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产业内卷 老掉牙的故事不断在中国产业界真实上演》：稀土之外，钢铁业、家电业、光伏业、面板业、互联网业乃至最新的新能源汽车、最难的芯片业……也都在重复着稀土的故事，疯狂地扎堆、大量地重复，快速地过剩。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放松对民营钢企的准入管制后，国内钢铁企业的数量就抑制不住地疯涨。1980年代，全国已有钢企114家，对比发达国家，这已是天文数字。但到2007年，统计在册、有模有样的钢铁企业已增至近800家。统计之外，甚至还有“唐山的瞒报产量就超过德国”的壮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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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产业内卷 老掉牙的故事不断在中国产业界真实上演
【研究员】：wh
企业跟风、扎堆、重复的另一边，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比企业更疯狂。光伏产业最火爆时，一年财政收入不到18亿的江西新余市，借了2亿给彭小峰，快速孵化出一个世界级的光伏企业赛维LDK。更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需要企业出一分钱，就能帮企业借钱建设一个有规模的光伏厂，甚至规模越大越好。
【博览财经特稿】一个犹太人在十字路口开了一个加油站，生意很好；第二个犹太人在左边开了一家餐馆；第三个犹太人在右边开了一家超市……最后整个区域都火了；换成中国人，第一个开了个加油站，第二、三、四个都来开加油站……最后都不赚钱，整个区域也凋敝了。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网段，这样的故事隔三差五就在中国产业界真实上演。 【高买、贱卖、憋屈】 “至少降价40% ”。2008年11月，被商务部授权为唯一谈判代表的中钢协，代表中国钢铁业同时向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亮剑，要求其至少将来年的铁矿石价格降低40%。 铁矿石是钢铁生产的最重要原材料，作为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的中国，却自身资源严重不足，不但要每年进口约占全球贸易70%的铁矿石产品，还长期被三大巨头澳洲力拓、必和必拓与巴西淡水河谷卡着脖子坐地要价，可谓是苦铁矿石久矣。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让钢铁业陷入萧条，铁矿石需求暴跌，也让中国看到扭转局面的契机：是时候争取更多话语权了。 此时，中国的铁矿石进口还在采用国际惯用的“长协”机制，每次协议约定未来5到10年的采购数量，但价格一年一谈。此时，全球钢铁价格已下跌至1994年的水平，但三大巨头卖给中国的铁矿石价格却是1994年价格的5倍多。 中钢协提出的降价目标，已是外界预期的最低幅度了，但三大巨头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就异口同声：“绝无可能”。 此前，中国各家钢企与三大巨头的采购谈判都是各自为阵，好不容易形成一次合力的中钢协，自然也不会就此罢休，不但组织起以宝钢、武钢、首钢等大型钢企为主的“复仇者联盟”，还采取一系列措施统一口径。 手握全球最大购买力，又值全球行业大萧条，而且要求并不过分，中国钢铁业的这场翻身仗看起来是赢定了。但几个月的博弈后，中钢协还是败了。中国钢铁业集体溃败了！ 三大巨头非但没有如期降价，相反还变本加厉取消了“长协”机制。受益于“四万亿”刺激与全球钢铁市场复苏，2009年之后铁矿石行情持续攀升，三大巨头随即对中国开始了既不保量、价格也说涨就涨的“长协改短约”。用时任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的话说就是：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了。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仅2011年上半年，中国就为此累计多支出160亿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直接增加钢铁行业成本1041.1亿元人民币。原本想要翻身的中国钢铁业，由此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直至今天。 作为最大买家时，毫无主动权；作为最大卖家时，就能被动转主动，甚至像三大巨头那样掐着买方的脖子要价吗？ 答案是，也不能。典型如稀土。 按2012年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中国稀土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3%，并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供应。 三大巨头合计才掌握全球70%的铁矿石市场，以供应强弱而论，一家供应全球90%市场的中国稀土，至少该有三大巨头一样的产业话语权。但现实却是，中国稀土非但没能像三大巨头那样号令全球，反而长期被外资买方杀价盘剥，连基本的资源价值都不能兑现。 2000年到2010年，中国不占资源优势的黄金、铜、铁矿石价格涨幅都在4倍以上，而中国占据绝对资源优势的稀土价格涨幅才2.54倍。世人皆言物以稀为贵，全球稀缺的稀土轮到被中国掌管时，其价格却大幅落后于大宗商品的平均水平。以致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国新办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痛心疾首：中国的稀土没卖出“稀”的价格，卖出了“土”的价格！ 中国长期以低廉价格将稀土卖向全球的另一边，同样拥有大量稀土储备的欧美国家却长期奉行封闭矿山的策略。若此趋势不改，中国终将迎来更加被动的局面： 自己的稀土消耗殆尽，然后被现在封矿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再卡脖子。作为最强的需求方，买不出应有的话语权；作为最强的供应方，卖不出应有的价值；便宜总是被别人占，好赖都要受制于人。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憋屈，还远不止于稀土和铁矿石——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已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我们在这些“世界第一”中，真正掌握了话语权和定价权的屈指可数。 【扎推、重复、过剩】 1975年，“稀土之父”徐光宪提出全新的稀土提纯技术——串级萃取，并在全国无偿推广。他原本希望通过提炼技术的普及，让中国摆脱廉价对外销售稀土矿、然后高价买回国外高纯度稀土的尴尬，让中国稀土真正做强做大。 徐光宪的无私善举，帮助了中国稀土产业的进步，却也引发了一场场中国稀土的危险竞赛。随着技术的扩散，稀土提纯的行业门槛陡然消失，从央企到地方私企，从老板到村民……无数企业和个人疯狂涌向这个行业。 上世纪80年代，全国还只有少数几家稀土开采和提炼企业。到21世纪初，光是拥有稀土采矿权的企业就已超过400家。在拥有全国近4成重稀土的江西赣州，随处可见开采稀土的塑料管道。许多村民在家支个大水缸，背几篓红土倒进去，加上硫胺，就开始生产。 2013年前后，稀土产业的野蛮生长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政策，采取行动，推动行业规范与产业整合，力图形成产业合力，实现产业主导权，但项目扎堆、企业各自为阵以及私自盗采，依旧持续上演。 数据显示，2019年国家层面根据全球需求和整体规划制定的稀土配额为13.2万吨，但最终市场上流通的稀土至少达26万吨。正是这些严重超配的供应过剩，才让有矿不卖的国家得以享受中国低价的盛宴。 稀土之外，钢铁业、家电业、光伏业、面板业、互联网业乃至最新的新能源汽车、最难的芯片业……也都在重复着稀土的故事，疯狂地扎堆、大量地重复，快速地过剩。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放松对民营钢企的准入管制后，国内钢铁企业的数量就抑制不住地疯涨。1980年代，全国已有钢企114家，对比发达国家，这已是天文数字。但到2007年，统计在册、有模有样的钢铁企业已增至近800家。统计之外，甚至还有“唐山的瞒报产量就超过德国”的壮观景象。 超级的产能，不但让中国钢铁业时不时就“卖一吨钢铁还不如卖一斤白菜挣得多”，也让三大铁矿石巨头加倍卡脖子：每多出一家钢企，就要给他们多下一张买单。 2004年，德国立法补贴，让光伏成为造富之地。已经入行的中国企业一夜暴富之后，迅速吸引国内企业一哄而上。已经在行业的大规模扩产，没有在行业的跑步前进，一出手就是几十几百亿的新产能。规模企业之外，一些家庭作坊，甚至买上两三台切割机、几根硅棒，就开始切成片卖钱。 2001年，光伏行业在国内还几乎空白，但到2010年，全国已有上千家光伏制造商。2007年，一位计划扩产多晶硅的企业家，兴致勃勃地跑到美国找承建商，但却在美国承建商给出的一张全球多晶硅产能分布图面前傻了眼：“这些项目加起来，几乎是市场未来需求量的三倍以上!”更让他震惊的是，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在中国。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就这样在中国快速而且极度过剩。 液晶面板领域，京东方用上千亿的持续投入熬出胜利曙光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企业跑步进入，新的产线奠基或投入使用。 面板产业一出手就是世界战争，而且技术迭代快，低水平重复极其容易死无葬身之地。但即便“从地狱里站起来”的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曾多次提醒并警告：全球液晶显示行业未来将只会剩下3家左右，最多不会超过5家。即便目前中国面板产业仅上市公司就已有10家，且大多数投资规模都在300亿以上，也还有新的产线在建设中。 互联网以及芯片领域，疯狂扎推更有过之无不及。互联网领域，百团大战、千播大战，共享大战、社区团购卖菜大战，甚至互联网卖烧饼，也都一哄而起；芯片领域，仅2020年，全国新成立的半导体企业就多达5万家，平均每天新增140家；新能源造车，同样也是运动式地前赴后继。 企业跟风、扎堆、重复的另一边，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比企业更疯狂。光伏产业最火爆时，一年财政收入不到18亿的江西新余市，借了2亿给彭小峰，快速孵化出一个世界级的光伏企业赛维LDK。更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需要企业出一分钱，就能帮企业借钱建设一个有规模的光伏厂，甚至规模越大越好。到2012年，全国已有300多个城市把大力发展光伏产业纳入当地的远景规划，并累计兴建了100多个光伏产业园。 液晶面板火爆时，一个产线项目，常常会被10多个，甚至更多地方政府集体争夺，争夺不到的，则会以令人吃惊的政策优惠劝说企业再设项目，增加产能。 一位面板企业家，还曾这样对华商韬略表达对地方政府的无可奈何：“先是软磨硬泡要我们去建厂，我们不答应就转身去找其他企业，甚至去找在这个行业毫无积累的人一起干。我们提醒说，你这种低水平重复的产线就算做出来，也无法生存。结果对方领导竟然说，‘没关系，我们做不下去了，你们就过来把我们收了吧，就当是过来投资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在武汉，地方政府对芯片产业的过度热情，则直接催生了弘芯的荒诞闹剧：一群根本没有芯片产业积累的人，仅凭一个宏大但实际虚空的项目计划，就骗到地方政府出地、出钱又出人，最终造就了一个国际笑话。 一旦出现赚钱机会或成功模式，便快速跟风、扎堆、重复，让中国企业和资本几年时间就能将一项新兴产业做成世界第一。但这世界第一的盛名之下，往往都是行业总体规模大、企业个体实力不强且大都停留在成熟技术的同质化与规模化。更不客气地说，是鱼龙混杂、散沙一盘，依靠同质化规模堆出来世界第一，总体规模之外，产业主动权与企业话语权依然在别人手里。 别人的世界第一是一艘艘航母，我们的世界第一大多是几艘大船屁股后面跟着看不到边的小舢板；别人的世界第一是建立在核心技术与高附加值上的世界第一，是可以形成拳头，到处卡脖子，我们的世界第一大多是建立在低水平重复与过剩之上的世界第一，是一盘散沙，各自为阵，想要在国际上竞争制胜，得首先踏平自己人。 【粗放、无序、内卷】 为订单，杀红了眼！方圆不到4万平方公里的江西赣州，到2015年时统计在册的规模以上稀土企业已有68家，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乃至作坊到底有多少，则无人可以给出准确答案。 为了各自的生存与发展，这些企业用尽各种心思去各显神通，一场场永无休止的抢单与内卷大战也由此展开。 厦门钨业有一次去采购，给出每吨1万元的低价，下面的企业却争相开出九千九、九千八……气得时任赣州市经委主任曹晓秋直吐槽：“扔块骨头，就疯狂地扑上去。” 国内企业来买如此，国外企业来了买就更是如此。精明的国外买家，不但充分利用中国稀土企业各自为阵的特点，以各个击破获取着当下行情时的最低价，还几乎一致地通过一套长期盘剥策略，将中国稀土价格行情长期摁在地上来回摩擦：低价时大量买进，涨价时停止采购、消耗库存，首先逼迫实力不够的企业带头降价，继而带动其他有抵抗力的企业陆续跟随，最终让整个稀土价格再次回到低价盛宴。 如此结果就是，赣州长期守着金饭碗过着讨饭吃的日子。统计数据显示：到2012年，赣州已累计开采稀土25万吨，占全国的70%，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高达380亿元，但整个江西稀土产业2011年的利润才只有64亿元。 光伏产业，跟风、扎堆之后的内卷恶果，则堪称史诗级的灾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光伏产业跌入低谷，中国光伏巨头之一英利创始人苗连生，带着高管在井冈山掀起以价格战为首的三大战役。数月之后，当时国内最大太阳能光伏电站——敦煌10兆瓦项目的招标会上，英利在行业平均成本为2-3元/千瓦的情况下，以0.69元/千瓦的地狱价一举中标。国内激战的同时，各家企业也把价格战快速打到全球市场。 自相残杀，不但让中国光伏产业集体沦为欧美的车间，持续亏损为其生产还要被“双反”，也让那一代光伏企业几乎集体成为先烈。曾经造就中国首富的尚德破了产，而且留下一大堆不光彩，以及与地方政府的恩怨情仇；另一位首富彭小峰，不但公司破产，还个人身负巨债，身陷囹圄；率先价格大战的苗连生，消灭了对手，也消灭了自己的企业，背着巨债开始了挖鱼塘、养鸭子。 过剩的粗放、无序与各自为阵的内卷，让拥有资源和供应优势的产业，被摁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盘剥，也让拥有需求与购买力优势的产业被卡住脖子高价盘剥。 铁矿石就是这样被卡住的。当年中钢协与三大巨头谈判时，表面团结一致的诸多钢厂，都在为自身利益各怀鬼胎。他们不但无视中钢协的要求，私下与外方签订“丧权协议”，甚至还投敌卖国，上演了触目惊心的间谍案例。 根据后来公开的信息，几十家中国钢企相关负责人，都在那期间被三大巨头收买，不少人都一边参加中钢协会议，一边向三大巨头事无巨细地提供着会议和产业情报。 走出国门之后，中国企业最擅长的同样也是跟风、扎堆、内卷的戏码。1999年，重庆企业家尹明善在东南亚摩托车市场告捷，一大批中国摩托车企业闻讯后蜂拥而至。短暂的扎堆狂欢后，一场场以次充好的低价内卷战，不但将市场还给了日本企业，还抹黑了整个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形象。 即便规模大、实力雄厚、行业集中、容易形成合力的领域，中国的产业内卷也一样会上演。比如，享受着各种支持，也被寄望于提升中国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大型央企，往往就更是在国际上杀价、抬价的内卷高手。 2013年1月，阿根廷电动车组采购招标。中国北车力压国外群雄，以每辆车239万美元的价格胜出。可北车还没来得及庆祝，就被中国南车突然横插一杠，报出了127万美元的超低价。最终的结果是，南北车集体败走麦城，因为阿根廷认为，整个中方企业的报价都“很不严肃”，所以他们不但终止了南北车的竞标，还同时暂停了与中方已签约的其他项目合作。 但南车这个加害者，其实也是受害者。2011年，南车的一位高管还曾公开批判央企在海外投标时的“窝里斗”：“一家公司旗下的两家分公司为抢夺同一个项目，报价可以相差1亿元……把这个市场搞坏了，把中国企业的形象和信誉毁坏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两车的恶斗，直到高层亲自批示，应减少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形成一个拳头对外，并在2014年12月南北合并，才算结束。 华商韬略接触的不少央企负责人，也都对央企的内斗既厌恶，也无可奈何，进而既是内斗的受害者，也是内斗的加害者。 “最怕的不是国外对手，而是国内同行。”一家大型电站设备企业董事长就曾向我们讲过一个这样的悲壮故事：一次海外电站设备招标中，该企业好不容易以微利谈妥一张百亿级订单，但协议还没签订，一家闻风而至的国内同行就直接开出了比成本还低一成的报价。最终，这家企业只能为保订单而还手，并报出更低的割肉价。“我知道这个做下来要亏钱，但没有办法，整个集团已经做了计划，工厂不能停摆，工人要吃饭。” 工程竞标、产品销售领域，像卖稀土一样杀价内卷；走出去投资、并购的中国企业，则像钢企购买铁矿石一样抬价内卷。 2008年前后，中国企业到海外疯狂收购矿山资源，不少项目都同时被数家、数十家中国企业争夺。一些大型钢企还把在铁矿石谈判中的内斗戏码重新上演。武钢、鞍钢、宝钢、中钢等央企，都曾同时围猎相同标的并相互抬价。借贷环境宽松时的一些大型民企，同样花钱不眨眼，常常出手就是上亿美元甚至数亿美元的加价，以示自己的阔绰与志在必得。时间一长，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及收购时的内斗，甚至在国际商界创造出一个专有名词：“中国溢价”。 把准脉搏的海外企业和国际投行，则创新出一种专门针对中国的溢价策略：即便一个项目只有一家中资企业参与竞购，他们也会再找几家中资企业当托，假意参与竞购，诱迫参与竞购的中资抬价。华商韬略接触的多位私募基金投资者也都感叹，内斗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投资的一个顽疾。 卖要防止自己人，买也要防止自己人。持续在各个行业上演的扎堆、内斗，最终斗掉的，不只是企业的个人利益，也更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集体利益，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掌握核心、走向高端的希望和前景。 【掣肘、困境、破解】 提出稀土串级萃取理论的徐光宪，直到2015年去世，也没能看到中国稀土产业的真正强大，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讲得最多的是：中国的稀土事业还是没有发展好。 如今，中国几乎垄断了全球精炼稀土产能，但依然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依然要高价从国外进口高端稀土材料与产品。比如日本，就长期低价从中国进口各种稀土原材料，加工出更高技术含量的应用产品，然后再高价卖回中国。通过这种从中国进口稀土再卖给中国高端稀土产品的模式，没有稀土的日本人，赚到的利润往往是中国企业的数十数百倍。 为何中国稀土不能攻上高精尖，起步晚、技术落后已只是借口。更深层次原因是，企业从投资布局开始就低水平重复，同质化过剩，高精尖和高价值不足，而一旦陷入同质化过剩，即便企业想要主动升级，也会被行业的长期积弊掣肘：一是同质化内卷，导致利润微薄，甚至要亏本经营，生存都是问题，何谈研发；二是即便研发成功，如果不是超级投入、超级技术的超级壁垒，往往也会因为同行不择手段地再次跟风、扎堆，继续陷入同质化的内卷里。 以稀土为例，即便国家层面为形成合力而成立的六大稀土集团，也至今都停留在以资源为主导，研发集体薄弱的粗加工领域，既继续各自为阵，也被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死死拖住整合的进程，根本没有实现形成合力的初衷。2019年，中国实际流通的稀土超过26万吨，但被寄望于一统全国稀土交易，合力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包头稀交所，全年实际交收量才可怜的0.3万吨。 与之对应，六大集团非但没让中国稀土在全球产业掌握更多话语权，相反还让自己越混越差，甚至一年不如一年。数据显示，坐拥全球最大稀土矿白云鄂博矿的北方稀土集团，到2019年的销售毛利率已下降至10%左右。 低价与低端同质化内卷，同时还让本该创造更大价值，助力国家掌握产业核心的资本、人力、资源被大大浪费。以稀土为例，到2012年，中国国有企业稀土开采的吨回收率只有60%，大型民营企业回收率仅为40%，一些私采乱挖的小型企业甚至不及5%。至今，稀土磁性材料领域的核心技术，依然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 类似的困境，不断在国内许多行业上演。无锡尚德五年做到全球光伏四强时，施正荣原计划再接再厉搞研发升级，建立真正掌握核心的世界级企业，但全行业的快速过剩和疯狂内卷，最终让那一代的中国光伏企业都集体殉葬。如今崛起为新龙头的隆基股份，则因为选了不同技术路线，甚至是因为没钱去豪赌而幸运地活了下来。但在行业突破及碳中和的巨大刺激下，包括隆基在内的光伏业者，已然开始了新的高歌猛进，一个接一个的大项目与大扩张，或将为光伏再次过剩与内卷埋下伏笔。 液晶面板领域，中国目前已在成熟技术和市场为主的大尺寸领域成为绝对的世界第一，并将曾经的世界霸主韩国三星、LG逼到了缴械投降，纷纷关闭或出售了大尺寸的LCD产线。但看起来占尽风头，报了当年被卡脖子之仇的另一面，也潜藏着过剩、内卷，迟滞产业进一步向上升级的困境与隐忧。 目前，中国的液晶产业大都集中在制造环节，上游的液晶材料、玻璃基板、偏光片等原材料，以及制造设备等核心高附加值产品，依然是大量依赖进口。韩国三星、LG退出大尺寸市场，与其说是缴械投降，不如说是主动撤退：不再跟被中国企业染成红海，也无太多利润可言的大尺寸市场玩了，转而集中精力布局下一代显示技术与生产，图谋着再一次对中国厂商形成降维打击。 这也意味着，如果国内面板企业继续在大尺寸领域扩大同质化竞争与内卷，好不容易熬出头的京东方、TCL等企业或将被再次拖入困境：既无法将自己苦战日韩多年终于拿到的大尺寸领先优势变成应有的利润；也将因为被陷在大尺寸的内卷，而没有足够的利润和精力去投资未来，进而在新一代显示浪潮来临时再次被动，也让中国液晶面板业失去彻底掌握产业核心价值的机会。 即便十分孱弱的中国芯片业，也都有了过剩与内卷，会迟滞向上创新与攀登的隐忧。中国芯片业落后先进技术和制程太远，只能走在外资巨头的身后，从啃吃没有太高技术门槛的低端市场积累实力和品牌，然后再走向高端。一哄而上的芯片热，极有可能造成的局面则是：好不容易熬出来几家在中低端做出点名堂的企业，就会有一堆跟随的国内同行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择手段地将其拖入持续的内战，使其迈向高端的步伐既被外资死死卡住，也被自己人死死拖住。 一边是在中低端市场的同质化过剩与内卷，造成巨大的资本和资源浪费；一边是在高端与高价值的不足，长期被卡脖子；而中低端的同质化内卷，则会加倍掣肘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这也是中国大多数产业的缩影。 因为扎堆，导致过剩，因为过剩，导致内卷，因为内卷，导致利润微薄甚至亏损，因为薄利和亏损，导致没钱研发升级……最终，就算跑出世界第一，也是没有话语权和溢价能力的第一，甚至是落后的、别人已经不玩儿的第一。 与中国产业在世界市场低水平内卷鲜明对比的，是外资在中国市场的高度团结：为最大程度保持市场优势，他们不但能本国企业抱团，甚至能跨国跨地区地团结起来。团结的力量，不但让他们能用铁矿石这种初级产品卡住中国的脖子，也能让他们最大程度收割技术、专利的壁垒，并将壁垒持续筑高。 面对中钢协强势的谈判，澳大利亚能与巴西同呼吸共命运；中国医保谈判，真正掌握独门新药的外资企业一度抱团缺席，宁丢市场规模也不丢定价权；为打压中国科技产业，美国能联合42国在《瓦森纳协议》将半导体材料列入限制对华出口的清单，并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防止被用于军事用途。 当中国出口的产品对他们的产业形成威胁，他们会举起反倾销的大旗，把官司打到WTO，阻拦中国企业的前进；当中国对持续贱卖的稀土稍微采取点出口管制，他们还是会跑到WTO起诉，要求取消出口控制。 最体现外资企业精诚团结收割中国市场的，莫过于2001—2006年，韩国三星、LG、台湾奇美、友达等六家液晶面板厂商，在长达6年的时间，持续召开了53次共商会议。这些平日里巴不得对方死的对手们，几乎每个月就密会一次：交换市场信息，合谋操纵价格，共享不当暴利。 而被六大外资卡住脖子的中国彩电企业们，在2001至2006年所做的，却不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是一边被卡脖子，一边上演着内卷肉搏战。以至于看不下去的龙永图在一次论坛上，以“古人说苛政猛于虎，现在家电行业是内斗猛于虎。”警告中国家电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间的内斗和内耗。 如今，备受内卷伤害的中国电视业，即便已在技术、品质等方面世界级领先，也依然只能维持不到2%的净利率，曾将价格战打到最厉害的长虹，其电视业务则率先且持续陷入亏损，可谓害人害己。 至于很多人高呼的中国电视业终于打败了日韩，更客观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合理的利润，他们宁可撤退，转而进入其他市场或领域，也不陪跑或陪葬。比如，已在中国市场市占率不足2%的三星电视，在全球市场依然高居第一，而且是更高利润率的第一。 一个犹太人在十字路口开了一个加油站，生意很好；第二个犹太人在左边开了一家餐馆；第三个犹太人在右边开了一家超市……最后整个区域都火了；换成中国人，第一个开了个加油站，第二、三、四个都来开加油站……最后都不赚钱，整个区域也凋敝了。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网段，这样的故事隔三差五就在中国产业界真实上演。在产业经济必须向上突破的今天，这样的故事，实在不该继续上演。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条虫。”这是所有中国人都不喜欢，但又都感同身受过的一句话。内斗，已经让中国企业吃了太多苦头，在更需团结的今天，这种苦头也不该再吃了。（来源：华商韬略 作者：毕亚军）
政经观察
处罚阿里绝非偶然 平台垄断已不单单是经济问题
【研究员】：wh
互联网新技术曾经被誉为强大的民主力量，它使创新型初创企业能够与既有企业竞争，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并创造新的行业。而随着这些初创公司成长为庞然大物，它们的发展转向了事物的反面。正如国内某技术巨头代表人物声称他们代表市场“创新”，但无论是基于国际经验还是理论研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结论。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阿里巴巴集团去年依据反垄断法被立案调查之事，终于有了结果。依据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对其处以行政处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4%，计182.28亿元。 继去年末互联网反垄断风暴之后，平台反垄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平台反垄断的最大难点不在于技术巨头的规模和结构，而在于其技术特征以及权力行使的过程特征。这些特征使巨头拥有超过传统政府组织和国家边界的行政能力，成为“看起来像是国家”的现象级政治物种。就此而言，平台垄断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已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政治现象。同时，巨头崛起还带来了侵犯隐私、加剧社会分化等“创造性破坏”问题，借创新而起家的巨头会利用支配地位，阻碍中小企业进入市场，反过来遏制创新。更需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已出现互联网巨头通过“旋转门”影响政策的趋势，国家行动能力似乎受到极大阻碍。 国家对平台巨头垄断地位及其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警觉和干预，是政治体系和组织系统的本能反应，但在反垄断的理论策略、技术手段和资源储备等方面，国家权力可能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这两股力量的深度博弈，值得持续观察。 反新技术巨头垄断的国家行动 2020年末，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对科技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展开调查，这是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举措。这一事件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全球背景，近两年随着“技术巨头”（Big Tech）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密切关注技术巨头的广泛深刻影响，以强监管和反垄断为特征的国家行动持续进行。 2019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一项针对新技术巨头的调查报告，结论是四家科技巨头——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已从“富有挑战精神的初创企业”转变成为“我们曾在历史上看到过的如石油大亨和铁路大亨那样的超级垄断者”。 2020年10月9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小组完成对以上4家巨头长达16个月的调查，这份长达449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过去16个月美国政府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Facebook）的垄断调查。报告谴责这些技术巨头在关键业务领域具有强大的“垄断权”，并且滥用了市场主导地位。这份报告以大量证据指证技术巨头的反竞争行为阻碍了创新，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甚至削弱了民主制度的根基。紧随司法部其后，2020年12月9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同48个州（地区）在经过广泛调查后起诉脸书在社交网络领域的非法垄断，这一行动旨在迫使该公司剥离其两个主要业务部门Instagram和WhatsApp。 在欧洲，早在2018年欧盟就发布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针对当时苹果、脸书和谷歌三家公司涉及数据垄断和非法逃税进行了处罚。2020年12月15日，欧盟最新公布了两项有关数字服务（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数字市场（Digital Markets Act）的法律草案，有评论认为这两项法案将极有可能催生一个综合性监管机构，用以更好地实现对来自硅谷的技术巨头的监管。紧随欧盟其后，2020年12月末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CMA）发布声明称，英国政府正在拟定针对技术巨头的监管措施，以加强本土技术监管与线上社会保护。 有评论认为，这些针对技术巨头的国家行动，显示出各国决策者对新技术市场环境的理解正在发生“演变”，新技术领域的监管政策也将发生显著转变。2020年12月，《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组织一个研讨会，邀请立法者与科技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对技术巨头问题开展讨论，在他们所达成的众多共识中最基本的判断是“（技术企业）自律时代已经结束，需要国家采取行动”。 而十分吊诡的是，当各国政府风风火火开展反垄断行动时，金融市场和技术企业端的反应却十分冷漠。美国硅谷五大技术巨头的公司市值在2020年全年增长了46％，股价总额达到7.2万亿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都更进一步提高了跨国技术巨头的经济运行能力。 政府火热的反垄断行动与市场社会的变冷反应之间的强烈反差，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传统国家组织对新兴技术巨头显现出加强监管的强烈意愿，政府试图通过诸如编写特定技术产品监管指南，开出巨额罚单、启动立法规制甚或强行拆分等措施对技术巨头进行“驯服”，宣示了捍卫国家权力的意志。但是，这一过程也暴露出国家在加强技术巨头监管和反垄断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许多证据显示，在反技术巨头问题上传统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体系相对滞后、能力相对不足的现象。 很早就有人指出，新技术革命很有可能瓦解国家能力。国家（民族国家）这一近代以来的政治组织形态本身，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环境下正面临根本性挑战。而如果我们将国家依然视为阶级社会中特殊的公共权力，可以发现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家维护自身权力意识的表现，同历史上没有太大差异：面对挑战其权威的新生政治主体和事物出现时，往往率先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欲望，表现出将其纳入可支配的行政权力范畴的意志，以重申国家权威，丰富治理工具，革新国家能力。 而国家是否依然具备实现这一政治意图的高效行动能力？大量证据表明，传统国家组织在监管理念、监管策略（存在强烈争议）和监管工具以及支撑性资源等方面，都还存在许多弱项短板。例如有跟踪调查显示，欧盟对技术巨头在反竞争策略的指控调查耗时数年，也曾对谷歌处以数十亿美元的罚款，但谷歌并没有进行太多实质性改变，对于恢复市场竞争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显著影响。 本文试图结合近两年尤其是2020年以来不同国家开展新技术反垄断的经验，探讨国家基于何种原因或任务开展针对技术巨头的政治行动，文章把国家捍卫自身权力的主要任务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捍卫行政管治边界与制度能力、防御技术的“创造性破坏”、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扭转技术政治“旋转门”。本文将讨论面对技术巨头在各维度的扩张以及新技术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社会政治影响，国家围绕自身任务如何开展行动？同时也将分析这些行动所能够达到的实际效能和限度以及遭遇了哪些困难和挑战。 捍卫行政边界与有效制度能力 作为现代“国家构建”成功的重要标志是一切市场和社会行为均有着清晰可辨的边界和限度，这在国家能力层面被理解为市场社会对于国家的“可识别性”或“易读性”（legibility），即国家必须有能力将所有社会市场主体的行为纳入它的行政权力监测和支配的范围。而在新技术革命环境下，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加速改变了政府权力行使的环境，保持政府“易读能力”的原有监管框架和监管工具的实用性及其权力极限，受到持续挑战。 技术巨头会为每个单一个人创建统一的标识符。在脸书系统中，每个人会有唯一的ID，个人ID是技术巨头编辑几乎所有产品分类标记或技术分析的基础。这意味着技术巨头采用了与政府相同的易读性系统，它有能力实现对社会的系统性“征税”。为此，技术公司还采用了同政府行为相似的价格歧视策略，许多科技公司花费了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实现接近完美的价格歧视。 一些大型技术公司的广告拍卖机制，鼓励竞标者为流量支付预期的边际利润。类似亚马逊这样以非广告模式起家的公司，最终也利用广告来捕获供应商所保留的最后一点利润。在建立可读性系统之外，每个大型高科技公司还在尝试控制一个社会标准测量系统，通过垄断性标准指南，确保某种社会交互的基本单元归他们所有，从而构建一套可持续的利润长供应链系统。从国家财税汲取功能的角度来看，技术巨头的行政能力远远超出传统政府组织，更像是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意义上的“看起来像是国家”的现象级政治物种。 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向个人征收税款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能力挑战。对国家来说，技术公司自身的超强能力构成了易读性障碍；但在实践层面上，它又是政府解决易读性障碍的依靠。对国家能力较弱的政府而言，他们不得不采用某种“封建”模式，授予技术公司强大的特权。典型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基本上将营业税收入外包给了技术巨头，这表明大型科技公司俨然具有类似本国一级地方政府的能力。 这里所指的“封建”并非传统意义上失控的“领地”或“飞地”，而是某种超级复杂性与不可知性。技术巨头真正形成垄断的原因并非源自它的规模和结构，而是深深植根于技术巨头的技术特征以及权力行使的过程特征——权力深度嵌入社会经济政治体系的微观运行。在技术巨头支配的世界中，产生了海量微观交易行为，衍生出指数级的信息不对称，不仅指数级地增加了政府监管的制度成本，而且由于许多现象事实上超出了行政能力和制度极限，政府往往难以及时革新监管工具，以至于无法识别潜在风险。 技术巨头的权力运行方式，相比较于传统的垄断工业集团，更加具有高度隐匿性、模糊性与易变性，它不仅像是一个集中了数据、资本和技术的超级权力体，更像是一个充满力量且隐匿无形的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同时结合了权力的高度集中、统治（支配）技术的智能化管理以及资源（数据）的分布式汲取的三重优势，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统一意志，又具有以松散、耦合、开放能力为汲取特征的权力系统。 一位谷歌的前雇员在《纽约时报》组织的那场讨论会上曾这样比喻技术巨头对国家组织系统的影响：100年前反托拉斯，浮出水面的问题看起来像一座冰山，问题都是浮出水面之上的；而数据时代，露出水面的冰山仅仅占了10％，90％隐藏在冰山之下。伴随未来AI和数据开发系统的深度应用，技术巨头的系统锁定能力将使其风险远远低于水线之下。当前西方国家实施的“反托拉斯法”乃是源自蒸汽机时代的创造，是针对当时市场主体规模和结构特征的立法产物，主要手段是拆分和处罚；但是对于构成技术巨头“垄断”内涵的技术权力的垄断“过程”，从根本上缺乏有效的强制执行措施和手段。 技术巨头相对于国家制度能力的挑战还不仅体现在国内层面，在国际层面也值得关注。伴随着技术巨头的国际化，无论是基于组织本身抑或技术能力的扩张，都使其逐渐演变成为突破国家边界的新型政治力量。同传统跨国公司比较，技术巨头更加具有穿透国家主权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国家体系对技术巨头认识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标志性事件是剑桥分析利用脸书的共享数据和偏好剖面（personal profiling）技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这也使更多决策者认识到外国势力更易渗透。 事物的另一面是，在互联网和数字领域，保护本国的战略利益和竞争优势仍然是各国的最高任务。在该领域，无论是关键性基础架构的建设，还是国防和情报架构中的先进技术集成，技术公司尤其是巨头企业为政府提供创新产品，仍然在提高和改善国家能力中发挥关键角色。2020年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巨头的力量和影响。过去中心化的决策和管理体系正逐步释放给技术企业参与的“弱中心”管理体系，这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分布式管理，技术巨头成为负责危机管理的重要主体。技术公司参与实施的社会封锁，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政府对海、陆、空及其他领域和空间的自然封锁，它具有更多新型特征，对社会带来的潜在影响，可能会超乎既有历史经验的想象。 防御“创造性破坏”冲击 世界范围内看，新技术应用开启了全新的商业变局和社会生活方式变革，创造了崭新的经济形态与增长模式，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问题。这里的创造性破坏可能不仅涉及数据管理和创新竞争中出现的社会隐私保护问题，密集激烈的创新竞争可能打碎原有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破坏社会稳定性与凝聚力；与此同时，它还涉及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以及对国家发展格局与地区不平衡带来的消极影响。 新技术巨头的权力深植于公众日常生活和消费，掌握海量数据和市场交易信息。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肖沙娜·祖波夫（Shoshana Zuboff）创造了“监视资本主义”一词来形容她所理解的“新技术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其中包括“将生活在市场动态之外的事物（例如人类经验）转化为商品”的逻辑。技术巨头的主导地位，使得它可以随意对待消费者的隐私。消费者则被迫使用隐私保护差的服务，否则就只能彻底放弃这项服务。 谷歌是最早认识到迅速收集在线习惯并将之数据化和商品化的价值的公司。2019年2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向美国司法部提交公诉，指控TikTok未经获得父母同意非法收集13岁以下未成年人信息。2020年年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推特进行了一项类似调查，原因是推特将用户作为账户验证方式的个人电话号码用于定位广告投放。英国竞争与市场局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谷歌和脸书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用于个性化的广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而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政府针对技术巨头违反数据隐私保护的国家行动，在法律实施层面受到极大技术能力的约束。有报告指出，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后，在限制大型科技公司收集数据方面的努力总体是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支撑该法律实施的技术维护工作被委托给了爱尔兰负责，而爱尔兰没有足够的技术监测能力和资源确保有效的立法实施。另一个问题是国家在数据收集与使用方面的合规性管理和惩罚似乎对技术巨头几乎没有震慑力。《经济学人》杂志的一项调查线索，迄今为止欧盟针对美国技术巨头的最高罚款额仅为受处罚对象的大型科技公司市值的1％。 新冠疫情强化了技术巨头对公众线上隐私的获取和破坏。有报道指出，脸书和谷歌几乎建立了海量的用户档案，它们可以基于这些档案卖出数额惊人的广告费，即使有广告商认为购买这些信息有悖道德，但在现有竞争环境下别无选择。更有甚者，一些看起来能够促进保护消费者隐私的措施，可能产生反竞争效应。例如在美国国会针对技术巨头的听证会上，就有人指证苹果公司利用隐私概念作为“保护伞”，以隐私之名做的所谓“技术改进”事实上是旨在强化苹果的竞争优势。 作为“创造性破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对经济社会领域不平等的深刻影响。技术应用是否增进了广泛的社会福祉这一问题，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多年以来，西方学者一直怀疑高科技会改变城市的等级制度，因为它偏向技术更加熟练的工人。十年前的一项研究就曾指出，采用个人计算机越早的城市，相对工资增长越快。[4]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埃丽莎·贾南诺（Elisa Giannone）的研究更进一步证明，自1980年以来美国城市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受到技术驱动的产业集群化的驱动，在技术企业集中的地区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增加更快。而在另一侧面，世界各地的低技能工人（包括亚马逊等科技公司的低级别员工以及使用Uber这样的平台来寻找客户的自由职业者）都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和几近停滞的工资收入。 新技术对经济发展平衡性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新技术对国家发展格局的影响巨大。很多证据显示，蓬勃发展的沿海科技中心与内陆较小城市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数字技术为都市经济的差异化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当然也给落后者带来了更加剧烈的社会苦痛。布鲁金斯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一小部分高度数字化的沿海技术中心同其他地区比较，在经济增长和收入衡量标准上的距离越来越大。这项研究对2015年以来美国人口超过100万居民的53个都会区就业数据的分析显示，技术巨头聚集的几个主要枢纽城市人口虽然仅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但就业增长占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相比之下，较小的都市地区则明显落后，城镇和农村地区则出现了增长停滞或负增长。简而言之，技术革命加剧了美国日益严重的地理失衡和城乡差距。 早几年，经济学家迈克尔·巴克斯特（Michael Baxter）和企业家约翰·斯特劳（John Straw）在他们的著作中曾经分析新兴技术对经济发展是否产生“涓滴效应”的问题。答案是否定性的。他们强调新技术本身蕴含着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因素：“首先，专利的存在可能意味着，创新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可以增加社会上最富有的人的财富，但限制了‘涓滴效应’的实现。其次，事实上有更多商品是免费在线提供的。问题在于，为数字产品提供资金的唯一手段就是广告，这个行业的收入越来越多地由少数技术巨头主导。”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互联网新技术曾经被誉为强大的民主力量，它使创新型初创企业能够与既有企业竞争，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并创造新的行业。而随着这些初创公司成长为庞然大物，它们的发展转向了事物的反面。正如国内某技术巨头代表人物声称他们代表市场“创新”，但无论是基于国际经验还是理论研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结论。相反，技术巨头自身成为阻碍和抑制创新与公平竞争的最大因素。 2020年10月9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的反垄断调查报告，谴责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都有着利用“致命收购”打压对手、收取过高费用和迫使小企业签订“压迫合约”的垄断行为，报告提出一些反垄断建议，包括迫使科技公司分拆、实施业务结构重组等。 科技巨头维护垄断型竞争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巨头对小企业的投资有着显著的“虹吸效应”。近十年，美国针对新企业的早期投资持续下滑，数字市场中的创业率——定义为整个行业中的“初创公司和年轻公司的份额”同样显著下滑，从1982年的60%跌至2020年的30%以下。 芝加哥大学最近的一项联合研究提出，线上科技巨头在争取投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技术投资领域存在着一个著名的“创新射杀区”（innovation kill zone），即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台几乎不会面对竞争压力，因为投资者会倾向于避免投资和技术巨头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这一研究还提出，数字经济领域的大型公司进行的收购是导致初创公司投资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大企业发现行业中具有竞争力的小企业时，它们常常会主动消除这些竞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收购，这种收购叫作“豪夺”（killer acquisition）。 能够证明上述判断的案例有许多，例如脸书在收购Instagram时，内部曾秘密称为“土地抢夺”。过去二十年，亚马逊收购了至少100家公司，尤其在近些年，其野心急剧膨胀。从收购直接竞争对手Zappos、Quidsi，到收购从事智能家具安防业务的中国初创企业Blink，亚马逊增加了大量客户数据储备来确保其垄断地位。另外，调查发现亚马逊存在恐吓其平台第三方卖家、强制仲裁、增加卖家费用、占用第三方卖家数据和捆绑自家广告的行为。 作为反垄断国家行动中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保护在新的商业逻辑下运作较小参与者的生存和权利。而技术巨头的垄断地位几乎不可撼动，它们垄断地位的本质不在于规模和结构，而是技术巨头的权力特征。以谷歌为例，有两个主要因素使之免于外部竞争：第一，搜索服务器的高额成本；第二，点击和查询数据的自我强化优势，让搜索引擎不断提高搜索结果的相关性。考虑到谷歌的搜索算法已经通过数万亿次查询得到了持续改进，即使一个能够确保必要的资本来大力投资计算基础设施的新贵也会发现自己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报告就发现，谷歌通过数据盗用和自家优先两种办法确定其优势，通过从未经许可的第三方获取信息来改善搜索结果，从而维持其搜索垄断地位。与此同时，谷歌还在搜索中做了改变，以给自己的服务提供优势，并使竞争对手的产品处于不利地位。2020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小组成员、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肯·巴克（Ken Buck）在接受美国CNN的访谈中确认这份报告调查了技术巨头企业的许多员工，“多数员工准确地描绘了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如何利用其垄断力量充当市场守门员，破坏潜在的竞争并挑选赢家和输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平台是自然垄断。传统的反托拉斯法倾向于将其分解，从而消除其规模优势。而有学者提出，在过去的十年中，反托拉斯执法者并未阻止主流平台公司数百笔收购中的任意一笔收购。因此，尚不清楚新一轮反垄断行动和拆分预期最终能否成功。这其中的主要障碍和局限包括：首先，为使反托拉斯得以实现并最终取得成功，可能需要彻底改革围绕它的整个法律制度；其次，竞争加剧并未解决平台经济固有的自然垄断动力；再次，技术巨头反垄断涉及比过往更加复杂的国际合作。正如上引《经济学人》杂志的分析表明，尽管欧洲一些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对技术巨头设置的监管护栏领先于美国，但迄今为止最高罚款额仅为受处罚对象市值的1％，这就让我们更是难以想象欧盟将如何自行拆分一家美国公司。反巨头的“泛大西洋”合作至今仍是一张白纸。 考虑到数字平台已改变市场的运作方式这一根本变化，有观点提出无论是拆分技术巨头或剥离巨头在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小企业的持股份额（这正是目前中国针对阿里巴巴所采取的举措），都难以起到显著效用。各国政府必须超越传统反托拉斯的思维。 有人提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是促进技术巨头的数据开放。例如仿照传统金融机构监管方式，如果一家技术企业拥有超过5万个人账户，就应受某些法规的限制，例如需要强迫其开放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要求Big Banking和Big Tech都提供对客户数据的API访问权限，使所有市场主体均可以平等地访问消费者数据，既可以防止强者越强，也可以促进新的竞争者的出现从而维护市场开放竞争。但是也有人提出，如此也许可以促进竞争，但也可能导致严重的隐私侵害。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正是使用了技术巨头的共享信息渗透进美国大选。如何确保二者相互协调，这显然超出国家现有监管能力。 另外一种思路则着眼于确保技术巨头的利益得到更广泛的共享。例如，可以通过法规要求一定规模的平台将股份分散给个人，也用于为国内和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资金。也有西方学者提出更为激进的思路，认为如果不对技术巨头的公司结构（所有权、控制权、定价权）进行系统干预，巨头的集中垄断就难以避免。作为使部分或全部大型平台公司成为公共所有权（完全或通过控股或多数股权）的办法，是使由工人、消费者、政府官员和公众等组成的众多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自治公共信托机构，同时以嵌入式民主管理结构和新的公共利益原则，对平台公司进行结构性重组。 扭转技术-政治“旋转门” 对现在许多人来说，大平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依靠；但是，这些平台又几乎有不可问责的权力。尽管大平台屡屡被法院和执法机构发现违法，但他们的权力扩张速度依然异常惊人，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世界范围来看，技术巨头都已经发展出强大的政治游说力量。2012年，亚马逊在联邦游说集团中的花费排在第221位，到2019年，它已经排到第18位，和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排在第8位）相差不远。2018年以来，伴随西方公众普遍出现的抵制技术泛滥的热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监管审查，大公司更是强化了政策影响方面的游说。 长期以来，技术公司开展游说通常是通过直接游说与资助智库和学术研究的方式，但技术公司取得成功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压力小组来应对政治和法规决策者。近年来围绕关键政策目标的实现，技术巨头的游说方法已经发生显著改变。传统模式旨在最大程度地提高自身公司利益的外部利益集团，而现在他们已成为实际的决策者。他们不再是敲门的人，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决策室内的重要声音。技术巨头作为“他者”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他们正在巩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这背后发生作用的关键机制是一种存在于技术巨头同决策机构之间的新型政治“旋转门”（revolving door）。 大企业通过创设一种人事“旋转门”，以期获得实质性的决策权或影响决策的权力，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通过政治权力把持市场，不仅遏制创新，也损伤了市场，特别是小企业。根据有关资料，“旋转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几乎所有的FTC高层官员在卸任后都会成为游说人员或者技术企业的律师与咨询团队成员。 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Public Citizen对FTC 两个内设部门（消费者保护局与竞争局）的前任和现任官员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决策者同他们的监管对象之间可能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联。该组织发现，过去20年中FTC超过75%的高级官员（41人中的31人），要么在离开机构后服务于公司利益（与FTC冲突），要么为公司利益服务过之后才加入FTC。仅谷歌一家公司，自2005年以来就雇用了共超过197名来自包括FTC在内的前任政府高级官员。[9]这带来了可以看到的政治影响：尽管FTC曾数次以遏制竞争和创新为名限制技术巨头的并购行为，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与此同时，很多来自硅谷技术巨头的人员也在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公职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大型科技公司在政府内部和外部培养了有影响力的倡导者网络。这种政治上的接触和影响可能会削弱美国国会目前监管新技术的举措。例如，科技巨头正在试图通过推动国会颁布一项替代性政策，以推翻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者隐私法》，而这项替代性政策是依照受他们资助的行业协会的提议来制定的。 对于国家而言，关闭政府与技术巨头之间的旋转门似乎是最直接的解决方案，但也有分析认为这并不是解决难题的办法。2018年扎克伯格在国会证词期间当事立法会议员的糟糕表现，证明了国会需要对技术领域及其产品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实现有效监管，但要实现这一要求却只能从技术巨头引入人才。另外，如果采取行动，则会对损害那些已经通过旋转门系统实现交叉任职的群体的利益，还有可能引发强烈的政策震动。 因此，也有观点提出，与其关闭旋转门，不如将精力集中在立法实施的执行机制上，以防止其成为施加不当影响的工具。例如，可以为利益相关者建立更正式的平台，为政策提供更加独立客观的论证，对前官员在游说中的政治联系进行必要的限制等。 结语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巨头的加速崛起以及垄断性地位的加速形成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政治现象。对技术巨头制造的系列事件和经验的分析表明，建立在19世纪以来现代工业体系和社会权力基础之上有关“垄断”的概念和理论，似乎难以理解新技术巨头垄断的具体内涵和复杂影响。 技术巨头垄断的本质不在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组织结构，而在于科技巨头复杂的权力和组织特征。国家对技术巨头垄断地位及其次生灾害的警觉和管理，是原有政治体系和组织系统的本能反应，是国家基于自身任务和组织目标的逻辑展现。 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国家推动实现自身政治意图的高效行动能力似乎受到极大阻碍。这背后既包含了技术巨头垄断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所带来的艰巨挑战，又体现出国家权力在技术巨头反垄断的理论策略、技术工具和资源储备等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这两股力量的持续博弈与未来发展，值得持续观察。（来源：“文化纵横”公众号 作者：樊鹏、李妍）
中国家庭结构变化已威胁到未来几十年的强国梦想
【研究员】：wh
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家庭的成员数量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稀少。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网将在全国范围内萎缩，许多人将不再有近亲。中国家庭特征的这种转变是中国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必然结果，早在1979年中国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前这一趋势就已出现，并在该政策于2015年正式结束后延续下去。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正在发生剧烈的人口变动，这将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前景。这些备受关注的变化包括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以及男女比例日益失衡，现在中国男性人数已明显多于女性。然而，一个极其重大的人口发展趋势却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中国人的家庭结构即将发生巨变。 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家庭的成员数量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稀少。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网将在全国范围内萎缩，许多人将不再有近亲。中国家庭特征的这种转变是中国生育率长期下降的必然结果，早在1979年中国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前这一趋势就已出现，并在该政策于2015年正式结束后延续下去。对一个历来强调孝道的社会而言，这是一大根本性变化。
就目前看，中国家庭规模的持续萎缩基本上不可避免，其后果很快就会令人震惊地显现出来。这将使个人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其无力迁徙和冒险创业。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政策都将受其影响。某种程度上，中国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已经威胁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强国梦想。 “巅峰家庭” 几千年来，帝国和邦国一直在进行人口普查，例如，统计能参军的人口数量或可以征税的家庭数量，但政府很少收集有关家庭结构的数据。中国也不例外。研究人员必须像我们一样借助建模，根据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和离婚率的历史趋势和预期趋势来了解中国家庭未来的图景。 我们在对中国亲属关系建模后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巅峰家庭”时代：平均而言，中国的大家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但在接下来的年头里只会缩小。这一发现似乎有悖常理，因为外界对传统中国家庭历来有一个刻板印象，即中国家庭是包括亲兄弟姐妹、表堂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的大家庭。但这一印象其实是一种误导。过去年代的出生率比现在高，但由于死亡率也较高，所以活下来的亲属要少得多。 据我们估计，大概在1950年，在50多岁的中国男女人口中，只有约7%的人有父母在世，而今天这一数字已超过了60%。即使在低更替水平生育率（也就是说，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持续30年之后，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相比，年长的中国人也绝对拥有更多在世的孩子，而且更有可能拥有一个活着的配偶。 而表亲的数量更是惊人：1950年，在30多岁的中国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有10个或更多数量的表亲，但现在超过90%以上的人有如此众多的表亲。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亲属关系网从未像21世纪初这样规模庞大。 在过去40年，中国惊人的经济繁荣与大家庭关系网的日益壮大不谋而合。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过家庭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令人目眩的发展成就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但这种家庭结构变动无疑有助于中国利用久经讨论的“人口红利”发展壮大，即中国拥有一个异常年轻的适龄劳动人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亲兄弟姐妹、表堂兄弟姐妹和叔伯姨妈（译注：这里的叔伯姨妈包括父母亲两方的亲兄弟姐妹）等亲属数量激增，这就为彼此提供了获得职业和创业机会的途径，并加强了非正式的社会安全网。大家庭帮助其家庭成员平稳度过了中国经济发展期的惊涛骇浪。 中国大家庭的土崩瓦解 但中国的大家庭已在规模上达到了巅峰。中国家庭不仅存在家庭成员老龄化问题，家庭成员数量也在减少——而且是在加速减少。中国的低更替水平生育率（这一趋势一直存在且到目前为止仍在延续）正在使中国的亲兄弟姐妹和表堂兄弟姐妹数量日益萎缩。在2015年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后，中国的生育率立即小幅上升，但随后就出现暴跌。目前中国生育率的总体发展趋势仍是下降，与东亚国家生育率的类似下降趋势相吻合，而这些东亚国家却并没有实施强制性人口控制政策。中国亲属关系网的瓦解，已迫在眉睫。 让我们再粗略望向下一代人。到2050年，中国30岁以下年轻人拥有的表堂兄弟姐妹数量将是现在年轻人拥有数量的五分之一，而且几乎没有年轻人会生活在表堂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中。到2050年，在10岁以下儿童中，只有1%的儿童有10个或更多在世的表堂兄弟姐妹，而几乎六分之一的儿童根本就没有任何表堂兄弟姐妹。中国的叔伯姨妈网络也将面临类似的崩溃形势。未来叔伯姨妈的平均数量将很快变得不仅远少于今天，而且大大少于改革开放前。
中国人的亲兄弟姐妹数量则会更少。在此前，尽管死亡率很高，但年轻人没有在世的亲兄弟姐妹是非同寻常的。而生育率下降再加上中国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这一切。到2050年，50岁以下的中国人将有五分之二是独生子女。 在2050年，几乎所有30岁或40岁左右没有亲兄弟姐妹的人仍会有表堂兄弟姐妹和叔伯姨妈。但彼时中国的年轻人就不是这样了：到那时，中国近六分之一的儿童和青少年将没有亲兄弟姐妹和叔伯姨妈。在2015解除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率的暴跌可能令中国决策层倍感意外，但其实他们不该感到意外：在整个东亚地区，从日韩到港台地区，出现低更替水平生育率是正常现象。即使是缅甸和越南等较贫穷的邻国，生育率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趋势。更多身为独生子女的年轻人将只有一两个这样的亲戚。因此，在中国的下一代人中，有少数人——几千万人——在从学校到工作再到退休的一生中，将几乎或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在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传统大家庭。他们这一代人将是实际见证2500年儒家传统行将就木的一代人。 沉重的孝道 中国人口的大规模老龄化将放大家庭结构空洞化带来的压力。到2060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有望增加到近三倍。如今，70岁及以上的中国男女中，五分之四的人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拥有相对多的成年子女是幸运的，因为家庭仍然是负担中国养老责任的主要社会保障体系。一项经济研究显示，在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的个人收入加上公共福利还无法支付目前生活成本的一半：其余的则要由家庭成员负担。 但未来的老年人将不得不另寻资助来源。到2050年，在中国60多岁的人口中，大约一半的人将只有一个在世的子女，还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将根本没有子女。几乎所有这些无儿无女的老年人都是男性。如今，中国70多岁的男性中只有5%没有在世的后代。我们的模拟预测显示，这一比例将在2050年上升到14%，到2060年将上升到19%。在最好的情况下，在当今中国年轻男性中，有15%的人将永远不会结婚。 在照顾年迈的父母时，中年人将承担非比寻常的新义务。到2050年，中国绝大多数中年人都将有年迈的父母：超过90%的40岁以上男女将至少有一位在世的父母亲，近五分之三的人将有两位。相当一部分中年人将是独生子女（或唯一存活下来的子女）。这些独生子女中的大多数人在中年时不是只有一个在世父母，而是会有两个。而且，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将在中年时面临照顾双方父母的压力。那些一辈子单身的人（大多数是男性）将独自担起这份赡养父母的重担。
在中国未来的倒置形人口金字塔中，大家庭将从基础开始塌陷，这是因为有很多亲属根本就没有被生出来。这些转变将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也可能重塑地缘政治现实。尽管中国在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到2050年时，一个人口规模萎缩、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更高的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极度悲观的地方。 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数量将大大超过儿童数量。65岁以上人口的支出将远远超过其收入。一个要推出更多经济刺激计划和耗费更多本国（或世界）资源的更大型政府正向我们走来。 然而，中国这场即将到来的家庭结构革命对经济造成的最重要影响可能不是破坏宏观经济平衡，而是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从中国有历史记载时算起，由各种非正式社会关系（主要是但不限于是家庭关系）组成的人脉网络就会通过减小不确定性和简化交易过程来帮助那些最谦逊和有能力的人做成生意。这些关系网在今天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帮助人与人之间产生必要的信任以达成交易。然而，中国大家庭网络在未来几十年的崩溃则预示着这种信任和社会资本（译注：社会资本是指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价值）将出现全国性的衰退。 未来血亲数量的大幅下降将重创中国经济。正如在中国经济上升期血亲数量激增强力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一样，这些血缘关系网络的快速消失也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造成中国经济衰退。 随着家庭成员的减少，人们可能不愿承担更大的风险，逃避创业转而从事更可靠但生产率较低的经济活动，如寻租。这种风险规避行为也可能减少人口流动和阶层变动。例如，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流动人口往往要依赖可靠的人脉去寻找工作和住所。如果人们没有庞大的家庭关系网，如果他们不能借住在城市堂表亲家里，或者在农村没有亲属帮忙照看孩子，驱动城市化发展的引擎就可能熄火。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是适应性很强的社会化动物，传统上由亲戚来扮演的角色，在明日无疑有可能勉强由邻居、朋友，甚至互联网来扮演。即使是在今天，这个大家庭关系网（直到现在，这个关系网仍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机制）的行将崩溃已基本确定，但我们仍不清楚这些替代角色会在未来起到多大作用。 强国梦的障碍 中国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可能会加大中国获取国内外影响力的难度。传统家庭的解体很可能以官方始料未及的方式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再经历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可能会比现在更富有，更具生产力，但由于这些人口结构上的弊端，中国的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几乎不会达到中国政府料想的程度和水平。如果中国家庭规模的萎缩迫使中国在此后几十年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福利国家，正如我们预测中国会变成的那样，那么想通过使用“经济外交”手段或实施国防政策去获取对外影响力，其手上能动用的资金将比现在少得多。 中国家庭规模缩小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和国防战略造成影响。决策者在采取可能导致重大伤亡的行动时会倍加小心。在一个大多由独生子女家庭组成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口损失可能会引发抵制和怒火，这也就限制了决策层在未来几十年所能施行的国家安全政策。 中国拥有一群训练有素的人口统计学家，决策层依赖他们向自己提供专业建议。但这些专家无法分析他们统计不到的数据，中国也没有收集过有关中国大家庭模式的数据。中国目前可能仍未注意到近在眼前的家庭结构巨变，这一巨变完全有条件成为“战略性大惊喜”，很有可能打乱中国的宏伟蓝图。（来源：观察者网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作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阿什顿·维德里）
人物广角
浪姐都救不回来 昔日美妆明星品牌节节败退令人唏嘘
【研究员】：wh
近年来，借助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电商业务和跨境电商如火如荼，多如牛毛的美妆品牌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在国内外品牌混站中，索芙特逐渐失宠。2019年底，索芙特旗下的索芙特智慧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承包方式，参与到民族品牌田七牙膏的复产事宜当中。
【博览财经特稿】如今的消费市场，是得女性者得天下！而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于是有不少企业专门从服务女性的角度出发，深耕美妆市场，闷声发大财。 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女性对美的追求不再单纯局限于美妆领域，逐渐上升至医美层次，故而有不少医生跨界美妆，借此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早在30多年前，就有一名医生嗅到市场商机，跨界美妆领域，创建了一个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明星品牌，并通过借壳方式将该品牌注入上市平台。
这名医生就是梁国坚，这个明星品牌就是索芙特。如今，索芙特曾依附的上市平台摘牌退市，索芙特也在美妆品牌混战中泯然众人矣，令人不胜唏嘘。 索芙特曾是很多80后的童年记忆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A股上市公司天夏智慧却被兜头泼下一盆冷水。近日，天夏智慧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被深交所决定终止上市，将在4月12日被深交所摘牌，这意味着前身为索芙特的天夏智慧要彻底告别A股了。
提起索芙特的名号，很多年轻人都会一脸懵圈，表示没听说过。其实，索芙特曾经是一个风靡全国、走向海外的美妆品牌，也是很多80后的童年记忆。 乍看之下，索芙特这名字挺洋气的，不熟悉的人还以为是个外国品牌呢。实际上，索芙特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品牌，也是名噪一时的明星品牌。 1988年，正值内陆改革开放十年之际，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女性的爱美之心也悄然复苏，整形医生梁国坚从中嗅到商机，决定下海经商。
医生出身的梁国坚，下海经商也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做起，创办了一家索芙特美容保健公司，经营起美容医院。在此期间，梁国坚发现不少人有减肥需求，但他们并不适合通过外科手术减肥，于是决定开发出一款大众适用的减肥产品。 1994年，梁国坚创新性推出一款索芙特海藻减肥香皂。不开刀不手术，洗洗澡就能减肥，这种好事正中广大爱美女性的下怀，迅速风靡全国。 索菲特海藻减肥香皂不仅在国内市场大受欢迎，还成功打入海外市场。1995年，索芙特海藻减肥香皂流入日本市场，深受日本消费者追捧。 索芙特品牌从此一炮而红，创造了以“10块香皂换一台索尼电视机”的营销神话。此后，索芙特又推出木瓜美白系列产品、瘦脸皂、负离子洗发水、防脱洗发水等爆款产品。 梁国坚还砸下重金打广告，邀请港台明星担任索芙特形象代言人，在热门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中表现突出的张柏芝和黄圣依，都曾是索芙特的门面担当。
押中医生跨界做美妆、概念营销等热点，加上定位精准和注重营销，索芙特很快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美妆品牌，甚至敢与国际大牌叫板。 索芙特曾放出豪言：“2021年将超越欧莱雅中国目标100亿；2024年将超越欧莱雅亚太目标600亿；2030年将超越欧莱雅全球目标5000亿元。” 梁国坚展现惊人的财技 随着索芙特在美妆市场一路高歌猛进，梁国坚将目光转向了资本市场。在进军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梁国坚可谓“步步为营”，展现了惊人的财技。 1999年，梁国坚买入广西康达集团的一部分股票，成了一名小股东，踏出收购广西康达的第一步。2001年7月，梁国坚以高出净资产近10倍的价格，收购了广西康达的所有法人股，目标直指广西康达的控制权。 随后，梁国坚将索芙特美容保健公司75%的股权植入上市平台，逐步完成借壳上市，公司更名为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也从精细化工变更为日用化工。
成功上市的索芙特，成为“中国日化第一股”，一时间风光无限。借助优质的日化资产，索芙特在2006年迎来业绩巅峰，年销售收入达到12.57亿元，市值最高达28亿元。 可惜好景不长，伴随国内化妆品市场日益开放，越来越多的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市场竞争也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索芙特的市场地位开始动摇，产品销量出现下滑，公司业绩也受到拖累，从2006年开始持续走衰，一年不如一年。 2008年，索芙特的净利润大幅下滑90.25%，仅有757万元。2009年，索芙特的净利润进一步下滑至293万元，毛利率由60%下降至40%。 此后情况更加雪上加霜，2010年和2011年，索芙特净利润分别亏损8600万元、1.9亿元。2012年4月，因连续两年持续亏损，索芙特收到了退市警告。
重压之下，索芙特通过转让广西松本清化妆品连锁有限公司股权获利1.57亿元，退市风险警示得以撤销，总算保住了上市地位。 不过，当索芙特在亏损与扭亏之间沉浮，当公司倚重的化妆品业务不再具备竞争优势，梁国坚开始主导索芙特转型，本来计划把索芙特拉回正轨，没想到反而把索芙特彻底推向深渊。 “蛇吞象”式的天价并购为索芙特埋下巨雷 此后多年，索芙特开始频繁重组，主营业务离日用化工渐行渐远。2015年，索芙特豪掷41亿元跨界收购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谋求向智慧城市领域转型。 彼时，索芙特自身家底已经无法支撑这起收购，为推进交易顺利进行，索芙特定增募资41亿元。也就是说，索芙特收购天夏科技的钱，都是借来的。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4年9月，天夏科技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411.36万元、9833.83万元、1.8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738.7万元、3417.97万元、5622.4万元。 按照41亿元的交易总价计算，索芙特收购天夏科技100%股权的溢价率高达2891.31%。正是这笔“蛇吞象”式的天价并购，为索芙特的未来埋下一颗巨型地雷。 交易完成后，天夏科技注入上市平台，索芙特更名为天夏智慧，公司主业由日用化工转型为智慧城市业务，索芙特所代表的化妆品业务日益边缘化。 根据收购时签署的业绩承诺，天夏科技承诺2015年至2017年实现的归属于索芙特的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1亿元、4.1亿元、5.2亿元。 化身为天夏智慧的索芙特，转型初期确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财报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天夏智慧分别实现营收12.77亿元、16.6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86.41%、30.39%。同时期，天夏智慧分别实现净利润3.31亿元、5.7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3138.8%、73.44%。这样亮眼的成绩，在索芙特的年度财报中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了。 从2018年披露的专项报告看，天夏科技在2015年至2017年实际业绩完成率分别为105.01%、114.53%、100.51%，累计完成率为106.33%。 因业绩完成情况不错，天夏科技原股东还额外获得7185.66万元的奖励。表面看来，索芙特这次转型似乎成功了，但业绩承诺期刚过，天夏科技突然“变脸”了。 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天夏智慧实现营收10.91亿元，同比下降34.49%；实现净利润1.51亿元，同比下降73.72%。
索芙特把天夏科技当成了“下金蛋的鹅”，没想到天夏科技竟然是一只“黑天鹅”。2019年，天夏智慧净亏损高达50.73亿元，同比暴跌3462.73%。主要原因是天夏智慧在为当年的天价并购“买单”，当年收购天夏科技形成账面商誉34亿元，上市公司在2019年计提商誉减值超33亿元，直接陷入巨亏境地。 进入2020年，天夏智慧的业绩更加一蹶不振，最终沦为摘牌退市。天夏智慧在A股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0.25元，公司总市值仅剩2.7亿元，相比2015年的最高峰暴跌90%。
曾经国内首屈一指的美妆品牌已节节败退 伴随天夏智慧的黯然离场，索芙特又被外界忆起，这个曾经在国内首屈一指的美妆品牌，如今已经节节败退。 实际上，转型为天夏智慧后，索芙特旗下的化妆品业务被上市公司逐步出清，相关子公司已经变得七零八落。 2016年上半年，天夏智慧出售主营化妆品业务的子公司红日娇吻75%股权、索化公司100%股权及其控股子公司陕西集琦51%股权、广东传奇100%股权、香港公司100%股权。同年10月，天夏智慧又出售了参股公司蕙富盈通21.28%的出资份额。同年11月，天夏智慧继续挂牌出售全资子公司天吻娇颜100%股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截至2017年底，索芙特品牌所对应的日化业务，已经脱离了天夏智慧的上市体系。 不过，天夏智慧所抛售的日化业务，大多回到索芙特集团手中。彼时，梁国坚同为上市公司天夏智慧和索芙特集团的实控人，外界仍习惯性地将索芙特与天夏智慧放在一起。 大概是不忍心看到当年赖以起家的日化业务化为乌有，梁国坚才斥资接盘。但在资本市场走了一遭后，再次回到梁国坚手中的索芙特，早已变了模样。 为赋予品牌新的生机，索芙特曾在2016年一口气推出超100款新品，其中包括针对年轻肌肤的美白产品“清元”和母婴护肤品牌“宜护”等，可惜市场反响平平。
近年来，借助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电商业务和跨境电商如火如荼，多如牛毛的美妆品牌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在国内外品牌混站中，索芙特逐渐失宠。 2019年底，索芙特旗下的索芙特智慧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承包方式，参与到民族品牌田七牙膏的复产事宜当中。 与索芙特的经历类似，田七牙膏曾跻身国内牙膏市场前四强，也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后因经营不善陷入破产困境。这样两个品牌的结合，并未在市场上掀起浪花。
进入2021年，索芙特集团旗下的索芙特智慧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宣布推新，聚焦洗护领域，重新回归日化行业。脱离了天夏智慧的索芙特，又做回了老本行，但国内日化市场早已是一片红海，留给索芙特的机会似乎不多了。（来源：投资家（ID：touzijias） 作者：药糖）
800亿帝国一夜倒塌 女首富盛宴散场只剩一地鸡毛
【研究员】：wh
2019年3月，新光集团及其下属3家公司申请破产重整。股份轮番冻结、多处房产查封，子公司欠薪，周晓光也被法院列为了“老赖”。2020年1月7日，夫妻二人双双辞去所有职务。摆地摊、挑糖担，摸爬滚打四十年的家族基业，只剩一地鸡毛。
【博览财经特稿】若论真正白手起家，草根逆袭，非周晓光莫属。提到中国女企业家，很多人第一会想到董明珠。但若论真正白手起家，草根逆袭，恐怕非周晓光莫属。 2017年，曾有部连续剧《鸡毛飞上天》热映，张译、殷桃主演，再现了几代浙商的奋斗史，“鸡毛换糖”的精神，更鼓舞了很多人。“站在时代的风口，即便渺小如一片鸡毛，也有一飞冲天的希望。” 这部剧的女主角原型就是周晓光，她从穷山村走出，靠摆地摊起家，一路商海拼杀40年，以330亿身家位居胡润百富榜第65位，成为了浙江女首富。 然而，谁能想到，人前华美的长袍，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女首富还未坐稳一年，周晓光便债务四起，价值800亿的新光商业帝国，迅速崩塌，最终，她背负300多亿债务，盛宴散场，只剩一地鸡毛。 周晓光从小跟着父母“鸡毛换糖” 1962年11月，浙江诸暨一个小村庄，周家的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父亲给婴儿起名：周晓光。很快，初为父母的喜悦很快一扫而光，因为他们盼望的是一个男孩。 为了得男，他们只能再接再厉，接连为周晓光生下了五个妹妹，直拼到第七胎，才终于梦想成真。可还没来得及高兴，生活的重担就扑面袭来，一家九口大人孩子都要吃饭，本不宽裕的家庭，更加难以为继。 作为家中老大，周晓光从小跟着父母“鸡毛换糖”，铺满青石板的街巷，遍布了她小小的脚印，风雨无阻，收入微薄，“进四出六、开四门、交朋友”年幼的她不知，自己在贫寒中耳濡目染的，正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生意精髓。 16岁那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周晓光望着父母日益劳累的背影，含泪放弃了高中学业，回家务农，但一年过去，家中未有任何起色。此时，村里刮起外出务工潮，周晓光一咬牙，决定到上海做地摊绣花。临行前，母亲拉过她叮嘱：会做的，不如会算的。 周晓光赚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孤身勇闯上海滩，少女的热情很快被残酷的现实粉碎。40年前，上海就已经有了城管，日夜与收费的人周旋，初出茅庐的周晓光终日提心吊胆，最后无功而返。 挣扎着回了老家，还没进门，她就一头栽倒，惊吓、高烧不退，她病倒了。幸运的是，生活并未压垮她的最后一棵稻草。养病期间，她偶然得知东北绣花样的生意很好。 于是，她决定再次出发，那年冬天，瘦弱的少女一人扛着六十斤行李，揣着母亲借的20元钱，又踏上了外地务工的列车。临行前，母亲告诉她：有计划不盲目，看准机会勇敢上！ 那是一段异常艰辛的旅程，东北天寒地冻，周晓光连御寒的棉衣都没有，零下40度的冬天，她穿着一身单衣，在街头吆喝着卖绣花。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趟，周晓光用一个多月，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带着钱，她喜滋滋地回了家。 此后，周晓光摸到了门道，开始辗转全国各地，从北到南，这一走就是7年。一张被磨烂的地图和装货的麻袋，就是全部家当。 白天摆地摊、晚上坐火车赶路，她用7年，走遍了大江南北。期间艰辛自不必说，甚至差点被拐卖，但凭着坚毅，她始终没有放弃，日积月累，对各地的饰品款式、价格了如指掌。 2190个日夜的闯荡，她积累了2万元，要知道，当年“万元户”在中国还是个稀有名词。 1985年，在南征北战的人群中，女孩遇到了一个同样卖绣花的小伙子虞云新。1985年，二人喜结连理，决定告别奔波，就在浙江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爱美的强烈欲望与囊中羞涩的尴尬，一齐构成了当时中国女性消费的基础条件。一时间，各种仿真头饰、首饰流行开来。 周晓光敏锐抓住了大众释放的审美需求，她说动丈夫用积蓄在义乌买下了摊位经营饰品。这小小的摊位，成了梦想开始的地方，周晓光销售，虞云新跑广东等地进货，凭着之前积累的经验，生意越发红火。
不出几年，他们就在义乌买了房，开了一家小工厂制作饰品。1992年，周晓光费尽周折，终于被台湾一家饰品选为了代理商，厂子也越来越红火，工人人数翻了3倍多。可敏锐的她发现台湾饰品仍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他们的产品一度供不应求，为此流失了很多客户。那个晚上，夫妻俩彻夜长谈，最后在丈夫的支持下，周晓光拍了板：投资700万创建“新光饰品有限公司”。 名称源于虞云新、周晓光两人的名字，从广东招来400多名台企的熟练工人和技师，新光饰品，就这样红红火火地开业了！ 同时，这一举动也开创了义乌饰品的生产先河。周晓光，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仅仅一年多，生产规模扩大到700多人，夫妻两人夜以继日，周晓光不断引入新款式、新材料、新工艺，甚至成立了自己的饰品设计学校。 她还利用饰品流行的地域差和时间差，采取自南而北循序渐进的阶梯式产品销售法，攻城略地，让中国饰品行业为之一震。仅三年，新光饰品，已成为行业领头羊。当年站在东北街头买秀华的少女，成为了中国的“饰品女王”。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领头羊就会被“瞄上”，新光只要一推出新品，马上就被多家仿制，眼见着行业整体利润越来越低，周晓光急了。期间，她想去施华洛世奇取经，但因公司知名度低，而被拒之门外。为了打响知名度，周晓光绞尽脑汁。 终于，在千禧年，她等到了机会。2000年5月，香港国际珠宝展开幕，38岁的周晓光带领设计师和工人加班加点，那段时间，整个厂房都是她们通宵达达的身影。 最终，她竟然制作出了6000多件新品，当周晓光带着璀璨的饰品出现在香港国际珠宝展，她，终于一战成名了！ 这次展会，新光饰品一炮而红，来参展的客户排起了长队，有些来不及现场下单的，纷纷追到义乌来洽谈。 此后，新光饰品在国际上打开了知名度，趁热打铁，2001年她借势打入了美国高端市场，连美国总统小布什，都戴过新光的领带夹。 这一次，换成了施华洛世奇主动邀约，周晓光坐着对方派来的专机，飞到奥地利，受到了掌门人的亲自接见。 此后，周晓光又引进了职业经理人，加快了家族式管理模式的瓦解。很快，“新光”成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民企。而此时的周晓光又将目光对准了另一个地方。 商海沉浮40年成为浙江女首富 2004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房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疯传超1000亿体量的温州炒房团杀奔全国。而此时的饰品行业已进入了白热化血拼：低门槛、低利润，已触碰到了天花板。 于是周晓光决定：进军房地产，再拼一把！理由很简单：赚钱快。2004年，周晓光夫妇并购了万厦房产，建立新光建材城，自此一头扎进了房地产深水区。为扩大商业版图，她又创建了新光房地产。 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周晓光迅速出手：快准狠地收购了浙江万厦，一口气直接注资了义乌7家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保住了近万名员工的饭碗。 接着，她又开发了义乌世茂中心、义乌香格里拉大酒店、千岛湖皇冠假日酒店和东阳新光天地，埋下了“新光圆成”的资本根基。 此后，周晓光干脆将饰品业务全甩给儿子，亲自执掌新光集团的投资板块，她打出了一个豪情万丈的宣传语：新光梦很美好，千亿梦很宏伟！ 2016年，几番周折，“新光圆成”终于成功借壳安徽的方圆支承上市了！新光集团成了控股“新光圆成”79%的实控人。 自此，新光集团发展成了集饰品、高端制造业、地产、互联网、金融、投资，甚至还有农业等行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旗下近百家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40多家参股公司，资产高达800亿。 2016年，周晓光夫妇以300亿财富在胡润百富榜排名53。2018年，周晓光列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第26名。商海沉浮40年，她成为了浙江女首富。 一时间，社会荣誉纷至沓来：“2004年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2005年十大风云浙商之一、2007年全国十佳巾帼建功标兵、浙江改革开放30年功勋企业家、2010年卓越华商民企新锐、2010年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际女性创新奖……” 2017年12月，周晓光的儿子大婚，杨澜主持，董文华献唱，施华洛世奇接班人致辞，马云、王健林、张近东等都成了座上宾，此时的周晓光，早已不再是那走四方的少女。 母亲多年前的劝诫：“有计划不盲目，看准机会勇敢上”，在膨胀的周晓光面前，成了耳边风。她站在挥金如土的巅峰露出笑脸，却不知命运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 风光背后早已危机四伏 巅峰之后，便是迅速摔落。不知何时起，坊间开始流传一段话：“拜托大家多买新光的房子。如果房子卖不动了，新光圆成就要现出原形了。不过也不要紧，100多亿市值的股票一抵押，什么窟窿都填上了。” 此时，新光控股风光的背后，早已危机四伏。2011年，央行加息，房地产行业遭遇寒流。接连两个地产项目资金周转不灵，新光集团发行了第一只债券。 此后七年间，一共发债170亿，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偿还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补充流动资金”的短期债务。 此时，不断“高杠杆扩张”的新光集团，盘子越来越大，现金流却已臻干涸，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债务如同滚雪球。 2016年后调控趋严，央行收紧房企银根。而周晓光却依然在“资本豪赌”中一往无前。为了借壳上市，她和上市公司签下了对赌：万厦地产和东阳建材城，必须在3年内，实现40亿利润，然而，她赌输了。 房子真的卖不动。于是，她使出浑身解数，出售资产、收缩战线、四处招揽战略投资，可是469亿负债已泰山压顶，挥之不去。
2018年7月2日，已陷入债务泥潭的“新光圆成”发布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准备付出83亿-136亿杠杆收购高科技公司中国高速传动，从而转型高端制造。 但这项豪赌式收购还没完成，就爆雷了。2018年9月22日，新光集团发生了两笔共30亿债务暴雷，坐实了外界关于其流动性危机的传言。 此后，新光圆成的股票开始高台跳水：2018年11月1日开始“天天跌停板”，股价从15元跌至1.5元。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新光圆成又因违规担保、被大股东占用资金问题严重，被监管部门关注。 仅仅半年，新光集团对外披露未清偿债务225亿，所持新光圆成的股票也抵押殆尽。 2019年3月，新光集团及其下属3家公司申请破产重整。股份轮番冻结、多处房产查封，子公司欠薪，周晓光也被法院列为了“老赖”。2020年1月7日，夫妻二人双双辞去所有职务。摆地摊、挑糖担，摸爬滚打四十年的家族基业，只剩一地鸡毛。 此时，距离周晓光登上胡润女富豪排行榜，仅仅6个月。2020年春节前夕，大众沉浸在喜悦中，而周晓光夫妇、儿子等4人却被法院公开执行悬赏令。
黄粱一梦，倾厦而醒。“中国最励志女企业家”,一代商业传奇，就此落幕。 曾有段采访让人唏嘘，那是18年9月30日，周晓光父亲的“四七”忌日，她的母亲黄仙兰老人，现身岭北镇祭扫。当时面对媒体，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说：“我女儿走路走得太快了，她很想做大的，我早就叫她不要去搞那些东西了，其实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扎扎实实，就挺好的！” 一声叹息，那未及出口的叮咛，消散在风里。过载者沉其舟，欲胜者杀其身。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是处世的智慧。多欲则贪，不如节制，这是成事的根本。（来源：北国小甜瓜（ID：LoveChina16666） 作者：甜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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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不敢没钱消费 房产增值对消费体现强烈挤出效应
【研究员】：wh
说到促进消费，让我来说这个话的确有点为难，毕竟经常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倡要适度消费，要量入为出。不过如果是站在宏观层面要提促进消费，也还好办，只要你量入为出的时候收入足够大，那么支出也就可以足够大了，有了更多的钱多消费一点犒劳犒劳自己，不是很正常的吗？
【博览财经特稿】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比2019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 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比较大，但是考虑到去年经济仍有2.3%的增长，这人均消费支出下降这么多就有点不好看了。 不愿消费 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人相对较低的消费能力一直是个难题。拉动消费的话提了很多年了，中国这经济和人口体量也快要让国内消费市场变成全球最大了，但落实到人均上，消费还是比较乏力。
比如以居民消费率为衡量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标准，居民消费率是一个经济体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能够反映经济体的居民消费能力，也能反映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这倒并不意外，毕竟相对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的国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进行生产积累，而不是用于居民消费。 而等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开始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消费开始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居民消费率一般会上升。 可是在2001-2018年间，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居民消费率没有明显提升，而是在35.44-41.88%之间波动，而且最高值是2001年的41.88%，后续十多年没有超过这一数值。 而且拿同阶段的数据对比，中国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阶段是2008-2018年，此阶段的居民消费率在35.44-39.65%之间。 位于这一人均GDP阶段的美国，是在1960-1977年间，当时其居民消费率在59. 60-61.26%之间。英国在1972-1985年间位于这一阶段，其居民消费率更是高达64.90-68.78%。之前的发达国家人均GDP在相似阶段时，居民消费率比中国要高。 又有说法认为，东亚地区深受勤俭节约的文化影响，民众偏向高储蓄率，帮助国家增加经济投资的同时抑制了消费。但是即使对比在东亚文化圈里的日韩，这一说法都受到了挑战。因为韩国位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这一发展阶段的时间是1987-1993年，其居民消费率为48.27-50.44%；日本位于这一发展阶段的时间是1973-1980年，其居民消费率为60.18-67.02%，都比中国位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居民消费率高。 当然，用相同的美元计价人均GDP衡量发展水平，也不尽合理，毕竟几十年前的美元和现在的美元也不一样，这么多年美元也不如以前值钱了。但是就连人均GDP远不如中国的越南，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高于中国。在相同文化圈里目前居民消费率较低的是新加坡，人均GDP远高于中国，其居民消费率反倒和中国相近。看来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消费相对不足的解释力也有限。 还有说法是，中国消费结构性失衡，富人消费能力高，但给富人提供的高档商品与服务数量和质量都不够；穷人也有消费意愿，但缺钱难以消费。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国内奢侈品市场增长很快的同时，拼多多和淘宝特价版在疯狂收割五环以外的市场。这倒提供了一种考察中国人消费相对不足问题的思路。 不敢消费 2001-2018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居民消费率却没有明显提升，倒是房价长得很快。这带来的财富效应似乎有不少体现在了房价上。 拥有的房产可以被视为资产，按理说资产增值会刺激消费，但在居民消费率上似乎体现也不多。这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有房但不参与投机（也就是炒房）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们买了房自己住，不会背上特别沉重的住房负担，房价上涨给他们带来财富效应，可以刺激他们消费。 但是，即使把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降低到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元之间，算上不大稳定的那部分，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就4亿人左右，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比较低，涨房价带给他们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不够大，还容易被其他群体的反向作用抵消。 至于其他群体，很小的部分是有钱人。他们之所以有钱，肯定不是只靠死工资，还得会玩资本（哪怕炒房也算玩资本）。这就意味着它们在资本市场有着较强烈的投机预期，不会特别拼命地消费（这些人即使再怎么使劲消费，也还是要留很多钱投资，不会把家败光，所以消费总额也是很有限的）。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穷人，他们要么是为了买房掏空了六个钱包，房价上涨他们还得节衣缩食供房，涨房价带给他们的财富效应与其说是刺激消费，不如说是消费被挤出了。还有的穷人连房都买不起，也就没有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房价上涨对这部分人的消费影响相对较小。 说到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机制就是借房贷让人不敢放手消费。有研究发现，2014年一季度至2019年末，全国商品零售额实际增速从11.2%下降至5.9%，尤其是2017 年下半年开始，消费增速的下降明显扩大。 这是因为中国居民杠杆率在2017年超过46.82% 的临界值。原本适度借贷可以刺激消费，但突破临界值后，居民杠杆率增速对消费的正向边际效应转变为负向边际效应，导致消费实际增速的下降速度加快，从而呈现加速下滑现象。 在中国，居民上的杠杆大多数还是房贷（要是短期的消费贷占主流，也不至于居民消费率这么低，当然这也比较危险），居民杠杆率上升就意味着长期债务积累，挤出了居民消费，这才让消费增速下滑。 归根结底，还是能享受到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的中等收入阶层太少。绝大多数人要么缺少资产，没有享受到资产增值的好处，要么为了购买房产等资产大量上杠杆，因此不敢消费，导致了房地产增值对消费的挤出作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动力消费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么少？ 没钱消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居民消费率变化。1978年以来，中国人民的日子是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体现在具体数字上，就是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总量在增加，由1978年的1759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34821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1%。 不过，同期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34亿元增加到88442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7%，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是小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的，这么一对比，居民消费率反倒是下降的。 事实上，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4%下降到了2018年的39.4%。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竞争加剧了，社会保障还未健全，居民会对未来的收入及支出感到担忧，因此就会减少消费。 另一方面，市场化伴随着巨大的造富浪潮，一大批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资本运作等手段，继续滚雪球式地发展，成为前文中提到的有钱人。这部分有钱人数量有限，却占据了大量财富，本身就不利于消费，而他们把钱更多的用于投资，就更是挤出了消费。尤其是投资房地产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杠杆率升高也会对消费有挤出作用。
体现在初次分配里，就是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由1992年的65.4%下降到2018年的61.2%，企业部门由19. 1%上升为26%，政府部门由15.5%下降为12.8%。初次分配中企业部门挤占了居民部门的分配份额。 而在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内部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60%下降到2018年的52%，说明靠工资能赚到的钱占比是实实在在下降了，在企业部门扩张的时候，资本挤压劳动体现了出来。 这一阶段企业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提高，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本身就伴随着高额的投资。分阶段来看，1998-2012年，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重新崛起，这段时间需要大量投资，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 之后供给侧改革，重工业投资减少，产业结构升级，居民消费率比起1998-2012年的下降，呈现出一种温和反弹的态势。 本来在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讲求的就是效率，再分配就得兼顾公平了。然而，经过再分配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由1992年的67.7%下降到2018的59.4%，且2003年以后下降幅度较大，企业部门占比由13.3%升至21.8%，上升幅度较大，政府部门占比由19.0%下降为18.7%，基本不变。 再分配后，1992-2018年居民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同样下降了，再分配后的结果还是有利于企业。 这么看来，原本一部分用于消费的钱被用在了投资上，以及变成了投资获得的重大收益。 所以那歌词唱得好啊：“以我之身躯为阶梯，以我之身躯为樊篱，陌生与敌意其中凝聚，千座山峰化水泥。”尤其不少水泥产能还是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大量重复投资，效益不够好，还挤出了不少消费。 怎么消费 说到促进消费，让我来说这个话的确有点为难，毕竟经常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倡要适度消费，要量入为出。不过如果是站在宏观层面要提促进消费，也还好办，只要你量入为出的时候收入足够大，那么支出也就可以足够大了，有了更多的钱多消费一点犒劳犒劳自己，不是很正常的吗？ 也就是说，想要提高消费，得先提高收入。“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当然，这还伴随着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要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真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收入分布也会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占到60%-70%，这样的居民收入结构也被认为相对健康，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振消费最关键的一步。这需要经济持续增长，也需要对现有的分配方式调整。这就需要促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以改善收入的功能分配与规模分配，促进劳动者报酬和财产净收入的增加，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 可能有些分配措施，比如房产税比较难以推出，但短期内确实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 比如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毕竟有钱人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与资本运作，工资对它们来说已经算是比较有限的收入，他们的收入靠个人所得税征收上来的不多。 但对于拿死工资的人来说，个人所得税已经是一笔比较重的支出了，收上去的总量也不算太高（占总税收收入的不到10%），不如再提高个税起征点，继续给中等收入阶层减负，这样可以提升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另外，前些年搞的去产能，促进了落后产能的出清，而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供给侧改革还要培育出优质的产品和品牌，让民众消费更放心。
供给侧改革伴随着降杠杆，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冲动，减少大量的低效乃至无效投资。显然投资的回报率已经在降低，而且有些地方的投资就是无效率的，这样的投资必须避免，以免占用大量社会资源，挤占原本可以用于居民消费的钱。 尽管由于疫情原因，要刺激经济恢复，去年稳杠杆任务有所放松，但今年又重新定调，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 当然，去杠杆也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最近几年调控升级，是为了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防止更多资金流入楼市。房价只要不过快上涨，就不会挤占太多原本用于消费的资金。 当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未来15年中国能否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真得看消费提升效果，但愿这些硬骨头能被啃下来吧。（来源：非凡油条（ID:ffyoutiao） 作者：豆腐乳儿）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口“大锅”扣在文科生头上
【研究员】：wh
文科生的多与少，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不是由一篇文章、一个机构、一个政府说了算。这是一种上帝思维。个人、政府及任何机构都难以判断文科价值高还是理科作用大，中学教师的作用大还是软件工程师的作用大。文科生、理科生及其各科生之间的配置，大体上还是看市场价格。
【博览财经特稿】日前，央行研究局陈浩等四位博士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上刊发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引发热议。其中，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么大一口锅扣在文科生头上，被人解读为“文科生误国”。其实，央行工作论文想要表达的或许是文理科的结构性问题。 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给力？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才能越过这一陷阱？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彰显着理工科的重要性。事实上，理工科在中国长期居于优先地位。 政府每年对以理工科见长的“985”高校的财政投入是巨大的。中国设有自然科学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在职称级别上，一级教授皆为理工科教授，几无文史哲教授。文理科教授在学术经费、津贴、住房等待遇上的差距甚大。 如今，人口红利日渐消失，“卡脖子”问题凸显，对技术创新的渴求愈加强烈，理工科热在“双一流”工程的推动下再入高潮。 问题来了，按照央行工作论文的说法，东南亚文科生太多导致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将理工科拔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为何技术创新依然捉襟见肘？在中等收入的爬坡攻坚期，经济增长衰退，到底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行？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是一种经现象：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及中高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在97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间）时，经济长期停滞或反复波动，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典型的国家有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比如，阿根廷在1964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从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开始，阿根廷反复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增长起伏不定。1989年和2002年两次债务危机再次将阿根廷的人均生产总值拉到2600美元以下。 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拿到了发达国家的门票。多数国家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与折腾。这是为什么？ 通常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失败，技术创新不足的同时，老龄化、少子化又导致人口红利衰退。 数据显示，2003年的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阿根廷为0.41%，马来西亚为0.69%，韩国高达2.64%。2006年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阿根廷为1.1人，马来西亚为0.42人，韩国为4.8人。 二是金融过度自由化，反复爆发危机，比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些人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理科生不足，技术创新不足；文科生（经济学家）误国，金融开放后被美元反复收割。 其实，只要稍微往前思考就明白，这些结论都过于表象，甚至极具误导性。为什么制造业转型失败？这些国家的技术研发投入为什么不足？技术创新来自哪里？ 人人都知道技术创新重要，为什么做不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创新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钱堆起来的，而是靠制度创新。不同的制度，造就不同的人及行为，从而决定不同的技术水平。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主张。 过去，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为何快速增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的迁移。拉美国家多数是资源型国家，东南亚国家则是劳动密集型国家，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富余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投入，国际技术引进，国际市场拉动，这些国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国内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制度的优势。相反，经济快速增长催生了民族情绪，反而掩盖了技术创新的不足，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停止了对劣质制度的改革。 比如，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墨西哥、巴西大量出口矿产资源，经济迅速起飞。巴西经济在1971-1974年间平均增速超过10%，墨西哥经济在1978-1981年间平均增速超过9%。但是，1982年，这两个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经济陷入负增长。 美元快速升值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拉美国家自身。依托资源出口创汇的担保，这些国家大规模借入外债，发行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流入了政府部门及资源型利益集团部门，很少使用在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上。 1982年美元快速升值，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落，资源出口创汇骤降同时，外债利息飙升。墨西哥、巴西先后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汇市、债市崩盘，通胀爆发。 这是不是金融开放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拉美国家普遍没有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国会对政府举债和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法律对资源型利益集团的打击不足。 再如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我曾指出，“很多人将这场经济危机归咎于泰国过度开放的金融政策，但极少人关注到真正的原因，那就是保王派控制的商业银行创造了过度泛滥的信贷，透支泰铢信用，最终引爆了货币危机。” 泰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英式君主立宪制。泰国王室有三股力量控制着泰国：一是《亵渎王室法》保护的“明君”威望；二是保王党控制的上议院以及扶持的亲王政府；三是庞大的王室财团。泰国王室资产达到430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王室的80倍。 长期以来，泰国王室与军人集团控制着泰国的政治，打击政治对手，制度改革缓慢，甚至轻易修改宪法。制度上的落后反噬经济，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王室控制的商业银行大规模地向王室企业提供贷款，导致泰铢信用和银行风控愈加脆弱。 韩国的情况类似，这场危机波及韩国。长期以来，韩国财阀控制的商业银行无视风险地向旗下企业大规模输血。当金融海啸来袭，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风险波及银行系统，金融危机爆发。为什么韩国能够走出危机，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是1988年的政治改革。这一年，韩国借着奥运会推翻了军人政府，修改宪法，实施总统直选制度，保障言论自由，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后来，民选总统金泳三、金大中执政，他们与财阀作斗争，彻查全斗焕、卢泰愚，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金融危机爆发后，金泳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金大中则整顿财阀金融，关闭向财阀输送利益的商业银行，从根源上斩断财阀经济的危机。 韩国经济学家、现任驻华大使张夏成在其《韩国式资本主义》中指出：“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市场本位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因没有正确树立市场经济规范而导致”。他认为，韩国式资本主义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贱民资本主义”，表现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这就是制度问题。 韩国度过这场危机后经济持续增长，最终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必须归根于韩国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四位民选总统对财阀势力的持续斗争。民选总统打击财阀垄断，推动经济自由与舆论自由，为竞争公平和技术创新提供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四位民选总统都是文科生，其中金泳三学习哲学，金大中记者出身，后来的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是律师出身。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陷阱。这些掉入陷阱的国家，制度不改革，治理无能，腐败不堪，利益集团垄断资源、控制经济、打击舆论，导致财富集中，内需不振，思想萎靡，创新不足，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停滞不前。 制度创新，靠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精英推动改革，也靠哲学、历史、文学、新闻传媒等人才启发民智，传播思想。当然，理工科生也可以改行加入其中。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文科在制度改革与创新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没能给理工科在技术创新上创造足够的空间。 人文科学为科技创造空间 人文科学起到什么作用？有人说诗歌怡情，哲学开悟，文学通达，谈具体作用就显得功利主义了，未免太庸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学科、一个职业如果没有效率，无法创造价值，定然会被淘汰。 人很自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职业和专业。后发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国际技术大量涌入，工业效率快速提升，工业领域的收入快速增加。这吸引更多的人选择理工科，电子、机械、计算机、材料都是热门专业。过去几十年，中国高中阶段，成绩更好的一批学生选择理科，理科没有优势被迫选文科的大有人在。 进入千禧年后，市场对外贸、管理、金融人才的需求扩大，商科开始崛起，不少成绩好的学生选择了金融、外贸、经济学、管理学、财会，其中不乏理科生。而历史、哲学、宗教、考古学、文学、美学、国画、社会学等文科专业均为冷门专业。到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人文科学有什么作用？ 第一，人文科学为科学技术创造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当时比现在更加重视理工科，但是技术创新依然吃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但是遇到一个难题：资本也有，技术也有，土地也有，工人也有，就是不敢落地，为什么？ 当时的土地是国有的，很多地方政府不敢批地，外商只能到特区来投资。政府找到一些专家，如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探索城市土地制度改革，从香港引进土地租赁权拍卖制度。土地可以流转，市场开始启动，资本和技术才大规模扎根中国大地。 这个过程可分为三步走：一是制度改革，政府释放资源；二是企业主入场；三是工人、工程师发挥作用。可见，人文科学的探索在前，产权制度改革在前。 过去几十年，羸弱的文科，渐进的改革，给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转移开辟一些生存空间。庞大的理工科团队主要干一件事情，那就是“搬运”。将临床、软件、电子、汽车制造等流水线、设备及技术标准搬运过来。这成就了中国制造。 如今，国际技术转移红利逐渐衰退，空间逐渐塞满，核心技术又搬不动，人口红利还逐渐消失，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到“数理化”的时代？ 接下来，发展理工科依然很重要，但却不是关键。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能够搬运的技术搬运得差不多了，理工科应该转向技术创新。但是，为何技术创新艰难？是不是技术投入不足？是不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不足？ 这些固然没错，但也不是关键。关键是羸弱的人文科学没有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过去，人文科学给科学技术只创造了生存空间，没有打开成长空间。有些理工科直男说，技术创新不足主要是因为领导是文科生，外行领导内行。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存在外行领导内行？可能是公司制度和管理上存在问题，导致人才错配。这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为技术人才打开足够的成长空间。 如何让巨额的科研经费配置给合适的人，这也是人文科学及教育制度的任务。中国顶尖学府曾有几大知名校办企业，如今均面临危机，要不债务重组，要不负债人被调查。是高校技术不行，财政经费不足，还是管理不善？ 比如，法学研究与法律工作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打击了创新者的积极性，也抑制了企业主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又如，经济学及反垄断工作的问题。垄断势力阻碍了技术进步，但盲目的反垄断反而打击了技术创新。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律师并不理解什么是垄断，不清楚反垄断到底在反什么。 再如，产权改革及治理工作的问题。我曾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南方一个地区，当地农民掌握了一种水果的种植技术。近些年，他们主要收入来自种植技术的输出。他们到周边省份大规模承包当地的果园，然后采用他们的技术改造果园，果树产量迅速翻倍，质量也大幅提升。 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当地农民看到被承包的果园产量和收益翻倍，马上要求毁约，设置各种路障，强行收回果园。这导致他们手上空有技术和资金都不敢投入，结果双输。这个问题源自土地产权和乡村治理。 我们经常讨论农村、农民、农村的出路何在？如果资本、人才和技术进不去，农村如何发展？农民如何增收？农业如何进步？现代农业是高科技行业，如何才能为农业技术打开成长空间？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治理提升是两条可靠的逻辑。 除了法律、管理、金融外，传媒、艺术、文学、历史等均能够为科技打开成长空间。通常，思想市场越繁荣，理性思维越成熟，知识创新越发达。如果国民不理解个人自由，不理解产权制度，不理解人文精神，不理解立法原则，不理解国家内涵，制度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人文科学的任务是探索并传播人类行为的规律，进而创新制度，给技术提供成长空间。 所以，人文科学的第二大作用是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 人文科学还有一大作用是为科学技术划定增长空间。有空间就有边界，技术或许无边界，但是技术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是有边界的。如何划定科技的增长空间，是人文科学的艰巨任务。这分为两部分： 一是抑制技术进步。比如，管仲盐铁官营。铸铁是一项重要技术，管仲将其官营垄断，打击了民间铸铁技术的进步。此后，历代王室都对铁器、火器加以管制，抑制了金属冶炼、火力能源的进步，而这两项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 二是纵容技术滥用。比如，基因编辑、核技术、大数据是人类的福音，也可能是人类的灾难。这取决于人类如何管理这些技术。人文科学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构建有效的制度、法律与伦理，去接纳、限制技术运用。 人文科学探索的是人的行为规律，自然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不是按是否学数学来区分）。这种探索可以使用定量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方法，关键是要遵循抽象逻辑。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的研究难度其实更大，探索人的行为规律更困难。 从人文科学到政治制度，再到经济自由。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主张。最典型的说法是，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打开天窗。但是，残酷的是，在利益与权力斗争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国家能够走出这条路。 宽容文化是经济文明底色 如今的人文科学教育往往距离抽象逻辑太远，能给人多少理性思维？ 自然科学的抽象逻辑够“硬”，没有太多主观发挥的空间。但是，人文科学非抽象逻辑的生存空间太大，且常常被人利用。化学、物理学不会被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但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常被区别对待。如果违背自然规律，所有人都可能被惩罚。 但是违背人的行为规律，可能一部分被惩罚，一部分人则获利。例如鼓吹货币放水，一部分人可以借此洗劫另一部分人获利。干预主义在经济学、政治学中被包装为真理大行其道。被扭曲的人文科学，游离于抽象逻辑之上，大谈似是而非的理论，甚至危害至深。 文科生常被人诟病，逻辑混乱，浮于表面，观点偏激，流于空谈。他们在法律、经济、管理、新闻等职业上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理科生。当然，这并不是说理科生更有思想，而是在过去高考选拔竞赛中，更优秀的、智力更高的一批人选择了理科。 文史哲居于鄙视链的底部，历史无理性历史观，法律无宪政思想，哲学无思辨逻辑，文学无人道主义，传媒无客观主张，经济学无自由市场，如何为科学打开天窗？如何启迪世人？ 如今，人文科学领域反而是思想的重灾区（但文科生无需背锅）。但是，人文科学是重灾区，才需要更加重视它、改变它。如何改变？ 文科生的多与少，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不是由一篇文章、一个机构、一个政府说了算。这是一种上帝思维。个人、政府及任何机构都难以判断文科价值高还是理科作用大，中学教师的作用大还是软件工程师的作用大。文科生、理科生及其各科生之间的配置，大体上还是看市场价格。唯一能够判断的是自由市场，唯一能够提供指导的是自由价格。 比如，当历史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就会有很多学生报考其它专业。又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物理学高材生就业困难，他们中有不少转向（报考）就业前景更好的经济学博士。这个趋势也促使经济学方法论转向实证主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市场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跨国经营人才、审计师、律师、心理咨询师、传媒人。这些人可能出身于文科，也出自理科，可能未必专业对口，但这都不重要。市场竞争的唯一标准是效率（效用）。用市场去淘汰那些被扭曲的人文科学知识，淘汰那些缺乏理性思维、独立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文理科生。这就是市场竞争的倒逼法则。 在大社会中，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正当性行为存在，包容各种正当性的自由市场和职业存在。有些职业或许距离自然科学很远，距离科学技术很远，但只要它有效率与效用，终归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指出，钢琴演奏的技术进步缓慢，如今演奏家的技术水平或许还没200多年前的贝多芬好。按此推理，一个国家是不是不应该把资源投放到这些低效领域，如钢琴、芭蕾舞、按摩、滑雪，等等。如果将这些资源投放到理工科、工业与技术领域，经济效率与技术进步会明显提升。这样做是否更好？ 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工科直男。这个国家采用中央计划的方式，将绝大部分资源投放到重工尤其军工领域。经济增长一时迅猛，军备竞赛的风头一时压过美国，核弹头数量也多于后者。但不论从结果上还是逻辑上看，这种做法都是失败的。 二战期间源自欧美世界的技术积累是苏联技术的底子，资源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制造大量的核弹头和巨型广场，无法掩盖其民生、法律、轻工、金融以及其它领域的羸弱。最终其它领域的羸弱反噬了其重工与军力。 比如，苏联的飞机、潜艇、核电站的事故概率要高于美国，有些事故源自国家治理上，有些源自财政资金上，有些源自电子元器件。80年代后，微电子、半导体领域的落后，导致苏联军备落后于美国。国家治理与财政资金的问题最终击溃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日本二战时推行经济军事化，将全部资源集中到军工上，迅速扩张航母、舰艇和飞机数量。珍珠港事件后，海军装备数量上不逊美国。但是，很快美国人发现，日本海军是“打肿脸充胖子”，各方面落后于美国。一些航母是由大型商船改造而成，夹板薄，战斗力弱。 在中途岛战役中，日军航母被轰炸后陷于瘫痪，而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技术，可以迅速维修受损航母。更重要的是，美军凭借发达的情报技术重创了日本海军。 人为集中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前者往往盛极而衰，后者常常先抑后扬。当遇到大规模协作与创造性竞技时，人为集中资源出现严重的短板。与举重相比，足球的协作规模和创造性竞技程度要更高，足球俱乐部则更有优势。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靠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源自一个个繁荣的小市场、小需求和小爱好。比如芯片制造是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一项重要技术。芯片技术哪里？如果你是一位摄影爱好者，那么你的爱好促进了芯片制造。照相机中的光学镜头（如德国蔡司）被运用到荷兰阿斯麦光刻机中。 先进芯片是全球最顶级的科技公司分工协作的结果，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每一项技术都掌握。但是，繁荣的小市场、小爱好、小技术越多，这个国家越有可能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需要提供宽容的环境，让各类自由市场蓬勃发展。当然，这个宽容不是无原则的宽容，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宽容，而是遵循正当性自由的宽容。流行乐、爵士舞、橄榄球、曲棍球、翼装飞行、登山，等等，各类市场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社会更进步。其中的逻辑有二： 一是技术扩散。这些市场、产品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效用。对效用的追求客观上也会促进技术的进步。比如看球赛、田径赛都可以促进技术进步。100米短跑对跑鞋的要求极高，这促进了鞋子的材料进步。F1赛车推动了汽车技术的进步。军工材料中使用的磷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加。 二是环境宽容。翼装飞行、攀岩、跳伞等极限运动被戏称为“国外人少”的原因。极限运动挑战追求最高、最快、最强、最惊险，其背后是人类技术的极限、人类意志的极限以及人类欲望的极限。历史上，飞机、电力、炸药、核能技术等伟大发明，都与人类的极限挑战相关。 唯有宽容，才能繁荣。新兴国家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当国际技术转移红利衰退，当人口红利衰退，当理工科及技术尚未成长，当人文科学及制度停滞不前，只能追求更加宽容的环境发展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是自发的、自由的，让经济自由促进其它自由。这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主张。 宽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底色。我们找不到一个暮气沉沉、科技又发达的国家，找不到一个民众逻辑混乱、经济又繁荣的国家，找不到一个只唱一首歌曲、社会又文明的国家。更何况，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效用与自由才是目的。（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形势分析
这轮超级美元宽松周期 曾有多贪婪最后就会有多悲惨
【研究员】：wh
一方面奠定了美国二战后超级大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后来信息技术革命在美国的爆发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互联网的链接没有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是不可能实现平民化的，这种千里之外就能瞬间秒回复的信息沟通“神器”，是需要前期政府付出巨大成本才能实现的。
【博览财经特稿】宽松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抗拒低成本国际资本的主动流入。外债，是蜜糖，亦是毒药。 加息预期似比加息落地更狠 分歧正在发生，一边是美联储+财政部死揪着加息预期，就是不落地，甚至对2%以上的通胀红线都开始含糊其辞，一边是2020年3季度以后就已经开始货币转向的中国央行，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甚至已经被房市和汇市逼到墙角，被迫加息。 3月，美国CPI创纪录2.6%，也没有逼来加息落地。但是这个加息预期似乎比加息落地更狠。属于钝刀子割肉，疼的时间周期尽可能拉长。
加息的预期下，新的美元回流周期，扛不住的中小国家已经开始再次出现“股债汇三杀”，扛得住的大国们也已经开始纷纷压制国内投机资本继续做大国内泡沫的风险，避免外资抽梯子的痛。一句话，这轮超级美元宽松周期，曾经有多贪婪，最后就会有多悲惨。 国内点状的泡沫星星之火，更加应该引起重视。到目前为止，从2020年全国房价上涨情况来看，中国涨了5%，热的涨了30%+，深圳合肥更是出现置业顾问不搭理按揭客的现象。 2020年，全球房价平均上涨5.6%。其中，土耳其连续四个季度位居榜首，涨幅高达30.3%；新西兰排名第二，涨幅为18.6%，斯洛伐克排名第三，涨幅为16%，俄罗斯排名第四，涨幅为14%。 接下来，这些国家被美元回流持续的“抽梯子”，大概率不会好受。尤其是美国现在急需回血的历史关键期。不能有丝毫的幻想。 国内巨大产能大厦如何软着陆？ 就相当于中国被2015年美元加息抽梯子一样，外资撤离，外需塌陷，国内巨大的产能大厦该如何软着陆？ 开动房地产。央行几轮降息，银行首付20%，甚至二手房高评高贷直接可以做到10%首付，甚至更低。 一大波犬牙交错的债务杠杆加上去，算是扛过了上一轮加息周期。2008年剧本类似。这轮怎么办呢？ 当局不可能在一个坑里掉三次。因此从2018年金融去杠杆就已经开始解绑与美元周期的强关联，一来手里握着4亿中产这个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二来与国内地产银行利益链也做了一定的切割。 虽然在核心技术上还有诸多卡脖子问题，但起码不会像2008年和2015年那样因为大厦全部建在外需和外资之上，而不得不被动承受美元的回流剪羊毛。 这一点应该感谢中国超大纵深的大陆型国家现实，也要感谢2000年前就已经形成统一国内大市场的传承。否则，但凡国内产业大厦严重依赖外援，后果都是很惨痛的。 工业资本阶段，自己做主的国内市场决定生死。可以说，没有市场的保证，妄想能够直接孵化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工业体系的构建比拼的不仅仅是人多，还有高效的组织能力。比如基建的投入这件事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持续30年不间断的强投入。 尤其是对于很多中小国家从国家体制诞生之初就是跟国际资本妥协的结果，也就是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资源性收益并不归国家财政。 或者说一个国家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大半在国际资本手里，那么对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政府来讲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推动国家基础设施的持续性投入呢？ 任何国运与红利都是需要对等的成本。二战期间为了民族独立而跟帝国主义血拼，就是一种成本的付出。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割裂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虚无主义”都是吃了药没睡醒状态。 从量变到质变 未来都是极其恐怖 很多人说美国最近十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怎么这么落后呢？老美这么有钱为啥不优先把基础设施给好好完善一下呢？ 2019年，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实力吐槽过纽约马路的糟糕状况。他吐槽美国人宁愿把钱花在不必要的战争上，都不愿把纽约的路给修一修，他本人行驶在纽约的马路上，感受只有一个：岂一个“颠”字了得。
美国二战结束之后，其实也经历了一波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狂潮，跟过去30年中国在国内干的事情是一样的。 当时美国铁路运营里程最高已经超过40万公里，就目前留下来的依然有20万公里，我们的高铁也才几万公里。修路的钱从哪里来？ 政府和私人资本一起投，当时为了鼓励私人资本，政府给了美国私人资本很优厚的条件，修铁路可以获得土地。就这样几十年的时间，美国铁路运行里程占到世界的50%以上。 从下图美国土地财政的历史数据也能清晰的看到，美国土地财政最高是也曾像中国一样达到过70%以上。但这也造成一个尴尬的现实，私人资本控制了美国50%以上的优质土地。
因此近几十年，关于美国基础设施问题，不单单是修路的钱不能不能到位，关键还有用来修路的土地征收费用已经高的吓人。 这一点，印度也是一样的困局。（美元对于美国是内债，对于印度这样没有土地财政信用的国家就是外债）
美国19世纪初的这一波基础设施建设，为世界产业二战期间全面向美国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础设施就是生产成本和效率，红利一直吃到二战之后的很多年。 一方面奠定了美国二战后超级大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后来信息技术革命在美国的爆发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互联网的链接没有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是不可能实现平民化的，这种千里之外就能瞬间秒回复的信息沟通“神器”，是需要前期政府付出巨大成本才能实现的。 类似于大家手里的4G手机，光吹捧马云，马化腾的APP多牛逼，完全忽略前期政府在4G网络技术设施上的投入成本，就是活脱脱的耍流氓。 正因如此，我们更加不能轻视还能在基础设施投入上持之以恒的国家。一次科技革命，一代基础设施，一种“技术-经济范式”。
从英国的铁路建设倒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投资，再到中美一起拉开的新基建无论它是什么体制，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一个政府能够极其用心的在面向未来的新基建上持续投入，哪怕短时间内看不到什么赚钱的希望。从量变到质变，未来都是极其恐怖的。 中美之间博弈的终局势必是“一方形成完全碾压”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但主线只有一条：开启核动力印钞机的国家如何把锅甩给世界上其它倒霉蛋。 老美28.2万亿美元的政府债，铁定是还不了了，而且基建和美国梦还要借更多呢。怎么办？ 手里面趁手的兵器还是武力，印钞机抢和武力把你家的门砸烂抢本质上就是一回事。所以2021年美国军费历史新高，2022年的军费依然再创历史新高。包括跟着老美的小弟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未来几年军费都有超40%的增速。 超额军费究竟要干啥？缅甸的乱局，南海的军演，乌东的对峙，对于叙利亚的空袭，新疆棉花……这些事情也许只是开胃小菜真正要防范的可能是某些国家忍不住想用军事手段抹平债务风险的冒险。 中俄是最大绊脚石。所以最近高层几次三番的强调：底线思维。而且主动千里跃进伊朗高原（扶持什叶派联盟，直接威胁犹太金融集团的祖国以色列），围西救东，决不能让老美和一众小弟集中精力到东线。减轻压力的同时也让东线的胜算增大。 参考历史中的博弈，东汉末年，董卓武力进京，解决钱的问题跟老美用的其实是一个招数，减轻五珠钱的份量，铸造小五珠，类似于武力枪占天下的印钞机，开足马力收铸币税。一个德行罢了。 最后老董想着要还吗？天下屁民都是我老董家的牛羊罢了，哪有主人还钱给牛羊的道理，谁敢动我的钱袋子，吕儿，拿上你的方天画戟，干它！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董卓集团内部分化，武力抢劫终止。 如今老美对于中俄伊的态度也是让手下的吕布、李榷、郭汜干我们。曾经伊拉克拒绝石油用美元结算，老美不惜打了两场战争；利比亚也拒绝石油用美元结算，老美和法国一帮人愣是把阿菲打残；伊朗拒绝石油用美元结算还拉了中俄两个大哥，老美内心确实想把伊朗打残但看看财政赤字最近有点犹豫了。 战争碾压很爽，但再挑起战争，财政崩塌的速度也会很快，资本无祖国，出逃美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现在这种僵持状态老美是真滴急。 拖时间拖不过中国，打又真不一定能打的过中俄伊。这种拖着未来大概率会有一个转折点。中美之间博弈的终局势必是“一方形成完全碾压”。（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菌爷）
大放水正成过去 信贷政策回归正常化蝴蝶效应显现
【研究员】：wh
你能贷到款，就说明你接到央妈放出来的水；你没贷到款，则说明你错过了央妈放出来的水。你可以成为央妈放水的受益者，如因为信贷宽松央妈放水、你的房子卖出了更高的价格，相当于买房人接到央妈放出去水再转手倒给你；当然你也可能成为央妈放水的受害者，如因为货币数量增幅快于商品数量增幅、而造成了物价上涨，那你就得承受物价上涨的损失。
【博览财经特稿】贷款利率已进入上涨周期，确定无疑！近期，有媒体曝广州多家银行停止二手房贷。这是继4月中旬银行上调房贷利率后、买房人遭遇的又一重打击。 之前虽然贷款成本变高、月供压力增大，但最起码还能贷到钱、买到房，可现在居然连高息的贷款也申请不到了……那二手房还怎么买？！ 后有银行辟谣“二手房贷业务并未叫停，可能是部分银行网点暂停”。这也正常，房贷客户接触的是暂停了二手房贷业务的银行网点、会以为该行暂停了所有房贷业务，而实际上其他的网点……也许是极少的网点、并未停止。 信贷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蝴蝶效应显现 不管银行如何澄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银行因信贷额度紧张，而不得不提高利率、甚至暂停贷款。银行没有钱，怎么放贷呢？ 不仅广州的房贷利率涨，整个珠三角城市的房贷利率都在涨；不仅珠三角城市的房贷利率涨，整个长三角城市的房贷利率也在涨；同时利率上涨的势头、也逐渐的向全国各城蔓延。
据贝壳研究院最新发布的60城主流房贷利率走势图显示，去年8月份前后是本轮房贷利率的最低点，随后一路上涨、直至目前没有停歇的迹象。 其监测的60个城市3月份的平均房贷利率如下：首套房贷利率为5.34%、较上个月环比涨了约2个基点（0.02%）；二套房贷利率为5.62%、较上个月环比涨了约3个基点（0.03%）。 这只是平均数，部分城市如成都、惠州等城市，其首套房贷利率甚至超过6%。 很多房奴在遭遇房价上涨的同时，再次遭遇利率上涨的痛击。以为利率上涨只针对房贷？NO!NO!NO! 被定位于支持中小微实体经济的企业经营贷，其利率也在上涨。 去年是经营贷的红利大年，一度出现一年期到期还本、年利率3%的贷款，三年期到期还本、年利率3.6%的贷款，五年期到期还本、年利率3.85%的贷款，二十年期等额本息还款、年利率3.85%/4.55%的贷款…… 很多小企业主真真切切享受到低息信贷的红利，而现在这些低息贷款全部消失、且都有0.5%至1.5%的上调。什么原因呢？ 信贷紧缩周期正在开启……准确的说是货币政策正在回归正常化，2020年的那种大放水正成为过去。信贷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蝴蝶效应、正在显现。 本轮货币宽松流动性拐点去年就已出现 4月12日，在央行举行的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据称银行接到央行的通知、要控制今年总体的信贷增速，保持今年新增贷款额不超去年”，并问“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要求？” 央行官员虽没有正面回答，但稍早前的金融委会议已经明确这个要求。 4月8日召开的金融委会议，议题是研究加强地方金融机构微观治理和金融监管等工作，在优化金融供给侧体系目标时，其中的第三条如下：地方金融机构要“强化审慎经营，不过度追求规模扩张和发展速度”……
金融机构的规模是什么？是资产。资产又是什么？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注册资金/资本盈余等）……当然主要指负债。 银行的负债就是存款，吸收存款后再对外发放贷款、从而形成了银行的资产。“不追求规模扩张和发展速度”隐含的意思是减少放贷量。当银行的放贷量被要求减少或规模被要求控制时，普通人的切身感受就是贷款更难了、利率更高了。而实际上，本轮货币宽松的流动性拐点在去年就已出现。
由上图，能明显看到本轮信贷宽松的历程…大放水也就是2020一年时间。 从2020年1月，不管是M2增速还是社融增速（这里说一下，M2主要是由贷款创造的，社融除了包括贷款等间接融资外、还包括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所以，社融额会大于M2额），都出现一个大幅增长。 可到了6月后，M2的增幅首先见顶，到9月份社融的增幅也到顶……请记住，只是增幅见顶、增加的总量（这是个累计值）却一直在增加，可印钞放水的速度已经放缓。 增速逐渐放缓、增速没有之前那么猛了，虽然总量也在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却一步步缩小，这就是货币政策政策回归正常化的结果。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本轮的大放水就此结束、低息贷款获取低成本资金的机会就此结束、端着盆子顶在头上接住央妈放出水的阶段就此结束。 有些人会疑惑：媒体上整天说央妈放水印钞，为何我就没有切身感受？为何我就接不住水呢？ 更强的冲击还没到来 我们要知道一个最基础的知识：贷款就是印钱。所谓印钞放水，就是银行向企业或居民发放贷款，发放贷款的过程就是印钞放水的过程。 央妈可以通过正逆回购、MLF和SLF的不做/续做/增做等来减增基础货币的数量，再通过存准率和利率的高低来减增信贷货币的数量，从而影响最终印钞放水的数量。 你能贷到款，就说明你接到央妈放出来的水；你没贷到款，则说明你错过了央妈放出来的水。你可以成为央妈放水的受益者，如因为信贷宽松央妈放水、你的房子卖出了更高的价格，相当于买房人接到央妈放出去水再转手倒给你；当然你也可能成为央妈放水的受害者，如因为货币数量增幅快于商品数量增幅、而造成了物价上涨，那你就得承受物价上涨的损失。央妈印钞放水，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财富的转移再分配。 言归正传，再说如何接住央妈放出的水。以前印钞放水是大水漫灌，如2008年和2016年。经历过这两次货币宽松周期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时候贷款很容易、尤其是买房贷款很容易。征信卡得松、几乎不怎么看银行流水，只要交得起首付（2008年的时候首付是可以刷信用卡的）就能贷得到款、且利率是最低的。 人人感觉到贷款很容易、人人都接住了央行放出来的水。现在的印钞放水是定向流动、精准滴灌，如2018年开启的这轮信贷宽松周期。定向谁呢？ 定向实体、定向中小微企业、定向大基建、定向消费领域，如果你不处在定向放水的领域……对不起，你接不到水。 这也是近两年部分人群的真切感受：为什么天天说放水，可自己就是没贷到款、赚到钱？因为有的旱死、有的涝死……专业术语这是结构性货币宽松。 如果你是中小微实体企业、如果你准备装修房子，大概率能获得低息的贷款……2020年出现的经营贷红利，就是定向放水的结果。 与此同时，央妈在严控信贷流入楼市，先是有房地产企业融资的三道红线、再是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最后又是要求银行“不追求规模扩张和发展速度”……所以房贷审批更难、利率更高。 货币政策已回归正常化，蝴蝶效应如涟漪般向外扩散，而这会影响到信贷松紧、资金多少、利率高低、房价涨跌……更强的冲击还没到来、这才刚刚开始。（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米筐老A）
社会透视
新政策没有消灭学区房 却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学区
【研究员】：wh
今年5月，海淀将迎来1911政策实施后的第三次幼升小，西城将迎来731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次幼升小，处于观望期的家长们都在等待政策实施后的升学结果。在此期间，上海3月推出学区房新政，让购房者对北京未来的政策走向充满担忧，这也给北京学区房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博览财经特稿】政策降低了学区房的含金量，也重新定义了好学区，但学区房仍然含金。 北京学区房价格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路上涨，为稳定房价而出台的入学政策止涨效果有限。1月，家长帮论坛上有帖子称北京学区房价格已经超过了317高地，即北京住建委于2017年3月17日发布房地产调控政策前的房价。 去年下半年以来，海淀和西城热门学区的房价一路走高。来自安居客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对口中关村第三小学的蜂鸟家园均价上涨至20万元/平方米，涨幅约30%；对口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晨月园最低售价也从去年的500万元涨到了700万元，涨幅约40%；对口育翔小学的新街口外大街28号院均价从去年10月的15万元/平方米上涨至17万元/平方米，涨幅约13%。 为了稳定学区房价格，北京市各区教委近年来陆续发布了多校划片入学政策。2018年4月28日，海淀区教委发布的入学政策明确，自2019年1月1日起，在海淀区新登记并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住房用于申请入学的，将不再对应一所学校，实施多校划片（下称海淀1911政策）。 2020年4月30日，西城区教委发布针对小学入学的类似政策，对2020年7月31日后在西城区购房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家庭，实施多校划片（简称西城731政策）。 但是，多校划片入学政策对控制北京学区房过快上涨作用有限。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大背景下，刚需用户会在现有政策的约束下，重新制定自己的学区房购买方案，新的热门区域也会在供需关系的调整中再次涌现。 二孩政策的实施导致未来几年适龄入学儿童数量增加，加剧了供需不平衡。今年5月，海淀将迎来1911政策实施后的第三次幼升小，西城将迎来731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次幼升小，处于观望期的家长们都在等待政策实施后的升学结果。在此期间，上海3月推出学区房新政，让购房者对北京未来的政策走向充满担忧，这也给北京学区房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政策没有按住学区房的房价 大部分购买北京学区房的家长，会把目光放在“东西海”区域，即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东西海中，又以西海两个区更为热门，因为这两个区的教育资源相对来讲更加优质。 探访了被称为落户神器的小区蜂鸟家园。该小区在海淀1911政策实施前，对口小学为中关村第三小学。据民间排名，中关村第三小学是海淀区排名第一的小学。购房中介介绍，海淀1911政策没有实施细则，执行层面由各学校自己把控。 从2019及2020年的入学情况看，学位充足的情况下，即便购房较晚，2019年1月1日后购入学区房，孩子也有可能进入海淀1911政策实施前的对口小学。中关村第三小学这两年的招生简章中，蜂鸟家园一直在其义务教育范围内。也就是说，如果政策没有进一步变动，且学位充足，买蜂鸟家园就能上中关村第三小学。 不看均价看总价，是那些买学区房不为自住，仅为购买入学名额的家长们最重要的一条原则。这也是蜂鸟家园成为落户神器的主要原因。该小区内房源大部分为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户型，低总价降低了家长们把孩子送入牛小的门槛。据安居客平台数据，去年下半年来，蜂鸟家园的均价一路走高至约20万元/平方米，涨幅约30%。 中介透露，超过限价18万/平方米的房源仅挂在内网。蜂鸟家园的在售房源共有49套，但目前中介平台APP上仅展示了6套，另外还有43套房源处于即将上架状态。该中介一共给记者推荐了4套房源，3套均价都超过了20万元/平方米，其中一套楼龄17年、面积约43平方米的房源在整个万柳片区售价最低，总价为870万元。
蜂鸟家园约有1300套房，据中介平台统计，该小区每年的成交比率可达10%。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尽己所能给孩子购买一个学位，使用完毕后再传递给下一个家庭。 据民间排名，海淀区一流一类小学共有5所，其中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在海淀1911政策实施前对口世纪城片区。该片区生源多，一般要提前三到四年落户，才能保证被录取。 通过世纪城片区的房子让孩子进入牛小，需要提前3-4年就买房落户，这使得该片区的购房热度、均价低于蜂鸟家园。但房价自去年10月以来也水涨船高。晨月园去年售价最低的房源总价约500万元，目前已经涨到了约700万元，涨幅约40% 也有佛系的海淀家长，他们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也不愿过度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毛宇选择了配套设施较为完善的永泰东里，该小区的对口小学排名中等，但划片初中里的北京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北京市第二十中学在海淀区处于中上游水平，孩子在派位入学时有可能会进入这两所中学。去年5月，毛宇以均价7万元/平方米购入了永泰东里的学区房，她之前做好了功课，该小区的房价从2016年开始就基本稳定在这个价格了。 相较于海淀热门区域，西城学区房价格的增长更加缓慢平稳。金融街、德胜和月坛学区是公认的西城区教育资源最好的三个学区。记者探访了金融街片区，该片区内的宏庙小学有宇宙中心小学之称。据中介介绍，该小学90%以上的学生可以升入“西城四金刚”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对于家长们来说，进入“西城四金刚”，意味着孩子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重点大学的门槛。 海淀中介的手中一般都握有大把房源，金融街的中介就有些囊中羞涩的感觉。该片区的特点是出房率低，在售房源较少，今年3月底走访时，整个片区在售一居室仅有三套。 业主诚心出售的房源，很快就能成交，但是中介说，“很多挂网的房源不一定能成交，有的业主只是想看一下市场情况，并不着急出手。”例如，某套一居室的业主对均价的预期高达23万元/平方米，关于房子是否出售，他的想法时常会根据对市场的判断发生变化。 最终，中介推荐了三套房，均价都在21万元/平方米左右。看房当日记者得知，其中一套66.6平方米的房子已在前一天成交，成交价为1330万元。 在被问及该片区房源是否特别火时，中介的回答极为谨慎，他强调售价都是业主自己决定的，中介最多是根据市场情况给业主建议。而最终的成交价是买卖双方商定的价格，中介只是提供了交易平台。 与海淀区相比，西城区的学区房价格处于稳中缓涨状态。以金融街人气小区榜第一名丰汇园为例，据安居客平台数据，去年8月以来，该小区房源均价一直在18-19万元/平方米区间波动。 政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学区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认为，西城731政策可以降低通过购买学区房上好学校的概率，进而降低大家对于学区房价格的一致性预期，但没有改变市场的供需结构。经过一段时间的预期消化，房价会在新的估值基础上，基于供需关系进行新一轮调节。 据金融街片区的中介介绍，西城731政策出台后，7月前购买力被大量消耗。尽管8-9月市场较为低迷。西单和宏庙两所小学片区内两个月仅成交了两套房源。但是业主并未因此降低预期，都拒绝降价出售，成交均价仅有少许下降。进入10月，学区房市场再度回暖，重新恢复到了正常交易水平。 新政策没有消灭学区房，但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学区。此外，多校划片政策下，下限高、差校较少的学区更受市场追捧。新街口外大街28号院位于没有差小学的德胜学区，该小区的均价从去年10月的15万元/平方米一路上涨至17万元/平方米，涨幅约13%。
小学和初中教育资源都比较均衡的学区成为新宠儿后，业主的预期也随之发生改变。 万晓的孩子将在2025年幼升小，准备购房时， 她的第一选择是德胜学区。今年1月，她看中了一套880万元的房子，业主第二天要求涨价10万元，她勉强同意后，业主在来签约的路上又要求再涨价30万元，最后合同就没签成。春节前万晓听说这套房原有的两个空挂户可以迁出，价格已经涨到了970万元，而去年5月该房源在中介平台上线时的挂牌价仅为810万元。 类似的坐地起价事件，万晓一共经历了三次，有一次她已经付了定金，业主觉得卖便宜了，又把定金退给了她。无奈之下，万晓放弃了德胜片区，最终在初中资源比德胜稍差的月坛片区买了房。 多校划片落地前，既有家长争分夺秒抢夺最后的窗口期，哄抬起一波涨价潮，也有家长主动放弃，规避未来的贬值风险。 张文在海淀1911政策发布后，预判西城未来也会推行多校划片的入学政策。如果购入西城较贵的学区房，多校划片后房子的价值会下降。作为金融从业人员，张文会考虑学区房的投资价值，他希望至少孩子上完学，转手将房子卖出能不亏钱，支持他置换一套非学区面积更大的房子。 为了规避房价出现大幅调整的风险，他选定了东西海中最早执行多校划片政策的东城区。张文回忆，2019年的东城学区房市场还是买方市场，议价空间很大，他最后以均价12万元/平方米买了东城区一流一类小学府学胡同小学对应片区的学区房。 二胎增加了需求，政策带来了不确定 许小乐分析，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学区房涨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很多家长送孩子出国读书的计划，这部分家长回归国内教育体系，增加了学区房的需求。 另一方面，部分经营贷流入楼市，加大了购房杠杆，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此外，西城731政策发布，助推了部分西城购房者向海淀迁移，也是促进海淀热门学区房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 许小乐认为，房价是供需关系错配的反映，家长们对于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推动了学区房价格的上涨。把优质教育资源的蛋糕做大，才是长久之计。 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北京新生儿数量达到了近年来的峰值。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之间出生的儿童，正好在今年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这也加剧了学区房市场的供需不平衡。 2015年10月，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16-2017年北京新生儿数量再次上涨。中介平台人员预测， 2022-2024年，随着适龄上学儿童增多，二胎房主持有房子的时间变长，学区房房源会更加紧张，房价也可能会随之上涨。
今年5月即将迎来海淀1911政策出台后的第三次幼升小，海淀中介判断短期内学区房价格不会再猛涨，大部分家长还在等待5月各小学发布的招生简章。如果招生简章显示，今年海淀1911政策的实施情况没有太大变化，目前处于观望状态的购房者们大概率会考虑出手，这可能会导致房价进一步上涨。 而上海3月推出的学区房新政，让部分购房者对北京未来的政策走向充满担忧，他们可能会延长观望期。今年是西城731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具体实施情况尚未明朗，这也给北京学区房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目前，据安居客平台数据，海淀及西城热门区域的房源均价与3月基本持平或有小幅回落。 蜂鸟家园和金融街的中介都在4月称，片区内出现新的低价抢手房源。蜂鸟家园新出了一套总价850万元的房源，而3月该小区房源的最低总价为870万元。金融街片区新出一套均价约19万元/平方米的房源，与3月中介推荐房源的均价相比，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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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26 08: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