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需要这样一个峰会 价值对中美两国及领导人完全不对等
【研究员】：wh
此次峰会是处于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我们又刚刚召开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相比较之下，中方领导人的地位政治、中国整体的发展、中国政府在应对新冠、气候变化、经济发展方面等所具有的信心和能力，还有政策体系，我们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博览财经特稿】这次的中美领导峰会在召开之前，就引发了各方的广泛关注，这个广泛关注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今天的世界，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有些问题上可能是没有之一的，就是最重要的。在全球发展，包括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抗击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疫情之后必然会出现的全球经济波动中推动全球的有效发展，包括如何保障数字经济、跨境数据流动、信息技术服务、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等等这样一些目标，大家都希望中美之间能够进行合作。 第二，中美两国拥有庞大的实力，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的实力。如果两国陷入到冷战，或者是所谓“新冷战”状态之中，对于全球来说是一个灾难。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希望中美之间不要打“新冷战”，当然，这事主要是美国的责任。在这次会谈之前美方就频频抛出一个概念，说中美之间要管控分歧，但事实来看，美方就是想挑事儿，然后负责制造分歧。当中方进行反击的时候，美国就蹦出来说要管控分歧，意思是我可以撩你你不能撩我，你不能反击。 这显然不对，中美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既要进行管控，也要正面面对和客观评价，然后建设性地进行管控，避免让它构成对全球的威胁和伤害。毫无疑问，这就是中美之间要完成的共同使命，所以大家都希望中美之间能够进行合作。 第三，有人在网上总结，自从进入2021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非常波动，那什么时候是中美之间对话的好时机呢？就是当美国国内宏观经济数据出来的时候，美国的态度就比较积极。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就业率、劳动参与率、经济增长成问题，以及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翻车”。 而这些问题光靠美国是肯定解决不了的，还需要得到中国的合作，但是如果美国在合作的同时，还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话，那是绝对不可取的。当然，要想教会美国这个道理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中国非常的耐心细心，然后坚定平和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此次峰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召开的。 请大家记住，业界公认此次峰会是美国有求于中国超过中国有求于美国，我认为此次峰会对中美两国以及领导人的意义，其价值在今天是完全不对等的。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的好坏并不是峰会能够决定的，不开这个峰会中国一样能过得去，甚至形势比美国过得更好。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国领导人特别需要这个峰会去为国内政治上加分，这样就能够让民众对本届美国领导人有希望、有期盼，并且带领美国实现复苏，走出困境。 最近的美国领导人都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特朗普时期的新冠疫情管控是个灾难，在他任期内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达到了50万人，现在已经达到80万人，也就是说撇掉特朗普的50万，拜登任期下又死了快满30万人，这显然会让美国民众失望。再加上经济的不景气，所以，美国需要这样一个峰会，但是又面临两个冲突，一方面是给国内政治加分，另一方面是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情况下，负责任地去处置中美关系。 令人尴尬的是，这两个方面是互冲的，中长期是为美国好的，但是在短期的话，就会被美国国内的疯子咬，被政客去咬，而这届美国领导人又是个瞻前怕后、刀切豆腐要两面光的主儿。就很微妙，美国希望和中国接触，让大家构建对于中美关系的信心。 所以，此次峰会是处于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我们又刚刚召开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相比较之下，中方领导人的地位政治、中国整体的发展、中国政府在应对新冠、气候变化、经济发展方面等所具有的信心和能力，还有政策体系，我们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我的直观感受就是中方大气磅礴，我们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站在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对世界人民负责的高度上，去讲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断。 新华社发了一个稿子，题目叫做《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视频会晤》，第一段讲：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人类的“地球村”也面临诸多挑战。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讲得很清楚，先管好自己各自的事，同时又管好国际上的事，是全世界包括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方的基本态度是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挑战，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要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然后中方的态度是“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形成共识，积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这是造福两国人民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习主席在后面讲“历史是公正的，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无论是非功过，历史都要记上一笔。希望总统先生发挥政治领导力，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 之前，我们就中美关系历史上的成功经验讲了很多，但我们是首次讲历史如何评价政治人物。对此，中方语重心长地来提醒美国同行，就是你要发挥的政治领导力，要着眼于历史对你的评价，这话已经很透了。 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偏离了理性务实的轨道，你把它再推回来，这个时候在历史上是会留名的，这种说法在中美首脑的公开讲话上是极为罕见的。 接下来，总书记第一次归纳概括了新时期中美相处三原则：一相互尊重，二和平共处，三合作共赢。看上去好像并不特别的新鲜，没错，历来都提过。但是，作为新时期的中美相处三原则，这是首次系统性的提法。 其中，和平共处展现了中方的包容性智慧，不冲突，不对抗是双方必须够坚守的底线，这是中方的提法。而美方提出中美可共存，中美共存指的是什么？就是沙利文在CNN报道里面讲美国放弃改变中国，中美开始追求共存。 然后，中方马上把球接过来，说我们正要在“共存”前面加上两个字，最后就是和平共处。共存也有另一种定义，比如说我们不停的打架，不停的使用武力，然后不把对方灭掉，这也叫共存，但是这种共存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合作共赢。以前总书记讲过一句话，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而今天总书记讲“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这也是新提法。坚持互利共赢、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但伴随中国的成长，中美之间博弈的平台是整个地球。 总书记在中美之间列出了四个优先事项，一是展现大国担当，中方第一次有了这样的表述，“在这方面，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中方第一次对待全球性倡议是希望中美能够进行合作，并且清楚提出中国的全球倡议对美国是开放，希望美国对我们也开放，不要把中国排除在外。 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表示“我愿通过多种方式同总统先生保持联系，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注入动力。中美在经济、能源、两军、执法、教育、科技、网络、环保、地方等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中美可以利用两国外交安全、经贸财金、气候变化团队等对话渠道和机制平台，推动务实合作，解决具体问题。” 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以往我们讲叫管控分歧，现在加了一个敏感问题和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这都是新提法。以前我们讲中美关系要管控分歧，但分歧管控不好的后果是什么？明确来讲就是，管控不好的分歧就是脱轨失控，这也是首次提出来。 “中美存在分歧很自然，关键是要建设性管控，避免扩大化、激烈化。中方当然要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处理好与此有关的问题。” 中方的语言艺术一般都是说话留分寸，不会直接怼脸上，所以说，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美国有义务准备好这种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去理解中方说了什么。中美双方是对等的，我们有义务去学好英文，通过英文去理解美国话后的含义是什么。那美国就有义务去学好中文，去理解中国人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天下并不太平，中美应该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就四个优先的事项来说，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比方，以前讲中美之间是“中美夫妻论”，现在讲中美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总书记说“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两艘轮船之间各开各的，我们一起往前走，不要开偏，也不希望开的太慢，但是也互不相撞。如果有人就是非要往反方向开，你能把我怎的？对此我们并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够往前开。 总书记还讲了中国发展道路、主张、对外开放的态度、意识形态的态度以及台湾问题。在意识形态上，总书记讲，“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结局必然是世界遭殃。冷战的恶果殷鉴不远。希望美方把不打‘新冷战’表态落到实处。” 对于台湾问题，“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都不新鲜，但后面一句话叫，“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 这句话根据我的了解，以往中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决策者在内部讨论的时候是用的，但领导人对外是不说这句话，因为这话的分量很重，而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出来讲：“玩火者必自焚”，新的表达值得高度关注。关于台湾问题的真正核心是“一个中国”，习近平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对比之前的表达，就是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委婉表达，现在讲的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边缘非常的清晰明确自信。 “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这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首次出现“断然措施”四个字。这里面的分量，关心台湾问题需要自己好好把握。 对于民主、人权、中美之间以及经贸问题。中方在经贸问题表现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理性、谨慎、滴水不漏，而有些美国人在经贸上打得如意算盘。美国在台湾和别的问题上，可劲儿的薅羊毛，可劲儿的搞事情，让你不舒服，让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在经贸问题上，利用企业来挤兑、欺负中国，因为中国是个老实人，君子可欺之以方。
中国对于经贸问题的本质态度是“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双赢，在商言商，不要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然后我们给出了一块“蛋糕”，表明中方重视工商界人士希望中方提供来华便利的诉求。意思是，你愿意来华做生意，希望我做升级版的“快捷通道”，中方同意，但仅此而已。 关于助力经济复苏问题，中国表示“美方应该停止滥用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中美有必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支持世界经济复苏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美方应该重视国内宏观政策外溢效应，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别指望中国无条件接盘，更不要搞什么滥发纸币，最后是搬起石头要砸自己的脚。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中方有一段非常有意思，“中国讲究言必信、行必果，说了就要做到，做不到就不要说。”中国的说话艺术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告诉你哪儿做得不对，另一种是针对你做得不对的地方，告诉你正确的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做法就是，说到就要做到，做不到怎么办？那就闭嘴，不要唱高调。所以，我们要在明确的同时还委婉地表达“各国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少一些推诿指责，多一些团结合作。” 公共卫生问题讲了新冠疫情、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抗疫方面，中国已经做了什么，希望“应该倡导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及传染病防控合作机制，推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当然，拜登也做了他的一些表达，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要确保两国的竞争是公平和健康的，用建设性方式处置，避免衍生出冲突。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等等。 目前看来，美方也没有做出什么太多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基于现在这个形势更有利于中国的的情况下，美方还是采取了相对务实的态度进行了这次对话。 两国元首都认为此次会晤是坦率的、建设性的、实质性的和富有成效的，而富有成效体现在哪里？就是有利于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就是说，大家对于搞好合作的诚意是很强烈的，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发展轨道发展，造福世界人民。 中方参加的人当中，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等都是核心决策团队，这次峰会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之前讲美国跟苏联冷战史的时候，赫鲁晓夫经常会提起一次会议，就是他第一次被邀请到美国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进行面对面的会谈，那次会议被认为是苏联第一次被美国承认，苏联能和美国单独坐起来举行双边会谈。 这是第一次，通过视频方式进行中美首脑峰会，也是美方主动迫切，更加希望能够跟中国坐下来，用建设性对话的方式解决中美关系，向外界释放正面信号。 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美方明确表现出了对于峰会的迫切需求，从而展现出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地位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积极影响。 在这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之中，都在谈一些非常根本性、重大、关系到人类的事情，不仅仅是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人类共同命运的话题。中国领导人用一种非常坦率的方式，向美方介绍中国国家利益、底线、红线、行为模式、目标、预期，以及对中美关系未来向何处去，给出了极富远见的系统性认知，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提法。一定程度上，美方如果愿意积极地配合，中美关系完全有理由进入一个对双边都有好处的、更具有建设性的新阶段。 当然了，这是我们善良的愿望，而历史经验证明，愿望是不能当饭吃，最终还是要靠各种各样的努力，才能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向前。而中美关系的整体发展，就像总书记说的：是两艘巨轮，大家各自开在自己的航线上，为自己的乘客以及世界去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中美双方应该承担这样一种责任，不要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不停去尝试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无效的、错误的、有问题的东西。如果不知悔改，我相信历史也将给出自己共同的裁决。 回顾总书记讲的这段话，在过去五十年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全世界。未来五十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习近平说，“历史是公正的，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无论是非功过，历史都要记上一笔。希望总统先生发挥政治领导力，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 任何一个美国的政治家，包括那些未来立志成为于美国总统的人都应该要记住这句话，这是中国领导人站在人类历史高度给出的真知灼见和诚心建议。我也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理解，因为这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当然作为中国人，我坚定地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国家有能力应对美方带来的一切挑战威胁。而我们向着美国人民进行友好合作，共同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造福全人类。 美国专家：中国已经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美国波士顿学院中美关系专家罗伯特·罗斯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人好像在说，‘好吧，你想表现出你的强硬，那我们就等到你自己罢手。’（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决策环境。” 11月16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视频会晤。拜登明确重申，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视频会晤结束后，拜登和美国政府官员一致表示，此次对话“坦率而真诚”，是为了“负责任地管理”中美间的竞争。 对此，美联社和一些美国专家认为，这代表拜登政府试图给紧张的中美关系降温。在视频会晤举行前，拜登的支持率受疫情、通货膨胀和供应链问题影响正持续下降。 坦诚、深入、合作……这些频繁出现在双方表述中的关键词，也为关注此次视频会晤的国际媒体定下了报道基调：中美均希望缓和两国紧张局势，并在竞争中争取合作。美国学者关注到，“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其中，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将此次视频会晤定义为“自拜登1月上任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间最亲密的沟通”。 但与强调合作、淡化分歧的美媒不同的是，以英国广播公司（BBC）、《卫报》为首的欧洲媒体却重点突出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认为中方领导人有关“玩火者自焚”的表态是对美方的直接警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灿荣认为，在目前中美关系充满矛盾的情况下，举行元首视频会晤本身就是个好事。但美方的变数比较大，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信任美方做出的承诺，要做好相应准备。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认为，此次峰会对中美两国以及领导人的意义，其价值在今天是完全不对等的。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的好坏并不是峰会能够决定的，不开这个峰会中国一样能过得去，甚至形势比美国过得更好。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国领导人特别需要这个峰会去为国内政治上加分，这样就能够让民众对本届美国领导人有希望、有期盼，并且带领美国实现复苏，走出困境。 美媒：视频会晤前拜登支持率正持续下降 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结束后，拜登于16日稍晚时候在推特发文称此次会晤目的在于“负责任地管理”两国间竞争，关键在于“坦率而直接”的交谈，“以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
根据白宫网站发布的新闻稿，拜登在视频会晤中多次强调此次对话“坦率而真诚”。拜登重申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将之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认为实质性具体对话和管控战略风险有助于维护两国关系。 观察者网注意到，在视频会晤结束后的第一时间，拜登政府官员就便透过《纽约时报》、BBC、《卫报》欧美各大主流媒体就此事做出统一回应，肯定此次会晤的积极意义。 “实际上，会议是关于两位领导人讨论如何负责任地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旨在让双方放心，误解不会导致意外冲突。 这名官员称，两国元首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健康的辩论”（healthy debate），并补充说这次会议是为了确保中美间许多分歧维持“某种稳定的状态”。该官员重申，谈话是“互相尊重和直接的，而且是开放的”。
一些美国媒体和专家注意到，拜登政府正用一个声音说话，突出合作友好、淡化分歧。 “我认为两国都希望降温。”美国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关注中美关系的分析师阿里·韦恩（Ali wynne）表示，此次对话意味着两国认识到竞争存在界限。 奥巴马政府前高级官员、现供职于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丹尼·罗素（Daniel Russel）也称，美国正处于“某种正在进行的转变之中”。他认为，拜登对两国关系现状感到不满，正在警惕某种可能会令双方无法承受的问题的发生。 美联社则更加直截了当，称随着中美紧张关系加剧，拜登发现自己后院（美国国内）正承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报道称，受疫情、通货膨胀和供应链问题的影响，拜登的民意调查数据一直处于下降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拜登参加视频会晤前，“难产”数月之久的基建法案终于签署成法。 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15日曾称，“总统和国安团队觉得，拜登是从实力地位出发，参加这场会议——和9、10个月前比起来。”她表示基建法案是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处理美中关系”的关键原因之一。 “坦诚、缓和、合作”成外媒报道关键词 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结束，我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接受媒体采访。谢锋同样指出，双方围绕中美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各自发展议程与内外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会晤是坦诚、深入、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力。 坦诚、直接、深入……这些频繁出现在双方表述中的关键词，也为关注此次视频会晤的国际媒体定下了报道主基调：中美均希望缓和两国紧张局势，并在竞争中争取合作。
“两国领导人都表示愿意以一种可以避免世界两大强国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处理分歧。仅此一项，就可以给今年的两国紧张关系降温。”美国《纽约时报》对此次会晤十分重视，一连发布多篇针对性报道和分析文章，认为中美元首“做出了加强两国合作的承诺”。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在报道中，将此次视频会晤定义为“自拜登1月上任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间最亲密的沟通”。CNBC称，这代表了双方都注意到了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问题所在。 其他主流美媒均对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做出了相似的解读。美联社和彭博社注意到了“会晤时间超预期半小时”；《华尔街日报》则从中看到了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中对所谓人权、经贸、领土问题的无力。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美国波士顿学院中美关系专家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人好像在说，‘好吧，你想表现出你的强硬，那我们就等到你自己罢手。’（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决策环境。” 中美此次视频会晤还受到欧洲、亚太地区国家的关注。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韩方对当天举行的中美首脑视频会谈表示关注，支持两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并重申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日本外相林芳正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美中两国，而且对国际社会也极其重要，日本政府正在关注局势。
然而，在承认会晤有利于“弥足两国关系间的鸿沟”后，包括BBC、《卫报》、路透社在内的欧洲媒体则更加关注其他中美分歧所在，如台湾问题。 欧洲媒体炒作台湾问题 其实，美媒在报道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坦率而直接”时，同样提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例如，《纽约时报》援引中方“玩火者必自焚”的表述后，指出台湾问题无疑是中美间问题中最热门的那一个。 然而，这个“最热门的中美关系问题”却被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主流媒体大肆渲染。 “玩火者自焚”、“中方警告美国”、“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不和”……一时间，台湾问题相继出现在BBC、《卫报》、路透社、法兰西24电视台等媒体网站首页。
《卫报》在报道中将中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形容为对拜登的警告，声称“玩火者自焚”之类的“民族主义言论”是在中美领导人会谈中首次发表，被赋予了“额外的效能”。 尽管如此，BBC也承认，中美此次视频会晤将缓和紧张局势。BBC新闻联络员麦克唐奈称：“实际上，这次会议是中美领导人之间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最温暖的事情。这似乎是一次（中美关系）重置尝试，世界应期望这会以具体的方式改变地缘政治关系。” 此外，近期多次炒作台湾问题的澳大利亚媒体也将关注点放到台湾问题，并趁机渲染“中国威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援引一名新加坡学者的话称，中国是在利用此次会谈表明自己是“世界的共同领导者”，“而且是主动的一方”。 在一些外媒渲染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时，台湾地区也在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特地在16日上午举办座谈会，邀请哈佛大学专家解读中美元首的表态。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出席座谈会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忆恩明确告诉台政界有关人士，一些美国官员声称“会协防台湾”，但不等于美国支持“台独”。 实际上，拜登在16日上午的视频会晤中明确重申，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 然而，民进党当局仍旧自欺欺人，台外事部门出面诬称大陆“刻意误导”会晤涉台内容，说“中方通告声称拜登在会中指美方‘不支持台独’，但美方声明完全未见拜登有此表述”。对此，《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予以驳斥，并指出之前美国总统不止一次在私下或口头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的事实，告诫民进党当局不要一意孤行。 “不能百分之百相信美方承诺要做好准备”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认为，此次峰会对中美两国以及领导人的意义，其价值在今天是完全不对等的。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的好坏并不是峰会能够决定的，不开这个峰会中国一样能过得去，甚至形势比美国过得更好。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国领导人特别需要这个峰会去为国内政治上加分，这样就能够让民众对本届美国领导人有希望、有期盼，并且带领美国实现复苏，走出困境。 沈逸表示，在这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之中，都在谈一些非常根本性、重大、关系到人类的事情，不仅仅是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人类共同命运的话题。中国领导人用一种非常坦率的方式，向美方介绍中国国家利益、底线、红线、行为模式、目标、预期，以及对中美关系未来向何处去，给出了极富远见的系统性认知，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提法。一定程度上，美方如果愿意积极地配合，中美关系完全有理由进入一个对双边都有好处的、更具有建设性的新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成晓河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时解读，拜登在开场的讲话中称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主要领导人”，是对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拜登的确认。 成晓河认为，尽管中美竞争的基调没有改变，但美国一再强调管控分歧，中方领导人提出的“巨轮论”也表明中国希望两国避免碰撞。因此，此次会晤相信标志着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和缓和期。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退休教授时殷弘认为，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纲领和态势没有变，再加上中国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立场也丝毫没有变化，因此应对此次峰会产生的结果抱持谨慎的评估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灿荣对此持相同看法。他说，在目前中美关系充满矛盾的情况下，能够举行元首视频会晤本身就是个好事。它反映了美方面还有积极力量。我们看到，至少拜登及其团队，有合作愿望。这次会晤会谈及很多内容，在一些尖锐问题上，我们会表达严正立场。 金灿荣称，当然，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复杂性，第一，美国社会是分裂的。第二，它的战略层也是分裂的，真正是拜登的人其实很少。所以，美方的变数比较大，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信任美方做出的承诺，要做好相应准备。（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齐倩）
政经观察
印钱无法解决美国经济麻烦 中美关税或逐步回归正轨
【研究员】：wh
通过分析中美历史贸易数据发现，中国经济不仅完美经受住了贸易战和疫情的考验，而且还实现了超预期增长。同时，美国供应链断裂、通胀高企，不仅没有实现贸易战的目标，反而让其他国家觉得贸易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优势。美国经济的麻烦是本质性的、印钱无法解决的，会对多年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负面影响。
【博览财经特稿】11月16日上午，备受关注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结束，此次会晤推进了气候、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会晤前夕，24家美国商会和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美国政府高级别贸易官员，敦促白宫降低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扩大进口关税豁免范围。 11月13日，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讨论了通胀与供应链断裂后的全球经济复苏问题后，美国急不可耐地抛出了真实诉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考虑以“互惠的方式”降低特朗普政府指定的针对性关税，因为这些关税给美国的消费市场带了巨大的通胀压力。 数月来，美国供应链问题愈演愈烈，国内商品供应短缺、涨价、限购等问题困扰着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经济运行遭遇空前严重的冲击。同时，美国国内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达到了6.2%，要知道即使在2008年次贷危机时，美国的通胀指数也没有突破6的大关。 通过分析中美历史贸易数据发现，中国经济不仅完美经受住了贸易战和疫情的考验，而且还实现了超预期增长。同时，美国供应链断裂、通胀高企，不仅没有实现贸易战的目标，反而让其他国家觉得贸易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优势。作者指出，美国经济的麻烦是本质性的、印钱无法解决的，会对多年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贸易数据一片大好 中国2021年前10个月的贸易数据出来了，进出口总值4.89万亿美元（31.67万亿人民币），相比2019年增长30.7%，顺差5100亿美元，全年顺差势必突破6000亿美元，超过2015年创新高。全年进出口总值估计5.8万亿美元，大幅超过“十四五”规划的2025年5.1万亿美元目标。
将2019年作为比较基准是因为，2020年经历疫情，国际贸易数据不太稳定。中国2020年贸易额为32.16万亿元，同比还是增长了。 “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以美元计贸易额年均增长只有2.6%，相比“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年均7.6%明显下降。由于人民币贬值，2020年进出口总额相比2018年的4.62万亿美元几乎没有增长。这也是商务部对“十四五”贸易目标较为保守的原因，而且美国发动贸易战对进出口数据确实产生了影响。 回顾一下2017年到2021年的中美贸易数据。
2017年，中美贸易总值5837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4298亿美元，进口1539亿美元，顺差是2759亿美元。 2018年，中美贸易总值6335亿美元，延续了增长势头。中国对美出口4784亿美元，进口1551亿美元，顺差是3233亿美元。但是这年特朗普已经发动了贸易战，只是大动作产生影响还需要时间。 2019年，中美贸易遇到比较大的挫折，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关税的影响浮现了出来。2019年全年中美进出口额5412亿美元，下降14.6%。中国对美出口4185亿美元，同比下跌12.5%，进口1227亿美元，顺差2958亿美元。在这一年，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2020年，在疫情肆虐、全球贸易下跌、中美关系空前恶化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却离奇地恢复了增长。2020年中美贸易总值5886亿美元，对美出口4538亿美元，增长8.4%，自美进口1351亿美元，顺差3187亿美元。 2021年前10个月中美双边贸易额是6100亿美元，对美出口4648亿美元，增长了30%，进口1446亿美元，增长37%，顺差3202亿美元。预计中美全年贸易额达7300亿美元，出口5560亿美元，进口1740亿美元。 也就是说，轰轰烈烈的中美贸易战，从贸易数据上看也就是2019年真受影响了。从2020年开始就恢复了不少，2021年贸易数据全面创新高，中国对美进出口数据相比2018年高点预计都将增长约15%。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仍然有很高的关税，理论上处于激烈的贸易战状态中。
正如上图，美方对中方2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高达25%，还有3000亿美元的商品也在加征计划中，这几乎把中国绝大部分出口给美国的商品卷进去了，只是因为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暂停了。 平均而言，中国商品出口美国加征关税的幅度约是20%，因美国出口中国商品规模只有1500亿美元，中方的报复性关税从总量上无法与美方抗衡，但执行力度要大不少，直接不买等于“无限关税”了，2019年从美进口额下跌超20%。 理论上本应激烈的中美贸易战，从数据上看只打了2019年一年。其实特朗普也并不准备继续大打了，签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还说了点友好的话，准备去搞选举了。只是防疫松垮出大丑、大选要输，才对中国疯狂攻击，把中美关系搞到了最差。 拜登上任后没有继续加关税，放弃了将“加关税”当牌来打。近期贸易代表戴琪数次表态，美方显然倾向于缩减关税，往正常方向恢复，但想把“减关税”当牌打，在谈判里拿来说事。 2021全年中国贸易总额相比2018年将增长约25%，中美贸易还是受了一点影响，但远不如预期大。中方承诺从美国大幅增加进口，但因美国供应能力出问题，进口增长未达预期，不应该算是贸易战的不利影响。 美国的出口方面，明显发现一些商品转到越南出口，但总额也只有二百亿美元左右，有些还只是贴个标签，美国还特别针对越南出台了原产地政策。 总体而言，中美进出口是顶着关税的影响超预期增长。按照美方加征关税的说法，直接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让中国商家承担关税开支、少赚钱，另一个是企业转出中国到关税便宜的地方。 这符合经济学逻辑，也是许多分析所盼望的，比如印度就认为机会来了，邀请各国企业从中国转过去。但是这两个目标显然都没有实现。按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分析，美国进口商承担了90%的额外关税，而且美国出口商还得承担中国加征的报复性关税。 在企业迁移方面，一些企业不得不把订单放回中国，多年来“成本上升迁出中国”的说法陷入了最低潮。
纺织业一向是迁移最外显的信号，2014年，纺织服装出口达到历史峰值2985亿美元后一直下滑，低端纺织服装业迁移到孟加拉、越南等国迹象明显。 但2020年在口罩、防护服的带动下，又恢复到了2962亿美元。2021年口罩出口下降了，服装又起来了。前三季纺织服装出口2331亿美元，同比增长6.4%，全年有望创出新高。纺织服装确实有一些迁出的迹象，但并不严重。 中国出口主力机电产品前10个月出口1.59万亿美元创新高，占出口的58.9%。前期舆论主要是机电产品的“全球产业链重新配置”，之前是集中在中国了，以至于中国用掉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芯片。 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关税等手段将机电产品产业链从中国分散出去，这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核心目标。从目前来看，如果有重新配置，应该是反而更加向中国集中了。 前三季度，中国芯片产量增长43.1%，升至2674.8亿块，进口芯片数量增长23.7%，高达4784.2亿块。虽然芯片短板十分严重，但也说明机电产品的生产更为集中到中国了。 这在2021年经济增长数据也有体现，原以为压力大的出口成为最大亮点，前三季经济数据增长9.8%，今年全年经济增长8.5%没有问题。 中国是全球主要国家中唯一没有搞“大水漫灌”政策的国家，反而是有意控制了货币供应，对一些深层次结构问题进行了处理。
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也能体现中美贸易战的压力变化。2018年中，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迅速将人民币贬向7.0，通过贬值帮助出口企业。2019年压力最大，人民币甚至主动“破7”，跌破了之前认为不能突破的心理关口。 但是2020年人民币又迅速升回来了，显然是实体贸易情况不错，而且这一波升值还有点反常，升值并未影响出口的高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强势并非只是对美元，2021年美元指数还升了4%，人民币汇率却继续上升。 可以说，中国贸易不仅完美经受住了贸易战的考验，而且还超预期增长了，相比历史高点都有不小的增长。美国完全没有实现贸易战的目标，反而让各方觉得贸易已经不是美国的优势领域，美方的分析报告也基本接受了这个现实。 美国经济进入危险的疯狂模式
2020年之前的美国经济数据都是有脉络的，各项数据增长的“套路”很清楚。美国名义GDP从2000年的10.25万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21.43万亿，基本按每年4%的名义增速一路上来，2%多点的GDP实际增长，再加上1个多点的通胀。 有些年头会波动一下，如2009年危机降了一些，美国就会想办法拉回增长轨道。这种“美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在西方国家中独树一帜，美国经济增长远强于欧盟、日本。美股、美债都是按这个套路在增长。 以前也说美国有危机，美债越涨越高，政府赤字大。但是现在看，是在“还算正常”的模式中找问题，为了实现“套路增长”，有双赤字的代价，要发国债补。 美国经济遇到问题和危机，第一个做法就是发国债，每年需要增发的国债逐渐增长到1万亿美元，这个规模明显不正常，与克林顿时期财政盈余的优良模式相去甚远。但与这两年美国经济的疯狂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2020年以来，美国增发了约6万亿美元的国债，超过日本一年的GDP。
从2020年二季度的美国经济增长率-32.9%开始，美国经济数据就开始了极度扭曲。这个-32.9%让很多人以为跌幅特别大，其实这个数据是环比再年化的，把趋势放大了四倍，相当于同比-9%。平时美国经济增长约2%，在单季环比表现好的时候，用这招说成年化4%以上放利好，特朗普就爱用这招。 2020年，三季度环比年化增长率又是33.4%的“人类史上最高值”（特朗普的说法）。好不容易到2021年三季度增长预期估2%，看似要恢复正常了，但经济内部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美国仍然深陷在疯狂模式不能自拔。
美国的中央银行资产（相当于基础货币）短期内翻了一倍，和欧元区差不多。而中国基本没有进行货币扩张，看不出应对疫情的影响。这是美国经济数据扭曲的根源，虽然欧元等多种货币也大幅增发了，美元指数跌幅不大，但在美国内部的经济数据中，这个问题已经无法遮掩。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发生了疫情，美国人的收入反而增加了不少。2019年，美国居民收入是18.4万亿美元，2020年上涨到19.6万亿美元，同比大增6.5%，远超-3.5%的经济增长率。 2021年，居民收入将再增长到约21万亿美元的水平，相比2019年增长约14%。美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比同期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都快。
上表中，美国政府给个人的“转移支付”，不同的季度相比2019年大增了1万亿到2.9万亿不等。各种名目都有支付，社保和医保各约1000亿，失业保险增加了2500亿到10000亿不等。还有个“Other”，就是直接发钱，增加了4000亿到20000亿不等。
2019年，美国实际GDP相当于2012年的117%，年增2.3%，扣降了通胀的影响。2021年预计能到2012年119%，看似恢复了2019年的水平，还略有增长。但是细看每个分项的增长，就很不对劲了。 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变动不大，出口少了点，进口多了点，逆差多了点但不算大事。主要是个人消费数据太离谱了。个人服务消费比2019年还低了8%，实物商品消费相比2019年大增了17%，其中耐用品消费大增了约29%！这都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结果还是多了很多。 2021年三季度港口物流出了问题，耐用品消费相比2019年只增了19.6%，非耐用品也增加了约12%。
总体来说，美国这两年靠发钱让人们的收入大增，因为疫情减少的服务消费，本会让GDP承受巨大影响，但通过疯狂的实物商品消费又补回来了。 正如上图，2020年疫情发生后，美国商品零售消费忽然暴增，和2009年危机产生后花费好几年时间恢复明显不同。 原本，2018年的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中美媒体当时都有报道。但美国消费忽然大增，中国社消反倒受疫情影响很大，2020年同比下降3.9%，预计2021年中国社消仍只有美国零售消费的90%。 2009年之后，美国吸取了1929年大萧条的教训，通过货币扩张稳住了经济（美联储基础货币翻倍从2万亿变4万亿美元），这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经验。 2020年再次发生危机，美国通过经验不仅货币扩张的力度更大（基础货币快速从4万亿翻到8万亿美元），还通过大胆发钱，让零售消费不减反暴增，已经是非常疯狂的状态了。 美国媒体说，没发生“大萧条”（The Great Recession），但发生了“大辞职”（The Great Resignation)。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是在政府不断送钱的情况下，美国员工确实平添了辞职不干的勇气。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数据是美国10月CPI高达6.2%，升到了1990年以来的新高。这只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其实从GDP平减指数来看，会更清楚。 2021年3季度，实物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3%，其中耐用品是同比增长了9.6%，而2020年3季度耐用品价格指数就已经增长了7.6%，两年内急速上涨的价格可见一斑。2021年3季度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增5.8%，2020年3季度也是已经增长了8.0%。
实物商品价格稳定一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美国“增长套路”的重要支撑。美国主要是靠服务费上涨拉动经济，雇员给别人提供服务赚得多了，服务开支也多了。新车、家具、衣服、手机、玩具等实物商品的价格一般是降价或者持平的。 在这个模式下，美国基本是“物质生活”购买力有保证，服务开支就是“人的价值”不断上升，也算是说得通。 美国现在的经济数据搞成这样，要说什么时候会崩很难判断，美国自己都知道这样下去不行。拜登对此表示，美国收入上涨非常好，情况不错，但通胀是有些高。 个人以为，实物商品价格稳定是美国经济模式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础。这条能够成立，美元和美债的游戏就能玩下去，人们也会出于直觉相信美元的价值。多年以来，多种社会商品价格确实是长期稳定，美国自己也有信心，美债主要是美国内部买的，外部买了不到三分之一不是大头。 美国人要是有信心，外国人扔美债，美国人接盘或者美联储印钱接盘都行。至于服务业价格涨，那问题不大，提供服务的人赚钱更多，炒GDP还就靠服务业了。 但是，现在美国实物商品价格确定无疑是出问题了。这与服务业无关，就是实物商品变贵了，从外国进口的商品也变贵了，代表了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了。如果通胀长时间处于高位，从前的经济增长套路和金融基础都将不复存在。 这是美国不敢冒的风险，不是出现问题疯狂印钱就能解决的。疯狂印钱的前提是物价稳定，才可以把事情说圆了，虽然国债占GDP比例突破100%越来越高，但起码短期没有事。 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把物价体系稳定下来，不然内部外部的怀疑声音会迅速攀升。这个事情没法忽悠，亟需解决，光印钱只会让事情更糟。所以美联储已经在计划推出“Taper”，缓和增发力度，暗示要加息。 中美关税有望回归正轨 从以上所述的美国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经济碰上了大麻烦，近期应该不太容易对中国发动攻势了。中国经济也有一些内部麻烦，但属于积极主动的结构调整，和美国不是一回事，性质完全不一样。因此，整体上是美国情况更困难，有求于中国。 美国经济的麻烦不容易说清楚，通过分析得出，美国经济的麻烦是本质性的、印钱无法解决的，会对过去多年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只有老老实实把通胀降下来，才可能有回到正常经济状态的可能。 如果通胀一直降不下来，对“美国模式”的根本怀疑便不可消除、愈演愈烈，最后会进入什么样的失控状态，谁也说不清楚，美国再会宣传都掩盖不了经济的摇摇欲坠。 中国是实物商品生产第一大国，多种制造业商品全球产出占比超过50%，有绝对的制造业能力，还有更关键的无可匹敌的产能。人民币捆绑美元，是美元国际价值的重要支撑。 2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就多次指出了中国商品帮助美国控制通胀的重要性。这是货真价实的大道理，在中国高速发展20年后，中国商品对美国控制通胀的作用更大了。 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是升是贬，两边的逻辑都有些绕。常见桥段是美国想让人民币升值，中国不太情愿，但给面子完成了一年升5%的目标。现在情况很明白了，人民币升值，美国经济可能会承受巨大的损失。 以前，中国总是想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或者人民币抗拒升值，用来帮助出口。但现在的逻辑会是，人民币不断升值，给美国施加压力。 人民币贬值是帮助美国，中国并不缺美元，也不太愿意这样做了。也许我们会和美国谈判，人民币保持稳定不升值是有条件的，帮美国稳定物价，不是“免费的午餐”，清单上的事先要说清楚。 至于莫名其妙的关税，事实证明，特朗普因为“中国对美出口远多于进口”而断定“贸易战很容易赢”的看法是大错特错。实践下来，美国需要承担90%的额外关税，这场博弈已经输了。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暴露了实物商品通胀的死穴，在战略上也输了个精光。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攻守之势”变换的关键一击。美国在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上的优势，没有办法抵消整体战略形势上的弱点，再想发动凶狠的进攻就不容易了。（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陈经）
中国经济面临“夹击”处境 唯一出路只有创新
【研究员】：wh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处境：拼高科技，暂时干不过欧美；论劳动力成本，东南亚国家优势凸显。夹在中间，中国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 要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有300人，现在却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 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 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 萨缪尔森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但是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 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 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 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因为他有你没有。 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 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来源：人文经济课堂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两党就债务上限博弈存一定默契 危机结局不太可能存在意外
【研究员】：wh
在债务上限博弈之际，美国庞大的债务规模引发市场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表示，尽管近期临时提高了债务上限，但是这一法案只能让美国联邦财政支撑到12月3日。倘若彼时仍然没有解决，财政部资金枯竭，则可能出现技术性违约。
【博览财经特稿】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主要国家大规模扩张债务，债务失控风险进一步加大。截止到2020年11月，美国债务规模达到27.44万亿美元，相较2019年底已经增加了3.4万亿美元。到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了28.4万亿美元，即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 在债务上限博弈之际，美国庞大的债务规模引发市场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表示，尽管近期临时提高了债务上限，但是这一法案只能让美国联邦财政支撑到12月3日。倘若彼时仍然没有解决，财政部资金枯竭，则可能出现技术性违约。当然，很多人对美债保持信心，比如日本近期大规模增持美债。美债会爆发技术性违约吗？全球债务失控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债务模式能否延续？ 本文以债务上限为主线，探索美国主权债务的累积过程、政治博弈以及根本成因。 赤字货币化 论起源，美国国债可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发行的战争债券。在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的主导下，联邦政府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支付了大量债券，从地方州政府手中收回了一部分征税权和货币发行权，构建起美国国债的信用大厦。1791年，合众国第一银行成立，私人资本大量抢购国债来入股银行，联邦政府从中获得了600万美元的融资。从此，美国开启了债务经济的传统。 总体看，19、20世纪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往往呈现正弦函数曲线，在一个时间点内债务规模达到最高峰，随后则慢慢回落。但到了21世纪，美债规模与美债上限犹如持续向上的天梯，丝毫未有回落迹象。 在19-20世纪，引发政府债务扩张达到顶峰的原因可以总结为战争、经济衰退。以战争为例，1812年对英战争、1846年对墨西哥战争、1861年南北战争，政府债务分别达到三个高峰点。战争结束后，财政恢复盈余，债务规模缩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下，美国政府再次大幅借债，债务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此前，大多数情况下，联邦政府所发行各类国债都需要国会的审批。但1917年《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的出台给了联邦政府一定的自由权。国会为各类债券设置一个“天花板”额度后，联邦政府可以在范围内自由借贷，无需再经国会审批，财政部还可自行决定利率水平、债券期限。这就是我们如今所称的美国债务上限。这一法案的初衷是以“上限”来约束政府举债的规模，但如今早已偏离目标。 联邦政府拿到“债务总额上限”的主动权是在1939年。当时，二战爆发，罗斯福总统和时任财政部长积极推动，参议两院通过一项提案，即取消对债券和其它类型债务的单独限制，首次批准了一个几乎涵盖所有公共债务总额度，当时规定的上限总额为450亿美元。此后，联邦政府便在“债务上限”之内自由融资。 二战后，美国经济迎来了腾飞的黄金年代。从1945年到1980年代，联邦债务虽不断增加，但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这一数值却持续下滑。一定程度上能说明，此时的债务扩张边界尚且安全。1960年，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开始小于50%，在整个70年代，这一比重稳定处于35%上下。 不过，从80年代开始，这一比重出现上升，1995年达到顶点。在里根政府执政下，头几年美国经济深陷滞胀的痛苦中，政府收入乏力。里根信奉供给学派，试图推行减税，但是却未能削减开支，财政失衡严重。除了减税，在美苏军备竞赛的背景下，政府大笔军费支出，都造成了严重的政府赤字。 因此，即便在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严把货币闸门的政策下，美国虽走出滞胀，但是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并未停下脚步，一路狂奔到1992财年的2900亿美元。债务额度也从1980年的9000亿美元，飞奔到1988年的2.6万亿美元。这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不受黄金约束，具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条件——美联储为联邦政府融资。 不过，赤字状况从1992年克林顿上台执政起开始得到改善，以提高税收、减少行政和公共福利开支等方式，联邦政府财政出现了盈余。随着经济增速的增加，债务占GDP的比例略微下滑但保持稳定。 2000年后，一切的画风却突然变了。美国联邦债务失衡进入了新层面，更成为了全球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此后美国债务上限被突破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频繁；二、布雷顿森林解体后，美债的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从小布什执政开始，美国政府赤字也开启加速。小布什不仅开启大幅减税，同时发动反恐战争，债务规模迅速扩大。 而联邦债务真正失控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就开始采用大规模赤字以刺激经济。同时，美联储为奥巴马提供了巨大的融资便利。美联储从2007年底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时，连续7次降息；12月底，联邦基金利率被调至最低水平，从此步入零利率时代。更重要的是，美联储在量化宽松中大规模购入国债，直接帮助奥巴马政府融资。这时，财政赤字货币化已经完全失控。 国会也出台了一系列复苏法案，大规模提高了债务上限。2008年《住房和经济复苏法》、《紧急经济稳定法》和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连续提高债务上限，债务限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三次上升至12万亿美元。 但是，奥巴马政府花钱过快，连续提高债务上限依然无法满足奥巴马的“胃口”，联邦政府很快就陷入了无钱可花、无钱可还的危机。当债务上限接近触顶之后，联邦财政部短期内可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暂时缓解流动性不足，譬如暂停发行州和地方政府系列国债、暂停政府对公务员退休和福利等基金的投资，以获得多余的债务上限空间。当这些非常规措施将耗尽而政府依然无法发行新债获取融资时，就会面临最危险的局面：美债无法兑付，市场对美国政府的支付能力发生怀疑，从而产生信用危机。在2009年和2013年均出现政府关门、技术性违约的风险。 2013年2月4日，奥巴马签署了“No Budget，No Pay”法案，该法案允许美国政府设置一个暂停期，期间允许财政部不受债务上限控制无限发债；而期限结束后，债务上限重置为原有债务上限与暂停期内新增债务额总和。这一法案相当于给债务上限开了一个后门，政府花完钱了还可以继续借钱，避免出现技术性违约从而威胁到金融安全和国家信用。 但是，暂停债务上限又成为政府扩张债务的主要通道。从2013年5月到2021年，美国政府连续六次采用这种方式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债务也一路飙升。2011年起，债务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100%。美国的债务上限、债务总量进入了真正的失控阶段。从2012财年到2016财年，美国债务平均每年增长9470亿美元。在2018财年、2019财年，平均每年增加1.23万亿美元，2019财年美国债务规模达到22.7万亿美元。疫情发生后，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漫长的债务上限“暂停键”，美联储开启无底线宽松政策，美国债务增长速度更为可怕，到2020年11月，美国债务规模达到27.4万亿美元。 不过，至今为止，美债其实没有发生过实质上的违约事件。在程序上，这与两党博弈的底线有关；但实际上，美债仍然为国际市场所信任。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价值跌落谷底。经历了震荡的寻觅期之后，美元找到了美债这一资产的锚。当前，美元作为全球结算货币，大量的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都有采购美债的需求，投资者们也找不到更好的投资品能够代替美债。但是，反过来，美元在全球货币的领导地位和巨大出口，也导致了美债的扩张。这是现实版的特里芬难题。 美债随之成为了全球资产定价之锚，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随之成为全球资产定价的基准。也因此，美债收益的波动，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若关注美债、美元及金融市场的风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真正的晴雨表。当前，两党就债务上限明争暗斗，会不会把债务市场“玩崩”？ 胆小鬼游戏 多年来，美债上限往往伴随着两党博弈，市场当下的波动也来源于国会对上限及财政预算的否决、延长或通过。有意思的是，按照历史经验，债务上限决议伴随着两党激烈而顽固的斗争，但总是会在最终一刻完成“惊险一跳”。 当前美国债务上限的设置需要追溯到上届政府特朗普执政期间。2019年8月，特朗普总统通过了《2019年两党预算法案》，允许暂停债务上限2年，到期日为2021年7月31日。今年8月1日，债务上限开启生效，此时美国债务规模达到28.4万亿美元，这一“紧箍咒”又被戴到了民主党的头上。 民主党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继续暂停债务。9月21日，众议院以220：2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立法，即暂停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期限直至2022年12月。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投了赞同票，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 但是，这一议案在参议院遭到了必然的阻拦。参议院议员可以发起冗长辩论，倘若民主党想要使提案通过，则需要在参议院达到60张赞同票，这意味着民主党还需要再说服10位共和党人。对此，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很早就有过表态：债务上限是民主党的责任，共和党不会帮助民主党。此前，共和党对民主党的减税和大规模基建方案已经产生了强烈不满。 债务上限日益成为两党复杂博弈的交锋点，并且更像是一种双方尽可能推脱的“政治责任”。民主党想尽办法让共和党也投赞成票，而共和党则坚决不为所动，这是双方陷入僵局的原因。 其实，两党博弈存在一条心知肚明的底线，那就是杜绝美债违约，毕竟这是更大的“事故”。可在债务违约期限来临前，谁也不会退让一步。这导致债务上限往往只能拖到临期才被解决。过去几年里，每一次债务上限额度提案的达成无一不是如此。 当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债务上限博弈存在一定默契：民主党最初希望在10月将大规模支出的社会法案、新财年的预算与债务上限提高（暂停）法案捆绑过会。简单来说，拜登政府要给国民发3.5万亿美元，国会没有理由反对提高债务上限。但是，共和党的策略是，反对拜登政府将债务上限问题与支出法案捆绑。 拜登在阿富汗撤军后国内支持率暴跌，面对明年就要来临的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更为小心谨慎。拜登政府也清楚，捆绑策略在短期内难以奏效，而债务上限问题又迫在眉睫。怎么办？ 两党再怎么斗，他们都很清楚：当下美国经济正在弱复苏，通胀高企，就业不振，资产泡沫风险巨大，金融市场经不起任何债务风波。于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共识：将债务上限提高（暂停）法案剥离出来，通过一项权宜性拨款法案来替代。 近期，国会通过了这项临时拨款方案。这项临时性拨款为联邦政府争取到了4800亿的舒缓空间，避免了技术性违约。当然，这4800亿也会计算在债务上限中，债务上限也从28.4万亿美元暂时变为28.9万亿美元。这样，债务上限问题被推迟到了12月再议。 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麦康奈尔表示，就此合作后，将不再为民主党人暂停债务上限提供任何帮助，“如果他们（民主党人）现在没有我们支持的情况下增税、借钱，并花费历史性的巨额资金，他们就得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提高债务限额……这就是现实。” 到12月，债务上限问题是否触发技术性违约？届时，如果共和党人不支持，民主党人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就只剩下了预算和解程序。预算和解是一个可选的加速立法程序，规定参议院在20小时之内完成讨论付诸表决，避免了冗长辩论的阻挠，而且只需以简单多数投票通过即可。根据《预算法》规定，委员会每财年可以分别就“直接支出、收入和债务限额”三类发起一次变更，以实现赤字减少。 这就是一种仓促过会的威逼策略。但是，这样操作，民主党也会背负巨大压力——因为如此民主党会独自包揽下“扩张债务”的包袱，这对明年国会中期选举非常不利。更何况，这一程序的启动缓慢且复杂，而党内仍存在分歧。预算和解程序需要在参议院获得51票才能通过，目前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席位是50个，加上副总统关键一票，正好是51票。但是，这需要确保民主党内绝对团结一致。而目前的民主党内还不够团结，比如之前拜登政府试图将3.5万亿社会支出法案、增加税收、暂停债务上限都打包在同一个法案内发起审批，党内激进派和保守派对这一法案存在争议。所以，万不得已，民主党不愿意发起预算和解程序。 虽然过程存在诸多波折，但总结历史经验，关于美债上限危机的结局其实不太可能存在意外。在两党激烈和顽固的斗争中，美债上限问题终会“惊险一跳”，妥善解决。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漫长博弈和反复套路下消耗的市场信心却难以量化，不确定性会更加强烈。 历史上，债务上限的博弈曾经动摇了市场信心。2011年1月，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债务规模近期将达到法定上限。但是，两党对提高上限额度长期僵持不下；5月16日，债务达到上限14.29万亿美元，财政部开始采取非常规措施延缓账户枯竭。7月31日，两党经历了多次调整否定提案后，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共识。但是，这种僵持不下的谈判过程仍然引发了市场的波动，一些投资者对美国政府信用产生怀疑。8月5日，标普首次下调了美国政府主权的信用评级。2013年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期间，惠誉在2013年10月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中性”下调为“负面”。 悬崖戏码反复上演，会引发市场的波动。随着期限来临，债市、股市都出现波动。今年9月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2020年以来最高水平。如今，债市、股市和期货市场泡沫严重，煎熬的博弈，或者更为严重的短期技术性违约，都可能会冲击金融市场。但短期内，美国不会爆发实质性的主权债务危机。 软预算约束 当前，市场存在一个有意思的争论：提高债务上限，到底是降低债务风险，还是触发债务风险？ 多年来，美国财政部长总是喊着提高债务上限，甚至要取消上限。耶伦发出警告：“美国经济学家和财政部的压倒性共识是，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将导致广泛的经济灾难。”理由是，美债仍是全球最重要资产锚底、流通性极好的金融资产，但是政府发债却受到了债务上限的限制，人为地制造技术性违约。换言之，美国政府不是真借不到钱，也不是真还不起钱，而是债务上限法令捆住了政府的手脚。这可不可以理解为：人为干预政府融资引发债务危机？ 但是，事实上可能又是相反的。取消或提高债务上限，短期内可以避免债务技术性违约，但是长期来说，债务危机是必然选项。 耶伦的逻辑是将政府视为市场主体，政府像企业一样，在债务市场上受到自由竞争的硬约束。但是，政府不是市场主体，政府财政是公共用品，不是私人用品，它不受市场的硬约束，而是受到软约束。恰恰是软预算约束导致了不少国家的债务失控。 这正是亚诺什·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理论。科尔奈于今年10月18日去世，生前对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经济转轨国家的理论研究卓越，他还亲自策划和参与了匈牙利社会主义改革，对国内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改革的深远影响。 科尔奈最早在1979年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的概念，他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倘若支出超出收入，还用光了所有的经济来源，并不会破产；上级主管部门会向企业伸出援手，帮助摆脱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预算约束就很软。”打个比方，家长给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限定在2000元，但是孩子花完钱又可以向家长要钱。这就是预算约束软化。 软预算约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包括资金使用低效、资源浪费、投资过度和债务高企。科尔奈将软预算约束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功能市场的典型特征，软预算约束使得企业免受惩罚，并容忍企业的低效率，一定程度造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投资计划盲目扩张。 后来，一些学者将软预算约束这一概念从东欧扩展到全球各国政府的财政领域，分析债务危机、道德风险、搭便车动机等。譬如，政府对危机之中的金融机构发起拯救，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现象。 其实，各国政府财政预算基本都存在软约束的问题。美国债务上限就是典型的案例。债务上限的初衷是约束政府债务扩张，但是并不是硬约束。2013年奥巴马政府还为债务上限增加了一个暂停键，按下暂停键后，政府可以继续借钱。所以，“债务上限”这一规定没有法理上的强制约束力，也没有自由市场的硬约束。当期限来临，政府真正面临违约风险时刻，两党自然会收起爪牙，国会通过法案，帮助政府免受违约惩罚。 有人提出，美国政府是在债市上融资，受到自由市场的硬约束。如果美债崩盘，美国债务无法在市场上融资。事实上，现在美债在市场上依然很吃香。今年8月，日本再次买入美债96亿美元，最终持仓规模达到13198亿美元；英国买入美债205亿美元，持仓规模达到5690亿美元。这是否说明美国的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伪命题？ 其实不然。美债最大的持有者不是日本和中国，而是美联储。美联储持有4万多亿美债，超过中日之和，约占美债总额的15%左右。更重要的是，美联储的印钞机是美债的重要保障。虽然债务僵局影响美债公信力，但是有美联储为美债信用兜底，投资者并不会真正抛售美债。如果把美联储的印钞机关闭，美债在市场上的表现可能会大不同，美国政府也可能面临实质性的违约。 所以，美国联邦政府的软预算约束是真实的，而这一真实性来自一个奉行“父爱主义”的家长——美联储源源不断地给美国财政部提供融资。为什么美联储可以大规模印钞？ 我们可以将软预算约束的理论运用到信用法币领域。其实，信用法币的发行也是“软约束”。 在金本位时代，货币以黄金为锚，货币的发行尚且要受到黄金储备量的约束，然后执行刚性兑付。这就是货币发行的刚性约束。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全球经济进入信用货币时代。美元不再以黄金为锚，吸收债券即可发行，同时不执行刚性兑付。这就是货币发行的软约束。所以，从1971年开始，财政-货币的约束逐渐软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政-货币的约束软化问题彻底爆发，货币供应量和政府债务规模同时大规模飙升。 所以，政府财政软约束的根源是货币发行的软约束。如此，美元和美债相互兜底，联邦政府和美联储相互“融资”，两者均无强约束力，出现一种“空头支票”悖论：美元的信用来自可靠的美债；美债的信用来自无限量的美元；而美元和美债都是债务，本质上是美国综合国力在撑着。 有人提出，可不可以制定法律约束政府举债规模，或者约束央行为政府融资。比如，欧盟曾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对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率、国债负担率做了指标要求，即明确要求公共债务不得超过 GDP的60%。相较而言，这尚且算是一种明确的约束。但是，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了。为什么？意大利并未满足这一财务条件也作为欧元创始国加入了欧元区，希腊则通过高盛“作弊”成功蒙混过关。后来，这两个国家都是欧债危机的重灾区。 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约束软化和美联储货币发行约束软化，是民粹政治崛起的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粹政治崛起，为了赢得选票支持，美国两党在社会保障及福利上的投入支出越来越大，财政赤字也随之高升。根据美国国会财政预算报告，2000年以来，法定支出比重大幅提升，成为占比最大的支出。法定支出包含了社会保障支出、收入保障支出和其它福利支出。2000年，法定支出达到一万亿美元，自主性支出为6000亿美元；到2018年，法定支出达到2.7万亿美元，而自主性支出达到1.2万亿美元。 美国政府、国会以及投出选票的最终决策民众都成为了赤字扩张、债务高攀的推动者，但是却都不是法理上的后果承担者。这正是哈定提出的公共资源悲剧——财政-货币约束软化的根源所在。 自由市场的刚性约束的本质是，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直接的对应的责任和代价。这就是价格的惩罚功能。但是，公共资源不具备价格机制，无法将责任、成本和惩罚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于是，公共资源如此催生搭便车动机，人人都试图从法定货币超发、公共债务扩张中获得更多的福利，而没有人会顾及后果——虽然雪崩时无人能逃。 这显然不是美国或某个国家的特殊问题，而是法定货币的统制问题——货币公共化催生货币公地悲剧。只是当前的美债和美元依然是那个最不坏的“渣男”。（来源：智本社 作者：清和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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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罗永浩后尘 “体面人”二次创业选了一条“艰难的路”
【研究员】：wh
这次是他近3个月来的第一次直播带货，带货流程和话术表达较为生涩，中途更是出现直播中断的意外。此前经历多场直播带货，俞敏洪的带货能力如何？根据新榜数据显示，近六个月的9场直播中，最近11月7日这场销售额最高为27.19万元，累计观看人次为135.16万人，上架9款商品都是图书。
【博览财经特稿】对于接下来得发展，在11月7日的直播中，俞敏洪透露，新东方未来计划成立一个大型的农业平台，自己将会和几百位老师通过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支持乡村振兴事业。 对于教培行业来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难熬的一个冬天，“双减”及配套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将行业热度降至冰点。不久前公布的2021年胡润百富榜中，财富降幅最大的企业家就来自在线教育，好未来张邦鑫身价同比降幅达94%，高途陈向东更是由去年的800亿身价直接过渡到在榜单中消失。 身处寒冬的新东方，却在积极对外传递温暖。不久前，四川宜宾市江安县留耕初级中学收到了一份来自新东方成都学校的特殊礼物——新桌椅。相比之前，这次的桌子平得不用垫书，侧面还多了可以挂书包的挂钩，椅子也多了靠背。 “同学们很高兴。”新东方在文章中写道。与此同时，捐赠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有序展开。据悉，截至目前，郑州、西安、合肥、宜昌、佛山等地的新东方分校，已共计捐出了73366套新桌椅。 作为新东方的掌舵者，俞敏洪近段时间颇为不易。近一段时间，有关新东方即将裁员4万人、欲转型素质教育、回归大学生业务的消息广为流传，而公司旗下最赚钱的中小学生业务也即将关停。“自己淋着雨，还想着为别人撑伞。”有网友感叹道。 对于接下来得发展，在11月7日的直播中，俞敏洪透露，新东方未来计划成立一个大型的农业平台，自己将会和几百位老师通过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支持乡村振兴事业。有网友调侃，俞敏洪最终还是步了罗永浩的后尘。 新东方将退租1500个教学点，已捐近8万套课桌椅 11月7日，俞敏洪在直播中透露，新东方最大的业务要停止，新东方1500余个教学点要退租。而这些教学点近两年光装修就花了六七十亿元。 不过，俞敏洪认为，新东方的资金链并没有问题。“我在新东方有个规矩，如果有天突然倒闭或不做了，账上的钱必须能够同时退还所有学生学费，并支付员工工资。”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相比起那些无声无息跑路的教育机构，新东方很好了。”有网友称。 除了退还学费和支付工资，新东方还希望能够物尽其用。在退租校区的同时，许多崭新的课桌椅被遗留下来无处安放，这些定制桌椅每套的市场价在六七百元左右，在新东方成都学校校长孙吉芯看来，这些桌椅无论是从质量还是美观来说，都是全国一流的。 于是，孙吉芯找到公益基金会，并联系上了需要课桌椅的偏远地区的乡村学校。而在他发布朋友圈后的第一时间，俞敏洪就表达了支持的想法。 经过一番呼吁和动员，目前成都、西安、郑州、太原、合肥、宜昌、佛山、兰州、连云港、武汉、乌鲁木齐、海口……越来越多的新东方分校参与到捐赠课桌椅的活动中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卡车载着桌椅从各地的新东方学校出发。 “新东方业务调整，为农村孩子捐献近八万套课桌椅。”11月4日，俞敏洪在微博中为这次的捐赠进行了“阶段性总结”。 “退场时给自己留了多少体面，返场时就能收获多少掌声。”有网友评论道。 业务大收缩后广撒网 话虽如此，但新东方还有多少机会“返场”呢？ 7月23日一份双减文件的公布，为教培机构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一个万亿市场就此坍塌，而新东方在此次风波中受损惨重。2月18日以来，新东方港股股价跌去九成，市值蒸发超2300亿港元，另据近日胡润发布的2021年富豪榜，俞敏洪的财富在一年之内缩水了185亿元。 重压下，教培机构们艰难求生，而作为其中的代表，新东方的一举一动自然吸引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东方的未来并不明朗。 9月17日，俞敏洪在内部高管会议上表示，秋季课程结束后将停止小学和初中学科业务的线下招生，各个城市接下来也将逐步关闭教学点。
同时，会议还披露，原本计划在8月底裁员4万人，但截至9月中旬裁员还不到1万人。有参与会议的高管称，到年底裁员人数将超4万人。 10月，新东方旗下新东方在线发布公告称，决定在今年11月末之前，停止经营内地从幼儿园到九年级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K9业务）。须知，2021财年，K12教育分部占新东方在线总营收的55.5%，而近两个财年，K9业务占K12教育分部的58%至73%。 事实上，虽然人们从出国留学考试培训开始熟悉新东方及其品牌，但中小学生已经是其最大的客户群体。2021财年，新东方K-12教育有331.5万人次学员付费，而大学教育的付费人数为57.3万人次。瑞银7月底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小学课后辅导业务占新东方2021财年收入的80%。 而在线教育风口的来临，在不断推高业内获客成本的同时，也让新东方在线等老牌机构被裹挟其中，投入巨资。令人唏嘘的是，没等龙头们熬到凭借庞大用户规模优化商业模型的那一步，行业就已经轰然倒塌。近三个财年，新东方在线归母净利润累计亏损近25亿元。 变革时期，新东方要如何脱困？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将校外培训机构可选择的转型方向概括为四类：“第一类是素质教育，面对的用户群体相同，增加产品即可；第二类是做研究生教育、职业教育等成人业务；第三类是通过投资并购快速切入教育的其他细分领域；第四类则是完全进入全新的教育之外的领域。” 具体到新东方，其在拓展素质教育方面已经有了不少行动，如北京的新东方已经成立了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下设艺术创作学院、人文发展学院、语商素养学院、自然科创空间站、智体运动训练馆、优质父母智慧馆六个板块。 而在研学游学、成人培训、对公领域，新东方也均有所布局。公司还投资成立了北京私库云书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远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分别包括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职业中介活动等。 不过，市场也有不少看衰的声音。在素质教育市场的一些“原生选手”看来，这个品类分散的市场注定是一门较难标准化且门槛相对较高的生意，当下的学科类巨头在短期内也并不具备快速突破的能力。 职业教育在市场规模方面，与此前的在线教育亦存在不小差距。据艾瑞咨询，2020年中国职业教育市场规模1415亿元，预计2022年将突破3900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已突破4000亿元，2025年更是将达8000亿元。 俞敏洪下一个赛道是直播带货？ 新东方在泥沼中挣扎之际，外界有不少人将目光对准了俞敏洪。创业近30年来，其一直是公司的灵魂人物，并且早在“双减”政策出台前很久，俞敏洪就曾在讲话中提及后悔让新东方上市，并猛烈地“抨击”了在线教育行业。 俞敏洪并不喜于扩张、并购一类的资本运作。新东方刚成立两年时，学生就已经发展到1万余人，于是俞敏洪拉来了同学徐小平和王强，组成“三驾马车”，一同创业。但即便如此，公司仍长时间驻守在北京，直至2000年才开始走向异地。 这一点也体现在新东方的IPO历程上。天眼查显示，与一众在线教育机构在上市前就大手笔融资不同，新东方迄今为止的唯二两次融资经历，即是在美股和港股的两次上市。
不过，资本市场还是愿意接纳新东方的，无论是美股还是港股，上市之初，新东方的股价都曾一路飙升。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两次上市后新东方的市盈率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涨至超80倍。 俞敏洪无所适从，新东方上市一年后，其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两个后悔。第一后悔是把新东方做这么大，第二后悔把新东方弄上市。” “开始的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想上市的。但当时面临着竞争的问题和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当时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找中国的投资项目，而很多基金已经开始找到了教育领域。万一真有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比新东方早上市了，那么从竞争和资金上来说，新东方将会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俞敏洪称。 其还补充道：“内在的推动更厉害，因为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家都拿了新东方的股权，股权变现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能一下子拿到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那当然是大家很愿意希望的。” 但归根结底，俞敏洪认为，“做教育”和上市是有一点冲突的。一家好的上市公司，要做到收入、利润、人数等各方面增长，但对于教育机构来说，最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于其教学质量，而非学生每年增长了多少。 俞敏洪没想到，后来在线教育会以包围之势，将教育行业的竞争演变为群雄割据战，甚至自己也不得不下场参与消耗战。财务数据显示，新东方在线的销售费用由2016年的1.01亿元直线升至2020年的8.72亿元。
于是，在2020年12月的第十届全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中，俞敏洪高呼：“对当今培训教育行业来说，让这么多人投身进去，甚至把身家性命去砸进去的，最重要的原因绝对不是教育初心，而是资本、科技、人才、模式。” 他还表示，教育行业永远不会有人“一统天下”，所以“拼命地投入竞争，其实没啥意思”。自己对新东方在线的要求很简单，少投入，降低获客成本，每年增长30%-50%。 不过，这样一位“教育家”一路走来，也伴随很多争议。讲述新东方“三驾马车”创业故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王阳（原型王强）曾描述成东青（原型俞敏洪）为“现在在公共场合基本不说人话，他让我恶心。”尽管俞敏洪特意为此发文澄清，但从现实中的一些案例来看，这句话也并非空穴来风。 2014年，在线教育刚刚兴起之时，面对互联网大厂和华尔街英语等后起之秀的夹击，俞敏洪曾宣布对外“闭关”，以解决自己2013年将五分之四的时间都用在应酬、社会活动和对外演讲的问题，他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司身上。 然而，此后的每一年，俞敏洪都频频活跃在各大活动现场，并且依旧“口无遮拦”。他曾就北大校长读错字一事批判道：“北大的今天在衰退，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国际教育目前还处于失败阶段。”也曾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吐槽阿里、拼多多、腾讯赚低级趣味的钱，还曾因“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国家堕落”的说法遭到广泛指责。 而在此期间，新东方的多位“人才”都已经出走自立门户，包括跟谁学创始人陈向东、一起科技创始人刘畅、朴新教育创始人沙云龙、智课网创始人韦晓亮等，还有曾经的“三驾马车”另外两人徐小平、王强。新东方的市值也一度被后来居上的好未来超越。 2010年时，已经离开的徐小平发邮件表示，新东方的弊病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约束管理层，换言之，新东方在管理上有瑕疵。彼时俞敏洪曾将这封邮件转给公司所有高管传阅并当众朗读，然而九年后的年会上，还是有员工“冒着离职的风险”用唱歌的方式将“内斗、内耗、效率低下”等管理问题吐槽了个遍。 而在很早就入局在线教育的情况下，新东方依然差点被对手们实现“弯道超车”。如今，新东方面临探索新方向。11月7日的直播中，俞敏洪透露，新东方未来计划成立一个大型的农业平台，自己将会和几百位老师通过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支持乡村振兴事业。俞敏洪表示，此举并非是为了简单地卖货，而是为了帮助农业的产业升级以及乡村振兴，也是为了帮助农民提升职业水平。
有网友调侃，“直播带货，是罗永浩指点的吗？” 罗永浩和俞敏洪曾颇有渊源。2000年12月，罗永浩给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写了封一万字的求职信。俞敏洪给了他三次试讲机会，直到第三次试讲，他才终于将"正常水平"发挥出来，成为日后俞校长口中"我当年一眼，就觉得这小子是个可造之材"的罗老师。罗永浩在新东方待了近6年，期间，“老罗语录”广为流传，为其成为网红奠定基础。在折腾牛博网、手机等失败而负债累累后，罗永浩凭借积累的人气，成功在直播带货赛道翻身。俞敏洪是否会像罗永浩一样，全力切入直播带货赛道，我们将继续关注。 俞敏洪二次创业选了一条“艰难的路” 11月7日，俞敏洪在最新一场直播中透露，将要进军直播带货，计划成立一个大型的农业平台。自己和几百位老师通过直播带货农产品，来支持乡村振兴事业。 在此前的9月17日高管会上，俞敏洪便试探性地表露过看法，“薇娅一年能卖一百多个亿，我带着几十个老师做直播，是不是一年也能做上百亿？”不难看出，不同于疫情期间其他企业家们昙花一现的直播，俞敏洪已经选择做好了长期直播带货的准备。 今年59岁的俞敏洪实属不易。去年刚宣布自己的退休计划，如今却重新回归，决定亲自出马，通过直播带货“救”新东方。 捐赠书桌加上直播带货，俞敏洪的种种动作，引来网友们纷纷为新东方点赞，称这是体面人的退场，甚至有人赞叹“自己淋雨还想着为别人撑伞”。
询问几位新东方地方校区的专业课老师对此方面的看法，对方均表示，目前未看到公司的官方通知和直播动作，“自己的工作和以往一样”。 同时，让外界有些无法理解的是，当其他教培机构选择转型素质教育或职业教育等教培类相关方向时，为何俞敏洪会选择跨界直播带货农产品？毕竟不论是资源积累，还是业务逻辑，各方面都相差甚远。 但或许正是这一反向操作，能够救俞敏洪和新东方一把。不同于其他教育公司创始人，俞敏洪个人一直是流量大IP。他走进直播间，会将创始人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外放出来，外界对新东方的整体印象会更好。并且，在教培行业转型进行时，留存用户和保持口碑是最重要的，俞敏洪似乎凭一己之力暂时做到了。多位直播行业资深人士也纷纷感叹，“俞敏洪在这样的低谷时仍选择利他，值得点赞”等正面评价。 除外部评价一片向上，新东方一时间也得到二级资本市场的支持。继股票暴跌超90%后，中概教育股近日盘前直线拉升，其中新东方一度暴涨超30%。 但必须直视的现实是，如今短视频、直播电商行业已经是一片红海，中小主播以及二三线主播的生存与盈利空间都被头部主播压制，流量与品牌资源也向后者聚拢。俞敏洪此时入场，一定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 目前农产品直播带货这一领域尚无出圈的头部主播出现，带货农产品比其他品类的难度高，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对于此前没有经验的俞敏洪来说，探索难度较大。不过，农产品产业链整合领域，依然有较大的机会，其背后的新农人教育市场也是一片蓝海，如果能抓住机会，将给新东方跑出一条新的生路。 带货主播这条路好走吗？ 从来没有一件事像直播带货这样，可以让所有不同身份的人都乐此不疲，“中国留学教父”俞敏洪也没能逃脱这魔咒。 俞敏洪在近期一次直播中透露：“我已经调研了一些农业公司，发现他们对农民的培训都比较少。未来新东方计划成立一个大型的农业平台，我会和几百位新东方的老师通过直播带货农产品，整合上下游资源，让农民转型，让青年农民愿意回到农村，让更多的留守儿童能在父母的陪伴下成长。” 据多家媒体报道，俞敏洪将在11月16日，在抖音开启助农产品专场的直播带货首秀。 其实俞敏洪直播带货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新榜数据显示，俞敏洪在抖音的直播首秀是2020年4月30日。那场直播的目的，除了为大家介绍自己摆满书籍的30多平米书屋，让直播间观众以优惠的价格为乡村孩子购买、募集图书，也是直播的另一大目的。 或许也是俞敏洪自身热爱读书的原因，在此后的多场直播和短视频中，他上架的产品大多为图书文娱类，讲述的内容也以家庭教育和自己读过的好书为主。
这一以俞敏洪兴趣为直播内容导向的方式，直到教培市场被严监管后发生了变化。这便有了11月7日他在直播中宣布进军农产品直播带货行业一事。 这次是他近3个月来的第一次直播带货，带货流程和话术表达较为生涩，中途更是出现直播中断的意外。此前经历多场直播带货，俞敏洪的带货能力如何？根据新榜数据显示，近六个月的9场直播中，最近11月7日这场销售额最高为27.19万元，累计观看人次为135.16万人，上架9款商品都是图书。另外，涨粉4.95万；其次是7月14日，销售额16.06万，观看人次277万人。 这成绩自然无法与罗永浩在抖音的带货首秀数据相比，当时后者的销售额高达1.1亿元。不过考虑到俞敏洪仅带货图书这一利润低、单价低的产品，未来其销量空间仍有想象空间。 首先从粉丝人群画像看，截止到目前，新抖数据显示，俞敏洪粉丝人数为536.4万人，其中男性的粉丝居多，占比约41.88%；年龄阶段来看，以31-40岁的粉丝居多，占比约42.5%；而直播粉丝画像显示，有61.21%的男性粉丝，31岁-50岁粉丝占比约32%。 多个数据均透露一个信息：俞敏洪的粉丝以中年男性为主，这一年龄阶段的粉丝消费能力较强。而在粉丝号召力上，俞敏洪也不比罗永浩差。 多年前，徐小平曾把俞敏洪比作《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带领一群年轻的教书匠从一无所有走向财富自由。其制造财富和明星的速度堪比工业时代流水线上的秋刀鱼罐头。比如新东方集团前总裁胡敏、新东方联合创始人钱永强等，通过新东方成为百万富翁或名人。就连罗永浩当时也没抵抗新东方的魅力，最终成为里面的英语老师。 而且俞敏洪作为中国1992派企业家的代表，其在企业家圈内的地位也一直较高。2012年，新东方遭遇做空， 俞敏洪随即凭一己之力，让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人买入了大量新东方股票，拉升股价。 再加之多年来，俞敏洪一直投身公益事业，其社会影响力不言而喻。但这一江湖地位能否延伸到直播行业，需要打个问号。何况是与教培行业一点都不相关的农产品带货领域。 其实若从俞敏洪个人进行分析，种种迹象都表明，他选择做农产品带货主播完全在情理之中。作为中国的“留学教父”，俞敏洪从来不避讳自己的农民出身，对外称自己是“一个农民出身的老师”。在各大社交平台中，更是坦然讲述农村出身的父母对自己的栽培之恩。并在鲁豫有约专访等公开场合中感慨，是自身的“农民”品质成就了现在的自己。也正是“诚恳、实在”的“农民品质”，让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王强两人认定“跟着老俞干不会吃亏”。 或许和自己出身有关，俞敏洪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帮助农业产业升级以及乡村振兴，这颗种子在2020年4月那次首场直播带货中，便已埋下。当时，他把那场直播收入，连同彼时近期的所有直播活动获得的收入总计约10万元，翻倍至20万元，捐给乡村学校用于购买书籍。并解释“我纯粹是业余爱好，不是想要用直播来赚钱，我不会卖我的英语课程，也不会卖我自己的书。我只是把我认为值得阅读的书推荐一下，未来我可能会为一些农民卖农产品。” 翻阅多处公开资料查到，那场直播后的四个月，俞敏洪再次在公开平台表达自己希望“欢迎农业集团以后能在自己平台上卖东西，帮助老百姓卖货。”
同年12月，俞敏洪便踏上为农民直播带货卖农产品的路程。据悉，当时黔西南相关政府部门组织了帮助黔西南乃至贵州省的“黔货出山”的扶持项目，俞敏洪和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受邀，便在普安县开展了公益助农直播活动。 但需要明白的是，俞敏洪虽然有一定基础做直播带货，但带货农产品比其他品类难度高不少，农产品带货主播的路并不好走。 带货农产品是门好生意吗？ 罗永浩初入电商直播行业时将目光瞄向了电子产品等高单价商品，这与其“卖身还债”的目的有直接关系。他的确也将成功还清6亿债务，近期表示“明年春天就重返科技行业了。” 俞敏洪似乎并不想这么功利。他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承受的舆论压力要比罗永浩重很多，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放大，影响公司声誉。或许如此他才希望“让农民转型，让更多的留守儿童能在父母的陪伴下成长”，选择了直播助农这一条相对偏公益的路。 中国农业大学智慧电商研究院和艾媒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年中国农货新消费发展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电商的扶持力度不断加码，中国农货正在进入规模化新消费阶段，2021年中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有望升至8000亿元规模。未来，农村电商将成为投资的“新蓝海”。
俞敏洪自然也看到了农产品的前景。今年10月27日，新东方正式成立了一家名叫东方优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新东方在线CEO孙东旭，经营范围主要是销售鲜肉、禽蛋、水产品、新鲜水果、新鲜蔬菜、食用农产品、饲料、化肥、低毒低残留农药等。新东方的招聘岗位中，也已出现了直播带货供应链负责人、短视频编导等岗位。 从销售范围就能隐约看出新东方已经进入农业领域的迹象。但和之前小打小闹的直播带货相比，俞敏洪决定大规模地跨界进军农产品行业，势必要面临诸多专业性挑战。 虽然市场前景乐观，但至今这几大平台均未出现类似于李佳琦、罗永浩等垂直类顶流网红。或许农民出身的俞敏洪有希望填补这一空缺，但也并非易事。 众所周知，在直播电商平台中，生鲜等农产品是最难卖的。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农产品非标、损耗率高、很难规模化。如今专门带货农产品的垂直类博主更是少之又少，甚至出现大批主播卖惨营销的欺诈行为，价格低廉的水果，加上具有悲情的老农人设，卖家通过消费广大网友们的同情心来赚钱。 电商助农不只主播直播带货这一简单行为，背后还要考验团队的品控能力、能否解决农村电商痛点等，比如农产品的标准化，包装和售后服务的完善，突破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一系列现实难题。 一位农产品供应链从业者表示，如今农产品电商直播确实一片火热，但盈利和做到头部的商家很少。仅农产品供应链搭建就很麻烦，首先农产品标准化难，它不同于标品，外观、口感、大小，加上目前一家一户种植模式，质量控制成为难题。其次生鲜类农产品的保鲜和售后问题一直是农产品电商的痛点。若团队没有足够的人格魅力、运营能力和供应链基础，很难在农产品电商中长久立足。所以，俞敏洪选了一条相对较难的路，其团队入局直播产业后，或比罗永浩等其他跨界主播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高不少。 罗永浩主要带货3C数码、食品饮料和美妆护肤品等自己擅长的品类，均属于高毛利、货损率较低的消费类产品。而俞敏洪团队在无产业经验的情况下，卖的是毛利低、与一日三餐息息相关的农产品，其今后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对俞敏洪而言，这或许也是机遇。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当前，网络主播已逐渐成为新的职业形态。其中，农产品电商直播的主播主要有三种类型：新农人主播、明星达人主播、政府官员主播。 而新农人主播正是农产品电商直播的主力军，在“村播”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专业主播数量少等。因此，提高带货农产品主播质量、整合农产品供应链是一大市场需求。在目前算是一片蓝海的农产品直播电商领域，俞敏洪借助其自身资源和影响力，或真有机会成为农产品领域的头部主播。 新东方做农产品平台有多大机会？ 俞敏洪不仅想做带货主播，更想做一个大型的农业平台。从此前俞敏洪在直播中的表述来看，这一农业平台，大有产业链整合的性质。即通过整合市场需求等信息并搜集起来，提供给合作社等农村机构，并通过这一平台的流量扶持、对口扶持助农主播。 一位生鲜从业者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俞敏洪团队与其说做助农主播工作，不如说盯上了专门针对农民进行的‘职业教育’。如果这一猜测属实，这背后的商业市场的确很庞大。现在的农民属于新农人，并不是像父辈一样靠苦力吃饭。新农人需要新知识和新技能培训，与时代密切接轨。” 过去十多年中，农业生产精细化和集约化程度不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落后，因此发展“数字农业”，成为了农民“换道超车”的武器。上述从业者认为，俞敏洪常年做乡村公益活动，会更熟悉农村市场的需求。
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的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返乡创业的人群约1000万左右，加上种植户、农资、农产品贸易商等，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超过2000万人。而职业农民更年轻，有更宽广的视野和强烈的学习意愿。初步统计，2000万的职业农民催生了一千亿元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市场。 并且农业部也出台了《“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要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养职业农民为重点，培训提高一批、吸引发展一批、培育储备一批，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种种政策说明，市场的确需要职业农民培训的平台。因此，针对农民、农产品的“教育”，与我国“乡村振兴”的政策相契合，国家或会给予俞敏洪一些扶持和帮助。倘若其成功深耕这一领域，其背后的商业机遇，或可能像当初的留学市场一样。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农产品主播领域，一直缺少类似于俞敏洪这样的大IP，但并不缺少电商平台的身影。早在几年前，阿里巴巴、拼多多便已下场。各地的优质农副产品，也成了这些电商平台争抢的资源。 2020年，阿里巴巴通过“村播计划”“兴农脱贫学院”“阿里数字乡村培训中心”三个项目，在全国布局100个村播学院、直播基地，开展助农培训。淘宝大学认证讲师也会进行现场授课，教新农人掌握新农具。 主攻下沉市场的拼多多自然也没有放过这一业务。比如在去年疫情期间，拼多多联络了平台上的新农人制定商品清单，对农产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库存和质量状况进行梳理；然后与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协调，对此类农产品开辟绿色通道，通过顺丰、中国邮政等物流平台送到有需求的用户手中。 当下合适的扶持政策与发展条件，均成为各电商平台加速切入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供应链整合业务的机会。目前这一市场还算蓝海，即便早早入场的玩家也尚未收割市场，如今俞敏洪做农产品平台，入场时间也不算太晚。正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流通领域管理专家牛东来向21世纪报道记者表示，农产品行业利润比较低，需要至少三到五年的投入才有做好的可能。加之从俞敏洪自身影响力、其对乡村市场的常年跟进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等多方面考量，他或许真有机会成为这一领域的流量平台，成为农产品行业的“薇娅”。 此次转型，可以算是俞敏洪的第二次创业，这是一条全新的、艰难的路。成功与否，也意味着新东方能否成功转身。 经济日报评俞敏洪开启直播带货 近日，经济日报发文称，作为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新东方转型具有风向标意义。如果只是从一个挣快钱的行业跳到另一个挣快钱的行业，恐怕不是最佳示范。 据说俞敏洪本人一直梦想像斯坦福一样建一所大学，那么，把这所大学建到更广袤的农村大地，没准更符合当下的社会需要。另外，有线下资源的新东方还可以考虑投身研学赛道。如果新东方等大机构愿意组织研学活动，至少此前积累的学生资源可以无缝衔接，教研团队可以平滑转型，报课系统可以继续使用，学生们跟着熟悉的老师也放心些。比起直播带货，研学赚钱可能没那么快，但更契合新东方们的教育背景。
俞敏洪回应经济日报
11月14日晚，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抖音直播间回应，称注意到了该文章和网友评论。回应全文如下： 各位朋友好。某日报前两天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新东方不应该照搬李佳琦模式。这篇文章的来源是我前两天在直播的时候宣布新东方准备直播带货，卖农产品。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被很多网友评论，大部分人都是替新东方抱不平。 其实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倒没有太多地觉得新东方被贬低的感觉。新东方如果直播带货的话，还是要向李佳琦或者薇娅这样的人物去取经，向他们学习，而记者主要是考虑到新东方原来对这个领域不熟悉，如果这样的直播带货，可能对新东方来说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而且，我们又宣布要做农产品，可能风险更大，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善意的提示。 有一点点我不太同意，文章说“从一个挣快钱的行业跳到另一个挣快钱的行业”。其实商业模式不存在快钱和不快钱，教育领域做起来也挺艰难的，很多教育公司原来都是赔钱的。直播也是不容易的。我知道薇娅、李佳琦一直播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没日没夜地选品，没日没夜地努力，所以其实没有一项行业是好做的。 当然，记者本身是好意，我在这要向她表示感谢。其实记者是谁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向这位记者表示一下感谢，也向所有的网友，不管是批判新东方的还是为新东方打抱不平的，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和新东方一定不会辜负所有人对新东方的期望，努力前行。当然，不一定能把事情必然做成，但是我们一定100%地努力，往成功的方向走。 （来源：雷达财经（leidacj）、连线Insight（ID：lxinsight）、经济日报 作者：张霏、张凯旌、Career In投行PEVC）
赌桌下注赢了并不稀奇 隐身的王健林已是房地产圈最大赢家
【研究员】：wh
然而时移世易，在当下恒大生死难料，融创、龙湖等一众房地产商焦头烂额之际，早早转型的万达仿佛是房地产圈里的一股清流，去负债化去高杠杆的一切风吹草动都与他无关。不少人慨叹，王健林对手中大量房产的抛售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博览财经特稿】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一波又一波的企业家们随着时势的变迁，潮来又潮去。如果许老板当初并未孤注一掷，而是适当收手，或许今时今日也不会是一地鸡毛。 潮水尽退时，方知谁在裸泳 2017年的夏天，王健林、孙宏斌、张力等一众地产圈大佬齐聚一堂，无数媒体围在室外等候，以求拍照赢得新闻头条。13个万达城和77家酒店打包出售，可谓是世纪交易。 然而，原本应是上流社会的杯觥交错，会议室内却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甚至伴有响亮的摔玻璃杯的声音。室内隐约传出的声音让人面面相觑，室外王健林下属的反应更是让人心生疑窦：大佬云集的签约会议，各类材料本应准备齐全毫无差池，万达集团的工作人员却在签约会议的重要关头忙着找打印机。 而后续公开的交易价格揭示了争吵等一系列“意料之外”事件的缘由。13个文旅项目只卖了400多亿，77家酒店的价格更是“低价出售”不到200亿。前期的投入没回本，后期的利润也没赚到。 站在2017年的时间节点，万达集团对万达城和酒店的出售可谓是“被迫”断臂求生，屈服于高额的负债只能低价出售。 从2017年到2021年，整整四年的时间，在房地产圈泡沫日益扩大的同时，王健林却愈发低调，几近消失，只有儿子王思聪还时不时在众人的视线里蹦跶，传出与一众网红美女的绯色大瓜。 然而时移世易，在当下恒大生死难料，融创、龙湖等一众房地产商焦头烂额之际，早早转型的万达仿佛是房地产圈里的一股清流，去负债化去高杠杆的一切风吹草动都与他无关。不少人慨叹，王健林对手中大量房产的抛售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然而，潮水尽退时，方知谁在裸泳。仔细梳理王健林和万达集团近年来虽低调却频频的业务动向，王健林能够从房地产圈的哀鸿遍野中全身而退，看似是偶然，实际是必然。这是一个局中局。 王健林全身而退早在1500天前就有迹可循 在2017年之前，房地产行业可谓是一片向暖，王健林的万达集团作为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也是如日中天，风生水起，王健林更是进军海外房地产圈，放出豪言要“围剿迪士尼”。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伴随着紧张的国际形势，是国内外汇大量外流，外汇储备不断减少的窘境。而伴随着外汇大量外流的，是人民币贬值乃至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风险。也正因此，为了规避通货紧缩经济萧条的可能，收紧海外投资贷款来进行资本管制也必然就提上日程。 而对于高速扩张的房地产商万达而言，贷款来源收紧无疑是一场突如其来，却又凶险万分的打击。毕竟，高速扩张往往也意味着现金流高速周转，而在房地产企业本身高负债率的特性下，一边大量的钱投资出去，另一边原本预期能借到的银行贷款却突然到不了账了。 这时就只有两个选项。要么加杠杆，借不到银行贷款那就加利息借信托或者投资人的钱，然后把资金成本再通过提升售价传递给市场。这时如果卖出去了，那么企业依然赚钱，全社会为资金成本买单；如果售价太高卖不出去，铺出去的成本难以收回，面临的就是企业全线崩盘。 要么减投资，借不到银行贷款那就不借，把已经铺出去的投资打个折卖出去，直接退出市场。这种做法固然保险，然而对于主营业务就是房地产的企业来说，不仅相当于放弃了到嘴边的肥肉，更可能面临后续增长不继的发展问题。 王健林的断腕更顺“势”而为 前者放手一搏，后者壮士断腕。两个选项看似都合理，毕竟有人愿意孤注一掷，有人选择卷土重来。然而对于“房住不炒”的政策大形势来说，通过拉高售价将资金成本转移给全社会的行为显然很难走通。 许家印的选择是前者，继续扩张加大筹码，直至今日终于迎来恒大财富爆雷的“唏嘘”。相比于许老板的“豪赌”，王健林的断腕明显更顺“势”而为。 2017年开始，继万达城文旅项目和万达酒店打包出售给富力和融创之后，王健林就开启了一路“卖卖卖”之路。 2018年初，仅时隔半年，王健林就先后出手抛售了文旅集团和13个万达城的建筑相关业务的公司，以及万达商管14%的股份，回款400亿，成功把融创、腾讯、京东、苏宁都拖下了水。 就连海外的房地产相关项目也一并转手出售，澳洲黄金海岸项目的55%股权、悉尼项目的100%股权、洛杉矶的Beverly Hills项目……零零总总卖了小100亿。 到2019年初，王健林更是将万达集团的37家百货门店全部出清给“接盘侠”苏宁，挥一挥衣袖，彻底告别了实体房地产业务。 万达从一个房地产龙头，变成了三四流的房地产企业。有人断言，房地产大佬界，再无王健林。 王健林将房地产玩出了新花样 对于2019年仍然一片火热的房地产圈而言，万达的“退圈”无疑是爆炸性新闻。但站在当下2021年这个时点，对于王健林而言，当初的决策或许是在行业“最后的狂欢”前最好的安排。 在王健林不断抛售甩卖手中的资产的同时，万达集团持有的资产和负债都大幅度减少，完成了由“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式的战略转型升级，成功摆脱了与高负债率伴随的房地产行业周期性下跌共进退的掣肘。 王健林更是干脆将“万达商业地产”改名为“万达商业管理”，主动“去地产化”。万达集团在王健林的带领下也制定了新的发展策略，从购地自持独立经营转变为基于运营管理和品牌收取租金。 截止今年3月，现存和在建的500余家万达广场中，有近半数均采用轻资产模式或合作模式运营实现“去地产化”。其中新开业的万达广场更是严格执行王健林制定的“轻资产”策略，基本80%都采用轻资产模式建设运营。 王健林的“轻资产”模式也着实取得了成效。在2020年万达商管的财报里，投资物业租赁及管理的业务占据总收入的逾90%，毛利率更是即使在疫情对全行业几乎都造成了负面影响的2020年，也惊人地达到了近75%。
要知道，即使在白酒这类稳定暴利的行业，五粮液的毛利率也才80%。 万达集团的“轻资产”模式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不仅万达商管放弃自持地产转而做起管理和品牌，万达酒店也同样玩起了非自有的轻资产模式。 从万达嘉华到万达文华，万达旗下的98家酒店里，有92家都提供管理酒店的业务。也就是说，各个酒店名义上虽然叫“万达酒店”，但实际上归属权并不属于王健林。王健林只是将“万达”品牌授予酒店方，并提供相应的酒店管理团队来完成酒店运营，以此收取管理费用。在酒店圈提供品牌，王健林着实将房地产玩出了新花样。 不过，随着万达集团战略性放弃了地产业务，仅仅两年的时间，万达商管的影业收入从高达1000亿元的巨额收入急剧下滑至不到400亿元。但这也成功去高杠杆化完成瘦身，无需撬动高收入规模使其顺利规避了拿地的高风险，成功摆脱了高负债。 而这种由“高收入+高风险”的重资产商业模式向“低负债+高利润”的轻资产商业模式的转变，在国家经济重心由房地产业向高科技制造业迁移的当下，可谓是十分符合市场大势。不得不说，王老板断腕的果决在一众企业家里实属前列。 众所周知，船大难掉头。太多企业在发展时有多么“众人拾柴火焰高”，在转型时就有多么人心涣散寸步难行。 融创的孙宏斌就曾在公开场合直言对王健林的欣赏：“相较于贾跃亭处理事情的拖泥带水，人家老王明显极具壮士断腕的精神，这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家。” 从来都不是王健林因为高负债率被房地产圈抛弃，而是王健林因为看不到实体房地产业未来的高回报，而主动抛弃了房地产。 能够全身而退的才是真赢家 有人欢喜有人愁。伴随着近日房地产圈的风声鹤唳，是王健林风风火火带着高毛利业务的万达商管港股二次上市的消息。 万达商管原本是打算在A股上市的。毕竟早在2018年万达商管引入融创、腾讯、京东和苏宁作为投资人时，就已经在港股完成退市。然而，虽然瘦身成功的万达商管走起了轻资产高毛利的路子，经营和盈利情况也基本符合公司在A股上市时证监会的监管要求。但伴随着近年地产公司的资金管控政策，对地产公司上市的审查也愈发严格，万达商管的上市也变得愈发遥遥无期。 而2018年引入投资人时已经签订的5年内上市协议却不等人，根据与腾讯等投资方的协议约定，万达商管需要在2023年前上市，以保证投资方的资金有一个有效的退出路径。 也正因此，为了避免走张兰“俏江南”上市不及时以致被资本裹挟黯然退场的旧路，王健林早早做了打算。2021年3月，万达商管公开宣布决定撤销A股的IPO申请，转而备战港股“二进宫”以完成协议。而此时，距离协议要求的上市截止时间2023年10月31日，还有31个月的时间。 一切都还来得及。9月16日，万达商管更是获得了近100亿元的投资。加上中信资本和之前的腾讯等一众知名的品牌投资方合计近60亿美元的资金，万达的股东阵营可谓豪华之极。 资金到了账，王老板显然又一次离敲钟不远了。而手续少，审核快的港股也无疑是万达集团最好的选项。毕竟伴随着恒大的爆雷，高负债高杠杆的房地产公司显然已经不再受二级市场的欢迎，而万达集团这类轻资产高毛利的物业管理类品牌企业，也显然符合今年房地产调控资本收紧大环境下市场的口味。因此，在能够实现快速上市的港股完成IPO，对于万达商管而言，反而很可能享受到房地产杠杆调控的红利，有效做高估值。 在房地产作为周期性行业整体下滑时，万达集团却通过轻资产IPO的形式平稳落地。势来时一飞冲天成功做到华人首富，势去时激流勇退最大化保全企业。 隐身的王健林，已然是房地产圈的最大赢家。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一波又一波的企业家们随着时势的变迁，潮来又潮去。如果许老板当初并未孤注一掷，而是适当收手，或许今时今日也不会是一地鸡毛。上了赌桌的企业家们，下注赢了并不稀奇。能够全身而退的，才是真赢家。（来源：风声岛（ID：fengshengdao） 作者：海边的风声君）
形势分析
破天荒的一年 类滞胀格局或接近“高峰”
【研究员】：wh
就此也回溯一下，13.5%拿到1990年代确实也不算什么，那时候动不动上涨20多个点，但要知道，那个年代我国经历了明显的通胀，同时如上文所述当时的统计方法和现在本身不可比。至少近些年，在改革了统计机制后，13.5%这个涨幅创下了最高纪录。
【博览财经特稿】数据把人惊到了，但仔细一想，好像又不奇怪。日前，今年10月两个价格指数公布。10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5%，环比上涨0.7%，增幅虽然回升，但总体不吓人。10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就不同了，同比上涨13.5%，环比上涨2.5%。
这个同比涨幅是什么概念？至少从2011年开始实施新的工业生产者价格统计调查制度方法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PPI走高的同时，经济承压。通常我们将“增长放缓，通胀上涨”的时期定义为“类滞胀”。很多人应该都感觉到近期蔬菜价格涨幅较大（原因当然很复杂），今年很多电器折扣比往年小，PPI一定会传导到居民消费领域。 这样的周期，很多行业和居民是比较难受的，当然也有的行业高兴，类滞胀终究是会连锁出一些问题的，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如何走出？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会因此做什么调整？ 13.5%到底有多高？ PPI同比上涨13.5%到底是什么概念？我国统计局从2011年1月开始实施新的工业生产者价格统计调查制度方法。“工业品价格统计”改称为“工业生产者价格统计”，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改称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考虑到2011年前统计调查制度方法有所不同，不好比较，我们从2011年比起。月份数据倒着看，2011年12-1月PPI分别为，101.7、102.7、105.0、106.5、107.3、107.5、107.1、106.8、106.8、107.3、107.2、106.6。
总的来说，2011年的PPI也是比较高的，当时也出现了类滞胀周期。 2012年12-1月PPI分别为，98.1、97.8、97.2、96.4、96.5、97.1、97.9、98.6、99.3、99.7、100.0、100.7。 2013年12-1月PPI分别为，98.6、98.6、98.5、98.7、98.4、97.7、97.3、97.1、97.4、98.1、98.4、98.4。 2014年12-1月PPI分别为，96.7、97.3、97.8、98.2、98.8、99.1、98.9、98.6、98.0、97.7、98.0、98.4。 2015年12-1月PPI分别为，94.1、94.1、94.1、94.1、94.1、94.6、95.2、95.4、95.4、95.4、95.2、95.7。 2016年12-1月PPI分别为，105.5、103.3、101.2、100.1、99.2、98.3、97.4、97.2、96.6、95.7、95.1、94.7。 我们会发现2016年PPI在逐月爬坡，这个周期会持续到2017年，且2017年会维持高位。 2017年12-1月PPI分别为，104.9、105.8、106.9、106.9、106.3、105.5、105.5、105.5、106.4、107.6、107.8、106.9。
到了2018年，PPI也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较高位，年底逐渐回落。2018年12-1月PPI分别为，100.9、102.7、103.3、103.6、104.1、104.6、104.7、104.1、103.4、103.1、103.7、104.3。 2019年12-1月PPI分别为，99.5、98.6、98.4、98.8、99.2、99.7、100.0、100.6、100.9、100.4、100.1、100.1。 2020年12-1月PPI分别为，99.6、98.5、97.9、97.9、98.0、97.6、97.0、96.3、96.9、98.5、99.6、100.1。 尽管2020年超级黑天鹅事件发生后，全球放水明显，但当年我国的PPI尚未开始大涨，不过货币无侥幸，该来的终究会来。 2021年10-1月PPI分别为，113.5、110.7、109.5、109.0、108.8、109.0、106.8、104.4、101.7、100.3。
2021年PPI这走势，简直是……轻轻松松同比就上涨了10个点左右。 就此也回溯一下，13.5%拿到1990年代确实也不算什么，那时候动不动上涨20多个点，但要知道，那个年代我国经历了明显的通胀，同时如上文所述当时的统计方法和现在本身不可比。至少近些年，在改革了统计机制后，13.5%这个涨幅创下了最高纪录。 9月PPI同比涨幅为10.7%——当时也创下了改革统计机制以来的最高纪录。2021年真是各种破天荒的一年。 是否还会更高，如何影响经济、生活？ 伴随10月PPI继续刷新年内高位，东吴证券研究认为，类滞胀格局可能接近“高峰”。 我国统计局分析说，10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叠加国内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偏紧影响，PPI涨幅有所扩大。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7.9%，涨幅扩大3.7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6%，涨幅扩大0.2个百分点。
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上涨的有36个，与上月相同。主要行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103.7%，涨幅扩大28.8个百分点；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涨幅在12.0%-59.7%之间，扩大3.2-16.1个百分点。
上述8个行业合计影响PPI上涨约11.38个百分点，超过总涨幅的八成。 对此，有这样几点判断：第一，2022年通胀还会继续，考虑到美国等国家货币政策开始转向，PPI可能还是高位，但目前基本见顶，2022年主要传导到CPI上。也就是说，居民消费价格2022年受影响可能比较大。 第二，经济承压，要点时间才能走出“类滞胀”的局面。房地产对经济的推升有限，不成为拖累就不错，消费增幅有限，出口逐步到顶。同时，基建也很难像过去那样发挥极大作用，加上债务管控。
第三，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周期加杠杆本身在过去是对的，才能对抗通胀，但现在情况又有点不同。总基调还是稳杠杆，局部还要降低杠杆，房住不炒总基调不会变。因为贸然加，或许坑了自己。 第四，就业逐步可能承压，收入增长会受限制。首先是经济的承压，自然带来的就业压力，其次对互联网的反垄断，对k12教培、地产行业的收紧，也导致中高收入岗位受影响。 所以多重叠加之下，加杠杆对于普通人来说，风险本身也是很大的。问题是，又该怎么办？觉得真是难。 对货币政策、房地产的影响 第一，因为物价压力，必然对货币政策造成压力，但总体边际宽松还是有望。2021年降息不要抱任何希望，降准也会有顾虑。 此前曾判断，2021年最后降准概率很大，甚至全面降准也不是没可能。但现在看，这个可能基本不要想了。 东吴证券研报整理了2000年以来典型的5个“类滞胀”周期。
政策方面，东吴证券说，这5个阶段最大的差异可能是前期（2007年至2008年，2010年至2011年）政策更加注重“胀”，后期（2015年至2016年，2019年至2020年）则更加注重“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实际经济增速和潜在经济增速的关系不同——前期经济常常处于高于潜在增长的“过热”状态，而后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速往往不及潜在增速。因此，在定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操作不同。 2007年至2008年、2010至2011年——高度关注通胀+偏紧的货币政策+偏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央行早早就开启了紧缩周期，直到通胀高点过后才开始逐步宽松；财政政策方面，基建投资出现了明显的放缓。
2013年、2015年至2016年、2019年至2020 年——倾向于关注增长+货币政策整体偏松+基建稳定：有趣的是这三个阶段均是CPI上涨，PPI同比主要处于负值，并未显示出对通胀的担忧，反而强调对于增长的关注。 货币政策相较前两个阶段出现明显转变，2013年未动用准备金和基准利率，只是通过阶段性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通胀预期，而后两个阶段央行均转向了降准等宽松手段。 财政方面，尽管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管控问题，基建投资中枢整体下降，但是在“类滞胀”时期并未出现明显的放缓，整体保持平稳。
经济最终如何走出“类滞胀”？上述5个阶段，东吴证券说，除了2015年至2016年经济企稳回升外，其他4个阶段“类滞胀”之后均出现增长和通胀一起回落，而且政策更注重“胀”的时期经济回落的幅度更大。 不管怎么解决问题，过去比如靠地产、基建、出口，现在这一次这样做意味着地产要卷土重来，肯定不行。 经过几年的经验，已经总结出一套地产隔离机制，虽然今年或许不会降准了，更别说降息，但货币政策的边际宽松判断，以我为主。2022年初或许更加明显。 第二，房地产有限受益。很多人会说，房地产难道不受益？不会完全没有，水是流动的。
同时，“房住不炒”必然还是很重视，那么当下对制造业的更加重视，对出口的重视，对新基建的重视会加强，以维护经济稳定。 无论如何，近期各种信息都可以判断，房地产不会让其“冷死”的。我老说一句话，哪个正常国家，房地产都是很重要。至于是否支持炒，这就不要乱来的。（来源：杠杆游戏（ID：ZhangYinyin0903） 作者：张银银）
全国人口出生率再创历史新低 凡是影响生育的都在破除之列
【研究员】：wh
近年来，随着省会合肥的强势崛起，加上芜湖等城市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安徽人口已经呈现回流之势，净流出人口相比10年前基本持平。所以，相比人口流动，更大的问题还是在生育基本面上。根据安徽统计局全新发布的《我省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 育龄妇女总数的减少，以及生育意愿低迷，是影响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首次透露了人口出生数据。根据年鉴，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新低。 此前，官方已经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相比2016年的1786万人，少了1/3左右。
根据年鉴，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从年鉴里公布的历年全国总人口数据可以测算，2020年相比2019年，全国人口净增204万人，而前一年增量还高达467万，2012年还超过1000万人。 一旦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就有可能出现负增长。根据专家预测，最快十四五时期，即2021-2025年，这一局面就有可能出现。 过去40年，人口出生形势如何？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2020年人口出生率等数据有所调整，整体均高于之前公布的数据，这意味着10后整体人口规模比过去预期的要多一些。 按照调整之后的数据，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的2016年，人口出生率一度达到13.57‰的小高峰，随后逐年下滑，2020年相比2016年出生率减少了近4成。
如果置于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1978年至今，人口出生率的高峰是在1980年代。1987年，人口出生率一度高达23.3‰，当年自然增长率也高达16.61‰，均为40多年来的历史高点。 与历史高点相比，2020年人口出生率仅有当初的1/3左右，而自然增长率则萎缩到1/10不到，足见人口形势之严峻。 因此，在人口普查之后，全面三孩政策超预期落地，也就不难得到解释了。 各地人口形势如何？ 前不久，安徽官方公布了一组人口数据，直言“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人口形势极为严峻”。 2017年至2021年安徽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分为-12.1%、-11.4%、-15.8%，-17.8%。 2021年安徽出生人口相比2017年减少了近一半，官方用“断崖式下降”来形容并不为过。
安徽出生人口为何断崖式下降？一个原因是长三角的虹吸效应，安徽大量年轻人口流动到江浙沪地区。 数据显示，2020年，安徽省流向省外的人口为1152万人，占常住人口18.9%，其中主要流向苏浙沪，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流出人口增加114万人，增长了11.0%。 不过，近年来，随着省会合肥的强势崛起，加上芜湖等城市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安徽人口已经呈现回流之势，净流出人口相比10年前基本持平。所以，相比人口流动，更大的问题还是在生育基本面上。 根据安徽统计局全新发布的《我省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 育龄妇女总数的减少，以及生育意愿低迷，是影响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 调查显示，2019年安徽省符合生育政策的女性中，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占55.6%。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77个，低于2.1个的人口更替水平。 管中窥豹。安徽面临的人口困局，不只是一省一地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地方都要直面的大环境。 未来，人口形势能否得到逆转？ 事实上，即便生育政策从限制走上鼓励之路，地方上出台了育儿假、三孩“发钱”等刺激性政策，但人口下行趋势短期恐怕仍旧难以逆转。 此前，国家卫健委表示，2021年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仍然会呈现走低的趋势。
实施三孩政策之后，会不会再来一波新的人口高峰？ 对此，有关负责人表示：短期内，我们是希望释放生育潜能，平缓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从长期看，关键取决于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是否能够很好地衔接，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地，这需要各地各部门各方面共同努力。 毕竟，影响生育的，不只是政策，还有教育、养育、住房等成本，以及父母需要投入的巨大精力。因此，2021年以来，除了超预期的全面放开三孩之外，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政策都在迅速落地。 一场以反内卷为目标的教育培训行业大整顿，以及多校划片、教师轮岗的强力推进，让人看到解决教育问题的希望。 史上最严楼市调控，也让楼市开始步入横盘调整区间。虽然呼吁新一轮去库存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在新格局下，楼市恐怕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黄金时代了。 人口，关乎未来。凡是影响生育的，都在破除之列，这将是未来最重要的政策基本面之一。（来源：国民经略 作者：凯风）
社会透视
流量狂欢的囚徒困境 “双十一”变冷趋势无法改变
【研究员】：wh
双十一至今仍是电商领域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今年双十一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二选一”被禁止；二是抖音、快手等直播电商进一步发力。此前，电商领域被阿里和京东瓜分，后来出现了拼多多，到今年，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直播电商崛起。
【博览财经特稿】“双十一”这个被电商平台造出的概念节进入到第13年，今年双十一的战线被进一步拉长。从10月开始，各大电商平台、主播、商家就跑步进入双十一周期。各类促销、推广活动层出不穷，但仍然无法改变双十一正在变冷的趋势。 11月11日零时，阿里巴巴开始第二轮双十一活动，往年各类宣传、“战报”铺天盖地，今年却出奇的安静。京东在11月10日20时开启双十一，直到11月11日下午2点，公布累计销售额为3114亿元。相比2020年双十一整体销售额2715亿元，增长14.7%。 作为国内核心电商平台，京东的双十一战绩已经不错，成交额还在上升。但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上升的态势放慢了。2020年，京东双十一销售额同比2019年增长33%。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压力。双十一还没结束，一家新兴消费品公司的CEO已经决定，接下来要把重心放在线下渠道，“现在本来应该是我们的销售旺季，但是今年电商数据表现很一般。” 11月4日，淘宝第一波双十一活动结束，一位消费品公司电商负责人已经预测到了结果，“基本销量大头会在第一波消化，整体的量级很一般。”他表示，对于品牌方来说，双十一的投资价值已经基本没有了，“连续加班加点，投入大量成本，只能换来20%左右的销售额增长，我甚至看到很多品牌出现负增长。” 传统电商平台也难受，一位阿里人士表示，不光是淘宝、天猫、拼多多、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都感觉到明显的压力，“流量效应见顶了，各种花样都没办法带来明显增长。”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新型短视频、直播电商还无法形成体量，这些平台适合客单价相对较低的产品，对于消费决策链条稍微长一些的类目，例如家居、电子产品等，很难卖得动。 消费者们更是早已疲惫。双十一已经变成一场数学考试，商品页面标示的“到手价”似乎永远也凑不到，手气红包、预付定金、分享多位好友才能拿到的优惠券、店铺券、满减券、会员券……要想算清楚这些，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 11月4日，中消协发文批评双十一乱象，包括促销活动复杂，营销垃圾短信集中爆发，直播带货良莠不齐等。11月8日，《经济日报》刊文称，根据消协组织多年的价格监测和消费者投诉，一些商家的双十一促销价格与平时并无差别，甚至可能是全年最贵。 今年是双十一的第13年，它源于2009年淘宝举办的网络促销活动。2013年11月13日，时任阿里巴巴集团CEO陆兆禧发文《我们为什么做双十一》，他写道，“在现在的消费形势下，为消费者和商家创造一个年度相互回馈的契机，厂家拿出最好的商品，用最优惠的价格去感谢消费者，消费者用最饱满的热情和消费行为，来给商家们信心和希望。在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发现、创造、拉动和完成需求。” 2014年11月，陆兆禧再次发文称，双十一的目的是“商家和消费者的互相回馈”。 一位消费者展示了她2013年双十一的一个订单，原价149的背包，当天优惠价是50元，没有红包、满减、预售、定金，简单直接。 流量狂欢的囚徒困境 双十一至今仍是电商领域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今年双十一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二选一”被禁止；二是抖音、快手等直播电商进一步发力。此前，电商领域被阿里和京东瓜分，后来出现了拼多多，到今年，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直播电商崛起。 多位品牌方表示，今年以前的双十一期间，都遇到过“二选一”的情况。一位知名日用品公司人士提到，天猫的工作人员曾要求他们下架拼多多，否则就不能参加天猫双十一活动。一位家电品牌电商业务人士表示，很多品牌都遇到过因为入驻拼多多，被阿里、京东限流或是延迟发货的情况。 今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明确指出：平台经营者通过屏蔽店铺、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金等惩罚性措施实施的限制，因对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产生直接损害，一般可以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平台经营者通过补贴、折扣、优惠、流量资源支持等激励性方式实施的限制，如果有证据证明对市场竞争产生明显的排除、限制影响，也可能被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今年4月，阿里巴巴因为“二选一”被罚款182亿元。 一家服装品牌方人士提到，禁止“二选一”的效果很明显，京东上的服装品牌变多，“最早二选一就是在京东和淘宝之间，后来扩大到拼多多，前几年电商都被京东、淘宝垄断了，但是流量陷入瓶颈，品牌方需要新渠道。” 百度热搜大数据显示，今年淘宝双十一搜索占比为24%，去年是34%；京东搜索占比从27%降为18%。抖音和快手今年的双十一搜索占比分别为8%和6%，去年还属于比例不明的“其他”类。
电商平台刚刚崛起时，品牌方需要电商平台的流量来增加销售渠道。2010年，双十一当天，阿里销售总额9.36亿元，超过了香港一天的零售额（8亿元）。从此，双十一活动成为不少品牌最重要的促销活动。 此后，双十一的销售额井喷式增长，到2020年，阿里双十一销售额已经达到4982亿元，是2010年的532倍。电商平台逐步壮大，品牌方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以阿里为例，大品牌会直接和阿里签约，签约后会获得流量支持，平台的对接人也要负责该品牌的双十一销量数据，会要求品牌方签独家、买流量、主推爆款单品等。 当选择入驻阿里的商家越来越多，有限的流量成了难题。前述服装品牌人士提到，双十一再怎么优惠，商家还是有钱赚的，只不过利润比较薄，有的甚至亏本卖吆喝，原因在于越来越高的流量支出。他们参加了四次双十一，只有去年勉强保本，还是因为供应链相对成熟了，且积攒了多年的私域流量。 品牌方的诉求是提高销量，增加利润，而不仅仅是在淘宝和天猫上卖得多。对于淘宝和天猫来说，除了销售额，更重要的还有用户增长和用户黏性。 这些诉求带给消费者的直观感受就是规则越来越复杂。电商玩法比线下更灵活，伴随灵活的负效应是复杂。一家知名护肤品品牌电商人士称，每一个商家都在思考新的玩法，“就像给孩子补课一样，当一个新玩法出现，被测试有效，店铺作为家长，别人孩子有的，我们孩子也要有，不然就有可能跑不赢其他人，没有其他店铺更有吸引力。”就这样，促销活动也开始“卷了起来”。 一位数码品牌人士也提到，促销活动分两类，一类是平台提供，例如满减，还有就是商家自己的活动。如果只参加平台的活动，就不复杂，复杂的是不同商家会有不同的促销，规则玩法都不一样。 取消限制也不能解决流量困境。抖音、快手的电商业务还未能形成气候，多位品牌方提到今年重点投放抖音、快手，虽然量涨得很快，但主要是因为从0开始，且整体供应链能力不足，还只能当做一个补充渠道。 品牌方们为了流量只能加大投放力度，除了抖音、快手，小红书、B站、微博也要投。除了投放广告，还要继续买流量。近两年，电商流量最大的新渠道就是直播带货，但直播带货目前的势能，也不能阻止双十一降温。 畸形成长的直播带货 一家知名护肤品品牌提前给淘宝主播李佳琦的团队寄去了今年双十一的样品，品牌方提供的折扣力度与自有渠道一致，尽管李佳琦的直播间销量会大得多，品牌方也不愿意再提供额外优惠，核心原因是担心“自有渠道卖不动。” 直播电商已经成为不能被忽略的销售渠道。一位品牌方人士提到，现在天猫的店铺，大约40%的销售额来自直播，但可怕的是，这40%里，70%-80%都集中在两大头部主播（李佳琪和薇娅）那里。流量太集中，会影响整个生态的活力。 11月1日，淘宝双十一开始，淘宝主播销售榜显示，李佳琦当场销售额达106.53亿元，薇娅直播销售额为82.52亿元。排名第三的主播雪梨，销售额为9.3亿元。头部主播过于强大，新的主播很难出头，品牌方只能铆足了劲挤上两大直播间，“这已经是为数不多能大量出货的渠道了。”前述护肤品牌人士称。直播间价格水涨船高，除了坑位费，还有销售额提成，品牌方们只能把直播带货当成一次广告营销——是来花钱的，不是来赚钱的。 一些品牌方开始选择自己来直播带货，自己挑选主播，提供足够力度的优惠，但效果通常不太好，他们大多不是专业直播团队，再加上场地、人员成本，“还不如在头部那里播5分钟。” 直播带来的另一重影响是，直播间里永远在打折，日常的优惠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一位快手电商人士表示，直播间里每天都是双十一，我们其实不需要为双十一专门做活动。 同时，直播带货很多时候是在刺激提前消费，同一件商品直播间里经常“第二份1元”，或者“买二送三”，护肤品买50毫升送100毫升，卫生纸必须买两箱才能享受最低价。等到双十一来临，似乎已经没有再去抢购的必要了。 双十一已经成为一场流量的游戏，谁能提供流量，谁才能赚到钱，过去的电商平台站内流量、营销短信，到今天的直播间、短视频推广、网红博主带货等，都在分食利润。 消费者与商家之间，距离陆兆禧提到的“互相回馈”越来越远，他们之间隔了越来越多的利益方。 主战场需面对现实 尽管遇冷，传统电商“双十一”的量级优势依旧明显。2020年，抖音披露双十一成交额为187亿元，淘宝的销售额是4982亿元，京东是2715亿元。 对于品牌方来说，传统电商平台能够提供的能力也相对全面。“比如我要投广告，我可以投淘宝站内的，有三种主要的投放工具，逻辑不同，我可以选择更适合组合去推。还有工具帮你做人群运营。或者，广告要投站外，比如抖音，阿里也有另一个工具，你可以看到转化过程，链路完整、可追溯的数据更多。”一位护肤品牌人士提到。 抖音、快手提供的更多是刺激性消费，消费者偶然刷到了，点进去购买。一位快手电商人士表示，抖音快手做电商用的是流量思维，而非卖货思维，“需要新奇特、性价比来刺激用户购买，只适合单价低、更换频次高的产品。” 两位数码产品人士也表示，数码产品很难做到超低价格，用户的购物冲动也不会被短视频、直播刺激，销售重点还是在天猫、京东。 目前，各类电商平台都形成各自的特点，已经出现了差异化。对于品牌方来说，天猫期舰店是做品牌形象提升以及主销售平台；拼多多主打性价比、用于下沉市场的用户沉淀；京东的中高端白领群体则用来做产品的复购及利润，以及自有物流体系打造用户体验；抖音、快手两大短视频平台用来做品牌曝光和爆款话题的内容营销。 双十一已经持续火热了13年，也伴随着中国电商行业的崛起、发展、变化历程。互联网基础设施成熟，电子支付系统完善，物流、供应链体系成熟，共同造就了让商家和消费者都获益的线上交易生态。但是，当生态变得越来越沉重，双十一很难再造一个商业奇迹这个事实，恐怕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了。（来源：财经十一人（ID：caijingEleven） 作者：刘以秦、郑可书）
资本正蜂拥投向咖啡赛道 五环内咖啡店已现内卷迹象
【研究员】：wh
根据伦敦国际咖啡组织报告，2015年中国咖啡销量仅为700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全世界咖啡消费规模为12万亿元人民币。虽然占据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市场，但咖啡消费量只占全世界的0.5%。在此背景下，新品牌想要从星巴克、Costa等品牌的围剿中突围，难度可想而知。
【博览财经特稿】有观点认为，目前五环内咖啡店已经出现内卷迹象，如上海数千家咖啡馆基本都在4号线以内，但二线城市以下渗透率较低，因此品牌们还有广阔的成长空间，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二线以下城市居民养成喝咖啡的习惯，并非一朝一夕。 世界上咖啡馆最多的城市，竟是上海。近日，上海市发布的2021年《上海咖啡消费指数》显示，上海共有咖啡馆6913家，数量远超纽约、伦敦、东京等，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该数量是广州的两倍，北京的咖啡馆数量也仅有上海的六成。 咖啡馆火热的背后，是我国咖啡消费的崛起。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共进口咖啡豆6177万千克，同比增长104.3%；进口总额2.38亿美元，同比增长76%。 与此同时，资本也正在蜂拥投向咖啡赛道。2021年的前九个月，风险投资人已经为这个赛道注入了超56亿元资金。瑞幸、Manner、Seesaw、三顿半等品牌，正在咖啡赛道搏杀。只是，本没有咖啡饮用习惯的我国，上海咖啡店数量竟全球第一，瑞幸们要内卷了吗？ 咖啡赛道有多火？ “中国年轻人需要自己的咖啡品牌。”这是很多咖啡创业者都会重复的一句话。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句话都只是空谈，尤其是当2015年，上海以365家星巴克门店超越首尔的312家，成为全球星巴克店面数量最多的城市时。 根据伦敦国际咖啡组织报告，2015年中国咖啡销量仅为700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全世界咖啡消费规模为12万亿元人民币。虽然占据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市场，但咖啡消费量只占全世界的0.5%。在此背景下，新品牌想要从星巴克、Costa等品牌的围剿中突围，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近几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8年瑞幸以闪电般的开店速度让20岁的星巴克中国迎来“中年危机”时，有几项广为流传的数据：其一是中国咖啡市场每年15%的增速，远高于全球市场的2%，同期我国的餐饮业年均增长也才9.5%；其二是中国平均每人咖啡消费小于5杯/年，而北美和欧洲国家的每人咖啡消费为400杯/年，日本则是360杯/年。 此外，2019年艾媒咨询还曾预计，中国咖啡市场规模在2020年将达3000亿元，2025年将突破1万亿元。 多项数据表明，我国的咖啡消费正在兴起，背后市场蕴藏巨大潜力，而资本也适时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据IT桔子数据，2018年我国咖啡行业融资达到顶峰，年内共发生融资事件26起，融资金额共94.9亿元，相比之下，2017年这一数额仅为3.4亿元。 此后咖啡行业遇冷，2019-2020年遭遇断崖式下跌，期间还经历了瑞幸的财务造假事件。2021年，我国咖啡行业重新焕发活力。天眼查显示，以工商登记为准，2012年我国咖啡注册企业刚刚突破万家，三年后突破2万家。而2021年的前9个月，我国已新增超1.8万家咖啡相关企业。截至9月20日，业内已发生融资事件18起，累计金额56.9亿元。 除瑞幸咖啡再获2.5亿美元融资外，Manner、三顿半、M Stand、Seesaw、时萃、鹰集咖啡等，无疑都是新品牌中的佼佼者。连阿里旗下盒马都已经在云南昆明开设了“盒马咖啡”门店。 而站在这些品牌身后的资方，既有红杉中国、高瓴、IDG资本、CPE源峰这样的头部VC/PE，也不乏腾讯、美团龙珠、字节跳动、哔哩哔哩等互联网巨头。Seesaw还获得了茶饮巨头喜茶的加注。 其中，今年最为受人瞩目的Manner，自2020年12月24日以后的半年内已连获4次融资，目前估值达到28亿美金之多，其创始人韩玉龙、陆剑霞夫妇更是以35亿身家登上了2021年胡润百富榜。此外，M Stand、三顿半最新一轮的投后估值也均在40亿元以上。
“中国一定会诞生自己的星巴克。”启承资本创始合伙人张鑫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为什么投资人青睐咖啡？ 事实上，早在1988年时，雀巢公司就已经开始在中国销售咖啡产品，为何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咖啡才逐渐被消费者、投资人所重视？ 梳理发现，咖啡市场的兴起与中国居民的消费升级有关。随着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咖啡市场几经动荡，如今已经逐渐转向成熟。正如CMC资本董事张琳所述，投资人对咖啡赛道一直非常关注，现在咖啡的市场教育阶段性结束，公司本身有更成熟的成长模型，资本也更愿意加入。 上世纪80年代时，一个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大约200元，而一套雀巢就要20多元，也因此，咖啡一开始就有了“精致”、“高雅”的象征意义。 不久后，星巴克在北京国贸中心开设了中国大陆第一家门店，自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维持了在中国大陆咖啡市场的统治地位。
星巴克的成功，得益于其开创的“第三空间”概念，其选址大多在饭店、商场等高档区域。与速溶咖啡相比，星巴克不仅满足了咖啡提神的生理需求，还让消费者获得了社会认同的情感需求，因此即使其价格不低，在市场中的独特地位也难以被撼动。 21世纪，大陆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000-2020年，我国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280元增长至43834元，在此期间，除星巴克在稳步扩张外，台系咖啡馆、韩系咖啡馆都曾在大陆红极一时，代表品牌如上岛咖啡、咖啡陪你等，但如今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事实上，从这些“先行者”的实践经历中，已经能提炼出一些咖啡赛道受投资人青睐的共通点。首先，咖啡具有成瘾性，复购率高；其次，咖啡是一门规模化的生意，其盈利能力遵循（单价-成本）*单店客流*门店数量的逻辑，即在门店服务范围有限的情况下，门店数量越多，客流量越大，盈利能力越强。 此外，咖啡还是高毛利产品。据央视财经报道，一杯星巴克咖啡中，咖啡豆的价格约为1.6元，牛奶2元，包装等一次性用品的价格为1元，总计4.6元；但国内一杯星巴克的售价，平均都在30元左右。还有瑞幸咖啡人士向媒体透露，一杯咖啡算上房租、人工、原料的成本总计10-11元，24块以上随便卖都赚钱。 基于此，再加上消费升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上岛咖啡与其子品牌，在中国大陆一度拥有超3000家门店，远超同期星巴克等连锁咖啡品牌总和；咖啡陪你在切入中国市场时，也曾喊出要开5000家门店，赶超星巴克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那么，上岛咖啡与韩系咖啡们，为何会没落呢？ 一部分原因是门店数扩张后的管理问题。据报道，上岛咖啡迅速扩张主要采用加盟模式，其对新开店铺既没有选址调研和指导，也没有中期销售支持，更没有后期营销数据分析。 此外，上岛股东们的群雄割据现象也十分严重，上岛咖啡一度在各区域内开出了30多个相同定位的子品牌，内忧外患之下，不但品牌受损，公司也开始全线溃败。 韩系咖啡馆也存在此类问题，但具体情况又有不同。在咖啡行业相关人士看来，韩系咖啡馆缺乏有效的品牌规划和定位。一方面，韩系咖啡由于在宣传上普遍与韩系明星相关联，受众粉丝大多为年轻群体；但另一方面，韩系咖啡的高价位和动辄300-600平方米的大店面，更像是为商务人士量身打造，这种差异无疑会让品牌在定位客群上出现困难。
产品也是韩系咖啡折戟的原因之一。以Mangosix的草莓系列为例，原本其供应时间只在春季草莓盛产期间，是品牌为数不多的明星产品，但此后该产品的供应时间却越来越长，慢慢沦落为一款随时能买到的普通产品，让其自带的社交属性大打折扣。此外，大店面带来的高成本以及想通过餐食来提高客单价，丰富盈利模式的路径也被证明并不好走。 星巴克之所以能通过类似的模式赚钱，靠的是极其强势的房租议价能力。曾有业内人士透露，星巴克在中国开店，仅房租一项，相对于小品牌就能至少降低15%的成本。 而从近年来崛起的新零售咖啡品牌来看，吸取了此前品牌失败的教训。以在规模上甩开其他品牌的瑞幸为例，管理方面，瑞幸自成立以来开店一直以自营店为主。即使在财务造假事件后，削减了部分部分盈利状况不好的自营店并重新放开加盟，截至2021年7月底，瑞幸自营店数量为4030家，仍远超加盟店的1293家。此外，瑞幸还采用数字管理系统，涵盖门店进货、销售、排班、盘点等多个方面，力求效率、标准化。 产品方面，瑞幸2021年先后推出的生椰系列和桂花系列都是当季热卖的爆品，其在口味方面贴近新式茶饮的制作风格，为自身沉淀了大批拥趸。 在门店的面积上，瑞幸也是尽量精简，将线上订单作为重点，力争把单店成本降到极致。为了获客，瑞幸前期还曾采用互联网打法烧钱补贴，但截至2021年上半年，公司门店端同比已经实现扭亏为盈，这一业绩基本全部来自自营门店的业务。 而其他品牌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差异化策略，所覆盖的消费者群体也略有不同。如被称为“瑞幸第二”的Manner，其主打“低价+扩张门店”策略。与瑞幸不同的是，Manner将开店成本和咖啡价格都压缩到了极致，正如韩玉龙所说：“在Manner，你可以用10块钱喝到20块钱的咖啡。” 而M Stand，则定位于“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星巴克”。不过，与星巴克标准化、商务化的传统咖啡第三空间不同，M Stand创造了“一店一设计”的具有工业风、极简风的第三空间2.0模式，并借此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店内的咖啡单价也通常在30元以上。
三顿半、永璞和时萃，均是从线上起家，其中估值最高的三顿半通过超频萃取工艺，将过去仅属于少量爱好者的精品咖啡，以创新冻干粉形态打入电商渠道，希望通过技术升级，在不使用任何添加物，也不依靠香精合成的情况下，呈现精品咖啡丰富的自然风味。2020年618期间，三顿半已经力压雀巢、星巴克，跃居天猫冲调大类销量第一。 精品咖啡品牌风险信号或已出现 然而，对这些新品牌而言，想要长期占领消费者心智，依然存在不少的挑战。首先是供应链方面的问题，据业内人士介绍，咖啡生产往往要经过咖啡豆粗加工、流通、工厂分包，到出口、进口，再到批发等8-9个中间环节。 因此，若想要维持咖啡豆的品质和价格，品牌方最终要走向源头采购及自营加工。如星巴克目前在全球运营了8个咖啡豆种植支持中心，甚至深入产地指导咖啡的种植、采摘，确保源头品质可控；瑞幸不仅在生豆收购、烘焙加工上，都和云南当地豆商合作，而且在福建屏南和厦门，还设有独立的烘焙工厂，年产能均为3万吨。 美国洲际交易所的数据显示，2021年初至今，阿拉比卡咖啡期货价格涨幅已超50%。大宗商品价格加上运输、劳动力和包装成本的飙升，已经给Manner等定价较低的咖啡品牌造成不小压力。“如果Manner和Tims中国后续涨价，其竞争优势也就不再存在。”上海市食品协会咖啡专委会主任王振东坦言。 其次，目前新品牌的门店数与头部品牌还有档次上的差距。Manner门店数量刚超过200家，M Stand、Seesaw预计到年底突破100家，随着门店数的扩张，管理难度也会不断加大。 此外，上海作为世界上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为新品牌们提供的环境也是不可复制的。据晚点LatePost报道，一些投资人不看好Manner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在上海以外的门店盈利相对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持股比例一度达到44.75%的今日资本已经提前退出Manner，这被视为精品咖啡品牌的风险信号。 有观点认为，目前五环内咖啡店已经出现内卷迹象，如上海数千家咖啡馆基本都在4号线以内，但二线城市以下渗透率较低，因此品牌们还有广阔的成长空间，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二线以下城市居民养成喝咖啡的习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来源：雷达财经（leidacj） 作者：张凯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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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2 08:0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