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几个认识误区 才能引导中国经济重回中高速增长轨道

厘清几个认识误区 才能引导中国经济重回中高速增长轨道

【博览财经特稿】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二十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即将出台，各个领域专家学者和行家里手纷纷谏言献策，力图在疫情之后，重整一个欣欣向荣、新发展格局之下的大好中华。

路风教授坚定地认为，中国高增长的动力自建国70年来都没有变过。面对美国的遏制、世界多级化格局加速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重振中国经济，就应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强国范式的世界观之下，放弃收缩性政策，实施积极进取的政策；尊重工业发展规律，促进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重新定义高质量发展，引导中国经济重回中高速增长轨道。

观察者网：在疫情之后，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今年又是二十大之后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面临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历史任务，重振经济又显得尤为迫切。但是，近些年来，主流舆论来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挑战谈得比较多，我们还能否设想中国经济在未来还有10-20年的中高速增长？您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秘密和中国工业之间的关系，那么您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态势？

中国经济曾经在21世纪的最初十几年出现过一场高增长，它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但是，最近这些年出现了持续的增速下行。对经济增速下行的解释很多，如发展水平提高后的自然结果、“粗放式发展”不可持续、“人口红利”衰减、中国经济遇到“三期叠加”、“后发优势”消失、“全球化红利”消失等，还有一种解释是估算所谓的“潜在增速”，把经济下行归因于“客观的”潜在增速的下降势头。凡此种种也被当作未来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不可持续的理由。

山东Vs江苏——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切面

路风：春节前后，我到山东部分地区调研，起因是山东最近几年制订的新旧动能转换方针产生了“去工业化”的效果。如果我们追问什么是“旧动能”、什么是“新动能”，就会发现很难有说得通的定义。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经济大省，也是工业大省，钢铁、冶金和化工等传统产业曾经非常强大。于是，“转换”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对现有传统工业进行“去产能”，重点是压缩、整合和搬迁钢铁、地方炼油、电解铝、轮胎、焦化、化肥、氯碱等官方明确的7大高耗能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分散在省内的大量钢铁企业，被要求集中搬迁到日照临沂，打造沿海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以及莱芜泰安内陆精品钢生产基地和产业集群）；将全省的化工企业搬迁到裕龙岛，打造烟台裕龙岛炼化一体化石化产业基地。

这种做法必然影响山东的经济发展。例如，江苏和山东是中国两个经济大省，其经济总量一直以来在全国位列老二老三的位置。在2002-2022年的二十年间，两个省的GDP并肩从2002年突破一万亿元，到2012年突破5万亿元，相差无几。但是从2018年山东开始大规模去产能后，到2022年，山东GDP（8.74万亿）已经只占江苏（12.29万亿）的约71%，差距越拉越大。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不是说江苏多炼了钢，经济增长就超过了山东。而是通过比较能够发现，江苏省对于传统产业和新产业培育采取了比较平衡的态度。传统产业没有丢，同时去发展新的产业。这些年江苏对高技术工业，比如说半导体的投资强度非常大，远超过山东。

我这次去日照走了一圈，那里只有两家企业，一个是民营的日照钢铁集团，它靠着购买其他被关闭企业的产能指标，把粗钢产量扩大到2千万吨；但山东钢铁工业的产品种类却因而大幅减少，原来的市场结构被破坏。还有一家是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由行政手段合并济南钢铁和莱芜钢铁而搬来，目前因资金困难而建设停滞，原有的优势产品也丢掉了。山东钢铁集团已经被划拨给宝武钢铁集团，正在接受审计。

2月15日《求是》发表的习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一段原话说：“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当然，山东这样做的根子不在于山东，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政策思维模式在地方的反映。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主要背景是解决产能过剩，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

他们认为，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高增长以及“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失衡”，表现在投资率和杠杆率过高、产能过剩等方面，而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发展。

虽然这个理论对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用它来指导经济政策却存在重大缺陷，因为“一般均衡”仅仅存在于抽象的模型中。更直截了当地说，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模型根本就不包含关于发展的内容，它只是在证明不受干预的私有经济可以导致最优的资源配置。

但是，需求与供给或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联系被主流经济学给切断了，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的关注焦点不再是经济增长，而是市场均衡。

产能过剩就是对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的生搬硬套。收缩政策断言中国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依据是“产能利用率”低。产能利用率是由实际产量与产能之比来决定的实物指标，其中的产能是一个变化较慢的变量，实际产量/产能利用率则因为受到宏观经济走向和行业周期的影响，而永远处于变化的状态，而且变化较快。因此，某个时点的产能利用率可以帮助判断经济形势，但不能被用来判断长期性的产能过剩。

那么谁可以预估，当中国经济总量等于美国时，或者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学界估计为2049年左右，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中国需要生产多少吨钢铁？

传统中国工业=“三高”产业？

路风：就能源约束来说，中国不可能只依靠自己国土上的能源实现现代化，例如石油。那怎么办？就要把工业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使中国可以通过贸易交换打破自然禀赋的约束。按照自己家里那点煤储量来决定中国的发展是极端错误的自我设限。

如果说以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去产能”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政策，怎么说也应该是短期政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环保、能耗不达标的企业，能够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生不息”。但为什么这一短期政策能延续这么多年，演变成对中国工业的破环性政策，值得深思。

实际上，自从2015年开始实施中央环保督查制度以来，各地的企业已经全面执行国家环保法规条例，实施超低排放。而且不达标的企业已经被淘汰，并且都与国家环保部联网，实现了大数据在线监测和监测数据的自动上传，一旦超标将自动报警。

这份函件中还有一些企业抱怨，“目前一些地区将停产、限产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连续化生产的设备（如高炉），频繁启、停操作，某些地区还要求停炉时扒炉”，造成单位的资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发生在生产设备启动、停止时”；“排放标准和环保设施要求变化时间间隔过短、幅度过大”等等。

也正是这种“结构转型”假说，给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高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基础工业贴上“三高”标签，并以粗放式增长为由出台紧缩政策，导致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速度下行，年均增长甚至低于新中国前三十年。

如果“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那么为什么“去产能”政策却集中于基础工业？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中国工业体系在整体上是“产能过剩”的，也没有人能够精确计算出大大小小几百个工业的“产能利用率”，所以只能挑出在直观感觉上产量大、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看上去粗重的基础工业。

为了压缩产能、淘汰“三高”产能，实物指标考核就成为管理经济的有效行政手段。最近两年，中国因率先控制住疫情而经济形势大好，但为了完成此前定下的实物指标，有关部门更为严厉地推行限产压产政策，强行压减基础工业的产量，导致钢铁、煤炭、焦化、热电、轮胎、化工等多个行业产能利用率明显走低，下游制造业成本大幅提升。

幸运的是，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10月）开始，有关去产能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实现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上的大幅跃升”的目标。这个转变表明党中央已经觉察到政策出现偏差，并决心以进取性方针扭转收缩政策。

转型悖论：去工业化加速到来

路风：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发达，传统产业都构成了其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发展是连续性，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很容易从理论上证明，一个工业体系的工业门类越多、越齐全，则这个工业体系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潜力就越大。

“新动能”孕育并产生于“旧动能”之中，两者的关系既不可能割裂，更不可能对立。因此，增长和高质量本来应该是相同政策目标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的实现只能发生在另一个方面得到实现的过程，而不是对立起来的过程。如果想让经济发展过程成为“科技创新”驱动的，那么让中国工业体系能够继续发展就是“创新驱动”的前提条件。

各个工业之间也没有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芯片、软件等工业的技术含量再高也代替不了金属材料、食品、纺织等工业——连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且在高技术工业上最强势的美国，都发现没有传统工业不行，更何况面临在把2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任务的中国。

事实上，传统工业从未停止过技术进步，而且也不会阻碍高技术工业的发展，如果新技术对于经济发展产生作用，更主要的途径是新技术与传统工业的融合。如果传统工业萎缩了，那么今天听起来无比“高大上”的智能制造就不必再想了，因为失去制造，最多就是搞点“智能娱乐”。那种声称只有去掉传统工业才能“腾出”资源搞创新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例如，集成电路在2021年出现全球性短缺，但2022年又出现全球性过剩。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集成电路去产能办公室”？如果这个建议听上去可笑，那么我们对传统工业就是这么做的，本质上没有区别。

对比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和2018年第四次普查公报的数据，按照去工业化趋势有三个标准：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制造业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

现实的情况是，几乎所有出现工业化早衰的发展中国家，其缘由都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引发的。以最典型的拉美国家为例，工业化早衰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改革引发的。拉美国家在二战后普遍采取了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但是在其已经形成工业主导的快速增长的经济模式的节点，各种内外因素推动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从进口替代转向全面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推动经济资源从工业转而流入服务业和基础原材料出口，从此拉美失去了制造业，再也没有实现过经济的高速增长。

按照经济普查的从业人员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13年的工业人均增加值为14.8万元，包括工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12.8万元，而第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11.7万元；2018年，工业人均增加值为22.8万元，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8.3万元，而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为14.8万元。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3年以来的一降再降，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失去了增长潜力，而是因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增长潜力受到严重压抑。因此，如果要实现产业升级并重振经济增长，就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抛弃收缩政策，转向进取政策。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中国过早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令人担忧，单从制造业对GDP的贡献比而言，2006年就已经开始下降了。很多学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已经写入“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和“十四五”纲要。但是对过去收缩政策的反思并不多。您前面提到强国范式，具体指什么？为什么您说强国范式跟以往的收缩政策水火不容？

我们认为，经济持续下行不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也不是个别具体政策导致的，其关键原因是一种只想讨好美国、不敢超越的“跟随世界观”左右了政策方向。当中国的经济规模一路成长为世界第二，相对实力发展到有可能动摇美国主导的世界权力关系结构、并引起反作用力时，跟随范式选择了收缩政策，以此来回避外来的“敌意”。这使得多年的经济政策重心都是围绕着收缩，架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

在这个逻辑下，经济增长不仅变成经济政策的次要目标，而且变成不应该通过政策手段直接追求的目标（一些担当政府决策顾问角色的学者甚至建议，应永久性放弃经济增长目标）。收缩导致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又导致调低经济增长目标，而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则引起进一步的经济下行，致使得中国经济陷入收缩螺旋。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强国范式的浮现和形成代表了中国突破“瓶颈期”的政治动力，它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从政治上解除了对于发展的自我设限。

在新范式之下，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被定义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的抱负没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没有从已经融入的世界经济中退回来的打算，但新的“世界观”并不承认现有的世界战略结构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也不相信它会固定不变，而是认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转型假说”以及遵循其逻辑的收缩政策不符合“伟大复兴世界观”，也不符合党中央的方针。为战胜霸权的打压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必须重振增长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中高增速，这就要求实施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以“升级”逻辑代替空洞的“转型”逻辑。

中国正在进入与霸权正面斗争的阶段，这是战胜外部打压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不可回避的。在一切眼下的焦点背后，中国能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底线”在于国内经济发展能否保持强劲有力、蒸蒸日上的势头。从这个视角看，目前党中央抓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是扭转自2014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趋势，重振经济增长。

观察者网：党中央重振经济的政治意图我们毫不怀疑，那么重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很多人可能会提出非常多阻力，比如国际上，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全球化逆流；国内“三期叠加”因素、人口红利优势不在和资源约束等等。但是您提到，中国高增长的动力没有变，为什么？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已经40年了，尤其是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令举世震惊。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而中国能够率先复苏，经济增长仍然能够一骑绝尘，这说明国际因素不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因为其主动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基础结构之下，以工业体系为载体的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这个累积性的演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没有中断过，而在21世纪初出现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一系列有利条件下，蕴藏在中国工业体系和中国人民之中的能量得以迸发。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生产率的增长，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工商业社会的过程，就是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还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中国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还相差4倍。当我们到了发达国家的阶段，生产率就会基本趋同，无论从事农业还是工业，劳动力的收入也会基本趋同。在那个点还没有到来之前，中国的工业化任务是没有完成的。在这个阶段，传统工业只要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全民福祉，就有存在的价值。

原因在于中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根据我们的测算，除去个别年份，工业生产率至今都是农业生产率的4倍以上，有一些年份超过8倍。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和活力增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彻底打破“瓶颈”的力量是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那场高增长。伴随着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急剧扩大，中国经历了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2014年起，农业人口少于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

毫无疑问，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发动机仍然是工业的发展，即工业发展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发动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转移过程还没有结束，中国工业发展仍然还在路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和趋势都没有变。

观察者网：疫情过后，中国面临重振经济的重要任务。根据此前的估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快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汇率计价），如不出意外，这一划时代的成就将在未来十年完成，而二十大后的新一届政府无疑将肩负重要历史使命。既然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没有变，具体来讲，中国要怎么做才能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再次重启中高速增长的车轮？

从这个视角看，收缩政策下的“去产能”不能被当作方向性政策长期执行，因为它不仅破坏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完整性，而且逆转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市场化程度和人民参与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因此，中国必须果断地抛弃收缩政策，推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重振中国经济增长。

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民性。工业没有三六九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个有市场需求的工业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合理性，任何一个工业都可以高质量地发展。由于任何一项工业创新都需要多种互补的知识基础，所以只有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创新。

从产业角度讲，工业体系是一个分工体系，由互相具有复杂内在联系的各个工业部门组成，不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

中国当然需要发展高技术工业，当然需要突破这方面的短板，但是如果在政策上把工业分为高低贵贱、三六九等，并把目光只集中在“一小撮”时髦的高技术工业上，也就把大多数人排除在经济发展过程之外。如果一个国家失去许多传统工业而集中于少数高技术工业，该国的经济增长也同样会失速。

深圳目前正在对工业进行多元化布局，既有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扶持，又鼓励发挥深圳传统工业的优势，其中就包括了曾经称为低端工业的眼镜、服装、钟表等制造业行业。

再次重启中高速增长，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世界观看待世界，而且要用这个世界观统领所有的经济政策。

事实上，在特殊条件下，背心裤衩和儿童用品都可以成为“杀手锏”。从这个视角看，针对工业生产领域的收缩政策就是把中国工业的“长板”砍短，而“短板”却很难在短期内补上。这种“挥刀自宫”、自毁长城的做法实质上反而把中国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例如，日本确实是一个发达国家，但谁会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是“高质量的”？对于产业链和产业生态来说，没有一个工业是多余的。因此，如果每个地方都支持当地工业特别是有优势的工业，那就不仅会惠及当地经济，而且对全国工业体系的发展都是贡献。

观察者网: “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提法已经有多年。正如您前面提到的，由于主流舆论对高增长的批评，导致的结果可能是，“高质量增长”简单地强调了前面的定语“高质量”，而非增速。很多学者呼吁中国经济要保持更高增速，暗含的意思不仅仅是追求某个数字，而是与数字相关的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在您看来高质量增长应该包括那些内涵？

总书记提出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世界观理念，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它需要充分地贯彻在中国所有的经济政策制订上。用这个世界观看世界，高质量增长在我看来有四层重要的含义。

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官方没有定论，但是我们可以估算一下。高水平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是6万多美元，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取中间值，中等发达国家应该是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的水平。

因为疫情关系，2020-2022年三年经济增速年均增长只有5.1%，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没达到，所以未来几年我们的经济压力会很大。但是这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不要干那些不顾市场规律，把企业关停并转的事情就可以了。

例如，我在山东邹平看到，生产轴承特种钢并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的西王特钢被要求退出，结果就是4000多职工失业，周围的商店饭馆到晚上就黑了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需求不足、消费萎缩？答案不是经济学家坐在大城市的办公室里研究出来的，得去基层看，去企业和老百姓那儿找。我问过那里的一位干部，如果政府给你发鼓励消费的钱，你会怎么样？她说她会第一时间存进银行，以防备更糟的日子。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呀。

世行数据显示的1965-2021年中日美三国经济总量走势图（单位为万亿美元）日本与美国的经济总量一度非常接近。中国正处在最关键的历史时期，一定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如果我们不向前冲，一定是不进则退，我们不会安安稳稳地停在全球第二的位置上；只有退到让美国觉得中国不是威胁的状态，就像日本一样，才不再有美国的制裁。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这样，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高质量发展要求自立自强。面对美国的打压，实现远景目标的手段只有依靠自立自强，不仅仅是科技上自立自强，而是在所有方面都自立自强。我们必须坚定地树立起信心，坚信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要用民族伟大复兴世界观统领思想，在政策上贯彻强国范式，抛弃跟随范式，采取进取性政策，抛弃收缩政策。进取性政策就包括增长要有速度，技术上要有突破。

“转型说”主张从工业扩张为主动力的高增长模式转型为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研发、服务业和信息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增长模式，这是错误的，它导致了中国过去10年的去工业化。要素投入与要素生产率不是对立的关系，没有要素投入，哪来的要素生产率？

首先我们自己不能怕，不能给自己的发展设限。西方人批评中国消耗了多少钢、多少能源、多少石油，我们就退缩了，觉得我们的产能过剩了。中国有14亿人，谁知道中国的钢需求峰值到底在哪里？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共同富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保证人民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共同富裕，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只能依靠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我们不能甩开传统产业，只发展一小撮高科技产业，不能只有一帮高学历的人在做互联网、在做高新技术产业，他们富了，普通老百姓却没有从发展中获利。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广泛参与到工业化的进程中，产业升级过程中不断提高人民的福祉。而“产业转型”的逻辑是违反共同富裕目标的。

我认为，这四条加在一起，就是高质量发展。在这种前提下，中国还有巨大的潜力。剩下要做的就是，尊重市场、尊重经济规律，尊重人民，让人民的潜力充分发挥，大家加油干。有短板，我们通过新兴体国型体制去突破。我觉得中国重振中高速增长没有问题，从今年就可以开始，我信心百倍！（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路风 采访整理：观察者网高艳平）

政经观察




重启经济关键并非债务而是信用 中央不必急于出手拯救地方债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国内各界有关债务和信用政策方面的争论不断升级，日益激烈。现任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双聘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的赵燕菁近日公开发出一篇文章《债务是经济重启的关键》，核心观点是“应大幅扩大中央政府债务，用低息而高信用的中央政府债务，去置换高息而低信用的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债务。”同时拯救房地产，与美国在资产负债表上展开竞争。

笔者的意见大致是站在“二赵”之间。既不完全同意赵燕菁教授的观点，同样也不是完全认同赵建的意见。

中国人从来都是讲究有权有变。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的时候，一国当政者既要坚持原则，也要懂得随机应变。“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就长远和根本来看，重启经济的关键的确并非债务，而是信用。在这方面，赵建是正确的。

以下就对赵建和赵燕菁教授的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考虑到文章较长，所以本文不对二人的原文进行过多的引用，而是直指其基本观点，并就每个观点展开自己的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

债务不是中国的经济最大的短板，信用才是

从技术上说，债务问题的确是当前阻碍中国经济恢复的直接矛盾所在。债务与信用在根本上是一体的，是相互依赖的，基本平衡，但并非总是同步，有时候是信用支撑债务，有时候债务支持信用。

因此，就当前的局势而言，赵燕菁教授所提政策建议的针对性比较强，应该能够起到较明显的效果。

赵燕菁认为：美国是全球的债务端。笔者认为：美国的确是全球的债务端，但是同时也是信用端。

重要的是，在这个作用的背后，有着美国综合国力方面的优势。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中国目前也不完全具备这方面的实力。因此，赵燕菁教授希望中国可以摆脱美国债务（市场）的依赖，构筑独立的资产负债表，为自身的产能提供内部需求；或是在以金砖、上合为核心的区域全球化中，成为债务和市场的提供者（扮演现在全球化中美国的角色），并形成以中国市场为终端的产业链。这在短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在长远却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赵燕菁认为：债务是消费的总开关。笔者也同意这一点，在当前的世界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寅吃卯粮早就是传统，一直是支撑经济基本运行的重要力量。越是在经济危机当中，就越是如此。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内外需均明显不足，所以这个开关非常重要。

信用危机与债务危机相互依赖

当前的世界经济的确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特定的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有效需求总是不足，为了扩大需求，就必须要扩大债务，相应地就需要扩张信用以进行以支持。但是债务的扩张总是比信用容易，信用并不总是足以支撑债务。一旦债务出现危机，还是需要债务扩张来弥补，而新的债务又依赖于新的信用，就如当前西方国家所做的一样。

扩张债务，步子不能太快

不过也要看到，生产力发展及社会信用的建设是长变量，非短期可以奏效。就短期而言，还是应该适度扩张债务，以扩大资产负债表。债务扩张容易，生产力发展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不易。以长期变量对冲短期变量，进行长短期错配，是金融市场常有的手法，甚至可以说是金融市场维持的根本奥秘。但是困难和危机同时也是隐藏在其中。因此，赵燕菁提出的重建资产负债表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债务与信用需要相互维系。债务端扩张容易而信用端扩展不易，所以债务扩大也必然应该小心谨慎，步子不可以迈得太大太快。

赵燕菁认为：要拯救房地产市场。这一点可能是目前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确是应该适当拯救，但是不能因此而导致房价暴涨。如果中国的房价因此而出现大幅上涨，就可能酝酿新的更大的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没有遭遇过一次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整个社会存在较强的投机倾向，很多地方政府与企业似乎早就忘记经济是有周期的，在繁荣过后是会出现危机的。此次如果再次出现饮鸩止渴的结果，未来要调控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就将更加困难。而房价涨得越高越快，未来的危机也就越严重越猛烈。

所以，笔者认同房地产市场是有拯救的必要。但是在拯救房地产的同时，应该综合权衡，长短结合。

赵燕菁教授对2008年的“四万亿”给予了较多的肯定，认为可以学习当时的经验。

不过，“四万亿”对社会人心带来的损害同样也是巨大的，这个很复杂，暂时不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受到较多推许的美国式救市，“用直升飞机撒钱”，无限制提供流动性，的确一时效果很好。最后回顾起来，会发现受益最大的其实还是大企业与富人。这些人制造了危机，又从危机当中获得最大利益，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这样的救助短期看固然效果显著，但是从长远看必将加剧美国社会的深层矛盾。也就是短期挽救危机，长远则加重危机。对于这样的教训，中国同样应该警惕。

赵燕菁教授认为：中国当下最大的危险，就是债务端无预警地断崖式暴跌。赵教授说的话，用更清晰的话翻译一下，就是房地产价格不能出现暴跌，或者说不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否则，对中国经济就会相当危险。

日本的确因为房地产价格暴跌而陷入失去的四十年，这是中国应该引以为戒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在房地产危机爆发，价格较大下跌之后，并没有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房地产价格也能够得到反弹。因此，日本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应该警惕，但也不必过分担心。

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政府的确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救市，但是如果等房地产价格下跌一定的比例之后再救，既可以促进市场出清，也可以减少道德风险，还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并且同样能够拯救经济危机，则效果更好。不但不会打断、甚至可能更加有益于中国的崛起。如此，则最理想不过。

总之，笔者认为赵燕菁教授的救市方案在技术上可行，在实践当中有针对性，的确是救市的良方。但是，因为其负面影响也比较大。所以，这只能成为短期的和临时性的策略，同时加强对其连带风险的评判及预防。

赵建的第三篇文章《中国不能再吸食债务鸦片，要重新激活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在理想上是正确的，在实践当中则是存在内在的自相矛盾，对市场的深层矛盾认识并不到位。因为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没有债务的扩张，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因为内在的缺陷而自我崩溃。

当前，中国各部门债务负担相当不平衡。根据《NIFD季报-2022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中国2022年宏观杠杆率从2021年末的262.8%升至273.2%，上升了10.4个百分点，超过了2020年末的水平。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了6.8个百分点，从2021年末的154.1%上升至160.9%。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了3.6个百分点，从2021年末的46.8%增长至50.4%。

数据表明，中国当前的常规货币政策实际上也已扩张到一个较强水平。2022年全年利率维持下行趋势。自2019年以来，央行共五次下调了MLF利率，从3.3%降至当前的2.75%；1年期LPR利率也经历了八次下调，从4.31%降至3.65%。2022年三季度企业部门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降至4.0%，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短期票据融资利率更是低至1.92%。在这种强刺激之下，经济并没有得到有效激励。2022年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5.1%，略高于2020和2021年的增速，但仍低于疫情前的增长水平。房地产投资全年增速为-10%，是投资下降的最主要因素。

房地产交易量大幅下降以及居民消费意愿不强，都抑制了居民债务的增长。2022年居民部门存款上升了17.9万亿元，而居民贷款仅上升了3.8万亿元，存款增长规模远超过贷款增长规模，存款比贷款多增了14.1万亿元，二者之间出现了较大缺口。

所以，当前中国的情况是：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负担很重，而中央政府与居民部门则负担相对较轻，在国际上横向对比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中央政策发力，以中央债务替换地方债务，给地方政府减负。同时稳定市场信心，在不刺激新的房地产投机风潮的前提下，小心谨慎地引导居民更积极地改善住房条件，总的来说应该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企，兼顾长远与当下的好事。

笔者认为：就短期而言，一国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通过适当扩张债务以度过危机是合理的，假如说这个国家还有扩张债务的能力，也就是能够借到钱的话。就如一个人没有钱吃饭，快饿死了，这时候借钱吃饭是完全是合理的。同理可证，中国在当前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时候，由中央政府出面扩张债务，阶段性地缓和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债务压力，为经济启动减负，也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不必急于出手；中国的金融结构跟美国不同，没有那么大的包袱，房地产市场比股票市场还是要相对稳定不少，起码不可能出现熔断。风险在慢慢聚集，但是并不会马上爆发。中国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也相当雄厚，资产负债表也相当健康。所以也可以等一等、看一看，不必太着急。

另外，中国不急于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对美国的政策调整也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假如真如大家所预料那样，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危机迟早要来，而且不会太远。那么到时候危机可能会更加严重，中国政府手里这点弹药，还是留到最关键的时候使用比较好。

可能有小伙伴不知道，其实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朝韩双方都认为自己迟早会统一半岛，所以双方以三八线为界暂时停火，将来条件合适再重新打。俄乌战争将来大概率也是这种模式，双方可能发动几次大规模战役后，付出巨大伤亡发现打不动，随后陷入长期的局部小冲突，然后某一天宣布停火。朝鲜战争后期就是这个造型。

俄罗斯大概率今后没法西扩，天然气大概率也没法直接卖过去，基本上重演了当初克里米亚的形势。也正是因为这个结果对美国来说还不错，倾向于觉得美国也会支持这种方案。当然了，最后啥结果，我也说不准，不过也不用担心俄罗斯垮了西方过来对付咱。

当然了，这都不是重点要讲的，重点要讲的是俄罗斯虚弱之后，可能对中国也不完全是坏事。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可能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而且不止能源问题，还有市场价格因素，我国有些资源，比如铁矿，对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依赖太深。稍微有点啥事，人家把价格拉上去，中国作为中间的生产部门，立刻就被挤得没啥利润。前两年钢铁行业就出了这个问题，铁矿价格高企，我们这边恶性竞争，导致大家都不赚钱保客户。

比较难理解的是，我们西北方杵着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源池，却一直没咋开发，也就是中亚。那地方的五个国家形势比较复杂，咱们今天重点讲最大的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比其他四个兄弟加起来都大两倍。

那为啥会这样呢？主要也是没办法，这些国家跟俄罗斯绑定太深。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哈国跟之前乌克兰面临的情况差不多。由于长期跟苏联产业关系特别紧密，所以解体后依旧离不开俄罗斯，毕竟很多哈国的产品只有俄罗斯要，俄罗斯那边还有计划经济时代专门给哈国提供产品的工厂，国内还有个巨大的“亲俄罗斯团体”，再加上俄罗斯长期在这些国家有驻军，这些国家整体全方位被俄罗斯给绑死了。

此外更关键的一点，它和俄罗斯绑定那么深，却跟俄罗斯没多少“互利”的领域。俄罗斯自己就是个加油站，哈国那些资源俄罗斯并不需要。俄罗斯甚至不想给它开发，毕竟开发出来，可能影响俄罗斯的油价和天然气价格。

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双方维持一个很尴尬的状态，相互竞争关系的两个国家竟然深度绑定。按理说中亚那几个国家人口也不多，以他们的资源量按理说可以富得流油，可是现实里中亚那几个国家却刚刚过了国际温饱线，很多人处于营养不良状态。

不过最近十几年可能这些国家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中亚国家也开始“去俄罗斯化”。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俄罗斯肉眼可见地衰落下去了，对中亚的控制力在不断地减弱。

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要淡化俄罗斯对自己国家的影响，比如暗戳戳地暗示俄罗斯殖民过自己。而且政府公职人员也尽量不再使用俄罗斯人，俄罗斯裔在哈国越来越不受待见。以前待在哈国的俄罗斯人觉得哈萨克斯坦就是苏联的一个省，苏联解体后的这几十年，尤其最近十几年，对哈国感觉越来越陌生，于是大规模迁回俄罗斯，以前哈国一半人有俄罗斯血统，现在只剩下30%了，还在持续迁出。

这种观念逐步向上反馈，最近这些年变成了国家政策。比如其他俄罗斯的小弟都支持俄罗斯揍乌克兰的情况下，哈国却对乌克兰表达了同情。此外德国不是不买俄罗斯石油了，最近找哈国买了10万吨。而且哈萨克斯坦最近还关了跟俄罗斯的贸易站点。很显然，哈国也在做和俄罗斯的“脱钩”准备。

事实上哈国确实想跟美国混，不过它跟美国之间实在是没啥可交换的利益。原因也不复杂，实在是离得太远了，它的土特产美国并不需要，美国有的东西它又买不起，根本没法形成长期的利益锁链。而且也是倒霉催的，它周围的邻居，比如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都是富油国，美国自己也是个石油国，他们互相是竞争关系。

事实上这些年中国和哈国的关系正在不断的升温，一个个项目不断上马，中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此外咱们国家的核反应堆需要大量的铀矿，中国最大的铀矿进口国就是哈萨克斯坦，大家平时可以关注下新闻，就能发现和中亚相关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也很正常，贸易和雨水一样，会改善土壤，沙漠下场雨也能长出植被来，如果持续下雨，沙漠也会变绿洲。

有一年我去英国，就目睹过一堆英国人打着条幅让美国国务卿赶紧滚，我才知道美国国务卿正在英国访问。当天的记者问答，记者还问国务卿怎么看待英国老百姓对他的“热烈欢迎”，他还在那里开玩笑说“这才是我认识的英国人”。后来网上冲浪多了，就发现德国法国也一样，他们国内一堆反美的，可是并不妨碍他们和美国关系也挺好。

此外经贸合作会产生大量的“利益集团”。为啥之前的中亚国家普遍亲俄呢？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那些国家之前跟俄罗斯的经贸很旺盛，有不少人跟对俄贸易彻底绑定，所以他们会不自觉地维护和俄罗斯的关系。随着俄罗斯的衰弱，这些人得不到利益，慢慢也就不替俄罗斯说话，俄罗斯在那些国家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弱。

这就给了我们一种解决接下来争端新的思路。大家应该看出来，尽管很多人一直在那里说整个西方都是美国人的狗，可是事实上他们更类似一种“行会”，内部有矛盾、有竞争、有共同利益，利益一致就一起干，不一致就各忙各的。类似当初的石油巨头组成的“七姐妹”，七个巨头业务互相竞争，互相能把脑子打出来，可是碰上麻烦，七个一致对外，就跟七个姐妹一样。欧美也是这么个结构。

而且历史上美国对德法的企业制裁不比中国少。再比如美国打越南的事，就遭到了它的所有盟友的反对，后来第二次海湾战争，也遭到大部分盟友的反对，甚至那次索马里任务，也被盟友们骂了个狗血淋头。

很多大旗党觉得欧美完全一伙的，有个中心对所有人发号施令，其实根本不是，如果真有，为啥整天发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呢，北溪管道被美国炸了这事美国自己提它干啥？

如今美国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围堵我们，我们最应该做的，更应该是“平等互利”，继续用贸易纽带和大家彻底链接起来，让大家能从对华贸易中得到好处，围堵自然也就成不了。

此外技术是贸易的副产品，只要贸易不停，技术就封锁不了。技术是吸附在贸易体系上的寄生虫，需要贸易体系给它不断输血，贸易死了，它也就死了。这个话题比较复杂，将来有空再讲。

所以说，很有信心在未来一些年里，中亚会跟中国关系越来越好，而且他们也会从对华贸易中受益，逐步变得富起来，我们也能有一个更安全的资源后盾。

这两天我们部门正好来了一个俄罗斯裔专家，他现在是德国人，他说不可能的事。战前俄罗斯普遍亲欧美，现在也有很多人观念没变，但是俄罗斯死了那么多人，现在在俄国，谁敢提和欧美和好的事，那就是叛徒，要被群殴的，在接下来很多年里，这个话题就是俄罗斯人的禁忌，都没法在公开场合提。打完之后，俄罗斯对于欧美照样是个大麻烦，照样折腾他们。

所以接下来倒是不担心俄罗斯垮了西方完全集火中国，可能美国有这方面的想法，欧洲根本没兴趣掺和美国的事，他们只想自己过日子。这段时间德国已经在策划战后继续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所以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让他们得逞了，美国一直很擅长这招，把别的国家搞得人人自危，他们自己却完全不当回事，等着对方的人才和资源自己跑美国。我们还是要尽力去提升我们老百姓的收入，提升内力，和周围的国家好好贸易，营造良好的经商和科研环境，不惹事也不怕事，时间绝对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来源：九边 作者：九边）

人物广角




从负债千亿到“起死回生” 王健林不可能仅凭运气

【博览财经特稿】上帝是不是站在了王健林身后？2022年，王健林和万达又出现在大家面前。王健林“抄底”同行，4月5月分别拿下北京SOLANA蓝色港湾、五棵松卓展购物中心，7月接手河南建业集团地产项目，9月买入5家奥克斯广场，更名万达广场。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更是豪掷60个亿闯进世界杯。哪来的底气？

锦上添花的是，据报道，今年春节档票房67.58亿元，位列影史第二；截至1月27日上午11点，万达电影从中获得的总分账票房为7.8亿元。

王健林下了两步棋

2017年6月，银监会一纸风险排查函将万达推入谷底，万达六个境外项目融资遭遇严格管控。银监会的调查又极大影响了万达的融资渠道，因为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现金流几近崩盘被政府点名批评，负债一度逾四千亿。

而这次危机更加坚定了王健林要从房地产转型的决心。“为什么否定自己已经成熟、做得不错的商业模式？为什么折腾自己？”王健林认为房地产行业有两个比较大的缺陷：一是房地产是强周期性行业，好几年差几年，在周期变化中很多企业死掉；二是房地产现金流不长远。房子不是快销品，即使比起汽车这样的耐用消费品，更新速度也慢得多。

所以在2022年，房地产历经了一番大洗牌，恒大债务数倍于当初的万达，融创也身陷险境，而早早直面危机，靠提前转型的万达躲过了“一劫”。在地产大佬的日子普遍不太好过时期，王健林则要“滋润”很多。

现在的万达已不是当年那个万达。目前，万达旗下主要有商管、文化、投资三个集团，转型后，万达商管无疑已经成为王健林商业版图的核心。（万达商管主要为商业广场提供招商、管理运营、安保等服务，一个可持续创造现金流的业务）

累计开业473个项目，管理商业面积6556万平方米，其中租赁面积4445万平方米；在建万达广场187个，商业面积2195万平方米。

万达商管救得了万达吗？

1、盈利能力有待观察。万达这几年来，一直在持续变卖资产、降低负债。期间，负债由2016年的5277.7亿元减少至2022年Q2的3007.16亿元，资产负债率由2016年的70.26%降低至2022Q2的50.79%，回归红线以下。不可否认，万达的轻资产策略减持的很好，降负债的效果也不错。

“三条红线”中的现金短贷比，万达集团并没有明显的提升，2022上半年仅为0.5，并且上半年的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净额为8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2.21%。

除此之外，据锦缎研究院观察，万达商管非常依赖万达集团，2021年，来自万达集团业务的毛利占比达到了75%，大部分业务和利润还是来自于集团母公司。

而上市进度不仅影响珠海万达商管的募资能力，还将增加万达商管整体的资金压力。根据珠海万达商管与投资者承诺的条款，如果它在2023年底前未能顺利上市，珠海万达商管有义务从投资者手中回购股份，从而增加发行人资金压力。

为了更好的进行融资，王健林还对其持有的万达酒店股权悉数进行了质押。1月12日，万达酒店发布公告，控股股东万达海外将其持有的全部30.55亿股普通股，质押予贷款人，以此贷款融资。几天后，港交所披露，贷款方为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

万达酒店的公告并未披露融资用途，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这只是企业运作中融资腾挪以支持自身流动性的常规动作。但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万达商管集团存在资金流动性方面问题的可能。

从今天来看，五年前万达股债双杀，王健林断臂求生，用快刀斩乱麻为万达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在当时看来怎么都是巨亏的交易，却成功降低了万达的整体负债，躲过了行业最为恐怖的黑暗时刻。

金融家还是企业家？

在2015年，面对媒体，郑永刚自己回答过这个问题。当时他的答案是：“在资本市场，杉杉这个服装概念已经很淡漠了，杉杉是一个资本运作比较成功的金融企业。”他还补充道：“我希望，我从服装进来，从金融出去，成为一个金融家。”

在郑永刚的资本运作项目中，他主导参与过中科英华、希努尔、艾迪西、江泉实业、新华龙等一系列公司，最常用的手法，是以一个新成立的投资平台入主壳公司，再更换其管理层，最后质押股权并推动重组，以实现卖壳套现。

靠服装起家的他，一度成为中国西服领域的老大。随着公司的转型，杉杉已经横跨锂电材料、光电材料、医疗、物流贸易、商业广场等实业领域，并且做出不小成绩。

在显示产业的LCD偏光片业务上，杉杉的业绩也同样出色。尽管全球面板显示行业整体下滑，2022年杉杉却趁机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把市场占有率从25%提升至29%，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作为杉杉目前的核心主业，锂电池材料与偏光片业务均装在杉杉股份内。2022年前三季度，杉杉股份披露实现营业收入158.41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22.09亿元。

尽管郑永刚向金融靠拢的态度很积极，但他的事业基础，仍然建立在实业上。因此，1月12日，在杉杉2023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郑永刚还是把调子定了下来：“2023年，杉杉将以高质量发展的实体经济为根基，全面提升企业价值”。

临危受命

但郑永刚却爽快地答应了。18岁参军的他，曾立下过当将军的理想。从部队复员后，他也总是渴望做一些大事情。在鄞县棉纺厂当了三年厂长，郑永刚年年都被评为纺织部先进生产者，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扭亏能手、改革能人。

上任第一天，郑永刚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女人织毛衣、男人打麻将、看报的、喝茶的、迟到的，早退回家烧饭的，就是没有人搞生产。这并不怨工人懒散，而是实在没活可干。厂里有从德国引进的现代化生产线，但生产的西服却卖不出去，员工们也曾努力四处推销，甚至把西服挂满路边，一时成为宁波街头独特的景象。

刚上任的郑永刚，迅即南下寻找机会。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他看到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穿着一件西装。这件西服，和当时用马尾衬、黑炭衬、黄衬，层层叠底工艺的国产西服完全不同，看起来既轻又薄，又不失挺拔。

回到厂里，郑永刚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攻关，将研究出来的新西服品牌取名为“杉杉”。随后，郑永刚在厂里拉出横幅，“争创中国西服第一名牌”，决心大干一番，有人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但郑永刚却丝毫不为所动。

但郑永刚却胸有成竹，在他看来，杉杉需要的正是像上海人那样的识货人。为此，他拿着借来的三万元，找中央电视台打广告，“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的广告语很快便火遍大江南北。

很快，服装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龙，已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供需理论的郑永刚，立刻做了一个机灵的决定——涨价。多年后，郑永刚还对自己当年的手笔津津乐道：“一开始一套西装卖120元，我让人去物价局，查了没有这项限制，很快加价到240元一套，还是不够卖，价格再翻倍”。

有数据显示，在1993年至1999年，杉杉西服曾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连续7年保持第一。在巅峰时期，杉杉市场占有率之高，达到了37.3%。借助“杉杉”男西服的品牌效应，郑永刚开始主导着加宽、加厚公司的产品线，在服装系列化战略的指导下，陆续成立杉杉时装公司、杉杉衬衣公司和杉杉服饰公司，扩展到除男西服以外的其它服装服饰产品领域，逐步建立起一个服装王国。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杉杉的高管们都发现了一个现象——郑总的出差多了，而且许多出差，都和服装生意扯不上关系。

1999年，杉杉集团将总部迁到上海之后，高管们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郑永刚直言“我们是来锤炼企业，上海的鲨鱼多，与鲨鱼同游，才能游得快”。在这场会议上，杉杉最终确定了新的战略方向：新能源新材料。

和当年在火车上看到外国西装一样，郑永刚脑中立即跳出了相同的想法：“填补国内空白”。于是，“中间相炭微球”成为了杉杉集团进入高科技的首选项目。经过多轮的交流与谈判后，1999年5月，杉杉集团与鞍山热能研究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这样的做法，一度让很多老杉杉人觉得郑总“偏心”，但郑永刚的回答却是：“我对科技一窍不通，但做企业、管人我懂，安居才能乐业，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科研人员充分发挥。”

但即便成本降低，郑永刚还是要面临一个问题，此时的锂电池，尚处于爆发前夜，因为市场应用太小，以至于杉杉进入锂电池的前八年都是亏损的。公司内部的人劝郑永刚将其卖掉，但他却拒绝了。

郑永刚的判断没有错，杉杉如愿等到了产业的爆发——苹果手机拉动了智能机热潮，让锂电池成为了新的产业风口。“我们真正的赚钱是靠乔布斯，苹果推出来的时候全球捆绑招标，我们的材料成了主要的供应商。”郑永刚回忆说。至2013年，杉杉股份的锂电材料业务收入，全面超过其服装业务。

当他在2020年回归，时隔十三年再度成为杉杉股份董事长时，所有人都不免猜测：杉杉是不是又要有大动作了？

但郑永刚纠结了，他考虑的是前面大半辈子，做西服、做锂电材料都很成功，一旦跨进陌生行业，会不会晚节不保？经过深思，郑永刚最终还是决定出手：一是为了摆脱中国高端光学被卡脖子的命运，二是看到了背后实实在在的效益。

“这么多年，我搞过金融，干过实业，但很多和我同一时期的企业家，基本都被淘汰了，淘汰的原因很简单，源于任何产业都有周期性”。在他看来，选择跨界进军偏光片产业，也更多是遵循产业周期发展规律，希望让杉杉股份焕发出更蓬勃的生命力。

“闲”的艺术

尽管当时杉杉还是一家只有18亩面积的市区工厂，但不服输的郑永刚却不以为然，他站出来说：“只要有想法、有资金，就一定能够做到和它们一样、甚至更好”。

在业内，郑永刚有一个外号：“服装界的巴顿将军”，原因就是其敢作敢为、果决刚毅的性格。巴顿曾经说：“战争是地狱，但我喜欢战争。”而郑永刚也为巴顿这句话做了注解：“地狱是苦难，但巴顿喜欢，既然喜欢，其中就必有其令人喜乐之处，这种喜乐在我看来就是‘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

据说，郑永刚每天工作6小时，其他的时间不是在读书打高尔夫，就是在和朋友聊天，这颠覆了不少人对企业家的认知。在以狼性著称的商界，不少企业家都宣称每天保持着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长。

郑永刚觉得，企业家最大的本领是把人才组合到一起，尊重人才，发挥人才最大的潜能。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公司公开表达：有很多人比我薪水高，这是我最喜欢的人，给他股权、给他奖励，还给他大红花。

站在2023年的关口上，他为杉杉勾画的2023年战略是：一方面，坚定加大对负极材料、偏光片和锂盐产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继续做减法，坚决剥离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同时，坚持培育医疗产业，大健康板块将成为未来重要产业。

但回望郑永刚的商业之路，“转型”这个关键词，却贯穿始终，如今，郑永刚先生壮志未酬，在令人叹息的同时，也留给了中国商业一笔财富——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才是“因时而变”。（来源：华商韬略（id：hstl8888） 作者：李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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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腐败触目惊心 中国体坛很多金牌项目背后都有个“俞丽式”人物

【博览财经特稿】从早期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到“金哨”陆俊的锒铛入狱，再到当下的国家花样游泳领队俞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被提起公诉，中国体坛过去30年虽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但各类腐败乱象，及有关体育“能人”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

在中国体育界，很多金牌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俞丽式”的人物。一方面，他们引领着队员在国内外赛事上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和“话语权”，因为缺乏监督，他们掌握着运动员的“生杀”大权，甚至操纵比赛，将各种腐败行为掩盖在金牌的光环之下。

俞丽是中央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后，第一个被带走调查的官员。之后，2015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被带走调查；

2015年9月，中纪委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2016年9月1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肖天受贿一案。

据检察机关指控，肖天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96余万元。

2016年12月26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受贿案，对被告人肖天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 万元；对肖天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有分析认为，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换人，中国体坛或将掀开反腐大幕。事实上，早在2009年，针对中国足球赌球、假球等种种黑幕，最高检曾指定辽宁省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在中国足坛发起了一场历时3年的“反赌打黑”专项行动，数百人被带到辽宁协助调查，57人受到法律制裁。此次整顿效果显著，一定时期内遏制住了职业足球中的“假”“赌”“黑”。

2014年7月28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巡视。此轮巡视后，以俞丽为开端，总局多位官员接连被查处，多地的一些裁判员、教练员被带走协助调查，诸多体育“潜规则”逐一浮出水面。

像俞丽利用职权左右队员进国家队已不是个案。据《体坛周报》报道，当时和俞丽一起被中纪委带走的，还有国家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这位教练牵扯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的一桩丑闻。

当时，国内比周俊成绩好的选手不乏人选，周俊何以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在周俊抓举失败后，很多媒体将核心指向了中国体育深层次的问题——选拔机制、省市平衡、利益照顾等多方面。

在这种地方利益争夺纠葛下，因为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训练比其他运动员好，坚持“保送”周俊参赛，国家举重队高层为照顾湖北这个“奥运名额”，结果出现了意外状况。

业内人士透露，在竞技体育中虽然实力是第一位的，但在不少绝对优势的项目上，派谁去都能拿奖牌的情况下，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由此更容易引发一些私下的权钱交易。

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996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唐娜，因在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最终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

“在体育总局内部，各个项目中心的选拔机制和规定都不一样，有的项目是主教练给出国家队名单，有的项目是中心主管领导说了算，选拔过程不透明，选出的结果也不公示，非常混乱。”田思源对比说，国外的竞技体育完全是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实力说话，比如举行职业联赛或由第三方组织的公开选拔比赛，不管平时成绩怎样，如果在选拔比赛中没有进入决赛或取得一个好名次，那么就不能参加奥运会。

“关键是选拔的过程要公开透明，结果要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田思源说。

操纵比赛、金牌“内定”

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的“金牌任务”，国家花游队前“掌门”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20万元的贿赂，结果导致花游项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

无独有偶，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比赛前，在裁判休息室里，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分”。

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一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分，这位给高分的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因得罪领导不久后便辞职。

一名体育界知情人士表示，类似于跳水、花游、体操等主观打分项目，由于缺乏统一计量的客观标准，裁判主观判断性较强，而一些项目内部人士又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位中国足协前主（副）主席，就是因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而被捕入狱；著名“金哨”裁判陆俊，在刑拘后交代“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

这一冬运会男子速滑赛场上的“奇景”被业内人士解读为“金牌内定”。因为这场比赛内幕复杂，按照比赛规则，领先选手夺冠有利于两队的利益。

赛事审批、经营混乱

“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要篮协审批，这是很荒唐的，在国外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上，奥运会、NBA等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体育赛事完全靠市场化运作，根本没有官方审批一说。”乔新生对比说，多年来，体育总局及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赛事审批权已经成为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姚明认为，在当下发展阶段，体育赛事审批并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姚明的这一建议被当年政府工作报告采纳，但业内人士认为，各级体育部门已实行赛事审批多年，想要从内部改革，拿掉这块“利益蛋糕”，肯定困难重重。

除了赛事审批，业内人士还指出，一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比如中国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助商洽谈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猫腻”也一直不绝于耳，体育赛事的经营成了部分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在接受《方圆》采访时均指出，无论是赛事审批和经营中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中出现的乱象，或是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乔新生认为，“四不像”体制下的各项目中心，凭借行政机构和社团的多种身份，不断强化自身在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控制,这正是滋生体坛腐败的温床。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辖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都是社会团体，而非政府机构。有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章程中，明确禁止各国单项协会在运作中受行政干预。”乔新生介绍说，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计划经济时代起，为了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各项目协会直接隶属体育行政机构，合署办公、集中行使职权，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政企一家、管办不分”的局面。

类似于中国足球，其推行职业化发展已经二十年了，市场运作一直实行商业化，而管理却又是行政体制，这种由行政管理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双轨制”，使得足球联赛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勾结”“假球黑哨”等丑闻，有评论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先天性缺陷”。

“这就为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如果是一个体育经纪人、赛事主办者在体育商业活动中获利，无可厚非；但如果由一个兼职的体育行政官员来做这些事，其获取酬劳的行为肯定是违纪违法的。”乔新生分析，只有通过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除了体制上的原因，要杜绝体坛腐败，田思源认为，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中央巡视组曾指出：面对金牌带来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政绩观，片面追求运动成绩、金牌数量，疏于对运动员、教练员的教育、引导和严格管理，甚至给予错误的政策导向，导致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上为取得好成绩不择手段，公然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甚至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被誉为体坛“反黑斗士”的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曾犀利指出：“体育界有一种腐败，唯独体育界有，别的领域没有，就是竞赛。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政府行为。”

国家体育总局就中央巡视组提出的问题，公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对此，舆论褒贬不一，有评论认为不公布金牌榜无法根治“金牌至上”的顽疾，属于“换汤不换药”。

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在田思源看来，我国体育法治现状目前存在“四化”短板——立法迟延化、执法利益化、监督形式化和司法边缘化，“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坛腐败防范与治理体系是一项迫切任务”。

“当前的体坛腐败，主要是竞技领域的腐败，因而有必要从利益导向、利益分配、利益惩罚等方面构建竞技体育反腐约束机制。一方面要着力解决在运动员选拔、裁判打分、赛事审批等环节发生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体育事业‘去行政化’上多下功夫，从全民体育、群众体育等多角度建立体育发展的科学评价指标。”乔新生建议。（来源：方圆杂志 作者：汪文涛、汪宇堂）

高储蓄将持续一段时间 提振消费不只是出台促消费措施

【博览财经特稿】近来，高储蓄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2022年末，中国人民币存款258.5万亿元，全年增加26.26万亿元。人民币存款大增主要是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年末余额达到120.34万亿元，2023年1月，人民币存款延续快增趋势，增加6.87万亿元，同比多增3.05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2万亿元。

2022年高储蓄的原因既有预防性动机又有消费受阻因素

消费者信心指数随疫情而呈现一波三折。虽然疫情之初的2020年有所下降，但是2021年迅速反弹收复失地。然而，在2022年3月以后直下一个台阶，迅速从113下滑到2022年4月的87，创下32年新低，然后一直徘徊在89以下，直到11月再创新新低85，最新数据是12月的88。

但也要看到储蓄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为有效消费需求奠定了基础。储蓄存款定期比例先升后降。活期存款定期和存款分别代表交易价值和储藏功能。从央行公布的存款类金融机构信收支月报表看，虽然如此，定期存款比例从疫前64%逐步提高到2021年的66%，2022年2月后跳升2个百分点，2022年4月-10月徘徊在69%附近。随后在防控措施优化后从峰值69.22%回落，12月疫情防控全面放松后更是迅速下降到68.1%。这说明，2023年有效消费需求正在释放。

追溯看，近10年居民收支表现具有相当大的惯性。消费理论认为消费存在惯性和棘轮效应，即消费一旦提高很难再下降。观察2013-2022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发现一下规律：一是两者大体呈现直线上升趋势。这说明消费与当期收入相关度很高。二是收入和消费缺口逐渐加大，消费增长不及收入增长，是因为中国居民储蓄倾向一直较高，超过3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它新兴市场。三是疫情后两者缺口突加大，因为消费倾向有所下滑，尤其是2020年和2022年。四是居民2023年消费都会增加即使如此，储蓄存款增加趋势依然不会改变。

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规律揭示，放松管控措施后，边际消费倾向将有大幅改善。三年来，边际消费倾向受到疫情变化的影响，也是大起大落。一是边际消费倾向从疫前的60%-75%的窄幅波动改为大幅波动，低至2020年的-24%，高至2021年的98%。二是疫前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数为67%。三年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数为33%，约为原来的一半。但是如果考虑疫情前后三年时间（2019-2022年），则边际消费倾向49%，显示消费有相当大的韧性。三是边际消费倾向确实有报复性反弹的现象，2021年消费支出大幅增加应该是2020年受到抑制和延迟的消费在封控措施放松后的释放。

高储蓄的主要原因是持久收入预期下降

经济理论认为，预期在围观主体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人整体消费决策，不仅仅与当期收入有关，还取决与对持久收入的预期。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都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其现期收入。持久收入理论将居民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持久收入是长期平均的预期内得到的收入，而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会长期筹划其其消费支出，以求得一生中的消费最佳配和消费效用最大化。

社保赤字和延迟退休的新闻进一步加剧了老百姓的担忧，降低了退休后的收入预期。2020年，全国社会保险首次出现收不抵支。三项社会保险基金（养老、失业、工伤保险）总收入5.02万亿元，总支出5.75万亿元，赤字0.73万亿，累计结余6.13万亿。虽然之后两年转为盈余。但考察到近5年年来的收支趋势，总收入从2017年的5.8万亿元上升到2022年的7.1万亿元，总支出从2017年的4.9万亿上升到2022年的6.6万亿元，发现收入增速，22%远远跟不上支出增速35%。近来，一些省市出现社保收不抵支的新闻，延迟退休的传闻进一步加剧了老百姓对退休收入的焦虑。这些都可能降低老百姓对持久收入的预期。

全球经济和我国最新暴露的问题也使各界对下调了中国中长期经济前景。大多数机构估算2023-2030年中国GDP增速会较疫前回落。2023年2月，IMF公布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有关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虽然从4.4%上调到5.2%，但下调了未来6年的中国GDP预测。原因是房地产触顶、病毒变异不确定性、人口减少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其中，2025年的增速下调了0.9个百分点，2026年也下调了0.9个百分点，2027年的增速降至3.8%，2028年降至3.4%，显著低于2023年的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比多家研究机构的预测都低。

综上所述，消费虽然在去年出现了疲软势头。但是拉长视线来看，三年疫情前后，各类消费仍然保持了很强的韧性。8类消费中，三年疫情之后萎缩的仅有教育文化娱乐是萎缩，包括医疗的其它消费都有所增长，扣除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外，其它类别消费增速总体上保持和收入同步。而教育文化娱乐不仅仅收到疫情的影响，而受到教育领域“双减”政策的影响。因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如果放松疫情管控，之后报复性消费将使边际消费倾向较正常年份高出30个百分点。由此估计2023年边际消费倾向会超过95%，使得平均香妃倾向从2022年的66.5%提高到69%左右。尽管如此，在外部大环境不佳和内部结构性问题的掣肘下，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速的预期将会影响消费意愿，高储蓄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提振消费，不仅只是出台促消费的措施，关键是要加快改革开放，解决结构性问题，提高中长期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源：FT中文网 作者：温建东、聃丘泰）

形势分析




可能引发一场新风波 硅谷银行面临的困境或只是连环爆雷的序幕

【博览财经特稿】美东时间3月10日，美国排名第十八的硅谷银行（SVB Financial Group）宣布破产，成为自2008年华盛顿互助银行倒闭案后美国史上第二大银行破产事件。

就在短短72小时前，硅谷银行还是美国第十八大银行，在硅谷当地的客户满意度甚至超过美国银行等全国性大银行，深受当地企业好评。

直到周四前，硅谷银行还是客户和投资人眼里的银行优等生。硅谷银行于1983年在加州成立，其创立之初便旨在主要服务风投初创企业。

然而，硅谷银行的一则公告引发市场的担忧。美国时间周四盘前，硅谷银行宣布将出售部分证券资产，将导致18亿美元的亏损，并寻求通过出售股权募资22.5亿美元。

硅谷银行作为当周美国第二家陷入危机的地区性银行，旋即引发多米诺反应。此前Silvergate Capital Corp.宣布自愿清算银行业务，引发银行股抛售及市场对更多机构可能倒闭的担忧。

在自救失败后，加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门（DFPI）在3月10日宣布，根据加州金融法典第592条，它已经接管了硅谷银行，理由是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DFPI指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作为硅谷银行的接管方。

看似事件告一段落，实际上硅谷银行破产可能将引发一场新的风波。根据相关规定，美国存款保险上限为每名储户25万美元，硅谷银行作为大量初创企业的主要账户甚至唯一银行账户，绝大部分存款金额远超25万，因此并不受全额保护。根据监管文件显示，硅谷银行在2022年底约有93%的存款不受存款保护。

美国监管相关人士也都对该事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她正在“非常仔细地”监控几家银行，银行正在遭受财务损失，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是她并没有点名硅谷银行：“最近的事态发展与我正在密切关注的几家银行有关。当银行遭受财务损失时，这应该引起关注。”

硅谷银行的暴雷看似意外事件，实则是美国目前金融体系下的必然事件，究其原因，本质是硅谷银行激进豪赌和美联储快速加息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然而硅谷银行面临了一个问题，由于大家都不缺钱，根本找不到那么多需要贷款的人，钱找不到投的去处。于是硅谷银行决定将大量资金买入美国国债作为投资持有到期，这样就可以无风险吃利差。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374亿元都能拿到到期，那么硅谷银行就能白赚这个利息差，但是如果企业需要用钱导致存款不断减少，硅谷银行就需要卖这些国债来应对取款需求。如果硅谷银行能原价卖出，那撑死也就是不赚钱，但是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彻底改变了硅谷银行的命运。

受到大环境影响，各大企业纷纷收缩过冬，而科技公司作为硅谷银行最大的客户群体，首当其冲的受到了冲击。硅谷银行的无息活期存款金额从2021年底的1259亿骤降到了2022年底的808亿美元，一年流失了400亿存款。

这时候硅谷银行就面临了一个严重问题，自己买的210亿债券平均收益率是1.79%，但是目前市场上同样的债券收益率已经到达4.7%，如果要卖债券，自己就要亏8%左右，也就是本次公告的18亿美元亏损的来源。除债券资产的浮亏，硅谷银行的存量房贷资产也成了烫手山芋。

在过去几年间，大量人群在低利率环境下购房，锁定了接下来几十年的利率，而在美联储大幅加息后，如果硅谷银行卖完了债券还不够应付取款需求，只能卖掉这些房贷补充流动性，这个过程就需要其补贴买家大量的利息，导致自身巨亏。

更为致命的，硅谷银行面临的困境或许只是连环爆雷的序幕。根据媒体统计，全美108家银行中有102家银行去年第四季度净息差扩大。剩下的10家银行在过去一年净息差收窄、或扩大幅度最小：硅谷银行排在第11位。

新的雷曼时刻？

当财政部和白宫都纷纷对此评价后，美联储依然保持了缄默，仅仅是解除了硅谷银行CEO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的职位。这背后也显示出美国金融体系各自为战的深层问题。

而美联储作为全球金融政策风向标，却在过去十几年间没有对天量撒钱进行总结和反思，反而将撒钱视为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对于潜在的风险选择性忽视，造成了如今的困局。

面对天量流动性导致的持续性通胀，在各方压力下美联储选择急转弯，大幅度超预期的迅速收紧流动性，2022年加息7次，加息幅度远超企业承受能力，摆出即便引发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也治理通胀的姿态。

这背后也代表着美国金融的深层次问题，对于宏观的金融风险缺乏预判，对于经济问题选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导致了按下葫芦浮起瓢，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反而引发更大的新问题。硅谷银行到底是美联储加息路上的一次意外，还是会成为新的雷曼时刻，目前业界还没有定论。

一些分析师预计，这一事件加剧投资者对美国银行业隐藏风险以及其易受资金成本上升影响的担忧，银行业将承受更多压力。

从事市场分析的美国“简报”网站分析师帕特里克·奥黑尔说：“今天的辩论题目是，这只是硅谷银行的问题，还是银行业更大问题的开始？”

所有城市都在鼓励和殷切欢迎房产投资客

2020年、2021年、2022年连续三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房住不炒”，唯独今年在对2023年工作安排时未提及“房住不炒”。不是“房住不炒”要取缔，而是今年最大的问题是需求严重不足，而不是炒房已经过剩。现在的焦点根本不是抑制炒房，而是鼓励住房消费，其中，当然包括刚需、改善、还有投资。现在除了四大一线外，所有城市的限购其实已经基本取消，你觉得这只是鼓励首套刚需吗？当然不是，所有城市都在鼓励和殷切欢迎房产投资客。

现在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不知道接下来房价还会不会继续上涨。假如看到房价上涨的苗头，他们立刻会梭哈入市；假如还是硬不起来，那就继续持币观望。这就是房地产二十年来始终未变的逻辑和人的本性。

在回答央视记者关于“对房地产的企稳回升有没有信心”的提问时，倪虹部长回答说：“1月5日，央视采访我的时候我回答是很有信心。现在我要回答的是充满信心”。

楼市救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

过去两年，各地奇闻轶事不断闪现，什么公交车停运，公务员降薪，县长大会高喊买两套三套四套。说到底都是土地财政入不敷出闹的。

救市，说到底，救的是政府自己。所以，楼市救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答：地王频出之时。

年后回暖比较明显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苏州、武汉、杭州、南京、青岛、厦门、合肥、东莞、佛山、三亚、海口。还有一些弱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天津、珠海、中山、惠州、西双版纳等。

2020-2021年房价没涨的，且2023年这个春天没有回暖的城市，坚决抛弃，坚决放弃。如何操作？就是最多只留一套自住房，其它全部通通卖掉，卖掉后持币买哪儿：一线和强二线。

抛售潮之后紧接着才是抢房潮

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自己手上的房子卖掉。品质好的房子市场价卖，品质差的房子降价卖。置换客，千万不要想着涨价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套现准备子弹，赶紧砍价捡笋入场，迎接下一轮的反弹。

所以，小阳春正当时，抓紧机会赶紧抛掉烂房子。什么是烂房子？非学区老破小、郊区老破小、郊区非地铁房、2000年前的塔楼、朝向房型奇葩的外销房、远郊经济型别墅、商住公寓、租金低的办公楼商铺、地段硬伤户型硬伤楼层硬伤的房子。除非你是收入极差，积蓄为零，或者手上全是豪宅，否则一定要趁此时机，卖房置换。

你不会奋斗没关系，你不会创业没关系，你不会赚钱也没关系。你只要手里有房，那些会奋斗、会创业、会赚钱的精英自然会来为你接盘、为你打工。他们用心血和生命来赚钱，而你要做的就是在终点等他们到来！（来源：柯谈地产观 作者：柯谈）

社会透视




职场新生代攒钱不多 年轻人应该拼存款还是拼希望

【博览财经特稿】从小范围调查来看，大多大城市职场新生代目前存款并不多，大多10万元以下。但即使攒不下钱，近期专家有关“年轻人不应该拼存款而应该拼希望”的言论还是引发了网友的“讨伐”。

大多数大城市职场新生代攒钱不多

不过，在2022年DT财经和微博钱包联合发起的“国产青年攒钱小调研”结果来看，还是能看出一些年轻人钱包的真实状态。在这次参加调研的2093人中，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的人群占比超过了8成，从年龄来看，95后和00后则是超过了一半，再从工龄看，工作1-3年的约占据了4成的比例。故而从这份调研中，更能看到的是大城市职场新生代的收入与存款等情况。

总的来看，存款不足10万块钱（含10万元）的人群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占据了调研人群的63.8%。而调查中存款越多的人群占比基本越少，从存款11万-15万的7.1%逐步减少到存款46万-50万的0.9%。

另外，在该份调研结果中还可以发现，并非工龄越长，拥有的存款就会越多。工作工龄5年以上的人群中仍有13.2%的没有存款，近43.6%的人群存款在10万元及以下，但存款50万以上的又有20.1%，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结果中，工作一年以内的年轻人给自己财务状况满意度打1分的就占据了12.9%。而在这样的存款水平中，除了目前还没遇到比较缺钱情况的人群外，这些大城市的职场青年大部分缺钱的时候，要么选择向父母、亲戚求助，要么就既不求助也不借钱而是省吃俭用地忍一忍。

专家“年轻人不应该拼存款”引发争议

仅从网络上普遍流传的访谈视频中的27秒内容来看，该专家表示：“存款不是年轻人的强项，年轻人本来就不应该拼存款，年轻人本来拼的就是希望。你在北上广可能难立足一点，你到新一线去啊，你到成都、杭州，包括很多年轻人最后都是在四五线城市，在这个农村找到自己的出路。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不能丧失希望的。”

但关于不应该拼存款而应该拼希望一说，网友便有了不同的意见。一些言论认为，存款就是底气，支撑的是“希望落空后的岁月”，或者说“存款对年轻人来说是保障，是在城市中调动物质的能力的表现”。还有个别言论也表示“存款是自己的，‘希望’是别人的”，“年轻人大多没有存款，希望并不能当饭吃”。

然而对不少网友而言，比如以前提过的“小镇做题家”而言，他们却是苦苦挣扎着想从小地方、小县城或者农村往外走，对他们而言，他们原本的希望就是走出去而不是再度返回。

只单纯这么看，似乎也无可厚非。但网友争议的点在于后续的发言中，其认为年轻人在20-30岁的年纪中选择工作时第一时间不该考虑能赚多少钱，而是在于青春能够带来多少感知。

诸如此类的状况并不少。事实上，一些专家的言论并非完全不正确，但应该说不同的人群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并非所有人都适用，只能说一些专家的话之所以是建议，也是因为它仅仅只能作为“建议”供参考。

那么，年轻人真的不应该“拼存款”吗，这其实也不然，因为在如今的社会中，“存款”能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个别参与者还表示“工作不顺，想要辞职休息一段时间，但没啥存款，心里没底气”、“选择留在一线城市、第一次租房时：才知道除了要交三个月的房租，还要再拿出来一个月房租当做押金、拿出半个月/一个月房租给中介费……”

而对一些年轻人而言，拼存款才有可能摆脱单身状态，不至于成为“光棍”。仅仅以男方为例，在即将面临相亲或者婚姻时，不少地方都要求有拿得出手的彩礼，有时还需要有房有车，虽然时代在进步，但这些要求还是根植在大众的印象当中。

但其中，也就是由于租房买房这样的大头花销，年轻人的存款便攒不下来。

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商品房住宅的成交均价基本在4万一平方米上下波动，最高时达到了10.5万一平方米，这样即使略有存款也买不起房。

即使随机抽取个别城市如广东韶关，其商品房成交均价大多时候平均虽不足1万，但结合近几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一个家庭要购买近百平方米的房子也并不轻松。

故而在调研中，不少参与者也表示会选择将就升级消费、休闲娱乐、日常消费、生活体验、维持个人兴趣爱好等方面来省钱，除节省日常开支精打细算外，也会不断提升本职工作收入、强制存款并学习投资理财技巧来钱生钱。

自然，上述所言的是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存款在彩礼、婚姻、租房买房等方面还是很重要的。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年轻人关于金钱与生活的观念发生变化，部分年轻人在自身花销上便也没那么看重存款。

此外，2022年末与2023年交替之际，前程无忧进行了份关于职场的问卷调查，参与者超过1300人。在调查中，近8成的人愿意在2023年接受“钱少”的工作。近46%的人倾向选择“钱少、事少、不累”的工作，是选择“钱多、事多、累”人群的2倍。其中，选择“钱少、事少、不累”往往可以提高幸福感。

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金钱、存款的看重程度正在减轻。同样，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对《我：毕业5年，存款5000，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一视频的回复使得这个视频又冲上了热搜。

这则视频于2022年12月31日发布，讲述的是两个女生从同一高校院系毕业后“高开低走”的现状。2017届从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的女生5年存款仅5000元，另一个女生则继续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毕业2年，上一份工作则是在火锅店里打扫卫生。但视频中两者却以轻松自嘲的态度表明着一个观点：当个废物也没关系。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也在2023年2月16号于公众号发布了回应，用四连问表示了对她们选择与态度的认可以及鼓励。正如华中师范大学在文中所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成功的定义早已不是一成不变，更没有标准答案”，存款的多少并不能决定成功与否。

中介建议朱凤英把房子降到18万挂出去，只是即便这样，房子也不一定有人接手。听完中介的话，朱凤英愣住了。

和朱凤英的情形类似，近几年，这个坐落于山东威海的海边小城，二手房价格“跌跌不休”，很多房子的单价跌破1000元，甚至花5万元就能买一套海景房，银滩也因此被戏称为“海边鹤岗”。

老人踏上大巴车那一刻就走进买房的圈套中

2018年，朱凤英和朋友一起来乳山旅游，一下子就被银滩的蓝天白云、碧海银沙吸引住了，萌生了在海边安家，退休养老的想法。没过多久，朱凤英通过中介，买了一套能够看见海的二手房，面积78㎡，精装修，总价40万。

因为住户少，配套自然也跟不上。买日用品，朱凤英还能去周边的小超市，可买菜的话，她需要坐着蹦蹦车去当地的集贸市场。

最让朱凤英难以忍受的是，海边湿气重，洗好的衣服总也晾不干，床上的被子整天都是湿乎乎的。新买的电器，也常常因为受潮而损坏。衣柜里的衣服，2个月不晒就会发霉。

郑州到乳山八百多公里，没有直达高铁。朱凤英每次需要先坐5小时火车到威海，然后打车到银滩，90公里的路程，要花二百多块钱路费，如果全程自己开车的话，则需要10个多小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银滩就掀起了房地产热。经过20多年的野蛮开发，在银滩长21公里、宽3公里的海岸线附近，覆盖着大大小小200多个小区。然而，和巨量供应极不匹配的则是当地的规划，小区周边配套落后，加之当地缺乏像样的工业、商业等产业，让看似火热的海景房市场，出现了诸多割裂与魔幻之处。

造成这种局面的，和银滩多年来特有的“百元旅游看房团”模式不无关系。开发商以百元观光旅游的活动为噱头，吸引全国各地的退休老人参加活动。当老人们乘坐大巴车隔山跨海来到银滩后，便被强势邀请买房。可以说，很多老人踏上大巴车的那一刻，就走进了买房的圈套之中。

63岁的张恒，是众多被大巴车拉来银滩的老人中的一个。张恒是辽宁沈阳人，作为一名退休教师，每个月工资3000多，生病住院有医保，日子过得很舒心。可自打他花了一生积蓄，买了一套租不出去也住不了的海景房后，老人的平静生活彻底被打破。

为了吸引老人报名旅游团，现场还推出交钱抵现金、送水果、日用品礼包等活动。张恒心动了，当即报名跟随旅游团去威海，只是当时的他并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套路”。

第二天一大早，睡了没几个小时的老人们就被销售人员带着旅游。所谓旅游，就是去大拇指广场转一圈，再去海边玩半个多小时，期间销售人员全程一对一跟随，不让老人们随便问，随便看，老人们很难接触到当地的真实房价。

被现场火爆气氛冲击得头昏脑涨的张恒深受鼓舞，在销售人员的引领下，很快看中了一套45平的精装修公寓，销售人员趁热打铁，一边说海景房可以升值，未来几年就要涨到2万，一边承诺可以交房后返租，每个月的租金就能覆盖房贷。

事后张恒回忆，和他一起来的老人们中，当场交定金的不少，没带钱的老人，销售人员还现场提供借款，很多老人都打了借条。

与此同时，张恒也明白了，销售人员所声称的“未来升值空间”是个幌子，他高价买的房子根本没有转手空间。得知真相那一刻，张恒的自尊心被狠狠刺了一下，他不愿意承认，自己一辈子教书育人，还能掉进这样的骗局中。

送上门的海景房还是要谨慎为妙

事实上，开发商早已在合同条款中为自己规避了潜在风险，而且很多口头承诺并未写进合同里。张恒咨询了很多人，都告诉他维权胜算不大，在听说有老人花了几万块律师费打官司失败后，张恒只能认栽了。

一个从邯郸过来的大姐，在买了高价新房后，和家里人闹翻了。儿子、儿媳妇因为这事天天吵架，老公也不把工资交给她，悔恨和愧疚之下，她只能一个人搬过来住。

还有一些老人，他们已经从抵触到习惯，慢慢地在银滩开始了新生活。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李宝国，也是通过大巴看房团买的银滩海景房，每年5月之后他会来到银滩，住到10月初再回内蒙古。这两年，李宝国索性冬天也不回内蒙古了，打算在这里长住。

去年，李宝国还买了一辆蹦蹦车，干起了接人的生意，与其说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排遣寂寞。李宝国的蹦蹦车拉人最常去的地方，是当地的流动集市，和其他地方的集市不同，这里除了生活必备的瓜果、蔬菜、海鲜、日常生活用品外，老人产品特别多。如采耳、修脚、老人剃头，甚至还有火爆的保健品售卖。在这里，买东西的是老人，摆摊的也都是老人，那些被迫留在乳山的老人自行维系着乳山的商业体系。

来自河南的一个大爷，在集市上卖家乡特产小磨香油。当初花光养老金买房，老伴天天埋怨他，现在，老伴也看开了，两个人买了设备，进了原材料，一起做上了小生意。“买房这事不怨别人，都怪自己糊涂。”老人话里话外全是自责。

十年前，李涛曾凭房产中介赚了上千万。他赶上了银滩房产大爆发的年头，通过“低价收房、高价转卖”的模式，一套房能赚个几万到十几万不等，最火的时候一天就能赚20多万。

无论是作为旅游度假区，还是养老地产，只有海景资源是不行的，想要银滩火起来，乐园、医院、小镇各种文旅康养配套建设必须跟上。如今的银滩，海景房跌破千元，有价无市，却依然有地产商急功近利，开发建设不眠不休。

每到夏天，源源不断的老人踏上前往乳山银滩的大巴，在阵阵海风的吹拂下交出一生的积蓄，不断重复着，被骗的命运。而无数被困在银滩的老人们，告诉我们，送上门的海景房，还是要谨慎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