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掮客“玩转”央企资源 国企“挂靠”乱象几时休：综合看，中介提供的挂靠为央企4级子公司的报价多在150万元-300万元之间，5级子公司在100万元以上，6级以下及部分国企的费用可以低至80万元左右，并有进一步商谈空间。除了层级外，央企本身是否“干净”也是影响报价的重要因素。这里的“干净”与否，主要指的是央企之前所挂靠的企业是否有过“爆雷”情况，是否被央企发声明进行过关系切割。 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是否是假央企、伪国企？一般来说，持股层级越多，国有背景越弱，对于和大型央企主体相隔层级较多的子公司需要保持警惕。挂靠企业一般还具有壳公司特征，由国有主体控股但人员结构极为简单，法定代表人名下仅此1家公司，但该公司旗下子公司众多。
热点聚焦
掮客“玩转”央企资源 国企“挂靠”乱象几时休
【研究员】：wh
据调查，国企、央企挂靠市场已经形成较为统一的流程。一般先由代理方匹配可挂靠资源，确定目标之后签署两份协议：与代理机构签署居间协议，以及与挂靠国企签署股权代持协议。另外，需求挂靠方还需要提供两名自然人的资料，一位做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一位做监事。
【博览财经特稿】花个百十万，民企变国企，这样真真假假的“挂靠”戏码为何仍在持续上演？ 近两个多月来，暗访国企挂靠市场，发现多家大型央企的下属公司被中介机构或掮客明码标价。他们声称，少则七八十万，多则数百万，就可以把一家民营公司的股东背景变为国有性质，以获得到更高的市场信用。 冒名的子公司打着国资旗号招摇行事，这种行为无疑扰乱了央企及其下属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也严重影响国有主体声誉。前两年P2P、私募爆雷潮，一些名义上具有国资股东背景的机构被视为重灾区，严重影响国资形象。此后监管收紧，民企挂靠国企乱象有所收敛，特别是涉金融类企业的挂靠，一些存量挂靠企业被清理，但力度与成效仍待观察。 “央企子公司”变形记 2020年12月初，前往北京等地暗访央企挂靠市场。在中海亿涟(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海亿涟”）的办公室，张某一推介，可操作将公司挂靠在中粮贸易（深圳）有限公司（下称“中粮贸易深圳公司”）之下，成为大型央企的4级子公司，报价300万元。 张某一称，中粮贸易深圳公司现在名下的子公司，都是其团队操作挂上去的。 当时查询的工商资料显示，中粮贸易深圳公司2020年11月5日新增子公司中福（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福控股”），2020年11月10日新增子公司中贸华夏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贸华夏”），持股比例均为100%。在此之前，中粮贸易深圳公司没有任何子公司。张某一所称的挂靠公司，即指中福控股、中贸华夏。 中福控股自身的资料较少，2016年6月成立时由多名自然人持股，通过工商登记电话亦无法与其取得有效联系。中福控股挂靠平台特征明显，即在取得央企股东背景之后，又继续在自身名下挂靠子公司，在2020年12月17日及2021年1月5日分别新增全资子公司元迪控股（云南）有限公司、中福汇通实业有限公司。 中贸华夏则略显高调。该公司2020年5月成立，起初亦由自然人持股，同年11月4日股东变更为王晓光，6天后又变更至中粮贸易深圳公司名下。2020年11月25日，王晓光创建了中贸华夏网站“http://www.zmhxjt.cn/”，对外介绍公司为央企子公司。
该网站称，中贸华夏集团直属粮库45家，总收储能力1080万吨，具备900万吨港口年中转能力和3.45万吨日烘干能力……如此夸大，令人咋舌。 实际上，中福控股、中贸华夏均非中粮贸易深圳公司真实设立的子公司，属于冒名注册。2020年12月30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中粮贸易深圳公司，得到了上述回复。中粮贸易深圳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2020年11月25日已经在上级单位官网及《深圳特区报》发布了《关于中粮贸易（深圳）有限公司名称被盗用的严正声明》，目前法务部在推进处理。
中粮贸易深圳公司声明，从未对中贸华夏、中福控股有任何投资行为，提醒侵犯及冒用公司名义进行投资、经营活动的组织及个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撤销不法行为。图片
或是迫于声明施加压力，或是中粮方面真的采取了实质性动作，在2020年的最后关头，中福控股、中贸华夏将自己的工商登记股东由中粮贸易深圳公司变更为了河南中储粮购销公司。此外还发现，除上述两家企业，河南中储粮购销公司在2020年12月名下还新增了全资子公司厦门沪晟实业有限公司、河北德泓汇康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最后一天，在接到记者求证电话前，这家位于河南郑州的大型央企下属公司还不知道自己名下多了几家子公司。“我们不可能随随便便设立子公司的，这都是一级审批事项，最终要到国资委的。”该公司工作人员肯定地说，“我们今年（指2020年）没有新设子公司，你说的这几家都不是（我们实际出资设立的）。” 几分钟后，上述工作人员回拨了记者电话，再次确认新增子公司的名称信息，并表示：“我们完全是被股东，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我们尽快去工商部门核实。” 2021年第一个工作日（1月4日），再次与河南中储粮购销公司取得联系，对方表示，近期新增子公司确定都不是公司实际出资设立的企业，公司已经对接工商登记注册机关，正在依法合规推进处理。 不知道这次，中福控股、中贸华夏等虚假央企子公司又要攀附到哪棵大树下？ 掮客夸口：“出了问题，免费平移” 近年来，遭央企“打假”的企业不在少数，如果挂靠之后被国资方发声明或公告澄清关系怎么办？在暗访中，记者将此问题抛给中介机构或掮客，均得到了类似的承诺：如果不是因为自身原因被国资切割，可以免费平移。 平移的意思是，在当前央企体系为几级子公司，转移到另外一个央企体系仍为相同级别子公司。前文提到的中福控股、中贸华夏在股东变更前后，均为不同大型央企名义上的5级子公司。通常来说，1级为央企本身，2级为央企直接持股的子公司，3级为央企孙公司，以此类推。 在中海亿涟提供的《企业股权代持协议》上就约定，如目标公司股权在乙方代持期间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股权与上级公司脱离等，为了不影响目标公司经营，乙方负责同级别平移。其实不止中海亿涟，证券时报记者接触到的代理中介都承诺提供类似的保障，并将相关条款写进合同。 据调查，国企、央企挂靠市场已经形成较为统一的流程。一般先由代理方匹配可挂靠资源，确定目标之后签署两份协议：与代理机构签署居间协议，以及与挂靠国企签署股权代持协议。另外，需求挂靠方还需要提供两名自然人的资料，一位做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一位做监事。
按照中海亿涟提供的协议，首年挂靠总费用300万元，其中居间服务费用70万元：签署《居间服务协议》当日支付20万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当日支付剩余50万元。《居间服务协议》约定，乙方（即“中海亿涟”）为甲方（即寻求挂靠的民企）推荐意向标的公司，并促成甲方与标的公司达成合作意向、达成交易事项并签署协议。 按照张某一及罗某的说法，这70万元中也有部分是中海亿涟代收，最终会进相关方个人腰包。张某一表示，挂靠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签署《居间服务协议》并支付定金后，与国企签署《企业股权代持协议》，中海亿涟会将盖有国企公章的协议拿过来，双方并不需要见面。 根据中海亿涟提供的《企业股权代持协议》，寻求挂靠的民企为甲方（委托人），国企为乙方（受托人），目标公司为丙方。协议约定，乙方为甲方代持丙方股权，乙方是名义股东，不是实际控制人。300万元中的另外230万元为挂靠费，在这份协议中标明为“年度咨询费”，其中50%在签署当日由甲方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剩余钱款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支付。 通俗来讲，国企仅作为代持方显示为目标公司的股东，目标公司的本质仍为民企，但在工商信息中拥有了国企身份。 《企业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甲方作为实际出资者，对目标公司享有实际股东权利、相应投资收益，以及承担相应风险责任。国企保留了知情权、监督权，不参与实际经营，不承担任何责任。协议还约定，甲方不得从事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非法融资和非法吸收资金、不得从事P2P互联网金融等国家明令禁止从事的行业和业务。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条的约束力并不强。 记者还收到华夏燕兴有限公司（下称“华夏燕兴”）、中企缘（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企缘”）、亿信达（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亿信达”）、深圳王某一等方发来的股权代持协议，核心条款基本一致：国企仅为代持，不享有股东权利、不参与经营、不承担责任；挂靠方独立运营、自负盈亏，不得损害国企利益。按照代理中介的说法，签署代持协议并支付部分费用后，需提供公司资料，快则一周、多则月余就可以办妥。 买壳挂靠利益链浮现 也有大型央企的下属公司在暗访过程中被挂靠上了，显示出代理机构强大的操作能力。 2020年12月初，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万达广场10栋见到中海亿涟的张某一，对方声称，中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钢资本”）可作为挂靠资源，首年费用需要350万元。经过还价，张某一的下属罗某同意以300万元的价格推进此事。基本谈妥后，罗某向记者寄送了中海亿涟盖章的《居间服务协议》，并发送了《企业股权代持协议》电子版。 张某一续称，正在操作的一家也是要挂在中钢资本下面，这两天就可以领执照了。“中钢资本这个我们现在做的应该是第一家，现在名下的子公司都是之前的。”张某一说，“中钢体系会比较稳定，一两年内不会出问题。”后来，记者果然发现，中钢资本在12月14日新增一家对外投资企业——国通华海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国通华海建设”），法定代表人周某，注册资本10.77亿元，认缴未实缴。 资料显示，中钢资本是大型央企的三级子公司，还控股了一家A股上市公司。这样的资源在挂靠市场，无疑是非常优质的。但经核实，其名下出现的国通华海建设同样是一家虚假央企子公司。 2020年12月29日下午，以寻求挂靠为由联系了中钢资本，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这个真没有。”对于国通华海建设的情况，该工作人员回答，其并非中钢资本出资设立的子公司，已经发现这个情况，正在查是怎么发生的，欢迎提供线索。 梳理国通华海的背景，也可以发现一条买壳挂靠央企的利益链。
2020年7月28日，国通华海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国通华海控股”）成立，法定代表人姚某。姚某实际为某提供工商注册服务的企业管理公司人员，国通华海控股即由他们注册。姚某及他的同事在多个网站上发布了出售“国通华海控股”等壳公司的讯息，称目前“控股”公司是不能注册的，只能收购，然后变更到自己名下。另外，“国字头”、无经营、干净壳也被列为国通华海控股这类公司的卖点。 记者进一步询问姚某，其称“国字头”的“控股”公司转让的价格在6万元左右，而国通华海控股已经卖出。工商资料显示，2020年12月25日，国通华海控股的股东变更为国通华海建设，法定代表人也同步更新为周某。 记者接触的诸多代理机构业务员，也多在朋友圈发布中字头、国字头、投资控股、研究院等等具有特殊指向的壳公司出售信息。在国企挂靠市场，若寻求挂靠方名下没有合适的可挂靠企业，可以选购壳公司，后续再将业务装入，更好的隐藏自身的真实背景。 挂靠掮客出没京城 如果一家民企老板动了寻求国企股东背景的心思，他可以很容易找到中介信息。 2020年11月以来，记者以某投资类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对央企、国企挂靠市场进行了暗访。在网络上，通过简单的检索，就能得到多个提供此类服务的业务员电话。他们多为工商、税务等代理服务机构的员工，在微博、贴吧等平台发布大量相关信息。 “对接优秀民企成为国企、央企旗下子公司，让民企享受央企、国企待遇，提升股东背景，增强谈判优势，获得更高的融资和授信，投标、承接项目更有底气！仅参股，不参与实际经营！”这是他们近乎统一的招揽话术。 在搜集到的10余个中介电话中，至少3个属于华夏启商（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夏启商”）的业务员。在微信沟通过程中，华夏启商的黄某介绍，国企挂靠的费用（本文所说挂靠费用皆指首年费用）是100万元-500万元不等，国企只提供背景，不提供资质，要求拟挂公司有正常经营的业务，并需要将业务情况向国企报备。黄某声称，可以在多家大型央企下挂靠公司，挂靠4级需200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的建外SOHO是挂靠掮客的聚集地之一。华夏启商在建外SOHO东区9号楼，记者联系到的另一家代理机构——北京新思路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新思路”），则在建外SOHO西区16号楼。北京新思路的张某二在电话中十分热情地推荐了三家大型央企，并提醒称，今年处于整改期，好的资源有限。 还有一家挂靠中介——北京舟航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北京舟航”）位于建外SOHO西区10号楼。相较于前两家中介，该公司的王某二就比较谨慎。询问具体可以挂在央企下属哪个主体时，王某二表示不方便说，因为之前发生过客户直接打相关央企下属主体座机咨询是否提供对外挂靠，因此在签协议、付款之前不便告知。王某二称某央企集团可挂3级、4级子公司，费用分别为350万元、200万元，而国务院下属非央企类国企挂4级子公司需要150万元。 另一个挂靠代理机构集中的区域是北京朝阳万达。中海亿涟、中企缘、北京中财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财聚源”）的办公地点均在此处。 在中海亿涟办公室，该公司的张某一表示，N年前就有人在做国企挂靠这个生意了，当时都是偷偷摸摸的，最近这两年市场价格已经透明了。 中企缘李某及孙某提供了近20家可挂靠的国企资源，声称表格清单上列的都能做，但也在动态变化中，需根据实际情况来推进。中财聚源的刘某第一时间回了记者电话进行沟通称，国企当前都害怕金融类的公司挂靠，但某委员会下有个投资公司可以接手，费用120万元起。 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由于早前具有国企股东背景的互联网金融、私募及投资类公司频繁“爆雷”，使得涉及金融、投资类业务企业的挂靠难度加大。 不过，这个限制也很容易规避，只要先在可挂靠平台下新设实业类公司或无行业公司，再将金融、投资类公司转入即可。因此，多数中介的业务员并没有拒绝记者的要求，而是出谋划策、见招拆招。 掮客“玩转”央企资源 从近两个月的暗访看，不同代理机构或个人提供的挂靠资源重合较多，但也各有重点推荐的项目，他们都宣称自己直接与国企领导有联系，是一手资源，但从同企业且同层级但挂靠报价较大差异来看，必然存在层层转介绍的情况。深圳的王某一颇为自信地说，“你也可以去别的地方问，我这里的报价肯定是最低的，因为你找他们，他们最后也有很大可能找到我这，真正有关系能直接做这个事情没几个。” 王某一将与记者见面的地方定在了深圳前海某住宅小区里，其称此处为自有房产，比较私密，谈事情比在公司安静、方便。按照市价计算，此处房产价值在1600万元以上。客厅茶桌上，王某一将豪车钥匙随手一放，不时接听着挂靠业务方面的电话。各项细节，都不经意间显露王某一不俗的实力。王某一称，自己的老大就是央企圈子的人，还在职的，不方便出面。商业网点系、中铁系、华宇系等，王某一对于这些假国企聚集案例也是侃侃而谈，看得出来确实在这个行业里浸染已久。其实王某一还很年轻，1988年生人，不过32岁。 王某一称，与其谈挂靠合作，不需要签署居间协议，只需要和国企签股权代持协议。王某一说，把钱转入国企指定账户就可以了，他们之间再结算。记者曾试图询问王某一背后老大更多信息，没有收获。 王某一声称，可提供某大型央企5级子公司为挂靠资源，报价100万元，直接和农储粮实业（深圳）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农储粮”）签合同。记者注意到，农储粮于2020年12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按王某一的说法，农储粮就是他一手注册下来的，他还发来了展示农储粮营业执照、公章及代持协议的视频，以表明可以迅速将挂靠落地。
农储粮工商登记的唯一股东为沈阳华粮第三粮食中转库有限公司（下称“沈阳华粮”）。除农储粮外，沈阳华粮还有两家子公司，中科国健控股（深圳）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科国健”）和华粮天成（深圳）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华粮天成”），均为2020年新增。记者梳理工商资料变更记录发现，中科国健亦和王某一有过关联，华粮天成的曾用名“中耀”也和中科国健原股东“中金国耀”相似。这些，或许是王某一声称自己不是中介的底气所在。 在进入国企体系前，中科国健的原股东为深圳市中金国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金国耀”）。中金国耀当前及历史投资的子公司多为中字头的各行业公司，高度疑似造壳转让的平台。证券时报记者发现，在2020年12月25日，中金国耀退出投资中恒国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称“中恒国泰”），后者最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王某功持有80%股权，夏某持有20%股权。 此处的王某功，与前文提及的挂靠掮客王某一同名。而此处的夏某，与带领记者认识王某一的夏某同名。继续翻看中恒国泰变更记录可以看出，王某功就是该公司的初始股东之一。因此，王某功与当前处于国资体系的中科国健高度关联。 再看农储粮，在其成立后的第4天（2020年12月8日），就新增一家对外投资企业——中穗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者名下间接控股一家农业公司，在四川省西充县有多家种植、养殖合作社。这和王某一稍早之前和记者描述的相符，其在11月下旬称，四川的一个农业公司正等着挂农储粮呢，马上出差办这个事情。 查询可知，中穗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也多番变更，其工商登记的实控人在自然人与央企、事业单位间不停转换。 多家央企子公司遭明码标价 中介机构及掮客声称可挂靠的大型央企资源多达10余家，可挂3-7级子公司，报价在80万-400万元之间。
各代理机构对同一挂靠资源的报价各有差异，但基本遵循层级越高、价格越高的原则。综合来看，直接挂靠为央企3级以上子公司已经非常困难，市场上几乎没有报价。业务人士也表示，正常的国企混改需要一级一级开会讨论，最后还要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3级以上管控极严，挂靠几乎不可能。 有一家代理机构声称可挂靠为某央企的3级子公司，报价500万元。但更多的中介表示，该央企已经处于收紧状态，不再有可挂靠资源。因此，前述报价可能仅为该业务人士招揽客源的手段。通过中国华电房地产公司挂为另一家大型央企3级子公司被报价300万元以下，这和前者曾在今年8月被央企股东发声明切割关系有关。 综合看，中介提供的挂靠为央企4级子公司的报价多在150万元-300万元之间，5级子公司在100万元以上，6级以下及部分国企的费用可以低至80万元左右，并有进一步商谈空间。除了层级外，央企本身是否“干净”也是影响报价的重要因素。这里的“干净”与否，主要指的是央企之前所挂靠的企业是否有过“爆雷”情况，是否被央企发声明进行过关系切割。 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是否是假央企、伪国企？一般来说，持股层级越多，国有背景越弱，对于和大型央企主体相隔层级较多的子公司需要保持警惕。挂靠企业一般还具有壳公司特征，由国有主体控股但人员结构极为简单，法定代表人名下仅此1家公司，但该公司旗下子公司众多。 此外，由自然人发起设立，后经股权变更进入国企体系的公司，也需要打一个问号。这类公司往往频繁变更股东，穿透后的实控人在多个国有主体间转变。 种种迹象表明，的确存在多家央企、国企挂靠资源被明码标价倒卖的情况。无疑，这严重扰乱市场，也积累了较大的风险，亟需多部门联合行动，重拳整治。 国企挂靠乱象如何能休？ 前有中铁系40亿私募暴雷、华宇系招摇撞骗、众多名义上有国资背景的P2P照样跑路，冒名挂靠国企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可谓不严重。 而时至今日，央企、国企挂靠市场却依然活跃：可选资源丰富、明码标价、全流程代办，俨然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在此灰色链条下，挂靠的“假央企”、“伪国企”数量迅速扩张，并顶着央企、国企的名头招摇撞骗。如任其发展，国有主体信用将有可能进一步透支，甚至恶化。 众多民企不惜每年支出高昂的挂靠费用也要伪装成国企，根源在于市场上的“国企信仰”生态尚未得到扭转。民营企业为了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支持，为了拿下地方上更多项目，戴上“红帽子”，这并非正常的竞争手段。各参与主体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营造国企、民企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尤为重要。 当前，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已经全面实施，清单之外，不得对民企采取额外准入管制措施。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21年的重要任务，其中就包括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等内容。 当前，国企改革在稳步推进，国企更加市场化、专业化。国企与民企应该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同台竞技，制度、政策持续完善，待遇差别要继续消除。唯有如此，才能在根源上解决国企挂靠乱象，让市场环境更加风清气正。 具体到国有主体，按照以往做法，声誉受到较大影响的央企、国企通常会出一份“严正声明”，称出问题的某某公司并非其出资设立，不承担其任何行为所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实际情况表明，国有主体对出问题的挂靠公司仅仅以声明的方式进行切割是远远不够的，并未能有效阻止它们冒名行事。 因此，拿掉挂靠企业“红帽子”是当务之急。但是，国有主体撤出对挂靠企业的投资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因此，国有主体想要证明被单方面解除代持、退出挂靠企业股东身份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挂靠企业在设立或挂靠时，工商部门仅对所提交资料进行形式审查，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便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并不需要核实材料的真实性。反之，如果国有主体想撤销挂靠企业，则有复杂的程序要走，且要提供确凿的被冒名证据。但是，如果挂靠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条路就更难走通，因为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但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因此，必须从提供挂靠服务的机构和个人，以及挂靠企业实际控制人入手，对他们采取更坚决、更强硬的措施进行施压，将挂靠企业股东背景恢复至原本状态。央企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兵装集团”）2020年5月和10月在官网连发声明，公示多家冒名挂靠企业信息，并有实质性行动，今年5月-7月从6家挂靠企业的股东名单中退出，取得了实际效果。 略有遗憾的是，去年退出兵装集团后，这些企业多又转而挂靠到另外的国企之下，并未能被彻底清理出体系。 相关挂靠行为还可能涉及腐败问题，那些以管理费为名的挂靠费用，究竟有没有流入到个人口袋之中，需要严查。 此外，保持企业信用信息的真实，是一家公司诚信经营的基础。如果连最基本的股东身份都进行造假，诚信经营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伪造股东背景的经营者应该付出代价，因此而遭遇损失的合作方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来源：证券时报网 ID：wwwstcncom）
政经观察
中国的通胀并不能完全怪罪美国的输入
【研究员】：wh
今年有点特殊。特殊的地方在于，以往央行印钱，都是额外贷款给商业银行，或者购买金融市场上的债券，这个钱再通过股票或者债券到企业那里，然后再通过工资等方式，才走到普通居民那里变成购买力，这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会有一些滞后的情况。
【博览财经特稿】自2020年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在疯狂印钞。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来看，从2020年初的4.14万亿美元。变到现在的7.33万亿美元，印了3.2万亿，相当于目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44%，都是过去一年买出来的； 从广义货币M2供应量来看，从2020年初的15.3万亿美元，变成如今的19.2万亿美元，相当于这个世界上历史以来的所有美元里，有1/5都是今年印出来的。
印了这么多美元，美国不出现通胀，那才是见鬼了呢！根据弗里德曼对美国货币史的研究，印钞增加之后，物价的通货膨胀一般在12个月之后，才会开始出现明显抬升。 不过，今年有点特殊。特殊的地方在于，以往央行印钱，都是额外贷款给商业银行，或者购买金融市场上的债券，这个钱再通过股票或者债券到企业那里，然后再通过工资等方式，才走到普通居民那里变成购买力，这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会有一些滞后的情况。 然而，今年的情况是，美联储是印钞购买政府国债，然后，美国政府，转手就把现金直接转移支付给美国企业和个人，可谓是购买力直达人民群众。 所以，美国2020年的第一场通胀，来得比以往更早一些。除疫情导致美国物价2020年3/4/5月份出现下跌之外，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6月份就开始持续反弹，8月份物价就重新回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到了2020年12月，干脆直接跳涨1个百分点。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接下来的2021年上半年，将会是美国通货膨胀的持续飙升期。 美国要通胀了，有人就总结说：随着美国通胀水平的抬升，中国也必将出现“输入型通货膨胀”。 这个想法当然是靠谱的，逻辑上也对，但其影响到底有多大，却很值得探究一下。 在这里不扯通胀的概念、定义是否合理完善，这里所说的通胀，就就是指政府所定义的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来看一下，美国如果真的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如何传导到国内来。 首先，在美帝政府的发钱关怀之下，美国人民的收入蹭蹭蹭的增加，而且主要过去的9个月时间里，美国人民的主要收入就是来自于美国政府的发钱。
虽然有钱了买买买，可以想象的是，美国人民不会一天吃10顿饭，也不会买了汽油屯在自己家里，更不会一天理发3次，他们肯定会把钱主要给用于购买汽车、电器、家具、珠宝、电子及体育用品在内的耐用消费品。 所以，美国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在疫情之后迅速恢复，并且增速达到历史最高，而正是这种积极的购买，让中国众多的出口企业的订单供不应求。 然而，美国诸如食品饮料服装汽油等非耐用消费品的增速，其实和往常年份差不多，服务类的消费更是因为疫情而大幅缩减，迄今也远远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 所以，美国爆发通胀，一定是首先体现在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上。 对美国人是耐用消费品，对于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不管是美国的企业还是中国的企业）来说，差不多就转换成了企业生产的原料、大宗商品的价格——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生产价格指数（PPI），因为各种生产原料和大宗商品，基本都是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的商品，不管对美国企业还是中国的企业来说，原料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应该都相差不多。 我们可以猜想，假定中国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和美国的PPI一定是非常接近的。 这个猜测当然是对的，下面就是1996年迄今25年中美的PPI同比数据，基本同步。
所以，美国人的买买买，所造成的的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确实会传导到中国。 当然，美联储的疯狂印钞和美国政府的疯狂发钱，可以想象，也一定会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一定程度的抬升。比如说，食品饮料企业为了不降低自己的真实收益，面对有钱的消费者，肯定会选择提价——但这个，应该就很难传导到国内了。 为什么呢？ 在一个社会物资极大丰富的时代，有句话说得很让人恼火，但确实是事实：穷人有钱才会造成通胀，富人有钱，只会让资产价格上涨！ 美国人是因为政府给他们发钱了，有了额外的钱，所以食品饮料服装类的企业，为了利润，可以提高价格，他们也能够接受提高价格。 但如果一个社会里，绝大部分人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这个时候你去提价，恐怕很难行得通。 这里有一张图，显示了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居民的收入整体上增幅很小，经营收入的贡献，甚至变成了负值，虽然也有一小部分政府的转移支付，但与美国失业人员每周都能得到政府600美元现金，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中国的社会生产能力并不缺，只要你有钱，各种物资应有尽有，只是大部分老百姓收入没有上来，所以这些消费品的提价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简单说，美国普通人是因为有了政府发钱买买买，所以消费者价格指数注定会上涨；但中国居民并没有这部分收入，而且大部分中国的日常消费品，都是只在国内贸易流通，根本不会涉及到外部价格，所以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估计很难传导到中国来。 即使美国的日常消费品通胀，通过各种拐弯抹角的途径，能传导过来，那也是，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 关于美国印钞发钱所造成的通胀，到底能不能传导到中国来，简单总结：1）美国是美元做货币，因为各种国际贸易的生产原料和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所以美国的PPI价格上涨，一定会传导到中国； 2）中国境内使用人民币做货币，绝大多数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都是非国际贸易商品，政府也没有给民众普遍发钱，居民收入并没有出现大幅度增加，只要人民币不像美国一样狂印，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就很难传导到中国。 说到底，中国的通胀，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货币政策和生产能力的匹配问题，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打个喷嚏，中国就要患一场感冒的时代，早已经成了过去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美国的QE印钞，中国一直在跟随美国步伐，扩大货币供应，所以2008年之后美国和中国的通胀，不管是PPI还是CPI，两者都基本是同步的。 但是，2020年的疫情爆发以来，在美联储疯狂印钞降息，美国政府拼命发钱的时候，我们的央行和政府一直稳坐钓鱼台，并没有跟随西方国家大肆扩张货币，只是在社会融资规模上放松了一把，与此同时还把利率给抬升了…… 虽然说，因为PPI的上涨最终还是会传导到一部分消费品领域，而且最近粮食价格也出现了上涨，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通胀，也马上就要来了——但，这并不能完全怪罪于美国的输入。要知道，从1949年算起，我们可是已经独立自主71年了！ 不过，我在这里大胆推测：2021年的通货膨胀，美国会比中国更严重。（来源：财主家的余粮（CaizhuFinance） 作者：财主家没有余粮啦）
大量热钱和企业涌进 带来中国芯片业不同程度泡沫
【研究员】：wh
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大潮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制造和封装等重资产行业。产业发展、规划都需要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参与，因此每个地方政府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布局，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地方政府特色。地方政府参与半导体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从当时落地908工程（国家发展微电子产业90年代第八个五年计划）开始，以上海、无锡为典型，地方政府开始真正意义上参与到芯片产业发展的浪潮中。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未来七年禁止向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和通讯元件，自那以后，中国芯片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 2018年，一些嗅觉灵敏的从业者和投资人开始关注中国芯片产业机会。2019年，在政策和市场加持下，这个行业开始炙手可热。2019年7月科创板正式开市，资本大量涌入芯片业，2020年7月，中国大陆最大的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登陆科创板。 与中国芯片业大提速相伴的是美国政府的制裁。2019年5月，中国最大芯片设计公司海思被列入制裁名单，一年后制裁加码。2020年12月，中芯国际被加入制裁名单，这意味着中芯国际向7纳米先进制程的冲击遇阻。 但中国芯片业的加速度并未因制裁放缓。受资本助推，很多芯片公司这三年大步前进。 2001年，戴伟民在上海张江创立芯原微电子（芯原股份），最初瞄准的是发展中国家半导体产业不可或缺的标准单元库技术。由于长期高额研发投入，芯原一直未能盈利，但积累了大量关键技术能力。2020年，这家公司登陆科创板，成为科创板“芯片IP第一股”。 戴伟民称，他原本的目标是纳斯达克，因为当时还没有科创板，而芯原这样持续亏损的公司不可能满足国内的上市标准。但科创板首次试验注册制，并允许企业亏损上市，为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和一级市场上的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退出通道，这个行业的发展空间骤然敞亮（注：芯片、集成电路、半导体可简单理解为子集母集关系）。 综合统计各方数据发现，2018年－2020年，三年间中国半导体的投资额超过了前10年的总和。 第三方数据分析机构清科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半导体投资额为61.27亿元；2019年增长了6倍，为398.85亿元；2020年上半年，半导体以548.15亿元的投资规模超过互联网，成为最吸金的行业，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称之为“历史性的拐点”。2018年前，半导体的投资规模甚至排不进前十。 资本带来了产业扩张。据天眼查统计，2019年注册在案的芯片企业为53238家，2020年为59793家，是2014年的近5倍，比10年前增加了近100倍。
“集成电路是最难投的领域之一。”国科嘉和基金董事长、管理合伙人王戈在硬科技的创业、管理及投资领域有将近30年经验。他说，集成电路严格遵循“老大吃肉、老二喝汤”的铁律，而近三年，这个领域涌进大量热钱、大量企业，这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泡沫。但适度泡沫是一个行业快速成长的表现，不能单纯以此判断这个行业出现了问题。 最近几个月遍访包括国家大基金在内的投资行业和芯片产业人士，试图勾勒在各级政府、政府引导基金、民间资本的联手推动下，中国芯片产业过去三年的狂飙突进，告诉读者这个被“卡脖子”的产业过去三年改变了什么，还有什么需要改变？ 民间资本：懂和不懂的都进来了 社会资本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投资和推动，存在能力边界。2019年，戴伟民发现自己所处的行业升温了，就连身边一些原本做房地产的投资人也开始打听芯片怎么投。同年，久好电子创始人刘卫东的大量时间越来越被各路投资人占领，最后他开始选择性见人。 久好电子是一个专注于传感器用的信号调理芯片开发的集成电路创业设计企业。按照原来的投资逻辑，它被投的机会很小。原因有二：这些年传感器调理芯片领域基本由国际巨头垄断，例如TI、英飞凌、瑞萨等，初创公司做了胜算不大；其二，这类芯片对功耗、速度、精度等要求很高，从首次量产到调试，通常需要经过7次－8次迭代，属于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一类，投资人很难在短期内获益。形势变化后，久好电子成了香饽饽。 硬科技领域专业投资机构联想创投在2019年一口气投资了10家芯片公司，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创投合伙人宋春雨估计，目前半导体领域的风险投资资金应该在四年前的100倍以上。 宋春雨表示，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都在投资半导体，但这个行业知识门槛高，绝大多数投资人其实看不懂。新进入的投资人有90％不懂半导体产业专业知识。有两类人懂半导体投资：一是产业投资机构，本身在核心半导体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机构，例如像联想、小米、中芯国际。联想每年有大量的研发工程师在盯每年每一个品类的半导体的技术发展路线，哪家初创公司好，联想有比较强的评测能力。另一类是从硅谷投芯片那个时代回来的财务投资机构，比如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了一大批国际芯片企业的华登国际。看不懂的时候，一些投资人的做法很有意思。有的公司干脆就不尽调，反正也看不明白；有的投资以领投方的尽调结果为准。 国内最早一批布局AI芯片投资，并且孵化出了不少AI芯片创业公司的专业投资机构北极光创投合伙人杨磊有一个比喻，十年前芯片投资人是一大桌中式晚餐大桌，五年前只剩一小桌，现在是千人大会场。 杨磊测算，芯片设计、材料、设备、封装、测试，晶圆代工，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活跃公司加在一起，差不多5000多家。这些公司中，超过80％又是2016年以后新创的。 奇芯光电创始人程东对这一轮从冷到热的变化过程感受十分深刻。奇芯光电是一家从事高端半导体集成电路——光子集成芯片（PIC）、器件、模块和子系统的研究、开发和制造的公司。 程东清楚地记得2018年4月19日，投资人把他约在距离中兴通讯大楼大约4公里的一个酒店，这笔融资已经谈了很久，眼看协议就要达成。但投资人告诉他，两天前中兴被制裁这一事件后续影响不好说，他们要“再看看”。 领投方决定暂缓，其他投资方也跟着延缓投资。那时公司资金已经十分吃紧，程东用“天要塌了一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不过，后来的事情证明，中兴事件反而激发了中国芯片产业保卫战，投资大量涌入，程东的公司活了下来，当时，中科院的投资机构中科创星帮助程东渡过了难关。2020年7月，这家公司拿到2.4亿元C轮融资。 从产业端来看，国家大基金和民间资本的联手推动，对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模拟芯片为例，模拟芯片2018年市场规模为588亿美元，占集成电路市场份额的14.95％，市场增速为10.7％。国内仅能满足低端需求，但目前发展状态良好，未来数年有望撼动德州仪器、阿诺德部分产品的细分市场。 芯片的投资空间大概有五个层级：第一层是芯片；第二层是芯片代工；第三层是设备；第四层是耗材；第五层是设备零部件。 王戈的感受是，十年前，民间投资人对芯片行业的投资要求相对苛刻。他们有三个共同特点：一、大多投资机构只投通用性芯片，专用芯片不投，因为市场不够大；二、是否投资的一个重要准绳是国外是否有同类产品，如果国外的产品性价比高质量稳定，国内项目不会被考虑；三、投资主要集中在设计领域，几乎不会投向重资产的装备、制造。也就是说，基本围绕第一层进行投资。 国科嘉和基金是由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发起、联合国内多家大型企业集团共同成立的，涵盖天使、VC、PE的全周期硬科技投资基金。在芯片投资大军中，这只基金属于产业基金范畴。 相对于单纯的财务投资机构，国科嘉和对包括芯片在内的硬科技产业的投资，耐心要多不少。 十年后，在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新型举国体制背景和“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大投资逻辑下，大量资本需要找到落地方，就连之前看起来最没有变现能力的设备零部件都成为了投资机构疯抢的“香饽饽”，例如离子泵、分子泵、精密位移控制系统等。 程东从硕博时期就开始研究光子集成技术，从芯片设计、器件到系统，在这个行业转了一大圈。他评价，钱很难拿，是因为不仅要拿到钱，这笔钱还要稳定，不能影响芯片产品设计开发的内在逻辑。 程东打个比方：假设有投资机构给了1000万美元，这笔钱分两三批拨付或附带一些对赌条件，通常每一批拨付都会根据产品进展情况设置一个时间节点；而芯片行业的技术研发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很难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完美完成产品研发。企业迫于自身发展所需资金的压力，不得不放弃深入研究产品成熟度而匆忙上马。此时，开发出来的产品很有可能不具有可生产性，最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研发和产业化的失败。投资人对盈利的急迫程度，有时候会决定项目成败。 绝大多数投资人对芯片产业不够了解，理性的投资人会选择更安全的投资方式。投资人李源（化名）长期在美国，微电子技术专业出身，毕业后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2018年，李源开始关注国内芯片机会，他的判断是，如果国际局势发生变化，芯片作为电子信息的基础，加之中国又是集成电路进口大国，必将受到影响，国产化有机会。 李源虽然具备专业背景，但毕竟不算“老炮儿”。所以，结合对市场的判断，他的投资逻辑很简单：一是不投前沿技术；二是聚焦进口替代技术。简单说，就是跟随策略，投资一些针对成熟市场研发技术和产品的企业。 跟随总比创新一个市场来的容易。进口替代的领域一般来说是成熟技术，国外厂商的产品已经过市场验证，在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前提下，只要良率、质量和成本与国外产品接近，被采购的几率就很高。 李源是强调回报周期的。所以他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这家公司是否进入外企的产业链，如果一家企业进入了国际大厂的产业链，说明这家企业已经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这个准则尤其体现在重资产的制造、封装和设备上。 另一位偏好投资芯片设计领域初创公司的投资人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涉及到制造、封装、设备等方面的公司，产品能不能进入大公司产业链就会成为一个硬指标。这个领域是一般民间投资机构难以进入的，因为投入大、门槛更高，盲目进入，可能血本无归。一条生产线投资十几亿以上的人民币，如果没能投入市场盈利，每天都在吞钱。 但对于民间资本来说，芯片设计领域的投资相较设备和制造领域会门槛稍微低一些。中国芯片设计公司总量全球第一。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9日，中国芯片设计企业数量已经达到2218家，比2019年的1780家增加了438家。 不过，芯片设计领域有其逻辑，这个逻辑并没有因为资本的短期流入而改变。因为，芯片设计创业公司的投资逻辑与设备、制造不同，关键看窗口期，如果抓不住市场窗口，砸再多的钱也是无济于事；而且，如果设计企业短期内无法成为一个细分赛道上的头部，大概率也会失败，这十分考验核心团队的判断力，核心团队既要懂技术，又要对市场有前瞻和判断。 鉴于这样的风险，投资机构下注的逻辑很简单：投人。创始团队越强，规避上述风险的概率越高。 据wind数据统计，2014年至今，民间资本在半导体行业的投资轮次以天使轮、A轮和战略融资为主。根据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投资项目不完全统计，其投资轮次集中在战略融资和股权融资。
民间资本投资的半导体项目多且分散，根据第三方数据分析机构清科数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发生的半导体投资数量为332起，而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5年的投资项目累计为70个左右。 国家大基金：撬棍效应初步显现 国家大基金是中国芯片产业投资的压舱石，对民间资本和地方政府资本影响巨大。中国芯片产业资本技术双密集，国家大基金的作用是为民间资本的进入创造条件。 2014年9月24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一期成立，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为1387亿元人民币，比计划募集的1200亿元超出了15％。 芯原是大基金的首批受益者之一。2014年，大基金开始和芯原接触，看重芯原在细分领域的领先地位。不过，由于芯原当时为在纳斯达克上市设计成了外资企业，大基金没有立刻进入。2017年，大基金决定先以债的形式投进来，等芯原公司拆掉VIE架构之后，进行债转股。2019年，公开资料显示，芯原获得大基金2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2018年大基金一期基本投资完毕，带动的地方资金、民间资本是其总募集资金的约3倍。2019年10月22日，国家大基金二期成立，总规模超过2000亿元，若能按照1∶3的杠杆，撬动资金将超过6000亿元。 大基金一期主要投向芯片制造和设计环节，设备和材料的投资占比较少。在大基金二期投向上，目前来看，重点有所改变，投资范围扩大到设计、材料和设备，以及增加下游应用。两期的投资逻辑都很清晰：围绕弱点、难点投；围绕重点核心投。 芯片产业链条包括设计、验证、制造和封装。在这四大环节中，除了封测环节中国与国际水平相差最小，设计、验证、制造的环节，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中，设计企业虽然多，但是高精尖设计公司不多。而制造环节最为薄弱，设备、材料都是“卡脖子”的技术。验证环节，掌握芯片产业发展命门的EDA工具，市场则主要被Synopsys、Cadence、Mentor Graphics三家美国企业垄断，占据国内市场中的EDA销售额的95％以上。 过去中国政府对芯片产业的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模式单一。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走了一条创新模式：用基金方式投资，多数资金是企业及保险资金；政府基金与社会化资本结合、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投资运作方式是股权+债权，有利于稳定回报及保持创业者对公司的控制权。 一位熟悉国家大基金的专家描述对大基金的理解：第一，大基金的定位是战略投资，与风险投资重视投资的高收益不同，大基金的投资更重视对产业发展的战略影响；第二，大基金有投资回报要求，因为资金主要来自企业；第三，投资重视产业聚集，重视支持龙头企业；第四，重视与地方、民间投资合作。他认为用大基金支持芯片产业，是因为该产业的技术资本双密集特点和战略意义，领先国家都有自己的支持政策，只是根据本国产业的情况有所不同而已。 这种投资逻辑也提高了大基金的投资难度，因为符合大基金投资要求的项目并不好找。一方面，太小的项目不会被投资，因为大基金的总金额太大，不可能“撒盐式”投资；如果企业自己已经在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大基金也不会优先考虑，因为大基金的使命是支持地方和民间投资，不是与民争利；大基金还要考虑商业回报，不讲回报只管要钱的企业，也不会被投。 根据第三方商业数据机构Wind、天眼查不完全统计，可公开的国家大基金直接投资的半导体企业共有57家，集成电路（IC）设计企业占据了将近一半，有20家，其次是IC制造企业，共有11家。在投资金额中，投向制造环节的金额有超过500亿元，是各环节中投入金额最多的部分。 有人质疑，大基金不对早期项目进行投资，而是通过投资即将或已经上市的龙头企业再减持的方式获得回报，这更像财务投资，而非战略投资。 根据中信证券整理的大基金一期投保率数据，大基金一期于2017年8月，通过老股转让的方式，向兆易创新投资14.5亿元，仅按照2019年12月底的市值估算，这笔投资已浮盈320％，年化浮盈105％，是大基金一期投保率最高的标的之一。2019年底，大基金陆续披露减持计划。2020年，大基金通过减持套现90亿元。 前述专家表示，大基金通过减持的方式套现很正常，因为大基金本来就有回报要求。另外，相比投出的钱，大基金套现赚的几十亿不过九牛一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小洪和范保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理论、实践和机制》一书中提出，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重在保持先发优势及支持前沿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则同时具有支持提高制造能力、投资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作用，重视鼓励应用型技术创新。 这是大基金的作用。制造和设计是大基金一期的投资重点，因为二者对上下游产业链的拉动效果最大。制造行业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是中国的短板，民间资本望而却步；设计环节直接面向需求，高端设计投资也很大。 一位主营CMOS图像传感器的芯片设计企业高管表示，由于中芯国际（属于制造环节）在上海建厂，让他们看到了建设本地化生态产业链的可能。 君海创芯资本董事总经理沙重九认为，物联网时代中国会出现更多类型的整机厂商，整机厂商掌握着市场，能够带动上游芯片厂商的系统性成长。比如，苹果三星带动了各类芯片产业链的发展，华为带动了海思，小米、OPPO、vivo等手机厂商，虽然自己不做手机基带芯片，但是也带动了手机指纹芯片、功率放大器、射频以及显示驱动芯片等大批本土芯片设计厂商。 大基金与企业进行资本层面的合作，通过并购做大企业。以封测领域为例，2015年大基金进入长电科技，完成对新加坡封测厂星科金朋的收购，长电科技因此跻身世界第三大封测厂。同年，通富微电通过引入大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共同收购了AMD旗下两家子公司85％的股权，增强自身的封装业务。通富微电也成为全球AMD封测的主要供应商。 大基金还有一个作用，调动各地政府的积极性。根据第三方咨询机构高工产业研究院统计，截至2019年6月，地方已设立或正规划设立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目标金额已突破7000亿元。 陕西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成立于2016年9月，目标规模300亿元，基本原则是“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 熟悉该基金运作的一位政府人士表示，他们基金偏好后期，也就是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这样的半导体项目并不多，目前他们投了八九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5000万－6000万元，三个属于设计类项目，一个是制造。基金的设立时间是12年，7年投资期，考虑芯片产业投资回报时间较长，退出期可延长3年。 半导体行业媒体集微网发布的一份全国省级半导体相关重大项目报告涉及27个省份301个项目，所有项目的规划投资总额高达2.955万亿元。四川、江苏、湖北三省分别以4789亿元、4523亿元、3425亿元投资额位列前三。 在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地方政府基金和民间资本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在2015年以后开始进入较快发展阶段。 地方政府：闻芯起舞，审慎发展 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类似，项目尽调难度高，如果只追求“技术先进性”，就很容易导致项目出现问题甚至爆雷。 一个芯片项目落地，人们往往最为关注项目本身是否具有核心技术。但落地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团队经验、政策环境、当地产业链发展情况等。 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大潮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制造和封装等重资产行业。产业发展、规划都需要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参与，因此每个地方政府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布局，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地方政府特色。 地方政府参与半导体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从当时落地908工程（国家发展微电子产业90年代第八个五年计划）开始，以上海、无锡为典型，地方政府开始真正意义上参与到芯片产业发展的浪潮中。 2013年之后，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由“中央主导”进入“地方主导”。尤其是当国家发改委简政放权，将半导体制造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之后。 2018年以后，产业热度调动了地方政府积极性，地方政府参与到行业的脚步和力度更加大了，越来越多芯片项目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支持的方式除了资金，也包括地方政策、税收、产业规划多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芯片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布局不足的遗憾。 以地方政府参与较多的芯片制造产线为例，2016年之前，中国没有12英寸特色工艺产线，2018年，中国共新建（规划）6条12英寸特色工艺产线。到了2019年，投产、规划和在建的12寸产线一下子涨到了20多条。 据半导体领域第三方机构集微网的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上半年，有21个省份落地相关项目超140个，已披露总投资额超3070亿元。 2020年11月8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多家国际芯片制造龙头企业在现场展示最新设备和产品，用实际行动支持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开放与协作。图为三次参加进博会的高通公司全面展示了5G前沿技术。 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类似，项目尽调难度高，对自身的能力预估也有误差，这导致项目匆匆上马后出现问题甚至项目爆雷。 一位地方政府主管该领域的官员表示，他曾遇到过一些项目，一看就是那种打算“空手套白狼”的主。 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晶近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有一组数据：2020年上半年，国内有接近20个地方签约或开工建设化合物半导体项目，合计规划投资超过600亿元。这些项目80％落地在国内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普遍是些半导体产业基础薄弱、没有相关项目建设经验的地区。 没有成熟经验的地方，批量快速引进半导体项目，很容易出现问题。2020年10月，武汉弘芯项目爆出烂尾，结合多个利益相关方提供的未公开发表的信息发现，问题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对集成电路项目的技术和投资的复杂性不了解是基本原因，还有些其他因素。 集微网的报告数据，各省上马的301个项目中，至少有38个项目因各种原因进入搁浅状态，项目搁浅率超过12.5％，项目总金额达到2715亿元。这其中包括停摆的格芯、南京德科码、成都超硅半导体等项目。 2020年10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发布会上回应芯片项目烂尾问题时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注意到行业乱象，将进一步加强规划布局，完善政策体系，抓紧出台配套措施，同时，建立防范机制，压实各方责任，对造成重大损失或引起重大风险的将通报问责。 前述不具名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他们鉴别项目时，主要看创始人的行业背景和经验、项目的技术竞争力，技术竞争力他们是没有能力鉴别的，要请专业机构帮忙鉴别。被引进的企业自己要有比较充足的财力，因为地方政府资金有限，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各地一些通用的做法是在商业贷款、税收、土地等方面适当给予支持。 在各种平衡与难题中，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正在实践中不断迭代，政策逻辑变得更加符合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规律。 具体到各地方政府，有三个具体建议：一、随时研判产业发展规律和进度，精准切入，做和自身能力匹配，且处于上升周期的细分方向。 二、结合各地经验和教训，完善流程，和引入企业形成共振，避免走太快或太慢，影响效果。 三、加强审计监督环节，时刻关注关键项目进展。引入监督机制，推进项目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临界点？ 目前情况是政策、资本、产业链、市场等多个要素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聚齐了，资本的带动作用开始显现。 像共享单车、网约车、外卖，以及AI等领域的资本混战一样，资本希望在芯片的世界里发光。杨磊的观点是，资本确实对这一轮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但作用有限。它像一个饱和曲线，最开始有指数级成长，到了临界点，这条曲线就会变平。但产品和服务是指数曲线，一开始贴着地跑，但到了临界点，复利效应体现，快速爬升。 这和互联网新经济投资的逻辑完全不同。互联网公司创新点主要在商业模式，新的产品基于相对成熟的技术，可以被快速做出来，并快速验证。所以，在这里，钱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芯片行业中以芯片设计为例，芯片设计企业开发周期长、投入大，再加上售价远远较整机类低，早期投资很难快速起势。可是，对于大多数芯片设计企业，对投资需求最迫切的又恰是早期3年－5年。 到了中期，一旦所开发的芯片开始大卖，一年基本上就会有几百万的利润，此时，除非要进行大规模扩张，否则公司不会急于稀释股权来融资。 到了上市前，股权开始抢手，绝大多数的投资机构都是凭借关系才能拿到一点点份额。所以，绝大部分投资人最后的情况是：早期不敢碰、中期通不过投委会、后期拿不到份额。 戴伟民把这些现象比喻为：“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到了一定程度，单靠资本就推不动了，瓶颈和重点就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杨磊说。 如果进一步解读，可以将这些方面浓缩为：政策、市场和人才技术，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效合力。 政策方面，目前看起来越来越深入。2020年12月17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工信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首次减免了芯片产业的10年所得税。 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规定了线宽小于28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另外，对于线宽小于65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线宽小于130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这个政策出台的信号是，国家用减免税收的方式，来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向代表更高水平的小纳米工艺冲击。芯片越做越小，带来的是芯片集成度与性能不断提升，功耗越来越低，但同时也意味着技术含量和成本越来越高。 中国大陆半导体代工厂中，除中芯国际以突破先进工艺为使命，其余半导体代工厂可量产工艺皆在28纳米及以上。在需求端，真正用得上14纳米及以下这样先进工艺的只有华为海思一家，其余设计企业的需求都集中在成熟工艺上。但即便在28nm以上成熟工艺，中国大陆的芯片代工厂也有不少功课需要补。 成熟制程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提升，则通过市场自身的调节，加上疫情的外部因素得到了提升。 一资深行业人士表示，此前行业普遍盛行一个风气：大家往往在某个工艺上做到“基本可用”就开始攻克下一个，而不是继续投入研发实力去做到“好用”，且服务意识不强，资料不全、数据不准确，给芯片设计公司带来了各种不愉快的体验。 改变这个不好的风气，市场需求的倒逼目前看起来作用更大。早期由于国产产品体验不好，此前行业的通用做法是，只要是国外已有同类产品，国内的产品基本不会被考虑。但现在，只要是稳定性和质量能够和国外相近，就能够被采购。 这为国内公司带来了机会。刘卫东说，最初他们的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并不顺利，国内传感器企业大部分都是选用国外的大品牌芯片。原因是担心国内芯片不稳定，尤其是汽车领域。 但2020年的疫情因素，改变了产业链分布，大中企业纷纷重新审视各自供应链的安全性，原先三四个同类供应商因为同在一个城市或者同在一国的弱点被新冠疫情放大。购买方选择的维度多元化了，这让很多公司拿到了订单，并被倒逼改进产品和服务。 刘卫东说，他公司有一款用在汽车压力传感器上的芯片，2021年订单预测已经超过1000万颗。现在，刘卫东担心的不是销路，而是产品服务提升，以及代工厂产能紧张，何时排到订单。 来自进口替代的市场份额，再加上物联网带动下激增的市场需求传导到产业链，给刘卫东这样的芯片设计企业提供“练兵场”，也反过来推动了制造、设备企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IBS统计，2020年半导体代工市场中，28nm及以上工艺的市场份额能占据大约三分之二，未来五年，成熟工艺的市场份额仍将不低于50％。这个预测看起来振奋人心。 做好成熟工艺，除了研发投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大客户与代工厂共同成长、迭代产品。毕竟，许多产品设计上的know-how是从设计公司得来，二者相互磨合，积累经验。 中国大陆的代工厂之所以发展速度不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客户和它们共同走完这个试错和升级流程。现在这个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很多设计企业在成立之初就选择在中国大陆的代工厂进行流片，共同建立特色工艺产线。 马青华是上海傲睿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工业打印系统、工业级打印头、生物自动3D打印机等，芯片需要代工厂针对他们的产品进行特殊设计。他们就选择了一家中国大陆的代工厂，共同研发应用于流体打印头的特殊工艺。 制造企业带动了上游设备厂商的发展。以一家给大型芯片代工厂提供自动化制造装备的企业为例，这种自动化设备要求极高的精度和稳定性，因为一条半导体产线停工，损失将上百万。该企业一位负责销售的高管告诉《财经》记者，之前大型芯片代工厂采用的都是日本一家企业的产品。他们长期与三星的工厂合作，但做进国内的代工厂，基本没有机会。2019年，他们看到了国产替代的市场，才开始推进国内业务，尽管合作还在洽谈中，但他说，毕竟看到了可能性。 在这个临界点上，保证民间资本在芯片领域有效投资、有更多的退出机制，也有了新的方式。 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开市对投资人和创业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投资人多了一条退出通道；芯片企业多了一种方式化解资金压力。 科创板对芯片企业的偏爱体现在市值上：科创板市值前十名的企业中，有6家是半导体企业，而如果看科创板股票流通市值的排名，前十名中，半导体企业占到8名。 大基金的投入，让戴伟民看到了在国内上市的可能，科创板的推出，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之前A股对盈利和盈利的时间有硬性要求，芯原这样的公司在成立后，多年内都在亏损，根本不符合上市要求。但这个行业的特点是，如果没有前期对知识产权和技术平台的大量投入，芯原就不会有今天的技术实力和规模。 根据第三方行业机构IPnest统计，2019年，从半导体IP销售收入角度，芯原是中国大陆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七的半导体IP供应商。 在国家政策、政治环境、科创板等综合因素加持后，投资芯片行业的通路打开了。正是上述多种因素的合力，令资本大举进入芯片行业有了事半功倍的效应。杨磊说，如果放到十年前，资本以这种规模砸进来，无法发挥效能。 谁来接住下一棒？ 接下来要啃的两块硬骨头，是人才和核心技术。芯片行业，一将可顶一师；一名将，可决定战局。 2020年12月15日，中芯国际联席CEO梁孟松在董事会上提请辞职。12月16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正积极与梁孟松核实其真实辞任原因，中芯国际在香港暂停交易，A股股价重挫。 梁孟松在全球芯片产业界和投资者眼中举足轻重。芯片行业资金密集、技术迭代快、竞争激烈，讲究技术领军者效应，一个优秀的技术领军者在其他要素积极配合的情况下，可以创造奇迹。今年70岁的梁孟松就证明了这一点。 2003年，梁孟松帮助台积电战胜了当时的霸主IBM，台积电先于IBM一年研发出了当时最先进的130纳米芯片并实现量产。此后，在台积电，他牵头多代技术关键节点的研发，使台积电的行业地位从技术跟随者发展为技术引领者。 2012年，出走台积电的梁孟松又帮助三星反超了老东家台积电——三星先于台积电量产14nm制程的芯片，此时台积电只进行到16nm。 2018年，加入中芯国际不到一年时间，梁就将中芯国际芯片制造制程从28nm发展到14nm，更惊人的是，只用了不到300天，他就将14nm制程芯片的良率从3％提高到了95％，成功实现量产。加入中芯国际两年时间，梁孟松牵头完成了从28nm到7nm，共五个世代的技术开发。这是一般公司需要花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成的任务。 梁孟松意欲出走背后，再次凸显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行业需要老炮儿。梁孟松是可决定战局的“名将”，事实上，不仅“名将”难求，即便是普通的将军、稍微资深的专业基础人才，芯片行业也缺。 整个芯片行业，其实都是一个极其看重经验的领域，一个工程师如果没有真正实操过5纳米产线，那么即便有了一台ASML公司的极紫外光刻机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根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8-2019年版）》，在芯片产业链各环节上，对人才工作年限要求在1年以下的企业只有少数；大部分的工作年限要求集中在1年－5年；对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人才需求，以芯片制造行业最多。 杨磊说，互联网公司三年就可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因为互联网产品的升级逻辑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芯片领域的人才成长周期，会慢很多。 一位在中国从事半导体投资的投资人说，芯片企业急需可以从系统、应用的角度整体统筹的技术人员。这类人往往需要在行业有10年－20年的沉淀，并一直身处技术的一线。另有多家芯片企业表示，他们需要某一细分领域的专业人才。 由于集成电路涉及的产业链很长，涉及面广，从工具、IP选择，再到不同模块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至少要经过40多个环节，脱离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整个系统正常运转。这些环节每个领域，都需要不同资深程度的人才。 “一个优秀的芯片公司，往往需要多个高端人才，像一个板凳的好几条腿，每条腿全世界就那么几个人可以干，腿全了，公司就能拔尖，”杨磊说，“但很多人连这几条腿长啥样都说不清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编制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9－2020年版）》显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2019年就业人数在51.2万人左右，同比增长11％，集成电路全行业平均薪酬同比提升4.75％。到2022年，中国集成电路专业人才缺口将近25万，而且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 也就是说，人才培养在这个行业，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急迫，但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资本、政策和市场短期间内都有心无力的事情。 解决人才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的发展。美国甚至并没有专门的电子系，人才的培养更多在企业中完成。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有将近60年的发展历史，拥有英特尔、TI、博通、高通等这样的大企业。 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企业的成立历史不长，无法规模提供这样的空间。许多人担忧这个行业的前景，这场因为政策原因引发的集成电路行业大发展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衰退。不确定性也是许多人不愿意留在这个行业的原因。 不过，上述投资人也提到，科创板的设立有助于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很多企业在招人时，会告诉求职者企业已经准备上市，承诺期权，这对求职者来说，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职业发展路径。加上中国不同类型芯片公司在成长，人才问题看起来解决只是决心、方法和时间问题。 2020年11月20日，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芯片产业的总体情况。当季销售额为5905.8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设计业同比增长24.1％，销售额2634.2亿元，仍是增速最快的产业；制造业同比增长18.2％，销售额为1560.6亿元；封装测试业同比增长6.5％，销售额1711亿元。
SIA（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1月－9月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达到3194亿美元，同比增长5.9％。 结合两组数据，中国芯片产业销售额现阶段的增长是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但事实上，销售额不代表行业先进性，中国芯片业发力的核心，是产业向更先进、更核心的技术挺进。 半导体产业链长，在过去60年发展中已经形成成熟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完整的自主可控的半导体产业链。 中国的问题是，在集成电路先进工艺、设备和材料、EDA工具等环节受美国制约极其严重，产业链最上游、最基础的环节尚不能实现自主可控，无法对超过万亿元规模的集成电路市场需求提供设备材料和产能保障。 这同样需要时间。一位台湾芯片制造业资深人士评价，中国大陆短期内很难改变“不强”的状态。但“如果能够坚持十年左右，那么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至于那些被媒体和公众频频提起不明觉厉的光刻机、前道量测设备、高端离子注入机、光刻胶等专业领域，多位核心人士认为，中短期内，资本在这些领域几乎做不了什么。（来源：财经十一人（caijingEleven） 作者：陈伊凡、谢丽容、冯奕莹、周源）
人物广角
迷雾包围民营资本系 卢志强看似庞大帝国并非坚不可摧
【研究员】：wh
1984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春风吹过，整个社会涌入“造富”的大浪潮中。从动力厂的技术员做起，那时候已经是潍坊市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的卢志强，也在蠢蠢欲动。一年后，卢志强决定下海。他创办山东通达经济技术集团公司，先进入教育和培训行业，不久后转战房地产，创办山东泛海集团。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7月3日，海航董事长王健在法国意外跌落，这位海航舵手以这种方式向世界说了再见。 在他身故的16天后，海航从2018年的世界500强名单中消失了。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海航系出售资产超过3000亿。曾经的万亿海航系，经历巨债压顶之后，如今已悄无声息。 过快的负债扩张，让海航走入迷途。海航系归于沉寂的背后，是昔日资本巨头倒下的一个缩影。过去的这些年，“德隆系”、“朝华系”、“明天系”、“安邦系”……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都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如今，卢志强掌舵的“泛海系”，也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风水轮流转，资本木马还将继续转动。 债务缠身 国内数一数二的民营资本系，正在被迷雾包围。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自2019年以来连续两年，因欠税被税务局挂到网上，欠缴税款合计5.6938亿元。 天眼查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是泛海集团旗下最重要的核心资产与纳税大户。
整理的一份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泛海集团的总资产为3296.39亿元。作为国内最大的民营金控之一，泛海集团极为庞大，根据相关财报，仅旗下的泛海控股手上的货物资金就超过200亿。 几千亿的资产，数百亿的现金，为何欠缴不到6亿的税款？ 综合一系列的事件看，答案或许是：钱紧。据报道，2020年最后3个月，民生信托已有多个信托项目出现延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由民生信托作为原告的诉讼纠纷或发起的执行金额就已经达到156.328亿元。 而民生信托，一直被看做是泛海集团的“弹药库”。一直以来，在全行业68家公司中，民生信托一直是刚性兑付意愿最强的公司之一。换句话说，在以前，哪怕是出现爆雷，民生信托也会先垫钱兑付，再进行索赔。 而如今，这种“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刚性兑付已经越来越难了，泛海集团的资金压力可见一斑。 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泛海的资金困境早已显露端倪。2020年4月29日，泛海控股发布的2019年年报显示，2019年营业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来自于2019年初的大额资产出售。 就在同一天，泛海控股公告称，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的债券（第三期）最终确定票面利率为 7.50%。该期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 亿元，其中基础发行规模为0.5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6.5 亿元。 这是泛海控股自2019年12月以来，第四次在公开市场发债。泛海控股的融资之路并不顺畅。 更早的时候，2017年底，泛海控股的负债总额就达到了1602.79亿元，净负债率为337.34%。而整个2017年，泛海控股的营业收入仅为168.76亿元。 时至今日，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末，泛海控股依旧面临400多亿元短期债务，而其账面资金仅188.7亿元。 一连串的担保、甩卖优质资产项目、发行高利率债券、糟糕的财务状况——泛海控股的窘况背后，是泛海系庞大的资金缺口。 千亿版图 在中国商界，卢志强这个名字是一个传奇。但相比于柳传志、马云等大佬，卢志强又显得很低调。在变幻莫测的商海，卢志强和他的“泛海系”像一只若隐若现的巨鲸，游走在风暴中心。 1984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春风吹过，整个社会涌入“造富”的大浪潮中。从动力厂的技术员做起，那时候已经是潍坊市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的卢志强，也在蠢蠢欲动。 一年后，卢志强决定下海。他创办山东通达经济技术集团公司，先进入教育和培训行业，不久后转战房地产，创办山东泛海集团。 1988年，卢志强断然北上来到北京，创立了中国泛海控股集团（下称“泛海集团”），注册资本40亿元人民币。 从一名政府基层官员到拥有40亿元注册资本，卢志强只花了三年。在媒体的报道中，卢志强的第一桶金来自于房地产，但究竟如何取得，却始终是一个谜。 野马财经曾做过梳理，在一众地产大佬中，唯有冯仑对自己的发家史有着较详细的描述——凭借基层官场积累的人脉，从北京一家信托公司借来500万元，条件是利润平分，年利率25%。 卢志强是否也是同样的路径，不得而知，但泛海的“能量”不容置疑。2002年，上海规划用5-10年，投资1000亿，让浦江两岸焕发金融贸易、旅游文化、生态居住新功能，取代原来的交通运输和仓储码头。 而棚户区绵延数公里的董家渡，让各大地产商垂涎不已。但要进入董家渡并不容易，香港的郭家三兄弟轮番游说，也没能把新鸿基送进董家渡。笑到最后的，却是泛海——泛海以几乎零出让金，拿下12万平米的毛地。正因为此，泛海曾一度让众地产商闻风丧胆。 对卢志强来说，地产界的壮举只是开场，真正让泛海冲向百亿千亿的，是金融。当大部分地产商还沉迷炒地皮时，泛海已经上了市，还一头扎进了金融的大海。 1998年，泛海集团绝对控股的“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深圳上市公司南油物业，并将之改名为“光彩建设”。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泛海系”完成了资本市场首秀。“光彩建设”也正是“泛海控股”的前身。 自此之后，在卢志强的带领下，一个庞大的“泛海系”帝国拔地而起。30多年间，卢志强已经构建起一个包含地产、能源、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境外投资的庞大帝国。这是一个拥有金融全牌照、布局至少45家上市公司的资本帝国。 “泛海系”控股的上市公司分散于A股、港股、美股、澳大利亚多个资本市场，有泛海控股、民生控股、中泛控股、以及美国大型综合金融保险集团Genworth、澳大利亚矿产能源公司CuDECOLtd.。
如此庞大的资本版图让卢志强的身家暴涨。早在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控制榜”上，卢志强就以控制2609亿元的总市值，成为国内“市值第一人”。卢家也被业内称为“八大民营金融家族”之一，甚至有人开始拿卢志强比拟李嘉诚。 但，一旦船大了，就很考验舵手的功力，甚至是运气。 高杠杆扩张，依赖资本运作 看似庞大的帝国，并不是坚不可摧。帝国版图迅速扩张的B面，是高企的杠杆和负债。 2014年起，卢志强提出“去地产化”，大举进军金融赛道。自此之后，包括母公司中国泛海、上市公司泛海控股在内的泛海系，2014-2016年短短三年内就耗资逾400亿，几乎是扫荡式入主民生信托、民生证券、亚太财险等国内外金融公司以及增持民生银行股权等，通过收购一系列金融牌照，泛海系快速成为拥有全牌照的超大型民营金控集团。 与此同时，和海航系一样，泛海系开始在海外大举收购和投资。他们买地产，买下超10亿美元的项目眼都不眨；他们买大型金融企业，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Genworth金融集团、华富国际等，都被他们买下。仅IDG一家，收购价格就达到12亿美元。
根据大摩地产的梳理，大幅向外扩张的同时，泛海系举债融资近千亿。巨额负债导致仅泛海控股每年的利息就有20亿。 与此同时，泛海控股虽然去地产化、停止了地产增量扩张，但其“承包式”开发的武汉中央商务区，号称要投资千亿，资金包袱极重。随着整个泛海系资金吃紧，无论是武汉中央商务区、还是其北京和上海项目，都是进展缓慢。以至于到后来，只能断臂求生，将这些项目大甩卖。 造血功能不足，又要大举扩张，钱从哪来？ 这个问题曾做过梳理，“泛海系”的融资来源主要有“四大利器”：1、定增配股与发行债券。2、循环股权质押与关联贷款。3、信托通道。4、股票投资。 靠着这四大方法，泛海系撬起一个千亿资产帝国。但，也正是对资本运作的高度依赖，让泛海系走入如今的尴尬境地，这类企业有个致命的缺陷，一旦有一天，金融机构不再对其授信、展期，就如同人体失去血液，军队失去粮草般脆弱。 尾声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许多信息都显示，卢志强对《水浒传》推崇备至。他曾说：“（水浒）里面的108员大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身怀技艺，各凭本事，讲情、讲义、讲理、讲法，又有很好的分配制度。” 这样的理念也被他用在了商道上。卢志强是中国神秘商会“泰山会”的成员之一，这个以联想柳传志为首的组织汇聚了十几位中国最顶级的明星企业家，成员包括马云、李彦宏、史玉柱等。 2013年，“泰山会”16名会员，到台湾庆祝商会成立二十周年。有台湾媒体深挖后，发现泰山会会员掌握的财富超过2万亿人民币。而当时台湾GDP也不过三万亿。 无论是房地产开发，还是构建金融版图，在每一个重要布局中，卢志强都离不开这些朋友的强大助力。不知这一次，会有例外吗？（来源：观点（baobaobutong） 作者：迷人的X博士）
社会热点
披着羊皮的普惠金融血洗中产阶级 中国最大庞氏骗局崩了
【研究员】：wh
资本操盘的效果立竿见影，小牛资本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突破了千亿规模，它的P2P业务迅速跻身行业前三，其他普惠金融、消金放贷、投资管理风生水起。然而风光没多久，2018年，中国P2P寒冬降临，小牛资本筑起的千丈泡沫瞬间击碎。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金融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案发了！1月13日，深圳警方宣布：正式立案调查小牛资本集团，并对相关涉案高管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几句话相当有分量，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小牛资本彻底凉凉，创始人及高管已被抓捕候审。 大家可能不知道，小牛资本案波及的人数之多、现金之巨，远远超过吃瓜群众的想象。 它打着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的旗号，干着放贷、非法吸收存款的勾当，在深圳、重庆、天津、西安、青岛等全国20多个省市撒下了一张巨大的资本网，贪婪地搜刮着全国人民的钱包。巅峰时期，小牛管理了2800亿资本，员工数量过万，服务客户超800万。
在创始人彭铁的运筹帷幄之下，小牛金服、小牛普惠、小牛在线、小牛新财富……一大批体系内公司席卷资本市场。与此同时，他的朋友圈段位越来越高。 就在人们以为又一个蚂蚁金服即将横空出世的时候，小牛突然东窗事发，正应了那句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从放牛娃到2800亿资产管理者，从打工人到100多家公司控制人，短短几年时间，彭铁是怎么筑起高楼的？ 扒开外表，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资本骗局，创始人披着普惠金融的羊皮，将利爪伸向了有点闲钱的中产阶级。这里面的套路防不胜防、内幕深不可测，堪称中国版“庞氏骗局”。 从放牛娃到金融大鳄，最后沦为阶下囚 1976年，彭铁出生于湖南邵阳农村，他乳名“牛牛”，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家里放牛。一个放牛娃是怎么走上金融大鳄之路的？ 他硕士毕业后在银行工作了8年，又去非银金融机构干了6年，先后担任了多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管。 这段经历不仅帮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让他嗅到了中国金融变革的风口。 2013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开始，彭铁看准时机创立小牛资本，不惜重金组建了一支豪华团队：
小牛金服总裁王洁凤在恒大、平安、花旗担任过高管，曾被誉为“中国消金探路先锋”； 首席风控官张祐成毕业于香港大学，先后在美国大通银行、恒生银行等机构任职；…… 比起高管，彭铁在广告上更是一掷千金：2015年，他把广告打到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2016年，小牛资本冠名深圳中超足球队，赞助中甲联赛俱乐部。 与此同时，小牛靠着一系列公关频频出现在新闻头条。 资本操盘的效果立竿见影，小牛资本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突破了千亿规模，它的P2P业务迅速跻身行业前三，其他普惠金融、消金放贷、投资管理风生水起。 然而风光没多久，2018年，中国P2P寒冬降临，小牛资本筑起的千丈泡沫瞬间击碎。 小牛在线P2P主要从出借人一方吸收存款，再拿着这笔钱去放贷。为了把钱全部放出去赚利差，小牛把放贷门槛降到无限低，直接导致平台坏账率达到30%以上。 这是个什么概念？远远超过银行！所谓的风控系统，在资本和利润面前变成了摆设！ 坏账收不回，那就只能不停的滚动资金和发展新用户接盘。从2018年初开始，小牛就已深陷流动性危机。
2018年6月，小牛理财产品开始出现逾期，投资人的钱收不回来了，他们多次上门讨债、维权，没想到竟被压下去了。
2020年5月9日，一颗“深水炸弹”将小牛送上各大媒体头条：小牛在线宣布退出网贷领域。 当时，小牛还有借贷余额104亿元，出借人数11万，有的人投入千万，有的人卖房理财，从此尘归尘，土归土。
P2P暴雷后，小牛另一大业务“小牛新财富”也在2019年爆发大规模逾期，全国各地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警方立案调查。 私募业务是比P2P资产规模更大的盘子，保守估计，这里面的窟窿至少几百亿起步。 巅峰时期，小牛资本管理了2800亿资产，那么钱都去哪里了？答案是资本运作。 2014年以前，小牛募资的钱大部分投向了房地产，2014年以后，全部流向了资本市场。 2016年，小牛资本重金收购上市公司同洲电子，原本奔着上市圈钱的目的去，没想到遭遇监管铁拳，借壳失败，砸在了自己手里。 2018年，小牛收购西安金融超市后火速退出，几亿资金至今下落不明。 …… 与此同时，在小牛集团内部，私募基金、金交所产品、P2P募集来的资金，早已穿插使用，拆东墙补西墙。 任何一家公司，如果暗箱操作烂到了骨子里，崩盘就在旦夕之间。小牛资本的金融帝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小牛资本帝国覆灭启示录 在互联网普及的大时代中，小牛资本披着华丽的外衣，搭载最新最潮的玩法，不断将魔爪伸向老百姓的口袋。800万用户、11万出借人，还有数不清的私募投资人就这样沦为韭菜。那么这样的案例留给我们什么警示？ 在复盘过程中发现，虽然它的玩法层出不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互联网骗局都离不开这些套路： 第一，披着科技外衣，打着普惠金融旗号，干着吸储放贷的勾当。 小牛资本号称普惠金融，1元起投，随存随取，年化收益率高达7%，在这样的高额利息诱饵下，投资人纷纷解开了钱袋子。特别是那些不熟悉互联网的大叔大妈们，他们一看到高科技、高收益、零风险的招牌，几乎毫无抵抗力。 第二，特别喜欢做广告，尤其喜欢打着慈善的幌子。 小牛资本不仅是中超球队赞助商，在各种时代广场地标砸广告，而且还穿着慈善外衣到处搞公关，真的是崽花爷钱不心疼。 然而，要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大把大把洒出去的钱可都是真金白银，都是投资者的血汗钱。 第三，击鼓传花，借新债还旧债。 庞氏骗局没有商业模式，玩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资本腾挪术。当小牛资本找不到接盘侠，收割的韭菜无法覆盖坏账率，那么链条一断，崩盘就是迟早的事。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带着同样的韵脚。在每次庞氏骗局中，总有投资者自认聪明，心存搏傻侥幸，却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训告诫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为蝇头小利冲昏脑袋！请记住：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天下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来源：TOP互联网 作者：net百晓生）
短短十年 GDP百强榜排名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研究员】：wh
茅台股价似乎是中国基建投资的一个非常靠谱的领先指标。茅台股价的强势往往领先基建投资一到两个季度。每一次的大放水，就是茅台一瓶难求的时候。这个掌握核心技术的酒厂，不仅在股市呼风唤雨，也使得大量的利税源源不断涌入地方钱袋子里。遵义，焉能不搭上发展的快车？
【博览财经特稿】近十年GDP百强榜里，排名下滑最厉害的十个城市，有一半在经济强悍的山东；东北的吉林市、鞍山市，排名下滑了100多名，速度堪比光速。 短短十年，天翻地覆。在榜单的另一端，也有十个城市发展得风生水起。
滁州、阜阳、遵义、贵阳、芜湖、漳州、九江、宿迁、绵阳。过去十年，它们大跨步向前，GDP排名上升了33位-89位。 要知道，这些城市90%不沿海，没有深水良港来快速融入外循环经济，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那么它们到底是如何逆袭的？为什么只有它们行，而其他城市不行？ 拆解这十座城市的崛起史，我们能窥见激流中国的不同发展秘方。遵义的酒、赣州的矿、漳州的药、滁州的路，珠海的桥……每一个打赢翻身仗的城市，都有一个不屈的灵魂。 遵义的酒 2010年，贵州遵义的GDP排名中国第132名，如今为68名，进步了64位。 遵义是茅台之乡。仅凭这家企业的市值，遵义代管的仁怀市就可以杀入中国市值前十。
每年茅台的营收，相当于遵义GDP的1/4。自2008年后，中国三轮大放水，各地化身基建狂魔，上马大量工程。搞基建嘛，总免不了用国酒茅台搞搞公关，联络感情，所谓“酒杯一端，政策就宽”。 有研究者就发现，茅台的股价表现与基建投资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茅台股价似乎是中国基建投资的一个非常靠谱的领先指标。茅台股价的强势往往领先基建投资一到两个季度。 每一次的大放水，就是茅台一瓶难求的时候。这个掌握核心技术的酒厂，不仅在股市呼风唤雨，也使得大量的利税源源不断涌入地方钱袋子里。遵义，焉能不搭上发展的快车？ 赣州的矿 江西赣州，从102名跃升到69名，进步了33名。这座城市家里有矿，还是卡老美脖子的稀土矿。 目前，赣州黑钨储量占全国储量的70%，世界储量的40%，稀土储量居全国第2，是“世界钨都”、“稀土王国”。 2019年，领导人前往江西考察调研时，还专程去赣州了解稀土产业发展情况。 2005年至今，稀土价格总体在上涨，特别是在2011年左右有一个暴涨期。作为全国最重要的稀土基地之一，赣州也凭借“稀”矿收获了大量真金白银。2019年，赣州单一稀土金属产量达1315.6万千克，增长8.3%。
当然，赣州也不满足于做一个矿老板。近年来，赣州还与大湾区城市，特别是深圳眉目传情，寄希望于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优势互补。 深圳的老板过来了，投资了不少中高端项目，比如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智能家电产业园、物联网传感器基地等等。 赣深高铁的修建和开通，也将加快这一进程。 不仅如此，赣州还在建设国际陆港，希望搭乘深圳的中欧班列，将自己的家具、电子产品等一同运往欧洲。既然没有被政策特别照顾，就努力去拥抱世界。 漳州的药 网上有个段子说，“贵州有神水（茅台），漳州有神药”。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只有两家千亿级中医药企，一家是云南白药，还有一家不是赫赫有名的白云山，而是福建漳州的片仔癀。 2020年，片仔癀由年初的六七百亿元市值一路飙升，达到1400亿元左右市值，股价也一路狂涨。
在漳州，片仔癀也颇受政府重视，毕竟是药企里的纳税大户。当然了，仅凭一家药企是很难在当地GDP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漳州也大量发展另一种送入嘴里的东西——食品产业。 目前，漳州食品产业规模位居福建省第一、是全国食品工业大市。2019年前三季度，当地食品规模工业企业597家，占规模工业企业26%；规模工业产值达到1342.38亿元，占福建省食品工业的近三成，是漳州名副其实的第一支柱产业。 乘上互联网购物的东风后，当地的水果、糕点更是通过日益发达的快递网络，送到全国人民的餐桌上。2019年，当地还获得阿里巴巴授予的“网上食品名城”称号。 这完全是全国吃货撑起来的城市啊！可别小看低端食品业。看看中美股市之间的四大支柱你就明白了。
2010年漳州排名为80名，如今为47名，进步了33名。 滁州的路 安徽和江西，历来被称为最没存在感的省份。 十年前长三角一眼望去，全是富庶之家，唯独安徽是个例外。全省GDP 12263亿元，不到浙江的一半，江苏的三分之一。江西当年的GDP只有9435亿元，不及现在一个二线城市。 痛定思痛，赣皖决定翻身。10年之后，两地都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其中滁州的进步，是全国最大的。这座城市从2010年的180名，跃升到如今的91名，进步足足89名。 当地一把手给出的解释是：滁州始终围绕主导产业抓招商引资。而新增的“商”和“资”，主要从当好南京发展腹地、产业配角、生态屏障、合作伙伴中来。 一句话——抱紧南京大腿。近些年，南京走出了一条“内生型增长道路”，布局数字经济、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新型都市工业等新经济领域，深度融入世界产业链分工体系。 2019年，南京工业机器人、电子计算机整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的增速明显，分别达到8.9%、13.5%、36.5%、26.3%，可以明显看出南京的产业转型升级痕迹。 同年，南京成了31个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里的人均GDP冠军，达到16.57万元，比北京、上海的16.42万、15.57万元还高。 南京的实力不断爆发。不知不觉当中，南京已经从当年的“苏老三”硬生生挤到全国前十大城市。仅差一小步，就能追赶上杭州。 在这个过程当中，占尽地利的滁州受益颇多。
这座城市毗邻快速崛起的南京，与江苏唯一、全国第13个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更是无缝对接。 作为南京的后花园，滁州早与南京携手走入一小时生活圈，接受六朝古都的辐射。典型案例，便有2018年底开工的南京地铁S4号线。 这条地铁又称滁宁城际铁路，西起京沪高铁滁州站，东止新南京北站，预计于2022年建成通车，是全国少有的跨省地铁线。 傍上南京这位低调的大哥，滁州想不起飞都难啊！可以说，滁州到南京的路修得有多“宽”，滁州的发展就有“快”。 当然了，国内的特大城市有那么多，武汉、成都、天津、杭州等等。为什么同样是后花园，滁州就是比别人跑得要快呢？ 这是因为，地利并非躺赢的因素，关键还要看当地政府是否有作为，有效率。 2020年初，滁州一边忙着抗疫，一边密集奔赴南京对接合作。仅3月，当地领导就3次前往与滁州毗邻的南京江北新区、浦口区和六合区对接合作事项。 同时，疫情期间，多个重大项目陆续在滁州签约、开工。2月26日，总投资达422亿元的108个重点项目在滁州集中开工。真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忘经济建设。 对于南京，滁州的态度异常诚恳：滁州要强化融入南京的意识，主动“投怀送抱”，甘当发展配角。 在江北新区成立之初，滁州就喊出“对接大江北、建设新滁州”。随后，修高速、修城际、搭建产业园，马不停蹄……
真是应了那句鸡汤：只要你肯努力，全世界都会为你开路。 珠海的桥 提及滁州，不得不提一下进步速度排全国第14名的珠海。这两座城市有类似的境遇。 2009年，横琴开发，逐步打造成澳门的飞地。澳门大学建设并投入使用、重要综合民生工程澳门新街坊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未来中国版“纳斯达克”——澳交所甚至有望落户横琴。 这些年来，珠海不断与澳门同城化发展，通过横琴口岸的桥无缝接轨澳门，共同打造国际休闲中心。 而伟大工程港珠澳大桥的开通，深中通道的建设、深珠大桥的谋划，珠海又开始和珠江东岸的两个超级城市频频互动，吸引香港和深圳投资，计划建设深珠合作示范区…… 如果说滁州是用路开道，珠海就是靠桥打开局面。珠海这座小而美的城市，正有意识地做大做强。近10年，当地GDP排名不断上升。当地还划出一张蓝图： 计划到2025年，珠海的常住人口超过300万、GDP超过6000亿元；到2035年常住人口超过500万、GDP向2万亿元迈进。 未来珠澳一体化，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千年大计的极点之一。 芜湖的品牌 去年，安徽芜湖GDP达3618亿元，同比增长8.2%。十年前，它还徘徊在中国百强城市之外，如今，它已成功挤到了中下游位置，排名全国第64位，进步了41名。 从明代开始，芜湖就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商埠，近代随着烟台条约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长期积淀的商埠文化，孕育出创新创业的基因。改革开放初期，芜湖“傻子瓜子”还被邓公多次提及，成了民营经济的“报春花”。 一个三线城市，孕育出“海螺集团”1个世界500强，此外还有奇瑞、三只松鼠等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实属不易。成都、重庆、长沙这么多年都没有走出过世界五百强。 2005年，芜湖、滁州等皖江沿线城市规划为“皖江经济带”，2010年还被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承接东部产业的梯次转移。 这也是芜湖能够坐稳安徽老二的原因之一。 尽管近年来，滁州在芜湖后头不断发起冲刺。去年滁州GDP达 2909亿元，同比增长9.7%， 两地的差距逐步缩小。不过，想要成功超越并不容易。 毕竟，芜湖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 阜阳的人口 安徽阜阳，从176名跃升到100名，进步76名。和皖南的小伙伴不同，地处皖北的阜阳挨着河南，只能自力更生。 幸好，阜阳有个杀手锏——人口。2019年年末，阜阳户籍人口达1077.3万人。放眼全国，千万人口的城市也不过十来个，阜阳就是其中之一。 人口红利，对阜阳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010年，阜阳城镇化率仅31.9%，2019年达44.62%，基本上保持年均1.5%的增速。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意味着大量农民前往城市买房。大量固定投资的建设，快速造就可观的GDP总量。 而农村人口往城市人口的转变，也会提升当地消费能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内循环。2019年，当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2.0亿元，在安徽能排到第3位。 九江的工业 江西九江，从114名跃升81名，进步33名。 制造业是九江的传统优势行业。2019年，当地GDP达3121.05亿元，比上年增长8.4%。这个增速，和上文提到的芜湖、赣州相当。 第二产业增值约1509亿元，比安徽的黑马滁州还高，也高于GDP总量相对较高的赣州（1368亿元）。 当中国部分地区抛弃实体经济的时候，九江抓住制造业。如今，九江正在产业转型升级，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加工制造业转变。此前的石油、化工、建材、纺织等支柱产业，正慢慢整合到石油化工、现代轻纺、电子电器、新材料、新能源五大产业集群。 计划到2022年，九江五大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全部达到1000亿元。 宿迁的航道 江苏宿迁，2010年排名中国116名，如今为83名，进步了33名。 你可能很难想象，之前在交通特别发达的东部，还有像宿迁、淮安这样的地方，没有直达区域中心城市（上海/南京）的高铁。如今，你看看江苏近年来已经砸下和计划砸下的钱有多少？
比如2020年底，连淮扬镇铁路淮镇段和五峰山长江大桥开通运营，这有3个重大意义：江苏高速铁路网的脊梁”全线建成运营；江苏三部分之间终于实现省内高铁贯通；江苏高铁南北不互通互联的格局就此结束。 铁路，机场、高等级水运航道，这些庞大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使得苏北融入全球产业链的通道越来越宽敞，接入上海、南京、苏州等大城市的辐射圈越来越快。 以苏州为例。21世纪初，苏北抱腿苏南，实现园区合作。当时，宿迁对接的是苏州。在四通八达的航道连通下，苏北有力地承接了苏南的产业转移。 截止2016年，苏南苏北共建园区45家，吸引了超过千亿元的注册资本，利用外资超过40亿美元，带动就业人口55万人。 在此基础上，苏北各地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产业。连云港生物医药、盐城汽车制造、徐州重工、淮安和宿迁的酒业。当然，宿迁还是有名的客服之都。 绵阳的科技 2010年四川绵阳排名中国125名，如今为92名，进步了33名。作为老军工基地，军民融合是绵阳的一道“金字招牌”。 据中新网报道，几十年前国家实施“三线建设”，一大批国防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先后聚集在绵阳。上世纪80年代，通过实施“军转民科技兴市”战略，诞生了长虹、九洲等知名领军企业，并逐步蜕变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防军工与科研生产基地和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中国区域创新指数报告（2018）》显示，绵阳的创新投入指数，排在全国第9位，甚至高过苏州。
良好的科研基础也让绵阳稳居四川经济老二的位置。 至于贵州贵阳，大家对它的逆袭模式应该耳熟能详。我在《中国城市大洗牌》这本书里就分析过，它靠的是紧抓大数据产业，成了“山洞里的硅谷”。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短短十年，GDP百强榜排名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我，下一轮经济周期里，中国的区域版图也一定会迎来剧烈的重塑。 DP百强榜排名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我，下一轮经济周期里，中国的区域版图也一定会迎来剧烈的重塑。（来源：旺角黄汉城 作者：黄汉城团队）
形势分析
房企主体“出清战”打响 新一轮残酷去杠杆袭来
【研究员】：wh
注册会计师应结合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分析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关注公司资产负债率等再融资指标的状况，如在评估持续经营能力时关注对未来再融资的假设是否合理；关注公司为达到再融资相关指标是否在某些重要会计判断和会计估计上存在倾向；关注公司为解决资金问题而进行的合作开发、售后回购、售后回租、明股实债等特殊交易的会计处理是否适当。
【博览财经特稿】楼市，最近微妙了。1月11日，中注协通过官网发布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年报审计工作的通知”。
其中2/3篇幅，是把房地产等5大行业或者领域列入了“黑五类”（风险较高的行业和业务领域）。 所谓“黑五类”具体是指：1、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上市公司。2、文化教育行业上市公司。3、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4、可能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上市公司。5、业绩异常波动的上市公司。 起风了 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注册会计师协会2020年审计工作的“黑五类”，绝对不是什么年底中奖，大好事。 需要警惕！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业绩隐患与风险级别已经被注册会计师协会调到了最高级别。 个人观点：专业的事情还需要专业的机构来执行，房地产行业债务融资“三条红线”的落地砸坑已经到来，注册会计师协会就是先头部队，上市房企想靠着财务报表藏着掖着，蒙混过关，恐怕很难了。 关于房地产的描述我用红线画出：
具体内容如下： 房地产行业面临市场调控政策对经营的影响以及未来再融资所需满足的财务指标压力。 注册会计师应结合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分析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关注公司资产负债率等再融资指标的状况，如在评估持续经营能力时关注对未来再融资的假设是否合理；关注公司为达到再融资相关指标是否在某些重要会计判断和会计估计上存在倾向；关注公司为解决资金问题而进行的合作开发、售后回购、售后回租、明股实债等特殊交易的会计处理是否适当。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那点小猫腻，在内部行家里手看来，简直就是透明的。有些时候不是不知道，而是看愿不愿意查你。 当房地产和一堆业绩异常波动公司放在一起被同样关照时，往往预示着一个曾经的牛X大哥终于落寞了。 起风了，不过这次是西伯利亚寒潮。 暴风雨 2020年底，旭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中悲观的说出真话：“三道红线下高杠杆扩张模式无以为继”。 如果还有不知道关于房地产三条红线是什么，那就先记住一句话，三条红线的本质就是给房地产企业铁腕降杠杆，以后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的最大来源将是自己的自有资金。 如果还是不理解，就再去复习一下2020年6月23日央行官网发布的关于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具体规则如下：1、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2、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3、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1。 找了原图并给大家画了重点（该补课补课）：
2021年元旦后，1月5日央行，住建部再次约谈重点房企座谈，进一步明确“三条红线”的试点有望扩围。 也就是从上市公司重点企业扩张到全部房地产上市公司，甚至是成为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常态制度。
由于房地产行业，尤其是房企基本上80%以上的资金都来源于银行和各种渠道借债，如果直接按照“三条红线”的规则来操盘，那就意味着债务1-2年内要压减40%以上，中国房地产企业或许要被干死70%以上。 中国存量房企的数量在50000家以上，其中有项目正在做的超过20000家。看一下中国上市公司30强的债务数据：
绿色是安全，黄色是警告，橙色是严重警告，红色是危险房企。 不要觉得房企大了就不能倒，以后财务安全性可能远远高于规模和体量。 债务杠杆为红色的房企有融创、恒大、绿地、富力、华夏幸福，平均净负债率174.2%，离三条红线设定的净负债率不大于100%，差了74.2%。 未来几年，在借新还旧的路子被堵上之后，断臂求生是唯一的路。一大波打折房正在袭来。 对于大城市刚需首套的朋友们来讲，2021年依然是买房的好时机，农历春节以前或者年底房企资金紧张的时候，都是优质项目打折销售的关键节点。有空可以看起来了。 不要碰最贵的；不要碰远郊无配套的新区；不要碰小开发商；也不要碰反人性的垃圾公寓楼； 在这样一个趋势下，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罗里吧嗦劝大家“不要碰小开发商楼盘”的原因。 有些开发商连自己的命都朝不保夕，还怎么保证未来的产品质量和正常服务的可持续性呢？买，就是大坑。 最后通牒 继续推演。那么未来两年，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讲最大的风险就是“三条红线”倒逼下的残酷去杠杆。那么这个进程的节奏是什么呢？ 2023年6月。从目前官方规划：2021年1月，12家试点房企将从正式进入为期两年半的测试期，到2022年底试点房企要实现降档，2023年6月底前，试点房企的“三道红线”需全部达标。 不过按照各大房企的表态，估计都不会最后压线完成，有实力的选手甚至2021年就会提前交卷。 因为这是一个生死赛跑，率先“三条红线”达标的选手，一定会获得在资本市场和融资市场的双重福利，甚至是在地方政府重要地块的竞拍中，房企债务杠杆的优越也将会获得加分项。 按照这样的剧本，2021-2022年这两年，房地产企业的核心任务已经不是拿多少地，而是如何率先降价跑量把自己的杠杆降下来。 因为降价无非少赚几个钱，而债务杠杆不迅速恢复到安全线，将影响自己在未来拼杀的生死存亡。孰轻孰重，自当掂量。 房地产企业主体本身的“出清战”已经打响。对于每一个开发商来讲，千万莫等市场的“大鱼吃小鱼”与衙门的镰刀双重砸脸，坐在寒凉的街头，空悲切。世界不相信卑微者的眼泪。（来源：米筐投资（mikuangtouzi） 作者：菌爷）
社会透视
被北京赶回来的95后 求职更关注新一、二线城市
【研究员】：wh
当然，离开北京也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与我当年选择的北京高校相比，山东本地人还是更认山大的，尤其是体制内的工作。而且我的学校只是211，不是985，也不是双一流学科，在报考事业编和公考的过程中有很大的限制。不过还好，只要成功进入体制内，就没有人会看你的学历，这也是体制内工作的另一个好处。以后就算我不干现在的这份工作了，也只会考虑其他体制内的工作。
【博览财经特稿】没有人一直年轻，却一直有年轻人。全球18亿年轻人，他们是充满潜力的一代，互联网让这一代年轻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权利，他们通过网络交流、学习，创业。他们从网络中汲取养分，又用自己的创造力反哺这个繁荣的生态。从爱好到职场，他们的人生观和职场观与父辈有着显著的区别。 打工人、干饭人，这些年度爆梗背后是年轻人对于职场、生活的自我解嘲，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严肃议题的独特思考。 如何正确认识这一代年轻人？为了解答这些问题，YOUNG财经联合腾讯新闻与众多优质创作者，围绕95后这个“年轻群体”，通过行业观察、人物故事、市场报告等一系列的内容，试图为大众揭开这个新兴群体的真实群像。 继“小镇青年”之后，“下沉青年”成为近年的热词。与当初一门心思进军大城市的前辈不同，这一届年轻不再把大城市当成唯一的目标。 据某招聘网站今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1-7月，95后求职除了北上广深一线大都市，更加关注新一线、二线城市，占比50.19%。 这些95后或主动，或被动，逆流而下，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我们采访了一些离开大都市回到小城的95后，找到几位代表性对象，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如其所愿。 离开北京我认清了自己 羡慕留京朋友但我只想随遇而安 口述人：陈然 年龄：23岁 职业：事业单位会计 所在地：山东青岛
陈然在青岛的办公桌。环境幽静开阔，窗外是海滨城市的清新空气 离开北京，是认清了自己，知道自己不适合那里的生活。当然这种想法不是一蹴而就的。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看电影，天真地梦想自己也能从事这个行业，就报考了北京的一所艺术类院校。但我不是艺考生，所以只能选择传播学、网络新媒体之类的专业。 高考我考了630分，是可以上山大的分数，在山东考生里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但是想要去北京只能接受调剂。为了梦想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脑子一热就接受了调剂，读了会计专业。没错，艺术类院校的会计专业。 当时如果理智一点上了山大，在专业上会有更多的选择性。 其实一进大学我就有些后悔，不光是专业，还有离开家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恋家的人。当时支撑我继续留下来的只有梦想，那时候我雄心壮志，觉得自己能在北京干一番事业，未来工作的目标也是大厂之类的媒体公司。 一直到大三那天，我去华谊兄弟实习，才发现自己不适合这行，甚至，不适合北京。 当时实习的地点是在顺义，远到只能做公司的班车才能到。那时候每天我都先坐两站地铁跟同事汇合，然后一起坐班车去公司，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可是和长时间通勤对应的工作却跟我的专业以及梦想没有半分关系。装订台账、整理合同、归类文件……全都是些打杂搬砖的体力活儿。这让我心理落差很大。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矫情，年纪轻轻去实习，打杂不是正常的吗？事实上，所有的结论都是对比之后才得出的，因为我在老家潍坊的一家事业单位也实习过，干的都是正正经经会计的工作。而且，通勤时间短到几乎可以忽略。 实习这件事，让我在大学毕业之前就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毕业时，我没有投任何北京企业的简历，直接回山东参加各种事业单位的考试。没有考公务员，是因为事业编更容易一些，我喜欢有把握一点的选择。 网上经常有人嘲笑山东人“不孝有三，无编为大”，那是因为他们不清楚这里的就业环境。很现实的一点，在二三线城市，体制内的工作往往比企业收入高，而且工作压力也小。青岛的平均月薪是七千多，我毕业第一年的收入就已经有一万一了，很多留在北京的同学都拿不到那么多钱。而且我很少加班，一般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北京哪有这样的工作？ 现在我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子，通勤时间只要5分钟，买房也在计划之中。山东人的观念嘛，有房子才是稳定。青岛的房价在山东各城市里算是贵的，平均2万多，但是我的家庭还负担得起。要是在北京，买房这件事我是想都不敢想。 大城市就是这样，在小城市稀松平常的事情，在那里就成了奢望。 当然，离开北京也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与我当年选择的北京高校相比，山东本地人还是更认山大的，尤其是体制内的工作。而且我的学校只是211，不是985，也不是双一流学科，在报考事业编和公考的过程中有很大的限制。 不过还好，只要成功进入体制内，就没有人会看你的学历，这也是体制内工作的另一个好处。以后就算我不干现在的这份工作了，也只会考虑其他体制内的工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催婚。我这个年纪，在北京还是小朋友，但是在老家，已经要面临亲朋好友介绍的相亲，对此我非常排斥。 对于离开北京这件事，我从来都不后悔。如果非要说后悔，那也是后悔当初选择去北京。 现在我甚至想回潍坊老家。山东人恋家，从大城市毕业之后回家乡的人很多，他们一般都会把济南、青岛作为第一选项。但其实我选择青岛只是凑巧，当时还是想回潍坊的，只是因为潍坊事业编的考试时间是八九月，我六月份就要毕业，等不及，就先考了青岛，结果考上了。 我的大学不是在青岛上的，家人也不在青岛，单位同事的都是叔叔阿姨辈的人，很多时候会觉得孤独。这个城市对我而言，并没有多少归属感。 而且跟青岛相比，潍坊的压力更小，离父母也更近。虽然潍坊的收入会比青岛低一点，但是也低不了多少，反正我也不是那种要过奢侈生活的人。至于职业发展，老实说，我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没对工作上的晋升空间抱有多大期待。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喜欢安逸稳定一点的状态。 现在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看电影，但我很清楚，这种喜欢是局外人的喜欢。当然，有时候从朋友圈看到留在北京的同学进了大厂、参与了很厉害的影视项目，也会羡慕。但羡慕过后，我还是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小城市瑜伽不是必需品 我曾被女学员多次投诉 口述人：吴超 年龄：24岁 职业：瑜伽教练 所在地：山西晋中
吴超离开上海时带回来的瑜伽垫，曾经陪伴他度过那段沪飘时光 男瑜伽教练挺少的，尤其在我们这种小地方。当初选这行纯粹就是看中收入，可能因为物以稀为贵，而且男性比女性力量更强，所以男瑜伽教练普遍比女瑜伽教练待遇好。不过我说的是在上海，在小地方还是有不少女学员排斥男教练的。 之前网上不是有个帖子嘛，说男瑜伽教练贴身指导女学员做动作，看上去特别不正经，我还记得标题是叫《男友看了要抓狂》。其实我们都很明白性别禁忌，男教练一般不会碰触女学员。有些外国的男教练会拿着一根小棍儿指示训练部位，但是在中国这好像有点不尊重人，所以我一般就口述，实在不行再上手，但也仅限于轻轻点触，并且避开敏感部位。 可是就算这样，我还是被女学员投诉过。她的年龄比我妈还大，而且我当时只是碰了一下她的手腕。山西比较保守，老板直接就把我开除了。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怀念在上海的日子。 那时候我刚从技校毕业，十八九岁，什么都不懂，听说上海机会多就去了。但是到了才发现，大城市的机会是多，但是人也多，竞争特别大，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可能连房租都付不起。我当时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职业发展前景，所以特别迷茫。而且我是山西人，吃不惯上海菜，还总被嘲笑是外地人，挺没归属感的。 酒店旁边是一个瑜伽馆，我总是能看到人出出进进，生意特别好的样子。偶尔接到一次传单，我才知道卡费贵得吓人。转念一想，这么贵的瑜伽馆，在里面上班肯定挣得不少，就查了一下瑜伽教练的收入，当时就决定要转行。 瑜伽教练的门槛特别低，培训一个月就能上岗，当然是最初级的课程。就是学费有点贵，15000，是我当时三四个月的工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后来证明收入的确不错，一两个月就把学费挣回来了。不过如果想继续往高了走，就得经常培训，不断考证，这些就是后话了。 其实我在上海干得还可以，后来回老家是因为我父亲生病了，需要人照顾，我想着反正瑜伽教练的上班时间比较自主，在哪儿干不是干，所以就回去了。可是回来之后才发现，大城市和小城市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这儿专业的瑜伽馆特别少，大部分都是开在健身房里的团体课，要听健身房支配。上一次课记一次钱，通常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付一次，随时都有被开除的风险，社保什么的就更别想了。遇到一些会员纠纷，肯定立刻让你拍屁股走人。 所以回老家第二年，我就凑了10万块钱，自己开了一家瑜伽馆。在小城市就是这点好，创业成本比大城市低很多。 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我是完全按照上海的标准来的，什么哈他瑜伽、阴瑜伽、阿斯汤嘎瑜伽、空中瑜伽、高温瑜伽……全都上齐了，让人一进来就有种“哇！在这里什么都能学到”的感觉。但是效果却不太好，很多课程会员体验一次就不去了，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 后来我才想明白，在小城市，瑜伽不是生活必需品，跟去饭馆吃饭一样，就是个调剂，甚至奢侈。如果你去饭馆，发现菜单上川菜、湘菜、鲁菜、粤菜、东北菜全都有，就会质疑是不是没有专门的菜馆好吃？而且我刚才说了瑜伽教练的进入门槛很低，我能招到的教练其实我自己都看不上。 把课程集中之后，生意的确好了不少，但是偏偏又遇到疫情，反正现在也就是勉强维持。如果我的店开在上海，恐怕已经亏死了。小城市的试错成本的确比大城市小很多，尤其在这种特殊时期。 我跟上海的同事还经常联系，发现他们过得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疫情之后除了那些资深的瑜伽教练，很多年轻教练的收入都断崖式下降，房租都付不起了，不少人只能回老家。我起码住的是自己家的房子，不用租房，少了一份开支。 有一个当初跟我一起参加培训的女孩，已经不知道第几次从上海离开了。她上完初中就不想上学了，跟着家里人到上海打工，卖早点，摆摊的位置正好就在我们瑜伽培训学校旁边。她爸妈跟买早点的培训老师聊天，发现瑜伽也算是门手艺，就把她送去培训。她家条件不好，我们老师当时还给她组织过捐款。但是她干了不到一年，就觉得瑜伽教练太辛苦，回老家了，后来又觉得老家不如上海繁华，重新跑回上海。听说她今年又回老家了，这次是结婚，可能会长久一点吧。 等我爸身体好点了，说不定我也会回上海。但是谁知道呢？没准我也会跟那个女孩一样，折腾半天，还是回到老地方。 回到南方三线城市工作 感觉他们都不够专业 口述人：斯斯 年龄：23岁 职业：主持人 所在地：某南方三线城市 当初去北京，是因为上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是业内最顶尖的，每个想做主持人的孩子都想去。我们那一届报考的有9000多人，但最后只录取了100人，50个男生，50个女生，我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毕业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学校和专业在教育里是头部资源，但在就业上并不是。我们这群当初的佼佼者，并不适合新的时代。不是我们跑得太慢，而是这个时代跑得太快。 学校的教育模式比较传统，还是把我们往新闻主播的方向培养。但对近几年飞速发展的新媒体而言，我们这样的主持人太正统了。比如直播突然火了，像李佳琦这样的能迅速转换职业身份的人还是少数，其实很需要有专业主持背景的人参与进去。但是跟我们相比，直播平台更愿意选择来自体育大学、师范大学主持专业的毕业生，因为他们路子更野，包袱够少。 至于为什么离开北京？客观上，我们的就业方向还是进省级卫视或媒体做主持人，但是100个同学里最后进入省级卫视的也就不到20个。而北京，恰恰是主持就业资源最紧张的地方。比如主持人的顶级殿堂央视，已经不需要主持人了，农业频道的主持人，编制实际是归属农业部的。现在我有很多同学都留在北京，但是没有几个人是专职主持。 另外，主观上我对北京也没有多少留恋。北京的工业化气息太重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南方，更开放，也更自由一些。 临近毕业时，有个同学要去南方某个城市的电视台面试，我正好也想顺便毕业旅行，就陪她一起去了。结果她没面上，我面上了，非常偶像剧的情节。听上去是不是特别凡尔赛？ 离开北京那天，我是一个人上路的，只带了一个很小的登机箱，其他行李早就从学校直接寄到了那边的酒店。我妈要从老家来送我，我说不用，当初来北京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一个人足够。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飒。 到了目的地，我和两个考进同一家电视台的同学汇合，迅速地找了房子，投入新的生活。这座城市其实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小城市，但是跟北京相比，它真的很小很小，生活节奏很慢很慢，生存压力更是几乎没有。 我现在月薪一万出头，在市中心租了间60多平的一居室，租金只要2300元。地方政府还有人才租房补贴，一个月1500元，算下来租房支出只要800元。但是留在北京的同学，因为刚毕业，月薪只有八九千，房租就占掉大半。而且他们大多在大厂、小米之类的公司工作，除了要出镜，还要自己编辑、剪片子，压力非常大。相比之下，我这份不用坐班的工作性价比极高。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撇开物质层面，我并不喜欢这里的生活：以前在北京规范的媒体环境里不自知，来到这里，才发现周围共事的人非常不专业。即便是同龄人交往，也明显感觉难以交流。每次谈论起一些女权、意识流的东西，他们都觉得我太特立独行，我也觉得他们太保守，几乎每天都能感觉自己和周围的人不属于同一个圈子。 毕业后的一年，我感觉在专业领域没有任何进步，一直在消耗自己。当时和我一起来的两个同学，都已经辞职离开了。 去年我就萌生了辞职出国读书的念头，申请了几家国外大学，都是媒体相关的专业，还是想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然后我打算回北京，那里的媒体环境以及人脉资源，还是最好的。父母原本是支持我辞职的，但是今年疫情后的经济形势让他们改变了注意，认为现在这份体制内的工作更稳定一些。 可是，我觉得自己还没到考虑稳定的年纪，想趁年轻再冲一冲。有趣的是，一个比我大几届的师哥，最近离开北京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工作。他已经结婚了，拖家带口，可能他就是那批回头寻求稳定的人。 在老家我是“娱乐圈男团明星” 其实我是被北京赶回来的 口述人：Jacky 年龄：19岁 职业：前男团成员 所在地：黑龙江牡丹江
脱下舞台上的华服与舞鞋，Jacky只带了男团时期的一双球鞋回老家。 我刚刚跟公司解约，从北京回到老家，因为发现男团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创造101》《偶像练习生》火那年，我17岁。那个年纪的小孩本来就喜欢追星，容易被那些舞台上的耀眼灯光吸引，我也不例外。而且这个社会本来就对男生宽松一点，想当女团，要长得好、身材好、跳舞好、唱歌好、性格好、观众缘好，随便出点小差错就会招来一片黑粉，男生嘛，帅就完事儿了！ 我当时在节目里看到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男生去参加海选，还通过了，就觉得，他能行，那我也行啊！反正我学习也不太好，考不上什么像样的大学，爸妈成天在旁边叨叨，还不如出去闯一闯。 估计我妈爸也觉得我不是上学的料，而且第一代男团成员韩庚就是我们那儿的，他从韩国回来以后给他妈开饺子馆、开美容院，过的挺好，这让他们觉得男团说不定也是条路子，总比随便上个大专有出息。 我是东北人，个子高，长得还行，唱歌也凑合，很顺利地就通过了选拔。公司签的实习生基本跟我一样都是高中生，因为选秀节目要求必须成年，他们要在出道之前给我们留出训练的时间。 当训练生的确挺苦的，虽然没有韩国强度那么大，但是跟之前上学比简直是地狱。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声乐、舞蹈、表演、形体各种课程不停。公司每周进行一次考核，对每个人评级，还要求我们要把评级结果贴在身上，去公司门口的便利店买东西都不能摘下来，一直到下次考核才能换。这件事挺考验人的自尊心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很敏感。而且公司还有淘汰制，评级一直不好不好分分钟就会被踢出局。这时候我才明白，娱乐圈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 那段时间我特别刻苦，为的就是不想丢人，灰头土脸地回去。过了一年，我终于成团出道了，跟很多当训练生很多年的人相比，我算非常幸运的。那时候我有点飘，觉得自己马上要火了，每次出门都特地精心打扮，然后戴上墨镜、口罩，怕被粉丝认出来。后来证明，是我想多了，我们团就是个小糊团，几乎没有营业，粉丝后援会就那几个人，我后来全都认识。 不红的原因有很多吧。一个是实力的确跟别人没法比，我不是艺术生，半路出家当男团，唬唬外行还行，跟特别牛的男团站在一起根本没有竞争力。其他成员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觉得跟着浪潮走，就算不能冲到前面也能比别人跑得快。但是事实上，有这种想法的人何止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小哥哥”太多了，经纪公司和选秀节目没有考虑市场消化度的问题，女粉丝的黏度不高，很容易被新出的男团吸引走。而且出道的团体都是以唱跳为主，但是目前的市场根本没有给唱跳留出足够的空间和能够成长的土壤。我其实还好，但我认识的很多人从小学唱歌、舞蹈，对这件事有梦想，就会觉得落差特别大。 放弃的想法是疫情期间产生的，那段时间不能营业，像我们这种不太红的团连直播的机会都很少。我开始发现，从出道以来，当初公司许诺的演出、拍戏、代言之类的各种资源，其实都是画大饼。他们流水线制造很多团体出来，其实是拼概率，只要有一个团体或者说一个成员火了，就够他们吃回本的。所以公司很喜欢签各种平台的红人，自带流量，也不管他适不适合这个行业。我们想蹭公司的资源，公司想蹭我们的热度。 没有工作，当然也就没有收入。我在北京没有家，一直借住在当训练生期间认识的朋友家里，很多练习生家里挺有钱的，人家进这行就是图一乐，我不行。我那时候想到很多出过道又回来参加选秀的“回锅肉”，他们会不会是我的未来？更何况我的实力还没有他们强。 但是我跟经纪公司签了六年的合约，跟解约费比，这些年赚的钱连零头都不够。最后还是我妈爸跟亲戚朋友借了钱，帮我付了解约费。因为这事儿，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当初因为我一时冲动，给家里造成了这么大负担。但是我爸妈总安慰我，人就是得经历点事才能长大。 回到牡丹江以后，我在一家舞蹈学校当培训老师，收入比较稳定，起码不用让我爸妈再操心了，也没白费去北京一趟的经历。 小城市的整体氛围还是跟大城市有大区别的。比如在北京的舞社，大家会主动要求学Popping、Locking，帅的，而且要跟别人不一样。牡丹江这边，学员对那些小众的歌不感兴趣，经常拿着一段抖音过来，让我教一些全网都在跳的神曲，学完还会让我帮他们录一段发到抖音上，说我录的比一般人专业。 面对这种情况，我的确会有点尴尬，但也不至于心里不舒服，毕竟跳舞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工作，谈不上多热爱。有个当初跟我一起当练习生的朋友，比我优秀太多但一直没出道，今年也回了老家，在健身房当舞蹈老师。他就是那种不容许别人亵渎舞蹈的人，而且健身房嘛，什么基础的学员都有，有些年纪大一点的让他教《荷塘月色》《最炫民族风》，他脾气上来了直接罢工，听说被扣了半个月的工资。 物质和梦想，很难同时拥有。离开老家两年又回来，其实跟大部分朋友都断了联系。他们大都去外地上大学了，留在老家的基本上也都是瞎混，我不敢说阶层上跟他们有差异，但是真的聊不到一块儿去。而且每次见面，他们总是“明星”长，“明星”短的叫，其实心里挺不舒服的。对他们来说，我是去过大城市、进过娱乐圈的，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被大城市赶出来的人。 当然老家也有好的地方。刚回来的时候，我很怕被人认出来，觉得灰溜溜回来有些丢人。但时间久了就发现，跟刚出道时的情况一样，根本没几个人认识我。我现在经常头也不洗，衣服也不换，穿个大裤衩子就上街吃烧烤，也慢慢地交了一些新的朋友。想想如果当初红了，根本没法过这样随意的生活，更别说谈恋爱了。男团女友粉多，曝光恋情等于自掘坟墓，年轻气盛的时候不让谈恋爱，其实挺泯灭人性的。当然，如果还在男团里，我根本不敢说这样的话。 家里不少亲戚会担心舞蹈老师这行是青春饭，给我介绍工作。但是我为了出道没上完高中，本来学习也不好，很难再去考大学，基本上没办法进当地稳定的单位。去北京的经历，让我学到所有一拍脑门的决定都会带来巨大的后果，未来的路，我想慎重决定。 有很多人鼓励我再去考个北电中戏，走走演员的路子，毕竟我也是曾经出过道的“明星”。我每次都笑笑不回答，梦想可以有，但是白日梦，就算了。（来源：YOUNG财经、漾财经 作者：刘晓立）
天堂与地狱 币圈有人一夜暴富OR有人赌输身家性命
【研究员】：wh
即使在牛市，大规模爆仓也时时上演。1月9日，BTC凌晨跌破40000美元/枚后，频繁上演暴涨暴跌，10日晚断崖式暴跌，数次直线跳水近千美元，同时数次直线拉升。1月11日凌晨，比特币价格再度大跌逾12%，最低至33447美元，相当于一天之内狂跌近6000美元，24小时跌幅超20%，20万人爆仓，爆仓金额达137亿。
【博览财经特稿】币圈一日，人间一年。7x24全球不间断交易，无涨跌幅限制，动辄几千美元的震荡，丰富的期货期权等杠杆工具，参与者交易水平参差不齐，无监管状态下坐庄、内幕交易泛滥，炒作、黑嘴、跟风无休无止。自BTC诞生后十二年，币价从3美分到目前最高4万美元，一路伴随着否定、争议、打压，创造了高达133万倍的涨幅。 故事的另一面，是在去中心化交易模式下被无休止放大的风险，2020年312当晚，比特币从7900美元暴跌至3600美元，跌幅超过50%，合约爆仓超140亿元。而这只是财富破灭的冰山一角。 即使在牛市，大规模爆仓也时时上演。1月9日，BTC凌晨跌破40000美元/枚后，频繁上演暴涨暴跌，10日晚断崖式暴跌，数次直线跳水近千美元，同时数次直线拉升。1月11日凌晨，比特币价格再度大跌逾12%，最低至33447美元，相当于一天之内狂跌近6000美元，24小时跌幅超20%，20万人爆仓，爆仓金额达137亿。 在一万美金点位拉扯三年多时间后，BTC在2020年末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当前4万美元的价格已是上一波新高的两倍有余，多军又举起了“to the moon”的大旗，空军亦未放弃负隅顽抗，一路拉扯一路摩擦，BTC一路震荡一路新高。 然而在各种交流群里，过去熙熙攘攘的“韭菜”却“静悄悄”，气氛尚未热闹起来。一位合约平台运营人员这样形容：BTC早卖了，现在也不敢买，拿着一手山寨币也不涨，踏空的人一直踏空。 这是一个无眠的修罗场，有“灰度”这样持仓千亿的巨鲸呼风唤雨，也有百元“蚂蚁仓”小赌怡情的“新韭菜”跃跃欲试；多的是堆代码写程序日夜盯盘高频交易的“搬砖党”，也不乏逆势投资为信仰充值的“屯币党”；有人一夜暴富，有人苦等回本，也有人赌输身家性命。他们在这个市场相会、交手，再写就迥异的结局。 透过看不清的市场，把目光投射到这些交易者身上，有投资经验丰富的专业交易员，有交易所运营者，有币圈量化基金创始人，有币圈KOL，有区块链VC投资人，也有在市场中迷茫挣扎的散户，在他们的故事中，或许可以看到你我的影子。 三哥：再尝试就不是理性了，而是赌上头 28岁职业交易员，炒币3年。 今年28岁的三哥在币圈人称“回本辅助师”，14岁开始炒股，25岁开始炒币，两手抓两手硬，交易经验丰富。微博介绍中，他说自己是佛系分析师，只教技术不喊单。他还建了个人的知识星球，有自己的一批粉丝，人称“破产收留群”。 三哥讲了这些年在币圈的经历。作为一个职业交易员，2018年初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A股步入漫漫熊途，不得不另寻谋生机会。我本人有意愿开辟新的赛道又恰巧遇到大学同学是币圈KOL，然后俩人一拍即合，共同租了一个工作室开始了正式涉足币圈业务。 币圈那时也比较萧条，比特币从2万美元跌到6000美元，我盯了几天盘，发现股票的分析工具也适用于币圈，甚至有降维打击的感觉。币圈虽然处于一个灰色地带，但各种期货期权等工具丰富，可以做空。而且，BTC是强趋势行情，无论涨跌，趋势一旦形成，短期内就很难结束。 第一次赚钱是2018年4月份，上涨行情持续了约一个多月。第一次交易是在6500美元的时候买了BTC，在4.2美元买了EOS，从6500美元一路吃到9200美元止盈，第一笔投资大概赚了一年的生活费，正式确立了在币圈长期发展的信心。 币圈由于缺少参照，所以我是纯技术分析，我用的是缠论，别的理论我也接触过，但是都有其局限性，缠论更像是一个体系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分析。我应该也是最早将缠论应用到币圈的人之一。当然，币圈有自己的适应范畴，我结合交易经验在原来缠论基础上做了适应性修改，甚至还写成了教辅。交易过程中，我也尝试过别的主流币，比如EOS、XRP、ETH等，但随着交易认知的提升，后期就只做BTC了。 交易风格上，我是现货趋势交易为主，合约交易为辅。合约交易的目的是赚币而不是赚取超额利润，现货趋势持有。这种策略的优点是稳定性强，一旦趋势确立，很长一部分时间是属于高枕无忧状态。缺点是遇到震荡行情，可能面临反复止损。 这些年比较惨痛的失误有2次。第一次是2018年末，BTC一周内从6000美元跌到3200美元，几近腰斩，当时我判断对了要下跌，并且在5800美元的点位做空了，但是没有预期到下跌如此强烈，在4800美元就平空开始不断尝试抄底，结果最低砸到了3200美元。 这次在不断抄底的过程中损失了大概一半本金，这是第一次惨痛教训，告诉我不要轻易抄底摸顶。这件事对我后期的交易风格影响很大，导致现在我基本不会做出抄底摸顶的举动，就老老实实右侧交易。 第二件事是2019年做XRP，有一晚BTC从13900美元跌到9800美元，我XRP的合约仓位一晚就爆仓了，其实合约杠杆倍数只有5X，但是还是扛不住主流币20几个点的暴跌。这次事件之后，我再也不碰任何非主流合约，从此专心做BTC。因为只有对一个品种足够熟悉才能对他的涨跌做到心里有数，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做好一个品种比多点开花更重要。 说个比较惊心动魄的抄底事件吧，由于上述我说的第一点，我基本上不会做抄底举动了，但是有一次例外，就是2020年312比特币“自杀”那晚。那晚我真的抄底了，但是第一笔抄在了7800美元，几分钟后只剩下 5800美元，于是我进行了第二次抄底，结果第二天只剩下 3800美元。 算下来我的成本在6500美元左右，结果BTC只剩下3800美元，实际上内心是极其煎熬的，这时我选择拔网线冷静一天，把交易APP删了。后来经过一周的煎熬，币价又回去了，当然中间我也有不停地刷合约降成本，当时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2020年一年不赚钱。 之所以当时没有再继续抄底而是选择拔网线，是因为我的风控标准不允许我尝试第三次了，再尝试就不是理性了，而是赌上头。另外其实当时也不想继续抄底了，也有恐惧的心理在里面。毕竟那时候全球风险资产都在暴跌，什么时候是底还遥遥无期，所以准备就投入这点钱，做好了打水漂的准备。 所以，其实从那时候拿到现在是很不容易的，中间我也减了2次仓，第一次减仓在13000美元左右， 第二次在19000美元左右，现在手里BTC数量只有 3月份的40%左右，剩下就拿到现在，我觉得说无脑死拿到现在是做不到的。 现在我会用缠论去判断买卖点做波段，开单频率维持在一个月15-20单左右。2020年收益大概在10倍左右。我另一部分收入是知识星球的会员付费，因为交易员收入是非线性的，没有固定工资，知识付费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方式，虽然占比不高，但贵在稳定。 另外一个愿景就是培养一些优秀的币圈操盘手，我希望能培养出一批心理素质过硬且技术水平达标的人才吧。经过3年锻炼，我确实看见了一批能独当一面的操盘手，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且不逾矩。 还是劝诫所有年轻人，比特币是高风险资产，一定要少做杠杆多持现货。 叮当：踏空的人一直踏空，靠仓位和心态来控制 某合约交易平台COO，交易经验5年。 2016年，从支付宝辞职后，意外接触到比特币，就拿出6000元试了试。程序员的生活比较单调，就是每个月上班拿工资，年底拿奖金，一次奖金可能有几万块，6000元亏了也没什么。那时不看盘也不懂技术指标，两个月后，发现6000变成了30000，就感觉很神奇。 当时买的有比特币，也有乱七八糟的山寨币。赚到3万块之后我又乱买了一些，躺了几个月之后变成了30万。 2017年ICO火爆，我还是不懂，稀里糊涂地瞎买，中间也做过一些现货杠杆，到2017年底，最高的时候浮盈七百多万，后来大瀑布跌到只剩500多万的时候卖掉了，少了200多万，还是很心疼的。 2018年和2019年基本是熊市，我也基本在划水。2018年我开始研究技术指标、交易数据之类的，那时候不像现在各种平台都有大数据、多空比、资金费率等指标。因为以前是程序员，比较喜欢钻研，也发现了一些规律。2018年10月份，我跟另一个朋友一起做合约，后来觉得天天自己盯盘太累了，于是写了工具帮我们盯盘和分析，比如哪个点位的爆仓之前是没有的，什么点位爆了多少张，什么地方存在压单等。 我们做出来这个之后，发现很多人都可以用。2018年底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实盘，从2018年10月到2019年4月，我俩发现活儿太多干不完，就出去找投资，然后就开了一个公司做合约平台。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对交易还是比较迷茫的，2016年、2017年靠运气赚了钱，2018年、2019年学了很多技术之后反而不赚钱了。这时候就开始反思了，现在总结下来，感觉交易更多是靠心态，与技术、策略关系不大。对涨跌无感的时候，可能赚的最多。 印象比较深的是2020年312那晚，我在9100-8900美元的点位开了套保单，在大跌中没有亏钱。那时候也有抄底，但是后来拿不住。其实我观察下来，基本没人拿得住，从3000多美元涨到6000多美元，总有想做空的时候，难免被爆仓。 今年我的收益是跑赢BTC涨幅的，但也只能说一般。因为现在是牛市，赚得多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觉得在交易上我还没有入门，对趋势判断比较准能一是可能因为我做交易时间不长，心态上还不够成熟。二是可能是因为我数学好，比较有想象力。我对数字比较敏感，有时候别人觉得价格到了某个点位就是超预期了，我不太会受这些干扰。 最开始炒币的时候，不会技术，也能赚到钱。后来学了很多技术，反而不怎么赚钱了，现在回到本源，就靠想象力，基本就是避免谈技术，靠思考活着，靠仓位和心态来控制。 这么说可能有点虚，每个人有不同的心态，有的比较激进，喜欢赌大的，这样的好处是如果做对了一个行情就会赚的非常多，但一波做错了也亏得很凶。我以前是程序员，是比较保守的。一旦进入了自己的挣钱行情的话，就很容易去止盈，不想承担回调的风险损失，这不太利于暴富。 所以我现在在想，自己本身保守是没有错的，但是有时候，比如这种牛市，还是需要把一部分盈利当成没有盈利过，去赌，我觉得是更有价值的。我觉得我的心态需要修复的是这些东西。 怎么看当前的市场，这就是要和心态结合的地方了。12月底BTC突破两万的时候，已经是新高了，但我发现很多人是在8000美元的时候就卖掉了。即使是所谓的“屯币党”，当然我从来不认为“屯币党”和“炒币党”谁高谁低，我认识的很多原来能拿得住的人都在16000美元的时候卖掉了BTC，不管是矿场的boss，还是公司的老板，还是所谓的“大户”，稍微高一点的在19000美元的时候卖的。 我感觉在16000多美元卖了BTC的人，在24000美元的时候是不会买的，基本是这种心态：想回踩两万零几百再买，因为怕24000买完又跌下去。所以BTC价格到了到24000美元之后还是有很多人做空，于是BTC一口气突破了3万美元，然后这波人还是踏空。 然后还是很多人说想等回调到26000再买，当时BTC确实回踩了一下。但从技术形态看，以前每次下跌都会震荡几天，这次却不一样，BTC很快就涨起来，持续新高，所以很多人也一直踏空到现在。16000美元卖掉了，到35000甚至40000美元一个的时候，半个都买不着。这是非常真实的情况。 想想也挺残酷的，一万多美元的比特币，也就是一个月前的事情。要问我怎么看，第一，BTC短期走势，说实话我不清楚，我认为现在什么技术分析都是扯淡。庄家去收割一波“多军”或者“空军”，意义不大，人家从现在拉到十几万再狂砸不好吗？但你说四万多能不能跌到两三万，这也是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BTC的确定的情况是，有两万以下筹码的人是打死不会卖，两万以下卖了的只能流泪了。这就是牛市的现状，踏空的人永远踏空。 要说为什么涨？我也不知道，你说房价为什么涨呢？有分析什么机构牛、灰度牛，没有意义，如果你没买BTC，说这些都没用。很多人分析一堆道理，你一问他有BTC吗，他说没有，这有啥意思呢？很多人说BTC能涨到20万美元一个，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敢买呢？这种分析就跟娱乐新闻一样，没有帮助。 还有个有意思的事，以前比特币每次到8000多美元的时候，各种群里的讨论就很活跃了，现在都三万多了，还是不活跃，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都踏空了。熊市的时候，每上涨1000美元，技术党就各种费劲心思分析，觉得好厉害啊。牛市来了，大部分人在16000美元卖了，然后比特币一拉就是5000美元，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BTC早卖了，现在也不敢买，拿着一手山寨币也不涨。一身的技术也没有用武之处。 现在的合约市场，也没有更活跃，很多人不敢做单了，因为现在振幅几千美元很频繁，所以现在市场没有声音也很正常。市场有时候像玄学，这么说吧，如果说BTC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那为什么涨到两万多的时候大部分人在看回调而不是新高呢。如果讲道理就能赚钱的话，大家都赚了。 但现在市场风格跟之前还是有区别，原来急涨后至少回调两次，现在直接就涨上去了，可能插一根针，但很快就涨上去了，几乎不给你再上车的机会。 比特币大手子：大部分“分析师”都很水 币圈KOL，ETH合约实盘收益率11570.96%。 四年币圈交易经验，三年合约交易经验，合约帝收益率No.1。在数字货币合约交易平台上ETH实盘交易时长542天，总收益率高达11570.96%。他谈了谈从5000元开始炒币，4年间如何建立了自己的交易系统。 我做合约交易三年了，平时也会在我的微博和粉丝交流，在行业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所积累了很多忠实粉丝，他们会经常问我一些关于交易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单？跌了怎么办？能不能追空？涨了怎么办？能不能追高？点位没到可不可以降低点位要求…… 这时候我总会先反问一句，你开这个单子的依据是什么？收到的大部分的回答都是，某某分析师说要有大波动，点位都给了，又或者是我感觉要涨，我感觉要跌等等。 这些问题比较普遍，我觉得需要提醒一下新手币友，不要被坑了。币圈的老人都知道，大部分的分析师都很水，打着带单的旗号在吃客损。也就是你亏的越多他挣的越多，有时候某些分析师喊的单子自己是不会开的，所以少听那些人的话，跟他们只有亏损，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提升自己的交易能力，不要轻信别人。 每次交易之前，大家一定要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想想自己每次开单的理由是什么？第二，是否经常遇到自己盈利的单子变亏损？第三，是否经常扛单到爆仓不知道怎么办？这三个问题是所有做交易的人都避免不了的问题，币友们多多少少都有遇到过，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特别是新手，都是很盲目。本质都在于他们没有建立成熟的交易思维和交易系统。 何为交易系统？就是交易、开仓、平仓、加仓、减仓、止盈和止损的自我方法论，也就是自己的一套规则。有了这样的系统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自己所有的单子都有据可循，大大减少犯错的几率和亏损的金额。其次就是不用实时盯盘，严格按照系统执行时，你的目标和损失心里都有底，也就可以做到无论行情怎么波动自己都会稳如泰山。 那如何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币圈是一个24小时都可以交易的市场，行情诡谲万变，波动巨大，交易时需要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一个人的操作习惯、心理承受能力、策略执行能力以及克服贪婪和恐惧的能力，各项能力指数不同，决定着每个人适合自己的交易系统是不同的。 我长期总结下来，一个优秀的系统必然包含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开单频率不能过高。币圈有太多的人急于求富，一天不开单就觉得会失去自己意淫的千刀大行情。其实开单是需要根据行情来的，并不能根据时间来。没有行情时盲目的去开单面临的只有亏损。币圈的机会太多了，但是绝大部分不是你能抓到的，没有人能吃满每一个波动。“等待”是关键，学会等待，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降低自己的止损单出现频率，收益自然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第二，克服贪婪。贪婪是炒币最忌讳的东西，特别是做合约，行情每天都在波动，有涨必然有跌，我见过太多人，本来翻倍的单子因为贪心不止盈导致亏损割肉甚至爆仓。 第三，严格止盈止损。这是做合约最重要的操作，也是我个人为什么可以收益率最高达到11570.96%的重要原因。每次分析行情和开单之前，都想一下止盈和止损的位置，特别是止损的位置，算一下盈亏比值不值得去做这个单子。当你觉得可以的时候就设定好了这两个位置，无论行情怎么波动你都会稳如泰山，止损位置严格止损，保留本金，止盈位分批止盈，锁住利润。 第四，做好开单的仓位控制。为什么做仓位控制？简单算一笔账就能理解了，开单一单挣20%，一单亏20%，准确率50%，循环40次就能让你资产减半，算上手续费剩的更少，结果肯定是资产归零。所以一定要做好仓位控制，固定本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盈利提现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提现出来的才真正是自己的，留在交易所都是浮盈。 第五，实践和复盘总结。当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心态、仓位、资金以及K线操作技术，还缺少构建自己系统的最关键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要实践和复盘总结。实践出真知，复盘能进步。 复盘，要做到每单复盘，每周复盘，笔记和实盘都能很好的帮助大家去复盘总结，去丰富自己的开单理由，完善止盈止损的点位。 交易系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在不断的开单实践中去总结出来的，没有谁天生就懂K线，就懂合约，都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总结、学习，谁还没亏钱交过学费呢。重要的是学费不能白交，吃一堑长一智，在失败的单子中吸取经验，下次同样的行情自然就知道不能怎么做，该怎么做。 阿敏：浮盈最多的时候是我60年工资 35岁，维修工人，炒币7年。 我是2013年底开始炒币的，那时候看了一个报道说BTC已经涨到400元，我就去研究了一下。第一次买的是一个当时很出名的国产山寨币，当时不太敢买，只充值了100元，买了10元钱的，结果三天之内涨了十倍，我就通过支付宝取现了。后来一直小打小闹地买卖，直到比特币第一次突破7000元。 那次我充值10000块钱全仓了，这大概是我3个月的工资，买的是RXP，当时是0.4元，最后跌得很惨，跌到我不敢看。最低的时候就几百块钱，但是一直没割肉。因为不舍得。1万块钱变成几百了，卖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就这样坚持到了2017年。 2017年是个大牛市，5-7月间，XRP涨到了2元，我总共卖了3万元，这次是我媳妇强烈要求我卖的。如果等到当年12月再卖的话，能卖50多万。这次卖飞的经历，也我为之后高点不套现埋下了隐患。 2013年那波市场高点的时候，央行出台了限制政策，导致BTC暴跌，我刻骨铭心。所以2017年六七月份市场极其火热的时候，我感觉如果BTC再创新高，一定会有政策出来打压，所以这次我一直等着，想等价格跌下来再买。 现在看来，我的思路是对的，但比较尴尬的是，9月3日，我终于按捺不住买入了一部分。然后9月4号的时候，央行等七部委发文件对ICO一刀切，币价大跌。 我那时候也没有多少钱，但在9月和10月份，又买了大概一共2万块钱的币，买的是EOS和路印。10月中旬的时候，我和我媳妇做通工作，她终于同意再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投资，这次给了我10万元，我妈还给了3万。2017年9月后，ICO盛行，我把13万投入了七个ICO项目里，然后赶上了一波波澜壮阔的大牛市，12月份的时候最高点浮盈180万。 当初太过自信了，竟然有种我是主角的感觉，就像脱口秀中说的一样，觉得上天选中了我，有种错乱的感觉。当初我的工资才每月3000元，180万相当于我60年的收入。但现在想来，当时自己真傻，竟然没有套现。到了2018年2月，比特币大跌，我却觉得还能涨更多，贪心了，没有套现。 整个2月份，BTC跌跌不休，我的资产大概还剩40-60万，手里一点现金也没有，很焦虑，然后突然其中的一个ICO项目逆势暴涨，赶紧抓住机会就卖了，大概卖了17万。后来wicc的ICO又投进去10万，剩下的7万，我又添了三万进去，凑了十万投了一个项目，后来那个项目黄了，这十万元也打了水漂。 后来在比特币第二次涨幅当中，wicc给我带来了快十倍的收益。最终我坚持卖了30万，其中20万换成了现金，另外10万换成了比特币。其实我本来我想卖一半50万，或者都卖了。但是媳妇不让，我也动摇了，觉得能涨得更高，现在回看就是当时贪心了。 套现的20万我付了买房的首付，另外的几万又乱投ICO，这是2018年的事情，现在看来，币圈一场，什么也没得到，但给了我勇气。以前从来没想过买房，但当有钱的时候，就买了。 时间进入到2019年初，BTC达到了历史低点，我的山寨币也一样。2019年5月，BTC涨起来好多，我把所有的币都卖了换成USDT，总价值大概在35万元。 我觉得一定会重演2013年的事情，就是在政策打压下比特币暴跌，所以我一直空仓等待，中间做个小波段，互有输赢，到10月份，35万变成了30万。当年10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区块链的消息传出，比特币大幅拉升，也改变了我的信念。于是我在1万美元的价格上全仓购入，30万一直扛，最低点的时候只剩18万。后来等到2020年1月，比特币8250美元的时候都卖了，一共是22万。 那段时间有个奇怪的毛病，疯狂听各种投资理财建议课程，接触到杠杆。那时候有个新概念，“三倍杠杆币永不爆仓”，我心动了。同期比特币价格是一万美元左右，我不敢买，想等跌了再买。于是全仓购入了一个三倍杠杆币。但后来，币安竟然把那个杠杆币下架了，下架之前所有杠杆币按当时市价强制结算，结算了700美元。 我不甘心，又瞒着老婆充了35000元人民币当空头，亏损到就剩20000元，出来了，也彻底冷静了半年。这个月重新开始做，刚把20000元做到35000-40000元。 从2020年312开始，我的信仰被改变了，以前我是纯粹的多头，现在也适当看空了。但我估计我还会被教育。 另外，还有一个彩蛋，2017年买的路印参加了长期锁仓计划，今年1月4日刚取出来，卖了9万块钱。没想到如果现在卖的话能卖15万，郁闷得要死。现在，我又一次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这些钱究竟是继续玩，还是拿出来补贴家用？因为现在我的资金总量又超过了10万，而我依然月薪3000。 这么多年，感觉就是币圈波动太剧烈了，对信仰打击太大了。客观来说，我的运气比较好，但我实力比较衰，靠运气挣来的钱，凭实力都亏了。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看看我能不能暴富一次。当然必须在不负债，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毕竟生活最重要。 现在心里太分裂了，今天想的是要挣100万，到了明天，又觉得别亏钱就好了。以前或多或少点儿自卑，现在不会了，勇于自嘲了。还是多学习吧，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偶尔运气好点儿。 Micheal：一边买币一边挖矿，刚开始很绝望 25岁，区块链打工人，炒币4年。 2017年本科毕业，在一家技术公司工作，当时我的leader在2015年左右就通过挖矿挖出了不少比特币，但他觉得BTC有没有价值很难说，很早都卖了，但他很看好区块链这个技术，我就也开始研究，然后觉得这个技术很有意思，就觉得BTC应该也会有投资价值，就买了一些，当时山寨币也很多，我也乱七八糟买了好几种。 2017年年末的时候，是一个大牛市，随着研究深入我对区块链越来越感兴趣，2018年，跳槽到了一家当时最知名的币圈技术公司，但随着市场转熊，我也亏了更多的钱。因为BTC是一个强趋势的市场，熊市是很难赚钱的，我算是牛市进来的人，我的思维是牛市的思维，很难转换，所以市场趋势开始转换的时候，我还是会抄底，后面就被埋了。在2017年底赚的钱，80%都亏回去了。 那时刚工作也没多少钱，我本金也就四五千块钱，最多的时候赚到七八万块钱，但后面一年多亏了五六万块钱，其实对我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尤其是对投资的自信的打击。因为我只经历过一个上涨周期，还没有经历过下跌周期，我补仓了继续跌，买也不是，卖也不是，跌到怀疑人生。 投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心里没底，当时我虽然很看好比特币，但它毕竟没有一个价值的支撑，股票是有一个公司在支撑的，BTC没有。那段时间其实对比特币的了解没有那么深，对它的支撑也不清楚，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很慌，这是亏钱主要原因。 312之后，我算是没亏没赚。当时跌到3000多有一个回升，我看那个指标，觉得怎么也得再回踩一波，我就挂了2670美元就干别的事去了，后来再看的时候就5000多美元了，挂单没成交。我就觉得是要涨回去了，就开始开合约，基本上把下跌那波做空赚的钱又全赔回去了。 后来开始比价开始震荡上行，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波大回调，就又开空。然后币价很快从5000美元涨到8000美元，我一看觉得不行了，就直接买了1/3仓位现货。 也是在五六月份，我开始挖矿。那时候矿机很便宜，比特大陆最新的矿机才2万元一台，我就买了3台，因为不挖矿我管不住手，老想交易，交易就容易亏钱。 8000买了比特币，然后买了矿机，一开始还是担心的，因为按当时的价格，挖矿要500天才能回本，当时币价是8000美元，但产量已经减半了。只是觉得挖矿收益稳定，而且我相信比特币价格会涨上去。 9月份，圈子里defi火了，虽然我一开始没弄，但还是要研究。但看别人赚钱心里也痒痒，就又跟着操作了一波，又亏了三四万，no zuo no die，就又开始专心学习了。 我手里那时候有几十个以太坊，因为那波热点过去后从400美元开始跌，跌到350美元我就卖了。虽然后面又买回来一些，但我那时候有几十个，最后只买回来几个。我本来是想跌了再买回来，但是没给我机会，后面一直在暴涨。几个月时间，价格已经翻了三倍。要是不卖，我至少能多赚十几万，现在想想心态都崩了，好后悔。 我现在仓位有一半的比特币，一半USDT。我现在就在等，如果能跌我就会加仓，只要认准它的价值，其实跌下来是没有所谓的，要相信这个东西能涨回去。而且如果判断好了一定的周期，其实可以拿着不动。牛市的时候，一定要去积累币本位的财富。比如说今年的目标是攒够10个比特币，其实熊市的时候只要3000多美元一个，并不是特别多。但如果你相信它有价值，现在10个比特币已经35万美元了。跟股市中的价值投资一样，要做自己看得懂的东西，认准它的长期价值。 之前跟一个投资的大佬聊天，他告诉我投资要有一个目标，不能瞎投，奔着这个目标去，才知道怎么做交易。要赚10倍有赚10倍的交易法，要赚3倍有3倍的交易法，是不一样的。 虽然在价值投资的理念上有相似之处，但我觉得股票跟比特币不一样，如果一定要比较，我认为比特币相当于一个指数，比如标普500。一个公司可能有一些个性化的原因，比如CEO出问题了，那股价就会大跌，但比特币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单一事件对它价格的影响不大，因为它已经非常去中心化了，这正是去中心化的东西，达成共识最大的好处。
| 
发表于 2021-1-24 20:0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