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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变卖资产度日的华谊兄弟仍屡被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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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29 08:51: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困局中挣扎四年 靠变卖资产度日的华谊兄弟仍屡被追债

【博览财经特稿】重回影视赛道却难现爆款,靠变卖资产度日仍屡次被追债。深陷亏损泥淖的华谊兄弟何时才能翻身?

事实上,从“业绩变脸”遭深交所问询、实控人违规减持收警示函、再到如今被金融机构追债,今年以来,华谊兄弟一直风波不断。曾经的“华语电影第一品牌”早已不复往日辉煌。

借款多次展期,实控人股权质押超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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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2022年5月,王忠军和王忠磊分别质押500万股高管限售股给民生信托,其质押用途是“补充质押”。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王忠军、王忠磊首次被司法执行。

2019年1月,华谊兄弟向民生银行申请人民币7亿元综合授信,借款期限为2019年1月25日至2020年1月25日。公司以持有的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有限公司(简称“东阳浩瀚”)65.8%的股权、公司直接持有的华谊影城(苏州)有限公司14.29%的股权、影片《八佰》相关发行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质押提供质押担保;关联自然人王忠军、刘晓梅、王忠磊、王晓蓉对公司申请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两年,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亿元。

然而,在偿还2亿后华谊兄弟便无力偿还剩余欠款。2020年1月,华谊兄弟与民生银行签订展期协议,约定将还款期限延后一年,借款金额为5亿。

在偿还1亿元之后,2021年6月30日,华谊兄弟向民生银行申请,将剩余2.5亿元贷款到期日调整至2022年1月5日。最新财报显示,这笔借款于2022年还清。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实控人的华谊两兄弟股权一再质押。截至目前,王忠军、王忠磊累计质押股权占其所持股份的96.57%,其中近90%为限售和冻结股份。其质押股份有部分合约正在协商续期中,若股价持续下跌,不排除平仓风险。

此外,王忠军、王忠磊还多次减持股份。据交易所网站披露,王忠军于2022-07-06以均价2.88元减持700,000股;王忠军于2022-07-05以均价3.01元减持850,000股;王忠军于2022-07-04以均价2.91元减持947,000股。此前6月2日,二人刚因违规减持,收到浙江证监局警示函。

重回影视圈,缺乏爆款支撑

年报显示,公司2021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3.9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46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76.5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0.7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37%。报告期内,影视娱乐板块营收占比最高,达到88.16%。收入前5名的影视作品合计实现收入6.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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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的上一部爆款电影是《八佰》。该片于2013年启动筹备,直到2020年8月才上映。根据猫眼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22日晚10点,《八佰》的累计综合票房为29.19亿元,累计分账票房为26.94亿元。

2021年末华谊兄弟存在多笔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抵质押用于融资的情况。早在2019年,影片《八佰》以应收账款的形式质押借款7亿,直至2022年才还清。然而《八佰》之后,华谊再无爆款影视剧出现,更糟糕的是,华谊手中的存货还在跌价。

华谊目前的影视剧库存有6个,其中项目一库龄在3年以上,为在制作中的影视作品,存货原值1亿元。公司表示,该项目发行存在一定困难,计提4,720.91万元跌价准备。

在爆款缺失、存货跌价、坏账增加背景下,以影视剧应收账款为质押的借款展期似乎不难理解。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为6.21亿元、短期借款为5.2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6.1亿元,货币资金难以覆盖短债,流动性压力增大。

截至2021年末,华谊兄弟有息债务规模为15.7亿元。截至回复日,累计偿还一年以内到期有息8929.15万元,累计完成1.75亿借款的续贷合约签署。

据悉,2020年4月28日华谊兄弟首次披露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拟以2.78元/股的价格,发行不超过8.24亿股(含),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2.9亿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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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起,华谊兄弟已连亏4年,累计亏损64.41亿元。按照最新修订的2020年12月31日发布的上市规则,财务类退市指标由单一的净利润连续亏损,调整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且营收低于1亿元的双重指标。对华谊兄弟而言,似乎维持一定规模的营收,就能保住“壳”。

尽管华谊兄弟将亏损原因归结为疫情影响、商誉减值等。但华谊的危机远比新冠疫情来得早。截至2021年末,华谊兄弟资产总计70.94亿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21.17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29.84%。

2009 年,华谊兄弟定下“去电影化”战略,提出要做“中国版迪士尼”,从传统的制片还有发行商的角色升级成为横跨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书籍出版、网络游戏、实景文化、互联网等诸多文化领域的娱乐媒体集团。随后,华谊兄弟开始了全面扩张。其参控股公司数量从2009年的6家迅速跃升至2016年的100家左右。

然而受影视行业低迷等影响,自2018年开始,公司实景娱乐业务毛利率骤降至34.21%,该板块2019年毛利率进一步下滑至28.59%。实景娱乐公司首度亏损6074.98万元。据悉,2011年至2014年,华谊兄弟对实景娱乐增资共计3.46亿元。而实景娱乐对外投资了19个公司,大部分都是华谊的电影小镇项目所在公司。

此外,为深度绑定明星IP,华谊兄弟多次以高额溢价发方式收购明星公司。其中以2015年的两笔收购最引人注目。2015年10月,华谊兄弟以7.56亿元收购李晨、冯绍峰、Angelababy、郑恺、杜淳、陈赫6位明星持有的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有限公司70%的股权。而此时,浩瀚影视仅成立了一天。

当时两家公司都签订了对赌协议。以东阳美拉为例,冯小刚5年累计需要完成6.74亿的净利润,否则要进行业绩补偿。尽管对赌协议最终未能完成,但冯小刚的这笔买卖依旧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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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开始,华谊兄弟商誉急速回落。截至2021年末,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仅为2.93亿元。而东阳美拉累计商誉计提减值8.8亿元,期末商誉净值为1.67亿元。

年报显示,2021年华谊兄弟投资收益为6.1亿元,同比上升283.09%,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对参股公司股权投资的处置。这些资产处置帮助华谊兄弟把亏损降到2.46亿元,但不知靠卖资产度日的华谊兄弟,何时才能实现扭亏。(来源:钛媒体(ID:taimeiti) 作者:马琼 编辑:孙骋)





搁浅的“巨轮”满目疮痍 一夜之间巨富变老赖

【博览财经特稿】2017年3月,一部电视剧悄悄“飞”上了荧屏,迅速在豆瓣拿下8.7的高分。这是由张译和殷桃主演,反映义乌商人“鸡毛换糖”创业故事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鸡毛很轻,但只要有点儿风,他就能飞上天。”这是《鸡毛飞上天》整部剧的故事概况。

义乌山多地少,大批无地可种的农民,自清朝中期开始便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贩卖小商品,这才有了“鸡毛换糖”的说法。剧中女主和男主的原型,便是义乌最著名的新光集团创始人周晓光和丈夫虞云新。

电视剧霸屏的这年,55岁的周晓光家族刚以330亿身家在胡润百富榜上排第65位。同年12月8日,周晓光的长子虞江波与森宇集团董事长俞巧仙的女儿俞恬伊大婚。

婚礼现场摆放着义乌婚俗中最高规格的“十八担”,里面全是一叠叠的百元大钞,映衬现场奢华布景,一派纸醉金迷的景象。

这年,被称为“浙江女首富”的周晓光,各种赞誉接踵而来。企业在外人看来,也是热火烹油、鲜花着锦,“新光”璀璨。

巅峰的脚边往往是悬崖,一不留神便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仅仅过了一年,新光集团便危机四伏,*ST新光接连出现财报巨亏、债务违约,多家关联公司面临破产重整。

“饰品女王”的传奇经历始于狂飙的时代

说是做生意,其实和流浪差不多。白天摆摊,晚上挤火车、赶汽车继续跑下一个城市。因为坐火车的人太多,正门怎么都挤不进去,她们只能交替从车窗爬进去;去东北三四天的车程,因为不舍得买卧铺票,就铺张报纸直接睡在别人的座椅下。这样的日子,周晓光过了七年,帮家里赚了2万元,还认识了同样经历的丈夫虞云新。

周晓光夫妇的机遇其实来自时代浪潮的赐予,一位负责任的领导到来,他叫谢高华。

义乌自古就有做生意的习惯,如此高压政策令老百姓很不满。于是,一位名叫冯爱倩的商贩直接找到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申诉。

在谢高华的推动下,义乌出台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

1992年,随着邓公南巡,躁动又充满机会的市场经济大潮迎面扑来。那一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目睹神州巨变后说:“如果说此前中国一直在隧道中探索,现在终于看到隧道口的光。”

此时,义乌政府又实施“以商促工”等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商贩工厂化的转变。已经积累了一定资产的夫妻俩觉得总是为他人做嫁衣既不划算,也不稳定,萌生了自己创立品牌的念头。

1995年的春节晚会,一首《雾里看花》风靡大江南北,国人对美的追求也从“雾里看花”变得越发主动。

两年后,躬逢盛世的新光饰品已经有了近千员工,产值上亿。价廉物美的产品开始占据整个义乌饰品市场,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那时的义乌到处车水马龙,灯光璀璨,大大小小的批发市场里,顾客和批发商交织,记录下这座城市的繁华。人潮汹涌,各种财富故事就藏在喧闹的市场中。

2000年,夫妻俩带着产品参加了当年的亚洲珠宝饰品展,流光溢彩的新光饰品惊艳世人。“911”之后,周晓光又抓住中国与美国关系缓和的机遇,出口了大批印有美国国旗、和平鸽等图案的饰品,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周晓光还让美国总统也别上了新光出品的领带夹。

全国十个佩戴饰品的人中,有七人戴的是新光的饰品。那时的饰品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中国饰品看义乌,义乌饰品看新光。

周晓光也不是没想过直营渠道,只是背了个“批发商”的名头,价格怎么也卖不高。甚至,周晓光还曾联合著名歌星席琳·迪翁以及主持人杨澜搞了家“天女至爱”的饰品公司,专攻高档珠宝。

只是这个打着席琳·迪翁“设计”,杨澜代言销售的公司一样没能做起来。饰品市场空间有限,面对强手如云以及极为看重品牌的消费者,新光饰品的天空就那么高。被市场弄得有些糟心的周晓光悄悄在想,如何才能摆脱单纯饰品行业的徘徊不前,找到一条更赚钱的路?

鸡毛能飞上天,关键是乘风。风口抓到了,猪都能飞上天。于是,周晓光果断成立了新光房地产,收购了浙江万厦房地产集团,借此跨界到浙江东阳、义乌两地的房地产市场。义乌很多地标建筑都是新光建造的,比如那座高215米,谐音“爱义乌”的义乌世贸中心。

只可惜结果也是广撒薄种,钱是烧了不少,效益始终不高。也是在资本的建议下,急于翻盘的周晓光又瞄准了上市。

起初,周晓光还想通过旗下的房地产项目冲击A股,可惜碰到房地产股的“冷冻期”,只能悻悻而归。

这本是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想借此秀下实力,却不料因此逆风“翻船”,债务缠身,企业因此总负债超过200亿。好在那时期围绕在周晓光身上的明星光环依然耀眼,在义乌市政府以及老乡郭广昌等资本大佬的援手下,总算有惊无险渡过难关。

在名利与资本的冲击下,周晓光已离自己的初心渐行渐远,被无止境的欲望裹挟到无尽的洪流之中。对于之前的种种冒进行为,周晓光并没能吃一堑长一智,而是开启了借新还旧的“死亡螺旋”模式。

新光“大船”被资本巨浪打得摇摇欲坠

2016年,周晓光又辗转找到了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植入旗下房地产业务后,将其“方圆支承”更名为“新光圆成”成功上市,羡煞无数尚在IPO排队的房企。

豪言壮语犹在耳边萦绕,可短短几年时间,新光这艘大船还来不及驶向星辰大海,便被资本的巨浪扑打得摇摇欲坠。

正因过度乐观,周晓光签下了一份对赌协议,其中明确标明:新光旗下的万厦地产和新光建材城必须在三年内达到40亿的利润目标。

一夜之间,巨富变老赖

虽说员工总的工资没有大变动,可由于企业各类福利、奖金是与基本工资捆绑,实际等于降薪了不少。这种“朝三暮四”的工资调整政策让新光员工怨声载道,士气大挫。

因为连续在资本市场加杠杆,新光集团资产在扩张的同时,负债也是直线上升,而且远超盈利。同年9月,新光集团两笔总计30亿出现债务违约,实际支付回售资金只有部分本金及利息,还有20多亿的本金没能到账,成为新光集团倾覆的前兆。这年,新光集团业绩直接“跳水”,亏了2.12亿。

苏格拉底说:“许多赛跑的人失败,都是失败在最后几步”。而新光的失败是千不该万不该为了钱,惦记上自己的上市公司,又出现严重的违规占款问题。

事业常成于坚韧,毁于急躁。在商海逐浪多年的周晓光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可人在江湖,已身不由己。2021年,为了保壳,周晓光与部分债权人及违规担保权人达成和解协议,勉强实现当期归母净利润的扭亏为盈。

为了挽回败局,新光集团曾花了三年时间尝试从外部再次找到救兵。可惜面对企业内部复杂的关联公司以及财务、人事等乱成一团的局面,再无人敢应声。甚至由于新光的拖累,曾与其联姻的俞家森宇控股也被列入到相关债权追偿纠纷之中。

一夜之间,巨富变老赖。今年6月,*ST新光已进入退市整理期,大潮褪去之后,一地鸡毛的新光集团市值不足6亿,哭惨了背后上万股民。

世界波涛汹涌时,总有弄潮儿诞生。可当风停后,那些传奇往事便悄然换了主角。2018年,周晓光接受《财富中国》栏目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现在哪怕是什么也没有,从头再来,我还是能够起来,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面对巨额的债务,已60岁的周晓光不知还能否有翻盘的机会。(来源:风声岛(ID:fengshengdao) 作者:海边的风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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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赚钱也难 家大业大的大厂们也免不了“踩雷”

【博览财经特稿】“炒股4个月,亏了70%”、“拿着几千块的微薄工资,股市却一天亏几万”……股票市场涨跌惊心动魄,波诡云谲之间,总是少不了不经意间就被割韭菜的小股民。

不仅如此,相较以往的高回报,互联网大厂们的投资数据也不尽如人意。今年一季度,百度、美团等多家互联网公司的财报,都出现了投资浮亏(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负数)。

大厂做投资,都有其专业团队和策略,不过投资的目的不外乎几点。一个是最大限度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较好的财务收益。此外,更重要的是投资业务与公司业务实现产业协同,或是在主业之外,寻求新的增长曲线,实现公司业务的扩张。

激进派、保守派,都难逃踩雷

美图是激进派炒币玩家的代表。作为港股市场上第一家购买比特币的公司,7月3日,美图公告称,预计今年上半年亏损在2.75亿元至3.5亿元之间,与去年同期的亏损1.38亿元相比,同比扩大99.6%至154.1%。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购买的加密货币减值。

加密货币市场进入寒冬,6月份最低谷时,比特币价格仅为1.76万美元,以太坊也跌破一千美元。到6月底,美图投资加密货币浮亏约3亿元。

这一亏损额,相当于特斯拉去年年度利润的9%左右。而在此前,特斯拉靠着炒币赚过不少钱,今年一季度的财报还披露,其通过炒币赚了1亿美元。

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云南白药因为炒股浮亏5.25亿,但和去年一季度炒股浮亏了7.29亿相比,还少了三成。2021年全年,云南白药就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高达19.29亿元,导致公司净利同比下降49.17%,也是公司近20年来的首次归母净利下滑。在亏损的近20亿中,小米一只股票就亏了14亿。

不过,最近也都陷入了信托暴雷事件,正诉诸法律寻求解决。天眼查显示,莉莉丝、米哈游都新增了开庭公告,被诉方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一直以来,信托产品都以“低风险、收益稳定”的特点吸引着投资者,但近两年,一些信托产品也“靠不住”了。据相关报道,五矿信托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8%,风险等级属于低风险,但还是传出暴雷的消息。原因是投资的底层资产存在风险,将资金投入到了房地产领域,受到了房地产暴雷的影响。

一季度财报中,宁德时代衍生金融负债一项达到了17.87亿元。宁德时代对应的一季度其他综合收益为负15.63亿元,数额甚至超过了宁德时代一季度14.93亿元的归母净利润。不过,其他综合收益并不在当期损益中体现。

今年3月份的“妖镍”逼仓事件震惊了全球,当时就有传言称宁德时代牵涉其中。到6月,市场更有传言称,“宁德时代今年半年报可能会确认一季度发生的十余亿元的期货投资损失”;为此,宁德时代专门发公告解释,公司的套期保值业务以现货为基础,期货端的浮动损益有相应的现货予以对冲,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上述传闻不属实。

大公司买理财、做投资并不算新鲜事。据Wind数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A股就有906家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买理财产品的上市公司数量相比之前有所收缩,去年同期为1058家。

互联网大厂的长期投资,赚钱也难了

腾讯一季报显示,截至3月底,腾讯持有的上市投资公司(不包括附属公司)的权益公允价值为6060亿元。而在上季度末,这一数据为9828亿元,受腾讯持续减持上市公司股权,以及持股公司的股价下跌的影响,这一数据在一季度缩水了近4000亿元。

不过,一季度腾讯减持Sea Limited的部分股权获利185亿,成为了处置公司收益净额189亿的主要来源,比去年同期多154亿。这部分基本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亏损相抵。整体来看,腾讯一季度投资收益减少和股市波动、宏观环境变化关系较大。

在2021年,京东全年股权投资亏损49亿元,亏损主要是由于某些股权投资的非现金减值。而上一年同期股权投资收益为43亿元。当前,京东的主业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轨道上,而以股价、公允价值计,代表着京东投资收益的“其他收入”,成为了影响京东整体盈利的因素。

百度一季度的财报也显示,其长期投资的公允价值损失30亿元。

此外,美团、快手一季度也都受到了投资亏损的影响。其中,美团金融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为亏损8.02亿元,去年同期则为收益4200万元;快手一季度其他亏损净额为8.05亿元,去年同期收益为6.9亿,从收益到亏损主要原因就是投资减值拨备,而按权益法入账的投资亏损为3592.3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大厂投资如今进入低谷期,与此前涨幅太快有关,而且浮亏是账面亏损,“只要没卖出,就不算亏损”

集体亏损,何解?

事实上,互联网大厂的“集体亏损”,从去年三季度就已经出现端倪。移动互联网红利已经见底,反垄断监管趋严,昔日巨头开始加速减持此前投资公司的股票,加上国际关系因素,导致互联网企业上市难度增加,也带来了中概股的接连暴跌。

进入2022年,更多的互联网大厂正在放缓投资步伐。IT桔子发布的《2022年Q2中国新经济创业投资数据分析报告》显示:七家头部互联网大厂中,2021上半年,腾讯私募并购投资高达129次,但到2022上半年,投资次数降为32次。其他头部大厂诸如阿里巴巴、百度、小米等在2022年上半年的投资次数均比去年同期要少。

除此之外,与2022Q1相比,头部大厂在Q2的投资也更加谨慎。7家头部大厂在Q2的投资数量均少于Q1,例如小米集团在Q1投资并购数量达25次,但到Q2投资数量已降至一半,仅为11次。

相关报告显示,过去十年,腾讯在文娱赛道早期投资中加码的项目最多,但近三年逐渐下降,到了2021年,企业服务赛道早期投资数量为历年第一高。去年,腾讯方面表示,未来的投资方向,“会持续发掘新赛道、新机会,特别是前沿科技和实体经济数字化”。

以往关注消费领域投资的美团三驾马车之一美团龙珠,从去年开始也已经将触角伸向硬科技。加上美团战投、王兴个人投资,美团的硬科技投资,已经进入了机器人、半导体、自动驾驶等众多硬科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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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李超人又以200亿人民币作价将项目转手,减去建设投资,超人净赚100多亿,当时离世纪汇广场试营业还有两年。

自2019年4月开业以来,奇点汽车的门店就没有卖出过一辆车,主要是因为这家公司还没有量产车卖,门店里放着的是纯展示用途的工程样车,CEO沈海寅早已淡出管理。

铜陵因铜闻名,铜产业产值一度占当地规上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虽然大宗商品近两年气势如虹,但从地方经济的角度讲,随时都有被划为过剩产能的风险。

2016年,怀揣马科长焦虑的铜陵明确了产业转型的方向——“将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作为全市第二支柱产业予以扶持。”

2019年5月,安徽国资委进驻奇点汽车管理层,试图妙手回春,但工厂至今遥遥无期,只有无车可卖的门店坚持运营,试图自证“我还能抢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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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车,屡败屡战

一年后,赛麟被员工举报侵占国有资产,CEO王晓麟远遁美国,连下周回国的态度也懒得做。今年5月,赛麟遗留资产被挂上阿里拍卖平台。

2010年开始,如皋先后引进陆地方舟、康迪、青年汽车等整车企业,但相继翻车。2016年,王晓麟携兼具“尖端技术”与“全球声誉”的赛麟而来,如皋如获至宝,出资33亿元获得赛麟33.4%股权。赛麟投资178亿的整车工厂,将为当地有史以来制造业最大单体投资项目。显然,命运并没有垂青这个扬子江北岸的长寿之乡。

翻开中国地图,如皋这样为造车放手N搏的城市并不罕见。南京就先后引入了相继出局的拜腾与博郡,指望用煤矿换来车企落地的鄂尔多斯,则遭青年汽车、华泰汽车连坑两回。但大量的前车之鉴,依然没能阻止地方政府在新能源车上的一拥而上。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新能源车的确是一个buff叠满的宝藏产业。首先,整车企业能够贡献惊人的利税。比如在特斯拉与上海签订的对赌协议中,就规定了2023年开始每年纳税需超过22.3亿[4]。而越是总体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市,车企设厂生产带来的税收提升就越明显。

最后,新能源车是正宗的产业升级大方向,而非落后产能。而且,整车厂从建设到投产一般不超过两年,重点关照项目甚至能压缩到一年以内(特斯拉上海工厂不到10个月)。一旦成功投产,就是当地一张烫金的产业升级名片。

入局,地方风投

1998年,吉利第一台车豪情下线时,由于缺乏资质,经销商不敢卖,直到浙江一位副省长前来视察,李书福才有了一次犯错的机会。二十余年后,即使是敢于在推特上嘲讽拜登的马斯克,在参加上海产Model 3的下线仪式时,也要先说一句“感谢政府”。今时不同往日对的变化在于,地方政府在前所未有地躬身入局。

据《财经》统计,2020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领域共融资89起,披露资金1292亿元,其中大半融资案例,都有地方政府背景资金参与其中。

这类投资不乏成功案例,原本以轻工和旅游闻名的湖州,在2016年把目光瞄准了新能源车产业。虽然其整车企业投资尚未成功,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千金买马骨”的作用,近两年捷威、蜂巢等上游动力电池企业相继落户。

作为新兴产业,新能源车上游既不成熟也不集中,所以,就算没有产业基础,地方政府也能通过砸钱上牌桌,推动当地的产业转型。而且,有合肥这样的优等生作表率,其他地方免不了跃跃欲试的冲动。

但问题是,无论是新能源车,还是面板、芯片制造等其他产业,能冲出重围的永远是少数,武汉弘芯暴雷之前一颗芯片都没造出来,青年汽车的“水氢永动机”把南阳政府骗的团团转。正所谓“风险投资”,不能因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选择性忽视前两个字。

所以,能够留给小城市的车企,往往都是被挑剩下的,而这类城市恰恰是产业底子薄,财政收入少,对腾笼换鸟产业升级更迫切的。在这种情况下,靠城投公司对腰部甚至臀部新势力一把梭哈,成功率可想而知。

跃进,过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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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发展初期,政策的倾斜可以推动企业的增长,但在整个行业的饱和甚至出清阶段,地方也有动力通过行政方式延缓企业的退出。从商业层面考虑,这其实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说,当产业格局逐渐清晰,开始整合时,地方的深度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了市场的出清机制。

据乘联会数据,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的专用产能已有569.5万辆,产能利用率为58.4%。而国际上对汽车行业产能利用率的评判标准为,79%-83%为正常,79%即产能过剩。

实际上,工信部在2012年7月即发布通知,要建立汽车行业退出机制,清退落后产能。投资过热显现后,决策层也试图通过鼓励收购、兼并乃至代工模式以提高汽车产能利用率,防止重复建设,但效果并不明显。

去年9月,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量突破700万辆之时,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参加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各方面对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热情很高,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有很大促进”。但随后他话锋一转,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数量太大,小而散的情况突出,建议资源“尽可能市场化集中,避免分散”。

中国产业史上,产业政策勾勒的神来一笔车载斗量。从政府扶持,到企业成长,再到主导权交予市场的过程,新能源汽车显然是其中之一。

地方大员们纵有财政和就业的焦虑,但面对投资额巨大、竞争烈度更高的新能源车产业,一掷千金的时候更应该慎之又慎。面对转型压力,豪情万丈破釜沉舟是好事,但在拿着纳税人的钱揽瓷器活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金刚钻?(来源:远川研究所(caijingyanjiu) 作者:熊宇翔)




形势分析




斯里兰卡破产后面临棘手善后问题 巴基斯坦也步其后尘

【博览财经特稿】美元紧缩周期,总有幺蛾子横飞。斯里兰卡破产闹得沸沸扬扬,总统拉贾帕克萨宣布辞职并逃往马尔代夫。谁知道马尔代夫的斯里兰卡人继续抗议,他又逃到新加坡去了。

离危机只有一步之遥

6月份巴基斯坦的通胀率飙升到21.3%以上,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新高。大家都知道美欧最近的通胀率达到9%左右,就已经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数字,急欲加息而后快。中国今年的通胀目标是3%,到3%就十分警惕了。所以21.3%这个数字基本属于鸡飞狗跳、兵荒马乱的水平。

4月的巴基斯坦一升汽油还是150卢比(0.60英镑),到了7月价格已涨到250卢比。食用油从5月到6月也涨了40%。购买食物的花费,已经超过人们收入的40%。

物资短缺的原因,当然是产业链的落后。巴基斯坦的燃料、食用油甚至机械和粮食都严重依赖进口,而要进口就要消耗大量外汇储备。本来外汇就不多,目前只剩下60亿美元左右,大概相当于一个月的进口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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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人连喝茶最简单的乐趣也要消失了

国家之间的贸易,无非是拿自己生产的东西换取外国的东西。当自己产业太弱,无法和别人对等交换,就只能借钱度日。那么遇到国际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就很容易暴雷。

截至今年6月,巴基斯坦贸易逆差接近5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57%。

为了降低外储消耗和卢比的贬值速度,巴国政府把很多商品都划为了“非必需品”,“非必需品”不再允许进口。这个清单中包括巧克力、尿布、宠物食品和卫生棉条等等。当然,在老百姓的压力下,政府修改了这个清单,因为人们担心宠物和牲畜会营养不良、巧克力会被没收、女士们将无法得到足够的卫生巾。

巴基斯坦人连喝茶这个最简单的乐趣也要消失了。

导致南亚国家这一波危机潮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俄乌战争使它获得石油和粮食的难度增加;一个是美元加息导致资金外流、同时恶化了融资环境。

由于乌克兰的黑海港口被封锁,粮食出口受阻,同时国际上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都对巴基斯坦形成了重大打击。毫无疑问,这场冲突产生了不利影响,扰乱了供应链。但这肯定不是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出问题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首先,巴基斯坦的极端思想比较严重,尤其是宗教极端思想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以政客们也喜欢利用这种极端思想和民族主义来拉选票。一个在巴基斯坦工作过三年的同学曾告诉我,那里的政客天天组织大家烧美国国旗,还烧美国总统画像(我认为是有夸张),大家都是群情激昂。不过,如果有人有机会拿到绿卡或者能把孩子送去读书,那还是很开心的。

的确,从历史上看,巴基斯坦历届都有挥霍无度的情况。以及,“小国大军”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增加整个国家的费用。警察系统是一个典型:警察系统被认为“长期腐败,效率低下”,大多数巴基斯坦公民都怕警察,没有背景的人常常遭到警察的勒索。

真的山雨欲来了

事实上,巴基斯坦以前总共得到过IMF的22次救援,救援金额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但它自己的改革一直付之阙如,内因一直没解决,这是它一再重复危机的原因。这次,IMF仍然给出了6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有前提条件,那就是“一定要改革”。

IMF还要求巴基斯坦成立一个反腐工作组,加强执行关于反贪的法律,建立保证零腐败的机制。

尽管如此,IMF还是先给了巴基斯坦一笔11.7亿美元的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未来一段时间,美元和欧元紧缩还会持续,世界范围的经济下行周期正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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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拍卖有点不正常,所谓“把缺钱写在脸上”。根据报道,和很多三、四线城市一样,现在阆中的财政压力太大,不得不依靠一些非正常手段弄钱。分析的文章很多了,我就不具体说阆中的问题,今天说说大家共有的问题。

原本最为依赖的土地财政几乎要玩不下去了

改开之后,为了动员基层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始大规模搞“承包制”。大家知道小岗村的几个农民搞了个“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候啥都在搞承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也是搞承包,地方上约定好每年上交一个固定的数,剩下的归自己。“承包”这个词当时火得不得了,一直到90年代,很多村里的墙上依旧刷着“承包为本”,能承包出去的几乎都承包了。

但是要钱哪里那么容易?财政会议要开大半个月,基本都在扯皮。不过问地方要钱只能是权宜之计,关键还是找银行要。

财政部部长找管银行的朱镕基打条子借钱,三次都被退了回来。朱镕基问财政部借钱打算怎么还。部长私下说我背心都快扒掉了,哪来的钱。意思就是不还了呗。

但是钱就那么多,中央的多了,相应的地方上的收入减少得很厉害。而且把收钱的权力收了上去,花钱的责任留了下来,也就是大家热议的财权事权不成比例,地方上钱拿的少了,事情却没少。沿海发达地区还可以解决,落后地区的日子一下就难过了。城市建设、社会治安、教育投入、医疗投入每一样都要地方政府筹钱。

要么开源要么节流,节流造成了当时政府机关都欠工资,但是政府不能关门。再说节流怎么都有限,于是地方政府把眼光都放在了开源上。当时几乎每个部门都有弄钱的任务,政府啥都没有只能放权,有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下面放开手干。于是各种五花八门的招数都被人想出来了。

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举例(主要是这个可以随意提),李达康最早做县长,为了修路每户收五块钱,尽管看着不多,但是老百姓反对的很激烈,有个农妇为此竟然自杀了,要不是易学习顶雷李达康早就完了。

至于找商贩罚款,更是“创收”重点。以前看一个报道,说一个在县城开饭店的,居然有11个部门来罚款和收费,连园林局都来给他开票要钱。每天来收费的比吃饭的还多。

多次说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混乱,其中基层政府钱少事多造成管控能力下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当时有的地方警察办案经费紧张,如果是涉及经济纠纷的民事案件,甚至会向当事人收取一定比例的办案经费。

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翻烂了自己的账本,看有什么办法能弄出钱来。其实办法很明显,当年搞分税的时候,中央在和地方的博弈中反复拉锯中,也做了一些让步。其中一个就是把土地出让金留给了地方政府。

房地产市场土地出让金,虽然总数不少,如果仔细分析,分布得非常不平均。补贴的都是一、二线城市的财政。大多数的小城市,早期是没有享受到这笔红利的。

很多变成了为发达地区提供年轻人、提供基础产品、提供六个钱包的基地,然后还要支付教育医疗养老治安等等的费用,同时还提供各种商品的销售市场。比如一个年轻人,小时候在县城读书上学,考到了大城市,父母在老家省吃俭用供他在城里花。然后还想尽办法给他在凑首付在城里买房结婚,有了孩子还去城里帮忙带孩子,父母拿的退休金花的医保却是县城财政资金。等年纪大了还回县城养老。就算在县城,因为税收在企业总部交,当地人消费商品大多数税收,最后还跑到大城市去了。

当时这被称为“唯GDP论”,最典型的还是《人民的名义》里的李达康,怎么看都是个混蛋官僚,但是得以一路提拔。大家对他评价就是“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敢干事还能干成事”,所谓的干事,说的就是把GDP弄起来。但是很快发现出了新问题,GDP搞上去了,每个城市都欠了一屁股债。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招商引资成了关键工作,“招商局”成了地方政府一个重要部门。无论如何拉来尽量多的投资商。原因很简单,地方政府只要拉来投资,GDP就有希望,那时候投资商成了财神爷。还是在《人民的名义》里,李达康听说丁义珍跑了,第一反应就是怕投资商要撤,至于丁义珍犯没犯法贪没贪污贪了多少,这种小事他根本不在乎。这是那个时代的很多官员典型心态。

还有就是招商规划不合理,比如圈出一块大得吓人的地搞开发区,到时候却没有钱做配套。或者弄一下不合适的产业,上下游企业都没有,搞得被拉来的投资人非常惨。

这个办法其实是三、四线地方政府从早期沿海地区学来的经验。算是“地方振兴1.0”。后来又从二线城市崛起中,又学到了利用土地和金融杠杆获得资金,可以算是升级到了2.0版本。

于是这几年一些事情就发生了,比如三、四线城市房价的飙升,比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迁,比如各地城市景观升级,甚至一些明显不靠谱的高大上项目,都是为了给自己“升值”。

但是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据说一般借钱是要还的。而且要收利息,投出去的钱如果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管这个叫“打水漂”。政府和咱们老百姓是一样的,攒点钱,贷点款,咱们开小卖铺,政府修路搞旅游区,最后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得能赚钱,你投资小卖铺不赚钱,投入的钱就打水漂了。

这几年公布出来的内容看,地方上很多钱花得匪夷所思,甚至还不如给当地老百姓分了,起码不破坏当地环境,不留下一堆烂尾工程。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各种所谓的“搞旅游”。很多地方不管有没有条件都想搞旅游,吸引城里人来玩。最后弄得一地鸡毛。之所以如此,其实原因就是搞旅游简单,也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甚至不用配套设施,有点钱就能搞。

很多政府投资后来都是这个效果,但是欠的钱都得还。很多地方政府,就只能借新还旧,有的甚至连利息都还不上了。财务状况因此不断恶化,就更难以借到钱了,就算借到利息也越来越高。

大量的欠款,造成地方政府巨大财政压力。中央对于这些债务处理得非常谨慎,既不能大包大揽用资金销账,又不能真的任由地方政府破产做老赖。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原本最为依赖的土地财政几乎要玩不下去了,债务太高也借不到钱了,接下来怎么办?答案是明摆着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说了好多次,加黑加粗下划线:政府过紧日子。

此外很多公务员收入大概率下降,因为现在小地方公务员的收入大部分都是土地收入。这也是为啥前段时间有人说,考公务员尽量考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同样在体制内,今后差距会大到离谱。

所以不少人说地方政府今后怎么办,还是以前的那个观点,经济发展这事在全世界都是少数地方的事,其他地区跟着喝汤就行了。就好像一辆车,只有一个发动机是提供动力,其他部分的作用就是配合。再过一些年,我们估计也跟发达国家似的,大城市负责经济发展,小地方负责岁月静好,都挺好。

相比人口持续外流,中小城市眼下最大的危机,莫过于财政紧张。

8月12日下午,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公交发布全县公交停运公告。公告称,公交公司经营困难,驾驶员工资连续几个月发不上,导致城市公交全部停运。事情引起热议之后,郸城县又删除了公告,并重新启动了几条公交线路运营。

而经营困难的背后,是财政补贴没有发下来。郸城县,是河南周口市的下辖县,七普时常住人口仅105万人。2020年,郸城县GDP33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2.3亿元,财政支出73亿。财政自给率,只有16.8%。

即便是周口市,2021年的财政自给率也仅有23%。下辖的县城想要达到完全财政自给,如天方夜谭。

靠转移支付或者专项债券补贴,已经是很多中小城市盘活财政的主要资金。风险,正在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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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经营权这事,不止在乐山发生。四川南充代管的县级市阆中,甚至把送菜经营权都卖了:7月,阆中挂出拍卖市公办学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的食堂食材统一配送服务未来30年特许经营权。起拍价18000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于是,景区经营权可以拍卖,送菜经营权可以拍卖。未来,或许连保洁经营权也可以拍卖。

国家规定,如果市县政府年度一般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地方财政支出10%的,或者专项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的,必须启动财政重整计划。而鹤岗的债务率,已经高达462.7%。小城市的财政危机,要比想象中严重。

地方财政的困局,不仅限于小城市。延续两年的疫情,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已经让很多地方的财政收支难以平衡。

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正增长的省份,也只有内蒙古、山西、新疆、陕西、江西5个。而他们,都是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由于传统能源比如煤炭、石油的价格持续飙升,这些地方的财政反倒大幅增长。

当广东、江苏、上海的财政收入都开始下滑,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言而喻。今年上半年,各地的财政收支数据也不太乐观。

河南、四川的财政收支差,更是超过了3000亿,成为垫底的两个省份。而这两个省份,恰好也是接受转移支付最多的地区。收支差超过2000亿的还有12个省份,包括经济第一省广东,财政收支差也接近3000亿。地方上的财政困局,谁也没有例外。

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留抵退税。在疫情冲击的当下,将企业在购买原材料、设备时垫付的税款返还给企业,很明显能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减轻企业运行压力。

对地方财政来讲,收入的大头无非就这几项:税收、非税收入(行政收费、罚没收入等)、卖地收入、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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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人口流出、本身土地收入就不高的中小城市,更难以找到有效的增收办法。最后的办法,只能靠发债和输血。截至7月末,各地已累计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47万亿元,提前半年就完成了任务。着急,都写在了脸上。地方财政的苦日子,还要延续。(源自:九边(ID:ertoumu893),米筐投资(ID:mikuangtouzi)作者:九边,老船长)




社会透视




高考不是“游戏”的结束 高考志愿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产业

【博览财经特稿】对普通中国人来说,高考最后一门收卷的那一刻,便是「阶层跃迁」这款游戏的开始。大多数平凡的家庭,都试图沿着同一条路拾级而上。小学初中高中、周考月考期末考、辅导班、补习课、学区房……城市中产里盛产海淀妈妈,乡镇家庭就只能多买几套黄冈密卷,然后熬过12年光阴,参赛者在同一天开始涂答题卡。

恢复高考之后,不用“基层推荐”,不用“领导批准”,全看个人努力,历经弯路的普通人发现终于命运可以不再全部操决于他人,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一次阶层分化便由一场考试轻轻撬动,而对它的全民信仰则一直延续至今。但高考不是这场游戏的结束,它其实只是第一关。

如果说高考分数决定了人生起点,个人努力决定人生加速度,志愿和专业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赛道。过去几十年里,相同家境、相同分数、相同努力程度的人,仅仅因为专业的差别而出现巨大人生落差的人,数不胜数。

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四十年,即使随便填写专业,也能坐着电梯获取时代的β;但另一方面,我们总结了过去四十年5种嵌入历史进程的专业,它们带来显著的α。当然,这种α需要与之契合的个人努力,才会兑现。从历史的后视镜中,普通人总能学到点儿什么。

1984年,香港新鸿基拿下外滩一块地皮,用22个月建起上海第一座百米现代写字楼:联谊大厦。

在市场经济草莽年代,「外企」是一个新鲜且性感词汇。高薪、假期、补贴、跨国出差、空中飞人、五星级酒店……等一系列远超国企民企的待遇,让学生们见识了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80年代开始,跨国外企成为就业市场的明珠。

在北京,去东三环大北窑上班也成了很多人的梦想,这片日后被称为“国贸”的区域,集中了惠普、摩托罗拉等最早入华的一批外企,60%以上的外商驻京机构选择驻扎与此。由于高端商场林立,一度被戏称为“中国的香榭丽舍大街”。

吴士宏成为IBM雇员的那年,李阳从新疆勉强考入了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没人能想到,这个高考英语16分、孤僻沉默的年轻人,会突然在大声朗读中找到疯狂的激情。在外语成为外企准入证的年代,李阳俘获大批虔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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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阳把万人朗读会办到故宫太庙跟前,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在全国高校烧起燎原之火。北京外国语大学光英语就有5种专业方向,对外经贸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比肩清北,甚至创下一年狂揽16个高考状元的惊人记录。

在《微软的梦工场》一书中,比尔·盖茨写了一个《在中国创新》的序言:“当我在1997年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学生身上所洋溢着的才智、激情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缘于这次访问,对我们于1998年在北京成立基础研究院的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赚差价的窗口期非常长,而在加入WTO之后,高速增长的出口催火了外贸专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2003年招生大全”点击量多达4万多次,第一志愿上线是643分,但考了700多分的考生还焦虑地刷新页面,生怕不被录取。

在《杜拉拉升职记》洛阳纸贵的2008年,也是外语外贸最后的高光时刻。因为奥运会的举办,中国掀起了迄今为止最后一轮全民外语热潮,之后便是金融海啸汹涌而过,外企在华纷纷收缩,杜拉拉的奋斗史再也难以复制。

若毕业在社交媒体热议“高考应不应该取消英语”的今天,上海大学英语系本科生杜拉拉可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人头攒动。来自北京的高层领导、来自全国的17位市长、中外100多名记者共同见证了一场特殊的拍卖。竞标从200万起价,44家企业竞相角逐,叫价声此起彼伏,直到深圳特区房地产总经理骆锦星一锤定音——他高举价牌,喊出了525万最高价。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场土地拍卖,它一改此前土地的无偿划拨制,为中国往后20余年的土地财政和楼市繁荣埋下伏笔。而1998为抵御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开启住房改革——延续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被取消,居民住宅从此“货币化”。

房地产和城镇化的两重历史机遇,让建筑和土木工程这两个专业,尝到了时代红利。从招生来看,土木工程是清华、同济和东南大学等名校当年的王牌专业,只招600分以上的顶级人才。而王牌专业代表了最好的就业,在全国大搞建设下,他们流向了建筑设计院、各大房企以及中铁中建等施工单位。

1998-2007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速仅有12%,而房地产在拿地和新开工面积上的平均增速分别达到21%和17%。在互联网还是几行代码时,楼市繁荣保证了建筑土木人优于同龄人的就业和待遇,更成为打破阶级天花板的上升通路。

行业名场面出现在2013年。碧桂园老板杨国强对属下说:“给你30个亿,你去给我找300个人来。”自此拉开了地产商的“抢人大战”。碧桂园年薪1.92亿的总裁莫斌、第一位年收入过亿的区域总裁刘森峰等,都是建筑专业毕业。

建筑和土木的毕业生自然难逃行业趋势的碾压。B站up主“大猛子”学土木专业出身,靠记录工地日常走红网络。他调侃自己“来工地两个月,看着老了20岁”,更有经典语录:“3000块招不到农民工,却能招来一个大学生”。

通信工程:登顶的荣耀

这个行业的发展史,基本上就是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的企业史。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9亿人口只有不足200万台电话,但通信设备严重依赖进口,90年代电话装机费高达数千元,来自7个国家的8种制式设备让成本下降进展缓慢。

华为在冲顶全球第一的过程,顺便做了一件事:抬高了整个行业的薪酬。世人都知道华为的薪水高,但到底有多高呢?据《创华为》一书记载,2000年其本科生月薪就有7000元,年终还有10-16万的分红,待遇远高于深圳其他公司,工科院校的电子通信专业整班地被收编的盛况,在当时非常普遍。

高薪的另一面,是华为的狼性文化和“奋斗者”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口诛笔伐,但即便如此,每年奔赴华为的人仍然如过江之鲫。对于寒门学子(华为最喜欢招的一类人)来说,下图帖子里的观点可能才是他们的共同心声:

2021年,被制裁下的华为全球收入6300亿人民币,全年发放的薪酬及其他福利费用超过了1300亿元人民币。按照其员工数量20万来推算,平均每位员工的年薪超过了70万。老员工如果加上股票分红,拿到手的数字可能会更多。

但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华为中兴占全球通信设备40%的市场份额,对应的,如果全球通信行业的高端岗位有10000个,那中国就至少占有4000个。而在华为中兴尚未崛起的90年代,这个数字可能只有500个甚至更少。

一个行业如果做到了全球第一,的确能够给本国毕业生提供足够的“就业纵深”。

2009年春天,红杉中国在京郊开年会,沈南鹏把主题定为“Mobile Only”。

提速降费的网络、易用的智能机,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产生化学反应,在逐渐萎缩的PC端外激发出新的能量,移动互联网的好日子呼啸而至。

滚滚燃烧的钞票,把互联网老板们送上胡润富豪榜,和房地产大佬同台竞争,也把底下打工人的薪酬Package和期权价值步步拉高。作为整个行业的核心燃料,信息技术相关专业人才的收入从2013年开始超越金融业,高居所有行业之首。在后厂村,跳槽一圈薪酬翻3倍的都市传说声名远扬。

在这条地铁线上熬几年996,他们就迅速完成了同龄人辛苦半生才有的财富积累。这十多年来,中关村的置业顾问都知道,如果一个客户全款买房,要么是拆迁户,要么是公司刚上市的互联网码农。

类似的故事在杭州西溪、深圳南山科技园反复上演。2014年阿里上市,杭州多出上百位千万富翁,员工的丈母娘和西溪的房地产商笑得合不拢嘴。码农一跃成为21世纪相亲市场上的香饽饽,也成为高考志愿填报的头号对标职业。

公司被收购后,他成为字节的早期工程师。2020年,28岁的郭宇决定辞职退休,手中的期权已经涨了200倍,足够他做任何想做的事,比如去日本开温泉旅馆。同一时期,那些挤破脑袋进入大厂的计算机毕业生,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漫长的、声势浩大的“毕业”潮。

这些都是看起来简单的、随机性的、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但等你真正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再去回溯,这些其实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项。”

在2022年的毕业季,最吊诡的一幕成了风口变迁的隐喻:抢破头进互联网的毕业生被无故毁约,原本无人问津的天坑专业却成为香饽饽——车企、半导体和风投高薪挖化学和材料人才,甚至有VC的新能源团队点名要化学博士。

这形成了一种荒诞景象——即使在一些985院校,天坑专业的学长学姐们也会主动“传帮带”,提点后辈们要么早学编程,转行互联网,要么早准备考公,争取毕业后上岸。即使有人想认真学专业课,也会被这种架势吓到。这种尴尬的窘境,一直到“卡脖子”声音越来越大的近几年,才有所改善。

在“生化环材”四个专业中,生物工程的就业伴随着国内药企的壮大而逐步改善,化学和材料专业的就业,也被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等行业带动起来。这些行业都是不折不扣的“硬科技”,都需要高密度的基础学科人才。

新能源上下游产业链中也其中不乏化学、材料专业出身的大佬。比如赣锋锂业董事长李良彬是化学专业毕业,天赐材料董事长徐金富是中科院的化学硕士、当升科技和容百科技的创始人白厚善则是中南大学有色冶金专业毕业。

昔日冷门学科的毕业生出现在富豪榜之上,这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胜利。

任正非曾经谈及芯片领域的“卡脖子”时讲道:“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

所以,生化环材和基础科学爬出深坑的那一刻,应该就是中国产业升级趟过深水区的那一刻。

实际生活中,专业的选择与行业的景气往往是错配的,比如2012年学金融,四年后进银行喜迎降薪;2018年学计算机,2022年毕业赶上互联网大厂毕业典礼。

1、杠杆在哪里,增长就在哪里:重资产行业往往是先进行天量投资,再通过规模效应赚钱。投资的本质是杠杆,来源无非政府、企业、居民三种,谁能上杠杆,对应的行业就有受益的可能。

2015年后,政府开始去杠杆,居民部门则因为涨价去库存猛加杠杆,对应的地产、家电、建材成为最大受益者,政府买单的铁路、电力、通信等行业自然进入衰退周期。

等到众多品牌经历一番泥沙俱下,淘出最后的美的格力、小米OV时,往往也是行业渗透率到达天花板,高管纷纷把股权换成别墅、公司开始降本增效、老员工喜提毕业通知的时候。

3、去附加值高的环节:同为IT岗位,在国有银行里当程序员,就不如在美团当程序员,前者属于支撑部门,附加值低;后者属于核心部门,附加值高。

4、把红利变成资产:2010年去立讯精密打十年螺丝,只能攒一套三线城市首付;2010年买立讯精密股票拿十年,可以攒一套上海中环的首付。参与一个深处红利期的行业,不仅仅只有跟奋斗逼一起开卷一条路。

总而言之,个人努力与历史进程的完美融合,往往是经济的宏观周期、行业的竞争格局、资本的幕后推动与个人的机缘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宏观经济始终会平均影响每一个人,无论国际政局与经济周期如何天翻地覆,大多数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其实并不会改变。而在固化焦虑飞速蔓延的当下,一个人的阶层上升下降与否,对标的对象不应该是全社会的前1%,而是和自己出身家境相似的同龄人。

行业的风口、资本的推动、时代的红利也许是那99%,但最关键的还是源于自身的1%。(来源:远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作者:芦依、任彤瑶)





从诞生具争议的词 经历刻苦学生时代才会对“小镇做题家”感触颇深

【博览财经特稿】前期,由于明星考编争议,“小镇做题家”再度成为网络热词。这原本出自出身于小城市或县城的学子用来自嘲的“梗”,现在根据网络上的解释,泛指出身于农村或小城镇,埋头学习,擅长应试,高考考入一流高校,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

在不确定的环境里,考编正成为年轻人的重要选择。在完成了“考上好大学”的目标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选择了考编之路。他们怎么看待“小镇做题家”这个称呼?为什么选择考编?考编后的生活满意吗?最近和5位考编的小镇做题家们,聊了聊他们的故事。

他们都有过刻苦的学生时代,对“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感触颇深,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呦呦:22岁 山西 应届毕业生

没有资源的父母,对我的期望就是考上公务员或者当老师。在我父母眼里,只有考上公务员端上“铁饭碗”才是好出路,他们不愿让我再过四处求人、没有保障的生活。

从大学选专业开始,我就已经在为考公考编做准备。我本来想报南方的大学,但是妈妈强烈反对,希望我可以离家近一点,最后我报了北方一所985大学。因为在网上看到公共管理类专业对考公务员有帮助,就报考了公共管理类专业,最后阴差阳错分流到政治学类专业。

进入大学后,我在一半希望一半自卑中度过。很多人都觉得大学学的东西没用,我不是很认可,我学的专业知识重塑了我对政治、对国际格局、对世界的理解。自卑则更多是在生活上,我是在大学才第一次坐电梯、乘地铁,第一次看电影、去旅游。

今年暑假我刚大学毕业,目前规划是先去私立学校当政治老师。工作之余就准备考试,用两年时间考进体制内,第一年先体验考场,积累经验,第二年冲刺上岸。目前已经考了两场,一场差了0.2分,另一场还在等结果。

“做题”是大部分小镇人走出小镇的途径,也是大部分社会底层人实现温饱、过体面生活的途径,所以我觉得小镇做题家绝对不该遭到嘲笑。

艾亚:23岁 云南 应届毕业生

我觉得自己前18年是毫无规划的,别人觉得我很刻苦,但我觉得自己不够刻苦,而且刻苦得太晚了。考学的路上,我总是“刚刚好”。刚刚好上了重点高中,刚刚好考上了师范大学,超出一本线20分。

2018年上大学,前两年我连社团都没有参加。大三开始意识到自己走出学校后毫无竞争力,所以开始留心各种考试,大三大四参加了学院和当地电视台的合作项目,考试就比较多,因为英语还可以,大三考了教师资格证。

我是应届生,从打定主意到参加国考,中间大概有四个多月的时间。编制内是稳妥的,应届生身份非常珍贵,我觉得不能错过。在这个过程里,我发现学会评估自己,再去匹配相应的岗位很重要,决定要考试,最好不要夹带太多的不甘、期待。

“小镇做题家”原本算是一种自嘲。现在被拿来嘲讽小镇青年,其实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讥讽和示威,一开始我很愤怒,但现在有一种奇异的平静。我们拼命考试做题,用这些来交换我们的未来。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普通人汲汲营营一生非常正常。我考编就是想要一份保障,想要一点安全感。

夏羽:30岁 重庆 自由职业

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一个偏远山区的乡村小学上学,小学期间唯一的课外书,就是一本堂哥送的作文精选,那时没有看过任何动画片。小学毕业考试后,我去街上买明信片,才知道世界上有“王菲”这个人,当时也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初中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歌,我才慢慢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歌星”存在。这些信息闭塞的结果,让我对世界的认知很片面、很局限。

但进入大学以后,我反而感到有点自卑。周围厉害的人太多了,当时自己心智也不成熟,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又太在意自己的缺点,觉得自己除了会做题,别的好像什么也不会。我擅长理科,但大学念的专业偏文科,我除了和数学有关的课程名列前矛,其他的课程都学得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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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准备了一个月,时间不算多,每天像大学考试周一样全天学习,一次就考上了。我的确是个小镇做题家,大学时用一周的时间,就考过了需要考三门的证券从业资格证。

经历过一番折腾后,我的想法改变了很多。以前知道的知识少,对外界的认识也浅,看到“985废物”就会对号入座,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好像只会考试,别的什么也不会。后来自己一直断断续续地看了很多书,对生活有了独立思考,慢慢和自己和解,也对现在的自己感到满意。

考进985也曾迷茫,也曾埋怨父母“不争气”

我是一名典型的农村留守学生。爸妈在广州工厂打工,我和弟弟在老家上学。只在过年时,父母才会回家看我和弟弟。

好在我自小学习不错,从不让长辈操心。初中升学,我就考到县城最好的一中,高中也直接考上一中的重点班。2012年参加高考时,我考了650多分,年级排名前十。老师说计算机专业会发展很好,我也没多想,就按照老师的建议填报了北京理工大学,顺利被录取。这一路,父母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开销,我是靠着“考上大学才有出息”的信念走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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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三,很多人都在考研或去大厂实习,在这种焦虑和对未来的茫然中,我打定主意,一定要考编,再不行也要进国企。当时只是隐隐地觉得,考试是自己擅长的,也是自己的竞争优势。结果不错,我只考了一次,就被一家国企录用。

进入国企之后,工作不忙,加班可以调休,也从来没有过996。这一点在结婚之后优势更明显,我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现在回想,这个决定没有做错。

我很理解,现在年轻人想要考编,求一份稳定工作的心态,和当年在大城市的我一样,就想抓住一些实际的东西。他们没有机会试错,不敢试错。现在提到“小镇做题家”,网络上还能引起如此大舆论,也是因为高考刺痛了很多人吧。

张小雨:26岁 四川 教师

城里的同学,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有的会弹钢琴,有的会跳舞,我什么也不会,心里是自卑的。我发现自己学习还不错,就开始有意识的努力,那时候就会学到晚上10点。后来考上省会重点高中,我摸索到了做题的规律,学习很突出,在班上一直是前五名。

但回头去看,其实这时候我视野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我念的是文科,其实我的理科也不错,如果念理科再读数学、计算机专业,会更好就业,但父母因为自身的阅历没有办法给我指导,我也只是凭着兴趣选择。选专业也是,高考我英语考了138分,我觉得自己擅长这方面,于是就读了英语专业。但现在看来,这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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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决定回省会城市,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就是考编。考编这条路我其实走得不顺畅,一年多时间,我考了10多次,要么是笔试差一两分,要么就是卡在了面试上,后面考上了几次,却也不是自己的理想去处,所以始终在努力。

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的。教师在省会城市算中等收入群体,和我一起入职的同类应届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在家里的帮助下也都买房了。

我想用自己的经历,给小镇做题家们一些力量和温暖。不是说我们出身不好,资源有限就放弃努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可以在有限的资源里,尽自己努力把生活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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