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观察
从“侵略者”变为“合作伙伴” 中国应警惕日韩“和解”
【博览财经特稿】纪念“三一抗日独立运动”104周年当天，韩国总统尹锡悦抛出惊人之语，声称日本从“侵略者”变为“合作伙伴”，随即在韩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仅隔5天后，韩国政府火上浇油，宣布由韩方基金会代为赔偿二战日本强征韩籍劳工损失。
此次韩国政府选择摆脱历史问题纠葛，加强日韩双边合作，势必牵动东亚变局，也让人将目光再度投射到“美日韩三国同盟”之上。
詹德斌指出，韩日关系的改善将有利于美国打造一个稳固的“美日韩同盟”。美国此举意在团结亚太盟友并形成对中国的围堵之势，这点毫无疑问。未来，美国若以“美日韩同盟”为核心去拓展，甚至也不排除有建立“亚太版北约”的企图，这一点需要提防。
此次韩日再度讨论劳工赔偿方案，这一争议事件的开端是2018年韩国大法院裁定日本企业对强征劳工受害者负有赔偿责任，部分韩国国民理应获得日企赔偿。然而，日方却主张称，包括个人赔偿在内的征用问题已经通过1965年签订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得到彻底解决，此后再无赔偿问题可言。因此问题，韩日僵持已久。
朴振表示，为了救济、援助受害劳工及遗属，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日帝强制征工受害者支援基金会将出面代为支付2018年法院终审判决的赔偿金及拖欠利息。朴振解释说，目前压案未判的强征劳工对日索赔诉讼若终审判决原告胜诉，也将由韩方基金会向原告们如数支付赔偿金及拖欠利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称：“该措施旨在将日韩关系恢复至健全状态，日本政府对此表示赞赏。”岸田还补充称，“韩国是重要邻国，应该在应对各种各样国际问题时进行合作”，“有必要根据当前战略环境进一步加强日韩以及日美韩的战略合作”。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则称：“这是让日韩关系重返健康之举，给予肯定。”
此前，无论是美韩、美日双边会谈，还是美韩日三边会谈，美方都不断强调了同盟合作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美国的同盟国之间（如韩日）合作的重要性。
相比于此前仅有两成至三成的支持率，近期尹锡悦的国内支持率持续小幅上升，最新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升至40.9%，而反观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领导人李在明近期卷入涉嫌贪腐、渎职、受贿等丑闻，官司缠身，导致其政党支持率大幅下降，对尹锡悦政府的牵制力也在下降。
此时对日本“低头”，韩国的考量因素很多
“三一节”讲话一出，在野党纷纷抨击尹锡悦破坏了“三一运动”精神，是在推行“屈辱外交”，采取了“错误的”对日外交政策，韩国网民也骂声一片，怒批尹锡悦是“疯子”、“亲日派”等等，还有人要求其“赶快下台”。然而，不到一周后，尹锡悦政府又宣布了极具争议的劳工赔偿方案。
除了当前时机点被认为较合适之外，尹锡悦政府此次对日本谈判劳工赔偿问题时作出犹如“低头”的姿态，从国际局势大背景来看，韩国自身外交路线、美国主导的阵营外交以及朝核问题等因素，都影响了这一决策。
同时，随着近年来中美竞争日趋激烈，去年又有俄乌冲突等事件发生，这都深化了国际间的阵营对立，美国极力想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并展开对峙，由此产生了新冷战的特征。而韩国恰好也是从新冷战的视角看待国际局势发展的，选边站队成为了一种必然。尹锡悦上台之后，从其出访行程和参加北约峰会等安排就可看出，他很看重同美西方的关系。
譬如，日本在许多国际机制中都有着重要影响力，日本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成员国，在美国退出后主导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今年又恰好是G7轮值主席国，而这些都是韩国一直希望融入和参与的国际多边体系。
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员张勇也指出，尹锡悦上台后，其推动的韩国对外战略比文在寅时期要更具“全球性”，不再局限于朝鲜半岛，这可以从他将国家定位为“全球枢纽国家”看出。因此，韩国需要新的外交配置，这种配置需要韩国在对日外交上作出“提前部署”，让美国看到韩国既有信心又有准备，以此获得美国支持。
此番“解套”韩日劳工赔偿问题，张勇认为，尹锡悦最看重的还是推动韩日双边关系本身。与文在寅不同，尹锡悦从竞选到执政，向来重视对日关系，此次甘愿冒着国内批评声作出决断，他也希望用韩日关系中的最大障碍劳工问题作为切口，去一揽子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
此前尹锡悦发表“三一节”讲话，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就表示了赞赏。此次公布劳工赔偿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同样密切关注。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赞韩日两国关系“翻开突破性的新篇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对这一“历史性方案”表示赞赏。
张勇表示，美国显然是十分希望强化韩日关系的，这有利于其介入东亚安全局势，此次美方表达赞赏态度，也是基于其本国利益的考虑。众所周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由于美国的遏制与打压，中美战略博弈就由原来的贸易，逐步升级到多个层面，特别是战略和军事层面。借助强化“美日韩同盟安全合作”以及推动韩日关系的转圜，美国希望以此加大对华的遏制力度。
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在韩国外长朴振今年2月访美“空手而归”之后，韩日之间连续密集地举行了局长级、副外长级和外长级的双边磋商，朴振还在磋商后立即会见强征劳工问题受害者，显然是收到了美方“布置的作业”——改善韩日关系。
詹德斌强调，美国打造“美日韩三角同盟”，意图团结亚太盟友，并形成对中国的围堵之势，这点毫无疑问。未来，美国若以“美日韩三角同盟”为核心去拓展，也不排除有建立“亚太版北约”的企图。事实上，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最早曾想用朝鲜战争时期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为模板，转化成“亚太版北约”，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也有将QUAD机制转化为“亚太版北约”的想法。
韩国国内纷争“后劲十足”，日本密切监督方案履行
对此方案，韩国持中间偏左政治立场的《民族日报》认为，由于日本被告企业未参与赔偿，日本政府也未就该事件直接道歉，预计将引发受害者团体和韩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而这是一直以“违反国际法”为由坚决拒绝韩国大法院判决的日本政府的“完胜”。
除了媒体间争论，韩国朝野间和社会也反应强烈。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领导人李在明就发声抨击，称这是“外交史上最大的耻辱和污点”，并谴责“尹锡悦政府最终选择了背叛历史正义的道路”。一些进步活动人士则将该方案比作“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另一些人则称其“为明显的历史倒退”。
《民族日报》就认为，仅凭尹锡悦政府和岸田文雄政府的协议，强征劳工受害者索赔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该问题错综复杂，也不是尹锡悦政府单方面宣布“解决”就能解决的问题。
不过，韩日政府之间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不代表这一问题本身得到了化解，只是把韩日之间的矛盾转化到了韩国国内，特别是其中的法律问题复杂丛生。所以，韩国未来如果由进步派上台执政，这一问题确实会有反复的可能性。
张勇提到，在韩国舆论中，尹锡悦的“政治决断”被认为是仓促作出的，一旦韩国国内政治“变天”，将留有隐患，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法律层面的执行问题被掩盖。法律层面上，原本赔偿应该来自日方，如今则变成韩国企业代为支付。另一方面是舆论压力很大。尽管此次韩国政府对劳工受害者家属作了安抚工作，但仍有一部分受害者家属表示反对，这些敏感问题很可能在未来某一时间段继续发酵，引发韩日关系再起波折。
劳工赔偿纠纷，还扯出了韩日半导体纷争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3月6日宣布将启动面向解除从2019年持续至今的对韩出口管制强化措施的双边磋商。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部贸易安全政策官姜甘赞同日在有关韩日限贸问题的记者会上表示，韩日两国决定在进行出口限制相关磋商期间暂停WTO争端解决程序。
同时，随着韩日之间在半导体方面的“和解”，半导体供应链也有望打通，而这也是提出想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组成所谓“芯片四方联盟”（Chip4）的美国非常希望看到的局面。
3月6日，在被记者问及韩国外长朴振当天正式公布日本二战强征劳工赔偿方案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对包括中国、韩国等在内的亚洲国家人民犯下的严重人道主义罪行。这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和篡改。中方从来要求日本政府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这就需要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历史，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历史罪行的忏悔和对受害者的尊重，同时以正确史观教育下一代。只有这样，日本才能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同时，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如今口口声声不断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人权”等概念，但对于自身曾经犯下过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包括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等问题，却视而不见。毫无疑问，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必须深刻反省。
无论是曾经的历史问题，还是当前的现实问题，中日韩三国同属东亚国家，人、财、物流动频繁。张勇认为，在当前的东亚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结构。
另一种则是东北亚的经济结构，中日韩三国经济联系密切，最近一次中日韩首脑会议正是于2019年在中国举行的。在新冠疫情之前，中日韩三国在人才、投资、物流等领域的流通量相当大，而随着疫情政策的渐趋平稳，东北亚也存在着内在的经济需求。
本文以“通过数据的现代治理”为题，从美国的社会安全码切入，梳理过去百年来美国成为“认证国家”、开展数据治理的历史过程，剖析美国社会治理数据化的“秘密”与矛盾。文章指出：数据信息是互联网的产物，互联网在美国诞生和成长，最终扩展到全球，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网和国际网，所有进入互联网的信息，是对美国公开的信息。而美国也从建国开始，就努力建设“认证国家”，从完善征税体系、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慢慢发展到服务国家安全、控制犯罪、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障等领域。互联网出现后，美国组合各种认证体系，形成一个现代高效的治理体系。然而，随着这种治理越过边界，美国也成为制造出“棱镜门事件”的监控国家。
通过数据的现代治理
“现代世界科学技术正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中，各门科学都有了崭新的发展，并且彼此互相带动、互相交叉，产生了许多边缘科学和新的科学生长点，使自然科学占领了许多新的领域，引起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新。”1956年12月，我国首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中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也并不过时。
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对灵境技术（Virtual Reality）推崇有加。他认为，“Virtual Reality”所造就的，不是中国园林式的“人造景境”，而是一种“人为景境”，所以译为“灵境”更恰当，“中国味特浓”。在他看来，所谓灵境技术，就是用科学技术手段向接受者输送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信息，让接受者感到如亲身临境，这临境感不是真地亲临其境，只是感受而已，这境也是虚的，不是实的，所以他用传统文化中的“灵境”来表达这个矛盾。他认为，到21世纪后半叶，通过人机结合大幅拓展人的知觉，灵境技术将让人进入前所未有的“大成智慧”的人工智能世界，一个“新人类”将在这个新天地中诞生，人将神化为超人，具有大到宇宙、小到微观的超人感受，继而引发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变革。因此，对于人类历史而言，灵境技术可以说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项大革命，正如人有了语言和文字。钱学森对灵境技术、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的这些判断，颇具中国智慧。
既是人造的，又是灵性的，这既是信息环境的本质，也是信息技术、信息网络的本质。正如钱学森既是数学博士又是航空物理学博士，信息技术正是在数学和物理学等多学科交叉地带生长出来的。
这个过程表明，互联网既是美国的国家网，也是美国的国际网。对世界各国而言，所谓国际互联网，实则是把本国数据网络接入美国的国家网，互联网的国家性成了其国际性的底色。既是美国的国家网也是国际的互联网，互联网的这种双重特征决定了美国对互联网的长期主导乃至单边主权，决定了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政策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这是信息环境的基本情势。没有领势技术，没有技术主导权，就谈不上信息主权，“主权互联网”也就更可能成为随风而逝的沙丘。
社会安全号码在美国
面对信息环境，国家需要权衡发展、治理与安全三个重心。信息技术的发展，既在思想上创造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信息环境，也在社会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技术精英群体。技术精英借助信息技术的中立性主张发展的必要性，但信息技术的负外部性超出了技术精英的想象，现实世界的国家公民变成了数字化的网民，尽管网民不是可以被商品化的劳动力人口，但却沦为信息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无薪或低廉生产者，这既关乎经济、税收，也关乎隐私、自由，关乎身份、行为，其对个人生活的宰制很容易超出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程度，其对政治生活的挑战也很容易超出了国家政府所能容忍的程度。来自社会大众的自我保护诉求，来自政治家群体的政治正当性需要，让现实世界找到了治理信息环境的必要性。而一旦意识到互联网本身的二重性，一旦遇到全球尺度的大国长期战略竞争情势，安全便又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抓手。
2019年夏秋之交，我到美国耶鲁大学访学。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被告知需要去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社保局申请一个社会安全号码。尽管是美国最早的城市，纽黑文本身并不大，而且据说多数地产均被财大气粗的耶鲁大学买了去，所以其实可以说纽黑文在耶鲁大学。在拿到耶鲁大学校方的介绍信之后，我来到了不远处的纽黑文社保局大楼。社保局大楼门外人流如织，看上去和其他场所没有什么分别。但一进入大门，我就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察正在要求每个来社保局的人做安检，抽掉腰带，脱下鞋子，提着裤子，走过安检门，才能整理衣装，坐电梯上楼。我过了安检，上楼来到社保局的办事大厅，又看到两个荷枪实弹的安保员在并不大的房间里维持秩序。这种外松内紧的政府部门的事实紧急状态，其实是美国“9·11事件”以来的常态。在这之前，我曾经历过新加坡政府的安检，同样严格，但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由荷枪实弹的警察在现场警戒守卫。
信息社会与现代国家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普查，由联邦政府依照宪法授权在各州进行。但在1790至1840年之间，人口普查非常简单，因为美国当时还是个农业国家。在内战之后，美国向工业化国家迈进，美国政府的认证需求不断增强。围绕是否设立常设的普查局，美国内部争论不休，美国内政部于1849年3月左右获得普查权，但仍然没有设立常设政府机构。1850至1910年之间的60年，是美国认证制度的改革期。从1850年开始，普查报告统一由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普查局汇总、撰写、分类、编制。美国最终在进步时代将认证制度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确立下来，于1899年成立了常设的普查局，并自1903年起从内政部划归商业劳工部，商业劳工部也就是今天商务部的前身。当今美国互联网治理的主要政府部门，也正是隶属商务部的电信与信息管理局。随着商务部普查局的成立及其承担的第十三次普查的进行，美国在100多年前转型为“认证国家”，认证单位逐渐个体化，并兼容身份、财产、福利和社会经济认证，美国开始走出低效认证困境。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地方、州与联邦三级政府之间首次通过电报传输犯罪记录，但仅限大案要案。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刑事司法部门开始使用电脑，但主要用来发工资，做内部审计。20世纪60年代，美国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都处在巨变之中。在人口结构上，“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南方农民涌入城市，外国移民迅速增加。在城市化进程上，城市化率快速上升，但走在“快车道”上的是郊区的城市化，内城却在衰落，成了少数族裔的聚集地。在经济发展上，经济衰退导致失业激增。在社会生活上，民权运动此起彼伏，准军事化的警察力量和国民警卫队成为出于社会安全理由频频动用的国家机器。一旦人处于高度流动状态，但身份、财产等基础信息却无法跟着人走，原本就已十分严峻的社会安全状况就会更加糟糕，福利欺诈现象也会愈演愈烈。
早在1994年美国将互联网民用化、商用化、国际化之前，美国已经将自己建设成为高度整合、互联互通的“数据库国家”（Database Nation），美国社会已经变成了标准化、清晰化的信息社会。没有信息沟通技术所带来的治理创新，没有把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的公共档案整合成常设泛在的全国数据库，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计划，都可能陷入大规模身份、财产、福利和社会经济欺诈的沼泽地，尼克松也无法兑现其控制犯罪、恢复秩序的政治承诺，里根无法掀起其经济新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体的“新公共管理”惊涛骇浪，布什更无法布下反恐的“天罗地网” ，奥巴马政府也无法建设“家长制自由主义”的“简化政府” 。简言之，没有透明的信息社会，美国的国家力量不会变得如此强大。
信息时代也是美国现代犯罪认证制度的成熟期。从约翰逊到福特，作为全国公共意志、公共利益的最高维护者，美国总统屡屡试图谋求建立全国犯罪认证制度的政治共识。1965年，约翰逊建立了总统执法与司法行政委员会，并提议制定《执法协助法》，这部法律很快出台并获得国会两院正式通过。1968年，总统执法与司法行政委员会发布报告称：美国有20万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帮助美国政府建立军事信息系统，在预防控制犯罪上却投入太少，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全国犯罪记录系统。美国需要一个电子化的全国犯罪认证系统，但围绕这个系统究竟应该由谁来控制，行政部门、立法部门还是司法部门，以及如何对刑事司法信息进行宪法约束上，联邦、各州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之间争论不休，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国会。整个20世纪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期，美国国会多次拒绝建立全国数据中心和联邦计算机系统。
美国的两大政治力量自由派和保守派也就此达成了共识，尽管分别出于不同的立场。自由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新政自由主义所确立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遗产传承下来。保守派虽然反对大政府和福利国家制度，但却同样依赖全国信息系统来处理福利欺诈和犯罪问题。最终，联邦调查局获得授权，通过设立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er）和国家犯罪记录数据库（National Computerized Criminal History System），组建全国统一的犯罪信息系统。当时，各级政府分别掌握总数为1.95亿份的犯罪记录，3500万份在各州政府手中，2500万份在联邦政府手中，1.35亿份在地方警察局，国家犯罪记录系统将这些信息史无前例地整合在了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调查局的全国犯罪历史系统不仅仅是刑事司法行政体系，它同时也是美国的就业筛选工具。在2400万个人指纹和犯罪记录中，超过一半的使用量是为了就业筛选，雇主在决定是否雇佣某个求职者之前，都会通过这个系统来调查求职者的背景，这使之成为美国最大的就业筛选器。因此，它实际上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名单”系统。美国9000万就业者中，有犯罪记录的3000万人都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如此，全国犯罪历史系统还是一个全国信息与身份中心，整合了6万个刑事司法机构及其50万从业人员，几千个其他政府机构以及从地方学区到美国银行等各主要部门的雇员，这个过程被称为“地方职能的国家化”。该系统还涵盖了7000万现役和退役军人、国防承包商和从业人员、核工业从业人员、联邦雇员以及其他需要联邦调查局备案的人员。
在各种全国数据库中，社会安全号码是最为重要的枢纽。1935年《社会保障法》所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全体美国人的纳税调查为前提，每个就业者均需申请一个社会安全号码。1960年开始的社会保障数据库，将社会安全号码与1937年以来所有美国人的姓名、收入、福利及其领取记录、住址变更等情况关联起来。社会安全号码的用途不断扩展，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认证机制。
社会清晰与政治理性
高度整合、互联互通的国家认证体系，最可能受到的质疑在于，它是否会导致国家认证权力的过度膨胀。为了预防这一现象，现代国家通常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其次，建立相对严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防止个人隐私因为不必要的公开或者犯罪行为而受到干扰。当然，现代隐私法保护的主体是个人，限制的主体也是个人。自然人与法人的身份、财产、收入、行为、事务等重要认证对象，对于国家而言并不是隐私。如果国家没有能力收集和识别这些社会事实，由此衍生的税务欺诈、福利欺诈、监管失灵、治理失灵和政治失灵，反倒更可能对社会群体和国民个体造成伤害，而且是更大的伤害。
看似微不足道的认证制度革命，让美国社会变得清晰透明，提高了美国的国家能力。它把社会事实向政府敞开，增强了政府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制度化能力，同时也为社会大众影响政治提供了便利渠道，让政府的服务界面在社会压力下变得更友好，进而提升了政治、法律和政策的有效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它还打破了僵化的分权思维，让国家在该集权的地方集权，在该分权的地方分权，正是在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上的革命性优势，让社会对于国家来说变得透明了。如果社会不透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就往往是瞎子摸象，难免顾此失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认证制度将政治治理所必需的社会事实汇聚到政府手中，让美国政府得以通过信息技术改造政府过程，把握社会问题，回应大众诉求。人们往往只关注信息时代的技术进展、商业进展，而忽略信息技术及其所带来的认证革命对政治发展的巨大影响。“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美国也不例外。
一旦隐私卡被视为一种低成本的反恐战略，就有了美国犹他州全球数据监控中心、斯诺登所揭露的“棱镜工程”、“上游工程”以及更为野心勃勃的类似监控工程，这些内外监控的政府工程事无巨细地通过关键词过滤技术识别、筛选、存储、记录人们的语言轨、行动轨，最终将“监控型社会”升级为“信息帝国”。
三十多年来，正是秉持着对监控型社会的强烈反思，大卫·里昂孜孜不倦地写了一本又一本书，比如2001年的《监控型社会：对日常生活的监视》（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堪称《一九八四》的新世纪版，还有2003年的《作为社会分类的监控：隐私、风险与数字歧视》（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Privacy, 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 Routledge 2003）和《9·11后的监控》（Surveillance after September 11, Polity 2003），2009年的《识别公民》（Identifying Citizens: ID Cards as Surveillance, Polity 2009），2015年的《斯诺登之后的监控》（Surveillance after Snowden, Polity 2015），2018年的《监控文化》( The Culture of Surveillance: Watching as a Way of Life, Wiley 2018)，以及2021年的《流行病监控》（Pandemic Surveillance, Wiley, 2021）。这些书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代国家治理越来越依赖基于个人资料的数据库，这会导致什么后果。不过，他多年研究的发现和吉登斯一样，他们都认为监控能力及其扩张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英国社会学者迈克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王绍光和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即探寻现代国家治理所必需的基础权力、基础能力、基础制度，拙著《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为了实现现代国家的治理化，需要在人、物与数据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具体化为某个数字、代码、符号，这种规范化、标准化赋予人和物准确、唯一、整合的身份，可以大幅改进政治决策、国家立法和政策制定执行的回应性和合理性。在给这种对应关系做出政治学的学理界定时，我的思路受到了法学的极大影响，我借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法谚，把认证界定为：“以可靠的事实为基础，建构统一的规范”。这种学术抽象是从区分认证与监控开始的，我把人和物与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也看成是一体两面的，监控是负面，认证是正面。认证本身更是监控的前提，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地把认证也打入冷宫，一票否决。
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国家治理、国家建设需要诸种基本制度。国家认证制度能力不仅仅是权利的一个成本，也是法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追求一种俭省的法治的话。国家认证制度能力越强，法治的成本就越低，就越可能实现“法治的俭省化”。这里的成本，是指立法、司法、执法过程——包括发现违法、预防犯罪、识别犯罪嫌疑人和逃犯、预防与惩治贪污腐败等重要方面——所必需的各种基本条件，其中，识别、发现、确定公民、法人的身份与财产无疑是基础性、前提性的。
信息技术可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现代国家往往依赖三大基础数据库来保障法律与秩序，这三大数据库分别是犯罪、税收和福利，在此意义上，现代国家的治理是一种“通过数据库的治理”，或者说是一种“通过认证的治理”。在利用基础数据库推进法治的俭省化上，美国是现代国家的先行者。
如果更多地从经济社会结构层面反思刑事司法政策的导向，如果不是像美国这样过度依赖国家强制机器维持法律与秩序，国家认证制度能力的提升，完全可以在另一个国家实现真正俭省化的法治状态，这可能也是所谓“后发国家的落后优势”之一。我无意拒绝承认国家认证制度能力的扩展有可能缩减地方生活的长期传统和多样性，然而这些也许正是现代人生活在现代国家所必须接受的成本。国家认证体系的低效、软弱和无力，只会降低现代人的基本生活质量，放任普通人作为弱者暴露于种种自然灾害、社会风险、法治溃败和政治失灵之中。（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欧树军）
发表于 2023-4-17 08:4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