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提出来不简单是一个个案，标志着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动向，就是要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先从北京开始，未来可能会讨论到上海，广州深圳。 估计十九大之后，我们很重要的经济战略调整，就是全面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以雄安新区作为一个龙头，全面推动和讨论。这就是我们宏观上要调整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 第一个层面，境内就要从雄安新区开始，要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最少在20年左右，第二个就是要调整我们中国在境外的空间布局，也就是所谓我们在世界的空间布局，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主体，而且中国经济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我们产能过剩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寻找新的空间布局，在国际上的空间布局，怎么来重新布局？“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开始配制自己的国际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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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之后，中国将全面调整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
【研究员】：
雄安新区提出来不简单是一个个案，标志着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动向，就是要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先从北京开始，未来可能会讨论到上海，广州深圳。估计十九大之后，我们很重要的经济战略调整，就是全面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以雄安新区作为一个龙头，全面推动和讨论。这就是我们宏观上要调整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第一个层面，境内就要从雄安新区开始，要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最少在20年左右，第二个就是要调整我们中国在境外的空间布局，也就是所谓我们在世界的空间布局，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主体，而且中国经济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我们产能过剩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寻找新的空间布局，在国际上的空间布局，怎么来重新布局？“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开始配制自己国际发展空间。
万众瞩目的十九大会议正在进行中，这次大会对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方向给了明确的指向。10月9日，清华大学经济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经济学家魏杰在第二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培训班上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详细解读。从魏杰教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结合十九大会议的内容，大家或能从中找准今后的投资方向。以下根据魏杰教授的演讲整理： 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主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风险在哪里，二是增长动力在哪里？风险在哪里？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增长动力在哪里？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 一、防范金融风险 1、抑制资产泡沫 什么是资产泡沫？就是资产价格涨得太快太高。资产泡沫主要集中在股市和房市。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股票不太可能，主要基于三点判断： 一是证监会目前主要职能是加强监管； 二是证券部门对场外资金配置极度关注； 三是IPO速度快规模大。 预期未来五年内，股市将呈现慢牛态势。目前来看，资产泡沫主要在房市。房市是否存在泡沫，重点关注住房供给与刚性需求的关系。房产具有两种属性，即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日本在1985年就是因为住房供给大大超过刚性需求，加上美国的剪羊毛，从而导致房市泡沫破裂，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走出泥潭。房产超过刚性需求后，一旦没有居住功能，也就没有了投机功能与投资功能。 抑制房市泡沫的对策就是：中短期对策与长效机制相结合。中短期对策主要是两个立足点：一是严格约束投机和投资性需求。采取严格的限购政策；二是约束开发商的行为。今年以来两个手段很见效，一个是控制融资通道；另一个就是让面粉超过面包价格（地价高于房价）。长效机制，主要包括租售同权、共有产权、调整空间布局等手段。 关于调整空间布局，是前段时间的热点问题。突然冒了一个雄安新区，有的人很吃惊，我说不用吃惊。我们几年前就在讨论调整空间布局。北京三大体系已经逐渐进入负面层面所以有必要调整，调整方向，把北京非首都功能剥离出去，找一个地方来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哪里承载啊？这个地点选择很重要，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公布的是雄安新区，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什么叫非首都功能呢？首都功能就是四件事，第一个就是政治中心，第二个国际交往中心，第三个文化中心，第四个科学创新中心。这四项最后确认为首都功能，其余都属于非首都功能。 比如说北京不是经济中心，因此经济方面的功能逐渐要离开北京。我估计可能未来，许多企业总部可能会搬离北京。第二个不是教育中心，所以我估计可能一些大学搬离北京，当然北大清华不会搬。但是要扩大规模很难，扩大可以办分校。再一个不是医疗中心，现在北京看病人85%是外地人，医院办到北京干吗？等等。还要往下排，都属于非首都功能。这些功能要寻找新的地方，最后寻找的地方就是雄安新区，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不属于首都功能的陆续要转向雄安新区。 如果雄安新区建设取得成绩的话，下一步就要讨论上海怎么办，上海定义为经济中心，什么叫经济中心，哪些不属于经济中心？上海一样寻找新的东西，承载他未来的功能的，在哪里？大家看到北京选择了雄安新区，因为雄安新区是河北地区欠发达地区，承载能力巨大而且经济落后。 我们一旦启动雄安新区一箭三雕，一个北京非首都功能转掉了，第二欠发达地区发展起来，第三北京房价稳定住了。下一步讨论可能是上海，再一个深圳、广州，深圳、广州最近有一个苗头提出来粤港澳大湾区，如果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再造一个的话，就是产生四个新的一线城市，对中国经济拉动，巨大的拉动力。所以实际上雄安新区提出来，有人把他看的是很局部的问题，这是调整国内空间经济发展起点，标志着我们调整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空间布局。雄安新区是一个试点，是一个千年大计，一定是长久的影响。实际上你们知道深圳和浦东都是靠寻找新的承载区起来的，没有浦东就没有现在上海，没有深圳也没有珠三角，实际上也是寻找新的承载区。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一线城市有四个，需要寻找新的承载区。雄安新区提出来不简单是一个个案，标志着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动向，就是要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先从北京开始，未来可能会讨论到上海，广州深圳。广州深圳我看了一下，已经有一点讨论的基础，大家注意看到有各个原因找到雄安新区，原来通州太小，没法承载功能。 所以雄安新区这个概念标志着我们要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布局，要再造几个一线城市，如果再造几个一线城市大家想一想，在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年应该没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启动的一个新的发动机，通过调整空间布局，把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推进，所以大家要关注雄安新区建设，关注他所有动向，因为不简单是个案，是我们下一步整个经济过程中一个重大的问题，要调整我们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 雄安新区不知道你们在座去过没有，我已经跑了几次了，跑的原因干什么呢？ 就是通过在这里设计一个新区，来思考一下未来我们寻找新的承载区坚持什么原则，中央决定雄安新区一定有极其深刻的原因，不是简单的原因。有人问我，会不会一阵风就完了。我说你错了，千年大计，而且没有上升到重大战略调整高度上来，雄安新区起点实际上告诉大家，中国将大规模调整自己境内的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从一线城市先开始。 未来将很大发展力度来支持中国持续的发展。我估计十九大之后，我们很重要的经济战略调整，就是全面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以雄安新区作为一个龙头，全面推动和讨论。这就是我们宏观上要调整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 第一个层面，境内就要从雄安新区开始，要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最少在20年左右，第二个就是要调整我们中国在境外的空间布局，也就是所谓我们在世界的空间布局，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主体，而且中国经济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我们产能过剩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寻找新的空间布局，在国际上的空间布局，怎么来重新布局？ 2、稳住外汇 外汇风险去年6月份开始显现，一方面是外汇价格贬值压力加大，另一方面是外汇储备加速减少。中央政府果断提出两个“不能持续”，即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持续减少。并出台了三个应对措施：一是放开的项目不回收，但是没有放开的暂时停止（包括个人三项投资等）；二是海外并购加强控制，对技术类的放开，非技术类的严格审查；三是“一带一路”投资使用人民币投资。 措施已经开始见效，人民币价格企稳回升，外汇储备守住基本底线。外汇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正在减少。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海外投资研讨会，与会人员认为，对外投资放松管制的可能性不大。稳住外汇仍然是未来几年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任务之一。 3、稳住债务 债务分为三种： 一是个人债务。去年全国房贷余额大致4万亿，这是个人债务大头。中国人消费习惯决定以存款为主，个人债务风险不大； 二是企业债务。企业债务普遍偏高，但细分后发现，主要集中在国企债务偏高，去标杆的重点是国有企业。但国企偏高有其合理性，比如中国铁路，主要购买公共产品。联通混改、东北特钢打破刚性兑付是解决国企债务偏高的两起典型案例； 三是政府债务。这个明显偏高，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PPP项目（去年以来增加了4万亿以上）、产业引导基金（去年以来增加了1万多亿）等加速推动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痛下重手，对地方政府官员实行债务终生负责制。 4、治理金融秩序 今年年初以来，对金融秩序治理越来越重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改革中由于规则未能跟上，引发混乱。放开非金融机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准入条件和运行规则上有所欠缺，导致某些领域出现混乱。大量的投资公司（线上和线下）、基金、保险公司涌现出来，很多投资公司的商业模式不可维系，很多基金、保险的项目是存在问题的。 二是新技术的产生，引发的混乱。比如区块链等在金融领域的引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要不要坚持金融的基本原则？要不要加强监管怎样加强监管？ 5、调整货币政策 1991年以来我国基本上采用货币宽松政策，但总有一天要转向。中央企业年初已经明确提出，要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进行明确。未来，大面积投放货币的可能性非常小，作为企业应该关注这个动向，赶快进行自我调整。目前，货币增长速度已经回到2位数。 6、稳住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稳不住，总有一天会转变为金融风险。大部分实体经济处于盈利边沿，必须想办法增加实体经济盈利，最快的办法就是降低成本：一个是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另一个是制度成本。具体有五个方面的潜力：（1）税费。营改增是减税措施，但需要解决抵扣存在的问题；（2）社会保障。降低五险一金比例；（3）融资成本。我国的融资成本总体偏高；（4）租金太贵。地价太高必然推高房价和租金；（5）企业商务费用仍然偏高。这涉及政府改革的问题，让更多政府权力交给市场。我们作了一个调查，如果制度成本降低10%，很多实体企业会扭亏为盈。预期十九大以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会有大的动作。 二、推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 未来的增长点和动力在哪里？反复讨论后形成的共识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调整经济结构； 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是调整开放战略； 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1、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核心的是调整支柱性产业。传统的支柱性产业有两个，一个是传统制造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产能严重过剩，对策是去产能。另一个是房地产业。过去一直保持20%的增长速度，而且引发的产业链条很长。存在主要问题是资产泡沫严重。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是“退二进三”：两个产业要转为一般性产业，即传统制造业与房地产业；三个产业要上升为未来的支柱产业，即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个概念有两个关键词：战略、新兴；有两个特点明显：市场巨大；短期内技术能够突破。未来五年至十年新能源将成为趋势，具体有八个要点： 1、新能源。化石原料是传统能源，非化石原料统归为新能源，六个形态：水能、风能、地能、生物能、太阳能、核能； 2、新材料。新材料属于战略新兴产业，未来好多产业的提升是靠新材料实现的。未来中国的许多产业提升是靠新材料来完成。 3、生命生物工程。当前，市场对生命生物工程需求巨大，涉及到农业、医疗、健康等等，技术突破也比较快 。 4、信息技术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在信息元部件和装备、信息终端使用、大数据与安全性等三个领域。 5、节能环保。解决资源节约和污染是是个大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法律和政策，最终解决是要靠技术，一旦技术突破了，它就成为一个产业。市场需求巨大、技术突破很快。中国每年的废水处理差不多有近万亿的市场价值，但是我们搞不出来。化工废水和医疗废水都处理不了，就排到地下，土地都重度污染。如果能够完成得有多大的市场价值？ 6、新能源汽车。现在我们汽车都是传统能源汽车，没法解决污染问题。最终将转向新能源汽车研发，像电动汽车。国家已经把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发展重点方向。 7、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很快就会到来。我参加乌镇的互联网会议时，问那几个搞互联网的同志，你们是不是该退休了？你们这一代已经结束了，该轮到我们这一代了。智能化和机器人在未来都有很大的空间。 8、高端装备制造。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比如磁共振等依赖进口。 以上这八个要点不断的发展，逐渐让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我们国家的支柱型产业，这对当前的工业企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建议大家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的第一个增长点就是所谓的战略新兴产业。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市场价值非常大。我们算了一下，战略新兴产业搞起来会给我们每年带来的GDP总量应该在36万亿以上。36万亿是什么概念？我们2016年的GDP总量可能是71万亿，一个产业就带来36万亿。新增长点会有很大的前景。 关于服务业 第一类，消费服务业。所谓消费服务，为人们消费生活提供的服务就叫消费服务，消费服务包括六个部分：第一是餐饮与商贸，第二是医疗与健康，第三是养老消费服务，第四是儿童消费服务，第五是家政消费服务，第六是信息消费服务，这六个组成部分统称为消费服务。中国目前特别缺乏养老消费服务，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第二类，商务服务业。商务服务就是为人们的商务活动提供的服务帮助的行业。商务服务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第一类金融综合服务类。例如商业银行服务，投资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隶属于金融综合服务。第二类是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第三类是投资咨询服务。第四是园区管理类服务。园区管理类的这种业务也属于商务服务。所以商务服务是很宽泛的产业概念，包括四大类服务业在内。现在商务服务最好的国家，一个美国，一个英国，摩根和高盛都是美国的公司，实际上它业态都属于商务服务。所以中国的商务服务业还有巨大的投资空间。 第三类，生产服务业。生产服务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产业概念。举个例子，北京有一家公司为全国的钢厂服务，帮建包头这个钢厂调整一下工艺流程，实现节能环保。 包头的钢厂在出口处加一种原料，或者在你冶炼的装备上喷上一层原料，让你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这些服务业是生产服务业，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服务就是生产服务。所以技术服务是生产服务的重要内容。 再比如设计也属于生产服务，像服装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建筑设计等等都属于生产服务，设计也是生产服务的一种模式。例如工业产品设，大家最近买空调，在网上咨询一下网民意见买什么牌子好，你们注意网民给你推荐的第一个牌子一定是三菱，为什么是三菱？空调技术都没有变革，都一样，为什么买它？三菱的设计发生了变化，修改设计后，三菱出风口声音非常小，这是设计所带来的市场价值，所以设计也是生产服务的内容。 生产服务现在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我们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实际上解决这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想办法要提升它的这种效率和功能，一个很重要的是靠生产服务。外包服务也是生产服务的范畴，深圳很多企业是从外包服务开始的。 第四类，精神服务业。精神服务就是为人们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人的享受实际上分两种，一个是物质享受，一个是精神享受。为物质享受服务的就是所谓的消费服务，为精神享受提供服务就是精神服务业。 精神服务也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包括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等都属于精神服务，同样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一部电影卖10几个亿也很正常。这个关键是要看准人们的精神需求，80、90后的兴奋点在哪里？能满足此类需求的话，一定会获得巨大的票房价值。《欢乐颂》拍摄前询问我可不可以投，我鼓励大胆投，结果大卖。旅游景点、文化出版体育都是精神服务范畴，未来都有很大的前景，千万不要小看精神服务业。 总体来讲，我们现在所讲的服务业是这四大类服务业，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精神服务，都会把它归结为现代服务业。有人预测，这个产业将达36万亿以上。因此，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就这是未来中国支柱型产业第二个产业。 关于现代制造业 现代制造业未来可能成为中国支柱型产业。有一种说法，现代制造业未来，将可能上升成为我们国家支柱型产业。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制造业分两种，一个叫现代制造业，一个叫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生产是私人产品，当前私人产品严重过剩，吃的穿的用的都过剩。而现代恰恰是公共产品短缺，所以在传统制造业不能服务支柱型产业的条件下，现代制造业就会上升成为支柱型产业。当前公共产品我们短缺，所以现在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怎么发展呢？目前提出五个要点。 第一是航空器与航天器制造。航空器就是飞机，航天器就是卫星。为什么把飞机制造作为现在重点的原因？我们讲大飞机，现在波音每年产量的30%卖给我们，空客是28%卖给我们，我们如果不买他们的飞机，我们自己生产会节省70%的成本，很可惜你生产不出来。同时我们是通用飞机的需求大国。 第二是高铁装备制造。以“复兴号”为里程碑，标志着中国高铁知识产权取得了重大突破。高铁装备制造我们成功了，未来市场需求巨大。 第三是核电装备制造。华龙一号，一台机组就能卖300多亿。我们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三代核电装备和第四代核电装备我们都完成，现在不仅在国际上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而且还要进军发达国家，未来市场需求巨大。 第四是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决定用特高压输电技术来改造我们的电网，过去还有争议，因为这个技术一旦使用的话，将成为全国统一电网，世界上没有统一电网，美国现在是以州为单位的电网系统。那么，统一电网会不会有安全性问题？现在逐渐形成共识了，已经决定用它来改造我们电网，所以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成为现代制造业的一个重点。内蒙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第五是现代军工制造。一个是现代船舶制造。我国上升很快，乌克兰认为中国已经超越。另一个重点是航天器。人类社会进入远程制导的新时期，关键是航天，控制了航天就抢占了未来的制高点。 总体来看，目前判断中国结构调整，原来的支柱型产业逐渐将不再作为支柱型产业存在，新的支柱型产业将要起来，归纳就是三个产业方向。战略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未来这三个新的支柱型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将代替原有两大支柱型产业，继续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目前正处在这种结构调整期，日子很艰难，我们这个标题是谷底重生，我觉得重生有好多办法，有许多事要做，其中一个就是要完成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完成之后，当然，中国经济将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而且一旦结构调整完成，中国经济在结构上将接近发达国家，我们什么东西都能生产出来，将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次谷底重生虽然压力很大，但是未来前途很光明，一旦完成之后，我们的经济结构将进入发达国家序列。对我们来讲，这次谷底重生将不是一般性的重生，而是做更大的调整与颠覆，期待结构性调整对未来经济带来更大的提升。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要素投放推动经济增长，这种要素投放的模式已经到头，不可持续了。 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创新驱动有三个层次：一是产品服务的创新。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三是技术创新。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最难的也是技术创新。创新基础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法律基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财力基础。需要强大财力支持；三是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实验室，不可能有创新。美国之所以能吸纳全世界人才，关键是有最好的实验室。北京提出要建设三大科学城；四是人才基础。核心是将人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人才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无限度扩大教育功能的问题很严重，教育仅仅是开发，不能再搞应试教育，一定要因材施教，要让孩子的天赋释放出来。 3、调整开放战略 过去我们的开放战略两句话：一是扩大出口，二是吸引外资。实际上就是搭全球化便车。 全球化有两次：一次是1750到1950年，主导方是欧洲列强，西班牙、葡萄牙，他们推动全球化方式就是殖民地，以殖民方式推动全球化。 我最近查了一下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被殖民，就是日本。日本为什么没有被欧洲列强殖民呢？因为欧洲人到了日本发现，这个地方只有地震，什么资源都没有，吓跑了，所以没被殖民，其他国家都被殖民过。英国最近首次公布了火烧前的圆明园，全世界惊叹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第一次全球化主要方式就是殖民，战争、暴力，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标志着第一次全球化过去，美国认为是二战最主要的战胜国，所以美国主导了第二次全球化，特点就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是第二次全球化特征，殖民地是第一次全球化特征。国际贸易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方式。 中国在1978年也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最后的结果现在人们发现，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方，我们后半场才进来的，有很大优势，像打篮球一样，人家筋疲力竭我们上场。1997年我们月收入几百块钱，现在几千块钱。1997年我们高速公路，你想想有多少高速公路，现在中国基础设施引领全球。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方，美国是主导国，发现自己是最大的受损方。美国现在连年国债，基础设施越来越陈旧，北美蓝领工人的工资20年没有加一块钱。 大家看到全世界都开始反全球化，以美国为主。我前些年去美国碰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跟我聊这次全球化，这次全球化本来是国际贸易为核心，国际贸易理论基础就是比较优势，什么叫比较优势呢？每个国家搞自己搞的最好的，然后交易，大家获得收益，但是中国加入进来之后你们破坏这种规则，你们中国什么都要搞了现在。一开始你们搞鞋帽、袜子、服装。紧接着搞家电，之后搞汽车，汽车之后搞高铁，高铁之后搞IT，IT之后搞飞机，我们搞什么？我们生产什么？发现中国这种全能的发展，实际上破坏了他们所谓的规则，对我们意见非常之大。 中国之所以什么都搞，因为中国有巨大市场，十三亿人口市场能承载这个问题，所以批评中国你们破坏了规则。去年美国大选，我一直判断一定是特朗普上台，因为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思潮。 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判断第三次全球化，第三次全球化就是全球配制资源，不是国际贸易了。技术、资本在全球配制。因为一旦转向全球配制资源的话，大家将会利益共享，中国现在到美国建玻璃厂，给美国出口玻璃的话，一定是美国受损。但是我们建玻璃厂怎么办呢，美国有税收了，就有就业了，我们有资本回报。 我们应对这一条，提到巨大决策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等于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制经济发展空间，不是简单的、一般的问题。 我们在全球要配制自己经济发展空间，所以提出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论坛刚刚开始欧美日抵触，但后来都来了。你来或不来，我们都要干！大家看成果非常丰厚。实际上未来中国发展将产生一个新的机遇和空间，等于在国际范围内，给中国重新找所谓生长的空间配制。 “一带一路”状态你们会感觉到，标志着中国开始配制自己国际发展空间，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主体，估计2030年成为实际第一大经济主体，你是世界第一大第二大，一定是全球资源，而不是中国简单的问题，所以“一带一路”率先启动，中国2018年办第二次“一带一路”论坛，也就是我们整个国际增长空间的重要举措。你们中央企业的要研究这个问题，去一带一路沿线去看看。但是走出去，一定改变原来思维模式，要积极应对风险。
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周年。我们今天的改革，必须面对现实，坚持问题导向，哪些问题最为尖锐就改革哪里。 一是产权保护问题有待进一步落实。历经改革发展，人们都从无产者为有产者，这就是现实。大家都会担心财富安全问题，怎么让大家放心，保护产权的改革就非常必要。去年出台了保护产权的决定，恰好碰到温州房产20年到期，大家都很着急。温州有批房子20年期限到了，国土资源部回复“两不两正常”。“两不”是不用再申请延长期，不用再交所谓的土地出让金。“两正常”是正常登记，正常交易。所以房产在70年到期以后还是你的，连土地出让金都不用交。 因为温州事件代表了全国未来的方向，要保护产权，所以在保护产权方面可能会陆续出台一些办法。虽然文件没有讲取消原罪的问题，但实际上就是既往不咎。所以，中共中央去年12月份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产权的若干决定》。今年的两会推出民法总则，都是围绕保护个人财产做法律上的准备。过去没法可依，现在有法可依了。 二是提高政府信任度，加强简政放权的改革。 第一个向社会放权。把更多权利开放给民间组织，实现自我治理。 第二个向市场放权。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一律不管，交给市场去解决。 第三个向企业放权。凡是企业自己能完成的事，交给企业自己去完成。40年主要是推动市场化方向，市场化核心阶层是企业家。怎么保护和发扬企业家精神，是十九大前最后一个重要文件。民营企业则面临提升的问题，要引导民营企业家正确对待财富，成为财富的主人。 企业家都有两个责任：一个是社会责任，包括为公众提供产品服务、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公益、为环境提供保护等四个方面。另一个是道义责任。 三是生态文明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发展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整个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生态文明改革刻不容缓。企业要不断提升自身在环境和生态方面的标准，建立新竞争环境下的生态优势。在城市建设上，也将以智慧生态作为标准。比如雄安新区的建设就是自下而上，先规划地下所有资源，再做地上的城市建设。 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直在改革之中，走到今天应该有一个定论。其实已经知道核心问题在哪里。政府主导的国有经济已经形成了顽固而庞大的利益群体。改革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有没有决心。最近从国务院国资委肖亚庆主任的多次表态来看，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和措施，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会有所推动。
经济纵深
与其等待市场出清，不如主动去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研究员】：
无论是当下的“产能过剩”还是资源错配，归根到底都是一个经济的体制问题，而不是一个周期问题。不通过体制改革解决当下的“产能过剩”与资源错配问题，我们可能等不到一次基于“过剩产能出清”的新周期。要想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度（对外贸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通过价格调整，也就是让名义汇率或者实际汇率贬值来增加出口，已经没有可能。借鉴国际经验，降低贸易企业的税赋，借助自贸区改革，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可能是提高对外开放度的有效方法。
中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以来就放缓了速度，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个年头过去了，无论从什么样的周期理论来讲，都应该出现经济增长逐渐向好的趋势。 然而，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复苏迹象仍不甚明显，而债务增加、要素（资金和人才）向外转移的情况也须密切关注。 以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周期问题。因此，我们与其等待市场出清的新周期的到来，还不如主动去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产能过剩” 在没有出清和成功去产能的情况下，复苏必然是艰难的。 理由很多：第一，我们仍有40%以上的农村人口，在农村剩余劳动未能真正出清以前，不会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如果存在“过剩产能”，那一定是政府干预（比如财政补贴或者预算软约束）的产物。 老龄化只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中的流量问题，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出清，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至今难以出清的根源在于存量，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和国有企业制度造成的隐性失业（冗员与下岗）。 第二，我们也并未处在储蓄过剩的凯恩斯主义非均衡状态，因为今天中国事实上处在高负债状态，这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政策鼓励发展房地产业造成的。 当人们动用杠杆去消费非生产性的房地产商品时，消耗的是储蓄，增加的是负债。所以，今天中国并没有凯恩斯意义上的储蓄漏出，只有居民储蓄的错配。 既然如此，想等来一次过剩产能出清的经济复苏，很难。 现在回过头再看旨在消除过剩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979年改革开放，把中国长期增长的曲线拉起来了，让中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可以用“飞起来”加以描述。 那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内改革突破了供给约束；对外开放突破了需求约束；从而导致中国市场力量的崛起与产能的巨大释放。 中国现在的“过剩产能”，很大程度上与2004年的结构调整与2005年的汇改有关。 国有企业在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财政支持下生产了大量无法通过市场出清的商品；民间部门生产的大量商品则因受到名义汇率升值与实际汇率升值的双重冲击而无法通过外部市场得到出清。 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华民在“南风窗”撰文指出，面对这样的产能过剩，单纯的去库存与去产能是难以收到成效的，正确的供给改革应当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从源头上解决目前这种由于体制原因所造成的“过剩产能”，同时还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度来增加总需求。 较高速增长很重要 当然，中国经济也并非处于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状态。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储蓄漏出；二是进口漏出。由此造成的总需求下降，会使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 一旦经济处于这种状况，便可通过政府投资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实现实际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相一致的一般均衡。 但是，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储蓄过多，而是因为负债太多；当然也不是因为进口过多，尽管在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双双升值的冲击下，贸易的增长率不断趋于下降，但是经常项仍然处在顺差状态，所以也不存在进口漏出的问题。 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一直居高不下。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以来，居民家庭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只有中央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较低。 这样一种债务结构大致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 第一，归属中央政府的税收占比较高，中央政府因为拥有较为充裕的税源，不仅可以大规模进行投资，而且也不必大幅举债。 第二，企业税后利润偏低，故而需要大规模外部融资来解决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较高的负债率。 第三，地方政府的事权和税权不相匹配，再加上政绩竞赛的压力，需要大量的投资支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不断攀升。 第四，从资金流向来看，居民家庭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居民动用杠杆参与了房产投资。 第五，商业银行推波助澜，通过“金融炼金术”向各个经济主体提供了规模庞大的信贷。 根据万得数据，截止2016年底，中国商业银行拥有的总资产（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全社会对银行的负债）已经超过了220万亿，而来自中国银监会的统计则已高达239万亿（2017年8月）。 由于债务规模过大，再加上很多信贷资源被配置到不能带来收益的用途上，比如居民购买房产的信贷、以及政府的许多非公共品投资项目大都不能带来现金流，至多只是产生了一些账面上的收入，于是就产生了全社会资产收益低于债务成本的严重后果。 面对这种状况，除了增加货币供给来稀释全社会的债务成本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来阻止因为储蓄下降、债务负担增加而引起的投资下降与经济增长持续减速的难题。 但是，当大量新增货币通过银行信贷进一步流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只会带来流量债务的增加，而不是杠杆率的下降。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无论是当下的“产能过剩”还是资源错配，归根到底都是一个经济的体制问题，而不是一个周期问题。 不通过体制改革解决当下的“产能过剩”与资源错配问题，我们可能等不到一次基于“过剩产能出清”的新周期。
但是，假如经济增长不能被重新拉起，我们就有可能面临资产收益不足以偿还债务成本的“债务危机”。没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将难以实现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平衡，维持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国民负债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一个较高速率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可观的经济增长，我们就有可能被沉重的债务负担拖向长期衰退之路。 日本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悲剧性的案例。 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 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恢复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呢？采用政府主导的、具有凯恩斯主义性质的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是达不到这样的目标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政府存量债务已经过大，即使中央政府的财力也是有限的。 中央政府的财力主要来源于企业的税收，中央政府要增加投资就要增加税收，税收增加就会导致企业税后利润下降和投资衰竭，其结果至多也不过是个替代效应，因而对于增加全社会的总投资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第二，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投资效率相对较低，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可能无法覆盖债务与税收成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11年到2015年，国家投资总额从8万多亿增加到10万多亿，但是投资产生的利润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这几年中国家新增投资的边际收益较低。 第三，最为关键的是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过小，从而对国民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推动力，导致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过小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 截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只能依靠政府的PPP项目才能获得投资机会。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对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几乎只具有边际意义。 面对这样的状况，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充分释放市场力量才能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中国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不就是为了释放市场力量吗？正因为市场力量得到释放，生产力才得到解放，从而才有之后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今天这般巨大的经济总量。 如何创造一个新周期？ 创造经济增长新周期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呢？那就是要给出市场力量发展的足够巨大的空间。为此，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也就是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来加以展开。 首先，供给则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必须坚持。要在去产能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来激励市场的有效投资、增加有效供给。 具体的做法其实也不难：第一，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牢固确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 第二，从存量角度来讲，就是要普遍降低企业的税赋，提高企业的税后所得和资产价值，从而对投资加以激励。 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赋是由“表内”和“表外”两部分组成的，表内是基于税法规定的税收，表外则是由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收取的各种各样的“费”和 “租”（利用权力寻租得到的租金）。 中国表内的税收确实不算高，但是表外的税赋并不低，表内减税的空间确实有限，但是表外减赋的空间却是非常之大的。
为此就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加以改革（控制政府的支出）、对税制加以规范（控制表外）、并尽可能提高透明度（有利于监督）。 第三，从流量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为创新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创新不是一种对市场变化的简单适应，创新也不是旧创意的改头换面，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一个缺乏大规模本土创新的国家不仅无法实现现代经济的成就，甚至都无法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按照诺奖得主艾德蒙德·菲尔普斯的分析，创新主要源于企业家的发现，科学家的发明当然也重要，但它们大都属于外生性的因素，没有企业家的发现，科学发明和技术专利都可能只停留在纸上。 要想激发企业家的内生性创新，至少需要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支持： 给予民间部门以高度的信任，解决当下中国民间部门过于颓废的问题；
给予企业创新以更多的自由和支持（自由准入与放松产业管制最为重要）；
对创新者的高额收入不能采用社团主义的公平观点予以过多的限制，创新者的高额收入其实就像体育竞技中的金牌奖励一样，根本就不属于收入分配不公或者差距过大的范畴。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了发挥企业家作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在今天中国存量投资增长日渐下行的情况下，激励流量创新已刻不容缓，且要避免走错方向，即过于注重信息技术的创新，而不是与开发新产品有关的创新。 从需求角度来讲，扩大对外开放度是创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开放度指的是贸易占GDP的比重。 就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40%以上而言，我们实际上并未走出刘易斯所讲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产能一旦释放，是必须通过出口来加以平衡的。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贸易而成为高收入国家的。 相反，消费从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过度消费不是带来经济增长的下降就是负债的增加。 日本战后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自日本用对外投资替代贸易以来，经济增长便滑入长期停滞的通道。 2013年欧债危机发生前，南欧诸国大都为贸易逆差国家，而2013年的欧债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过高的贸易逆差造成的。 欧债危机发生后，南欧国家进行了结构改革，虽然不算彻底，但是从2014年起，整个欧元区国家便由贸易逆差变成了贸易顺差，从而出现了欧元区国家少有的同步增长。由此足见贸易、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库2014年的统计，自2006年以来，在世界六个主要国家（中国、巴西、印度、美国、德国、日本）中，唯有中国的贸易占GDP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 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上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不断下行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之紧密不容置疑。 基于以上事实，要想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度（对外贸易）。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通过价格调整，也就是让名义汇率或者实际汇率贬值来增加出口，已经没有可能。借鉴国际经验，降低贸易企业的税赋，借助自贸区改革，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可能是提高对外开放度的有效方法。
思想评论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是中国奇迹的真正创造者
【研究员】：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绝不是经济数据下滑带来的信心缺失，而是我们对待企业家的方式出了问题。平心而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放到全球并不差，可是企业和企业家的精气神为什么如此？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下滑比经济数据下滑更为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很多30多年来的共识被颠覆，一些民营企业家又出现了不安全感。特别是，政府为了稳增长而扭曲市场，企业家的作用被弱化，企业家越来越不知道应该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这是核心和关键所在。企业家创新能力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一环，中国奇迹的真正创造者是承认了市场机制下企业家的地位，从而使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了发挥。
最近，中央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求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官方第一次以专门发文肯定企业家精神，在思想和理论层面的重大突破意义，的确值得肯定。 马光远在微信号“功夫财经”撰文指出，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原因，企业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直没有得到肯定，经济发展了，一般会被认为是“好政策”的功劳，是政治家的英明。至于企业家如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要么没有认识到，要么人为被贬低。贬低企业家的作用，贬低商人的地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根深蒂固的东西。自人类进入现代经济时代以来，这是中国经济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也是中国下一步真正突破中等陷阱需要解决的最大思想障碍。 过去多年，关于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原因，必须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小平同志的伟大，但奇迹的真正创造者是承认了市场机制下企业家的地位，从而使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了发挥。而这是人类经济从只能维持温饱的“马尔萨斯阶段”进入到创新增长的“索洛阶段”的根本原因。全球凡是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从最早的英国、美国，到后来的亚洲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到今天的中国和印度，分析经济增长的内核，莫不如此。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将人类经济的腾飞归结于创新，而将创新归结于“创造性毁灭”的过程。这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是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资本的结合，从而产生了人类经济的重大腾飞和突破。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中，一方面强调企业家的冒险，另一方面也强调资本，即金融的作用。恰恰是这两点，在中国经济理论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对于“企业家精神”，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将其视为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素，而在中国，认识到这一点，还需要真正在观念和思想层面的普及。这几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光远推荐了很多大家的经典著作。其中一本是美国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乔治·吉尔德的《重获企业家精神》。在这本书里，吉尔德认为，人们将经济增长视为很多因素决定的过程，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和企业家以新观念和新技术开办的新企业所起的作用相比。 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实很简单：有创造力的人拥有了资金。经济停滞的原因也一样简单：富有创造力的人的资金被剥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个人财富，而不是集体或者国家的财富。他认为，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产方式，为了保持和激励这种信仰，政府需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的自主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国家财富保有并增值的秘密所在。他同时认为，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大大高估了物质资本形成的和其他经济量化指标的重要性，严重低估了开创性创造所具有的决定性、根本性作用。在他看来，“财富不是一堆商品，而是一种观念流。”财富是一种观念流，这也许是美国供给学派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另一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菲尔普斯的《大繁荣》。菲尔普斯在这本书里面，全面论述了欧美经济之所以率先腾飞的原因，由此认为，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而态度和信仰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他提出，当一个国家经济基本进入现代化之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应更多转向构思和实践创新创意。 可以看到，无论是吉尔德的《重获企业家精神》，还是菲尔普斯的《大繁荣》，都将企业家精神视为人类经济生生不息的最大的动力，这恐怕绝非偶然，而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几百年来的实践雄辩证明了的基本事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自由市场传统和理念沉淀的国家，除了根深蒂固的大政府的路径依赖之外，对于企业家的作用和企业家精神的重大价值，我们一方面在实践层面漠视，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人为矮化，从而导致企业家几乎成了政治的附庸，企业家的创新环境受制于金融环境、政策制约以及观念障碍等各方面的制约。即便如此，只要稍微在观念和制度层面有改进，企业家精神的力量就会在石头上开花结果，从而不断创造中国经济的奇迹。 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中深刻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和农业部门中脱颖而出，并且成为中国配置资源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变化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繁荣的源泉。张维迎的这个论断，事实上已经为中国财富增长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中国财富创造的路径无非有两个：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在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队伍的。 正是因为对企业家作用的漠视，每一次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低谷，大家总是会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政府拿出什么样的政策，而不是反思我们对待企业家精神方面，是否出了问题。比如，当下很多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没信心，根源何在？马光远仍然认为，这和企业家的地位以及自身的安全感确实有关。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政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是办法太多！政府过多的办法和智慧其实抑制了企业家的积极作用，让他们无所适从，让他们成了旁观者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 马光远认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绝不是经济数据下滑带来的信心缺失，而是我们对待企业家的方式出了问题。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观念的改变，也没有太多地提升企业家的地位。平心而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放到全球并不差，可是企业和企业家的精气神为什么如此？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下滑比经济数据下滑更为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很多30多年来的共识被颠覆，一些民营企业家又出现了不安全感。特别是，政府为了稳增长而扭曲市场，企业家的作用被弱化，企业家越来越不知道应该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这是核心和关键所在。 企业家创新能力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一环 企业史的大家钱德勒认为，一部工业史某种程度就是一部企业家史。工业史上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人员的天职，更是企业家的使命。一些大的企业家能够敏锐地发现其中的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并且能够把它转化成新的商业模式、产业模式，使这些创新转化为价值的实现、互利的增进。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地把市场当成价格发现机制的源头，而忽略了企业家在形成价格、发现机会承担风险中的关键性作用，是有其局限性的。这也导致过去我们简单地移植西方教科书的过程中，忽略了企业家的作用——认为我们只要把市场企业建设起来，买卖关系建设起来，市场的一些交易规则建设起来，就能够把市场资源的配置最优化。 人大副校长刘元春在“经济观察报”指出，市场配置资源必须建立在一些组织内部管理基础之上，此外，市场配置资源不是静态的，动态效率配置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来源于创新，这种创新的核心就来自于企业家。我们要对企业家的身份有一个明确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国有资产与私人资产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 权利：保护产权是内生动力源 企业家的价值发现和创新才能，很难在市场进行简单的量化，他创造的这种价值也很难简单地用买卖关系来体现。因此，一方面让企业家承担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让企业家享有权利，这样他们的能动性才能充分地发挥。 如何保障企业家的权利？还是要回到市场经济良性运转本身。所谓的良性市场，第一，对交易制度要有一个很好的界定：首先产权必须要明晰，其次要打破垄断。 市场竞争是存在风险的，因此需要有核心风险的承担者，也要有企业内部资源的控制者，这就是企业家。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简单等于价格体系，它不仅包括产权体系，还包括一个“企业家体系”。 回过头来看，过去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产权明晰的制度主要有十六字方针和一系列文件来体现，而对于企业家的核心功能和角色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这也直接密切关联了当前市场经济所凸显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企业家对于创新的积极性并不高，懈怠的现象比较严重；很多企业家的价值观念甚至也发生了扭曲，在简单地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目标下进行了大量的投机活动。中国的产业空心化、泡沫化，以及只追求短期利益的现象比较严重。另外一个体现是，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厉害。与此同时，由于产权得不到较好的保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外逃现象。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基础层面来做文章。保护产权是关键的方面，特别是，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保护要具有同等的权利，这也是这一次的文件反复强调的。我们都知道，有恒产时方能有恒心，在企业家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时候，要想产生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很难的。产权保护在此发挥了很基础性的作用。 风险：权力寻租是最大的伤害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垄断很可能会导致企业家创新动力的削弱。利润创造可以再很多种模式下实现：在完全竞争中来创造利润，在完全垄断条件下创造利润，在完全管制条件下创造利润，但我们说，企业家的价值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利润创造。 企业家的价值应该是在一种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创造利润、创造价值、回馈社会。它不是靠行政垄断、自然垄断，也不是靠各种社会活动来形成它的价值创造。中国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防止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相应的，要建立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过去这五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型政商关系是一个方向。这其中，第一个方面是，放管服要进一步地推动。第二个方面，政府权力模式要发生变化，对企业行为的界定要有负面清单，对自身的权力要有权力清单。第三个方面更为关键，政府职能要配合中国的产业升级、配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换言之，要从过去的投资型政府、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法治型政府。只有政府权力有了很好的界定，才能更好地服务市场，才能够很好地从更宏观的层面来配置社会资源，才能解决市场在配置资源时面临的各种市场失灵的问题。 另外，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要给予私营企业家更为宽松的创新环境。这其中包括企业家的投资环境，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家就没有寻找新的价值创造的机会。也包括产权的保护，平等竞争的权利等。 除此之外，还要约束一些权贵阶层对于市场的破坏力，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政商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打击这种新的权贵阶层、特别是资本加上权力的组合，成为改善政商环境的一大努力方向。 如果此前的不良政商关系持续，我们就很难形成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没有公平的环境，就会有寻租，就会对企业家精神带来最大的冲击。 要想真正地创造一批企业家，要想真正地树立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家精神，必须从根本上打击官僚主义、打击新权贵阶层、消除一系列的行政性垄断，形成一个公平的、法治的大市场，这样企业家精神才会真正的形成。
创新：国企需引入经理人制度 当然，我们讲的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跟西方企业家精神还有所不同。其中最为不同的是，如何界定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倡导企业家精神的另一面，就包括了对国有企业的特别关注：新型国有企业内部治理体系的完善，董事会与国资委之间关系的梳理等，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在职业经理人模式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不一定都是官员，绝大部分管理者应该是职业化的。官员型管理者的权力应该要界定在一些战略性的位置上，而不能够过度地妨碍日常运行中的经营决策。 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的一些战略性问题需要提供判断。但是同时，必须要充分发挥职业经理层的企业家精神，使他们能够按照产业、市场的规律来进行配置资源，这种平衡恰恰就是未来实现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科学化的一个关键点。 当然，这对于国有企业环境下的职业经理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必须从根本上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战略上的一些重大举措，再者，必须同时遵循市场规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的需求比西方的企业家精神要更强烈。 总体来看，我国的经济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大转换期，企业家一方面要适应新常态，另一方面更要引领新常态，善于捕捉新常态里的新机遇，利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等，推动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的转型升级往何处去，关键就在于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功能中的核心。在经济的转型时期，企业家需要具备更多的担当，与此同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也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
社会透视
一股滋生于草根的娱乐热浪，风头远盖林毅夫的吉林药方
【研究员】：
全国上下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东北人更相信政府和体制，也更没有一个地方像东北三省这般，政府越是加大力度扶持，越是加速衰败。体制无法再作出承诺时，东北只能选择自救。“轻工业喊麦，重工业撸烧烤”，这条路径虽然不太可能完全成为实现东北经济的全面振兴，但确实给了东北一个启示：这块饱受资源诅咒、体制僵化与“投资不过山海关”困扰的黑土地已别无选择，也耗不起，东北需要靠草根完成救赎。这对于频频错过互联网红利的东北而言，已经实属难得。
20年阵痛期之后，一股滋生于草根的娱乐热浪正在改变昔日共和国长子的风貌。东北意外抓住了移动直播的风口，重构其历史坐标。 在中国版图中，竟也从未有哪个区域如东北这般，凭借草根的力量完成历史角色的转变与自我救赎。 01欢迎进入东北人“霸屏”时代 打开你的网络电视，看看近年来流行的节目。 浙江卫视的《中国新歌声》落下帷幕，一季下来，出场的学员有近1/3的选手是东北人；再换几个选秀节目看看，《快乐男声》、《中国有嘻哈》、《明日之子》……前三强中必有一个东北人。 生活还得加点笑料，看看《开心麻花》、《欢乐喜剧人》、《笑傲江湖》，逗乐你的一大半人都是满口大碴子味的东北人。 东北方言在很多人看来自带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从何而来呢？ （1）语调：东北话抑扬顿挫，戏剧感很强； （2）用词：喜欢大量使用形容词，绘声绘色，能给人带来很强的现场感； （3）修辞：东北人爱夸张，这也是很多人觉得东北人爱吹牛的原因； （4）逻辑：善于在谈话中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切入点，抖包袱，让你猝不及防的被逗乐。 东北的冬季实在漫长，天儿太冷，大伙啥也不干就猫在家扯犊子，讲讲笑话相互取暖，乐观过冬。熟能生巧，练习多了自然成了东北人的长项。 在知乎这些问答平台上，除了东北，没有第二个地方会让人发出类似的疑问：“为什么东北艺人那么多？” 如果你还是一个喜欢视频社交的人，你的手机屏幕也会是东北人的秀场。打开诸如YY、快手等直播软件，热门推荐上随意一点，“咋整啊”，“干哈呢”，“老妹儿”..... 不仅东北人站在流行娱乐前线，来自东北的文艺作品也在这两年间风靡全国。 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一首在直播平台上火热传播的喊麦歌曲《一人我饮酒醉》，其流行程度大超同期流行歌曲榜首《演员》，李玉刚、撒贝宁等名人也在电视节目中演唱这首歌。 助推这首歌爆红全国的东北“喊麦天王”MC天佑，微博粉丝已近700万，YY直播上粉丝2200多万，全程不露脸都能有50万人在线观看，稳坐YY金牌主播之位，身价也跃入一线明星行列。 在学界、民间纷纷忙着给东北开出振兴药方的同时，昔日共和国长子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直播、喊麦、撸烧烤”这波新风气代替了“人参、貂皮、乌拉草”，成为东北新三宝。 路口大爷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这股滋生于草根的娱乐热浪，风头远盖林毅夫的吉林轻工业药方，也更令人深信，相比制造业，移动直播才是东北的新出路。 这样的想法并非毫无缘由，且看今年近年来东北在直播界的地位： YY直播平台上，近30%的喊麦MC来自东北地区； 2016年YY直播平台上吸金能力最顶尖的秀场主播中，前三名皆来自东北； 百度指数上，直播间里的东北话“扎心了老铁“在2017年2月凭空出现并迅速火爆； 2016年10月份，赵本山为女儿“妞妞”赵一涵在直播间站台5小时，引来1500万人围观，妞妞也争气地创下一天收入400万的纪录； 从直播渐成风潮的2015年开始，主播群体中的勤奋者已经可以靠直播做到月入三千以上，而2014年东北三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辽宁尚不足3万，吉林、黑龙江则只有2.3万左右...... 02 生产力发动机：轻工业喊麦，重工业烧烤 一根网线、一台手机或电脑，成全了爱面子、学历低、有点闲有点懒还有点恋家的东北草根青年。 他们无需跑出东北到大城市当底层劳动力，也用不着烦恼进不了体制要下地种田，在5个月零度以下的漫漫冬季里，更加不用担心无事可做。只要坐在房间里对着镜头耍耍嘴皮子，讲讲段子唠唠嗑，轻松跨过地区人均收入的门槛。 现在，他们的职业是网络主播。东北的乡镇青年都想下水试试运气，因为门槛是“会唠嗑就行”。 但是真想大红大紫，还得靠“喊麦”，成为MC（Microphone Controller，意为“掌管麦克风的人”）。 欣赏两首东北MC非常稀罕的热门喊麦作品，可以自行在脑子里加上“动次打次”的拖拉机节奏、县城DJ和东北腔大嗓门，气势十足： 戎马一生为了谁 能爱几回恨几回 败帝王 斗苍天 夺得皇位以成仙 豪情万丈天地间 续写另类帝王篇 ——《一人饮酒醉》 梦回当年 古战场 一身傲骨被模仿 帝王血 在流淌 塑造不败封神榜 封神榜 留我名 漫天飞雪随风停 谁还记得当年情 楼兰古城我一人行 当年情 难在续 落叶飞花随风去 绝情诗 离别句 留给后人来回忆 ——《梦回当年古战场》 YY平台上火爆的几首喊麦作品，粗看还让人以为是哪位豪迈诗人的杰作。 来看看MC们最钟爱的词汇：男人、天下、征战、兄弟、王者、江湖、帝王、红颜。他们是沉浸在网络玄幻小说中的乡镇青年，在贫穷与富有之间没有太大的阶层想象空间，不会有科学家、警察、艺术家，只有农民与帝王，只有混社会与一身匪气。 这一点令很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东北人忍无可忍，在外人面前他们需要无数次为自己辩解：“不是所有东北人都喜欢喊麦！喊麦很low！不是所有东北人都喜欢low！” MC天佑去年在接受《GQ》杂志采访时很希望喊麦能得到理解，这是“底层人民的呐喊”。 越是得不到关注，越需要有表达情绪的机会。这也是喊麦在草根中受到欢迎的原因，有铿锵有力的节奏，还有霸气、宣泄意味十足的麦词。 另外，低门槛意味着大量的工作机会摆在东北年轻人面前。比起下地做农活、在车间一天赚几十块钱，直播间的打赏更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地区生产力的发动机，毕竟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YY上41%的铁粉认为“喊麦”是东北的当代流行文化， 提起“喊麦”就想起东北人，这种江湖地位丝毫不亚于提起“嘻哈音乐”就想起美国黑人，您说还能有几个地方光靠耍耍嘴皮子、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就拿下身份标签赚起钱，这还不是东北的宝吗？ 除了喊麦、直播，新三宝中还有出了名的撸烧烤。 影视作品也热衷于描绘这么一副东北烧烤摊图景：一个在道边撸串子的合格东北大哥，会带着一个冬穿白貂夏穿迪奥的扒蒜小妹儿，对面通常坐着一个剃寸头、后脑勺三道褶子、露着纹身挂着金链条的老弟。腋下夹着小皮包，旁边放把车钥匙，桌上拍盒玉溪，负责捧哏：大哥你说得对！ 这不是所有东北人的生活场景，但至少可以说，东北式社交大都是在冒烟咕咚的烧烤摊上开展。在大众点评发布的《中国烧烤大数据报告》中，东三省是全国当之无愧的烧烤冠军，平均每10家餐馆里，就有1家是烧烤店。 “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撸烧烤”，即便经济不景气，乐观的东北人还是该吃吃该喝喝，该吹的牛一个也不落下，没有什么是一顿串儿+啤酒解决不了的。 “轻工业喊麦，重工业撸烧烤”，这条路径虽然不太可能完全成为实现东北经济的全面振兴，但确实给了东北一个启示： 这块饱受资源诅咒、体制僵化与“投资不过山海关”困扰的黑土地已别无选择，也耗不起，东北需要靠草根完成救赎。 这对于频频错过互联网红利的东北而言，已经实属难得。 03阵痛之后，终于等来了风口 在互联网造富中国的20多年里，踩准了风口，猪也能享受野蛮的红利和泡沫，唯独东北这个地方总是掺和不上，还呈现异样的颓败之势。 1994年的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中国互联网时代大幕拉开。 2003年，马云创立淘宝网，中国落地了一个电商梦，富了江浙沪包邮区、微商们的钱包。 2014年，移动互联网内容创业的风口正当时。北上广能动笔杆子的不愁没机会，新媒体叫板传统媒体。如今，某头部微信公众号一条广告叫价65万，一字千金。 2015年的风口在O2O。无法进阶白领的城市劳动者除了送快递，还能开着电瓶车当外卖小哥，收入偶尔碾压底层白领。 东北又经历了什么呢？有90年代近千万国企工人的下岗潮，也有迷茫中获得的支持——中央成立“东北振兴司”，却又在其成立的十二年后，东北三省全面告急，GDP遭遇跳崖式下跌，增速全国垫底。 风口与东北，总像两个平行世界，一边是热火朝天，一边却在迷茫。 所有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东北屡屡抓不住互联网红利与机遇？ 先说那敲代码的、码文字的，一是不如编制好，二是这活儿对于东北受高等教育水平较低的留守青年来说，够呛。难道要让东北人拉下脸来卖东西、递包裹、送外卖？“对不住，俺们那旮没有这种人！” 可以说，全国上下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东北人更相信政府和体制，也更没有一个地方像东北三省这般，政府越是加大力度扶持，越是加速衰败。 体制无法再作出承诺时，东北只能选择自救。 在中国高速发展时期，“共和国长子”这一角色注定成为东北的历史，不管是曾经亚洲汽车龙头老大、长春一汽解放牌卡车，还是一度成为中国经济血库的大庆油田，老工业基地再也无法成就东北的下一个辉煌。 国企撑起东北经济半边天，也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片官僚气息浓厚的土壤必将经历阵痛与转型。 就在所有人以为东北与风口再也不会相遇时，东北人竟意外等来了移动直播的风口，颓废出诗人，颓废的东北青年在喊麦方面的天赋也异于常人。 尽管YY这些网络直播平台并没有分布在东北，但是作为生产链上的上游，铁岭等地却是正儿八经的主播大工厂。 网络主播的扛把子中，来自锦州的MC天佑2015年为了参加YY的年度娱乐庆典，才首次搭上飞机离开辽宁，MC利哥发家在公主岭，赵本山的女儿球球当然不会忘了自己是打铁岭来的，无数的东北主播用不着走出生养自己的小镇。 玩音乐的都知道美国一年一度的迈阿密UMF音乐节，世界一流电音派对。世界百大DJ齐聚一堂，是全球狂热电音粉丝的朝圣之地。 按我说，这条路咱们中国也能走，还必须得是东北。直播网站上无人不知铁岭，全球百大MC喊麦节，在喊麦圣地铁岭办起来，再合适不过。这绝对会是草根的狂欢，直播界的年度盛典。直播+的时代，东北真应该花心思打造自己的“喊麦“品牌。 只有靠东北草根青年、紧紧抓住移动直播才可能转变颓势。 04新一代东北人的坐标探索 其实东北草根在娱乐这条路上从未停止探索。 第一代东北草根，小品王赵本山，借助春晚这个平台将东北话、小品推向全国，为后来者奠定了“幽默”“搞笑”的方向。 泛娱乐化时代到来之后，国民娱乐精神需求存在极大的空缺可填补，铁岭电台出身的李波成为了第一批成功试水互联网主播的东北人。 2014年，李波签约国内最大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FM，她所成立的全国首档女子单人爆笑脱口秀——《波波有理》在随后一年里总播放量突破4000万，获得“全球华语播客巅峰榜”首个“月度黑马奖”。 2015年，因魔兽世界等网游而崛起而后成为PC时代秀场直播老大哥的YY语音终于实现了手机直播功能，赵家班子弟们在YY主播MC利哥的“舞帝公会”统领下得以大红大紫，有了移动直播这份收入，上春晚也不再是执念。 2016年，双鸭山数千名煤矿工人涌上街头，还在为黑龙江国企龙煤集团因巨额亏损拖欠工资而抗议时，初中学历的锦山90后青年MC天佑已经以高达2500万的价格签约代言某品牌。 经历2016年各大平台争夺网络主播的“千播大战”、资本沸腾元年后，直播平台上的顶尖主播都迎来一轮身价的暴涨，YY前三名身价上千万级别的主播皆来自东北。 有出息的东北人远走他乡，留守在以铁岭为主的东北三四线及乡村地区的社会青年，才是东北转型的关键，而越来越多的这些东北草根青年，选择走向秀场直播。 东北总算在迷茫与阵痛之后，在历史的坐标轴中找到定位。 05 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东北也出现不适的症状 身份的落差，从长子到草根，多数东北青年并不能完全接受。这一群有些颓废气质、口才不错的喊麦青年，还有一个特质是：易怒。 他们时刻感觉到被冒犯，所以更需要武装自己，逮谁灭谁，才有了这句“犯我东北者，虽远必喊麦”。 主流很难认可MC们在直播间的百无禁忌出口成脏，这种依靠荤段子和缺乏音乐内涵的喊麦而走红的现象，在精英看来是“底层文化的堕落”。 《GQ》杂志记者去年采访MC天佑时，曾联系过四位乐评人对喊麦发表看法，但遭到了一致拒绝。其中一位情绪激动地挂了电话：“对不起，我是一个正经严肃的乐评人，请尊重我的职业，谢谢。” 在审美文化这方面，混迹社会的喊麦MC的确较难打破天花板，甚至频频被贴上“LOW”的标签。 你很难想象一个有前科的草根会在直播间走红。 辽宁营盘村村民赵金龙，在一场形同搞笑的“抢劫未遂”后对着采访镜头喊出“不喝大力，我浑身难受”、“大力出奇迹！”，于是意外获得网络关注，并因此得了个“大力哥”的网名。 出狱后的大力哥在直播间找到了工作，“总比在家待着强”。4月份大力哥首场直播，人气高达140万，如今已实现月入过万。 他在各大直播平台上俘获了一大批祝福他重新灿烂生活的追随者，但是这个IP的走红也成为了主流文化圈嘲讽主播门“素质差”的首选素材之一。 对于文化程度受限的东北草根而言，这是必然面对的质疑。 06草根造梦，成不成？ 这条振兴东北的弯道有多大可能性实现超车？这个问题不止是要主播们和东北人来回答，也要市场来回答。 草根对喊麦的需求和支持有多大呢，在网易与YY联合发布的《可以说这很青年了》直播大数据报告中有所体现： 50%的听众每天听喊麦时长在2-4小时，超过10%的铁杆粉丝听喊麦超过12个小时； 60%的听众每月打上500元以下，近20%的铁粉每月打上超过2000元，即使粉丝们普遍收入在2000-6000元不等。 根据最新的财报数据，作为中国直播行业最早、也是最大的上市公司，YY2016年全年营收人民币82.041亿元（约合11.81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9.1%；净利润为人民币15.239亿元（约合2.19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5%。一家年收入超80亿的企业，即便它已经多年占据行业老大位置，其所在市场的规模和增长势头，已经可以通过上面这几个简单的数字，展现得淋漓尽致。 今年高盛在研报中称，中国的直播行业仍然在快速发展中。预计到2020年，直播对中国网民的渗透率将由47.1%上升到70%。 这个庞大的市场或许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但是草根青年们很多时候只需要乐呵，并不需要多高雅的文化。 他们会被喊麦的歌词击中灵魂，像天佑这一类MC，在他们眼中“早已不是一个主播，更是一个精神领袖，一个教主，教会许多做人的道理。例如：第一，不能动我父母，第二，不能动我女人，第三，不能动我利益，谁动就干死谁。 ”（《GQ》） 底层的娱乐需求是旺盛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娱乐安慰剂抵过清醒剂。 记得好莱坞真正走向辉煌是什么时候吗？正是1929年——美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时。 肚子都吃不饱了，还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每星期都会去看一场电影，因为他们需要笑声、梦幻排解生活的苦涩和绝望。 据美国影业联合会统计，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曾遭遇七次经济不景气，其中五次电影票房反而有大幅度上升。 娱乐业从经济衰退中获利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东北也许也可以抱着一个好莱坞梦，寄希望于草根的力量，完成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
经济转型中社会阶层固化？错！其实是阶层同质化
【研究员】：
无论是透支性的消费行为、巨额房贷、还是心灵鸡汤灌输的各种观念，实际上目的都是为了把人的财富和思想套牢，成为规则的遵守着而不是规则的颠覆者。因此，社会的整体稳定，以及利益阶层的统治与财富保障，必须依靠整体的高负债、高透支为前提。香港的超级地租模式就是如此，内地的土地财政模式也是如此。其机制无非是利用了人的普遍欲望来驯化、控制人类，并使用媒体等现代手段操纵欲望的周期，从而间接的影响控制经济的周期。不远的未来，依靠资本拉动的大消费时代、居民高负债时代即将来临。明智的人请捂住钱包，下一轮的抢钱游戏即将开锣。
最近，金融时报旗下的《中国投资参考》发布调查，指出中国高净值家庭最近投资占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少。根据调查结果，在过去两年中，绝大多数的家庭收入来自于投资获利。然而，获利情况虽在近期好转，却没有刺激高净值家庭加码投资，相反，非必须品的消费开支却在逐渐增高。 笔者对这个统计的准确性存疑，毕竟，调查的结果和样本的选择以及统计的误差都有直接关系。不过，即使这个调查结果存在真实性的误差，但它还是反映了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开始了转型。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月12日在北京称，今后将采取四方面措施促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目前，消费已成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截至2017年上半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0%，远高于投资。 孙骁骥在微信号“骥观天下”撰文指出，在承认这个转型大趋势的前提下，不难预料，未来的经济活动中，消费行为将成为重点中的重点。而中国在从投资型社会转型为消费社会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事件就是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洗牌标准已经从纯粹的财富累积转化为了消费能力。在这个不可逆的趋势中，你会不会成为被淘汰的社会底部阶层，落入财富的陷阱当中？ 01社会平均剩余价值扭曲，人力更加不值钱 所谓的经济增长从投资型转变向消费型，听上去有点玄，其实却是非常现实而具体的事情。虽然长期以来，政府购买和投资拉动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现在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国家强推的产业转型策略，经济领域的“范式转移”也已经成为现实。 回顾前两次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范式转移”，首先是发生在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其次发生在加入WTO之后。前者确定了内地经济（外资、港资、台资）投资导向的经济基本面，后者则是在投资拉动的基础上确定了出口加工型经济。
在此基础上，加上官方管制的外汇政策，强推中国经济增长超过十年的均值超过两位数。据统计，中国的GDP增速自1992年达到14%以来，一直是保持平均两位数增速，尤其在2003到2007年之间连续保持着每年10-14%的增速。这种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经济增长就是上一个世代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不过，这套玩法从2001年一直走到今天，显然已经后继无力。因此，现在国家所谓的转变增长方式，实际上并不是主动寻求变化，而是不得已的被动改变。从二十多年前只搞出口加工生产的方向上彻底转变、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中间依靠投资拉动衔接过渡。 实际上，依靠2009年以来的投资拉动和铁公基建设，只能是一个临时缓解下行压力的办法。如果没法通过货币量化宽松的政策，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彻底转变为消费型增长，那么不断印货币的刺激方法就会如同毒瘾一样停不下来，形成经济的恶性循环。 这直接造成中国长期以来高达50%以上的投资率，但另一方面，为了支持投资和表面上的经济增长，资金利率、水电煤土地等各种要素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直接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偏向于资本而非劳动力，恶化了劳资关系。 这就是2009年天量货币投放到市场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劳动力不值钱了，因为实体企业本身不值钱了，于是造成劳资关系被彻底扭曲。 目前，这个恶性循环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已无法保持高增速。但是，在经济增速跌落7%以内的同时，中国的人均GDP绝对值的增速确实从来没有停滞增长。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国人均实际GDP的数值自1990年代以来，保持了超过20年以上的高增长，从当年的人均不到一千美元到现在超过八千美元，中国人均的经济收入却是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增长。 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经济增速跌到7%以内，但人均经济增长却一直保持10%以上增速。换言之，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速近年来低于个人的经济增速，这就意味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所导致消费意愿的增加与整个经济的低增速形成一对矛盾。 低价值、低智慧性的产业严重过剩，这又会导致社会消费品的不足，好商品价格过高甚至有钱也买不着好商品。因此，高净值人士有大把投资机会挣钱，但是不知道挣完钱怎么花，也不知道把挣到的钱往哪里摆，这成了他们的主要焦虑。 而对于低净值人群，或者说普通工薪阶层而言，他们可能面临着既没有足够的消费意愿，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增加，最后很可能将会因此陷入窘境。对他们而言，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有钱不知怎么花，而是不知道怎样挣钱。 可以这么说，2009年以来启动的中国版量化宽松，不仅没带来经济转型，反而直接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资源的错配。急需钱的人无论如何挣不到钱，挣到大钱的人却在拼命的乱花钱，因为钱对他们来说恰恰边际效用最低。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社会的剩余价值率来看，会更清楚的理解问题。所谓的社会剩余价值率，简单来说就是指劳动力平均具有多少价值、在经济活动中占有什么地位，它须在一个平衡状态才有利于经济增长。 从1978年至1992年，中国社会的剩余价值率在500%左右波动；然后从1993年到2008年，剩余价值率则是急剧攀升，从618%上升到812%。特别是1998年到2008年，剩余价值率一直维持在800%以上；2009年后，剩余价值率跌倒最低点，然后在近年又逐年升高，回到2008年前夕水平。 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说明：自从90年代开始，劳资分配关系逐渐向有利于资方的方向发展，因此剩余价值率急速上升。并且在1998年-2008年间资方和劳方的失衡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这当中，存在着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率过高导致相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潜伏基础。事实上，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也证明了之前的社会剩余价值率过高所暴露的隐患。 而在2008年后，中国的制度在短期内又朝有利于劳方而不利于资方的方向发展。这是由于人力成本的上升、人工的期望值普遍上升所带来的用工荒，企业盈利能力却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下降，无法充分招工。这一时期所谓的劳方市场，其实不过是企业营商环境恶化、经济探底的附属产物。 而自从2013年至今来看，社会剩余价值率又在回升，看上去这像是启动了从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循环，经济在向好发展。 但实际上，就业市场如今再一次的由劳方转向资方，却透露着一个危险的讯号。因为这一次的劳资市场结构的转换，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全民创业、打僵尸企业、国企混改这几大背景之下完成的。这几大背景说明什么呢？它说明现在老企业死亡速度很快、新兴企业如流星般转瞬即逝、唯一稳定的是一小部分央企国企以及已经达到“温饱线”以上的民企。 如果说之前的劳方还有较大的工作选择权，那么现在随着产业转型和一大批传统企业的死亡，低技能劳动者甚至连选择工作的权力都没有了，收入来源与选择权被牢牢控制，整个市场自然就逐渐成了现在的绝对资方市场。而这，恰恰是危机的前兆。 02社会阶层固化？其实是阶层同质化 回到所谓的“消费型”经济增长。在社会整体的剩余价值上升、市场逐渐偏向资方的情况下，要想整个社会实现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就必然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转型，成为一种集中化的服务型经济。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一个社会中收入增长集中于某一个少数阶层，同时整体的投资增速在下降，那么总体的经济想要实现增长，整个社会的机能就必然要转变为大多数人为少数的高净值人群服务。 通俗一点说，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全民为超级土豪打工的社会。因为如果不这样，经济的新增长点就永远不会实际发生。实际上不只是中国，这种转变发生在世界各地。 在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推行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表面上的全球化、实际上的“逆全球化”是当下的全球趋势。从英国脱欧到加泰罗尼亚的公投，再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积极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世界的方向在发生转变。这个所谓的逆全球化趋势不要理解为各国开始闭关锁国、不相往来，恰恰相反，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只会加强而不是相反。 本质上，这个所谓的“逆全球化”实际上预示出的问题并不是国际之间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减少，而是不同阶层之间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不平等的加剧，才是所谓“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以美国为例，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为1943万人，此后却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1727万人最多时下降到2010年的1153万人，即使到2016年也只是恢复到1235万人。并且，这些越来越少的劳动就业者的绝对收入，在代际间的流动性也在持续下滑。 据统计，1970到2014年处于30岁劳动者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从90%跌落到40%。其中下滑最剧烈的是中产阶层，即收入排名处于30%到70%的人口。换言之，近三十年来，收入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高净值家庭，中低收入阶层板结化、同质化的倾向非常严重。 美国的现实，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写照、全球的写照。 如果我们观察两次全球化高潮期间全球的收入分布情况，会发现两个规律：全球化的过程一直都包含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这必然会在一段高增长期过后导致逆向的全球化浪潮。例如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第一次全球化的退潮过程则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收入平等化过程，而在70年代以来的新全球化浪潮下，全球收入顶层1%的人群，其财富增加了65%以上，而全球平均收入水平80%的人群，这二三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换言之，最近一次所谓全球化浪潮本身就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其次，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越严重的国家，往往对于全球化的抵制也越强，例如美国和英国，而那些收入趋于平等的国家，对于全球化的抵制相对更弱，例如丹麦和瑞典。 说到中国，整体而言中国经济是最近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直接受益者，尤其是掌握金钱命脉的大投资者和资本财团，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利最为丰厚。不过，当这个全球化浪潮开始退潮的时候，中国自2008年以来纯粹依靠投资和铁公基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彻底耗散了社会的劳动力价值并且让经济走入了资源错配和低附加值的死胡同。在这个时候，转型是必然选择，实际上，也意味着大财团在一定程度的让利。 要谁让利呢？其实，控制社会的高财富阶层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是近十多年依靠双轨制富起来的权贵阶层，另外是依靠各种手段与权力合谋从而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 有学者指出，权贵阶层虽然和私营企业主结为了利益共同体，但是却需要不断调整利益结构从而实现稳定的统治，资本阶层必须利用企业才能打通与底层劳动力的关系，以获得长期的给养。 俄罗斯学者雷巴科夫在分析苏联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时就曾指出，尽管权贵阶层也关注私有成分的存在并且保留了私营经济，但却又会千方百计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其不至于过快增长，以至于影响到权贵自身对于商业和经济的垄断，因此，雷巴科夫写道：“在经济生活中，除非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否则他们（私营企业）注定要驻足于现在的位置，难图发展”。 这种对企业一边扶持一边打压限制的双重关系，不仅是俄罗斯的现实，也是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民营企业，基本上成为了权贵资本的代理人，每个人理论上都是为了大财阀打工，区别只是其位置是处于核心还是外围。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阶层划分，十分类似于一个现代商业制度下的种姓制。这种制度当中，个人的位阶和财富依靠世代继承而来，而这种继承制地位的高低，一般通过政治和宗教地位决定，稳固且无法被转换。换言之，在这样的现代种姓制里边，阶级不但没有流动性，而且还会迅速的板结化、庸俗化。原因在于，现代技术的力量及其对于人的强大控制力。 03穷人思维？其实这是来自媒体的灌输 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种姓制社会，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现代的奴隶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上级阶层对下级阶层观念的控制非常重要。不同的阶层拥有相匹配的观念以及行为模式，是这个社会保持平衡稳定的重要砝码。 如果从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来看，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社会分为三阶层：权力阶层、资本阶层、打工阶层。在三者以外，还有一个彻底陷于失败并将被逐渐淘汰的无用阶层。在信息化社会，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其实信息相对是透明的，这是和古代非常不同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阶层之间的焦虑、不满、以及对于阶层下滑的恐惧都非常透明，这种透明化也促使着社会整体的向前运转。 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稳定，并不是依靠切断各阶层的资讯往来，也不是要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恰恰相反，这种隐含的冲突和不满才是社会结构稳定的最大根源。社会学家科塞在其名著《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曾精辟地讨论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有组织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对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意义。只要把这种冲突与矛盾控制在预先设定的范围内，那么冲突本身就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持续运转。 控制我们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冲突、不满和欲望的中介组织，就是我们的媒体，尤其是深入到社会肌理的自媒体。媒体向阶位较低的阶层主要宣传两件事情： 其一是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包括资本家、社会名人、明星等等，这种灌输让地位较低的阶层在仇富的同时也羡慕渴望活的富人的生活，他们不会反对这个游戏规则，而是会更积极的参与其中，渴望获得改变。 第二，媒体向大众宣传最多的还包括要摆脱所谓的“穷人思维”，那就是要建立大胆消费、大胆挣钱的观念，即是所谓的“work hard, play hard”。而在现实层面，生财之道不易学，大胆消费的习惯却往往容易学会，用金融手段提前透支金钱的生活方式永远走在找到真正的挣钱方法之前。这直接会造成信用卡支出大于工资卡收入，消费支出大于劳动收入。 看一下现在的数据：我们社会的消费的总额每天都在不断增加，但实际上，那不过是在一小撮高净值人群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陷入财务陷阱、透支未来的结果。 无论是透支性的消费行为、巨额房贷、还是心灵鸡汤灌输的各种观念，实际上目的都是为了把人的财富和思想套牢，成为规则的遵守着而不是规则的颠覆者。因此，社会的整体稳定，以及利益阶层的统治与财富保障，必须依靠整体的高负债、高透支为前提。 香港的超级地租模式就是如此，内地的土地财政模式也是如此。其机制无非是利用了人的普遍欲望来驯化、控制人类，并使用媒体等现代手段操纵欲望的周期，从而间接的影响控制经济的周期。 因此，媒体对你灌输的观念无非是需要你顺从和高度参与，成为既定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规则修改者。社会庸众的心理机制形成以后，制度就不再是从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获得了低级阶层的心理认同。低阶层的人们委身于被媒体主导的低级的娱乐和消费，周期性的满足自己低阶的欲望，然后自我麻醉之下持续做着低阶的打工生涯，并且想当然的做着低阶的个人投资…… 当整个打工阶层的人从思想、行为模式、审美、生活追求各方面都变得廉价化和同质化，这其实就是整个低阶社会阶层被逐渐淘汰的前奏。前方拐点的出现，必然需要底层来支付大量的转型成本。 在人口红利已然消失、经济依然依靠计划政策打强行针实现增长的今天，毫不避讳的说，中国经济其实已正式进入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是表示适龄劳工人数与工资水平的彻底撕裂。随着全国城镇化的程度逼近60%，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数量实际上将在不远的未来触底，而用工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也不会有明显增加。
据统计，从2012年以来，16周岁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500万人，而且未来每年都会持续减少，与此同时，社会新兴企业普遍寿命撑不过三年。这种情况下，发展所谓的消费型社会并没有强大的就业和收入支撑，唯一的办法即依靠继续放水的货币政策充盈账面财富，然后用普遍透支个人信用、提前消费的办法来实现经济增长。 不远的未来，依靠资本拉动的大消费时代、居民高负债时代即将来临。货币的对内部贬值已经是不可逆趋势，负债和消费，这两个经济引擎运转的“燃料”必然要依靠消耗大量的新增货币。因此，明智的人请捂住钱包，下一轮的抢钱游戏即将开锣。
与此同时，所谓的“消费即爱国”，这个说法很可能马上就要重回现实。在这场消费经济的博弈当中，国家的动员力量是非常关键的环节，而被控制和操纵的依然是社会底部的打工阶层，获利者依然是控制资本流向的大财阀。身处低阶阶层的你，除非彻底改变观念和思维模式，充分利用他人的欲望和需求，严格节制自己的欲望，才有可能在这场经济大洗牌中实现财富的实际积累，避免落入现代商业种姓制的财富陷阱当中。 在这个经济转型过程中，可以预见，资本家阶层的低阶和打工阶层的最高阶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发生比较剧烈的阶层流动和博弈，而至于最高权力阶层和社会最底部的“商业奴隶阶层”，目前限于种种原因，则很可能依然是难以搅动的一潭死水。
人物广角
改革者周小川：改革是大政治，实践中往往得不出最优解
【研究员】：
回首数十年改革历程，人们或多或少仍会感到些许遗憾，会有稍许岁月蹉跎的伤感。改革实践无法达到最优选择，有时是因为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落差。如周小川所言，从研究的角度看，如果能把各项改革设计一个合理的顺序当然更理想，但在推动改革和制定政策时，面临的情况复杂多变，各决策者的考量也不完全相同。经济学家往往可以从经济逻辑出发，找出政策变革的最优顺序；而实践中，改革是大政治，政治家往往要从政治逻辑考虑最优排序，问题往往过于复杂、多元，最终得不出最优解。开弓没有回头箭，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阻力和掣肘，面临各种各样的波折和困顿，人们有理由相信改革开放将继续前行。
因其主政中国央行多年，期间又主导与“人民币”相关的各项金融改革与开放事业，国际舆论界一度称呼周小川为“人民币先生”。然而与其丰富的学术生涯、从政履历和志业相比，“人民币先生”之说不免有窄化之嫌。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和他同时代的若干出身于体改委的学者型官员一样，周小川一直信奉和倡行“系统性的体制转变”，谈起改革来从不局限于一个部门的视野，而喜欢从全局的角度来谈本部门工作，并强调与其他领域配套改革的衔接。后来周小川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时，就用了《系统性的体制转变》作为书名。在这本书中，举凡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的议题，从价财金贸到住房社保都有所涉猎，且均有独到的见解。 这种对体制的“系统转变”和改革的“整体推进”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上世纪80年代，由吴敬琏、周小川所在的课题组推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使他们得到了一个“协调推进派”的别称。90年代，周小川与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等合著《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被外界称为“整体改革论者”。 苏琦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不少论者认为，周小川对“系统”的重视与其学术背景密不可分。周小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位博士行长，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专业，其所读的系统工程专业鼻祖是钱学森。据周小川回忆，钱学森那时候鼓励他们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去搞经济研究，因为钱学森认为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有很多低效的环节，可能需要有动大手术的改革，系统工程的人的思路就是强调最优化，如果计划经济当时的做法不能实现优化，就要考虑通过改革转移到什么样的别的系统来加以实现。 博士毕业后，周小川进入体改部门工作，身兼数个与“体改”相关的职务：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和国家体改委委员。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国家体改委当时作为改革中枢的地位之重要与显赫，当时体改委所研究的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经济领域的各种改革问题。那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使周小川充分意识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整体设计，使改革的主要步骤能有准备、有组织地配套实施。 除了系统论、整体论外，周小川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对“对外开放”及其与其他领域改革关系的高度重视。在此次关于人民币加入SDR的采访中，周小川没有局限于汇率等技术性议题，而主要是从中国经济整个开放进程的角度来谈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意义。这与他的家学渊源和在外贸部门的履历多有关系。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是一名资深的“老外贸”，1979年8月至1982年3月先后任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沿海工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充分利用外资等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参与制定了一系列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奠定了基础。 在任国家体改委委员期间，周小川曾兼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国事续述》一书中回忆说，“记得当时周小川是体改委委员，他是年轻人这一茬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这也是煞费苦心。”1988年，在做助理期间，周小川写文章探讨外贸体制改革时，并没有就外贸体制改革本身谈改革，还集中探讨了汇率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指出“我国的金融改革还没有创造出有效控制信贷总规模和货币发行总需求的控制手段，所以容易倾向于使用控制机构（不准随意成立金融机构）和控制业务范围（业务范围不允许扩大）的办法”。 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文章中，周小川继续强调了整体改革的重要性，指出外贸体制改革是大的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也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和论证，需要充分注意它与其他改革部署的配合关系。比如价格改革将为进出口结构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判断提供最基本的信息，为出口生产提供市场分配资源的灵活机制，为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创造最基本的条件。税收改革将为进出口活动提供正确的调节与激励尺度，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进出口的产业政策等等。 上世纪90年代初，周小川一度想回到体改委工作，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则认为他更适合去一线磨炼。陈锦华向中央组织部推荐说：“周小川是很优秀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周小川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开启了他20余年金融领域的职业生涯。 虽然一直强调改革的“系统”、“整体”和“配套”，但周小川又不是一个条件论者，他认为改革不能等靠要，不能等所有条件都成熟了才加以推进。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既包含某些只能在长时间内走向成熟的内容，又包含某些有可能快速演变的内容，因此改革的时机把握十分关键，需要结合国内国际宏观运行形势，找到相对最佳的时点。他在上世纪90年代推进外汇体制变革和本世纪初期主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经历就充分凸显了这一点。 周小川自1991年－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当时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在海外有许多分支机构，在外贸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压力下需实行一定程度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和办法。周小川在体改委的履历和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改革方面发挥作用，而他本人也在中国银行的实践中，学到许多银行业的知识和经验。这又为他日后成为外汇管理局局长打下了基础，因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当时实际上就由中国银行来管理。 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标志着中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二是成功度过了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在1998年初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的“亚洲金融风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讨会上，在论及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波及中国时，周小川反驳了有些人认为是因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没有放开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危机的冲击，坚持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中1994年推行的外汇体制改革更是关键之举，实现了汇率并轨，形成了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恢复了市场信心，使得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大为改善，外汇储备大幅上升。 周小川指出，“双重汇率的存在对稳定信心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如果1997年我们仍然实行双重汇率，外面一旦有风吹草动，调剂市场的价格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而1993年设计外汇体制改革时，各方阻力相当之大，一方面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实行多年的双重汇率，由此也形成了相关套利集团；另一方面当时外汇紧缺，贸易项下有100多亿美元的赤字，不少人建议应该等外汇储备更充分一些时再推进改革。但就是在这样貌似条件不成熟的形势下，中国果断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 1998年周小川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时隔不久，又于2000年初调任证监会主席。虽然履职未久，美国《商业周刊》依然在2001年7月的“亚洲之星”评选中，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评选说明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2002年底，周小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干就是15年，上任伊始便面临巨大的压力。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此时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日益强大的要求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周小川曾反复强调，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开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微观机制改革。而以汇率改革和利率改革为内容的宏观面金融改革开放，应该以微观面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为前提。因此，改革的顺序是从完善市场主体和提高市场效率到逐步放开关键性的价格管制，否则将导致转型风险和转型预期目标无法充分实现的问题。这也是从上一轮价格改革的惨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没有市场主体的改造，贸然放开价格将导致市场秩序和市场运行的极度紊乱。 改革的紧迫性和目标都已明确，但怎么改和谁来为改革买单的巨大难题几乎令人望而却步。据当时有关部门测算，欲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标准要求，需动用大约9700亿元财政资金。而从彼时中国经济状况看，动用近万亿元资金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困局，近乎不可想象。 在当时，近万亿元资金大致相当于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50％，相当于中国GDP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面对这样一笔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文数字，任何改革决策都既需要决心，更需要勇气，何况1998年实施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效果不彰，亦足以让人对类似注资计划倍感踯躅。一时间，如何拯救“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决策者面临着资源和路径的双重掣肘。 不过，改革的迫切性与资源的匮乏，倒逼人们以创造性思维和增量改革杀出一条血路。周小川等人创造性地提出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以剥离呆坏账为前提、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司”）为操作平台、以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为目标，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由此破局，资源与路径实现双重突破，并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 回头看去，如果没有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抓住时机果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面对来势凶猛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难以设想中国能够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实力，推出十数万亿元大拯救计划通过拉动内需加以对冲，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加入SDR、汇率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为标志的金融开放的一步步扩大，以及“一带一路”设想的提出和推进，更是无从谈起。 回首数十年改革历程，人们或多或少仍会感到些许遗憾，会有稍许岁月蹉跎的伤感。改革实践无法达到最优选择，有时是因为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落差。如周小川所言，从研究的角度看，如果能把各项改革设计一个合理的顺序当然更理想，但在推动改革和制定政策时，面临的情况复杂多变，各决策者的考量也不完全相同。经济学家往往可以从经济逻辑出发，找出政策变革的最优顺序；而实践中，改革是大政治，政治家往往要从政治逻辑考虑最优排序，问题往往过于复杂、多元，最终得不出最优解。 有时则因为“天时”不利，如1996年中国外汇管制经常项目下放开时，人们认为可以适时启动资本项下放开，结果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基本搁置了十年。2006年，中央提出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相关部门也已拟定具体方案，后来又遇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晃又是十年过去了。 有时则是因为单项改革所面临的整体环境的配合度，也就是整体协调的力度问题。比如2005年前后，人民币汇率面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巨大的压力。但汇率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央行一个部门所能主导的，除了涉及其他部门利益外，更涉及地方政府的蛋糕。主政沿海出口大省和特大城市的地方大员们个个位高权重，不乏位列政治局委员者，级别比在京金贸财税部会的官员们还要高，其间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不足为外人道。 这些年来，人们经常看到周小川与美联储主席和欧央行行长等站在一起，但看似风光的背后有着内外语境的差别。转型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一直是个敏感而复杂的议题，如何在增长、稳定和效益最大化之间保持平衡，货币当局始终面临各种压力和张力。 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曾对媒体表示，周小川一直处在平衡其他政策所需要的货币支持的角色中。他非常想要控制好货币的总量，问题是当我们金融市场没有很好地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一出去就留在金融市场，可以把很多货币冻结住，或在那里空转，而新一轮的投资又产生很多货币需求。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周小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越来越明白，对外开放需要继续向前推进，市场经济有其基本规律，金融业属于竞争性服务业，竞争会带来优化和繁荣，这些规律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和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可以迈得更大些。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已经past a point of no return。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阻力和掣肘，面临各种各样的波折和困顿，人们有理由相信改革开放将继续前行。 周小川提中国需防“明斯基时刻”引关注 中国央行行长以异常严厉的措辞警告过度负债和投机性投资的风险。他利用中共中央“十九大”的场合告诫称，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明斯基时刻”。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九大间隙的一个会议上表示：“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以美国已故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命名的“明斯基时刻”，指经济体中隐藏的风险突然全面暴露，资产价格暴跌，导致大范围违约。明斯基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因为繁荣时期会带来过度的乐观情绪和不负责任的由债务助推的投资。 周小川发表上述言论后，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9%，至28159.09点。 中国央行行长发出警告之际，中国公布第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6.8%，高于政府的全年目标，即便经济学家们警告称，短期增长是依靠信贷刺激实现的，而这些刺激带来较长期的金融风险。 周小川表示，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比较高”，而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从全球来讲还不算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很快。“不是说现在就要去杠杆，而是说增长的过程要注意质量，”他表示。 周小川此前以同样坦率的措辞敦促国家放宽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控制，并允许汇率弹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今年的一项首要任务，称其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家们警告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异乎寻常的债务积累对经济构成严重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8月呼吁中国遏制“危险的”债务水平。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在今年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时，都把过度的债务增长列为理由。 根据一些人的估算，由于信贷增长放缓和通胀上扬，今年中国债务总量与经济产出之比略有下降。但分析师们表示，要保持去杠杆化的趋势，就需要进一步收紧金融状况。
多维观察
曾经的“工匠精神”为什么在日本逐步丧失？
【研究员】：
在经济上升期，企业丑闻往往会被总体大好的形势渐渐淡化，再寻找其他机遇重新获得发展。但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就很难东山再起，东芝等日企的一蹶不振已成为一种常态。日企的深刻教训值得所有国家的企业深思：发现问题后，应该及时公开所有相关信息，避免丑闻长期发酵；及时“动手术”处理相关问题，才能尽可能地减少企业损失；疏于对生产一线的管理是问题的最根本原因，管理者必须了解生产一线的实际情况；账务造假迟早会露陷，这条路在哪都行不通。
最近，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被爆出篡改质检相关证明，伪造强度和尺寸等数据，也就是说，他的产品质量达不到他号称的标准。在对过去的产品进行整体调查之后发现，原来这样的作假行为从10多年前就开始了，而且有迹象表明该公司的高层默许了这种行为。神户制钢所的篡改丑闻将殃及飞机和汽车制造等众多行业。例如，波音公司采购的飞机机翼等大量部件就来自神户制钢所提供的材料。 类似这样的造假行为还不光是神户制钢所，今年6月份，世界三大安全气囊公司之一的日本高田公司宣布破产，原因是他生产的汽车安全气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高田公司的安全气囊，在展开时，气体发生器可能会发生异常破损，从而导致金属碎片飞出，犹如割喉刀，直接刺向人的面部、颈部，到今年为止，已造成200多人伤亡。经过调查人们发现，原来该公司在15年前就知道了这件事，一直在隐瞒。由于需要召回的汽车高达1.2亿辆，该公司只能宣布破产。 话说法国有个电视台曾经做过一档纪录片，节目采访了日本的陶瓷刀厂商，日本人把中国货的质量贬低得一无是处，一直强调日本货质量好，中国货没法比。然后节目组从市场上买了中日两国制造的陶瓷刀，拿到第三方机构去检测，事实证明，从各项指标来看，中日两国的产品并没有多大区别。可是日本货的价格数倍于中国货。 年初的时候，网上流行一个视频，话说有个德国人想证明中国产的山寨刀质量很烂，于是他就买了中国产山寨刀，进行残酷蹂躏。最后结果令他震惊！因为中国山寨刀的质量非常好，而且价格只有正品刀的几分之一。 曾经的工匠精神为什么在日本逐步丧失？ 端宏斌在微信号“老端的观点”撰文指出，早些年，日本学者注意到本国制造业发展遭遇的瓶颈，汤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以IT制造业的式微为例，总结失败的教训，其中有这么一条——“过于追求性能与指标的极致”“过于强调工匠精神”使得产品“质量过剩”，反而丧失市场竞争力。以DRAM存储芯片技术的发展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当时，日本半导体技术人员追求芯片的极限性能，提出大型电脑芯片使用25年的质量标准，质量高就意味着成本高，然而后来个人电脑的普及完全用不到如此高质量高成本的芯片，以至于在该领域上，日本企业被生产廉价用芯片的韩国和美国企业所超越。 对此，美国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有一套分析，在畅销书《创新者的窘境》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曾经成绩傲人公司只会寻求产品的“精益求精”，但发展来的新技术不过是“延续性技术”，真正能带来新变革的“破坏性技术”却被忽视，这些老牌公司将发展机会拱手让人。日本曾经引以为傲的数码产业的节节败退，正是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 既然曾今的精益求精赚不了钱，精明的日本人也开始“作假”。 最近几年中国人跑去日本旅游就喜欢买各种小家电，从马桶盖到电饭煲等等。笔者自己就买过一个松下的马桶盖，才一年多时间就坏了，完全没觉得日本牌子质量好在哪里。 日本电饭煲价格远远比中国货贵，那么贵得有道理吗？就有人做了个实验。选了中、日、韩三个国家的6款不同价位的电饭煲，日本品牌29999元、5850元；韩国品牌4228元；中国品牌2500多元、1900多元和499元。六款电饭煲做同样的饭，找了些社区居民进行试吃。最后结果是，1900多元的中国电饭煲得了最高票数。好不好吃，主要看淀粉糊化度指标，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品牌2500多元、1900多元的产品质量是最好的，比日本韩国货都好。 这两年媒体不断鼓吹日本的寿司之神，有个叫小野二郎的老头，在某大楼的地下室开了家苍蝇馆，只有十几个座位，人均消费高达3万日元（1800元人民币），还需要提前好几个月预定，连安倍晋三都请奥巴马去吃过，算是国宴了。 小野二郎非常懂得宣传，他对外号称，为了让章鱼吃起来口感很好，他会让学徒给章鱼做30~40分钟的按摩；为了让米饭达到理想的温度，他会让学徒不停地用蒲扇给米饭扇风；为了让一名学徒有煎蛋的资格，需要10年的时间来训练他。在这种情况下，哪个食客敢说不好吃呢？ 但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奥巴马并没有全部吃完这些寿司，是量太多了吗？不是，因为安倍晋三吃完了。据去吃过的人反映，这些寿司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好吃。但你为了这顿饭，已经等待了几个月，且花了30000日元，你无法跟别人说这个不好吃，否则就会显得自己很傻。 经济学是这么说的，一件商品的定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经过一段时间，商品价格会达到均衡状态。但你知道吗，这个均衡状态并非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很宽泛的区间，这个区间的宽泛程度远远超过你想象。 你想把商品的定价提高，除了提升产品质量之外，更重要的是得忽悠，而且忽悠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
日本人是怎么忽悠的呢？很简单，所有日本的媒体都会告诉你日本的产品质量好，中国的产品质量差，这是一种政治正确，人人都这么说，就好像是天生的真理一样。有趣的是，中国的媒体也是这么忽悠你的：告诉你日本的产品质量好，中国的产品质量差。这结果就是，中国人卖东西很难提价。 给你打个简单的比方。日本人卖东西，其他日本人就会告诉你，日本的东西就是质量好。而中国人卖东西呢，其他中国人就会告诉你，中国货就是烂。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中国人特别喜欢踩其他中国人，这就是所谓的内斗内行。 你知道吗？当年日本侵华，在中国伪军的数量竟然超过了侵华日军，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是很少见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互相不服，都想着踩同胞一脚，然后去献媚太君。 在上世纪70-90年代，日本货的质量确实是比中国货好不少，于是很多人就形成了一辈子无法改变的刻板印象：日货质量好。日本人也知道你们有这个印象。就像是某个一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必须要维持自己好学生的形象。但后来这个好学生发现，自己已经没办法维持竞争优势了，韩国人和中国人都赶上来了，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作弊，靠作弊来维持形象。所以笔者认为，日本公司的这种造假行为不是个案，是普遍现象。 原本中国人只能考30分，日本人能考80分，日本人很有安全感。现在中国人能考85分了，日本人经过努力也只能考85分，那怎么办呢？只能靠作弊来达到90分。 那些经历过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人，一辈子都会认为日本货质量好，中国货质量差，该印象一旦形成，终生不会改变，因为他不可能承认自己错了。而年轻一代就不会有这种历史包袱，从他们懂事开始，日本货就已经很少见了。现在日本人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数码产品，就只剩下一个单反相机了，其他产品基本上都被中国和韩国人干翻在地。中国人唯一不如日本的，就是那种“组团忽悠”的精神。 为什么中国人卖啥啥便宜，买啥啥贵？道理很简单，因为当你卖东西的时候，其他中国人在给你挖墙脚，拼命贬低你啊。 送你一个笑话： 同样是拿着手机跑到一个地方，发现没信号。 安卓用户会说：安卓手机真烂，连信号都没有！ 苹果用户会说：移动真烂，竟然这里都没信号！ 所以，日本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发达国家”是目前基于事实得出的科学判断。 2017年，华为在日本对应届毕业生开出40.1万日元的月薪，大约2.4万人民币，在日本引起热烈讨论，推特上面一个日本网友对日本企业开出月薪多年不涨的吐槽转发评论高达一万以上。 2017年在日本，即使是索尼这样的大公司，给2018年毕业的本科应届生开出的工资也只有21.8万日元，大约16万人民币不到的年薪，只有华为的一半。 我们不看应届生的工资，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由于很多女性婚后不工作的缘故，2016年日本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420万日元，根据2017年10月8日的汇率，大约24.8万人民币。 这个家庭收入，至少对中国一二线城市很多人来说，这个收入并不再遥不可及。即使是中国的底层，两夫妻30岁都是月入2500元，家庭年收入6万元人民币，相对于日本25万人民币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也不像二十年前和日本家庭100倍的收入差距那么夸张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趋势，日本家庭的收入和台湾人一样，多年不涨了，经济处于停滞状态，20年前是25万人民币，10年前是25万人民币，现在是25万人民币，10年后也许还是25万人民币，这才是日本最大的问题。 一个“日本通”横跨30年点评失落的日本：他们的子女咋就把父辈的辉煌遗弃了？ 在天上飞了三个小时，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从北京到了东京。路上，陈言用日本雅虎搜索“日本制造”，“日本制造衰退”六个字立即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在路边买几份报纸杂志，经济版的内容与眼下的日本大选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各大媒体都在关注“日本制造”——神户制钢数据造假、日产汽车在产品安全检查时的敷衍，加上不久以前的东芝公司、奥林巴斯公司账务造假、高田生产的安全气囊造成人身事故等旧闻。 这种氛围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日本制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 逆转：日本人难以再造辉煌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年，似乎确实是一个发展与转换的周期。 30年前，陈言带着一个旅行箱来日本留学。 那时，日本很忙：民众忙着买房子、买家电，企业忙着国内外的投资。 来日本留学前，陈言已经在河南农村做过三年农活，知道如何割麦子、搓玉米粒，还做过木工、车工等工作。 到了日本，陈言看到农村全自动化的生产、工厂里密集的机器和商场里五花八门的产品，惊得瞪大了眼睛——一台机器能顶河南农村一个生产队的人力了。 那时，日本确实是个制造业大国，机械化程度之高，中国简直没得比！
30年后，再来到东京时，有些当年的老朋友已经不在世了，他们的子女却没能继承父辈的辉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这个国家处于相当失落的状况。 国际国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1987年，日本GDP为2.51万亿美元，中国只有0.33万亿美元； 2016年，日本GDP为4.93万亿美元，中国11.21万亿美元。 30年间，日本GDP增长了96.41%，而中国增加了3396.96%； 30年前，日本经济规模是中国的7.6倍，而现在仅相当于中国的43.97%。 根源：革新停滞与经济失落 30年前，陈言来日本时，箱子里装着牙膏、榨菜、饼干等，因为日本物价太贵、电子产品太好，要尽可能地节省生活费，多买一些电子产品带回国。 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带着空箱子来日本，采购化妆品、时装、日用品回国，因为便宜、好用。 近些年，日本产的家电、汽车、电子产品在中国卖得不是很顺畅，从价格、外观到性能，“日本制造”吸引力越来越低。 并且，在过去30年里，日本制造业大量向国外转移，很多企业只将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发展战略部门放在国内。 这个设想本身不错，如果世界“日本化”了，日本企业的这种发展模式能够维持下去。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虽然日本企业很努力地开发新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并未如预想那般风靡全世界。 日本企业做出了随身听，将磁带转变为光盘（CD），又将CD进化为小型MD，还将大型计算机小型化，开发出了手提电脑。 但是，当电子产品数码化，手机集通话、音乐播放、摄像等功能为一体，成为人们手中最重要的电子产品时，日企没有推出任何一款广受世人青睐的产品。 为什么会这样？在制造方面，国外的日资工厂沿用本国生产模式，并未出现制造管理革新。并且，陈言发现，现在的日本工厂和2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工厂内，正式员工、合同工、临时工穿不同的服装； 正式员工在不断“白领化”，他们成了管理者、监督者，其中很多人已经脱离了一线生产岗位，把精力投入到应对企业内部的各种文件、填写相关项目表单上；一线上发生了什么？该如何改进产品？对这些人而言，只是一纸空文。 企业依旧需要有靓丽的财务报表，定期向股票市场报告最新经营情况——报表不够靓丽，股价就会立即下滑。在生产成本下压空间有限的时候，也只有让更多的人从正式工变合同工、合同工变更为廉价的临时工，这样才能缩减人力成本，使企业利润“好看”一些。 陈言在“瞭望智库”撰文指出，可以说，技术革新的停滞使新产品与日企无缘，生产一线的临时工化，让劳动者与消费市场脱节——这些因素限制着日本经济的增长，留下的只有持续的失落。 丑闻：只是一次集中爆发 众所周知，日企员工对企业很忠诚，对上司下达的命令执行起来一丝不苟。不过，这得有个前提：经济形势大好、企业利润丰厚。 一旦经济下行，日企潜藏的各种矛盾就会爆发。 比如日产汽车，在日本国内外口碑相当好。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日产的汽车在出厂前进行最后的安全检查时，负责检查的员工并不具备相关资格。 媒体揭露出日产的问题之后，企业似乎对巨大的经济损失、品牌损失无动于衷，依然让不具备从业资格的人员从事相关工作。 神户制钢公司的产品在日本很多企业是免检的，然而，百余年积攒下来的口碑毁于一旦。产品出厂前并未经过检查程序，负责人随手写上一个数字应付用户，这种现象在过去十余年时间里一直存在。 一位曾在神户制钢工作过四十多年的朋友对陈言说到这些时，自己都难以置信：为什么这样的现象能在企业里维持如此之久？ “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是我们每个在神钢工作过的人的特点。一旦领导决定这么做，大多数人会听之任之。”很多时候，日本企业的问题一旦暴露出来，就会像挖山芋似的，不断发现更新、更大的问题。 至于东芝的账务造假，该和日本国家的核电政策有关。2005年，东芝斥资53亿美元并购几年前英国企业只花了十几亿美元就买下的美国西屋核电公司，始作俑者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把大力发展核电的消息透露给东芝，让东芝不计成本买下西屋公司。 很快，日本出台相关政策，核电要成为日本的主要电力来源之一。东芝似乎得了大便宜。然而，2011年3月，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事故，日本所有核电站都停了下来，建新核电站几乎没有可能，东芝出现巨额亏损。 此时，日本政府积极推进核电出口政策，东芝需要“表面上的风光”，能走的也只有造假账一条路了。那一万亿日元的假账，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出来的。 未来：一蹶不振成为常态 从羽田机场乘轻轨，很快就能到达品川；接着，换车经过滨松町、一路向西驶去，便是神田地区，三菱汽车总部、东芝总部、神户制钢的东京分公司就在沿线。 在秋日蒙蒙的细雨中，悬挂在最显眼地方的这些企业广告、公司标识看上去有些昏暗。 如今，总部设在滨松町的东芝实际上已经四分五裂：将家电部分卖给了美的集团、最赚钱的医疗部分卖给了佳能公司、最有前途的半导体部分则卖给了美日韩联合体。 日产汽车经济损失巨大、品牌严重毁损，将召回上百万辆汽车，重新检查安全性能。 神钢公司大量产品召回、订单损失使企业在今后数年乃至十几年里面临经营困难。管理层将被追究责任，引咎辞职大约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在经济上升期，企业丑闻往往会被总体大好的形势渐渐淡化，再寻找其他机遇重新获得发展。但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就很难东山再起，东芝等日企的一蹶不振已成为一种常态。
“我们是真正的保守派。”这里传来参加竞选的候选者的呼声。 现在，政党、企业的诉求已经不是革新、改革，保守在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很多企业也许还会继续造假账、偷工减料。日企的深刻教训值得所有国家的企业深思： 发现问题后，应该及时公开所有相关信息，避免丑闻长期发酵；及时“动手术”处理相关问题，才能尽可能地减少企业损失；疏于对生产一线的管理是问题的最根本原因，管理者必须了解生产一线的实际情况；账务造假迟早会露陷，这条路在哪都行不通。
国际战略
美国的逐步退位，或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历史良机
【研究员】：
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之中，规则由强者写就。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控制和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规则时很喜欢采用双重标准。过去其他国家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提供她意识形态认可的公共财，长期阻挠国际公共财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更极力防范新兴大国取代她的龙头地位。而美国在联合国机构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内早已失去领导威信。所以，固然美国霸权衰退会导致国际经济秩序震荡，但美国的逐步退位，也可能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历史良机。
金德尔伯格是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是研究国际经济的权威，他最脍炙人口的著作是对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历史起源之分析。 他认为为国际贸易可以增进各国经济福祉并带动世界经济持续成长，但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有效提供国际公共财。（注：“公共财”更普遍的说法是“公共产品”，下同）这些公共财包括和平秩序、产权保障、开放贸易体系，自由航行，稳定的汇率或通用交易货币，度量衡与各种交易规则的标准化，以及在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时，适时为世界经济注入购买力以拉抬需求，在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时及时注入流动性，积极扮演全球信用体系的最终担保人角色。只有唯一超级大国才有能力与意愿提供这些公共财，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搭便车。 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出现国际领导权青黄不接。英国在一次大战后元气大伤，已经无心也无力提供公共财，美国在巴黎和会后全面转向孤立主义，毫无意愿接下大英帝国遗留的领导地位真空，世界经济体系乃出现公共财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 一战以后国际经济秩序在保护主义冲击下动荡不安，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蔓延全球，贸易战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记取历史教训，承担起国际公共财供给者的主要责任，为战后各国经济重建与长达七十年的世界经济稳定成长奠定了基础。 最近哈佛大学的奈伊教授抛出一个问题。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斯底德陷阱”，其实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伯格陷阱。前者是取材于崛起中的雅典与既有强权斯巴达之间最终难免一战的历史教训，而担心中国是否会强大到威胁美国的安全，而导致历史悲剧重演。在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抛弃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角色时，奈伊认为更应该担心的是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角色时，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再次出现公共财供给短缺的危机。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在“观察者网”撰文指出，奈伊可能高估了当前美国在维持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也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能力与意愿。就经济影响力而言，从2013年开始中国跃升为最大商品贸易国，美国失去六十多年的龙头地位。以购买力等值计算，从2015年开始，七大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尼与土耳其）的经济规模已经追赶上G7。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七成，他们已经是全球化的支柱与新动力来源。 近年来中国也开始全方位提拱补充性或替代性公共财。例如：因应金融危机的换汇机制，跨境支付系统、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卫星定位系统、远洋护航、和平维持部队、开发援助、基础建设融资，以及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效益将可直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而其规模更大。从去年杭州峰会开始，中国已经在G20架构下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九月份李克强在北京与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第一次“1+6”圆桌对话会，协商如何促进建构开放、包容、活力的世界经济，更让全球瞩目。 其实，特朗普很快就会发现美国没有退出全球化的选项。如果华盛顿开始全面拆解全球化架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必然动摇，华尔街的核心地位也会不保，这无异于经济自杀。美国在众多生产领域已经没有自给自足的可能。底特律汽车工业很难摆脱墨西哥零组件供应链。通用汽车的最大获利来源是上海通用，别克汽车百分之八十的销路在大陆市场。苹果手机的生产基地迁回美国的构想也根本不可行。 奈伊所描绘的美国盛世下的太平，是对复杂历史的选择性诠释，因为他对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避而不谈。在美国霸权之下，除了她最亲密的盟友可以分享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他们受惠于这个国际秩序所提供的和平与经济发展机会，但也只能接受美国霸权体系下公共财长期供给不足或品质欠佳，承受美国不时将公共财成本任意转嫁，以及忍受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等问题。 多年来世界银行的增资提议都遭遇美国否决，让世界银行的功能不断萎缩，无法满足开发中国家基础设施长期融资需要，可是美国又阻挠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的创设。美国对新兴领域创设治理规范（例如抗全球暖化）经常消极以对，极端气候带来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不断上升。这就是公共财长期供给不足。 例如，美国的中东政策与推翻政权的做法，是伊斯兰教世界激进化与政治动乱的根源，让西欧饱受恐怖主义与难民问题之苦。美国强迫亚洲各国打开资本市场与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兴风作浪，华尔街有毒金融产品泛滥。这些都是公共之恶。 再者，IMF提供的紧急纾困方案极为严苛，常导致窒息性经济萎缩。在七十年代初尼克森震撼之后，美国已无法提供稳定的货币秩序，并长期滥用国际铸币特权，但又阻挡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机制升级为超主权货币的提议，并对中东国家施压要求石油交易必须使用美元，也不断防范欧元挑战美元，就是独家提供劣质公共财。 过去其他国家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提供她意识形态认可的公共财，长期阻挠国际公共财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更极力防范新兴大国取代她的龙头地位。而美国在联合国机构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内早已失去领导威信。 所以，固然美国霸权衰退会导致国际经济秩序震荡，但美国的逐步退位，也可能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历史良机。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撤掉梯子 自由贸易是好的，产权保护很重要，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理念已经变得几乎不容质疑。这还有什么好质疑的呢？如果你去看看发达工业经济体，哪个不是支持自由贸易？哪个不是全力保护私人产权？哪个不是实行了民主竞选？ 但是，在发达国家还处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它们采取的政策并不是这一套。德国曾是保护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德国经济学家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如果让一个幼儿和一个重量级拳击手按照同一个规则同台竞技，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所以要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美国也曾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林肯总统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的进口关税。美国在经济增长初期的时候，大量盗印英国的书籍，还派工业间谍到欧洲窃取技术秘诀。杰斐逊总统有一句名言，他说奴隶是可以私有化的，但知识怎么能私有化呢？知识本来就应该让大家一起分享。就连自由贸易的旗手英国，也曾经长期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后来才改弦更张。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历史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时候实行过普选制度。 为什么发达国家自己做过的事情，如今却不让发展中国家做了呢？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批评英国的时候说，英国是上了楼之后就把梯子撤掉，不让德国上去。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写了一本书，就用李斯特的这句话做了题目，叫《撤掉梯子》。张夏准讲到，发达国家不让发展中国家干的事情，当初自己却做得不亦乐乎。 以贸易政策而论，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当然能够促进国际分工、扩大市场规模。但是，当今发达国家处于赶超阶段，无一不曾保护过幼稚产业，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走技术工人，从更发达的国家走私机器，从事工业谍报活动，还故意侵犯专利及商标权。等它们的竞争力提高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它们才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大力保护专利和商标。偷猎者摇身一变，成了正气凛然的护林员。 再以产权保护而论，从理论上讲，保护私人产权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历史上，却经常会出现以侵犯某种既有产权推动经济发展的案例。英国的圈地运动侵犯了共有财产，却方便了人们在侵占的土地上养羊，从而推动了毛织业的发展。二战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奥地利、法国等国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将某些工业产权从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工业资本家阶级转移到热衷现代技术与投资活动的公有经济职业经理人手中，大大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发展。 没有一种政策能适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 这就把我们弄糊涂了。那么，是经济学讲的自由贸易理论、产权保护理论不对吗？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理论和产权保护理论都没有错。自由贸易当然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产权保护也能够让投资者对未来更加放心。但是，每一种理论、每一种政策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时期和所有的国家。 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海丝中心主任何帆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时候，一个国家刚刚打开国门，会遇到很多来自外部的冲击。为了缓和外部冲击，更好地维护本国的社会稳定，国家应该提供更多的保护。最理想的保护是巩固本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尽可能地帮助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本国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尤其是工人阶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就发现，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其政府规模相对就越大，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欧国家。北欧国家个个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但恰恰因为对外开放程度高，它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更加发达，是远近闻名的高福利国家。次优的选择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很笨拙、低效的保护政策，但总归聊胜于无。 在社会逐渐趋于板结化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怎样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呢？最好的办法是引进新的竞争者，让新的竞争者去挑战既得利益集团，迫使既得利益集团也能振作起来，打起精神参加平等的竞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么，次优的选择可能就是出现较大的社会变动，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粉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一过程不可能是非常温文尔雅的，一定会带着暴力甚至血腥，但从长时期来看，是非功过，谁与评说？ 怎么才能让博尔特跑不过我？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不是就能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呢？如果我们破坏私人产权保护，是不是就能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呢？如果我们反对民主制度，是不是就能给经济增长创造很好的条件呢？当然不是。如果A不一定导致B，那么非A是不是一定能导致B呢？也未必，导致B的可能是另外的因素，比如C。模仿西方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功，反对西方也不一定能够保障发展中国家成功。经济增长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就像种子发芽，那是要在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出现的：土壤、水、阳光，缺一不可。 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有些西方观点未必是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关心，未必是单纯地好为人师，而是要用制度为藩篱，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手脚。规则是不是都是平等的？这很难说。如果跑步，我比不过“飞人”尤塞恩·博尔特，但如果允许我改一下规则，我就能跑赢他。比如，我可以规定，每跑100米，就必须默写一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考一道宏观经济学的题目，通过了才能跑下一个100米。在这种新的规则下，你觉得谁能跑第一呢？ 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之中，规则由强者写就。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控制和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规则时很喜欢采用双重标准。比如，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严，这不一定是好事。打个比方，如果我在河上修了一座桥，向过往的车辆行人收过路费，大家应该觉得是公平的吧。那么，如果我规定，禁止任何人再修其它的桥，到河对面都要走我这座桥，是不是就很无理了？很多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保护某种特定的生产工艺，而是保护最终产品，也就是说，哪怕你用其它的生产工艺，只要你生产的东西跟我的相似，那都是不可以的。
再比如，关于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发达国家也会更强调现有的排放，忽视历史上的排放。如果按照现有的排放，发展中国家当然责任更大，但要是考虑历史上的排放，发达国家做的远远不够。这就好比一桌盛宴，发达国家已经吃撑了，但到了上甜点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才赶到，于是，发达国家说，甜点都归你了，那么，你把这一桌酒席的钱都付了吧。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公平吗？ 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轻易地感情用事，忙着去站队，多想想事物的不同方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应该爬得更高一些，欢迎来到海拔3000米的地方，再看看下面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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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23 08:4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