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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早已埋下伏笔 曾经风光无限的华谊兄弟情况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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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6 08:33: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危机早已埋下伏笔 曾经风光无限的华谊兄弟情况不妙
【研究员】:

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干。王氏兄弟还是一如既往地放手让导演们发挥,而他们就专门负责找钱。这种分工安排也促成了华谊兄弟电影的百花齐放。在业绩最辉煌的2006-2008年,国产电影排名前十的票房收入约四分之一被华谊收入囊中。


【博览财经特稿】2014年11月4日,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现场,梵高真迹《雏菊与罂粟花》正在火热竞拍中。

这位华裔男子就是王中军,中国著名影视娱乐公司华谊兄弟的创始人。王中军酷爱收藏书法名画。除了《雏菊与罂粟花》,他还分别斥资数亿拿下了毕加索的真迹《盘发髻女子坐像》和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唯一传世真迹《局事帖》。

可王中军没想到的是,七年后,曾经一掷千金的他,竟落魄到被法院接连强制还款的地步。当年拍卖会上脱口而出的报价瞬间,或许成了永远的回忆。

1960年,王中军出生在北京大院的一个军人家庭。如果用四个字形容王中军的青年时代,那就是文武双全。由于自小酷爱绘画艺术,王中军很早就能画得一手好画,这也是他未来如此痴迷收藏的缘故之一。

后来,在父辈的关照下,结束夜大进修的王中军进入国家物资总局保卫处工作,在里面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

但没曾想,命运和王中军开了一个玩笑:在他自立门户之时,政府下发文件,将《购物指南》列为了非法刊物。王中军的第一次创业,出师未捷身先死。

1992年,国内出国留学潮兴起,不甘寂寞的王中军也加入其中,并顺利进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学成归来的王中军便拉来小他10岁的弟弟王中磊,一起创办了华谊兄弟广告公司,后者刚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毕业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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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初几年,华谊兄弟和影视界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就像现在街边的图文店一样,他们帮客户印海报、做灯箱、设计封面,反正能增收的业务一并开展。

转变发生在1998年。那年,王中军在马路上偶遇熟人,当得知对方投资影视剧赚了几个亿后,王中军有些傻眼:这个回报也太又诱人了吧。

在朋友的牵线下,华谊兄弟参与投资了英达拍摄的情景喜剧《心理诊所》。在开机典礼上,王中军还认识了前来为英达捧场的冯小刚夫妇。

“当初希望用规范的商业原则,来改造这个作坊式的江湖。但在娱乐圈广开人脉后,能结识到个个都是头上顶着光环的大导演,或许更让人振奋。”王中磊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

彼时,中国电影创作者和资本之间有着天然的隔阂。大多数搞电影的自诩是艺术家,觉得资本就是有几个臭钱、啥都不懂的玩意。而有些资本也同样看不起这帮搞电影的,认为他们就是一批自以为是的穷酸秀才。

放手之下,那些导演都对王中军很是满意,直夸后者是个实在人。但这个实在人马上就尝到了苦果:姜文的《鬼子来了》被禁,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也票房扑街。损失之大,让王氏兄弟心如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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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华谊兄弟开出的签约条件,冯小刚颇为心动。但身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么多年,他一时之间又接受不了身份的转变。扭捏之下,冯小刚找到组织汇报:“民营的华谊给了我很多钱,我不贪,只要组织上给我一半,我就仍是组织的人!”

最终,冯小刚只好念念不舍地“卖身”华谊。有了冯小刚的加盟,王氏兄弟又拉来音乐巨头太合的2500万元投资,在1998年下半年成立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杀进了腾飞前的中国影视市场。

往后十几年,《手机》、《天下无贼》、《集结号》、《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一部部由冯小刚导演的经典影片陆续登上荧屏。

真正让华谊兄弟腾飞的是资本的力量

不过,那时公认的“京圈”带头大哥还是郑晓龙,王中军从资历、作品、影响力等方面还是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真正让华谊兄弟腾飞的,其实是资本的力量。

中影集团的成立使得中国电影正式跨入一个新时代,中国的影视制作和资本开始碰撞出激烈的火花。而早已为华谊引入太合音乐的王氏兄弟对资本的感知更是敏锐,他们开始为华谊引入各路资本,加大电影资本化运作的力度。

华谊兄弟因此开创了影视公司绑定艺人的先河,也在一夜之间就拿下了中国内地影视艺人的半壁江山。

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干。王氏兄弟还是一如既往地放手让导演们发挥,而他们就专门负责找钱。这种分工安排也促成了华谊兄弟电影的百花齐放。在业绩最辉煌的2006-2008年,国产电影排名前十的票房收入约四分之一被华谊收入囊中。

影视圈的火爆也吸引了资本的注意。而作为其中翘楚的华谊兄弟,自然得到了国内诸多地产、银行、IT互联网大佬的频频示好,其中就有阿里巴巴的马云。

最终在2007年,华谊兄弟的股东名单里赫然多了马云二字。此后,在马云的推荐下,虞锋、江南春、鲁伟鼎等一众浙江系大佬纷纷入股华谊兄弟,王氏兄弟手上的弹药一时充裕无比。

在中国影视那段狂飙猛进的岁月,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谁有钱,谁就有真正的发言权。

金钱开路下,华谊迅速签下张纪中、赵宝刚、康洪雷、滕华涛等知名导演和监制,往后几年陆续推出了《上海滩》、《士兵突击》、《奋斗》、《蜗居》、《大院子女》、《裸婚时代》等多部经典作品,一时风头无两。

据公开消息显示,华谊兄弟的上市让冯小刚套现2亿元。2013年,马云也通过减持手里的华谊股票套现了8.44亿元,获利达40多倍。

2014年,华谊兄弟举办20周年庆典时,冯小刚、葛优、成龙、刘德华、李冰冰、姚晨、黄晓明等近百位影视明星都纷纷前来祝贺。就连当时手骨骨折的冯绍峰也坚持来到了现场,华谊兄弟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走红毯、签名、赴宴,现场就仿佛是一场颁奖典礼。王氏兄弟看着台下的一众明星,回想过往的20年,感慨万分的同时,又不免意气风发。

同年,阿里巴巴又联合腾讯、平安对华谊定向增资了36亿元,有钱、有市场、又有朋友的王氏兄弟颇有一股指点江山的意味。

华谊的危机早已埋下伏笔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华谊的危机早在2009年就已埋下伏笔,那时的王中军跟内部高管提到:“华谊一定不能只做电影。”

另外,王中军在华谊上市前就曾说过:“人有梦想会活得比较有意思,我觉得华谊兄弟未来努力的目标就是美国的迪士尼,或者是时代华纳。”

看来,王中军确实深受马老师影响,这番宣言不就是应了那句“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2014年,在华谊兄弟20周年庆典上,王中军更是明确启动了“去单一电影化”的战略,华谊兄弟将主攻影视娱乐、实景娱乐和互联网娱乐三大板块。有意思的是,冯小刚也在现场跟着起哄:“我决定不当导演了,跟着中军去搞房地产。”

2015年,华谊兄弟虽然短暂上扬,发行了《天将雄师》、《寻龙诀》、《老炮儿》等一批热卖电影,收获43亿票房,是当年成绩最好的民营电影公司之一。

天有不测之风云。2018年,正当华谊兄弟寄希望于《手机2》力挽狂澜时,一只黑天鹅出现了。

再看看华谊兄弟的实景娱乐业务。2011年,想用电影IP打造文化小镇的王中军,在海口市建起冯小刚电影公社。到了2017年,这个文化小镇营收达到7.9亿元,为华谊贡献了8000多万利润。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王中军在2019年年初接受投资机构调研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提到了战线过长,也提到了执行力不足,还提到了花钱大手大脚,更是对员工互相甩锅的行为表示愤慨。

冯小刚的票房魔力再也回不到光辉岁月

首先,华谊兄弟主要电影的调性与年轻的主力消费群体渐行渐远。就像早先说的那样,华谊兄弟这些年对冯小刚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但冯小刚不是万能的,他第一部没有赚到钱的商业片《1942》诞生于2012年,而那也是徐峥《泰囧》横空出世的一年。从这一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导演与公司,开始分食电影这块蛋糕,电影市场逐渐走向成熟,观众的观影口味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于冬看来,BAT并不是更懂电影,而是通过淘票票、猫眼这些流量入口,他们更了解观众和用户。他们通过大数据改变了电影传统的制作发行、定档和排片模式。

而很多新兴电影势力发展也很强劲。比如欢喜传媒推出的《囧》系列、《绣春刀》、《我不是药神》,就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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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不是潘金莲》票房不足5亿,而同年上映的《我不是药神》票房则超30亿;2019年上映的《只有芸知道》票房也不足2亿;《手机2》因为崔永元的抵制未能播出;《北辙南辕》这部网剧播出后也是反响平平。

可是很多年轻人并不买账,甚至有人调侃:“华谊兄弟的电影,都是老男人拍给中年人看的。”

其次,人才的流失也让华谊出现青黄不接。2016年,王中军花费大力气,把当时万达电影业务的掌门人叶宁挖了过来,代替他的弟弟王中磊掌管华谊的电影业务。

不过叶宁的跳槽没有赶上一个好时期。一方面,内地电影市场的增长开始放缓;另一方面,受华谊总体战略影响,公司整体好的项目储备不多。

果不其然,到了2020年,华谊就公布了叶宁辞任的消息。

所以有人认为,管理制度是导致过去几年不少影视制片人从华谊离职的重要原因。

虽然最后签约了不少知名电视剧导演,但结果却有好几位合作密切的好友没有答应。其中张国立给出的理由很直接:“我不愿意承受一年两部电视剧的压力以及一些管理制度,我想更自由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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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影视创作人才的流失,华谊这十多年来另一大人才流失的重灾区则在明星。

当然,演员的流失很大程度上是行业的客观规律,这和今天MCN机构捧红网红后分家何其相似。一个华谊离职高管就曾表示:

不过另一方面,华谊自己战略的调整也失分不少。因为“去单一电影化”的策略,华谊的电影产能下降。对于很多艺人或创作者来说,这确实会让华谊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据他透露,此前就有艺人因未能拿到电影约而选择离开华谊。

“高估值掩盖了这些东西,就像有些人说潮水退去的时候会见到谁在裸泳,我觉得很多话说的都是有道理的。但在那个时期你不会想到,有朋友提醒的时候,你也不会往心里去。”2020年1月,王中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的采访时直言。

作为曾经的资本宠儿,华谊兄弟也感受到了这股凛冽的寒风。2018和2019这两年,华谊兄弟总共亏损超50亿,账上现金最低时仅有0.9亿元。

暮然回首,准备重整旗鼓的王氏兄弟却发现,过去自己引以为傲的资金、人才和市场优势,早已荡然无存。

毕竟是自己创办了20多年的公司,面对如此困境,王氏兄弟开始断臂求生。“为了公司的安全,我什么都可以卖。”王中军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曾表示。

果不其然,2019年9月,华谊兄弟将手中所持有的数字影院设备公司GDC的股份全部售出;2020年初,又以904万元的价格卖出持续亏损的电影O2O平台卖座网4%的股份……甚至,王中军还把个人香港两亿多的豪宅和多年的名画收藏都拿来拍卖,用以填补华谊的窟窿。

在个人层面上,马云、曹国伟、卢志强、史玉柱、陈义红、王玉锁、虞峰、柳传志、胡葆森、陈东升等大佬纷纷给王中军借了钱。

当然资本并不是纯粹讲感情,那时的华谊在不少人看来,还是有一定的投资价值。不过这股助力并没有让华谊兄弟的颓势得到制止,再加上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影响,其在2020年和2021年的亏损还是分别达到了10亿、2.4亿。

2021年5月7日,由于没有按期兑付部分短期债务,王氏兄弟不但被法院限制高消费,还被强制执行了3亿元的还款。

截止目前,华谊兄弟的短期债务偿还缺口仍有近3亿元之多,它的市值也仅剩下70亿元。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当年华谊兄弟鼎盛之时,王中军腰缠万贯,出手阔气。他不仅轻松斥资数亿元,买下多幅名画。就连住所的一颗树,都要花费10万元从南方移植过来。

挥金如土时有多辉煌,捉襟见肘时就有多落寞。如今深陷泥潭的华谊兄弟,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明星和资本对它的鼓与呼,每天面对的都是无穷无尽的还债压力。

不过显然,王中军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纠结这个问题。要想走出资金困境,甚至重新做大电影主业,他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毕竟朋友再多,能帮的终究只是一程。真正的渡劫,还得靠自己。(来源:邱处机 作者:邱处机)





曾经的天价婚礼主角 最终“败走资本市场”
【研究员】:

代琳在业界也是位奇女子,她1976年出生,早期先后服务于国内知名网站SOHU、TOM,有丰富的产品营销战略实战经验。后来,成为原奇虎360的副总裁,被认为是“奇虎最接近周鸿祎内心的高管”,因此深得周鸿祎的信任,并拥有大量股权和实际权力。


【博览财经特稿】一对姐弟恋夫妻,曾因“48亿婚礼”轰动一时,在经历了一场“末日狂欢”后,或将黯然退出资本市场。男主角刘亮,与巨人网络副总裁纪学锋私交甚好,与国民老公王思聪“称兄道弟”,他自称草莽创业者,甚至自比刘备+诸葛亮。曾巧设计见周鸿祎后,以360的对家腾讯为诱饵,让周鸿祎心甘情愿投资自己。

女主角代琳,曾是周鸿祎的得力女爱将,被认为是“奇虎最接近周鸿祎内心的高管”。原本是周鸿祎派去刘亮身边的监督人,却最终与刘亮情定终生,并一度被股民diss“隐婚”,直到被监管部门发现给了重罚。

设计让周鸿祎投资,与王思聪“称兄道弟”

狂是狂了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凭借一些小聪明,一路摸爬滚打,从底层做上了老板。他曾经上过警校、当过兵、漂过深圳、发过传单,最终靠着对游戏的一腔热爱,靠做《传奇》私服发了家,据说第一年就赚到了两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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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王思聪在游戏领域频频出手,在网吧、电竞、直播等线上线下领域皆有布局,刘亮的游久游戏,还和王思聪旗下的普思投资,同为威佩网络的股东。

刘亮最早接触到周鸿祎,大概是在2009年厦门站长大会上。那时候,参会嘉宾身上都戴着一朵花,刘亮为了混进去,在门口折了一支康乃馨,往衣服上一插,就冲到前排去了,迅速找到周鸿祎聊了几句,并要到了个联系方式。

之后,除了逢年过节发信息,两人就再无交集。直到3Q大战结束后不久,刘亮给周鸿祎发了一条“精心设计”的消息,自此,两人建立起深度链接。

什么?腾讯要投资的公司?那不就是周鸿祎要截胡的公司吗?周鸿祎来了精神,立马安排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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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祎也觉得刘亮想法不错,便叫了手下得力干将代琳来跟踪合作,去和刘亮一起负责360和游久合资公司。

而周鸿祎一直冲杀在一线,刘亮觉得,跟着他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2012年,游久网与周鸿祎的奇虎360合资,成立三六零游久。时任奇虎360副总裁的代琳,是360股份的代持人。2012年,奇虎以业务资源作价入股游久网,占70%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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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两家达成协议,奇虎把绝对控股权让给了游久团队。三六零游久正式更名游久时代。这还不够,刘亮还把跟随周鸿祎多年的“爱将”代琳挖走,带去做游久时代的总裁。而代琳甚至不惜放弃在奇虎360的期权,换得了游久时代的股权。

那么,代琳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跟着这个男人搞小游戏?代琳当时说,游久的阶段更适合她的发挥。她也是在征得周鸿祎的理解下,出来二次创业。

彼时,刘亮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代琳的欣赏,事实上,这俩人关系还真不简单。

从360独立出来后,游久游戏又盯上了资本市场。当时,作为1990 年就上市的“老八股”爱使股份正在筹划转型,公司已连续多年扣非净利润为负。

彼时,刘亮、代琳分别获得1.35亿元和2.58亿元现金,以及上市公司10.28%和9.31%股权,分坐第二、第三大股东,爱使股份原第一大股东天天科技持有公司17.11%股权,仍稳稳坐着第一把交椅。这时候,刘亮、代琳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但两人高比例持股,却为日后埋下了一个雷。

直到2016年1月,证监会的一则问询,打破了宁静。彼时,令证监会产生疑问的,正是刘亮、代琳两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实际上,2015年初,这俩人就已经领证。在8个月后,刘亮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求婚仪式。

求婚现场,不仅有大屏幕上“只为做你生命中最好的礼物”的誓言,两侧“嫁给我”的巨幅标语,更是豪华游艇、“粉钻”齐上阵。

据说,当时,刘亮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终于公开了,演得累死了。

要知道,天天科技背后,可是拥有资产版图有万亿规模的“明天系”。外界评论称,这对小情侣联手“做局”,拿下老牌资本玩家。

即便如此,出了这档子事后,“隐婚”的刘亮与代琳,也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2017年4月,刘亮、代琳收到了证监会合计60万元的罚单。而且,因被立案调查结束半年后才能减持公司股份,刘亮和代琳错过了游久游戏股价上涨的最大一波行情,所持股份市值也从最高时的60亿元,跌至2017年的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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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豪宅保壳不成,退市成定局

在完成对游久时代的收购后,游久游戏商誉规模达到12.07亿元,较合并前增加11.61亿元。自此之后,与巨额商誉相伴的资产减值风险,成为一个“隐雷”。只不过,在上市之初,游久游戏风头正盛,产品也卖得不错,商誉的“隐雷”不算什么。

2014年-2016年,游久游戏净利润分别为1.04亿元、1.37亿元及1.49亿元,刘亮带领游久游戏,“精准”完成了业绩对赌。

游久游戏主业陷入困境,在《君临天下》之后难有爆款游戏,加上版号收紧、《君临天下》被解除授权等一系列内外环境变化,游久游戏的业绩一落千丈。

更惨的是,刘亮夫妻二人频繁质押所持游久游戏股票,在2017年和2018年已基本全部质押,持股又先后经历爆仓、冻结、拍卖。截至2022年2月19日,代琳和刘亮合计持股比例已经降至5%以下。

2021年,刘亮又多次通过甩卖子公司股权等资产寻求保壳,但在主业不振的情况下,效果不大。同年11月,因为债务纠纷,代琳100%持股公司名下位于上海绿城玫瑰园价值亿元的别墅,也被拍卖。建筑面积1637.89平方米,起拍价8600万元 ,折合建面每平方米折合约5.25万元,物业费每月或达1万多元。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绿城玫瑰园为占地1205亩的大型别墅区。每户别墅的沿路庭院边界都用实体围墙,植栽来确保其私密性,整个街区塑造深宅大院,老洋房街区的感觉。游泳池、SPA、BBQ都是别墅庭院的基本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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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2020年,游久游戏就已经亏损了2700万元,营收为1200万元,不足1亿元,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由于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根据相关规定,上交所将在公司年报披露之日后的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只是不爱守规矩的他,做了大半辈子游戏,却始终不明白:玩游戏要讲游戏规则,玩资本游戏更是如此!(来源:金融八卦女频道 作者: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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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职分流 也请政策制定者再多考虑社会的焦虑
【研究员】:

一般情况下,一个县只有1-2所公办中职学校,可供给的学位数量有限。由于普职分流政策推动速度较快,很多地区已经按照五比五的比例进行分流了,但是县政府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导致一些地区公办中职的学位数不够,无法完全解决分流学生的就学问题。


【博览财经特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近26年首次大修,新修订的版本一经发出,就引来了广泛关注。

《21世纪经济报道》率先发表《职业教育法大突破:取消普职分流,明确本科职业教育》一文,将修订法中的“普职协调发展”理解为取消中考后普职分流政策,由此引发了社会讨论和群众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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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之所以会产生,原因应有二:一是尽管我国一直存在普职分流,但由于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没有激发社会反映,因此“普职分流”并未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进入到广大民众的视野。近年来,因教育部门大力推动普职五五分流,社会对于普职分流的讨论较多,且都是将之作为强制性的政策进行讨论的,“普职分流”由此就成为了“强制性普职分流”的代名词,指代的是当前各地实施的普职五五分流政策。

当时大家都默认“普职分流”指的就是“强制性的普职五五分流政策”。两会期间,多位专家对普职分流提出政策建言,同样是直接使用“普职分流”指代“强制性的普职分流政策”。

《职业教育法》中并未提及“普职分流”四字,而是表述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并强调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

中职学校教育无法适应产业发展变化

首先,强制分流造成中职学校学位供给不足,导致部分学生失学。

一些学生会选择到外地公办中职就读,一些学生会选择到私立职校就读,但是到外地公办中职或私立中职就读的成本都比较高,有的私立中职学费高达上万元。我的一个表弟,2018年没有考上高中,但是本地的职校教学质量不佳,表叔就将表弟送到外省的一所著名私立职校就读,每年学费高达13000元。而那些没有获得本地公办学校学位,又无法承担高额成本的学生就会选择中断学业。

其次,强制将中考后50%的学生分到中职,强化了学校的后进特征,导致学生管理困难。

强制分流形成事实上的分层,即职校学生普遍认为自己是后进生,不断强化“后进”的身份特征,逐渐形成学习成绩差、厌学情绪重、行为习惯差的集体特征和集体认知,并逐步堕化自身的行为。

我们在中职调研发现,学生普遍不爱学习、爱玩手机,女孩子涂脂抹粉、穿奇装异服,男孩子上课不进教室,三五成群在校园里闲逛;即使留在教室,也是在课堂上睡觉、玩手机、聊天、吃零食,下课后则会抽烟、喝酒、打架。此外,中职学校学生谈恋爱的比例也比较高,老师很难对他们进行有效管理。

再次,教师队伍不专业,教育资源匮乏,在教学上面临两难,隐性辍教问题突出。

一是理论知识讲解上的两难。由于学生的基础薄弱,老师不能讲难度太大的知识,如果难度太大,学生听不懂,但又不能每天讲解粗浅的知识,否则学生学不到东西,上课得不到认可。简言之,老师想提高难度学生接受不了,不提高难度学生又学不到知识。

中职学生在学校不想学、学不会或学不到知识、能力和技术,以至于中职学生极其容易流失。贵州一所中职学校的汽修班,高一时40多人,高二时30多人,高三就只剩下20多人了;广西一所中职学校全校3600人,除去高三实习学生外,实际在校生仅1000人,学校也分不清哪些学生是流失了的,哪些是还会偶尔来上学的。而学生流失,又会进一步打击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最后,学生基础差,学校管理松散,学生培养质量得不到保障,无法适应产业升级的职业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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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职学生初中理论基础差、底子薄,缺乏学习系统知识和操作复杂机器的基础和能力,也难以习得终生学习的习惯,比如很多中职生不会基本的数学运算,不懂简单的光电原理。

然而,智能制造时代所需要的现代产业工人,必须要拥有专业而系统的知识储备,同时具有精湛的技术能力,才能胜任现代工厂的需求。显然,我国中职学校的学生培养状况和培养要求,与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严重不符。

原因在于,我国中职学校的办学水平低,学生得不到有效培养,毕业的学生就业状况不理想,且在强制分流之后,中职学校后进生的规模变大,学生入读之后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因此,绝大部分家长不愿意将子女送到中职学校就读。

比如,在中小学阶段加大对子女培训的力度,虽然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双减”政策,但是仍然有很多家长采取隐蔽的方式为子女补课;还有的家长会强化对子女的陪读,很多地区的陪读已经从高中陪读转向了中小学陪读。甚至还出现了中考移民,将子女从中考竞争激烈的地区移民到对于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比如从省城移民到周边地市县。

客观而言,国家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不为过。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国家亟需培养一批适应产业发展的职业人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具有预见性和必要性;但是,通过强制性普职分流不仅无法有效培养人才,反而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必要理清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

此外,在企业中调研了解到,企业也更希望招收高中生或经过高中训练的高职生,而不愿意招收中职生。中职生一是缺乏高中组织化的规则训练,会更加散漫,心性不稳定,二是基础不扎实,知识接受能力更差,很容易遭遇职业发展天花板。

一种是经验积累型的技术,这类技术进入门槛低,但是要学专学精,需要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然后才能形成较强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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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对知识密集型的技术有了更多的需求,比如计算机、汽车维修、机械加工、交通运营、电子商务、动画制作等。这类知识密集型的职业人才培养,需要依靠高强度的学习,否则很难培养出来。这部分职业人才可以在高考阶段分流,重点放在高职阶段进行培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发展和职业教育地位提升有一个社会适应的过程,教育等级化思想由来已久,“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不可能依靠强制性政策瞬间消除,政策实施不当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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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百年来首位华裔主任,他以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中国青年人,即千禧一代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特征及时代起源。文章指出,千禧一代生活在丰裕时代,有着更加多元的选择机会,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经历和见证了快速的经济全球化和前所未有的通信革命。他们独特的见解、价值观和行为所蕴藏的发展动能和潜在挑战性,已引起中国高层重视。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4月刊),原题为“中国千禧一代:驾驭数字时代社会经济的多元与差异”。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外国观察者经常强调,这一具有鲜明特征的庞大年轻人群体由“互联网原住民”所组成。2017年的数据显示,大约85%的抖音用户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国网民,尤其是网络千禧一代,不论是群体本身的增长速度,还是数字化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渗透程度,都非比寻常。在2019年,86%的中国人拥有宽带接入,而同期美国人的宽带拥有比率则为73%。迄今为止,中国所拥有的超过10亿互联网用户构成了全球最大的在线社区。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数量是美国的三倍多,移动支付用户数量是美国的11倍。中国年轻的网民群体相比于上一代中国人拥有了更方便、更快捷地了解世界、获取知识的途径与手段。他们倾向于通过调整和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来跟上数字世界快速发展的步伐。总体而言,千禧一代不再将自己视为这个国家过去的派生物,而是国家未来的创造者。

关于中国千禧一代的核心问题

对群体的分析必须从群体本身的概念及其定义开始。“千禧一代”一词最早由西方学者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Strauss)和尼尔·豪(NeilHowe)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间的年龄群体。这群人之所以被称为千禧一代,是因为他们中年龄最大的那一批在公元2000年左右(即在第三个千禧年的开始)步入成年。一些美国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机构和智库,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采用将出生年份在1981~1996之间定义为广为接受的千禧一代范围。在西方,大多数千禧一代的父母是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46~1964年之间的年龄群体)。千禧一代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们在自身成长的经历中见证了快速的经济全球化和前所未有的通信革命——特别是考虑到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影响以及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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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中国领导层为何高度关注千禧一代的见解、价值观和行为,因为这一群体具有令人惊叹的能量,也具有潜在的政治挑战性。毫无疑问,中国千禧一代已经在中国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人口在过去四十年中从30万飞速激增至1300万,但居民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其中大部分为千禧一代。同时,千禧一代已经对中国旗舰企业的主要劳动力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2017年的数据,腾讯、百度、华为和阿里巴巴员工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8.9岁、29.2岁、30.1岁和32.2岁;2019年,中国第一架大型客机C919的研究团队中400多名工程师的平均年龄为30岁;在2020年春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协助湖北省的4.2万名医护人员中,绝大多数为“80后”,其中有1.2万人(占总人数的29%)为“90后”甚至“00后”。

与此同时,正如一些中国学者的综合性研究所明确揭示,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3~2014年的非法“占中”、台湾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以及近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持续的暴乱抗议活动都表明,年轻人的怨愤和不满在一定政治操作下有可能带来重大危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海外分析人士将这些由年轻人主导的看似突然且影响重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称为“青年地震”。过去十年,中国学者对年轻人在颜色革命中的作用开展了大量的综合研究。例如,一项针对墨西哥政党政治的研究认为,长期执政的墨西哥制度革命党在统治了70多年后于2000年失去了政权,它之所以遭遇这种命运,主要是因为失去了该国年青一代的支持。中国学者特别强调,在世界历史上的许多社会运动中,如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2011年英国的伦敦夏季骚乱、过去十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等,年轻人往往是核心参与者。

基于全面的经验证据,李春玲教授在其论著中阐述了这样一个中心主题:鉴于中国在千禧一代成长时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多层面变化,中国千禧一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发展机会。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新问题”。李春玲教授对千禧一代的研究主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因素塑造了这一代人?反过来,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多样性和不平等——是否预示着当今中国的新轨迹和新张力?

(一)富裕社会。

对许多中国千禧一代来说,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私人财产、私人汽车、改善的医疗保健、金融资产积累,以及支付海外旅行和子女海外教育的能力——已经不再难以企及。举例来说,2018年在全中国登记的私家车共有1.87亿辆,相当于每100户城镇家庭拥有40辆私家车。在某种程度上,不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社会化方面,中国千禧一代都不再像他们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反而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和后工业国家的同龄人更为相似。

(二)扩大高等教育。

图2分别概述了从1978~2018年间中国学生和学者每年出国留学和归国的人数。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人数自2000年以来的指数增长。以上海为例,2009年,上海大约64%的海归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而73%的海归年龄在21岁至30岁之间。近几年,中国留学生的总体年龄变得更加年轻。2013年,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超过3万人,占在美外国高中生总数的46%。

虽然大学扩招为中国千禧一代的高等教育打开了大门,但也加剧了毕业生找工作的竞争。千禧一代完成大学教育、开启职业生涯的时期,恰逢国家不再保障就业,并开始退出提供保险、医疗和住房等领域。大学毕业生开始面临市场竞争。过去20年,16岁至33岁年轻人的总体就业率有所下降:从2000年的76%逐年下降,到2005年降至71%,2011年降至66%,于2013年降至63%。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了更大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农村毕业生和二三线院校毕业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影响到了千禧一代。当然,这一移民潮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与对前几代人的影响大不相同。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8%;而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0%。这一变化表明了中国最大的城乡人口流动发生在上一代农民工及其家庭中,包括千禧一代。到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58.7%,城镇常住人口在这40年中从1.7亿增长到8.1亿。

与老一代农民工(“50后”“60后”和“70后”)相比,千禧一代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对歧视更敏感,对自己的权利保护意识更强。然而,中国学者对“户籍制度的限制弱化后,城乡不平等已经改变”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李春玲教授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在老一辈中普遍存在的城乡不平等已经传给了年青一代。他们认为大多数城乡不平等已经通过代际传递固化为经济社会阶层不平等。

中国千禧一代大多来自一个独特的、庞大的人口群体——独生子女家庭。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有大约20%没有兄弟姐妹;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二十年里,有27.5%的孩子面临同样的情况。在这20年中,独生子女的总数约为1.2亿人。

独生子女现象不仅影响着新生代个体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同时也从个人和家庭的层面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家庭小型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改变了中国传统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养育子女的方式。

数字革命改变了中国几代人的生活。互联网已经“融入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千禧一代的特征中得到了体现。数字应用在中国年轻人中得到高度普及。2018年,“80后”和“90后”占了全中国7.1亿网民的绝大部分,其中90%以上使用手机。腾讯公司于2011年推出的微信——中国最大的社交软件,在2017年的月活跃用户数约为9.38亿。城市年轻的专业人士对微信的使用率几乎高达100%,且用户都是20多岁或者30出头的年轻人。

数字原住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以及社会关系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发展“极大地重塑了传统上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中国社会关系”。就中国悠久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言,即便在诸如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20世纪中较为“叛逆”的时期里,年轻人通常都是“被更成熟的声音所引导”。当下,年轻人是“自己的旗手”和社会转型的动力。而今更多的时候往往是“80后”和“90后”在引导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进入数字时代。

然而,虚拟世界中的激烈讨论可以塑造社会中公共话语,有些问题因此被放大或忽略了。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一线城市的白领工作者对于清洁空气的需求比三四线城市的蓝领工作者更大,同时因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舆论的虚拟空间,他们对国家政策可以并已经产生的影响要比后者大得多。同时,虚拟空间中所共享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情绪也可能成为网络煽动群体性事件和挑战官方的一个导火索或驱动力。

李春玲专著的副标题是“多元与分化”(或译为“增长的多样性和持续的不平等”),简明扼要地突出了她研究中国千禧一代的主题。不论是与前几代人比较,还是千禧一代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年轻人的多样性都在持续增长,且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包括消费、生活方式、对性和婚姻的态度、社会容忍、政治行为、国家认同和世界观的各个领域都十分显著。

千禧一代引领了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社会从保守消费到超前消费的转变,“90后”和“00后”越来越多地在日常购买中使用借贷和分期付款。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成为单身独居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比过去推迟了5年左右,使中国的人口结构越来越接近如日本和北欧的发达经济体。

根据一项2018年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有2000万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移居到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单身且独居)。正如一篇在中国广为流传地文章所描述的,对于中国许多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来说,关于性、婚姻和爱情的概念和行为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快速、直接和务实”。很多人选择晚婚甚至不婚;对一些人来说,性别差异甚至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传统的婚恋观正在被颠覆。

中国年轻人在运用社交媒体来支持性少数群体、拓宽公共话语的范围,并有效地与政府协商与交涉。2018年春天,LGBTQ相关内容在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被删除和屏蔽后,大量中国网民自发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微博管理层。他们谴责微博的审查是一种对同性恋群体的再度边缘化,微博的这个行为违背了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同性恋合法化的规定。最终,微博恢复了被删除的内容。

中国年轻人日益多元化的一个主要角度反映在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价值观的态度以及对美国的看法等不同层面。近两年,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促成了中国年轻人观念的变化和进一步分歧。这些事件包括中美贸易战、中美外交局势的紧张,以及美国施压华为(包括其首席执行官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也包括之后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其在中美两国的严峻形势(尽管不是同时发生)、“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的非洲裔平权运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和对华裔科学家及学者的种族歧视,和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对民主进程的蔑视。

这些发现与西方一些关于中国青年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研究相吻合。正如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家白洁曦(JessicaChenWeiss)最近观察到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应态度通常是鹰派的,经常支持更多地依赖军事力量。中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侦察威胁着中国主权,大众普遍支持出兵收复在东海和南海的争议岛屿。用她的话来说,“年轻的中国人虽然在身份上也许没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者,但在外交政策信仰上可能比老一辈人更加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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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学者邓希泉在2018年进行的调查也显示,90%的“90后”群体对西方强加给中国的“偏见”表示不满,70%的人同意“西方国家总是用双重标准来指责中国”,同时近80%的人认为“中国可以在不实施西方制度的情况下变得更好”。同年,《纽约时报》报道了另一项对10000名出生于2000年及那年之后的年轻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80%的人认为“中国要么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要么正日益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三)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美国民主的批评者与捍卫者。

但是,她认为,近期发生的各种事件——很多美国人处理疫情的方式(如坚决不戴口罩),美国政府公然制裁华为、抖音和微信,以及特朗普总统使用“中国病毒”对中国连珠炮式的指责和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论,均打破了她对美国之前的看法。促使她决定回国的最关键的导火索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社会运动。按她的观点,这场运动正在导致“社会混乱”和“逆向歧视”,损害亚裔的利益。她的结论是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将可能全面超越美国。

然而,更有趣的是,她的文章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激起了一股年轻人对她的观点的反对和批评的巨大浪潮,批评她的声音中包括了很多已经在美国完成或者正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年轻人。大多数中国年轻网民意识到栾奕的一些担忧是合理的。但是,很多中国年轻人跟栾奕的看法有极大的分歧。他们对她的文章存有广泛的保留意见与批评。首先他们不赞成她对美国一成不变且功利主义的观点。在这些中国年轻人看来,栾奕的看法暴露了她对美国的认识十分有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独特环境下,她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肤浅认识,特别是关于黑人平权运动。这些讨论主要反映了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归国人员的观点对比。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年轻人在政治观点和社会经济价值观上的思想差异越来越大并将持续扩大。

更广泛地说,上述所有这些长期不平等的方面,以及中国青年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构成了李春玲教授所认为的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环境快速转型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怎样,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面深刻了解这个新兴大国的年轻人,对于预测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至关重要。中国的年青一代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已经超越了中国的边界。(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美]李成)




形势分析




救房地产与互联网 什么时候救教育?
【研究员】:

很多人以为,激烈竞争就叫内卷。不是的。内卷指的是大家虽然激烈竞争但是每个人的收益不增反减,白白消耗资源。比如大家围成一个圆圈看戏,假如后面的人都往前挤一个身位,然后引起被挤的人也往前挤,很快大家都挤成一堆,谁也看不成了。这是内卷。


【博览财经特稿】五一前的政治局会议,引起了市场的热烈反响,似乎很多期待都在这次会议中看到了希望。其中的会议精神,提到要对楼市和互联网平台的政策进行纠偏,甚至要适当救一救,拉一拉。不过,唯独没提教育。

其实教育问题,是远比楼市和互联网影响更为深远的基础性问题。很多人把教育看作三座大山之一,看作内卷之王,口诛笔伐。于是去年政策就按民意对教培行业来了一记重锤。但在我看来,目前我们所认为的教育问题,根本不是教培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模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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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从小就爱学习,别的孩子是被家长逼着才去培训班,她则是主动要求报各种班,从来不用家长催促。但是现在,各种培训班要么关门大吉,要么受疫情影响开不了门,可把他们急坏了。所以她有打算让女儿留学去了。

泱泱大国,本应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态。技能型、研究型、冒险创业型人才各有用场,是什么料就走什么路。而不应该为了“公平”,一刀切,齐步走。

一说教培,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内卷。这也是去年狠锤教培的原因。但我想说:教育本来不会内卷。教育是最不可能内卷的一个行业。

有人说:那教育就是典型的内卷啊,每年985的录取人数都是一定的,大家都努力等于都不努力,白白熬夜刷题。所以要限制这种恶性竞争。

人才培养得越多越好,生产力提升得越高越好。这是没有天花板的事情,大家尽管去竞争好了,最终受益的是全国甚至全人类。如果没有那些学霸科学家们一次次提高生产力,我们现在还过着原始生活。所以,这怎么会是内卷呢?

当教育的指挥棒指向“提升生产力”,则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毕竟生产力没有天花板。而提升生产力的教育方式,一定是素质教育。是的,素质教育终究是绕不过去的一条路。

教育竞争绝不是零和博弈

在这个指挥棒下,全民开始开始了背数字热潮,所有人的青春都消耗在圆周率上。谁背得多谁光荣,金榜题名。然后呢?有助于科技进步吗,有助于生产力提升吗?

真相是:让有条件、有材料的孩子尽可能地提升自己,让真正的人才发挥他的才能,让生产力更快地进步,然后整个国力才能更强盛,最终普通人也是必然受益的。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假如我们有足够的人才可以造出先进制程芯片,还怕被卡脖子吗?对于普通人的好处,最起码你买手机会更便宜一些吧?

把教育变成内卷行业然后重拳打击

它有一套分流评级体系,让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学生流入适合自己的路线。这套体系源于1979年新加坡教育部发布的一份《吴庆瑞报告书》(吴庆瑞为当时新加坡副总理),报告认为:以单一的方式来教天赋各异的学生是不科学的,不但相互影响,还会造成大量教育资源的损耗。

当前的中国,正是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急需一批高精尖人才来进行自主创新。能否跨过去,除了经济层面的因素之外,人才的培养绝对是一个关键且长期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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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救市很卖力

要知道,大多数三四线城市,本就没有限购限售政策的约束,购房门槛几乎为零,现在迎来了更大力度的刺激与宽松!比如,降低首付比例。丽水、温州、赣州等城市,将首套首付比例降低为20%,广东梅州甚至将二套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也降为20%。

比如,购房给予购房补贴。南充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符合条件的最高可给予500万元的生活补贴,以及50万元购房补贴等等。

比如佛山宣布购买超过5年的房产不占购房名额,无锡二胎以上家庭能够在市区再买一套房等等。

强二线城市的松绑之心已按捺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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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了下,目前还没有官方的文件出来,但问了好几个中介,都确认限购放松,也有人成功开出了购房名额,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首先,非限购范围大大扩大了,江北核心区也加入不限购区域。去年,南京是只有六合、溧水、高淳三区是不限购的,外地在南京买房需要连续2年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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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如果你原本有2套房,一套房在河西,一套房在江北,过去你是没有买房名额了,但现在江北不限购了,这就等于在限购又有了一个买房名额。并且,只认贷不认房,只要贷款结清就可以算首套。

如果这些消息是真的,那么南京几乎等于不限购了,力度足以碾压三四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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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传言,现在非常泛滥!虽然暂时看不到官方文件,但是从过去楼市松绑来看,这些都属于常规操作。过去多的是能做不能说的松绑,为的是测试各方态度,给后续官方回应留出空间。真假先不论,强二线城市的松绑之心,已经按捺不住了!

三四线城市恐成这场救市中的炮灰

二线城市的放开,将会卷到这些三四线城市无路可走!因为大部分三四城市,在吸引除本地棚改外的购买力上,毫无优势!三四线城市本就面临着人口流出的问题,人口流出的本质是什么?

强二线城市,要么是苏州这样的经济强市,要么是武汉、南京、合肥这样的省会城市。在教育和医疗资源上,足够碾压大多数三四线城市,每年吸引着周边地级市大量的购买力和人口来就业。

上次在武汉考察就有这样的感慨。武汉新洲的阳逻中心,距离汉口江滩也就30分钟的车程,你们猜价格多少?

虽然新洲在很多武汉人已经不属于武汉,但好歹这里距离汉口核心,还是能够实现半小时通勤,好歹这里还能享受武汉的医疗资源吧!

当然,二线城市对三四线城市虹吸,不仅是刚需,而是购买力的全部掠夺!市区购房门槛降低,放开发展新区的限购,这也将虹吸三四线富余的投资购买力。

可以说,二线城市放开,正在强势降维打击三四线楼市!三四线城市,恐怕成为这场救市中的炮灰!站在此刻,还是想提醒大家,千万警惕三四线买房的陷阱。

当然,长三角、珠三角强三线算不上坑,价值是长期认可的。未来的楼市,将越来越内卷!仔细观察今年的楼市,这将是未来分化的一个缩影!(来源:大胡子说房(dahuzishuofang) 作者:大胡子说房)




社会透视




1000多万毕业生被挤在尴尬的位置 体面又赚钱的工作不多也
【研究员】:

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千禧一代大学生没赶上这波福利,但校园外等待他们的,是中国在2001年到2019年近20年里9%的GDP年均增长。全球第一的发展速度体现在行业上就是房地产和互联网们野蛮生长,高薪岗位量大管饱,抢人大战成了6月份保留节目。


【博览财经特稿】在讨论中国的“X世代”和“千禧一代”时,人们常常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作为他们一生的写照。

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千禧一代大学生没赶上这波福利,但校园外等待他们的,是中国在2001年到2019年近20年里9%的GDP年均增长。全球第一的发展速度体现在行业上就是房地产和互联网们野蛮生长,高薪岗位量大管饱,抢人大战成了6月份保留节目。

2022年的产房静悄悄,高校毕业生数量却达到1075万规模的历史新高。疫情、战争和通胀如风刀霜剑严相逼,1000多万毕业生被迫挤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在互联网世界里长大,行业天花板却已触手可及;房价仍然不低,龙头放弃已然宣布进入“黑铁时代”。打开招聘软件一看,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多乎哉?不多也。

流向

但对“体面工作”的定义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技术工人曾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作国内就业市场的香饽饽,80年代前后,在工厂做到六级工八级工,基本是当地社会五绝、扫地僧一般传说级的存在。

另一边,互联网、房地产加上金融业与文体行业,承包了应届毕业生58.6%的求职意向。比起进工厂操作流水线,显然出入高级写字楼敲键盘作报告更符合当代毕业生对体面的定义。

然则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勉强不来,学生们将着一颗赤子之心照向明月,却没发觉乌云已经遮蔽了夜空。

每逢毕业季,来自全国的大学生像一条条支流汇聚到这三座庞大蓄水池,再具体一点说是流向集聚在这三大城市群里的热门行业。过去20年里这些行业像深圳的天气一样春短夏长,秋天倏忽而逝,严冬则似乎从未来过,直到一股寒流驱散本届毕业生如火的热情。

经历过社会第一次暴打之后大家才明白:能赚钱,就是最大的体面。被裁的大厂员工在就业市场上是更成熟的生产力,毕业生最大优势可能只有应届的身份。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大家都明白这会引导他们流向何方。

浪潮

在就业市场的压力下,考公考研是一部分毕业生们不得已的一招接化发,却未必能收到连消带打的效果。被推迟或转嫁的压力并没有消除,最终还是要有人去承受,反而制造出更大的困难。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先要搞清楚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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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也简单粗暴,印度行政服务岗位平均起薪每月5.6万卢比,全国平均工资不到2万卢比。韩国公务员待遇倒和企业差不多,但韩国是发达国家里的一朵奇葩,统计厅调查显示超过60%韩国人认为自己翻身无望。

考公热度偏低的国家也有,典型代表如俄罗斯和大英,原因不尽相同。立志成为公务员的俄罗斯青年只有不到20%,希望在知名私企和外企工作的倒有41%,理由是便于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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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们前两次爆发的考研考公热情,最终被房地产和移动互联网承接,如今房地产神话已经成为往事,互联网行业在国内的增长也基本停滞了。整个社会处于迫切寻求替代品,然而找到的替代品们又不太够看的阶段。

这就说明,就业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社评家司马南去年底拍了一则视频,标题叫作《蓝领工资两万无需加班,小白领为啥不愿意去做?》。

父辈们指指点点就想让毕业生进工厂,未免异想天开。Gehalt.de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德国上班族年收入中位数约为4.3万欧元,技术工人的年薪则是4.2万欧元,介于大公司5.9万欧元和小公司3.7万欧元的平均年薪之间。

中国工业产值在疫情就是世界第一,2021年是4.86万亿美元,规模上超过老牌工业强国德国4倍多,是标准的工业经济体。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卖的是一把子力气,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比过高,因此在就业岗位数量和质量上都稍显不足

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和对产业升级的驱动能力,意味着收入更高和数量更多的就业岗位,比如美国的尖端芯片制造业之于互联网科技革命。

“稳、保、兜、帮”,是谓堵。目的是用运用所有手段,堵住天灾叠加人祸在就业市场砸出的口子,国企、事业单位们起到的作用堪称定海神针。另外,本周的政治局会议之所以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就是因为现阶段互联网行业在稳就业方面仍然无法代替。

“节流开源”,是谓疏。研究生扩招是争取时间,更重要的是从体系上达成改变。《新职业教育法》将从今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最大的意义是设立本科层级的职业教育学校和专业,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

制度提供基础,社会观念惯性的扭转却需要时间。只有学界、资本界、企业界达成良性循环,中国产业发展和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才能迎刃而解。到那时,蓝领工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份体面的工作。

通俗地说,可以理解为“丈母娘中心制”。这个体制为公务员加上了一层神圣的属性,也赋予了房地产市场一道牢不可破的逻辑。

剧变常常意味着阵痛,从今年开始,以后将有很多届毕业生强烈地体会到这一点。但为了成蝶后自由地飞向天空,破茧的痛楚必须有人承受。那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来源:格隆汇APP(hkguruclub) 作者:电饭锅)





中国教育问题更多要问社会 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研究员】:

农村孩子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城里人,才能拥有城市户口或合法的居留证,才有可能有比较体面的职业,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否则他永远只是农民工,即使在城里工作很多年,连他们在城市生的孩子也不能有城市户口,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将来十之八九还是“农民工”。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在全国各地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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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任,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

钱学森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很幸运,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者加入过美国国籍,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是在19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者中美对抗的时代,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

钱学森回国之后,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期间,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保证。与钱学森差不多同时回国的科学家中,有的同样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两弹一箭功臣”。

可见,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要从高考的指挥棒中解脱出来,首先得靠学生本人和家长。比如有些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实际能力、职业目标出发,选择不上大学,或者先创业、先工作,或者在大学期间退学创业,有多少家长会支持?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也就是说,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会有4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如果剩下60%的青年没有出路,或者说与那40%上过大学的人以后的差异会很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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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孩子也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因为现在做什么都讲学历。就是在工厂企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一般当不了管理人员,侥幸当上了也得补一张文凭才能巩固。

以前不少没有文化的人修补得也很好,并且能在工作过程中学到文化。当然有点文化更好,但何必一定要本科?现在没有大学文凭寸步难行。我们图书馆一个干得很好的小伙子,就因为只有同等学力的大学文凭而不能转正。

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不惜从买学区房开始。我大胆地预测,如果这样的竞争不终止,下一步必定会出现胎教竞争,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竞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实行各种考试的方法,可以自主招生,也可以全国统一招生,连入学后的很多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现在我们校长规定学生不许带手机,马上报纸就要讨论。实际上只要家长、学生签字同意,不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学校就可以做,形成自己的传统。

当然,国情不同,我们不应也不必生搬硬套,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规律,允许学校、教师在不违背法律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而现在,学校禁用手机,马上会引发轩然大波,引起媒体的普遍批评。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我认为,既然大学不是义务制教育,不是免费的,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以考虑先工作,今后有条件再上学。或者要表现特别好,争取拿到奖学金。还可以劝他选择上免费的,或者是少交学费的,比如师范或某些国家资助的专业。

再比如学术腐败。所谓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社会地位去谋取自己的学术成果、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今天研究生抄袭别人的文章,老师为了职称将别人的文章改一改又发表,当然应该批评和制止,但这谈不上是学术腐败。反学术腐败要针对掌握权力、金钱和具有强势地位的那些人,光靠学校解决不了。

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能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我说应该公布国家义务教育最低标准,多少孩子要配一个教师,餐厅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公布之后让我们看有没有做到。像美国、日本,穷乡僻壤的学校和城市的没有多大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基本设施都是有的。

我们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我不清楚,但是如果说要办成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绝对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样,义务教育的质量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只要在硬件设施上都能达到先进,在地区、城乡之间做到均衡,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

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很多规矩、规范,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习惯成自然。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

现在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根子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从小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将一些全人类都普遍认同的美德当作工具和手段。

教师的作用能否发挥,结果也不同。以往中国人普遍崇拜“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很高。

但现在,老师在家长心目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一方面有些老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从教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家长送的购物卡和礼物,千方百计利用家长资源;另一方面,不少家长以为只要有钱有势就要左右老师,他们怎么会将老师当作孩子的行为楷模和灵魂导师?

其次,义务教育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纠正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强调不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将责任交给每一个家庭,因为家庭做不到,但是至少进入学校,孩子们要在同一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往往就在义务制教育阶段,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挤。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来源:《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编年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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