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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 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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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0 09:00: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如果三线城市居民也在加杠杆买房,意味着全国居民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程度,这是本轮房地产繁荣周期和以前不一样的特征。就像过去企业拼命加杠杆的时候,政府拼命打压。现在居民的杠杆狂热被带起来之后,国家也会担心若这个东西不及早控制,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金融风险源。也就是说,去杠杆进程将从企业部门延伸到居民部门。由于现在库存和借贷都到了老百姓手里,开发商已没有什么库存,钱也收回来了没有太大资金压力,这个时候政府对于整个房地产下行的容忍度就会比以前要高。我们这届政府在大会上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它的执行力和决心确实要比以往要大,一些曾经触动不了的“利益”和“灵魂”也可以开始动了。从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上大家就能看到,在政策初期那些依据过往经验对“红头文件”不屑一顾的期货大佬们,被拉爆仓的还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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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房地产繁荣周期和以前不一样的特征
【研究员】:

如果三线城市居民也在加杠杆买房,意味着全国居民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程度,这是本轮房地产繁荣周期和以前不一样的特征。就像过去企业拼命加杠杆的时候,政府拼命打压。现在居民的杠杆狂热被带起来之后,国家也会担心若这个东西不及早控制,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金融风险源。也就是说,去杠杆进程将从企业部门延伸到居民部门。由于现在库存和借贷都到了老百姓手里,开发商已没有什么库存,钱也收回来了没有太大资金压力,这个时候政府对于整个房地产下行的容忍度就会比以前要高。我们这届政府在大会上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它的执行力和决心确实要比以往要大,一些曾经触动不了的“利益”和“灵魂”也可以开始动了。从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上大家就能看到,在政策初期那些依据过往经验对“红头文件”不屑一顾的期货大佬们,被拉爆仓的还少么?


01、国运判断的价值

纵观各国历史,赌对国运的人,有曾被亏待过么?

1511089529284016.jpg 2014年,“恰好”就在上轮楼市下滑期的黑暗黎明前,郁亮看空自己所处的地产业,下注“白银时代”。03、“钻石三剑客”之后的三年,“三剑客”疯狂加杠杆扩张。以恒大为例,2013年总负债只有2688亿,到了2016年底,总负债已飙升到了11583亿。面对“路线之争”,在刚开始时还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到了最后,市场才是检验观点的唯一标准。

04、从幕后走向前台的权威

而这些工具的使用,西方科班的经济学体系通常无法理解,因此在海外市场常招来广泛批评,这也给了(某些)中国投资人专属的跨境“信息不对称”机会。

那些财政工具和政治智慧,也到了该拿出来用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枢机构牵头发起的战役,让无数人的命运为之改变。

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进入了降息通道,率先开涨的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深圳,热钱很快蔓延到北京和上海。

2016年2月,当周小川直接说“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住房贷款应大力发展”时,市场早已从冰冻三尺,反转至烈火烹油。

被驱赶出来的热钱,与开闸放水的银行贷款、连同棚改安置货币化的资金,让三四线城市接棒起这轮前所未有的“涨价去库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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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过去三年的房产市场称之为“超级繁荣周期”?商品房销售有着明显的周期特征,给人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正增长时间要长于负增长时间。
由上图可知,之前三轮负增长的持续时间依次为:16个月,13个月,19个月。

如果经济机器的运转不会偏离均值太远,这就意味着若在正的一面持续时间越长,在接下来负的一面也更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以最近的一次负增长为例。2012年到2014年,房地产经历了19个月的正增长,然后在负区间保持了一年多。

中期来看,我们假定中国人口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对住房需求至少从总量来讲应该是稳定增长,不可能再出现大的爆发式需求。

将时间轴再拉长,可以清晰的看到商品住宅的销量增速一直维持着向下趋势。

这不难理解,毕竟中国人口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百姓不可能一辈子不停的买房。

过去两年的楼市增速一直位于趋势线上方,直至近期跌破趋势线达到负区间。

要解答这个问题,需先理解本轮“超级繁荣周期”的趋势本质。

先看表面。

一线城市销量高峰在2015年,今年一线城市下滑最多,销售面积跌了25%。

三四线城市是今年的主要增长点,到今年大概还有20%的销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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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内因。

三四线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近几年迅速提高,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千美元以上,可以把买房理解为消费升级的提现。

在牛市初期,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并不高。

国外当然更合理,房价收入比在5到6年,但是国内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基本上都在10年以上,像北上深杭这类一线城市甚至会接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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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涨幅和全国中位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涨幅(以这两个数据做个简单类比),在14-16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比房价增速更快。
因此,前两年的房价上涨可以理解为过去几年收入持续高增长,而房价相对不涨的购买力集中释放。

也就是说,对于三四线城市,它的房价与收入之比其实也在往上走,房价的上行空间已在过去两年里“透支”。

重点是外因。

地产销量在本轮周期中每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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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还有结构。 1511089625887021.jpg 在过去,大部分的杠杆房贷集中在一二线。所以从比例上说,以往三四线城市的购房量上涨一般不会带动全国房贷的整体攀升。这意味着,在今年一二线城市的房产销售已经下滑的情况下,持续增加的居民房贷并不主要投放在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也在大量动用银行贷款来买房。11、为何这个问题需要重视? 1511089637697796.jpg 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值大致衡量潜在信用风险,这个比值在过去20个月的时间里快速攀升了20%+。到现在,居民总债务与居民总收入之比已经超过一倍了,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把我们的这个数和美国的数放在一起来看,也许会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健康,中国老百姓非常喜欢存钱,不喜欢借钱去消费。在美国次贷危机前后,其居民债务总量与收入之比接近1.4倍,引发了全国性的违约风险。在接下来的10年,美国居民不断去杠杆,直至其债务与收入大致相等。
虽然现在中国居民的负债/收入比也超过了一倍,但不需要像“标题党”那样危言耸听,恐吓舆论说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即将出现。在这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老百姓的债务水平和他的收入比值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不低的水平,应该说高于大多数人的预期。房地产销售很难在未来有10%每年的增长。这等于在要求,如果不想让居民债务比率进一步恶化,就需要让居民收入的年增长至少保持在10%以上。而且,居民的年收入里已有约30%用于购房。根据过去经验来讲,只要这个比例达到30%的水平就很难上去,住房的销售也很快会下来。因为不可能要求老百姓每年投入到房产市场上的收入比例无限上升,这是不现实的。13、紧绷的贷款过去几年,企业的投资活动因外部环境和政策原因放缓,总体上在不断收缩债务水平,融资意愿低。银行向企业部门投放大量贷款很困难,但又不得不想办法把钱贷出去。 1511089650792387.png
短期贷款都是消费贷款,就是说不需要拿房地产做抵押,或者不需要通过购房,就可以从银行拿到一个贷款额度,时间一般是一年左右,这些钱很多是为了临时的周转或者首付的问题。但是,现在监管机构开始清查消费贷的问题,这一块贷款增速今后也会回落。
14、利率 - 机会成本在近期的金融去杠杆环境下,这些利率水平是往上走的。 1511089658291225.jpg
当然,今年推动三四线房产销售大增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棚改和货币化。比如说,某个县城盖了大量新房,原来库存去不掉,现在鼓励居民去买,但买的时候需要把原有的地让出来,官方补贴一笔钱,通过货币化的方式来解决新房问题。
今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中,大概有20%是跟棚户区改造伴随的货币化安置有关的。这个钱主要来自于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大概承担了整个棚户区改造资金的70%。 1511089667154783.jpg
因为国开行支持的都是政策性项目,贷款利率一般低于企业从银行拿到的商业贷款(目前大约在6%+)。现在国开行贷出去的整体贷款收益也就5%+,如果发债成本已超过了4.5%,意味着它的利差还不到1%,这还是不考虑当中成本的情况下。17、杠杆转移的故事企业今年虽然赚了很多钱,利润很好,但是政府在讲供给侧改革。过去是说企业利润好了之后就要增加产能,增加投资,但现在政府不鼓励再做这些重复投资,所以企业的融资增速没有起来,政府的融资增速今年也下去了。国内现在三个部门当中,融资还在较快增长的就是老百姓。所以说,当前整个投资资金其实是非常依赖于老百姓的加杠杆的。就像过去企业拼命加杠杆的时候,政府拼命打压。现在居民的杠杆狂热被带起来之后,国家也会担心若这个东西不及早控制,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金融风险源。 1511089715172801.jpg 在整个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资金中,来自销售回款的占比越来越高。这里面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居民本身的首付资金,还有一部分居民通过银行获得贷款。居民从银行借钱换来房子 -> 地产商用库存房接过居民借来的钱 -> 用来偿还自己的开发贷款 -> 将过去3年加的杠杆止盈变现。19、积极的一面经过这三年的房地产超级繁荣周期,无论是哪个地方的房产库存都已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在这么低的库存水平下地产商的投资很难出现大幅下滑,因为本身就没有太多可下降的空间。由于负债和库存都转移给了老百姓,政府调控起来也能更放得开手脚。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房地产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还是地产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房地产对经济贡献实在太大,如果考虑到家电、家具、水泥等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占经济比重更大。而每一次放水,都被调控的闸门先积蓄着,一旦放开调控后,喷涌而出的流动性都会推动报复性上涨,如文首第二张图所示。再仔细回看下先前几次地产收紧后的放松,尤其是2014年政府看到房地产转负以后,货币政策就开始放松,因为当时的库存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政府不放松,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我们这届政府在大会上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它的执行力和决心确实要比以往要大,一些曾经触动不了的‘利益’和‘灵魂’也可以开始动了。从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上大家就能看到,在政策初期那些依据过往经验对“红头文件”不屑一顾的期货大佬们,被拉爆仓的还少么?它将不同于以往历次的房地产周期性回落。因为这一轮“房产超级牛市”跟居民加杠杆有非常大的关系,老百姓加杠杆的力度比以往任何次都要来得猛,所以它的回落所带来的影响,也会比以前要更大,至少会带来融资和需求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如果依据上述逻辑的话,外资投行也许又该开始担心恒大股价泡沫和中国楼市危机了。如果“市场是检验观点的唯一标准”,海外大V们在境外市场对中国的观点在过去两年里已沦为反向指标。而他们在经历过去两年的人民币空头挫败后,在今年楼市驱动的需求大增下反手热捧中国经济复苏(就像近期的LME年会,老外从之前的悲观到不行到乐观的不行……)从笔者与国内外参与者的调研结果来看,目前大家对中国的需求判断似乎存在节奏上(时间)和程度上(空间)的巨大差异,这是深度投研者的盈利机会。在中国楼市最前线战斗三十年的万科,谭大师团队算是中国房地产最较真的研究团队之一。从2014年年初开始花8个月时间,他带领五六个清华北大高材生,做了全球房地产最宏大的一项量化研究。再来看走接地气路线、用野战军农村包围城市的“钻石三剑客”之一——恒大。许老板既然有觉悟从2010年就开始布局足球,迅速将一只中甲球队用重金砸成中超冠军;并在2012年联合皇马成立青少年足球学校,打出“振兴中国足球,培养足球明星”的口号;他也应该知道下一个五年会怎么做。比如说,在2017年赛季宣布俱乐部发展进行第二阶段,花重金挖来卡纳瓦罗,要求这位前“足球先生”带领恒大在2020年实现“全华班”。而至于恒大与万科今后的股价走势,这就犹如2014年初夏的那场“路线纷争”,取决于您所倚重的故事叙述:呈现事实的可视化数据 or 面向未来的领导人视角。完美错身于上一轮牛市的万科,虽然份额及股价涨幅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大幅跑输同行,但现在反而有着更为良好的上升空间。1. 强者恒强的市场格局。碧桂园万科恒大融创四强占据的市场份额将达到30%以上,中小地产商的生存空间将在之后低增长常态化的楼市中被大大挤压。3. 聚焦于高质量增长、人口流入、财富集中的好城市、好地段。好城市的好房子,博傻一点说,似乎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入,就像好股票不曾亏待过股东一样,世界上的好城市也很少亏待过房东。[color=rgb(255,][color=rgb(0,] 1511089796107308.png 社会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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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龙江看中国:中国未来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研究员】:
中国的未来,不会是现在的湖南一样,大部分退休老人领着完全无法维持生活的养老金,而必然是越来越像黑龙江一样,越来越多的人纳入高标准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体系,也就是领2000元左右“正常养老金”的老人会越来越多,领不到200元的“超低养老金”的老人会越来越少。我们国家的养老金必然是不够用的。以黑龙江为例,其抚养比全国最低,仅为1.30,意味着每1.3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退休职工!更为严重的是,黑龙江的养老金已穿底,“负债”232亿元!我们必须正视并且接受中国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的生育文化已经被不断破坏,中国将长期处于低生育率,在不断走向老龄化的现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少年的绝对数量还会下降,同时,老年人口还会快速增加,从社会学上来看,这个国家的未来真的不容乐观。
我们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一二十年是乐观的,我们的国运正在处于上升期,而且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十四亿人必将会爆发出超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强大力量。我们登陆财政部的网站,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据,2016年中央政府向全国各个省市的转移支付的金额,这里面有一个省非常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黑龙江。黑龙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黑龙江2016年接受了中央政府2775亿人民币的转移支付,排在全国第四位。接受中央转移支付最多的省份前三位是四川,河南和湖南。事实上,连常住人口高达7027万人,发展程度比较落后的安徽省,获得的转移支付都不如黑龙江多。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光看贫困县的数量,黑龙江比湖北,湖南,山西,陕西,内蒙,甘肃,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四川,河北等等一大票省份都要少,黑龙江人口也不多,贫困人口数量更是比不过上述省份,为什么中央独爱黑龙江呢?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的财政收支情况。我们看下黑龙江缴纳了多少国税给中央:如果按照类别看,其中,原油国税完成226.4亿元,比起2014年的395.7亿元大幅下降43%,非原油完成762.9亿元,增收39.1亿元,增长5.4%。从上面2015年和2016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黑龙江确实央企多,央企占了全省缴纳国税的80%以上,如果按照产业来看,石油是最大税收来源,2014年占了全省33%。那么这4000亿都花到哪里去了呢?黑龙江省政府的报告里面是这么写的,2016全省公共财政支出最大的有12个项目。教育支出558.9亿元,主要是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需要投入经费,这个是没有问题。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799.9亿元,这个主要是补贴农民种粮食,黑龙江是中国第一大粮食大省,要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同时大兴安岭的生态保护也需要投钱,这个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需要,这个也没问题。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732.4亿元,主要是落实国家调待政策,将全省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分别提高7%和6%;社保+医保支出成为黑龙江省政府支出的最大部分,合计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占到了全省支出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即使黑龙江完全不缴纳国税,没有中央的转移支付的话,意味着黑龙江省50%的收入要付给社保和医保。这背后是什么呢,两大原因,一个是黑龙江产业结构不好,高度依靠石油,以2014年为例,国税收入里面33%来自石油,这几年国际油价大跌,黑龙江第二大经济城市大庆经济增长一塌糊涂,核心还是产业结构问题。黑龙江全省企业退休人员由2010年的268.8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457万人。与此同时,养老金跟随全国实现了翻倍增长,基本养老金由月人均1076元提高到2119.56元,净增长1043.56元/月,整体增长近一倍。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排名由全国第32位上升至第24位。实际上,黑龙江是全国养老金亏空最严重的省份,没有之一。对比之下见真章其实湖南和黑龙江老龄化程度差不多,这也可以反应出全国生育率都非常低,下图是湖南省2016年末的人口构成。湖南和黑龙江老龄化程度差不多,那么为什么黑龙江退休人员人数多出那么多呢?原因是黑龙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

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黑龙江65岁以上老人数量为440.7万人,而黑龙江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事业退休人员人数超过500万,可以说基本上黑龙江老人的绝对多数都是有国家养老金的。

2016年湖南光是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201万人,考虑到女性是55岁退休,因此实际上应该退休的人数还大于1201万人,但是湖南省企业退休人员只有区区390.1万人,这390万老人可以享受每个月2000元以上的企业退休养老金。但是在湖南广大农村生活的数百万60岁老人,只能领取每个月80元的农村养老保险。你没有看错,不是800元,而是每个月80元。

我们就按照一年缴纳500元计算。

假设小王30岁每年缴纳养老保险500元,一直到60岁,那么小王退休后每月老金发放标准=(500元+30元)×30年/139+80元+(30-15年)×(1+1%)=209元。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80元,此举将惠及909.74万(不含暂停待遇人员28.57万人)60周岁及以上参保人员。”

同样是60岁以上,黑龙江的老人们普遍拿着2000元一个月的退休金,而湖南省的老人普遍拿着一个月不到200元的基本养老保险,这就是区别。中国的发展,农民永远是最苦的,不像有单位的人,中国农民年轻时想缴纳社保也没有门路,所以我们才要大搞城市化,大搞工业化。

宁南山在微信号“财经小报告”撰文指出,中国的未来,不会是现在的湖南一样,大部分退休老人领着完全无法维持生活的养老金,而必然是越来越像黑龙江一样,越来越多的人纳入高标准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体系,也就是领2000元左右“正常养老金”的老人会越来越多,领不到200元的“超低养老金”的老人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养老金必然是不够用的。

如果是3000元每月的养老金呢?在当今的中国社会,3000元一个月也只是能够维持生活的水平,谈不上很高生活水平,那就需要支出8.28万亿,占到全国财政收入52%。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老人还是得靠自己和子女解决生产问题。

更何况,中国的老人数量还在不断增长,2016年的2.3亿人不会是终点,因为仅仅在2015年,这个数字还只是2.22亿人,去年一年时间就增加了800万人。

我们要扭转中国人口还在增加这个错觉,中国的人口已经在下降了,现在中国的所谓人口是增加是老年人口的增加,青壮年人口数量已经在2012年开始出现了稳步的下降,2016年中国老人数量增加了800万人,而16-59岁青壮年人数却下降了349万人。

如果说数字的变化是现象的话,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大趋势,即使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育率必然会不断走低,因为贪图享受和安逸是人类的天性,不论男女。生育和养育孩子虽然在长期看是有利的,但是生育和养育孩子在短期内毕竟是一件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是违反人类希望一直玩耍和享乐到死的天性的。

1.不要说什么养儿防老过时了,大多数人不要指望国家来养老,国家没有这么多钱给你养老。国家和政府养老这句话,只适合于部分国人,就以现在全国才2.3亿老人来说,人均养老金3000元也要消耗掉全国财政收入的52%,我国财政之所以还能维持,实际上是靠大量老人只领一个月不到200元的基本养老金。

2.发达国家解决养老金亏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促进生育和引进移民。欧美澳不用说了。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就有数十万大陆新娘,东南亚新娘;我国香港同样每年引进数万大陆新移民;新加坡不断引入中国移民;韩国则是大量引进中国朝鲜族移民。

3.使用机器人是不是解决老龄化的办法?劳动力不足,用机器人来替代不就行了吗?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机器人只能解决生产的问题,不能解决需求的问题。

不管是住房,汽车,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还是喝啤酒,看电影,旅游,消费和需求的主体都是年轻人,老人在这些方面的需求是远远比不上年轻人的,年轻人数量少了,会导致行业走下坡路,反而降低资本和技术进入该行业的兴趣,从而降低进步速度。

在国家层面就是这样,我国的各大先进产业,都是在国内巨大市场积累了巨额的利润之后,再去进攻国际市场的,我们就以智能手机为例子,华为,OPPO, VIVO,小米都在国际市场攻城略地,前提是因为在本土市场拿下了大量份额和利润。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中国人口不是1.4亿人,而是140万人,他们会积累起这么多资金去征战国际市场,和国际巨头竞争吗?会有利于他们投入资金搞产线升级改造,技术升级换代,搞机器换人吗?当然是不利的。

4.正视并且接受中国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的生育文化已经被不断破坏,中国将长期处于低生育率,在不断走向老龄化的现实。

倒是在我国出现人口大爆炸的某些地区,为什么不敢搞一胎化计划生育?有兴趣的人可以查一下,我国近年来西北某些地区人口增长的态势。或者最简单的,查下2016年全国出生率最高的省区是哪几个。

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中国只有两对夫0妻,一对夫妻喜欢玩,不生孩子,另外一对夫妻辛苦的生育了和抚养了两个孩子。

当然中国人多,还是有能力承受一部分人这样的,但是对待这种价值观的群体,可以包容,但是不值得提倡。

事实上,你现在登陆下你的社保账户,根据国家规定的公式,就能算出来你退休后能领多少钱,算出来了你就会知道,你晚年的养老金,极大概率只能维持你基本生活,这是不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毕竟我们想要的是生活,而不是活着。

近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消息,公布了2016年中国大陆人口的部分数据。这就引出了个问题:“全面二孩”第一年,中国的人口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看到这里大家看出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消息回避了一个关键的数据,那就是代表国家民族未来的“16周岁以下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比重”。

大家还记得前几年,央视在报道利比亚的“混乱”和叙利亚的“混乱”时,他们罗列出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数据、尤其是0-14岁青少年人口占比来论证伊斯兰国家“青少年人口太多给国家稳定带来的巨大压力”:

叙利亚:61%

但当时间走过201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据已经清楚地显示:16周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65.6%+16.7%+10.8%=93.1%。(注:16周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应=65.6%+16.7%=82.3%,原文重复加上了65岁以上人口占比,所以93.1%的计算结果是错误的)

这是一个大学试题:

之前提到过东北的中小学生人数低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当时举了个例子,哈尔滨的一个开发区,常驻人口二十多万人,但是,小学生和初中生的人数加起来不过四千多人。

原来,我们只是觉得东北的孩子少,这跟多年东北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断崖有关,跟近年来东北经济不好,大量人口外流有关,没想到,全国现在的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居然也这么低?这叫人不禁担忧起来,中国的孩子们哪去了?没有了孩子,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没有劳动人口,经济怎么增长?再过20年、30年,当老龄化全面来袭,谁来养活中国的老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年轻人都不想要孩子了,我们不能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简单归结到80后、90后观念意识上对孩子的“轻视”,关键是生活成本、住房成本、养孩成本等都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全面放开“二孩”能让人口马上增长,让青少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吗?从官方公布的新出生数据看,远没有达到期望值。

由于长期只单独对汉族实行“一孩”政策,西北、西南某些政策上随便生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如果官方不赶紧出台类似台湾,类似日本、澳洲等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以及制度上缓解住房、教育、生活压力,还理直气壮、操刀自宫般的搞什么计划生育,别说经济可持续发展了,汉族再次全部被挤压到东部地区且沦为少数民族只是几十年的事儿。

近日,由人社部社保管理中心编制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出版。根据该报告,2016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79亿人,比上年增长2569万人,是近五年来最高增量。

危昱萍在“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自2009年起,企业缴费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连续7年下滑至79.7%。截至2016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36970亿元,可支付17.2个月。不过,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广东累计结余占总累计结余近两成,而黑龙江养老金已穿底,“负债”232亿元。

抚养比用参保职工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数的比值来衡量。2016年,全国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从2016年的2.88下降为2.80,也就是说每2.8个在职职工就要养1个退休职工。

其中黑龙江的抚养比全国最低,仅为1.30,且该地区2016年缴费人数较上一年减少了3万人至510万人。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缴费人数降低的地区还有辽宁、甘肃、宁夏和新疆兵团。

广东一省就以7258亿元的累计结余占总累计结余近两成。再加上北京、江苏、浙江、山东,5个沿海发达地区便占据了企业养老金累计结余的“半壁江山”,而去年五地所占比例为48.8%,这意味着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集聚度提高了。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部分地区养老金当期缺口较大,再加上收不抵支地区数量增加,这说明企业养老金地区不平衡问题愈发严重,急需全国统筹。





警惕一味追求高端化,城市治理不能牺牲开放包容性
【研究员】:

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更为复杂的现代治理结构,以解决陌生人之间因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所导致一系列交易成本问题,以提高城市空间内各类要素的交易和沟通效率。但是,城市治理的任何创新和改革,都不应该以牺牲城市的开放和包容为代价,不应该以牺牲城市的活力为代价。我们大家居住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当然都愿意这个城市能够漂亮一点、整齐一点,这没错。但是,城市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像老北京,一条街上既有达官贵人,也有拉洋车卖豆浆的,他们互相需要,互相依存。这样才构成一种食物的链条,构成一种生态。现在我们对城市的治理整治,正在越来越多消灭这个城市的多样性。



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引领地位;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判断,不仅要继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还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还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要求为我们今后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创新城市治理指明了方向,值得我们各级城市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

今年世界城市日主题的中英文表达有些差异,英文表达是“Innovative Governance, Open Cities ”,而中文表达是“城市治理,开放创新”。坦率地说,我本人更喜欢英文的表达,因为英文表达更好体现了城市开放包容需要创新城市治理的核心要义和逻辑。

城市的开放包容,会吸引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别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不同的头脑聚集在一起相互碰撞、相互启发、相互支撑,形成创新的点子和想法并付诸实施,从而产生创新的成果和效应。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城市各类要素的聚集,产生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算术结果,而是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效应,从而使城市成为创新的策源地,形成推动发展的创新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是世界各国的创新中心主要都分布在城市地区的主要原因。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观察到,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的开放包容性却并没有因此增强。相反,随着我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出于对城市规模过大导致的各种问题的担忧,一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开始采取措施限制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并试图左右人口结构,使得城市应有的开放包容性受到影响。一是城市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二元结构和歧视性待遇依然存在,一些超大和特大城市不仅不降低落户门槛,甚至还巧立名目提高落户门槛,有些城市甚至硕士研究生毕业找到工作后还不能落户;二是有些城市设立标准选择自己想要的市民,甚至开始往外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实施只要高端市民不要低端市民的举措,“只要白菜心,不要白菜帮”,损害了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我们的城市规划在规划语言阐述方面都带有控制性,都会设定城市人口控制在某个数之内的目标,这与国外很多城市规划一般都预计城市人口会超过某个数的表述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所有城市在经济发展规划方面都是扩张性的,即便是按照高质量高效益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经济总量也是扩张性的。而经济规模的扩张往往都会导致就业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这是普遍的城市发展规律。

目前,减量发展的表述已经在我国城市规划中出现,目的是更好控制人口,但如何实现减量发展,通过什么机制实现城市减量发展,是不是要牺牲城市的开放包容精神,是值得关注的城市规划探索和实践难题。

城市开放包容了,会吸引更多的人口和其他要素聚集到城市,会推进城市规模的扩大,毫无疑问对城市治理的挑战就越大,对市长们的压力就越大。因为市长们在城市规模扩张的同时,要努力维护城市的秩序和安全,要处理好新老市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他们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推进城市治理创新,既有技术问题,更有制度问题。在技术问题上,目前的智慧技术,已经为提高城市运营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智慧城市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与城市管理的深度广泛融合,还有很大的空间提高城市的智慧化治理水平。

城市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不同于农业社会的乡村邻里,可以由乡绅族长等进行治理。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更为复杂的现代治理结构,以解决陌生人之间因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所导致一系列交易成本问题,以提高城市空间内各类要素的交易和沟通效率。但是,城市治理的任何创新和改革,都不应该以牺牲城市的开放和包容为代价,不应该以牺牲城市的活力为代价。

在11月15日的财新年会上,我讲了大体以下的内容。我今天想谈谈城市社会生态的概念。

从更抽象点的背景来说,有这么几点:

第二,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结构明显开始固化的背景下,如何形成一种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机制?仅仅用政府的再分配是否够用?

但在谈社会生态这个概念之前,我想先说前几天读到的两篇文章。

我为什么要讲这两篇文章?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讨论城市的问题。那首先的问题,城市是什么?我觉得城市首先是人在这生存、居住的地方,人们在这里要安居乐业,在这里要解决他的最基本生存的问题,衣食住行的问题,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按照当时的构想,我们想把它做成一套指标体系,社会生态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大体是由三个维度构成,包括九个变量。

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秩序的维度,包括社会治理、安全、参与。

我曾经期待,能够使这个东西成为一个指标体系,成为人们在心目当中衡量一个城市的标杆,而且在更现实意义上成为衡量一个官员政绩的标准,一个指标。

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理念,首先意味着我们如何来看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我觉得从生态的角度来说,打个比方说,应当是一种肥沃的土壤。种了一棵树,或者是一朵花,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当中能够茁壮成长。也就是说,人们在这里比较容易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生态这个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在城市当中要有一种合理的、好的社会结构。

这里我捎带说一句,大家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议论低端人口的概念。我稍微解释一句,这个概念好像最早是顾宝昌教授在媒体上说出来的。顾教授原来也是我在北大时的同事,算不上好朋友,他离开之后我们这些年基本上都没有联系,所以不是说从人情角度给他解释。从原文看,他是反对这个做法的,只不过无意中用了这个并非是他创造的词。但我想他不至于说,你们是低端人口,我是高端人口。我觉得稍微有点自知之明的教授都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在权力者看来,教授其实也是低端人口。这有点像我们在陆地上看建筑,有高楼大厦,有低矮的平房,坐在飞机上看,低矮的平房和高楼大厦没太大区别。在权力者看来其余的都是低端人口。我想顾教授应该不会这么想。

我们大家居住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当然都愿意这个城市能够漂亮一点、整齐一点,这没错。但是,城市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像老北京,一条街上既有达官贵人,也有拉洋车卖豆浆的,他们互相需要,互相依存。这样才构成一种食物的链条,构成一种生态。

各位可以想,如果没有城乡接合部,没有脏乱差,卖菜的都住在很高档的公寓里,你用什么价格来买菜?如果建筑工人不是住在工地里,不是穿的脏兮兮的,他住高档的三居室里,那个房子的价格会是怎样的?

所以我想,我们希望城市漂亮、整齐、越来越现代化,但是不能让这个追求走向极端。




政经观察




什么样的企业家最安全?可以不给地方政府“面子”
【研究员】:

在中国很多地方,多部分企业都希望和政府发生点“关系”。对企业来说,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着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信用。但遗憾的是,两情相悦的故事总是难以持续,当企业遇到周期或外部原因出现经营问题。最后,企业怪政府,政府也怪企业,互相都认为对方是“骗子”。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最安全?简单来说,就是好企业最安全,它对地方政府没有诉求,可以不给地方政府“面子”。它自己创造现金,融资能力很强,并不依赖于国有银行的滚动贷款。



故事梗概大概是:一家沿海的电子企业去中部某省开公司,刚开始,大家把酒言欢,但“蜜月”结束之后,公司却被当地政府强行索要股权,负责人还被当地拘禁。此外,政府还抢夺公章,贱卖企业资产等等。

笔者没有实地调查,只是列举了双方说法,以示平衡。但这件事,却让笔者想到了十几年记者经历的很多片段,且听本人说完。

遗憾的是,企业A每年都只派一个经理参加,即“部门负责人”都舍不得派,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职位。但A的另一家略弱的竞争对手B,则每年都派出二把手参加,非常重视。外界议论,A可真牛,不把市领导放在眼里。

另一个片段是,一位颇有才华,“指导”过当地企业重组的官员曾私下对笔者说:一些民企是多面的,它们希望靠近政府,有土地,有政府担保的低息贷款。政府的盘算则是,企业带动经济,拉动GDP,创造税收。两方都有自己的盘算。

这位官员说,一家C企业的负责人看到企业不行了,想的不是让企业脱困,而是想“跑路”出国。

比方说企业A,它之所以不给地方政府面子,在于它根本不需要求助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在企业最重要的三点诉求—市场开发、土地和融资上。

最重要的是,A企业现金非常充裕,企业的“内部融资”也做得很好。此外,这家企业信用足够,和银行有长期关系,不需要地方政府的背书。中国的大银行都是中央国有,地方政府管不了。

讲到这里,想必读者朋友已经明白,题目的答案所在: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最安全?简单来说,就是好企业最安全,它对地方政府没有诉求,可以不给地方政府“面子”。它自己创造现金,融资能力很强,并不依赖于国有银行的滚动贷款。

所以,万达低调了,A企业现在高调了。A企业是谁?按照笔者给的标准去找,中国应该有不少。




多维观察




从挑战全球产业链顶端到委身大陆,是什么毁掉了台湾经济?
【研究员】:

战后扛起经济的台一代企业家、互联网初期深耕电子行业的台二代们,曾经引领了台湾经济的巅峰,也一度成为大陆反复钻研学习的对象,如今,英雄迟暮,一代二代陆续凋零,不禁引人发问:台三代企业家们都哪去了?正如那位带黑框眼镜的中年人的父亲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 一个传统的中国家族,创业于近代文明肇始之时,借助经济腾飞完成积累,二代们承担产业升级重任,挑战全球产业链顶端,最后断臂求生委身大陆,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一个家族的命运,更是一个岛的命运。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立足于台湾企业家的个人命运,着眼的却是两岸的大时代变迁。



对于刚刚从帝国理工拿到化学工程博士学位的王文洋来说,回答这种问题自然是小意思。在美国打了几年工后,王文洋开始进入父亲的台塑集团工作,先是参与了台塑在美国的石化厂的兴建工程,而后于1980年回台,被王永庆下放到基层锻炼,从车间课长做起。于是台塑的太子爷就跟普通工人一起,睡宿舍吃食堂,不分昼夜地三班倒。

婚外情被公开的过程也颇具戏剧性。王文洋出轨的对象,是台大商学院的美女研究生吕安妮,师从在台大兼职MBA副教授的王文洋。1995年,才貌双全的吕安妮报名考取博士,笔试成绩第一,复试成绩却极低,性格强悍的她控诉复试考官不公而且企图性骚扰,将此事捅到了台“教育部”,陪她公开证据的是李敖。一家小报为此事对她进行跟拍追踪,结果意外发现了她和王文洋的婚外情。

此话彻底激怒王永庆,当即决定“废储”,将王文洋革职赶出台塑。为台塑贡献了20年的青春,一夜之间化为流水,王文洋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尽管后来在叔叔王永在和台塑元老吴钦仁的力争下,“免职令”改为了“停职一年”,但他仍心灰意冷。此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伸出援手,邀请他去伯克利商学院任教,王文洋便远赴美国。

1996年,王文洋的Grace T.H.W Group(宏仁集团)成立,英文名取自女儿王思涵的名字。在此之前,王文洋的同母兄妹们已经相继投身创业大潮,自立门户,他们作为台湾第二代企业家,集体在80-90年代登场。其中包括,创办大众电脑的二姐王雪龄,掌控JM Eagle集团的弟弟王文祥,以及先后创办威盛电子和HTC,最后荣登台湾首富的妹妹王雪红。

王永庆的创业史,也是一部台湾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祖籍福建的王永庆于1917年出生于台北新店,父亲王长庚是一个贫寒的茶农。1932年,王永庆被父亲送到嘉义县的一家米店做学徒,一年之后,16岁的他向父亲借了200元旧台币创业,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

跟当时同期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一样,王永庆蒸蒸日上的米店生意被民族战争打断。1942年,王永庆结束了卖米的生意,辗转做起了砖厂、木材生意。1945年台湾光复,建筑市场回暖,王永庆的木材生意才逐渐起色。在王文洋出生的1951年,王永庆家里虽有一定的积蓄,但仍非大富大贵,一家人住在火车道旁一栋老房子里,勤俭度日。

王永庆经过分析,认为福懋的产品之所以卖不出去,是因为规模太小导致成本太高,价格相对日本厂商没有优势。于是他又想出一个办法:继续进军产品的下游,消化产能。1958年南亚塑胶成立,将福懋生产却卖不出去的PVC粉,加工成塑胶产品,同时进一步扩大PVC产能来降低成本。此举成效显著,销路迅速打开。

政府虽然点头,选址却是难题。80年代的台湾,尽管还没有出现 “用爱发电”的小确幸们,但台湾干部毕竟不用考察GDP,“六轻”庞大的石化工业规划令各地望而却步。台塑首先选择宜兰县,王永庆不惜亲自上电视与宜兰县长陈定南辩论,却仍然不能落地。而后台塑转战桃园县观音乡,仍然因环保而放弃。最终直到1991年,台塑才决定在云林县麦寮乡,用耗资甚巨的填海造陆方式来建造“六轻”。

规模庞大的化工装置,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底子,海峡对岸的大陆在2003年后开启了重化工业的建设高潮,也从台塑的思路中借鉴良多。王永庆在去世前就与时任大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约定,台塑向中石化敞开大门,甚至欢迎干部来挂职半年。之后,中石化一批又一批干部被派往台塑学习,一直到今天,两家公司还一直是全球化工50强中唯二的中国公司。

1974年台湾设立工研院,同年郭台铭的鸿海精密成立,1980年新竹科学园区设立,后来被誉为台湾的“硅谷”,87年台积电成立,88年广达电脑成立,同年王雪红买下威盛电子,90年华硕成立,深耕电子行业的第二代企业家在9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的引领下,台湾开始了日后被大陆政府反复钻研学习的产业升级。

197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系上了3周的课后,王雪红突然决定不学音乐了。按照她的解释,是因为周围天才太多,“自己没有那个天分”。她放弃了儿时的音乐家的梦想和十几年的钢琴底子,迅速转学经济系。这种想做就做毫不迟疑的决绝性格,在此后三十多年中,伴随着威盛和HTC的崛起、抗争、衰落、转型的所有过程。

王雪红从伯克利毕业之后,也并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愿回台塑工作,而是加入了入二姐王雪龄创办的大众电脑,做了一名普通的销售。工作了几年之后,王雪红开始创业,她将母亲杨娇送给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向银行借款500万,买下了硅谷的一家小公司,这家公司就是以后荣登台湾股王宝座的威盛电子。

但除了创始人们的高瞻远瞩之外,威盛电子的成功还要归功于整个台湾电子产业的崛起。在威盛向芯片组领域进军的同时,广达、仁宝、华硕等台湾电子企业也在主板制造领域迅速崛起,它们和二姐王雪龄的大众电脑一起,为威盛的芯片组提供了坚定的支持。到2001年,包括主板在内,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有14项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居全球第一。

HTC的定位是手持终端领域,刚创立的前几年,依靠威盛的输血度日,王雪红也甚少过问。2000年,公司与康柏合作推出的PDA(掌上电脑)获得成功,HTC迅速变成全球最大的PDA代工企业。凭借在PDA领域的积累,HTC在iPhone诞生的第二年,与Google合作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安卓手机:HTC Dream G1,打响了安卓阵营的第一枪。

2010年前后,台湾的电子产业达到了极盛时刻。与HTC并肩站在一起的,是一众在各个领域傲视全球的台湾企业,它们包括晶圆制造领域的台积电和联电,代工领域的和硕和鸿海,PC/笔电领域的宏碁和华硕,面板行业的友达和群创,芯片设计领域的联发科,封装领域的日月光和矽品等。

03

为保密的需要,大陆方面将此项目命名为“901工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为顺利推动海沧计划,甚至准备把各省已经开建的十四个轻油裂解厂计划项目给停掉,为台塑让路。1992年11月6日,中央和台塑就所有投资条件达成一致,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合作成功,准备与王永庆签署文件。

1996年李登辉更进一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戒急用忍”政策,即在台企对大陆的投资中,凡是高科技的项目、5000万美金以上的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律不予批准。此政策直到2001年被“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所取代,并未持续很久,且有多种方式可以绕过,但这种将大陆视为禁地和对手,而不是腹地和伙伴的态度,始终笼罩在某些台企的头上。

据传商务部领导对此深感愤怒。此后赴台采购面板工作虽然每年都举办,但大陆政府明显做了两手准备:一是调查韩台厂商的价格操纵行为,并在2013年给出了处罚;二是从2010年开始,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液晶面板行业扶持政策,并调动上千亿的资金押注京东方,顶住亏损连续投资,最终在2017年结出硕果,并将台资面板厂彻底挤到三流。

在王雪红夺得台湾首富的2011年,雷军尚处于要靠在记者面前摔手机来证明产品质量的段位,华为余承东的大嘴还没有声名远播,步步高的段永平还在跟网友讨论万科股票值不值得买。这些慢了王雪红一大步的人,在未来的5年内,却依托庞大的中国市场,或专注线上,或深耕线下,或坚持研发,最终一步步超越了先发者HTC。

液晶面板行业和智能手机行业,前者被国家资本击败,后者被市场机制击败,但台湾电子行业的失意者并不只有它们,联发科、宏碁等无不感受到来自对岸巨大的压力。即使以前被严防死守不准来大陆设厂的台积电,也于2016年在南京奠基了先进的16nm工厂,86岁的张忠谋亲自出席,给足了新上任的省委领导面子。

此话直击要害字字诛心:第二代企业家,以郭台铭施振荣王雪红为代表,自80-90年代登上舞台后,距今已有30年,台湾的第三代企业家去哪儿了呢?

台塑“六轻”建成之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台湾政府试图继续推进“七轻”和“八轻”的建设。其中“八轻”又名国光石化,由台湾中油公司主导,是一个由37座工厂和13座码头组成的庞大项目。在陈水扁、马英九两届政府任期内,国光石化都被列入“国家重大投资计划”,推进过程前后长达15年,选址换了8个工业区,最终却败给了一群带着黄头巾喊着“要生蚝,不要石化“的学生。

戴老板在微信号“饭统戴老板”撰文指出,台湾的年轻人急于否定旧的经济模式,但他们并没有在新领域有所建树。即使在最新最时髦的互联网领域,台湾的创业者也寥寥无几,而在台湾传统强项的电子硬件领域,创新创业的氛围更无法跟创业氛围浓郁的深圳相比。同样,王家的第三代,也没有了家族第二代那种拼搏的狼性,他们出现在娱乐版上的次数,远多于经济版。

重新重视大陆市场的王雪红这几年积极地参加国内各种活动,尤其是互联网领域和智能硬件领域。但在这些场合里,1958年出生的她显得有点儿突兀。她的竞争对手雷军和余承东都比她小11岁,台上站着的经常是71年的马化腾和74年的刘强东,以及后面数不清的80后90后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正如那位带黑框眼镜的中年人的父亲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一个传统的中国家族,创业于近代文明肇始之时,借助经济腾飞完成积累,二代们承担产业升级重任,挑战全球产业链顶端,最后断臂求生委身大陆,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一个家族的命运,更是一个岛的命运。




史海钩沉




邓小平曾预言穆加贝:这个人听不进去,要自己碰!
【研究员】:

“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小平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小平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一)

穆加贝是1985年8月26日清晨6点20分乘坐中国民航普通班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的。中方的陪同团团长是轻工业部部长杨波。这次除了穆加贝本人外,还来了包括外长在内的六位部长,都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的8号楼。

今天的西方媒体已把穆加贝描绘成一个如洪水猛兽的独裁者。从2001年开始,由于津政府加速推行比较激进的土地改革触动了英方利益,英津关系恶化。2002年津大选后,英国指责穆加贝的民盟政府舞弊,加大对津制裁力度,目前仍未解除。2002年,英国主导下的英联邦决定中止津成员国资格,津政府则宣布退出英联邦。2005年1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上任听证会上将津巴布韦列为全球6个“暴政前哨国家”之一,津政府拒绝这种指控。

穆加贝首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憎恨殖民主义。他性格刚强、作风率直,但思想左倾。在长年的武装斗争中,他曾向他的游击队员承诺胜利后要进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独立之后的几年,他的政策还相对温和,后来越来越激进。我2002年夏天有幸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大会,穆加贝和他的仇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参加了会议,坐在一个大厅,被安排在同一个上午发言。我在现场亲眼目睹了穆加贝和布莱尔“正面冲突”的戏剧性一幕。穆加贝上台发言的时候,突然脱稿,用右手食指指着坐在前排的布莱尔首相,以愤怒激昂的语调,讲了下面这段话:

话音未落,下面一片掌声,主要是非洲国家的代表和坐在后排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欢呼和掌声。不管穆加贝所说是否准确,任何一个对第三世界当今面临的艰难处境富有同情心的人,听完这番话是很少能不动容的。整个会议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恐怕也就是这一幕了。他一讲完,我看到在场记者们的摄像机镜头几乎同时转向了坐在后面几排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布莱尔倒是神情依旧。他随后上台讲话,没有正面回应穆加贝的指控,而只谈会议的主题“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后来两次去过津巴布韦,一次是1986年陪李鹏访问非洲四国时路过哈拉雷,另一次是1995年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总的感觉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而到了2007年,竟出现了上百万人生活在饥饿之中。到了2009年,通货膨胀已经失控,政府不得不发行世界上面额最大的纸币100万亿津元,贬到最低的时候,100万亿津元也只能买半个面包,后来津巴布韦干脆放弃了货币主权,转而采用美元、南非兰特等货币。

坦桑尼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鲁恩邦加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90年代中期,穆加贝邀请过坦桑尼亚经济专家访问津巴布韦,研究该国的土地改革问题。鲁恩邦加代表专家组当面向穆加贝汇报过他们的看法:白人农场主在津巴布韦已经形成了产业配套和规模经营,从良种培育,到饲料加工,到市场销售都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专家组建议穆加贝土改时考虑这些因素。但当时穆加贝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意见,但我们最终还是要按津巴布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二)

邓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刚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小平走路平稳,身板笔直,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高寿。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小平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接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小平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的谈话纪录,熟悉邓小平的讲话风格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邓小平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小平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小平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从1981年和穆加贝的接触中,了解了穆加贝的激进,所以在1981年的谈话中就已经提醒他注意中国自己因左倾激进而蒙受的巨大挫折。

(三)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拥抱,邓小平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面”。穆加贝说:“您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见面时一样健康”。邓小平摆摆右手,“马马虎虎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小平笑着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小平用右手食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邓小平意思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小平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

邓小平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小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包含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小平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断今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有一定的意义。

邓小平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底完成,与朝鲜战争几乎同时进行。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使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三亿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这个过程不无暴力,但从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视角,这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直到十年文革之后人们重新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还是坚持说: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这项功劳,“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小平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1957年。在邓小平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这段历史,邓小平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

邓小平接着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小平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人民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灾难。

穆加贝听得很认真。穆加贝询问邓小平,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小平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邓小平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小平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邓小平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小平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一九八七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邓小平显然是用执政党的话语在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制的性质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也许合适,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保持稳定,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谈话还在进行着。

邓小平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小平说:“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邓小平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小平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小平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小平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用的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这也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术语,但实际上邓小平已经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他已经把中国正在进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义之内。

邓小平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小平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小平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耐心的解释,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又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邓小平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小平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小平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小平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小平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这次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用服务员递上的毛巾擦了一下脸,然后说了一句挺狠的话:“这个人听不进去,要自己碰。”

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个年纪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吗?我说,有一些印象,我看过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扫厕所。穆加贝此时颇为感叹,看着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车辆,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中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我文革的时候也来过中国,表面上一切都是那么安宁和平静,看不出任何问题”。我隐隐地感觉到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完全说服他。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面临的挑战非常复杂,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成功之道,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




国际战略




中美两国都在调整其大战略,特朗普访华的实际结果还有待观察
【研究员】:

特朗普访华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的象征性的成功,但实际结果还有待观察。不管谁当美国总统,对华政策区别可能不是很大。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全球性大战略就是自己主导北美和南美,同时避免有一个太强的国家来统治欧洲或亚洲。中国自1950年来,也有一个区域性的大战略——保护中国主权,维护外部稳定,发展国内经济。但随着权力的转移,现在中美两国都在调整他们的大战略。美国正做得越来越少,而中国正做得越来越多。两个国家都在调整国外的活动和两国关系,这个实践的过程相信会发生很多问题。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是相互塑造的,这不是二战才开始的,而是已经有两三百年的相互影响。在未来十几年,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更复杂和困难。但为了互相的利益,双方仍然可能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且避免战争。



国际关系不是台球

特朗普这次访华,我想最重要的是他来中国不是一个“灾难”,他有时到国外去的效果是非常不好的,幸亏这次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我非常佩服中国这次对特朗普访华的安排,对中国的结果应该说很有利,可以看出中国是很有能力的,这个能力也包括如何应对特朗普那么奇怪的人。当然这次访问对美国也有好处。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政策需要有一点儿调整,我有点怀疑这次美国政府能否提起应该被提起的问题。

“互动大战略”:中美两国都在调整其大战略

大战略就是把所有应该考虑到的事情,所有必须得到的目的,和所有拥有的资源联合在一起,做一个权衡性的分析。经济、安全和文化都包括在内,国外和国内的政府也都有关系,而且短期、中期、长期的考虑也都应连在一起。

但重要的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中日关系还不好,中韩还存在分歧,美国在东亚的权力也一直有些问题。还有人说,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那么密切,是不是美国要台湾攻击中国大陆?实际是相反的。在亚洲,美国跟盟友的关系不是美国跟一个组织的关系,如NATO,而是一个一个国家,就是为了控制他们。美国最怕的就是中国开始打仗。

现在看来,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全球性大战略就是自己主导北美和南美,同时避免有一个太强的国家来统治欧洲或亚洲。中国自1950年来,也有一个区域性的大战略——保护中国主权,维护外部稳定,发展国内经济。但随着权力的转移,现在中美两国都在调整他们的大战略。美国正做得越来越少,而中国正做得越来越多。两个国家都在调整国外的活动和两国关系,这个实践的过程相信会发生很多问题。

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是相互塑造的,这不是二战才开始的,而是已经有两三百年的相互影响。在未来十几年,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更复杂和困难。但为了互相的利益,双方仍然可能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且避免战争。

再举个例子,欧洲大国在过去四五百年中的94场战争中并没有发生权力转移的战争,崛起和下降的大国很少直接相互打仗。事实上,主导大国通常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霸权,并且总是试图把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整合在已有的国际体系内,而不是孤立或攻击他们;同时,崛起的国家通常也是想加入已有的大国阵营,并不想推翻他们。

亚太战略史: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

一,欧洲与亚洲的矛盾。对美国来说,曾经是欧洲比亚洲重要,但现在是亚洲越来越重要。当美国忽视亚洲未来的时候,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就不会很好。特朗普也明白这一点,他还是很喜欢俄罗斯的,但是普京在他心中的位置在下降,习近平的位置在上升。

三,岸上与离岸的前锋防线的矛盾。美国应该在亚洲什么地方画一个防御线,是所谓的第一岛链还是第二岛链?最著名的美国战略家说美国绝对不应在亚洲大陆作战,越战是一个大的战略错误。我想美国现在一点也不考虑在亚洲打仗,但也不排除与朝鲜的冲突,矛盾还未完全解决。相信美国一百年后可能会退到第二岛链,但不会很快。大部分共和党的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

五,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矛盾。这个矛盾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为什么要从英国独立,有美国革命,一部分也是为了美国要跟中国有直接的贸易,不要通过中间的英国并付税,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从1945年开始,美国就在推动自由贸易,当然美国历史上也曾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一直想和亚洲做生意。

关于中美关系,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区别可能不是很大。因为最近几年,关于中美关系的学者和分析家都认为,美国应该调整关于中国的政治。因为1978年以后,美国基本为了对付苏联,都要中国经济发展以培养对付苏联的盟友。但三十年后,没有猜到中国会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变成如此强大的国家。

学者David C. Kang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验认为,以前美国成功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战略,实力和执行。但现在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美国现在的大战略并不连贯,也说不出对中国的要求和太好的分析。特朗普的贸易议程与他的安全议程自相矛盾,一方面以控诉和关税来惩罚中国,一方面又在说服中国去解决朝鲜问题。

制裁朝鲜为什么行不通?

这次特朗普来中国时又谈到,我们的目标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但现实的结论是,朝鲜已经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和其他国家可能不方便承认这个事实和它的影响,但是他们这么说并没有用。

特朗普正如何结束美国时代?

如果下一任总统不是特朗普的话,问题可能也不能完全解决。因为即使特朗普的民粹主义选民仍然对美国对外的参与不满意,还有个问题是美国知识分子、外交政策精英们原本有一个共同的理解,但现在将越来越分裂,尤其是共和党,这个问题可能不容易得到改善。

特朗普回美国了。在出访亚洲的这些天,特朗普的推特不可谓不精彩,世界舆论不可谓不热闹,但这一切却很难让人真正松下一口气来。透过这些精彩和热闹我们发现:中美关系的未来依然充满着不确定。

“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国际问题研究者曹辛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在特朗普整个访华期间,美国国务院亚太新闻中心发来的每一份正式新闻稿和特朗普每一次重要讲话中,都有“印度洋-太平洋”这一提法。

除了理念的宣示,美日还有具体行动。本月7日,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分别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日本贸易保险(NEXI)在东京都的美国大使官邸签署了对发展中国家基建投资的合作备忘录。日本共同社的评论说:此举意在抗衡扩大海外投资的中国,欲通过高质量基建投资提升日美的影响力。而在此前一天的11月6日,日本经济产业省与美国贸易发展局还交换了有关在第三国援助能源基建开发、建立基建采购机制等合作的备忘录。

这一切说明,“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很有可能变成奥巴马“重返亚太”围堵中国战略的新版本。

显然,特朗普对这一概念还处在调研和平衡政府内部意见阶段,尚未最后定型。在美国政府内部,特朗普还没有完全接受国务院和军方的意见,他目前考虑更多的还是经济。但如果中国在已成为“公敌”的朝核问题上没有坚决行动,尤其是个别中国企业在和朝鲜相邻的中国边境地区又给抓住什么把柄,或者将来哪一天中国在经贸上的合作不能让特朗普满意的话,这一概念很可能会被接受。况且区域内还有个安倍晋三在到处鼓吹、怂恿和实际推动这一概念的落实,因为这一概念会让他推动日本“正常化”的努力变得顺利。据日本媒体人士透露,安倍对特朗普在这次亚洲之行中公开提出“印度洋-太平洋”的概念非常满意:“只要特朗普说一次就可以了,他以后就可以到处说了。而且,特朗普也会发现,这一概念对迫使中国在他最关心的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也是有好处的。”

抓住别人的麻烦或者短处不放,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位置,然后给对方压力,勒索对方,获取自己想要的最大好处,这是特朗普此次亚洲之行表现出的主要行为特征之一。他非常善于发现并抓住别人的麻烦和短处,而且不会放手。另一方面,从他此次对中国在言语和礼宾上的节制和得体来看,他又是个懂得交易、善于回报、非常灵活的人。

主动出击,合作应对朝核

就日本安倍政府而言,朝核现在就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但前不久正是朝核帮助安倍摆脱了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困境,使其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而获胜;未来,朝核更是安倍实现日本“正常化”很好的理由,而且一直都是如此。对美国的特朗普来说,朝鲜跨入核门槛后,朝鲜核导可以直接威胁美国本土,起码可以威胁驻韩、驻日美军和关岛,而且这个时间已经不会太远。但另一方面,朝核的存在又使得美国可以从中获利,它使得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存在的理由变得十分正当,同时也是很好的遏制中国的机会。特朗普这次亚洲之行,以防备朝核的名义在日韩大量销售高端武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些武器一样可以对着中国,经济上又可以使美国获利。

上述朝核具有的两重性特点决定了,在朝鲜迈入核门槛之前,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既存在共同利益,又有对立的利益考虑。共同点在于:双方都不能容忍朝鲜拥核。矛盾之处在于:朝鲜尚未迈入核门槛,美国还有时间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中国的现实选择就是: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同美国合作应对朝核。

在以被动反应式的行为模式应付朝核将近二十年后,中国目前已经非常被动,只有主动出击,和美国合作应对朝核方为上策,同时也会使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下来。

中国应该主动出击,采取下列措施:

暂停对朝鲜的原油、成品油和粮食供应,并切断一切经贸联系,同时禁止一切货物经中国转运朝鲜。

加强中朝边境地区军事戒备,并在这一地区展开冬季大规模练兵。

停止执行中朝边防协议中关于遣返朝方非法入境者的条文,与韩国一起将朝方难民事宜交联合国难民署,如联合国承认其难民身份,中方可以将人移交韩国。如难民人数众多,中方可允许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工作一段时期,再去韩国,中方按中国法律支付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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