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高额举债推动 拜登拉动美国基建前景难料》：记得上世纪80年代北京建成第一条环城立交二环路时，车开在水泥路面上边会发出“啼啼塌，啼啼塌”有节奏的噪音，那就是水泥路接缝造成的。然而现在的水泥路面可以有接缝没有噪音，因为早期道路水泥人工铺筑，水泥干燥凝固的速度靠近接缝处干的比较快，内部较慢，就会造成接缝处上翘，从而车开上去就像老铁路的铁轨一样发出有节奏的噪音。而新的水泥技术和大型机械铺路设备，使得水泥能均匀快速干燥，不存在接缝上翘的问题。 洛杉矶越来越多的高速路省了一道上铺沥青的工序，不知是技术进步还是为了省钱。水泥路面与沥青路面跟轮胎的相互作用，摩擦系数显然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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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比“熬”的时代来了
【研究员】：WH
如果说千年变局是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百年变局则是从绝望开始的漫漫复兴路，那么去年的这场庚子变局，则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原以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的新冠疫情，最后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恐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从民众的角度而言，这场庚子变局也是一场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博览财经特稿】本文来自2021第九届智纲智库大会上正岛和王志纲的演讲。 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讲演，我们谈谈“变局”这个话题。 为什么要讲变局？因为世界变化得太快，很多人看不清方向，很多企业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很多昨天成功的门路与手段，成了今天失败的罪魁祸首，很多人登上巅峰之日，就到了没落之时。 不止商业的逻辑发生巨变，每个个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巨变，这一年以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家人也好，同学也罢，在争论某个问题时往往都会撕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家庭、同学群都吵得不亦乐乎，甚至到了“割袍断义”的地步，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变化太快，不断急转弯，很多人都被甩了下去，即使留在车上的，也免不了眼冒金星，顾此失彼。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谈论当下或者未来的变局时，任何就事论事的方式都是说不清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场变局，或许会清晰很多。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 近代史上，最早认识并提出变局的，应该是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李鸿章就提出了：“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这一观点，历史学家蒋廷黻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如今来看，李鸿章面对的“千年变局”究竟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三千年以来的农耕与游牧之争，被海权与陆权之争所替代，敌人不再从草原上来，而是从海上来。在“陆海之争”的背后，真正的变局是近代化。 从周秦之变以来，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制度，不管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格局几乎都没有变过，经过数千年的洗礼，逐渐变成了一个“局”，一代代地完善、增补，遇上了问题，就修改、微调，找出折中的方法。 数千年来，每个朝代的顶尖人物都投入到这个“局”的完善中来，如同大浪淘沙…… 当然，这个“局”也受到过冲击，经过了多少异民族的入侵，满清自己也是外来者，但是这些外来者顶多就是军事实力强，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治理能力都远不及中国，都会被慢慢同化。 但是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带动了整个世界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李鸿章所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入侵者，而是从科技、金融、制度、组织、军事等全方面领先的西方文明，对中国带来的降维打击。 作为时代最杰出的人物，李鸿章朦胧地感觉到了这场变局，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为这场变局而努力。但这种文明断层带来的差距，令很多人，尤其是令这个国家的掌舵者们心生绝望。
大家看这幅照片，背景有一首诗，一幅画。诗是李鸿章写的，画是120年前《辛丑条约》签约现场，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慈禧带着光绪逃跑，李鸿章复出，回京和洋人谈判，最终签署了《辛丑条约》，基本上宣布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彻底沦为盘中餐。 就在签订《辛丑条约》后不久，李鸿章在万众唾骂声中病逝，并留下一首绝命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其中两句话非常深刻：“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遥想当年21岁时，李鸿章进京考试，也曾写过一句类似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但经历数十年的苦苦支撑，李鸿章也从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少年，变成了大清朝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顶梁柱，三百年国祚兴衰，八千里民生涂炭。不再有一眼望穿万年的豪迈，只剩下绝望与无奈。 不止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一根根晚清的顶梁柱，最终还是没能撑起大厦将倾的大清政权。 李鸿章死后不到10年，清朝覆灭，当时的中国，就像一座破房子，谁都可以来踢一脚，民族自卑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认为中国一无是处：制度不行、文化不行、文字不行，甚至是人种不行。 我印象特别深，年轻的时候，看了这100多年来中国文化人的反思，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不行，连文化大家鲁迅都主张废掉汉字，甚至还宣扬“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鲁迅的说法并非个例，这股思潮发源于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为了向西方学习，严厉地批判民族劣根性，进行国民性反省，全面西化，并且确实收获成效，赶上了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班车，在中国头上作威作福，因此很多中国的文化人就觉得我们的文化确实是劣等文化，要彻底西化才能救国救民。 然而正是在这种绝望之中，国人却更加迸发出了救亡的激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中国真正迎来了救亡图存的百年变局。 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终于到了1949年，中国才回到有序的历史轨道上。 我去年写了本书叫《大国大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两三千年来，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国，有一个最典型的原则：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什么叫大道理？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国人发现，只有拥有一个强大中央、统一国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好它的国民，抵御住外来的自然灾难和战争。 但凡有个强大的中央，中国绝对繁荣强大。中央一旦弱小，全国一盘散沙，老百姓就生灵涂炭。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是这样。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选择什么路，成了最大的问题。邓小平专门做了一件事，去新加坡访问。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当年邓小平去法国留学时，坐船经过新加坡待了一天，他看到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华人社会。
短短几十年，新加坡成了全世界不可小觑的花园国家。之前西方人说亚洲人种不行，日本崛起之后没人说了，又说中国人种不行，但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国家，为什么也能崛起呢？小平是抱着这个疑问去的新加坡。 李光耀晚年写了几本书，其中讲到了和小平的这次交流，邓小平问了他一句话，同是华人，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发展成这么发达的国家？ 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破产的农民和渔夫，而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走到今天，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文化根基深厚、人才辈出，只要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和稳定的经济环境，只要官员们能够勤政，只要走市场经济，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 这次会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听完李光耀的建议，没有吭声。但这句话对他影响非常大。从此之后，他坚定不移地把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最终经过了40年来几代领导人的不断努力，还有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终于让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强国之林。也直接造成今天美国跟中国正面相对的大格局。 在电视剧《走进共和》中，梁启超曾建议李鸿章叛变清朝，被李鸿章拒绝，他对梁启超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这两位跨越百年的掌舵者身上，我们更能以宏观的视角审视这一变局。
如果说千年变局是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百年变局则是从绝望开始的漫漫复兴路，那么去年的这场庚子变局，则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原以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的新冠疫情，最后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 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恐怕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从民众的角度而言，这场庚子变局也是一场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自百年变局以来，国人的自卑情绪一直存在，尤其是部分公知，崇美恐美之风盛行，言必称希腊，凡是中国的都是糟粕，自我否定，未战先垮。 这股风潮直到去年还很严重，尤其是国内首先爆发疫情的那段时间里，很多人奋而发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仿佛中国的体制已经无可救药。 但让人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治好崇美病的，反而是美国糜烂的疫情。今天就算再亲美的人，也无法回避现实，再一味捧臭脚了。 有意思的是，我和不少人交流，发现越是年轻人，越爱国，越对国家的未来充满自信，甚至出现了“越出国、越爱国”的情况，尤其是经过疫情，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古往今来，一切案例都表明，自信和从容的国民心态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 总书记最近说了一句话：“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 这句话真是平淡又充满力量，“平视世界”的背后，有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天翻地覆！ 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崛起了 原本在边缘地带的中国，今天突然走到世界的主舞台中央。最近拜登上台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有句话全世界都在传“在我的任期内，我坚决不容许中国超越美国”。 这句话听了就觉得怪。拜登任期才4年，他的潜台词是说中国在4年之内就有可能超过美国，这简直比我们自己最乐观的想象都要乐观，很有意思。 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怎么回答呢？ “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这句话回答得非常好，只考虑怎么改变自己，至于客观上超过你，我不考虑。
但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焦虑，美国总统居然会说出这种话，这背后表明了美国已经站在万丈深渊旁边。 所以为什么美国感到后怕？因为一旦被超过，它所依靠的无形资产，包括通过美元薅全世界羊毛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相继爆发，那就不单单是老大老二的问题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崛起了，占地方了。这里面，我想到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当时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对广东可以说非常了解。苏东坡当年流放到广东时，曾形容广东人：其面如猴，其身如鸟。带有着强烈的优越感。 到上世纪80年代广东突然崛起，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还记得那时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暴发户、奸商之时，其主角往往操的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还有的称广东白话为“鸟语”。但凡出现一个奸商，说的肯定是广东话。 中国现在就是享受了当时广东的“待遇”。很多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丑化、妖魔化中国，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们从骨子里都认可中国的强大。 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背后是两大陷阱。
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总结出一个观点，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纵观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共15次老大易位，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次。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美国作为多年来的老大，收拾掉的“老二”数不胜数，从一战前后的英国、二战时德国到战后的欧盟、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再到解体的苏联，都曾遭受过美国的战略遏制。 在拜登上台之前，很多人都抱有一定期待，认为拜登会主动缓和中美关系。我则完全不抱类似的幻想，民主党向来更喜欢在对华议题上做文章，出于弥合国内矛盾的角度考虑，对华强硬也是拜登用来迎合民众的手段之一。 第二个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很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想迈向发达国家最终都没迈过去，像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等。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个危险。14亿人口中，还有大量亟待发展和致富的民众。所以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必须扶贫、造血。 作为社会观察者，20多年来我行走中国，从未见过政府消除贫困的意志像今天那么强烈。 近些年我在各地考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发现，当地干部把扶贫工作作为重点狠抓不懈，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贫困户各项难题，可见决心之坚。这就是中国制度上的优越性。 想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点就是高科技上必须突破，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将是重中之重，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 原来可以模仿、跟跑，生产一些低端产品。现在要想继续前进，在科技上得领跑、突破，否则是没有未来的。 菲律宾、泰国和拉美为什么最后走不动了？就是因为高科技上没有突破，不能成为火车头。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不搞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搞高科技。所以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短时间内都是一个没法调和的矛盾，这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晰。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没有未来了呢？并不是，在政客的打压和民众的排华情绪之下，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涌动，那就是商业的力量，也是规律的力量，我把这一过程形象地比喻为“三次‘借腹生子’”。
回顾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新科技带来的拉动效应。信息时代虽然起源于美国，但中国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可以说独步天下。一切经济竞争中，最根本的竞争是市场机会的竞争，只有嫁接到市场，技术才会产生价值。 我在硅谷与很多美国科学家交流时，他们讲到，美国的原发型创新像受精卵，而中国齐全的产业体系、产业配套和工程师红利就像是天然的卵床。两者必须结合，经过着床、孕育、怀胎、分娩的一系列过程，才能孕育出最终的产品。 任何一项高新技术都需要通过市场应用来完善，需要通过规模应用来成熟。中国14亿人口消费升级和巨大产业转型的需求，成为引导创新的“中国动力”。 从最早比尔·盖茨开启的PC时代，到乔布斯开启的移动互联时代，再到今天马斯克引领的智能时代，这些企业家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微软帮助中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大批门户网站应运而生，中国赶上了信息时代的快车；苹果虽然在中国赚取了大量的差价，但无意间也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大湾区产业链的升级与完善，其所开创的移动互联时代也催生了中国的一大批新兴巨头，甚至可以说华为今天在终端上的成功，也离不开苹果的孕育。 在眼前的特斯拉，也是一个中美之互补的成功案例。可以说是中国人把马斯克抬上首富之位，上海工厂的批量投产解决了产能问题，供应链本地化让造车成本大幅下降、中国人对特斯拉的热情又打开了巨大的市场，如果不是在中国，马斯克可能早就被美国的疫情拖死了。 很多像富士康、三星这类的企业，自以为是，觉得中国离不开它们，需要靠它吃饭，其实恰恰相反，中国能托起一个特斯拉，就能托起成百上千个类似的企业，庞大的市场不会因为缺了谁而停转，一走了之很容易，再想回来就难了。 生意人最现实，资本没有国界。“中美合作”所释放的巨大利益，通过新科世界首富的诞生，清晰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因此，即使在中美关系这么严峻的今天，从华尔街到硅谷，比尔盖茨也好、马斯克也好，桥水基金的瑞·达里奥也好，都在为中国说好话。 与其说他们热爱中国，倒不如说这批真正主导美国的精英们，深刻地知道中美合作的巨大利润空间，所以他们才不会和钱过不去。 近20年来，当两国的差距越来越近，美国试图让中国自主西化的想法又遭到破灭后，摩擦是理所当然的。 但无论从产业结构、文化理念、政治制度上，中美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欢喜冤家，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这话讲了几十年，但再没比现在这十字路口，这关键点上更发人深思了。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美国难过，中国在美国的打压下也难过；美国问题成堆，中国问题也不少。 所以下一步就是一个“熬”的时代，好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难的时候，中国难美国更难，你难竞争对手更难，先不要谈什么力争上游，谁能熬得久，谁就能在对手的尸体上爬起来，打扫残局，重整河山。 谁不倒，谁就占据了基础。美国人未来怎么折腾，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防御、反击，但最终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中国怎么去解决自身的问题。 比“熬”的时代来了 第三部分讲破局，怎么“熬”。只有打不死的时候，才有坐下来谈的可能。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时代变了，改革开放进入了下半场。很多企业家原来“甩开膀子挣钱”，现在感受到了不适应，处处受限，为什么？因为整个中国现在从数量增长、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变成先富带后富，至少要共同发展，甚至是公平优先。 这该怎么解读呢？十九大报告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可以说是指导中国未来至少20年的大方向、大道理。 早在2015年，也就是十九大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当时轰动很大。我预言中国要走向“三个重建”，第一重建秩序，第二重建文化，第三重建生态。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年的三十多年，是“大破”的年代，经济上破掉了“计划经济”，思想上也破掉了禁锢，但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却在滑坡，生态环境也是大规模破坏。 过去的三十年里，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发展就是硬道理。鼓励的就是敢冲、敢想、敢变通。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很多投机者都成了高官或富翁。这三十年甚至有一种潜规则在江湖上传得很广，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多少人一边骂腐败、一边投奔腐败，一边骂着道德沦丧、一边昧着良心做事，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注定不会长久的。6年过去，回过头看，三个重建全部兑现。 第一个秩序重建。原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贪腐问题之严重，说是千疮百孔都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中央树立权威，官场风气彻底改变，就是要做到令行禁止，甚至要倒查二十年。 第二个文化重建。尊老爱幼、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传统的价值观要重新提倡，必须要对得起天地良心，然后我们才能可持续。杀鸡取卵、不择手段，这个民族是没有救的，一定要建规矩、立章法。 第三个是生态重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之前喊了多少年，基本看不到成效，力度之大，小作坊小矿山说关就关，说整顿就整顿，不管触动谁的奶酪，一查到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拼命挣钱、不择手段挣钱的老板，感到不适应，这是必然规律。大家要有思想准备，以后靠数量发展、不计代价的方式，从生态、政策、文化上都不会允许的。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到来，新消费需求、新技术引领、新增长模式都将导致整个环境重新洗牌。整个中国发展到今天，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好人赚钱的时代到来了。 这是一个老板跟我讲的，他说原来我们要当坏人，如果不当坏人就赚不了钱。而到了现在，“坏人”赚钱的路越走越窄，以往那些追求翻跟斗走，高杠杆、短平快的玩法行不通了，那些想通过歪门邪道，讲故事、变概念、上市骗钱的玩法也该被丢进垃圾桶里了。 那个唯华尔街规则是从、升起来就是太阳的时代正式宣告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应当脚踏实地做好实业，摒弃投机心理，打造核心竞争力。 在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大时代里，需要专业精神、长期主义，而一切的前提，则是选准赛道，也就是要具备战略思维，明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大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继往开来；中到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价值实现，一个区域的发展，一个企业的转型；具体到个人，如何尽早明晰自己的优劣势？如何找到自己感兴趣、有感觉、并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这些都离不开战略。 重视战略的人，相当于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越走越顺。战略决策把握好了，少走弯路，有些人速度也不慢，但路选错了，总是在断头公路上跑，所以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有些企业，看起来业绩屡创新高，实则积重难返，跑得越快，离死亡就越近，这正是忽视战略的悲哀之处。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越是面对大变局，越需要具备强大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只有掌握了战略，才能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确定的方向！（来源：正和岛 作者：王志纲）
政经观察
有些人认为中国让两步就能缓和中美关系纯粹一厢情愿
【研究员】：WH
从各种情况推算，法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过审、在参议院通过都没什么问题，到了众议院这边也没问题，也会过。那么下面就是考验行政方面，也就是看拜登怎么处理了。拜登是可以否决法案的，但是他会不会否决现在不好说。我觉得他否决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对于两党高度一致通过的法案，拜登否决不仅会得罪共和党，还会得罪民主党本党。
【博览财经特稿】4月21日，美国“两党对华全面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甚至提出每年“砸钱”3亿美元，在全世界带反华报道的“节奏”，在中国搅动“颜色革命”。 拜登上台之后，国会反华气氛为何愈演愈烈？拜登时代对华政策做出改变了吗，还是在走特朗普老路？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观察者网：《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使用了“掠夺性”的国际经济行为、“军事扩张”等字眼来形容中国，这些可以看作是美国给中国打上的新标签吗？ 金灿荣：这个话以前应该是一些右翼学者、政客说过，将其正式写进法案里还是第一次。 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要这么写跟拜登本人关系不大，它反映的是美国国会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高度一致。这个法案是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提出的，民主党方面的提出者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斯（Bob Menendez），共和党方面是参议员里施（Jim Risch）。 首先，对于这个法案我们要高度重视，它反映着两党国会议员的高度共识，对华的敌意达到了新高度。 其次，法案涉及的内容确实很广，覆盖政治、军事、经济、内政各个方面。法案文本共283页，原本民主党文本282页，共和党的是146页，结合后增加了一点到283页。 大致分为这么几块：经济上，声称我们搞“掠夺性经济扩张”，对应地要对我们施加“反腐败”“知识产权规则”来整我们；政治上说我们“破坏国际规则”；军事上说我们搞“军事威胁”，而美国则要带领盟友一块抵抗我们； 还有一点特别令中国恼火，那就是美国将深化对中国的干预，包括对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地区事务的介入，最敏感就是取消很多美台官方来往的限制。 这种国会两党高度同步对华示强的情况，是特朗普时期都未曾发生过的，特朗普在位时反华态势还在酝酿，现在应该讲普遍态势已经成型。我们国内还有一些人存在幻想，说中国让两步就能够缓和中美关系，现在看来，这纯粹是一厢情愿。
从各种情况推算，法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过审、在参议院通过都没什么问题，到了众议院这边也没问题，也会过。那么下面就是考验行政方面，也就是看拜登怎么处理了。拜登是可以否决法案的，但是他会不会否决现在不好说。我觉得他否决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对于两党高度一致通过的法案，拜登否决不仅会得罪共和党，还会得罪民主党本党。最后的情况应该是，拜登不否决，但是有选择性地实施。美国真的实施了，中国肯定要报复，特别是台湾问题，真把中国逼急了，这游戏不跟你玩了，台湾问题就解决了，那美国损失就大了。 所以对于这个法案我个人估计最后会是这样，在外交委员会通过，在参议院、众议院会通过，然后白宫会签字，但在执行上也会做保留。美国的宪法外交权是完全给总统的，国会也不能具体指导总统怎么对付中国，这是侵犯总统外交权，是违宪的。 尽管这个方案有可能大部分不执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准备好比较有利的反制手段，以避免被美国打个措手不及。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审议日子从14日推迟到21日。既然这个法案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又何必要推迟审议？ 金灿荣：虽然两党反华态势高度一致，但在美国政治权力圈里国会只代表一部分政治力量，还有总统、法院、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如果法案提得太荒谬、完全没法执行，国会也有信誉损失。所以我估计，国会方面还得斟酌一下，听听各种意见，再修改修改。 而且这个法案现在有283页，大部分也没什么实质内容，都是骂中国，说中国是“另外一个苏联”、是“坏国家”，但都没有事实依据的，挺无聊的，后面提出的应对政策也不是很给力，就属于网民现在讲的“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嘿嘿！ 其实对于一个成熟国家而言，这么立法并不是好事，但从法案覆盖的内容来看，倒是已经比特朗普时期的表现更有组织性、系统性了。 观察者网：自拜登上台以后，中国学界对于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有何主流的讨论？ 金灿荣：我有这么几点观察：首先，主流学界承认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原来中美是既竞争又合作，现在就是以竞争为主。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无论哪个党执政，都会是以竞争为主，这是学界的主流看法。 其次，战略上中美关系虽然回不到过去，但战术上来讲，拜登还是比特朗普要更好应付一些，至少从主观层面讲，拜登本人更温和，也是个更成熟的政治家，对中国的态度也要比特朗普更好一些，起码十分重视中国。 第三，拜登反复强调中美要竞争，但不要冲突，这个态度挺好的。特朗普是故意寻求中美冲突，但拜登强调要避免冲突，这其实跟我们一贯讲的“斗而不破”是一致的，相当于拜登承认中美之间有很多合作点，包括气候变化、世界经济稳定、反恐、防扩散，这是特朗普所不承认的，我们也要看到。 第四，拜登用的人相对更靠谱一点，不像特朗普用的人，什么蓬佩奥、纳瓦罗这类的，跟神经病一样。
第五，我觉得拜登有个观点不错，就是强调美国跟中国竞争，关键在于搞好美国家里的事，而不是一味地压制中国。特朗普过去2018年、2019年连续施压中国，结果也没压住，中国的发展还是比美国快。所以拜登的说法是，美国不是压制中国，美国要好好地发展自己。1.9万亿纾困法案通过后，拜登马上又提出一个2.25万亿的基建法案，这可以看作美国试图加强国内建设的重要举措。 当然拜登说得很漂亮，嘴上讲不压制中国，实际上还是会压制。只不过总体来讲，拜登的思路比特朗普好。特朗普的思路是美国非常好，中美关系不好完全是中国的原因，那这种态度就没法谈了。 最后，主观上拜登也还愿意与中国对话，于是有了中美领导人在阿拉斯加的会面。 这是目前我对拜登新政府的一个观察总结。战略上中美还是竞争的，但战术上，我觉得中美关系还是缓和了一些。 观察者网：拜登新政府执政伊始，中美、德日、日美、美韩举行的都是双边会谈，而非多边会谈，这可以看作对特朗普破坏多边的修复，还是说拜登其实在走特朗普的老路？ 金灿荣：拜登的做法会有调整。首先我们得认清，拜登的全球战略还未定型。因为他们家里事很多，防疫、重振经济，都是难题，还有政党恶斗。现在除了对华议题，其他所有议题美国现今两党都是恶斗的。另外美国种族矛盾也挺尖锐的，黑白之间的矛盾，黑白联手打击亚裔。现在美国还面临一个技术性问题，叫“非法移民面对人道主义危机”。拜登对移民相对较好，导致中美洲大量移民赴往美国，这也是潜在的危险。 由于美国现在家里要处理的事很多，所以拜登做不到全身心地搞外交，导致其整个外交战略尚未完全定型。 但拜登也已经尝试做出一些不同于特朗普的改变了，首先就是要借助盟友的力量。美国外交高官、国防高官频频做2+2出访，目的就是要首先把盟友队伍重新组织起来。 另外，拜登要重回国际组织，特朗普退掉的19个群他现在要逐一恢复；拜登对人权议题也更重视。民主党传统就三张牌嘛：盟友牌，国际组织牌，人权高地牌，拜登加强的就是这三方面。这是跟特朗普不一样的地方，特朗普对这三个方面并不十分重视。 观察者网：梅内德斯在宣布《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时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对中国的意图和行动保持清醒的头脑，并相应地调整政策和战略。”你认为，美国如果“清醒”，应该怎样处理和现在中国的关系？ 金灿荣：我认为，美国如果真正“清醒”，应该接受中国崛起，放弃那些没用的“瞎折腾”。 但梅内德斯讲的这个“清醒”跟我的理解并不一样，他讲的“美国清醒”是说，以前美国被中国骗了，因为中国韬光养晦，而美国忙着反恐，没顾上遏制中国发展，而现在美国清醒了，真的要把中国当对手了，要全力以赴与之竞争了，他管这个叫“清醒”。 这哪叫“清醒”，这是另外一种的糊涂啊。从大历史角度看，美国肯定是阻止不了中国崛起，清醒的做法就是接受中国崛起，把中国当伙伴，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寻找中美合作的机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摆出一副用吃奶的劲儿跟中国对抗的架势，这纯属瞎耽误工夫。（来源：观察者网白紫文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
靠高额举债推动 拜登拉动美国基建前景难料
【研究员】：WH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中国仅用了20多年就建成了与美国相当的高速公路网，而今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除此之外，中国还建设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中国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超过世界总量的2/3。中国5G移动通讯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网速更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基础建设的成就令全世界瞠目结舌，“基建狂魔”的称号不胫而走。
【博览财经特稿】拜登上任不久就遭遇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导致的刻骨铭心的灾难。今年2月14日一场罕见的冬季风暴席卷美国，处于低纬度温暖地带的美国德克萨斯州经历了罕见的寒冬。由于电力基础设施的缺陷，当几十年一遇的寒潮到来的时候，德州电力系统崩溃，相当一部分能源设施瘫痪，几百万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断电断水断气。 老旧的机场，坑坑洼洼的道路，事故频发的铁路网，落伍的移动通信，危机四伏的电力系统……就像拜登前不久在登机梯上接二连三跌倒的画面，美国给人的感觉是：老了。 美国的基础设施曾经是世界的楷模 上世纪90年代初，“车轮上的美国”那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是最让初出国门的中国人震惊不已的。绝大多数留学生出国前都没有见过什么是立体交叉的高速路。 当时就在想，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费钱的，高速公路无异于100美钞一张接一张铺出来的，而我们出国前的月工资只相当于10美元，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要想建成美国这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恐怕需要100年。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中国仅用了20多年就建成了与美国相当的高速公路网，而今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除此之外，中国还建设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中国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超过世界总量的2/3。中国5G移动通讯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网速更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基础建设的成就令全世界瞠目结舌，“基建狂魔”的称号不胫而走。 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高速公路却日渐老旧。记得20年前第一次开车沿I-10号州际高速公路去洛杉矶，车一进入大洛杉矶地区，就开始像当年坐绿皮火车一样发出有节奏的噪音。 最初我的第一直觉是车轮胎出问题了，恰巧听到后边有人按喇叭，想必是有人提醒我车出了问题？赶紧找了一个出口开了出去，仔细检查了一遍轮胎，发现没有问题啊。重新上路才注意到是道路干裂破损造成的。
高速公路一般都是钢筋水泥打一层路基，水泥路基存在热胀冷缩，所以铺设水泥路面时每隔一段距离都必须留缝，给夏天酷热时水泥膨胀留够热胀的余地，否则就会造成毁灭性破坏。再在水泥路基上铺一层薄薄的沥青，由于沥青是柔性的，故能增加路面的光滑度，减少摩擦和噪音。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北京建成第一条环城立交二环路时，车开在水泥路面上边会发出“啼啼塌，啼啼塌”有节奏的噪音，那就是水泥路接缝造成的。然而现在的水泥路面可以有接缝没有噪音，因为早期道路水泥人工铺筑，水泥干燥凝固的速度靠近接缝处干的比较快，内部较慢，就会造成接缝处上翘，从而车开上去就像老铁路的铁轨一样发出有节奏的噪音。而新的水泥技术和大型机械铺路设备，使得水泥能均匀快速干燥，不存在接缝上翘的问题。 洛杉矶越来越多的高速路省了一道上铺沥青的工序，不知是技术进步还是为了省钱。水泥路面与沥青路面跟轮胎的相互作用，摩擦系数显然是不一样的。
美国大多数地方还是沥青路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高速路面出现沥青层龟裂破损现象，就是美国人常报怨基础设施维护不足的原因之一。笔者所在的城市一半以上的道路开上去有坐绿皮火车的感觉。沥青路面需要定期保养、重新铺设才能保持平滑。从路面状况也可以看出地方财政的窘迫。 除了道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陈旧落后，近年来到美国留学旅游的年轻人，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美国移动通信信号太不给力，不仅弱，而且稍微偏僻一点就断线没信号了。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无利不起早，没有效益就没有基站。一些偏远的小地方，没有移动通讯信号，只好采用省钱好用的华为设备和技术路线自搭局部网络。当然前年这也让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联邦政府出钱强制地方拆除华为设备。 笔者所在的单位在市区，但稍微偏僻一点，周围没有居民和大型商业区，信号弱到发个短信都困难。上班时间智能手机就只能当个二代机使用，要急着发短信还必须走到外边找信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公司不得已只好自己在建筑物内部安装了信号增强器。然而那些增强器只对公司官方使用的手机品牌起作用，其它品牌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长期以来，美国有钱打仗却缺少解决老化基础设施重建和新建基础设施的财力。民选政府最大特点就是，迎合选民诉求、减税、发钱、涨福利、财政性买票。一次次大选轮回中，少有政客真正在意短期见不到效益的公共投资项目，而任由基础设施一天天破败下去。伺候好选民的眼前利益是政客的必修课。吃饭财政，分光吃净就成为美国乃至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共性。 拜登勇推“大基建”、“大政府”等被西方鄙视的社会主义特色 《华尔街日报》4月5日刊文：《美国羡慕中国的基础设施，但要模仿它并非易事》。文中感叹，就连批评中国态度最坚决的人也惊叹于该国建造桥梁、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能力。气派的机场、宏伟的体育场和亮丽的天际线吸引着游客前往中国。这个当年的穷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变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和经济对手，而基础设施可能是其现代化进程中最明确可见，也最令人钦佩的一面。 效法中国，已经成为拜登政府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手段。拜登敦促国会通过他的大基建计划，宣称，这用于修缮桥梁和公共交通工具、翻新机场和社区、扩大网络覆盖范围等工程的2.3万亿美元，正是“战胜中国”所需的成本。 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靠的是“美国第一”，用强权政治，极限施压搜刮全球，实现美国（眼前）利益最大化。特朗普那种以邻为壑、竭泽而渔、鼠目寸光，无所不用其极的霸道做派，除了中国以外，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靶子。 表面上看，美国狠狠收割了全世界一茬羊毛，经济向好，失业率降低，但是并没有像特朗普承诺的那样，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基础设施没有改善，中产阶级没有壮大，内生动力无从谈起。一场疫情更是让美国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无遗。 拜登明白特朗普“美国第一”的短视行为即便能收获一时之利，却无法让美国经济行稳致远，再次伟大。环顾世界，只有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表现最亮眼。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稳健并充满活力。中国的经验令西方既恨又爱。 每当遇到经济危机，西方的办法就是发钱买票，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而中国的办法是扩大基建投资拉动经济。最终两者一定程度都能起到重启经济的效果，然而对经济结构的作用却大相径庭。 直接发钱的结果——经济虽复苏，却只是原地循环而已。而基础建设投资撬动经济的结果不仅拉动经济，而且留下巨额优质资产，基础设施和产业进步螺旋式提升，极大提高了国家整体实力和经济结构性效益。每次危机后，中国经济又上一个台阶。 面对中国的成功崛起，特朗普选择用阴招、狠招、致命招，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试图把中国绊倒。如果这些手段有效的话，拜登当然愿意继承一切特朗普遏制中国的招数。让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疫情下来，特朗普损人不利己的招式对美国的伤害甚至比对中国的伤害更大，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拜登反思，最要紧的是自己跑得更快，而不是完全指望把对手绊倒。 拜登2.3万亿美元《美国就业计划》 拜登一定程度上看到美国问题所在，效法中国，通过扩大基础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增加就业。“这个国家不是华尔街建立起来的。你们，伟大的中产阶级，建设了这个国家，而工会造就了中产阶级。是我们重建中产阶级的时候了。我们要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拜登说：“这是美国赢得未来的时刻”，并表示，这一举措将“使我们能够在未来几年赢得与中国的全球竞争”。“这是美国一代人仅有的一次投资，与几十年前我们建造了州际公路系统空间站和太空竞赛都不一样。”“事实上，这是自二战以来美国最大的就业投资。” 继上任伊始1.9万亿美元的纾困援助计划之后，拜登政府又推出一个高达2.3万亿美元的更大经济刺激计划。3月31日在传统工业重镇匹兹堡演讲时，拜登宣布了这项计划的第一部分方案，其总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主要着眼于基建和经济复苏安排。 拜登政府拟在桥梁、道路、公共交通、港口、机场和电动汽车开发等交通基础设施上投入6，210亿美元。包括用于修缮2万英里的道路，重建10座重要大型桥梁，1万座小型桥梁，以及改善水路和港口设施。
拜登也要搞大基建，大政府，用中国人的方法战胜中国。 中国对外的“一带一路”政策一直被西方质疑是“新殖民主义”。其实正是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成就令西方不寒而栗。此前路透社曾报道称，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后向媒体表示，他提议，应该有一个类似（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把民主国家集合在一起，协助世界上那些需要帮助的区域。 美国大基建辉煌的历史 1929年10月，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1933年上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挽救濒临绝境的美国经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施以“复兴、救济、改革”为内容，包括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措施。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和工作救济(即以工代赈)的罗斯福新政运动。 马歇尔计划重建战后经济，四年多时间内耗资约130亿美元，使美国战后经济快速起飞。去年纽约客杂志的哈佛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写道，依据马歇尔计划支出的资金约相当于1947年美国GDP的约5.4%. 195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联邦高速公路法案，拨款300多亿美元建设长达41000英里（65600公里）的联邦（州际）高速公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公共建设项目，它开启了美国州际公路的时代。 “2009年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是奥巴马政府应对次贷危机的产物。针对2008年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危机所提出的总额7，870亿美元的美国经济刺激方案，占到2008年美国GDP14.7万亿美元的5%。其中包括2，860亿美元的个人和企业减税措施，以及5千多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计划组成。其中1200亿美元用于基建计划和科学研究投资，改善公共交通系统，兴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众议院在该方案中添加“买美国货”条款，要求获得振兴款的公共工程只能使用美国制钢铁。 2012年6月，奥巴马签署了“推进21世纪发展”的法令。在2013和2014两年间，拨款100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地面交通系统。 民主党总统似乎更重视基建，美国铁路几次出现转机迹象。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推动在2000年开通“阿西乐”特快列车。2009年，奥巴马政府计划将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改善纳入“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为修建高铁或改善铁路的州提供共计80亿美元。遗憾的是十年过去了，美国的高铁梦仍然是个梦。 拜登以GDP20%巨额举债拉动经济力度够大 能立竿见影？ 拜登2021年2.3万亿美元《美国就业计划》占美国2020年GDP约11%，实际上加上1月份通过的1.9万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计划》，拜登手中将有4.2万亿用于应对这场危机，占美国2020年GDP约20%。看起来真不少了。 2009年，拜登就任副总统期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为修建或改善铁路的州提供启动基金或补助。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奥巴马展望了美国的“高铁梦”——“在未来25年里，我们要让80%的美国人坐上高铁。”时任美国副总拜登和交通部长拉胡德随即宣布，在6年内花费530亿美元建设高铁。拜登的高铁梦已然启动。 在奥巴马政府的财力支持下，直到2015年1月6日，在相对于最初预期开建时间延宕数年之后，加州高铁项目终于在加州中部重要农业城市弗雷斯诺（Fresno）破土动工。 其实加州高铁项目在几十年前就已出现雏形，专门负责规划监管这一项目的政府机构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CHSRA)也早在1996年就已经成立，但时至今日高铁项目依然步履维艰。 特朗普由于对加州民主党政府不满，两年前曾扬言如果加州高铁再无进展就必须归还联邦政府的拨款，一时成为舆论热点。 笔者常开车去洛杉矶，不到600公里的路程，加上加油上厕所堵车，常常需要开6-8个小时。自己开车还存在安全隐患，本地报社主编一家，就因为夜晚开车赶路从洛杉矶回来时打了一个盹，车毁人亡，一死两伤。但是如果有高铁不到两小时就到了，每想到此就无比羡慕家乡的便捷。 拜登“美国就业计划”中，有800亿美元用于改善美国铁路网，是美国数十年来最大的铁路投资。 由此美铁提出新建30条线路、增加20条线路列车班次的计划。去年11月，美国高铁协会就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建议拜登政府推进五大高铁项目，包括修建加州高铁、得州高铁、佛罗里达州高铁，修建连接温哥华、西雅图、波特兰的线路，以及升级东北走廊线路。 在基建方面，中国实现了从自行车到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估计也是绝后的。世界不可能再有中国这么大规模、几十年内密集的基础建设工程。 中国的成功不仅在于投资到位，还包括长期布局及技术人才的积累、全国一盘棋的配合，良好教育和训练有素的建设大军，以及基础建设全产业链的支持。显然美国可以直接运用的中国经验非常有限。 工业能力今非昔比 上升期的美国曾经是世界工厂，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二战结束时美国经济全球第一，GDP占到了世界的56%，工业产值占到了世界的40%以上，黄金储备更是占到了世界的75%。可谓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加上训练有素的转业劳动力大军，成就了令世界惊艳不已的一代辉煌。 以现代工业的基础——钢铁和石油为例，那时美国的钢铁产量占到了世界的63.92%，石油产量占到了世界的70%以上。美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经济和工业霸主。 而如今的美国工业，产业链破碎，基础工业衰退，早已不具备支撑大规模基建的供应能力。比尔•盖茨2014年公开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数据：中国在此前3年使用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使用的还要多。根据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钢铁协会的数据，中国钢铁产量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去年的产量是美国的14倍。 拜登的大基建目标是击败中国，绝对不想从中国进口任何大基建所用的工业品，那么美国基建的“本土化”设备材料从哪里来呢？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能够提供与中国基建规模相匹配的工业产品。因此拜登的大规模基建和高铁梦要想成真，在排除中国的前提下，就必须重建铁路基建产业链，那绝不是2万亿美元能摆平的，更难以在4-8年任期内兑现。 美国没有现成的庞大工程师队伍和熟练的基建产业大军 新中国建国以来，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伴随着中国教育的普及，工程师队伍的培养，产业链的形成，基建建设力量不断积累壮大，这种积累不可能靠花钱就一蹴而就。 亚瑟•赫尔曼的《美国的STEM危机正威胁着美国的安全》分析2016年中国有470万应届理工科毕业生，而美国只有56.8万，仅占中国的11%。更令美国忧心的是，即便在这区区56.8万毕业生中，还有一半是外国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中国人。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周济说，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的数量，相当于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的总数。 在基建领域，中美工程师力量对比就不止10倍的差距了。美国哪来大基建所需的“本土化”工程师队伍和熟练工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远水解不了近渴，拜登的大基建梦不好做。 土地公有制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但是美国不具备 美国政府手中有殖民地时代积攒下来的大把政府土地资源，然而，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土地。仅征地一项扯皮，就不知道会延宕多久，这是拜登大政府无法控制的。《洛杉矶每日新闻报》2019年10月23日刊文称，奥巴马推动的加州高铁建造初始阶段需要收购1830块土地，但直到开建多年后的2019年，仍有304块土地“悬而未决”。 靠高额举债推动基建后果难料 美国除了社保、医保、军费等刚性财政支出，可以用作基础设施投资的预算本来就入不敷出，连基础设施的维护费都捉襟见肘，更不要说大规模基建投资了。美国外交学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在基建方面的支出占GDP的2.4%，而中国为8%。中国拥有至少100万座桥梁，其中包括大部分世界最高的桥梁。在世界100座最高摩天大楼中，49座在中国。
拜登2.3万亿计划中的6210亿美元用于交通基础建设投资，按8年计算年均776亿美元，按15年计算年均414亿美元。 数十年来，美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一直不足，欠账太多。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统计，2019年美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远低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4.2%的投入水平。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其最新的《美国基础设施工作报告》指出，美国现有投入在机场、公路、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运维上的资金只有所需资金的一半左右，缺口近2600亿美元。这也是为什么17种基础设施中有11种评级为D。此外还有许多传统运输和水资源系统得到了最低评级。 4月7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美国制造税收计划报告》指出，尽管美国公司赚取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利润，但美国的企业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却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要低。美国新任财政部部长耶伦更是痛心疾首地撰文称，“美国的税收收入已经处于几代人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随着税收的持续下降，美国将有更少的资金用于投资机场、道路、桥梁、宽带、工作培训以及研发”。 美国基础设施长期投资不足，状况不佳，靠6120亿补足欠账显然绰绰有余，而推动大规模基础建设，特别是建设成本高昂的高铁，似乎还是心有余而力道不足。 中国大部分高铁都靠政府建设和补贴运营，注重的是社会效益。不赚钱的买卖，引入私人资本难度大。长期补贴将进一步加剧基础设施运维成本，对美国的吃饭财政将是难以承受的挑战。 当然拜登可以根据需要再追加投入。美联储理论上可以无上限印钞，美国摆席世界买单。然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是建立在美国国家信用基础上的。滥发钞票，输出通货膨胀，最终损害的是国际货币美元自己。一旦唯一的硬通货美元信用扫地，美国霸权仅靠武力还能维持多久恐怕不难预测。 拜登画了一张美丽的大饼，计划通过增加企业税来筹措建设资金。然而那只是说说而已。特朗普把企业税从35%降到21%之前，美国财政收入也没有充裕过，一直都是赤字财政。拜登提高到28%，能补充多大的财政窟窿，要打个巨大的问号。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3月4日发布的《长期预算展望》显示，“联邦政府预算正处于不可持续的长期轨道上”，根据现行法律推算，到2051年，财政支出将从占GDP的21.0%增长到GDP的31.8%，而财政收入将从占GDP的16.3%增长到18.5%，导致赤字飙升至GDP的13.3%。 对于正常年份的赤字规模已经接近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而言，拜登加税计划的效果只能算杯水车薪。如今，美国联邦政府的净利息支出约为3，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拜登政府每年税收的增加额甚至不能覆盖国债的利息支出。 美国政府系统的效率令人堪忧 主要用于连接凤凰城到拉斯维加斯的州际高速公路命名为I-11始于1992年。酝酿至少20年，好不容易10年前联邦政府批准修建。翘首以盼能开车省一小时时间，然而只听楼梯响，迟迟不见人下来。 大约三四年前，笔者从拉斯维加斯到胡佛大坝的路上看到I-11 的标志，觉得I-11终于来了，然而260英里长的高速公路，只在4年前修建了胡佛大坝附近15英里的那段绕镇高速公路，摆了几个I-11的牌子就又停下来了。
大规模道路基础建设是跨州项目，需要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配合与默契。美国的两党政治，特别是众多共和党控制的州愿不愿配合拜登，很难说。 里根小政府大市场的供给侧改革，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等，已经极大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拜登打算推动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大政府行政改革，没有相应的法规配套、干部素质、行政训练和能力。 拜登富人税负增加，中下阶层减负的口号，看着美好，但跨国公司是否顾全大局愿意多交税并主动支持制造业回流才是最大难题。没有本土制造业，哪有本土高铁。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近日公开呼吁各国对跨国公司设定统一的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我们可以共同使用全球最低税率，以确保对跨国公司征税的环境更加公平，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就是要断了跨国公司海外避税的后路，通过国际大环境改变逼迫美企回流。 且不说特朗普当年以邻为壑，大规模减税吸引世界企业流入美国的效果尚且有限，如今让全世界配合美国加税，难度很大。 奥巴马时代、特朗普时代都推动过基础建设投资，然而美国基础设施却每况愈下，现有基础设施维护保养投入严重不足，如果美国拿出军费的一半（即使军费减半，美国仍是世界军费最高的国家）投入到民生会是什么结果呢？
4月9日，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在白宫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基建计划”的问题时，酸溜溜地表示，美国基建水平不如其他国家的事实挑战到了美国人的基本观念。他还声称，自己无法满意于中国人能比美国人享受到更好的铁路交通，美国人才应该拥有最好的。 拜登总统相信，民主制度需要提醒世界它也能解决重大问题。民主需要站起来，表明未来仍然属于我们。拜登还称，他的计划将有助于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这项计划将让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更有竞争力，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使我们有能力在未来数年在与中国的全球竞争中取胜。” 美国总统拜登在就任后首场记者会上称，任内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不管拜登“任内”是四年还是八年？束缚中国前进的步伐，让美国跑得更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侯峰）
通胀不是显而易见的问题 无需过度担心美元超发对中国经济冲击
【研究员】：WH
至于我们今年为什么定了6%的目标，而不是我们刚才分析的9%左右或者IMF预计的8.4%，其实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可以把6%的目标值理解为今年的下限，不仅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是恢复性的，要进一步巩固发展的基础，也是考虑同明年、后年的目标平稳衔接。”
【博览财经特稿】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9310亿元，同比增长18.3%，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将中国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预测提高到8.4%。 在“双循环”和“碳中和”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速升至高位意味着什么？观察者网特此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观察者网：中国今年确定的GDP增长目标是6%以上，但之前IMF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增速预期比较好，中国增长8.4%，美国是增长6.5%，全球大约是6%左右，能否评论一下这样的现象？ 张军：中国近年来对增长目标总体上不再那么强调，其实从2014年之后克强总理在各种场合谈论的只是一个大概的增长区间，而不是过去那样的严谨目标值数字。 去年疫情以后，GDP增长受到冲击，全年来看虽然我们保持了正的增长，但是从过去多年的增长趋势上来看，显然还是因为疫情冲击偏离了趋势性的增长率。 但好消息是，去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加速恢复。看起来这个趋势正在保持，而且由于去年基数变小，按照同比计算，2021年的增速肯定会显著超过过去若干年的平均值。考虑到去年只有2.3%，而趋势值是6.5%左右，所以要恢复到正常值，今年的增速就很可能会反弹到9%左右。 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其实一个经济一旦形成一个强劲的增长趋势以后，就有增长的惯性，虽然也会受到各种不确定性的干扰，比如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国货币政策调整、资本跨国流动变化、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汇率波动等等，这些短期的冲击也会干扰这个增长趋势。 但只要宏观政策得当，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始终保持警觉，一旦出现扰动，我们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冲，我们就有可能确保经济能够在趋势性增长的轨道上。 至于我们今年为什么定了6%的目标，而不是我们刚才分析的9%左右或者IMF预计的8.4%，其实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可以把6%的目标值理解为今年的下限，不仅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是恢复性的，要进一步巩固发展的基础，也是考虑同明年、后年的目标平稳衔接。”当然了，这并不排除实际上我们今年的增长数字肯定会从一个低位往上跳一下。 观察者网：公布一季度的GDP增长数据，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4.5%，两年平均增长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两年平均增长4.2%。都是比较大的增长。 张军：在我看来，这些强劲的反弹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快速弥补之前因为疫情造成的产出缺口。去年疫情全面隔离，导致经济几乎停摆。因为同比核算的原因，就会出现这么刺眼的数字跳涨，不过的确符合市场预期，市场已经预料要到今年前三个月肯定有剧烈的反弹，接近20%的增速。去年一季度受到疫情的冲击最严重，负增长几乎7%，加上今年的季节因素，有18.3%的GDP增速是不足为怪的。 观察者网：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经济的正常趋势会受到一些扰动，包括外部美联储货币政策、大宗商品的一些波动等等。去年疫情以来，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放水比较厉害，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有一波上涨，到今年目前来看，一季度PPI是4.4%，是比较高的水平，CPI温和抬头，有市场声音担忧输入性通胀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张军：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非常短期的现象，并不是结构性的问题，从政策面也比较容易对冲。 大宗商品外部价格如果因为需求有明显的波动，我们国内其实也会动用很多政策来加以应对，比如说各行业都有一些存货，如果价格过高，可能我们会考虑抛售存货，减少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另外，输入性通胀一旦出现苗头，央行的货币政策也会做出相应调整，政策会比较谨慎一些。 美国推行的刺激政策，大量的美元超发对全球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要同时考虑到美国的货币超发是为了刺激总需求，希望以此来带动产能的回升，弥补去年疫情以来的产出缺口。而且，这么做必然有助于美国扩大进口，而中国恰好去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已经基本恢复，所以美国的扩张政策对中国经济也有正面的拉动，中国的贸易部门会受到一个正面的影响。
所以对美国而言，通胀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尤其在疫情发生的一年半以来，美国的很多产能其实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有大量闲置。 货币超发以后，短期内能刺激更多的就业需求，有助于不断缩小产出的缺口，这个时候对物价的影响就相对不是那么明显，或者会比较滞后。只有当接近充分就业的时候，货币超发才会显著推动价格上升。 我觉得现在某些媒体对这些事情显得过于敏感了，一看到美国有经济刺激政策出台，马上想到通胀，其实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要看产出缺口是否存在，也就是潜在GDP还能不能增加，如果拉动需求以后，可能导致过去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供给能够因为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增加产出，失业人员可以重新找到工作，能够提高产能利用率，缩小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能力之间的缺口，那么对物价影响就是第二位的，或者说物价的变化就不那么重要了。 对全球来讲，我想美国的政策初衷是首先会去缩小这个缺口，这些钱也不会马上都流到金融市场。美国的刺激政策一方面是刺激基建，另一方面是发钱给老百姓刺激消费，我听说现在美国南方的一些旅游地区非常火爆，这对美国的整个服务业部门、实体部门都会有比较正面的影响，对金融市场也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我认为相对于2008年政府救市的那种方式来说，现在的不利影响还是次要的。 观察者网：刚才提到美国需求恢复，包括消费拉动，其实对中国的经济恢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确实看到这样的现象，中国出口恢复得非常快，沿海地区订单加倍，工厂加班加点生产，集装箱紧缺等等，但是现在有一些担忧，随着美国就业和生产恢复，疫情期间强刺激的货币政策逐渐退出，来自海外的需求是否会降温。那么我们这边的生产，甚至投资和产能的扩张，是不是会有一点过热，导致一些错配的发生？ 张军：美国的货币政策之前对中国出口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拉动，那么将来它的货币政策调整，我们的出口会不会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超强增长回归到正常增长？我想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我们要清醒，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出口其实已经逐渐回到一个正常的增长水平。只是因为疫情让我们的出口才突然出现十几年都没有过的超长增长，比如医药、医疗器械、纺织品等等增长都比较快。这是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中国整个出口部门的常态。总体上，我们看到中国出口部门目前是在进行艰难的转型。 转型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们大多数的出口企业，现在都希望从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向“两条腿走路”转型。很多企业开始关注内循环，关注国内市场。 过去广东、浙江这样的省份，集中了大量中小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完全以出口为导向，对国内市场涉足的很少，但现在他们看到了未来国内市场的机会，也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 还有一个层面的意思，中国的相关行业也开始进行国际市场的“再布局”，从过去比较依赖欧美市场，经过这几年的调整，转向其他的市场。 比如他们发现，其实目前销售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亚、东南亚。这次疫情中，很多制造业出口企业发现东南亚市场逐步繁荣，从长远来讲，我们也可以想象欧美的增长边际放缓，景气相对衰弱，亚洲地区新兴市场反而相对比较集中，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东亚、东南亚，中国企业过去对这些地区的依赖还不是很高，去年我们核准RCEP，有可能形成一个包含15个国家，占全球1/3的以上人口的超大市场地区。
嗅觉比较敏感的中国出口企业，一定会去布局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市场。将来绝大部分国家批准协议后，很多产品都会变成零关税，这对我们这些出口企业的生存也是巨大的利好。 虽然我们跟欧盟也签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BIT)，但是最近遇到一点波折，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民企更容易把握的、确定性更高的暂时还是周边市场，这也是对他们比较利好的事情。 而且我们的RCEP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东北亚市场，因为我们跟日本、韩国都尚未实现自由贸易协议的安排，现在有了RCEP以后，至少我们在双边层面上，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零关税了，可以作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先行或铺垫，通过东盟10国+5的RCEP机制，未来可能还会加印度，这对我们的出口中长期会有比较大的利好。中国企业的出口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观察者网：在双循环内，我们会有更多地区和国际之间的合作，您之前也讲过国内大循环可以理解成中国向全球开放更大的市场准入承诺，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张军：“双循环”这个概念和提法很容易让人想成是两个圈，但是这两个圈有没有交集呢？我们当然希望这两个圈有一定的交集。 中国过去的国际大循环，可以从地理上看成，沿海地区跟整个太平洋范围内的循环，现在，国内大循环可以理解为这个圈的放大，也就是从沿海放大到中国的内地，把内地也圈入其中，依托中国从沿海到内地的这个巨大的市场，跟太平洋以及全球市场融为一体。所以换个角度，很多人理解的国内双循环是两个圈，其实也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圈。 理论上，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拥有全产业链，供应链也比较完备，可以自给自足实现内循环，但我们不能使其封闭，我们是一个“内循环”而非“自循环”的系统，要将其开放，将我们国内巨大的市场纳入到全球市场当中去。包括刚才提到东南亚、东北亚地区，跟我们经济循环的契合度很高，也可以打通。 观察者网：“十四五”报告里面提到，国内目前面临着一些投资乏力和消费不足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房地产泡沫如果不挤出的话，中国的内需消费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也看到目前官方对房地产的监管力度是很强的，想请您谈一下这个现象。 张军：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能完全作为全局的问题来看待，它更像是个不平衡的现象，这个现象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造成的。 房地产价格也就是北上广深、沿海地区等地区比较贵，内地房价相对而言是不贵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房价比较高，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的政策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和视野。在空间和区域经济发展上，应该鼓励将更多的经济资源聚集在这些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和都市圈，这也是经济学家可以给出的一个重要思路。 北上广深等城市房价高就说明人们愿意往这边去，这边发展好、生产率高，每单位土地、每单位资金的生产率都远远超过其他地方，这样的话，应该鼓励更多的资源流向这些地区。 从流动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资本、人口都已经流动起来，问题是土地怎么流动？ 目前我们的土地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受到管制，把耕地变成建设用地政策更加有严格的管制，土地要素受到严格的用途管制和总量管制，这已经成为资源要素流向城市群和都市圈发达地区的一个障碍。 因此，土地的管制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简单的思路是建设用地指标、主体指标要跟着人走。比如，杭州每年流入几十万的人口，但这些人并不给杭州增加任何建设用地，这就需要在全国层面上，进行关于土地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的改革，使其流动起来，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入多，那么就可以使用更多的建设用地。 对于周边的地方，我们推行区域一体化，比如长三角的三省一市。不要出现由于房价上涨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让更多的人匹配更多的空间用于建设，这样就能相互促进循环起来。我认为这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观察者网：前段时间，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举行，总投资4898亿元的216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我们也能看到一些项目比如特斯拉、半导体产业链，以及人民币债券等资产落地。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对资本仍然有吸引力，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张军：尽管美国对中国进行高压制裁，但从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上，肯定是中国这边发展以及投资回报更好。 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有一个针对欧盟、美国商会的调查，问有多少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基本上都在10%以内，大家离开中国的意愿很低，大多数都认为中国有很好的投资潜力和营商环境。 观察者网：“十四五”强调“碳达峰”和“碳中和”，最近一些碳交易的措施也在加速落地。中美不久以后会开G20气候变化峰会，这些举措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怎样的变量？ 张军：中国力争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这几十年当中，如何做到净排放逐步递减？在减排过程当中，经济发展需要付出哪些代价等等，目前研究还不够，现在也有一些人担心“碳中和”可能会让我们经济放慢增长速度。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包括现有的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发电供气等等，要从根本上发生转变。 未来的10年到20年，整个的产业政策要怎样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冲击到底有多大？这些都需要科学的量化分析。最近也有论坛上说，我们不能抽象化地去看“碳中和”和“碳达峰”，还是要把账算清楚，心里才能有底。（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张军）
人物广角
曾经倒下的快递业巨人 “看清自己”的陈平会卷土重来？
【研究员】：WH
陈平的结局本不该如此。他是一个愿意为梦想献身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曾累到心脏病突发而紧急送医，康复后却依然如故；他被认为是业内最善待员工的老板，重新创业后，有上千旧部从全国四面八方响应而来……但努力和品格的背后，陈平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的“个性”付出了代价——当两次创业时，自己的观念和合伙人冲突时，他选择都是“离场”或是“单干”。
【博览财经特稿】“公司解散了，阿里（巴巴）7000万，我的5000万全部赔光了。现在客户的2000多万货款加盟商非法侵占，也不能返还。 1400多名员工两个多月没有工资，我已倾家荡产。做生意有赔有赚，现在公司赔本了，恳请大家一起承担，在此真诚地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了。” 一件小事，结缘快递业 2017年初，顺丰上市，股价连续涨停，王卫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超级富豪。万众追捧顺丰之际想到了陈平。一片狂欢中，他或许是全世界最悲伤的那个人。他有999个理由说，这一切原本属于自己，但是…… 陈平——宅急送和星晨急便的创始人，被誉为“民营快递业第一人”，事业巅峰之时，他曾意气风发要收购顺丰，如今他却久别江湖，难觅踪影。 陈平1959年出生于湖北天门，父亲陈万林是湖北京山县杨集镇双墩村一位“老革命”，陈平在家中排行老四，上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 从小学到高中，陈平都与大他两岁的二哥陈东升（现为泰康人寿董事长，还是嘉德拍卖创始人）在一个学校读书。兄弟俩性格迥异，陈东升内敛稳重，喜欢读书看报写东西，成绩优秀；弟弟陈平性格外向，刚直富有激情，他更喜欢“动手”，例如制作乐器、修理模型、捣鼓机械零件…… 1979年，在全国高考录取率不足6%的年代，陈东升从文上了大学，考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而更早一年，弟弟陈平从武参了军，成了一名坦克装甲兵。此后十多年，二哥陈东升先后任职于外经贸部、国务院，30多岁就成了副局级的干部，而陈平也在部队里上了军校，做了军官。 时至1990年，陈平从部队转业。部队待久了的他，踏入社会后，感到有些茫然：“无论做什么，一切似乎都要从零开始。”这时，刚从日本考察回国的陈东升，拿着日本一些学校的招生简章问陈平：“你去不去开阔眼界？” 80年代末，对刚吃饱饭没几年的中国人来说，盛产松下电视机、三洋收录机、本田摩托、皇冠轿车的日本，是不折不扣的发达国家。陈平心里想，反正到哪都是从零开始，还不如去国外开开眼界。在陈东升的倾囊相助下，陈平成功留学。
陈平原计划去学习广告影视，但到日本后第3个月，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想法。一个国内朋友去东京看望他，走得匆忙，将带给大阪亲戚的礼品落在陈平那里。从大阪到东京来回的路费，对陈平来说是笔不小的费用。正为此犯愁时，有人告诉他，可以使用日本的快递——宅急便。 宅急便的工作人员上门取件时，看到陈平是个穷困的留学生，特意告诉他，无需付费，可以货到后对方付款。两天后，在大阪的朋友就接到了陈平发来的快递，打来电话感谢。如此方便快捷的服务让陈平眼界大开，“这样的公司中国还没有，如果做一家，一定很有前景。”
此后，陈平便对宅急便着了魔。一到周六日，他就游走于大街小巷，看到宅急便的店就往里走，打着手势与对方交流，看店面介绍，学习工作单、报价表的设计，临走时还要拿一份资料…… 在中国开一家快递公司的想法，每天萦绕其脑海，陈平时常兴奋地睡不着，在脑子里推演创业时会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宅急便的快递车，他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跑起来。他托人带了一张很大的北京地图，一有空就在地图上圈圈点点，琢磨宅急送未来的网络布局，有时一坐就是一天。 创业需要钱，陈平边学习边疯狂打工，没人愿意干的脏活苦活，他都能干，为了省钱，他在日本3年，从未在外面剪过头发。尽管老婆和刚8个月的孩子跟着在日本生活，但整个家庭开支也被压缩到不能再少，去买菜都会等到商店快关门，因为关门前有些菜会很便宜处理。 1992年，结束学业的陈平，通过关系认识了香港一洲集团的老板，在一洲集团日本分公司做起商务代理，收入相较以前多了许多。是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中国大地风起云涌，一批知识分子投身“商海”，其中就有“92派”的代表人物、陈平的哥哥陈东升，他于日后创办了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 尽管远在日本打工，但日本报纸对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持续、大篇幅报道，让陈平越看越振奋，与投身商海的二哥交流，更让他感觉回国创业的时机到了，是时候点燃那个一直“灼烧”自己的梦想了！ 放弃了刚到手的优越工作，1993年11月，陈平带着一家三口节衣缩食攒的30万元，还有一张画满圈圈点点的北京地图，重回故土。 第一单生意，只收了1块钱 1994年1月18日，陈平和陈东升各出25万元，创立了北京双臣快递公司，“所谓北京双臣，就是我和我二哥。”陈平说。
按照陈平原本的想法，买辆三轮车就可以开始干了，但当时政策有规定，必须要7个人，3辆车，而且司机必须是北京人。陈平印了一堆招聘广告，从德胜门开始一直贴到昌平沙河镇，结果，来应聘的人都是穿着拖鞋，光着上身，一副无业游民的状态…… 好不容易招聘了4个人，陈平又“忽悠”了自己的姐姐，还有一个战友，凑够了7个人，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自己的“梦想”。 1994年的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快递”的概念，360行也基本没快递这么一个行业。双臣正式开业第一天，没有生意；第二天，没有生意；第三天，还是没有生意；第四天陈平急了，7个人一起去大街上“扫街”，终于迎来了第一单生意：在中关村，一个等车的人将他们的快递车误认为是载客的小巴，上车给了1块钱，然后搭车到了亚运村。 为了找活，陈平四处寻找信息，大街上的小广告、报纸中缝的信息都不放过，拿着电话黄页，一个个公司打电话，经常晚上回家时，累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双臣的业务渐渐多了起来，种类也很丰富：帮人接送孩子上学、取衣服、换煤气罐、送蛋糕、送鲜花、搬家、火车站汽车站接送货物…… 除了日常干活，陈平还得管理团队，因为这支承载他快递梦的团队，时常会偷点油，跟客户打架，不开心时候拿包裹撒气，给汽车搞点小破坏…… 除了这些困难，更麻烦的是缺钱。50万在买了三辆车后，本就所剩无几，要想建设团队，拓展业务，资金更是捉襟见肘。之后，陈东升的岳母投资20万元，陈平的大哥陈显宝、姐姐、姐夫、父母等也纷纷出资，才帮助他渡过了第一次财政难关。 但每天都是些跑腿的杂活，这样的状况和陈平的理想差距太大，发展速度也太慢，为了铺开网络，他决定模仿日本的宅急便。 在他每天的“怒吼”声下，下面的员工很快签了一批洗脚屋、小卖部、小宾馆、五金店、杂货铺，但相应的培训方案，管理制度却没有跟上，例如如何称重、收费标准、退货签收等等，陈平的想法没有执行下去，还浪费了很多人力与物力。 既然自己搞不好，那就向别人学习。一年后，在陈平的努力运作之下，日本长野县一城株式会社，向双臣快递投资了180万元，双方合资成立了“北京双臣一城快运有限公司”，一城株式会社占37.8%股份。合资公司的成立，使双臣的业务配送范围和专业技术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公司业务开始稳步向前。 都说宅急送的福利非常好 有了专业支持，双臣的业务逐渐转向了企业客户为主的项目物流，比如为摩托罗拉、诺基亚、LG等品牌做大型仓储配送。很多手机、电脑、汽车厂商陆续成了双臣的大客户，市场需求飞速发展，但此时双臣的配送范围和网络却成了短板。 1998年，陈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北京的精兵强将全部派出去，跑马圈地开拓网络，总部只提供少量的启动资金和“双臣”的牌子。他回忆说，“没有母公司，大家都是平级的兄弟公司，和我陈平平级，财权、人权、投资权都在诸侯手里，赚了钱他们自己开销。”陈平的要求只有一个：能把从北京运来的货送到当地的千家万户。 这一策略彻底解放了团队的生产力，短短两年时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西安、武汉7个全资子公司成立，198个网点铺设开来，业务量随之大涨。 但这样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方式，弊端很快显现。随着业务的发展，各地分公司圈地为王，尾大不掉，相互之间矛盾冲突不断。 而且由于“平级”的关系，陈平的影响力日趋衰落。总部出现资金缺口，向各分公司求援时，上海分公司“慷慨”地捐献了一台复印机、一台传真机、一台数码相机。而大哥陈显宝掌管的北京分公司，也只贡献了7万块。最令陈平不舒服的是：当总部还蜗居在破房子里时，同在一城的北京分公司，已经入驻了豪华大厦。 “分公司力量过于强大，再不收权，可能要脱离总公司了。”陈平决定开始“削藩”。“削藩”遭到了强烈的反弹，7名骨干不服，带着40多名核心员工集体离职，一时间人心浮动。上海分公司的老总与骨干也提交了辞职信，陈平使出浑身解数，7天7夜待在上海，这才稳住了上海的负责人；在北京分公司，陈平召集所有人员开会，上午在大会上宣布了一些决议，下午大哥陈显宝接着开会，把上午决定全部推翻…… 历时两年，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斗智斗勇，撕破脸皮，抱头痛哭后，陈平把当年派出去的精兵强将又请回了总公司，除了加薪提职，还从自己的股份中，拿出5%的股份，大约300万股，分给这些元老。多管齐下，陈平终于收回了各地分公司的权力，成功“削藩”，公司管理效率与运营效率显著提高，双臣迈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2002年，双臣完成第二轮融资，物美关联企业注入4000万元。同年，双臣营业收入突破亿元大关。 2003年，北京双臣一城快运有限公司更名为宅急送，营业额突破2亿，陈平荣获“2003中国十大创业新锐”称号、五一劳动奖章。
2005年末，宅急送总资产超过3亿元，分支机构210家，员工8000名，车辆1500台，网络覆盖全国2000多个城市，年货物周转量超过4000万件，年营业额6亿元，年递增率超过60%。 2006年，宅急送营业额达到了8亿，并且当选2006年CCTV中国年度雇主，“我们员工都在北京买车买房，干部们都非常的自豪，外面都说宅急送的福利非常好。在当时物流行业里面，工资非常高。”陈平说。 2007年，宅急送营业额创纪录的达到了13亿，相比铁道部的中铁快运8个亿，民航快运6个亿，合资公司大通7个亿的营业额，宅急送似乎成了这个行业里名副其实的老大。但偶然得知一件事，却让陈平大吃一惊。 谁都没有错，只是我难过 陈平笑傲于快递业江湖时，一次接受采访期间，偶然得知顺丰快递营业额已经达到了26亿。这让陈平很是震惊，强烈的好胜心让他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我就没有想到有能够超过我们的民营企业。因为我当时的目标是一直盯着国有企业，中铁快运，民航快递。顺丰潜伏型的发展，既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参加任何快递协会、物流采购年会。”陈平回忆说。 看到顺丰在小件物流市场如鱼得水，同时也观察到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增长，陈平决定在大件包裹运输为主的业务机构上，设置小件快递业务部。 “可口可乐一瓶水就两块钱，它能做到世界500强，超过了波音公司，超过了我们这么大的钢铁公司。为什么？它量大，50亿人都喝可口可乐。我们做大件行业顶多10个企业用你，你的公司才能做多大？我要做小件，有1个亿的服务对象，可能是两个亿。”陈平如此宣扬他的理念。
为了加快布局小件快递业务，陈平决定南下收购顺丰，却被王卫一口回绝。深受刺激之下，不顾家族成员的强烈反对，陈平在公司掀起了疾风暴雨般的改革。 2008年从1月份到9月份，宅急送新招员工1万人，新增了2000个网点，新购置400辆货车，为了这次业务转型，光硬件投资就花了6000多万，外加1万多人的工资、各种办公费用，资金的需求相当大。 为了填补资金缺口，2008年5月份，宅急送与美国华平投资签订协议，计划引入战略投资3亿，融资万事俱备，只等政府的批文。文件在北京市商务局、国家邮政局、商务部外资司都得到了批准，但最后被条法司一个处长拦了下来 ，“不行，你这个合同有对赌的协议，我们不能批。”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8月份，美国次贷危机发酵，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华尔街哀鸿遍野，陈平原本寄予厚望的华平宣布放弃投资。同时，宅急送再度谋求上市的努力也因种种原因搁浅。 这样局面下，陈平组建的小件快递业务，不能迅速接力，老业务前期被持续抽血，也几乎无法承受，宅急送陷入总收入增长停滞，项目物流业务萎缩，进退两难的境地。9月份时，公司的资金链已经极其紧张，业内传言称宅急送“亏损过亿、大量裁员、就要垮掉。”于此同时，家族的内部斗争开始激化，性格倔强、一意孤行的陈平，成了家族成员指责的对象。 多方压力之下，陈平被迫“养病休息”。大哥陈显宝接替陈平主持工作，很快，宅急送收缩了小件业务平台，裁员9000人，撤了2700多个网点，业务模式重新回归到以大客户为主的项目物流上。公司度过危机之际，陈平倾力推动的宅急送变革，也以失败告终。 陈平一直坚信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对业务的改革没有错误，但他强硬的性格，倔强的脾气，持续成功养成的“自信”却让其与家庭成员难以和睦相处。“一句话就可以总结，我是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但我不是这个家族的掌门人。所有成功的家族企业一定是这个家族的掌门人，在家族里有很高的权威感。”这是陈平彼时的观点。 面对家人长期以来的“掣肘与指责”，陈平觉得很委屈，2008年12月3日，陈平提出分家，告别了为之奋斗15年的宅急送。他一个人出去旅行，只身躺在100元一晚的旅馆里，陈平觉得，“谁都没有错，只是我难过。” 马云给了7000万 2009年，坚信小件快递未来市场大有可为的陈平，重新出发，一家名为“星晨急便”的快递公司悄然成立。 这一年陈平50岁。在他的规划里，星晨急便的成功只需要3-5年，“到2015年，也就是我55岁生日的时候，如果没有成功，我就认命。” 陈平不认为自己是急于求成，在他看来，当年创办宅急送时，无资金、无项目、无经验、无人才、甚至无行业，而与之对比，现在可谓什么都有。电商每年以200%的速度在增长；从宅急送分家时，陈平得到了几千万的资金；PE、VC们也都看好这位行业元老的二次创业；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人，陈平出走时，有一帮宅急送的人员跟随。 “当年我在宅急送没有实现的‘三上’梦想——上市、上天（有飞机）、上榜（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在星辰急便一定能实现。”陈平说。 他首先瞄准的是淘宝60亿的快递大蛋糕，虽然有“四通一达”的竞争，但陈平心中早有胜算，星晨急便成立后不久，就获得了阿里巴巴7000万的战略投资。外界普遍认为，星晨急便和阿里的联姻，让公司享有其他竞争对手不可比拟的优势。一夜之间，几千个加盟商都寻求加盟星晨急便。
一切都显得异常美好与顺利。然而在进入淘宝市场5个月后，陈平发现，自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他原先的那些目标客户（淘宝店主），不仅不是他的客户，还是他的竞争对手。 彼时，很多淘宝店主，本身不靠产品赚钱，而是依靠物流费用的差价赚钱。例如一个店铺是卖裙子的，进价100块，她可能在网上卖的也是100块，正常情况下，快递运费是20块，但如果选择加盟申通快递后，一公斤的成本就变成了几块钱，中间差价就是十几块。 淘宝店家既是线上的店铺，还是物流公司的加盟商。这种组合，让陈平始料未及，而淘宝本身对店家的物流又无法做出限制。 陈平也尝试学习“四通一达”的模式，但收效甚微。“他们已经有加盟协议、合同和系统了。你要他做‘婚外恋’他觉得风险太大了。所以说我们想要吸引他们到我们这边来非常难。”陈平说。 陈平的淘宝战略，很快就烧掉了3000万，2010年8月，逐渐对C2C业务失去信心的董事会，决定放弃搭建好的全国性平台和为淘宝卖家服务的业务，转向B2C业务，为京东、亚马逊、凡客等电商平台进行物流配送服务。 但国内大型的电商网站，大多自建了物流系统，他们通常把好送的地方，自己“吃了”，把偏远的、配送成本高的地方留给星晨急便。连续8个月，星晨急便的财务报表都是亏损。
为了支撑公司，陈平谈妥了1个亿的私募，但在准备签约前，却遭到了股东会的反对。 这是一件至今令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董事会为什么要扼杀自己的救命钱？陈平后来解释说：“我个人遇到矛盾的时候，往往都是以牺牲自己、跳出这个漩涡来解决。这是逃避问题，是我的弱点……当这个矛盾出现的时候。我不是用积极的、和解的、和风细雨的方式坚持化解这个矛盾。如果是，可能不是今天这个结果。” 可以想象，陈平与董事会出现矛盾时，并未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化解，而是用“跳出旋涡”（可以理解为：既然你们不同意，哪就各干各的。类似场景出现过一次，在宅急送时，他与家族成员观点相左时，选择的是出走）的方式去处理，而这也让他彻底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即使他的行为与决策，如今看来正确无比。 融资受挫、陷入绝境，陈平决定最后一搏。在他看来，彼时的星晨急便，最好的结果就是被收购。为了增加筹码，陈平决定收购广东省一家快递公司——鑫飞鸿。在广州起家的鑫飞鸿，当时在全国已有2000多个网点，但因经营不善，负债4000多万。 陈平的提议再次遭到董事会的强烈反对。但他的性格又一次显现。陈平不惜拿出自己的养老钱2000万，硬是和鑫飞鸿签订了收购协议，同时多方联系愿意收购的企业，其中之一便是自己一手创办的宅急送。 2012年，刚过完春节，因为业务量的减少，各地加盟商隐隐感觉到了企业的危机，返款返货时就尽可能拖延。不久，一则陈平跑路的短信开始大面积传播，各地公司一下涌进了众多追债大军，公司的账随即被封。这给了艰难度日的星晨急便致命一击，因为账一封，正常资金不能进出，连加盟商的代收货款也进不来了。 破产传闻一度影响了准备对星晨急便施以援手的宅急送，上海一宅急送店面甚至被星晨急便加盟商堵住，拉出“陈氏家族还我血汗钱，上亿资产一夜转移”的条幅。 2012年3月1日，宅急送对鑫飞鸿作完尽职调查后，通知陈平，决定放弃收购。陈平最后的希望破灭，投资1.2亿的星晨急便，轰然垮塌。 星晨急便失败后，陈平也像变了个人，有人说，陈平现在通达了，活得更清醒了。早年离开宅急送时，他充满了对家人的抱怨，但星晨急便一役后，谈及过往他更多从自身寻找原因：“我这十几年来，老在想改变我的员工。当改变不了的时候，我往往抱怨的是他们，而不是我自己。实际上，我抱怨的应该是自己。因为你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你怎么能改变别人呢？” 2016年，陈平曾在宅急送短暂复出，而后又有消息说，陈平去了泰康人寿旗下的殡葬产业服务平台…… 陈平的结局本不该如此。他是一个愿意为梦想献身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曾累到心脏病突发而紧急送医，康复后却依然如故；他被认为是业内最善待员工的老板，重新创业后，有上千旧部从全国四面八方响应而来…… 但努力和品格的背后，陈平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的“个性”付出了代价——当两次创业时，自己的观念和合伙人冲突时，他选择都是“离场”或是“单干”。 有分析认为：在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一个人的“成功”需要更多的组织和他人予以协助，身处组织中的人，当与他人出现矛盾时，更加需要包容不同观点的胸怀，积极化解矛盾的心态（而不是对抗、逃避），以及与他人协作共进的能力。或许这就是陈平商海20年，用上亿元的投资，带给后来者的教训。这一点，他应该向自家二哥陈东升好好学习。 陈平曾说，如果55岁不成功，他就认命，但一位熟悉他的人却说：性格决定命运，他应该不会闲着。在历经两次失败后，学会通达、“看清自己”的陈平，会卷土重来吗？拭目以待。（来源：华商韬略 作者：张军智）
一手好牌因致命弱点悉数打烂 ”雷士“悲剧开始就注定
【研究员】：WH
草莽出身，又排斥专业化的管理，不经董事会同意随意招人开人，还存在重大性格缺陷，做人可以性情，做企业家，万不可任性，最要命的是他还嗜赌成性，如果不是因为欠下巨额赌债事发，也不会有涉挪用公款还债的指控，更不会身陷高墙。
【博览财经特稿】抛弃“铁饭碗”、“准副处长”辞职下海，7年时间，将小作坊雷士照明做成了中国照明行业第一名，他就是传奇商业枭雄吴长江。他一手创办的雷士照明巅峰市值高达250亿、品牌价值最高点更是达到了326亿，遗憾的是，一手好牌，因为他的致命弱点，悉数打烂，如今，雷士仅剩7.99亿总市值，吴长江更因涉挪用公款，身陷囹圄待判至今，何时出狱尚是未知数，雷士前途未卜，昔日照明帝国眼看就要落幕…… 枭雄崛起 1965年，吴长江出生于重庆铜梁的一个穷乡村，记事那天起，父母就告诉他读书才有出路，脑子活络的吴长江倒也争气，凭自己努力，一直保持着出色的学习成绩。在发挥失常的情况下还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 1984年，吴长江进入西北工业大学就读，学的是飞机制造专业，198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汉中航空公司工作，这是那个年代很多人梦想的铁饭碗，头两年，吴长江也觉得这份工作幸福指数很高，没有什么业绩压力还能有稳定的薪水，可时间一长，体制内的种种限制终究让吴长江无法展翅。
1992年，在被提拔当副处长的前夕，吴长江不顾领导的反对毅然决定从陕西汉中航空公司辞职，当时的他就是想出来闯一闯，那时候南方工作机会多，于是他南下深圳，并在关外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 由于学历高，领导给他安排了储备干部的职位，这工作很清闲，当时经常有一些社会闲杂人等到厂区闹事，老板看吴长江身体敦实，就安排他临时去当一阵子保安，不过4个月之后，他还是离开了这家电子厂。去了一家做照明灯具行业的电子厂，干了10个月，存下了1万5千块，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接触照明行业。 1994年，吴长江决定自己干事业，想来想去，仿佛也就对照明行业有些了解，于是，他找来5个朋友，每人投了1万多，自己则拿出了全部家底，凑够了10万块的注册资本（实缴）。成立了惠州明辉电气公司。 公司成立的第一个月，他们接到了香港一客户的订单，要求生产2万只变压器，并且2周内交付，吴长江觉得这是关乎公司生存的大单，于是几个股东加上员工十来号人，愣是熬了几个通宵，终于如期完成了交付。这一单，吴长江赚了20多万，第一年，每人平均分了3.8万。后来，明辉电气做出了名气，被另一个香港老板看中，吴长江思前想后，觉得，如果把这家公司卖了，能获得一笔不菲的钱，利用这笔钱自己再出去创业兴许比守着这一亩三分地更有前景，于是他做出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抉择，卖了明辉，收获再创业第一桶金。 1998年，吴长江从重庆老家喊来了高中最要好的2个同学，杜刚和胡永红，这2人跟吴长江一样，已经在照明行业深耕多年，经验人脉都不缺，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凑足了100万，成立惠州雷士照明有限公司，这也是吴长江商业传奇的开始。
雷士照明率先在照明行业创立产口召回制度，赢得了市场信誉与消费者口碑，又敢为人先在业内第一个推行专卖店模式，果然，来自全国的经销商都开始主动找雷士照明要求加盟。而吴长江对这些经销商，更是经兄弟还好，奖金股票全往高了给，这些经销商果然卖力铺货卖货，雷士照明一路高歌猛进。2005年，已成为中国照明行业的第一名 2010年在港交所上市，同年6月18日，以18亿元人民币的品牌价值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再次拿下照明行业第一，市值最高点突破250亿。 吴长江也走上了人生巅峰，成了名副其实的“照明大王”。可就在雷士照明如大江奔涌般飞速成长的这些年，吴长江跟2个同学的嫌隙也越来越大，加上吴长江太过意气用事，性情中人，把同学情看得比商业利益更重，居然设置了三人各持33.3%股份的模式以示公平无私，哪知，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的2位同学的胃口越来越大，已经联合起来要把他赶出公司了，吴长江可谓“挖坑”给自己跳的典型代表。 于是就快进到了著名的“三英战吕布”环节，正是吴长江跟这些股东们的三番大战，才使雷士照明深陷泥潭，吴长江表面风光背后，一场真正的风暴就要来临了。 帝国崩塌 吴长江讲义气，江湖味重，换言之就是缺乏足够的理性，太过感情用事，这一致命的性格缺陷，在他执掌一家大型企业时，它的危害，也就成倍放大了，言归正传，我们结合具体的“三次大战”来看。 一番战：吴长江VS杜刚/胡永红。 吴长江当时觉得都是老同学，自己分红的比例比他俩还高，心里过意不去，于是自降股份，让三个同学股份均摊，各持33.3%，这样的荒唐事，在中国商业史可能都是同一次，亲兄弟都要明算账呢，更何况只是同学。
开始几年，大家都一心钻业务，拉单子，忙得不亦乐乎，后来，雷士照明走上正轨并越做越强，成了行业的领头羊，这时候，吴长江的两同学心态已经变了，他们的欲望跟野心随着雷士照明的壮大一起膨胀。终于，“逼宫”事件爆发。 2005年11月一天，吴长江刚从国外出差回来，就被两同学杜刚和胡永红紧急叫去公司开董事会，一进门，两同学像是早就谋划好的一样，细数这几年吴长江的功过得失，极其数落挖苦之能事，吴长江当时气不打一处出，最后脱口而出“你们觉得我不行，不认同我是吧？那好，你们来，我退出！” 不想，就这样一句气话，被两同学大作文章，在随后召开的股东会，杜刚和胡永红又拿这话说事，而吴长江呢，性格使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说出去的话，也不好收回，当时在场三人的股东会上，他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拿走属于自己的8000万，彻底退出了一手创办的雷士照明。
吴长江被驱赶后，迅速在全国的经销商和供应商圈子里掀起轩然大波，在他们眼里，雷士照明就是吴长江，吴长江就代表了雷士照明，所以，得知吴长江被挤走，供应商代表从全国各地赶来惠州雷士照明的总部。 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第三天，经销商给吴长江打电话，让他立刻回惠州，吴长江隐约觉得局势或有转机，果然，一回来就被接到雷士总部，被供应商和经销商代表护送到会议室，原来这里已经坐满了200名经销商，他们打着开雷士战略研讨会的名义，将吴长江“召回”，然后，当着杜刚和胡永红的面。连开了6小时会议。最后全体经销商举手表决同意让吴长江留下。
杜刚和胡永红见大势已去，遂当场表示各自退出董事会，此一番战，到此，吴长江貌似失而复还，重夺雷士照明控制权，取得了胜利，但同时点燃了雷士接下来的连串危机，杜刚和胡永红离开，按照股份换算，吴长江需要支付1.6亿元给他们，而当时雷士的资产只有1亿多。而如果没有按期支付，吴持有的股份，将首选被拍卖，这不又得于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一下子，给吴长江逼到了悬崖边，急坏了的他迫不得已开始满世界找钱。岂料刚送走恶虎，又迎来馋狼！ 二番战：吴长江VS阎焱 2006年6月，软银赛富的冷血投资家阎焱出现在吴长江面前，阎焱依据尽调，给出了雷士照明4.4亿元的估值，对这一结果，吴长江颇为满意，7月，软银赛富的正式投资协议拟好后，吴长江却傻了眼，软银赛富仅投资2200万美元，但却要求35.71%的股份，阎焱不紧不慢地解释到，“我们给你的4.4亿元估值，是我们投资后的估值”。明知被摆一道，但极度缺钱的吴长江只得选择接受，别无所选。
其实这样的“耍流氓”事件，在资本市场并不鲜见，这2天的罗永浩被股东背刺事件中，中兴证券的全资投资公司，扮演的角色，就跟此例中软银赛富如出一辙。 此轮融资后，吴长江持有的雷士照明股份被稀释到41.79%，在股权结构上，已失去对雷士照明的控制权，不过，过于理想主义的吴长江还是低估了资本江湖的凶险，他以为，软银赛富投资雷士的目的只想赚钱，而自己就是确保雷士照明盈利的最佳经营人选。 时间来到了2008年8月，为了增强雷士照明在节能灯领域的技术竞争力，吴长江一边计划收购供应链照明技术公司一边引入高盛资本，来达到制衡软银赛富的目的，但这一招，无异于饮鸩止渴，此轮融资过后，吴长江股权进一步稀释，只有29.33%，软银赛富成了第一大股东。 2010年5月，雷士照明在香港上市，雷士照明的股票在半年禁售期后，涨了1倍有余，不过软银赛富并没有逢高卖出，通过此事，已经能看出，软银赛富的狼子野心，压根不是为了套现走人，而是要夺雷士照明的控制权。 2011年7月，在阎焱的主导下，雷士照明又引进施耐德电气当作战投。而吴长江的股权再一次稀释，并且在关键的董事会席位上，吴长江与投资人的比例是2：4，吴长江的出局，只是时间早晚。 2012年5月25日，吴长江突然宣布辞去雷士照明一切职务，由软银赛富的阎焱接替他出任董事长，施耐德的张开鹏出任CEO。上任后的阎焱表示，吴长江因身体原因离职，双方并无矛盾，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阎焱的逼宫事件，甚至引发了刘强东的关注，阎焱曾仗着自己背靠软银，张口就对媒体说刘强东为融资求过他三次他都没答应，而这样的言论引发刘强东的强烈不满，他在社交平台上力挺吴长江，并指责阎焱信口雌黄，并呼吁创业者警惕阎焱这样的“小人”。
2012年6月29日股东大会上，吴长江提议他弟弟吴长勇提任董事的计划，被无情忽视，忍无可忍的吴长江终于在媒体上开始炮轰阎焱，声称自己是被逼离职的，历史惊人的相似，到此，吴长江已经第二次被股东从自己创办的公司赶走。 不甘心的吴长江，故伎重施，再次鼓动经销商和员工罢工，并且，继续寻找盟友，为重返雷士照明铺路，一步错，步步错，吴长江每一次的危局化解，都是以带来更大的危机为前提。 终于，经过朋友介绍，他找到了德豪润达的王冬雷，这为其三番战埋下伏笔。 三番战：吴长江VS王冬雷 吴长江看上的是德豪润达在LED产业的大力布局，王冬雷看上的是雷士照明的品牌与销售渠道，因此，两人一拍即合，当时他们桌下协议约定，只要王冬雷能帮吴长江重返雷士照明董事会，并让他做CEO，吴长江就做德豪润达的二股东，互不干涉经营。 2012年12月，德豪润达以16.54亿港元，从吴长江手上和二级市场共买下雷士照明20.24%的股份，成为雷士第一大股东，德豪润达向吴长江定向增发，使其成为德豪润达的第二大股东。 王冬雷获得雷士的话语权后，经过一番工作，在2013年1月，成功让吴长江以CEO名义重回雷士照明。同年3月，软银赛富阎焱退出董事会，同年6月，吴长江被任命为执行董事，重返雷士照明董事会，但你以为吴长江是最后赢家？或者吴冬雷是大慈善家？
2014年，为缓解个人债务危机（吴长江豪赌欠下4.6亿），吴长江不得已再次转让股权套现，但因为已跟吴冬雷签了“卖身契”，他的股权，德豪润达享有优先受让权，此次转让后，吴长江最终掌控的股权已不足1.7%，而王冬雷的德豪润达已持有雷士照明27.03%的股份，终于，王冬雷露出了真面目，开始将吴长江扫地出门。 2014年8月8日，雷士照明董事会罢免了吴长江CEO 职位，由王冬雷接替，这是吴长江第三次被驱赶，然而这一次，他的悲情戏再也打动不了那些曾经效忠他的经销商和员工了，他们纷纷倒戈，站在了王冬雷一边。吴长江彻底出局。 而让经销商和员工们纷纷倒戈的真相，并不是王冬雷的只手通天，而是王冬雷将吴长江“不能说的秘密”曝光，一如前文的分析，吴长江太过感性，又重情义，总觉得对别人好，别人会同等回报，因此对王冬雷，他并没戒备之心，在一次同王冬雷的私人密会中，吴长江透露了自己当下的窘境：“已经欠下4亿赌债，每个月利息1000万元，天天被债主追着跑。” 2014年10月22日，在王冬雷主动举报后不久，吴长江被惠州警方以涉嫌“挪用资金罪”立案调查，2个月后，吴长江被刑事拘留至今，仍未落判。至此，一代商业枭雄跌落神坛。 经过三番大战，无气大伤的雷士照明再难恢得昔日荣光，手腕心计远在吴长江之上的王冬雷，也没能带雷士照明走出颓势，股价持续走跌，销量暴降，而他的“亲儿子”德豪润达的业绩更加糟糕，2017和2018年分别亏损9.7亿和5.8亿，如若不是有政府补助款和变卖资金输血，*ST德豪早就濒临退市了。
王冬雷见势不妙，于2019年2月24日辞去了他控制的雷士照明CEO 一职。当然，老谋深算的他，仍是雷士背后的实控人，早在2016年，王冬雷就安排亲儿子王顿成为雷士执行董事，那年王顿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2年，才24岁。2019年4月23日，王顿膺选连任董事，王顿的叔叔王晟为雷士集团物流副总裁，王顿另一位叔叔王冬明也是执行董事，加上王冬雷自己，4位执行董事中3位都是自家人。 2019年8月11日，王冬明主张将雷士照明中国照明业务70%的股权，作价56亿，卖给了国际投资机构KKR。至此，一代民族品牌也成外资了。 创始人吴长江身陷囹圄至今，雷士照明56亿贱卖改姓，这是雷士的不幸？还是吴长江的宿命？ 吴长江最新一次的露脸（声）是在4月12日，他向律师表示尚未收到法院继续延长其羁押期限的通知，至此，吴长江被羁押时间，已超过6年。而导致这一悲剧的根源，不是那些股东和同学，是吴长江的“心魔”。
草莽出身，又排斥专业化的管理，不经董事会同意随意招人开人，还存在重大性格缺陷，做人可以性情，做企业家，万不可任性，最要命的是他还嗜赌成性，如果不是因为欠下巨额赌债事发，也不会有涉挪用公款还债的指控，更不会身陷高墙。 吴长江是好的创业者，但却不是好的守业者，雷士照明曾经的辉煌，离不开他个人的努力，但更离不开时代赋予的机遇，雷士如今变了模样，同样也拜吴长江的性情所赐，吴长江与资本几番对垒的惨败，还反映出他已丧失了主动学习并拥抱变化的能力。悲剧，一开始就注定！（来源：互联网那些事 作者：优质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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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结构出现新特点 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重而道远
【研究员】：WH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明显偏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重而道远。若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仅为24.7%，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是中国发展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后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第一年。在新发展阶段中，如何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描绘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两方面的实质内容，一是“富裕”，即全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二是“共享”，即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成果。从中国当前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需要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具有多重作用，它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报告将对当前中等收入人群现状及未来变动趋势做出分析和判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政策建议。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应该看到困难和挑战，其中之一是中等收入人群处于较低规模，其中之二是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这两个挑战严重阻碍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并认真解决。 1、中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状况。 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论述最早来自西方“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判断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不仅涉及到收入、财产，还涉及到职业、社会地位，甚至生活方式。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与中产阶级的概念大有不同。我们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本意应该是从收入角度来看社会群体的收入分化状态，家庭（人均）收入应该是主要（唯一）衡量标准。 在收入标准确定的情况下，是使用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是使用多大区间的标准？这是没有定论的。它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学术界通常的做法。然而，基于不同标准估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会有很大差别。以中国为例（见图1），在对2012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估算中，最高值为54%，最低值为7.7%；在对2025年的预测中，最乐观的结果是59.4%，最悲观的则为19.8%。
我们使用四种不同的界定标准来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第一个标准，是我们提出的选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各年份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的上下限。第二个是将28个欧盟成员国2018年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第三个标准，是国际上引用率较高的Kharas提出的10-100美元（2005PPP价格）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其中，10美元是贫困线最低的两个发达国家（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贫困线的平均数，100美元是最富裕发达国家（卢森堡）的收入中位数的2倍。第四个标准，是我国国家统计局曾采用的定义方式，将2018年价格下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万-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表1给出了在每种定义方式下，界定我国1995、2002、2007、2013、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所使用的上下限对应的具体数额（元/天）。
备注：上述基于欧盟收入中位数来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时，这里的收入是指用每个家户的户可支配收入除以加权后的家户人数的收入。欧盟统计局的具体赋权方式是：每个家户第一个成年人赋权重为1，其他成年人赋权重为0.5，14岁及以下的孩子赋权重为0.3。为和欧盟标准保持一致，在用CHIP数据估算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时，也采用了相同的加权方式调整了每户的人数并使用加权后的家户人数来计算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他标准对应的户人均收入，都是用户可支配收入除以一个家户的实际人数。 表2给出了不同界定标准下使用各年份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数据估算出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从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二是，采取国际上常用的相对标准，当前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仍是偏低的。而且，城乡差异非常明显，在使用相同标准下，2018年城镇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比农村高出8-9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明显偏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重而道远。若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仅为24.7%，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虽然美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略低为55.9%，但高收入者占到30.5%。亚洲的韩国、日本中等收入者比重也都在60%以上。俄罗斯也达到49.3%。造成这一差异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二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要大于欧洲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与中等收入人群的多少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国际视角看，虽然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高，但绝对人数已相当可观。在上述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界定标准下，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仅为750万，但是到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达到3.44亿，约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1.798亿）的两倍，约相当于欧盟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总和（约3.4亿）。 2、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 影响中等收入人群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过大的收入差距。新世纪前15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由升转降的过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3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后下降到2015年的0.464。然而，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又出现小幅度反弹，到2018年回升到0.469（见图2）。这表明过去1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波动状态。CHIP最新调查数据也显示了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基本上保持不变[5]。 从收入差距的结构上看，近十年出现一些新特点。首先，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基本上形成一种长期的下降趋势。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比率从2008年的3.4倍下降到2015年2.7倍，进一步下降到2019年的2.6倍。而且，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CHIP），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约30%上升到2002年的40%，在2007年高达50%，转而回落至2013年的30%。正是这种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带动全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下降。其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并非是全方位的，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到2019年二者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处于0.4上下，仍高于2008年的水平，更是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总起看，现在我国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水平，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
未来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趋势预测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和奋斗。同样地，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以达到一个收入分布橄榄型社会和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以建立一个共享发展的社会都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我们需要从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我们使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并在3%、4%、5%、6%、6.5%不同经济增长率的假定情形下，根据CHIP数据中住户收入分布，估算了我国2025、2030、2035年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关于2025、2030、2035年定义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由于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官方预测都只到2020、2021年，没有更久远的预测。所以，我们借鉴国际上权威学者现有研究的做法，假定从2020年到203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并且收入分布不变。基于上述两个假定，并利用2020年的世界各国人均GNI的信息，进而估算出2025、2030、2035世界所有国家人均GNI中位数，并把此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2025、2030、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 然后，根据世行公布的各个年份的PPP（购买力评价指数），将用美元衡量的上下限换算成用人民币衡量的上下限，并进一步除以365，得出以“元/天”为单位的上下限。 最后，在收入分布不变的假设下，在6.5%、6%、5%、4%、3%不同收入年均增长率情境中，我们估算了2025、2030、2035年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从图3可以看出，如果增速为6%，到2025年和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达到37.7%、44.3%；如果增速下降至3%，则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只能徘徊在29%的水平。由此看出，提高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关重要。
上述预测结果是建立在我国收入分布不变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如果在未来15年中我们能够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那么中等收入人群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如果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到0.4左右，那么在年均6%的经济增长率基础上，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有望超过50%。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效应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消费率。 一般来说，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固与扩大，会带来住房、汽车、旅游、教育、耐用消费品和新兴服务业的旺盛需求。这在引导社会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同时，会创造规模巨大的市场购买力，使得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当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将近50%。2018年CHIP数据结果显示，虽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规模在全国仅占29.4%，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总支出约占全国总体的46.5%。其中，居住消费支出占全国的47.7%，医疗支出占全国的43.2%，教育支出占全国的45.2%。而且，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升级型”特点比较突出，并成为推动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的内在动力。近几年各收入群体用于家庭设备、衣着鞋帽、日用品等家庭日常支出比重逐渐上升，其中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日常支出比重上涨幅度最大。 然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释放。我们利用2018年CHIP数据，将全部样本分为相对贫困人群、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然后分别计算每个收入群体的消费率，即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占本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计算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65.16%（详见表3）。其中，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率（53.19%）低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66.25%），这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收入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有一定关系。这也意味着，若农村居民和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他们的消费率将会进一步提高，消费需求将会得到释放。
对于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产生的消费效应，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模拟分析。对于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而言，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远远高于高收入人群。而相对贫困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可能超过100%，很多穷人的收入很低，但消费是刚性的，会举债消费。 如果低收入人群转变为中等收入人群是靠收入增长实现的，那么收入增长会带来两个效应：第一是价格效应，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其边际消费倾向会有所下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消费减少，而不是消费增加。第二是收入效应，收入本身的提高带来消费的增加。这两个效应要加以区分。如果低收入人群中分别有20%、50%、8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我们估算了其对整体消费产生的影响。另外，关于低收入人群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也有很多的假定条件，比如是随机的过程还是低收入人群中收入偏高的人群会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不同的假定下估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总体可以看到，由于收入效应远大于价格效应，所以总效应是正的。如果低收入人群有2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会提高约8%；如果有5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会提高21%左右；如果有80%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总消费提高的幅度会更大。 综上所述，若从中等收入群体的角度提高社会需求，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两方面，一是如何提高中等群体比重，二是如何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率，让中等收入群体既能消费也敢消费，从而达到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加快提升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政策选择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中，如何才能使得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提高的更快一点，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更大一点？这是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来解决当前面对的难题。 第一、识别和瞄准中等收入人群的潜力人群。 未来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主要来自于低收入人群中有望成为中等收入人群的最有潜力的人群。根据2018年世界人口收入分布中位数的67%-200%作为分界线计算我国低、中、高收入人群的比重，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比重超过了2/3，而且在农村的比重高达93%（见表4-1）。从不同地区的三类收入人群的分布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低收入人群都占有更大的比重，低收入人群占比分别为75.5%和74.2%（见表4-2）。 由此而知，低收入人群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的收入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的收入与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标准相差不大，还有一部分人群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因此，在实施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发展战略中应该识别那些低收入人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人群，并对这个人群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根据2018年CHIP数据测算，在低收入人群中有15%的人群其收入水平与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标准的差距不足20%（见图4），即他们的收入虽低于下限但高于下限的80%。他们应该是在未来5-10年最有希望进入到中等收入行列、也是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人群的群体。如果这部分人群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后，那么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会上升约10个百分点，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会超过5亿人。另外，如图4所示，低收入人群中有46%人群其收入水平高于中等收入（下限）标准的50%，他们应该是在未来15-20年中我国中等收入的潜力人群。
特别需要关注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未来中等收入人群的主要来源。他们从“潜在的”成为“实际的”中等收入人群需要更多的政策条件和发展空间。首先要给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在劳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享有的同等权力和机会，可以让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有更多的机会晋升为中等收入人群。 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是潜在的中等收入人群。要提升他们的收入除了要增加其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外，还要设法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这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的创新，让农村居民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因此，要尽快对耕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让农民凭借对土地对用益物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进而从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第二、稳定现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 在实施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战略中，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晋升为中等收入人群，另一方面要防范中等收入人群滑落为低收入人群，从而稳定现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并稳定其人群规模。 从按收入来源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绝大多数为工薪阶层家庭人口。如表5所示，近60%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工资性收入比重>=50%），14%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经营性收入比重>=50%），仅有2.6%以财产性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比重>=50%）。 在中等收入（下限）标准附近分布着大量中等收入人群，他们属于底层的中等收入人群，也是“脆弱”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可能因受到工作变动、失业、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而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跌落为低收入者。
还应该看到无论中等收入群体中的农民工还是农村居民，大多工作于个体或私营企业等私有部门，他们的就业和收入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他们享受不到像城市居民那样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未来生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外部冲击比如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他们这些“脆弱”群体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从而很可能跌落为低收入人群。 所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关键，不仅在于促使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也要防范刚刚越过中等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群体降为低收入群体。一种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减负来稳定中等收入群体。在城镇，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也压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因此，在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等方面要增加公共投入，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支出负担，从而保障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第三、着力改善营商环境。 我国的小微企业经营者、个体商贩已占全社会就业人群的很大比重，他们或者是中等收入人群中的“脆弱者”或者仍是低收入人群。提升他们的收入增长，需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通过落实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财税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第四、加快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采取更大的力度来贯彻“提低、扩中，调高”的方针。到2019年中国低收入人口比例仍在60%以上，而中等收入人口不足40%。这种收入阶层现状也是使得收入差距高居不下的一个原因。因此，“提低”也有助于“扩中”，这是因为一部分低收入人口收入提高后，可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低”要有一套政策体系。考虑到低收入人群具有不同的特点，提高他们的收入需要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做到政策的精准性。对于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任何单一的政策措施都不会起到预期的作用，因此需要一套系统而又有效的政策体系才能发挥作用。 第五、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 我国收入差距高居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够。这一点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后收入差距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利用CHIP2013调查数据，一些相关研究分别估计了居民再分配前的市场收入和再分配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其结果显示经过政府的各种再分配措施以后，基尼系数下降了8%左右。相比而言，大多数OECD国家在初次分配阶段的收入差距与中国相差不大，但是经过再分配以后，收入差距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小，基尼系数平均降幅为30%左右。因此，在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和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非常必要。一方面，在居民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税收的调节力度，需要改革现有的税种结构，特别是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支出比例，而且民生支出更加偏向于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中的“脆弱者”。 第六、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 从长期考虑，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发展能力的差异，而个人能力的差异又是来自于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根据CHIP调查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人力资本（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态）对个人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缩小个人之间人力资本投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使低收入人群成长为中等收入人群。从一些统计数据上看，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在义务教育的公共投资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步，教育经费与经济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增长，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经费的差距有所缩小。然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如高中教育，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差别仍然很大。另外，学前教育是个人能力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范围，一些农村地区仍有相当大比例的学前儿童没有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有足够的能力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总之，改变人力资本发展方面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的唯一选择是加大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尽快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均等化。（来源：网易研究局（wyyjj163） 作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修娜）
狗狗币“奔月”背后 正是当下的“时代征兆”
【研究员】：WH
真正因为Coinbase上市而“鸡犬升天”的山寨币，正是戏谑模仿比特币的狗狗币，4月16日前24小时内翻了3倍，7日内翻了391.94%，过去1年16000%，成为世界上第六大最有身价的加密货币，市值最高曾达到520亿美元，超过有330年历史的巴克莱银行。
【博览财经特稿】狗狗币将要登月了吗？这是4月16日美国财经新闻的主要提问。 “登月”是币圈里用来形容加密货币的价格如抛物线般向上飞蹿的话。4月14日，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在纳斯达克直接上市。对于全球币圈来说，这是加密货币进入主流金融殿堂的转捩点，从龙套变成戏台主角。有趣的是，Coinbase上市带动加密货币行情上涨，整体市值超过2.2万亿美元，但在土耳其中央银行宣布禁止国民直接或间接持有加密货币后，加密货币始祖比特币的价格降温。 真正因为Coinbase上市而“鸡犬升天”的山寨币，正是戏谑模仿比特币的狗狗币，4月16日前24小时内翻了3倍，7日内翻了391.94%，过去1年16000%，成为世界上第六大最有身价的加密货币，市值最高曾达到520亿美元，超过有330年历史的巴克莱银行。根据BitInfoCharts的数据，狗狗币在15-16日之间的24小时内的交易量超过120亿美元，胜出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币的60亿美元流量。
反讽的是，狗狗币并不是Coinbase平台上可以交易的币种，目前已有很多币迷（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呼吁Coinbase提供狗狗币的交易。狗狗币的两个创始者在2013年发行了以柴犬为徽标的玩笑币，背后没有活跃的开发者社区，其中一名创始者甚至于2016年在失业期间出售了他所有的硬币。 虽然在最早8年的历史中仅有一次达到0.01美元的价值，但狗狗币的“狗运”从2020年7月开始翻盘，短线炒币者用TikTok哄价，价格飙升至1美元。2021年对狗狗币来说更是顺风顺水，在4月16日创下0.446847美元的新高，虽然到了4月17日就跌到0.28美元（约-24%）左右。 和GameStop（游戏驿站）股票一样，戏谑得到众人吹捧而逐渐成为特定的品牌认知度，它的用途和“商业价值”也随之而来。但因社交媒体造势而不可一世的“模因钱币” 现象说明了什么？ 比比特币更火的山寨币 狗狗币的叱咤风云同时反映了近两个月来山寨币的受宠。自2月中以来，比特币在加密货币整体的市场份额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到了4月16日，比特币的市值只占加密货币整体的52.69%。这在加密货币的历史上已有前例：2018年初比特币在整体加密货币的市值占比曾经降到37.71%，这个周期期间在2020年12月曾高达70.71%。 随着比特币价格从去年12月开始暴涨，在今年2月中突破5万美元，比特币的市值占比显著下降，这意味着比特币的高价对新来的买家造成心理障碍，不如转战山寨币，而山寨币的高度波动，更有利于实现快进快出的短期收益。 过去3个月中比特币的价格上涨了65.5%，币安币上涨了1123%，狗狗币上涨了3328%，而翻了数倍的加密货币不胜枚举。 促成狗狗币今年走“狗运”的首要功臣，首推马斯克，他数度发推吹捧“人民的加密货币”，并在4月15日上传了画家米罗1926年的名作《吠月之犬》，标题是：“狗狗吠月”。狗狗币价随之“奔月”。 亿万富豪投资者马克•库班在3月宣布，他拥有的NBA达拉斯小牛队将接受球迷以狗狗币支付游戏门票和商品，之后以狗狗币成交的小牛队销售额增长了550%。 最近烟熏肉棒供应商Slim Jim索性把狗狗币作为自己的社交媒体策略，借着与狗狗币相关的零食模因，该品牌的推特粉丝增加了一倍，参与度提高了500％以上。表面上Slim Jim蹭了狗狗币的人气，但反过来，模因造成的玩笑也推高了狗狗币的价格。当狗狗币的市值超过劳埃德金融集团的420亿美元、纽约银行的420亿美元和农业信贷银行的430亿美元时，这又形成媒体刷屏的话题。这也就是一个玩笑越开越大，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循环。 正如模因股票，狗狗币背后也有一个名为“中本聪街下注”（SatoshiStreetBets）的网络论坛。其模式与“华尔街下注”（WallStreetBets）网络论坛如出一撤，后者在今年初助推了GameStop的股价脱离基本面而莫名其妙地狂奔。 搭着Coinbase上市的顺风车，狗狗币使罗宾汉交易平台面对“前所未有的需求”，加密交易功能一度出现“重大中断”。一个Reddit平台用户上传了狗狗币持有量的图片，显示账户有1081441.29美元的余额，标题是“大家好，我刚刚成为狗狗币百万富翁。” 这些炫富者和市场推手的推文使一些加密货币投资者担心市场泡沫。专注于公共区块链的城堡岛风险投资的联合创始人尼克•卡特称狗狗币为“投机工具”，散户投资者“将在狗狗币上赔钱”。 银河数字资产投资公司创始人迈克•诺沃格拉茨表示：“我看到了很多奇怪的加密货币，像狗狗币，甚至（正在被美国证监会诉讼的）瑞波币都有巨大的零售买家激增，这意味着现在有很多狂热，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善终，所以我们可能面临大冲洗的一刻。” 虽然加密货币戴着金融民主化的光环，但根据Coin Metrics的数据，最大地址占狗狗币总供应量的28％，排名前10位的地址约占所有流通狗狗币的41.35％，前100大持有地址占总供应量的68％，排名前1％的地址占总供应量的94％。相比之下，比特币的100大持有者占总供应量的13.7％。这意味着一小部分狗狗币持有者可以操纵币价，买家必须小心被割韭菜。 “赌民化”的社会 狗狗币虽然没有“内在价值”，背后并没有一个区块链项目，但它已从纯粹的模因代币，演变成一种似乎自洽的流行文化现象。狗狗币和其他加密货币所带来的投资狂热，使人不得不想起19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泡沫。 互联网和区块链的确都是具有深层影响的革命性技术，也都将存留下来，但把亚马逊的指数性增长与当下所有的加密货币对等，也过于草率。加密货币中会有经历岁月历练的胜出者，但如果投资者持续盲目地把钱丢向“会飞的狗”，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一地鸡毛可能重现。 要了解这一波加密货币狂潮，除了比特币每四年挖矿数量减半带动的周期性，大环境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美国目前“赌民化”（gamification）的社会氛围，叠加投资炒股的“娱乐化”。疫情下催生的新股民，带动了所谓“模因投资”的巨浪，美联储和全球央行大量印钞以及救援方案的纾困金造成的市场流动性，带来了对风险资产的偏好。 根据美国社会情绪AI基础指数推出的“社会热议交易基金ETF”（BUZZ ETF），于3月4日正式登场。上市之初即吸引2.8亿美元资金流入，两周后净资产就累计超过5亿美元。这个基金自述的目的是追踪“从社交媒体中脱颖而出”的股票，并利用人工智能，根据社交媒体的动向，抓取每月排名前75位最有人气的大型股票，因为这些股票反映了最高的积极投资者情绪和乐观看法。 除了持股年初以来股民热议的Draftkings、特斯拉、美国航空和理查德•布兰森创立的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之外，BUZZ ETF在4月添加了GameStop、Palantir、宠物食品Chewy和美国最大零售抵押贷款商火箭公司（Rocket Companies）等热门股票。 有些投资者认为没有理由付出0.75%的管理费，让社交媒体的嚼舌者为他们挑选股票，但BUZZ ETF追逐吸引网络热议的模因股，反映了美国当下投资赌民化和娱乐化的文化环境。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倾向于追捧高风险的股票，而风险较高的股票恰恰是在市场震荡时表现良好的股票。 到今年4月16日为止，标准普尔500指数从去年3月23日的谷底上涨了87％。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市场，越来越多的ETF将会用大数据和AI来追踪市场热情，并投资于热门主题。这种“情绪ETF”的兴起，正迎合了因疫情而实施强迫性社交距离的社会，因为它创造了不与社会趋势脱节的幻象。 在疏离的社会环境下，社交媒体的投资论坛煽动了群体“害怕错过”（FOMO, fear of missing out）的投资心理。Z世代的新投资者并没有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的焚伤，追求当下立即满足的high感，创造了一个万事皆赌场的文化氛围。股市如此，币市亦如此。 狗狗币大到不能倒？ 但狗狗币一旦跨入十大加密货币的神坛，很多人开始认为有“不得不持有”的压力。艾米莉•帕克在Coindesk发表评论说，狗狗币的崛起说明了荒谬与严肃之间只隔了一条细线。加密行业人士多年来一直试图证明比特币和许多加密货币的技术性，直到最近总算获得特斯拉、万事达、摩根士丹利等品牌企业的认可，但在这之前，对社会主流来说，比特币和加密货币属于“荒谬”的幻想领域。 荒谬的东西如何变成不可否认的真实？部分原因是当下现实似乎越来越受集体信念而不是基本事实的影响，因为集体信念可能胜过更实际的价值。 尽管狗狗币是一种由情绪驱动的资产，但当下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价值是由人群的情感创造的，并由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提供动力。最明显的例子是GameStop、MarsCoin（火星币）在被马斯克发推钦点之后上涨了1000％以上。群众显然认为，马斯克可以用口水把特斯拉的神迹带给GameStop和狗狗币。 但帕克认为，“现在不同的是，社交媒体可以在前所未有的步伐和规模上将集体信念转化为集体行动……集体信念一直以来都是强大的力量，但（以前）它不能独自推动市场。现在不同的是，社交媒体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将集体信念转化为集体行动。像马斯克这样的名人已经能够利用他们庞大的粉丝群来促使人们做出具体的举动，例如购买狗狗币并提高其价格。” 这迫使我们反思，从本质上来说，集体信仰的思想是金钱的核心，因此也是加密文化的核心。如果没有人对其价值的共同信念，法定货币将只不过是纸和金属。尽管中央政府可以印钞并影响法币价格，但比特币的本意是独立于传统金融系统，换言之，比特币的价格取决于人们愿意为其支付的金额，这从早期的几美分，成长到目前超过6万美元。因此，帕克认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狗狗币。 狗狗币会成为主流货币吗？ 追根究底，狗狗币到底有没有价值？目前看来，狗狗币的“价值”和会带货的网红类似。 从用途来说，已有1200家公司接受狗狗币支付。但狗狗币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货币，主要依赖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可预测性。买家将法币转换为比特币，是因为他们寻找一种与当地政治和经济现实脱钩的价值储存，每个人都知道比特币的固定代币供应及其基本不变的货币政策，这使其在广义上不受政府控制。但为提高自身的可预测性，狗狗币必须摆脱目前的高度波动性。另一个要素是流动性。持币者希望确保出售时，总会有人想以市场价格接盘。 这两个因素将决定狗狗币是否形成网络效应，从而至少成为追随模因文化的用户的“共识选择”。 但即使狗狗币的商业价值得到拓展，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流通市价代表了真正的“估值”，这也是大多数加密货币面临的问题：没有测算价值的“基本面”标杆共识，容易造成“热议”和“估值”之间的混肴。 最近投资人、CNBC电视网《我为钱狂》主持人吉姆•克莱默表示，他越来越担心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资产的交易已经到了“弥撒亚”宗教狂热的地步。通过“华尔街下注”之类论坛对GameStop等股票的追捧，正在以同样的激情席卷加密货币领域。 “目前有如此众多的‘邪教’资产，如Coinbase、加密货币、模因股票、NFT（非同质化代币)，真正的信徒绝对拒绝出售……他们抛弃了自己拥有的其他所有资产，这给其余市场带来了真正的压力，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这个市场里，有一群人似乎认为……卖出任何东西是一种罪过，因为拥有股票（或加密货币）是为了某种使命，而卖出则意味着出卖了这个使命。这使我开始怀疑这些追随者中是否有人处于精神隔离状态？特别是他们忽略任何可能警示已经过头了的信号的能力。” 狗狗币奔月，正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征兆”：一个道听途说的戏仿，也有可能弄假成真，成为网红，从而产生“商业价值”。至于此时此刻该不该买狗狗币？我个人认为，一如许多山寨币，如果不能遏制“害怕错过”的冲动，在放入限量资金时，应该做好“血本无归”的心理准备。（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刘裘蒂）
形势分析
一季度各地GDP揭晓 同比数据缺少足够参考性
【研究员】：WH
不过断言广州就此坐稳GDP第四城，也是为时尚早。首先，GDP数据修订之后，2017年、2018年重庆其实都已经超越广州。其次，长期看，重庆的规模优势更明显，人口体量更大，城镇化、工业化可以挖掘的空间也更大。所以未来重庆再次反超，北上深广的GDP再洗牌，将是大概率的事。
【博览财经特稿】2021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陆续揭晓。先看全国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493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 受去年疫情的影响，今年全国GDP同比增长达到18.3%，那么哪些地区回暖势头强劲，哪些地区又跑输了大盘？ 依据各省市公布的数据，做了简单的梳理，如下图。注意，31省市中，不包括河北和西藏没有公布一季度数据。
湖北与海南拿下冠亚军 2021年一季度的增速冠军，没有悬念地由湖北拿下。去年一季度，湖北GDP实现6379.4亿元，同比下降39.2%，因为基数大大降低，今年一季度湖北同比增长58.3%，GDP9872.67亿元，继续稳居前十位。 而湖北之外，一季度同比增长最快的是海南，GDP为1395.99亿元，增速为19.8%。海南成为湖北之外的增速亚军，至少有三个因素：第一，基数小；第二；海南的地理位置比较封闭，黑天鹅影响的周期相对更短；第三，自贸港等各项政策的红利持续释放。 当然，海南的抢眼表现，跟近两年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强力推动去房产化，也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回暖快，也是告别房地产路径依赖的一种成果体现。
湖北、海南之外，一季度GDP增速跑赢全国大盘的地区，还有浙江、江苏、安徽、广东、江西、重庆。其中浙江为19.5%，重庆为18.4%。 浙江、江苏和广东都是GDP五强省份，它们的经济体量较大，广东和江苏都是10万亿俱乐部省份，一季度的高增长，说明恢复调整能力足够强。这其中至少有两方面因素： 首先，这几个沿海地区外地人口多，外贸依赖重，所以去年受影响较大，基数拉低。以广东为例，去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5.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1.8%。 其次，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合理，随着黑天鹅的淡化，在对抗外部风险上的优势，会很快凸现出来。换句话说，疫情停工停产时，它们首当其冲；疫后复工复产时，则快速回血。 还是以广东为例，今年一季度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860.39亿元，同比增长28.9%，尤其像医药制造业同比增长34.0%。规上工业增速和去年一季度的差值超过40个百分点。 在已公布数据的29省市中，有21个跑输18.3%的一季度全国大盘数据，其中低于同比增长15.0%的地区有6个，分别是：吉林（14.9%）、甘肃（13.2%）、辽宁（12.9%）、青海（12.8%）、黑龙江（12.4%）、新疆（12.1%） 这些地区基本都是经济中小省份，2020年GDP最高的是辽宁，为25115亿元，排在全国第16位。 不过要指出的是，一季度低于大盘数据，不等于说它们缺少发展势头，这一点后面再讲。而相较于去年全年的数据，一季度的省市排位，也发生一些变化。具体来说包括，安徽反超上海；江西反超陕西；重庆反超辽宁；山西反超贵州；吉林反超黑龙江。 一季度数据不能如实地反应地方经济韧性 由于去年一季度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只看今年一季度的同比数据，会缺少足够的参考性。比如有的地区一季度增长快，可能是因为去年受影响重，如湖北。 有的地区增长慢，可能是因为去年一季度本身受影响就小。如湖南，去年一季度为-1.9%，名义增长甚至为正值，今年实际增速为15.0%，跑输大盘。 换句话说，一季度数据，并不能如实地反应地方经济的韧性。因此，今年统计部门在季度数据之外，额外统计并公布了两年平均增长情况。
两年平均增长数据，覆盖了疫情前一年、后一年的周期，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能够综合反映出在穿越黑天鹅周期过程中，各地的具体表现。 全国层面，两年平均增长为5.0%。而平均增长达到并超过6.0%的省市，一共有9个，分别是：海南（7.0%）、贵州（6.8%）、江西（6.7%）、江苏（6.4%）、浙江（6.2%）、湖南（6.2%）、四川（6.0%）、广西（6.0%）、宁夏（6.0%） 海南前面有过分析。结合两年平均数据看，江浙地区的经济韧性可见一斑。 贵州也值得一提。近些年来，在经济增长方面，贵州一直处在全国领跑的位置，还多次拿下增速冠军宝座。2019年同比增长8.3%，2020年同比增长4.5%，都远超全国大盘数据。 贵州的经济增长，基建的功劳很大，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在大数据方面的发力，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最大，这些都是重要的增长动力源。 当然，跑输5.0%的两年平均增速大盘数据的省市也不少，包括上海、北京、甘肃、陕西、内蒙古、河南、吉林、天津、辽宁、黑龙江在内，共有10个。 上海、北京本身比较发达，城镇化率较高，早就过了快速增长的阶段，所以跑输大盘不算太奇怪。而剩下的一些省市中，它们的经济原本就有着一定的转型压力。 尤其是东北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全部入列，一季度增长跑输大盘，两年平均增速同样跑输大盘。人口流失下，经济转型的任务任重道远。 重庆要追上广州的难度加大 在省一级之外，一些城市也公布其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比如深圳一季度GDP实现6867.54亿元，同比增长17.1%，两年平均增长4.6%。当然还有备受关注的广州，一季度GDP为6404.09亿元，同比增长19.5%，两年平均增长5.6%。 对比重庆的数据看，广州的表现要更抢眼一些。一季度增速广州领先重庆1.1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领先0.4个百分点。一季度GDP差值也扩大到超过400亿元。 广州和重庆之间，围绕GDP第四城的竞争，是近两年的一大看点。今年初，广州提前公布的2020年GDP预估数据为2.4万亿元，落后重庆，一度引发GDP第四城易主的讨论。 但广州年度终核数据最终确定为25019.11亿元，以17亿元左右的微弱优势，完成了对25002.79亿元的重庆的绝杀。
今年一季度，二者的差距再次扩大，重庆要追上广州的难度加大，这从侧面反映出广州作为一线城市的强劲势力。尤其是汽车制造，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高达64.5%，比重庆汽车制造业55.3%的工业增加值增长，还要高接近10个百分点。 不过断言广州就此坐稳GDP第四城，也是为时尚早。首先，GDP数据修订之后，2017年、2018年重庆其实都已经超越广州。其次，长期看，重庆的规模优势更明显，人口体量更大，城镇化、工业化可以挖掘的空间也更大。所以未来重庆再次反超，北上深广的GDP再洗牌，将是大概率的事。（来源：西部城事（xibuchengshi0518） 作者：西部菌）
人口“黑洞”迅速蔓延 中国最后一波生育高峰期窗口将关闭
【研究员】：WH
站在全球的角度看，人口增长停滞也是全世界的共同难题。根据联合国等机构的研究，本世纪全球人口增速将持续回落。这也意味着，谁解决了人口问题，谁就能赢得未来，改写全球竞争格局。人口问题事关国运，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博览财经特稿】刚开始，只是农村偏僻村落的消失，接下来是四五线小城市萎缩，现在轮到大城市人口负增长了。总体看，亚洲国家生育问题最严重，韩国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32年，中国最后一波生育高峰期窗口将关闭，错过了这个窗口，国运乃至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变化。 灰犀牛狂奔而来 存量博弈时代，人口黑洞迅速蔓延，从中小城市扩散到大城市。目前26个地级市披露了人口数据，有8个城市人口负增长，其中沈阳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3.34‰，成为全国首个人口负增长的新一线城市。 长三角大城市也沦陷了，人口超过500万的无锡，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降为-0.16‰。同样的，泰州、扬州、镇江、常州等城市人口也出现负增长。另一个大城市宁波也岌岌可危，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75‰，即将跌破0的分界线。
刚开始，只是农村偏僻村落的消失，接下来是四五线小城市萎缩，现在轮到大城市人口负增长了。 人口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早已结束，但是结果却迟迟未公布，很多人都预期结果远差于预期。 人口塌陷已经成为“共识”，越往后情况越严峻！历史性窗口慢慢关闭，中国即将永远错过机会！ 在人口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各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就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个别城市通过政策抢占人口获得的短暂优势，改变不了整体向下的大趋势。 站在全球的角度看，人口增长停滞也是全世界的共同难题。根据联合国等机构的研究，本世纪全球人口增速将持续回落。这也意味着，谁解决了人口问题，谁就能赢得未来，改写全球竞争格局。人口问题事关国运，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对中国来说，人口问题尤为关键，因为育龄女性的最后一个高峰即将过去，错过了将会永远错过，这是生物学规律。 目前，我国第二波婴儿潮的女性人口，已经进入育龄阶段的中后期，也就是说，80后女性的最佳生育窗口正在慢慢关上。 根据招商证券研究，到2032年，我国育龄女性人口最后一个高峰将彻底消失，到2035年，中国育龄女性数量将较2020年下降约4000万人，降幅超过20%。
想要解决人口问题，还得回归本质，即婚姻和生育。世界变化的太快，婚姻观念冲突的厉害。中国婚姻状况的变化，生育率的变化，跟女权意识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两性关系激烈对立的话题。“性别一换转发过万”，一些情感大V的参与让话题再次扩散。这类话题之所以会引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女性受教育和认知水平大幅提升，敢于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女权意识崛起的一个标志。 在女权崛起的同时，男权也在没落。前几天，还有一个新闻刷屏了，《上海90后成为亲子鉴定主力军，平均每四个孩子就有一个不是亲生》。 文章透露一个消息：搜索“亲子鉴定”这个关键词的人群，年龄从二十出头一直到五十多。总结一下，就是所有具有生育能力的男性都关心这个话题。 “在男权社会，男性却成了一个弱势群体。”“两性冲突”的新闻不断冲击年轻人的婚姻观念，让越来越多的人恐婚。再加上，性开放观念普及，结婚成本上升，离婚成本下降。 结果就是，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连续创新低、离婚率连续创新高、初婚年龄不断往后推迟。 2013-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对应的，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 同时，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 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因此，结婚率暴跌的背后，新生人口数量也断崖式下跌。
女权崛起能够拯救坍塌的生育率吗？ 女性崛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有不少情况下都是女性表现优于男性，比如在学习能力方面。 根据教育部官方公布的教育统计年鉴，从2009年起，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中女生的占比就已经超过50%，并在此后的9年里始终保持在50%以上。
女性考研超过50%什么意思？就是女性学习能力比男性强，这是事实。 此外，女性政治地位也在提升，在北欧一些国家，比如瑞典、芬兰等等，女性国会议员的比例都已经超过了45%。2019年，刚毕业7年，年仅34岁的桑娜·马林成为芬兰史上最年轻的女总理。芬兰5个执政党领袖中除了一人年龄超过35岁，其余4人清一色都是年轻女性。 类似的案例和数据还有很多，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父系社会”正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制度正逐渐趋于瓦解，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成了共同点。 母系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女权意识崛起，女性力量越来越强大。接下来一个关键问题是，女权崛起，能够拯救坍塌的生育率吗？ 先看一下，目前女性地位最高的北欧国家。在联合国等机构的排名之中，冰岛、挪威、芬兰、瑞典等国的女性地位，长期霸占榜单前几名。过去，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北欧国家男人都在家带娃，总体生育率高，尤其是2010年的时候，各国生育率都达到了峰值，甚至接近2.0。
但是，2010年以来，北欧的生育率也在下降，尤其是芬兰，生育率竟然跌至1.4，跟日本相差无几。所以，女权意识崛起，并不意味着，生育率就一定会提升！ 生不生娃，金钱说话！ 很多年前，德国的生育率也很低，当时就有人在网上问了：德国人结婚成本不高，生娃还有国家补贴，从小学到大学还都免费，为啥德国人就是不生娃呢？ 大家给出的答案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普通德国人生活压力也蛮大的，养娃的成本太高了，政府那点补贴根本不够用。 最近几年，德国的生育率一直不断上升，从最低的1.2上升至了1.6，提升幅度相当大。另外一个高生育率国家是法国，一直高于1.8。 很多人又问，德国人怎么又开始生娃了呢？答案还是，政府补助多了，养娃压力小了。所以，德国的经验就很简单，养娃成本高了，就不生娃；养娃成本低了，就生娃，就这么简单。 再看一下其他欧洲国家，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这三个国家的生育率从金融危机后就呈下降趋势。如果从经济的角度上也能解释的通：它们这几个国家的经济跟德国和法国没法比，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差一大截，所以这三个国家财政上给生娃的补助相对就少，因此生育率也很低。
再看一下亚洲国家的情况。总体看，亚洲国家生育问题最严重，韩国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日本生育率常年维持地位，中国生育率也处于分界线附近。 媒体也经常报道这个现象，但是原因归结起来也就是三个：就业、房子和教育。 跟欧美不一样的是，中日韩这三个亚洲国家的年轻人，不是不结婚，而是连约会都不约了，彻底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需要看到的是，日本正在慢慢发生变化，生育率从1.26逐渐回升至1.5左右。原因也很简单，日本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要把日本生育率提升至1.8，因此日本一直在补贴生娃，福利项目跟欧洲差不多，就连娃上大学也全免费等等。 对中国有什么借鉴？ 把两性对立起来，只会加剧双方婚姻观念冲突，对婚姻百害无一利。年轻人不结婚，生育率很难上升，因为中国的育儿成本非常高，单靠“女拳师”是无力承担养娃成本的。 “自己都生活不好，怎么可能会生娃”，因此房价控制不住，年轻人头上的重担卸不下来，生育率也很难上去。 降低育儿成本就相当于“补贴生育”，因此需要打击学区房，保障教育公平，防止“内卷”，否则生育率也很难上去。 总之，跟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人口问题上，无论在政策支持，还是实际情况，都不乐观。 要搞清楚一点，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人口。极端一点，一个经济体可以没有科技，可以没有资本，但是绝对不能没有人口。 人不只是“工具”，不仅负责生产还负责消费。人口质量越高，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发展就越快。 2032年，中国最后一波生育高峰期窗口将关闭，错过了这个窗口，国运乃至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变化。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时晨晨）
社会透视
只要经济发展 地下钱庄就没法杜绝
【研究员】：WH
在我国，这玩意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古代的地主们都是地方上的钱庄，他们一般在每年春天会放贷给农民，农民们去买种子农具，等到秋收再还回来，当时利息动不动60%以上，王安石变法，国家给定了个比较低的，20%，跟现在高利贷也没差别。如果碰上荒年，还不上了，那就用土地和喜儿抵债。
【博览财经特稿】前几天在微博上聊了聊地下钱庄的事，发现好多人并不了解，所以索性写篇文章，把这事摊开唠唠，文章写完后还找了个这方面专业的老经侦，他确认没问题才敢发。 地下钱庄 啥是地下钱庄？其实就是地下银行，有些人手里有钱，想放贷，让钱生钱，但是没有银行资质；有些人需要钱，可是去银行贷款需要抵押不是？所以他们愿意支付更多的利息。 这下供需双方都有了，来几个中介，业务也就可以开展了，如果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没有牌照的私人银行。 事实上只要有商业活动，稍微上点规模，就需要频繁的借贷，西方的圣殿骑士团，后来的美第奇家族，近代以来的几大银行家族，其实都是这类型机构。而且国家层面搞银行这事出现非常晚，远远晚于私人银行。 在我国，这玩意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古代的地主们都是地方上的钱庄，他们一般在每年春天会放贷给农民，农民们去买种子农具，等到秋收再还回来，当时利息动不动60%以上，王安石变法，国家给定了个比较低的，20%，跟现在高利贷也没差别。如果碰上荒年，还不上了，那就用土地和喜儿抵债。 经常听说的古代土地兼并，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信贷方式来兼并的。到了现代，银行业属于国家经营的业务，私人是不能涉足的。不过一直以来有个法律困局，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是个有钱人，我把钱借给需要的人有错吗？你借我钱，到期还点利息有错吗？没啥错，所以民间借贷这事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它也日趋壮大，就很好理解了。 如果从地下钱庄资金的流动方式看，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个叫做民间汇兑；一个叫做民间借贷。二者区别很简单，拿钱换钱，这叫汇兑，比如拿人民币换美元，这叫跨境汇兑，拿人民币换人民币，这叫洗钱，也叫境内汇兑，大家不懂也不要紧，一会儿详细说。 如果单纯借钱，到期还本付息，而且不到银行借钱，那就是民间借贷。 说起来，这两种虽然都涉及资金运作，但是几乎没有混合经营的，基本上都是各干各的。而且一般两帮人还互相鄙视，做汇兑业务的眼里看自己是“促进国内进出口行业发展，帮助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弥补国家外汇管理不足，为人民币全球化出一份力的青年才俊”。他们看做借贷业务的就是“放高利贷的黑社会”。 在借贷业务的眼里自己是“加强资金流动，盘活闲散资金，帮助企业发展，快速解决企业需要的金融专业人士”，他们看做汇兑的都是“洗黑钱的白手套”。 这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来了，想做钱庄，手里总得有钱吧？他们的钱哪来的？有两种：要么是自有的，要么是集资。 自有资金，也好理解，有人早年做生意赚到了钱，后来不干了，把工厂卖掉，专心做钱生钱业务，负责打理业务的，往往也都是自家人，会计是妹夫，弟弟负责放款，还有几个村里五大三粗的侄子过来负责催贷。 还有一种，也是最常见的，资金来源是集资。这个要重点讲，一般有个集资人，他出面向大家集资，他把钱集中以后再交给资金持有人，集资人可以从中获得利差或者提成。 江浙、福建和潮汕那边一直有个传统，不是近几年形成的，而是几百年了，村里的人会把钱拿出来交给几个人出去各种搞，大家已经习惯了，不觉得这么搞有啥问题。这玩意听起来好像很low，其实不low，很多地下钱庄就是这种“村内集资”，一个村动不动几十亿的资金规模，在1994年的时候，就出现过32亿的集资，现在规模更是大到了离谱，广东警方一次清理，查获了2300亿，没写错，你们感受下。 这玩意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坏。首先好处很明显，众所周知，现代企业都是负债经营，需要钱的时候如果补不上，说不定就直接挂了。但是银行又往往不借款给小企业，或者本来是贷款的，突然银根收紧不给贷了。这些小企业往往全靠企业之间互相拆借，或者找这类民间机构借钱。江浙地区经济发展好，也跟他们那边民间融资发达有关。 懂了这个，大家也就懂了商人们为啥喜欢搞同乡会之类的各种小组织了，这些小组织也可以帮助他们顺利渡过难关，毕竟每个人都有命悬一线的时候，找不到钱可能第二天就挂了。 但是这些集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每年都会出现携款出逃，或者干脆演化成了庞氏骗局。也就是资金并不去放贷，或者仅仅是形式上虚假放款实际上套取资金。拆东墙补西墙，这些年来这种事层出不穷，大大小小，各种宣传不断。 这种骗局有个共同点，就是允诺的利息是慢慢走高的，到后期会飙升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开始可能是每月2%-3%，后来因为需要的资金量越来越大，利息会渐渐走高，甚至会走到最高30%（月息，确实是月息）。所以，只要发现某个集资，利息在不断升高，就说明资金面在变紧张，这时候小伙伴你就要小心了。 这种往往不会持久，一般一两年就销声匿迹了。但是有些钱庄非常非常持久，闽浙地区有那种持续了一百多年的钱庄，据说从大清开始就在做，后来被社会主义的铁拳锤了几十年，一度跑去了香港，改革开放后又回来了。 这些民间机构以信用著称，只跟熟人打交道，如果不是熟人得通过熟人做保，地方上的长老出面集资，有啥事摆不平也由长老出面摆平，他们做钱庄的钱就是全村人凑的。 几年前在飞机上碰上一个潮汕哥们，他在东南亚做生意，要回去祭祖，他说对于他们那里的人来说，走得再远，祭祖这事不能耽误，祭祖这事不仅是感情问题，更是信贷问题，我一开始还没懂，过了很久才明白。 两种钱庄 说清楚了钱哪来的，再说他们拿钱干啥。先说汇兑型钱庄，就是那种拿人民币换钱钱的钱庄，你缺外汇了，去银行一方面有配额，另一方面流程也慢，所以不少人就去找这类钱庄。 相比起借贷型钱庄，它的特点就是快，很多时候交易双方的一次交易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双方就是一手交钱另一手也交钱，需要的资本金小得多。 因为交易是实时的，风控几乎不存在。很多时候唯一的风控是业务员观察客户，猜这人是干嘛的，从行为言谈中分析客户会不会是犯罪分子，如果他们感觉客户有问题——呵呵，得加钱。 跨境汇兑业务，如果资金不违法的话，客户大多是为了个人消费或者是对外贸易。钱庄就得先弄点美元，也不复杂，每个人不是有五万块额度嘛，钱庄手里有钱，高价去收，甚至基层业务员一个一个带着老乡去换汇，到手后直接加10%买走。这段时间刚抓了一个福建那边的地下钱庄，220亿规模，他们就是这样弄了个外汇池子。 还可以从民间收美元，正常情况下咱们手里是没有那玩意的，但是这些年有不少人在海外工作嘛，尤其闽南和福建，他们在海外赚到美元就可以回国后高价卖掉，往往就是卖给这种地下钱庄了。 这类钱庄的钱一部分会以现金形式存着，效果非常惊人，电视剧《三叉戟》里有个剧情，警察找到一个别墅，里边的所有柜子里都塞满钱。这个剧情有原型，但不准确的，现实里一般放钱的地方也跟银行金库似的，也有防爆大铁门，好几层密码才能进去，这个不是放警察的，而是防急眼的同行。 有了钱就好办了。有时就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用钱额度不足，或者急用转账太慢。这时候从地下钱庄相对快速便捷多了。这块生意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回国过年。一天夜里刷机票（机票这玩意的价格波动有时候比股票还大，比较会过日子的人一天看个百八十回都是常事），发现有一家的往返机票折扣很大。他赶快上去抢，结果自己卡里钱不够了…… 这时候他想起来手机里的一个电话，赶紧打过去试试，对方收到消息回了信息，让他把人民币从国内账户打进对方在国内的账户，对方用加拿大账户给他打相应数目的加元。他拿到钱去付款买票，前后时间不到100秒！这里不能不赞一下，一些中国生意人的效率实在是高得可怕。 不过这都是小打小闹，汇兑数目多也不过是几万美金罢了。真正的大头是外贸企业，很多外贸企业进出口有大量的资金需求。外汇管理部门是要仔细的审核你的资料的，看你的交易是否真实，有没有问题，一般都要一定的时间。这时有的人想早点拿到钱，就会绕开监管部门改走地下钱庄，缴纳手续费算是花钱买时间。 随着国内监管的严格，不但现在境外的钱难进来，钱庄在国内的账户也会被盯住。一旦发现有异动立刻封，如果涉及诈骗赌博的案子，银行会直接把账户冻结。 这时候就只能等待审核结果。有的骗子就专门弄到外贸企业的资料，冒充法院或者公安联系商户。骗子上来就问你是不是最近有走地下钱庄进出资金？然后说给你转钱的账户涉及洗黑钱，要冻结你的账户，让你带着证件和资料去哪里哪里等待审核几个月云云。 大部分见过的世面企业主都让他们滚，少数新来的企业主就慌了，也就上钩了。后面的套路不外乎说为了支持外贸企业，他们开通了专用的审核通道，让你把钱都转到指定账户，保证会优先在两三天内给你解封，几乎每年都有很多企业主被这招骗了。 如果跨境的资金涉及违法，这些资金大多数是两类，一个是在国内非法手段获得的钱出境，诈骗贩毒贪污等等。这些钱可能已经洗过也可能没有洗，要转移到境外。一般这种都是感觉到有危险，数目大而且时间紧。 有的时候人先出去了，留下钱在国内一点一点慢慢转。我知道的是在2013年，有个货把一亿多放到了钱庄账户上。户主本人觉得有危险就跑出去了，钱被放了几年都没有能转走。 最后人因为通缉压力实在太大，自己回国自首了，坦白从宽，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和诚意，把钱庄洗钱的事也给捅出去了，钱庄老板直接被抓起来判了十年，估计现在还没放出来。 还有一类是境外非法手段获得的钱入境，比如境外网络赌博弄来的钱，要弄到国内来投资。 大家可能不知道，入境的难度不比出境的难度低，需要对公账户，需要解释来源，账户稍有异常就会被退回去，然后要求提供材料证明资金来源合法。 特别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而且国内的投资机会比国外多得多，想通过非法途径往国内挤的资金量特别大，有关部门监管的力度也特别大。 现在出现一些汇兑的骗子，专门骗这些客户。有个客户在东南亚架设服务器，专门搞“性感荷官在线发牌”那种，骗来的钱隔一段时间转入境一次。 当时经常合作的钱庄出事了，赌博网站老板就被网上一个自称专业作汇兑的骗了。一开始也只是几万几万少量试，几次没问题，一笔几百万打了过去，对方直接就没影了。 老板差点气疯了，还没来得及发动资源去找，警察叔叔就上门了。警察听了都笑说，就这种智力水平也能骗到那么多钱，可见被他骗的赌狗们有多蠢了。不过笑完还要去抓骗他钱的那伙人追赃，倒是给警察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 地下钱庄跨境汇兑，有的需要真的有款项出入境，不过大多数不需要，只是过一段时间集中出入境即可。 大多数时候，因为监管的存在，钱庄想把钱在国界线两边转来转去也麻烦。所以业务发生时候首选的办法都是“对敲”，也就是钱庄在境内境外都有一个资金池，有了业务两个池按照汇率算好了钱数，客户把钱存进来，另一边把钱支付给客户，一进一出两清。类似古代你在北京往山西票号里存了钱，跑到杭州往出取，也不是北京的钱给你送到杭州了，而是从杭州的账上直接往出支，到了年底银号内部再核算。 理解了这个，也就理解了很多问题。比如我想把一个亿转到海外去，这些钱并不是真的过海关出国了，而是看看海外有没有人正好想把钱转到国内来，这样直接把海外那货的钱给你，你的钱给对方，钱庄收个中介费。当然了，一般不会这么巧，正好俩人同时发动转账，但是由于资金池的存在，可以把这种交易拉扯在一起。 这种手法最快速也最常见。原本理论上如果客户量足够多，资金进出的额度会趋向平衡。 但是，咱们国内贸易顺差实在太大，特别是最近疫情原因，出境的资金比起入境资金来少得多，搞得国内资金不足。时常弄到无钱可用的地步。 池子不平，很多时候到了手的客户流走了。有些钱庄就搞起了“共享资金池”。获得客户以后如果自家的池子不够，可以互相拆借，收来的手续费按照三七分。 获客的钱庄得30%，实际动用资金的得70%。如果多家都有资金动用，各家按照出资比例计算，有时候一笔大的生意要好几家一起凑钱才能拿下来。 但是这种只能算是技术手段，没有改变国内资金池不足的根本问题。对敲的手续费现在一涨再涨。 现在钱庄不得不真的让钱出入境，但是在监管下成本高还有风险。他们的方法一个是直接带现金出入境，有的是蚂蚁搬家一样通过“水客”，有的是把大量现金放在身上过关。 不过现金这种法子，以前资金量不大的时候都不能挑大梁（感慨一下中国巨大的贸易量），现在的需求规模太大，靠水客人肉托运的难度就非常非常大了。 之前有一次深圳严打水客，三天时间境内外各种货的价格剧烈波动，很多人一夜暴富一夜破产。 现在主要方式是通过设立空壳企业来运作，通过财务手段做假的进出口贸易。有时候监管部门发现一个公司，每月进出口生意都达到上亿。去了注册地，发现那里是个空荡荡的车库，这就明显是地下钱庄开的空壳公司。 为了应对监管，钱庄搞的空壳公司也是打不了几枪就要换个名字，有时一个地点在半年里面换了三四个公司的名字，而且每家公司资金进出还都特别大。 大家看出来了吧，这些犯罪行为越来越复杂，这些年警察队伍招人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外语和金融相关知识背景，到岗后还得训练好多年，就是这个原因，普通人已经不大能看明白犯罪分子在干嘛了。 有种说法认为，比特币这类电子加密货币最大的优点就在于随意跨越国界，以往富人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财富到了海关过不去，它的存在让以往的海关变得跟不存在一样。 洗钱 说完了跨境汇兑，再说境内汇兑，这玩意说白了就是彻底地洗黑钱。一般来说，只要是境内汇兑的资金没有不违法的，为啥呢？比如哪天有个人在街上拦住你，说给你100块钱和你换95。 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么他这钱有问题要么他这人有问题，或者二者都有问题，对不对？ 境内洗钱的门路和客户真正是五花八门群魔乱舞，各种坑蒙拐骗偷鸡摸狗啥样子的奇葩都有。 为了防止大家不清楚，先说下啥是洗钱。一句话说，就是把非法的钱变成合法的钱。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而且是越来越难。举个例子，熊大搞赌坊赚了1000万，这1000万甚至没法存到银行，因为银行很可能会确认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放在家里就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也不敢出去买房买车，防着有一天税务部门上门，问他钱哪来的，说不定就直接进去了。 现在大家知道美国那边为啥不让普通人用现金进行大额交易了吧，一般不敢走银行的大额交易大概率有问题，我国后续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可能有人说，这钱是我哥送我的，有问题吗？其实这也没法搞，这时候你哥就得解释这些钱哪来的了。而且这些钱可以买烟买酒买个吉娃娃，但是没法买房等大额交易，到时候又涉及可能被查的问题。如果你不干净，一旦被查肯定会被牵扯出来。所以就得洗干净，变成合法收入。 一般的操作就是交给地下钱庄，你再去网上挂个不值钱的产品，比如垃圾游戏的垃圾装备，理论上这辈子都不会有人买的那种垃圾，钱庄操作客户过来买，这样钱就成了你的合法收入。你去把税交上，从此就可以安心花了，不过这中间抽成很厉害，经常高达20%~30%。 再或者有人干脆去找那种中了彩票的人，五百万的彩票，他六百万买过来，拿着彩票去领奖，到时候把税纳了，这钱就干净了，不过不太好找，人家也不一定配合，弄不好他进去了。 还有更复杂的操作，有大佬去拍个电影，钱庄操纵账号去买票，本来没人看的垃圾片，可是他们却可以做到凌晨三点120%的上座率，你纳闷什么片这么好看，竟然有人凌晨三点站在过道看，去了发现现场就你一个，天真无邪而且相信灵异事件的你可能当场被吓得生活不能自理。 至于具体洗钱的过程，非常的复杂，是一个很长的严密链条。其中需要的各种操作眼花缭乱，是真正的技术活。 首先，钱庄需要大量的账号，将来要操作这些账号买装备嘛，小的钱庄也数以千记，大的钱庄账户十万以上。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洗的时候钱在各个账号之间通过网络不断流动，在这个过程还不断拆分组合。目的就是把整个过程模拟成多次的正常交易，弄得复杂无比难以监控，其中还需要实际交易的参与。 洗钱的账号来源非常的杂，有的是通过技术手段弄来的卡号和密码，有的是找农村那些不了解风险的人买的，还有不少干脆就是雇的。我几年前还收到电话，说是往我微信上转2000，我给另一个账号转1800就行。我还问他，万一我不往出转你们不就赔了？那边笑着说，我们知道你电话和住址，还会担心这个？ 这事把我吓了够呛，后来想了想，可能是银行什么的把我信息给卖了，或者快递相关的。 你如果有一些不怎么用得到的卡，最好是去注销，常用卡不要超过三张，以免账户出现了异动你无法发现。 有的账号是花钱雇人办的，这种会找那种看起来没啥文化，也不了解个人信息重要性的人。先是以一定价格请他“帮忙”，先掏钱让他申请银行卡。每当有业务就找个宾馆进行操作，就是让他按照指示，把转进来的钱再转到指定的账户。 还有不少“三和大神”，直接把身份证一次性卖掉了，对方爱咋整咋整。事后按照钱数一般1%左右的费用，每个账号一次的数额一般只敢搞十来万，获利一千多而已，当然了，三和大神是得不到钱的，他们正在某个网吧里醉生梦死。 但是这种行为属于协助洗钱，一旦暴露就会被抓进去。而且对方行为这么明显不正常，还拿了提成，到了法院连判缓刑的机会都没有。 汇兑型地下钱庄，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下面说说借贷型的钱庄。前文已经说了，钱庄的资金可能是自己的，也有可能全村集资的。这些本金或者资金通过钱庄借贷出去，就跟银行似的，不过利息非常非常高。 短期借款基本上在半年以内，用途不外乎过桥、经营困难借款、季节性借款、炒作资金等等。 过桥就是一笔贷款要到期，银行要求还款以后再重新贷款。这段时间客户需要借款，一般就是几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月息在5%-10%，看着不高，要知道，银行定期年利率才4%，他们的年利率都60%~120%了。 过桥的风险就是银行抽贷，也就是银行不再重新发放贷款。这对于客户是非常大的打击，一般客户经营瞬间就会停滞，很多时候甚至造成客户破产。钱庄的钱这时候就很危险了。 比如去年著名的一个案例，一个叫蟹姐姐的人拿着300多万本金去深圳买了一套700多万的房，准备等着红本下来后再去做个抵押。但是你不把全款交上去，红本就下不来，所以这个蟹姐姐在“专业人士”的操作下，让小贷公司支持过桥，日息千分之一贷款400万，这下很快就有红本了。日息千分之一，那年息可就是36%。 不过深圳恰好出了个政策，说是过户半年之内不能抵押，这下蟹姐姐傻眼了，需要把这400万拿半年，利息就得七十多万，当场崩溃，在微博上举报了，后来好像没看到咋处理。 这种是个人的，还有不少要借钱的是企业，企业经营困难借款，向钱庄借钱。这种最大的风险就是这段时间经营如果没有起色，客户没有钱还。钱庄在要钱的时候，会发现一串看不到头的债主排在自己前面等着呢。 看过《人民的名义》的小伙伴估计还有印象，故事开头就是大风厂借钱过桥遇到银行抽贷，厂垮了，工人和债主两边僵持不下，形成了长期对峙。 大风厂的那个厂长到处找人借钱，欠了一屁股的钱还不上，被债主关到狗轮子里关了三天三夜。狗轮子就是那种狗可以在里边站着趴着，但是人在里边既没法躺也没法坐，更没法睡，关一天就能把人给折磨到崩溃。 还有之前的“山东辱母案”，也是这种，企业经营不善，能借的都借了，最后借到地下钱庄去了，还不上钱，被上门侮辱。 一般能搞到去找地下钱庄借钱运营公司的地步，可以想象，正规渠道肯定都走遍了，甚至老板早就是上了名单的老赖，到时候等到法院拍卖资产，就算卖了钱估计大银行的贷款都不够，地下钱庄放款的时候已经考虑收不回来的问题。 说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纳闷了，看来这钱庄的生意不好做啊，如果收不回来怎么办？ 其实钱庄一开始就考虑好了这种损失，所以要把利率拉高，对冲可能收不回来的那部分钱。而且这类公司大部分也都涉黑。毕竟但凡合同，都涉及违约问题，违约了就有个执行的问题。如果是正规银行业务，那可以申请法院裁决，最后警方强制执行，没收抵押品，大家在某宝上能看到那种法拍房，很多就是银行没收回去的。 地下钱庄本来就不合法，所以也就没法去报警，只好自己解决，具体怎么解决大家也就心里有数了，肯定不可能请你去唱KTV。 尾声 说了这么多，想必大家也看出来了，只要经济发展，地下钱庄就没法杜绝，而且现在的趋势是民间资金越来越多，据估计整个的资金规模保守估计都有10-15万亿，按照每年6%的增长，这些钱每年都能够产生上万亿的增量。 而且这玩意成分复杂，有的纯粹就是蛀虫，比如不少钱庄专营换汇，顺便伪造文件，帮企业骗取外贸补贴；还有那种专门洗钱机构，也是一群随时会牢底坐穿的人；比较复杂的是那群放贷的，里边既有专门放高利贷的，也有为企业续命的那种，问题是他俩之间非常难以界定，有的机构同时兼营这两样，有的机构做得已经很大了，不追求暴利，安全为主，可能只做合法业务。 根除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只要经济发展，就存在巨大的社会需求，自然会催生出这类业务，只是有时候比较泛滥，有时候赶上严打，又比较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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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0 08: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