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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反思中国互联网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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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0 22:21: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政府寄予厚望到痛批质疑 是时候反思中国互联网经济了》:在金融危机的短暂打击后,2008年过后开始持续走高的地价和房价(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价格),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中低端制造业通过卖场获得的利润越来越薄,传统卖场的利润也越来越薄,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最终转向电商,以规模求生存。

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互联网仍然是以传统线上业务为主的,主要是靠游戏和广告。在2008年之后,伴随着公共交通、基础网络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数的直线上升,阿里和京东迅速扩张,电商平台成为互联网企业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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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以往 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8大信号
【研究员】:WH

中国将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取得新的巨大突破。该任务非常突出,甚至是一切工作的首要战略目标。为此,会议提出“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虽然细节还没有公布,但它一定会是深远影响中国制造业格局的超级蓝图。


【博览财经特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出炉,高层决策部署了2021年的经济工作重点。

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召开时,高层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信号。但此次会议不再提“需求侧改革”,而是重新变回了“需求侧管理”。

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层的部署按照惯常举措,着眼于大方向。今年不管是从宏观到微观,都更加具体细化、针对时下矛盾,着力应对看得见的经济风险。此次会议有8大信号值得关注

它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核心都是为了尽快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批“卡脖子”问题,不再让其制约国家安全。这说明2021年的重中之重,一定是属于制造业的。

中国将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取得新的巨大突破。该任务非常突出,甚至是一切工作的首要战略目标。

基础研究十年方案在上游,中国制造2025在下游。基础研究的突破,会让后边工业体系的升级变得顺理成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议非常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七十年时局大变,今天的中国,是要用新型举国体制再次扛起科技创新的大旗。与之不同的是,过去有外力的助推,未来是相当的自主创新。

中央明确提及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其实也是对过去一度流行的“举国体制已经过时论”的定论。换句话说,两弹一星模式同样适用于芯片业。

目前,中国拥有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张江、合肥、北京怀柔、深圳。而被明确定义为国际科创中心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和大湾区。

二、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跟一位大佬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最容易造就首富的两个领域,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互联网。房地产被很多人认为有原罪,今天的互联网也开始“原罪化”了。

没有对用户隐私的侵犯而不受惩罚,没有对大数据杀熟的滥用,互联网经济平台不可能走得这么快。

大数据分析就像一把刀,你可以拿它屠龙,也可以拿它割韭菜。中国的互联网界,偏偏选择的是后者。那么,迎接它的,一定是一把更高段位的刀。

还记得前几年,万达、海航、安邦海外疯狂并购的样子吗?

昨天是防止资本出海的无序扩张,今天的反垄断瞄准互联网,是防止资本内卷的无序扩张。

那些看不清楚风向的人,未来一定会跪着流泪。

在与房地产相关的238个字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在阐述租赁市场。去年只有一句“大力发展租赁住房”。

这一年多个长租公寓爆雷的回应,一大批年轻人在寒冬中被“资本操作”掀翻房顶,被无情收割。

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证明,大力发展租赁市场,是抑制房价猛涨的有效工具。如果楼市还像过去一样两三年翻一番,对社会创新、基础科研的发展绝对是巨大的伤害。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高房价不仅透支居民购买力,也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因此,“房住不炒”依然出现在此次公报中。“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说明差异化调控政策延续。

这是2017年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之后,“保障粮食安全”时隔三年再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背后,大有深意。

回过头看,这也跟过去所制定的“一带一路”战略一脉相承。前几年,中国租赁/投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缅甸皎漂特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海外港,开建中缅管道等,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花功夫,确保中国外循环的安全。

五、会议提及“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非常令我感到惊喜的一点。

众所周知,该协定的前身是TPP。美国曾经主导TPP协定的谈判和形成,特朗普上台后以美国利益优先,一脚踢开了TPP。但是明年的白宫新主人,明确提及要重回TPP。

中国一直有加入TPP的想法。但是这个自贸区,在环保领域、劳动权益保护的高标准要求,以及对投资者—国家间争端机制的采用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门槛特别的高。

六、罕见强调“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11月21日,金融委出手维稳债市,强硬定调要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这次升级到中央层级的会议,可见这轮国企逃废债行为确实对国企和地方信用产生了不能忍受的影响。

有钱不想还的逃废债倾向,会直接侵蚀信用环境和资本市场,是高层“零容忍”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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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在调整期间,如果没有做好合理的过渡安排,就会出现类似湖南、江西限电的事情。

八、最后,是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两者明年将趋向正常化,但不会过快过急退出宽松政策。

在此基础上,宏观政策基调是“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释放出更加平稳和节制的信号。

“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表明非常规宽松政策完成使命之后,还是会退出,但会注意避免政策悬崖的出现,把握好时机、力度和效力。(来源:智谷趋势 作者:黄汉城、路口大爷)




政经观察




从政府寄予厚望到痛批质疑 是时候反思中国互联网经济了
【研究员】:wh

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信息技术需要作用于各个具体产业和行业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互联网经济的“弯道超车”只是在实现低附加值产业的规模化,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曾经的局限性不会因为某个领域的资本大规模介入就发生全方位的质变,如果我们再不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不重视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性,再将希望寄托于“互联网”,那么我们离老龄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只有一步之遥。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社区团购”又上了热搜:滴滴、美团、拼多多、阿里、今日头条、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纷纷杀入社区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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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资本家是慈善家吗?当资本垄断了市场以后,当初你贪的那点小便宜会连本带利的被收回去,甚至可能要多付出无数倍的代价!

如果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电商售假、网约车殒命,甚至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资本补贴、监管不力……都不足以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无助于作出深刻的反思。

科技进步与经济结构的历史关系

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是否时时、处处有益?现实正在给出答案。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冗余农业人口转为工业劳动力,由于已完成农业革命,英国在一段时期内不存在粮食负担。

工业产品领先优势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反过来又继续促进农业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进步。这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的故事。

富国强兵的愿望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后发国家基本无例外的优先选择引入先发国家的工业技术、医疗卫生技术,因为工业上不追赶,那将一直面临以低价农产品换取高价工业品的命运。

一是工业化人口不足。为了“弯道超车”实现工业化,必须将部分农业人口强行迁至工业领域,而在农业革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导致一个时期农业生产力的严重不足,一边工业化一边饿肚皮,这是20世纪初全球很多国家的常态,也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矛盾,甚至成为战争的原因。

工业化的技术是需要从先发国家引入的,这就需要农业国以大量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出口换来少量的工业技术。

正因这个原因,在南美,外债负担是常态;而在中俄,外债负担没有南美那么大,但农村、农业问题突出。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历史,非常形象的说明,外来科技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一是后发国家不得不跟随,因为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是稀缺资源,具有高附加值;二是要跟随发展就会有高昂的付出。

所谓“弯道超车”,最终是一种补贴或者取舍状态下的局部追赶或超越,长期来看,那些“局部之外的部分”,正是未来的局限性所在。

经济结构失衡下“弯道超车”的中国互联网经济

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基建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直接的政策选择就是继续以基建、地产拉动。资金大举投入到本已过剩的行业,金融与地产基建继续捆绑,短期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还带来了小阳春。

2008年是中国互联网经济非常关键的年份。2008年的外部冲击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抑制了制造业升级。政策面对就业的担忧,为互联网经济扩张带来了意外的空间。而大量的基建投入为今后十年的互联网红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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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的短暂打击后,2008年过后开始持续走高的地价和房价(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价格),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中低端制造业通过卖场获得的利润越来越薄,传统卖场的利润也越来越薄,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最终转向电商,以规模求生存。

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2007年,淘宝全年的交易额是人民币433亿元,而2008年仅上半年,就超过人民币413亿元,等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3.77万亿。

电商产品的山寨化,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在信贷泡沫之下,大量实业主转向证券和房地产投资,进一步提升了实体经济的成本。

为什么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快速实现了垄断?固然有网络效应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低质竞争下的趋同性,和资本套现需求的短期性。

所有发达国家,无论是欧美还是东亚,金融、法律、教育等高端服务业才是服务行业的高附加值亮点,低附加值的消费类服务业是整个GDP增速的拖累。

最早开始去工业化的是美国和英国,分别在1953年和1955年,当时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4%和35.9%。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73年、1987年和1989年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2%、35.2%和28.7%(参阅Barry Eichengreen、Dwight H. Perkins及申宽浩合著的From Miracle to Maturity——The Growth of the Korean Economy)。

对后发国家而言,这个峰值的出现意味着制造业追赶阶段的结束,要么选择走向自我创新,迈向全球行业引领的高附加值区域(也就是任正非所讲的“无人区”);要么选择继续跟随,最终难以摆脱被他人主导的命运。

在制造业创新引领的过程中,冗余劳动力转向低附加值行业不可避免,这是导致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与东亚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是在经济结构未能及时调整、长期失衡,遭遇国际金融冲击、外需放缓,同时又经历了内部地产经济高度负债,以及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普遍尚未实现全球创新引领的前提下,经由资本大规模补贴的互联网平台驱动,实现了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

但另方面,这种互联网平台的承接,解决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了吗?这样的互联网经济能够称为高附加值的新经济吗?

中国大陆的发展路径与日韩新台类似,都是政策主导下的产业追赶,也就是所谓“东亚模式”。日韩新台的成功在于,受制于自身资源的有限性,在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追赶到一定阶段后,为了维持外向型经济和应对全球竞争,或主动、或不得以的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这种创新大到汽车、船舶,小到铆钉、芯片。当最终突破了创新领域的高附加值部分,才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中国大陆所欠缺的,或者说近十年来都在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

很显然,互联网经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平台模式。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非只能通过这种模式。

平台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典型甚至几乎唯一的模式,正是由于它在承接制造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上,契合了低附加值行业的规模化需求。

尤其是当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流量获客成本越来越高,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选择产品的最主要渠道时,平台对这些低附加值行业的盘剥还会进一步加重。

在高附加值产业类型本身就十分有限的前提下,信息技术连与高附加值产业结合的前提都不存在,谈何以信息化促进创新?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像“华为”那样的高附加值的企业,而不是把低附加值聚集到一起依靠规模获利的低附加值企业!

最终,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国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所产生的大部分收益,是由平台去获取的,也就是说,在历次资本补贴大战后形成的各大平台,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即对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本该投入到高附加值创新领域的资金,本该持续投入的产业创新资本,却在互联网平台模式的上市套现预期中跑偏。

劣币继续驱逐良币。中国电商与美国电商生态最大的区别,不在于GMV的数额(成交额),也不在于利润的差异,更不在于能否用无人机或无人车送货,而在于这些电商平台背后那些制造业主和服务业主,乃至那些今天仍有工作机会的快递小哥在未来的生存状态。

平台本身只是一个规模化的工具,并不具有任何方向性,也不配拥有非常高的估值。以金融资本堆积出的所谓“创新企业”,最终将在金融短周期收尾时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问题及其成因

站在今天,我们丝毫不能理解在一个拥有《反垄断法》的国度,几家互联网企业是如何在短短两三年时间之内就垄断整个网约车出行市场的?

更加不明白,在一个立志要自主创新的国度,如何才能以足够低的成本,将山寨仿冒品驱逐出平台企业的销售页面?

互联网平台的诸多问题,是因为低附加值规模化在今天仍然是平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维持规模化的“量”,要远比追求高附加值的“质”更为重要。

所以,理性的选择应是怎样?

在平台趋于垄断后,不只是消费者失去了选择权,制造商和服务从业人员也失去了选择权。 在任何一个时代,在市场中居于优势地位者,都会成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拥趸,而居于市场优势地位者,总会以类似“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样的自由主义观点,猛烈的抨击传统制度在抑制“创新”,进而去突破传统的制度。

Carl Polanyi,在其历久弥新的巨著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中指出,“社会会保护自己,以对抗自律性市场所具有的危害”。当时“人吃人”的圈地运动者,正是代表所谓“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商人阶层,而反对圈地运动、保护社会底层的,却是代表封建落后的都铎王室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室。

从工业革命开始,不断兴起的工人运动、消费者运动、产品质量运动乃至环保运动,都是社会自发矫正以资本利润为目标的自由市场机制所导致恶果的表现,而相关领域的立法和制度,则是工业化时期人类文明的硕果。这些维系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深深的嵌入了市场经济的骨髓。而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与前述制度一起,构成了目前所有发达国家拥有的市场法治根基,由此塑造了一个严厉规则下的高效市场经济模式。

平台可以筛选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可以筛选消费者、甚至可以替消费者筛选产品。但平台两端的人们,却无法选择离开平台。Who is the big brother(谁是老大)?

既然平台还只是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的工具,既然平台本身不会带来高附加值的创新,既然平台无法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既然平台为了私利不断的破坏本就建立不易的各种市场规则和社会保护机制,我们为什么还要忍耐?

反思整个互联网经济,并不在于批评大而强者,而在于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无法依靠互联网企业去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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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没有在一年的时间里创造出如此巨量的货币,光是美元就有五分之一是今年印出来的,也就更加不知道引爆危机的会是什么,是债务雪球,是资产泡沫,是更加严重的社会撕裂,还是说最终能够理智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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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和通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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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河南对永煤有多少怨怼不消多说,反正自永煤违约之后,先后4只河南地方国企债券被迫取消发行,至今还没听过当地哪家国企成功发了债。不要小看地方信用问题,融得到资,才能钱生钱,发展更快,信用分化,也会加速区域经济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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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调侃,这该不会是高层一盘大棋吧,价格继续涨,才能化解煤企沉重的债务;也有人猜测这是政策调控的信号,监管层还是会将动力煤价格维持在每吨520至570元左右,既确保矿山有足够的获利能力,同时又能让电价受到控制,不让电厂太难受。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新闻:“国内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涨近7%,站上970元/吨,创2013年10月以来新高。”;“玻璃期货主力合约2101刚刚突破单吨2000元大关,创出2037元/吨的历史新高。”;“国内鸡蛋期货主力合约持续拉升,涨近5%,突破3900元/500千克关口,创近1年新高。”……

11月大宗商品已经是涨多跌少,统计局11月的PPI环比已经开始往上走,12月工业金属的价格飙升速度也没有停下来,上游涨价开始传导,中下游不涨价没利润,不降价没市场,左右难受。

中国1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出现2009年以来的第一次通缩,但通缩几乎只是猪价起伏带来的数据假象。如果按周小川的想法把资产价格也考虑进来,那么11月百城价格指数同比为4.3%,创下本轮最快增速。

通胀的魅影从来就没有远去,现在更甚。

12月8日,郭树清再次让金融科技巨头绷紧了神经。他说:“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现在中国家庭的债务风险已经开始冒头。助推年轻人们提前消费的,不只是网贷。

越来越多眼睛盯上了居民消费这块蛋糕。拿中国消费信贷余额、信用卡持有量来对比美国,确实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未来内循环就是要靠大家敢于消费。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家庭债务暴增约3800亿美元,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增量的四倍。

有能力负债消费的中产已经一头扎进了房贷,不敢消费,更承受不起房价的下跌。收入尚低的年轻人反而艺高人大胆,控制不住消费欲望,拆东墙补西墙,利滚利,被债务逼入困境。而这些才是中国家庭债务的大盘子。

另外,地方债务率在逼近警戒区间。12月8日,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说: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将达26万亿元,债务率接近警戒区间下限,如果按今年规模继续发债,明年可能要进入警戒区间。“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债券前门逐步开大,偿债压力越来越大,风险也在集聚。”

市场重新定价,利率开始上升,国债收益率接近18个月高点,银行间拆借成本上月升至1月份以来最高。

第三件事事关人民币

出口是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11月的出口成绩单大幅超出预期,达到2680.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为2018年2月以来增速最快的月份。按美元计价,增长了21.1%,人民币计价则增长了14.9%。每年中国春节之前,出口都还会有一波高峰,所以几乎可以肯定,这还不是最好的成绩。

但是,我这位朋友算下来之后,反而觉得今年的利润少了很多。

但这位朋友告诉我,只有大公司才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比如格力,小品牌、小工厂几乎不可能,留住客户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航运成本飙升。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目前比今年初翻了一倍。

三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风险。原材料价格上升,提价提不上去,本来就是薄利了,如今再加上交易都是美元计价,换成人民币之后到手的钱反而更少了,利润掉得更快。

而出口的强劲反过来也会继续巩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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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放水,让全球形势乱了套。货币的锚偷偷变了,多年消失不见的通胀吹起了风,债务在疫情的掩饰下狂飙,国际经济体系加速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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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城市将衰落?哪些城市又将崛起?如何正确地判断一座城市的前途?城市犹如磁极,未来,将会有更多人奔赴城市圈;城市亦是器皿,哪里是我们的容身之所?

看香港视野要国际化一些

中国内地人对香港的评价比较奇怪,容易呈现左右两极,难有中立客观。在九七之前,很多内地人以仰视的态度看香港,追捧TVB港剧、宝丽金流行曲、武侠小说以及各种服装发式时尚。

随着去香港的内地游客越来越多,内地人对香港的了解增加。越来越富有的内地,对香港的崇拜快速下降。自由行促使大量内地人涌入香港,两地矛盾愈演愈烈,港府只能通过立法来制止一些行为,比如奶粉限购、打击水客、降低深圳通行证入港次数等。

最近这一两年,尤其是去年深圳GDP首超香港,不少学者大谈香港问题,鼓吹深圳。有趣的是,不少学者对香港的认知与研究,与新闻编辑差别不大。对香港的认知,多数来自香港影视剧、走马观花的自由行、“棺材房”、“蝗虫论”等新闻报道、经不起推敲的经济数据,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盲目自信。大致言论是香港颓了,被房地产绑架了,云云。

中国自古都是一个大国(至少人多地广),我们已习惯于用一个大国的思维去思考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我们很少人想过,像新加坡、斯里兰卡、梵蒂冈、瑞士这些“小国”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如果你跟他说,要有大格局、大视野,走入内地、奔向全球,他们会觉得你太飘了。所以,香港很多店都开得很好,很多小店的美食做得精道美味,这是一种工匠精神。

很多人批评香港,制造业衰落了,整个城市只剩下房地产和旅游。香港,制造业衰落,确认无疑。但是,香港的金融、国际航运、商贸、高端知识服务以及生物医疗等非重工科研,一直保持着亚洲顶级。

香港,这一弹丸之地,一座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可能像中国内地一样,既发展金融,又发展制造业,搞全产业覆盖。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市中心也有大量工厂和库房,蓝领工人住在市中心,富人和白领住在郊区,市中心成为肮脏、犯罪滋生之地。但后来金融发展起来,工厂和工人都迁移出城,这座城市如今没有制造业,但是没有人敢轻视纽约。

纵观全球,能够覆盖全产业链的国家,也就只有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以及中国五个国家。中国的制造业体系比较完善,但在高端制造领域依然缺口很大。就连韩国都没有建立全产业体系,三星占据了20%韩国GDP,几大财阀控制了经济核心,但不能说韩国这个国家日薄西山。

第二种大国思维就是纵深感。什么叫纵深感?当年拿破仑、希特勒打到莫斯科,俄国人坚壁清野,火烧连城,然后跑到乌拉尔山乡下躲起来。这就是纵深感。

城市,没有纵深,无法回农村,反过来只会越来越集中。香港,没有纵深,没有农村,没有地可扩展,唯一的办法只能填岛。香港的面积只有北京的1/15,人口却是北京的1/3。我们现在感觉北京很拥挤,要分流人口,想想香港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香港怎么解决居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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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很多人对影视剧和新闻里面的“棺材房”所误导。住在唐楼里、“棺材房”里的市民,一些是信用破产,另一些在等候公屋和居屋。这座城市,没有纵深,只能在这弹丸之地想办法解决居住问题。纵观全球经济发达体,经济水平达到这一高度、人地矛盾如此之大,还能配置如此完善的福利房的国家及城市也是极少的。

香港与北上广深以及内地所有城市,最大的区别是,它是一座国际都市。国际都市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国际市场,资本、人才、物流、商贸、信息自由进出,港币自由兑换。这座国际都市,自开埠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经济风暴、国际风浪的冲击。

香港楼市、金融资产、港币以及财富,都是国际市场说了算,由国际市场定价。港币紧盯美元,是相当硬通的货币。曾经紧盯美元的拉美国家、亚洲国家都因为无法跟着美国经济节奏而崩盘。自从1983年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以来,港币一直盯住美元,港币对美元坚挺说明香港经济的坚挺。这说明香港具备相当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内地这几十年飞速发展,北上广深崛起,香港日渐式微,深圳GDP总量超过香港,但是这不能说明北上广深比香港强。因为中国内地还是一个相对封闭市场,北上广深的竞争力并没有经过国际市场的检验。前些年中国太极被格斗武士打得满地找牙,这并不是说中国太极不行,是因为格斗的实力是经过擂台经验并一次次地打出来的,而太极是套路功夫,没有经过实战检验。

举个最简单例子,最近深圳南山区出现了亿元豪宅,如果中国市场开放,你有一个亿,会选择在深圳买房,还是香港、纽约、旧金山、伦敦、东京、新加坡买房?前两年,天津在挤GDP水分,如今长沙也在挤,房价一直没涨。假如中国加入全球市场,深圳的房子、资产、GDP以及人民币本身,还是这个价吗?我想,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香港的核心问题是,一些不可描述的原因,香港的精英流失严重,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本土资本、人才及企业大量撤离,政府治理及社会治理能力倒退。随着精英流失和新移民的加入,香港的精英文化、法治精神、狮子山精神在衰落。

所以,这座城市只要掌控五大产业,在亚洲依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市民的生活状况很难得到改善,甚至社会矛盾会在内部腐蚀这座城市的竞争力。香港,是一座不能高看,也不可低估的国际都市;近观,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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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拿杭州来气上海,问上海,你们为什么出不了马云,出不了阿里巴巴?面对这些质疑,上海一直保持高冷,这个有点像深圳,不管别人怎么黑,都懒得回应。或许,这两座城市都太忙了,忙于赚钱干实事,无暇顾及口舌之争。

我们似乎随处可见上海的“中年富态”,这座城市高端奢华、豪华洋气。上海欢迎外资、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小资本、小公司、创业公司入不了他的法眼,不少上海大学毕业生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似乎是为外企准备的。所以,有人说,上海充满了打工文化,而深圳到处都是创业激情,一个西装革履,一个则打了鸡血。于是,一座创业的城市比打工的城市更有前途,一座激情的城市比冠冕堂皇的城市更有前途。

打个比方,澳门巴黎人里,一楼热闹非凡,很多客人在玩各种赌博游戏,15楼则冷清不少,少部分包厢里,藏着几个国际大佬在玩大的。这不能说明哪些市场好,哪个市场差。就像白马市场人山人海、讨价还价、竞争激烈、充满活力,万象城则客流稀少,几十个国际大牌长期霸占。但不能说明万象城就比白马市场差。

任何一个大都市,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都会从创业文化走向职业文化。纽约、东京、伦敦、香港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创业型城市。全世界最顶级的这几个城市,都是高度职业化的城市。某种程度上说,职业化程度越高,这座城市越发达。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定位、优势和角色。上海,只负责高大上。这座城市是中国内地最好的对外窗口,它的任务是为中国大地吸引更多的外资、外企,辐射整个长三角经济圈。上海其实对标纽约,外企、跨国企业、大企业、高端职业人才则选择上海。这是一座逐步走向成熟,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大都市。

当然,有人会怀疑,这座没有活力、创新、创业及激情的城市难道不会没落吗?高端城市的竞争不是比人口,而是比人才;不是比跑腿,而是比脑力;不是比声音大,而是比智慧深。

上海的竞争,是一种于无声处的竞争。杭州的崛起,不会替代上海,反而会强化上海。杭州以及长三角城市圈的创业文化、制造体系,与上海的职业文化、金融市场、高端经济相匹配。

香港的国际化程度远比上海高,若香港强化与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的联系,那么或许会有更多资本、企业、人才从香港进入大湾区、中国内地,而不是上海。香港、澳门加入大湾区后,珠三角的竞争力前景,要强于长三角。

看深圳需要更多的谦卑和反思精神

看香港,视野要开阔一些,国际化一些;看上海,需要站得高一些,格局大一些。那么,看深圳,则需要更多的谦卑和反思精神。

但正因此,深圳才需要更多的反思。思考过去四十年成功的真正因素是什么,未来还能否如此快速发展。毕竟“树不会一直涨到天上去”,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以过去四十年大跨越的发展思维去丈量未来。

深圳过去的成就,得益于其“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各地人才进来,没有历史负担,没有文化牵绊,没有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在这里因生意而打交道,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中国市场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所以,深圳吸收了全国人才红利、人口红利,以最小的投入收获最大回报。深圳不需要建大学,投入培养人才,北京、西安、武汉、上海等大批大学生都会投奔而来。那是深圳年轻人居多,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花钱建太多医院、养老设施,甚至不需要建太多学校。

目前,深圳的平均年龄为33岁,应该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城市。但是,这批年轻人不少都已经有孩子,或计划生孩子。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为“生孩子”发愁,深圳却拥有巨大的幼儿优势。但是,培养幼儿成才,深圳还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

目前深圳各类幼儿园1771所,公办园只有68所,占比仅为3.8%。最近深圳政府推出学前教育发展计划,将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计划明年将新增900所以上公立幼儿园,教师工资全部翻倍。到2020年,全市幼儿园总量预计要达到1967所。其中,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占比80%以上,全市公办约984所。

除教育,深圳的医疗资源也极为紧缺,全市医疗水平与北上广不在一个层次。随着幼儿人数的增加,不少年迈的父母也跟随子女来到深圳,如此幼儿和老人叠加,深圳的医疗资源更加紧缺。

所以,教育与医疗,是钱的问题,但光有钱还不够,还需要持续投入以及时间积累。

如果这座城市无法提供与之匹配的公共服务,那么它的吸引力也会下降。深圳房屋均价是5万多,广州才3万多。同等价位,你可以在广州买更好更大的房子,孩子上更好的学校,享受更好的医疗资源。深圳的工资收入,与广州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你会选择广州还是深圳?

目前,深圳在重症病方面的医疗技术远不如北上广,如果人老生病了,还得去广州看病,这必然会降低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深圳,这座城市也逐渐在走向成熟。如今,深圳关内房价超过6万,创业成本已大幅度提高,大企业不断入驻深圳,职业文化逐渐走强。老一代深圳人逐渐也在此扎根,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下一代铺路搭桥。这座城市慢慢也会走向本地化,外来人口以及充分竞争的趋势也会减弱。

过去的深圳,就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卸掉所有包袱,一路狂奔,以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的价值。如今的深圳,逐渐成家立业,拖家带口,甚至沾亲带故,吃饭的人多了,干活的人相对少了。

所以,深圳,过去及当下赚得钱,要为将来做好打算。日子还长着,深圳就像一个孩子刚出生的家庭,将来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必须未雨绸缪,为将来打算。

当今世界,评价一个城市,不再单以产业论城市,也不再单以城市论城市,而是以城市圈论城市。我们说纽约、旧金山、东京很强,意思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很强。如果单纯把纽约拿出来,用单一城市及产业的思维看待这座城市,很多人会得出“城市空心化、过度金融化”的简单结论。

上海的前途取决于长三角城市圈,上海干好第一国际化都市的事。香港和深圳的机会来自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已没办法像过去一样大踏步往外走,而应该想办法如何与内地城市融合,做好带领内地城市走向国际的带头大哥;深圳只要弥补软性基础的短板,自然可乘大湾区势而起。(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社长)




人物广角




草莽时代“赌徒所见略同” 有人暴富也有人倾家荡产
【研究员】:wh

事实上,2010年戴志康在地产上豪赌之时,又分别在深圳和海门成立了小贷公司。毕竟是学金融和做金融出身,戴志康还保留着他的金融业务。2014年,正当戴志康败走房地产市场,证大集团资金紧缺之时,互联网金融火爆起来。和李柄江一样,戴志康也瞅准了P2P这块肥肉,成立了P2P平台捞财宝。


【博览财经特稿】1999年,马云带着“十八罗汉”在杭州城西的湖畔花园,一套150平方米4居室里创办了阿里巴巴。后来的国民网购第一商城淘宝网,蚂蚁金服的前身支付宝也先后在这里诞生。

湖畔花园陪伴着马云一路崛起,也见证了他背后一个个独角兽的发展壮大,它被称为阿里巴巴的圣地。

上世纪90年代,戴志康在买下湖畔花园所在的地皮后不久,因为海南岛房产泡沫破裂,6000万的资金化为乌有,还没来得及大展宏图就欠下一屁股债。

不同的是,多年以后,随着阿里巴巴上市、市值奔向4万亿,马云坐稳了中国首富的宝座,而戴志康却一个踉跄跌进了互联网金融的深坑,一招不慎沦为了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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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里穷,又有6个兄弟姐妹,所以戴志康小时候不仅经常吃不饱饭,而且还要帮助家里干活。好在戴志康读书成绩好。

80年代,研究生是非常稀缺的。作为中国“金融黄埔军校”的研究生,戴志康很顺利的进入了中信银行行长办公室当秘书。就算是放在现在,这也绝对是一个让人“眼红”的职位。不仅接近权利中心,在当时又是一个铁的不能再铁的铁饭碗。

然而创业仅凭着热血是不够的,戴志康的第一把火很快就被浇灭。坚持了半年,公司颗粒无收,只得关门大吉。

3年后,戴志康组建了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富岛基金,第一期就募集到资金6000万元。

此时,戴志康已经展现出了赌徒的一面,将募集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上。其中也包括在杭州西郊买下的260亩农田和池塘。

沉寂2年后,在1995年上海的“327国债事件”,戴志康凭借“做多”,一下子赚了不少钱。与此同时,1998年我国开始房地产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杭州房价开始上涨。杭州西郊260亩土地上开发的湖畔花园小区成了香饽饽。

黄其森地产赌徒本性显现

和戴志康一样,大学毕业后,黄其森也被分配到一家国有银行,端起了铁饭碗。黄其森没像戴志康那样不到一年就辞职,而是在银行一直待了8年。期间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还被领导看中提拔。

也许是受到“梦想”的召唤,也许是觉得已经积累到了足够的人脉和资源可以一展拳脚。1996年,黄其森不顾父母的反对,离开了工作8年的银行。随着黄其森的登场,一个叫泰禾的公司就此诞生。

而到2002年初,黄其森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大胆决定,开始挥师北上,进军北京。黄其森在北京通州区拿下了位于长安街东的起点、京杭大运河畔的一块地。

当时,即使在北京的市中心,五六千元的房价老百姓都嫌贵,他在通州的“运河上的院子”却卖出了令人咂舌的10万/平米高价。

“运河上的院子”一炮而红,成为全国知名的高端楼盘。本来只值6亿的楼盘,最后卖出了80亿的高价。黄其森和他的泰禾,也从偏安福州一隅的不知名开发商,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开发商。

戴志康迎来高光时刻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始试点住房改革的城市。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宣布全面启动住房改革。当月,上海市成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1991年,上海市的住房改革方案被国务院正式批复,开始正式进入房改。

当时正值浦东大开发。在黄其森还在福州摸索之时,戴志康又再次赌了一把,趁着上海地价低,在浦东低价囤了2000多亩地。

当时正好上海房价开始上涨,年均涨幅超过30%。戴志康因此也获利颇丰,他的证大集团销售额连续4年保持了50%以上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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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地产项目的成功,戴志康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2007年,戴志康进入胡润百富榜第65位,胡润房地产富豪榜第28位。从私募教父到房地产大佬,戴志康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2007年,春风得意的戴志康开始涉足商业地产项目。一个理念十分超前,融合酒店、美术馆、舞台和商场的项目喜马拉雅中心开始动工。

此时,为应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国推出“4万亿计划”。在此政策刺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黄金发展期。

为此,戴志康一个更为疯狂的“赌局”开始了。2010年,戴志康以92.2亿元的代价拍下了上海“外滩8-1”地块,刷新了当时上海地王记录。

在二期土地款46亿元到期之时,戴志康拿不出钱来支付。而每逾期一天,就要缴纳460万元的滞纳金。无奈之下,2011年底,戴志康不得不将外滩项目50%股权转手卖给了郭广昌的复星集团。而后不久,又将剩余的50%股权卖给了潘石屹的SOHO中国。

但此前的上海喜马拉雅中心项目还没有回本,此时戴志康的证大集团资金已经捉襟见肘,处于入不敷出状态。雪上加霜的是,戴志康的地产业又开始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亏损。

走下“赌桌”的李柄江消失在人们视野中

2010年,李柄江以20亿元的价格,买下了位于厦门鹭江道“滨海CBD”商务核心区上的一栋烂尾楼。这烂尾楼的前身是厦门邮电大厦。当时规划高度249.7米,加天线总高342.2米,是厦门第一高楼,也是厦门金融商务区的中心节点。

厦门第一高楼就这样烂尾,一直无人接盘,直到2010年出现转机。李榕新以20亿元的价格接盘后,将厦门邮电大厦更名为厦门国际中心。

李榕新接手后,停工多年的厦门国际中心于2012年9月又开始施工。而“接盘侠”李榕新并没有那么强的实力。《时代周报》披露的一份《厦门国际中心项目融资计划书》显示,该项目开发总投资为43.51亿元。其中企业自有资金约占30%(13.13亿元),项目已于2015年获得商业贷款24.58亿元及置换贷款9.1亿元。

2016年,李榕新改名为李柄江。当时正值P2P火爆之时,很多企业都开始涉足P2P。为了筹钱,李柄江也盯上了这块肥肉。

“金和所”成立李柄江的“提款机”,累计融资额达7.2亿多。所有的资金都被投入到李柄江旗下公司和厦门国际中心的建设之中。2017年12月,“金和所”爆雷。

走下“赌桌”,李柄江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2010年,也是黄其森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在北京“运河上的院子”大火之后,黄其森也开始高歌猛进,攻城略地。先后进军南京等地,开发了泰禾红树林、泰禾红峪系列经典豪宅。

泰禾上市后,黄其森大举进军全国市场,先后在北京、深圳等地拿下地王。特别是2013-2014年,几乎每月拿下一宗地。同时,泰禾也开始进军商业地产,开展多元化布局。

因前期大举拿地,刚好赶上了这轮周期,泰禾的业绩也一路走高。黄其森也在2015年成为福建地产行业的首富。

但在泰禾蒙头狂奔之时,财务风险也开始暴露出来。早在2014年,泰禾的负债率就高达89.23%,现金流为-166.26亿元,存货周转天数2372天,与碧桂园、恒大等房企的高周转策略背道而驰。

豪气冲天的黄其森给泰禾定下了2000亿的目标。而2018年全国两会提出了“房住不炒”的主基调,房地产调控越来越频繁,楼市开始下行。

2018年泰禾仅完成1300亿元的销售额。因为缺钱,泰禾不得不出售10多个项目,并且在2019年几乎没有拿地。

泰禾开始等待战略投资者的出现,但传了无数个绯闻对象,却没有一个是真的。黄其森曾说,在大家都比较浮躁的时候,能够沉静下来,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只是这次,黄其森没能赌赢。能不能坚持下来,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黄其森遭遇危机的时候,戴志康的至暗时刻也不可避免的到来。2019年9月1日,戴志康向警方投案自首,承认在经营过程中违法设立资金池等问题。

事实上,2010年戴志康在地产上豪赌之时,又分别在深圳和海门成立了小贷公司。毕竟是学金融和做金融出身,戴志康还保留着他的金融业务。

或许这也可以叫做“赌徒所见略同”。捞财宝的成立正好赶上了国家开始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只是,好景不长,随着国家开始降风险、去杠杆,“野孩子”P2P一个个开始倒下,曾经财大气粗的证大集团旗下的金融业务也陷入危机。

而证大P2P业务发展之时,正值证大资金紧缺,出售地产上市公司之时。资金是否被挪用,外人也无从知晓。

即使出身中国“金融黄埔军校”,被称为“私募教父”和地产大佬,面对2018年的P2P暴雷,金融大佬戴志康也无能为力,最终因为无法兑付而自首。即使他背后的新沪商联合会出手相救,也于事无补。

在厦门,二次烂尾的“第一高楼”,在拍卖价格一再下调后,终于在今年“双11”晚上迎来了接盘侠,被人以29.12亿元的底价买走。而它的始作俑者,早已不知身在何方。

电影《赌神》中有句台词:一个上帝怎么能抵挡一万种的贪欲。被贪念捆缚的人,不管赢了多少回,赌到最后,结局都一样。(来源:三公子的事务所(ID:sgzdsws) 作者:三公子)




社会热点




最高层敲打互联网巨头 “需求侧改革”或引起三大财富转移运动
【研究员】:wh

2015年11月10日,高层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时,没有人能预估到政策的大开大合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多么迅猛的反应。从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深化了概念,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再到次年5月权威人士开局首季问大势,宏观调控思路完成了一次重大转变,此后带来的财富大腾挪超乎想象。


【博览财经特稿】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12月12日中央首次提出的“需求侧改革”。

又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将如何重塑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居民收入分配、资本市场流向、产业布局方向、甚至是世界经济秩序带来何种扭转性的力量,绝不能低估。

从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深化了概念,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再到次年5月权威人士开局首季问大势,宏观调控思路完成了一次重大转变,此后带来的财富大腾挪超乎想象。

而今天的“需求侧改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目前看,它可能会引起三大财富转移运动。

最近的风向是真的变了。日前,市场监管总局雷厉风行,顶格处罚了三大巨头“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并且声明“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

而此前,政治局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重点的时候,就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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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乏善可陈,而互联网是少数可以逆势增长的行业之一,一夜造富的故事层出不穷。

比如有的平台,资本打一开始就只是为了收割财富,从P2P到长租公寓,把年轻人割到了韭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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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都是熬到60岁的退休年龄后,才从失业人口登记簿上消失。是通过时间来慢慢消耗的,非常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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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大量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行为收割来的,那这样的“神话”还不如不要。

而一些互联网经济平台通过垄断一夜暴富,在它们的“蔑视”和“反传统”之下,制造业被污名化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觉得制造业“老大粗”,没前途。没人愿意来做冷板凳。

敲打那些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互联网巨头,就是要抑制财富,流向这些血液里没有流淌着道德基因的富人。

它也意味着中国会给日益失衡的贫富分化适当踩上刹车,向部分高高在上、丢掉了初心的既得利益群体动刀,把这些人的财富转移或者保留到穷人手中。

中国的互联网,迎来了历史从未有过的大转折。这是一场发生于消费端的转移运动。

第二场转移运动从小县城转移到大城市

那个时候,中国的宏观调控总体而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主,就是不断通过行政手段来刺激需求,加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速度。其中尤为依赖“投资驱动”。

为了实现先富带后富。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把沿海数不清的资源挪到中西部内陆地区,有时候还会给这些经济落后的地方,打开更大的举债空间。

9360亿元!绝对值排名全国第八名。其债务限额占比GDP高达63%,排名全国第二,比全国平均值28%高出三十五个百分点。

这种画风,或许也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传统的经济体才能出现。

在新的起点之上,提出需求侧改革,应该就不是简单的扩大总需求,搞撒胡椒面式的投资扩张,而是会更强调经济规律,追求更高的投入产出比。

基于这样的逻辑,未来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的龙头城市有可能会是资源导向的重点。因为当前的人口流动趋势是大都市圈化,大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钱”随“人”走,才能撬动起最大的经济效应。

深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深圳经济发达,又是计划单列市,留存本级的财力非常雄厚,但是深圳的债券限额与财力结构严重不匹配。

而深圳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国土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空间,极大制约了专项债的使用。我查到的一个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政府债务限额384亿元,占比GDP只有1.5%,其中一般债务314亿元,专项债务仅为70亿元。

在“需求侧改革”的思路下,中国可能会调整债券限额。对经济发达的地方,提升举债空间,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地方,则压缩举债上限。使得地方债券限额与财力结构基本匹配。

第三场大转移

当世界贸易因为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流通变得更简单的时候,大量财富也在加速涌向美国,军火商、华尔街、硅谷……无不是全球财富收割机。

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中国不可能被动等待。当前,中国加速推行中日韩自贸区、中欧贸易协定,包括即将生效、相当于切走了WTO三分之一地盘的RCEP,都是试图用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来降低全球化的阻力,打开国门。

一来中国作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工厂,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加速融合,可以促进双方的经济复苏和进一步繁荣,发挥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创造出更多更大的财富。此外,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圈融为一体后,对圈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产生替代性效应,部分抵消其他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候,各个国家会倾向于用关税战把外国商品挡在国门之外,以此保护本国的就业和企业生存。

如今,在WTO濒临“瓦解”的时间点上,中国加速签订贸易和投资协定,稳住出口市场,这将关系一次全球性财富大转移。这也是一场发生于出口端的转移运动。中国,又一次拉开“巨变”的序幕。在这场财富大转移运动中,多少人的命运将为此而变。(来源:智谷趋势 作者:黄汉城、路口大爷)




形势分析




CPI与PPI双双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通缩时代”?
【研究员】:wh

这两年,猪肉价格的起起落落,决定了CPI的沉浮。今年初CPI同比涨幅曾经一度突破5%,如今又下滑到-0.5%,背后都是猪肉价格的影响。事实上,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CPI仍然同比上涨0.5%。而PPI方面,排除油价低迷干扰,大宗商品价格同样出现了明显上涨。


【博览财经特稿】11月经济数据发布,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0.5%,创下11年新低,这也是继2009年10月后首次负增长。

无独有偶,同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1.5%。虽然相比过去有所缓和,但这已是今年以来连续第11个月处于负增长区间。

相比于通胀,通缩往往更为危险。通缩一旦持续,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及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下跌。历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

显然,无论是宏观经济数据,还是日常生活感受,都不支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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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也给予了一定的佐证。近一两个月,姜你军、蒜泥狠卷土重来的报道不绝于耳。葱姜蒜价格集体上涨,生姜价格更是创下近5年的新高。

一、CPI负增长,主要受到去年高基数,以及“猪周期”的干扰。

事实上,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CPI仍然同比上涨0.5%。而PPI方面,排除油价低迷干扰,大宗商品价格同样出现了明显上涨。

日前,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指出:CPI反应的只是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并没有完整反应整个社会经济的通胀水平变化趋势,资产价格不纳入通胀考虑已经不行了。

目前的CPI,主要包括食品、衣着、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医疗等指标。虽然有“居住”一项,但这里的居住只包括房租、水电燃料两项,且房租权重占比不高,与房价毫无关联。

一旦房价纳入通胀,那过去的物价数据恐怕都要全面改写,如今的CPI更不可能出现负增长。要知道,2020年,全国商品房均价接近1万元。与1998年的2000元均价相比,整整翻了5倍。

这还是全国平均情形。如果只看核心一二线城市,这20多年,大多数城市的房价恐怕翻了10倍以上,而CPI物价指数涨幅还不到1倍。

实体通缩只是阶段性现象

一般来说,CPI负增长,意味着降息通道的开启。显然,这一次,央行并不会因为CPI、PPI负增长,就再次步入大降息之路。货币政策向常态化回归,是大势所趋。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对此更是直言不讳:中国经济复苏走在前面,已经到了研究前期货币政策有序退出的时候。现在要坚决降杠杆。

从“现在就要坚决降杠杆”,到“房价纳入通胀”,再到“房地产是最大灰犀牛”,这些论断,不只是说说而已。(来源:国民经略发(ID:guominjinglve) 作者:凯风君)





“四万亿”后南北市场发育差异凸显 缩小南北差距迫在眉睫
【研究员】:wh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


【博览财经特稿】当前我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2012-2019年北方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2.9%快速下降至35.4%,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从0.97迅速增至1.30。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其中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都市圈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基于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内地向东部集聚,1991年东部人均GDP超过东北居四大区域之首,其人均GDP与最低的西部的比值一度扩大至2003年的峰值2.61。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各区域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2014年后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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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1978-2019年东部人口份额从34.0%增至38.6%;南北人口份额变化较小,1978-2019年南北人口份额分别从42.2%、57.8%变化至41.6%、58.4%,变化仅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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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千年历史看,因农耕技术进步、北方战乱频发、南北气候差异等,中国人口重心逐渐从北方黄河中下游向南方长江中下游转移,南方逐渐从山地密林的蛮荒瘴气之地开发成宜居宜业之地,在南宋时期彻底取代北方成为经济重心。不可否认,长江与黄河都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早期中心,夏商周等王朝核心范围均位于此,原因可能在于南北气候差异,北方干燥缺水、温差大,南方湿润、温差小,这使得在农耕时代初期,相对干旱、疏松的黄土沉积平原,比南方的黏土湿地更容易开发耕作。在秦汉时期,关中平原是全国经济重心,北方经济、人口长期领先,而南方不少地区仍是蛮荒瘴气之地。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富集等奠定北方重化工业优势,因而领先于南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内循环,北方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资源和苏联援助等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设更使得北方区位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北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发展水平更是居前,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而南方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南沿海更处海防前线,重工业、大项目的布局较少。改革开放前,北方GDP占比长期在46%-49%之间,1960年更是一度高达49.9%,而南方人均GDP仅相当于北方的80%-90%。

从制度演化角度,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珠三角地区利用毗邻港澳优势等,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广东经济总量在1980年代末开始跃居第一;该时期江苏、浙江也快速发展。1990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明显带动。在北方,尽管东北地区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和资源逐渐枯竭等在1990年代开始衰落、大量国企倒闭,但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需求巨大,使得北方经济仍保持了较长时间辉煌,特别是山东、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山东经济总量在2004、2006年两次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煤老板风光全国。

从经济普查等情况看,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发生更早,但被北方较多的数据注水掩盖。2014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在“挤水分”之后,2016年辽宁名义GDP较2015年缩水22.4%。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全国GDP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1%;其中,南方16省有14省上调、2省下调,北方15省有12省下调、3省上调。下调超过10%的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山东,均为北方省份,分别为-29.0%、-25.3%、-21.5%、-12.8%。山东调整幅度超过甘肃省2019年GDP(8718亿元),天津调整幅度超过海南GDP(5309亿元)。部分地区GDP的大幅调整,虽然有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但更与挤掉多年累积的GDP“水分”有关。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

在美国,区域人均差距长期较小,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变化比较一致。从总体看,1963-2019年美国不含阿拉斯加的49个州人均GDP变异系数0.193波动变至0.192,基本保持在0.15-0.20之间,远低于中国当前的0.47。分州看,2019年美国50个州中有46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约90%;其中有21个州的经济-人口比值在0.9-1.0之间。而中国2019年31省中只有15省经济-人口比值在0.7-1.3之间,人口合计占比仅51%;其中北京、上海在2.2以上,甘肃、黑龙江在0.6以下。

从重点地区看,1970年开始,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人口逐渐从相对衰落的五大湖区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970-2019年,美国“铁锈八州”的经济份额由37.9%下降至25.8%,人口份额也由35.4%降至24.7%,经济-人口比值从1.07下降至1.04;同期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三州的经济份额由19.3%升至28.5%,人口份额由18.7%升至27.4%,经济-人口比值从1.03略升至1.04。

在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1973年左右后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三大都市圈经济-人口比值逐渐趋近于1.0。日本三大都市圈土地面积合计3.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的10.2%,当前经济份额、人口份额分别为56%、52%。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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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全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大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深化产权改革、要素改革、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市场发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一是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仍存在地区分割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树立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提高统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从地区角度看,应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城镇用地指标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配置。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目前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

过去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治理能力未能跟上,导致不少城市、即便是小城市也面临大城市病,但除少数超大城市外的核心区域外,多数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理论上看,当城市从集聚经济转向集聚不经济时,产业和人口将自动外溢,使得城市单体规模面临上限;不过,城市承载力随着城市治理能力上升而提高,这意味着城市最优规模呈现动态变化。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趋于饱和。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首尔市、东京都区的606、622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可比性。2015年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

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在转移支付方面,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通过转移支付将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对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足够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方面,要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原则,鼓励区际开展资金、产业、人才等多种补偿,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来源:泽平宏观(ID:zepinghongguan) 作者:任泽平、熊柴、于嘉俊)




社会透视




从人人贷到人人亏 中国头部P2P平台“爆雷”
【研究员】:wh

杨一夫从北京大学金融数学系毕业后,又赴荷兰学习金融学,学成归来杨一夫的目标就是创业,但一时想不到什么好点子,于是选择加盟如家酒店。在如家酒店工作期间,杨一夫接触到到社会各色底层从业者,他认为这段经历对其了解中国的现实经济情况帮助很大,越了解越觉得应该创业,并且希望能够将所学运用到创业中,但遗憾的是他发现传统金融行业的创业空间十分狭窄。


【博览财经特稿】震惊金融圈!曾经一度很多的“人人贷”最近也被媒体爆出雷情。

网上偶尔有人在说人人贷兑付出现问题,但真正落到杨英头上是11月10日,她的一笔出借款到期,但平台迟迟不能兑付,她有点慌了,后面还有9笔借款到期,加起来有58万元。

杨英四处打听,不停给客服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挤兑的人很多,请您耐心等待”。她担心血本无归,决定走应急通道,申请本金7折退出,即利息一分没有,本金还要损失约17万元,即使这样申请一直没有通过。出借人们为了尽快通过申请,不断调低退出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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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付危机 利息全无本金7折

2017年底,王艳在电视上看到人人贷的广告,她特别喜欢的节目《晓松奇谈》里也有人人贷的投放,相比其他P2P平台很直白的宣传,王艳感觉人人贷的广告有一股文艺风。

2020年10月17日,王艳突然发现人人贷债转记录几乎停止了,同时她在人人贷官方论坛上看到很多人说“退出困难”。这一天只是人人贷出借人们恐慌的开始。

这条“通道”需要出借人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投本金7折,预期利息0折。假如一年前你将100万元放到人人贷,到期后不但没有收益,而且还要亏损30万元本金。

那之后,王艳和杨英都没有听到什么官方消息。王艳不敢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妈妈,只是跟她说三年回本,“让她放心,毕竟年纪大了可能承受能力没有那么强。”

王艳的男朋友劝她“打折下车”算了,不要坚持投诉,不要在微博上乱说,担心这会影响她在体制内的工作。

然而大量出借人发帖称,6.5折也无法顺利“下车”。

出借人们想不通,人人贷已经是中国头部P2P平台,为何也会“爆雷”?

杨一夫从北京大学金融数学系毕业后,又赴荷兰学习金融学,学成归来杨一夫的目标就是创业,但一时想不到什么好点子,于是选择加盟如家酒店。

杨一夫的同学李欣贺也没有主意,李欣贺还给杨一夫介绍他的一位朋友张适时。张适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王艳表示,人人贷创始人都是清北名校毕业,“很拉好感”。

一个人的郁闷变成三个人的迷茫,他们甚至想过搞房地产、做沙棘矿生意,最后无疾而终。2009年,三个青年关注到国外P2P网贷公司Lending Club,三人瞬间找到了方向。他们相信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是对传统金融的有益补充,可以满足中国的底层人群的融资需求。第二年,人人贷网站上线。

根据人人贷官网数据,2011年到2018年,人人贷成交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在此期间,各种P2P平台此起彼伏。2013年底,人人贷完成1.3亿美元融资,据称是P2P行业迄今为止的最大单笔融资。

从历年成交金额来看,人人贷在2018年到达顶峰。实际上,P2P行业早在2017年就被按下暂停键。

从现实来看,该《通知》对人人贷几无影响。但残酷的现实是,中国P2P行业已经出现两轮“爆雷”潮,借款人破产跑路、投资人血本无归的故事一遍遍地上演,P2P成为“邪恶”的代名词。

于是,“双降”变成“三降”。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下发文件要求平台压降出借人人数、业务规模和借款人人数。业内此时仍然心存侥幸,认为只要达到“备案”要求就可以继续经营。

直到2019年底,人人贷的创始人们才“感受到行业前景不明朗”,但为时已晚。2019年下半年,北京有关部门约谈了所有P2P平台,主题很明确,要求平台主动清退,停止发布新标。

自救失效 45亿资金不知去向

杨一夫在沟通会上透露,人人贷想要通过短期信贷的盈利来逐步化解风险,然而“三降”压力进一步增加,加之8月底最高法调整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新业务的盈利能力又受到影响,目前所见,靠着新业务盈利来化解风险的这条路又走不下去了。

同时,人人贷大量关闭门店,经过近一年的时间,人人贷门店从高峰期的300家减少到目前的10家左右,仅存的门店以维护现有资产为主。人人贷的员工规模也从巅峰时的上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几百人。

新冠疫情令人人贷的困局雪上加霜。杨一夫称,疫情爆发使经济发展停滞,小微企业遭到重创,而人人贷的中长期贷款又以小微企业贷为主,贷款回收之难可想而知,“疫情以来,我们在疫情期间的垫付大幅激增,大部分的现金储备都被消耗光了。”

眼下,人人贷已将重点放在催收,三位创始人将精力都扑在接洽各地法院上,杨一夫称目前在很多地方都跑通了诉前调解、批量立案、批量诉讼、批量执行的全链条,以此加大催收力度,改善回款情况,明年能够逐渐看到成效。

杨一夫表示,应急转让通道是目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但他并不鼓励出借人们走这条路,而是希望出借人们再给3年的时间,以满足出借人保本的诉求。

以人人贷公布的0.22%逾期率计算,扣减利息已经完全足抵消逾期带来的损失,人人贷却要求出借人本金打7折兑付,如果全部出借人同意以7折退出,则意味着约有45亿元的资金留存在人人贷平台,这些资金去向成谜。

通过线上预约,11月17日,王艳来到人人贷公司,现场的工作大厅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在办公。接待人员告诉她,这里只是一个负责接待的地方。

这次造访令王艳倍感失落,她本希望看到一些人人贷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的诚意,但接待人员告诉她,公司目前没有什么法催计划,这直接打了杨一夫的脸,同时接待人员也拿不出证据证明公司正在进行催收工作。王艳表示,“现在公司的种种做法,钱不要了我也想送他们进去。”(来源:豹变(ID:baobiannews) 作者:秦海清 文中王艳、杨英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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