口学家列思泰赫(Lesthaeghe)和荷兰人口学家冯德卡(Van De Kaa)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婚姻和生育都不再是必要的人生选择,生活安排也越来越多样化,人们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但延续后代不再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然选择。

除了社会观念的转变,东亚地区的低生育水平更是因为社会对有孩家庭不友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得不到满足。

所以从世界各国、地区的政策来看,除了放开生育政策外,更多应辅之以综合性的系统措施,比较常见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针对母亲的免费健康服务,现金补贴(津贴、福利、奖金),特殊假期(怀孕产假、父母产假、育儿假),税收工具(税收扣除、税收抵免),灵活的就业形式,特殊福利(如住房福利),提供照顾孩子的机构(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特别折扣卡(如多孩家庭购物优惠)。其中,在发达国家使用较为普遍的是现金补贴、税收优惠以及产假制度。

从效果上看,各国、地区出台的促进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新加坡的人口支持力度非常大,但从1960年到2010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从5.5下降到1.15,到了“极低生育率的水平”。

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0-2014)资料显示,新加坡虽然采取了多种生育鼓励的措施,2014年总和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仅回升0.1到0.125,仍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法国、瑞典等,在各项激励政策之下,生育率逐渐回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生育促进政策的积极作用,不能仅仅以提升生育率来评价,更应该从促进生育意愿、提升家庭生育承受能力来评价,简单地说,促进生育政策应该有多元目标,不应仅仅将是否实现生育率的提升作为最终判断效果的唯一依据,甚至如果政策出台后能维持生育率不再下滑,也可视为政策在发挥作用。

我们该怎么选?

时至今日,其实还在争论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已经没有必要了,政策的压力无非就是担心全面放开后会“报复性”生育,但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这种担心绝对是杞人忧天。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四年,出生人口高峰并没有一些人预想的那么夸张,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2018年的人口出生人数已经和2015年相差无几,二孩效应基本耗尽。由此可见,即使全面放开,也不可能有“多生”“失控”的现象。

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果不尽快改变人口出生率过低的问题,终将影响代际间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终将是全社会共同承担的问题,但说到底是一个代际传递的问题。

以养老金为例,由于过去的政策欠账,今天养老金的亏空将以年轻人的多付出为代价,福利的本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如果社会老龄化进程过快,不得不出现跨代际供养时,就变成了“羊毛出在羊羔身上”,养老问题就演化成为当代人对下一代人,甚至是未出生一代的剥削,曾经的“人口红利”就成为“人口负债”了。这种情况下,代际间的不公平将不得不一代代延续,与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低生育率具有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生育水平一旦降到1.5以下将很难回升。人口代际平衡是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年轻人口的萎缩和人口结构的畸变很难通过其他途径来改变,而韩国、日本等深受持续低生育率、年轻人口亏损、人口结构内爆困扰的国家已有前车之鉴,就今天中国国情而言,该怎么选择,其实不应该成为问题。(来源: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梁云风)



                                 
                                           形势分析
                 



中央提出史无前例实验任务 历史巨变藏在看不见的细节中                 
【研究员】:wh
中美脱钩之势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中国的出口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不仅如此,如今的欧美正在抛弃WTO另起炉灶,签订了很多双边、多边自贸协议——比如说这两年的CPTPP、欧日自贸区。随着这些自贸协定的深入实施,其他国家的产品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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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近期,中央一口气印发了北京、湖南、安徽、浙江几个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几份方案加起来长达2.4万字,这里头释放出几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信号:

第一,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以物换物”贸易方式,可能会重回中国的经济中心舞台。

第二,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北京应该不会剥离金融中心属性。

历史巨变往往就藏在我们看不见的细节中。

顶层设计中“易货贸易”占据非常可观篇幅

这一次,中央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任务。请仔细看以下原文:

在湖南自贸区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比照现行中西部地区国际性展会留购展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支持办好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探索创新对非经贸合作金融平台和产品,支持设立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在对非跨境贸易、清算结算、投融资等领域落地,提升对非金融服务能力。打造中非客货运集散中心。(省略几百字)

在浙江自贸区:支持义乌小商品城等市场拓展进口业务,建设新型进口市场。支持建设易货贸易服务平台。探索小商品贸易与大宗商品贸易联动的新型易货贸易模式,拓展跨境人民币结算通道。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整合海外仓、结算等全球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面向全球的供应链易货交易服务平台。

从2013年-2019年,6年时间里中央一共批准了6批自贸区实验,涉及到全国18个省市区。

翻遍过去18份自贸区建设方案,全部都没有提及“易货贸易”这个字眼。所以,探索易货贸易新模式,可以说是历史上首次。

而且非常不同寻常的是,易货贸易竟然是此次顶层设计中相当重要的内容,占据了非常可观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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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结算方式的不同,全球贸易模式可以分为两种,易货贸易与现汇贸易。两者的主要区别,就是用不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由于外汇严重不足,很依赖易货贸易。

像1974年邓小平重回政治舞台时,准备出访纽约,整个中央政府找遍银行,发现外汇金库里空空如也,能凑足的只有3.8万美元,这可是中国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却几乎连一张头等舱的机票都买不起。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当时进口设备、技术也没有钱,怎么办?

也是先把设备运进来,记到账上,等产品加工好了之后再运出去,用这种“补偿贸易”来作为低端制造业的起步。实际上也是“以货易货”的方式。

等到中国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之后,易货贸易方式在中国跨境贸易体系当中就逐渐边缘化了。

因为,以物换物有一个非常的大缺陷,就是你能换给我的,并不一定就是我想要的。只有双方都正好需要对方的商品,交易才能实现。所以它的交易成本特别高。而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看中啥了直接就可以用现金支付,简单又方便。

所以,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中国的跨境交易的主流早已变成了现汇贸易。

目前的“以物换物”,主要集中在跟俄罗斯、东盟、蒙古等边境贸易中,跟我们的邻居们做点小生意。

国家没有明文鼓励,企业巨头也不会积极参与。然而,在今天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以浙江、湖南为代表有更深入布局和谋划

中美脱钩之势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中国的出口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不仅如此,如今的欧美正在抛弃WTO另起炉灶,签订了很多双边、多边自贸协议——比如说这两年的CPTPP、欧日自贸区。随着这些自贸协定的深入实施,其他国家的产品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替代效应。

中国必须花费更大的力气,才能保住原来的基本盘。想要进一步开拓对发达地区的出口市场,更是难上加难。像前些天,加拿大就表示放弃与中国的自贸谈判,导致过去双方多年的努力通通白费便是明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急需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尤其是那些中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

来看下边这张图片。你发现没有,过去中国出口最多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荷兰、英国等发达地区。像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784亿元美元,比越南、印度、俄罗斯、泰国、巴西加起来都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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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虽然数量庞大,但绝大多数地方从中国进口的规模并不大。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欠发达国家的消费力不如发达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极度缺乏“外汇”。

毕竟,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叫中国。天朝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低端制造品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通通都能造。

中国一个国家就抢夺了很多发达地区的进口市场,非洲、拉美、东欧、中亚生产的很多产品,根本就不具备比较优势,打不进欧美市场。

有的只能跟朝鲜一样,靠输出劳工、变卖古代文物来换取外汇。有的运气好点,家里有矿产资源,出口初级产品也能赚些美元、英镑欧元,但整体而言,还是不够用。

人家那些宝贵的外汇,可能第一时间会拿来进口粮食,维持国内最基本的社会秩序,接下来还要省吃俭用,匀点出来到欧美国家进口一流的技术和设备进行工业升级。最后花在中国身上的钱,并不多。

为此,中国选定湖南、浙江为突破口扩大“以货易货”,探索用这种方式来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来扩大中国的出口市场。

以浙江为例,宁波片区有世所罕见的深水良港,有现成的航运体系,长三角很多大宗商品要经由宁波进出口。义乌片区有特别发达的小商品经济。

中央提出在浙江自贸区,支持建设易货贸易服务平台。探索小商品贸易与大宗商品贸易联动的新型易货贸易模式。这意味两个城市可能会联动起来共同发挥效用。

比如说拉美某个国家想要进口义乌的衣鞋箱包,但是兜里没有美元。一家浙江贸易公司就跟它签订易货贸易的合同,把义乌的产品送出去,然后从拉美国家拉来煤炭、矿产等初级产品到宁波,卖给本地的重化工企业。

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宁波的企业节省了外汇支出,为中国应对人民币贬值留下更多对冲的武器。第二,义乌的小商品也开拓出了更大的出口市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非洲咖啡、可可、腰果等进口需求较大,彼此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因此,中央选定湖南自贸区建设非洲在华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同样大有可为。

对于中国来说,过去投资拉动的模式已经走不动了,内需则还需要时间培育。出口仍然是我们拉动经济的重要支柱。

中国把人类历史上最原始、最传统的贸易方式重新拉回经济的中心舞台,其实也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为中国的产能过剩开拓出更大的出口。

易货贸易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不过,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如此发达,这个问题也是有望通过电商平台来缓解的。

有数据显示,易货交易在2015年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30%。未来以浙江、湖南为代表,中国可能会有更深入的布局和谋划。

顶层设计间接释放北京“回归”

前两年的时候,北京宣告减量发展,淡化经济色彩强化首都功能,而天津则告别投资驱动模式,GDP增速下滑。

外界普遍觉得,京津冀似乎正在慢慢淡化出大国经济的主流视角。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将从三足鼎立演变为双雄争霸。

但是这一次的顶层设计,间接释放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北京的“回归”。

这份北京自贸区建设方案,就特别强调“金融”和“科技”: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全球资产配置,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支持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支持设立重点支持文创产业发展的民营银行。支持跨国公司通过在境内设立符合条件的投资性公司,依法合规设立财务公司。探索赋予中关村科创企业更多跨境金融选择权,在宏观审慎框架下自主决定跨境融资方式、金额和时机等。创新企业外债管理方式,逐步实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非金融企业外债项下完全可兑换。支持依法合规地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境内外私募平行基金。建设金融科技应用场景试验区……

另外,在北京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及: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要求,助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努力建成贸易投资便利、营商环境优异、创新生态一流、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国际经济交往活跃、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过去几年里,北京一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2020年之前一共疏解了2999家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提升市场近800个,拆除违法建设腾退土地5706公顷。

伴随着首都副中心雄安新区的建设,大家一直在猜测,宇宙四大银行总部、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是不是也要迁到雄安新区。

从北京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反推来看,未来金融属性可能并不会被大力疏解,或者至少是排在疏解序列的最后尾。

以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的疏解,才是北京的重中之重。这两块的迁移一直比较滞后。那么,在北京发展金融科技的旗帜下,大学、医院势必会“首当其冲”。

已经到了北京不得不上场的时候

把北京推到舞台的中心,本身就是反常规的,是非常史无前例的事情。因为过去北京作为大国心脏,几乎不怎么参与最高层级的对外开放实验。

80年代经济特区名单没有北京;第一批12个沿海开放城市当中没有北京;21世纪前后,中国陆续设置了20个国家级新区,当中也没有北京。

自2013年起,好几轮自贸区扩容名单中,也没有北京。(之前的大兴机场自贸片区,至少一半坐落于廊坊市,是放在了河北自贸区当中)。

实验本身就带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所以在过往几十年当中,北京一直与最高等级的对外开放实验“隔绝”。

它藏在背后号令天下,几乎不会亲自挂帅,冲在最前头。这一次,是真的变了。这是帝都核心地带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服务贸易、数字经济为核心主题的自贸区。

对北京对中国来说,都是具有颠覆性的意义。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已经到了北京不得不上场的时候。

过去四十年,北京就像一台超大型抽水机,虹吸了全国资源和人口,使得今天北京五环内的人口密度超过1.6万/平方公里,轻松挤入全球前十。

通常来说,人口密度越高,一般思想碰撞会更加高频率,信息交换的成本更低,有利于科技创新。

但是,纯粹的人口密度并不能撑起一个国际科创高地,否则孟买、大马尼拉早就是宇宙中心了。所以,想要在全球科创版图上占据制高点,重要的并不是人口密度,而是人才密度。

今天,北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场人口更新的庞大计划。

之前北京一路膨胀,批发市场等低端服务业和家具建材等低端制造业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其实北京1.6万平方公里当中,有1万平方公里的山区不宜开发。刨除这些的话,今天北京的土地开发强度已高达48%,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30%。

土地资源稀缺,使得北京找不到太多空间承载优质企业落地,从而影响到了人才的引进密度。

如今,那些一般性制造业疏解之后留下来的厂房、仓库和楼宇,都成为了北京发展科技金融的基础条件,为其引进新增更多的科创金融公司,雇佣更多的中高端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承载空间——国内男装市场占有率高达18.6%的北京威克多将生产线搬迁到河北后,空置厂房被改造成创业孵化产业园。

动物园批发市场现在挂上新的牌子,叫做“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

天皓成服装批发市场已转型成宝蓝金融创新中心,入驻的21家商户中,多为无人机生产、新能源汽车租赁、互联网支付和大数据业务等高新技术企业。

万容市场迎来360企业安全集团入驻,成为集团总部大楼……

这一次北京设立自贸区,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无疑会加速北京人口结构大换血的速度。未来北京的经济,将更有底气了。(来源:旺角黄汉城 作者:黄汉城)



                        

顶层设计画出宏大蓝图 一个崭新的深圳呼之欲出                 
【研究员】:wh
工业用地存在效率低是中国城市的通病,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用地平均占城市总用地面积40%-50%,高于发达国家20%-30%。这也意味着,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是提高中国土地利用率的关键。未来,深圳实行二三产业混合用地,便能打破现行的一宗地只有一种用地性质的城市用地管理模式,可以在一宗地上可同时建设多种功能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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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众所期待的“深圳路线”,终于出炉了。日前,中央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顶层设计为深圳画出了宏大的蓝图。

如今,国内外局势较40年前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脱钩,内循环为主势在必行,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时不我待,都催促着特区再出发。

在这份重磅文件里,一个崭新的深圳呼之欲出。相信未来的深圳会大不相同。

对外商投资的影响

方案提出: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制定深圳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放宽能源、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前沿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堪称史无前例。因为这里头释放出的一个信号,就是深圳将“全域”自贸区化,其自贸区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前海蛇口片区,而是整个深圳都会成为自贸区(指投资领域)。

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深化改革开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外商投资看中中国巨大的发展红利,纷至沓来。

但毋庸置疑,中国对外资仍然保留很多禁区,比如说:禁止投资中国管辖海域及内陆水域水产品捕捞。禁止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核燃料生产。禁止投资文艺表演团体。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

在这些领域,外资根本就进不来,直接限制了外资的进一步落地和扩大。即便是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自贸区里,我们也还是划定了诸多红线,比如说禁止投资邮政公司、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禁止投资义务教育机构等等等。

这一次,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央给与了深圳非常特殊的礼遇。方案提出,“要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制定深圳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实际上,就是要为深圳量身定做,制定一份特别版的负面清单。

未来深圳将部分乃至完全取消在前沿科技、能源、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教育领域的一些投资禁区。

比方说,国外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很可能会被允许百分百独资落户深圳,而不再要求中外合资经营。若真是如此,深圳就可以像上海临港自贸区一样,给太平洋彼岸的马斯克抛出橄榄枝,吸引特斯拉来深圳建厂,建成特斯拉的亚太生产中心。

又比方说,国内水上运输公司、公共航空运输公司、民用机场、基础电信业务可能会被允许外资控股;允许外商投资人体干细胞开发和应用……

相关的想象空间很大。一旦打开,深圳全市将成为世界一流的投资高地。

关键点在于,有关部门一定要敢闯敢当,勇于试错。如果畏手畏脚,这个史无前例的大礼包也只会停留在纸面之上。

为此,中央在方案中也说了,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该容的大胆容,不该容的坚决不容。”

实际是提前给了定心丸,就看深圳自己怎么干了!

对产业的影响

方案提出: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平台,研究论证设立数据交易市场或依托现有交易场所开展数据交易。开展数据生产要素统计核算试点。

未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深入,数据将不再是作为信息化的单纯产物,而是会上升到跟土地、人口这类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地位。

因此,数据这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其实是具有非常高的交易价值的。围绕着大数据,可以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商业应用,极大帮助了企业调整生产流程和环节。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过数据企业了解到了广州的25岁-30岁的单身女性经常浏览的网站,在特定商品页面上停留时间,是不是可以更精准的广告投放,促进销售呢?

回想一下,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落户贵州后,对地方发展产生的巨大化学反应,可以说是起到的四两拨千斤效果。而相比大西南,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群之一,更具有经济活力,数据容量更为庞大,应用场景更为丰富。

目前,以深圳为引擎的大湾区,已无限趋近于一个“市”。海量数据早已突破行政边界,在大湾区高速流动与沉淀。

可以想象,未来深圳的数据交易所的空间之大。如果开发得好,不亚于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能量。

对房价的影响

方案提出:支持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支持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前提下,推进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支持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探索解决规划调整、土地供应、收益分配、历史遗留用地问题。探索利用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的市场化机制,完善闲置土地使用权收回机制

深圳土地资源十分紧缺,这点不用多说大家都懂。除了面积不足,深圳更大的问题在于土地供给的结构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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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专家金心异透露过,深圳工业用地最高的时候有200平方公里,但最近几年,搞工改工、工改商,实际上盖了很多写字楼。“我觉得现在还剩的工业用地能有120平方公里就不错了”。

过去很长时间,深圳一直将稀缺的土地资源倾斜到了商业用地上,试图以此吸引企业入驻,发展总部经济,增加税收。

本身这种方式是没毛病。但对深圳这样面积十分有限的城市,写字楼供应太多,必然会压缩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空间,造成两个后遗症。

第一,对制造业造成挤压。想想为什么这几年华为会“跑路”,把手机终端的制造和研发环节都迁到了东莞,不就是深圳没有工业用地供应吗?

第二,对人才造成挤压。由于深圳的住宅用地供给特别不足,导致房价特别贵,实实在在吓跑了一些年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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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已经日趋成了困扰深圳发展的瓶颈,高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有了“支持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前提下,推进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支持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探索解决规划调整问题”

请想象一下,一般工厂长什么样子?是不是占地很大、层高很矮,空间利用率自然有限。

工业用地存在效率低是中国城市的通病,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用地平均占城市总用地面积40%-50%,高于发达国家20%-30%。这也意味着,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是提高中国土地利用率的关键。

未来,深圳实行二三产业混合用地,便能打破现行的一宗地只有一种用地性质的城市用地管理模式,可以在一宗地上可同时建设多种功能的建筑物。比如说,一栋楼,第一层设置成十二米高,作为生产液晶显示器的工厂,第二层以上则是正常的办公楼,用于发展科技金融产业。

这个巨大的创新,有利于深圳提高规划建设用地建筑“容积率”,在单位面积内产生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而且,办公楼建在工厂上头,可以减少对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挤压,最终或能释放出一些住宅用地的空间。

住宅用地供给的增加,对稳住深圳的房价必将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让深圳的房价不要涨的那么快,等等它的人民。

对人才吸引力的影响

方案提出:完善适应超大城市特点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完善居住证制度,鼓励根据实际扩大公共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在诸多利好中,这条看似不起眼,却非常重要。来看下边这张图片,深圳在全国重点城市当中,户籍人口占比几乎是最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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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深圳的常住人口为1343万人,户籍人口为494万人,户籍人口占比仅有36.8%,而西安、成都、南京、武汉、杭州、天津、广州、北京、上海占比分别为96%、90%、83%、80%、76%、70%、62%、60%、59%。

别说二线城市了,放在一线阵营当中,深圳的户籍人口占比也仅相当于别人家的一半。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深圳有意识地控制户籍人口规模。

很多人没有留意到,中国的城市建设当中,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是按照户籍人口规模来配置的。户籍人口越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和支出也就越多。

深圳有意识地控制户籍人口规模之后,便有理由减少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和支出,将更多的钱用来招商引资、产业补贴、基建建设等方面,更快得做大做强GDP数据

实际上这一种短视的城市发展行为。因为这造成了深圳在医疗、教育领域公认的巨大短板。

虽然目前深圳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也外溢到了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但是这部分人群,这849万常住人口,实际上是处于享受序列的最末尾,往往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中央要求深圳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完善居住证制度,鼓励根据实际扩大公共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实际上就暗示着,未来在深圳拿了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将享受到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资源。

只要你在深圳有正当工作,对深圳的税收作出了贡献,你的小孩读书,你的医疗报销等等方面,都会跟有户口本的深圳人一样,得到平等的服务。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无疑是对中国坚硬户籍制度最沉重的一击,北京上海广州都会自叹不如。而深圳的人才吸引力和城市竞争力,也将得到巨大的提升。

过去人们常说,深圳不负责养老。年轻人在这里打拼几年,奉献完青春之后还是要回老家。等到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之后,这种局面将一去不复返。

对互联网公司的影响

方案提出:要率先完善数据产权制度,探索数据产权保护和利用新机制,建立数据隐私保护制度。

小小一句话,却有大大的含义。相信大家都长期忍受着这样的痛点:很多手机APP应用在你下载使用的时候,会要求你同意它访问你的相机、录音、GPS定位、通讯录等。如果你敢当点击“不同意”,直接就给你玩退出,想用都用不了。

面对这样的强盗,你能不跪吗?绝大多数情况下,你还不是得乖乖献出自己的数据隐私。这感觉,真的是堪比吃翔了。

中央要求深圳建立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可能便是对这种互联网公司的不端行为,说不!未来深圳或将率先立法禁止此种强盗行径。全国人民都将会为此受益。

众所周知,深圳的软件产业特别发达,是国内的互联网之都。这里每天都诞生了层出不穷的APP应用、小程序及其外包公司,而且深圳这些公司大部分业务都是to C的。如果在深圳先行建立数据隐私保护制度,相当于从源头实现了保护。

建设方案中,有一句话非常惹人遐想。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言下之意,深圳是整个大湾区的核心!有的深圳人就喜出望外了,那不就意味着深圳是比香港、广州还要高等级的心脏城市?

不,你想的太美了。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及: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大湾区有四个核心引擎,深圳并非唯一城市。不过,特别同意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史鹤凌博士之前的一个观点,“(北京)希望建立一个(比香港)更好的、以新加坡为蓝本的一个模式。”“新加坡和香港的最大区别就是在于新加坡是由一个比较强的中央领导。实际上说是有计划地、从上而下的一种设计。香港更多的则是一个自由的经济,是由下而上的,完全是靠自由经济来发展的。香港和新加坡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深圳因为打造“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第一次跟上海站在了同样的起跑线上。过去,深圳是因香港而“生”,这回可能会因香港而“胜”。(来源:旺角黄汉城 作者:黄汉城、逍道一)



                                 
                                           社会透视
                 



“上海名媛”背后一条精彩纷呈的“装富”产业链                 
【研究员】:wh
在把异性当做猎物的产业链上,这些商家的服务堪称一条龙全包,拍摄、情感咨询、服装全产业链渗透。深燃了解到,上述树生展示面不仅提供拍摄业务,还有形象改造以及代聊的线上业务,“年费型用户,随时问随时答”,甚至还将业务延伸到服装业,推出自有服装品牌。“我们都是急性子,无利不起早,讲究的是空手套白狼。”王朔在《玩儿的就是心跳》里的这句话,用来概括这些装富达人的心态最恰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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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特稿】日前,一篇名为《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的名媛观察者》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随后,#上海名媛群#的话题霸榜微博热搜。全国网民的注意力都被这群“明明看起来那么有钱,实际上却这么寒酸”的上海“名媛”所吸引。

按文章的描述,这些所谓的“名媛”,交500元入群费,怀揣着结交金融巨子的梦想,为了打造显贵人设,40个人拼单一间宝格丽酒店,6个人拼单丽思卡尔顿的双人下午茶,甚至还能接受群里姐妹穿了两天的二手Gucci丝袜,堪称共享经济的另一种实践。

尽管上海丽思卡尔顿和宝格丽酒店回复媒体称并未发现“拼单”情况,为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打上了一个问号,但由“名媛”话题所引发的讨论仍在发酵。

调查发现,“上海名媛”背后,是一条精彩纷呈的“装富”产业链。从5.99元的炫富实拍图和文案,到98元修改朋友圈定位、带你跑遍全球的软件,再到1599元/人的形象改造约拍,只要想装富,总能找到符合你心理价位的方式

总有那么一些人,硬凹“名媛阔少”的人设、省吃俭用地装富,其目的归结起来不外乎换取资源和变现。今天,深燃就带你看看这场“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装一装,摩托变豪车”的装富游戏。

鸟类为了求偶,会把艳丽的羽毛展示给对方,也会四处收集亮晶晶的东西放在窝里,吸引异性的注意。在这一点上,装富达人和这些鸟像极了。

为了让心仪目标注意到自己,朋友圈里的“名媛阔少”晒豪车、美景、美食、珠宝、私人飞机......什么吸引人就展示什么,即使这样的生活并不属于他们。

阿杰是一家整形医院的销售,刚工作没多久的他在七夕前痛下血本,借钱、分期、刷信用卡买了一辆奔驰E级轿车,加上内饰、保险,花了近50万元。也许这个价格在“名媛”眼里不算什么,但已经远远超出了阿杰的经济承受能力。上个月为了还车贷,他还向村里种地的爷爷借了4000块,但他有自己的算盘。

“九月中旬到十月底是整形的黄金恢复期哦,百万级豪车接送,赶快联系我吧”,“国庆计划:变美、暴富”,“有了这么完美的身材,还愁过不上好日子吗?”这些充满诱惑力的文案配图,是各式各样的豪车或整容后的美女穿戴着奢侈品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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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形顾问,阿杰的主要工作就是吸引女孩们来做整形。阿杰在朋友圈里一遍遍地“诱惑”她们——做了整形,变美了,就可以找到好工作或吸引有钱男人,过上开豪车的生活。

如果“撩”到了目标顾客,他还会开着自己的奔驰带顾客去医院面诊,更能坚定顾客做整形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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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杰说,并不是每个销售都愿意像他这样花真金白银买辆豪车,他的同事就会从小红书上找豪车图片发在朋友圈吸引顾客,其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

他们接触到的有整容意向的顾客,大多都是想着能通过改善容貌来改善自己经济条件的女生。豪车实拍图与她们的这种心理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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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医美顾问馨儿说,有钱人喜欢好看的,好看的就要整形,自己的顾客里就有奔着嫁给有钱人来整容的,最后也成功如愿了。

当然,光是美丽的脸庞也撑不起“名媛”的奢华生活,硬件必须得跟上。“爱马仕Kelly25奶昔白,下周见男人要背,最好来三个姐妹拼单,1500一个月,一人350,多出的100我来出。”据刷屏的文章描述,“名媛”们租包约会、租法拉利拍照,甚至会共享一双二手Gucci丝袜——“我只有23号去深圳穿,其他时间都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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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拼单“名媛”的目的很明确 ——钓金龟婿。“开始我盯上了一个戴理查德的弟弟......后来我又盯上个戴金劳(金装劳力士)的弟弟”,文章中称。

除了整形医院销售,在装富大潮中,微商这一弄潮主力必然不会缺席。他们逛4S店不买车、拉横幅拍完照就走的操作大家已屡见不鲜,各种奔驰、玛莎拉蒂、保时捷被强行“喜提”。

据央视新闻报道,微商从业者打造高端朋友圈,主要是为了塑造“加入微商,走上人生巅峰”的形象,让潜在的消费者对微商的生活方式产生认同,从而对产品产生信任,还可以吸引朋友圈里感到“心动”的好友入伙。毕竟,谁不想发发朋友圈、卖卖面膜就过上“开宝马 ,签大单,随手买几个奢侈品包包犒劳自己”的生活呢?

“上海名媛”的话题一火,闲鱼上就有人火速挂出188元上海名媛群,降低了入门费,当深燃询问该群是干什么的时候,卖家表示:“刚建群只有十几人,主要是AA制高端聚会、蹦迪、旅行、下午茶拍照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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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想装富,有一万种方式满足你。入门级打造人设的方式,是在淘宝或闲鱼上批量购买照片和文案。

深燃在闲鱼上以“朋友圈展示”、“白富美素材”为关键词搜索发现,提供装富图片的店家不少,价格从5.99元-100元不等,文案多为“豪车、别墅,高档生活,拍照视频加声音”,“女神、白富美照片,名牌包包化妆品,豪车美景酒店任你使用,让别人羡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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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燃买了一份售价 6.99元的晒富图,扫了商家发来的网盘二维码,瞬间打开了纸醉金迷的奢华世界大门。里面内容极其丰富,你可以在捷克爱上大猪肘,在法国酒庄品红酒,在大理洱海边思考人生,在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赏夜景,在泰国海滩边品尝大龙虾,还可以在人均消费1978元的乌镇阿丽拉酒店与闺蜜共进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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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片到文案,这6.99元的服务透着两个字——“贴心”。日常单品图把一个白富美的吃穿住行都想到了,法拉利、奥迪、宝马、保时捷换着开,迪奥的口红、香奈儿的香水、劳力士的表、宝格丽的项链随心买。文案也是覆盖各种场景,有逛街、吃饭、旅行时发的、下雨时发的、甚至还有“听周董新歌说好不哭”时发的,妥妥地打造出一个有钱有趣的“名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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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里还赠送了“挽回前任攻略”、“如何跟喜欢的男生聊天” 。买完之后闲鱼买家还告诉你,“确认收货送现金炫富照片”。

为了把戏做真,配上定位是必不可少的。淘宝上就有售价98元,能修改朋友圈共享位置的软件,某商家表示:“可以实现全球定位,没有时间限制,朋友圈一键转发,甚至可以跟朋友共享”,配上一些全球热门景点图片或视频,跑遍全球就这么简单。

不过,买图文有个缺点——没法把自己融入进那些奢华的氛围里。毕竟,如果本人长期不出镜,没法更有信服力地维持形象,这时,进阶服务——专业的形象改造约拍就来了。

想去哪拍,就去哪拍,装富旅拍。这种专门提供炫富拍摄的商家,行话叫“展示面拍摄 ”。摄影师团队会去主要城市巡回拍摄,行话叫“城市计划”。比如摄影师在去北京之前,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案,介绍拍摄行程、发之前拍好的样片——在“大裤衩”对面的酒店豪华套房中注视着熙攘的人群、面对“大裤衩”健身、胡同街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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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燃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树生展示面”的拍摄机构,工作人员称,省钱一点的做法就是“等我们开计划的时候你选个城市来就行了”,每次接待人数在6人以内,成本更高的是定制化服务,客户选定地点,摄像团队跟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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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堆在同一个地方拍照,不怕撞图吗?“每次计划,同一地点调色都不同,为的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是批量生产的。“

深燃点开其公众号“树生展示面”,里面“发展理念”一栏,是一条名为“不到三天,我被五百个正妹加爆了”的推送,文中称,女生在筛选约会对象时,会根据朋友圈来定位男生的形象和价值,朋友圈就是展示面。推送中还用拍摄学员与女生的聊天记录说明展示面的魅力,“凌晨加的当天就管你叫宝贝”、“订好酒店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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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家拍摄机构向深燃介绍称,1599元/人,含个人拍摄需要的服装、场地费,服务包含个人穿搭、形象指导,拍摄时形态肢体动作指导,每人每场景至少精修3-6张照片。

该商家的商品详情介绍显示,“展示面”是现在社会必备的社交名片,“无论你求职应聘,升级社交圈层,还是玩转陌陌、探探等社交软件,优质体面的展示面名片,绝对让你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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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群需要用到展示面?

展示面商家的宣传页面中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微商、网红、商人、白领、帅哥、美女”。对装富有需求的人群虽然各异,但核心目的不外乎两点:拉客户、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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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评论区,用户晒图并反馈:告别了屌丝气质,炸翻了朋友圈,还有人评价“人生第一次体验法拉利,服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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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到位了,进入实际约会见面阶段,就用到经济版装富途径了——拼团共享奢侈品。就像“上海名媛”文里说的那样 ,租爱马仕包,接手姐妹的二手丝袜,去见心仪的那个他。

在把异性当做猎物的产业链上,这些商家的服务堪称一条龙全包,拍摄、情感咨询、服装全产业链渗透。深燃了解到,上述树生展示面不仅提供拍摄业务,还有形象改造以及代聊的线上业务,“年费型用户,随时问随时答”,甚至还将业务延伸到服装业,推出自有服装品牌。

“我们都是急性子,无利不起早,讲究的是空手套白狼。”王朔在《玩儿的就是心跳》里的这句话,用来概括这些装富达人的心态最恰当不过。

网红已经把这条“凹人设、钓金龟”的路子走通了。潘玮柏公布恋情时,王思聪就出来爆料,“Amy姐还是厉害,身边两员大将,一位嫁给天王郭富城,一位嫁给潘玮珀,太有实力了”。

网友经过一轮深扒发现,上述两位男明星的结婚对象——方媛和Luna宣云,极有可能来自同一个“天王嫂培训班”,手把手教人经营人设,组织成员去网红餐厅打卡、放生动物、烘焙插花。有的相同场景换人轮流拍照,像滑雪照这样看不清表情的照片,多位网红直接原封不动晒出。其常用套路也在网上广泛流传:整容、经营人设、混入大咖圈、修成正果官宣。

“套路”是个闭环。想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们会被豪车图片所营造出的奢华生活幻想所吸引,而他们自己也会通过发一些自己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外的图片告诉目标择偶对象,“我和你一样有钱”,“我们是一个圈子的人”。

心理学专家吴悠向深燃解释了打造人设、装富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她提到,很多人喜欢打造人设,跟心理学上的“心理投射”有关。心理投射,是指每个人很容易将自己的情感、冲动、愿望归结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越是上层社会的人,越看中门第,也就是门当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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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首因效应”认为,对于不熟悉的人,如果你在初次见面就主动和Ta沟通,表现出友善、真诚、亲切的一面,容易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如果展示出是“名媛”做派,别人就会给你打上这样的标签,并在内心建立深刻印象。即使后面出现了什么不合理的事实,也很难改变你在对方心目中的印象,他还会自动给你找理由,合理化这些事。

还有一个是“同体效应”,也就是自己人效应。社会心理学家纽卡姆曾有一项实验说,彼此态度和价值观越是相似的人,相互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大。相似性是人际交往很重要的吸引因素。很多人看到所谓“名媛”的朋友圈,就会觉得是同类人,可以深交。

“网红就是运用人的这些心理将自己商品包装化。要做自己人,就是要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喜欢在下午茶、高档场所的拍照的原因。”吴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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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凹人设的装富图除了会引来网友的群嘲,还有更危险的功能,就是可能成为诈骗的诱饵。

此前有媒体报道,2020年5月,浙江杭州临安警方破获一起靠朋友圈包装实施集资诈骗的案件,26岁的嫌疑人卢某在两年时间里,以朋友圈“奢华”的包装,吸引40名被害人,进而通过编造投资项目诈骗1400多万元。

深燃以“朋友圈包装”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发现,有多起通过上述方式实施诈骗的判决。其中,有公司组织员工通过微信伪装成一个“白富美”,在微信朋友圈炫富、展示虚假投资收益。后通过添加客户为好友,向客户推荐公司理财投资平台,当客户把钱打入公司账户后,便将对方删除,不再联系。上述行为经某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转账链接,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卡进行转账,钱直接进入公司银行账户,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产品买卖投资。

在“拼单名媛”和“旅拍阔少”的眼里,婚姻与恋爱就是个明码标价的市场,美貌对应金钱,资源互换资源,真心最不值钱。殊不知,当你在套路别人的时候,别人也给你布下了套路。层层套路之中,“拼单名媛”或许碰巧还会和“旅拍阔少”相遇,上演一出黑吃黑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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