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种种说辞吓到 中国仍有相当大的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空间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GDP增速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基本上是逐季下跌。2019年第四季度为6%，2020年-2022年三年平均增速为4.67%。2016年《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谈话，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在下降，7年过去了，不但L型阶段还没“过去”，我们甚至连L型的横杠都还没看到。
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是不是必然的？1998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变迁、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消失和大大减少。其次，中国正以极高的速度进入老龄社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将显著下降。由于老龄化和其他原因，中国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而近40%的高储蓄率是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再次，由于在过去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环境遭到巨大污染，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为了治理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平衡，中国将不得不相应付出牺牲经济增长的巨大代价。再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利用后发(later comer)效应所取得的技术进步速度可能会明显下降。再次，随着印度等南亚次大陆国家和非洲国家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国际资本流入的势头也会逐步减弱。最后，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中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很可能会明显下降。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供给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变的越来越困难。”
事实上，在1998年之后的十年中，中国保持了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我完全赞成这样一种观点：现在中国的double-digit growth奇迹已经结束了，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可以维持数十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10%行不行，9%行不行？8%行不行？7%行不行？6%行不行？为什么非得要5%、甚至低于5%呢？有人能够算出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就是4%、5%吗？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算得出来。更何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本身也不是一个同经济政策无关、甚至同你的结算结果无关的常量。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2011年到2013年，劳动人数不仅在增加，而且增速是上升的，但同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迅速。你如何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这三年GDP增速的明显下降呢？
总之，长期因素肯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以集腋成裘的方法逐渐产生的，其影响只有在10年、20年、30年后才能显现出来。但是这些长期因素对年度、季度经济增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还有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如城市化、科学技术革新和革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研究显示，甚至连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也难以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
既然中国经济增速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6%不是必然的、且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出了一点问题。
官方的提法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请问，“积极”和“稳健”是什么意思？紧缩货币是谨慎，放松货币是不是谨慎？如果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也有消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词汇，但这些词汇往往缺乏必要的的清晰性和确定性。
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是2%，发展中国家一般把目标定于3%-5%。中国习惯把通货膨胀目标定为3%。一旦通货膨胀率超过3%（有时是4%或更高），政府就会执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往往被高估。我认为，对中国而言，3%或略高一些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接受的，是利大于弊的。另外，西方国家2%的通货膨胀目标是个点目标。低于2%就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的水平；反之，就执行货币紧缩政策。
中国应不应该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主要看两个变量：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是低通胀+低经济增速，就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如果是高通胀+高经济增张速度，就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如果通胀和GDP低速增长同时并存，政府的政策选择余地就大大减少。自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是低通胀和经济增速持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请大家批评。产能过剩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产业问题，钢铁产能过剩、汽车产能过剩、太阳能板产能过剩等等是结构性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从总量上看，只存在总需求不足问题，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或只存在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
不难设想，如果我们的产能增加了一倍，总需求也增加了一倍，我们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人民的福利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结果吗？
过去我们常说，在中国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这怎么并存？在产业层面，某些产业供大于求、另一些产业供不应求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在总量上、在宏观的层面，两者是不能并存的。
2012年之后，中国的通胀形势发生了更本性的变化。从2012年3月开始，中国的PPI进入负增长，并持续了54个月。2019年1月起，PPI又维持了17个月的负增长。从2022年10月至今，PPI依然是连续负增长。
2012年之后，面对GDP的逐季下降和平均2%的通货膨胀率。毫无疑问，中国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我们一直回避坚持执行明确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进行了调整。2022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这句话非常关键。过去十来年我们一直在强调治理产能过剩，在我印象中这是首次把总需求不足放在最突出地位。我们应该把这句话所反映的指导方针转化成系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和配套的具体措施。
马斯特里赫条约提出了执行财政政策的两条规则：（1）财政赤字对GDP比不超过3%；（2）国债对GDP比不超过60%。我们也严格遵守这两条规则，并以此引以为自豪。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当经济增长因有效需求不足而持续下跌的时候，政府必须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而不应固守马斯特里赫条约的两条财政规则。只要使经济维持必要的增速，并使利息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财政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反正，财政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日本1996-1998年财政重建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不少人批评央行“货币超发”，理由是中国M2对GDP的比例太高，超过了美国。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第二，舆论批评央行超发的“根据”，是建立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基础之上。货币主义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也只有在这个假定之下才能说“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而最近这几十年，货币流通速度明显下降。M2/GDP的高低并不能说明货币超发。
中国是否具有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
先看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中国的（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专项债）/GDP=50.2%。如果加上城投债，按IMF的估算，2022年中国的政府债务对GDP比为110%。
再看银行贷款对GDP比，中国是176%，美国是48%。中国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应该看到，就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来说，中国比美国小很多。不能因为中国企业杠杆率很高，就得出中国没有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的结论。中国金融体系是否会出问题的关键要看银行不良债权。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率不超过2%。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是衡量我们使用资本的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非权威计算，是我们所的年轻同志的计算。中国的资本使用效率确实不能说很高，但是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不算低，中国不是太差。
总而言之，我想说明的是，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不要被种种说辞吓到。
一个国家执行逆周期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时间有长有短。有时候一两年就退出了，有时候可能10年。美国大萧条的时候还不止10年，在特定情况下，干预需要维持很长时间。
中国目前经济形势的特征依然是总需求不足，通货膨胀处于低位，我们并未面临保增长还是抑通胀的两难局面。我担心的是：由于某种原因，来自供给面的外部冲击导致通货膨胀率突然上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难度就会大大上升，就可能不得不面对滞胀的威胁。
我相信在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国经济必将能实现2023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并在2024年取得更好的经济实绩。（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余永定）
发表于 2024-1-15 12:5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