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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败屡战 王健林又到了最危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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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4 09:11: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国际政经局势异常复杂 印度与越南谁是中国制造最大的挑战者

【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冲突、疫情冲击和俄乌战争接连发生、绵延不绝,由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实际上,越南经济的大起大落,符合其经济特征,并不出人意料。而通过拆解疫情三年间越南的进出口结构可以发现,中越产业链既有替代,又有互补。产业链转移的原因包括成本因素驱动、疫情防控扰动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的产业链替代更多地集中在越南具有传统优势的低端产业,比如服装鞋帽制造,部分产业链现在还很难判断是永久性还是阶段性转移。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越南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差距太大,就产业发展现状、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而言,短期内不大可能替代中国。

但中印关系长期并不友好,政治上缺乏互信。2017年“洞朗对峙”以来,两国的边境摩擦增多。但印度倾向于坚持“边境争端决定中印关系的基本姿态”。印度认为,只要边境争端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印度就不能与中国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基于此,2020年,在疫情冲击和印度经济增长阶段性失速的背景下,莫迪政府启动了与中国经贸往来的风险评估,高调宣示去中国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采取了针对性的贸易保护措施,频繁发起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推动对华经济议题“泛安全化”。以国家安全为名,禁用了TikTok、微信等具有中国背景的百余款手机应用,并对中资手机企业接连开出罚单。比如,2022年4月,印度指控小米涉嫌通过冒充“特许权使用费”向外国实体非法汇款,并扣押其555.1亿卢比资金(约合人民币48.2亿)。2022年7月,OPPO又被指控逃避关税439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38亿)。同月,vivo的119个相关银行账号被印度执法局封锁,总额达46.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亿)。最近,印度当局向小米发出正式指控通知,这意味着小米此前被冻结的555.1亿卢比很可能遭遇罚没。

特朗普政府任内,推动美国的“政治轴心”由中东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印太”进入实质性的战略建构期。2017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特朗普提出“印太梦想”(Indo—Pacific dream)。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主旨演讲予以回应,首次阐明共建“印太”的愿景,将其置于印度与世界互动的核心。2020年,美日印澳不仅提出要实施疫苗供应链合作,还多次强调联手增强供应链弹性(SCRI)。2022年,拜登政府明确提出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重组全球供应链体系以遏制中国崛起。2023年5月27日,美国宣布,IPEF包括印度在内的14个成员国就供应链协调达成一致——迈出了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实质一步。2023年6月22日,莫迪访美后美印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在科技、防务、战略融合、清洁能源转型、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领域展开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合作。

作为两个相邻但缺乏政治互信的大国,未来如何相处、以什么样的策略相处,对促进两国国内发展、维护亚洲和全球稳定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印度在政治上谋求大国地位的“压舱石”在于印度经济的平稳高速发展。

如何超越地缘分歧的桎梏和国内舆论的掣肘,采用高超的策略加强经济联系,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地互动,使双边关系易于管理,应该是两国未来二十年关注的焦点。

近几年,越南吸引国内关注的原因主要是贸易摩擦和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替代”。但或许有三点需要厘清:

全球产业链第一轮向越南的转移始于1986年,越南学习中国搞“革新开放(DoiMoi)”,核心是私有化改革和开放市场。1987年,越南出台外商投资法,意欲“动员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资本”,甚至还批准了外资全权控股。所以越南从20世纪90年代,就承接外资订单,开始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生产运动鞋和运动服。

第三轮转移是2012年前后,中国逼近刘易斯拐点,有前瞻性的企业开始布局东南亚。比如,2013年,做国际运动服装代工起家的申洲国际,在越南建造了面料厂。2014年,总部位于上海的天虹纺织,也开始建设越南海河工业区。华利集团、百隆东方等中国纺织和服装业的头部企业,都开始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

第二,疫情期间中越对美出口增速均有提升,越南对中国的替代呈现轮动特征。

第三,越南的对美出口和自中国进口同步提升,在纺织和电子设备制造领域与中国存在直接竞争。

但与此同时,2017年—2022年,中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由206.6亿美元扩大到570亿美元,同比增长175.9%,年均增速超过20%。从结构看,中间品约占中国对越南出口的30-40%,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织物、智能手机和零部件等产品,与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种类匹配。这说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部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转变成了中国对越南、以及越南对美国的顺差,显示出越南逐渐成为中国产业链下游国,进口半成品并加工至成品出口欧美消费国,形成了“进口中国原料、技术、设备或半成品—加工制造—出口欧美消费国”的贸易模式。

综上,中国向越南的产业链转移,既有互补效应,又有替代效应。就目前来说,在细分领域,比如纺织和电子设备制造等越南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越南对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有所显现。从整体来看,制造业向越南转移,主要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与中国供应链更多地是互补而非替代。

但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逐渐下降,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占比达到40%以上的细分品类由2017年的19个下降至2022年的9个,这意味着美国增强本国供应链韧性的目标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减少的份额主要转移到了近岸和友岸国家;二是中国在美国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17年的17.6%持续下降至2022年的12.1%,累计下降5.5个百分点。资本品和中间品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方式,比重下降可能预示着该国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的参与度下滑,也预示着该国产业链可能存在与外界“脱钩”风险。

印度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印度1960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1.7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2%;受殖民历史影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一直较高(38.78%)。独立以后,印度也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印度、越南的故事有其相似性;印俄关系,亦渊源于此),经济开放度低、体制僵化,将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作为优先战略。通过多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起包括冶金、采掘、机械、运输机械、化工、电力等重工业体系(因此印度工业基础不容小视,远远好于越南)。但是,重工业需要进口大量技术和资本设备,占用和消耗了大量资源,导致第二产业的其他门类发展速度过慢,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陷入停滞,收入分配严重恶化。

根据IMF的贷款要求,当时的拉奥政府制定了一揽子经济自由化改革方案,推动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废除臭名昭著的工业许可证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撤销贸易和外汇管制,鼓励私营经济。

印度国家银行经济研究部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很可能在202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则预计,到2050年,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

莫迪新政补制造业短板

但印度却是例外。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直接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呈现出典型的“跨工业化”特征。

随着改革红利日益消退,国内外环境显著变化,印度经济的多重困境逐渐暴露:农业比重居高不下,工业短板没有补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服务业促进了印度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旅游业的繁荣,但没有吸纳足够的就业,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全方位提高。印度的班加罗尔被称为第二硅谷,但脱离了工业基础支撑的服务业只是相对孤立地发展,未能在国内催化形成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链,且过于倚重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未与国内其他产业产生协同效应,即便如计算机硬件、电子元件等高度相关的产业,也未能享受到软件行业的红利而充分发育。

2014年,莫迪上台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计划,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2025年),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莫迪政府的目的是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支撑内需持续扩张,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源动力,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内生良性循环。此后,印度国内主要经济改革都围绕“印度制造”展开:

基建层面,提出了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计划,将铁路、港口、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议程,优先保障这些方向的财政支出,致力于改变印度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的局面,同时刺激印度的经济增长。还推出“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倡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

2015年1月,莫迪政府撤销全国计划委员会并舍弃了国大党奠定并执行了多年的“五年计划”规划体系,转而成立“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Aayog),通过大量专项计划来落实其经济规划,依托“积极治理和及时落实”(Pro-Active Governance and Timely Implementation)机制进行项目决策和监督,并在部委之间进行协调——这一框架意味着印度经济政策的决策权进一步收归到总理办公室,政策本身可以更直接地体现出执政核心的意图。

2020年,疫情爆发后,莫迪政府配合“印度制造”,出台了“自力更生”计划,用以刺激市场需求,促进基建、电子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随后连续出台五次经济激励政策,几乎覆盖全行业,并持续推进自2014年上台以来便展开的土地、劳动法、税收、外资管理改革。

莫迪还公布了25年内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包括扩大清洁能源如天然气的使用、推广电动车,将印度打造成全球绿氢生产中心,争取到207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印度是一个几乎坐拥整个南亚次大陆、有着古老文明和独特地缘战略价值的南亚国家,一直以来就有着“大国梦想”,渴望获得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莫迪将印度描绘成“全球南方”的天然领导者,他认为“印度应获得和承担更高、更深、更广的影响力和角色”,并希望在印度洋有排他性的主导权,成为最终的地区安全提供者。

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到,日本要在亚欧大陆外缘形成一个囊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的“自由与繁荣之弧”(the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即发端于此。2017年,随着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轴心”由中东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印太”进入实质性的战略建构期。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印太梦想”(Indo—Pacific dream),并呼吁“共同努力,实现一个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印太”。此后,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多份战略性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印太战略报告》(2019年)《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2019年)等,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意欲扭转正在出现的不利于美国的国际格局,进一步重塑有利于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

2019年11月,在东亚峰会上,莫迪提出建立“印太海洋倡议”(Indo-Pacific Ocean Initiative,IPOI),旨在构建区域内利益共同体的伙伴关系,以促进自由贸易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民主治理模式以及基于规则的贸易秩序构成这一倡议的主要抓手,在这一目标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也得以加强。

拜登入主白宫以后,继续在“印太战略”下落实自己的盟友策略,以各种实际利益引导印度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着手构建一系列新的小多边主义组织,计划性、针对性更甚于特朗普时期。这些举措正在逐步发挥实效。

2022年8月15日,拜登对印度独立75周年表示祝贺,称印度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两国将“继续站在一起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这表明,美国已经将印度视为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未来挑战者之一。11月11日,美国财长耶伦于G20峰会召开前夕访问印度。在同印度财长西塔拉曼举行会谈时,多次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等概念上给印度戴高帽,并对印度“替代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地位”寄予希望。

2023年6月20日,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莫迪此前曾多次访美,这是首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他也是拜登政府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的第三位外国领导人,前两次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他还是历史上第二个两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领导人,第一个是丘吉尔。访问结束后,双方发布了一份涉及58项内容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美印将在科技、防务、清洁能源转型、公共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但中印关系却长期处于并不友好、缺乏互信的状态。从地缘政治逻辑看,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将印度视为世界大国事务中的“卒子”,在印度目前实力远不足以挑战美国的情况下,扶持印度发展以制衡中国,已成美国朝野上下一致的战略取向。而印度抱着在中美竞争中渔利的心理,也希望用对抗作为亲美的“投名状”。在印度精英阶层中,一个主流认知是:“中国是印度崛起的挑战和国家安全威胁,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印度崛起的阻力”。因此,某种程度上,印美经济和安全合作是自然而然的。

“印太”的出现,为印度提供了“走出南亚、进入亚太、向世界性大国看齐”的机遇。通过与美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和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印度正在强化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在未来整个亚太地区的合作和发展过程以及中美竞合关系中,印度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未来也可能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印是天然的竞争对手

第一,印度将凭借高速增长逐步缩小与中国规模差距。经济规模上,2022年,印度的GDP总量为3.39万亿美元,全球排第五,是中国的18.8%。虽然中印经济规模的绝对值相差较大,但印度国家银行经济研究部预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很可能在202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则预计,到2050年,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在增速方面,2010年-2022年,中国和印度的年均增速分别为6.96%和6.12%。而自2015年和2016年连续超过中国后,印度在2021年(0.65%)和2022年(3.83%)再次连续超过中国。根据IMF的预测,2023年和2024年印度的经济增速(5.9%、6.3%)依旧将超过中国(5.2%、4.5%)。未来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很可能持续领跑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

第三,贸易逆差导致贸易摩擦,印度主动寻求经济脱钩。印度对外货物贸易逆差常年在千亿美元以上,超过30%来源于中国(像原料药就严重依赖中国),印度政府不断推出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2023年,印度发起的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多达127起,反补贴案8起,保障措施案145起,涉案产品涵盖机电、化工、有色金属、钢铁、纺织等行业。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发起国和第一大对中国反倾销案申诉国。印度不但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频繁,也积极推动对华经济议题“泛安全化”,频繁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设置壁垒。印度对两国经贸关系的态度表明,印度政府的对华战略追求不是“政冷经热”,更像是“政经双冷”。

第五,未来在消费电子产业链和电动车领域也可能出现直接竞争。2021年底,印度批准了一项价值约合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提供最高可达50%项目成本的补贴,以吸引全球大型半导体、晶圆厂、显示器等制造商将印度作为生产基地,并将印度打造为电子系统设计和制造的全球中心,意图与中国和越南竞争全球手机生产市场。2022年9月,印度又将补贴份额统一为50%的项目成本,以吸引硅基、化合物晶圆厂、封装厂、显示工厂及芯片设计等生态系统。

特斯拉高管在2023年5月访问印度,并与印度多位部长级官员就在印度建立汽车和电池生产基地进行了会谈。2023年6月22日,美国存储巨头美光(MU.NASDAQ)宣布将在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Gujarat)建造一个组装、测试工厂,用于DRAM和NAND产品的组装和测试,以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半导体设备厂商应用材料(AMAT.NASDAQ)宣布将在班加罗尔建设一个合作工程中心,加速半导体设备技术的商业化。另一大半导体设备厂商泛林集团(LRCX.NASDAQ)也宣布将培训6万名印度工程师,以加速印度半导体教育和劳动力发展的目标。虽然美光此次宣布建立的封测厂属于半导体中后端工艺,在半导体价值链的底部,技术、资本密集度均较低,但不排除未来持续加大投资,促进印度的半导体产业链生态逐步升级。

苹果、特斯拉、美光等成熟的国际巨头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单家企业,实际上对本国产业链的带动极大,且可以充分利用外资巨头的技术、品牌、资金和渠道优势,极大缩短某个先进制造业产业的发展周期。中国应特别注意印度在这些领域动向,为未来的竞争威胁做好充分准备。

莫迪新政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印度发展道路上的顽疾,但莫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不能一以贯之。

短期来看,这些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政策,或许可以平衡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工商阶层利益集团的诉求,为2024年争取连任积累选票;长远来看,经济稳定增长才是实现印度崛起的压舱石,这种带有投机性质的摇摆,利弊得失尚未可知。

在追求大国地位方面,印度不仅面临着莫迪所说的“与弱小邻国争吵”,还需要平衡与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法国等大国的关系,也必须重视沙特、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对印度洋的利益诉求。

莫迪正试图改善国内供应链,并融入国际供应链,这将有助于提高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出口份额。但基建投资资金能否落实,目前还要打个问号。1.35万亿的投资金额比印度政府过去10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2008年至2017年,印度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资只有1.1万亿美元。

印度还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30%的CEO是印度裔,中高层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另一份报告显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印度裔。大量的印裔留学生和技术人才不愿意归国,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工资水准只有美国同类技术人员的1/3到1/8。

宗教和种姓制度对印度的影响或许远超想象。印度人口中,约80.5%的人信仰印度教,15%的人信仰伊斯兰教、2.3%的人信仰基督教、1.9%的人信仰锡克教。一方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由来已久,多次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印度教徒占多数,实际上绑架了莫迪的执政方略。另一方面,印度教的宗教信仰使得国民内心比较恬淡、发展经济的欲望不强烈。更重要的是,种姓制度的影响早已渗透到印度文化之中,长期阻碍经济发展。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印度的贫富差距很大,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幸福指数却非常高,排在世界前列。

据报道,印度的亿万富翁数量位居亚洲首位,而百万富翁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是最穷的70%人口的4倍还多。印度大部分的总收入增长主要是由处于收入梯队顶层的少数人来实现的。

事实上,印度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工厂集中在六个邦,其中五个在南部(另一个是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在印度为苹果公司生产产品的11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北方,生产新款iPhone14的六家公司都在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

当然,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常态。中国过去也是如此,东部地区先富,然后逐渐带动中部、西部。但是近几十年,印度内部各邦之间的缩小收入差距的进程已经中断。相反,处于发展前沿的邦机会丰富,其与较贫穷的腹地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已经持续扩大到惊人的水平。

第五,阴晴不定的营商环境。2022年1月,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向小米印度罚了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8亿元)税款。5月1日,再冻结其7.25亿美元(约48亿人民币)资产。2021年12月至今,包括但不限于华为、中兴、vivo、OPPO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都遭到过印度相关部门的调查。

其他跨国企业或许比中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亚马逊2022年6月在投资一家零售集团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隐瞒,并被处以20亿卢比(约1.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2022年10月20日、25日,印度竞争委员会认定谷歌滥用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支配地位,相继对其处以134亿卢比(约合人民币11.7亿)和9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7.9亿)罚款。

但是,跨国公司开辟海外市场的战略不会因个别政策而轻易改变。2006年后,印度吸引外资增速明显加快,从规模看,2021年,印度实际吸引外资约820亿美元,同比增长25.6%。这意味着,尽管基建不发达,营商环境不完善,但外资依然看好印度的潜力。

但在今天的印度,这些指标都不正常。疫情前,印度的通胀率就超过6%。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多年双逆差。与此同时,印度的一般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超过1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仅利息支付就占预算的20%以上。要知道美国政府赤字才占预算收入的8%。未来,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和债务稳定性,可能是个大问题。

第八,大国地位的诉求面临盟友的掣肘。印度成为一个大国和全球地缘政治的稳定性力量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但印度实现大国梦想的第一步——取得印度洋的绝对控制权可能面临来自“战略伙伴”和“竞争对手”两方面的挑战。

无论是印度的战略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双方在印度洋的军事部署和利益诉求,都直接或者间接削弱了印度影响力,如果印度不是这个地区的唯一大国,那就很难发挥最终安全提供者的作用。

回首历史,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核心是综合优势突出,无明显短板。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市场规模和人力成本的优势。利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生产规模摊薄成本,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做大做强市场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用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逐渐完善产业集群、深化外资合作、加速技术迭代、积累资本存量、实现产业升级、倒逼国内改革。与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公共治理、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市场规模、人才质量、科技水平、产业集群方面几乎具有全方位优势。在华投资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总成本更低、回报率更高、资金更安全。因此,世界选择了中国。

印度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了政治诉求,希望成为南亚地区的“最终安全提供者”,期待世界承认其大国地位。实际上,印度实现其大国政治理想的根基也在于经济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如果经济增长未来出现重大滑坡,不仅可能动摇莫迪政府的政治地位,也会使印度的大国梦想成为空中楼阁。

与此相对,中印在基建合作方面的前景非常诱人。中国有强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和跨国合作建设经验。不过,印度对中国缺乏政治信任,始终担心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区域影响力,不仅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充满戒心,还有意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扶持力度以抗衡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据统计,印度对外“发展援助”金额已经从2014年的550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1070亿美元。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为印度提供了管控中印关系的策略空间。在中国基建和工业投资上,莫迪很有必要基于长期战略远见,果敢决策,与中国相向而行。此外,中印两国在信息产业、医药产业、收入分配、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方面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两国经济联系将有助于解决边界争端,共建地区和平和安全。

对中国来说,单一国家无法替代中国,但产业链在全球的分散布局势必撼动中国制造“独一无二”的地位,也不利于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尽管合意的产业链溢出是产业升级的自然结果,但产业链的过多和过快外移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印度制造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的最大对手。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印度成为中国的最大伙伴。(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贾铭、张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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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全球化已死 美国心态已从想赢变成怕输

【博览财经特稿】近日,荷兰政府宣布一系列针对先进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该国光刻机技术企业阿斯麦(ASML)是行业龙头,自然成为外界焦点;同时,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指美国商务部正考虑扩大对华出口半导体的限制,让芯片供应商英伟达(NVIDIA)专为适应限制而设的A800芯片亦纳入禁令范围。

没有半导体,就没法用电

2012年,曾有美剧上演了这样的情节:全球大停电的背景下,人类在电力失灵后,文明倒退,现代政府垮台,城市成废墟,现代科技自卫星,甚至灯泡都成为无用之物。尽管忧虑全球电力失灵未免杞人忧天,但半导体的创新放缓、应用电力的能力受限,是可预期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若深入了解半导体的制作过程,我们更可理解芯片制造业的发展难度。芯片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既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也是集成电路的载体。设计工程师需使用专用的设计软件,来规划电路的走线,而这部分一般被称作上游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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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晶圆上覆盖一层保护层。这过程通常被称作“前段制程”,目的是在晶圆上置入晶体管等组件和配线,有400至500个流程,它是芯片制造产业的中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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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说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芯片制造的每道工序的技术含量极高,且不同种类芯片的技术要求,亦不尽相同。同时,在芯片制造的过程中,“良率”(yields)的概念非常重要:制作流程里,不可能每一工序都百分百成功,有一些部分出现瑕疵亦属正常。然而每一工序都有一定比例的瑕疵,而每经过一道工序,合格的产品数目会持续减少。

产业生态系统繁复

要知道,芯片制造是一个高度分工的产业,产业生态系统相当繁复,从事行业的工程师甚至企业,大多聚焦整个产业链的一小部分,难以全面涵盖整个产业链。所以,单从台积电等龙头企业高薪挖角数名中高层主管,并不能突破芯片技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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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自中国的头部芯片企业曾公开表示,“芯片的设计当前中国已经步入世界领先……芯片的制造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在台湾”;大陆的芯片制造缺乏制造设备、基础工业及化学工业。

事实上,荷兰方面一直抗拒与美国政府合作,认为限制阿斯麦光刻机出口至中国内地,不符合商业乃至国家利益;台积电亦因法案规定,企业需应政府要求,提供关键技术细节,生怕竞争对手三星从中获得关键技术,继而犹豫再三。

《芯片和科学法案》另一受关注的要求,是受资助企业至少十年内,不得在中国或其他受关注国家进行新的高科技投资。换言之,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芯片企业,将不可能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助力。

走全球协作之路

克里斯·米勒亦指出,从半导体的国际分工而言,很难有一个国家能够自给自足,最后可能花很多钱,也不会做得较好;从头到尾打造晶圆代工产业殊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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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的国力,透过“大撒币”追求芯片制造自给自足,尚且困难重重,其他国家尝试以相似手法发展本土芯片产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发展技术密集且高度分工的芯片产业,我们应该秉持全球协作精神,各自发展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商业主导的国际分工下把饼做大,共同推动产业、科技的发展。

日前,《纽约时报》发布一篇长文,非常非常长的那种,哪怕是放眼《纽约时报》成立172年的历史里这样的大长文都是不多见的。这篇长文的名字叫《‘An Act of War’: Inside America’s Silicon Blockade Against China》,汉语翻译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

第一个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瓦德瓦尼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C·艾伦,他把2022年10月7日拜登对中国芯片的扩大化制裁比喻成了战争,说:“从2022年开始,有两个日期将被历史铭记,”艾伦说。“第一个是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二个是10月7日。”

至于为什么要发动战争行为,纽约时报也给出了解释,艾伦说:“这里的关键是要明白,美国想要影响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半导体这方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10月7日体现的新政策是:我们不仅不会允许中国在技术上取得任何进展,我们还将积极扭转他们目前的技术水平,”

而即便你制造出了EUV光刻机,这也只是芯片制造的一部分,一个尖端晶圆厂由500多台机器和1000多个步骤组成,EUV光刻机只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中国目前不具备的,需要中国重头自行研发,相当于是以中国一家之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复现全人类分工合作几十年的智慧结晶,很显然难度通天。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纽约时报引用前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杰森·马西尼的说法称:“某种程度上,那是要复制整个人类文明”

简单的说,纽约时报及其采访的美国官员们认为,芯片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因为现代科技的研发越来越多的依赖超级计算机,而超级计算机的核心就是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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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制度下,即便一件商品在美国境外制造和运输,从未进入过美国国界,其最终成品并不包含美国原产零部件或技术,但它依然可以被视为美国产品。哪怕有1%的美国货出现在你的生产线里,你就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管辖,即便其余99%都是你自研的。

纽约时报自己写了一句评语,非常好玩,原话是:但若要说有哪个国家能够克服这样的挑战,那很可能非中国莫属。10月7日的出口管制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中国的先进芯片制造能力造成重大打击,但最后却可能刺激其实现长期的增长。

华为的案例被纽约时报浓笔重墨的进行了分析,前后贯穿了全文,证明美国利用芯片为武器有力打击中国用的是华为手机市场份额暴跌举例,证明中国很有可能翻盘也是用华为举例,看来最严厉的制裁居然没能直接把华为弄死这个事让美国人非常在意,或者说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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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部长马特·阿克塞尔罗德对纽约时报称:“在这个行业,一击即中不等于成功”“我们的目标是能阻止多少算多少。”

在文章的倒数第二段,纽约时报的作者强烈质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认为仅凭BIS的力量无法压制中国。

在最后一段,纽约时报的作者借罗兹曼·肯德勒之口称:“这可能也关乎我们的存亡”

老调常谈的说了几年中国不可能成功研发芯片,在芯片上砸资源研发纯属浪费钱之后,发现不仅没能扼杀中国半导体,反而导致了中国芯片产业飞速发展之后,美国开始反思,以及恐慌了。口径从中必输,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目标是能阻止多少算多少。”

至于可能会引发的中国完全独立自主的科技研发,在科技领域完全脱离美国控制等“惊人的适得其反的结果”,纽约时报不仅知道,而且知道的很清楚。但并不会因这个而停止封杀,只会“美国在极力避免的那个未来会更快发生”。

从采访的官员到纽约时报的笔者,没人有任何放弃的意思,只是对打压中国成功的概率越来越小这个事感到越来越焦虑。

而中国也是世界上极其罕见的具备完全工业体系的国家,短短几年时间就在芯片制造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2022年时已实现了14nm芯片的量产。

美国的心态已经从想赢,变成了怕输。以前他们没有考虑那么多,觉得自己稳赢,现在只要一细想输的后果,他们就觉得很慌。但美国人想出的应对之策并不是投降输一半,而是继续扩大对中国的芯片制裁,继续扩大战争烈度,更为强硬封锁中国的新政即将在7月底执行。

当然,纽约时报这么说也不是为了反战,绕了一圈之后还是说要继续把这种“战争行为”持续下去,硬着头皮也要继续战。既然如此,那就继续战呗。我们不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但也不惧怕任何形式的战争。(来源:南风窗,远方青木(YFqingmu) 作者:曾文仁,一棵青木)




人物广角




屡败屡战 王健林又到了最危险时刻

【博览财经特稿】时隔六年,王健林踏进了同一条河流。六年前,2017年5月,万达失去了大马城项目;6月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复星、浙江罗森内里在内数家企业的授信及风险分析的消息满天飞,随后万达、复星遭遇“股债双杀”;7月19日,王健林断臂求生,在位于国贸的万达索菲亚酒店,万达商业将77个酒店作价199.06亿元卖给了富力地产,将13个文化旅游城项目91%股权作价438.44亿元卖给了融创,一共卖了637.5亿元,此后,万达看似坚定地走上了轻资产道路,王健林也与“首富”头衔渐行渐远。

六年后,2023年7月,万达再次重操旧业,干起来卖卖卖的营生。只是跟当时相比,如今整个房地产行业已经变了天,暴雷的房企躺在ICU病房里无人问津,还没暴雷的房企心惊肉跳,说不准哪天就轮到自己了。每家房企的脑门上都刻着金光闪闪的两个字:缺钱。

王健林的脑门上则刻着四个字:非常缺钱。万达缺钱早有端倪。一个迹象是,据彭博社5月底的报道,万达集团计划以约10亿元人民币出售旗下快钱公司第三方支付牌照,潜在买家包括字节跳动等企业,后者表示只是初步接洽,目前好像还没卖掉。

2019年,万达和万科合作开发长春影视城项目,由万科集团下属子公司海南万骏于2019年9月和2020年6月两次共向万达地产支付了合作款共50亿元。2021年6月,万科提前终止合作。根据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透露,三年间,万达已先后向万科支付本息合计52.4亿元,但万科坚持按原协议的合作条款,要求万达再支付本金、利息和罚息共计13.8亿元。

平常大家都有钱的时候,钱不是钱,当大家都困难的时候,钱就变得比面子珍贵多了。有些黑色幽默的是,今年上半年,王健林、王思聪父子超越杨惠妍,以840亿元身家荣登2023新财富500富人榜房地产行业首富。这种没有落实到口袋里的“首富”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现在王健林想像2017年那样靠甩卖房地产相关的业务回笼资金比让王思聪回万达接班还难,只能变卖其他值钱的资产。于是我们看到——7月10日,万达投资向东方财富实控人的妻子陆丽丽转让股份1.8亿股,占公司总股本8.26%,转让价格为12.07元/股,价值人民币21.7亿元。同一天,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卡着点兑付了7月10日到期的“20大连万达MTN003”15.75亿元中票。

7月23日晚,万达电影发布《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称,7月20日,万达电影的间接控股股东万达文化与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万达投资49%股权转让给上海儒意,转让价款为22.62亿元。据财联社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这笔钱被万达用来兑付了7月23日到期的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77亿)债券。

王健林卖资产救急的核心逻辑一目了然:甩卖资产回笼资金固然重要,但保持控股是底线。短短半个月,万达通过三次减持套了67.7亿现金。并且两次都是在截止日期当天还上的两笔钱,足见万达的现金流入近多么缺钱。

天眼查显示,儒意影视是一家影视剧研发制作公司,实控人为柯利明,投资的电影包括《你好,李焕英》《送你一朵小红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消失的她》以及即将上映的《热烈》等,投资的电视剧代表作有《北平无战事》《琅琊榜》《芈月传》等。

2020年10月26日,恒腾网络通过发行股份,以72亿港元的代价收购儒意影业以及旗下的南瓜电影。完成对儒意影业的收购后,中国恒大持有恒腾网络38%的股份,儒意影业、南瓜影业创始人柯利明持股比例为27% ,腾讯控股则持有14.1%的股份。

2022年初,“恒腾网络”更名为“中国儒意”。截至2023年一季度,腾讯控股为中国儒意第一大股东,持股20.45%;儒意创始人、董事长柯利明持股18.92%,为最大个人股东。

五年的A股上市梦彻底碎

2016年3月30日晚,万达商业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初步考虑就H股进行一项自愿全面收购要约。如经落实,万达商业将私有化,以及将公司从联交所除牌。

2017年7月,万达遭遇股债双杀,把最值钱的酒店业务和文旅项目打骨折价甩卖给富力和孙宏斌,得了喘息的机会。

2021年3月24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决定对本公司从事轻资产商业运营、科技、数据、人员等相关资源进行重组,以尽快实现境内外上市,因此决定撤回万达商业A股IPO申请。至此五年的A股上市梦彻底碎了。

珠海万达商管分别于2021年10月、2022年4月、2022年10月三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材料,但三次递表均未成功。2023年4月25日,珠海万达向港交所提交的第三份招股书正式失效。

这是珠海万达向港交所提交的第四份招股书,也是珠海万达商管的最后一次机会,它能否上市直接关系着万达和王健林的命运。上市成功了,皆大欢喜,上市不成功,王健林估计要大出血了。

刘纪鹏在日前的万万之争中做和事佬时建议万达分拆在香港和内地上市。他给支招说,既然不提倡民营企业做大,那就做优做强,无论是从近500个万达广场对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就业的带动,还是从万达自身的经济效益来看,都是一个上市的好题材,如果能成功上市,一定能对中国股市的带动起到积极作用。

不过,王健林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若珠海万达商管最终上市梦碎,这意味着有380个小目标的窟窿需要填。接下来这几个月,万达势必要出售更多的资产,不管是核心资产还是边缘资产。

日前,中诚信国际、惠誉、穆迪、标普等评级机构,接二连三下调了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评级/评级展望。

惠誉表示,大连万达商管管理层向惠誉确认,未能按时支付2025年到期的4亿美元债券的票息,该票息已于2023年7月20日到期,万达表示预计将于宽限期内完成票息支付。目测就是7月23日支付的这笔钱。

截至2023年6月末,万达商管境内公开市场债券存量规模123.41亿元,境外债券存量规模约为18亿美元(7月23日已支付4亿美元)。7月29日,大连万达还有一笔到期的债券需要偿还,不过万达显然已经准备好了这笔钱。7月24日,大连万达商管公告称,“20大连万达MTN004”本息兑付日为2023年7月29日,本期应偿付本息金额5.94828亿元,公司拟在7月29日进行兑付。本期债券发行金额35亿元,债项余额5.58亿元,本计息期利率6.6%,期限3(2+1)年。而万达商管在2024年1月还有近43亿元债券到期需要兑付。掀开华袍,里面都是虱子。(来源:虎嗅APP 作者:周超臣)




社会热点




一反常态 资金正“四面八方”涌入中药材小市场

【博览财经特稿】往年6月-7月,药材市场一般处于淡季,但今年却一反常态。在河南禹州中药材专业市场,河南中医药大学特聘专家尚飞说,他在禹州跑了40多年,今年中药价格涨得“离谱”。“5月8日之前,当归还是60元-70元/斤,现在已经涨到了200元/斤,翻了4倍-5倍。以前一个药方,当归开20克,也就2元,现在已经涨价到8元-10元。甘草涨幅更大,以前每公斤十几元,现在涨价到60多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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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底,安国中药材价格指数上涨至149.88点,较年初141.96点上涨5.58%,创历史新高。从具体品类来看,当归、党参、牡丹皮、白术、香薷、细辛、胖大海、鹿角霜、水牛角和薤白等中药材价格涨幅居前,半年内实现翻倍上涨。

中康科技中药大数据中心首席分析师贾海彬表示,中药材一般三月是旺季,到六月后进入淡季,目前价格已经见顶,很难继续支撑,再涨价很可能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况。

在本轮涨价潮中,中游制药企业已经明显承压。6月21日,首次中成药全国集采结果出炉,中选品种平均降价幅度为49.36%,部分品种价格降幅超七成、有的品种价格降幅甚至达到九成。

一面是产品端集采压价,另一面是上游原料不断涨价的压力,夹在中间的中药企业更加为难。其实在此前的地方集采中,已经出现过不少中成药撤网的情况。如2022年5月24日,广西药械集中采购网发布通知显示,71个药品申请撤网,超过一半为中成药,包括小儿豉翘清热颗粒、肾宝糖浆、小儿止咳糖浆、川贝枇杷糖浆等常用药;8月18日,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示了42个药品申请撤废的消息,其中近半数是中成药,包括安宫牛黄丸、二益丸、六味地黄丸颗粒、九味羌活颗粒等常见品种。

中国中药协会内外并治用药分会副秘书长、北京盛世康来中药营销策划公司董事长申勇介绍,中国有2500多家中药厂,原料涨价首先导致生产成本上的增加,很多中药厂生产的都是国家医保目录、基本药品目录内的药,企业是不能临时涨价的。

同仁堂在山西建立了党参种植基地,扬子江在福建为畅销品种蓝芩口服液里用量最大的栀子建立种植基地,除了能保证自己厂子大品种的原料供应,如果丰收了,还能销售原料给其他药企,从某种程度遏制炒作。

资金炒作还是供需失衡

目前亳州、安国两大药都的冷库都是爆仓状态,大冷库的存货价格从年前的每年260元/吨涨至现在的每年400元/吨,依然还需要排队。既往6月为传统淡季,但当下中药材市场依然火热,而炒作中药的资金正从“四面八方”涌入这个小市场。

中国中药材种植养殖网、中药材除草剂研究网主编宫光前指出,除了近年来国家对中医药越来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对中医药的扶持政策,金融宽松也是造成本轮中药价格上涨的原因。

宫光前说,经历三年疫情的洗礼,中医药的医疗保健作用越来越深入人心,对中医药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各路人马争先恐后奔向了药材市场。

在上一轮涨价潮里,有业内人士分析,除了西南干旱的长期影响,部分楼市资金进入药材市场炒作也是一大原因。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向媒体表示,中药材价格出现的非正常暴涨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蓄意囤积使然。

对此番中药材价格上涨的原因,申勇分析,一方面是原料的供应量相比三年疫情前有所减少,中药原料80%都是农产品,过去疫情三年,一些地区受到防疫政策管控的影响,还有一些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整体上中药原材料的供应量就有所减少,价格提升。

“与以往相比,这次异常涨价,周期长,范围广,非常不正常。”一位中药行业人士直言。

中药材价格上涨会否引发行业荣景

为更好地管理中药市场,多地接连发布声明。6月以来,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中药饮片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医药行业协会、亳州市中药饮片产业促进会,先后给中国中药协会递交《关于中药材市场价格异常增长的情况报告》,认为有社会游资或经销商联手操盘囤积药材,进行低进高出,致使中药材价格出现异常暴涨。

贾海彬表示,此次中药材价格异常上涨会严重损害中药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危及中药战略资源的安全和整个医保支付体系的稳定,同时损害终端消费者和患者的利益。过去三年,国内中医馆和诊所注册数量连续下降,很大原因就是成本太高。如果中药价格太高,老百姓也怨声载道,医馆受众会面临下降。

“中药材价格暴涨,药企在利润空间受阻的情况下,中药质量整体下降几乎是必然的。”贾海彬说。中医药产业链包括上游中药材种植、中游中药的生产制造、下游中药流通。手中有存货的产地和市场商贩都是这轮价格上涨的受益者,种植户是受害者,因为涨价时,种植户手头往往没货,价跌时,种植户手头的货一般比较多。涨价还会误导农户扩大生产规模,最后出现“药贱伤农”。资本可能也是受害者,接盘侠炒货炒成了仓库主,又卖不出去。中药材的盘面很小,很容易炒起来,但是出货非常难。中药材不是随时可以变现的大宗商品,价格看着是翻了几倍,但将来怎么卖是个大问题。(来源 财经 作者:张明丽、辛颖、何伊静 编辑:王延春、王小)




形势分析




突然站在房地产新政的核心 没有孤立的城中村改造策略

【博览财经特稿】7月21日,国常会发布《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原本较少被关注的城中村问题,突然站在了房地产新政的核心。

“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它意味着城中村改造不论采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像过去棚户区改造那样大拆大建,因为通过卖地来为改造融资的模式已不再可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很多人认为这一条和城中村改造是互不相关的两条政策。加大保障房建设不是什么新政策,但和城中村改造连在一起提却是第一次,这是因为城中村在目前我国的住房供给体系里,很大程度上起的就是保障房的作用。如果城中村改造是以弱化甚至去除保障房职能为代价,那就违反了城中村改造的初衷。

城中村改造2.0:统租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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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在于改造后的城中村,站在“房客”的视角是恶化了还是改善了。因为“房客”视角,才是评价保障房供给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的最终标准。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城中村的租金是上涨了还是下降了。如果政府从原住民处统租的价格不低于现在城中村的“零租”价,政府改善城中村的成本就要加到“房客”头上,结果改造后的保障条件反而恶化了;现实中,政府经常为了尽快完成,会以高于市场“零租”的价格从原住民处统租物业,最后不论是政府财政负担,还是转嫁给房客,都会将强化保障政策变为补贴原住民的政策。显然这是不符合“房地产新政”改造城中村的初衷的。

本来前一阶段城中村改商品房已经推高了一波租金,现在政府通过统租给它增加保障,原本违章的小产权物业,反而变成无风险的物业,如果价格还比市场“零租”高,这时其他没有将房子租给政府的房东,也会按这个价格租给租户。结果很有可能把整个租房市场的租金都抬上去。但如果政府统租以后,房子的居住环境、公共设施比一般城中村的出租房更优越,而且价格还更便宜,那么政府改造的这部分保障房就可以起到压低租房的作用。如果房租不涨,就意味着政府用统租房把其他房屋都变成保障房,因为房价压下来了,低于市场价格的房子才叫保障房。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政府想要把城中村中老厝保护起来作文创。找一个国企进场改造,做成一个文创样板项目。既然是公益项目,国企花很多钱找房东把房子租下来,打算装修好以后出租。但结果是,村内其它老厝也按政府的租金一起涨价,结果反而把已经进入的文创活动赶走了。

所以,不是说不允许政府补贴,也不是说政府不能给房东高赔偿、给市场低租金,而是说政府要计算获得同等税收所需的成本和收益。

新加坡的住房经验,简单讲,就是“保障房全覆盖,商品房全放开”,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如果把深圳的城中村视作一种“保障房”,现在的统租房就是希望在深圳现状的基础上,发展出另一种类型的新加坡模式。

于此同时,新加坡的商品房市场则完全放开,自由买卖。过去也问过新加坡同行,我说新加坡政府为什么不打压房价?他回答说,来新加坡买房子的,很多不是新加坡人,商品房的房价越高,政府就可以有更多的钱去补贴组屋。这就是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的运转逻辑。由于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占比特别小,交易便捷,流动性非常好,非常适于作为保值资产,吸引了大量富豪到新加坡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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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在早期创业时,都是选在租金非常廉价的地方办公,由于创业不能选在郊区,必须在城市中心,但市中心价格由于相对较高,很多创业者就选择城中村或老厂房。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初创企业会去找车库、地下室。如果十个创业公司里面能活下来一个,就会搬出城中村,进入办公楼。这也是深圳创新、创业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旦城中村消失了,城市的孵化功能也就随之消失了。

目前很多城中村又脏又乱,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城中村在城市中的正面作用。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欧美国家,其实很多老城区过去就是城中村,楼房密集,小巷很多;但他们并没有拆除,每栋房子不断提升改善,最后变成很有趣味的空间,甚至成为有特色的名城。我们今天的城中村改造之后,不能说就一定做得多好,但至少有特色。一个城市里面应该有多样化的空间。

城中村改造不能继续通过房地产融资,决定了其未来的改造模式一定是存量自主更新为主。如果政府要将城中村纳入保障房体系,首先就必须压低统租的价格,降低改造的成本,否则改造后的租金一定会水涨船高。舆论场上总有一些论调,打着保护原住民利益的旗号,指责政府强拆,但事实上这批人已经在这里面获得暴利了,反对强拆的人只不过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高的回报。一旦政府真的取消拆迁,他们很快就会请求政府将他们纳入拆迁。

但如果这些“小产权”住房担负起“保障房”的职能,满足一定条件下(租金、环卫、消防等)可以免除房地产税。如果既想免交财产税,又无力满足保障房要求,就可以用低于市场价“统租”给政府,纳入公共保障房体系。业主为了“小产权”合法化提升居住品的投资,可以提供定向低息融资,在未来的租金中抵扣。改造后的城中村物业产权只能继承,但租金收益权可以在REITs市场上交易。确保商品房市场和保障房市场之间不会出现套利。城中村的改造中,政府主要是改善城中村的基础设施(例如给排水、电力等),村集体负责社区的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村民改造自己的物业。现实中的城中村改造应当是不同主体各司其职,而不是互相替代。判断一个城中村改造是否成功,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改造以后保障类住宅的供给是增加了还是减少,是价格更便宜了还是更贵了。

中国城市化已经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升。中央这次将城中村改造提高到战略高度,就是意识到城中村在城市存量中蕴含的价值和潜力。但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执行,执行错了的战略比没有战略危害更大。“房住不炒”是好的战略,但在执行却被简单解读为打压房价,结果酿成大祸。

“改造后的城中村物业应当留在租赁市场而不能进入商品房市场”,应当是所有城中村改造的基本规则。政府没钱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城中村改造的大前提,脱离这个规则的城中村改造都是不可持续甚至有害的。现在大部分城市都已经在超额供地,如果大规模城中村改造也靠卖地融资,我们未来很可能目睹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烂尾工程。很多城市财政都会在这一轮城中村改造中破产!(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赵燕菁)




社会透视




“如家们”的底气 打工人吐槽“住不起酒店”

【博览财经特稿】酒店行业今年以来属实火。前脚,社媒平台有“搬砖3天,付不起1天房费”的吐槽声传出,后脚,“北京酒店涨价凶猛”的词条就爬上了微博热搜。这和咖啡品牌决战9块9、餐饮巨头一窝蜂推“穷鬼套餐”形成了鲜明对比。

消费者方铭展示的一份住宿订单显示,今年2月,他在桔子水晶北京某店,两晚共花费734元。到了3月份,756元只够在同等酒店住一晚,“涨幅超过100%”。

“出门在外,大家可能会压缩其他方面的开销,但住宿上没得选。”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杨彦锋则表示,当前的酒店价格猛涨,更像是熬过苦日子的幸存者,在享受“供给侧红利”。

结果就是,到了2021年,中国500元以上的连锁酒店占比已经达到29.7%。各家酒店集团业绩增长的原因里也一定会提及高端化及升级提价的贡献。而今,一二线城市供不应求、价格猛涨的局面,或许如了酒店企业的愿,但也着实榨干了打工人的钱包。

7月25日,坐拥汉庭、桔子、全季等品牌的连锁酒店“大佬”——华住集团,公布了2023年Q2业绩:RevPAR(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恢复至2019年水平的121%。3个月前,公司一季报显示,其RevPAR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水平的118%。

事实层面也的确如此。今年以来,“酒店贵到离谱”“房费超出报销标准”的吐槽声便不绝于耳。不少在家憋了三年的打工人发现,出门一趟,诗和远方还没有找到,钱包就空了。也就在大家吐槽、戏谑之时,国内酒店“三巨头”——华住、锦江、首旅也在悄悄赚钱。

巧合的是,三家的RevPAR(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增速排序也呈现一致性,华住、如家和锦江分别为59.09%、52.5%和41.31%。换句话说,大家房价涨得越多,营收增速越快。

“今年以来,大家寄希望于旅游市场报复性增长,这一现象在一季度确实有出现,但不及我们此前的预期。”一季报公布后,华住集团创始人季琦曾如是表示。字里行间,季琦将此轮消费总结为“(大家在)花小钱,买大快乐”。这与其“(消费者会)花大钱”的预期有所不同。

“(宜必思)当时也要300多元一晚,但是房间很陈旧,估计七八年没翻新了。”林阳本是旅游从业者,对酒店房价,以及对应的品质自然敏感。在他看来,酒店如今的涨价行情,已经脱离了“一分钱一分货”的理性轨道。

而在社媒平台,相关吐槽声更是不绝于耳。小红书上,有网友表示,已经买了高铁票,搜完目的地酒店价格后,“感觉没有容身之地”,转头把票给退了。还有人说北京一个破7天的内窗房,都要850元。更有酒店博主发文称,自己都要住不起了。微博上也有网友现身说法:7月初,提前预订了北京的一家酒店,580元/天,本想再续一天,价格已经涨到了900多一天。

“这波酒店涨价,大概是从今年春节开始的。先是遍地开花的商务活动、展会,推高了热门目的地的酒店价格。然后紧跟着五一假期、暑假旺季,让酒店价格居高不下。”杨彦锋说。

“如家们”的底气

但在普涨潮之中,又有些“冒尖”的群体。“从目前大家吐槽的情况来看,连锁酒店,特别是经济型、中档连锁酒店涨价最凶。”不止一位消费者表示。

“就跟‘体感温度’一样的道理。”劲旅网CEO魏长仁表示,目前中国选择中、低端酒店的人占绝大多数,因此对其涨价也最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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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其他热门商圈景点附近同样如此,如家、汉庭、全季一晚的住宿费用普遍在500元以上,长椿街的汉庭工作日住一晚甚至要1065元,马甸桥7天优品甚至干到了1479元,而首钢园的香格里拉一晚也才1347元。

林芸表示,上周末她打算去上海玩,一搜酒店房价,外滩附近一家全季酒店的价格,能到967元,旁边的香格里拉,一晚也1400元出头。“关键是,房间大小、服务都不是一个级别。”

“从某种程度上看,以如家、全季为代表的连锁中、低档酒店,用户群相对庞大,通常是学生、普通打工人的优先选项。”林芸说,目前被研学、演唱会、家庭出游带火的一些城市,主力消费者通常优先选连锁中、低端酒店。

此外,从地理位置上看,“如家们”也可谓得天独厚。在携程上看到,如家、汉庭等连锁品牌的触角已经遍布热门地段,住户评论里不乏“交通方便”“地理位置好”“位于商圈”等词藻。甚至于,这种位于核心区的地理优势,能一定程度上弥补酒店在价格、服务方面的不足。

一来二去,在供需关系的巧妙拉动下,大家记忆里“200来块钱”“诺大房间只有一张床”的“如家们”,如今身价倍涨,甚至到了能“望‘香格里拉们’项背”的程度。

这波酒店涨价潮能持续多久?魏长仁试图从需求的角度分析:第一波回落可能得到9月份学生开学,第二波回落可能得“十一”假期之后。也有业内人试图从供给的角度看问题,“出清供给返回市场至少需要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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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减少经济酒店占比,也能让自己赚钱更加从容。有业内人曾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假设酒店有100间房,是选择300元全部卖出,还是以500元的价格卖出70间?绝大多数酒店会选择后者,一方面利润更多,另一方面在服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能避免挣“辛苦钱”。

与此同时,物业租金上涨、客群消费升级、投资回报周期被拉长,也在倒逼酒店提档升级。于是乎,华住酒店顺势而动,率先启动升级。2010年,靠汉庭起家的华住推出中端品牌全季,之后又相继收购桔子水晶、花间堂,推出高端品牌禧玥、度假品牌漫心等等。同一时间,华住也没放任经济型酒店自由发展,而是一方面有节奏地关停,一方面斥资翻新,以期获得更高的RevPAR。

“汉庭1.0版本”是汉庭成立之初的模样,也是大多数人印象里经济型酒店的样子。2012年起,华住开始对汉庭进行升级,让其从原本的“1.0版本古早旅馆风”,慢慢进阶成“2.5版本原木温馨风”,不仅对房间墙纸、地板进行了翻新,酒店大堂也加入了咖啡区。

相似的剧情也发生在锦江和首旅如家身上。比如首旅如家从2015年开始创立中端品牌“如家精选”,随后又成立中高端和高端酒店事业部,相继推出和颐至尊、建国璞隐等品牌。2022年,首旅如家关停了298家经济型门店,同时新增了133家中高端门店。

行至今日,不仅“三巨头”,整个行业都已经将升级、“向上走”内化进发展基因。根据迈点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23年5月新开业的所有酒店里,中端酒店最多,其次是中高端酒店,最后是经济型酒店。同期,新签约的199个项目里,经济型酒店的数量明显落后于前两者。华住集团也在新发布的业绩里提到,要“继续淘汰低质量以及表现不佳的经济型酒店”。

火爆半年的旅游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供不应求、涨价潮,的确让行业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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