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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办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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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7 08:31: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公开场合不断强调,中国经济应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与黑天鹅、灰犀牛一样,这也是一个象征经济崩溃的悲观名词。那么,中国到底会不会迎来“明斯基时刻”?

中国特殊的体制,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改开初期的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这几年,随着“制度自信”的确立,以及反腐整肃带来的执行力提高,“资源调配”的思路和手段,逐渐有重剑无锋大开大阖的架势。

中枢机构发起的这两场战役,本质上也是“调配”: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两场战役的胜利,将明斯基时刻的争论,打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今天,如果没有两场战役的胜利做后盾,恐怕没人敢大大方方地把“明斯基时刻”这个词儿说出来。即使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去库存和供给侧改革,经济数据和银行坏账率恐怕难以想象,届时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尤未可知。当然,因为利益的“调配”,本来的埋单者变成得益者,本来的得益者变成埋单者,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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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殊的体制,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
【研究员】:

中国特殊的体制,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改开初期的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这几年,随着“制度自信”的确立,以及反腐整肃带来的执行力提高,“资源调配”的思路和手段,逐渐有重剑无锋大开大阖的架势。中枢机构发起的这两场战役,本质上也是“调配”: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两场战役的胜利,将明斯基时刻的争论,打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1509877086887285.png 2016年7月20日,帝都再次大雨倾城,大部分城区严重内涝。躲在家里的人们发现,建成六百年的紫禁城,居然极少有雨潦致灾记录,即使暴雨如注,地面也极少有积水。于是,故宫的那些明沟暗渠、蓄池洞眼、吐水螭龙,再次登上头条热搜,人们一边称颂着老祖宗的智慧,一边发表着对现代城市的不满。明清时的北京,南城居住的多是市井草民,贩夫走卒,而北城多是深宅大院,皇亲权贵,这是因为整个北京城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走势,北城一向被认为是“上风上水”,而中间皇城又被垫高,所以每当水患,皇城的地面仅能湿鞋,南城水位却常没膝过腰,贫苦百姓的那点儿家当,被雨浸水泡,苦不堪言。0194年设计方案定稿,95年开工建设。据风水圈分析,大楼仿照商周时代的四足方鼎而建,楼顶四个方向形如葛洲坝水闸,意为财源滚滚而来;西北角呈两把尖刀之状,以应对西北方位的煞气;外立面通体玄黑,黑色五行属水,有得水催财之意;门口放置了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更是化煞旺财。于是,煞地被转化为宝地,而时任建行老大的王姓行长,之后更是奔赴大江南北多次救火,化解过无数的“死局”。周小川早年留学美国,国际视野开阔,身上具有很多国内官员没有的特质。通过媒体的捕捉,他的很多个性都展现在公众面前,使央行形象褪去了不少刻板僵硬的色彩,比如“只需国家队让四个球“的羽毛球水平、跨界出版的《音乐剧之旅》、两会上佩戴的Nike+表带苹果手表、以及达沃斯论坛上露出的条纹秋裤。中国国情却是不同,人民群众更喜欢坦诚和说大白话的领导。2015年3月,周小川表示:“资金进入股市,也是支持了实体经济。”于是股市烈火烹油,越烧越旺。2016年2月,周小川表示:“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于是,老乡们纷纷入场,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涨价去库存”运动。到了2017年10月,却拐了个弯儿,又说了最后一句让全民热议的话:“中国要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不过在几年前,舆论对明斯基时刻的关注可比现在大的多。2013年底,外媒和经济学家们就一阵喧嚣,认为中国债务进入庞氏阶段,国内更是风声鹤唳。2014年3月,摩根斯坦利的两位经济学家Cyril Moullé-Berteaux和Sergei Parmenov则直接宣告了明斯基时刻即将降临中国,将这场讨论推上了高潮。近4年过去了,国内经济波澜不惊,GDP增速甚至有望重新回到7%,几乎没人相信中国面临Minsky Moment。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Hyman Minsky在20世纪80年代,结合凯恩斯和费雪的理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并将投资/债务的关系做了三个阶段划分:①Hedge Finance(套期融资)②Speculative Finance(投机融资)③Ponzi Finance(庞氏融资)。其中现金流可以覆盖债务本息是①,现金利只能覆盖利息的是②,只能靠借新还旧的是③。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进入到②和③的阶段,则意味着金融体系极不稳定,随时会爆发危机,并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周期。债务比例不断攀高的中国,自然是明斯基信徒最好的观察标本。每隔几年,就有人拿它往中国身上套。2013年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符合明斯基理论中Ponzi Finance阶段的特点,比如高企的非金融企业负债水平、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寅吃卯粮的地方融资平台等。上述问题在中国都切实存在,也非讨论的禁区,稍有经济常识的人就会充分了解。但世人不太了解的是,中国财政决策“工具箱”里的工具之丰富,回旋余地之大,执行能力之强,是其他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这些工具的使用,西方经济学体系通常无法理解,因此经常招来广泛的批评。2014年下半年,在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两年之际,内部障碍逐步清除,中财办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扮演财税中枢的角色,那些工具和窍门,也到了该拿出来用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枢机构牵头发起了两场战役,在这两场战役中,无数人的命运为之改变。03

但收购绿城的失利,并没有打乱孙宏斌加速杠杆式扩张的脚步。彼时的房地产市场,远远谈不上景气,一线城市已经沉寂两年,二三线库存高企,在2014年6月23日,差不多正好是“钱荒”后的一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万科总裁郁亮的文章:《我国楼市进入“白银时代”》,明确了万科采取降杠杆去库存的保守态度,这与孙宏斌的高举高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孙宏斌们豪赌的东西,并没有让他们等待很久。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进入了降息通道,一深圳率先开涨,并逐步蔓延到北京和上海。2015年9月30号,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4个月后,首付比例进一步被降低到20%,更是烈火烹油。到了2017年,被驱赶出来的资金,与棚改货币化安置的资金一道,疯狂地涌入二三四线城市,全国范围的暴涨终成燎原之势。

第二场战役启动的时间稍晚一些,一直到2015年10月,“供给侧改革”才成了高层讲话频繁提及的一个词,这时的南华商品指数已经跌倒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2016年新年后的首个工作日,总理调研了山西焦煤集团和太钢集团,并主持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座谈会,打响了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枪。

钢铁行业紧随其后,战斗檄文是1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了6号文,其中明确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1.5亿吨。15年底,唐山地区150普碳方坯最低价格仅1460元/吨,到了2017年6月,价格已经涨到了3160元/吨。2015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650亿,2016年变成实现盈利330亿,到了2017年,前4个月的盈利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第二场战役完胜。

中枢机构发起的这两场战役,本质上也是“调配”: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两场战役的胜利,将明斯基时刻的争论,打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04

再进一步讲,现在普遍忧虑的经济“死结”,恐怕也会被那些你见过的没见过的、想过的没想过的手段来化解。这些手段积累的众多副作用,未来又会被新的“创新”来裱糊。明斯基的理论虽妙,但却跟道德文章一样令人生厌。在庙堂中枢看来,锦衣卫的绣春官刀,永远比东林党的道德文章更有实效,也更令人上瘾。  

北国千里海龙啸,帝都风来雨亦急;

京城虽涝金山远,神州水漫早没膝;

所以,哪里有什么明斯基,即使有,恐怕一时半会也翻不进来。




1509877149958228.png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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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研究员】: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总的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1. 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应对本轮金融危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比较使自己的工作获得主动性。当我们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对结论的好奇使我们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兴趣全面上升。

3. 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我们认为,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参见《资本论》关于经济周期的描述)。本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1. 人口结构不同。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大萧条期间的人口年龄较轻,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机发生的时候,人口的年龄已大大提升,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以美国为例,192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5.3%,2007年则占12.6%),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造成劳动力的市场适应性减弱,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

3. 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进化。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且日趋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了稳定器和刹车系统。另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基于对上次大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因此,本次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损害还没有达到上次大萧条的程度。

5. 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上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欠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只有消极接受的无奈,没有力量拉动全球经济回升。而本次危机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1929年美、欧、日以外的亚非拉国家GDP合计占世界GDP的23.3%,2010年则占到42.6%,危机期间的2009年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90%),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这些国家的巨大需求对经济下滑的拉升作用加大,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从中心扩散到外围,但是从外围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2. 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1929年大萧条之前,柯立芝总统实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称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基本保持缄默,金融利益集团也对放松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发挥了巨大影响。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首先集中在电力行业和汽车行业,自由竞争使主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大幅度提高,劳资对立由于经济繁荣得到一定缓解,而弱势的农业相对衰退,埋下了产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经济投机性增强等种种隐患。但不管怎样,经济的放任自流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产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际的经济放任程度和对监管的放松接近甚至超过里根政府的做法。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信息通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已经出现,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人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十分明显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已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已经充满风险。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4. 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上次危机美国总统作出“每家的后院有两辆汽车、每家的锅里炖着一只鸡”的承诺;而这次危机发生前,两任总统都承诺提高住房自有率(在1995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发布的《国家住房战略》中,克林顿提出:“要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4年10月小布什在华盛顿竞选连任的演讲时提出:“任何一个家庭搬进自己拥有的房子都会感到美国比其他国家强”)。欧盟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税收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社会福利安排出现过度化倾向,但绝大部分政治家难有决心和胆量压缩福利。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对这个问题,桥水投资基金的戴利欧先生在“和谐的去杠杆化”一文中,对政府和民间的去杠杆化过程做了精彩描述。文章认为,每隔70年左右的一次高负债都伴随着一次经济危机(见图3),在这期间工资增长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负债增长都大大超过税收能力。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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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见图5)。10. 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总之,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见图6)。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2. 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color=rgb(255,][color=rgb(0,]社会透视




暴富、破产、迷茫……钢铁去产能政策下的众生百态
【研究员】:
“在体制机制上,比如投资决策做一个项目,民营企业马上就可以干,三个月就可以干出一条线,国有企业可能连决策权都没下来。民企决策快、建设快、投产快,而国企决策慢、循规蹈矩,生产和回款慢,在节约成本上,也没有民营企业有那么多手段,最后磨磨唧唧一个生产线人家一年都干完了,你可能还在等决策,等决策干完了,市场可能变化了,人都把钱都赚回去了。所以,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不解决,国企根本没办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去产能本身并没有多大困难,困难的是去产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员工安置。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好多大半辈子都待在单位,你让他突然下岗,他可能也不知道做什么。国企员工潜意识也停留在计划经济的状态,国有企业应该养员工,所以解决起来比民营企业困难太多,代价也很高。”“国企还好点,我们民企员工什么都没有。老板什么都没说,就让回家待着,等通知。”
唐山,南临渤海,北依燕山,毗邻京津,地处华北与东北通道的咽喉,是京津唐工业基地中心城市。要说唐山的工业,钢铁行业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坊间流传一句话:“世界产钢靠中国,中国产钢靠河北,河北产钢靠唐山”。凤凰网财经主笔杨芳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零星建厂到今天的钢铁出口大国,在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历程中唐山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暴富神话、破产寒冬、去产能到今年扭亏为盈,钢铁行业演绎的“过山车”行情,唐山是个完美的缩影。9月中旬,凤凰网财经在唐山实地采访钢贸商、民营钢铁企业家和国营钢铁企业员工,试图勾勒出唐山钢铁行业近些年、特别是近3年在去产能政策影响下他们的生活变迁。“卖货才是王道,多卖才是赢家”,武建东拿出手机发出了今天的第一条朋友圈,配图里有一行醒目的文字是“人若有志,就不会在半坡停止”。虽然经验不及唐山老辈钢铁人,但武建东也算过来人,一同经历了钢铁市场的黄金和寒冬时代,而2008年则是一个分水岭。那年,北京正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赌奥运会期间暴涨,有很多存货的,一存一万吨、两万吨甚至十万吨。好多都赔钱了,还有跳楼的,真的不是瞎说。”所幸武建东的厂当时库存量不多,躲过了这次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大宗商品暴跌,导致钢铁企业被迫大幅减产,2009年全球钢产量锐减21.5%。但紧接着在“四万亿”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下,中国钢铁业再度掀起投资高潮。到2014年,中国粗钢产量8.23亿吨,约占全球一半。产能过剩、需求低迷、价格暴跌等造成了钢铁行业2013年到2015年的3年寒冬期。回想做钢材生意最初那几年,武建东总觉得在做梦一样,“2005年到2008年市场最好的时候,钢厂最高的利润可以达到每吨1800元到2000元,5、600元是很正常的。贸易商的话,如果恰当存货,在第一低价位置买进把库存做起来,在高价位上再卖出去,每吨利润也得达到500元到1000元左右。如果要赶上这波存货,仅一周的时间可能暴涨100-200元,存上100吨,过两天涨1、200元,稳稳当当赚1万、2万。那段时间大家贸易商全赚钱,闭着眼睛,有货就赚钱。规模比较小的,行情好的一年赚100万、200万都不是问题。”“金融危机第一轮刺激计划完成后,其实,2013年钢铁行业就进入了困难期,为什么到了2015年才爆出整个行业亏损?这之前钢铁企业内部降本、挖钱、增效弥补了困难,比如储备压到最低限度、设备尽量不维修等。所以2014年、2013年、2012年整个行业困难还没有显现出来”,中钢协副会长迟京东分析道。而之后钢铁行业大刀阔斧的去产能政策逐步落地扭转了整个行业的寒冬行情。仅2016年,钢铁行业共压缩6500万吨过剩钢铁产能,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4500吨的目标。2017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题为《开放经济造福世界》的署名文章,明确了中国的去产能路线图,计划在3至5年内,钢铁产能分别压减1.4亿吨。迟京东分析称,原来的1至1.5亿吨是计划设想的,而最终的1.4亿吨是根据市场去产能情况最终确定了的。去年加上今年的去产能额已经接近1.4万吨了,所以未来去产能的困难非常小了,通过企业自身结构调整就能完成,不用再像过去大规模关闭落后设备等措施了。“现在涨到4000元左右,整个翻了一倍还要多,高炉钢厂利润好的时候也能达到每吨1000元左右,最少也在500元左右。一个普通的三四千员工规模的高炉炼钢厂日产量大概在五千吨,按照每吨500元盈利来算,每天就是200到250万元的利润,确实挺高了。贸易商的话,拿我们公司来说,销量比2014年、2015年增加了20%、30%左右,但是利润还是比较低,因为钢厂都把高的利润吃走了,而且行情转好后,做商贸的也多了,竞争比较大。所以,还得坚持……”武建东说。
对于未来钢铁价格行情的预测,武建东显得十分谨慎,“3500元左右就是高价了,如果未来涨到4500元以上就面临着下调风险了。未来还是看政策,不好预测。”他坦言,更喜欢和民营企业做生意,价格比较灵活,而国企定价权是十天一定,只要涨价马上推涨。“这次去产能对民营企业影响挺大,好多民企手续不全,设备落后就直接砍掉了,反而国企越做越强,利润越做越高了。”

民营企业家:现在有点迷茫,不知道路在何方

2016年前,李文才公司有两三千个员工,而现在只剩下了几百人。“损失最大的还是这帮工人,以前拿着五、六千的工资,现在全让下岗了,国家也没什么补贴。”

在这场钢铁去产能大戏中,几家欢乐几家愁,整体行业效益提高了,但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可能损失惨重。“最近都是新建的设备、新建的车间,刚刚建完还没怎么生产,去产能就给全部去掉了。”李文才三缄其口。

“实际上,每个省未来五年的去产能目标早在研究化解产能总体政策时就已确定了。按照五年总目标,再根据每个企业情况分到每年度,确定年度目标。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协商,制定各个企业的目标,并不是强制企业今年就必须淘汰多少,而是在计划五年目标时就确定了。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整体部署和安排,存在一些命令性和纰漏。但这不是国家的要求,更不是工作要遵循的原则,”迟京东强调。

“感觉国家‘一刀切’了,”李文才说,“民营企业挺吃亏的。”

2016年6月,李文才钢厂一共6套60吨炼钢电炉设备被强制停产了,“设备加起来就得2个亿,国家也没补贴,现在银行也不给我们贷款了,”李文才摇了摇头说。

经历去产能停产风波后,今年的全国性环保风暴对李文才的钢厂更是雪上加霜。“以前我们都用煤烧,现在改用天然气,每吨的成本多出了50元左右,”李文才摊着手说,“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好几千万。”

今年8月,环保部等多个政府和部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等“2+26”城市实施错峰限产。根据《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对及采暖季错峰生产专项实施方案》,石家庄、唐山、邯郸等重点地区,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50%,以高炉生产能力计,采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核实。作为“2+26”城市之一,河北污染“重灾区”的唐山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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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门口几米开外,是密集的居民楼,屋顶都是厚厚的土,旁边的一家商店,门帘已经看不清颜色和花纹,被厚厚的尘土层层包裹着。“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几年还好点,外面还做了防尘栏,设备也换了好多,”一位在工厂上班当地村民轻描淡写地说,“周边好几个村的村民都在这儿上班,好几千人呢,还有外地来的也很多。占了我们的地,肯定也得给我活儿干嘛。”

唐钢员工:以前每天上班高高兴兴的 现在天天勾着日历过日子

那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制造业上升期以及城镇化初期,钢铁行业作为工业、基建、装备制造等支撑产业,正处于高盈利快速发展时期。唐钢作为全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国营企业发展迅猛,一度风生水起。“从我进厂到2006年,唐钢发展非常非常好的,1988年晋升二级企业,之后晋升一级企业,是所有人都很羡慕的一个企业。最后却衰落下来了,”刘小玲面露苦色,叹了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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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期间,刘小玲被分配到了唐钢下属公司,工作地点辗转到了外县。“这个分公司一直盈利不好,常年亏损,好多年纪大点的、能力不太强的都分到了这边。业绩很不好的几年,奖金都调低了30%左右,”刘小玲瞪大眼睛说到,“我最低时拿过300元奖金。”而让她记忆最深的还是2015年,钢铁行业最困难那年。刘小玲的邻居,在唐山另一家国企钢厂上班的两口子因等退2年了未拿到一份补贴工资,被迫去单位厂房跳楼要钱,“最后没出事情,厂里迫于压力给了补贴,但其实也没全额给。现在又拖了这些内退员工大半年的工资,一分都还没给。一家老小都指着老两口工资过日子,非常困难。还有好多员工因此都得抑郁症的,特别可怜,”刘小玲皱着眉说,“唐钢还好点,至少等退的那些员工,每个月400左右的补贴还是能拿到手的。”刘小玲母亲在当地国企陶瓷厂干了一辈子,父亲是铁路老工人,丈夫在矿山,都是老国企。从踏入唐钢至今已有32年,她很难想象离开了单位还能去哪儿,做什么,“我现在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个人企业都干得红红火火的,国有企业是经营管理理念,还是管理制度问题,为什么都不行了,”她纳闷道。2016年,钢铁大力去产能后,大部分钢企开始盈利了。“听说今年单位有3%的员工涨工资,让多少人羡慕啊,”刘小玲已记不起上次什么时候涨过工资,“至少有七八年吧”。如今钢厂效益变好了,她打心里高兴,但心里的石头仍未落下,“我挺支持去产能和环保限产的,这是好事,小时候空气多好。但希望国家合理利用这些工人,不要让他们下岗,老百姓都很不容易的。”“去产能本身并没有多大困难,困难的是去产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员工安置。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好多大半辈子都待在单位,你让他突然下岗,他可能也不知道做什么。国企员工潜意识也停留在计划经济的状态,国有企业应该养员工,所以解决起来比民营企业困难太多,代价也很高。目前来看,很多离开的国企员工可能也没有完全离开公司,可能有问题需要花钱还是去找原来企业领导,”迟京东举例说,“有的企业原来测算过,如果让一个职工完全离开单位自谋职业,没有二十万三十万下不来。首钢就是例子,当年搬迁时候大概一个职工的费用得二三十万。”“国企还好点,我们民企员工什么都没有。老板什么都没说,就让回家待着,等通知。”一位即将下岗的民营钢企员工说。他所在的钢厂将于9月底再拆掉两个高炉,好几百个人都“放假”了。谈到未来的打算,他笑着调侃到“放什么假,还能干什么,重新找工作呗”。东北特钢私有化或为“僵尸企业”改革开创先例东北特钢总部位于中国东北锈带省份辽宁,是困扰数千家亏损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和盈利低下的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些靠政府支持而存活下来的“僵尸企业”是中国共产党新一届最高领导层的一项重大挑战。如今,作为重整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最成功的民营钢铁大亨之一沈文荣已同意投资45亿元人民币,并将成为东北特钢最大股东。在中国最知名的富豪榜“胡润百富榜”今年的排名中,沈文荣被列为中国最富有的钢铁大亨,拥有财富37亿美元,总排名第111位。“沈文荣介入东北特钢破产重整并成为最大股东,这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兴业银行旗下兴业研究钢铁有色行业高级分析师秦源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位高级代表已渗透进国有经济气氛浓郁的东北地区重工业的一个核心支柱。”文件称,本次重整“有望打造经济新常态下国企重整的典范案例,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在东北特钢私有化之前,中国政府主要依赖国有企业之间的合并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去年,上海宝钢合并一家国有竞争对手缔造了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商。穆迪驻香港大中华区信贷研究负责人钟汶权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理想的解决方法是,(地方政府)能够找到民营资本来接管竞争性行业中重组的国有企业,因为这会减轻他们的财务负担。”这种做法去年在东北特钢的问题上未能成功,当时东北特钢的债权人愤怒地拒绝了辽宁政府提出的实际上不涉及现金清偿的债转股提议。失望的债权人散发了一份请愿书草案,呼吁负责审批债券发行的行业协会暂停审批所有辽宁企业的发债申请。然而,虽然这一司法程序表面上是透明的,但参与者私下表示,地方政府对这笔交易施加了影响。重整完成后,沈文荣将持有东北特钢43%的股份。一家辽宁国企将投资10亿元人民币,持10%的股份——此前辽宁省政府的持股比例是69%。债权人将持有其余47%的股份。虽然沈文荣的持股比例低于50%,但公告显示,他将“控股”东北特钢。还有迹象表明,沈文荣的投资可能并不完全基于东北特钢资产的价值。沙钢集团一位未具名的高管对备受尊敬的财经新闻网站财新表示,该决定“既有商业目的又有政治目的”。关停过剩产能的努力,加上过去18个月强劲的经济增长,使2015年跌入谷底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强劲反弹。价格上涨促使国企利润反弹,这些企业集中在大宗商品行业。但有人预计,随着中国收紧信贷、削减对基础设施和住房的投资,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回落。“东北特钢重整不是完全私有化,因为民营企业只持有控股股份,而不是绝对多数。但此次改革的进展仍意义重大,”中信证券驻北京钢铁分析师周希增表示。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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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离三任总书记最近的人,在党内享有独特地位
【研究员】:
王沪宁,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换句话说就是,王沪宁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位晋升政治局委员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从1995年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出任政治组组长,负责阐述十四届五中全会政治文件中最重要的“十二大关系”,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陪同江泽民出访,并协助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2002年10月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几乎所有国内考察、对外访问时陪伴左右,直接参与“科学发展观”理论起草工作;到十八大上跻身政治局,随后成为习近平外访、视察等出行活动的第一位陪同人员——王沪宁先后辅佐三任最高领导人,被誉为中国“离总书记最近的人”,在党内享有独特地位。
尽管事隔36年,90岁高龄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其人依然记得王沪宁复试时候的情形。陈其人说,王沪宁“初试的时候文章写得很好”,所以给了他继续面试的机会。1978年是王沪宁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当年,他成功入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这一届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陈其人经常组织讨论课,在课堂讨论时王沪宁就表现抢眼,“很会写文章,很会思考问题,那个时候表现很突出。”陈其人教授评价王沪宁是“最杰出的学生”。曾任复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的孙关宏教授回忆说:“他非常有才华,还没有分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所耳闻,说他很用功,晚上一两点钟以前熄灯是没有的,每天入睡都是一两点钟以后。”
眼见为实的孙关宏不止一次地表示,经过几次合作之后,发现王沪宁确实是有才华,“比如说我们要写什么,一起讨论了以后,说小王你去执笔,他很快就写出来了。”

有一次,孙关宏、王邦佐和王沪宁一起去苏州编政治学词典,讨论之后,第二天王沪宁就把几千字的优质报告拿出来了。

王沪宁看书也很快。“我们有一次一起出差,一本小说我从早到晚我才看到一半,他半天就看好了,下午就借第二本,晚上再借第三本,我一本小说两三天都看不完,他一天要看三本小说,这我蛮佩服他的。”孙关宏说。

王沪宁“开课达人”的称号在复旦也很有名,难的课别人开不出来,他却开得了,而且开得有声有色。

有一次,学生不满意一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王沪宁主动请缨说“我来开”,开了课后学生满意了。

在专心治学的早期,一些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炮弹”文章就常常见诸报端。他撰写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等近百篇论文,无一不触及到我国现实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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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报》撰文指出,王沪宁除了学术上有造诣,为人也低调谨慎,遇事不轻易表态,不反对不赞成。他能始终保持冷静,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恐怕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孙关宏说。

1985年9月5日,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在一位年仅29岁的普通教师的专业职务呈报表上签署了意见:同意提升为副教授。至此,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教师王沪宁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一事正式获准了。

“这是个好兆头。看来这次职称改革真还有新鲜的。”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教师感受到的是振奋与激励。

三年后的1988年,王沪宁再次显示后来者居上的态势,成功晋升为教授。

复旦给了王沪宁充分的活水,让他能够如鱼得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我和王邦佐老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支持他的发展,从来没有说是要限制他一下。很多学校,据我们了解,老年教师对青年教师有才华,要超过自己的,就是压着,青年教师上不了,但是王沪宁在我们这里,我们非但没有压他,还为他创造条件。”孙关宏回忆。

“这个时候,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他81年毕业,毕业四年,我们60年到85年已经毕业25年了,王沪宁只有四年,但是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我们报了三个人,一个教研室要提三个人,提的太多。”孙关宏说,“王邦佐说可以啊,我们排个顺序好了,排顺序的时候我们是把王沪宁放在前面,我们那时的顺序是:王沪宁第一,王邦佐第二,我是第三,我们都没有意见。”

虽然王沪宁年轻,和研究室的同事们年龄相差达到了20岁,但培养年轻人的风气在政治系一直存续着。

王沪宁自己也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培养年轻人。

李幼芬问带谁,王沪宁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林尚立,我说林尚立嘛,因为他入党的时候我参加,所以说我比较了解,我说这个人可以的。另外一个叫王元,王元我不认识,我也没有给他上过课,后来见了面,谈了话后,我同意带他了。”

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代表队的决策中枢包括:由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挂帅,副教务长张霭珠任辩论队负责人,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任顾问,哲学系俞吾金教授任领队兼教练,青年教师林尚立任副教练,人事处处长张一华担任联络员,同时成立了由30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指导团。

其实,王沪宁的心情并不比俞吾金轻松。曾任第二届亚专辩论会复旦队“教头”的王沪宁内心很清楚复旦此次通向夺冠之路的艰难。

1993年参赛时,王沪宁对队员们说:我们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如果有了99%的成功,还有1%的遗憾,就要抓住这1%不放。

事后,王沪宁评论复旦队夺冠:“是知识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

1978年进入复旦,1995年离开复旦,17年的复旦生涯,青年王沪宁的用功、儒雅、睿智的形象深入复旦国政诸人之心。

王沪宁也一直感谢孙关宏提携。无论是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还是离开了复旦去了北京工作,他一直和孙关宏教授通信,保持着联系。

多年来,复旦的老师感念他的情谊,但是都不太愿意因为大事、小事去麻烦他。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生于上海,籍贯山东掖县(今莱州)。爱学习是多篇介绍王沪宁文章经常出现的字眼。据称,爱学习王沪宁的性格还十分内向。王沪宁上中学时,逢“文化大革命”。学校罢课后,他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不参加抄家、批斗等活动。1971年,16岁的王沪宁初中毕业,由于体弱多病,未上山下乡,留在家里继续自学。

由于好学,做人又谨慎,1972年夏,做了短暂学徒工之后,王沪宁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法语。1977年,王沪宁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了一年,此时恰逢中国恢复中断长达10年之久的高考和研究生制度。王沪宁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按正常情况,他可以走上一条外交官生活道路。但1978年,他报考的却是当时刚恢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师从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老先生。

1985年,年仅30岁的王沪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此事使得王沪宁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此后王沪宁又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位学有建树、著作等的政治学教授,王沪宁治学严谨,功底深厚。《比较政治分析》、《反腐败:中国的试验》、《美国反对美国》、《国家主权》、《行政生态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腐败与反腐败》等都是王沪宁所著。

1986年,王沪宁发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该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上海知识界开始讨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集权的作用,开始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会的理论。这被认为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

1994年底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一书记录的虽是生活琐事,却内含了其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王沪宁喜欢简约,讨厌繁琐,因为烦表格复杂而放弃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在1月12日的日记中,王沪宁称写过一篇文章叫“反对表格主义”。日记还提到一件事:“上次要去神户大学做访问教授,一定要问我初中是哪天毕业,高中是什么时候毕业,哪一个月?哪一天?真是荒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和我做一名访问学者有什么关系?最后下决心不去,受不了这个。”

1995年,时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沪宁,以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奉调晋京,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并出任政治组组长。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当“十二大关系”作为全会内容被以决议形式传达以后,美联社当天发表评论称,新决议既表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体智慧,又表现出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

2002年中共中央十六大上,胡锦涛当选总书记,来自上海的王沪宁则在此时更上层楼,不仅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由副转正,更直接进入中央委员会,进入中共中央权力最高层。在5年后的十七大上,王沪宁更进一步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智囊,对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政治建树着墨颇多。

在2012年秋召开的十八大上,王沪宁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晋升至25人的决策核心圈,创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进入政治局的历史先例。而在十八大之后,王沪宁则紧密陪伴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左右,成为新一届中共中央高层的核心智囊。

至此,王沪宁实现了辅佐三任总书记的新记录。




多维观察




日本制造的问题在制造业之外,中国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研究员】:

日本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在制造业之外:当日本国内投资回报降低,日本企业投资资金减少、盈利压力加大的时候,日本的创投体制、金融体制,并没有以足够高的速度挖掘出充分的创新机会。宏观方面产业升级换代速度降低,微观方面也就必然体现为企业竞争力的下滑。文化或者所谓国民性,并不是日本制造的核心问题:日本制造的成功和失败,虽然与匠人精神有关,但是放在更大视野中,仍旧是与回报率下滑下的投资萎靡的紧密相关。目前的日本制造业泥沙俱下乱象,并非当下犯错,而是“失去二十年”的后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经济已经付出代价,其最坏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中国,或许是最应该从日本成败中汲取教训的国家。



日本神户制钢因为系列造假新闻而深陷丑闻。10月初,公司承认篡改铜铝产品检验数据,随后爆出造假涉及钢铁等核心产品,波及企业也扩大到数百家,从日本国内的丰田等汽车制造商到海外的波音飞机制造商,甚至防卫行业与新干线等都可能受到影响,其造假历史也追溯到十年之前。

无不讽刺的是,神户制钢丑闻牵扯如此之广,全球才意识到诸多产业如此依赖日本供应商。这一方面揭开沉寂已久日本制造业的老问题,另一方面却也显示了日本制造业对世界的潜在影响力。

日本制造怎么了?对此国际关注,日本国内也不乏反思,是流年不利还是积重难返?欧美商界曾有一句说法,日本是最适合把事情搞砸的地方,因为一旦出事,往往可以借口文化因素。某种程度,这也是中国社会对于日本经济认识的误区之一。甚至很多自诩知日者甚至在日本的经济研究者也难脱窠臼,往往把文化因素过分放大,看日本成功的根源时如此,比如对于日本匠人精神的膜拜,失败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当下集体说日本制造跌下神坛。

曾几何时,日本制造业被认为是日本立国之本,与此同时,对于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却存在一定偏见。制造业对于日本确实有着特别的意义,凭借着日本制造以及出口,日本经济腾飞之旅制造业出力不少,例如让70、80年代的美国汽车制造业备受打击,“日本第一”的口号由此奠定,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自豪地表示“当美国人忙于培养律师时,我们更加忙于培养工程师。”

原因之一,日本制造业长处在于技术,但是这种对于技术的迷信并非全是优势。日本对于造物(ものづくり)的着迷使得他们极为重视打磨技术,看重的现场观点也使得生产一线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话语权极大,企业战略选择也往往出现技术主导而市场次要的情况。

某种意义上,过分追求技术的完美,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成本的上升,更严重的是可能脱离市场需求方向,错失推出革命性产品的机会。日本产品过去依赖技术单边突进而赢得市场份额,曾经有不少经典案例,然而,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时代,这一策略也可能遭遇高风险。例如,索尼的随身听等产品曾经风靡全球,但是当遭遇产品换代更为激进的三星之后就倍感压力,而曾经领先世界的半导体行业也被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赶超。就最近而言,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喜欢去日本抢购电饭煲,据说日本电饭煲做米饭能保留米饭的特有香味,这是日本产品的优势,但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家电并非没有竞争力,其优势恰恰体现在成本低、规模化,这恰恰是日本制造业在新兴市场失利的原因。

更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日本对技术的痴迷,没有得到资本深化的支持。技术归技术,资本归资本,没有资本支撑的创新,单单纯熟技术,往往无法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尤其是无法创造出新的产业。与之比较,美国人并无对工匠精神的推崇,却擅长于创造新行业——互联网、智能手机等行业可以作为典型代表;中国虽然不擅长于创造新行业,却以持续投资不断追从求产业升级换代,也维持了快速的效率提升。

某种意义上,依赖勤劳而不是资本也是日本的传统。现代日本人的思维多定形于江户时代。日本学者速水融曾将日本走向工业化进程路径总结为“勤勉革命”,即在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的同时,日本江户时代的农业发展更多依靠替代家畜劳动力的人类劳动投入增多,而不是提高单位劳动生产力的资本增加。

目前的日本制造业泥沙俱下乱象,并非当下犯错,而是“失去二十年”的后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日本经济已经付出代价,其最坏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中国,或许是最应该从日本成败中汲取教训的国家。




国际战略




萨德问题突然“冰释前嫌”,一场前所未有的合纵连横即将上演!
【研究员】:

知道为什么闹得不可开交的萨德问题,怎么突然就冰释前嫌了吗?知道历史性大会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政府首脑,怎么就是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夫?知道这次大会后,为什么特朗普成了访问中国的第一个外国国家元首?三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意味着一场大棋局正在拉开。今日的东北亚地区具备了地缘战略冲突所具备的诸多要素,使得东北亚地区成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最具敏感性的地方之一。这其中,如何构建新型的中日韩关系成为了我们创造新亚洲必须思考的重中之重。中日韩突然互动加强,毫无疑问会牵动美国目光。因应这种变化,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东盟、朝鲜等国的外交,也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东北亚的形势,现在还相当诡谲;但正是这种危机,更见诸领导人纵横捭阖的功力。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合纵连横,正在上演!



2、知道历史性大会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政府首脑,怎么就是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夫?

国际政治,有时看起来很无聊。很多朋友说,不就是一些人打打嘴炮,实在打不过了,学俄罗斯来上几次真炮。其实,国际政治中也有着丰富的内涵,隐藏着太多的玄机。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韩突然间就解决了萨德问题。

于是,韩国人倒了霉了。去韩国的中国游客少了,买韩国商品的中国消费者少了,乐天更因为你知道的理由,在中国的几乎所有门店都关张了。

新华社宣布,中韩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当然,按照外交口吻,更多以各自表述的方式对外公布。

韩方认识到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明确表示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按照其本来的部署目的,不针对第三国,即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

中方从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出发,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双方商定通过两军渠道,就中方关切的“萨德”有关问题进行沟通。

双方决定,团结一致朝前看。

一个星期后,特朗普将造访东亚。对韩国来说,特朗普在日本、中国呆得时间很长,在韩国很短,对韩国的轻视一目了然。这边得罪了中国,那边特朗普还不领情,韩国绝不能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萨德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韩国已经作出“三不”承诺,冤家宜解不宜结,接下来,就应该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第二和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小梅先到,特朗普再来。

以中国现在的大国地位,历史性大会后,肯定有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想来北京,来道道喜,联络联络感情。这会带来很实际的经济利益,更是对长远的一种投资。

但让哪个国家领导人先来,这就是外交学问了。

考虑到中国历史性大会刚刚结束,只要其他外宾让一让,特朗普就成为这次大会后第一位到访中国的重量级嘉宾。

特朗普亲自祝贺大会开得很成功,这其实就是一种外宣。而且是美国人主动配合的结果。

普京今年已经访问过中国多次,没有特殊事情,他确实没必要再来。但梅德韦杰夫总理正好要来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啊,那正好,就安排在特朗普之前来北京。

第二,因为小梅是总理,是政府首脑;特朗普是总统,是国家元首,不影响特朗普作为第一位最高领导人来华的身份。

三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意味着一场大棋局正在拉开。

第二,安倍已多次表达了访华的愿望,只要他不再刺激中国人,应该会来北京一趟。

中日韩突然互动加强,毫无疑问会牵动美国目光。因应这种变化,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东盟、朝鲜等国的外交,也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

东北亚是今天世界大国最激烈碰撞的地区

11月4日,在2017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国际论坛上,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就目前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形势,分析了东北亚地区各国潜在的对外政策。以下为朱锋在“大国与周边:国际关系战略谱系”环节讲话内容精编:

毋庸置疑,东北亚地区无疑是冷战结束后26年间世界上最敏感的地方。就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的双重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板块不仅是令中国人极其敏感的地区,同时也是让所有世界政治研究者与分析家充满沮丧感的地区。

另一方面,今天的东北亚与1945年前的欧洲充满了极其相似的地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今天的东北亚具备了地缘战略冲突所有的要素。比如:没有解决的历史争议、依然存在的形态竞争以及民族主义的强烈涌动。

于此我想提醒各位,21世纪大国冲突的所有要素中需要我们面对的两个基本事实是:一个是冷战无法结束的朝鲜半岛,一个是我们对历史的看法还经常处在过去中日关系的时代。

另外,今天的萨德问题居然可以让中韩关系撕裂。所以,让我们去重新寻找中韩之间从19世纪以来存在的这种民族主义对抗。追根溯源,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这个问题就是中美关系在东北亚会是一个怎样关系的基本格局。我们将各自引领自己的阵营,甚至可能出现地缘政治的新的冷战分裂。

为何今天东北亚一体化进程仍然停留在停滞,甚至中韩的首脑峰会四年来都无法进行?如果我们不能延续欧洲的模式,但至少欧共体会使得欧洲政治冷战后发生决定性转变的非常有意义的参照物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

我今天看到的东北亚,刚才前面专家讲中俄和中欧关系的时候积极强调,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学者,东北亚仍然是未来最有希望的地区。如果我们中日韩要合作,我们可以创造新的亚洲,如果没有中日韩的合作,就没有我们所说的东西方之间的真正平衡。但是,看到东北亚又让我们充满了沮丧感,中日韩真正能合作吗?欧盟团结的模式,对东北亚三国来说真的具有吸引力吗。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东北亚常常很无奈。

首先,让我们跨越朝核问题。今天的朝核问题不仅是核扩散问题,还有2500万朝鲜人处于生活困顿之中。今天朝核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核问题,而且还是整个东北亚地区对今天朝鲜人权的问题,我们应该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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