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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决策周刊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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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26 08:21: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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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价格战带来的持币观望效应下,零售压力已经成为汽车行业的共同性问题。乘联会数据显示,2023年的7月-11月,狭义乘用车(轿车+MPV+SUV)批发销量分别为:7月206.4万辆、8月223.9万辆、9月245.4万辆、10月244.4万辆、11月254.6万辆。与之对应的是,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分别为:7月176.8万辆、8月192.3万辆、9月201.8万辆、10月203.2万辆、11月207.9万辆。

由此,亏本卖车将成为新常态。厂家动辄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促销降价,军备竞赛式的堆料和加配置,极大降低了主机厂毛利。现在的情况是:叫苦不迭的经销商和主机厂明知抛售是“饮鸩止渴”,但大部分企业为了留在牌桌上,只能疯狂内卷,一切为了活下去。况且,造车新势力抛开传统代理商亲自下场卖车正在成为趋势。

另外,“蔚小理问极”(蔚来、小鹏、理想、问界、极氪)为代表的五家智能化创新新势力正在引领智能电动车的用户体验,这种引领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合资燃油车企定义中国汽车市场用户体验的历史,随之而来,颠覆传统“用户体验”逻辑可能会让行业因为竞争逻辑切换尸横遍野;第三个维度则是新能源时代超级卷王的诞生,比亚迪和特斯拉的主战场竞争明年可能达到300万-500万辆的市场竞争力烈度,两家依然有巨大的空间通过规模效应压低成本,叠加中国消费降级和全球衰退预期,潜在的杀伤力不能低估。

这注定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世纪大战,剔除迭代升级硬件产品定义的通识性竞争逻辑,也许最后的综合市场成功还是基于以上四个战略差异化选择点,真正卷王不仅是以上“四卷”战略竞争的单科冠军,诞生同时具备各种能力的超级卷王也很有可能发生。这张牌桌上,血雨腥风即将上演。

2024年是中国本土品牌进一步巩固江湖地位的重要时间点,这已经给传统车企特别是外资车企带来巨大的变革压力。

马斯克“卖车可以不赚钱”的底气,既来自特斯拉“软件驱动硬件”这一长期战略的坚定,也来自特斯拉即将上线的FSD V12的直接支撑,这个战略是否正确,落地检验期越来越近了。

特斯拉最新明确的里程碑是DOJO超算中心去年7月投产。预计今年2月达到等效于10万个英伟达A100的算力,成为全球前五大计算中心。在此基础上,特斯拉完全自动驾驶的迭代速度会进一步提升。基于规模化布局所带来的数据体量和自研算力的处理能力优势,将转化成特斯拉自动驾驶的长期优势。

去年11月17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将遴选具备量产条件的搭载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开展准入试点;对取得准入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在限定区域内开展上路通行试点。这个政策极大利好特斯拉——特斯拉也将有可能接入FSD功能。换言之,自动驾驶软件的平台化、垄断化、硬件成本的极致简化和低利润,给特斯拉在中国造就了一条护城河。

在这个基础上,特斯拉要卷软件利润,逻辑就通顺得多了:硬件制造上实现规模化的降本(2023三季度财报最新数据为3.75万美元/台,约合人民币27万元);推出更低价格的入门级车型,作为自动驾驶的硬件载体,大规模的的渗透和应用。这两个因素将进一步支撑特斯拉自动驾驶订阅服务式的商业模式。综上,特斯拉保持先发优势应该没有悬念。

中国最有实力和特斯拉正面竞争的对手已经出现,即比亚迪。销量领先的理想最容易感受到比亚迪的压力,2023年比亚迪总销量302.44万辆,理想作为新势力龙头只有37.6万辆。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曾就销量与整车毛利率的关系表示:“如果L9、L8、L7三款车的总销量下降到五六千台/月,理想汽车的整车毛利率就会变成负数。大部分同行的成本控制能力是明显好过理想的,是值得认真学习的。大家更容易出问题的不是成本而是销量,汽车这个行业的属性,对规模的要求太苛刻了。”也就是说,理想内心敬畏比亚迪的成本优势。

根据财报,比亚迪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4222.75亿元,同比增长58%;实现净利润213.67亿元,同比增长近130%。前三季度新能源车销量,约208万辆。这家公司正在利用其强大的整合供应链布局,通过更高的产品性价比,用更大的规模化布局能力,以高强度的竞争策略,抢占日渐红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从手机、电池、电动车,再到三电系统、半导体,乃至光伏,比亚迪的新能源产业链帝国在一步步构建。这个帝国甚至可以简单断言,就是为了“卷价格”设计的,说整个比亚迪战略逻辑设计基于“内卷”并不为过。

不过,强者恒强大概率还会上演。比亚迪的快速崛起在产品力高度同质化、研发周期大幅缩短、竞争高度激烈的汽车市场,技术、场景、功能、品牌的定义难以筑牢核心竞争壁垒应该会进一步加快,随着多个产品系列竞品的推出,以及国际化的放量,进攻性大概率还会增强。

2024年比亚迪的总体规模应该是“稳中求胜”,预计其目标应该区间为360万-400万辆之间。从国内市场来看,比亚迪目前主要增量应该是新推出的车型,比如唐max、MPV车型、海洋皮卡、豹3、豹8等,谨慎估计可以贡献30万-40万辆左右的增量,而其他的增量部分主要是看全球海外市场了。比亚迪在欧洲的负责人Brian Yang在此前接受《欧洲汽车周刊(Automotive News Europe)》时表示,“比亚迪的欧洲市场目标份额是新注册汽车的5%。”如果对比2023年1月-11月欧洲电车销售数据来看,5%差不多是斯柯达目前的位置,斯柯达在2023年前11个月销售量为6.2万辆,而比亚迪同期是1.3万辆。

简单说,价格战方面比亚迪的杀伤力绝对不低于特斯拉,特别是对于“消费降级”的理解,2024年比亚迪的布局展开势必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内卷程度。

实际上,不仅比亚迪对出海有大格局谋划,其他品牌同样不甘示弱,2023年以来,车企出海热度高涨。对于品牌车企来说,当前国际市场体量增速和利润空间,有望对冲本土市场不景气预期所带来的风险。乘联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相较国内2023年1月-11月零售同比微增5.3%,1月-11月乘用车出口345万辆,同比增长64%。对于主机厂而言,加速国际化战略落地的目的不应局限于出口汽车和利润空间,持续深耕,获取可持续的销售市场,建立企业全球化抗风险能力,更是品牌车企的必然选择。

目前已经有一些燃油车品牌在出海战略上做法可圈可点。奇瑞是其中一个代表,在“无内不稳,无外不强”战略指引下,这家公司从2001年开始布局国际市场,2023年1月-11月出口83.7万辆,同比增长1.1倍。得益于成熟的产业链、全球研发体系、属地化运营模式,奇瑞汽车的海外和国内市场销量几乎已平分秋色。另外,上汽旗下的名爵品牌在欧洲被当地依然以英国传统品牌获得认同,也是很成功的“借壳上市”案例。

CYVN递过来的橄榄枝,不仅是资金,还有跨国的市场。可以预见,蔚来国际化下一站,就在中东。阿布扎比的大手笔投入,会帮蔚来在中东、欧洲和美国设厂铺平道路。不过,已经不止一家电动新势力瞄准了中东。近期,理想、哪吒等新势力车企,均公布了进军中东市场的规划。中东地区有其特殊性,在政府层面就寻求产业和能源结构多元化,理想看起来是其目前最具有市场战略价值的合作伙伴。

中国电动车出海的另一个重要挑战是,全球区域保护主义抬头,本土厂商利益或将较大影响中国品牌当地市场的布局进程。近期德国已宣布针对电动汽车的补贴计划将在2023年12月18日提前终止。早前,慕尼黑车展后,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这些都是“卷出海”的重大挑战,但逾越了这个挑战注定会成就下一个里程碑。

内卷之下,所有车企都在谋划抱团取暖。中外企业都已经行动起来“卷生态”。对于德系汽车为代表的全球性品牌来讲,“在中国,为中国”的独立市场运营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已成为外资核心共识,卷供应链,也是传统车企的一贯姿势。

做生态,是华为的传统优势,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和能力。2023年四季度,华为支持的问界成为汽车市场激烈竞争的关键变量,最新发布的12月数据显示,问界销量已经超过月2万辆,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交付爬坡节点,为2024年的持续放量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虽然当前问界的销量目前还不足以完全压制对手,但其强大品牌势能和合纵连横能力依然不容小觑。

华为要整合的不只是汽车本身,而是出行硬件背后的所有的终端连接入口。从业务扩张的维度和入口出发,正如其战略的直白表达,华为要打造的是全场景的生态,不同硬件形成协同效应,扩张其终端和业务的边界。

第二类是上述华为主导的智能软件解决方案与大型厂商的深度合作,这类生态是长期形成紧密关系,需要很好的利益分配和长期发展战略匹配;

因此,合纵连横也是2024年的汽车行业核心趋势之一。

结合以上趋势,我们可以初步做出如下结论:2024年注定是行业从正向增长到负向内卷的转折之年,行业总销量下滑之下必然伴随着卷王崛起,汽车品牌战略选择注定需要在硬件产品定义上有更系统的战略差异化定义,在残酷的“四卷元年”里卷出新高度、卷出竞争力是值得期待的行业趋势。

“四卷元年”,最终谁会名至实归成为新卷王?只有耐心观察市场检验,汽车行业本质没有绝对弱者,但超越丛林法则的极致创新或许才是行业最终胜利者之道。说到底:汽车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了科技时代,今天的汽车不是战争马车的汽车,已经成为构建未来世界的核心驱动者。(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周掌柜 编辑:谢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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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危机重挫全球航运业 中国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1月16日,悬挂着马耳他国旗、由希腊公司所有的“佐格拉非亚”号货船在红海行驶时被导弹击中。这艘船从越南起航,目的地是以色列。事件发生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此负责,称这是对以色列攻击哈马斯和加沙地带的报复。同一天,美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袭击,摧毁了4枚准备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这是自1月12日美英联合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以来,美国第三次打击胡塞武装控制区。

“佐格拉非亚”号货船的希腊船主可能会感到委屈:以色列和哈马斯发生军事冲突,和我从越南运货有什么干系?胡塞武装的回应大概是:当然有干系了!你为什么要往以色列运货?

其中一大影响就是巴以冲突对全球航运业的冲击,而航运业是全球经济、全球贸易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航运业遭受打击,全球经济自然也会遭受打击。本文开始提到的那则新闻就涉及至少12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其中有巴以冲突的直接关联方,如哈马斯、以色列、美国、伊朗,也有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如希腊、马耳他、越南。

都是巴以冲突“惹的祸”?

如果看一看红海的地图,就会清楚红海在全球航运业中的重要性:狭长的红海位于非洲东北部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是连接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的重要通道,也是一条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据估计,全球大约15%的海运都从红海穿越。红海西北面通过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相连,南面通过曼德海峡与亚丁湾相连。如果这条通道受阻,国际商船就要绕道南非好望角,行程、天数和费用大大增加。

迄今为止,胡塞武装对红海的国际商船发动两个多月的袭击。全球一些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已经暂停了通过红海的商业航行,包括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总部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全球第二大集装箱航运公司马士基航运(Maersk)、总部设在法国马赛的全球第三大集装箱航运公司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和总部设在德国汉堡的全球第四大集装箱航运公司赫伯罗特公司(Hapag-Lloyd)。这四家公司的业务加起来,占全球集装箱业务的一半以上,它们暂停红海航运的举动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如今大批往来亚欧的商船都打算绕行遥远而漫长的非洲南端好望角。

美国商船这次遇袭特别值得一提。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月15日下午4时许发射了一枚反舰弹道导弹,击中了这艘悬挂着马绍尔群岛国旗、由美国公司所有并运营的“直布罗陀鹰”号集装箱货船。这次袭击发生在亚丁湾,并不在胡塞武装此前多次袭击商船的地区——红海的曼德海峡。

胡塞武装表示,美英的空袭对他们开展进一步袭船行动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胡塞武装的袭船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3年11月17日开始,当时它表示,只袭击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第二阶段从同年12月9日开始,它宣布将扩大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而“与以色列有关”的定义,由胡塞武装掌握;到了第三阶段,胡塞武装则把袭击目标扩大到与以色列没有明确联系的商船,几乎等同于“无差别攻击”。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Kiel)表示,自从胡塞武装2023年11月17日开始袭击红海商船以来,当年12月通过曼德海峡的集装箱货轮的数量便减少了60%。受冲击最严重的,就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货轮海运。

除了货轮运输,油轮运输也受到了影响。越来越多的运载石油和天然气的油轮为了安全,避开了曼德海峡,改道好望角。虽然油轮运输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影响比货轮要小,但路透社今年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去年12月有15艘原来打算穿越红海的油轮改变了航线。

那么,有没有商船不顾遇袭风险,仍然选择红海航线?确实有数十艘商船没有改变航线,但其经济代价也不低。首先,穿越红海的船舶保险的保费如今已经提高到船舶价值的1%,而一个星期前,这个比例是0.7%;其次,人工成本也大大增加。去年12月,国际海员工会与雇主通过谈判,同意在商船穿越红海期间把海员的奖金提高到与其基本工资相同的水平。

举例说,今年1月16日,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从一个地方海运至另一个地方的平均费用是5650美元。两天前,这一平均海运费用是4300美元;一个月前,则是1875美元。

“中国背景”成为护身符?

而一些执意穿越红海的国际商船,为了避免遭袭,除声明自己“与以色列无关”之外,甚至还特意强调自己的“中国背景”:有的国际商船在“目的地”一栏中标注“中国”,有的国际商船则填写“船上均为中国船员”等备注。据外媒报道,多艘打出“中国”旗号的货船,都没有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而是平安地穿越了红海。

确实,今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明确表态说,红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贸易通道,中方呼吁停止袭扰民船的行为,维护全球产供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

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顾问翁贝托·塔沃拉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中两国在红海危机的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都希望避免加沙战争演变成一场重大的地区危机,中国不希望看到胡塞组织在曼德海峡攻击国际海上贸易,但是中国不愿被视为认同美国的立场。

不只是中国,甚至连通常被视为美国盟友的法国,也不打算加入美英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1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说,法国决定不加入针对胡塞组织的“先发制人打击”。他补充说:“我们的立场是寻求避免任何升级。”马克龙认为,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外交”问题。他还警告以色列不要继续在加沙进行针对性不足的行动。

即使是参加了针对胡塞武装首次空袭的英国,也承认军事打击的作用并不显著。1月17日,英国内阁高官在与本国商业领袖们座谈时表示,政府在保护关键的全球供应链方面所能做的有限。

人物广角




扭转危局非二代们力所能及 “创一代”大佬们被逼出人生第二春

【博览财经特稿】大部分创一代和“企二代”们,都该学学王健林和王思聪。一代们学学老王的豁达,二代们学学小王怎么享受生活。前阵子,有媒体报道,老王终于想明白了,让小王退出接班人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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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周,天南海北的富二代们,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悲喜。“新财富500富人榜”数据显示,50岁以上民营企业家占比为67%,这意味着近七成的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寻找接班人。当创一代们老去,出生于80年代的二代们行至台前,是新旧更替的一种必然趋势。

扭转危局非二代们力所能及,四处漏风的烂摊子非老爹们不能力挽狂澜,本该享受退休,闲云野鹤的创一代们,不得已再次走向台前,硬生生被逼出人生第二春。

即便在富二代圈子里,王思聪也是被羡慕的对象。当然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他有钱还自由。21岁,他学成回国不久,随手报废一台30余万电脑的同时,从老爹手中接过5个亿“练练手”,“干不好就回万达上班”。就是这5个亿,让王思聪成了刘畅羡慕的对象,因为:“他爸爸就给一个小目标然后让他自由的去折腾。”

相比前两位,胡佳佳算是大器晚成。2011年,美特斯邦威迎来业绩巅峰,25岁的胡佳佳进入公司轮岗,直到30岁,她才正式接过权杖。但她也不必焦虑,因为在另一个时空里,比她大五岁的马云,刚经历第二次创业失败,带人爬了最后一次长城后,郁郁回到杭州。

其实又何止马云,当年的董明珠,不过是个围着孩子转的单亲妈妈;任正非还在一个小研究所当副所长;马化腾还只是润迅公司的一个被呼来喝去的小主管。个中原因,用刘永好揶揄女儿的话来说,就是“她(与我最大的不同是)有一个有钱的老爸,我没有。”

二代刚开始都成绩斐然

这般温柔贴心的权力交割,让杉杉、双汇等深陷父子之争、权力内斗的企业羡慕不已。那一年,由刘畅亲自选拔的一众年轻管理层纷纷上位,新希望顿时有了几分互联网大厂的气象。

这个数字,比全国11省共计18家“国字号”猪企的“十四五”规划产能总和还要多200余万头。企业失去理性,追涨杀跌的时候,只会比散户们更加极端。如此高的出栏目标,对产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为此,刘畅调来了地产板块的高管,加码建厂房。一套操作给足了市场信心,一直到2020年,新希望涨至42元,总市值逼近2000亿元。

这是刘永好都不曾到达的高点,欣慰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把公司交给她(刘畅)的这几年,我省了好多事。以前是我带她,现在是她带我。”

2016年11月21日,周成建在微博上发文称:“我们的下一代一定比我们做得更好。”为了让胡佳佳在董事长位置上坐得稳,美邦服饰还聘请了她的丈夫宋玮作为副总裁。如此配置,无疑是想让胡佳佳安心施展,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自由的王思聪没有接父亲的班,但让5个亿的零花钱在几宗成功的投资案后翻了8倍。那年,超越李嘉诚成为全球华人首富的王健林,在媒体面前“炫耀”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儿子。“靠谱”、“不错”成了对儿子投资业绩的形容,他开始擘画儿子接班的未来,甚至会拿儿子开涮:“董明珠告诉我,她办公室的年轻女孩不太关心我去,只是问思聪跟着来不来。她还劝我让我不要生气,我说我不生气。”

早期的光环褪去之后,二代们的真实水平,开始暴露在公众视野下。2021年,猪周期转向,高举高打的恶果开始显现,新希望陷入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这一亏,就停不下来,截至去年三季度,新希望已亏损近150亿元。

刘永好,那是被市场和媒体赞为“穿越周期的男人”,新希望上市26年不曾亏损,因为他总能准确踩中每一个风口。1996年,新希望参与并发起成立中国民生银行。2000年12月,民生银行登陆上交所,新希望是其第一大股东。

这还只是小场面,能在地产下行周期屹立不倒,才是真本事。2021年,新希望地产全国各地拿地金额高达336亿元,位居全国第六。和所有激进扩张的房企一样,新希望有相似的负债结构和飞速增长的负债规模:2022年,新希望长期借款规模飙升至275.28亿元,占负债总额的比重逼近30%,涨幅相较2013年高达8370.15%,负债总额也高达近930亿元。

相比于刘永好若隐若现的身影,胡佳佳掌权的7年,始终被周成建的阴影笼罩。那7年,美邦的主基调就是闭店、亏损,年营收从2017年的60亿,跌到2022年的14亿,合计亏损超过30亿元。近2年,美邦不断出售子公司,自有店铺及转让股份,企图自救。

至于万达,在王健林无数次地变卖手中的优质资产的同时,王思聪现身泰安,一时间接班消息甚嚣尘上。万达官方回应称,王思聪“一直忙于自己的事情,也基本不参与万达的业务”。低调和听话,也许就是王思聪在此次万达危机中最大的贡献。

在1月5日的另一则公告里,周成建被选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被外界视为正式回归的前奏。1月10日,刘永好在一次活动中露面,强调新希望坚持不跑路,不躺平。至于万达,在卖完万达电影之后,又卖掉了数座万达广场,老王手中的优质资产,已然所剩无几。

不是所有二代都继承了一代们的经管基因,强行将他们送上企业舵手的位置,只会加速企业凋零。但客观来说,将所有责任推到二代身上,也有失公允。二代们上台,代表着企业的故事进入新的章节。就像每个新故事的开头那样,一个衰老的父亲,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商业帝国,和一个未经世事的,稚嫩孱弱的少主。

好比养蛊或是笼斗,一番惨烈厮杀,活到最后的必然是最强大、最坚韧的那个,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带领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商战厮杀中脱颖而出的资格。

问题是,普遍60岁以上的一代们,早已过了身体机能的巅峰,无论是决策力还是反应力,真的还能适应快节奏的商业经营么?真的不会英雄迟暮么?

这么看来,王健林或是一个特例。不单单是因为70岁的他,如今仍亲自奋斗在一线,为万达的危机镇场子。更多的是万达的,很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退路,他早已擘画好。

能有此觉悟,实属不易。职业经理人,这个流行于欧美和中国新兴企业,看似平常的企业管理制度,在中国早期的企业里,践行的也只有像王石王健林这样的少数“异类”。

这样的进步和成长,本就具备较大的不确定性,更何况还处于一个如此艰难的外部时段。全球经济面临较大的复苏阻力,国际供应链多处阻滞,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国内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留给二代们成长的时间和空间相当有限,企业的下一次危机,估计还得靠一代们用苍老的身躯化解。但这又能坚持多久呢?(来源:围观InPoint 作者:吴斯悠)




社会热点




专家又让老百姓花钱了 敢不敢花钱大前提是得有钱

【博览财经特稿】在最近的一档节目中,央视名嘴白岩松在镜头里紧锁眉头、忧心忡忡、一脸真诚的问专家:老百姓有钱但是他也不敢花,不愿意花,您怎么看待让人愿意花钱?

不得不说,还得是人家白老师会问问题。想起之前王朔对他的一个评价:一个有着莫名优越感的肉喇叭,还总爱紧锁眉头,扮演社会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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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经济状况,你能说老百姓有钱吗?扣除吃喝拉撒这些基本生活开支,还有医疗、教育、养老等后顾之忧。如果这些都不谈,就谈怎么让老百姓花钱,这跟耍流氓有区别吗?

有人说,我们有130万亿的居民存款呢!这个就不得不聊一下,占总人口比重只有0.33%,财富占比67%,人均财富6300多万,人数大概460万的富裕阶层了。这部分人的消费是往上的,往外的,他们本就不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在他们身上还能再榨出花吗?

内需消费要想起来,得让这9亿人的钱包鼓起来,这才是我们消费的基本盘和增量。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更全面的表述应该是,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存量的函数。

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就必须首先增加居民收入。收入提高了,财富增值了,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老百姓花钱这事真不用费尽心机去刺激。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段采访中说: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要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呢,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

在网上林教授的观点也引来了一众所谓的经济学家和专家的批评。他们的逻辑似乎也没太大毛病:我们生产的终极目标是消费,当百姓消费增加时,会刺激市场需求,推动企业扩大生产,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发消费券,甚至是发钱我不反对,但仅仅是通过这种刺激消费是不行的,它不是主要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源头上还是要提高民众的收入和购买力。投资—消费是一个循环系统,但现在这个循环不畅了,或者坏了,堵了,怎么办?

找到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起点

我国广义基础设施投资远远没有饱和,特别是在医疗、养老、教育、科研、地下管廊和信息等新基建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

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应该是这样的:广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各类投资增长——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增长——投资、消费增长——收入增长。

形势分析




颇具深意的突破性措施 深圳城改“思路挺好,挑战不小”

【博览财经特稿】1月5日,一项与推进城中村分类改造有关的新政,在深圳开始征求意见。该政策的暂定名称为《关于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起草。

原因多重。例如,《意见》内容事关当地超过40%建筑总量的城中村。事实上,作为深圳土地利用乃至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地的一系列相关尝试此前已有多轮。历经这些改革后所留下的问题,因事关多重利益,则被普遍认为是难以啃动的“硬骨头”。

从居住人口数量角度看,在城中村中居住的人口,占据该市实有人口的约60%。2023年,一些与该市约六成人口居住有关的改革尝试,曾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也引发了一系列讨论。

例如,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此次改造涉及的面积广阔,要影响的人口因此较多。跨越周期长、投资额大,既可被视为是全局性改革的“极限场景考验”,亦被视为改善固定投资不足的“开山炮”。

《意见》中包含了一系列相关细节。整体而言,其在强调政府主导、分类实施、尊重历史、稳步推进等工作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系统性、可持续的长效工作机制,并提出了改造工作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流程,明确政策衔接规则。

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基础上,对于各方高度关注的需拆除新建类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意见》提出由区政府组织实施拆除新建类城中村改造工作。在流程角度,拆除新建类城中村改造项目需经物业权利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经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同意后方可实施。

他指出,新模式下明确了成片开发、重点功能区和轨道交通以及重大发展平台的改造范围界定,以及政府主导和强化规划刚性引领,意味着改造具有了公共属性。就可按照民法典、物权法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三分之二同意即可。《意见》明确“总成本+微利”收储补偿金支付原则,倒逼改造必须要做到依法征收、控制总成本。对于非法建筑、非本村村民、无证的物业等,不能像过去那样也给予类似合法物业、本村村民的补偿,不可能出现高额补偿。

在房地产市场依旧处于下行阶段之时,面积涉及差不多半个城市的此项新政,其实施的前景如何?各方意见较为纷纭复杂。

从空间利用角度来看,深圳以往的低效用地以“插花”形式在多地存在。通过把改造与重点发展项目、民生项目推进结合,既能为这些项目提供发展空间,也可实现土地节约化利用,提高了用地空间,通过成片开发降低了改造成本。

有研究者指出,房地产市场下行,前期改造成本无法通过后期商品房销售来平衡资金,而且前期参与的民企都陷入债务危机,而国企改造的协调能力不如民企那么强。

社会透视




冬天淄博许多店铺关门 还留着“好客淄博”的横幅

【博览财经特稿】去年4月,小郑在淄博张店区最南边开了一家烧烤店,最火的时候,20个工人一起忙活。后来,周围的店铺一家一家关门,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事业,不能干一阵就跑。7个月后的冬日,他还在想办法拯救淄博烧烤的人气。

大哥自称小郑。两公里之外就是他的店,“原始人烧烤”——他块头大,身板粗,毛发旺盛,因此得名。头两天,他就来考察过,这里少说上百家汽修店,工人多,选择少,午餐平均消费10块,有巨大的盒饭市场。

设想得美好,一行动就状况频发。塑料盒买少了,菜剩下不少。泡沫箱买小了,最后一个碗差点塞不进去。匆匆忙忙过去,已经过了饭点,吃了不少闭门羹。“吃过咯,明天早点儿!”工人们这样回复,说完不再理他。

教训也听了一大堆。中年妇女说他,买错了盒子,量显少,“这地方都是干活的,你整这么小碗,这显得不够吃。”好心的工人提醒他,已经有两个送餐的,“11点就有人卖了。”

“就是这么难!”小郑缩着头自嘲,将近两个小时,圆润的宽脸始终堆着笑。他自诩被生活磨出了乐观,开烧烤店以前,做了三四年的大料销售,在农贸市场一家一家推销调味品,求人是最正常的状态。

这天是11月24日,寒潮降临淄博的第二天。梧桐树叶开始泛黄,环卫工不再为创建“淄博文明之城”种喇叭花和小雏菊,开始清扫厚厚的落叶。早高峰的“烧烤公交专线”,除司机外空无一人,许多店面只剩下一张转让告示。

五六个朋友来了,店里才稍微热了点。朋友是他打电话张罗来的,来吃卖盒饭的剩菜。他跟朋友分析起失败原因,第一、送的时间太晚,第二、开车速度太慢,第三、盒子太小。吸取了足够教训,他又觉得没这么失败了,起码“混了个脸熟”。

吃剩菜的时候,他才发现,辣子鸡炒辣了。因为这么个失误,第二天,他没再去送盒饭,“不敢去了,去了人家要来揍我。”

他有一套自己的营销套路。8月份那时候,一天一二十桌客人,比现在强但也犯愁,晚上忙完了,小郑和朋友坐车找地方喝酒。一上车他就开始说,“这家店太好吃了,羊肉太正了,以后还得上这来!”他假扮顾客,就是为了营销。常年跑销售的经验告诉他,要揣摩每个人心理,他觉得出租车司机很管用,会把店铺宣传出去。这次卖盒饭的方式,也是他琢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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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都记得,国庆那几天,最好的一天有100多桌,晚上八九点,食材就卖完了。等到10月6号,只剩20桌不到,街上也没了人,“瞬间感觉不行了”。

“原始人”是不能关门的,三人在这件事上倒是达成了一致。理由各自不同,小郑想要坚持,他把它当事业;妻子觉得能让丈夫忙起来,有个事儿做;小薛则认为,现在竞争小了,开个门还能接一两桌客人。

淄博人都知道,一个烧烤师傅,最后免不了要开一家自己的烧烤店。小薛也不是没想过。但抖音同城上,他刷到过很多正在装修的、只有一块牌子的新店,觉得风险太大,“一个碗里就那么多东西,一人一筷子就没了。”

很多人等不及,冲到厨房里拿烤串,压都压不住。工人找不着,二舅、表弟和同学都过来帮忙,最高峰时,有20多个工人。妻子下了夜班也过来,小郑店里店外跑腿,每天要走将近3万步。小薛在6月份加入,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提前备货,客人点了青菜,都临时串,浪费不少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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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店9月份关门了。听到消息,小郑第一反应是“好!”隔壁不干了,我生意肯定就好了,他心里设想。过了一段日子,店里还和以前一样,半死不活。

小薛和小郑是老乡,知道他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挺大。之前在牧羊村(去年3月离职),小薛说他的工资有8000,到了这儿7000,如今淡季,他又主动提,“哥,你给我个抽烟喝酒的工资就行,两千也行,三千也行。”就这么着,他留到了现在。

睡上下铺的老同学之前被他叫过来管后厨,结果总是玩手机,国庆一过,再也不见人影。小薛是员工里最能干的一个。没生意的时候,早上6点,小郑带着面包,坐上小薛的车去水库钓鱼。他着迷“中鱼”的瞬间,特别刺激,为这刺激,能一直坐到下午3点。“卖盒饭跟中鱼是一回事。”小郑说,一旦有了第一单,就开张了;那些热闹看完还不买的人,就是小鱼闹窝,“闹了一通,你还钓不起来。”

抢救让他负债20万,请了护工每个月5000。他和妻子开始省钱,买衣服,路边100块钱两件搞定。父亲酗酒,母亲忍了一辈子,总是去庙里捐香火钱。小郑觉得,这个病不该掉到她头上。压力大时,他就去天台顶楼待一会儿。喝了酒,他开始絮絮叨叨,“这几年感觉跟做梦一样,活的一点都不那个啥,不是自己想活的。”

小郑的老家曾是淄博最穷的县。结婚时,老丈人嫌那地方穷,不同意,他跟老丈人保证,将来开一家店,照顾好一家温饱。老丈人如今不在了,这个念头还时不时冒出来。去年要开烧烤店,妻子起初怕万一赔了,压力更大。直到他拉来了合伙人,由对方出了大部分原始资金。

开业前,他找人算了黄道吉日,定在4月29日早晨7点至9点放炮。他相信这些运道。小时候家里种韭菜,每到冬天,割完捆成一捆,放到市场上卖。头茬韭菜最好吃,但常常第二茬反而卖得贵。他总和母亲打趣,跟炒股似的,“品质不行的韭菜,说不准还能卖到好价钱,哪一天你弄的特别好了,反而不值钱了。”

过去大半年,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在这里。账单一算,从去年4月到11月,刨去成本、房租,还有10多万贷款没还。如果关了门,他也不知道做啥,只有守着。妻子在医院上夜班的时候,小薛也下班了,小郑会在店里独自再待一会儿,待到凌晨一两点。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天一亮,他照旧嘻嘻哈哈地开店了。朋友又来喝酒唱歌,说他真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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