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往何处去？ 一场大变革正在发生

中国改革往何处去？ 一场大变革正在发生

【博览财经特稿】中国改革往何处去？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大事。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后，全国各地的改革加快了进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热议：山东重启省属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改革；多地裁撤招商部门，探索市场化招商引资模式；搁浅多年的房地产税再次被提及……财税改革、科技改革等成为新一轮改革战略重点。

接下来，中国将要改革什么？开放什么？如何啃下硬骨头？中国经济的机会又在哪里？近日贾康出版新书《信心与动能》，我们就这一内容专访了贾康院长，以下是分享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问：前段时间，山东发布的一个重磅通知，引发公众热议，省属事业编向企业转变，除了山东，河南有些事业单位机构减半，各省市开始“砸”铁饭碗了，意味着什么？

但事业单位的“饭碗”并不可能完全砸掉。中国事业单位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比照公务员，承担行政职能；另一类是或多或少比照企业，从事对接市场或与市场化机制比较靠近的经济活动。按照不同类别，政府供给方式有别，有财政全额拨款的，有差额拨款的，也有近乎自收自支的。

有些事情平常动不了，现在倒逼着它去动，但能否落到实处还是未定之数，各地面临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山东、河南领导层中的关键少数人下定决心动真格，其他地区或许会跟着仿效。

问：现在地方财政压力很大，有个数据显示，到了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57996亿元，同比锐减33%，当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您认为土地财政是否会落幕？又如何填补地方财政的缺口？

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锐减，这和三年大疫后，各地经济的复苏尚待时间有关，特别是2021年之后，受多重因素包括合成谬误的影响，房地产行业陷入了低迷有关。

这些都表明，土地出让收入不会一路锐减下去，在某个时间节点，全局会基本稳住势态，再分区分步、小幅波动中有望在一些地方重拾升势，最终由房地产市场筑底阶段推进到一个回暖过程。

长期来看，土地批租收入在绝对量上仍可能出现增长，但各地区会有极大的不平衡性。过去，中国的土地批租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据的比重较大，有时甚至高到地方总收入的4/5左右，这种收入主要集中在沿海的中心城市，约占70%左右，而20%左右发生在中部地区的中心区域，剩下的不到10%在西部城市。所以，不是所有地方都靠土地财政过日子。

然而，中国“土地财政”在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严重缺失，而在交易和经营环节则存在较多的税费。为了实现土地财政的健康化，需要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该规范的规范，该取消的取消，实现税费结构的合理化。上海和重庆两地的试点提供了保有环节税收从无到有的实践案例。

问：财税方面可以说是改革力度突破口、先行军，您是1994年分税制变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能简单介绍下分税制的由来吗？您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税制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在分灶吃饭的局限性和弊端逐渐显露之后，基于大量研究探索，根据邓小平南巡后确立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我国又实行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其里程碑意义和历史性贡献是：在改革进程中以“经济性分权”取代“行政性分权”，“三位一体”地规范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公权体系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这种从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绝非所谓“重启集权时代”之举。

基层出现的财政困难、地方隐性负债风险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的偏颇等问题，其体制性根源就在于此——省以下的分税制尚未落地。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实质性地深化分税制改革，使中国的分税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全面贯彻实施。

三大任务核心内容，是完成与市场经济匹配的分税制深化改革的任务。与过去相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对于地方税制体系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税。

贾康：消费税改革主要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是多少能解决地方政府的燃眉之急。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把原来属于中央的消费税收入的一部分，征收环节后移，来增加地方收入，这是此轮消费税改革的基本思路，征收环节后移为地方增加财力来源。

房地产税，时机未到

贾康：房地产税改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绝大多数人存在税收厌恶和抗拒的心理，这很符合人性，古往今来都躲不开。中国人尤为看重自己的“安乐窝”，自己住房子还要交税，这是大多数人所不愿接受的。

然而，从国际经验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来看，我们要有一个理性认识：现代国家建设，需要现代税制的支持，而现代税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直接税，包括房地产税。事实上，中国的上海和重庆已经开始了房地产税的试点工作。

大家注意到，在《决定》税改部分，房地产税没有直接被提及，但在《决定》的第44条中，提到了“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这说明中央不想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同时也为改革埋下了伏笔，改革的方向没有改变。

贾康：长远看实施房地产税势在必行，但不能着急，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等到中国房地产业界普遍担忧的筑底问题已成定局，大家普遍感觉踏实了以后，我们才能认为试点扩围时机已经成熟。时机成熟了，我们也不能在所有地方都铺开，应该选择最具代表性、处于经济增长极的区域或是承担特殊改革任务的地方来试点。

问：网上有信息说，房地产税将有五年缓冲期，您如何看待这个时间表？

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扩围等敏感措施无法出台。自2021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房地产政策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向，从紧缩转向了暖风频吹，政策效应也正在逐步显现。比如新近推出了白名单制度，在二线以下城市全取消行政限购，仅一线及个别城市仍保留了一些行政限购因素。

户籍改革，何时启动？

贾康：当前我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决不是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6.2%为准，而是首先看没有水分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8.3%（2023年底）这个水平，中间有近18个百分点的缺口。也即是说一半以上的中国人还没有市民身份，这才是接近了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状况。

按照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走到70%就基本走完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在全球是非常独特的，按照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所以，真实的、不掺水分的城镇化水平首先要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然后可考虑常住人口情况做适当调高。

一旦认清了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更加积极，中央已经明确表示，根据不同城市的人口规模逐步放开户籍管理。对于3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具备了放开户籍管理条件的，可以立即实施；对于3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为两个档次：一部分城市可以通过积分制度等更积极的方式，引导进城人员便捷地取得户籍；另一部分则是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由于人口规模压力，不得不继续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同时也在探索通过打分制度来逐步放宽。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政府的供给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承担不起所有需求时，就必须采用循序渐见的策略，逐步扩大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这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投资驱动，但这两年，一方面是传统投资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低效、无效投资的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在推进“生产性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中，我们面临哪些挑战？又当如何克服？

从全过程的投资与消费两个概念的关系来说，中央的表述相当严谨——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所有经济活动出发点和归宿是消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老百姓消费的源头活水是什么？从再生产的整个流程来看，有效投资是初始环节。

由此可见，从投资到消费的全流程中，有效投资才是源头活水，是推动经济循环的决定性因素。不讲有效投资，光讲刺激消费，那么消费很快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持续发挥支撑作用，更谈不上三驾马车中的一驾了。

人类社会从来是个消费社会，在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较高的储蓄率未必全是坏事，处理得好，能够支持我们更有效地投资，实现超常规的发展。而中国现阶段有效投资的项目俯拾皆是，“新基建”是重点，中央层面已给出了七大项重点，具体包括5G网络，工业和产业互联网，特高压输变电系统的数字化匹配条件建设，数字化充电桩系统建设等等。

从要素来说，中国现在什么都有：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技术力量，有管理力量，这些投资的可选项目，更可以顺应扩大内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需要，从短期联结到中长期的通盘考虑，形成实际操作。

贾康：新消费需求的潜力总体上是由人性决定的。如果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预判越来越好，又有收入支撑，那么消费升级的诉求一定会显化。

当前，虽然存在收入分配悬殊，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以上人群越来越看重住、行、学、医、养、娱——康养更合意，娱乐更享受，这表明除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还要满足发展和享受的需求，这些领域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具体要看实际生活中怎么在住、行、学、医、养、娱等方面提供更好的有效供给。

“开放”可带来更高水平的发展

贾康：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地球村”中各民族国家和经济体间，虽然竞争纷扰不断，但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已走到了升级版的“信息革命”数字经济时代，产业链接的全球化和“共享经济”发展特征，成为大潮所至、大势所趋，而无法由一些支流、逆流、漩涡所根本改变。

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不二选择就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应以充分的理性，认知开放环境中“请进来，走出去”以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总体而言这对应的是经济学“比较优势”原理可说明的互利互惠，并非极端化观念所说的“让外商赚了钱而我们吃亏”。

我们可观察到，中国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的“世界工厂”，起始的切入点，必然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至今，我们须承认这个世界工厂还“大而不强”，本土的产能主要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中间的“加工生产”位置，这符合后发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特定阶段上的一般特征。

问：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三中全会之前，中央科技委员会首次亮相，紧接着各地组建科技委，领导班子都是高规格，省级党政“一把手”出任是“标配”，科技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强。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创新自有其优势，能集中力量破解“卡脖子”难题，但如何平衡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两弹一星”时代，一旦搞出样品就形成了震慑力，为数不多的核弹头，配上洲际弹道导弹的投射能力，就能达到核战略平衡的基本诉求。但与传统的举国体制不同，新型举国体制意味着，真正的成功不仅仅是研发出产品，而且是要能够持续提供大规模、高稳定性、具有竞争力和性价比、有持续吸引力的成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某一类别产品超过特定临界点的市场份额，只有达到这一境界，我们才能说攻关成功。

虽然“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但政府自我革命并不容易，往往容易出现越界、过度干预的情况，甚至做出邓小平所说的“管不好、管不了、不该管”的事情，做起来还非常起劲，误以为这是中央所说的“管得住”。

问：中国花了40年走过了西方百年的工业化道路。今天，中国外部环境面临极大挑战，美国挑起了贸易战，世界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实行“卡脖子”和“系统性脱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又如何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中美关系这一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朝野空前一致地认为要打压中国，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我们既要做好底线思维，准备应对最坏的局面，下决心在卡脖子问题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寻求突破，也要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客观上来讲，这种“斗而不破”的关系得到了中美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的支持，而多边关系也是制约双边关系的客观条件。比如欧盟在俄乌冲突的立场上和美国高度一致，但刚开完峰会，欧盟就宣布与中国签署了一个300亿美元的外贸大单，包括260架空客大飞机。消息一传出，美国波音公司的领导坐不住了，不顾美国政府的态度，在疫情管控期就通过复杂的程序来到中国，亲自谈合作。这是在生产力基本盘层面上，中国对美国制约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全球产业链，相互都有投资的机会空间，明显不同于当年美苏冷战时的的“北约”和“华约”，互不求人，各领一个阵营、各贴一个标签、各有一个闭环的格局。所以，相较于当年美苏关系的处理，我们多了一大块，就是中美共享全球产业链，要维系基本利益，在基本盘上寻求“斗而不破”，这关联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崛起，及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是我们应当在主观上千方百计去实现的境界，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来源：正和岛 作者：贾康）

人物广角




继承风波落幕 宗馥莉时代开始

【博览财经特稿】8月31日，“宗馥莉全面接手娃哈哈集团”的消息不胫而走。企查查信息显示，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宗馥莉接手了父亲宗庆后所持的股份，同时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公司高层也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吴建林、潘家杰、余强兵等多名“老臣”退出董事、监事职务。

宗庆后在世时，娃哈哈的股权结构为：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6%，宗庆后持股29.4%，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基层工会联合委员会（职工持股会）持股24.6%。同时，宗庆后与职工持股会结为一致行动人，因而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从最新的情况来看，宗馥莉完全继承了宗庆后的股份，但是否与职工持股结为一致行动人尚未可知。我们就该问题向娃哈哈方面求证，但对方未予回复。企查查上，宗馥莉的标签是“实际控制人”“受益所有人”。实际控制人通常对于公司而言，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行为，具有支配性影响力。

继承风波落幕

该函还表示“已将上述相关辞职信送达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亦督促相关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及时按照章程规定的程序重新选聘总经理并由其履行管理职责，确保娃哈哈集团的正常经营依法维护娃哈哈集团、客户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利益。”

2021年12月9日，宗馥莉开始出任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负责日常工作的管理。当时，这一任命被外界解读为宗庆后意图逐步将权力交给下一代接班人。但宗庆后去世，正当所有人理所应当认为宗馥莉会走马上任新一代娃哈哈掌权人时，事情却并未如此顺利。现在，随着宗馥莉出任董事长，这场继承风波也终于落幕。

从伴随宗馥莉任职而发生的一系列人事变动来看，退出的四位董事——吴建林、潘家杰、余强兵和张晖，前三者都是娃哈哈富有经验的老臣，从基层一步步做到管理层。

此次新增了叶雅琼、洪婵婵、王国祥、费军伟四位董事，以及孔沁铭、尹绪琼、许思敏三位监事。根据企查查的信息，新增的七人商业履历都很简单，其中有四人的任职经历都只有娃哈哈集团这一家公司。

王国祥是跟着宗庆后打江山的老臣，这些年一直在娃哈哈集团担任副总经理，外界普遍认为，他代表的是员工持股平台的娃哈哈老股东们。凤凰网7月的报道中提到，娃哈哈集团的多位核心人员不再担任要职，取而代之的是宗馥莉控股的宏胜饮料集团的骨干。其中，祝丽丹、严学峰、丁秀娟是三个关键人物，他们都来自宗馥莉控制的宏胜。

在前段时间的宗馥莉辞职事件中，据封面新闻、《北京商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宗庆后的弟弟、宗馥莉的叔叔宗泽后曾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中发表看法，质疑宗馥莉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在饮料行业摸爬滚打的这些年中，宗馥莉的个人风格逐渐明晰，在很多人眼中，她是个行事果决、锐意改革的女强人。2004年宗馥莉留学归国，正式加入娃哈哈集团，从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副主任做起，进入娃哈哈的生产管理体系。2007年起，她开始独立执掌宏胜饮料集团，后者曾经是娃哈哈代加工业务的子公司。宗馥莉加入后，对宏胜大刀阔斧进行资源整合，从拿地、购买设备、打造团队、建立厂房，再到全国各地建厂。2018年后，宏胜打通了食源配料研发、高端装备制造、饮料灌装生产、包装印刷、物流仓储、品牌营销等食品饮料行业全链路。根据2022年浙商制造业百强榜发布的数据，宏胜饮料集团2022年营业收入104.2亿元、净利润14.7亿元。

2021年12月宗馥莉出任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后，她的个人色彩也越来越多地渗入娃哈哈的管理运营，在诸多方面推行创新与改革，比如加强电商渠道、调整销售模式、推出无糖饮料和低糖饮品等新产品，以及刷新品牌包装和营销策略。如今，宗馥莉迎来更大的舞台，有更多空间可以施展的同时，却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就目前国内的饮料市场来说，除了农夫山泉、康师傅等瓶装水巨头，还有元气森林等新兴品牌，各家都有竞争力强劲的市场优势。娃哈哈的接力棒交到宗馥莉手中后，这位80后的掌舵人会带着娃哈哈这艘巨轮驶向何方，仍是一个未知数。（来源：半熟财经 作者：李莹 实习生：符佳佳 编辑：余乐）

社会热点




带着承诺的巨资 王健林的“救兵”终于要赶来了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3月，万达的白衣骑士太盟集团宣布引入5家投资方，给万达输血600亿元，然而此事一度传言搁浅。9月4日，靴子落地，这笔资金终于有了着落，与此同时，新公司的权力格局也发生了变化：11位董事会成员中，来自万达的有5人，来自外部投资者的有6人，董事长由太盟集团的人担任。

不过，对于此前宣布的600亿元资金是否已一次性到账，接近万达的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今年3月底，太盟投资集团、中信资本以及3家国际投资机构，共同宣布计划向大连新达盟投资约600亿元，以持有后者60%的股权，但此后再无相关进展，一度引发外界关于新战投瓦解的猜想。如今，太盟率领的财团投资取得实质性进展，王健林终于可以暂时松口气了。

王健林上一次公开露面，还是今年1月24日万达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万达年会。为了还债而心力交瘁的老王再也没有了兴头，只是做了一番简短的经营业绩汇报，十分低调。自此之后，老王便没有公开露面过。

而伴随着巨额资金的注入，王健林的管理体系也将面临一轮调整。此前他为珠海万达商管的赴港上市引入过数百亿的战投，其中包括腾讯、京东、融创、苏宁、永辉超市等，但始终没有让出过董事会的位置。

让大连新达盟脱离万达集团体系、实现独立发展，是外部投资者入场的前提，为此，王健林须将其核心资产——珠海万达商管全面注入大连新达盟。这是在去年12月签订框架协议时，双方就已经达成的默契。

当时，黄德炜曾表示：“大连新达盟一定程度上是脱离万达集团管理框架的，投资完成后，万达将是新达盟的一个重要股东，但不是绝对控股股东。”

从以往的经历来看，这次选派进入大连新达盟的高管们都曾是万达各大板块的“一把手”：韩旭负责大连万达集团财务，黄国斌负责万达地产，何其聪掌管集团财务，肖广瑞曾是万达商管总裁，张春远则是万达体育总裁。

黄德炜于2011年就加盟太盟，同时也是深度参与这笔交易谈判的关键人。以往，被太盟投资的公司，原有股东往往会失去话语权，经过一番改造重组后，太盟往往会将其溢价出售，由此创造收益。不过，为了让万达管理团队安心，黄德炜透露称，大连新达盟的决策是管理层负责制，管理层在董事会授权下负责公司管理，某些决策如果到了一定的门槛，则要上到董事会层面决策。“我们会深入参与公司的运行管理、治理。”

目前来看，在大连新达盟的管控上，黄德炜将拥有比王健林更大的话语权。而在董事会的“红盖头”掀开后，未来大连新达盟的业务又将有何不同，都有待进一步揭晓。

作为亚洲老牌PE、素有“亚洲黑石”之称的太盟，是这场交易的“关键先生”。在3月底跟万达签下600亿元的投资协议后，太盟开始积极奔走，努力筹措更多资金，吸引投资人入局。

短短3个月内，太盟不仅坚定了中信资本这样的“老股东”的信心，也拉来了几个新股东，其中就包括一家苏州国资旗下的企业。实际上，太盟集团虽然将自身定位为一家国际化私募机构，但自诞生之日起，它就有着深厚的中国渊源。它最有名的一次投资是海南机场集团，同时也曾与华润、招商局等央企有紧密的业务关联。

目前看，大连新达盟的这一次亮相，不光有太盟这个顶级PE在前面蹚水开路，还有中东财团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多了苏州国资的战略入股给企业增信，股东阵容堪称豪华。

在珠海万达商管转变为大连新达盟后，股东们对其强大的业务竞争优势也十分看好。黄德炜曾表示，大连新达盟具有海量的商户资源，并布局了从一线到五线的200多个城市，这能使其具备很好的风险抵抗能力，“它不会承担某一个区域或者某一个行业的特殊风险”。

大连万达商管仍有债务压力

整体来看，受大连万达商管诉讼牵连，珠海万达商管超八成股权已受到限制。大连万达商管2024年中期债券报告显示，目前，由于质押及冻结，大连万达商管所持珠海万达商管88.7%的股权受到限制。

尽管卸掉了上市对赌压力，但大连万达商管年内债务依旧高达300亿。想要进一步化解风险，万达出售资产的脚步还不能停。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初以来，万达商管已对将近30座万达广场进行了退出。2024年的中期债务报告显示，万达商管已将宜春万达广场、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圣汐游艇等相关资产放上货架，这部分资产金额达51.25亿元。

一路走来，从巅峰到低谷，再从低谷爬起，王健林身边总有朋友相助。但此次，他能否真的柳暗花明，走出迷谷，还须拭目以待。（来源：财经天下WEEKLY 作者：财经天下）

形势分析




对比日本 中国“资产负债表衰退”会发生吗？

【博览财经特稿】1997年，美籍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概念。2023年，辜朝明在其出版的著作《被追赶的经济体》中，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本原理做了如下解释：经济泡沫期间，人们倾向于加杠杆借钱，再用借来的钱去赚钱。泡沫破灭后，资产价格崩溃，但负债依然还在，所以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陷入困境。一旦资产负债表陷入困境，基本上就意味着破产。但是破产也要分两种情况：如果现金流还不错，就可以用现金流偿还债务；如果没有现金流，那就意味着企业走到终点，别无他法。

上文提到的现象，恰恰是日本在1990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之后发生的情况。令很多经济学家大感意外的是，日本的通缩持续了30多年。为了应对物价下跌，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央行从1991年开始降息，到了1999年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把基准利率降到0%的中央银行。在那以后，日元的基准利率长期处于零位。期间，日本央行曾经试图小心翼翼地微微升息（2000年升0.25%，2007年升到0.5%），但这两次升息都非常短暂，在一到两年后央行不得不又把利息调回到0%，甚至在2016年把基准利率下调到负0.1%，创下了负利率的先例。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能人志士都不吝发表自己的观点。在2023年摩根大通的研报中（Zhu et al, 2023），作者将当前的中国和1990年代的日本做了一些对比，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即使在一年以后的今天，这篇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性，因此在这里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些对中国有利的指标。

其次，是中国的房价泡沫已经被挤掉了一大部分。举例来说，基于2022年的平均房价（90平米）和收入数据，通过计算可知，中国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和家庭年收入比大约为16.6倍。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把所有的收入拿去买房，大概需要近17年才能买得起。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超过了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可负担程度。但是如果我们看二线和三线城市，就会发现这个比例要低不少，比如二线城市大约为8.3倍，三线城市大约为6.1倍。考虑到2022到2024年房价继续下跌，到今天这个比例应该会更低，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应该已经逐步接近可负担的水平。

其次，中国的人口状况不容乐观。比如2019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已经达到12.6%，和日本在1991年的情况（12.7%）相当。问题在于，中国的出生率已经很低了。2022年，中国的出生率为每1000人6.77，和日本在2020年的出生率（每1000人6.8）差不多。中国在2022年就已经达到了人口峰值，接下来总人口开始下降，而日本的人口峰值要到2008年才达到，是1990年泡沫破裂后的20多年。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接下来几年的老年人口比例会迅速上升，我们很快也会像日本那样进入一个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政府在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需要增加，并面临青壮年劳动力不够的问题。同时，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远不如中青年，因此刺激经济增长会更困难。

最后，从负债和杠杆率方面来看，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比如2022年四季度的非金融负债对GDP的比例，高达297%，和日本在1990年的高位差不多。中央加地方政府总负债对GDP的比例，在2022年达到了95%，高于日本在1991年的水平（61.9%）。善于观察的读者，一定有切身体会，那就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吃紧，说白了就是没钱了，自然也没法指望他们推出更多的刺激政策。或者说，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刺激投资和消费，很可能需要借更多的债。

综上所述，当下的中国和199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房价从高位下跌、整体经济杠杆率比较高、政府负债比较高、社会趋向老龄化），有让人乐观的地方（比如城镇化率相对较低，还有提升空间，没有出现大规模资本出逃现象，汇率稳定），也有让人担忧的地方（比如财富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出生率比较低，降息空间有限）。但反过来说，如果早作打算，正确应对，借鉴日本的历史经验，则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加快解决问题。政策需要给人们信心，相信自己的未来有奔头，辛勤劳动付出可以得到回报。这样大家才会充满信心和乐观，为经济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源：FT中文网 作者：伍治坚）

社会透视




全国门店严重过剩 餐饮业劫难刚刚开始

【博览财经特稿】今年上半年，餐饮行业的走势让所有从业者大跌眼镜，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市场整体下降30%-35%，部分品类下跌幅度超过50%，连刚需的快餐，下滑幅度都超过25%。夏日旺季行情彻底消失，下降势头有增无减，让几乎所有人都满脑袋问号：餐饮怎么了？

主要观点如下：经济单边增长行情结束，过去的很多商业逻辑失效，属于餐饮业的红利期彻底结束，内卷开始。中国餐饮业虽然经历十年的爆发式增长，但底子很虚。当下的艰难，正是前面多年来恶性循环的结果。因产业结构调整而被淘汰出来的各路人马，将不约而同地涌入餐饮业，餐饮老板将面临更大范围的竞争。不管赚了多少钱，市面上的很多餐饮品牌本质上都属于“无价值品牌”，被淘汰是理所当然的。

困难还会持续很久，但优秀的从业者会看到机会，迎难而上；反之则看到危险，淘汰出局。为了避免陷入瞎子摸象的误区，下面将从六个层面逐层分解，并用大量的案例和数据来佐证。

从改革开放开始算的话，国内经济从1979年到2019年，经历了整整40年的单边上行，在这4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3679亿元增长到80万亿以上；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人均171元增长到人均25974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559亿元增长到36.6万亿以上，其中餐饮收入，从50亿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

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单边增长行情，可能阶段性结束了，曾经在高速发展中畅行无阻的商业逻辑，很多都将失去效果，餐饮经营的逻辑同样如此。

产业层：各路人马涌入餐饮业

在拥有人口红利的早期阶段，低端制造依靠廉价的人力成本，可以拥有通杀全球的明显价格优势；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人力成本的暴涨，成本优势难以为继，低端制造业也将难以为继，突破口就两条路：第一条路是向高端制造业升级，这在目前看来很难，因为高精尖的技术并不占优；第二条路就是向制造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产业链，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二条路成为大多数制造业的选择，比如往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从第二产业释放出来的人，进入第一产业的概率不大，即便是有，比例也可以忽略不计。可以预见的结果是：从第二产业脱离出来的传统老板们（抛开退休那部分），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进入第三产业。

产业层分析得出的结论:在接下来的经济周期里，第一产业虽然也会有变化，比如直播电商直接进入乡村等，但调整空间非常有限；第二产业会面临重大的结构调整，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将失去生存根基，从业者必将重新选择其他行业；第三产业里面的长周期行业，会成为第二产业出局者的沉淀池，竞争将在现有基础上更加激烈！

餐饮行业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几乎所有餐饮从业者都感觉到了生存压力，以至于很多同行和学员来私信问我，这样的内卷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的答案是：内卷才刚刚开始，甚至都还没有完全开始！接下来，餐饮老板将面临更大范围的竞争，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而被淘汰出来的各路人马，会不约而同地优先选择餐饮行业。

因此，第一个结论是餐饮行业将迎来更加内卷的未来，目前市场上“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乱象，将更加严重。为了谋求立锥之地，新入行的人会在某些营销机构和所谓专家的忽悠下，以价格战的方式，把老从业者按在地上反复摩擦，这已经是当下的现实，未来只会更严重而已！

回顾中国餐饮行业的发展脉络，除了口罩事件中途有短暂下滑，整体发展迅猛，每年以超过10%的增长幅度高歌猛进，最迅猛的就是2013年以来的这十年，可被誉为餐饮行业的“黄金十年”，因为传播效率的革命性变化，餐饮行业涌现出一大批餐饮新贵，以海底捞为代表的老品牌也顺利登上王座。这也是越来越多人想要进入餐饮的原因，觉得这个行业“有奇迹”，但遗憾的是，这些繁荣全是表面风光，其实内部全是漏洞。

从过程来看，品牌的崛起和品类称王，几乎都是因为时代红利，尤其是2013年以后崛起的新品牌，很多都是“运气”大于“实力”，大家运气好，踏进了移动互联网爆发的周期红利，才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开出几百上千家门店，在奶茶咖啡赛道甚至出现了几年时间就开出上万家店的案例。

中国餐饮业虽然经历了十年的爆发式增长，但底子很虚，拔苗助长的现象十分明显，目前行业级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是从业者心态严重失衡，几乎所有从业者都没耐心，不认同餐饮是一个需要培养用户消费习惯的行业，不管是品牌还是门店，不顾后果地搞低价活动，不切实际地做表面工夫，急功近利地要经营业绩。

在行业爆发式发展阶段，粗放经营没问题，任何行业都必然要经历这个过程，但不能一直粗放，也不能一直自欺欺人，换个角度而言，当下餐饮的艰难，正是前面这么多年来恶性循环的结果。

行业层分析得出的结论:餐饮行业前十年的爆发式增长，是伴随着经济上行而来的，整个行业的发展数据非常漂亮，但潜藏的问题非常多。当下行业正在经历的痛苦和困难，仅仅算是揭开了“表面繁荣”的外衣，让我们看到了皮袍下面的一堆虱子而已。

2023年以来，小品类大量出现，生命周期大部分都极短。仅拿成都为例：2023年出现的鲜汤米线、冒烤鸭、社区地摊火锅、土豆泥拌粉等，一年不到就偃旗息鼓；2024年初火出圈的甘肃麻辣烫、酸汤牛肉，甚至连半年都不到就已经颓势尽显了。

这就陷入一个怪圈：大家穷尽心思地努力付出，就是想摆脱品类寿命短的弊病，找到可以持续盈利的机会；最后大家的做法却进一步缩短了各个品类的寿命，一些本来拥有长周期的品类，也因为短期炒作的手法和群起而攻之的动作，最后变成了市场的短命鬼，比如干拌麻辣烫。

“丰富性”需求的满足，需要企业围绕品类做横向创新，可以增加各种外围动作，不管从什么角度，也不管什么稀奇古怪的创新，只要能博得消费者的眼球，都可能获得足够丰富的回报，比如厕所串串、马桶餐厅、KTV火锅等，追求的就是新奇独特和不一样，且必须快速传播，让消费者知道。

在品类层，这种需求的转变会同时带来两个明显的变化：其一，小品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因为小品类曾经的涌现，就是丰富性需求下的产物，算是对大品类的“丰富性补充”，一旦丰富性需求减弱，那么小品类的生存空间将变小，生命周期也会变短，明白这个道理后，很多餐饮现象就变得一目了然。

如果这类地方小品类在快速崛起，普通创业者就要以月为单位判断其生命周期，在上升的爆发期可以切入，赚那几个月的品类红利，一旦客流出现下滑，营收出现明显拐点，千万不要恋战，马上悬崖勒马，要么更换下一个上升期的品类，要么就直接转让，暂避风险。

比如火锅，一会儿卷主打菜品，你家鸭血，我家鸭肠；主打菜品卷不动就卷配菜，你家做甜品，我家做特饮；配菜卷不动就卷锅底，你三种锅底，我家八种；锅底卷不动时就开始卷装修，你家国潮风，我家就废墟风；装修卷不动就卷服务，你家门口擦鞋，我家就厕所递纸，到最后，卷到价格，你家九块九，我家就六块六……

也就是说，哪怕是全国流行的大品类，在经济性需求的前提下，也会把从业者从横向创新这种竞争，拉回到深度向下挖掘的竞争中来，留给从业者可以发挥的空间，就不再向以前那么多，而可能压缩到很小的范围。可预见的是，大品类接下来的内卷程度将持续升级。

品牌层：专业人才匮乏，集体陷入发展焦虑

从事情层面，一个餐厅需要至少解决三个方面的核心问题，分别是产品，营销和管理，其中：产品对于用户而言，是你为他们创造了价值，属于“价值创造”；营销对于用户而言，是如何让他们知道你有这个价值，属于“价值传递”；管理对于用户而言，是如何让到店的客户满意，属于“价值兑现”。

反观最近五年快速崛起的餐饮品牌，几乎都有个通病：集中精力和财力做营销，无限放大“价值传递”，而忽略价值创造和价值兑现；有些品牌压根没为用户创造价值，眼睛里只有加盟商，一门子心思想割韭菜，不惜造假也要让门店生意看起来火爆；

当然，“价值论”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事实上，中国餐饮品牌目前所遭遇的困难根源，以及接下来必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人才问题。中国餐饮专业人才的匮乏，不仅是行业级的问题，更是品牌的病根。几乎所有连锁餐饮老板都想好好做餐饮，哪怕是那些开始一门心思割韭菜的餐饮品牌，门店到一定规模后也会想好好经营品牌。但好好经营品牌的人呢？

遗憾的是，前面十多年，餐饮品牌爆发式增长的同时，餐饮人才方面却存在三个严重问题：其一是餐饮人才成长速度太慢，完全跟不上品牌扩张速度。有些品牌一年就开几百家门店，甚至开上千家门店，到哪儿去找几百个合格的店长？到哪儿去找几十个合格的督导？如果店内没有合格的店长，店外又不能匹配合格的督导，餐厅怎么可能健康？

拿钱开路的恶果，就是这些所谓的“人才”，被挖一次，工资涨一次；被挖多次后，就自信心爆棚，开始人浮于事瞎指挥，甚至到处参加行业活动，打躬作揖，俨然成功人士一样，其实就是典型的“半罐水”。

优秀的连锁餐饮品牌，必须同时具备“规模化”和“健康度”两个硬指标，而前面十多年，借助移动互联网的流量红利，餐饮品牌在“规模化”上实现了狂奔的效果，只是没穿裤衩（人才），属于裸奔状态，这也是一旦流量红利消失，品牌就马上兵败如山倒的原因，也是当下餐饮品牌陷入集体萎靡的重要原因。

品牌层分析得出的结论：人才的匮乏是餐饮品牌当前遭遇困难的根本原因，也将是接下来制约餐饮品牌做大做强的核心原因。如果中国餐饮市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的成长问题，那么餐饮品牌当下所遭遇的所有问题，都将长期存在。哪怕经济复苏，很多品牌也将被淘汰，原因在于，餐饮品牌连锁化和餐饮门店规模化所需要的人才数量，与餐饮人才的实际数量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

2024年上半年的艰难，很多人错以为只有连锁品牌如此，忽略了处于一线的中小餐饮门店。事实上，闭店的几乎全是一线门店！

餐饮行业的艰难，体现在一家又一家实体门店的倒闭上。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倒闭了46万家餐厅，而第二季度则倒闭了接近60万家，也就是说，截止6月30日，上半年餐厅总倒闭数量接近106万家，而2023年全年才倒闭了135.9万家，如果下半年刹不住车，到年底的总闭店数，大概率超过200万家。

连以刚需和稳健著称的快餐，上半年也都在下滑。七月初，北京快餐代表南城香的老板汪国玉就公开诉苦，说业绩下滑，利润下降，旺季不旺，提醒餐饮同行冬季难熬，要想办法活下来。其他好几个地方代表性快餐也都一样，同比业绩和利润下滑严重。那么，什么时候会好转？窃以为，趁早放弃这个想法！餐饮门店的倒闭率，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居高不下。

去掉农村的几亿人口，就算是城市里每个人都在餐厅就餐，平摊下来，一个餐厅的日均客流量，都还不足100人；在家里吃饭的人再去掉一半的话，那么每个餐厅的日均客流量，还不足50人。如果再把刚需快餐的70%去掉，特色餐饮门店的日均客流量可能连20人都不到！这还是在经济上行，大家都热衷于美食和聚会的以前，当大家收紧钱包，降低餐饮消费频次时，这个数据会更难看。

传统意义上的餐饮人，经营还停留在线下经营的纬度，对于如何从线上引流，如何做线上外卖完全抓瞎，即便是认识到重要性也无从下手；而新崛起的同品类门店，尤其是那些有总部营销和经营支持的连锁品牌，一上来就从线上往向下打，哪怕这些门店自身做得并不好，只存活个半年，在这半年时间里，传统餐饮人也会因为客流分散而严重受损！

第三个现实问题是经营失衡：曾经，餐厅的经营是多方位的，从位置到装修，食材到味道，从服务到价格；现在好了，不管什么类型的餐厅，一开业就卖抵价券，美其名曰引流；经营中稍微遇到点客流问题，就搞低价折扣活动，又美其名曰引流。很多一线餐饮人，好像除了搞低价活动之外，完全不知道餐厅应该如何经营了。

第四个现实问题是心态失衡：曾经，餐饮行业有“养客期”的说法，也就是任何类型的餐厅从放鞭炮宣布开业，到营收突破盈亏平衡点、实现稳定盈利的时间周期。正常情况下，一个新餐厅的养客期，短则六个月，长则一年。过去，很多餐饮老板都做好了养客期要亏钱，需要慢慢熬过去的心理准备。

开业不顺对新店来说，本来是正常情况，但很多老板难以忍受，为了立竿见影地见到“好生意”，开始搞各种低价促销之类的瞎操作。某种程度而言，大多数老板搞急功近利的低价活动，都是心态失衡导致的：他们心理上接受不了“客人需要养”这个现实。

图片

第二个角度看到的是机会，连锁化是中国餐饮门店的必然方向，而且连锁化率会超过50%，哪怕是接下来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餐厅倒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新餐厅开业，所以这背后一定蕴藏着足够多和足够大的市场机会，基于此趋势，是否有机会做点什么？有人已经抓住，并且获得了爆发式红利，比如各地的二手餐饮设备回收生意。

2024年上半年餐饮的现实困难已经成为过去式，未来，这样的困难可能还会持续很久，甚至还会加剧，作为餐饮从业者，要如何应对？是视作危险而暂避其锋？还是视作机会而迎难而上？这要因人而异，取决于大家是单一看待问题，还是从今晚所述的六层结构来看问题。最后，就看你自己想在哪一层去下功夫。（来源：红餐网 作者：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