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政策思路已经失效

并非政策不想“拼经济” 只是传统的政策思路已经失效

【博览财经特稿】从2021年的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有连续6个季度的增速低于5%，其中有连续3个季度低于4%，再加上增加值主要集中在基建项目等逆周期部门，普通居民和企业恐怕并没有真切地感受到增长，而失业率超过20%的年轻人或许仅能感触到经济的寒意。

基建投资政策陷入了低效率陷阱

2022年以来经济刺激计划再次上马，大规模资金再次流入基建领域，投入的增量资金规模超过4万亿，称得上是扩大版的4万亿刺激计划。其中，专项债资金投入估计为2.5万亿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投入7400亿，新增政策性开发银行基建贷款8000亿，但这些资金投入仅带来了9.4%的狭义基建投资增长。

为什么？一方面，是投资的效率在降低，单位产出所需要投入的资金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随着基建项目的饱和，已经找不到那么多基建项目去消耗大量资金了。一个例证是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融来了建设资金，却转而将这些资金挪用于非生产性领域，比如弥补公共预算亏空，原因就在于已经没有多少项目可以做到财务上的盈亏平衡了。

这样，随着大规模的增量资金投入不能转化为基建投资增长，以及基建投资越来越自我循环、不能为其他部门创造收益，以往最常用、最有用的基建投资政策可以说效果越来越差。如果再考虑到长期基建投资带来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以及债务风险等负面效果，再加码基建似乎已经得不偿失。

除拉动基建投资之外，长期的货币扩张政策便一直伴随着基础货币的持续投放。1991年至2016年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速度始终超过10%，随着2017年至2019年宏观去杠杆、去产能的政策实施，货币供给在该阶段出现了显著的降速，但也维持在8%之上。

但自2022年4月以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衡量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开始显著低于货币供给的增速，这背后是家庭部门只希望增加储蓄，不再愿意消费、投资和负债买房，企业则由于盈利的缩水和资产价值的折损，同样不再愿意增加负债。

至此，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便不是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主动扩张，而是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储蓄增加，或者说，央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求降低，银行从揽储困难转变为信贷投放的压力，要么将存款投资于证券市场或者同业业务，这会加大资金空转的现象；要么降低利率抢占市场，并扩大风险敞口增持风险资产，这会降低金融机构利润并提高不良率。

简而言之，家庭部门和私营企业部门已经不愿意再“蓄水”，如果央行再开启大水漫灌模式，可能只会带来金融体系进一步的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并为更大的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以上的分析说明，并非政策不想“拼经济”、没有“拼经济”，而是现有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已经大打折扣，再加大力度反而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显然，宏观经济政策该调整思路了。

其次是，宏观经济调整的目标要有所聚焦和取舍。如果一方面需要企业和居民加大负债和投资、另一方面又需要限制债务增长，如果一方面需要避免房地产价格下行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房地产价格上行侵蚀来之不易的挤泡沫成果，如果一方面试图通过国有部门承接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退出的市场、另一方面又需要激发民间投资的市场活力，那么宏观政策就有可能左右互搏，互相消耗。

即便没有这些调整，居民部门也大概可以苦一苦，活下去、熬下去，但宏观增长本身就是为了持续改善居民部门的福祉，有些本不必吃的苦，何必非要吃上一口呢？（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张林）

政经观察




经济发展结果再次反作用于预期 彩票逆袭成消费“黑马”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以来，彩票消费持续走高。根据财政部数据，1月-4月全国累计销售彩票1751.50亿元，同比大增49.3%，创五年来新高。不仅如此，过去三年，彩票的销售也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可以说，彩票不仅未受任何下行因素拖累，反而在一众消费品中逆势而上。

彩票成为消费“黑马”

驻足的半小时里，陆陆续续进来了20多位彩民，更有人一次买多张、多种彩票，移动支付的到账提醒不断，几沓刮刮乐很快就销售一空。一墙之隔的房产中介“链家”门口，几位地产经纪人无所事事地刷着手机，店里显示仍在“营业中”。

打开小红书，“彩票中奖”词条的浏览量已达2.2亿，相关的“彩票中奖技巧”亦成为时下热门话题。在长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上，搜索与彩票相关的视频有1010条，热度最高的视频有1171万次播放。彩票在年轻人的社交圈里流行起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前的消费回暖仍不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居民信贷数据，4月居民短期贷款较上月减少1255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较上月减少1156亿元。一般来说，短期贷款多为个人消费类贷款，中长期贷款则多用于购车、购房等家庭类大额消费支出。二者的下降，说明当前居民的消费需求并未完全释放。

可以说，彩票消费不仅未受任何下行因素拖累，反而在一众消费品中逆势而上。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消费略显疲软的今天，彩票又是非刚需消费的一种，人们的购彩欲望理应被遏制。当前的畅销、流行似乎并不符合逻辑。

同样作为彩票站老主顾的雨泽，是一家美容美发店的技术总监。不忙的时候，雨泽会去附近的商店买包烟，发现店里兼营彩票后，也会顺便买几张。他感觉，买彩票就像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虽然理性上知道不可能借此发财，“但终归是一种希望”。

“五一”放假的时候，雨泽去彩票站一口气买了60张“好运十倍”刮刮乐，里面有30多张中了小奖，算下来还是亏本的。他表示，疫情刚刚过去，想出去旅游是肯定的，但这两年没赚到什么钱，加上高峰期旅游的人太多，所以选择买彩票当作假期消遣。一张“好运十倍”的面值是10元，如果中了头等奖，奖金有40万元。运气这东西说不准，万一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云表示，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分析，购彩行为一般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消费者的风险偏好；二是其主观估计的中奖概率。近年来彩票大卖，说明受经济大环境、个体收入变化影响，部分人的风险偏好水平出现变化，从“相对风险规避”转至“相对风险偏好”。也就是说，更多人愿意花点小钱，买张彩票“碰运气”，哪怕没有中奖。

另外，彩票中奖是有概率的，而买彩票的人通常会“过高估计小概率事件”，即主观估计的中奖概率大于实际中奖概率。“这种情况下，人们购彩时也会获得更多的正向心理反馈，这与‘口红效应’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王云表示。

“彩票作为一种游戏，既有开奖的刺激，又能提供中奖后改变生活的期待。”王云表示。在经济增长放缓、消费普遍降级的当下，它充当了某种更廉价的娱乐活动，成为人们消费降级过程中的心理犒劳。

彩票背后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振兴表示，即便彩票中奖后能带来一定收入，但长期来看，购买彩票仍是一种负收益的投入，因为彩票的期望收益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彩票消费增加，说明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劳动致富的机会正在减少，因此更愿意通过彩票“博一把”，看看能否凭借运气实现一夜暴富。这也意味着人们对当前经济的信心不足。

实际上，除了彩票受捧，越来越多迹象表明，人们对经济前景预期减弱，避险情绪增加。今年以来，黄金、保险等风险对冲类产品的需求持续走俏。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4月，黄金期货的成交量同比增加62.4%，成交金额同比增长79.76%；另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前四个月全国保费收入2.3万亿元，财寿险增长均超过10%。

此外，居民的储蓄意愿亦在同步增强。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指出，由于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影响，居民超额储蓄仍在继续积累。结合4月居民存款数据估算，2020年-2023年4月中国居民超额储蓄体量已增长至6.46万亿元，相较上月继续增加约5000亿元。也就是说，即使疫情因素消退，居民仍在积累超额储蓄，预计未来较难大量释放至消费、购房。

早在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最终，经济发展的结果再次反作用于人们的预期。经济高速发展时，社会的消费、投资增加，经济增长与信心皆会进入一个正向循环。黄振兴强调，当务之急在于，如何避免经济发展由于缺乏信心而进入负向循环。

民营企业贡献了五成以上的税收、七成以上的创新及八成以上的就业岗位。一旦其经营萎靡、信心受损，后续的倒闭、裁员将对就业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居民的收入增长，对消费、投资需求复苏形成制约，甚至形成一连串负面的连锁反应。如何引导民营企业消除顾虑，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二是加强对民企私有产权的保护。无论是财产权，还是控制权，民营企业都有权自主支配。尽快从法律、制度层面对其完善，研究出台有关“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尊重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其次，需要保障收入、资产价值稳定。对个体而言，可持续的工资、保值的固定资产是信心的来源。

有恒产者有恒心。固定资产端方面，黄振兴建议，亦可以通过政策的松紧调节，减少人们固定资产的大幅波动。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房子就是最重要的固定资产。无论房价大跌还是大涨，都会切实影响到一部分人的预期。“房价大涨，影响准备买房者的信心；房价大跌，也会影响已经购房者的信心。”

最后，稳定信心还需防止经济社会进一步分化。不患寡而患不均。信心不仅来源于绝对值，也来源于相对值。黄振兴认为，分化可以是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可以是民企和国企之间竞争不平等。尽管社会的分化不可避免，但减缓分化的速度和程度，可以极大缓解它对于社会信心的负面影响。

2023年是“扩大内需”年，促进消费成为提振经济的关键。单凭彩票消费的增长，尚还无法带来复苏奇迹。但值得庆幸的是，信心可以。（来源：《财经》 作者：张舸 编辑：王延春）

人物广角




再度遇到困难 万达把目光投向潜在的白衣骑士

【博览财经特稿】10个亿，交个朋友。再度遇到困难后，万达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互联网大公司。潜在的白衣骑士，是张一鸣及其背后的抖音。

快钱“出嫁”再度加速

王健林一度对万达金融寄予厚望，认为该板块的市值和收入将比万达商业还要高。然而，万达集团在2017年前后陷入危机，王健林开始从金融领域抽身，并甩卖非核心资产。自身底子不错的快钱首当其冲。

如果万达最终与抖音走到一起，并不算是意外。过去十年间，每当万达陷入泥潭时，它总是能够从互联网圈找到强力援手。比如，在国内电商行业正在起飞的2014年，万达与腾讯、百度组成了“腾百万”，计划投资50亿元，试图在电商市场中杀出一片天，推动万达商业生态的线上线下融合。又比如，万达2017年之后向轻资产转型，阿里拿出近47亿元收购万达电影约13%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对于彼时格外缺钱的万达而言，这笔巨款可谓雪中送炭。

然而，腾讯、阿里、百度、京东等互联网公司投向万达的真金白银，并未给各方带来足够丰厚的回报：“腾百万”联盟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土崩瓦解，万达电商折戟沉沙；阿里入股万达电影的价格为每股51.96元，如今后者股价常年在10块钱上下徘徊；腾讯领衔的340亿元股权投资附带了新的对赌协议，在万达商管（由万达商业更名而来）冲刺IPO屡战屡败后，正逐渐成为一颗悬在所有人头上的巨型炸弹。

三巨头的仓促联姻并没有结出果实

尽管王健林嘴上十分硬气，但万达已经察觉到了国内消费大盘的不可逆变化，并提前做了一些布局。两位大佬围绕电商成长上限的赌局，更像是万达有意释放的烟雾弹。这一年，天猫双11的GMV（商品交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个亿，相当于万达集团当年营收的1/14。万达坐拥遍布全国的商业地产，必须认真对待互联网对于线下零售的强劲冲击。

到了2013年底，王健林主动放弃了与马云的赌约，宣称“两个行业将融合发展，并且都可以活得很好”。另一方面，万达开始寻求与互联网巨头联手，再度征战电商。

在当时，腾讯和百度都希望在电商领域有所作为、阻击阿里。对于万达牵头的飞凡电商，两大巨头表现出很高的热情，马化腾和李彦宏都出席了发布会，并与王健林热烈握手。

然而，三巨头的仓促联姻并没有结出果实。与万汇网类似，飞凡电商高开低走，业绩惨淡。2016年，腾讯和百度相继退出“腾百万”，万达电商又成了独角戏。

显而易见，万达在电商领域吃了一场大败仗，错失了一整个电商时代；而腾讯和百度的同床异梦，似乎也是这场败局的原因之一。不过，三巨头生意不成仁义在；在万达接下来的严峻危机中，腾讯成为万达最重要的救兵，就连曾经口头PK的阿里也伸出了援手。

几乎与大举进军电商同一时间，王健林喊出了“超越迪士尼”的口号。在2015年工作年会上，王健林给万达旅业制定的目标是：五年内超越迪士尼，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旅游企业。而在一场访谈中，王健林宣称“有万达在，上海迪士尼10~20年无法盈利”。

瞄准迪士尼的“群狼”战略，是彼时万达大肆扩张的一个缩影。巅峰期的万达在全球各国购置资产，似乎背后有无穷无尽的资金。这一系列举动没有让万达反超迪士尼，反而埋下了巨雷，并在内外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在2017年集中爆发。万达仿佛一瞬间就陷入了资金链危机，站在了悬崖边。

但问题是，彼时的万达商业仍有一个巨坑等待填平。它在2016年8月从香港退市，为了完成私有化进行了数百亿元外部融资。根据与投资者签订的对赌协议，倘若万达商业没能在2018年8月前登陆A股，它就需要连本带利回购全部股份，总金额高达344.5亿元。

到了2018年初，老朋友腾讯终于来了，还带着340个亿的救命钱。这年1月，腾讯联合苏宁、京东、融创入股万达商业，四大巨头共同注资340亿元，收购万达商业港股退市时引入的投资人持有的约14%股份。其中，腾讯投资100亿元，同阵营的京东也拿出了50个亿。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腾讯等公司拿出340亿入股，同样附带了对赌协议：万达商业需要在2023年10月31日前完成上市。否则，投资方有权要求万达方面给予现金补偿。

2021年10月，万达商管首次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此后一年多，又分别在去年4月和10月两次递表。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不了了之，没有下文。到了今年5月底，腾讯尚未依照对赌协议“逼宫”，万达集团却遭遇了提前还贷的潜在威胁。

这是万达集团有可能陷入流动性紧张的又一个信号。此前，万达地产因两起案件被强制执行超10亿元，并因未履行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这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危机和传言背后，都指向了万达集团需要更多流动资金。而在互联网圈子里，如今仍有足够体量和意愿拉万达一把的，或许就是抖音。

2012年，当王健林与马云设下一个“小目标”的赌局时，初出茅庐的张一鸣刚刚成立了今日头条。随后十一年间，王健林经历了从首富到“首负”的坠落，又逐渐从谷底爬升。另一边，张一鸣抓住了中国互联网信息分发模式迭代的新浪潮，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之一，并在2018年底功成身退。

张一鸣的公司更不差钱。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末，抖音集团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为42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00亿元。

在此之前，抖音已经拿下互联网支付、小贷、保险经纪等多张金融牌照。如果能够覆盖全国的获得线下银行卡收单牌照，抖音将可以拓宽线下支付场景，并为自身商业生态带来更多流量和用户。

无论如何，通过出售快钱换来的10个亿，都只是杯水车薪。倘若万达商管迟迟上不了市，如何拿出300多个亿、回购腾讯等投资者的股票，势必成为大难题。以此来看，万达此次以“白菜价”出售快钱，颇有向抖音暗送秋波、“交个朋友”的韵味。

更何况，万达对于抖音的价值，除了一张便宜的金融牌照，更在于遍布各大城市的商业中心。根据公开数据，万达商管2022年开业55个万达广场，累计开业473个项目，在建万达广场187个。这些商场聚拢了大批商家和客流，而抖音正在不断加码生活服务，两者恰好互补，其中的想象空间不容小觑。

从2012到2023年，王健林和万达屡屡与中国互联网的风云人物共舞，一边借力“填坑”，一边被动“挖坑”。如今，抖音有望成为万达的下一任共舞者，而这场演出的大幕已经悄然拉开。（来源：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作者：彦飞 编辑：王靖）

社会热点




城中村的“历史欠账” “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新时代命题

【博览财经特稿】最近，关于深圳城中村“统租改造”的话题再度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当地南山区一原本租住的城中村即将被统租改造，即由政府或相关部门统一收储城中村房源，改造后再进行出租。租客纷纷提出质疑，限期办理的强硬令其难以接受，搬迁后子女就学也存在不确定性。

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仿佛是深圳住房问题的天平两端。一方面，深圳有志于“以新加坡为榜样”，提高保障性住房占比，但有限的土地资源难免令其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城中村消化了全市70%的居住需求，又存在诸多隐患。深圳对城中村统租改造由来已久，在5月发布的城中村保障房改造提升指引中，已有改造案例出现。

租金涨不涨？

参考去年10月深圳市房地产和城市建设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房屋租赁参考价格，以南山区为例，其商品房租金最高的蛇口街道为135元/平方米·月，最低的南山街道为94元/平方米·月，而该区城中村私宅平均租金则为65/平方米·月，仅为商品房的48%～69%。

但毕竟深圳此次统租改造既非大拆大建，目前主要参与方又有深圳人才安居集团等国企，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

面对企业的资金压力，深圳目前对外的说法是，不会涨价、或者至少不会大幅度涨价。不少人提到今年1月深圳发布的一系列保障性住房政策。当时深圳就提出，对于经规模化租赁改造的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符合条件的可以筹集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者公共租赁住房。而对于二者的租赁价格，也有明确规定：政府组织配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按照同期同地段同品质市场参考租金的60%左右确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则按照30%左右确定。

此外，深圳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也对媒体回应，城中村保障性住房，改造后的租金以不涨为原则，单套租金原则上与改造前基本持平，即便个别房源因改造成本高、投入较大、建筑结构复杂，也必须严格控制成本、严格控制价格、严格加强价格监督。

一面是投入的增加，一面是限价的压力，夹在当中的运营方，就成了那个关键角色。它面对的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三角：既要照顾租客、房东的利益，又要有效推动资金周转，还要满足深圳眼下产业、城市发展紧迫需求，环环相扣又似乎彼此相斥，仅凭运营方一己之力很难照顾每一方的诉求。

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新加坡的公屋模式。通过新加坡政府统一开发、租赁、运营，使全国80%的居民以10%的价格购买或租住在公屋内。

宋丁也认为，深圳目前只有一条路，即以财政才能补足租金缺口。但如同不少专家观点，他并不认同深圳可以照搬新加坡模式，长期依靠财政补贴，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推进，“哪怕依靠国有企业，也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

根据安居微棠对自身“保本微利”的定位，宋丁提到一种可能的方式，即通过布局城中村配套商业、文化产业等实现盈利，平抑其因租金价差所产生的缺口，由此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面对诸多难题，深圳为何一定要把城中村作为改造的焦点？不少人提到，深圳城中村用地总规模约320平方公里，占深圳土地总面积的1/6。比对深圳“十四五”期间建设筹集74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城中村自然成为其实现“达标”的必选项。

在《奇迹城市：深圳城市治理40年》一书中，深圳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陈文和教授谷志军曾详细描述深圳城中村特殊状态的由来。由于改革开放后深圳快速的城镇化过程，让当时仍在村庄生活的村民选择了另一种“经济作物”——“楼”，以“耕楼”为主业。于是，“三天一层楼”的速度神话出现，一栋又一栋的村民自建公寓拔地而起。

于是，与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不同，深圳并不存在数量繁多的城边村，却有着散布在城市各个主要行政区的城中村。它们让新深圳人能够在工作地就近找到廉价的住处，而不需要受通勤之苦——阴差阳错之下，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职住平衡”的城市格局。这也是大多数城市可望不可及的优势。

这样一来，城中村的“历史欠账”，恰好成为深圳保障性住房的最佳地址。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此前接受采访时曾提到，深圳是一个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不同于老一代的打工人，他们对于租赁的需求主要特征就是“职住平衡”，也就是希望住处离工作地较近、低租金、配套好。

无论如何，在城市叙事下，人的需求永远是主角。如何让保障房真正保障每个人住有所居，保障生活更有质量，将是“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新时代命题。（来源：城市进化论 作者：杨弃非）

形势分析




最坏情况还未出现 大厂裁员对杭州楼市影响或在后半年显现

【博览财经特稿】杭州楼市开始花式内卷。6月8日，据界面新闻报道，临安区的华发荟天府卖房送黄金，最新一个批次的房源，119平米的房子返黄金1000克，按最新金价，大约能返现45万元。该区其他楼盘也在卷，有的送装修、送车位、送手机、送物业费。

尽管阿里巴巴否认了网帖中的裁员比例，并称2023年需要新招1.5万人，但也承认存在“正常的组织和人员优化”。根据阿里财报，2021年底阿里集团员工数量为25.9万人，到了2023年3月31日，员工数量减少至23.5万人，净减员近10%。那些从阿里“毕业”的人，真的冲击到了杭州楼市吗？

但是，多位房产中介和阿里员工表示，阿里裁员并不是杭州楼市量价齐跌的主要原因，而且被裁员工的近况也没有网络炒作的那么惨。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大厂裁员的对楼市的影响要在后半年显现。

近日，在阿里巴巴总部所在的余杭区，《财经》走访了未来科技城的核心楼盘——号称“未科三兄弟”的阳光城未来悦、中南樾府、东原印未来，在爱橙街上一字排开。

阳光城未来悦在2018年首次开盘均价为3万元/平方米，到了2021年，曾有125平的房子最高成交总价达到1050万元，成交单价高达8.4万元/平方米，比买入价高出两倍，是当时的最高纪录。

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阿里总部——步行距离10分钟距离的富力西溪悦居，房价也在持续下跌。该小区附近一家德佑的中介称，平台上有一套89平米的刚需房已经挂牌两年，从最初的500多万元，逐步降价到现在的385万元。他感觉，周边的成交量也在变少，现在，他的业绩从一个月签两三套，变成了两个月签一套。

针对阿里裁员，房价下跌，市场上有很多传言，如阿里百万年薪中层断供，卖楼回血等。但前述德佑中介认为，并没有那么夸张，放出来的房子确实变多了，有些人被裁了就打算卖房回老家，但新挂盘的房主普遍不会一下子放出跳水价，而是都按目前的平均价格挂牌。

建平（化名）是一位阿里巴巴的前员工，于2022年底被裁。他表示，自己背着未来科技城（阿里总部所在地）的房贷和其他城市的房贷，每月要还款约4万元。离开阿里后，他又入职了一家新公司，2023年3月再度被裁，目前处于待业状态。

当然，不管是不是阿里，各个行业的公司裁员都会造成部分交易落空。2022年，张洪同事的客户下定余杭区翡翠城的一套房子，交了30万定金，却被裁员，之后客户就算赔了定金，也要放弃购房。张洪替他暗自庆幸：“幸亏没买，去年那套房子650万，今年560万。”

前述我爱我家中介也认为，杭州楼市量价齐跌主要原因并不是阿里裁员，而是从去年开始持续的大盘下跌。

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2022年杭州二手房市场约有68%的业主对挂牌房源调价，其中91%的业主选择下调价格。全市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从1月起呈波动式下滑，在12月达到全年住宅网签均价最低点。

价格方面，杭州二手住宅价格在2月至4月同比略有上升，而环比逐月下跌，意味着比2022年的情况好，但是“小阳春”之后一直处于下滑趋势。5月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23%，跌幅较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同比下跌0.54%。

杭州不背锅，全国楼市都在回落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说，裁员反应的是就业形势，整个就业形势对于楼市的影响很直接。在互联网大厂和产业聚集的城市，都存在裁员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其中，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在4月达到20.4％，创下历史新高；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为4.2%。

其二，倾向于抛售手上的房产。被裁之后虽然获得一些补偿金，但是不足以支撑长期的还贷，他们可能会卖掉之前投资的房产，甚至把自住的大房子换成小的。

多名杭州的资深中介都判断房价会继续跌，并且很坦诚地建议客户可以等一等，别着急买房。

贝壳研究院则认为，如果仅关注3月到4月成交量的下滑，则是放大了短期的波动性。其报告称，今年一季度房地产销售高峰是防疫政策优化影响下积压需求释放、前期宽松政策效果累积释放叠加的结果，这样的阶段性高增速并非常态，二季度以来的回落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正常调整。更应该关注年初至今的累计水平和调整后的绝对水平，不应过度关注季度间的波动。

从看房需求看，据贝壳研究院监测，5月重点50城带看客户量与4月相比基本持平，同比仍有超3成的增长，表明当前真实购房需求并不弱。

虽然目前交易市场低迷，但是土地供应仍然保持一定的热度。中指研究院土地市场研究负责人张凯表示，截至5月末，中指的核心22城中，有21个城市完成了至少一宗涉宅用地的供应，1月至5月整体土拍热度高于2022年任何一个批次。

各地方政府均通过减量提质的方式进行供地，核心区地块供应增加，郊区地块减量供应或折价供应。张波表示，未来如果房地产市场重新起势，将从一线城市开始回温，继而带动二三线城市。（来源：《财经》 作者：杨立赟 编辑：余乐 王博）（文中张洪、建平为化名）

社会透视




高考改变命运？ 几代人过来变成一个比较别扭的制度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将近1300万考生奔赴考场，高考人数创历史新高。同时，今年高校的毕业生，也达到历史的新高1158万人。

高考，在中国社会来讲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非常重要的制度。高考确实改变了很多人，很多家庭的命运，它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跳板角色。很少国家会那么重视一场考试。为了这场考试，很多家庭准备了十来年的时间。大量的孩子把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都集中在学校的知识学习和备考当中，最终，就是为了这一次考试能够考好。同时，家长也为孩子的考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时间和金钱，还包括陪伴和耐心。

但当你考完试之后，我们再想，到底学到了什么知识呢？学到了什么思维方式呢？是不是感到很空虚，除了英语、数学等工具之外，我们还学到了什么？或许也学到了一些，但是花费的资源、时间和成本实在太高了。但是，没办法，这就是高考。

高考是“小镇做题家”的人生跳板

古代社会更明显。一旦科举金榜题名，他的社会身份马上就发生了变化，很有可能就进入官僚系统。在现代社会，高考也是一种社会阶层的直升梯。

进入到体制内工作后，他们就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同时选择对象的条件更好，结婚后单位还有分房。现在年轻人买房很困难，当时单位直接分房。同时，孩子可以享受比较好的教育。最后退休，还可以享受比较高的退休金。一部分六零后，通过高考极大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七零后遇到了中国经济增长最好的时代，他们大学毕业之后，不管是外资企业，一些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都需要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有非常多赚钱的机会，他们可以自己去创业。学英文去做外卖、出口制造业，很多70后赚了不少钱。学计算机的赶上了互联网时代，现在互联网的大佬，基本都是70后。在那个创业比较好的时代，这类70后容易获得财富自由。

八零后上完大学进入社会之后，就业竞争压力比较大，但是，211、985以及读了硕士博士的80后还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他们能够在社会上有更好的一个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也获得更好的机会，包括考入公务员体系的，事业编体系的，还有大型国有企业、互联网大厂、外资企业等，很多小镇做题家命运获得了改变。

九零后和现在的零零后，延续了八零后这一代的趋势，加入高考的人越来越多，录取率也在上升，进入到社会之后，就业竞争压力也比之前更大。尤其是这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非常大。

高考拼的就是智力、毅力和家庭的资源。现在家庭资源越来越重要。城市的中上层的群体，能够提供比较好的家庭资源来帮助小孩去学习，比如说有好的学位房，教育资源就会比较好，然后还有课外辅导，提升了他们高考的竞争力。普通家庭，农村家庭，能够利用的教育资源很少，高考竞争力就会下降。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整个社会都将资源倾注在这个跳板上？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高考这个问题。为什么“鲤鱼”需要跳龙门，而不是游过龙门？

原因很简单。通往墙内和墙外的水，它不是自由流通的。如果这个水是自由流通的话，鱼自然就会游过去，不需要跳。正常情况下，一条鱼如果它要往上游走，他可以逆流而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游上去。但是，如果这个河里设了很多大坝，一层一层的大坝，这个鱼就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常的游上去，而是需要跳上去，用跳板跳上去。

所以，这个问题在社会流动性上。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流动性不强、设置了一层层大坝、阶层比较固化，那么就越加需要跳板，整个社会、尤其是普通家庭，就把资源集中在跳板上，希望一天能够鲤鱼跳龙门。

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和培养人的天赋的多样性

高考是考试方面的智力。在这个体系当中，擅长考试的孩子，他的优势就很明显。这类孩子从进入幼儿园开始，整个社会的大量的资源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优质的老师，优质的学校资源也给到他身上，然后，他从小到大都会非常的有自信，因为所有的孩子和老师都在夸赞成绩好的孩子。

但是，拥有考试天赋的孩子，适合于从事学术研究的，这一类孩子的比例不到10%，也就百分之几。那么剩下90%多的孩子怎么办呢？具有其他天赋的孩子，比如说有运动天赋，艺术天赋，演讲天赋，他们在高考体系下没有优势，是比较吃亏的。

人的天赋的多样性的发挥，它依赖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社会是流动性的、自由宽松的、多元化的。如果社会限制太多，流动性自然就很差，也不会有多元化的社会。比如，如果把唱歌跳舞，认为是不务正业、不得体的，那么艺术市场自然就会萎缩。

人的天赋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多元化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我们要去改变高考单一的应试体制，要发现人的天赋，培养多样性的天赋，多样性的天赋发挥，才能创造出丰富的商品，才能够创造出各行各业和各类的市场，这叫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另外一个方面，打破社会的流动性屏障，鼓励多元化的市场发展，鼓励各行各业市场的自由发展。只有各类市场自由发展了，人的多样化的天赋才能在市场里得到充分的施展。

所以，总结起来，还是要大力的促进市场发展，市场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多元化，和人的天赋的多样性，是相互匹配、相互促进的。市场的流动性可以打破社会的流动性固化，反过来，我们要警惕：遏制市场的发展来维护社会的流动性固化。

当然，教育改革的内容比较复杂。比如说，公共教育投入要更多，资源要更平衡，打破学位房制度，让普通家庭能够接受同等条件的公立教育。又如，学校要培养孩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知识记忆和应试技能，充分激发孩子的自由和独立意识。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和培养人的天赋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