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屠夫靠不起眼的传统项目挣得百亿身家

“华盛顿共识”转向加快 中国将面临新的挑战

【博览财经特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一度在成为美国维系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支撑，其主张的“大市场小政府”、“私有化”以及“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的理念，也成了美国二战后输出最为成功的政策框架。但如今作为向全世界推广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却正颠覆着“华盛顿共识”的理念。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近期发表“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讲话，承认美国工业和持续创新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打击，旨在以国家力量介入产业政策振兴制造业，这标志着美国经济理政理念正在发生着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下，世界经济格局将如何演变，中国将面临什么挑战？

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政府三大机构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张，具体以新自由主义学术为主要理论，旨在为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提供经济改革方案，并达成了控制财政赤字、重视文教与基础设施、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有产权等10条措施，这称作“华盛顿共识”。它强调“政府的角色最小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环境下，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开始优先考虑西方经济的模式，美国借此机会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贷款援助、巨额投资作为交换条件，得以将此模式推行开来，智利、墨西哥、巴西、俄罗斯、阿根廷、波兰以及东南亚各国开始实施“华盛顿共识”。

但看似推动全球化的同时，“华盛顿共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自由市场经济下，美国拥有四十年繁荣的同时，工业基础逐步被掏空、制造业空心化逐步在加剧。自1952年至2022年70年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累计下降16.2%。笔者曾在《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的变迁与衰落》中提到，从美国财富500强的公司名单里，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美国传统生产型行业在财富500强比重仍在70%以上。80年代开始的美国金融化和监管放松极大促进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壮大，进入90年代，金融混业经营改革进入快车道，传统制造业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50%以下。

2008年次贷危机亦成为“华盛顿共识”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在自由化的条件下，美国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过高、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监管不力等不但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直接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不同于“华盛顿共识”，中国开辟出特有模式。相较于“华盛顿共识”有组织地出台，“北京共识”则是由国际舆论自发形成的一种观点。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的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结合国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这种模式强调“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指出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不求统一标准。强调现代化发展不仅需要市场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也需要政府发挥着充分调控的作用，强调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各展所长，强调市场与政府角色彼此协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北京共识”的集中体现。

中国通讯、电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北京共识”在产业政策上的应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通讯业发展刚刚起步，方兴未艾，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差距明显，而中国政府在八、九十年代提出发展国内通讯行业的产业政策，包括加大研发投入、鼓励电信企业创新、对技术改造项目实行海关半税政策、对急需的通信设备实行特批全免关税政策，并对通信业发展给予各种费用减、免、返等特殊优惠政策等等。再加上自主研发程控交换机的突破，九十年代后期国内出现了饶有名气的“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四家通讯企业，其中华为公司更是异军突起，作为四家中唯一一家民营企业，凭借更加市场化的运营方式、优秀企业家精神以及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和员工的勤奋等个性化因素，成为全球的行业领军企业。自2010年首次杀入世界500强以来，全球排名从397提升至2022年的57位，位列全球通讯产业龙头。

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以及俄乌战争等因素带来的冲击，更加暴露出“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局限性：过度的“自由市场经济”驱使战略物资生产的产业链外包，疫情暴露了生产供应链的脆弱性的伤疤，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反映过度对外依赖的风险，全球大宗商品供应受到明显冲击，全球通胀加剧了不确定性。此环境下，“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难以维系，美国政府也在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加以反思，对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抱以主张。

而在此前，拜登政府密集出台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弱法案》，是典型的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皆可看作“华盛顿共识”转向后的产物。2021年1月，拜登政府发布《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的行政令，强调政府在联邦合同签约中优先选择国内供应商，最大限度使用美国服务与商品。同时，拜登政府推出《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半导体行业对外依赖程度。2022年8月，拜登政府连续发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试图加快关键产业链的本土化进程，围堵中国半导体发展。其中《芯片和科学法案》提出拿出527亿美元资金支持美国半导体行业发展，同时通过产业补贴、出口管制清单、实体制裁、外资安全审查、以及“中国护栏”条款等手段，对中国芯片行业采取封锁。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演讲，向外传达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声称要同中国展开剧烈竞赛，以“投资、协同、竞争”定义对华政策框架，决意用更大力量维护在“关键领域”的战略优势。这表明未来美国在国内产业政策干预、对中国技术的制裁上将更加常态化。

面对美国“华盛顿共识”的转向，中国经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必要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政策还需要在以下四方面加快推进。

二是加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驱动战略，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5月28日C919国产大型客机圆满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揭开了国产民机事业的新篇章，意味着中国在工业制造业领域上实现了新突破。针对国际科技竞争和外部遏制打压，政策层将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二十大明确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举国体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两会期间进一步针对科技创新布局，新设中央科技工作委员会等机构。下一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四是为应对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继续加大区域一体化合作。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作用，加快形成中亚南亚西亚开放通道和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积极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充分发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作用，加快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重要对外开放通道，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来源：FT中文网 作者：沈建光）

政经观察




投资环境日益恶化 印度已非中企的投资天堂

【博览财经特稿】曾经满怀希望投身于“印度制造”洪流中的中国企业发现印度的投资环境日益恶化。

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提出了“印度制造”倡议，希望将制造业在印度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也正是在这一年，包括小米在内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开始进入印度市场。小米、vivo、OPPO这些中国手机品牌一度占据印度超过75%的市场份额。但在受到印度用户欢迎的同时，这些企业又感受到日渐压缩的空间及种种不确定性。

在小米案中，印度执法局认定小米印度公司是从印度制造商那里采购，并未从三个外国实体那里得到任何服务，因此认为小米以特权使用费名义将资金汇往国外的行为违反了印度《外汇管理法》。面对指控，小米印度公司回应称，特许权使用费和账单都是合法且真实的，公司支付的特许使用权费是用于印度版本产品使用的授权技术和知识产权。

小米陷入的争议并非孤立事件，印度市场上的其他中国智能手机公司面临相似的麻烦。去年7月，OPPO被指控逃避关税439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37.6亿元）。印度收入情报局称，OPPO在进口手机零部件时错误使用了关税豁免，并在计算进口货物交易价值时未包括特许权使用费。

当时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王小剑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合法合规经营，同时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印方频繁调查中国企业的做法不仅扰乱了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损害企业商誉，更阻碍了印营商环境改善，挫伤了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市场主体在印投资经营的信心与意愿。

杨述成指出，在印度的中资公司经常面临查税和合规调查，从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到关税，而且查税方式让人难以接受，通常是联合几个部门一起，动静很大，针对中国企业的执法也过于严苛。

严潇潇的公司是最早将业务迁至印度的手机供应链企业之一，2016年跟随OPPO和vivo的步伐来到印度。过去几年，他深刻感受到印度投资环境的恶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签证。”严潇潇说。他的公司之前有20多个中国员工，现在仅剩他一人。

投资获批几率

2020年4月，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综合政策》进行修订，要求来自陆上邻国的投资必须经过印度政府审批。此前外商投资的政府审批路径仅适用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虽然与印度陆路接壤的国家还有缅甸、不丹、尼泊尔，但是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在印度并不活跃，因此这项政策的修订被普遍解读为针对中国。

2022年3月，印度政府首次公布来自与印度陆路接壤国家投资者的获批情况。自2020年4月颁布新规以来，印度政府一共收到了347份投资申请，其中66起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批准，193个申请被拒或由投资者主动撤回，剩余的为未决状态，申请获批率约为19%。在具体行业方面，获得审批数目最多的行业是服务业，其次是电子和汽车行业。今年3月，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透露，过去一年有54份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仍在等待印度政府的审批。

截至今年1月，一些处在苹果供应链中的中国企业获得印度政府的投资许可。尽管它们不被允许成立独资公司，但印度政府同意它们与印度公司组成合资企业。

但一些国际公司更倾向于各占50%的结构，他们担心49%的股权上限可能会使中国的制造商不愿意分享技术。尽管印度在2020年之后收紧了来自中国的投资，但国际和印度企业都意识到印度需要中国公司的帮助来建设相关供应链。

报道称，莫迪政府已经要求印度业界提交愿意成立合资企业的中国供应商名单。印度手机制造商Lava已经在与中国公司华勤就成立合资企业展开谈判，印度电子企业迪克森科技也在与中国手机零部件供应商讨论成立合资企业。

面对印度政府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中资为什么还要去印度？李钦表示，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中资企业与苹果、三星等国际性企业签署了全球供应链合同，如果无法履行将被取消资质。

2020年，印度更进一步颁布生产挂钩激励（PLI），为14个关键行业提供财政优惠，希望吸引外国制造商并扶持本土制造业冠军。这些行业包括制药、电子/技术产品、电信和网络产品、汽车和汽车部件、无人机等。

“外企坟场”

七年前，纬创响应苹果公司供应链多元化策略赴印度设厂，并于2017年二季度正式投产。在苹果公司的三大全球供应商中，纬创是第一家在印度组装苹果手机的供应商。纬创退出之后，印度的塔塔集团将接管其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工厂。

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印度以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吸引了跨国企业的到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放弃了在印度的投资。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注册的外国公司关闭了在印度的业务，约占在印跨国公司的六分之一，撤离的公司包括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和美国汽车公司福特等。

李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外企在印度频频遭遇打压，印度被称作“外企坟场”。壳牌、诺基亚、IBM、凯恩能源、沃达丰等外资企业都曾被印度开过巨额税金罚单。这些外资企业在印度遭受的各种调查、处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魔幻”的印度法律制度所致，而印度的法律可以用15个字来概括：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

去年以来，当美国的苹果、TPI Composites，丹麦的维斯塔斯，芬兰的Salcomp等西方公司在印度加大投入，企图在中国之外再造一个“世界工厂”的时候，中国制造也在大型民企的带领下加大投资、提高产能。比如联想集团在深圳的南方智造基地今年正式规模化投产，逆势加码提高产能，助力整个集团继续稳稳占据全球PC出货量第一的地位，利用大湾区独有的人才、技术和国际物流优势，面向全球打造“母本工厂”，以“中国+”的开放姿态应对西方公司的“中国+1”。不仅仅是联想，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民企，正在以这种模式和理念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走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尤其是在海外，制裁、脱钩、断链、围堵……自特朗普以来，打压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影响力，推翻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似乎成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这种局势，随着特朗普下台拜登上任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在新冠大流行、俄乌冲突之后愈演愈烈。针对中国制造的“威胁”，美国先后出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意在加速与中国脱钩的文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跑到印度、东南亚，企图寻找可以替代中国供应链地位的另一个世界工厂，他们称之为“中国+1”战略。海外媒体纷纷喊出“世界工厂遭遇劲敌”——中国制造正面临一个内外施压的极限生存状态。

笔者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主要还是制度优势，除了独特经济体制之外，在微观层面主要就是独特的充满韧性和极限生存能力的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企业也是一种组织制度）。他们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虚怀若谷地学习了西方企业的先进管理技术，更重要的方面是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坚忍、勤劳、聪明、团结、百折不挠……在曾经受到不利的舆论打击时，在全世界围追堵截企图寻找另一个可替代的“中国+1”时，他们将这种独特的精神特质体现了出来。

从宏观和历史趋势的方面，我们需要客观冷静认识当前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在工业化初期中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资本积累不足和产能供给短缺是主要矛盾。当前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制造业强国、第二大经济体、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不再是前工业社会那种学习、依附和模仿的角色，而是已经成长为当代发达成熟国家强大的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完了基本的工业化历程，当前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时代的中国，资本和产能结构性过剩，与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才是主要矛盾。如何找到或创造新需求、开拓新市场，与老牌工业国家建立正确的竞合关系，成为新时代中国制造新的时代主题与任务。

今天，这些“民企老兵”已经成为各领域的产业领军企业、供应链链主和产业龙头企业，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生态的“大树”，可供诸多的中小企业“乘凉”。后工业化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洪流中，现在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中国制造业如何抵御类似美国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空心化的命运，如何与已成熟的发达工业国家良性竞争？在还没有成为发达成熟的现代消费型、福利型国家之前，如何继续引领以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为主线的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成熟工业国家来看，大型领军、跨国制造业民企，与政府的产业政策主导者一样，在其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一方面，这些大型民企决定着产业链的位置，只要他们不动，产业链就不可能迁移。另一方面，这些大型民企具有充足的资源投入创新技术的研发，与政府的创新基金相比更加熟悉市场和产业化的规律，更加专业、敏感和高效率。

“中国+”意味着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现代的产业体系，意味着中国制造更加柔性、更加包容的发展理念。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越来越大，国际环境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型制造业民企却逆势加码，这些企业通过向世界各地的工厂输出技术、人才和理念，根据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打造不同的产业链接口，当前已经形成了“中国+墨西哥”、“中国+匈牙利”、“中国+一带一路沿线诸国”等以深度合作为主的新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更加开放的姿势再次融入全球制造业体系。

世界在进步，中国制造也在进化。中国制造业民企的“中国+”模式，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闭，而是在坚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应对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用孔子的话来说，不是以怨报怨，也不是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不卑不亢地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打造旨在推动再全球化的“中国+”。这也是后工业化时代，在国内外大变局和惊涛骇浪之下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的生存之道。（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赵建）

人物广角




将醋推向顶流的幕后操盘手 “北大屠夫”靠不起眼的传统项目挣得百亿身家

【博览财经特稿】广东大佬们的饭局上，谁是真正顶流？在电视剧《狂飙》中，大佬们饭前必须要狂饮几瓶苹果醋。饭桌上可以没有酒，但不能没有苹果醋，那瓶醋就是广东人的待客之道。谁想到，电视剧刚一祭出，天地壹号直接给剧组送10吨醋，手笔不可谓不豪横。

他曾是官湖村唯一的大学生，为了上北大，全村为他凑齐路费。38年后，陈生花了两亿免费为老乡建别墅，差点没送出去；他连续两年，在520当天让员工放假造娃，被称作神仙老板。

亏光2000万，北大才子卖猪肉

北大丑角不是自贬，而是清醒的认知。“很多人说，卖猪肉给北大丢脸，我觉得猪肉卖得好，也是本事。”陈生说，就像演员不仅有漂亮的，还有赵本山、潘长江那种长得不好看的。

祸兮福之所倚，2006年，陈生逛农贸市场发现，大多数摊主都是光着膀子卖猪肉。一根铅笔都有品牌，万亿体量的猪肉市场，连叫得响的品牌都没有？卖猪肉的想法应运而生。

“做生鲜，如果你不吃成工伤，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生鲜经营者。”下笨功夫，让陈生变成猪肉专家，他将不同品种的地方猪种和杜洛克白猪杂交，以达到口感和经济性的最佳结合。为了打出知名度，陈生让员工牵着一头戴大红花、重达270多斤的大黑猪“游街”，大搞土猪运动会。这些博眼球的做法，让壹号土猪一炮而红。

紧接着，陈生改变了产品定位，从“好吃”转变为“健康和安全”。别人卖肉只是在卖肉，陈生还卖服务，顺带教别人做菜，教大家辨认猪肉。短短几个月间，壹号土猪就开了400家档口，但这只是赔本赚吆喝。陈生偶然间发现，在所有档口中，有家夫妻档是盈利的，原来刀手的分割技巧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北大学生卖猪肉和中学生卖猪肉差距在哪里？有个高赞回答是，两者的差距就在眼界和学识。一语道破了真相。

花18年，造出广东神饮

在北大求学时，陈生接触到了西方经济学，他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认真研读了1949年至1984年35年间的《人民日报》，他敏锐的感知到，中国或将走向市场经济。1984年，陈生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市委办公厅，端起了铁饭碗。在这里，陈生学会了如何与政府打交道。

至此之后，他便显现出惊人的商业天赋和才华，干一行成一行。卖房子时，他花了3年做到了湛江房地产界老大。卖白酒时，因为没能力投资数千万设立厂房，陈生想尽办法调动一切资源来解决，直接从农户手中收购散装白酒，不花一分钱建厂房，就能让农民帮他生产。

1997年，陈生终于迎来了他的时代，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关键抉择。当年，有国家领导人在湛江视察，喝了一种特殊饮料，用山西陈醋加雪碧。国家领导人喝的饮料，老百姓都想尝尝，一时间，这种勾兑饮料席卷广东城。

罗伯特·弗罗斯特有这样一句诗：“树林中有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一条，这造就了一切的不同。”陈生走了一条更为艰辛的创业路，这个过程略显仓促和狼狈，但超强的战斗力和行动力，让陈生吃尽了红利。上市仅三个月，天地壹号实现盈利，当年的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不过，更大的挑战永远是下一次，企业经营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这和陈生的理念不谋而合，他认为客户是“花心”的，人类基因深处就是喜欢追求新鲜事物。为了跟上市场和客户的脚步，他时刻准备着革自己的命。如何让流行产品变成常态化？成立3年后，陈生改变了天地壹号的定位，从“吃饭喝啥？！天地壹号！”转变成“给健康加道菜，第五道菜——天地壹号”。

当可口可乐旗下公司悄悄的上线了一款苹果醋时，天地壹号大张旗鼓的在深汕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竖起一个超大广告牌，写道：欢迎可乐跟随我们做醋饮料。

他将醋饮料卖进了广东大排档和酒楼，让不爱吃醋的广东人爱上了醋饮料。可以说，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广东人的吃醋格局，甚至于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广东有个爱搞花活的天地壹号。2015年，陈生将天地壹号推上了新三板，挂牌上市。巅峰时，天地壹号市值高达百亿。

成功不忘桑梓地。与这届年轻人流行的“断亲”不同，上一代企业家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陈生，这位百亿富豪，昔日曾为上大学的火车票而犯愁，在乡亲鼎力相助下才凑齐了车费。在他的后来回忆中，曾有人一次资助了21元，这相当于国营职工当年1个月的收入。

人贫志不短。陈生辞职下海的原因并不复杂，无非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功成名就后，陈生觉得自己该干点事，即便改变不了大多数人的命运，能改变一个村也是好的。

想要从根源上帮助村民摆脱贫穷，只送别墅远远不够，陈生在官湖村开设了较大规模的生态养猪场，为村里100多户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除了反哺家乡，陈生每年都要向北大捐款1100万，别人劝都劝不住。“没有北大，我啥也不是”，陈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优秀的大企业家都怕“死”

死神跟着的不仅仅是农民，还有企业家。任正非在华为最鼎盛的时期，写下《华为的冬天》；比尔盖茨曾说，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也永远只有18个月。优秀的企业家都怕“死”，怀揣着向死而生的勇气，才能活的更加长久。

商业的残酷性在于，它是少数人的游戏，只有跟得上时代、战胜对手、战胜自己才能存活下来。 这两年，陈生的焦虑和烦恼正源于此。尽管天地壹号在果醋饮料领域的终端零售市场占有率常年位居第一，但陈生忧心的是，疫情期间，天地壹号营收增速连续两年下滑，三次主板上市失败，天地壹号面临经营窘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生坦言，过去三年是创业以后最恐怖的至暗时刻。

去年，身处至暗时刻的陈生说了这样一句新年贺词：折腾起来吧，兄弟！到激烈的竞争中去，到消费者的心智中去，每一个我们都应该活成自己的英雄。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心生恐惧，却依然逆风前行。（来源：决策视点（ID：jueceshidian） 作者：孙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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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略有走弱 大基建投资悄然放缓

【博览财经特稿】数据显示，在经济复苏略有走弱之时、大基建投资也在悄然放缓。一季度基建投资很猛。长期基建类贷款新增2.16万亿，同比去年一季度增长了55%、环比去年四季度增长了192%，占一季度新增企业本外币中长期贷款的32.2%，也就是说一季度中长期贷款的三分一都是用于大基建的。

为何大基建看似要熄火？

大基建托底经济屡试不爽，美国次贷危机冲击全球经济的2008年，中国经济就因为启动大基建而傲视全球，并在随后的数轮经济周期中被广泛运用。

通过卖地筹资扩大基建投资变得艰难

一是发债筹资、包括公开债和隐性债，二是税费收入，第三么……根据过往的经验，主要是卖地收入，而当下这些筹资渠道都在受限。

隐性债务是什么？其实就是城投公司的负债，包括银行贷款、信托融资、委托贷款等，而这却是大基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如今，这个通道正被堵住。

靠税费收入来筹集大基建资金几乎不可能，因为政府每年都有医疗/教育/卫生等刚性支出，甚至税费收入都不够这些刚性支出的。

与此同时，政府民生支出却再增加。今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社保和就业方面的支出占比近5年处于同期最高水平，1-4月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0.6%。

什么意思呢？稳就业加码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财政对基建的投资。筹资受限、卖地收入缩减，而民生支出又在增加，难怪地方政府主导的大基建开始放缓了。其实这一切的根源，是整个经济体在房地产衰退后、缺乏新的信贷发动机。

过去十余年，大基建刺激经济有一个如下的闭环逻辑。城投平台借债筹资、其中的抵押物是政府划拨过来的土地，债务的本息怎么支付呢？卖地收入啊。

土地价高是因为需求旺盛，当地产商愿意买地、且出价又高时，城投平台就会有更多的卖地收入、用于还付本息，一个完美的大基建闭环就此形成。土地、高价值的土地成了整个经济体的信贷发动机，土地带动了大基建、大基建拉动了整个社会的投资和需求，经济由此被托底、甚至被刺激。

之前大基建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因为房地产的低迷就此中断，大基建托底、刺激经济也就玩不下去了。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不说全部、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前面也说了房地产起的是一个信贷发动机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钱因为房地产而多了起来、使得各行各业有了充足的资金。

现在房地产熄火，就像人的心脏停止跳动、缺乏了造血供血的功能，对经济的影响就是信贷塌方……没人借钱负债，而一个人的债务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所以整个社会的收入都随之降低。

一鲸落万物生，但也有可能一鲸落百业凋，前者的鲸以自己的尸体为其他生物提供了资源养料、而后者的鲸却是整个社会的动力源。现在急需寻找新的信贷发动机。（来源：米筐资本（ID：mikuangziben) 作者：米筐老A）

社会透视




万亿不良资产“蓝海”背后 “催收”与“反催收”的博弈

【博览财经特稿】国内“催收巨头”湖南永雄宣布停业震动整个催收行业。

永雄集团在该公开信中称，自今年4月以来，该集团先后有179名员工被安徽警方跨省抓捕，其中3人因寻衅滋事罪被批捕。该公开信已在发布当天被撤回。安徽警方表示，相关案件正在侦办中，不便透露具体案情。

“我已经离职了，是‘他们永雄’，不是‘你们永雄’。”当澎湃新闻与小帅（化名）见面时，他纠正记者“你们永雄”的表述。尽管他刚离职不久，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想与永雄撇清关系。几天前，永雄集团在官微发出《告全体员工书》后，他的朋友圈里有很多人转发，但他没转。“转发对自己没有好处，必须淡化‘我是永雄的’的标签。”

小帅在永雄担任过中层管理人员，在向法律专业的朋友咨询后，他决定辞职。

对于永雄多个分公司被安徽警方执法的原因，多名永雄前员工称，据他们了解，永雄集团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分公司的员工通过技术手段侵入安徽某政务信息网站，并通过爬虫软件搜集了大量信息，而安徽警方在另一分公司调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催收员冒充公检法人员的视频，有员工在一个有出警中心logo墙的背景前，穿着公安制服录制了一段向债务人催债的视频，声称“债权人已经向警方报案，如果债务人不还钱，就准备抓人”。此外，永雄集团长沙总部被安徽警方冻结了数千万元资金。5月19日，湘潭、邵阳分公司被查，“几乎一网打尽了”。

对于上述相关说法，致电安徽警方求证，对方表示该案正在侦办中，不便透露具体案情。公开信息显示，近年来，催收人员涉及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冒充公检法、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催债的情况，曾多次被司法机关打击。

2020年12月24日，公安部通报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江苏泰州“6·17”网络“软暴力”催收案中，催收人员采取电话轰炸、短信轰炸、假装上门、发照片恐吓等方式对网贷借款人实施“软暴力”催收。团伙成员通过对欠款人通讯录中亲友、同事等人的电话、单位座机进行持续骚扰，给欠款人制造压力，逼迫欠款人还钱，“甚至出现连续5天以不间断电话轰炸等手段骚扰泰州某医院，导致该医院急救中心瘫痪，行政和医务服务无法有序开展。”

小龙入职时，永雄已是万人规模公司，名副其实的行业老大，并在着手准备赴美上市。在永雄，小龙经历了该公司从扩张到收缩的全过程。

伴随着业务版图的扩张以及上市计划，永雄公司的员工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由于永雄公司主要从事的是“后催”业务，即逾期时间较长、可联率极低（有的低于5%，即100个人中能联系上的不到5人）的催收业务，只有首先获得债务人的联系方式，催收员才可能施展技巧催其还款。在催收行业内，获取欠款人联系方式也有一个专业术语，即“失联修复”。

2018年8月，广州天河法院判决的一起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940余万条的案件中，4名被告人之一的宁某某即为永雄公司催收员。警方从宁某某处查获公民个人信息8000余条（主要为公民姓名、联系电话信息）。

2019年1月，江苏句容法院判决的一起10人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案，有一人系永雄员工。

2020年9月，贵州贞丰县法院一起涉及2万条公民信息买卖案中，永雄温州分公司员工万某为催讨债务，将21774条含有公民身份证和姓名的公民信息提供给兰某，以获取这些身份名下的手机号，他的花费是2.5元/条。兰某则以每条2元或1.5元的价格从移动公司员工刘某处购买这些公民信息。法院认定，万某支付2.6万，利用这些号码催债获得提成0.7万元。

小龙称他曾在永雄升为副总经理，最多时手下管理40多个人。他说，副总经理上面是总经理，总经理权重不一，有的管二十多个副总，有的则只管五六个。每个副总经理相当于一个团队。催收员一般十个人一个组，三十人一个业务集团。购买信息一般是由组长操办。

三名永雄前员工认为，永雄之所以敢于计划进军股市，是因为律师出身的创始人谭曼具有较强的风控意识。在应对催收风险时，公司至少划有三条线：一、只从合法持牌金融机构接案，排除高利贷等非法债务；二、公司只进行电话催收，不外访（上门催收），避免不可控的暴力冲突；三、建立相关制度，公司与员工的行为之间设有“防火墙”，员工违规违法，是其个人行为。

不过在小龙和小帅看来，有些措施只是表面上的。“2017年特别流行冒充公检法催收，但公司层面直到2019年才明令禁止。”小龙说，他刚开始工作那两年，公司风控并不是很严，他并未感觉到很大压力，“大树底下好乘凉，永雄毕竟这么大公司。”直到2018年因为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公司被抓走一批人，他才意识到自己个人的风险，“公司是不会管你怎么弄到联系方式的，只问业绩；银行也不管你是怎么催收的，只问回款多少。”

“严格按合规要求，（欠款人）接电话的都很少。发短信至少还会看看。”小帅这样解释一些被投诉为恐吓、威胁等软暴力短信的来历。

在催收公司野蛮生长的背后，是万亿不良资产“蓝海”。上述永雄集团八周年的宣传片中，永雄集团自称月均承接委案量超400亿元。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透露，2017年至2022年7月，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3.5万亿元，超过之前12年处置额总和。

首先是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多方面收紧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披露，催收员通过之前的途径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越来越难。为获得欠款人手机号，催收员办法想尽。

其次，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打击力度。比如，2021年12月8日，长沙市公安局就通报过一起催收公司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湖南强贲信用管理公司组织人员通过网络和灰产渠道购买公民信息用于催收，该公司月均购买公民信息10万余条，累计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达200余万条。公安机关抓获177人，对161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另一个重磅规则，是2022年1月1日实施的《中国银行业协会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虽然这只是一个银行业协会秘书处出台的内部规定，但也是催收行业的一个“作业标准”。比如，《指引》规定：“未经债务人同意，严禁在晚22:00 后至早8:00 前进行电话、外访催收。”“催收人员必须表明身份，遵守基本的文明规范并全程录音。”“严禁以列入虚构的黑名单、虚构的不良信用数据库为由威胁债务人。”

近年兴起的“反催收联盟”，在小帅、小龙、何总看来，是催收回款的一大“障碍”。反催联盟了解各种法规和制度，擅于利用催收员的漏洞、不规范操作、不严谨话术对抗催收。

“这名客户说他并没有被纳入黑名单，我们发的催收短信是假信息，恐吓到他了，要求银行公开赔礼道歉，赔偿15万元。”何总称，该客户背后有反催收联盟，他们不愿去法院起诉，就是不断投诉。在谈了两个月后，公司最终赔了3万元。

“说催收行业是黑社会的，真是不了解真实情况。难道银行几万亿的钱都不要了？这些钱都不还怎么得了？”作为一名从事“前催”业务的催收公司负责人，何总感叹，“相对来说，永雄还算较规范的催收公司。”

2021年，小龙从永雄离职。基于司法风险及越来越严的监管与反催收掣肘，小龙发现，在永雄干催收压力越来越大，加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永雄本来就是单休，员工晚上8点下班，管理层9点以后根据业绩情况，确定是否加班。每月20号之前还能休息一下午，之后基本没有个人时间。”

在小帅看来，在当下冒充公检法的手段已经很少被使用时，还有催收员录制假冒公安的催债视频，只能是：“业绩压力太大，新员工用力过猛。”

永雄集团官微显示，其催收员月底薪为2500元，长沙地区为3050元。“每个月完成4万元以上的回款业绩，才能获得8%的提成，否则4万以下只有4%提成，做到3万9时，要到4万就好难。”小帅说。每个案子情况不同，有些给到员工的提成可达10%。

不断干活并产生业绩的员工，成为永雄最重要的资产。副总经理和总经理级别的中高层，又是凝聚员工推进公司目标的最重要环节。据永雄官微宣传，该公司有管理层配车制度。“总监级全部配车，普通小总监二十万以上的车，总监都是三十万以上的车。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男孩，都是宝马奔驰。”何总说。

“既要打擦边球，又要完成回款业绩，最终考验的是管理层的掌控力度，怎么防范风险、怎么踩线避雷。”小帅说，公司对基层员工着装没有要求，但管理层要求着正装，早会也会喊口号，比如“狭路相逢勇者胜”附带一声“加油、越努力越幸运”等等。

在监管越来越严、回款越来越难之后，小帅发现，催收业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系统问题。金融机构放贷时审核力度不够，放出去就想着收利息，收利息挣得高。其实有些人，他们很容易产生违约逾期，但偿还能力有限，催他也没用。还有就是职业老赖，借这笔钱时，他们就想好了要赖的。

从永雄离职后，90后的小帅转行到实体工程行业，而小龙则继续留在这个行业。“干催收的，可能80%都想上岸，还有20%可能也想创业开催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