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态已不适宜生存 “制造业回流美国”终归是场梦》：伴随美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崛起，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一手打造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从此，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建立在美元体系之上。 与此同时，以全球投资为特征的全球化潮流席卷世界。美国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携手走向世界，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它国家转移，并寻求更大的市场。美国的工业资本在世界获取了超额垄断利润，这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外流，也由此形成了美国工业的“空心化”。如今，美国制造业产值在GDP中占比仅在11%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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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关键问题值得深思 中国产业制造业升级路在何方
【研究员】：wh
从第三梯队向第一梯队的爬升，是中国目前必须要走的一条不二的发展道路。关键就是要把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所积累的制造业优势，利用科技赋能，升级成为智能制造的优势；就是要把制造立国，升级成为智能制造立国，从中低端制造，转型为高端制造，就是要将“世界工厂”逐步升级为“世界智能制造工厂”，这是当代中国的必选题。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政府以百年大计出发，结合自己的国情，经过国际经验比较借鉴，发现了一些可能带来长远成功的模式：“大的方向来看，我们发现德国模式比较好，核心是笃信制造强国。” 今年“两会”部分验证了观察，在中国可能面临人口刘易斯拐点的当下，如何继续扎根实体经济，实现制造强国？关键词可能是“新IT”（此处借用一个英文上的语义“双关”，不指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科技，而是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智能化转型的缩写）。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圈出很多关键性问题值得深思： ——对于我们这样的制造业大国，供应链是命脉，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目前，制造业在中国GDP的比重高达40%，并且直接为1.3亿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制造立国、产业立国的模式不能动摇，但升级是关键。因此，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升级制造业升级的道路在何方，未来的国运在何方？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告诉我们，就是要“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就是要抓住当下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机，用新技术推进产业的改造，就是要“新IT”赋能。 当下，中国也处在GDP赶超美国的关键时期，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变局依旧不明朗。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如何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保障供应链的安全，进而不断强化制造业优势，实现中国从“制造立国”到“智能制造立国”、“高端制造立国”，关键就在于能否用“新IT”（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智能化转型）赋能制造业。这是当下的中国的“得时无怠，时不再来”的历史机遇。 时局：中国GDP或在2028年超越美国 总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经过艰苦努力，我们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宏观调控积累了新的经验，以合理代价取得较大成效。两会如期胜利召开，向国人和世界展现的是能量和信心。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正如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一贯具有的韧性：我们的抗疫工作虽然艰苦卓绝，但成效也已经初现：PMI（采购经理指数）连续第10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可以预见在“深V”之后，今年经济的增速必然乐观。 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回归”是一条主线，正如王毅外长所说的“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 但竞争仍然是主题。2020年中国GDP已经达到百万亿，有日本研究机构预测，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在2028年超越美国。一次国际格局的重大重塑就在我们眼前——东方再次领跑。
2013年，《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这位新加坡领导人认为，中国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军事影响力，而在于经济影响力。他也曾分析：“中国的崛起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都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惊恐”。其实，无论他的“经济论”判断是出于何种立场和逻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走过这个反超阶段，也是压力重重的关键阶段。 我们的目标和任务也很明确：中国要在2035年前后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世界前40位，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在2050年前后，全国平均实现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20位，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围追：美国意图用供应链钳制中国 中国不能寄希望于对手松懈。就在“两会”前后，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允许一项旨在打击“中国技术威胁”政策，授权其商务部可以禁止“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相关业务交易”。 与之呼应的是2月24日，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对半导体在内的四项关键产品的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以摆脱对海外供应商尤其是中国供应商的依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此的报道时指出，“美国意欲建立独立于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供应链”，“现在美国正试图与其盟国进行谈判，以提升独立于中国的程度”： “——例如，澳大利亚应在稀土金属方面提供帮助。澳大利亚矿业公司Lynas甚至还在德克萨斯州建立加工厂。该项目得到了五角大楼的财政支持。” “——借助日本的松下和韩国的LG化学，美国正试图在电动汽车电池供应方面实现与中国的脱钩。目前中国的宁德时代 (CATL)主导着全球汽车电池市场。”
当然，中国早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和关键环节之一。2020年9月，对外经贸大学发布的《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应链革命》报告，援引了联想、西门子、英特尔等企业的案例指出，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中国离不开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也离不开中国，也就是“发达经济体—中国—全球 ”的双循环供应链体系： “——从发展历程来看，全球供应链早期以欧美为制造中心，二战后逐步发展成为以欧美德日为第一梯队、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的全球供应链体系。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逐步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中国——全球’的双循环供应链体系。” 民主党的拜登政府自然清楚，当下经济格局中，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意义，也深知目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重要作用；那么，美国如果无法脱离其中，那么他们的策略就是孤立对手——限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能量。
核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 2020年2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总书记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对此问题有深刻的判断： “——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力争通过国际合作阻止打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恶劣行为。”
实际上，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确实也存在制造业相对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下游，价值链的中低端，在国际分工中话语权较小，甚至在一些领域外向性特征明显，依赖国际市场。 总书记说，“凡是危害我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尤其是当下，我们又要面对国际上在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战略钳制，我们要找出突围的路径。两方面的思路，一退一进。 ——退者，就是要逐步建立一个自主可控的“内循环”供应链，也就是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所说的“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国家对此是清醒的，“十四五”把“科技自立自强”放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样的地位。 ——进者，就是要升级中国目前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生态站位，从制造升级到智能制造，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供应链问题上，掌握话语权。 正如总书记所说，就是要“着眼于全球产业发展和变革大趋势，瞄准世界产业发展制高点”，“抓这件事情，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Made in China：制造业立国是中国的基本盘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实体经济”、“制造业”或者“传统产业”，是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话语权中的基本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展望（2020）》白皮书数据显示，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从2010年起连续保持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地位。 日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介绍，“十三五”期间，中国工业增加值由23.5万亿元增加到31.3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就已经达到38.6万亿人民币，如不考虑通胀因素，是1979年的200倍。2015年，俄罗斯媒体曾经总结了一组数据：中国制造占世界PC产量的90.6%，空调产量的80%，节能灯产量的80%，太阳能电池板产量的80%，手机产量的70.6%，中国每年产127亿双鞋，占世界产量的63%，几乎够给全球每个人发两双。
麦肯锡公司在其发布的《1小时读懂中国：制造业巨无霸》中将当下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关键归结于规模： “——一旦你的规模远远超过竞争对手，就可以在研发、建厂、固定资产、市场推广和其他方面比竞争对手投入更多……如今中国制造业非同寻常的巨大规模实际上使得其竞争优势越来越强。” 规模的确是中国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制造业的重要优势，但这样的分析似乎有些倒因为果。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多年，中国基本上探索、确立了一条制造业立国的道路：将中国的人口、市场、资源、教育方面的综合优势，转化为在全球市场中的优势。
破局：高端制造是中国必选题 升级在供应链中的生态站位，关键在于制造业的升级，制造业的现代化。 202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也非常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 其背后的原因也很明确，“世界工厂”也是有代价的，发展模式相对粗放，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相对底端，带来的资源、环境等问题从长期来看，对国家的长期发展存在掣肘。 相对于美国模式的金融立国模式，在发展中逐步显现出的制造业中空化以及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民意根基的土壤——中国毫无疑问应该继续坚持制造业立国，但必须跳出传统意义上“世界工厂”发展模式。 甚至中国能否长期成为“世界工厂”，依然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展望（2020）》显示，中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集成电路的进口依赖占比为80%，大型优质铸锻件的进口占比为90%，高档液压件、密封件的进口占比接近100%。此外，产业链稳定风险在加大，芯片、功率元器件的国际供应仍然紧张。
另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占总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最高73.27％逐年下降至2019年的70.72％。从这个角度分看，“世界工厂”发展模式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的高端制造业不能实现对产业、就业的有效升级的替代，在中国可能面临人口刘易斯拐点的今天，低端制造业还可能被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取代。 纵观历史，如果只是把经济发展寄希望于国际产业转移，实现国家长期、跨越式发展的路径其实走不通。有专家分析，这些经济体往往在经历了一时的“起飞”之后，就因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涨、资产泡沫急剧膨胀，而遭遇重大挫折。 对此，中国必须警惕，必须做好准备，必须去研究其他国家走过的路。 镜鉴：“德国模式”的三大关键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1876年，德国人奥托制造出第一台四部冲程内燃机，人类社会开始从“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
正是19世纪以来积累的技术和工业基础，连续几代培养的一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使得德国即便作为一战、二战的战败国（对于德国给人类带来的战争灾难，必须严厉批判），还能够在战后迅速扫清废墟，重建国家；即便是付出东西德统一的巨大经济、社会成本，依然能够平稳过渡，经济稳健发展。 目前，德国GDP在欧洲长期稳居第一位，即便受疫情影响， 2020年德国GDP依然有3.33万亿欧元（约25.6万亿人民币）。其背后，是德国制造业的核心实力，从最新的财富500强企业名单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德国企业在汽车、电气、机械、钢铁、能源、化工、制药等实体产业领域的影响力。
2020年11月17日，2020第八届先进制造业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学东曾对德国制造业核心经验，或者“德国模式”进行了一些总结。这里摘出其中的几个关键点： （1）对本国的工业进行合理的保护。 “——德国制定严格的本地产品标准、法规，形成技术壁垒排斥外来竞争者，阻挡外国企业对德国工业基础的侵蚀。” （2）科技研发要结合国家和企业的力量。 “——德国的模式是介于前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是计划+市场运行模式，重视科技界与产业界紧密结合和行业共性技术供给。” （3）重视生产工艺本身的创新。 “——将生产工艺创新看作工业领域的主要创新活动，在创新过程中充分运用新科技产业革命中的先进技术，与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相互融合，提高创新系统的协同性，提升工业创新效率，推动工业经济迅速发展。” 抉择：“德国模式”还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德国模式”就因为其重实业，重技术，重中小企业，不同于英美以金融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金融危机之后仍然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而且这几个国家当中只有一个国家是增长得好的，就是德国。 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的创始人）曾撰文《德国的经济模式是怎样的》。他在文中认为“德国模式”的重要因素，就是经济中制造业的高占比： “——德国的总体经济当中，德国的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几乎是最高的，其他的国家只有中国在GDP当中制造业占比是比较高的……有了制造业才能够带动创新，带动直接的投资，并且它能够带来高附加值的工作、高薪的工作。” 当然，这种制造业必须是与时俱进，不断升级的制造业。是“在创新过程中充分运用新科技产业革命中的先进技术”。对此，罗兰·贝格提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观点：“讲到数字化时代，数字化并不等同于做互联网，因为工业以及制造业其实可以通过数字化带来很大的效益提升。” 去年12月2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白春礼作了题为“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的专题讲座。 白春礼在讲座中也提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德国西门子安贝格电子工厂被称为全球最接近工业4.0的工厂，生产过程实现了从产品到制造全价值链的数字化，一条生产线一天可进行350次切换，能生产1000多种不同的产品，且产品的合格率高达99.9989%。”
“德国模式”告诉我们，用数字化，用最新科技赋能制造业，这就是智能制造，也是中国制造业在今天转型的关键。当然，道阻且长。 “新IT”：21世纪的产业革命 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大会发言环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再次强调，中国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早在2015年11月8日，苗圩就提出：“——目前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 从第三梯队向第一梯队的爬升，是中国目前必须要走的一条不二的发展道路。关键就是要把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所积累的制造业优势，利用科技赋能，升级成为智能制造的优势；就是要把制造立国，升级成为智能制造立国，从中低端制造，转型为高端制造，就是要将“世界工厂”逐步升级为“世界智能制造工厂”，这是当代中国的必选题。 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或者智能制造的关键，就是“在创新过程中充分运用新科技产业革命中的先进技术”，就是要抓住技术变革、产业革命的关键。
近代以来，中国几乎错过了所有的产业革命，不过有幸在20世纪最后20年，抓住了信息技术（IT）革命尾巴，乘上了产业革命的东风。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从人类历史视角来看，IT产业革命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0到1的突破，正在酝酿从1到100的飞跃。IT技术和产业也在进一步变革，IT已经走出传统的信息服务领域，而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底色。 当下产业革命，已经远远超出了“互联网+”的范围，也不仅仅是“新基建”的硬件范畴，应该要包括物联网设备、基础设施、智能应用在内的全套解决方案，应该要包含顾问、实施、运维在内的全方位服务。 ——这就是“新IT”，不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而是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智能化转型），是“端（终端）-边（边缘计算）-云（云计算）-网（网络）-智（人工智能）”的全新技术构建，这就是21世纪的产业革命。 这是在“两会”期间看到的一段论述，来自全国人大代表杨元庆。作为联想集团的掌门人，这可以说是一位IT人从产业端生发的“新IT”观察。 原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对这个场产业革命有一个类似的概括：“——在先进制造领域，以智能感知、智能控制、自动化柔性化生产为特征的智能工厂大量涌现，3D、4D打印技术快速发展，先进机器人、工业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业，个性化订制、柔性化生产、制造业服务化等，成为新趋势。” 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是中美竞争的节点，也是产业升级的节点。中国能否抓住这次产业技术变革的关键节点，将“中国制造”升级为 “智能制造”，进入“国际分工”的上游，在这轮智能化工业化的初期锁定优势，将是决定未来国运的关键。 使命：历史不允许这代中国人点错“科技树”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二战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但军事的对抗也事实上催化科技的狂飙。在信息技术领域，奠定今天计算机系统底层逻辑的两位科学家——图灵和冯诺依曼，都在二战中的角色亦不可或缺。图灵在二战期间是盟军情报机构的重要成员，协助军方破解德军密码系统；冯诺依曼更是“曼哈顿计划”中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二战硝烟散去，冷战阴云，太空竞赛、军备竞赛高压持续，但毫无疑问美国主导了集成电路产业的高速发展——应用级芯片技术逐步成熟，又催生了个人电脑的技术革命；电脑技术和互联网开始普及，通信技术和智慧终端的进步共同开启了移动时代，这就是我们所刚刚经历的历史。 反观苏联，在半导体、芯片、电子计算机方面，方向上、进度上、产业上逐步被美国拉开了距离。有人因此也戏称苏联是“点错科技树”，但不能不承认，苏联在IT产业革命上落后于美国，也是其失利的原因之一。
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历史不允许这代中国人点错“科技树”。中国要做的，就是抓住这轮产业革命的机遇，向全球竞争格局的尖端迈进，就是要抓住“新IT”变革，拥抱智能化转型，就是将之前IT产业革命所积累的软硬件技术，不断升级制造业优势，让“新IT”赋能作用发挥到最大。 当然，中国的制造业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未来，媒体报道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纺织行业的智能制造升级。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出口国和消费国，中国纺织品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国际市场份额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这个行业同时也带动了一系列上下游产业和就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 媒体曾经报道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桐昆是全球第一大涤纶生产厂，疫情之下，所有企业的步调都被打乱，桐昆也不例外。产品价格下跌、市场需求不足、库存积压——但与国际竞争一样，应对挑战往往也是这也是一家企业战略升级的窗口期。 桐昆找到了联想。但他们找联想并不是要买电脑，而是看重了联想帮助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智能化转型的“新IT”能力。据报道，联想对桐昆21家分厂、车间进行智能化改造，连接了971条生产线上的26820台设备，将全量生产数据和信息系统数据进行融合。目前，他们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实现了全局可视，下一步，是全局可析、全局智能。
这样的故事并不轻松，但确是“中国制造”未来保持全球领先竞争力的关键。活生生的案例向我们证明：21世纪的产业革命，就在中国面前。 我们一方面要沉心静气，“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也必须抓住这次“新IT”技术革命浪潮，“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突破短板，尽早、尽快、尽深地推进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打造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核心竞争力——名相范蠡在2500年前就曾进谏越王勾践，“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作者：温世君）
政经观察
经济生态已不适宜生存 “制造业回流美国”终归是场梦
【研究员】：wh
美国是全球创新中心，特别是在原发型创新方面领先世界。自由的研究氛围，深厚的科研基础，使美国成为全球顶尖科技人才的集中地。这使得美国一直引领现代科技的潮流，美国的芯片技术、航天技术至今独步天下。美国凭借科技原发优势，占据世界科技创新的制高点，通过技术垄断，获取全球价值链最顶端的研发、设计收益，并锁定超额的利润。
【博览财经特稿】“制造业回流美国”，是美国政客长期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号。不止特朗普高举这面大旗，远在奥巴马12年前竞选时，打的口号也是“买美国制造，投奥巴马”，在其执政时期还提出了“美国再工业化”计划。 然而，制造业回流美国，终归是一场梦。或者说，那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更或者说，那根本就是忽悠底层选民的一个口号而已。 因为，以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为支柱的美国经济生态，已经不是适宜制造业生存的土壤了。 美国早就不屑挣辛苦钱了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之本。从古典经济学来说，只有像制造业这样的经济活动，才创造真实价值。 美国还没崛起为世界经济霸主时，曾经踏踏实实地在工业和制造业上下过苦功夫。众所周知，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发源，英国首先成为世界工厂。二十世纪初，美国接过电气技术革命的第二波工业革命浪潮，各种工业发明领先世界。在世界忙于一战时，美国躲在一边“闷声发大财”，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一战后彻底取代英国、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稳稳占据世界经济第一的宝座。 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GDP几乎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美国制造业产值，按联合国1948年发布的《世界经济报告》，全球制造业产值美国几乎和“其他国家”两分天下。 美国延续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上世纪60年代以来继续引领以计算机、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浪潮，进一步巩固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伴随美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崛起，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一手打造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从此，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建立在美元体系之上。 与此同时，以全球投资为特征的全球化潮流席卷世界。美国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携手走向世界，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它国家转移，并寻求更大的市场。美国的工业资本在世界获取了超额垄断利润，这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外流，也由此形成了美国工业的“空心化”。如今，美国制造业产值在GDP中占比仅在11%上下。 伴随制造业的外流，传统的美国工业地区如今成为了“铁锈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三大汽车巨头的相继迁离，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世界汽车之都”底特律一度陷于破产境地。美国民众看到的是，外国进口的商品占满几乎所有市场的货架，挤掉了他们曾经生产的货品。 有人会说，美国依然是世界制造业强国，并拿出美国在世界500强中制造业巨头数量和影响力作为证明。但如果你看美国这些制造业巨头的生产基地，其实是遍及世界各地。它们与其说是美国的制造业，毋宁说是挂着美国标签的世界化工厂。 美国早已不靠传统制造业赚辛苦钱了，而是通过高科技和金融在全球的垄断地位赚取“聪明钱”。 美国是全球创新中心，特别是在原发型创新方面领先世界。自由的研究氛围，深厚的科研基础，使美国成为全球顶尖科技人才的集中地。这使得美国一直引领现代科技的潮流，美国的芯片技术、航天技术至今独步天下。美国凭借科技原发优势，占据世界科技创新的制高点，通过技术垄断，获取全球价值链最顶端的研发、设计收益，并锁定超额的利润。 而随着美元长期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更使美国拥有了无敌的“嚣张特权”。“储备货币赋予一个国家不可思议的力量。凭借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有权将所需要的美元交到美国人的手中”（达利欧）。利用美元特权，它可以在全世界剪羊毛，像吸血一样榨取他国财富，让美国大饱私囊。 自从拥有了美元这一利器，特别是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世界再也无法阻挡美国印钞的脚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解决危机的不二法门。在2020年应对疫情危机中，美国更是把印钞的绝技运用到无底线的地步，短短几周内美联储发行的基础货币就超过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十几年积累的外汇储备，或英国全年的总产值。 美国一手发债、一手印钞的操作，保证了美国从不用担心“缺钱”的问题。借助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实际上是在躺着挣钱。 美国金融业的影响力迅速膨胀，成为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第一产业，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逐步成为美国经济、政治的主导力量。他们可以用金融的力量和资本的运作，轻松地在全世界赚“快钱、巧钱”。 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股市在美国经济中越来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股市投资成为美国人创富的又一捷径。以2020年末美国股市估值来算，美国股市总市值已接近美国GDP的200%（全球股市市值与全球GDP之比约100%）。而股市与美国实体经济表现也越来越背离，美国经济日益脱实向虚。 美国经济以高科技和金融作为支撑的特点，决定了美国无需以庞大制造业作为基础，美国制造业外流也就是必然了。 美国通过高科技创新，获取产业链最高端的收益，而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等布局在劳动力成本更低、产业链配套更齐全的其它地区，对于资本来说是绝佳选择。 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属性，全球依赖美元作为对外贸易的计价与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决定了美元必须持续对外输出，才能保证世界其它国家能够持有美元。美元的持续输出，要求美国必须大量进口并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美国必须源源不断输出美元，而世界必须源源不断向美国输入商品，这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前提。也就是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属性，与生俱来就带着排斥制造业的基因。 制造业成就了美国经济霸主地位，把美元推向了世界货币的“宝座”；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却天然要求美国不能成为制造业大国。二者不可得兼，制造业终被美元反噬。把这称为“美元的诅咒”，也是制造业回流美国无法逾越的内在矛盾。 产业链再造是个功夫活 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幸灾乐祸地说，“这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向美国回流”。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更是提出，美国政府可以为美国企业撤离中国的成本“买单”。 政客的话管不了企业的脚。2020年12月，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约82%的美企表示未来3年不会将生产迁出中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的很实在：搬迁并不是将各种设备打包装箱，运到太平洋另一头那么简单。相反，企业要为此付出高昂的转移生产的成本。 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是经过长期生产经营的磨合与打造形成的，也是由市场潜力、产业配套能力、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成熟度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这不是一家两家工厂那么简单，而是一套完整的产业生态。 不是没有企业尝试赴美投资设厂，比如富士康。在特朗普几番盛邀之下，2017年7月富士康宣布未来4年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生产10.5代液晶显示屏，项目将最高满足13000人就业。作为“制造业回归”的象征，这个项目被特朗普寄予厚望，甚至将该项投资赞誉为“世界第八奇迹”，2018年工厂开始建设时还亲自跑去为工厂奠基。然而3年过后，工厂所在地只有一座毛坯厂房。 首先遇到的是产业链配套问题，由于美国特殊玻璃制造商康宁公司不乐意跟着在威斯康星建厂，也没有其他相关零配件的上游供应链产业集群，原先计划的10.5代只能缩水为6代。此外工厂还需面对征地谈判、环保组织反对、当地政府换届导致建厂协议与政府优惠政策取消等棘手纠纷。原本计划2020年开工的富士康威斯克星工厂至今仍然是一座孤零零的厂房。 更典型的例子是苹果。2012年苹果CEO库克宣布将在美国生产高配的Mac电脑，这将是首个由美国工人生产的苹果产品。当苹果公司开始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生产这款售价3000美元的电脑时，没想到一颗小小的螺丝让苹果公司费尽周折。 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链工厂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定制螺丝，但在得州与苹果合作的工厂一天最多生产1000颗螺丝。最终，苹果公司不得不从中国订购大批螺丝。 这也正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一再施压要求苹果公司将手机生产线迁回美国，但始终被苹果公司一口回绝的原因。 苹果表示，中国制造不可替代，如今苹果产品的大部分零件都是在中国制造，中国拥有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足够多的劳动力以及足够达到苹果要求的制造水平，能让苹果在最短的时间内量产数量足够的iPhone产品。库克指出：“我们的产品需要最好的工具，再加上材料，它会成为艺术，中国的技能非常高，我不知道在美国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别说美国，就连苹果手机尝试在中国之外如印度和越南设立生产车间，在投产后也发现困难重重。富士康前高管表示，印度和越南与中国的差距是全方位的。 这也解释了特斯拉为什么一定要到中国设厂的原因。特斯拉原本在美国生产，但受困于供应链成本高昂，产能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还面临坏品率低、产品退订等诸多麻烦，经营长期亏损，濒临破产边缘。去年以来美国疫情蔓延，特斯拉在美国的多间工厂被迫停产。 2018年6月特斯拉宣布在上海建厂，2020年1月7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项目建成投产，第一批国产版Model3正式交付，ModelY项目也开始启动。中国供应链的完整和成熟是特斯拉特别看重的，比如其所在的临港新区聚集了一大批本地供应商，能够满足大部分配件需要，仅此一项就能节省大量成本。落地中国使亏损了十几年的特斯拉终于翻身，并一举把马斯克推上世界首富宝座。 几十年的制造业外流，导致美国重振制造业的产业链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要再造完整配套的产业链生态，岂是朝夕之功？ 与此相关的还有基础设施老旧问题。一场暴风雪使美国德克萨斯州电力供应瘫痪，数百万人数日内在严寒、饥饿、缺水中遭受煎熬而叫苦无门，暴露了美国电力设施的脆弱。 实际上，不止电力系统，美国的公路、铁路、机场、通讯等基础设施都已年久失修，状况堪忧。特朗普曾批评美国的基础设施好比“第三世界”，奥巴马政府一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分析报告》指出，美国约有65%的主要道路亟待维护或重修，25%的桥梁无法满足交通需求。 劳工是个大问题 美国是服务业占主导的社会，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基本在83%左右。美国发展制造业所需的适宜的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均难以满足。 如今的工业制造体系，早已不是上世纪那种劳动力密集的手工作坊式工厂，而是高度自动化、专业化、信息化的生产线。要维持这样的高科技生产线的运转，需要大量掌握一定专业和操作技能的熟练工人以及工程技术人员。 对于苹果公司为什么拒绝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苹果CEO库克表示：“生产苹果产品需要最先进的机器和许多懂技术会操作的工人。在美国，你和模具工程师开会时，不知道能不能坐满一个房间；但在中国，可以填满好多个足球场。” 苹果的中国供应链可以一次性提供至少25万名技术熟练的装配工人，这在美国绝无可能。富士康在美设厂就遭遇招工难，不仅报名者寥寥，而能够通过必要技能考试的应聘者更是少得可怜。 美国的一般劳动阶级，更愿意选择技术要求和劳动强度不高的简单服务行业，如果要他们学习操作技术，还需要一丝不苟地趴在复杂生产线上劳动，他们宁肯待在家里享受失业救济。 美国高等教育阶层热衷于商科和金融，最受大学生青睐的前10大本科专业，没有一个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学科。学STEM，那是留学生的事。加之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规模较小，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养成大量的工程师。 劳动力素质和数量还仅是问题的一小部分，更令美国制造企业伤脑筋的是强大的工会力量和难缠的劳资关系。 美国的工会体系，经过长期发展，已经不再是当年单纯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的组织了，而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利益组织，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工会制度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阻碍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而作为美国制造业重要代表的汽车工业，则不仅被阻碍了发展，而是险些被断送。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通过组织大规模罢工和暴力冲突，与美国三大汽车巨头进行长期博弈，且每每占据上风。 最近的一次大罢工，是2019年9月16日由UAW组织的美国通用汽车工人大罢工，在美国的通用汽车33个工厂和22个仓库的约4.9万名工人参加。这次罢工导致通用汽车在美国的工厂全部瘫痪，造成36亿美元的巨额损失。最终通用汽车不得不妥协，为达成协议，通用汽车每年将增加1亿美元劳动力成本。 由于工会的保护，美国汽车工业体系里的工人，不仅享受着高时薪、高福利，还能获得可观的年度利润分成。数据显示，2006 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工人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4 万美元，比同期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9.6 万美元）还高出46%。 为保住会员的高工资、高福利和工作岗位，UAW不允许美国汽车公司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进行业务重组、引入新技术，裁员就更难。而且即使裁员，被裁员工享受的待遇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被裁工人可拿到95％的工资，福利不变且没有时间限制。 强大的工会力量导致美国汽车工业的高成本，最终使美国车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2009年4月30日，克莱斯勒汽车宣告申请破产保护，最终被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集团合并整合为菲亚特-克莱斯勒。 2009年6月1日，通用汽车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组织重整，由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接管。福特虽然没有申请破产保护，但也元气大伤，其在2008年2月通过提前退休裁员9000人，再加上2006年和2007年的裁员，福特总裁员人数达到了3.36万人，并因此付出了153亿美元的代价。 因此，马斯克直接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指为“摧毁了曾经辉煌的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刽子手”。 美国汽车工会是美国工会组织的一个代表，美国汽车业遭遇的困境也是美国制造业现实窘境的一个缩影。美国有两万多个地方工会，如今，工会组织已经演变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成了为工人提供铁饭碗的强势组织。劳工关系成为美国投资制造业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 社会中下层的绝望 美国经济以高科技和金融业作为支撑，习惯于赚“聪明钱”和“巧钱”，只能是极少数精英人士的游戏，与一般大众无缘。科技创新属于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精英，而金融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精英的专利。美国的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精英分子手中。 美国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没有能力跻身科技和金融的殿堂，也就无法参与美国如火如荼的创富活动，无缘享受美国财富快速增长的成果。他们的收入增长有限，生活水平没有大的改观。他们成为了被财富“抛下”的群体。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研究指出，在过去30年里，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收入排名在后50%的就业群体实际收入出现下降的国家。美国的这一现象导致“绝望”情绪在白人劳工群体中蔓延，他们成为反全球化的拥趸。 即便是美国中上阶层（资产净值超过全美50%人群，但低于10%人群），也感受到了收入停滞带来的压力。他们的收入增长率开始落后于社会经济阶梯上其他较低阶层和较高阶层的收入增长率。 美国曾经标榜和津津乐道的社会“橄榄形”结构已经改变。这正是几年前“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的原因，也是美国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思潮的社会基础。 “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它不过是政客们争取选民的口号而已。今天的美国，像极了一个吃青春饭的失足女子，眼看青春不再，原来的生计维持不下去了，才想起自力更生，却发现早已四体不勤，又身无别艺。一入风尘深似海，回头已是百年身。从良哪有那么容易？（源自：苏宁金融研究院（ID：SIF-2015） 作者：高德胜）
拜登对华大战略轮廓初现 中美进入体系性竞争阶段
【研究员】：wh
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已经高度复杂化，呈现出自组织的特征，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去霸权”色彩，但是，全球权力体系依然是金字塔式结构。自由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的背后需要地缘政治秩序的支撑，另外，科学技术与金融体系依然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在金字塔的中间位置，贸易网络已经高度网络化和扁平化，对权力的等级性结构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
【博览财经特稿】拜登上台不到两个月出台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简称为《指南》），这份文件是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初稿和纲领。拜登政府为何在上台后不到45天就出台了这样一份纲领性文件？ 根本原因是情势所迫，面对世界权力结构的巨变，拜登及其外交安全团队深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在这份文件出台的同一天，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首场外交政策演讲，其中提到，中国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拜登的国安指南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够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对稳定、开放的国际秩序构成持久性挑战的国家。 拜登对华大战略的轮廓初现，“体系性大国”是拜登政府对华认知的标签，中美之间的竞争进入体系性竞争阶段，而产业链之争是中美体系性竞争的关键，也关乎中国成长为体系性大国的未来。 拜登政府对“威胁”认知和排序发生重大变化 拜登政府出台的《指南》是未来美国对外战略的纲领，也是“拜登主义”的基本内容，虽然拜登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在年内发表，但拜登基于统一思想，出台《指南》指导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指南》列举了几项美国政府面临的重大威胁，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数字威胁、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非传统安全、美国自身内在的民主困局、全球权力结构失衡、新技术潮流的冲击等。 拜登政府对“威胁”的认知和排序已发生重大变化。前两项重大威胁可以说是长期性的，也被认为是非传统安全，而关于传统大国政治的认识虽然排在了第三位，但又与其他威胁缠绕在一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成为“唯一”能够挑战美国的大国，对俄罗斯的定性只是“决心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的搅局者和破坏者。 第一，美国和美国面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在外交首秀，即参加七国集团首脑视频会议的时候，提到了世界权力动力的变化。在《指南》中，拜登基本呈现了对这种变化的认识：一是世界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世界面临的内生危险，尤其是疫情和气候变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但还未被充分认识到的变化，下一个“黑天鹅”可能就处在这样的“非传统”领域。另外，技术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组成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身份的焦虑感不仅体现在种族之间，还表现为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边界。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就是美国的实力和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对外政策的两大主线表现为：“华盛顿共识”的传播，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全球扩张；“历史终结论”所代表的民主扩展，向全球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两大战略合二为一，成为“自由国际主义”的神话。但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模式的魅力。市场经济的扩展与全球化、自由贸易并行；改造中东、构建民主的冲动将美国卷入了持久的反恐战争。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拉塞尔·米德的理论分析，冷战后的20年，追求民主扩张的威尔逊主义和关注美国商业利益的汉密尔顿主义有些泛滥，为了达成民主而对外用兵，最终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衡。回归本土优先的杰克逊主义和杰斐逊主义成为大趋势。 第二，“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崎岖蜿蜒的。自由贸易被特朗普政府抛弃，“对等贸易”登堂入室，这其实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从美国贸易政策历史来看，保护主义一直没有中断。特朗普政府关于“美国吃亏”的说法，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自由贸易体系中没有赚到，而是被中国等新兴国家赚了便宜。《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认为，“世界是平的”，全球化会抹平各种差异，冷战之后的“转型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导向“历史终结”的目的论。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是迅猛的，几乎囊括了全球表面，但经济全球化只是一个层面，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很难被同质化，相反，经济全球化过程赋予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以财富和权力，增加了多样性。笔者认为，世界进入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不是“多极”，因为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极”主要关注实力，而非价值观。多元权力中心是世界本来的状态，只是现代以来“西方”压倒了非西方，潮水退去之后，多元权力中心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复兴的理想迸发出来。美国面临的世界不是“平的”、“终结的”，而是多元权力中心的“复兴梦”。 第三，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依然是领导世界，在《指南》中也透露了这样的“野心”，没有谁比美国更适合领导这个世界。罗伯特·卡根在《外交事务》上也发表文章指出，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都是超级大国。美国人的“认知失调”在于，美国的实力已经冠绝群伦，但不愿意承担领导的责任。卡根并不认为美国已经过度扩张；美国当前的军费开支和海外驻军相比于二战、冷战，已经非常“克制”了。而特朗普政府的蛮横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实力的“冗余”，只是用了美国“过剩”的实力，就迫使对手做出让步。卡根深受欧陆的现实主义影响，对美国这样的海权国家的战略多有批评。在领导世界这一点上，拜登的意志和意愿更加强烈，而在手段应用上，拜登是讲求“套路”，适应已经变化的世界，那就是要全面加强美国的“实力地位”，打破内政和外交之间的界限，形成所谓的整合型大战略。 第四，拜登政府正式将中国定义为“体系性竞争者”，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对华政策会“拨乱反正”。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者”，拜登的《指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鉴了欧盟的做法。有人认为，“体系性”的程度要低于“战略性”，因为体系性竞争可以进行合作，布林肯也提出，对华政策“需要竞争就竞争，需要合作就合作”。《指南》中也提出了中美合作的四个议题：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军控和核不扩散。体系性竞争者意味着美国对华认知的根本性变化，那就是中国成为新的体系性领导者，或者说中国成长为自带体系的大国，体系性大国之间的竞争必然是体系与体系之间的竞争。这也是拜登政府不断强调要重建同盟体系的根本目标，就是构建一个与中国竞争的体系，而中国承受的竞争、对抗或者合作的压力将是来自体系，而不只是美国一个国家。 拜登维持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目标不只是贸易平衡 在中美关系中，彼此的战略定位和认知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关键。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体系性大国”，但中国的自我定位依然是“体系内大国”。未来中美关系是在同一体系内调整，还是两个体系之间对垒？从拜登政府的《指南》中可以看到，给中国贴上“体系性大国”的标签，迫使中国从体系中退出，是拜登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 卡根认为，在美国心目中，中国已经占据了当年德国和苏联曾经占据的位置。一战前的德国是英国头号地缘战略对手，尤其是德国海军扩张，挑战了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而苏联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核军备的对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叠加了一战前的德国、冷战的苏联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但中国与三者又不尽然相同，而是可以综合运用经济、军事、外交和技术权力的复合型对手。2020年下半年，中美关系濒临冷战边缘，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激烈。但是，中美贸易呈现两位数的增长。原因是，中国虽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与美国不在一个阵营，两国却处于同一市场体系之中，而不是分处两个平行市场。换言之，同一市场体系是中美关系的牢固纽带，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焦点是中美经济关系，尤其是产业链。 第一，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增长是全球权力结构重构的动力。特朗普对华关税战、贸易战、技术脱钩揭开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的序幕。拜登政府改变了特朗普后期对华“全领域”竞争的做法，比如不再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说法，但基本全盘接受了特朗普对华经济政策。 第二，拜登维持了特朗普对华加征的关税，作为向中国施压的工具，其目标并不只是贸易平衡，而是产业链竞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形成了一个复杂系统，不只是跨国公司、主权国家参与其中，而是多元主体，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自组织合作网络。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一轮轮打压，产业链、供应链的复杂性才受到广泛关注。最新一轮全球化的最大特征是“去边界”，要素在全球市场的分配与自组织，形成了新的产业组织模式。新冠疫情之下的“口罩荒”反映了全球产业分布的新特征，产业回归的含义已经超出了就业这样的经济社会问题，而关系到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的旗号之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从贸易向产业链转移。 第三，拜登上台之后以“美国回来”取代“美国优先”，但“美国回来”的焦点是美国实力的建设，即在一个更有力的实力位置上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如何实现实力建设？核心一点就是重建美国的产业。产业是“公地”，集合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产业结构的空心化，造成了美国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畸变，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共振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撕裂。拜登承诺要“团结”美国，推行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全球市场条件下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打破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信息资本的边界，形成了嵌套。产业链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也决定于其创新水平，可以说，产业竞争是国家间竞争的核心与焦点。 第四，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已经高度复杂化，呈现出自组织的特征，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去霸权”色彩，但是，全球权力体系依然是金字塔式结构。自由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的背后需要地缘政治秩序的支撑，另外，科学技术与金融体系依然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在金字塔的中间位置，贸易网络已经高度网络化和扁平化，对权力的等级性结构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从全球体系的结构来说，贸易、经济总量等呈现出多中心化的趋势，尤其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已经转移，对美国主导的金字塔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金字塔中间部位的结构性变化，必然影响到金字塔底座和塔尖，即作为基础权力的地缘政治、文明间关系，使之出现裂变，而塔尖部位的科学技术、金融竞争更加尖锐。最终的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从金字塔中裂变出新的金字塔结构，也就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二是修补金字塔中间部位的结构性裂变。而产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到未来中美是处于同一个体系，还是裂变为两个体系。 中美关系的变化是体系内的调整 中美关系并非体系性大国的关系，而是同处单一但分层全球体系之内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化是体系内的调整，而不是体系性大国之家对抗。 首先，中国拒绝体系性大国的身份认定，不可否认，中国是带有体系性特征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成为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在全球体系的金字塔中，中国不断提升自身地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并不是体系性大国，而是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和改进者。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这不仅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延续，也是中国的自我定位。 其次，全球体系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没有哪个国家要取代美国的地位，而是美国要从中部分退出。冷战的终结并不是历史的终结，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也只是历史的一瞬间。美国之外的多元权力中心的出现打破了霸权更迭的周期律，权力流散之下，即使美国也无法回到曾经的辉煌地位。等级性的金字塔结构受到扁平网络化的冲击，以产业链为基础的经济合作网络，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人际网络，事实上以“增量”扩大了国际体系的容量。中美之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关系到全球未来的议题，如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 最后，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得益于全球体系，中美关系是体系内国家关系的调整，美国即便将中国定义为体系性大国，也无法将中国排除在体系之外，让中国承担体系性的压力。中国的发展是在体系内的发展，自身实力提升的同时，扩大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增大了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从中美关系的结构而言，只要中国保持体系性国家的身份和定位，中美关系就不会发生根本的逆转。（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孙兴杰、齐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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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形势紧迫 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研究员】：wh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2015-2019年中国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4.5%，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2%，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3。
【博览财经特稿】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但近年来，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 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并提出建议。 中国婚姻现状 1、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龄推迟。具体来看， 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2013-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2013-2019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6.6‰。其中，初结婚人数从2386万降至1398.7万人，再婚人数从307.9万升至455.9万人、复婚对数从29.9万对攀升至61.9万对。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17.7%、8.1%和19.9%。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
2、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下滑越明显。 2013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与GDP大体呈负相关关系，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具体来看， 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2019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数前三，分别为4.1‰、5.0‰和5.3‰。此外，北京结婚率6.0‰，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八，低于全国平均6.6‰水平。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2019年贵州、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云南、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前三，分别为9.9‰、9.6‰和8.8‰。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中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老龄化严重的省份，适婚年龄人口相对较低，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则导致结婚率下滑更加明显。 山东、辽宁结婚率分别为5.3‰和5.9‰，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七位；2013-2019年山东结婚对数下滑近40%。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结婚“主力军”相对较高；四川、重庆、安徽结婚率分别为7.3‰、7.6‰和8.5‰。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往往经济发展较弱、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黑龙江、吉林、辽宁离婚率分别为4.5‰、4.5‰、3.6‰。
选择还是无奈？ 1、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推迟效应”。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19年博士在校学生数32.67万人增至42.42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158.47万人增至243.95万人，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10.81%增至14.06%。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16年的25.4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7.2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8-2017年，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 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2000-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其中，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2015-2018年审结一审离婚纠纷案件近600万件。 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201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为140余万件。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为主要原因。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91.09%。 2、无奈：社会压力、婚育成本。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房产，婚后还房贷、生育等一系列问题。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大城市尤为明显。 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 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教师减负、家长增负”，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 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38.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43.8%。 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3、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出生率下滑，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 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结婚率的计算公式，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某年的平均总人口数×1000‰，分子下滑影响结婚率下滑。 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但2017年下滑至1725万，持续下滑，2019年为1465万。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从17.8‰降至10.5‰。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100）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1、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约为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其中超过7700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9200万人。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62%更倾向于点外卖。 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 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较去年增长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元。
2、负面效应：降低出生率、加重养老负担。 在晚婚的同时，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 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2015-2019年中国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4.5%，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2%，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3。 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13.4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大，2019年有16省养老金入不敷出；黑龙江、青海、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仍低于中央调剂制度规定的可支付月数警戒线。 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2019年缺口达433.7亿元。
政策建议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生育，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1、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2、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 “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中国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1990后的出生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 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 建议先放开三胎，渐进式改革，以缓解保守派人口生育爆炸的担忧，总之不宜再久拖不决。（来源：泽平宏观（ID：zepinghongguan） 作者：任泽平）
形势分析
世界各国碳达峰前后经济发展启示 中国碳达峰任重道远
【研究员】：wh
碳达峰已成为全国各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词，相关行业企业也积极响应，从政府到企业，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低碳行动已按下加速键。国际发展历程表明，一国实现碳达峰与该国的经济增长、产业调整、能源消费等息息相关。研究碳达峰，对下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前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作出了碳排放的“30、60”目标，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碳达峰已成为全国各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词，相关行业企业也积极响应，从政府到企业，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低碳行动已按下加速键。国际发展历程表明，一国实现碳达峰与该国的经济增长、产业调整、能源消费等息息相关。研究碳达峰，对下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前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碳达峰概念及国际背景 关于碳达峰，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指出，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后，先进入平台期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碳排放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达峰目标包括达峰时间和峰值。中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 根据IEA数据库显示，从能源结构看，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中，煤炭的燃烧和使用贡献了约44%的二氧化碳排放（IEA数据库的最新数据为2018年，下同），石油贡献了约34%，天然气贡献了约21%，其他能源碳排放量占比不到1%；从碳排放的部门结构看，电力部门碳排放量占比最高，为41.7%，其次是交通运输为24.6%，工业部门碳排放占比排第三，为18.4%。 与全球能源结构不同，中国的能源消费更依赖于煤炭，中国有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于煤炭，其次是石油(14.3%)和天然气（5.5%）；碳排放部门中，占比最高的也是电力部门（51.4%），其次是工业（27.9%）和交通运输（9.7%）。 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这已被主流科学界广泛认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到2100年，全球气温和海平面可能分别上升1.1-6.4℃和16.5-53.8厘米（2007年），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碳排放至少占总增加量的95%。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骤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因此，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缓解全球变暖和相关的生态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出了全球碳排放大国的减排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由此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54）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2020年，排名前十五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国际案例研究 一国的碳排放量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们从经济增速、人均GDP、产业结构、人口增长、能源结构等维度梳理了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巴西等国家在碳达峰前后经济发展变化，为中国下一步碳达峰前后可能呈现的经济发展变化做前瞻性的预判。 一、德国。 德国因其经济规模和结构成为欧盟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作为绿色运动的发源地，德国一直是欧洲气候保护的领跑者。20世纪70年代，德国就开始研究出台能源计划，1990年德国实现碳达峰。从1993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2004年《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法》，再到2019年11月通过的《气候保护法》，德国一直以实质性行动落实碳减排目标。德国在实现碳达峰前后，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差异性，具体来看：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中枢回落。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德国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的同时，当年GDP同比增速亦升至约20年来的最高水平，为5.3%；1991年开始震荡回落，此后10年的平均年增速约为1.9%，低于碳达峰前10年平均水平（2.3%）。1990年德国人均GDP为2.23万美元，是德国历史上首次迈上2万美元大关；1990年后，人均GDP继续向上，2019年为4.6万美元。 （2）人口增长率跟随碳达峰后回落。碳排放量与人口数也有较密切的关系，人口基数越大、增速越快，该国碳排放的总量往往也越大。从人口水平看，1990年德国人口增长率达到历史高点为0.86%，此后则逐步回落，2004年开始有8年时间是处于负增长状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由1990年的11.84吨降至2019年的7.93吨。 （3）城市化率基本进入尾声。德国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3.1%，此后20年继续保持逐年提高的态势，直至2012年开始才逐渐趋于稳定，目前基本保持在77%水平，城市化进入尾声，城市化率的提升对碳排放的影响也趋于缓和。 （4）第二产业占比在碳达峰后平稳下降。德国是世界工业核心大国，从产业结构看，工业在德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尽管工业增加值占比平稳下降，但这只是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向国外转移的结果，核心工业技术依旧强大。1990年碳达峰后，德国第二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1990年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7.3%，最近20年基本稳定在27%左右的水平。 （5）可再生能源应用效能高。德国在实现碳排放达峰时，煤炭和石油年度消费量相当，1990年后，煤炭这一高排放能源消费量逐年减少，至2019年，煤炭消费量已降至1990年的一半。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自21世纪初以来大规模扩张，至2019年已为日本和英国的2倍。德国从1990年开始便布局可再生能源发展，从颁布《可再生能源发展法》，到淘汰核电厂进行能源改革，再到一系列的能源技术突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供电量已创下世界纪录，化石能源正逐渐从主力能源淘汰。 二、英国。 自欧盟中以德国为首的9个国家在1990年最早实现碳达峰后，英国于1991年迎来其碳排放量的峰值。近年来，英国不断致力于在国际上推广“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在2009年7月的《英国低碳转换计划》中提出了到2020年英国的碳总排放量相比于1990年将下降34%的目标。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商业和交通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低碳交通战略》等。由此可见，英国已经把推行低碳经济放在国家战略层面。在1991年英国实现碳达峰后，英国经济主要有如下变化：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中枢微幅上升。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英国的GDP实际增速波动明显，在1991年碳达峰时迎来阶段性低点，为-1.1%，在1992年升至0.4%，随后开始震荡回落。碳达峰后，英国GDP增速中枢整体下行，1991年后10年平均增速较前10年平均增速微升了0.05百分点，与主要国家碳达峰后的表现略有差异，主要原因可能系英国的人口增速在碳达峰前后不降反升。英国人均GDP在碳达峰前后整体呈现上行态势，1991年人均GDP为1.99万美元，此后个别年份虽有所回落，但很快又恢复增长。 （2）人口增长率在碳达峰后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上行。人口数量与碳排放量有一定联系，但英国的人口增长率并未像德国一样，在碳达峰后出现持续回落。1991年英国人口增长率为0.31%，1992年下降至0.24%，而后又反弹向上，并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79%。英国人口增长率在碳排放达峰后并未下降，在此后20年左右时间里依旧保持小幅上行，相对应的是，同期碳排放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幅度较小。其碳排放量的加速下降也是直到2015年以后人口增长率开始明显下行才出现，由此可见，人口增长率的下滑带来的减排效应极为显著，英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由碳达峰时的9.75吨，降至2019年的5.08吨，低于德国。 （3）城市化率带来的碳减排效应显著。英国的城市化率比德国更高，在1991年实现碳达峰前，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8.1%，到2018年为83.4%，城市化水平在欧洲国家居于前列。城市化率的提升表现出较好的碳减排效应，尤其是在城市化率突破80%后，碳减排效果更为明显。 （4）第二产业占比在碳达峰后平稳下降。英国曾是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最先产生了产业革命。在碳排放达峰前，英国的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一直35%以上，在1990年首次降至30%以下，并在1991年达到碳达峰时降至27.18%，此后保持平稳下降状态。而第三产业却相反，自碳达峰后，除1995年有小幅回落外整体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在近10年一直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 （5）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英国于1991年实现了碳排放达峰，与此同时，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的消费量在1991年也达到高峰，1991年以后两大能源消费量稳步回落。截至2019年，英国每年的煤炭消费量已减少为1990年的10%，低于德国，英国政府承诺不新建没有碳捕获和存储技术的燃煤电厂对降低煤炭消费量起了重要作用。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并启动低碳城市规划，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这之后出现大幅攀升，并成为石油、天然气之后的第三大消费能源。 三、美国。 美国作为碳排放量的大国，其碳排放量是全球变暖的主要源头之一。美国“碳达峰”实现于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8.84亿吨，相比最早实现碳达峰的欧盟晚17年，在已经达到峰值的54个国家中也相对靠后。1998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2001年，小布什政府更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和限排的义务”为借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是导致美国碳达峰时间较晚的主要原因。 （1）经济增速在碳达峰后趋于回落。从经济增速来看，美国在实现碳达峰后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撇开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1997-2006年美国10年年均GDP增速为3.36%，而2010-2019年的10年年均GDP增速降至2.3%。从人均GDP看，美国人均GDP在2007年碳排放达峰时为5.18万美元，此后两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小幅回落后又重返上行态势。 （2）人口增长率跟随碳达峰呈下降趋势。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在2007年出现小的峰值为0.95%，随后一直下降，到2019年录得历史新低，为0.47%。人口的增长与碳排放量有着正向的关系，美国作为碳排放量的大国，自2007年后碳排放量得到较好控制，除了能源方面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2007年为18.85吨，到2019年已降至14.49吨。 （3）城市化率提升碳减排效应。在碳达峰前后，美国的城市化率一直表现为缓慢提升，2008年次贷危机并未对美国的城市化率产生影响。2006年，美国城市化率突破80%，跟英国一样，当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水平后，其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效应趋于凸显。尽管在高城市化阶段往往会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但这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并未给其碳减排带来负面影响。 （4）美国第二产业在碳达峰后平稳下降。长期以来，美国更加关注的是工业和技术方面的领先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增长，却忽视高碳排放量所带给环境的危害。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以前，随着美国经济和人口的增长，美国的碳排放量大体呈上升趋势。碳排放峰值为74.16亿吨CO2当量，人均排放量为24.46吨CO2当量。美国第二产业自80年代开始一直有明显幅度的下滑。1981年占比34.11%，直至2007年碳达峰时占比降至21.45%，且近十年占比平稳下降，均不超过20%。第三产业近十年占比平稳上升，均值在70%以上。 （5）低碳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美国实现碳达峰后，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消费量逐年减少，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显著提高，天然气消费量也成上升趋势。目前，石油依旧为美国第一大消费能源，其次是天然气，煤炭消费量约为天然气的1/3，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相对较少，约为石油消费的1/6。 四、日本。 相较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日本实现碳达峰的时间相对晚些。从OECD公布的数据来看，日本于2012年实现了碳达峰。近几年，得益于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逐步启用核电，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明显。纵向比较日本碳达峰时期主要经济指标的前后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窄幅震荡，人均GDP不升反降。日本于2012年实现碳达峰后，GDP增速未见明显下滑，2013-2017年五年平均增速为1.3%，2012年为1.4%，2012年以前则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缺乏参考价值。而人均GDP于2012年达到历史最大，为4.8万美元。此后几年这一数值明显回落，主要因为日元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长达3年多的贬值通道，贬值幅度超50%；直至2015年年底开始，日元才止住贬值步伐。2019年日本人均GDP重回4.0万美元。 （2）人口增长率在碳达峰后持续为负。自2011年以来，日本人口增速已经连续11年为负，2012年碳达峰当年人口增速为-0.16%。日本人口基数自2008年达到最大后逐年回落，人口下降也是近几年日本碳排放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老龄化和少子化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对房地产影响甚大。日本房价从上世界9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就一直未能再回到历史高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13年达到峰值（9.69吨），到2019年已降至8.45%，但明显高于英国、德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 （3）碳达峰时已高度城市化。由于日本碳达峰年份相对较晚，早在2002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就已突破80%，在经济的高度发展下，以东京为代表的大城市迅速崛起，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寻求发展。2013年碳达峰时日本的城市化率已高达91.2%，到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91.6%，高于美国、英国和德国，是全球城市化率最高的大国。 （4）第三产业占比在碳达峰时迎来最高。从产业结构看，日本在碳达峰时亦表现出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的特征。但由于日本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实现产业现代化和高端化，因此，就实现碳达峰的2012年前后来看，日本产业结构变动不明显。2012年，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71.59%，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最近几年维持在69%左右附近。工业增加值占比在碳达峰前后波动也不大，维持在27%左右的中枢范围。 （5）化石能源逐年下降。2008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 还实施了《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对日本碳减排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12年日本实现碳达峰，彼时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相当，约为石油的一半。目前，石油依旧是其主要消费能源，但年消费量较碳达峰前已有所回落，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趋于下降，但幅度较小。可再生能源方面，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发展可再生能源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购买制度，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2012年后加速提升。 五、巴西。 巴西于2014年实现碳达峰，作为新兴经济体，巴西政府一直在碳减排、亚马逊雨林保卫战和经济发展之间纠结。亚马逊被誉为“世界碳池”，也是巴西经济发展的巨大资源宝库，乱砍滥伐一度使雨林遭遇严重破坏，直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巴西对碳减排和雨林保护的态度才有了实质性的转变。2014年以后，巴西碳排放量逐年削减。 （1）碳达峰后经济增速回落。实现碳达峰后，巴西经济增长速度的中枢低于碳达峰前，2014年实现碳达峰当年的GDP增速为0.5%，而此后5年的平均增速为-0.6%。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为1.2万美元，远低于发达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时的水平。巴西人均GDP自2010年突破1万美元后，仅保持了5年时间，2015年又跌回1万美元以下。 （3）人口增长率逐年回落。自20世纪90年年代开始，巴西的人口增长率就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2008年开始，巴西人口增长率减缓至1%以下，和其他国家一样，巴西在实现碳达峰时，人口亦保持低速增长，2014年人口增长率为0.86%，到2019年已经下降至0.75%。巴西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碳达峰时同步达到峰值，为2.36吨，此后几年一直呈下降趋势，2018年降为1.94吨。 （3）城市化率提升对碳减排或不显著。近30年来，巴西的城市化率一直处于上升中，2014年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为85.5%。尽管巴西为发展中国家，但其城市化水平相较于多数发达国家并不低。同部分拉美国家一样，如阿根廷，这些国家被称为“虚假的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只是一个数值上的体现，与真正城市化相配套的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却严重缺失，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大规模的“贫民窟”。巴西碳排放的回落更多地来源于哥本哈根会议后巴西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城市化率提升对碳减排效应未必显著。 （4）服务业占比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14年实现碳达峰后，巴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进一步下行，且于2015年首次跌破20%；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持续提升，2014年为61.3%，小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时服务业占比。碳排放达峰后，巴西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依旧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 （5）可再生能源消费提升。相对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显著减少的状况，巴西消费能源中煤炭消费量在碳达峰前后基本保持稳定，石油和天然气消费有所回落。可再生能源方面，巴西于2007年开始重点布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消费量加速提升。由于巴西国土辽阔，依托丰富的生物资源、水资源、风能资源等，巴西可再生资源生产量在全世界排名靠前。 碳达峰后各国经济社会特征综合分析 一是多数经济体增长趋于回落。从实现碳达峰前后一国GDP增速变化来看，往往是碳达峰后经济增速趋于回落。如美国在碳达峰的前后10年，经济年均增速下降约1个百分点，巴西碳达峰（2014年）的前后5年相比，增速下降约3.9个百分点。而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在实现碳达峰后依旧以增长为主。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达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彼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均GDP已达到2万美元以上，其中，美国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时人均GDP已突破5万美元。 二是城市化率普遍超70%，进程放缓。在碳达峰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其城市化率均超过了70%。如，日本2012年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为91%，巴西为85.5%（2014年）。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相伴相生，一个国家碳排放达到峰值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结束，重化工业比重呈现显著下降，开始迈入后工业化时期。
三是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变动较为明显。由于工业消耗了大部分能源，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碳达峰与产业结构调整高度相关，并在碳减排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德国是工业大国，但在1990年实现碳达峰前后，第二产业占比稳步下降，从1980年的41%降至1990年的37.3%，再到2000年的27.7%，直接促成了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较小使碳减排效益无法发挥，导致其碳达峰时间也相对较晚。加拿大于2006年实现碳达峰，200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9.9%，到2010年为26.7%，仅下降约3个百分点；澳大利亚199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8.9%，到2010年为25.2%，近二十年里的降幅相对于德国而言变动不明显。 四是人口普遍在1%以下低位增长。人口增长会导致总碳排放量的增加，许多学者和文献通过对人口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度研究，论证了人口增长是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从已实现碳达峰国家来看，一国实现碳达峰的时间点基本是处于本国人口增长率低速增长阶段，普遍低于1%，如英国为0.31%，德国为0.86%，法国为0.55%，巴西为0.84%，日本为负增长，在碳达峰后人口增长率一般会继续趋于下行。 五是低碳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方向。在天然气、煤炭、石油这三种能源中，煤炭最为低效。在提供相同能量的情况下，煤炭产生的碳排放量约为石油的1.5倍，天然气的2.2倍。因此，从能源消费结构看，一国碳达峰时往往伴随着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消费量到达峰值，尤其是煤炭，其在一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而可再生能源消费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如英国和巴西可再生能源的年消费量已经远超煤炭消费量。2019年，英国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为煤炭的4倍，巴西约为3倍。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碳减排现实分析 对标上述主要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离实现碳达峰尚有一定差距。低城市化率，高工业增加值占比、高原煤消费占比、人口基数庞大等因素使得中国还有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碳排放量爬坡的过程中。 从碳排放量来看，无论是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还是人均碳排放量，中国依旧处于上升阶段，碳减排压力较大。从碳排放总量看，中国2019年碳排放量达98.25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8.8%；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在2014年碳达峰时的排放量为5.04亿吨；美国在2007年碳达峰时排放量为58.84亿吨，2019年已降至49.65亿吨。当前，中国每年的碳排放总量依旧处于上升期，近5年的年均增速约为1.25%，可见碳减排压力之大。从单位GDP碳排放量来看，2018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81kg/美元，约为美国的3.2倍，德国的4.5倍，与上述案例几个国家碳达峰时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0.22~0.4 kg/美元）也存在较大差距。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根据IEA数据库的显示，德国（1979）、英国（1973）和美国（1973）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日本（2013）和巴西（2014）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基本同步达到峰值；而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在逐年增长中，2019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84吨。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一个国家实现碳达峰往往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到了较高阶段，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碳排放的强度是不一样的。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会加剧碳排放；到了高收入水平的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会趋于下降，因为彼时的经济实力允许一国通过减排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效率。如日本在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之前，碳排放量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同比向上，在人均GDP突破4万美元后，碳排放增量显著放缓。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宏观蓝皮书预测，到2033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2.4万美元，相较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将会在相对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实现碳达峰。 从人口增长率来看，美国、巴西等各国实现碳达峰时人口增长率均在1%以下，尽管中国人口增长率近些年一直呈下降趋势，2019年人口增长率为0.36%，但庞大的中国人口基数使中国碳减排压力较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4亿，印度为13.7亿，美国为3.3亿，巴西约为2亿，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过高的人口也是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 从城市化率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为60.6%，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巴西尽管为发展中国家，但其城市化率在碳达峰时已经高达85.8%。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率提升往往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尤其是在中等城市化率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将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从国际案例来看，碳达峰对城市化率的要求中国还未达标。
从产业结构来看，当前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对比已实现碳达峰的国家而言，还有一定差距。美国在2007年碳达峰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73.9%；巴西碳达峰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61.3%，日本为71.6%，德国1990年实现碳达峰时服务业占比已达62.2%。2019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53.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已实现碳达峰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当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比仍较高（39%），要明显超过各国在碳达峰年份的工业占比，未来几年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依然很大。在实现碳达峰的路上，中国在产业调整方面还有较大空间。
从能源结构来看，各国在实现碳达峰时，煤炭消费也同时达峰。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目前仍旧处于上升期，尚未见到峰值出现的迹象，2000年为14.7亿吨标准煤，2019年增加至48.7亿吨标准煤，增幅超过200%。尽管近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逐年增加，但煤炭仍是中国第一大消费能源，且年消费量未见下降趋势，2019年煤炭消费量为美国的7倍有余。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消费结构，是中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重要原因。
关于碳达峰与中国经济的几点思考 在比较分析国际发展历程和中国碳达峰的现实基础后，我们作了以下几点思考： 关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节奏，首先从经济增速来看，国际案例表明，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碳减排对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无疑会对本国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如美国，2001年小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和限排的义务”为借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而此后的四年美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我国目前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9%，2019）要超出大部分国家在碳达峰时期的占比（30%以下）10个百分点左右，未来10年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经济增速也势必会受到一定影响。 在碳达峰后，各国的案例表明，虽然不少经济体增速中枢出现放缓，但放缓的程度有限，而且部分国家（比如英国这种第三产业持续增长的国家）增长不降反升。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在大多数情景下，碳达峰会对中国GDP造成正面影响。我国只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即使在2030年碳达峰后，经济增长也未必会出现明显回落。 从工业化阶段看，我国已基本进入工业化后期，工业化产生的碳排放将逐渐趋于缓和，此时要扩大能源消费结构，如使用碳排放值相对较低的天然气。目前天然气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7.4%）远低于全球水平（16.2%），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水平也较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强大的经济条件将加强减排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这也将提高能源效率。当前我国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扩大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降低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支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将是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重点。
关于城市化率与房地产业，中国的城市化率离碳达峰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尽管和其他很多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其在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经济都发展较快，大量人口已经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城市化水平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由于未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住房民生等社会保障，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城市中规模巨大的“贫民窟”。这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引以为戒的。对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目标，即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到60%，这一目标已经实现。虽然下一个时期的城镇化目标官方尚未出台，但按照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要求，同时参考其他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城市化率水平，预计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目标在70%左右。 过去10年，中国城市化率由2010年的49.9%上升到2019年的60.6%，提升了约10.7个百分点；而这10年也是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十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加了近70%。尽管城市化率提升对房地产市场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将城市化率目标作为房价继续上涨的支撑因素并不恰当，因为过高的房价会提高农民进城的门槛，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价涨势蔓延对城市化率并不友好。在向碳达峰迈进的下一个10年，城市化率的同步提升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将更为复杂，因为有政策、人口、土地、收入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关于能源结构与煤炭行业，受资源禀赋影响，煤炭是中国工业能源消费中最重要的能源产品，其能源消费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碳排放大部分来自于煤炭，碳减排的对象无疑就瞄准了煤炭。上文国际案例中，五个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煤炭能源消费占比分别约为32.2%（英国，1990）、41%（德国，1991）、26%（美国，2007）、25.6%（日本，2012）、8.3%（巴西，2014），且这一占比在碳排放达峰后延续下降。对标来看，中国的同口径煤炭能源消费占比在63%左右（2019年），远超上述各国碳达峰时期的煤炭占比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7%，能源结构的调整压力任重道远。当前，约束性能源政策已经开始影响行业，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微观层面的信用融资环境，对当前和未来一度时间里的煤炭行业都不太友好。下阶段，不管是煤炭企业的转型，还是去碳、碳捕获技术的研发和创新，都意味着煤炭行业在实现碳达峰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技术、成本等方面缺乏优势的产能将面临加速退出。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蔡浩、李海静)
土地集中出让强行改变行规 政府规定房价绝非计划经济
【研究员】：wh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个全新的提法：“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上海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各大城市的公租房已经在逐步推进，现阶段允许每户的居住年限一般是5-6年。期满之后，这些年轻人还可以优先购买商品房，或者以市场价一半的价格购买共有产权房。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房价是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一把利剑。去年疫情后，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意外”成为中国经济复苏最强劲的版块之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房价再度领涨，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9%，二手房价格同比涨幅均超过6%。 市场机构的数字或许更能反映大家的直观感受。据中国房价行情网跟踪，深圳2020年12月底二手房均价达到87957元，同比大涨34.25%。 深圳也是主要城市中房价启动最早的，去年3月就屡屡出现千万豪宅秒光的现象。这让很多人联想到上一轮房价暴涨，深圳就是第一个出现增速拐点，北上广半年后跟进，然后扩散到二三线城市。
2020下半年，上海、北京果然相继感受到楼市火热。再加上如今层层加码的限购政策，几乎已经到了加无可加的地步，利空出尽，剩下的就全是利好。2015年的历史又要重演？ 但是，2021一开年，官方给了我们不少惊喜。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今年的楼市调控风向，那就是“去金融化”。从需求（买房）和供给（盖房）两个方面，我们都能明显看到这一特征。 二手房也要管了 先说说买房。去年房价涨得最凶的深圳，今年出了个很有意思的政策。2月8日，深圳给全市3595个小区，定了一个二手房指导价。很显然，这个价格是就低不就高。 有网友说，“吃完午饭，一看新闻，固定资产少了200万。”200万还是少的，有挂牌均价19万/平米的豪宅，被标了13.2万的指导价。业主反手就去深圳市长热线上，投诉了深圳住建局。
政府给一手房限价，在全国都是常态了。可是你管得住开发商，还管得住每一个卖房的老百姓吗？ 在二手市场上，大家有太多手段可以规避政府限价，甚至还巴不得政府备案价低一点，来节省税费。 深圳的办法，不是管老百姓，而是管银行。深圳多家银行证实，已经收到政府要求，二手房房贷只能按照指导价发放。也就是说，一套指导价500万的房子，买卖双方固然可以用私下交易的方式，把价格加到600万，但是银行发放贷款时，就只给你500万。 多出来的溢价，买家只能自己去筹钱。这相当于大幅提高了二手房交易的首付比例。比如你原来买这套房子，首付最低是600万的30%，也就是180万。有了500万指导价之后，自筹资金变成了500万的30%，再加100万，总计250万，实际首付比例是41.7%。 理论上来说，直接提高首付比例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房价调控手段，因为这样会无差别打击到真正的刚需。对于炒房者来说，首付高低无非是多赚少赚的问题，真正的刚需，却可能就因为首付提高了10万，而彻底无法上车。 但是深圳二手房指导价的效果，还要结合这两天的另一个消息来看：企业用房子抵押获得经营贷，也要按二手房指导价来评估了。 而企业经营贷，被认为是当前个人买房被严格限制的情况下，楼市增量资金的重要来源。 房地产专家任泽平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房价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只有拉到几十年的长期尺度上，房价才取决于老百姓的需求，而短期看，房子的本质是金融品，房地产市场就是一场金融游戏。先来复习一下，经营贷在这场金融游戏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金钱魔术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房地产不仅仅是一场金融游戏，还是中国进入门槛最低的高杠杆金融游戏。 很多人在论证中国房价过高时，会提到租售比这个概念，也就是月租金跟房价的比值。这个概念的意义是，你花钱买了房子，要租出去多少个月才能回本。 根据诸葛找房数据，2020年底深圳房价租售比是1：757，回本周期是757个月，大概63年。照这么看，大部分人买了房，这辈子都没法回本。 但是如果把房子比喻成股票的话，租售比相当于股息率，中国没有几个股民是冲着股息率去炒股的，大家盯的是买卖差价。 只要房价一直保持不错的增速，买房什么时候都是划算的。那么，拉长了看，中国房价的增速实际是多少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北京商品房均价从2000年的4919元/平米，增长到2019年的35905元/平米，20年6.3倍，年化增速大概是9.6%。 9.6%的回报率，在经济增速整体下行的今天看上去很不错，但是放到20年里，最核心城市的房价也不过跑平GDP增速而已。
一般来说，名义GDP增速大致就是全国所有企业的盈利增速平均值，优秀企业应该远远跑赢这个速度才对。也就是说，买上市公司的股权，原本应该是比买房子更好的投资。 可为什么发财的都是买房子的人？为什么社会上的钱都流向了楼市？ 因为买房是自带高杠杆的。你买100万的房子，首付只需要30%，也就是30万。一年后赚到9.6万，回报率32%。当然，我们还要考虑贷款成本。假设贷款利率是5%，70万贷款一年的利息就是3.5万，这一年你实际赚了6.1万，回报率大概是20%。 20%的复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4年翻倍。如果这个游戏能一直玩下去，你的30万首付，20年后会变成1150万。 买房不仅回报高，而且还很安全。敢于加杠杆的股民，也不在少数，但是短期的股价波动就能轻易让你爆仓。可是房贷期限长达30年，中间房价暴跌，银行也不会来催你还贷款。鱼和熊掌兼得，就催生了炒房神话。
政府各种限制房贷金额、提高首付比例的措施，都是为了斩断这种高杠杆。但这时候，市场发明了一种新玩法，就是全款买房。全款买房，是不是傻？当然不是。 这种炒房者真正的资金来源，是经营贷。国家不让用房贷，可这个市场上有的是钱。他们首先从各种放款机构那里，获得超短期的过桥贷款，全款买房，然后注册一个小微企业，把房子拿去银行抵押，申请小微企业经营贷款，拿这笔钱去还购房款。 近年来，国家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格外宽松，用房产抵押获得经营贷，比房贷还要香，算上中央、地方的贴息，有时候甚至能达到无息贷款的地步。 按道理，经营贷必须用于企业经营，银行有责任监督资金流向。但实际上呢，银行也知道，企业真拿这笔钱去经营，说不定就亏光了，心里巴不得你拿去炒房。 社会上也不乏各种中介机构，专门研究怎么规避银行对经营贷的监管。如何堵上经营贷这个口子，实在是个难题。 深圳这次的二手房指导价，虽然没法治本，至少大大降低了经营贷额度，算是很有益的尝试。 高周转还能继续吗？ 上面这些调控手段，都是对买房者下手。而楼市中另一个大玩家，房地产开发商，也是调控的重中之重。而且相比前者，中央对开发商的最新调控，在资本市场上引起了更大的震动。 2月份，据说自然资源部在内网上发布了一份文件，核心精神是，全国22个重点城市的土地出让，全年只能分三批集中进行。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讲了，买房是个高杠杆金融游戏。盖房更是如此。一般来说，如果对房价进行拆解，里面大概30%-50%是土地出让金，15%-25%是税费，政府拿走了房价的大头。再扣掉建筑和运营成本，开发商卖一套房子，净利润率也就是10%左右。
但实际上，除了土地出让金需要使用自有资金之外，盖房全周期所用到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开发商提前从消费者手里收来的预售款，以及各种渠道融资。
据粤开证券统计，2020年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来源中，只有32.82%来自自筹，大概相当于3倍杠杆。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在土地出让金不要求全部自筹的年代，开发商杠杆率能达到7倍。 拿地-融资-预售这个链条一旦转起来，就变成开发商的印钞机。这个商业模式的命门，在于速度。因为拿地和融资需要成本，更会吞噬自由现金流，如果企业不能尽快达到预售标准，从消费者手里把钱赚回来，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除了楼市最火爆的年份，大部分时间房企的现金短债比都在1附近，手里的现金刚好只够还债。 所以，“高周转”是过去几年房地产行业最重要的概念。碧桂园正是凭借“456”的高周转模式（拿地4个月开盘，5个月资金回笼，6个月资金再周转），完成向一线房企的晋升。 而政府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不让你周转起来。今年元旦正式实施的“三道红线”政策，对房企融资做出限制，在地产和金融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还没等政策生效，恒大就被爆出资金链断裂的传闻。 土地集中出让，也可以被视为打压“高周转”的政策延续。过去，土地出让基本平均分散在全年，房企每个月都能拿地，开启一轮周转。现在土地集中出让，意味着一年只有三次拿地机会了，周转次数大大减少。 而且，每一块土地在拍卖时，都要全额缴纳保证金。现金本来就不宽裕的房企，显然不可能全部参加。每家企业能竞拍的地变少了，拍卖激烈程度大大降低，土地出让价格也就可以降低一点了。 “计划经济” 政府打压“高周转”，对房企一定是件坏事吗？其实不见得。 “去金融化”不是尽头，从中国楼市调控的进化中，我们甚至还能读出一点“计划经济”的色彩。 请注意，政府规定房价，绝不是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经济的精髓是供需均衡，而强行扭曲价格，无异于掩耳盗铃，并不能解决供需错配的矛盾。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土地集中出让会带来什么深远影响？ 房地产其实是个进入门槛很低的行业，只要你能融到钱，盖房子交给施工队就好了，所以行业垄断程度一直不算高，竞争激烈。恒大、万达能制造首富，却始终杀不死三四线城市的地头蛇。 过度竞争的结果，就是土地拍卖溢价率飙升，房企自己给自己抬高成本。2016年，百城平均溢价率甚至达到80%。
土地集中出让，则强行改变了行业规则。每家企业能拿的地有限，那就只能待在自己能力圈里玩，大家排排坐，吃果果，大企业集中精力拿走最好的肉，小企业也安心喝碗里的汤。 有机构用“新古典主义”来形容这个政策。告别“现代主义”的高周转，降低土地拍卖溢价，反而可以保证单个项目更好的利润。
所以，政策发布当天，A股房地产板块集体涨停。从市场的喧嚣中抽身出来，我们更应该做一些深层的思考：房地产真的应该是个竞争性行业吗？ 中国房地产市场化20年，功绩很大，但过度竞争的恶果也很明显了。回归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让房地产变成一个低成长、高垄断、政府定价、现金流稳定的公共事业行业，是否更符合全社会的利益？ 积分买房 从购房者的角度，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思路的潜力。今年楼市的另一个重磅消息，是上海的一手房摇号积分制度。
政府给大家打了个分，积分高的人，在购买一手房时可以优先摇号。无房是最大加分项，户籍反倒成了次要因素。 为什么要搞这个积分制度，看看去年上海的一手房认筹率就明白了。
一手房动辄千人摇号，刚需摇中高性价比楼盘的概率可能不到三分之一，有钱人却可以用全款的办法获得开发商优待。 引入积分新政后，积分排在前130%的人可以优先摇号，不管什么盘，中签概率至少都有77%。无房者买房，优势巨大。 上海不是全国第一个实行积分制的，但是作为一线城市，示范效应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政策在未来更快推广到全国。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是否想起了单位按工龄分房的时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个全新的提法：“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上海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各大城市的公租房已经在逐步推进，现阶段允许每户的居住年限一般是5-6年。期满之后，这些年轻人还可以优先购买商品房，或者以市场价一半的价格购买共有产权房。 我们不应该倒退回单位分房的年代，但国家分配与自主选择的结合，或许是实现报告承诺的最好办法。 不是结尾 最后也要说说问题。首先，在“计划经济”之上，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房地产，是基本人权，而非特殊奖励，更不是比谁生得好。 公租房也好，共有产权房也好，都应当被允许建在更好的地段，并享有同商品房平等的受教育和社会保障权利。为什么有些大城市的共有产权房根本卖不出去？买房人心里都清楚。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能否真的加大土地供应，降低地价？ 这涉及到地方财政，是个更大的话题。篇幅所限，没法展开了，就简单放一张图。
很多人说土地出让金是政府重要财源，不能降。但我们看到，其实中美正常的税费水平（大口径）大致是差不多的，但是加上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国全口径宏观税负要高出不少。那么问题来了，这部分究竟有没有下降空间呢？（来源：财经奇谭 作者：财经奇谭）
对标新加坡 海南自贸港真正内涵是“高端的乐土”
【研究员】：wh
中国当初在房地产走了香港模式，这些年中国的房地产政策越来越要像弱势群体倾斜。海南政府在这方面的规划就是除了冻结房地产的炒作，就是提供保障房，解决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此外海南将要出台的“正面清单商品”目录中，将包括汽车，手机等大量热门消费商品和日常用品，比如顶配的高端苹果手机现在在海南免税店可以省2500人民币，进口车比传统4S店便宜15%到30%。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一开端，国家就通过1号文件宣告了2035的乡村振兴的远景和计划，这是给普通人开了一扇新的财富之门；之后外管局表示将研究开放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做海外证券和保险配置，这是给日益感受到内卷的中产阶级开了一扇窗；这里就谈第三个财富之门——海南自贸港，国家给高端产业/高净值人群，从制度上改变限制条件，新的机遇产生了。 加入这场残酷的游戏 在完整往下探讨海南自贸港的财富机遇之前，先帮大家捋一捋这背后残酷的世界竞争的真相，有几点事实大家要理解。 1、核武器发明之后，由于对相互毁灭的恐惧，这个世界不会发生大国热战。 2、世界实际上是五大国共治的霸权，但在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没有谁愿意主动出让任何利益。这个过程是残酷的，是睚眦必报的，很多时候也是不愉快的，但最终还是要妥协的。 3、搞自贸区实际上是一种作弊手段。把企业通过税收优惠吸引到自贸区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从而形成了所谓的飞地经济。比如新加坡搞自贸，在竞争中受影响的是马来西亚和印尼。爱尔兰搞自贸搞离岸金融，受影响的是欧洲和美国，连苹果都把利润藏到爱尔兰去，从而可以规避在美国交税。而在中国，自贸区的使用刺激了地方官员之间激烈的招商竞争，不可避免部分地区税收因此受到影响。 但自贸这个大bug的确是后进国家快速发展的有效手段，所以自由港和经济特区的概念才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受欢迎，我们就不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新加坡香港迪拜，比如中北美洲的多米尼加，上世纪60年代，他们主要出口是香蕉、糖、朗姆酒和雪茄，但自由港建立后，他们在80年代快速成为美国主要的服装进口国之一，这使得多米尼加的出口价值链提升，出口多样化，而不再是初级商品。 但当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停滞，而底层物理学几十年没有突破时，地主家也没有存粮了，全球的那些富裕国家也都开始眼红自贸区/自贸港带来的财富效应。除了二十年前从沙里崛起中东土豪王爷国迪拜，这些年美国嫉妒瑞士，因此逼迫瑞士开放银行保密法，结果瑞士的海量财富管理业务一部分被美国抢走，一部分被亚洲的新加坡拿去。 美国还妒忌跨国公司在爱尔兰藏钱，所以才有特朗普上台之后下总统令以8.5%的税率一次性吸引跨国公司回归，虽然没有达到他设想的那么大的回流金额，但也搞回了几千亿美金。 就连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也觊觎自贸港背后的庞大利益。在脱欧的背后，掩藏不住的是做美欧亚非之间的自贸岛的野心。这才有英国包藏祸心的鼓动搞乱香港，香港越乱，越有利于英国趁火打劫高端人才和香港海量的财富管理业务。 2021年1月起，有60%的贸易产品将享受免关税待遇进入英国，而之前的该项比例为47%。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宣布了英国将开放八个自贸港，说这一计划“规模之大是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他说，建立经济特区在国际上由来已久，但对英国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做法”。 为什么独特呢？因为显而易见，这是新时代的一种零和游戏。要知道欧盟内部大约有80个自贸港，但欧盟委员会一直在想方设法取缔这些与洗钱、腐败、逃税和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自由港。英国脱欧之后，再不受欧盟的桎梏，可以放心的去抢这些欧盟对手的生意了。 这些生意当然不是传统产业，还包括了那些绿色能源的新产业，苏纳克拿老工业基地蒂赛德举例，“过去它以在钢铁等行业的成功而闻名。现在，当我展望蒂赛德的未来时，我看到老工业基地被用来捕获和储存碳；疫苗被制造；海上风力涡轮机创造清洁能源。” 高附加值的产业才是各国搞自贸区残酷博弈争抢的蛋糕，除了制造业，也包括利润肥厚的离岸金融业务。 早在2012年，黄奇帆就表示美国有庞大的离岸欧元市场，欧洲有庞大的离岸美元市场，但中国却苦哈哈的干着制造业，高附加值的离岸金融却没有份额。 当时他感慨的说“离岸金融结算，为什么在亚洲就集中在新加坡、香港呢？因为它的税率。自由港的税率15%，香港15%，新加坡是17%，爱尔兰也是15%，而整个中国大陆任何银行的结算利润也好，所得税也好，都是按25%来算。 你要用投资环境去吸引人，而不是强迫人家到你这来结算，整个中国，你可以都是25%，但是对离岸金融这一环节，这个是国际的蛋糕，你把它吸引来，和国内的老百姓、和各种结构无关，就该把它特事特办，搞个离岸金融的特区税收也是应该的。” 海南自贸港政策刚出来的时候，看到很多网络评论说这是因为香港不听话。中国政府格局哪有那么小，十年前甚至更早，高层就已经看到了这块蛋糕。 那些不通的路 网络上有很多不看好海南自贸港的评论家，的确国家过去几十年没少给海南好的政策，但往往都在执行中走歪了，85年汽车走私事件，90年代的地产泡沫，和前些年的国际旅游岛。 海南过去三十多年没能发展起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忽略了海南本地人，每一波政策得益的都是外来资本。本地老百姓反而因为本身地缘环境的劣势（海峡造成物流不通畅），加上外来资本对房地产和一切要素成本的拉抬搞的物价高涨，缺少获得感。 比如海南的猪肉要50元一斤，但海南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有多少呢？博鳌医疗先行区里面那些昂贵的医疗服务，更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起的。 没有产业就没有高工资，就留不住人才，没有人才就更不会有产业。这就是个恶性循环，从普通制造业，海南跟珠三角长三角比没有任何优势。 海南还有一个劣势是人口，从面积上，海南3.54万平方公里，比台湾的3.6万少不了多少。但是人口台湾有2300万，海南只有950万。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2400万人口。 海南的整体GDP只有5500亿，这个体量只相当于一个中国的一个中等二三线城市。上海是海南GDP的六倍，苏州是海南的四倍，武汉杭州也要是海南的三倍。 市场小，人口少，造成本地消费市场小，物价高，很多新兴产业的效率低，没有竞争优势，就不容易做起来，比如电商，比如网红经济（可惜了三亚那么多高颜值的小姐姐）。 所以很明显，有很多路是不通的，比如依靠内需消费市场的路是不通的，比如再发展中低端制造业的路是不通的，东南亚除了新加坡随便哪个国家为了吸引投资都可以低价给地，甚至免费白送。 在国家房住不炒的总体规划下，从2015年开始，海南对房地产出台“两个暂停”政策，暂停批地，有地的房地产商暂停批建。2018年开始，海南开始全域限购。 不通的路就悬崖勒马，才可能有新的康庄大道。 对标新加坡 和海南最像的是新加坡，而且无论是地理条件，还是背靠的腹地市场，海南完全可以后来居上，干的更好。 从发展模式上，海南也不可能走香港空心化产业的道路。从政治模式上，中国和新加坡的强势政府也更为接近。从竞争格局上，与其窝里斗，不如二加一去全世界抢蛋糕。 我1995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电子工程，之后创业，拿过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投资。我完整耳闻目睹过整个新加坡几十年的奋斗史。 除初期发展时的低端工业制造和这个世纪的赌场，海南目前到2035的发展规划和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有很多重合相似之处。 1、居民的获得感。 新加坡对于本国人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组屋制度，即每个成年人都可以以非常优惠价格购买新加坡政府补贴的政府公屋。政府公屋的环境，地理位置都很好，也是新加坡政府可以在全世界吹牛B，新加坡有满满的国民自豪感的地方。 中国当初在房地产走了香港模式，这些年中国的房地产政策越来越要像弱势群体倾斜。海南政府在这方面的规划就是除了冻结房地产的炒作，就是提供保障房，解决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 此外海南将要出台的“正面清单商品”目录中，将包括汽车，手机等大量热门消费商品和日常用品，比如顶配的高端苹果手机现在在海南免税店可以省2500人民币，进口车比传统4S店便宜15%到30%。 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访谈中提出要争取在岛内广泛布局线下实体店，让岛内居民凭借身份证明很方便地购买质优价廉的进口商品。这么说来，民生方面猪肉50元一斤也将走入历史，生活成本将大幅降低。 允许岛内居民购买免税商品，这是目前全国100家综合保税区包括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都没有的政策红利。外国人去日本新加坡旅游出境退税，但本国人还是要付税的，海南人可以买完免税品自己使用。日本的消费税现在已经到了恐怖的10%，新加坡的消费税也有7%。 所以这个政策不仅仅是能吸引游客，而且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中高端人才和高净值人群到海南来置业定居。 2、中高端制造业。 首先谈石化炼油业。新加坡的石油炼化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强，石油是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新加坡的依托是中东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油轮。而海南的炼化业在快速发展，有一个优势是南海的深水油田和气田。要想从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海洋大省迈向有更强大产业支撑的海洋强省，海上油气的产业链必须非常发达。 新加坡航天业已经在2018年被排除到了全球航空航天制造业十大最佳地区之外，过了巅峰期。海南的依托是文昌发射中心，而我国的航空航天业是完全自主产业链可控并不断在往价值链高端爬升。 汽车，一度都在说恒大的恒驰要在海南生产，去年开始还流传特斯拉要在海南设厂。在上海建工厂的特斯拉整车在内地销售时，仍然要对消费者征收进口税。但如果建在海南，不仅所有零部件零关税进岛，只要增值超过 30%，就可以免税进入内地的消费市场。所以在中高端制造业，海南的王牌就是以上说的海南原产地原则。 不仅是零部件进口免税，包括生产设备也免。除了部分法律法规明确说No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加工制造、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物流仓储、医疗服务、文体旅游等各个注册在自贸港的企业都将免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海南原产地原则，叠加15%的公司税和针对个人的 3、10、15%的累进税，对于全世界中高端制造业非常有吸引力，大量企业和高端人才将涌向海南。 当然税率优惠不是白给的，而是要求企业的主要管理主体必须建立在海南自贸区，并且提供实质的商业运营的控制，雇佣员工、会计、资产等，防止用壳公司骗税。下面一张表格，除新加坡外，还列举了迪拜等政策对比，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而伴随着制造业而来的仓储物流等服务业也将成为海南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因为自贸港的《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货物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不设存储期限，可自由选择存放地点，而全国其他的保税区存储有期限，租金也较高。 海南的政策不仅会让企业的储存成本大大降低，还可以快速实现出口退税。海南可以成为全球的保养和维修中心，跨境电商进口服务和辐射内陆的物流基地。 还是那句话，中国快速发展的腹地市场，是海南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贸易的最大依托，这一点是新加坡比不上的。 3、旅游康养。 2019年新加坡的游客总数就已经高达1910万人！海南2019年的游客数8300万。但新加坡只是一个岛国，这1910万妥妥的都是外国人，海南的入境游客2019年只有142万，所以论起旅游市场的国际地位，海南和新加坡还差得远。 不过当实施更加开放的航空运输政策，允许海南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后，机票就要降价，海南作为地区转运枢纽的地位就有优势了，这就可以带来更多的国际转运旅客。 但是旅游业从来不就是单独的观光游玩，一个旅游目的地要有吸引力，往往伴随着很多软性的实力。比如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一个具有特色的国际时尚中心、商业会展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创意设计中心，很多奢侈品大牌会到新加坡做首发。 在这些方面的软实力，海南离新加坡现在亚洲的地位还差的远，至少差20年。但是奢侈品集团也都不傻，他们也看到了市场和机遇，拥有江诗丹顿、卡地亚、伯爵等品牌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集团瑞士厉峰就与海南政府刚刚达成投资意向，先进来占住坑位，毕竟中国市场大。 在医疗康养方面，东南亚的很多人都会到新加坡去体检，去治疗，去康养，再高端一点的去日本，差一点的去曼谷。 海南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市场，网上不是有句玩笑话，50岁之前拿命换钱，50岁之后拿钱换命。老年经济的资产机会，医药健康是一大块。而随着快速的老龄化，60后、70后开始步入退休行列，这一代退休的人跟上一代不一样，他们舍得花钱，他们赚了一辈子的钱都会花到健康上。 进口药免税这将彻底改变中国医疗康养产业的限制条件，那么多癌症靶向药在内地医院普通人用不起的，在海南可以大幅降低用药成本。癌症早期筛查，高端体检，癌后康复，还有其他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这些在国内都还没有很系统的服务，海南优越的气候和环境是非常适合发展医疗康养服务这个产业。 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因为美国日本等医疗发达国家暂时去不了，很多海外的医疗需求就转回到国内。 今年春节，我在海南带父母自驾，慈铭体检创始人韩小红博士邀请我去和她的家人一起过春节。韩博士在把慈铭体检卖给美年大健康之后，就专心在海南做她的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她告诉我试管婴儿，癌症筛查等项目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变得特别火爆。因为她用的是美国专家，但价格比美国便宜的多。 慢慢的，当更多更有实力的医疗资源入驻海南，当国内的消费者发现海南有不输于外国的医疗服务时，这部分流量自然会愿意来海南。 4、教育。 海南现在在教育方面差距非常大，新加坡是世界多元文化中心，理所当然是亚洲各国的乐土。不过新加坡刚建国的时候也是一穷二白，举国都是渔民苦力，没有几个像李光耀这样从剑桥毕业的人才。 新加坡的本土人才当初主要靠新加坡国立和南洋理工大学培养，顶尖的人才则送到美国英国的高校。从9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用奖学金吸引全亚洲的优秀人才去新加坡读书并以合约的形式锁定一段时间的为新加坡服务。 我就是受益于这个计划，在1995年从浙大去了新加坡。97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积极发展高端服务业，开始把自己变成国际教育中心，吸引了国际名校如法国INSEAD等去新加坡开分校，培养高端MBA人才。 所以虽然差距很大，但其实一代人也足以改变。海南自贸港宣布之后，国内外高校纷纷抢滩海南。仅2020年12月，就有包括浙大，交大，中欧，南开等9所高校宣布落户海南。除国内外高校，还包括了4所国际学校，和很多所国内知名的中学去海南办分校或者和本地学校合作。 按海南政府目前的规划是，在2020-2025这5年要吸引5万外籍人才，而2025仅仅是海南全岛封关的开始，恐怕也是海南教育和人才培养大跨越的开始。 5、金融和资本。 首先海南自贸港玩的不是存量游戏，把国内已经投资的企业给搬到海南来，这恐怕各省市也不乐意。自贸港的设立主要还是要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场，去外面抢蛋糕，做大市场。 在自贸港的《总体方案》中，对于金融最重要的就是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时，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也就是资金将双向流动，不仅是外国人可以到海南注册公司担任法人，然后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在全中国做生意，赚了钱纳税完可以带走。而且符合政策的旅游、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企业通过海南在境外直接投资收入，也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同时富人也可以在海南做资产配置，购买海外的投资产品。国家刚刚开放QDLP在海南的试点，英文全称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即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可以面向境内投资者募集人民币资金，并将所募集的资金投资于海外市场。这些投资不仅是海外二级市场公募基金，还有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REITS房地产基金等。这意味着什么？ 产业方面，海南将发展财富管理行业，全球的财富管理巨头，资管机构将在海南布局。而对于国内的富人，也可以实现跨境资产配置。 高端的乐土 在各个官方场合，你听到的都是海南自贸港将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是海南的三大鼓励行业，但实际上，官方真正的意思是，海南将发展的是高端行业，海南将是高端的乐土。 经过分析已经知道了，海南不会像新加坡一样，从低端制造业一点点爬坡到高端制造业，再到高端服务业。海南将一步到位，从高端制造业开始，同时发展更有更大扩张的潜力如金融、保险、物流、法律服务、旅游、医疗等高端现代服务业。 前面已经分析了，离岸自贸港这个制度的设计就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竞争最优质的公司和富人的。苹果把利润藏在了爱尔兰，灵哥发现字节跳动也把头条的收益结算放在了海南。我们暂时搞不来苹果，还搞不来新一代的中国跨国公司字节跳动吗。为什么中国国内在高端产业的竞争方面之前一直落后？ 税当然是一方面，国内的高个人所得税，直接就让很多外资金融机构让他们中方的雇员常驻新加坡或者香港（一年超过183天），而国内本土的机构在人才竞争方面也落于下风。没有优质的人才，哪可能有高端的产业。 而针对富人的高端产业方面，还有筛选成本问题，即中国的富人太分散，提供高端服务的企业把目标客户筛选出来的成本太高，难免就会分化成两个方面，要不就坑蒙拐骗，要不就为了保持服务价格远超过海外同业的价格。 所以在针对富人高端服务方面，大家很容易给国内业者贴一个标签：国内的企业太坑了。但对于那些光鲜亮丽的高端服务业来讲，其实他们也是有苦说不出，在中国高端并不好赚钱。 相反，国外发展的早，富人更加密集，当然筛选成本就低，那自然就容易产生优质同时价格也适当的各类高端服务。当中国客户习惯于出国享受服务时，又会反过来造成国内高端服务难以发展。 所以什么人适合来海南发展，创业创富，坦白讲，没有专业技能，核心技术的人或者企业不太适合来海南。那些能做高端制造，离岸贸易，能做高端服务，各类富人服务的，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和个人特别适合到海南。 结语：Game Changer 制度上的改变限制条件是一个游戏规则改变（Game Changer），大手笔。其他亚太的离岸岛国，日本现在是10%的消费税。首相菅义伟前几天发言说新冠后要上调到15%，引起日本一片哗然，菅义伟由此民调暴跌到只有36%。日本也没办法，新冠抗疫花的钱太多了。 新加坡消费税是7个点，新西兰是15个点。海南的正面清单直接把进口消费品免税。 从地缘位置上，海南自贸港的建立，不可避免要抢掉部分新加坡和香港的生意。香港虽然是自己家的孩子，不过香港的港口可是掌控在李嘉诚的手里。李嘉诚也只能另寻出路，英国要搞8个自由港，投标的就包括了李嘉诚的和记黄埔。 回到开始的命题，核威慑的世界，财富的争夺往往是以看不到硝烟的方式在残酷竞争。英国不断搞乱香港，放出要禁用华为5G的消息，读者们会不会觉得中英的贸易额是否受到影响？并没有，2019年，中英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1045亿英镑，中国是英国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 因为政治的乱象背后无非掩盖的是对利益的争夺，特别是面对中国这样怪兽般的崛起，已发达国家不得不各出奇招，各寻出路。英国为了脱欧成为彻底的自由贸易区，不惜冒着苏格兰要公投独立的风险。 没办法，以后大号香港的大不列颠能把英格兰和威尔士照顾好就不错了。而我们，该合作归合作，该出手归出手。 海南的地缘位置优越，是中国本土和东南亚各国的中心点。自贸港的设立，一方面在地缘政治方面将扩大海南对南海和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带动中国西部陆海大通道的发展和东南亚泛亚铁路的建设。另一方面在和昂撒人的争斗中，给华尔街的犹太资本和亚洲的华人资本一个新的赌场和出路，把他们深度的绑在中国的船上，借他们之力发展中国社会主义。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难受，昂撒人也将无心无力和中国掀桌子，最终将从亚洲被驱赶出去，而新加坡不可避免只能做好区域中心。 过去两年，无论中美摩擦和去年的疫情，国家都反复各种强调，中国将更开放。很多人并不理解这更开放的意思，无论是海南自贸港，还是外管局研究个人外汇额度开放投资海外证券和保险，国家已经清楚的告诉你，对于有能力的中产阶级和高净值的人群来讲，全球资产配置之路已经正式为你们打开。 因为中国不再仅仅是在国内积累财富，也要学习过去几个世纪无论是昂撒人、日本人，还是新加坡这样的岛国那样，要在海外积累财富。 面对美国的大放水，面对拜登新的1.9万亿，面对近期大宗商品的大涨价，世界正在饱受美国制造的通胀之害。 对于普通人，与其在A股内卷厮杀，国家给你一个向外收割世界的机遇，能不能把握的住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造化了。用另外一个网红马斯克的话说，当法定货币的实际利率为负时，只有傻子才不放眼他处，说的就是美元现状。无论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为了做多比特币，还是我们做多其他资产。（来源：丁辰灵（ding_chenling）
社会透视
不是想入就能入得了 “赘婿之都”萧山背后的经济故事
【研究员】：wh
萧山招婿，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2005年，新华社就发过一篇报道，名字叫《“萧山招赘”引发德育反思》。其中说到，杭州一个大三学生，希望当上门女婿，条件是女方提供1000万创业资金，要“先成家后立业”。而且，根据他的叙述，他们“寝室有3个同学都愿意当萧山的上门女婿”。毕竟，“女方家底殷实，至少不用为买房买车犯愁。”
【博览财经特稿】这两天，有个“旧闻”猛然变成了新闻，而且大火特火。这就是杭州萧山入赘，也就是上门女婿现象。 有些报道，到的确是出乎很多人意料，比如说，有家主打萧山招赘的婚姻介绍所，现在招婿的编号已经排到300多号。 女方家里三四套房的不在少数，最多的有8套房。也有很多男士希望上门，其中不光有年薪35万的框架结构工程师，也有技术员、大学教师、公务员，甚至还有在杭州上学的大一男生前来报名，想先排一个号。 不过，看似魔幻的背后，却藏着中国东部地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秘密。当然，这一切先要解剖新闻的主角：杭州萧山。
萧山招婿，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2005年，新华社就发过一篇报道，名字叫《“萧山招赘”引发德育反思》。其中说到，杭州一个大三学生，希望当上门女婿，条件是女方提供1000万创业资金，要“先成家后立业”。 而且，根据他的叙述，他们“寝室有3个同学都愿意当萧山的上门女婿”。毕竟，“女方家底殷实，至少不用为买房买车犯愁。” 在和女方第一次见面时，他还专门带上了学生证、身份证、大学英语六级证书。当时，杭州当地媒体安排的一场相亲会，不少入赘男士报名，其中还有15名大学教师打来电话自我推荐。 下面是2005年《中国妇女（英文版）》上的一篇报道，也专门说了萧山上门女婿的情况。
后来，这样的报道就不少见了。2007年，当年还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萧山上门女婿现象观察》。 其中写道：萧山富家女苦等上门女婿，打工仔、大学老师、硕士、博士，甚至外国留学生趋之若鹜。 而文章中专门提到的“金点子婚介所”，到今天还是媒体报道中的主角。这家婚介所，最大的特色就是介绍上门女婿。在这家婚介所网站上，招赘女会员的信息有7页，132条。
靠着特色服务，央视、浙江卫视、人民日报等全国知名媒体都报道过这家婚介所。
这家婚介所在1999年成立。后来，因为竞争激烈，所以转型主打招婿服务。而巧的是，在2004年和2005年左右，媒体开始大规模报道萧山的招婿现象。 但这真的是巧合吗？当然不是。 我们知道，谈婚论嫁，女孩子大概是从20岁起。2000年倒推20年，也就是1980年。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是：计划生育。 从1980年开始，浙江计划生育开始转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根据萧山戴村镇志记载，1986—1989年，当地出生人数分别是554、493、478、472，人口出生率在14.28‰、12.66‰、12.21‰、12‰，相比之下1970年在20‰左右。2007年，萧山日报总结说，计划生育30年，萧山少生30万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萧山一直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和杭州的郊县相比，萧山男女性别比一直是非常低的。比如，根据统计，1935年，建德县男女性别比最高（133.15），萧山最低是114.54；1964年人口普查，余杭县最高（117.57），最低的还是萧山（104.59）；1983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最低的还是萧山；1985年，仍然是萧山。
关键的一个拐点出现在2000年。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萧山共有人口1233348人，其中男性613229，女性620119。男女性别比是98.89。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萧山户籍人口男女性别比是97.00。也就是，女人比男人多，而且情况越来越明显。 加上下面这张图就更清楚了。2000年时，15—34岁年龄组，都是女多男少。其实，萧山东部，比如南阳、宁围等地一直有招婿的婚俗。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招上门女婿突然成了萧山的一个标签。因为现实就是，年轻人里，女少，男多。招婿上门，就更加普遍。
当然，这只是故事的一面。
那就是萧山经济强势崛起。萧山之于杭州，就像是浦东之于上海，江宁之于南京。先看下面这张地图。
萧山紧靠杭州主城区。我们知道，浙江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70%以上，但萧山却是66%平原，而且平原面积超过900平方公里。 浙江，一直以民营经济繁荣著称。优越的区位、交通和土地优势，更是让萧山成为发展的“尖子生”。1979年，萧山（那时还叫萧山县）就召开了1200人大会。会议名字叫“全县农村促富大会”，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社队企业。 这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萧山，一下也就跑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最突出的就是民营经济发展。 一位典型就是鲁冠球。他原本是萧山农民，从4000块的一个铁匠铺起家，一步一步成为世界级的汽车零部件巨头。1991年，他就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封面。
而鲁冠球背后，是萧山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有人就形容，在萧山“户户办厂、村村冒烟”。工业化，还只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则是城镇化、城市化。很长时间里，萧山原本归绍兴、宁波管辖。但因为管辖不便，所以，在1959年，萧山划到杭州。1988年，萧山撤县设市，这可以看作是对萧山改革开放成绩的认可。 同样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2001年。萧山撤市设区，成为杭州市萧山区，这可以看作是萧山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萧山成为杭州主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大拆大建过程中，又产生一批土豪。所以，前面提到的女方家有8套房也就很好理解了。 工业化、城镇化造就了萧山经济奇迹。萧山，经济实力长期位居全国区域经济排行榜前列。
不过，更直观的是个人财富。有网友说，在杭州念书，一般听到哪个同学是萧山的，潜意识默认土豪。 这种经济发展的自豪，充分显示在萧山“传奇地标”北山通览上头打出的6个字：萧山走向世界。
因为，工厂不是想搬就搬，所以，富起来后，家有独女，找个上门女婿，其实是最合理的选择。而且社会风气逐渐开明后，萧山上门女婿，娃随男方姓，夫妻单独住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 当然，这里要给想放弃奋斗的男性青年泼盆冷水。别看新闻上说，招婿的女方排到300多，报名的男性，只有100多，好像男性是香饽饽。但要知道，萧山男女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正在回升，其中2014年达到110.48。 根据公开报道，2012年和2015年，萧山都专门部署过男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治理工作。所以，“入赘之都”，也不是你想入就能入得了的。（来源：正解局 作者：正解局）
职业和反职业打假拉锯战背后 制假售假并未根除
【研究员】：wh
今年3•15前夕，中消协连同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消协组织发布《全国部分消协组织2020年比较试验汇总分析》显示，在1191件采样商品中，线上产品不达标率为38.7%。对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人之一何山将其归因于“网络商品的销售地域广，消费者维权成本高”。那么，职业打假人会是打击制假售假问题的“答案”吗？
【博览财经特稿】熟悉《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行政处罚法》以及民事起诉范文的不一定是律师，还有可能是职业打假人。 此前，王海打假辛巴燕窝事件让“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走进大众视野。王海称：“打假辛巴只是打着玩，会继续紧盯带货主播。”紧接着，李佳琦、罗永浩先后中招。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职业打假人算是一个稍显“遥远”的群体，但店家和公检法工作人员却对这个群体丝毫不陌生。 拼多多店家林方鹏一年多前遇到过他们。被“索要”1万多块钱后，对方承诺“息事宁人”，林方鹏形容自己当时有“按照收货地址过去砍他们”的冲动。执法机构工作人员胡婷刚入职3个月就处理过两起疑似“职业打假人举报”的案件，她形容这群人“法律知识十分丰富”。
今年3·15前夕，中消协连同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消协组织发布《全国部分消协组织2020年比较试验汇总分析》显示，在1191件采样商品中，线上产品不达标率为38.7%。对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人之一何山将其归因于“网络商品的销售地域广，消费者维权成本高”。那么，职业打假人会是打击制假售假问题的“答案”吗？ 法律“武器” 林方鹏在华强北打工，卖华强北版AirPods。线下不景气，他就在拼多多上开了个网店。刚刚月销量破百，职业打假人找上门了。 “这个AirPods是仿制的吗？送给公司员工会被发现是盗版吗？音质、外形和真货有啥区别？”对方一通问。林方鹏如实答：“是1﹕1仿制的，有很多检测方法可以查到。”介绍完后，对方买了11副，1800元。 三天后，麻烦来了。对方先是拿着假货鉴定报告、跟林方鹏的聊天记录和耳机照片向平台申请“假一赔十”，理由是“商家知假售假”。随后，在等待平台裁定的间隙，对方给林方鹏打电话，声称“要么给十倍赔偿，要么等着警察来抓”。 2019年底那会儿，华强北“打假”进行时，听说“抓进去不少人”，林方鹏没办法，也就妥协了。“老婆刚怀孕，总不能（和他们）硬刚导致家里没人照顾吧。”他加了对方微信，转过去1.3万元，对方随即撤销了平台申诉。 “你知道他们‘敲诈’完之后做了什么吗？”让林方鹏觉得无语又可笑的是，对方竟然教他如何更改商品信息，如何应对之后的买家咨询，以免他“又被其他职业打假人盯上”。但林方鹏没改，他直接注销了店铺。气头上时，他甚至想过按照收货单上的地址“砍过去”。 2020年底，王海打假辛巴燕窝事件让“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再次走进大众视野。百度百科介绍里，他们是“通过法律途径，主动打击假冒伪劣，对市场消费环境起净化作用”的一群人。但在像林方鹏这样的商家眼里，他们更多是在“用法律武器谋求私利”。 2017年，徐涛开了家网店，卖食品。宣传所需，他在一款产品的介绍信息里写有“高端精英人群必备”字样。随后，职业打假人将他投诉至工商部门，说“高端”两个字属于违规极限词，违反了新《广告法》。 按照办案人员的建议，徐涛主动找到投诉人进行协商，希望对方撤诉，但对方表示：“1000元，不还价。”“这不狮子大开口吗？不协商了，宁愿接受工商处罚也不协商！”徐涛异常气愤。随后，在证据和人情关系的双重加持下，该投诉以“事实依据不充分”被驳回。 “很多店家怕麻烦，往往同意私下协商。”林静在电商平台经营一家美妆店，因拒绝协商，她被告上法院。“中国法律文书公文网上，‘撤诉’基本意味着店家妥协。”林静拒绝妥协，打假人投诉她“进口商品没有中文标签”，她积极提供商品具体信息、进货渠道、发货渠道、与打假人的聊天记录等资料进行应诉。 吃货、赔偿 提起“职业打假人”五个字，总伴随着某种光环。
在QQ上以“打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群数量达上百个，门类细化到“淘宝打假交流”、“拼多多京东打假群”等平台群，以及“食品药品职业打假”“知识产权打假营”等业务群。群人数从几十到上千人不等。 笔者在某打假群待了一个月，试图了解所谓“月入十万”，甚至“百万”的奥秘。每天，群主“大佬”会发布商品链接，门类涵盖衣裤、手表、食品等不同品类。最基础的打法叫“玩违约金”，即利用平台“延时发货赔付”的规定索要“下单金额的10%，最高不超过100元”的赔偿。 “直接下单，买够1000元，两天后去投诉卖家不按时发货。”群主冯立告诉笔者，他找的链接都是些“死店铺”，“店主不要店铺了，但押金还在平台那里，平台也关不了（店铺）。”按规定，消费者下单后，商家必须在48小时内发货，否则，买家可申请赔偿，“即便是发货了也不怕，直接拒收就完事了”。
稍微“高深”一点的打法叫“吃货”，即收到货物后仅申请退款，不退货。类似的说法还有“上车”（跟着有经验的人一起打假）和“车票”（缴纳一定费用作为学费）等等。 为了锁定适合“吃货”的店铺，群成员各显神通，有花钱买软件搜链接的，有彼此之间互换链接的，也有人工手动过滤的。“假货店一般从价格就能看出来，新店、人气不高的店，或者无法提供货源证明的店铺都行。” 刚入群第一次“吃货”的林晓按照指点，在一家店铺内购买了一件champion卫衣，单价118元。收到货物后，林晓申请“仅退款”，并上传了5张照片作为“假货凭证”，1张为卫衣的整体照，另外4张为衣服的细节照，比如开线、走针不齐。一个小时内，商家直接退款，没有任何交涉。 “因为店家本身卖的是假货，自己理亏。”群主一直这样认为。而被“吃掉”的货，有的被占为己有，有的流向诸如咸鱼等二手交易平台。 和纯“吃货”不同，打赔偿则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也鉴于此，打赔偿的一派通常瞧不起“吃货”的一派。李泽本身是一名职业打假人，同时也为被打假店铺提供咨询服务。据他介绍，打赔偿首先要了解不同商品对应的法律条文，同时，还需要清楚不同阶段的做法，比如什么时候和卖家协商，协商被拒绝后如何向工商局、食药局投诉，如何在“执法不严”的情况下走法律程序，如何写民事起诉书等等。 笔者以“想入行的小白”身份向一位群主请教“如何打赔偿”，被告知需要缴纳880元学费。群主称，授课内容涵盖平台规则、消费者权益和食药法等方方面面，保证“很快上手”。“你想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假货按三倍赔偿，不满500元也赔500元。你做一次，学费基本就回来了。”群主试图打消笔者的犹豫，极力劝说。 据群主介绍，他目前在带的“徒弟”有5～6个高中生，4～5个大学生，其他基本上都是工作之余挣外快的。“我教出来的，基本上都外出带团队了。”群主试图再一次凸显自己的“专业性”。 对抗与异化 与职业打假相对应，反打假也一直在路上。新《广告法》施行后，京东曾指导各区域建立打假黑名单数据库，并罗列出职业打假人的判定条件，诸如“收货人联系电话与投诉人电话不符”“购买数量超过正常使用范围”“不提产品问题的同时只谈赔偿”等等。 反恶联盟曾推出一款专门为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店家提供服务的插件，店家可通过输入姓名、支付宝账号、手机号、收货地址等信息识别职业打假人。一个名为“去举报网”的网站也同样提供恶意退款等信息，供商家参考。
即便如此，面对商家的警觉甚至联盟，职业打假人也并非毫无办法。冯立告诉笔者，“吃货”2～3次后，淘宝账号会被封，但不要紧，花135元重新买一个账号就行了。新账号淘气值450以上，还是钻号。打假群里则有人表示：“‘吃货’会被封号，活该被封。要是正常打假被封，可以起诉平台，因为‘打假是国家政策支持的’。” 而在职业打假和反职业打假的拉锯战背后，商品制假售假问题并未得到根除。“卖家知道自己被（职业打假人）盯上后，可以换一个主体重新开店。”李泽告诉笔者。 更有甚者，在职业打假人以“正常消费者”的身份积极维权的同时，普通消费者却被冠以职业打假人、“胡搅蛮缠”的帽子。 田甜今年2月中旬在超市买到过期食品，第二天发现后去工商局进行投诉。随后，工商执法人员要求她证明“过期食品的确是从该超市买的，没有调包”。“我就想知道，难道每次我购物的时候，都得全程拍摄，才能证明东西是从哪家超市里买的吗？购物小票也证明不了吗？”田甜事后在社交平台上忿忿表示，“第一次打12315维权”，“人格受到侮辱”。 方婷从网上购买了一些开心果，吃出了蛆。随后，她给商家打电话，对方说她在胡搅蛮缠，是职业打假人，态度很不好，“这种事情（买到假货）真的维权太难了”。 我们需要职业打假人吗？ “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只是个赚钱渠道”；“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你要厚颜无耻地赚钱”——这是笔者在打假群里看到的两句话。 所谓“正义”，可以被用来挣钱吗？或者说，我国需要职业打假人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丙万表示，20多年前（“王海打假案”发生在1995年），当王海第一次以“打假人”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社会舆论以正面为主。随后，打假索赔逐渐朝职业化方向发展，舆论开始出现分化。 在支持者眼里，这股“民间执法力量”有助于弥补消费者个体维权动力不足、工商行政执法力有未逮等问题。反对者则认为这群人的初衷并非维护公共利益，且会在异化过程中导致行政执法成本过高。 “争议的背后，实际上是很少有人愿意贴近社会实际，对职业打假行为发生的背景、现实影响和制度方案进行系统认识。”在熊丙万看来，职业打假背后是消费市场秩序失调和社会治理机制失效的缩影，相关法律制度应该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训。 而在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效羽看来，职业打假所造成的实际社会危害主要由“立法立规环节的缺陷”所致。张效羽说：“打假人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一根筋’挖掘所有违法行为，‘选择性执法’失去了对广大生产经营者的保护作用，广大生产经营者苦不堪言。” 尽管学界对职业打假人的身份认定问题仍存在争议，但在司法层面，改变正在发生。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食品、药品领域职业打假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某答复意见中表示：“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今年3·15前夕，曾有媒体梳理了2019年至2021年间的100份裁判文书。其中，32份支持职业打假人的赔偿请求，66份驳回了相关诉讼请求。另外2份裁判文书中，涉案职业打假人因敲诈勒索被判了刑。 回到现实。一边，法律界对职业打假人进行探讨，并在司法层面付诸实践。另一边，在一个400多人在线的打假群里，群成员仍在虚心求教：“微信朋友圈的店家有没有办法打？”“拼多多营业执照打不开怎么办？”“有链接吗？”……（文中林方鹏、胡婷、徐涛、林静、冯立、林晓、李泽、田甜、方婷均为化名）（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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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1 22: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