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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聪“洗心革面”式归来引巨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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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9 08:46: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24正确看清中国经济转型趋势 现在面对的主战场就是房地产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崛起顶峰论”、“定时炸弹论”、中国将“陷入日本式衰退”的讨论风起云涌。尽管如此,中国顶住压力提出“高质量发展”就是硬道理,坚持走科技创新引领的转型之路。

中国经济奇迹结束了吗?在防风险的大背景之下,房地产怎么办?中国会陷入地方债务危机吗?中国市场对外资吸引力下降了吗?西方对华脱钩断链,中国世界贸易大国地位不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东升西降”和“去美元化”背景下,为什么还在贬值?……2024年,我们究竟如何正确看清中国经济转型趋势。

看空中国经济,唱衰房地产已经成为当下国内外舆论乃至学界“时尚”。国际组织和评级机构都在争先恐后地下调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和评级,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问题。

原因很简单,此次房地产超调,既不是结构性原因,也不是外部原因,而是房地产短期政策不适应经济已经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所致。换句话说,中国房地产这辆车没问题,路没问题,而是提档换速的操作出了问题。只要调整到正确的模式,房地产就可以继续平稳前行,甚至可以走得更远。

可以说,这个《指导意见》就是对7月24日政治局会议的具体化,也是近年来房地产领域出台的最有含金量的政策。一旦中国房地产补上保障房这一轨,房地产就可以从原来的独轮驱动变为双轮驱动,跳出以往“涨压跌救”的政策循环,无论对行业的稳定还是对经济的拉动,都会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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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解决市场信心不足,首先要澄清对房地产形势判断的误区。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认识,就是随着城市化的完成,中国人均增量住房需求已经见顶,增量空间已经很小,即使没有打压房地产政策,市场早晚也会收缩。且不说中国人均居住水平相对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距,房地产在结构和空间上都存在被抑制的质量空间。

房地产不能只看增量。巨大的增量只不过是城市化起飞阶段特定的现象,常态下的房地产更主要的是存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存量不动产,对于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不动产,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经验。

和任何产品一样,房地产从完成的那一刻起,升级需求也就随之而生。手机如此、汽车如此、电脑也是如此。几天前我在一次会上遇到倪虹部长,说起他提出的“像汽车一样生产住宅”的设想,我认为这是对房地产认识的一个重要突破。现代建筑技术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像更新家具、电器一样更新不动产。作为几乎所有消费的平台,住房升级带来的需求将会远超手机、汽车,没有任何消费品可以企及。

救房产是为了保住中国最主要的财富

彭博经济估计,房价每下跌5%,房地产财富就会蒸发19万亿元人民币。彭博社经济学家Eric Zhu警告说:“这可能只是未来几年更多财富损失的开始。除非出现大牛市,否则金融财富的小幅增长不太可能抵消房地产财富的损失。”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救房地产的目的不是要卖更多的房,卖更多的地,而是要恢复房地产作为资产的流动性。因此,应该将不动产价格的恢复作为比房地产规模恢复更重要的政策目标。

实践也证明了我之前的预测,打压房价不仅无助于无房者购房,反而借金融系统将风险传导到所有市场主体(政府、企业、家庭),使得全社会收入同步下降造成消费全面降级。

防风险的首要目标就是推动房价回稳

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把“住”从商品房属性中分离出来,通过保障房供给加以解决。只有保障房保底,才能放开商品房价格;放开商品房价格,住房才能成为优良的抵押品为自己创造融资;只有高品质的抵押品,才有强大的金融,也才能最终更好地解决“住”的问题。这就是中央此次救市从保障房入手的高明之处,惟如此,才能跳出房价“涨压跌救”的政策循环。

美国股市一路飘红,主要是TOP7头部几支大股票在狂飙。中国只需经济规模前50的城市房价回稳,就可以修复绝大部分不动产价值的损失。特别是北上广深等几个头部城市,必须肩负起推动房价回稳的艰巨职责。2024年一、二线城市的头号考核指标,就应该是看房地产价格是否回稳。

对于房地产已经过剩的城市,要果断回收土地和商品房改作保障房,必要时中央应当给予资金支持。那些靠房地产融资的新项目都应该重新审查、备案,该停的,立刻停止。特别是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一定要避免大拆大建,靠卖地平衡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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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不动产的减少,必然意味着市场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收入大量减少。2024年是地方债务到期的高峰,没有卖地收入,就意味着债务违约,而依靠卖地,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会进一步承压。此时中央政府必须出手。

中央政府发行低息国债代偿地方政府合规的负债后,再成立专门资产管理部门逐项甄别并接管地方债务对应的资产。然后再通过收费或委托运营,逐渐盘活这些资产。

2000年左右中国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表明,只要经济恢复,中央接手的大部分资产都会升值并恢复流动性,国债也随之成为优良的权益资产。

而在那些产业流失,人口净减少的三、四线城市,很多房地产的价值永远无法实现。对于这些房地产项目要坚决缩表,中央政府应该壮士断腕,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底线果断出手,该破产的破产,该清算的清算,该接手的接手,该救助的救助。同时推动城市治理模式转型,大幅消减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支出、行政编制,将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派出机构。

根据中央的政策要求,保障房是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工作部署,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住房矛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房地产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更好拉动投资消费,促进宏观经济持续向好。

这一部分投资的减少必须靠保障房的增量加以弥补。因此,保障房建设的规模应该尽可能大,否则无法起到中央所要求的战略作用。要把保障房视作和1998年的高速公路、2008年的高铁一样的战略基础设施,作为展开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其中,只有不足45%的人在城镇有了自有住房,其余55%的人都是以租赁的方式在城市生存。如果仅将其中1亿户(约3亿人)纳入保障体系,按照每户保障面积50平方米算,就会有50亿平方米的建设规模,均摊到5年,每年建设规模就高达10亿平方米以上,足以抵消商品房(高峰时每年18亿平方米)建设规模下降对建筑、建材、家具装修等行业的冲击。

随着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税收为核心的现金流成为城市可持续运营的关键,而以间接税为主的中国政府,主要收入来自于企业。企业运营最大的支出就是劳动力,留住人才能留住企业;而劳动的成本很大一部分就是居住,住房有保障才能留住人。

在这个意义上,保障房不再是社会“福利”和财政的“负担”,而是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只有那些能够通过低成本保障房留住大量未来人口的城市,才有可能在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大变局中得以幸存。

2024年还债高峰期,如何化危为机?

鉴于这一战役的投入之大,任务之艰巨,政策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有必要在中央层面成立由熟悉财政、金融、土地和地方政府运作的精干力量组成的“总前委”,协调金融、住房、土地、地方政府利益和政策矛盾,必要时直接下场推动重点城市的保障房建设。要考虑用中央银行-国开行-中央政府的保障房投融资组合,取代深陷债务危机的商业银行-开发商-地方政府的商品房投融资组合。

以保障房为核心的房地产政策,显示出决策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财赤突破3%也意味着过时的财政禁忌正在被突破,现在需要的就是最快的战役展开。只要政策和财力及时到位,2024年中国房地产完全可能化危为机,房地产不仅会再次成为增长的动力,还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人民“住”的问题。

今天,中国房地产向双轨制的转型也具有类似的政策效果。有理由相信,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将会像土地有偿使用政策那样,帮助中国经济突破封锁,再次起飞!(来源:底线思维 作者:赵燕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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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让利”是个伪命题 破除民营经济“放乱管死”怪象

【博览财经特稿】岁末年初,经济话题又成为焦点。无论是普通百姓在乎的钱袋子和民生红利,还是专家、管理层关注的政策出台和实施效果,大多争论都围绕着2023干得怎么样、2024怎么干。

从2023年10月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等,都在为2024年的经济重点及专门领域的改革部署作规划。

4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自此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从历届三中全会发布的重要文件及其关注的重点内容来看,不难发现改革一直围绕着“放权”与“让利”展开:从“计划经济”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再到“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从“转变政府职能”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再到“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

“放权”,是政府角色的转变,从事无巨细、什么都管的“大政府”,到抓大放小、疏堵有秩的“强政府”。但“让利”似乎不太好理解,谁给谁让利?愿不愿让利?怎么让利?让多少、持续多久、有什么影响?让利是不是零和?诸如此类的争论,左右着改革的步伐、力度甚至方向。

政府放权,就是对“准入”或“限制”名单的缩放及细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面貌。价格放开、双轨制并轨,尽管在短期内造成物价波动,但最终得以控制并维持价格稳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居民收入增长显著。国企改革提升生产效率,企事业单位人力等资源也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商品及服务出口、对外投资的鼓励,以及对外资的逐步放开,为外贸企业和优秀产业资本拓展了海外市场,促进居民消费多元化,又进一步提升了国内企业竞争力。财政包干激发了地方政府积极性,各地经济社会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紧接着,分税制改革有效防止地方过激发展,同时也充盈了国库,为中央在地区之间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操作和区域性限制的破除提供财力保障,使得资源配置即兼顾了公平又不损失效率。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在我国的五级行政体系中,各级政府也作为“参与主体”,不同程度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一方面,因为改革是分步进行的,政企分离需要时间,政府退出也需要合适的时机;另一方面,由于省市县不同层级掌握的资源不均,且我国的东西部、南北方禀赋差异较大,对政府角色要求及其依赖程度也会不同。随着改革深化,可以预见未来政企会实现分离。

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以股份制的公司为主,也包括其他个体、合伙制、集体制等形式企业。股份制公司的股东可以是政府、公民或组织,也可以是境外个人,当然也包括上述主体投资的企业。

政府的另一个角色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和服务市场主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是指经济体量或者比重占绝对优势,而是指关键领域应由国有企业垄断或占绝对优势,其他领域则应该放开,允许其他资本进入。比如涉及国家安全、战略性资源等重大领域由国有企业维持垄断,其他领域都可考虑进一步放开,允许民营资本、国外资本进入,不断激发市场活力。

当然,有人可能会担心这么多领域放开后容易出乱子,比如像过去价格放开后物价飞涨,带来连锁反应,进而影响其他物品价格异常波动。理论上,这些情况有可能会发生,但我们之前积累下来的改革经验是宝贵的,可以用来借鉴。比如,通过阶段性价格管制、资格准入等措施进行合理管控,也可以分步骤、分类别、分区域放开,必要时还可以适当设置阶段性条件,并视市场及环境变化来优化调整限制措施。改革需要章法,可大刀阔斧,也可精雕细琢,可势如破竹,也可循循善诱,但总之,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

通过上述一系列操作,最终可以完成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形式分离;而实质的分离就得靠法律,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改革是为了改变原有的格局,实现结构调整。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政府的放权,也可看做政府对市场的“让利”,只不过让的不是利益,而是管理权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主要就是在做这个事。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不同发展阶段,不断优化政府权力清单、明确市场经济制度规范,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这个过程应当审慎为之并持续下去。与此同时,结构调整也会释放红利。

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先试先行,户籍制度逐步放开,人口虹吸至东部沿海城市,加速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壮大,经济体量更是远超中西部地区。除了劳动力,西部地区的水、电、油气、农产品等资源也纷纷输入东部地区,服务着当地的产业和人口。后来,房地产、金融、互联网等行业的迅猛发展,强力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资金和政策支持,使得其他传统制造行业“黯淡无光”。

上述种种,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有自然条件下的发展优势,亦或是政策加持的效应,最终表现出来的样态是农村对城市的“让利”,农业对工业及服务业的“让利”,中西部城市对东部沿海城市的“让利”,传统行业对新行业的“让利”等等。

比如,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三农”工作改进,就是城市对农村的“让利”,而且现阶段的“让利”应该从简单的“反哺”思维中跳脱出来,是城乡内部机理之间的相互嵌套,形成良性循环的链条。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也并非简单地传统行业对新兴行业的再次“让利”,此时“新旧行业”的内涵均已发生变化,旧产业是拥有,新产业是希望,两者是促进与提质。“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是发达地区对欠发展地区的“让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则是地方主义向全国统一市场的“让利”……

“国企让利”其实是个伪命题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类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首先,政府从未出台任何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和壮大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何况这本就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悖。同时,政府也未扩大非公有经济主体的进入“禁区”,即使有阶段性的收紧或对个别领域的限制,也并不是以鼓励国有企业进入为目的。

细细讲来,民间的埋怨与质疑,很大一部分并非反对针对行业问题的整改,而是对整改手段过于粗暴、方式过于简单的不满,不仅没有合理评估负面影响,更没有妥当的缓解措施,治标不治本,重堵轻疏。以教培行业为例,“野蛮”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应试教育、中高考升学机制的“指挥棒”效应,再深层次则是社会的人才选拔体系和价值观取向,当然横向来看,还有人口、产业、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发展失衡等等。这也对政府的政策水平和施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系列偏差和纠偏的往复。与民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均以独立的主体角色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同接受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政府通过制度体系建设和政策工具来实现经济管理。

一般而言,以下两种情形容易让人产生“国进民退”的误解:一是金融资源更倾向于国企,这本质上是金融机构避险“逆向选择”的结果,属于市场失灵,因此政府要求金融机构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二是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依赖国企,导致某些政策会在某个阶段向国企倾斜,比如某些新兴行业或战略行业培育期,政府实施的引导措施。

国企不会彻底退出经济运作,相反可能会承担其他更重要的任务,包括维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使命,与民企等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并维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先导方和列后方身份参与产业培育并引导、维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多样化等。当然,国有企业的包袱和问题依旧很重,人员冗余、效率低下、同业竞争严重等,只有持续深化国企改革,政企分离,才能让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到那时市场自然会决定“国进”还是“民进”。

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再多的政策利好,也必须基于“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民营企业功不可没,四十多年间民营企业家勇立潮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得意失意皆成往事,但似曾相识的抉择仍在上演。民营企业家追求财富无可厚非,但有些人乘着改革春风扶摇直上后便自命不凡,风向变了却浑然不知,怨天尤人,固步自封;陷于旧格局而不愿自我革新,无法力挽狂澜,只能短暂喘息。不过,也有一部分人不时回头看,自问创办企业的初心理想是否还在。所以,企业家与资本为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不被资本裹挟,逐利本性被社会责任框住,企业家精神才能永恒。而企业家精神支撑着企业探索与创新,跨越周期,与时代同行。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不一定是最勇敢的,但肯定是最懂水性的。

这里有一组较新的统计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民营经济的重大作用:截至2023年5月底,我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达到5092.76万户,占在册企业总数的92.4%。截至2023年7月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8万家,民营企业高达95%。截至2023年11月27日,A股上市民营企业3553家,接近七成,其市值合计34.87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39.19%。对外经贸大学的屠新泉教授曾用“五六七八九”描绘民营经济,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从大政府到强政府:破除民营经济“放乱管死”怪象

执法过程也很重要,部分地区和领域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各地执法尺度存在差异,解释空间过大,导致监管套利频现、一事一议等特殊待遇层出。因此,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执法队伍更要精干严明,这样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真正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才能合理且充分。

民营经济贵在活力,乱在法治观念淡薄,因此“放”不是“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明确“限制进入”,“管”不是“事事干预”,而是 “明令禁止”并严格执法。强政府,并不是强权政府或强势政府,而是法治政府。如今民间针对民企和国企的争论,无外乎“民企不听话或受管教多”和“国企大而不强或特权多”之类,只要我们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相信这些争论都能得到平息,问题也能有效解决。市场信心需要呵护,经济发展成果需要巩固,中国经济“光明论”是靠每个人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鹿鸣)




人物广角




正式成接班人只是时间 王思聪“洗心革面”式归来引巨大关注

【博览财经特稿】时隔将近两年之后,昔年首富王健林和他的国民二代王思聪,再一次回到了公共视野。但相比前些年二人的意气风发甚至是口无遮拦,这一次,两人的外界形象可以说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低调、沉默、不回应成为了关键词。

开直播公司、打游戏、约网红、怼明星……这些年来,王思聪一直活在流量的最一线。有人统计过,从2012年到2019年,王思聪都是各家榜单上的热搜常客。仅仅是2019年一年,王思聪在全平台共计登上100次热搜(微博、抖音、头条等),其中微博热搜60个,平均每周1.3个热搜。这些热搜除了嘴炮骂人段子,基本便是更换女友的新闻。

不过,曾经一度造就了“一个亿小目标”全网热梗的王健林,真的管不住王思聪吗?从2022年以来王思聪长达一年半的销声匿迹来看,恐怕未必。

这一回,王思聪出现在公共视野里还是因为受到央视前“名嘴”的牵连。2023年12月30日,一则关于“央视前名嘴段暄行贿逾950万元”的话题冲上热搜:中央电视台前知名主持人、足球解说员段暄因涉嫌行贿罪,被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提起了公诉。2015年底,段暄从央视离职,加盟了王思聪的“香蕉计划体育”。

一身已经被外界评价为得体的休闲服,还是让人感觉和体制内的西装革履格格不入,相比吃热狗时的恣意,王思聪脸上都是呆滞的表情。而这,或许已经是这位以叛逆和浪荡不羁著称的公子哥最后的抵抗了吧。

随着照片的流传,这两个月来,“寰聚商管替万达签约”“王思聪进军文旅产业”等讨论不断。据媒体报道,2023年11月30日,万达集团相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寰聚商管与万达没有关系,王思聪一直忙自己的事情,他也基本不参与万达的业务。

彼时泰安市领导就提到,希望“依托万达集团专业化、市场化、高水平的运作,为泰安搭建优势市场资源整合平台”,助推该市体育事业和文旅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而王思聪的这家公司,注册成立于2023年7月20日,成立至今也没有其他公开的业务。

无论有没有关系,王思聪仿佛“洗心革面”式的归来还是引发了巨大的关注。也正是在这期间,万达集团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2023年12月中旬,原万达集团总裁丁本锡被传“失联”。12月18日晚,万达酒店发布公告称,自2023年9月1日起,董事会无法与丁本锡取得联系。也就是说,万达集团曾经的二号人物——丁本锡,已经失去联系108天了。

但丁本锡不是第一个消失的万达创始元老。2023年8月,万达总部召开了一场涉及地产业务的集团会议。来自上海的警方中途突然闯进会场,众目睽睽之下带走了几位高管。这些高管基本来自万达集团发展中心。职位最高的是集团首席副总裁、发展中心负责人刘海波。据悉,刘海波被带走调查的主要原因,是涉及数额巨大的内部贪腐。

相比万科和王石选择了郁亮、联想和柳传志选择了杨元庆,作为同时期诞生的中国知名企业,万达显然并不打算走职业经理人接班这条路。无论万达承不承认,真正关键的问题已经呼之欲出——无论王思聪内心愿不愿意,正式成为万达接班人,大概率只是时间问题了。

十年前叛逆如王思聪,估计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还有这样一天。坊间传闻,王健林和宗庆后曾经一度有意撮合王思聪和娃哈哈集团的接班人宗馥莉。据说,王健林不止一次遗憾道:“宗馥莉是我最心仪的儿媳妇,只是可惜,犬子不争气。”

2015年7月,王思聪成立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以电竞圈资源与2000万的注册资金进入直播行业,并创立“熊猫TV”。当时引发了诸多明星资本跟投。

但转折点发生在2019年。当年3月,长达22个月未有新的融资的“熊猫TV”倒闭,最终以3100万清仓成交。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同年7月,香蕉计划、香蕉娱乐新增股权冻结警示信息,王思聪所持相关股权被冻结。

从熊猫互娱再到普思资本的全线溃败,毫无疑问,王思聪的机会已经用完了。网络爽文中经常会出现的段子——不好好上班,就要回去继承亿万家产,没想到就这样,在王思聪身上应验了。

王思聪自小就被送到国外,小学就读于新加坡瑞士村中学,中学与大学则就读于英国温彻斯特公学与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这些学校都是全球教育最顶尖的学府。据说,满分1600的SAT考试试卷,王思聪就考了1550分。

许多人应该对王思聪几年前的一则采访视频有印象。在这视频中,他所展现的形象,和他在微博上营造的满嘴国粹、只爱网红的形象又有巨大的差别。他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谈体制与人性、谈家庭与生活。王健林对王思聪的评价是:“他有严重的智商优越症。”

“我不算成功,只是起点比一般人高很多。”这是王思聪在一档综艺节目中对自己的剖析。也是在那些年里,他爆棚的优越感的极佳体现。

如今我们回头来看,即便王思聪能熬到2023年,恐怕也会在这个冬天难以为继。毕竟,他所看好的网络游戏、娱乐产业,在这几年中都遭遇了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挑战。

在经历了地产商接连爆雷之后,及早抽身的万达躲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不知道2023年选择站在领导们身边的王思聪,是否已经能理解了他父亲的智慧,以及曾经话中所饱含的深意。而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围观吃瓜的普通人来说,唯一值得共情的是,即便是首富如王健林、流量如王思聪,在真正强大的力量面前,都得学会夹起尾巴低调做人。(来源:独角鲸工作坊 作者:沸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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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线城市成交量底部已现 房价底部尚未到来

【博览财经特稿】由于人口和经济增长放缓,过去20多年中支撑中国房地产长周期上行的主要因素已经减弱,市场进入下行周期已成为行业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考虑额外政策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底部会在何处?这个问题不管是对于房地产行业本身,还是受其上下游影响的众多其他经济部门,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未来防范风险、稳定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虽然2023年一二线城市新房销售面积同比有小幅下降,但如果把新房和二手房销量合并计算的话,总成交量已企稳回升。考虑到房地产市场整体仍处于下行区间,尤其是房价仍在下降,成交量的止跌回升可以看作是底部出现的标志。

虽然住房需求总量整体回升,但城市间分化依然明显。整体而言,2023年表现较好的城市共同特点是“性价比高”,即在城市经济人口基本面相对较好的情况下,房价低的城市表现更好。其中房价低还可分为两种情况:房价本来就低,或相比最高位跌幅较大。前者包括长沙、成都等城市,后者包括惠州、深圳等城市。在房价上涨预期消失后,住房回归普通商品属性,性价比成为购房者的首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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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二线城市成交量底部已现,但房价底部显然尚未到来。截至2023年12月底,一线城市房价仍在下跌。据中原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北上广三城11月底房价相比各自最高位已下跌16-17%,深圳累计跌幅已达28%。

而目前内地一线城市的住宅租金回报率仅为1.5%左右,按揭贷款利率则为4%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为满足居住需求,租房显然是更经济的选择。因为如果买房的话,每月偿还贷款金额是明显高于租金的。

而支撑内地一线城市房价到目前高位的,主要是对房价上涨的预期。而当近两年这一预期逐渐消失后,市场价格也随之进入下行通道。

即使考虑未来按揭贷款利率仍有下调空间,如果让租金回报率升至接近利率水平,需要租金回报率在目前的水平上增长一倍。即租金涨一倍或房价跌一半。按目前的经济和收入情况,租金大幅上涨显然不可能,因此只能让一线城市在目前房价水平上再跌一半,即回归到2014年水平。如果这一情况确实发生,那意味着全国房价将出现巨大调整。

从东北看全国楼市成交量底部

决定市场总体规模的主要因素在于人口和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放缓是未来房地产市场需求放缓的主要因素。在国内,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人口增长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以东北为例,总人口峰值、房价峰值均已先于其他地区出现。因此,参照东北,可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大环境下,推测其他地区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东北地区人口峰值出现在2010年,而主要房地产指标(人均开发投资额、人均新房销售面积)峰值出现在2013年。随后东北房地产指标走势明显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如以2022年末水平计算,东北的人均开发投资额、人均新房销售面积仅为全国均值的一半。

全国新房市场总量还有另一个测算方法:我们把全国所有城市按人口增长速度分成三类。未来人口仍有稳定增长的第一类城市住房需求最为稳定,对应着每年约3亿平方米的新建住宅需求;而人口明显流出的第三类城市需求下滑风险最大,这部分城市2023年仍有约2亿平方米需求;而人口基本稳定的第二类城市,目前年新房需求量约为5亿平方米。因此,未来市场总规模下滑主要风险来自第三类城市,短期内可使得全国新房销售面积进一步下滑至8-9亿平方米。

第一类人口稳定增长的城市有56个,人口占全国总量的38%,贡献了全国新建住宅销量的23%,这类城市未来有望保持稳定的住房需求,即每年约3亿平方米。

三类城市住房需求测算结果见下表:

综合上文分析结果,预计2024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中,一二线城市住宅(新房与二手房)需求总面积将与上年持平,而全国新建住宅销售总面积预计为8.5亿平方米,维持与上一年同样的跌幅,下跌主要来自三四线城市。

房价方面,由于一线城市二手住宅报价指数仍在历史低位,预计房价短期内仍有继续下跌的空间。如果中央层面能有更多稳需求政策出台,可放缓市场下行速度。可选的稳需求政策工具包括:统一下调住房交易税费,包括契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进一步下调房贷利率,可参考2008年时基准利率七折;买房退税,即上海2000年前后曾使用过的按揭贷款抵扣个人所得税等。(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刘渊)




形势分析




维持高利率时间可能更长 期盼的美联储降息或是场镜花水月

【博览财经特稿】美国是全球最强的综合经济体,美联储是全球央行的央行。要准确判断2024年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走向,就必须要弄清楚美联储2024年货币政策将会去向何方。

至于国内专家预测美联储很快降息,倒也并非纯粹是跟风华尔街,确实各行各业,尤其是金融市场快被暴力加息蹂躏到不行了,全球可能都在盼望着美联储降息。

我们知道,美联储加息的表面原因是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胀数据。美国11月CPI是3.1%,核心CPI是4%,符合预期;但环比分别增长0.1%和0.3%。距离2%的目标还有差距,通胀粘性还在。

加上最近红海的事情如果持续下去,你认为老美的通胀会不受任何影响吗?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时间可能更长,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能重启加息进程。

紧缩加息,制造钱荒,资金回流,导致全球经济体出现大面积的破产危机;开闸放水,再像救世主一般去危机国家或地区收购它们打到骨折的优质资源资产。

当然,资金还会回流到美国的债券市场、证券市场等,仅仅这三个领域一年大几万亿的资金流入。利益如此巨大,这部分收益已经远超美国银行业因购买美债价格缩水带来的损失,更远超美国十年来吸引外国资本总额。

过去两三年,新兴市场国家只有小到并不起眼的斯里兰卡宣布破产,但这块肉着实有点太小了,根本不够贪婪的金融资本塞牙缝的。阿根廷这些年经济确实太烂了,新总统米莱上台直接休克疗法,要美元,怎么搞?国有资产、矿产资源变卖都可以,这个华尔街确实可以得吃得喝。

当然了,欧洲这次深受其害,能源上涨,产业转移,经济低迷,但问题是欧洲目前还没有彻底暴雷,日子还算勉强撑得下去。东方某大国,虽然地产、金融属实有点惨,但也远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甚至连美债都不再买你的了,不能一边搞我,一边还让我当冤大头借钱给你。要知道这里才是它们的主战场,这和它们预想的似乎不太一样,镰刀仿佛有点生锈了。

它打不到猎物,抑或是猎物不够丰盛,仍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继续加息。除非其国内先崩了,比如美国内部大量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或者像“yellow”这样的大型货运企业大量倒闭,美国就有可能降息。

2023年6月开始,美联储宣布暂停加息,然后媒体和分析师一通渲染开始押注美联储停止加息后将会立马转向降息。当时就反复提醒大家,美联储高利率会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后面你也看到了。

资本市场现在走的是降息宽松预期,舆论此时忽然转向全面“放鸽”,更多的目的恐怕是在“诱多”。

2024年上半年美联储那边稍有风吹草动,金融市场恐怕就是一场血雨腥风,这一轮博弈远没有到结束,乐观梭哈的时刻,最终剩者为王。很快就会大降息的信号,可能不过是它们预期管理的烟雾弹罢了。也许市场期盼的美联储2024年降息,或会是一场镜花水月。(来源:米筐投资 作者:老范)




社会透视




职校内生态陷恶性循环 职校生困境折射出家长学生的焦虑

【博览财经特稿】目前,职校生是我国另一个重要的受教育群体。由于宽松管理、空洞课程、基础薄弱等因素,职校生在课堂上“混日子”。为了积累专业技能,职校生开始转战社团和打工,从其他平台和渠道寻找出路。但职校生仍然面临职校“卖人头”的风险,未来工作可选范围较小,只能不断地“考学”来提升竞争力。

职校生:在课堂上“混日子”

职业学校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中流砥柱,而农村子弟在职校生中的占比更是高达70%。然而,社会对于职校生的看法总是于“消极、颓废、自弃”相联系,认为其多为分数竞争体系下的失败者或反面教材。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职校生能够感知到这种制度性的排斥,选择在课堂上“混日子”。

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和维持校园稳定成为了学校办学和日常管理的第一要务,规训和看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格。与普通中学相比,职校的学习更为简单和轻松。在这样宽松的校园环境下,职校生既无法离开校园,也无法从学校教育中获得成长。这也直接导致了一系列在学校混日子的行为,包括嬉笑吵闹、玩手机、早恋等,学生各种打发时间的行为甚至被学校“默许”的。

越来越多的学生发现,在课堂上学习的知识与实际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由此,职校生也逐渐对课堂学习失去了兴趣,选择了上课睡觉、做其他事情或者直接逃课等方式表达对无效教育的不满。

一方面,职校生在中考或者高考上分数没有过线而被“分流”,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储备,在职校的课程学习方面无法跟上课程要求。另一方面,职校录取分数线降低,也导致了所录取学生知识储备的平均水平下降,而职校的课程安排和要求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

职校生:从课堂转向社团和打工

首先,职校生大多会参加各种各样的专业社团,既能有意识地培养技能,又能结实相同兴趣爱好的同辈和师兄师姐。对于学校而言,专业社团其实是培养专业能力必不可少的“第二课堂”。

这种由资深师长遴选、培训新人的小组模式类似于师徒制,社员们围绕着专业技术学习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社团,成员之间的纽带和情谊还会延续至日常生活、兼职、实习和毕业以后。由此可以发现,尽管职校生在课堂上多有“不爱学习”的消极表现,但在课堂之外却较为活跃,致力于技能积累和个人成长。

除社团之外,职校生大多拥有丰富的打工经历。首先,由于70%的职校生来自农村,很多职校生的家庭条件并不好,从小就有参加家里的农业生产或者在寒暑假跟随父母外出打工的经历。

兼职打工,不仅不会被视为不务正业或者浪费时间,还是同学之间交流的常见内容,很多同学相互之间会分享兼职信息、建立兼职群、结伴外出兼职等。而且,除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外部压力之外,职校生还有磨练自身能力的内在动力。

对于工作的内容,由于学历受限,许多职校生只能从事工厂流水线或者底层服务业的兼职,由此他们较早地学会了忍耐和坚持。而这些品质和能力是职校课堂学习无法传授的,他们只能通过打工来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境遇。

职业教育曾辉煌过一段时间,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进入技术学校相当于有了稳定的工作,许多家长甚至托关系走后门送孩子去技校学习。

一代人正陷入“越努力,学历通胀越严重”的困境,而职校生的就业困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劳务中介来说,给学生介绍工作时,他们根本不看重学生所学专业是否对口,他们看重的是学生进厂后,中介和学校能从用人单位方面获得多少介绍费。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职校生在毕业要求面前,被迫去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工作岗位实习,或是长时间的流水线工作,或涉嫌违法犯罪。

由于学校不可以直接跟中介签合同,有的中介公司就专门成立了一个“教育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跟校方签合同。有专家表示,近年来这类劳务中介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必须斩断不法劳务中介和职校的利益链条,加强对学校的监管和审查力度。

《中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业状况分析报告2019年》显示,2019年,接近70%的中职生月薪不到3000元。而根据麦可思的就业报告可知,2019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5440元,高职毕业生也有4295元。

普职分流焦虑

近年来,社会性的教育焦虑愈演愈烈,且逐步表现为中考分流的升学焦虑。2021年是“双减”实施元年,孩子减负,但部分家长却没能“减忧”。以考试分数为依据的普职分流成为家长焦虑的最强催化剂。

实际上,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高中阶段的普职比,并不是1∶1,而是接近7∶3。但即便如此,部分家长仍旧不满。只要“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这一现实情况不扭转,就是把普职比提高到8∶2甚至更高,普职分流焦虑仍会存在。

但也有学者发现,如果取消普职分流,初中生全部涌入高中,而高等教育的本科招生规模并没有扩大,3年以后进入本科学习的学生仍然还是那些学生。

2023年8月30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介绍了《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有关情况。《意见》提出,有关部门将有序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回应了近年来家长和社会舆论要求的让更多初中毕业生读上高中的诉求。

在高中毕业后,学生可根据选修课程情况,与自身的学业、职业发展规划,选择参加普通高考或职教高考。要推进普职融通,实现职普协调发展,建设“综合高中”是可行的办法。未来还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升职校生的含金量,逐步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给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和家长一个更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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