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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进入“熬”时代 未来两年中国须做好第二手准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到一个陌生的世界，经过一段充满不确定和不安定因素的时期，我们需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同时做好准备，以迎接一个与过去迥异的时代：政治经济领域的去全球化全面铺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盛行；国家之间的信任成本越来越高，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困难，这段时间可能会持续五到十年乃至更久。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或者美好祝福就能改变的。当西方越发以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看待中国时，我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眼光和态度，去审视如今这个波涛汹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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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技界与政界开始全面谋划一场针对中国科技新冷战
【研究员】：WH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未来结构”首先提出了一种对未来数字化世界的展望图景：美中两国的科技竞争会在全球范围广泛展开，并形成两个割裂的数字化世界；在中国主导的这部分数字化世界中，“民主价值”不会受到尊重。因此美国必须防患于未然，主动在全球范围部署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数字化科技，以及美国的信息和文化传媒产品。
【博览财经特稿】据《南华早报》网站1月27日发布的一篇文章称，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CSG）炮制了一份题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的报告（简称“报告）”，建议华盛顿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开展“非对称竞争”（asymmetric competition），并认为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分叉”（bifurcation）有利于美国。报告全文已被一位自由撰稿人上传到免费云盘。 这份长达33页、近10万词的报告声称：“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是美国安全、繁荣及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石，但这项至关重要的优势如今正在受到威胁，中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试图超越美国。为此，美国必须制定紧急的政策解决方案，重塑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巩固美国的关键科技优势。”
报告建议的“政策解决方案”包括强化科技领域情报能力、大力争夺科技人才、降低供应链对华依赖等，并呼吁建立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的“T-12”论坛，“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 CSG组织成立于2020年7月，是由一组具有影响力的美国科技业人士及政策研究者组成的智库机构，其使命是“应对美中之间科技领域竞争的困难问题”。 除了施密特外，该智库的另一位联席主席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是谷歌下属智库机构Jigsaw的CEO。报告的编撰者还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成员丽兹·伊康诺密（Liz Economy）、政策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主席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等政策研究专家。 报告正文分为4个部分。“概述”部分为全文设置了基调。“科技战场”部分针对关键技术和平台支配权分别提出了分析框架，用以识别美中科技竞争的主要战场。“功能能力”部分从情报战、人才战、供应链战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未来结构”部分从国际多边合作和国内政府改革两方面提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巩固美国科技优势地位的结构性建议。 “概述”部分 报告的“概述”部分指出，美中两国在特朗普执政前就已经走上分歧道路，特朗普政府则进一步加速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报告认为，两国间的科技竞争存在不对称的、有利于中国的因素，例如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有资本雄厚、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分、监控机构产生大量数据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科技水平的发展。 特朗普政府没能有效遏制中国科技领域崛起，反而削减了国内科研投入，导致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科技优势不断削弱。 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时间窗尚未关闭、但也并非无限，并且美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特朗普执政前“无界融合”的态势，一定程度的脱钩和分叉不可避免、并且有利于美国。 报告的“概述”部分无端指责中国科技领域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商业间谍活动、非法监控、公私产权不分等因素，并宣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将被用作针对美国的武器，将导致“技术威权主义”和“损害人权”。这种危言耸听的恶意论调贯穿了整份报告。 “科技战场”部分 报告的“科技战场”部分首先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从4个角度分析两国竞争的关键技术： 1、卡脖子（choke point）技术：这一单项技术的失败，是否会导致更大经济领域的失败？ 2、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这项技术是否能为竞争优势提供强大防御力？ 3、战争安全风险：这项技术是否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4、加速器技术：这项技术是否能提升整体创新速度？ 基于此框架，报告举出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实例：高通能卡中兴和华为的脖子；中国的稀土供应能卡全世界科技行业的脖子；半导体技术直接影响5G、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速度；基因编辑技术既是加速器又是护城河。 报告尤其指出：下一代芯片（包括半导体芯片和生物芯片）技术既是卡脖子技术、又是加速器技术、而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 随后，报告的“科技战场”部分又提出了第二个分析框架，从“战略意义”和“价值”两个维度识别重要的数字化平台，并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其他国家有针对性地塑造全世界的数字化平台生态系统。这个分析框架从三个角度定义数字化平台的战略意义： 1、对自由公正选举的威胁。平台是否能被用于误导选民、是否能基于算法进行定向宣传、是否能用于阻止选民投票、是否能被用于制造社会不和谐。 2、对人权的威胁。平台是否侵犯隐私、是否检查和限制言论、是否被用于监控。 3、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平台是否能被用于窃取敏感数据、是否能被用于绕开经济制裁、是否能被用于洗钱。 分析框架从另外三个角度定义数字化平台的价值：用户数、用户在平台上消耗的时间、以及平台上进行交易的总金额。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报告框出了一组重要的数字化平台领域，包括美元结算、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移动应用商店、消息应用等。电商、视频游戏、商用通信等平台领域则不在这个范围内。
随后，针对重要的数字化平台，报告提出了应对中国威胁的一系列对策，程度由轻至重包括： 1、接受对中国企业的依赖。 2、与中国政府协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限制、交易审查、信息披露等条件。 3、要求中国企业遵守特定技术要求，包括端到端加密、提供社交数据公开访问权、提供细粒度操作系统权限控制、开放源代码、接受源码审查、披露运营数据、接受第三方黑盒测试、禁止数据出境、禁止使用外国支付服务等。 4、完全禁用。
报告提出，如果一个受中国主导的数字化平台非常重要（即，既有战略意义，又有很高价值），并且美国又不能有效应对其中的威胁，这个数字化平台对于美国而言就是“高度危险”的。在报告的示例图中，5G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危险”的平台。 “功能能力”部分 报告的“功能能力”部分首先从科技情报角度进行了现状分析和建议。报告指出，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科技霸主，科技情报的采集和分析在美国国内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资源投入，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及大量私营企业的科技情报没有得到整合和充分应用。基于此现状，报告建议成立国家科技分析中心（NSTAC）情报机构，采集、分析科技行业相关的情报，提供政策支撑。 报告还专门提出了明确的科技间谍战建议，要成立“情报预备队”：储备一批经过审查的外国科技专家，能在需要时联络，获得他们针对特定问题的专业知识。这支“预备队”的成员可以来自私营企业、高校或其他相关团体。“预备队”不需要常规会议机制，专家平时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有明确需求时再召唤他们投入短期项目。 随后，报告分析了科技人才争夺战的态势并提出了政策建议。报告建议放松科技人才移民政策，强化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创造敢冒风险、鼓励创新的科研环境，大规模培育技术性劳动力。 在本部分的最后，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延续在当前焦点领域（个人防护装备、5G等）针对中国的限制，并借机推进供应链改革政策，削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建议从多个角度着力，建设可靠且安全的供应链，使研发和制造回归美国，在引入高端人才的同时限制高端技术输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 ·优化国内交通运输系统，投资得州/墨西哥走廊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 ·加强盟国合作，保障供应链安全，保持美-墨-加、五眼联盟之间的紧密协作，加强与印太四方同盟（Quad）的协同。 ·保障供应商稳定性，从地缘政治角度谨慎选择供应商，对全球供应商给予经济补贴或税收优惠。 ·对全球供应链进行追踪溯源，确保美国的管制政策得以实施。 ·加大研发投入，重建美国研发能力，降低对海外供应商技能的依赖。 ·强调人才战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具备产业回流必须的人才供给。 ·确保美国掌握工业自动化所必须的能力和技术（尤其是机器人、物联网、数据安全等技术），确保回流的制造业和供应链安全。 报告特别提出，由于台湾地区是最大的芯片产地、且掌握了最先进的芯片生产技术，美国有必要更新其针对台湾地区的防卫政策；还批评英特尔将所有生产制造工作外包到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想法，会“葬送供应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另外报告提出，爱立信和诺基亚是华为在电信设备领域的必要替代者，美国需要与欧盟协作发展电信领域的替代方案。 “未来结构”部分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未来结构”首先提出了一种对未来数字化世界的展望图景：美中两国的科技竞争会在全球范围广泛展开，并形成两个割裂的数字化世界；在中国主导的这部分数字化世界中，“民主价值”不会受到尊重。因此美国必须防患于未然，主动在全球范围部署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数字化科技，以及美国的信息和文化传媒产品。 为了阻止“中国赢得互联网”的局面发生，报告提议建立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的“T-12”论坛，共同促进科技发展的规范和价值观。 报告还提议参考世界银行下属国际金融公司的模式，成立国际科技金融公司，为发展中国家倡导“自由价值”的科技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以此对抗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规划。 其他的国际合作政策建议还包括在小国家开展科技政策实验、在OCED和T-12基础上成立全球科技标准化组织、建立全球性科技研发互信区等，其目标都是建立发达国家主导的、倡导美国价值观的、封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联盟。 报告给出了“科技研发互信区”运作机制的一个示例：在互信区内的国家可以自由交换和共享知识产权，并共同协调研发投资；而加入互信区的条件则是这些国家必须承诺抵制华为。这个示例清晰地展示出，上述“国际合作的”各种倡议，其目标都是建立发达国家主导的、倡导美国价值观的、封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联盟。 最后，报告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增设科技领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设置战略规划国家安全办公室、成立国家科技委员会、强化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与国家安全局委员会（NSC）之间的联系机制等。 报告还对情报体系、商务部、财务部、州政府、国际发展署、能源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政府部门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纵览整份报告，可以看到美国科技界与政策界针对美中科技竞争态势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思考，识别出了对华科技对抗的主战场和主要战斗方式，试图构建对华科技对抗的内外全面动员机制。 尽管报告中处处流露对中国的恶意和对美国“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崇尚，但其中对中国科技发展优势的分析、对关键技术和数字化平台重要性的研判、对美国科技领域面临的挑战认知都相当准确，提出的若干政策建议也跳出产业格局、直接站在国家安全立场。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美国科技界与政策界已经“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开始全面谋划一场针对中国的科技新冷战。（来源：起点财经plus2（qidianplus2））
政经观察
世界进入“熬”时代 未来两年中国须做好第二手准备
【研究员】：WH
我们在回顾疫情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时，要始终牢记一点：疫情是黑天鹅，而不是幕后黑手。疫情是一股海啸，把潜藏在海面下的巨大冰山托出了水面。这座冰山的名字，叫做变局。习总书记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新冠疫情，就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这一大变局。
【博览财经特稿】对于很多人来说，2020年可能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年份。这段时间以来，有很多金融界和实业界的朋友忧心忡忡的问我：“当前的形势这么困难，金融市场到处暴雷，实体经济也不好过，全世界陷入停滞状态，各国主要央行都在‘放水’漫灌，究竟该怎么看未来的形势？” 世界进入“熬”时代 在这个节点上，困惑和迷茫都是很正常的。讲个小故事，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接收失地，当时的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都没有基础，共产党占着地利之先，派林彪率十万大军挺进东北。 这一下蒋介石着急了，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 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败了，你就得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同理，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 可以说，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但很不幸，林彪指挥的部队来自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人生地不熟，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最后兵败如山倒，南满全部丢掉，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 蒋介石在这一仗打赢之后，也志得意满，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 究竟打还是不打？打的赢打不赢？如果说毛泽东一生有两次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一次是抗美援朝，另一次就是这次。胡乔木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开打，这个决定引起了很大震动，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背后又有美国的支持，非常强大，经过四平这一仗，我们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 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看过报告后，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非常精彩。 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我们困难，老蒋更困难，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毛泽东这个指示很多人理解不了，坐拥天下、背靠美国的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倾尽全力熬过东北这一战后，林彪率百万大军入关，原本预计七、八年才能打完的解放战争，三年就打完了。 为什么老蒋比我们还困难？因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而且因为不是政府军，在军事上非常灵活，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都需要军队接管，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就这样撒胡椒面一样撒出去了，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 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以史为镜，能知兴替，对照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会发现历史真是一个轮回。好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难的时候，中国难美国更难，你难竞争对手更难， 先不要谈什么力争上游，谁能熬的久，谁就能在对手的尸体上爬起来，打扫残局，重整河山。
难忘的庚子年 为什么“比熬不比好”？按照老百姓的话说，因为年景不行。也许是因为今年大事太多了，很多人都在拿“庚子凶年”说事，并且通过天文学、气象学、命理学、玄学、道学、古代预言等等五花八门的说法来自圆其说。 这种说法当然没有科学依据，但在最近几个庚子年看下来，颇为灵验。 上一个庚子年1960年，中国在错误路线下激进的政治运动和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使得社会主义的探索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再往前的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狩”，中国的积贫积弱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中国彻底成为东亚病夫，亡国亡种迫在眉睫。 再之前，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凿开了腐朽清王朝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万丈深渊。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广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被英国人强占之后开放的。 今年又逢庚子年，这一说法再次不幸而言中。回溯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可以说过的十分难忘，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惊心动魄、否极泰来、绝处逢生。 一瞬间整个世界的撕裂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展现出来，残酷、生硬、逼仄但又不得不接受，人类社会从未像今天一样充满了不确定。 年初先是特朗普疯狂挥舞贸易战大棒，中美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阶段；接着疫情突然爆发，全国上下被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到了七八月份疫情相对缓和，南方又出现了超过98年的大洪水；下半年好不容易国内总体疫情控制住了，但时不时一些地方会爆发零星的反扑…… 但和以往的庚子年不同的是，放眼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经历凶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许多地方疫情彻底失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连锁危机。 美股前所未有的多次熔断，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抬头，社会矛盾激化，国际秩序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年初我们一度以为，这场疫情会像非典一样，到了夏天就会逐渐消失。但未曾想，时至今日，病毒都没有消退的痕迹，甚至还开始变异，出现了传播更快、致病性更强的变种。 看来至少在未来两三年内，我们都要随时做好面对疫情再次来势汹汹的准备，甚至有可能这个病毒要和我们相伴非常长的时间。 西方对我们的态度，也经历了很有意思的变化。疫情最先爆发的时候，打得我们措手不及。这个时候他们隔岸观火，幸灾乐祸，唯恐中国天下不乱。 一些无良媒体满怀恶意地把疫情渲染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意大利、美国和印度等最早宣布同中国断航。甚至特朗普一直盘算着借疫情之机，让制造业回流，以此来削弱中国的工业水平，减少贸易逆差。 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得益于举国体制的优势，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中国在很短时间内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声令下，全国医疗卫生系统进入战时状态，解放军武警出动，大批医疗工作者自愿地从四方八方赶去湖北支援，最后短短一个多月就控制住了局面，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奇迹。 到了三四月份，中国的疫情得以控制，复工复产有序展开，疫情反而是欧美开始遍地开花，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这就让很多西方政客变得气急败坏。他们一边一口咬定病毒来自中国，一边借意识形态污蔑诋毁中国的防疫措施。为了给中国泼脏水，开始无所不用其极。 这里面尤其点名特朗普先生，面对疫情，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防控措施，就是一通王八拳乱打，拼命甩锅中国，到最后干脆破罐子破摔，大搞所谓的“群体免疫”，甚至说出了喝消毒水之类的荒诞言论。 临近大选，特朗普更是希望通过打意识形态牌来转移内部矛盾，可以说是乱了方寸。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建制派重新上台，我觉得华盛顿政治精英们首先应该头疼的，就是每天变化的疫情数字和民众怨声载道的愤慨，以及疫情给美国带来的重大合法性危机。
不止中美，这场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可能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堪称前所未有。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到一个陌生的世界，经过一段充满不确定和不安定因素的时期，我们需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同时做好准备，以迎接一个与过去迥异的时代：政治经济领域的去全球化全面铺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盛行；国家之间的信任成本越来越高，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困难，这段时间可能会持续五到十年乃至更久。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或者美好祝福就能改变的。当西方越发以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看待中国时，我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眼光和态度，去审视如今这个波涛汹涌的世界？ 即使不关心窗外的风风雨雨，疫情对个体的生活也会带来长远的影响，量化宽松带来的财富贬值，市场经济收缩，消费基础削弱，线上经济兴起；城市化狂飙突进的时代结束了，回归乡土田园成为人们新的追求，留学潮遭到一定程度的反思…… 当然，疫情带来的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当人类开始退一步的时候，地球逐渐呈现出原本的面貌。 据科学家统计，在人类经济活动停摆的几个月里，因温室效应造成的温度上升竟然有所缓解，空气和水质量明显变好。令人吃惊的是，近半个世纪因空气污染看不到蔚蓝天空的印度，突然有一天在远方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喜马拉雅山。 在商业领域，疫情的出现，无意间在消费、社交、生产、医疗等各个方面催生了全新场景形态，全面数字化生存的拐点正在加速到来，这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 我们在回顾疫情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时，要始终牢记一点：疫情是黑天鹅，而不是幕后黑手。疫情是一股海啸，把潜藏在海面下的巨大冰山托出了水面。这座冰山的名字，叫做变局。 习总书记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新冠疫情，就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这一大变局。 人类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置身于时代洪流之中的人们，总是很难察觉汹涌波涛下的潜流。殊不知，变化，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 我常说一句话：“世界上貌似不关联的东西都是关联的，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发现其内在的相关性，并且打通它” ，在这里，我想讲三个近期发生的热点，供大家思考。 第一件事，就是最近引发互联网界和资本市场震动的，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事件。这件事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造成的影响很大。 按照之前的安排，蚂蚁金服如果顺利上市，会在一夜之间诞生成千上万个千万、亿万富翁，比拆迁户暴富还要快。 通过资本运作，蚂蚁金服更为宏伟的金融帝国将会在上市之后继续扩张，一个史无前例、富可敌国的金融巨头将会诞生。但是就在上市前夕，一切突然被按下暂停键。 有人说，是马老师前段时间的公开演讲叫板得罪了高层，所以遭致打压。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中国政治生态不了解的表现。 要知道，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都是深思熟虑，筹划已久的结果，根本不存在“因言获罪”。在这个表象的背后，潜藏着更为宏观的顶层设计。 而这件事，仅仅是这盘大棋局中很小的一子，只是开始，远未结束。（注：2020年12月2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第二件事，则是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战。脱贫原本是中国人的千年理想，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以消除贫困，作为国富民强的千秋功业。但是本届政府近年来的脱贫攻坚，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作为社会观察者，二十多年来我行走中国，从未见过政府消除贫困的意志像今天那么强烈。近些年我在各地考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发现，当地干部把扶贫工作作为重点狠抓不懈，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贫困户各项难题，可见决心之坚。 在我的老家贵州，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解决的贫困问题，在上个月，所有贫困县宣布全部脱贫摘帽，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这背后，看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要求，其实暗藏着一个大的时代政策转向。 第三件事，则是在座诸位比较关心的，近来在多个场合被明确强调的房地产“三条红线”。前几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层再次强调了要“坚持房住不炒，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绷紧房地产调控这根弦，充分表明了下一步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决心。 无论是否承认，今天的地产商都要接受一个现实：过去那个依靠高周转、短平快发展模式高速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夜暴富的美梦该醒来了。 这三个事件是当今中国精英人群最关心的三个热点之一，他们看似互不关联，其实背后都是关联的。一切的一切，最终指向的都是一个终极问题——公平与效率。 回溯百年，人类文明的竞争，抛开意识形态，抛开文明冲突，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公平和效率之争。工业革命以降，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一直都是效率优先，生产力是王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人类社会送来了新的制度尝试，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走出了公平优先的新路径。 两大阵营的较量本质上也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较量，而这种较量后来到八九十年代，以苏联解体、美国完胜宣告结束。 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转变了原来公平优先的模式，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这一转变，是邓公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做出的伟大历史决策。 中国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和迅速崛起离不开对效率的重视，无论传统行业，新兴行业，乃至政府部门，都狠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敢冲、敢想、敢变通，为了GDP，选择了很多手段。 所以在官场上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不管这个官员水平高不高，也不管他个人的操守如何，只要他能抓经济就行。经济上粗放式发展，表面上可以说是“打鸡血的风流”，看上去很美。 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很多投机者都成了高官或富翁，资本无序扩张，社会底层的生存权受到了严重挤压。 如果沿着这条路子走，中国或许会像西方希望看到的那样，最终彻底滑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后果，或许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贫富差距扩大、垄断资本攫取暴利、底层财富转移还要严重。 但是我们政党的性质、基础和代表性，决定了中国这艘巨轮无论如何都不会偏向这个航向。 如果说前四十年为了做大蛋糕，从而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那么，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果实已经惠及全社会时，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继续遮遮掩掩了。 今天，当那些先富起来的老板们豪掷数十亿买公馆，买私人飞机，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时候，恐怕已经忘记邓公的名言，是有后半句的——“带动大部分地区，然后达到共同富裕”。 前段时间有篇网上很火的文章，叫做《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这句话在逻辑推演上没有任何问题，殊不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都不能少”和“共同富裕”才是新的主题。 效率与公平这座巨大的政治天平，在经历了四十年的调整之后，要开始逐渐微调回拨，以期寻求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再平衡。 马云没有得罪任何人，监管部门也不是对他有什么个人意见，甚至不是对阿里巴巴这家企业有什么意见，也不是对前段时间风风火火的社区团购这个赛道有什么意见，只是大气候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如果看透了这层本质，那么上述三个热点事件，以及近年来一系列事件、走向和趋势便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随后《新闻联播》解读时提到“公平以及创新”六个字也有了具体的指向。 回过头来看，所谓的蚂蚁金服事件无非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涟漪，没有谁对谁错，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就是：公平的重要性会得到持续、全方位的加强，以促进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或许，公平和效率的天平永远不可能彻底平衡，矛盾也将永恒存在，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让天平不至于失控而滑向深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与宏大的时代相比，个人太过于微不足道。时代的光鲜亮丽，并不足以照亮每个个体的人生，而天平的每一次轻微摆动，都可能是一代人命运的彻底转身。 一盘横贯两个时代的大棋，早已开始紧锣密鼓的布局。只不过身在局中的普通人，往往并不自知罢了。 脱虚向实，修炼内功 实事求是的说，今年很多民营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外逢全球市场环境巨变，内遇国内经济结构深刻调整。 部分民营企业，尤其是一些从事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的中小民营企业，遭遇了经济“寒冬”，许多企业现金流吃紧、流动性枯竭，甚至出现债务违约、破产倒闭。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更是加重了危机。 但是如果企业家们还想像过去那样，用一张旧船票登上今天的客船，肯定是行不通的。 即使是从事资本运作，也要明白，资本的游戏终究要置于游戏规则的框架之内，过去四十年，那个唯华尔街规则是从、升起来就是太阳的时代正式宣告一去不复返了。 简单来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脱虚向实，修炼内功。看懂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逻辑，那么全社会的脚步都要随之调整。再也不要做一夜暴富的梦了。 以往那些追求翻跟斗走，高杠杆，短平快的玩法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了，那些想通过歪门邪道，讲故事，变概念，上市骗钱的玩法也该被丢进垃圾桶里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应当脚踏实地做好实业，摒弃投机心理，打造核心竞争力。 再差的行情，永远有人逆势增长，关键在于你能不能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在做内容和做服务上狠下苦功，才有可能在市场上利于不败之地。 从宏观环境上来看：中国要走向富强，不管公平优先也好，效率优先也罢，游戏规则再怎么变，开放和市场经济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和代名词，民营企业家也是绝对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扼杀民营企业家活力的国家，是一定没有未来的。 昨天的中国解开了企业家群体背负的枷锁，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倒过来，他们也支撑起了今天中国的繁荣，未来他们将在遵守新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实现更大的作为，这一点大家要充满信心。
毕竟，相较于国企，民营企业的效率高、创新性强的优势不会变，坚持、进取、奋斗这些企业家精神不会变，我国保护、鼓励民营企业的大方向也不会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不会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要找到确定的抓手。 至于进入到成熟阶段、尚有余力的企业更应该关心民生，热心公益，努力承担社会责任，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真正成为有使命、有担当的企业。 毕竟资本家才是资本的化身，才会无限制的集中和集聚，企业家则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公平的维护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越是成功的企业，越应该为人类谋福祉，这不仅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应当成为每一个企业家心中崇高的道德律。 同时，我也要郑重的提醒：矫枉千万不能过正，绝对的公平和绝对的效率都是通往地狱的大门，我坚信，公平和效率最终会走到一起，但一定不会是同时走到终点，或者有先后，或者有调整，但如果逆潮流而动，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不合理的效率牺牲为代价，为了公平而公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结局。（来源：正和岛 作者：王志纲）
“内循环”浮上台面 部门到地方计划并没真正为转变做好准备
【研究员】：WH
美国为了应对疫情释放出海量货币，使得美国必须依赖货币输出，对称的结果必然是国内市场的流失，制造业回归无望，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巨大的债务，特别是国内利益分化，使得“十四五”这个时间段内，美国无力发动大规模外部战争。
【博览财经特稿】目前，各地“十四五”发展规划还是基于过去四十年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尽管新冠爆发后，“内循环”的提法浮上台面，但从部门到地方的计划并没有真正为转变做好准备。 第四季度出口意外暴增，特别是拜登当选带来了重归全球化的期待，重新动摇了“双循环”孰重孰轻的争论。 “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之所以选择两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生态的冲击到底有多大，一时难以看清。目前只能基于假设性判断，来分析未来可能竞争态势，从而为基于内循环的做好准备： 第一个大判断：此次疫情打断了美国去虚拟化进程。美国为了应对疫情释放出海量货币，使得美国必须依赖货币输出，对称的结果必然是国内市场的流失，制造业回归无望，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巨大的债务，特别是国内利益分化，使得“十四五”这个时间段内，美国无力发动大规模外部战争。
第二个大判断：疫情已经从战役规模发展到战争规模。如果其他主要国家疫情不能在一到两年内得到控制，世界大国的地位在疫后很可能会剧烈重组。 王湘穗在疫情初期提出“世界大战”，可能成为现实。疫区和非疫区将决定谁是这场战争的“战败国”和“战胜国”，世界各大国的地位很可能重新排序。 第三个大判断：疫情改变了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竞争模式。历史表明，大国竞争很难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竞争并非只有“物竞”一种模式，“天择”也可以淘汰不能应对危机的一方。新冠大流行让中美面对同样的考卷，疫情将中美可能的直接冲突，转变为各自与新冠的对决。 尽管美国想通过追责中国，将这种间接对决还原为中美直接对决，但大流行在美国失控，瘫痪了美国选择直接对决的能力。原本在中美之间对中国不利的“拳击”比赛，突然转变为对中国有利的“体操”比赛。 以上判断的前提是新冠大流行在有了疫苗之后仍然无法控制。让我们先假设这几个判断是对的，那么无论美国谁当总统，中国都可以避开与美国在对自己不利的“客场”对决。 在未来的“战争”中，只要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主场占优的中国就能开始获得战争的主动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胜出，成为新比赛的规则。在未来“十四五”，各国比拼的将会是： 影响 2020年对未来几年最大的影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货币超级宽松。即使未来新冠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持久影响。 如果发达国家采用直接向民众补贴现金的救助办法，在开工不足的情况下，货币就会转变为逆差，从非疫区的进口会创造额外的“疫情特需”。鉴于中国是少数恢复生产的非疫区国家之一，明年外需增加很可能超出往年的规模。
如果发达国家采用购买金融资产的方式创造货币，就会出现资本过剩，相对地，越发稀缺的资产价格就会飙升。如果坚持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不随之宽松，外币计价的中国资产就会非常便宜。 外资将大举涌入收购中国资产。如果人民币随美元一起宽松，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结果就是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出现大规模动荡，这一后果已经在过去一年的发达国家街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如果中国采用浮动汇率，人民就可能面临快速升值压力，“疫情特需”带来的出口效应就会大打折扣。 合理的对策是：1、开放一般贸易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锁定美元汇率，为出口创造条件； 2、严控资本FDI，防止廉价资本通过股市或FDI抄底中国资产。 中国获得的外汇，不要继续购买发在国家国债等金融资产，而是要抄底廉价资源、优良资产，特别是技术和人才。人民币要做好转变为浮动汇率的准备，一旦外币失去信用，要能够用本币开展外贸结算。 货币是未来几年最大的变量，只要人民币能保持正的利率，就有可能成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安全岛。这就要求中国在成为储备货币之前，不能开放资本市场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对策 在新的竞争格局下，还是要将稳定置于发展之上。不要追求经济的绝对速度，而是要保持与主要竞争对手国的相对速度。即使绝对速度减缓，但只要比对手更快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发展目标。 速度服从稳定。在这场全球社会治理能力的大考中，能得到人民支持的国家，将会在这场全球战争中胜出。 第一，要确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国家治理能力首先体现在疫情的控制上。中国要不惜代价，利用体制上和科技上（疫苗）的所有工具，保住2020年抗疫胜利的伟大成果。只要中国继续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安全的地方，中国就可能在支援世界抵抗新冠的战争里从“战争特需”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确保中国非疫区状态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国际竞争的基础。中国明年的关键就是控制疫情，越是控制住疫情，对中国越有利。疫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对速度。 第二，要确保社会阶层不会分化。 货币宽松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的加大。美国此次大选的乱局，根源就在于其全球化的角色使得美国资本与劳动两极化——资本的财富份额急剧增加，劳动的收入比例则迅速下降。可以预见，为应对新冠而猛烈扩张的货币，将会进一步分化美国社会。 不论美国哪个党派上台，社会阶层的分裂在短期内都难以弥合。如果这种社会利益极化发展为空间利益极化，美国国内的政治振荡就有可能在大选后继续甚至加剧。 中国如果抑制货币宽松的冲动，资产（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就会得到控制，社会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美国的国内矛盾就意味着中国有处理国内问题的空间。 第三，确保经济保持一定增速。 一定的经济增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政府保持经济增速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投资公共产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固投。 但在目前负债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决策者很难下决心继续大规模固投。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会带来资产价格飙升，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压力。能否找到有稳定收益的投资项目，变得至关重要： 1、政府投资。政府固投的问题不是债务多少，而是投什么，是否能找到有稳定收益的投资品。固投的收益决定了固投的上限。现在的债务问题不在于杠杆太高，而在于没有稳定的收益。 因此，“十四五”期间要把寻找乃至设计投资项目，作为国家一种战略能力。各级政府——从国务院各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发改部门，要将项目策划（而不是汇总）作为部门工作的重点，要有职业化的项目策划机构。
2、企业投资。三星对日本半导体赶超的成功经验，就是不顾市场低潮逆周期投资。如今新冠的大流行也带给中国类似的机会。逆周期投资需要强悍的融资能力。中国最核心的资本市场，就是房地产。这决定了作为一级市场垄断者的地方政府必须负担起企业逆周期重资产的重任。 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首先要改变土地融资资助旧城更新的做法，减少对低收益甚至无收益公共设施（特别是音乐厅、体育馆、文化中心等“炫耀性”资产）的投资，把土地融资获得的宝贵的资本逆周期投向高科技企业。 合肥近年来教科书般的成功，为地方政府资本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3、家庭投资。家庭住房是最大无风险潜在需求，家庭重资产升级带来的刚需，是未来增长最大的机会。国家应当通过“先租后售”、保障房等金融手段，帮助家庭完成包括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投资，替代基建放缓损失的需求。 4、对外投资。仿效两次大战时的美国，向急需中国抗疫支持的国家发放人民币计价的贷款购买中国物资，在支持世界恢复经济的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战场 按照前面的判断，未来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战场是在各自国内。拜登政府对外政策很可能到老路——通过破坏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国家内部稳定，维持美国的相对优势。 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从外部极限施压重新转变为内部分裂。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会变得更加激烈。中国的对策应当是稳住国内，静观美国形势的进一步剧变。 中国内部稳定基础是什么？从新冠疫情爆发后急剧分化的中国舆论，可以清晰的看出，支持稳定的力量不来自于跟随改革开放成长并在其中获利的这一代人，这些人的经历（计划经济的失败、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 真正新生的支持力量，来自于中国过去20年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他们看到的中国乃至世界和上一辈完全不一样。他们更自信，不会仰望外部世界。只要这个阶层稳了，某些力量就很难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大浪。 但这种支持不会永远保鲜。香港和台湾过去十几年社会气氛的转变说明，如果新生代进入社会后最主要的诉求难以满足，这样的支持很快就会消退甚至转向。 在年轻人的诉求中最主要的第一是就业，第二是住房。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住房。住房不是简单的消费，其本质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平台。其功能就像公共服务的“插座”，没有住房，劳动就无法真正接入城市公共服务，也就谈不上分享城市财富的增长。 如果不能在年轻人进入社会最困难的阶段解决住房问题，新生代很快就会从稳定力量变为破坏力量，一旦走到对立面，政府的权威就会下降，社会就会埋下长期动荡的种子。
因此，“十四五”一定要把住房放到一个更重要的战略地位。相对投资回报越来越少的“铁公基”而言，住房的收益稳定且安全。 如果选择合适的金融工具（例如“先租后售”）不仅不会出现大规模烂尾楼和债务违约，还可以稀释坏账，带来二级消费——是少数几个可以同时大规模拉动投资和内需的方向。 战略切忌多端寡要，关键是选准最重要的突破口。如果说朱镕基时期靠的是高速公路作为固投的旗舰，温家宝时期靠的是高铁作为固投的旗舰，现在这个新时期，就应当把全社会住房保障作为固投的旗舰。中国今天的国家财富足够在短期内把新生代的住房解决好几遍。 中国真正缺少的不是资本，而是政治决心和正确的方法——缩小贫富分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真正强大的基础。一旦新生代住房问题解决，中国就能够在这场世界抗疫大战中不战而胜。（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燕菁）
人物广角
明星资本永不眠 “造富”故事远未结束
【研究员】：WH
1999年，所有省级卫视全部完成“上星”，广播电视领域开始实行“制播分离”，民营、外资被鼓励参与电视剧、娱乐节目的制作。2000年左右，电影投融资政策也进一步放宽，民营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资本市场的大门开始向明星们敞开。
【博览财经特稿】1998年，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大二的赵薇，因一部《还珠格格》成为顶级流量。这一年，“小燕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我不会做生意，因为我比较容易信任人，无奸不成商嘛，我也不够奸。” 一年后，仅拍过广告的黄晓明，主演了第一部电视剧《爱情不是游戏》，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这也是陈坤的重要时刻。1999年，还在读大三的他，陪同学白云和孔维去试戏，没想到最后被选中的却是自己。当年，陈坤出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国歌》。 北京电影学院最负盛名的96级表演系赵薇班的同学们，就这样开始悄然绽放。与刘晓庆、陈冲等前辈相比，他们更加幸运，因为一登场就拿到了时代的最好馈赠：影视行业的改革和快速市场化。 1999年，所有省级卫视全部完成“上星”，广播电视领域开始实行“制播分离”，民营、外资被鼓励参与电视剧、娱乐节目的制作。2000年左右，电影投融资政策也进一步放宽，民营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资本市场的大门开始向明星们敞开。 此后20年间，乘着行业的东风，赵薇们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还凭借超高的片酬和明星效应，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弄潮儿。 股市里的“萌芽” 1999年，在繁荣的影视行业里积累了一定财富的赵薇，成为上海欣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开启商业启蒙之旅。初涉商业的赵薇，并没有尝到甜头。 2000年，赵薇出演了电视剧《情深深雨濛濛》，迎来事业的最高峰。然而，军旗装事件的爆发，使得赵薇的事业急转直下，她开启半隐退模式，将重心放到了商业上。 赵薇经商的时候，黄晓明作为演员打开了知名度。2001年，因在《大汉天子》中饰演汉武帝刘彻，黄晓明火了一把。这也为他踏入资本市场积累了原始资本。 2002年，赵薇商业之旅又迈出一步，她出资210万元成立了北京普林赛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3年，赵薇更一跃成为A股上市公司重庆路桥的第五大股东。
此时，凭《像雾像雨又像风》已小有知名度的陈坤，以《金粉世家》中的金燕西一角红遍大江南北。与赵薇不同的是，此时的陈坤认真演戏，无心资本。 2006年，A股步入大牛市。在重庆路桥三季报上，眼尖的股民逮到了赵薇，她名列流通股股东第六位。不过，在第二年的一季报中，赵薇又从流通股股东前十名单上消失了。 几个月后，重庆路桥股价直线拉升，暴涨近5倍。有媒体后来问赵薇此事，她抱怨“我炒股不是发了，是哭了，我绝对是个地道的受伤股民。”面对资本市场，此时的赵薇还是一只小燕子。 2007年，《大汉天子》第三部收官后，已经很红的黄晓明，签约了华谊兄弟。彼时的华谊兄弟准备上市，并计划于2008年增资扩股。黄晓明借钱以每股3元的价格，买下华谊兄弟180万股原始股。
2009年，影视行业进入产业化时代，资本市场则有了创业板这个晴雨表。当年10月30日，华谊兄弟登陆创业板，成为国内影视第一股。开盘后，华谊兄弟股价从28.58元，一路涨到最高点91.8元，收盘价高达70.81元，黄晓明股票的账面价值过亿。 随后，黄晓明没有停下投资的脚步，其工作室投拍了很多影视剧，比如助他拿下三料影帝的《中国合伙人》/《撒娇女人最好命》等等。 爱投资的黄晓明，走在了赵薇、陈坤的前头。 喧嚣后归于沉寂 2009年，是赵薇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与人称“龙哥”的富商黄有龙结婚了。这意味着，赵薇很快就要学习“明星股东”的游戏规则了。 这一年，在北京三里屯“乐福餐厅”开业典礼上，赵薇对在场的宾客说道：“我现在的理想就是做生意，变成大富豪。”然而，不到一年时间，乐福餐厅不仅关门大吉，还惹下16万元的债务。 一年后，黄晓明找来曾志伟、巫启贤等一众好友，筹集6000万元，引进法国拉菲等五大酒庄的红酒来内地拍卖，一年时间，就把投资全数收回。 黄晓明大赚了一笔，赵薇则正式打开了“明星股东”的大门。2011年，上市视频网站竞争激烈，排队上市企业暴增，继华谊兄弟之后，另一家知名影视公司唐德影视也启动股份制改造，磨刀霍霍向A股。 彼时，拉自带知名度、资源和信用背书的明星一起，搭千里长棚，成为影视公司的惯用手段。赵薇、范冰冰的名字也出现在唐德影视增资扩股的名单上。
当赵薇、黄晓明与资本“拥抱”时，2012年的陈坤，靠《突然就走到了西藏》一书，跻身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荷包充盈的陈坤，开始了对外投资，先后入股东申九歌等多家公司。不过，陈坤投资额并不大，金额大多50万元。 陈坤小打小闹，赵薇却干了几票大的。2014年底，赵薇夫妇斥资近31亿港元购入阿里影业9.18%的股份，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2015年4月，阿里影业大涨，赵薇夫妇的持股账面盈利达到44亿港元。一个月后，赵薇夫妇减持了部分阿里影业股票，套现近10亿港元。 2015年10月中旬，赵薇夫妇继续减持近8亿股阿里影业股份，虽然当时股价相比之前大幅下跌，但其套现的金额还是有12.56亿港元左右。 赵薇大赚的2015年，中国影视行业发展进入爆发期，唐德影视借势成功IPO。作为重要股东的赵薇，神采飞扬地出现在敲钟现场。这时的赵薇，已站在了资本市场声誉的最高点，舆论更将“女版巴菲特”的称号送给了她。 此时，陈坤也有了新投资动向。2015年12月，陈坤持股的天天美尚，成功在新三板挂牌。按照当时持有的148.8万股来算，陈坤大赚了一笔。
2016年春节，影视行业成为我国经济的亮色，更多的资本充当着门口的野蛮人。赵薇们的财富故事，更让一大波明星发现：原来资本市场如此造富！ 于是，在影视行业积累一定财富的明星们，纷纷进入资本市场，他们采取的方法一是购买上市公司原始股，等待上市后高价套现；二是自己成立“壳”公司，由上市公司高溢价收购。 这一年，黄晓明以合伙人的身份持有万达影视0.35%股权。但他并没有赵薇“精准抛售”的先知先觉，后来万达影视股价持续下跌，黄晓明一度亏损超过2000万元。 资本市场对影视业的疯狂炒作引发监管关注。2016年5月，监管层收紧对影视并购标的重组审核，共有19家影视公司上市失败。 此时，赵薇迎来了她在资本市场上的至暗时刻。同年底，赵薇的公司龙薇传媒要花30亿元，买下A股上市公司万家文化近三成的股份。然而，在30亿元的收购资金中，只有6000万元是赵薇自己的钱，其余都来自借款，相当于“空手套白狼”。 这个事件曝光后，交易于2017年3月被终止，万家文化股价大跌，散户损失惨重。2017年11月9日，证监会对赵薇和黄有龙处以30万元罚款，且5年禁止进入证券市场。 喧嚣一场过后，赵薇沉寂了下来。但陈坤、黄晓明的资本故事仍在继续。2017年，陈坤试图出资5亿元，参与设立美锦能源的股权投资基金，但此事遭深交所的发函质疑而遇阻。不过，陈坤最后还是成功投资该股权投资基金。 2018年，影视行业与资本市场双双迎来大寒冬。这一年，黄晓明的资本局也起了事端。 当年8月10日，证监会公布了一起股票操纵大案，对一个叫做高勇的人开出18亿的天价罚单。这起操纵案中的自然人账户之一，正是黄晓明名下账户。这次不谨慎的理财带来巨大麻烦，幸运的是，因为对实际操盘并不知情，最终黄晓明未被列入违法行为当事人。 “四间变八间，八间之后上市，上市以后再集资，接着就是炒股票，然后再炒地皮，接着再分拆上市。”周星驰在《食神》中的台词，毕竟只是台词。 明星资本永不眠 赵薇沉寂的2019年，国内有1884家影视公司关停，不只是中小公司，影视行业的上市公司日子也很难过。而“北影三剑客”青睐的资本市场，也被监管部门多次警告：坚决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对于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 这一年，陈坤、黄晓明几无大的动静。到这里，北影三剑客的资本故事似乎告一段落了。 纵观历史，北影三剑客的造富故事，相似而又不同。在没有天价片酬的年代，黄晓明通过投资完成了巨额的原始积累，实现从工具人到资本的晋升；陈坤所涉足的领域稍微多元化，往往有出人意料之感。 而从“不会炒股”到“迷恋做生意”，再到备受争议，赵薇在资本市场的浮浮沉沉，让看客们唏嘘不已：小燕子为何变成这样？ 北大文化研究院陈少峰表示，大多数明星并不擅长投资，“赵薇有很多商界朋友，有更深入了解商业和结合资源的机会，何况她的投资与其说是个人的投资，还不如说是家庭的投资。”他认为，赵薇的案例是特例，不可复制。
赵薇的公开言论与陈少峰的观点遥相呼应。2015年，赵薇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话里大概意思是，“我其实完全不懂投资，都是家人在做这些事情。当然，钱很重要，当你没钱的时候，你不得不考虑赚钱，会做很多违心的事情。” 2019年，在网易的一次采访中，赵薇团队的工作人员回应称，“之前你们看到一起出席那些东西，是因为她当时有一个身份，家里人让她去出席。” 不过，在2004年，杨澜曾经采访赵薇，问她和小燕子的关系。赵薇坦言，如果她是小燕子，早就死八百回了。 小燕子们在资本市场活得依然很好。2020年，影视行业风雨飘摇之际，我国A股市场创近十年来IPO新高，港股市场依旧热闹纷繁；而一些科技独角兽企业则赴美上市，乘风破浪。 11月，当蚂蚁集团声势浩大准备上市之时，股民们发现，赵薇以母亲魏启颖的名义，仍是云锋基金的合伙人，持股市值达到5亿元。云峰基金是蚂蚁集团的股东。 同样是在11月，博纳影业上市申请通过。博纳招股书显示，黄晓明持有博纳影业股份，持有比例达到0.31%。
而另一边，陈坤的资本局也有了新的故事，他低调注册了一家企业管理服务公司。天眼查显示，陈坤持股比例100%。 很显然，影视行业大洗牌与资本市场繁荣的对比之下，赵薇们依旧在等待合适时机，寻求惊险一跃。 其实，近年来，从低门槛的餐饮，到专业性要求强的互联网、金融等，从A股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乃至新三板，都不乏明星们辗转腾挪的身影。 早在2018年，在A股、新三板、港股等市场，就有70多个明星、名导、名编剧进入，持股市值粗略估算超过百亿元。2021年，刚刚于香港上市的稻草熊娱乐，其背后就站着刘诗诗、赵丽颖等一众明星股东。
明星们为何要踏入资本市场？演员佟大为的话或许具有一定代表性：“演员属于青春饭。花无百日红，为了家人和自己，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所以才开始涉足这个行业。” 凭借丰厚的收入和人脉资源，明星们有更多机会与各路资本合力掀起造富风潮。如今，他们在资本市场上的势头有所趋缓，但故事还远未结束。图片（来源：市界（ID：ishijie2018） 作者：陶婷）
“拯救万达的男人” 万达影视翻身指望全部押在《唐探3》上
【研究员】：WH
在国内的新锐导演中，陈思诚成为了少数能拍出叫好又叫座电影的领军人物。 但有名又有钱的陈思诚，似乎也犯了“成功男性都会犯的错误”，从2014年开始就被频繁曝出是 “时间管理大师”，先后和多名女性传出绯闻，多年没有停歇。
【博览财经特稿】2014年10月，42岁徐峥导演的《人再囧途之港囧》开拍，剧中男二号是30岁的包贝尔。 也是在同一时间，小他6岁的陈思诚正在拍摄《唐人街探案》，影片的男一定了王宝强。 资本在时代大潮下卷起的浪花催生出唐探系列 其实，《唐探》本可以更早开机，只是32岁的王宝强因为参加某档综艺造成脚骨折，陈思诚为了等他硬生生延后了40多天。 舍弃老搭档徐峥，投入陈思诚怀抱，“宝宝”一脸诚恳解释说：陈导为了等我拖了这么久才开机，实在是够意思。 相比没啥名气的《唐探》，很多吃瓜群众一边感动一边觉得遗憾。毕竟王宝强之前与徐峥、黄渤主演的《泰囧》创下12.6亿票房，刷新了当时国产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纪录。 可真实原因是，王宝强事后只拿到区区300万的片酬，而黄渤是3000万。缘由是开拍前的徐导给了他们两个选择：一个是固定片酬，一个是不拿片酬按票房分成算。 王宝强选择了前者，而黄渤选择了后者。心觉不甘的王宝强去找徐峥评理，想再多分点钱，可徐导一句“大家要遵守游戏规则”将他堵了回去。 恰好此时陈思诚和王宝强商量自己也要拍一部喜剧片，于是便希望王宝强能出演新片《唐人街探案》。
《唐探》的整个构思起源于2012年，此时的陈思诚还在拍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 整个故事的悬疑推理框架，来自著名综艺《最强大脑》，陈思诚甚至还几次悄悄亲临现场观摩，和现场的选手交流了许久。 面对好友邀请，王宝强满口答应，可心里却没在意。他倒不是怀疑陈思诚这位好哥们的诚意，而是早听说这个项目因为要选自己当男主，投资者有些嫌弃他之前在《泰囧》中的穷屌丝形象，八百个不乐意。 幸好陈思诚是认真的，他觉得王宝强土掉渣的形象和自己力捧的“小鲜肉”刘昊然简直是绝配。 于是很严肃地向背后的金主们表示：男主非王宝强莫属，否则这部戏就不拍了。 金主们一寻思：行吧，你是导演，只要你保证能赚钱，其他一切好自为之就行。 事实上，精明的陈思诚选择“土穷黑”的王宝强不仅仅是兄弟情谊，而是他太清楚随着电影补贴政策的结束，大量的下沉市场观众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主力军。
对于一二线城市的观众来说，看电影只是其中的一种消遣，可对三四线的城镇青年来说，看电影却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娱乐方式。 在庞大的下沉市场观众群里，或许有人未必认识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可王宝强的大名却人人熟知。 这是观众和导演在电影制作模式上的全新博弈，更是熟知市场的影视资本玩家越来越娴熟的套路。 就这样，资本在时代大潮下卷起的浪花催生出了唐探系列。 两位境遇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在“贵圈”外徘徊 1978年，陈思诚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过人的他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自己曾说过：我的出厂设置挺好的。 小时候的陈思诚文笔不赖，13岁时就曾模仿金庸写了同人小说《流芳百世》，模仿古龙的《楚留香传奇》写了《陈留香传奇》，故事有模有样，在同学中流传甚广。 此时的港台影视作品深深影响了一代年轻人，陈思诚也不例外，房间里贴满了许多明星海报，小小年纪的他无比憧憬。 家里人此时还指望陈思诚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后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可陈思诚偏不，一门心思就想当演员，家里怎么苦劝也不听，最后只能随他。 1994年，16岁的陈思诚听说大导演谢晋办了个影视学校，要培养未来的中国电影明星，顿时兴奋起来，只身来到上海。 经过短期的考前培训，陈思诚以专业第一的成绩顺利考入谢晋恒通明星学校（后更名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和18岁的芜湖姑娘赵薇成为同班同学。一年之后，陈思诚的下一届来了位大眼睛的姑娘，13岁的青岛女孩范冰冰。
谢晋恒通明星学校其实只能算个艺术培训中专，最终目的还是向各大艺术院校输送艺术人才。 1996年，20岁的赵薇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18岁的陈思诚也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虽然不是专业第一，可专业成绩也是杠杠的，和聂远、郝蕾成为同班同学。 在学校的陈思诚很活也很聪明，专业表演很有悟性的他深受老师喜欢，特别是李学通教授，几乎就把他当成亲传弟子悉心调教。 但没想到，这个弟子很不让老师省心，因为一次讲义气帮同学打架被上戏开除，并被禁考两年。一向自信的陈思诚生生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了一把。 陈家的至暗时刻发生后，一向注意形象的陈思诚父亲急得穿着短袖短裤就冲到上海来想办法，无奈事已至此，他也无力回天。 就在陈思诚闭门思过时，15岁的王宝强还一脸懵逼地缩在北影厂门口当“北漂”，怀揣着一个武侠电影梦的他在少林寺苦学多年后才发现自己找错了方向。 经人指点后，王宝强就整天蹲在北影厂门口，等待着某位导演能给自己机会。好不容易有人询问他会什么，兴奋的王宝强二话不说拉开架势，就给人来个“白鹤亮翅”，吓了人家一跳。 戏倒是参演了不少，可王宝强接的都是几乎见不到正脸的“路人甲”和“死尸”，就这样他还乐得屁颠屁颠给家里打电话说自己拍电影了。 1999年，21岁的陈思诚熬过禁考期辗转来到北京，他想考北京电影学院，他知道，自己的同学赵薇就在里面读书。可北电知悉他的“前科”后，果断将他拒之门外，伤透了陈思诚的心。 幸好，陈思诚得恩师李学通教授推荐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并得到考官王丽娜的赏识，再次以专业第一的身份跨入了表演艺术的新殿堂。只不过，这次的班级同学换成了靳东、陈数、李光洁等人。
因为有着比普通同学多几年的表演和社会经验，陈思诚在大学里如鱼得水，写剧本、导演、宣传样样擅长，就连歌唱比赛也去掺和一脚。 而在此时，王宝强的日子并不好过，当龙套演员好歹还能吃饱饭，可没戏拍就只能饿着肚子。家里很清楚王宝强的境况，在电话里无数次劝他死了当演员的心，老老实实回家种地娶媳妇。 可王宝强偏不，他不甘心自己苦学多年的功夫，吃了这多年剧组的盒饭的他总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会麻雀飞上枝头。 两位境遇截然不同的年轻人都还在“贵圈”外徘徊，他们的梦想只有一个：当个演员。 火热的电影市场成各方虎视眈眈的“肥肉” 2003年，25岁的陈思诚面临毕业选择。他有些犹豫，自己是不是该改行当歌手算了。 虽然在大学时遇见了命中贵人康洪雷导演，出演了他的电视剧《民工》，可该剧因题材问题屡屡被禁，剧组诸多老戏骨的专业表演更是直接将初出茅庐的陈思诚淹没。 而在大四时主演的电影处女作《法官妈妈》，虽然获得最佳新人奖，可面对着拼演技拼资源的影视圈，陈思诚只是朵掀不起什么波澜的“后浪”。 和他相比，同在这部电影里跑龙套的王宝强只能算一闪而过的“浪花”。两人命运中的首次相遇就这样来到，只是一位是主演，一位是龙套，彼此也没啥交流。
但就在陈思诚还在犹豫职业方向时，王宝强意想不到地从“浪花”也悄悄变成了“后浪”。 在这一年，幸运女神垂青了21岁的王宝强。正筹备拍摄电影《盲井》的导演李杨，需要一位外表淳朴的农村孩子，意外在北影厂门口发现了眼神呆滞、说话怯生生的王宝强，一眼就相中。 《盲井》让第一次拍电影的王宝强，迅速拿下金马奖最佳新人等多个奖项，幸福来得太突然。 不过，由于题材敏感，这部电影后来并没有在国内公映，王宝强只是圈内知晓的那个有些“二”的农村孩子。
真正改变王宝强命运的，是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男女主角都确定了，唯独片中的“傻根”始终没有合适人选。 最后有人推荐了《盲井》里的王宝强，冯小刚眼前一亮，找来王宝强询问他有没有档期。“这片子要拍三个月，你可想好了。”冯导很怕王宝强中途掉链子。 冯导多虑了，能和冯小刚、刘德华、葛优等大腕合作拍电影是多大的荣幸和机会，怕的是王宝强，他几乎第一个来到剧组报道。 2004年，22岁的王宝强凭借《天下无贼》一夜成名，顺利成为华谊的一名签约艺人。
而此时的陈思诚，在拍摄了几部影视剧后也签约了华谊，两人成了单位同事。 两年之后，一部军旅剧《士兵突击》把陈思诚和王宝强的知名度提升到一线知名演员的位置。也是在这一年年底，万达集团的CBD万达广场店开业，万达院线迎来自己的第100块银幕，成为国内院线不容小觑的发行渠道。 逐渐火热的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一块被各方虎视眈眈的肥肉。 资本才是娱乐圈真正的“造梦机器” 名气距离王宝强渐行渐远的陈思诚，很快来了个“弯道超车”。 2010年，32岁的陈思诚拉着新丽传媒及刚上市的乐视网，自导自演了一部《北京爱情故事》。在这部戏里，不仅有老搭档李晨、张译，还有位27岁的漂亮姑娘，中戏学妹佟丽娅。 戏里没有王宝强，不是陈思诚不想找，实在是因为王宝强太红了，根本没有档期。 此时谁都没想明白，看着一副吊儿郎当模样的陈思诚，怎么就得到了资本的青睐，怎么就能当上导演？ 更让人没想到是，就在《北爱》制作期间，万达影视宣布入股新丽传媒。据传，万达的态度很简单，只负责出钱，怎么拍听陈思诚导演的。 32岁的陈思诚到底怎么搞定了56岁的王健林？把一个亿当做“小目标”的王健林为何会看上这部投资不过数千万的电视剧？ 其实，陈思诚对自己的现状一直很焦虑，他曾多次和恩师王丽娜诉苦导演不懂戏，自己总是与他们不合拍，也总是不红。 王老师一句：“你现在是演员，就要听导演的话，你有意见就要等你能做主的时候。”让陈思诚顿时醍醐灌顶，铭刻在心。 许多年后，当了导演的陈思诚，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想当被人分的蛋糕，我要成为做蛋糕的人。” 这确实是陈思诚转型导演的动机和原因，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意识到，资本才是娱乐圈真正的“造梦机器”。
他很清楚，只有像样的作品才能让资本将自己推向舞台中央，但最重要的是学会对资本的迎合和妥协。 在最早的时候，陈思诚和万达影视提出希望拍一部更代表实力的悬疑片或罪案剧，可万达方面表示，市场还是比较接受偶像类型的片子。 陈思诚很识趣，也不多坚持，偶像就偶像吧，反正你们肯出钱就行。拿了钱的陈思诚，也确实很敬业，一切亲力亲为。 从头到尾参与剧本创作不说，拍摄《北爱》时为节省预算，他每天最多睡四个小时，曾创造单机单组一天拍过200多个镜头，普通剧组一天能拍一百个就算很不错了。 拍摄期间天寒地冻，很多人病了，摄影指导倒下，副摄影上，副摄影病了，陈思诚就自己扛起机器拍。 一部剧拍下来，因为掉头发严重，陈思诚只好将飘逸的长发直接剃成了平头。最终，《北京爱情故事》在各大卫视大获成功，投资3000万，收获上亿人民币的同时还拿了不少奖。
这部戏让新丽传媒和背后的万达影视赚得盆满钵满，也让陈思诚自己挖到了第一桶金。 只是很多人并不服气，觉得这部剧拍得太矫情，陈思诚的成功纯属“瞎猫碰见死耗子”。与此同时，升级为陈导的新恋情再次曝出，对象是剧中沈冰的扮演者佟丽娅，而“媒人”是一起拍戏的杨幂。 为了博得美人欢心，陈思诚在2012年将工作室升级为上海骋亚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据说“骋亚”这个名字来自“陈”和“娅”的谐音。 借助电视剧的余温，投资4000万的电影版《北爱》随后上线，稳稳地拿到了5个亿的票房，陈思诚再次表现不一般的市场运作能力，质疑他的人都闭上了嘴。而对幕后的万达来说：“管他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 转型成功的陈思诚，算是给万达交了两份相当不错的“成绩单”，这为后续合作打造《唐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钱赚足了，美人自然也跑不了。2014年，36岁的陈思诚掏出1500万在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岛和31岁佟丽娅大婚。当天，大大小小的明星来了一堆，可当年的“战友”里只有王宝强来了。 美艳不可方物的丫丫，戴着象征自己生日的8.8克拉大钻戒瞬间亮瞎了很多人的眼，但这种光芒可能不仅仅来自于爱情，还有资本的助力。 陈思诚堪称“拯救万达的男人” 陈思诚在婚礼后不久，找到王宝强：兄弟，咱哥俩一起来拍部新片吧，钱肯定比别人给的多。 说这话，陈思诚是有底气的，骋亚背后就是大金主万达，万达影视的持股比例为60%，陈思诚本人持有30%的股份，他还是万达唯一信赖的导演。 但再好的兄弟还是要靠金钱来维系，陈思诚心知肚明。经过一番筹备，《唐人街探案》于2015年12月31日跨年公映，演员是王宝强、刘昊然和佟丽娅，陈思诚彻底退居幕后当起了导演。 剧中扮演秦风的刘昊然早在15岁出演《北爱》便被陈思诚一眼相中，此时的他也是佟丽娅工作室唯一签约的艺人。 2016年春节，38岁的陈思诚双喜临门。成本8000万的《唐人街探案》拿下8亿票房的同时，佟丽娅也为他生下一名男婴，乳名“朵朵”，据说也是陈思诚的小名。 曾经的后浪彻底在电影市场里掀起了滔天巨浪，成为资本一致看好的导演才俊。
而王宝强眼见好友转型导演大获成功，按捺不住的他也自导自演了一部喜剧片《大闹天竺》。发布会上众多导演、演员纷纷站台捧场，王宝强喜极而泣。 这一年，已经登陆A股市场，成为中国院线第一股的万达影视斥资500亿在青岛建成东方影都，意气风发的王健林登上了美国主流电影杂志《好莱坞报道者》的封面。
2018年，王宝强再次参演了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2》，2亿成本的该片再次创下34亿的票房纪录。 自此，陈思诚的《唐探》宇宙已然成型，成为万众瞩目的悬疑喜剧片。 在国内的新锐导演中，陈思诚成为了少数能拍出叫好又叫座电影的领军人物。 但有名又有钱的陈思诚，似乎也犯了“成功男性都会犯的错误”，从2014年开始就被频繁曝出是 “时间管理大师”，先后和多名女性传出绯闻，多年没有停歇。 而佟丽娅对此也表现出惊人的包容，只是淡淡表示：能回家就行。但也是在这一年，陈思诚和佟丽娅拍摄的《远大前程》在口碑和收视上双双扑街，号称3亿的投资瞬间打了水漂，背后的万达影业也只好捏着鼻子不吭声。
再好的导演也不可能部部作品都赚钱，万达只能风物长宜放眼量。要知道，万达影视当年也不是只接触过陈思诚，还曾与刚和好兄弟撕逼完的张艺谋，以及从华谊单飞的陈国富等影视导演联系过，最终都没谈妥。 只能说还是急需证明自己的“小陈导演”更乖巧懂事，更好合作。陈思诚也确实没让万达失望。 在2018年，由于《唐探2》的助力，全年利润不过5亿的万达影视，豪横地在第一季度交出了4亿净利润的成绩单，甚至引来了证监会的质疑。 而在一年之后，由万达投资，陈思诚监制的犯罪悬疑片《误杀》在国内上映，以不到1亿的成本拿到11亿的票房，已是同类悬疑片相当不错的成绩。 对于一直经营不善的万达影视来说，陈思诚堪称是“拯救万达的男人”。 在《误杀》的首映礼上，陈思诚曾委屈地辩解道：“其实我也是被误杀的人，大众给我贴上了一系列的标签……” 任何一部电影背后都藏着无数资本的影子 其实没什么好解释的，娱乐圈背后的资本只看成绩。能赚到钱就是本事，赚不到钱，多大的腕只能靠边站，一点绯闻算个啥。 比如华谊曾深度捆绑冯小刚，可冯导一连几部电影扑街后，资本转眼就去追捧了更能赚钱的管虎导演。 正因为如此，些许绯闻丝毫没有影响到陈思诚后续的电影事业。在他宣布启动《唐探3》项目后，闻风而动的资本达到了30家，更有无数品牌抢着要合作。 虽然此片早就完成制作，本打算在2020年贺岁档上映，可因疫情撤档之后久久没有声音。 同为竞争对手的《囧妈》，早早被精明的徐峥将电影版权卖给平台，潇洒拿了6亿现金落袋走人。 而其他原定于去年春节档上映的《姜子牙》、《中国女排》、《急先锋》实在扛不住，在去年国庆档纷纷推出，可惜成绩均平平，和预想相差甚远。 眼看《唐探3》纹丝不动，许多人以为陈思诚背后有金主，所以心里不慌。可实际情况是，陈思诚慌得一匹，即便他是导演是制作方，可想上哪个档期根本不是他说了算。 《唐探3》的出品方多达25家，发行方15家，主投方为万达影视、北京壹同传奇影视和中影股份，其余皆是联合出品方，个个都憋坏了想一次赚个大行情。
当然，在这一点上，陈思诚也不例外，他也想吃一顿肥肉。根据天眼查显示，北京壹同传奇影视的法人是陈胜奇，陈思诚的父亲。 陈思诚可不傻，拍电影要说了算，分账也不能亏了自己。作为主发行方的五洲电影理论上虽然是档期的拍板方，但是他们背后真正的老板还是万达影业，这些年股价跌得让人肉疼。 2019年，万达影视巨亏47.29亿元，除了《误杀》外，再没有一部拿得出手的电影，原本交在自家手上的好项目还被其他对手纷纷挖走。 一年之后，位于拉萨的万达影城正式开启，这意味着万达影视花费16年时间，终于实现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都可以找到万达影院的布局。 但风光的背后，现实很残酷。为此，万达影视实际亏损已超过60亿，另有大笔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资金缺失，地主家确实是没余粮了。 万达影视翻身的指望，全部押在了《唐探3》上。出钱拍不算，在《唐探3》六家制片方里占了三席的万达影视，在营销上更为卖力。 在去年疫情院线片撤档之前，万达影视已经大手笔数千万砸了一波，今年又追加了三千万宣传，使得《唐探3》在整个春节档期的排片量达到恐怖的47%，几乎是碾压性的存在。 由于这部电影，万达影视的股价连续数日走红。而从整个市场看，《唐探3》再成爆款已成定局。
不过，从资本角度看，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万达和陈思诚还有个私下协议，就是要求陈思诚必须培养出合适的“接棒人”。 2019年的黑马《误杀》的导演柯汶利，本是《唐人街探案》网剧的导演之一，也是被陈思诚直接钦点的团队合伙人。 也是在万达的策划下，作为全资公司的管理人，陈思诚在布局唐探影视宇宙的同时，也在物色着新的下蛋者。 要知道，任何一部电影的背后，都藏着无数资本的影子，电影就位前，资本已经就位。也正是因为如此，评分和观感远不如钞票来得实在。已经和万达深度捆绑的陈思诚，只是这个电影时代的一个注脚。而唐探宇宙和背后的万达影视将走向何处，一切仍然拭目以待。（来源：风声岛（ID：fengshengdao） 作者：海边的风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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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天空飞出两只“黑天鹅” 过度多角化和资本贪婪毁掉企业帝国
【研究员】：WH
贪婪的资本让方正和海航忘记了起家实体产业，它们的高层已对实体和科技产业索然无味，更无心开发产品，导致两个企业在虚拟的资本及妄想的世界中一路狂奔。在暴利和构建企业帝国的欲望驱使下，所有人性的恶欲都被激发出来，根本不顾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与能力的互补性。结果，一个个独立产业和新企业建立起来，但企业的核心能力不断遭受侵蚀，直至今日之结局。
【博览财经特稿】1月下旬，岁暮天寒，腊梅怒放。人们盼望迎春花开，比哪一年都强烈。而中国的产业天空却飞出两只“黑天鹅”：北大方正被破产重组，海航集团宣布破产。 此刻，尽管此刻我们任然在举国全部精力于决战疫情和复工复产，但它们在中国企业的地位，还是引起不小的关注和疑惑。 是什么摧毁了这两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 原来生与死、沉与浮、兴与衰，如此咫尺，如此接踵，如此摧枯而拉朽！ 从辉煌到衰败：恍如隔世 根植于北大的方正，始于激光照排科技基因，功名卓著：中国最牛校企，汉字拥抱计算机时代之功臣..... 上个世纪90年底中末期，北大汉字激光照排占领国内报刊出版业90%以上市场，海外中文排版系统80%的市场份额。 2009年前后，方正的利润占中国整体校办产业利润总和的60-70%，左邻右舍皆望其项背。 2019年，方正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列第138位，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排名第5。但2019年前三季度，方正亏损24.69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31.9亿元。截至三季末，总负债为3029.51亿元，资产负债率达82.84%。 2020年2月18日，方正集团发布公告：由于未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不具备清偿能力，2月14日北京银行向法院申请对方破产重整。7天后，北京一中院裁定受理申请，并指定方正集团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自此，一个始于科技创新，历经34年风雨的企业即将画上一个时代的记号。果真存在另一个世界，不知道其创始人王选教授什么滋味。 2月29日下午，海航集团官方宣布：海南省人民政府牵头成立了“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将全面协助、全力推进海航集团风险处置工作。 很多人怀疑海航官网是不是被木马病毒给骑了？尽管其近年来各种风声不断，但昔日给客户给投资者给社会的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到这步田地？！ 海航，起初是海南省地地道道国企，但1993年经过陈峰等人的神运作成为中国首家国有民营化的航空企业。 同年5月，海航开始践行“店小二”精神，笑迎八方客，真诚服务旅客，董事长陈峰甚至在空中为乘客倒茶。直击彼时中国民航业的痛点-服务差，给行业带来一道新奇的风景线。 之后，服务至上成为海航的传统和经营的最高圣令，此精神成就了海航连续9年获SKYTRAX——全球航空公司奖（航空业的奥斯卡）五星航空公司称号。 2019年海航再度上榜SKYTRAX“全球最佳航空公司TOP10”榜单，排名上升至第7位。旗下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为全球第8家、国内首家（除港澳台地区）SKYTRAX五星级机场。 凭借至诚服务精神和快速扩张理念，海航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航空公司之一，致力于为旅客提供全方位无缝隙的航空服务，也成为中国四大航空公司之一。 2019年，海航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里，以6000多亿元的营收仅次于华为，位列第二。 在《财富》世界500强的榜单里，也不缺海航的身姿。2015年初入列464位，此后每年跃升100余位，2016年353位和2017年170位。如此速度，看呆老外，错愕国人。 但2018年始，海航陷入流动性困境，随之而来的是经营困境。如今负债7000亿元，主动请求当地政府介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曾经的安邦集团。但与其不同的，海航始于国企，发达时由私营接手，衰败了再由国企接盘，且掌门人安然无恙。真的是武林高手！高手背后是什么？ 但无论多高，无论曾经多辉煌，如今都残阳如血。问题是，去年还风光无限，怎么残阳降得如此之快？ 谁能想像？一个是中国高科技、体制内企业的典范，另一个是中国航空服务业创新引领者，却同是天涯沦落人。行业不同起点各异，但皆归宿于同一特殊时间。其实，不止时间，摧毁它们的毒素别无二致。 战略的非理性：过度多角化 多角化（也称“多元化”）作为企业经营战略之一，曾在上个世纪五、 六十年代被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广泛采用。但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过度多角化给全球诸多跨国公司带来苦果，有的陷入困境，有的走向破产。 多角化战略可以让企业兴也可以让企业灭。过度多角化，分散决策者精力，侵蚀企业核心能力。如果整合不力将带来各种风险，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倒闭。 方正和海航的历程，为上述理论观点提供了最佳佐证！领导者战略的非理性，让两个本来核心业务非常出色的企业走上了过度多元化的不归路，诸多毫不相干的产业及企业最终葬送掉它们所有的理想与梦想。 方正创始人王选2002年在公司内斗的余波中退出时，留给方正两块核心资产：激光照排和电脑。2002年，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宣布实施“多元化战略”。 方正为何要走上多元化之路，魏新的三句话就能得知答案：“激光照排一年才几个亿的销售收入。”“我们的电脑销售收入比较大，一年有几十亿元，但那是高新技术企业吗？”“我从来不认为电脑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因为核心技术都不掌握在我们手里。” 魏新推崇GE多元化，蔑视微软和IBM专业化。经过三年的转型，方正已经不是原来的方正，从一个高科技公司变成一个全新的金融控股财团。特别是，根据魏新脑袋里的高新技术概念，2009年方正毅然决然地砍掉PC业务。要知道，彼时方正电脑年销量达500万台，全球的TOP10。 自此，方正在多元化的路上越走越宽，什么地产商贸、金融证券、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甚至智慧交通等等，都纳入自己经营版图。似乎方正忘了2003年确定的“有限多元化”的原则，似乎也不记得魏新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我们是北京大学的企业，不做民工，也不做违反我们价值观的事。” 回顾和梳理方正多元化道路，可以看到起初十分混乱，什么产业都做，比如高尔夫球场、矿山、建筑等；为解决主业增长见顶的尴尬，方正IT也一度尝试相关多元化。尽管后来通过制定战略明细了方向，但还是在走上了过度多元化之路，先后形成了IT、医疗医药、房地产、金融、大宗商品贸易、职业教育等六大产业板块。 今天再登录方正集团官网，核心业务板块变成了五个：信息技术、健康医疗、金融服务、品质地产、职业教育[1]。其中房地产不叫房地产，而是品质地产，正如联想将其称为智慧地产。 但什么地产不都属于地产行业吗？这种名字的把戏，透露出它担心地产辱没了方正的基因和北大名声。你看过IBM、苹果、华为等科技公司做地产吗？ 再看看海航，更是多元化高手。2001年后，每个出差的人突然发现，国内很多城市的四、五星酒店都冠上了“海航”。我1995年开始研究多角化战略，每次入住海航酒店，都问同一个问题：海航何时能终结？ 自此，大家才清楚，海航已不是之前的仅仅从事航空服务的海航了，在多元化道路上开始一路狂奔。 2008年海航集团确立了八大业务板块：航空、旅 业、商业、物流、实业、机场、置业、酒店。2012年8月被优化为航空、物流、资本、实业、旅业等五大板块。董事长陈峰抛出了“超级X计划”，即 2020年海航集团营业收入要达到8000-10000亿元，进入“世界100强”，2030年营业收入要达到15000亿元，进入“世界50强”。 这个宏伟计划预示着海航踏上了“以多方融资为支撑、以快速并购为主要手段的多元化战略扩张之路”。2009年海航集团旗下公司发展到200家，2010年发展到311家，2011年6月发展到700家。 企业并购不是买完就万事大吉，还必须进行整合。但海航“重并购轻管理轻整合”，结果导致各业务板块及旗下企业各自为政，各种风险逐渐积累。资产负债率从2006年的56%上升到2012年的79%，超出60%公认的安全界限近20%。所以，海航的今天，是昨天顺理成章的演化。 去年始，海航及其掌门人终于走出战略的非理性，认识到多角化的危害，决定回归主业。董事长陈峰非常坚决：“我们就是聚焦航空主业，非主业的，不留悬念，再盈利也不要。” 今天，再打开海航的官网，“产业板块”栏中十分干净，只剩下曾经起家的航空服务了。 世界商业史上，所有实施多角化战略的企业及其决策者，最初都信誓旦旦；认为只要有资本有梦想就能径情直遂，我在一个行业成功在另一个行业也能成功。但绝大多数都以悲剧或悲催收场或退场，因为隔行如隔山，行业间核心能力迥异。 惠普公司的第四任CEO Lewis Platt在总结美国300个倒闭的企业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企业都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令人高兴的是，海航掌门人陈峰2019年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但其总结似乎更深刻而沉痛：“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可以干时，祸就埋下了。” 但让人难过的是：这也太晚了。不知道，尚在羁押的方正集团原董事长魏新对陈峰先生的话作何感想？ 资本的贪婪：加速核心能力崩溃 产业发展离不开货币资本和资本运营。但资本的背后是人性，人性贪婪常常把资本弄得面目狰狞。 马克思早在180多年前就已深刻指出：“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方正和海航在上市、资本运营、股权改造及并购过程中，上述的部分或全部贪婪都暴露得淋漓尽致。 两个企业本来都经营实实在在的产品或服务，但当多元化和快速扩张战略实施后，资本经营就超越了产品经营。而当其决策者发现资本经营赚钱快扩张快时，人性的贪婪加速了方正和海航的战略非理性，在多元化和多产业并购上越跑越远。 方正的资本贪婪始于2001年。这一年魏新引入“凯地系”的灵魂人物李友和张海，不但改变了魏新和企业的经营价值观，也埋下了他们锒铛入狱及方正今天窘境的种子。 凡是沾手资本运营的人，可能99.99%不愿意再做又苦又累的实体产品经营。李友和张海骨头里淌的都是资本的血，“凯地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的资本大鳄之一。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魏新受到教育和感染：方正再依靠潜心基础研究到科研成果转化的发展模式太苦太慢了！ 于是，从2002年开始方正踏上了买买买的疯狂发展之路。什么浙江证券、民族证券、成都商业银行，还是苏州钢铁集团，西南合成总厂，以及医疗健康和智慧交通等等企业，都不在话下。一副财大气粗，舍我其谁的架势，在资本和产业市场上横冲直撞。 此种思路和操作完全改变了北大创立方正的初衷，也改变了中国大学校办企业的定位和使命：科研成果转化。方正，从此走上了为钱而钱为资本而资本为扩张而扩张的不归路。 而海航，资本的疯狂比方正更甚。海航的资本运作，从上市融资到全球的“买买买”模式。2015年-2017年达到了顶峰，什么希尔顿酒店还是德意志银行皆收入囊中。 2016和2017两年间，海航集团高达5600亿元的净投资。全长1300公里的京沪高铁总成本2200亿元多一点，海航相当于两年时间修了2.6条京沪高铁。 2017年，海航集团总资产和总负债都创下历史新高，分别是1.23万亿元和7365亿元，是2008年的39倍和34倍。这意味着三年的疯狂并购，再造了近三个海航。 贪婪的资本让方正和海航忘记了起家实体产业，它们的高层已对实体和科技产业索然无味，更无心开发产品，导致两个企业在虚拟的资本及妄想的世界中一路狂奔。 在暴利和构建企业帝国的欲望驱使下，所有人性的恶欲都被激发出来，根本不顾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与能力的互补性。结果，一个个独立产业和新企业建立起来，但企业的核心能力不断遭受侵蚀，直至今日之结局。 警示中国企业：回归商业常识 人类商业长河中，过度多角化和资本贪婪曾经毁掉了一个个企业帝国。方正和海航，正在为中国企业书写现实版案例。即便它们最终不倒，但包括产权在内的所有体系都将面目全非。 同世界强者比，中国企业，绝大多数不大不强，个别企业仍依赖本土市场大而不强。因此，中国企业必须更要秉持战略理性，专注主业与核心能力；谨慎多角化，非实施不可，也要相关多角化，注意能力的互补与延伸。 其实，改革开放后，过度多角化给中国企业的教训或伤害是深刻的。以软件起家的原巨人集团，与微软的创业之初产品和经营条件十分相似。但微软生生不息并成为全球软件霸主，其原因就是坚持 “强而专”的发展战略。而巨人英年早逝，就是因为坚持多角化之路，房地产、保健品、化妆品、计算机硬件软件一起上。巨人倒下真的十分可惜，当年它在兴旺期比联想都好。假若能像微软一样有定力，很可能成为中国的“软件华为“。 华为有今天的全球竞争力，也离不开从成立之初就坚持“强而专”核心业务战略。华为尽管也实施多角化战略，但是有限的多角化及“核心技术关联多角化”。前年深圳南山区准备给华为一块地产，但让任正非给回绝了，因为他怕非核心业务的暴利诱惑骨干而损伤核心业务能力发展的注意力。 这是同一年代创立的海尔和联想没有做到的，这两个企业都有地产板块业务。它们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如果能像华为一样不去搞房地产，是不是会有更大作为？当然，联想目前属于美国企业，就让它去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等西方跨国企业掀起了回归主业的浪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获得IMF贷款的前提是：三星、LG、现代等财团企业必须把20多个产业砍到4-5个。这就是进入21世纪韩国大企业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战略上缺乏理性，容易冲动，认为在一个行业或一地成功，在另一个也能成功。结果，很多企业在跨产业和跨区域经营中损失惨重，直至倒下。 今天，腾讯和阿里等互联网企业，似乎无所不能，在多个领域施展拳脚，他们也狂奔在多元化与资本贪婪的路上。但不要忘记，互联网企业也是企业。是企业，就要遵循商业规律。 其实，规律就是理性，就是常识。中国企业回归理性，就是回归常识。中国企业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大而广”与“强而专”，“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请再倾听一下海航创始人陈峰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可以干时，祸就埋下了。”（来源：显君理想岛 作者：李显君）
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 中国需要动真格挽回生育率
【研究员】：WH
随着现代社会福利，技术都升级了，人们养儿防老的动力越来越小，大家并不是因为家里缺劳动力而生娃，相反，大家理解，养娃更多的是情感回报，哪怕娃很争气，能有经济回报那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而在这之前你还得要科学的养育才能有成果，大家更讲究优生优育了，而不是随大流能生几个就生几个。
【博览财经特稿】近年来，“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话题一直是热点。“低生育率陷阱”是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近日发布的数据更是佐证这点。 为什么生育率越来越低？ 日前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光看当年出生且登记的人数，2020年比2019年下降14.89%。 不久前，人口专家梁建章撰文，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广州、温州、合肥、宁波、贵阳等地区2020年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或活产数据）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在9%～32.6%之间。 从最近各地陆续发布的数据看，2020年多地出生人口同比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广州日报》发布数据显示，广州在2020年的活产数为19.55万。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表示，2020年广州的分娩量已经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 合肥在2020年出生人口约为7.93万人，比2019年下降了约23%；台州出生人口为3.74万人，比2019年下降了32.6%。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5月，重庆新生儿出生数量雪崩。其中，2019年1月至5月重庆户籍人口出生68351人，比2018年同期减少了30180人，下降30.63%；常住人口出生71554人，比2018年同期减少30054人，下降29.58%。 用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2019年的话来形容2020年也不为过，“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之后就一直下降。虽然政策也是不断调整。从2013年开始，中国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人口出生率确实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一定的提升，但大趋势依然是下降。 从现有的数据看，生育堆积效应释放后，人口出生率又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程度。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 生不生孩子主要看两方面，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指男女双方接受到的外部引导或者压力，内部因素就是个人的环境，条件以及主观意愿。 先来看外部因素，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社会因素，法律因素，经济因素。 目前，鼓励生孩子已经是政府提倡的大事，所以一般情况下，身心健康的男女双方生娃，从社会，法律上都没有障碍了。 那么剩下的唯一障碍就是来自于经济因素。如果算一本生娃的账，那就是生娃带来的预期回报（经济与情感）与生娃带来的预期投入（经济与情感）之间的博弈。 当预期回报远远大于预期投入时，人们的生娃的动力必然会更强。譬如在古代，生娃意味着有潜在的劳动力，甚至保卫安全的回报，养育成本相对较低，那自然动力就更强。 随着现代社会福利，技术都升级了，人们养儿防老的动力越来越小，大家并不是因为家里缺劳动力而生娃，相反，大家理解，养娃更多的是情感回报，哪怕娃很争气，能有经济回报那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而在这之前你还得要科学的养育才能有成果，大家更讲究优生优育了，而不是随大流能生几个就生几个。 一方面预期的回报并没有上升，另外一方面预期的投入倒是涨了不少。首当其冲的是直接的育儿投入，从怀孕开始就有消费产生，孩子出生后到幼儿阶段，这个阶段婴童需要悉心照顾，包括奶粉、医疗、早教等，到了小学、初中阶段，就算你不鸡娃，总免不了多多少少一些培训费、学杂费、课外活动、玩乐等费用，网上曾有统计，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需要花费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这个金额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非小数字。 除了经济投入，还有个人的时间，情感投入。如果雇不起保姆，家中又没有老人帮忙，就意味着夫妻二人中至少需要有一人做出牺牲，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对于有心发展事业的人来说更是意味着负担； 其次，是隐形的投入比如高房价。如今有车有房被认为是组建家庭的刚需，但以大多数年轻人的收入来看，根本承受不起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就算买了房子，养过孩子的都知道，如果面积太小，不太便于和老年人或保姆一起照顾孩子，将来还要给孩子一个独立的房间，甚至未来还可能要给孩子准备婚房，这些都是预期投入。即使收入很高的“单身贵族”，因为害怕婚后返贫，生活质量远不如单身，不少甚至把理想结婚年龄抬高到30岁以后，生育意愿更是低迷。 当预期投入远远大于预期回报，自然会有很多人退缩，犹豫，甚至决定不生娃，尤其在生娃这个特定的决策上，它是不可逆决策，也就是说，生了娃，你必然要负责到底，法律上不能弃养，情感上经济上你也必须要持续投入才能保持幸福感。 讲完了外部因素，再来看看内部因素。首先，不排除一些人天生不喜欢小孩，是丁克概念的忠实拥趸，从根源上就直接掐断了生育意愿。 其次，根据公开报道，因为环境，社会压力等原因，中国目前不孕不育现象并不少见，很多夫妻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直接导致了生育率下降。 关键，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来源于结婚率低。对单身青年来说，首先，找到合适配偶就很难，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少人对理想伴侣的标准越来越高，如果遇不到合适的，人们更愿意享受单身生活，而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如果没遇到最后真正适合的人，他们会不断推迟结婚年龄，并不会急于脱单。即使后面找到了合适的对象结婚了，因为年龄原因，生育的能力与欲望都会受限。 另外，现代人追求的人生目标也很丰富，一部分女性越来越独立，即使结婚，也会花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事业上，生二胎的意愿也并不高，囿于现实条件，光靠政策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想法。 综上所述，一个孩子要顺利出生，那是得要过多少关啊！ 低生育背景下哪些行业是利空？ 长期低生育率，自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3年前后开始萎缩，并持续到本世纪中后叶。在这个阶段，孩子比例下降，老年人比例上升，总人口先缓慢增减再急剧萎缩，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上升和税收增加。 如果从商业角度看，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对哪些行业来说是利空？ 首先，针对于幼童的吃穿用学玩的中低端市场免不了会受到打击。婴童的主要消费项目如儿童食品、服饰、玩具、教育等行业中缺乏竞争力，原来靠量取胜的品牌都或将受到影响。 其次，动漫产业也将受到影响。根据《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从长期来看，低生育率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将会直接导致儿童动漫消费市场的萎缩。 此外，一些地区的房产自然也避免不了受到冲击。年轻人是买房置业的主力，部分地区未来购房主力减少，经济不景气，房价必是利空。经济学家马光远曾发表“最终压垮房地产泡沫的是低生育率陷阱”的文章，他表示，持续走低的出生率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最后折射到房地产上，造成楼市泡沫。 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中国生育报告：全面二孩政策后反而出现生育断崖》，文内直言：“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 生育率的大幅下降，表面上看，多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从长远看会导致综合国力的下降，导致国家缺乏活力、缺乏突破和创新。 前车之鉴 与中国的人口现状相似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伊朗。 劳动力人口下降，老龄化进程提前，经济出现停滞，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危机感很强。同样，这些国家的人口政策也是在不断调整，在生育率，在生育率走低以后，又及时推出政策鼓励国民生育。 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还是年轻人个人渴望的消费与预期收入产生很大差距。其中消费支出最主要来自于高透支的房价。 据2017年数据显示，日本新出生人口只有94.6万，创下了1899年来最低出生记录，当大部分的人开始渐渐的怀疑日本是否适合生孩子的时候，日本政府放了大招。 一项以18-34岁未婚人士为对象的调查显示，有超过40%的男性表示结婚障碍的要素是“结婚费用”。调查显示，终身未婚者急速增加主要是因为贫困。日本非正式职员的比例超过了40%，很多人就算想结婚也迫于经济压力无法结婚。 于是，在2018年，日本政府斥巨资2万亿日元为了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子，日本政府计划3年内实现让全国的3-5岁的儿童免费上幼儿园和托儿所。 除此之外，年收入不满260万日元（RMB约15万元）的家庭，0~2岁的幼儿将免费入托儿所。这一类的家庭在孩子入园的时候要缴纳9000日元（RMB约530元）的保育费，今后将免除费用。对于0~2岁幼儿的父母，还可以享受育儿休假补贴，可在家中照看孩子。为了确保政策的公平性，集中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 日本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依然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 “少子老龄化”一直是我们对日本的印象，但和韩国相比，日本“高达”1.4的生育率几乎是东亚之光。2019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延续了之前的下降趋势，仅为0.92，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曾经的韩国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实施过跟中国计划生育相似的政策，生育率从1983年以来就一直低于2.1的替代水平之下。 面对人口数降低、老龄化的问题，为鼓励生育，从2001年开始，韩国地方政府就开始实施为新生儿家庭提供现金奖励的计划，各地区政策的设计差不多，但数额各不相同，依据家庭所在地、婴儿出生时间以及婴儿出生序列不同（第一胎、二胎还是三胎等）而定。 2012年，现金促生育政策已经出现在全国所有地方政府。到了2015年，有44%、88%以及100%的韩国区政府分别为一胎、二胎、三胎婴儿家庭提供现金支持。 去年底，韩国中央政府发布生育规划，根据该规划，韩国政府将从2022年起向有未满1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人民币约1732元人民币）的育儿补助，到2025年逐步上调至50万韩元（人民币约2888元），并将为产妇提供200万韩元（人民币约11550元）的生育补贴。 即使有二孩政策、福利待遇的刺激，也很难扭转韩国低生育率的现状。事实上，韩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发钱并不能成为解决根本问题的唯一方法。 生育率低的背后，还有女性自觉风险过大的因素影响。如何打破性别不平等也是国家要面对的挑战之一。首尔国立大学的李凤珠教授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就提到：“仅仅关注育儿补贴在将来不会有效，改善家庭和职场的性别歧视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这需要时间。”
更不用说现在的专家，大多在提倡放开三孩政策，却不考虑当下的社会压力之大，房价高、育儿成本高等根本问题如果不解决，没有切实减轻家庭住房和教育成本，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那么人们的生育意愿就不会提升。 纵观全世界范围内，至今没有哪个国家在生育率大幅降低后还能涨回来的，哪怕在高福利国家也是如此，更何况中国缺乏配套性的激励政策。 中国的生育率水平（1.6左右）虽然没有韩国低，但过去二十年里整体呈下滑趋势。随着二胎的累积效应消退，预计今年生育率还有可能继续滑坡。 当人口老龄化到一定程度时，矛盾就会爆发。如果人口危机不解决，等待我们的，要么退休后就只能领到非常微薄的养老金，要么不断推迟退休年限。 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在几个方面动真格才能挽回生育率：1、必须逐步全面降低人们的住房成本，譬如为适龄年轻人提供优先购买权，或者廉租房优先使用权。 2、为一部分生育的家庭提升个人所得税抵扣额，甚至提供免税福利。 3、更大范围的补贴儿童医疗，义务教育。 4、除了经济因素外，也要普及或者强调孩子带来的亲情感，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父母与孩子的亲情回报，让更多有条件的家庭和个人有更高的生育欲望。 最后，生育不能强迫，光靠经济补贴也不够，要想长期提高生育率，关键就看能否提升国人对生娃的预期回报，如果大家对年轻人的未来不存在担忧，不存在顾虑，不存在怀疑，又何愁大家不生孩子呢？（来源：首席商业评论（CHReview） 作者：七月）
形势分析
“逃离北上深”从口号成实践 新一线城市迎发展窗口期
【研究员】：WH
虽然不知道一线青年们逃出北上深以后用不用再跑回去，不过有一点可能大抵不会差：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完以后，就该轮到新一线城市了。每一轮房价上涨，都是先从一线城市开始，再蔓延到二线城市的。去年到现在，深圳和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房价出头鸟屡被调控打压，那边新一线城市里的杭州，房价已经悄悄涨了一段时间了，最近更是出现了约10万人报名摇号抢房，冻结资金在1000亿元以上的奇景。
【博览财经特稿】牛年正式开局，终于可以给不平凡的鼠年画上句号了。能够回家过节的也好，还是响应国家号召在地过年的也好，趁着新年的喜庆，自己累了一年的身体也总算是能在珍贵的连休里好好放松放松了。 辞旧迎新让人重新捡起对于未来的美好期望，只是喜庆不仅走得很快，而且还特别容易被焦虑贩子明目张胆地从你眼前夺走。 新年第一天的灵魂质问 正月初八，当上海的青年社畜们极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出来，努力抖擞精神走进地铁口，试图开始新年第一天的奋斗时，一个醒目、鲜艳、夺人眼球的大红色广告版即将进入视野：“别着急赶地铁了！这些问题你有吗？” 好家伙，新年第一天就被灵魂质问。但是如果不幸被吸引到注意力，在看过其中的问题以后，只怕是会血压爆炸： “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年轻的我该继续稳定还是走出舒适区？” “30岁还是公司的‘螺丝钉’，是不是要离开北上广？” “奋斗10年还是买不起房，我该离开大城市吗？” 这还只是几个字体比较大、一眼就能看清的问题，假如你好奇心使然把整块板子都认真看一遍，被彻底嘲讽，估计调理一个假期的心态就要直接崩溃了。
打人不打脸，骂人还不揭短呢。我一度非常怀疑，这种缺德广告文案，很有可能是策划在半夜被甲方电话叫起，怀着“拿三千的钱，干三万的活”的心态，激情创作出来的结果。 广告背景的大红色，先是打了正月里希望顺利搬砖的社畜们的脸，广告里的焦虑文案又赤裸裸地把城市中产阶级那点儿囊中羞涩和苦大仇深全给扒了个底朝天。 虾仁猪心，虾仁猪心啊。青年打工人们可能也想不到，自己就地过年虽然成功规避了来自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查户口式盘问，谁成想还有缺德广告在地铁口守株待兔，请君入瓮。这回躲得过初一也不用等十五了，初八就被扎心了。 在前有老板挥舞资本主义大鞭，中间又有租房跳出来当拦路虎，最后还有大红广告牌扎心嘲讽的一线城市里，广大青年社畜心中被压抑已久的怯懦再一次蠢蠢欲动起来。正像文案里明示的“我要不要离开一线城市?”一样，既然在北上深待不下去了，索性就逃出去吧。 在当代青年不为老板的五斗米“折腰”，追求“自我能够掌控的生活”，以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时候，“逃离北上深”被广大青年视为“与功利主义相抗衡”的有效手段。 但比较遗憾的是，每当“逃离北上深”出现时，很多时间在它的后面总要再加上一句“逃回北上深”。在现实的铁拳面前，理想主义也只能靠边站站。 从这层意思上来看，一直以来的“逃离北上深”，起码在几年前，只是广大青年，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青年们相互鼓励、聊以慰藉的精神支柱，付诸实践还是相当困难。 嘴上的主义，心里的生意 2013年，一线城市是应届毕业生第一选择“圣地”。33%未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期望去一线城市就业。相比之下，二线城市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只有28%的毕业生期望去发达地区二线城市，想去较不发达地区二线城市的也就24%。 正所谓良禽择木，也不怪广大青年们的心中首选的就业地始终都是北上广深，因为一线城市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进入2010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开始了井喷式发展。3G、4G等通讯网络技术革新、以及手机制造业的成熟带来的智能机制造成本下降，带来了通讯终端下沉的可能，中国网民数量也在这一时期快速扩大。 在这个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的不仅仅是移动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最大的赢家，其实是活跃于互联网产业最前线的众多互联网公司。在野蛮生长的互联网公司面前，运营商最后只能沦入收点儿流量费、眼看BAT吃肉自己只能喝汤的尴尬处境。 BAT等一众互联网公司站到了风口之上，而作为站上风口的最好表现，就是大部分公司的总部基本都设立于北上广深。 深圳的腾讯总部不用多说，就拿北京的后厂村而言，百度、新浪、网易、滴滴，几乎能叫得上名字的大厂都扎堆在一个地方。如此高密度的产业集聚，也不怪网上调侃，说只要停运北京地铁十三号线，就能瘫痪中国互联网。
段子一方面揶揄了北京市公共交通局限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事实：您甭管好用不好用，我北京能给你提供产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 一线城市的优势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城市优秀基础设施吸引了高新产业聚集，高新产业扎堆产生集聚效应。一方面高新产业对智力型劳动力产生较大流动吸引力，高新产业的高附加值以及高质量人才的流入进一步推高平均工资水平。 反过来，只有聚集了高新产业的一线城市，才能够为智力型劳动力提供对应的职位和工作内容。码农如果去了当年的二三线城市，除了在单位里看管机房，或者重装系统以外，又能被安排怎样的工作呢？ 当年很多人说要“逃离北上深”，只是迫于现实的挤压，这些人需要一个释放心理压力的出口：打不赢，发发牢骚总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背景之下，漂在一线城市的青年们也不存在将“逃离北上深”付诸实践的动机。倒是有些人真的逃离了，可没过多久又逃回一线城市。 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但一切按照生意逻辑来也有好处，那就是等二线城市发展起来，“逃离北上深”就成了可选项。近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实践着曾经的空想。 口号变现实 二线城市的崛起，是要靠这些城市本身的努力。这努力不仅包括硬实力，还有宣传。可能各位读者朋友们注意到了，有些二线城市可是一直惦记着拔高一点，换个好听点的名字，比如“新一线城市”。 这就连带着有些榜单把某些崛起的二线城市称为“新一线城市”。《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对新一线城市进行了评选，其中包括有成都、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郑州、沈阳、佛山等等15个城市。
新一线城市的崛起，一方面在于地方做大做强省会的发展策略，另一方面也在于地方省会在抢人问题上的毫不吝啬。实际上自2017年开始，各地在引进人才上，就已经开始动用阳谋了。 比如成都当年抢人都抢到了杭州。在杭州的地铁站出口，2018年曾经有写着“成都，许你一个美好的未来”标语的广告牌，手机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进入了“成都青年人才驿站”的网页，线上申请入住成功，就意味着到成都找工作时，可以免费到驿站住七天。 只是光有了人才还不够，吃饭更是天大的事。 但也正如我们所说，和一线城市一样，当一个城市能够吸引高新产业集聚时，为高技术人才提供与能力相适应的工作职位便不再是问题。依然以成都为例，2019年口碑出圈的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便是由设立于成都高新区的可可豆动画所制作。而类似的产业孵化，除成都以外的其他各个地区的城市，也都在进行有益的尝试当中。 相较于一线城市高企的房价收入比，以及高压的快节奏生活，新一线城市为苦于北上深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于是更多毕业生用脚投票去了新一线城市。《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本科毕业生选择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2%上升到2019届的26%，而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6%下降至2019届的20%。 而在新一线城市里，杭州就业满意度稳居第一。这一结果也并不意外，因为杭州独角兽数量和深圳并列第三，高新科技企业多，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机会就多了。 对于发展中的新一线城市以及二线城市，其城市人口基数上升，城市魅力稳步提升，日渐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配套公共服务的提供，满足了高素质人才对高技能职业和安定生活的想象。更重要的是落户门槛低，买房咬咬牙也能上车，再也不必忍受恶劣的租房条件，也不用每天花两个多小时上下班。 如果安家落户的新一线城市离自己的家乡近就更好了，原生家庭的关系网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平时娱乐消遣、恋爱结婚、事业打拼都可以帮上忙。另一方面，离父母近了，无论是养老还是育儿，都方便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到离自己家乡近的新一线城市，潜藏的幸福感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 这样一看，逃离北上深以后，可能也不再需要逃回北上深了。 新一线城市的机会 “逃离北上深”这些年的变化，从口号成为实践，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变化。 从社会心态上看，几年前的“逃离北上深”多是一种情绪宣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发泄完了，肉体还是得乖乖在北上深赚钱，哪怕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比如一个北漂族的生活大概是这样的：“相比大部分的北漂族，我的生活没那么艰苦。公司在亦庄，我也就近在通州、亦庄交界处找了1000块钱的房子，没有地下室，厕所窄到没法转身，但是考虑到性价比也很满意了。每天上班坐4公里的公交，会在凉水河桥口堵20分钟。每天都加班，每顿饭在饭店消费，下班、周末自己在家玩电脑。一个月生活花销约3000元。生活上很简单很粗糙。” 技术发展也有一个不断下渗的过程，互联网产业也会逐渐向二三线城市乃至更深层渗透，如今中国网民都快十亿人了，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高新产业也就开始在新一线城市生根发芽。 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各地意识到了抢人的重要性。最近几年户籍制度的松动，更是破除了人口流动的重要阻碍。 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目前也就北京和上海在严控人口增长，深圳虽然容易落户但房价压力大，其他城市只要有文凭并交够一年社保，落户就很轻松了。 有研究表明，当户籍制度完全自由时，劳动力受市场配置自由流动，由此将带来大城市工资水平提升，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流入，最终促成大城市向地方一极化发展。在城市发展的累进优势下，极化城市将在大城市虹吸效应下抽干附近城镇，最终的结果只会进一步强化“逃离一线城市”的观念，人却动弹不得，还得老老实实在一线城市赚钱。 而在现行户籍制度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下，一方面户籍制度提高流动成本，限制劳动力向单一城市中心聚集，城市间平均主义趋势明显，在现实中即为众多新一线以及地方省会二线城市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同时，在新一线城市权变性落户政策调整之下，地方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宽，进一步推动省会城市发展。 可以认为，在户籍制度依然生效，同时地方城市又能够权变性调整的当下，是一个新一线城市及二三线城市发展的窗口期。中国足够大，人口足够多，容得下十多个地区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群。
虽然不知道一线青年们逃出北上深以后用不用再跑回去，不过有一点可能大抵不会差：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完以后，就该轮到新一线城市了。每一轮房价上涨，都是先从一线城市开始，再蔓延到二线城市的。去年到现在，深圳和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房价出头鸟屡被调控打压，那边新一线城市里的杭州，房价已经悄悄涨了一段时间了，最近更是出现了约10万人报名摇号抢房，冻结资金在1000亿元以上的奇景。但是好像也没有听说监管层有强力打击的意图。（来源：非凡油条 作者：冰糖葫芦）
社会透视
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工厂 在义乌感受中国经济的脉动
【研究员】：WH
我的工厂依托于浙江金华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快递收发量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广州。有人调侃道“随便一个义乌大妈，都可能是经营着千万级国际生意的CEO”，这对2020年外贸进出口总值超过3000亿元的义乌来说，一点都不算夸张。
【博览财经特稿】两年前，观察者网采访了佟盛博，作为90后的他“不走寻常路”，毕业后先是去日本做导游，之后又从东北到义乌创业。2020年，他和工厂一起经历了生产流程的升级、新冠疫情的冲击，人民币的升值。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工厂，在义乌感受着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年再次回访了他，请他讲讲疫情之下，义乌工厂的生产经营状况。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选择去公司上班，而是遵从自己的爱好，去当了两年导游，之后又去做了一段时间洗衣店的生意，结果入不敷出。家里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觉得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心想给我找个“正经工作”。就在这时，做对日出口贸易的二大伯有点不想做了，刚好我待业在家，他就喊我来义乌接手这个工厂。
从刚开始对产品的一无所知、管理散漫、工序繁琐，到现在的每天5点早起给工人开门，招工、采购、生产管理、物流全程负责，期间也出现过压力大到崩溃，在宿舍里扇自己耳光的事情。现在我已经对每个产品、每个配件的价格、每个工序都一清二楚。一转眼，我负责这个工厂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我的义乌工厂 厂子主要做出口到日本的正月饰品，日语里叫“お正月飾り”。日本人在新年的时候，为了迎接“年神”，将它挂在玄关或者门口形成“结界”，防止“不净”的东西进入，这和我们中国人过年放鞭炮和贴对联异曲同工。
产品一般由一个草圈和一些配饰组成，属于草编工艺品，原料会用到茭白、茅草和竹子。十多年前，正月饰品的制作主要是日本国内自给自足，当时价格差不多在10000日元（约600元人民币）左右一个。自从2001年后，中国市场开始做代工，到现在几乎所有的正月饰品都在国内制作，日本国内的价格也降低到了3000到4000日元（约200元人民币）一个，在外贸市场上，几乎所有“made in China”的产品价格降了一半。 目前，草体是直接进成品，之前也试过自己做草体，但是牵扯的成本比较大，利润不那么可观，加上国内现在也有同类的供应商在做，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产品上的配件。 首先把彩线、花绳和彩纸做成固定的花样或形状，然后把彩线和花绳组装到草体上，这是生产工艺流程中比较关键的环节，需要一定审美和艺术的积累，厂里有一个做了15年的老师傅，他来管控产品的组装，让它尽可能地好看漂亮。 第三步工序是质检，日本人对于产品质量要求比较严格，我们的良品率需要保持在95%以上，这个过程剔除一些次品，会产生一些损耗，我们这个产品比较特殊，产生的损耗还是比较多。质检完成后，产品进行包装，放入衬板、挂钩、干燥剂等东西，之后就是集装成箱了。 货物从上海港、宁波港、大连港这三个港口出发，到达日本的高松港和苫小牧港，还有一些货物会发往东京、名古屋和福冈等地。
在义乌做了两年厂长，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达。之前自己开洗衣店，只雇了一个人，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经营和管理，只能一个小小的创业尝试。 自己管理工厂以来，确实感受到了各种心酸，我的厂子现在规模也比较小，差不多有三四十人，每年大概要做100万个正月饰品，差不多每天生产6000个左右，高峰时期会达到12000个。每年的集中生产周期有10个月，从三月份客户陆陆续续给到订单，到11月底货物全部发走。 在这过程中，自己的抗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前两年提倡的“万众创新，全民创业”，自己对创业有很多天真的想法，现在也清醒很多，冷静很多。 义乌平均损失超过一半 我的工厂依托于浙江金华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快递收发量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广州。有人调侃道“随便一个义乌大妈，都可能是经营着千万级国际生意的CEO”，这对2020年外贸进出口总值超过3000亿元的义乌来说，一点都不算夸张。 它的产业集聚比较有趣，不是按照传统的区域，而是以村或小区为单位形成一个产业链。比如义乌的永胜小区做纸，在里面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美术用纸。在义乌，你能感受到一个生机勃勃、接地气的城市，很多商铺里，一家老小都在里面，一边聊天，一边向客人介绍商品，大家都在努力地生活。 整体来说，义乌的经济环境、经商氛围和人们的思想解放程度，虽然已经2021年了，但是思想解放程度让我这个东北人感到很大的不一样。义乌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没有多大，但是它能发展起来，义乌人敢闯敢干的精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成。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义乌的很多外贸工厂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周围的厂子损失都在50%-80%左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和义乌一些做塑料袋、纸箱、塑料花的老板聊，今年订单量减少了三成多，说白了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经营非常艰难。 疫情期间，头脑灵活的义乌商人主动转产生产防疫物资，能观察到口罩厂明显增多，一些化妆品企业和洗手液企业，利用原材料酒精开始转产消毒酒精、消毒洗手液。面对这种状况，大家只能互相鼓励打气，“钱不是一年挣出来的，疫情过去就好了”，希望2021年经济能够有好的增长。 工厂在2020年喜忧参半 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我工厂的生产也受到了影响，2020年的出货量由原来的35个集装箱减少到了30个。相比其他工厂，我的订单量没有出现较大下滑，工厂效益受疫情影响不大，这可能与我的客户和所在的行业有关。 国内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很多工厂年后就复工复产了。在开春后的疫情防控阶段，政府推出了一些扶持政策，比如口罩优先供应给企业，在市面上口罩价格已经炒到10块钱一个，政府供应的口罩2块一个，每个工厂限量500个。 国际商贸城根据不同店面，有一定的租金减免，有的可以减免一半的租金，义乌也有一些减免税收政策；有专车接送员工上下班；政府会有专门的帮扶专员挨个电话咨询，帮企业解决问题，度过难关。我的企业经营状况还不错，所以很多政策也没有去用。 日本的疫情控制也是超预期。我的产品主要是对日本出口，日本客户比较保守，所以订单变化不算大。在十月份之后，订单追加量要比往年多，也说明上半年的疫情让客户对销售状况没有信心，追加之后订单量跟去年基本持平，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值得庆幸的事儿。 订单回流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第四季度的GDP中，出口拉动占了很大比重。国外疫情反扑，印度、越南、孟加拉、缅甸等国的工厂停产，制造业回流到中国，义乌的订单也变多了。 还有一个积极影响就是招工，在很多外贸工厂减产停工的情况下，我的工厂招工能顺利一些，很多人找上门来应聘，每天差不多在5到10人左右，工资也没出现大幅度增长。义乌的一些大型注塑厂都减产、化妆品厂停工，使得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失业，市场上湖南的凤凰、怀化，湖北，江西的上饶和鹰潭，贵州的凯里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多，现在招进来的人比之前普遍年龄要小一点，大约都在18到30岁之间。
虽然整体订单没有受到影响，但人民币升值还是产生了损失。第四季度经济增速6.5%，表现在外汇上就是人民币的升值，从2019年的7到2020年底的6.4，相当于原来的7元人民币现在只能换到6.4元，跌得比较厉害。 作为出口企业，我们一直在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因此关税的影响不大，影响比较大的是人民币汇率。客观上来说，人民币升值会促进中国GDP整体的增量，对进口、留学、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的大宗商品交易等都是有好处的，我个人也认为人民币破六指日可待。 但对我的工厂而言，我们的货款以美元而不是日元结算，年初下订单时，汇率还比较稳定，下半年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意味着到手的钱变少了。客户大多都是常年合作的公司，时间最长的日本四国地区的客户已经往来有15年了，我们也不好因为汇率的浮动而随意提高价格。 从长远来讲，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直是有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我认为基本面是不会变。网络上说国家“国运昌盛”，我认为国运也不会变。疫情后中国在世界的国际影响力大涨，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一百亿，冠绝全球的2.3%的经济增速，现在也在推动双循环政策，股市和房地产都比较稳定，整体来说人民币会是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 人民币升值后，我们需要跟客户讨论涨价的事情。今年跟客户探讨价格每年以3%-5%左右的速度攀升，尤其重申汇率这一块的涨幅。2020年年底，中国经济预期乐观，汇率涨幅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希望根据汇率来定价格，如果说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就执行涨幅价格。 我工厂一年的销售额大约在1200万左右，在义乌算小企业，像三鼎织带、浪莎袜业、双童吸管等这样的大型出口企业，他们会让客户来补人民币升值后的差价。这样的话，客户很有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而把供应商换到印度或者缅甸等地区。
2020年末，国内经济发展强势的时候，能感受到市场上招工需求增大，工资水平也更高，招工难度也相应增加。工资涨高这点我深有体会，1998年一个熟练工人，月薪差不多在400-500元，现在我厂里的工人，工资平均在七八千一个月，价格几乎翻了十多倍。 劳动力成本增长我觉得会是一个长期趋势，当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涨到和日本、欧美差不多的时候，像我这种工厂恐怕难以为继。目前在国内，一个工人一万块钱， 这个工资也算是一个瓶颈，要想突破的话比较困难。
随着劳动力成本增长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青壮年人，也就是所谓“蓝领”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和打算。现在新兴行业这么多，像我厂里的工人可以选择送外卖也可以做快递员，小女孩可以做直播带货，也有人去化妆品行业做。传统的手工制造业很难留住年轻人。 以前厂里有个小伙子做得很好，工资一个月可以拿到八九千，后来他辞职去美容院当学徒，一个月甚至还要倒贴500元，可是他却愿意做，我想他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工作环境、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等因素考虑的。我自己也在担心，未来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去做手工业，专业的手工业劳动力短缺也很快要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 今年春节，义乌提倡就地过年，推出了很多温暖人心的政策。虽然我的工厂已经结束生产，但还是有员工留在义乌，他们会在12月份结束后去做一些零工，因为年前一些工厂赶工，工资也会比较高。我也会学习一些日本的经营理念，比如说松下幸之助，在我的工厂，员工和老板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员工也比较年轻，大家在一起也会聊聊身边和家里的事情。 来自线上的新商机 近几年，国家提倡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我很愿意去尝试，但是手工业转型升级比较困难。 就我自己的工厂来说，我们做正月饰品也有20多年了，不太好马上掉头；目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比较稳定，不太受大环境和经济周期影响；日本人提倡匠人精神，比较喜欢纯手工制作的东西，加上日本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中国，预估我所处的行业在5到10年之内前景比较乐观。 但长期来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是朝阳产业，产业升级是未来的大趋势，我的工厂一定会被淘汰，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不断变化的外贸环境，我也在寻求一些积极变化。义乌商场有90%的商家都在做线上，我也想尝试做线上业务。我们传统的订单是B2B，直接供货给日本的供应商，供应商进行渠道分销。 今年想尝试一下B2C业务，依托义乌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原材料批发市场和四通八达、快捷方便的物流系统，把商品直接投放到日本市场，计划在今年小试牛刀，看看可行性怎么样。
新产品和新渠道当然会面临阻力，日本社会偏保守，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没有中国人强，也比较古板，比如他们现在还在用中国人发明的印章，比如他们写贺卡、写信的习惯比较流行，日本人线上购物的消费习惯还没有养成等等，但是我认为尝试新鲜事物虽然困难，却能给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可能性。 我们目前还是OEM代工，利润比较有限，新的一年，我计划和一个日本跨境电商公司合作，他们提供新的设计图纸和渠道，我们也要对自己的产品做一些创新和改良，更加适应现代日本年轻人的审美，也利用日本的乐天和亚马逊平台做线上渠道的扩展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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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 23:0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