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擅长消费粉丝的明星们，如果精通了资本运作，如同集体补过钙一样，威力不亚于联合收割机。所以，在财经圈人脉广泛上下通吃、跟马云任志强等大佬私交甚笃的赵薇，如何会缺席这番盛宴呢？而且跟一般明星不一样的是，人家两口子一上来就准备玩把大的。赵薇这次成为媒体热搜的头条，并非仅仅因为其铤而走险的资本运作被证监会重罚，更多的原因是她老公黄有龙陷入了人民群众扒皮人肉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如果黄有龙被坐实是巨贪许宗衡的司机，感到尴尬的恐怕就不止赵薇一个人了。明星集体抢钱的时代结束了，至少在目前的监管形势下，死灰复燃或许要等下一个轮回了。 近期连续不断出现的幼儿园恶性事件，无不提醒着我们，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系统性短板，比如幼儿教育。尽管城市新中产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但是在幼儿教育面前，这个阶层一次次地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无力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与家庭薪资相匹配的幼儿园职业水准却远远不够，孩子的安全无法保障。中国人有句古话：种下什么因，就收获什么果。幼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的“灯下黑”，现在它只是初露峥嵘。中国的教育正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这一代人总是把孩子送给当初学习成绩不如自己的人来教。对政治冷感，只愿看到正能量，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技术本身，仍然需要制度作为基础。或许，现在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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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薇看中国的财富层级：我们越来越像“万恶的资本主义”
【研究员】：
一个人身处某一个层级，跟能力有很大关系，跟人脉很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思维。所谓穷人思维就是不管给你多少财富，你都可能挥霍一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如何腾挪转移去获得增值。我们在看清层级的同时，也应该看懂每个层级人的思维模式，这样你才可能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一撮而就。我们同时也应该积极的思考：阶级竞争的本质是什么，终局是什么，下一步如何布局？我们集体攀爬社会阶层，归根结底，想争夺的是生存的选择权：时间+空间的自由。房产之上的博弈只是阶级竞争的开局，而中场是教育，终局则是时间。
一个人身处某一个层级，跟能力有很大关系，跟人脉很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思维。我们在看清层级的同时，也应该看懂每个层级人的思维模式，这样你才可能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一撮而就。 现在的小燕子赵薇可不是当初那个傻丫头了，玩资本玩到一度被称为中国版的巴菲特。赵薇跟老公黄有龙通过万家文化空手套白狼，被证监会做了顶格处罚，罚了60万人民币，并且五年禁止进入证券市场。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目前众多投资者正在准备集体诉讼，索赔金额可能会非常巨大。 琢磨先生在微信号“功夫财经”撰文指出，很多人可能很好奇，一个娱乐圈的明星是如何成为投资大佬的，其实很多明星在投资界都如鱼得水，一方面得益于他们的名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们广泛的人脉。但这还不算最牛的，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中国层级表，今天我根据财富掌控的情况，详细来说一下中国目前的财富层级。 处于中国财富最顶端的，一般都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出事你根本可能连听都没听过。 比如北京某企业市值超过上千亿，但作为发起人的股东居然是一群婴儿和儿童。这些人往往站在很多大公司后面，面目模糊，但却掌握着真正的财富。这个层级我们称为神秘层。 第二个层级的人，是一些行业的风云领袖，比如阿里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华为的任正非，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等等。 他们强大到已经可以决定一个行业的兴衰，大到已经不能倒闭的程度。这个层级人的财富已经不仅仅来自于国内，他们早就开始规划世界的版图，他们的财富触角随时可以抵达政策允许的地方。相比于那些天天想着跟趋势共舞的企业家来说，他们就是造趋势的人。这个层级我们叫趋势层。 第三个层级的人，是一些创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跟第二个层级的区别在于，他们并没有造趋势的能力，他们仅仅是在某个领域取得了建树。 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们大部分是在这个层级。他们通过上市的运作，已经实现了财富的倍增。在外人眼中他们已经是富豪的身份，但如果趋势没了，也可能迅速败落。这个层级我们叫爆发层。 第四个层级的人，是一些明星名人，赵薇就属于这个层级。 他们一般跟上面三个层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时代，明星有帮富豪们撑场面的作用，而明星帮他们撑场面的代价，就必须要分享利益。“不经意间”的一些信息，就会让明星们赚得盆满钵满。这个层级的人往往是要靠资源来获得财富，所以我们叫资源层。 第五个层级的人，是投资人，私募基金负责人，基金经理，保险团队负责人等等。 这部分是通过资本在市场上的运作，来获得增值。他们不做实业，实业在他们眼中就是资本运作的对象罢了。这部分人看起来挺风光，其实压力巨大无比，因为这个层级竞争压力非常剧烈。我们称他们为资本层。 第六个层级的人，是大企业职业经理人，知名律师，有名的医生，稀缺的自由职业者等等。 这部分人往往是靠能力赢得财富，能力越强，名气越大，财富越多。这个层级的人跟下面的层级比，往往具有溢价财富，名声往往会带给他们超出能力的财富。我们称为溢价层。 第七个层级的人，是我们通常说的中产阶层。 这部分人有着前六个层级的梦想，本质上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因为一有点风吹草动，比如父母生个病，他们半生的积累就功亏一篑。好在他们在城市里基本已经扎下根来，往往他们已经贷款买了房子，买了车，买了点理财产品，他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财富。他们既非常警惕的上面的人来掠夺自己，又非常刻意地拉开与下面的距离，我们称他们为中产层。 第八个层级的人，是普通打工一族。 他们起早贪黑地在城市里奔波，只要功劳不被人抢走，年底能发个双薪就感恩戴德了。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依靠感，虽然有着可能不错的薪水，但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财富增长的机会，比如没有在前几年买房，所以他们经常发出要逃离北上广的哀叹。这个群体缴纳财富的智商税或是最多的，需要经常“被收割”，所以我们称他们为韭菜层。 第九个层级的人，是没有稳定收入的人，比如他们在享受低保，或者在高危行业，他们往往只能靠出卖体力来获得报酬。 哪怕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他们也不属于城市，比如孩子教育，比如医疗社保，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这个层级的人我们称为草根层。 一个人身处某一个层级，跟能力有很大关系，跟人脉很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思维。 所谓穷人思维就是不管给你多少财富，你都可能挥霍一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如何腾挪转移去获得增值。 我们在看清层级的同时，也应该看懂每个层级人的思维模式，这样你才可能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一撮而就。 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关闭？阶级竞争的本质：收割者与时间战场 2017年已经注定的是中国中产嗷嗷叫的一年，此时起，“阶级固化”深入骨髓，我们越来越像一个那个我们曾经口诛笔伐的“万恶的资本主义”： 中产屌丝化：以土地恢复阶级划分。中产和屌丝的区别是谁的负债更多一点。 货币信仰裂痕：人民币信任度屡创新低，排列在房产、美元、食品之后。这年头连老太太都不敢存钱了，几乎全民押注人民币持续贬值，纷纷用资产来和央行对赌，去拼命购买无法印刷的土地。 阶级门票高涨：教育成为阶级军火，从幼儿园开始的新科举之路，一线城市一个孩子上学的开支等于买一辆解放军99式主战坦克。 中产们恐慌了，选择用房地产捍卫阶级。但是，当全社会60%以上的财富都在固定资产上的时候，几十万亿级别获利盘的规模是根本无法兑现的，一旦集体兑现，就挂了。 我们今天可以说，房产永远涨，这种心态，就像猪儿们都说，饲养员永远爱它一样。对于饲养员来说，99.9%的时间，是真的爱猪如子。等到足够肥，该出栏了，饲养员真正的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最终采取的处理方式人道与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像社群中发起的“学区房悖论”：为什么学区房值钱，而学历不值钱？为什么读了清华也买不起房，干嘛还要买学区房？根源不能讨论，但是出路需要思考。 对于读者而言，我们应该积极的思考：阶级竞争的本质是什么，终局是什么，下一步如何布局？ 阶层竞争的本质与终局 我们集体攀爬社会阶层，归根结底，想争夺的是生存的选择权：时间+空间的自由。 过去，只有贵族才有的选。在1900年，美国人均寿命期望不过47岁，我国不会好于这个数字，只有李鸿章大人这种当朝一品贵胄，才能活过70岁，大部分老百姓的寿命会停止在40岁之前。 饥荒、战乱，在我们的DNA 里面留下了贪婪和恐惧的指令，一定要活下来，看到别人跑，就一定要跑的比别人快。我们都知道，每上升一个阶层，存活的概率就会极大提高。 向上攀爬是没错的，只是时代发展太快了，我们的思维还在农业社会，时代却已经进入到互联网社会了。 在中国，阶级竞争的焦点不会在房产停留太久，会很快向前切换，不断升级演变： 开局是地产（静态博弈，一劳永逸）； 中场是教育（动态博弈，价值提升）； 终局是时间（全局博弈，拿钱买命）。 静态博弈地产改变命运的幻觉 地产的估值支撑，是生产资料的捆绑，是纳税管道，是农业思维形成的长期惯性：土地意味着一切。 恰好，地产可以参与信用的创造。在过去20年里，凡是参与政府共同做市，扩大房地产行业税基的开发商和囤房者，都撬动了大量财富。得益于此，我们国家从从资本紧缺、严重依赖美元，到资本泛滥到处投资，只花了不到20年，成果斐然。 如今，我们的地产已经达到GDP250% ，同时，大家对高价持有的物业也给予了越来越大的回报希望，可是接盘侠的人数和资金更多了吗？所有人都在说京沪永远涨，和上两轮股灾太像。 真正主导利益分配的不是房本，而是权力和更大的利益格局。京沪永远涨的前提是经济发展模式的永远不换轨。 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GDP+政治强化引导后的产物。GDP是193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在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的，居然沿用到现在。二战之前的指标，主要为了工业和战争服务，数量是一切的核心。70多年前的指标，指导70年后的经济发展，结果可想而知。 GDP忽视了系统熵，忽视了外部性，也无法衡量新技术的进步，只热衷于量的堆砌。这种被异化的命令，无异于神经毒素，永远推动着经济体走向肢端肥大症，并可能重现欧洲的早期的错误：为了工业，牺牲一切；为了发展，炮轰一切。 今天，为了GDP，通过房地产收割年轻一代，和为了炼钢，乱砍乱伐是根源一致的。虽然代价实质上更大，但GDP的反馈却在鼓励我们继续下去。如果这种逆向激励持续下去，读书显然没有买房有用啊，人民币没有房本有用，我们又会重复晚清的教训：GDP全球第一，4亿人口，地大物博，但是被八国联军的百人小分队占领首都，典型的肢端肥大，毫无竞争力。 今天，技术加速进步，历史进程推进迭代速度10+倍于过去，人才的投资回报率轻松碾压房产。月租金3万的房子不常有，待遇超过3万的码农可是越来越多见。游戏的规则在慢慢改变，我们不能只看到财务回报，就以为自己主宰命运了。 动态博弈提升成功概率的阶级军火 我们一直看多教育，最终的估值是向军工体系看齐，是阶级竞争的工具，是提升成功概率的武器，是博弈从静态走向动态的标志。 因为，有了房产的中产阶级会发现，有限的顶层位置，依然关闭着。 房本一开始是敲门砖，后来站票都算不上。权力和资源的分配都是动态的。当全部的精英都聚集在北上广深，他们的子女在同一起跑线竞争，没有超过其他人的教育，只靠房产根本无法提高胜出概率。 重视教育并不是亚洲家长的偏执，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高薪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壁垒在不断加高 技术的进步在加速阶层的洗牌和分化，高知阶层碾压底层是常态 保持足够强的学习能力是保持在本阶层的关键。 古人说，朝中不可无人，如今，是常春藤里不可无人。这些年里，从核弹、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医药，金融市场，哪一项不是顶尖高知分子和顶层阶级全面收割落后分子/国家？智商税是这个地球上最重的赋税。 成为收割者集团的成员或者公民，是新生代父母的愿望。和中国一样，这催生了美国庞大的“高考复读班产业”。以总部在纽约的Kaplan卡普兰教育集团为例，1994年收入仅800万美元，如今已经是全球最顶尖的终身教育集团之一，收购了好多所大学，每年覆盖100万学生，年收入超过30亿美元，是巴菲特最爱的公司（华盛顿邮报旗下产业，因为太有钱而私有化），没有之一。 竞争还在延伸，许多贵族预备学校纷纷把学制下延到每年学费几万美元的贵族幼儿园，这些名牌幼儿园的入学名额有限，除了学费外，通常还会有10-20万美元额外的捐赠。 中国的教育市场也更加白热化，51talk（COE）、新东方（EDU）、好未来（TAL）、达内教育（TEDU），正保远程教育（DL）等，是国内赴海外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板块。其中，新东方和好未来，更是阿里和百度之后，最大的中概旗舰，估值的持续上涨，折射了从资本到需求的全面看多。 教育的终极是什么？目前看，更像软件业。想想看，为PC 安装操作系统的微软，市值2000亿美元，为人类安装操作系统的教育产业，怎么可能价值更低呢？在人类社会的动态博弈中，教育的需求是长期的，动态的，就像武器一样，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捍卫阶层和Offer的时候，你绝不会后悔多一个技能。 全局博弈时间战场的终极支配和自由 老龄化正在重塑整个世界。 我们不妨看看全球的年龄中位数，中国中位数年龄已经高达36.7岁，即：有50%的人的年龄> 36.7岁。这样的中国，是3000多年中国历史，乃至100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从来没有的现象。 全世界，10亿以上的人口在未来进入80-100岁区间，我们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没有准备好，谁能够多活几年，就变成了医疗行业的最残酷的资源竞价。 大量富裕的老年人，推动了时间价值的全面重估。拿钱买命，是持续很多年的投资的核心逻辑。拿钱续命的价格比房子便宜算我输。 本来，命是无法延续的，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技术进步，药品会帮助人类穿越时间线，让时间真正的不公平起来，实现真正的阶级不平等。 一个场景：2067年，80岁的小明办理了退休，确实老了，自己的DNA健全程度越来越差，疾病和癌变始终伴随着他。虽然寿命快到了，可是家里还有110岁的老娘要赡养，自己买不起延寿的药物，更换不起器官和身体，只能慢慢走向死亡。公司里的健身房，癌症痊愈后的董事长还在美女教练的陪伴下举铁，110多岁的人了，花了15亿更换了心肺，注射了1针2000万的抗衰老药物，如今看起来和50岁的人差不多。 对于小明来说，时间公平吗？ 公平将最终被消灭，就好像它从未存在过一样。国家将变成一个付费网游社区，能够活多久，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或者你充值的费用。 我们要知道，衰老和癌变是医学界的两座大山，技术正在狠狠的攻击这两座大山，并有望在10年内确定性的取得重大突破。 最近暴涨的Kite Pharma（NASDAQ:KITE）在研制CAR-T新药Axicabtagene Ciloleucel，这药大致原理就是： 从病人身上提取合适的免疫T细胞； 基因改造这个细胞，类似于装上GPS专门打击癌细胞； 大量培养这种改造过的免疫细胞； 注射回病人体内； 开挂的T细胞开始在体内扫荡癌细胞。 这种治疗中，安装不同的GPS（靶点）就是应对不同的癌症类型。目前还没有一个CAR-T上市。Kite这药如果顺利将是人类第一个获批的CAR-T治疗，这种治疗手段极为暴力，效果明显，但是有小概率直接把病人毒死。 同样，衰老的大山在人类的进攻中走向坍塌。 数十年的研究终于有所突破，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伊莉莎·拉扎里研究发现，细胞的RNA具有可用于识别细胞衰老的特性，因此，可以尝试在细胞DNA年老力衰时，用人工接管RNA来控制基因表达合成蛋白质。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阿肯色州的研究团队已经研制出一种新化合物，成功清除老鼠身血液里的老化造血细胞，使老鼠的造血功能保持活力。进而使老鼠的整个身体状况都得到改善。在人类医院中，这种RNA手段的疗法已经被引入临床，在癌症和感染等科室中使用。 技术的进步，将我们人类的竞争，甚至最终的货币体系，都指向时间战场。治疗癌症、延长2年寿命、换一个心脏，都是明码标价，并与时间挂钩。当我们看着高等阶级的大人物，有能力向天再借500年的时候，他的孩子开始从云端下载各项逆天的技能的时候，还是普通寿命的你，看着一事无成的傻逼孩子，还会守着去炒房么？ 我们的时代在加速前行。不要停留在过去的估值体系里面陶醉，甚至拼命加杠杆。时间将成为终极的成本，人口是终极的资源，阶级，还是终极的稀缺。
深层参考
明星集体抢钱的时代结束了，至少在目前的监管形势下
【研究员】：
俗话说“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擅长消费粉丝的明星们，如果精通了资本运作，如同集体补过钙一样，威力不亚于联合收割机。所以，在财经圈人脉广泛上下通吃、跟马云任志强等大佬私交甚笃的赵薇，如何会缺席这番盛宴呢？而且跟一般明星不一样的是，人家两口子一上来就准备玩把大的。赵薇这次成为媒体热搜的头条，并非仅仅因为其铤而走险的资本运作被证监会重罚，更多的原因是她老公黄有龙陷入了人民群众扒皮人肉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如果黄有龙被坐实是巨贪许宗衡的司机，感到尴尬的恐怕就不止赵薇一个人了。明星集体抢钱的时代结束了，至少在目前的监管形势下，死灰复燃或许要等下一个轮回了。
临近年底，名字叫“小薇”的似乎流年不利。经常以负面形象登上媒体头条的，一个是甘薇，一个是赵薇，前者的丈夫贾跃亭远走美国，留下数不清的烂摊子，昔日风光的老板娘现在刷卡只能刷两千；后者的丈夫黄有龙陷入“司机”身份迷局，夫妻俩长袖善舞的资本运作又被监管层掐死，围观群众对陈年往事的八卦，已是满城风雨。 别看现在二位现状不佳，在她们的巅峰时期，圈内人也是一口一个“薇姐”叫的。她们从“薇姐”的神坛上走下，陷入被媒体消费群众声讨的境地，这个过程是由演艺圈和金融圈共同谱写的，也是一部由裙带、跨界、内幕、贪婪等名词组成的大戏。这场大戏的序幕，发生在创业板启动大牛的四年前。 01 2013年9月，王中军的华谊兄弟，以2.5亿的价钱买下张国立名下的浙江常升70%的股权。9月3号，华谊在北京召开盛大的签约发布会，冯小刚刘震云等一众好友亲来捧场，58岁的张国立坐在未来老板王中军旁边，脸上笑开了花。 对张国立来说，2013年下半年家庭事业顺风顺水。儿子张默的吸毒事件已经逐渐被大众遗忘，《1942》中父子俩的表演都获得了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年眼睁睁地看着老朋友们通过资本市场大发横财之后，自己终于通过“嫁人”的方式，搭上这班车了。 张国立以前跟冯小刚一起开公司，各出500万，后来冯小刚被王中军重新拉了过去，转投华谊这棵大树。2009年华谊上市，持有288万股的冯小刚身价暴涨。在华谊30周年年会上，冯导老婆徐帆忍不住一脸的得意，得瑟道，“前后套现了2亿元，光个税就交了4000万！”。 要知道冯小刚跟张国立开公司那些年，有人出500万投他们，两人都激动不已。华谊上市3年后，财大气粗的王中军终于提携了一把老朋友，给张国立的浙江常升估了3.6亿，发布会上，有人质疑太贵了，张国立忍不住反驳道：“大家怎么会觉得买贵了呢？有比这出价高得多的，我都没去!” 戴老板在微信号“饭统戴老板”撰文指出，从华谊兄弟收购浙江常升之后，那些没能在华谊光线IPO时分得一杯羹的明星们，终于开窍了，纷纷开始“先成立工作室，再卖给上市公司”的方式来将自己的变现。于是，平日收割粉丝的明星们，开始将镰刀举向了平时跟他们没什么交集的股民身上了。 明星们的抢钱时代就此开启：唐德影视收购范冰冰的爱美神，估值8.5亿；华谊兄弟收购李晨冯绍峰AB郑恺杜淳陈赫的东阳浩瀚，估值10.8亿，收购冯小刚的东阳美拉，估值15亿；新文化收购周星驰的PDAL，估值26亿；三湘股份收购张艺谋的观印象，估值19亿；暴风科技收购吴奇隆刘诗诗赵丽颖的稻草熊影业，估值15.2亿。 这些并购的背后，往往都有对赌协议或业绩承诺，用来打消监管层和市场的疑虑。但明星工作室的业绩，需要靠优秀的影视作品来支撑，而大众对影视作品的喜好，却像流行潮流一样不可捉摸。因此即使是好莱坞的影视巨头，其业绩也是有一年没一年，经常陷入亏损。 拿张国立的浙江常升来说，当年张老师认为3.6亿估值非常合理，甚至反驳质疑者说“怎么会觉得买贵了呢？”可是在两年之后的2016年，浙江常升利润却只有2500万，跟业绩承诺的3780万相差1250万之多。在这个连冯导拍戏都得带吴亦凡李易峰玩儿的年代，已经年届60岁的张国立显然高估了自己的价值。 不过，张老师承担的风险却有限，2016年业绩没达标，只需掏875万来补偿就OK，这跟当年收购款2.5亿相比只能算毛毛雨。更重要的是，2017年是浙江常升业绩承诺的最后一年，完事儿后张老师就彻底解放，该套现套现，再也不用担心啥承诺了。正是这种“熬一熬就能过去”的方案设计，才让明星们前仆后继地加入到这场游戏中来。 这场“抢钱”大潮，在暴风收购稻草熊影业一案上达到了极致。2016年3月，暴风集团发布公告，以10.8亿元并购稻草熊影业60%股权，核心资产就是演技平庸的吴奇隆刘诗诗两口子。正巧赶上他们大婚，一时媒体上到处都是“吴奇隆的10亿聘礼”的大标题，这场明摆着侮辱监管层和投资者智商的闹剧，被证监会干净利落地送回了老家。 俗话说“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擅长消费粉丝的明星们，如果精通了资本运作，如同集体补过钙一样，威力不亚于联合收割机。所以，在财经圈人脉广泛上下通吃、跟马云任志强等大佬私交甚笃的赵薇，如何会缺席这番盛宴呢？而且跟一般明星不一样的是，人家两口子一上来就准备玩把大的。 02 赵薇夫妇俩先出手的地方是港股。2014年12月20日，赵薇的Gold Ocean Media Inc. 以30.88亿港币的代价，买入密友马云旗下的阿里影业19.3亿股，每股成本1.6港币，所以赵薇占股9.13%。很快，阿里影业宣布一系列动作，加上A股大牛市开启，港股的阿里影业也沾了不少光，股价开始蹭蹭蹭蹭地涨。 2015年4月底，赵薇以3.90港币/股的价格，卖出2.56亿股，套现9.98亿港币，这比当初买进的价格翻了一倍可不止，赵薇一举赚了5.89亿港币，媒体开始冠之以“女巴菲特”。但问题在于，赵薇夫妇还剩下十几亿股在里面，在大陆这边发生股灾之后，阿里影业也开始了漫长的下跌。 到了2016年10月份，股价已经跌到了当初赵薇入股的价格：1.6港币/股。于是赵薇以1.57港币的价格，又卖出了7.99亿股，还倒亏了2000多万港币。经过这次减持，她的持股已经降低到了5%之下，后续如何操作不得而知，但经过简单测算，即使在剩下的股票全部以当时的成本价卖出，这笔投资三十多亿港币的战役，也就赚了不到6亿。 可能有人说6亿也很不错了，但别忘了，恒生指数从2016年初就开始了大牛市，无数股票突破新高，赵薇本以为傍着马云这棵大树，没想到却选中了阿里影业这个超级大熊股，最新的价格已经跌到1.06港币/股，比最早的买入价整整下跌34%，如果赵薇剩下的持股一直持有到现在，那么这笔投资的收益率跟余额宝差不多。 在不好玩的港股市场出师不利，赵薇将目光投向了A股，这里情深深雨濛濛，有最热情的老乡和菜地，又有圈内前辈们给她蹚道试水，没有理由不成功。于是，底下藏着51倍杠杆的万家文化收购案出台了，可惜碰到的是拿着尚方宝剑的新任监管层主席，领导估计看过赵老师主演的《画皮》，也没跟她啰嗦，直接给贴了个5年市场禁入的道符。 但赵薇这次成为媒体热搜的头条，并非仅仅因为其铤而走险的资本运作被证监会重罚，更多的原因是她老公黄有龙陷入了人民群众扒皮人肉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引爆这场人肉狂欢的，并非什么街头小报，而是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平台“侠客岛”，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一年之前的“侠客岛”，对待赵薇可是完全另外一种态度。 2016年7月，赵薇导演的第二部电影《没有别的爱》中有台独分子出镜，被群众批评，共青团中央的微博号也发帖质疑，结果微博被秒删，更是引发网友的全面讨伐。这时候“侠客岛”却站出来，在2016年7月17日发了篇名为《小燕子，他们说你爸是皇上》的文章，呼吁别上纲上线，替赵薇叫屈。 时隔一年，“侠客岛”姿势大变，在2017年11月9号的微信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黄有龙当过落马的前深圳市长许宗衡司机”。这句话如果出现在天涯微博知乎上，也就是小道消息街边花闻的级别，可出现在党媒的平台上，那就是能够引爆舆论的核弹了。 于是各路媒体如获至宝。之前没法证实不敢瞎说，可现在权威媒体发话了，就好比断头台上砍了黄四郎，管他是不是真的，先上去凑把热闹再说。应该说，复盘此次赵薇黄有龙事件，证监会对赵薇黄有龙的处罚只能算导火索，“侠客岛”的这句话直接让口诛笔伐从“掌嘴”升级成“群殴”。 “侠客岛”也算是一面镜子，当它替赵薇说两句“公道话”时，群众高呼“砸锅党控制党媒，替赵薇洗地真不要脸！”；当它揭露赵薇老公是贪官司机时，群众高呼“你看连权威媒体都表态了，此事肯定错不了！”从这一正一反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群众们是真心讨厌赵薇。 但坦白讲，黄有龙到底是不是许宗衡的司机，现在网上仍没有实锤证据出现。以《新京报》为首的一众媒体，把黄有龙的老家都挖的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他跟许宗衡的具体联系，甚至连一张合照都没能找到，只发现两人的履历在时间上有些许重合。 如果黄有龙被坐实是巨贪许宗衡的司机，感到尴尬的恐怕就不止赵薇一个人了。此前，马云多次被媒体拍到跟黄有龙同框出镜，在资本合作上更有数不清的关系。以阿里系的能量，搞清黄的身份并不难，假如黄有龙入股阿里影业的钱真的是许宗衡的贪款，马云的心实在是够大的，如果再考虑到此事由“权威媒体”引爆，其动机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无论如何，赵薇以演员的身份为核心，充分利用自己家喻户晓的知名度，在娱乐圈和资本圈长袖善舞，并在资本的帮助和怂恿下，做起了她作为演员其实无法驾驭的资本运作，最终触犯监管底线，被示众般重罚，媒体又翻出新老旧账，围观群众一拥而上，经此一役，赵薇的声誉等于过了一次双十一。 与逐渐沦为“全民公敌”的赵薇相比，群众对另外一个“小薇”的印象，就有点儿悲情甚至同情的成分了。 03 电影《决战刹马镇》中，有个挺有意思的镜头：甘薇扮演村花林志玲的妹妹，自告奋勇替姐姐去陪色鬼主任喝酒，二两一盅的白酒，一口干掉，还挑衅地说：“One more！”唬的主任一愣一愣的，结果姑娘却高开低走，第二杯下肚，眼神迷离咧嘴一笑，就一头栽在桌子上昏过去了。酒场老手的主任冷笑道：“自不量力！” 在现实中，甘薇也的确算高开低走的典型了。大二就认识了以后叱咤风云的贾跃亭，毕业不久就荣升阔太，先后生下双胞胎女儿和儿子，然后在老贾的支持下成立了乐漾影视，风风光光地当起了老板娘，真的是什么都没耽误。如果贾跃亭后来没有出事儿，在中国演艺圈的权力榜上，甘薇会牢牢地占住自己的位置。 2015年4月，乐视手机发布会，北京万事达中心人山人海，贾跃亭掏出新手机来自拍，后面凑脸的明星居然挤不下一个屏幕；10月份，还是在万事达中心，在5000个人的注视下，贾跃亭骑着自行车登场，公布造车计划和乐视生态，停牌的乐视市值被牢牢锁在千亿以上；到了年底，《太子妃升职记》爆红网络，两口子的事业都达到了顶峰。 从起高楼到宴宾客，再到楼塌了，牟其中用了10年，唐万新用了7年，贾跃亭用了5年。被媒体曝出资金链断裂之后，老贾国内拉来了孙宏斌救场，自己远赴美国“追逐”自己的造车梦想，抛下“小薇”和孩子们一个人独自在北京撑着，“房子只剩一套，卡只能刷2000块”，而那些在乐视发布会上凑脸的明星们，也逐渐跟甘薇断绝了互动。 在演艺圈这个名利场上混，要么你背靠的大树永远不会倒，要么自己有过硬的本事闯出一条路来。只做过两部票房平平的电影女二号的甘薇，很显然还没有能够像范冰冰章子怡那样做霸气“大女人”的资格，即使在甘薇率先开拓的网剧领域，追赶着凶猛，乐漾影业也逐渐失去了先机。 除了事业之外，嗅觉灵敏的媒体早早发现甘薇的“泰迪姐妹团”跟她之间的疏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明星们投在乐视系的钱打了水漂。根据媒体的统计，乐视影业共吸引了19名明星入股，乐视体育有11名明星入股，都是几千万级别的投资，这些投资都已经严重缩水，上市套现之路也变得遥遥无期，媒体对此大都抱以同情的口吻。 但这19+11位明星们值得可怜吗？一点都不。当年发布会上套近乎，拉大旗时纷纷入股，出发点无非是搭上乐视这班联合收割机，未来一起去二级市场套现发财，只不过老贾不争气半途掉了链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些明星跟吴奇隆刘诗诗赵薇们没有任何区别。当然，根据中国传统，债主登门要债，男的扒窗户落荒而逃，气自然要撒在被抛下的老婆孩子身上。 参加过乐视发布会的人都知道，贾跃亭特别喜欢引用《银翼杀手》的台词，比如2015年10月，尚处于人生巅峰上的贾总引用了这么一句：“All those…moments will be lost … in time. Like…tears…in rain.”（所有的这些时刻都将消失在时间里，就像…泪水…消失在雨中一样）。当时台下风光的老板娘，未曾想这句话在一年之后就变成了他们两口子的总结陈词。 与那些美好时刻一起消失在雨中的，还有那些一掷千金的影视上市公司们。当年门庭若市的华谊兄弟，股价早已经跌回了2013年；送吴奇隆10亿“聘礼”的暴风集团，股价只剩最高峰时的两成，在它们的带领下，传媒板块一跌再跌，以至于券商传媒研究员出去路演，跟基金经理坦白：目前传媒行业最大亮点就是板块连续两年涨幅倒数第一。 当年发布会与华谊兄弟郎情妾意的张国立，现在正在为了完成业绩承诺而辛苦奔波着，60多岁的他对着媒体大倒苦水，“我现在还是打工的，日子非常苦。”后悔之情溢于言表。他的背后，是一众完不成业绩承诺的明星、上市公司报表上堰塞湖大小的商誉、二级市场深套的投资者和大肆套现后狂欢的大小非们。 明星集体抢钱的时代结束了，至少在目前的监管形势下，死灰复燃或许要等下一个轮回了。据说那位重罚赵薇和万家文化的监管层领导，要去赵薇的婆家省份做老大了，不知道黄有龙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感到害怕。 04 无论是赵薇的财经名人圈，还是甘薇的泰迪姐妹团，其实都是资本衍生出的裙带关系。平时大家一起发财没问题，落难时基本上只能靠自己，这一点，明星们跟普通老百姓基本都是差不多的。但谈到“横财暴利后能否全身而退“这一点，笔者忍不住想起了第三个“小薇“，那就是著名的“公共情人”李薇。 2011年《财经》杂志以《公共裙带》为封面故事，全面深挖了这位高官“公共情人”的发家史。这位7岁时以难民身份避居中国的越南女子，年轻时艳名远播，中年后仍然魅力无穷。她身上的传奇实在太多太多，以至于她到底是个周旋于政商高层的商人，还是个纵横两岸的间谍，现在都是一个谜。 只谈两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李薇的能量有多大：一是跟她有染的省部级官员有十几个，注意是省部级哦，里面级别最低的也要跟许宗衡平级；二是她的情人们有的判了死缓，有的撤职查办，有的黯然辞职，她自己却毫无未损，连起诉都没有，直接无罪释放，甚至财产大都给保全了。 所以，要说崛起于草根阶层，充分利用自身资源，游走于政商两界，长袖善舞纵横捭阖，攫取巨额财富最后又能全身而退，赵薇和甘薇加起来，都不配给李薇提鞋。 如果能把出生于63年的李薇的人生经历拍成电视剧，让76年的赵薇来投资和运作，再让84年的甘薇来演，三个“小薇”和她们背后的故事，将是一部神作级别的中国大戏。
社会透视
幼教事件暴露出中国的发展存在严重的系统性短板
【研究员】：
尽管城市新中产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但是在幼儿教育面前，这个阶层一次次地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无力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与家庭薪资相匹配的幼儿园职业水准却远远不够，孩子的安全无法保障。中国人有句古话：种下什么因，就收获什么果。幼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的“灯下黑”，现在它只是初露峥嵘。中国的教育正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这一代人总是把孩子送给当初学习成绩不如自己的人来教。对政治冷感，只愿看到正能量，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技术本身，仍然需要制度作为基础。或许，现在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
还能有一所让人放心的幼儿园吗？ 答案当然是有。不但有，而且还很多；出钱越多，可以放心的概率越高。 不过总是有万一。最近，连续在上海、北京发生的幼儿园事件也许就是“万一”吧。 我们总是强调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而刻意地忽略了另一句“钱不是万能的”。而最近频频在幼儿园发生的事件，都在述说着一件事：用花钱能解决的事那都不叫事。 北京、上海，这都是在国际上可代表中国形象的城市，不过很遗憾，一家“幼儿园”就足以抵消掉这些城市几十年建设而来的美轮美奂，一夜之间把我们在某个点上打回原形。 别管是国内知名高科技企业，还是纽交所上市公司，也别管是一个月3000，还是一个月过万……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如果曾经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东西，那是迟早都要被补课的。 只是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打击的是爸妈们那脆弱的舐犊之心。 01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12月至今，媒体报道过的幼儿园虐童事件，北京与广东各6起；浙江、河南各5起、河北、福建各4起……其中，常见的虐待方式就是体罚殴打和扎针。 为什么幼教老师会对幼儿下狠手？很大程度上，这与国内的师资严重不足、幼师普遍不受重视有关。 DJ、路口大爷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从掌握的数据来看，从很早开始，中国幼儿园资质优秀的教师就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按照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全日制幼儿园的教职工与幼儿的比例需达1:5至1:7。 然而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万人，幼儿园教职工为381.8万人，教职工幼儿比约为1:12，若要达到1:7的目标，需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而这几乎是中国学前教育专业学生11年的总和。 不过上面的数据是所有幼教职工人数的总和，而如果只计算专任教师（教育部最新公布数据为223.2万人）与幼儿的比例，则是19.8:1，也就是说一个中国幼教老师要面对的将是20个孩子！ 从中国各地区幼儿园师资配备情况来看，全国仅有9个省市达标（不含港澳台）。即使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师生比例同样处于严重失衡中。你现在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了吧！ 尽管国家规定从事教育行业，首先必须拥有教师资格证，但从统计来看，幼儿园“无证上岗”的情况十分普遍。 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拥有幼教资格证的在职教师占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为17%，无证教师占比则达到22%！这个比例，在农村地区更严重，高达44%。 现在，幼儿园学位紧张，能在千军万马中抢到一个学位就已经是万幸了，可能很少有家长再去考虑，究竟我们把孩子送给了怎样的老师、怎样的幼儿园。 2015年之后，国家就不再公开学前教育教师的学历分布了。目前仅有部分省市还在继续公布，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 上图中能看出，2016年上海的本科学历的幼师占比最高，达到将近70%，而且已经完全不含高中阶段以下毕业生。可是，北京仍有9.73%的高中毕业及以下学历的幼师。 这说明什么？ 中国对“幼师”这个职业太缺乏敬畏感，学历的要求太宽松了。截止2009年，全国各层次学前教育专业的在校生数量为209626人，本科生仅占3.1%，专科生8.8%，中专生最多，达到了184662人，占到了88.1%。 不过，能说教育不好是跟幼师学历有关吗？笔者还不是被自己那没有小学毕业的奶奶一把拉扯大的，还很健壮、生活愉快。 别说，还真有关系。自己的孩子犯错、作业不会写或者晚上该睡觉时大吵大闹，你能在内心反复告诉自己，“这是亲生的！”来平息自己的怒火，而当一个老师同时要面对十几个吵闹的孩子，没有相当的爱心、没有符合水平的智商和情商，是很难把控得住局面的。 事实上，就在幼师素质领先全国的上海，这个月初便有“保洁阿姨”给孩子喂芥末的事。加上连续不断出现的幼儿园恶性事件，这些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系统性短板，比如幼儿教育。 02 事实上，这个短板早已暴露了。 现在在许多地方，幼儿园的学位也是一席难求。经常出去，一个幼儿园招生，家长提前几天排队的盛大场景。热度直追楼市调控前的某些热门楼盘的抢楼风潮。 对于很多中国年轻的父母而言，能让孩子上幼儿园就已经是莫大的成功了。 在中国，民办幼儿园的比例已经超过2/3，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以及《教师资格条例》，幼儿园园长及教师的学历水平应在大专以上，园长有三年以上幼儿工工作经历，保育员拥有高中以上的毕业程度，所有人必须持证上岗。 这样的门槛实现起来难吗？看过前文就知道，的确有点难。 那，这个门槛高吗？ 对比美国，一点都不高。 美国要求幼儿园教师的学历水平是本科及以上，如果你是专科毕业的，那先把学前教育的课程都修学一遍、把证考齐了才能上岗。他们需要上什么课程呢？有大脑研究与语言学理论、儿童心理、电子教学……在技能要求上，有一个词被反复强调：“Love”，爱幼儿，也爱你的这份工作。 再看看《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试行）》，大专以上幼师比例降到80%，保育员的毕业程度是初中以上即可。 与中国幼师低门槛相匹配的，是幼师的低薪资。 近日出事的北京朝阳的那个幼儿园，普通班孩子的每月学费大概在3500左右，国际班学费4800，不包括幼儿园兴趣班学费、伙食费、一次性用品费等。但是这里的教师月薪却只在2000-3000之间。 这种薪资水平与城市的低端劳动力相比，没有任何的优势，更加不能让幼师对自己的工作有强烈的认同感。 而在高门槛的美国，幼师的年薪中位数达到56387美元。 幼儿教育本身就是一件昂贵的事情，在美国全日制公立幼儿园，10个月的学费至少是在$1,000-$5,000美元，私立幼儿园更不用说，一年至少需要$3,000-$34,000。 尽管城市新中产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但是在幼儿教育面前，这个阶层一次次地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无力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与家庭薪资相匹配的幼儿园职业水准却远远不够，孩子的安全无法保障。 03 要正本就应该先清源。国外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美国各个州也有各自不同的要求，我们拿华人最多的加州举例，加州将幼儿园教师分为三个等级：教师能力测试、儿童培养助理教师以及儿童培养教师，等级也逐级递增，而学历以及选修课程的要求也逐级递增。 如果你要做儿童培养教师，你就必须获得大专及以上的幼儿教育文凭，或者相关专业的大专及以上文凭，并且要有不少于3个学期制学分的儿童教育实践活动。 另一个重视早教的国家——英国，要求应聘者完成幼儿教育初级教师培训课程，而对工作年历不同的候选人，英国政府的要求也不同，但都会给予一定的奖学金或学费资助。 在日本，幼儿园教师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且待遇优厚的职业，日本幼儿园教师属于教育公务员，不仅要具备一般的教育教学技能，还需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广博的理论基础，因此录用比率非常小，只有小部分人毕业之后有机会从事幼儿园教师职业。 为规范幼儿园教师队伍管理，确保幼教师资质量，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只有持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者才有资格成为幼儿园教师，而要获得教师资格证，必须拥有短期大学（日本女子职业大学的一种）或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之后的在职进修中也有“素质晋级”要求，在职期间如果表现不好，很可能被炒鱿鱼。 再者，这三个国家的幼儿园教师工资都不低：美国方才第二部分已经聊到；英国则通过从业年限来看，最低的入门者工资也有1.8万-2.2万英镑，而资深从业者能达到3万以上；日本则是300万円〜350万円。除了钱多，幼儿教师这个职业属于颇受尊重的一个职业。 已有研究证明，幼教的好坏对国家的人才、安全都是最好的保障。如果政府增加对早教的投入，可以有效减少这些儿童成长后犯罪的概率。于是，政府针对犯罪的帮助支出也相应减少，每年预计可以减少8%-17%的政府支出。 但为什么在中国，高学历人才对幼教总是敬而远之？ 关键还是这个职业在国内并不受青睐：一来压力很大、又不受社会尊重，二来工资福利待遇较低。 别看幼儿园的学费很高，但数据显示，许多幼教老师认为自身职业“压力大”、“工资低”。 压力的主要来源是检查、考核繁多，以及工作时间长，每天需要工作8至10小时，还有22.14%的幼师表示，工作时间超过了10小时。 与之相对的，薪资方面，中国幼师的薪酬水平较平均水平低10%至30%。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2016届“幼儿与学前教育”职业类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3504元，比全国本科平均水平低872元。 2016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从事“幼儿与学前教育”职业类群体，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2706元，比全国高职高专平均水平低了893元。 中国人有句古话：种下什么因，就收获什么果。幼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的“灯下黑”，现在它只是初露峥嵘。中国的教育正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这一代人总是把孩子送给当初学习成绩不如自己的人来教。 或许，现在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 幼儿园安全与中产自救 在上海妇联公布处罚《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的处理结果之后，并没有见到教育部门对其监管失职的跟进与处理，也没有出台相关制度以防止类似事件。虐童事件，作为个案，似乎已经结束。（注：11月23日当日，红黄蓝北京新天地幼儿园被爆出虐童事件，据家长反映，几名孩子疑似在幼儿园被扎针、喂药片，具体是否涉及其他虐童行为，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携程亲子园虐童案之后，家长能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吗？答案非常悲观。 根据媒体梳理的结果，2017年，已有19起不同程度的“虐童事件”，如携程、北京金色家园幼儿园等。这些虐童事件，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客观而言，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实际上，相关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虐童技巧，长期的存在中国的幼儿看护行业中。30多年前，笔者在一家市立幼儿园上学，幼儿园属于当地卫生局所办，为本系统职工服务。幼儿园有彩色电视机、风雨操场、各种游乐设施、游泳池，有外国人来参观。这些硬件条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属顶级，但是，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看护“技巧”，也包括午睡不乖时，在眼皮上抹万金油。 显然，这些技巧流传至今，还加入了诸多喂安眠药、喂芥末等与时俱进的手段。但是，与30年前不同，这些技巧已经不再被中国社会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因社会进步而凸显出来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从普遍性与长久性来看，这与当年全国各地的校车事件一样，需要顶层制度的响应方可更大程度的解决。遗憾的是，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做为个案已经结束，公众并未看到当年校车事件之后的制度层面的响应，那么，可以做出一个悲观的预言，中国幼儿安全的糟糕局面，必然会继续下去。 中国的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状况并不令人乐观。2012年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了幼儿园入园年龄，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办托儿所的现象也不复存在，而民办不但因资质受抑制，而且质量也堪忧。目前，中国的0到3岁幼儿托管率只有4%。即便3-6岁的幼儿园阶段，不少城市也都存在入托难。卖方市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下，是逻辑上的必然。 实际上，正是长期以来相关领域低下的公共服务质量，才有了中产自救。 虽然携程亲子园是企业牵头，但福利终究来源于员工劳动，所以，某种程度上，携程的亲子园可以看做作为中产的携程员工，以自我救济的方式，自己组织相关服务的生产。这种以企业牵头形式出现的中产自救，试图自力更生的解决一些急迫需要的公共服务问题。然而，这种中产自我救济并不被允许，钱之外，有太多的障碍。以资质之名，携程被强制采购指定方提供的服务。中产自救，沦为了寻租的对象。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对政治冷感，只愿看到正能量，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 当一个上海的中产妈妈，看到关停农民工子弟校，看到哭泣的母亲与留守儿童，可能觉得应该关，城里人太多了，要以教育控人，赶走一些人。中产妈妈以为自己在高大上的写字楼里上班，孩子永远不会去农民工子弟校。但是，自我救济的亲子园，被叫停了，理由与关停农民工子弟校一样——资质不够，然后，被强行采购指定方的服务，然后，孩子被虐待了。这时，中产妈妈和骨肉分离的农民工妈妈一样，伤心地哭了。同样的资质理由，既体现在关停农民工学校，同样，也体现在中产的亲子园。 每一种中产焦虑都对应着一种底层苦难，中产焦虑与底层苦难，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一片天空下，怎会有两种温度？所以，同情心、同理性、恻隐之心、人道主义，才是人们一起保卫自己美好生活的最好方法。 而携程幼儿园的事件，该不该被归咎于携程？不妨给出一个具有画面感的场面：一些知名企业在饭局、茶叙之时，一人苦口婆心地劝导另一人：你还是少说几句，少做一点，你看梁建章，费力不讨好，惹上一身麻烦。另一人无言以对，从此绝口不言。此情此景，是中国社会的损失，也是良知的损失。 长期以来，执法吃大户，“舆论归咎”吃大户的现象一直存在，并且，在具体的现实舆论情况下，舆论在归因时，往往只能指向企业。比如，使用外卖餐盒的餐馆，消费的是普通消费者，但在讨论白色污染的时候，舆论不是指向多年未能执行的垃圾分类制度，以及背后的相关部门，而是指向外卖平台。其实，归咎携程，这个服务购买方的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察觉，与归咎父母未能及时察觉异常，只有一线之隔。 自救不易，但孩子仍不能放弃。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整体观念、素质，乃至制度，都无法短期提升，但技术却是一个短期的变量，可以迅速提升。比如支付宝，曾在中国信用荒芜的情况之下，开辟出安全、繁荣的网购环境；再比如校车，很多校车事故都是路况、人员所造成的，中国的乡村道路，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校车本身的安全性能却是可以迅速提升的；再如网约车软件，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起超越传统出租车的，安全优质的服务。 那么，回到幼儿园安全问题，技术可以带来什么帮助？ 熊孩子调皮起来，父母都忍不住要打几下。一个老师，面对这样一群孩子，要说不烦，是不可能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违背人性的岗位，而幼儿安全问题，自然也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有一位美国作家，在深入美国幼儿园的生活之后，发现美国幼儿园同样存在老师态度粗暴，甚至虐待孩子的现象。 所以，幼儿安全问题的本质，不是教育技能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不能言说、不能表达自己、在心智与体力上都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儿，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有了这个认识，就能明白，孩子的安全不能托付给人性的善，而是要防止人性的恶。 这位美国作家给出的建议是：家长不定期探访幼儿园；仔细观察孩子的异常现象；实时的摄像头。实际上，幼儿园铁门一关，家长就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在如今智能手机普及，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外部环境、从业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是让家长手机可以随时查看孩子的情况，进而提高幼儿的安全水平，却是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完成的事情。 不过，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微博上提到幼儿园实时摄像头，一些身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的家长纷纷表示，幼儿园已经安全了摄像头，家长随时可以看，他们想不到大城市还未能普及。显然，这背后，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公共服务的路径依赖问题。 三四线城市幼儿看护、教育相对更不发达，所以，留出更多市场空间，市场化程度更高，竞争程度更大，为了争取生源，幼儿园往往主动提供更好的保障，争取家长认可。但在一二线城市，公立幼儿园体系相对发达，政府管制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严格，由此造成了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更加倾向于卖方市场，不管公立私立幼儿园，都更加强势，自然不愿意提供实时视频，以免家长看到视频后，指手画脚。 由此可见，技术本身，仍然需要制度作为基础。冷漠的中产自救，终究是镜花水月。
城市圈发展事关中国经济全局，但城市究竟属于谁？
【研究员】：
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现代经济产出在城市，就业在城市，所以人往城市里聚集，这是当前不可改变的城市化进程。有的城市领导者观念跟不上，用脚投票，在人口问题上，有的城市驱离所谓低端人口。一个健康的城市一定是要什么人都有的，农村更加不是分离于城市系统而存在的。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的争夺，不仅是高端人才，也会有低端人才，尤其是对保姆、建筑工人等低端人才的争夺，因为这两者是互补的。不欢迎或者驱离低端人口，会推高低端人口的雇佣成本，导致城市降低竞争力，甚至走向衰落。城市的包容性，是城市强大的内在需求。
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的争夺，不仅是高端人才，也会有低端人才，不欢迎或者驱离低端人口，会推高低端人口的雇佣成本，导致城市降低竞争力，甚至走向衰落。下文分别为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上海交大陆铭教授在博智宏观论坛第十九次月度例会上的演讲： 刘世锦：我的发言将从三个问题切入：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大都市圈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第二，如何利用城市竞争机制推动城市发展；第三，在肯定聚集效应的前提下，如何让城市的结构更为合理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正进行着转型升级。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与很多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融合，而后者大量聚集于大都市圈。而服务业，特别是大部分社会服务业必须在城市人口聚集的条件下才能发展，比如只有生活在北京的人才能便捷地享受到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公共服务。创新行为同样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如果没有人口聚集，即使个人具备创新天分，也难有足够激励和配套条件产出创新成果。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大都市圈的相应发展，这样的增长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一个适合速度且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增长，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大都市圈发展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城市发展需要规划、设计、制度、政策等，政府角色重要，城市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影响很大。城市建设带来空间结构变化，出现错误后，纠错的成本很高。如何才能减少错误，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形成城市间的竞争机制非常重要。 以往经济增长的重点是工业化，有一个地区竞争机制，看谁招商引资多，企业办的多；下一步重点转向城市化，也要有一个城市间的竞争机制，看城市能不能对人更有吸引力，能不能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不要低估现在城市领导者的水平，许多人具有现代化、国际化的眼界和知识，执行力也很强。 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领导人更大的自主权；二是允许人口、资金、土地、技术的要素自由流动。机会少、成本高，人就要朝外走。有的城市领导者观念跟不上，用脚投票，在人口问题上，有的城市驱离所谓低端人口。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的争夺，不仅是高端人才，也会有低端人才，尤其是对保姆、建筑工人等低端人才的争夺，因为这两者是互补的。不欢迎或者驱离低端人口，会推高低端人口的雇佣成本，导致城市降低竞争力，甚至走向衰落。城市的包容性，是城市强大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城市发展本身是一个创新过程，也就是试错和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好的竞争机制，城市发展也会经历优胜劣汰，一批生气勃勃的城市和城市群将会脱颖而出。只有经历这个过程，那些落后的、有悖于规律的观念和做法才能得以纠正。 关于第三个问题，大城市或大都市圈具有不可替代的聚集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着结构问题，各种“城市病”相当突出，也就是聚集的负面效应。首先要解决“大都市圈半径有多大”的问题。陆铭教授提到50公里，现代轨道交通的发展可能会让这个半径有所调整，但是一定存在一个合理的半径范围。比如，北京周边应该建设一批小镇，把城市核心区的部分职能转出去，在小镇形成产业支撑，同时用快速轨道交通把小镇与核心区连接起来，配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些小镇与市中心的距离不能太远，大致不超过50公里，太远聚集效应就会打折扣，市中心的人也不愿转出去。在确定合理的聚集半径后，要通过优化空间和功能布局，尽可能降低城市聚集的负面效应，如职住结合，缩短通勤距离；形成紧凑型城市结构，减少污染和拥堵等，使城市的聚集效应达到一种更高水准的平衡。 陆铭：经济与城市发展的规律主要有三点：第一，城市化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不断提高，人口会向城市集中；第二，人口会向大城市和大城市周边的都市圈集中；第三，世界上的一线城市人口重新回到市中心。 然而，有的政策既无效率又缺失公平。“无效”指的是有需求的地方没有供给，同时有供给的地方没有需求。“不公平”指的是城市内部用行政性的手段决定谁能在城市里待着，或者享受公共服务。在地区间，用行政性手段控制大城市供给的时候，会将生产要素价格提高，并为欠发达地区制造人口流出障碍。这样的政策会扩大城市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和产业梯度的差距。 因此，对那些有悖于规律的政策进行纠错是必须的，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必须保持并提高竞争力。但如何进行纠错，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沿海地区大城市呈现高房价与社会不和谐并存的状况（因为政策保持对人的户籍身份的区分）。而人口流出地区出现住房库存和“空城”、“鬼城”现象，且地方政府债务在上升，因为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加大住房和基础实施建设的投资过程中，借了大量的债务。这些投资形成时是GDP，基础设施、工业园和新城建成后却无相应的人（或企业）进驻利用，从而变成了债务。这种局面相当危险，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最近这些年在土地供应和人口流动方面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一方面，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尽管有所放缓，但并未停止。各大城市出现人口集中趋势放缓的年份，正是国家提出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的年份。我国用教育资源缩减来减缓城市人口增长，这与全世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相左，因此这一现象是政策执行的结果，而不是客观规律造成的。 另一方面，到今年为止，国土资源部的规划依然明确要求将建设用地指标投向三四线城市，这一趋势没有发生改变。此外，美国曾经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与其交通设施发达，中心城区社区质量下降有关；但在近年，美国中心城区的社会和谐度在提高，犯罪率下降，因此美国人又回到了大城市市中心。而我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则是政策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对城市人口和土地供应量的控制，我国现阶段不应发生“逆城市化”。所以不能把特定政策下出现的现象作为趋势和规律性的东西。 城市人口规模受到企业和个人到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成本收益比较的影响。从收益的角度看，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知识、技术为核心投入品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驱使城市规模经济效应不断增强的主要动力；因而人要往大城市走，并且还要往最有利于信息交流的城市中心走。而从成本的角度看，技术革命降低了人向城市中心流动的成本。技术革命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革命，比如现在的快速轨道交通，它所能支撑的城市规模与马车时代的城市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二是城市管理革命，发达国家大城市建设对建筑高度和容积率的限制不像我国那么严格，即便在纽约曼哈顿这样的地区，现在仍然在盖越来越高的住宅楼。这体现了供给适应需求的原则，因为每个城市的住宅楼要建多高，实际是由城市人口规模内生决定的。 人民日报：谁是北京城多余的人？ 11月18日18时许，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火灾，共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之后，北京开展限期群租公寓大清退行动。 人民日报曾在2010年09月30日发表文章（作者白天亮）指出，不同人群集聚，原本就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如果真的对所谓的“低端”劳动力强制退出，其结果必然是百姓生活变得极为不便，生活成本大幅提高。以下是全文：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不久前建议，采取措施引进高端人才，减少低端劳动力，以应对北京市人口持续增加的压力。虽然遭到质疑，但有关城区仍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开始对餐馆、洗浴、美容美发、小百货、小建材清理整顿。 每当大城市面临人口压力以及其它相关问题时，总有管理者想出这样自认为高明的点子——“让低端劳动力离开”。广州市就曾宣称，当地治安差是因为外来低端劳动力太多，应当将其转移到别处。北京市之前也有政协委员提出，有必要对进京人口设门槛。 出主意的管理者肯定认为自己不是，而是诸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所说的“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在管理者眼中，这些低端劳动力不是“北京人”，不应当来挤占北京市日益紧张的公共资源；低端劳动力多数从事体力工作，不好看、不体面，不符合北京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定位。 只是，管理者一定忘记了，北京不仅属于北京人。每个公民，不论是生在大都市还是西部偏远的山村，不论是博士还是只有初中毕业，都拥有平等自由的迁徙权和居住权，都可以来北京谋生、就业、寻求发展。倘若认为大都市的繁华和机会只能由“高端人才”分享，那么，向北京输送电力、输送清水、输送蔬菜的欠发达省份居民也可以建议，不允许其他地方分享其资源。何况，所谓的“低端”并不代表“低素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勤劳、自立，对城市充满敬畏，怀揣着向上的梦想，不存在给城市“抹黑”的问题。 不知道出主意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想必其不需要快递员来送快件、不需要小时工来打扫卫生、不需要维修工来通下水道、不需要在有服务员的餐馆用餐、不需要在有保安的小区住……又或者，需要这些服务，但提供服务的人最好住在北京之外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只在有需要时来北京干活，干完了立刻离开。 城市越大，所需要的劳动力越多样化。不同人群集聚，这本身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繁荣度、生命力的体现。城市可以选择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但如果认为可以因此不要普通服务业、不要小企业小商店，那就是一厢情愿了。因为，这些产业之间并非互相排斥，其吸纳的劳动力更是相互依托的。赶走了低端劳动力，不意味着赶走了相应的需求，空下的位置也不必然会由高端劳动者填满。 何况，如果真的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等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其结果必然是老百姓生活变得极为不方便，生活成本也被大幅提高，到时候恐怕要盼着低端劳动力回来了。 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不堪重负，这的确需要想办法解决。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才使人们拥向北京这类基础设施佳、发展机会多的大都市。所以，关键是多投入、下力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动辄就采用行政手段强令退出，只会暴露出管理者思维的简单粗暴，也很难真正执行下去。 未来属于城市，但城市究竟属于谁？ 徐远在微信号“徐远观察”撰文指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以及存在的很多结构性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城市化滞后，滞后以后会怎样？一定会发力追赶吗？下面我们来分析城市化的基本动力。 这张图（图一）是美国的经济密度图，图上每个高高的凸起，都是一个大城市所在地，凸起的高度就是那个城市每平方公里的GDP数量。我们看到的规律是什么，就是大城市的经济密度特别高，美国最高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恰好就是美国前三大城市。所以，经济的产出集中于城市，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规律很清楚了。整个中部大平原，没什么经济产出的，美国农业产出占比很低的。 再来看日本（图二），也是一张经济密度的地图，也是三大都市区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很高，东京、大阪、名古屋最高，其他地方你看到的凸起都是城市，其他地方很少。从产出的地域分布上看，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是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少数大城市，广大的农村，虽然占地占绝对比重，但是经济密度很低。这种集中，不是偶然的，而是反应了产业结构的变化，现在我们来看产业结构。 上面这张图（图三）是现代经济的产出结构图，有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大的经济体，最后是中国。一产的占比低到什么程度呢？德国、英国都不到一个百分点，美国、日本刚过1个百分点，法国稍稍高一点，但也不到2个点，有1.74%，可能是盛产葡萄酒的缘故。 农业的比重就是这么低啊，未来还会更低。因为过去100多年来，农业技术进步很快的，你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是持续降低的，价格降低，就是产量增长相对于需求增长更快的意思。总体上，这个星球上是不缺粮食的。所以，一产占比很低的。 一产占比低，是硬币的一面，其另一面，就是二产和三产占比高。美国、英国、法国的二产在20%左右的规模，德国和日本高一点，30%左右，我们是40%左右的规模。剩下的都是服务业，美国、英国、法国在80%左右，德国和日本在70%左右。而不管是二产和三产，工业还是服务业，都是不需要土地的，不需要在空间上铺开的。它们是集聚在很小的空间上也可以完成的。所以98%以上的产值不需要地理空间。只有不到2%的农业需要地理空间。 稍微说一下工业，有人说工业也需要大厂房大园区，那是不对的，只有极少数的重工需要大厂房、大设备，需要铺开，只能在一楼，其他都是在高楼上就可以完成的。所谓的亚洲四小龙，比如说香港，他们刚开始也都是轻工业，香港是在高楼的小格子里生产玩具、鞋子和袜子，是靠轻工业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工业，绝大多数工业都是不需要空间的。 服务业更不需要空间，甚至是厌恶空间的，一定要有密度，才能省你的时间，给你带来更多的便利。最极端的服务业不需要空间的例子就是CBD，中央商务区。大的城市都有个CBD，大的企业总部都在那里。那个地方租金那么贵，为什么那么多企业都还往里挤呀？因为租金贵，时间更贵。只有这样才能方便大家交流、讨论、商量、见面、谈判、指挥手下干活，这样才能快速完成很多事情，把事情往下推进。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纽约华尔街，曼哈顿岛只有60平方公里左右，和北京二环面积差不多。你知道曼哈顿人口密度有多大吗？一平方公里2.8万人，而且它的下城区，也就是华尔街那地方，很多大公司、投行、律师事务所都扎堆在那个地方，你想到的最挣钱的人都在那个地方。他们不走，一个房子一千万美金他们也不走。为什么？因为时间太贵了。房子贵，时间更贵，房子贵就是因为时间贵。一个十几分钟，下个楼到隔壁能解决的事情，你让他们跑一个小时跑到上城区去，没门，一个小时生意早就被人抢走了。所以租金贵，时间更贵，潜在的收益更高，所以才会有CBD这个地方。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强调，工业和服务业是不需要空间的，而且很多方面上讲，它们是厌恶空间的。 这张图（图四）和前一张图对比，这就是我国城乡差距的根源。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倍多，就是说我们30%左右的人口分10%的收入，平均收入就是别人的三分之一，这也恰好是城乡差距的量级。所以说，农村人口多，就是我们国家农民穷、农村落后的根源。背后的经济学道理是什么，就是农业的附加值低、产值低，因为总量就这么多，涨得又不是很快，要想让农村人富怎么办？人少了，人均就多了，这是个小学算术题。所以，城乡差距、农村问题、农村落后，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出路就是农民进城，绝无第二条路。 农民进城干什么呢？就是工业、服务业。这些人进城收入很高的，比如现在城里的保姆，收入好一点的七八千、上万很正常吧。女生做一些家政，男生做一些体力性的工作，收入接近一万的多了去了。你们再想想他们在农村能挣多少钱？你看这么多农民工往城里去就是这个道理。平均一个农民现在种四五亩地，一年的收入一亩地一千块钱，十亩地一万块钱，也就是城里一个月的工资啊。为什么人往城里走，这就是原因，这么大的收入差距，十几倍的差距，挡是挡不住的。他们在城里，就算住地下室、住工棚，受点苦他们也觉得愿意。所以借这里说一点题外话，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城市化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城市化，其他的都不是主要的，甚至是瞎掰。 简单概括，这几张图说的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城市是现代经济的载体，现代经济产出在城市，就业在城市，所以人往城市里聚，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简单到不可能错。 进一步的问题是，城市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多产出，吸纳这么多就业，是怎么做到的？你看城市里这么多人，密密麻麻的，吃喝拉撒那么多的事情，怎么组织协调？协调不好，就乱了套。 这就要看一下城市的本质。城市是个复杂的现象，具有异常复杂的组织结构，这里笔者把城市定义为一套复杂的网络系统，由基础设施网络和功能机构网络叠加而成。 这张图显示的是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城市的地铁网络规划图，其中很多都已经建成，有一些是在建，还有一些是规划。看到这套密密麻麻的线路，你能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复杂到难以置信的一套网络。而且这只是城市网络的一部分，只是地铁网。而且这还只是地下交通，还有地上交通啊，这些城市的地面道路网络更加复杂，比地铁要复杂很多。而交通网络只是城市网络的一部分，供电也是一套网络，供水、供暖、供气、排污都是一套套网络，城市一套复杂的基础设施网络，有了这些东西，人们才可能在这里工作、生活。 而且，这些东西很贵的，地铁的成本很高。要修这些东西得有人口的流量，有很大的流量修这些东西猜划算。没有人口哪来流量呢？只有在大城市，这样的复杂网络才有可能，经济上才可持续。因为它贵，贵就要有集资，只有工程技术还不行，还要有流量来支撑。这些东西，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 有这些网络就行了吗？还不行，还要有功能机构网络，比如说政府要有、治安要有吧、医院要有吧、学校要有吧、银行要有吧，各种各样的城市分支机构，在这些基础设施网络的基础上，有一个功能网络的节点，让人们知道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看起来很乱，其实有规矩的。 前面说了基础设施网络和功能机构网络，这两套网络集结成城市的一套很复杂的系统网络，这网络集成之后会怎样呢？笔者管他叫“众生协作，各得其所”。各种各样的人，医生、白领、科学家、演员、艺术家、政府官员、各种职员，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以安身立命。只要你愿意努力，就可以找到机会。 而且，城市只有高端人口是不行的，还要有低端人口，还要有做家政的、做餐饮的、做保安的、送快递的，这里面离开谁都不行的，都会带来不方便。我们现在政策取向有一条，叫城市升级转型、产业转型，似乎高大上的城市就不需要低端人口，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健康的城市一定是要什么人都有的。所谓高端人口，就是需要别人服务的人口。所谓低端人口，就是提供低端服务的人口。在城市的复杂网络上，需要各种更样的人，而且这个网络越复杂，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因为大家都是分工协作的，你在这里你有需求，你的需求就创造了别人的就业。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新的需求是会出现的。你看快递这个东西以前是没有的，到美国都没有这么发达的快递行业。离开了这么多快递小哥，那么多喜欢网购的人，该有多么不方便，商家业很不方便，成本会高很多。 说完了城市，要简单说一下农村。在城市的复杂网络中，农村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农村完全是分离于城市的吗，它和城市没关系吗？不是这样的。 现代的农村，是城市网络系统的一部分。你看现在的农村，有很多城市的元素的。就像这个公路，就像这个山，没有现代的路，游客怎么上去？难道普通游客都是驴友？那么多中老年游客、小朋友都是驴友？很多旅游景点，包括那些原始风景的地方，它都是有很多现代元素的，比如供电、比如道理、比如供水。所谓的田园牧歌，它都是现代技术、城市文明改造来的，比如你到一个古镇，没有电灯、没有取暖、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你是不舒服的。要是想既有乡村的美景，又有现代舒适，都是拿钱、拿技术砸进去的。 准确而言，现代的农村，是城市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位置稍微偏一点，密度稍微低一点。所谓的乡村，其实是城市复杂分工网络的一部分，处于城市分工体系的外围。它为城市系统提供农产品，提供劳动力，提供产品市场，购买城市的产品，所以农村和城市是分工协作的关系，互补的关系。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基础设施不发达，相对外围，这是农村落后的根本原因。农村地广人稀，处于外围，没法充分享有城市基础设施带来的好处，没法充分利用城市的功能机构网络，也不可能再建一套，因为太贵了，农村没有那个人口密度，没有那个流量，没法建成像城市那样一个复杂的体系，建成了也没法维护。 所以，人口才会向城市聚集，聚集的原动力，就是人们寻求更多的便利，更好的收入，更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些都是农村不能提供的。
经济纵深
南京万人抢房潮的背后是政策制造的套利游戏
【研究员】：
今年年初蔓延到一二线城市的抢房潮，是恐慌与焦虑情绪叠加的结果。而这一轮抢房潮，则是政策制造的套利游戏。只要房价仍在持续上涨的可能，炒房客就没有退出市场的可能。在一个资金荒和资产荒的时代，到哪里找像中国房子如此保值增值的安全投资品？所有的楼市调控，都是为稳定市场而来的，降房价从来都不是政策的选项，也不是政府部门的希望。调控无疑还将持续，房价也有可能进一步松动，但如果政策不做改进，南京万人抢房这样怪异的场景无疑还会发生。
最近的楼市很怪异。 一边是调控高压之下，房价开始有所松动，部分热门城市进入高位盘整，甚至开始下降： 另一边，抢房潮仍在继续，而且变本加厉。几天前，南京几千个“百万富翁”带着小板凳在街头排队抢房： 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怪异的一幕？ 01抢房背后：限价制造的套利游戏 这一轮抢房潮与今年年初完全不同。 凯风在微信号“房屋屋”撰文指出，今年年初蔓延到一二线城市的抢房潮，是恐慌与焦虑情绪叠加的结果。而这一轮抢房潮，则是政策制造的套利游戏。 这里的政策就是“限价”与“摇号”。 去年年底以来，一二线城市热门城市纷纷出台了“限价”政策，要求楼盘销售价格不得高于政府指导价，否则不给予网签。正是通过这种数字游戏，这些城市的新房价格立刻得到“控制”。 一手房价格被人为控制，然而二手房价格却由市场调节，这就形成一二手房之间明显的倒挂。 解决这种倒挂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部分城市玩弄的双合同游戏，一份限价合同结合一份装修合同，限价合同能满足政府的调控要求，装修合同则满足企业对于市场价格的修复。问题在于，一般装修合同首付比例更高，而且贷款期限更短，结果实际房价负担不仅没降，而且有所上升。 另一种方式就是南京、成都等地出台的摇号购房。摇号看起来更公平，但实际上没有双合同这一价格修复机制，在一二手房严重倒挂的情况下，就给了购房者以直接套利的机会。 比如此次南京的抢房区域，新盘价格被限制到3.5万元以内，而周边的二手房价格已攀升到4.5万元，这就是每平1万元的套利机会。一套100平的新房，只要买到，就相当于赚到了100万元，如此无本万利，万人抢房岂不在意料之中？ 同时，摇号看起来貌似很公允地将套利机会分配给所有人，但实际上，动辄八成乃至全款的限制，直接将大量普通的刚需一族排除在外，摇号成了拿着巨额存单的富人们的投机游戏。 比如此次南京抢房的楼盘，基本都要求首付八成，验资200万以上。这也就是说，一套350万到500万的房子，如何不能一次性拿出300万左右的现金，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摇号，也就无从享受限价奉送的套利游戏。 换句话说，这次在南京街头参与抢房的，基本都是带着200万以上存单、手握三五百万资金的“富翁”。 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02刚需族：被抛弃的一群 显然，楼市限价与摇号购房的组合，让楼市变成富人们的套利游戏。 至于刚需一族，有资金能力的，却因为不到10%的低中签率，被屡屡拒之门外。至于大多数好不容易掏空父母积蓄，凑到三成首付的购房者，只能对着两三百万的一次性付款，望房兴叹。 刚需一族被抛弃，其实从楼市调控开始，就是注定的结果。 先是房贷利率不断上调，多套房利率上浮，首套房利率同样上浮，目前一二线城市首套房利率普遍上浮5%-10%。这固然是市场钱紧之下的正常反应，但是刚需族购房的门槛却进一步提升，显然不符合保护刚需的基本调控基调。 接着是认房又认贷的政策，让改善性需求基本歇菜。所谓改善性需求，基本都属于“卖一买一”的换房需求，这是正常需求，与投机完全不同，然而，在认房又认贷的政策下，只要有过贷款记录，无论是否还清，首付一律提到5成以上，而贷款利率同时上浮10%，这显然让很多刚需一族的换房需求成为奢望。 再就是如今正在蔓延的摇号购房。正如前面所说，摇号让买房成了概率游戏，限价又让摇号成了套利游戏。至于刚需，要么乞求于概率，要么付出更高的首付成本。这种结果，并不比先前好多少。 所以，这种局面很诡异。 本来利率上调、认房又认贷、摇号购房是为了遏制楼市投机，从而满足刚需一族的购房需求，但结果却南辕北辙，刚需一族购房负担更重，购房的门槛更高，反而比调控之前更加难以买到房。 同时，通过反向刺激，摇号购房不仅未能遏制楼市狂热，反而进一步加剧供求紧张关系，进一步刺激了房价上行，这显然是政策始料未及的。 03避不开的问题：谁从调控中受益了？ 这一轮楼市调控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手段不可谓不严厉，但我们仍要问，究竟谁从调控中受益了？ 刚需族恐怕没有。一方面，调控越严厉，说明市场情绪越高涨。调控初期，政策会有反面刺激的作用，给了市场以房价紧俏的认识，比如限购出台之前的离婚抢房，以及此番声势浩大的南京万人抢房，都属此类。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的，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其制约对象是不分刚需与投机客的。限制投机的，同样也限制住了刚需。可以说，误伤刚需，本来就是政策的附带效果。 富人群体，有利有弊。弊的一点是，在限购两套房之下，有多少钱也没有用。利的一点是，房贷利率的上调，首付比例的上调，帮助富人群体减少了一批缺乏足够资金的竞争者。如果遇到南京摇号购房这样的套利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更是送上门的套利机会。 炒房客，有一定效果。炒房客玩的都是短线游戏，拿到房转手赚差价。但在2-5年不等的限售面前，加上1-2年的交房时间差，炒房资金可能要沉淀3-5年不等，资金成本加大，炒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然而，之所以说只有“一定效果”，是因为资金成本不是一切，是否有上涨预期才是关键。只要房价仍在持续上涨的可能，炒房客就没有退出市场的可能。在一个资金荒和资产荒的时代，到哪里找像中国房子如此保值增值的安全投资品？ 最后说说普通市民，调控的结果并没有实现它们的预期。很多人以为，楼市调控可以降房价，但其实，所有的楼市调控，都是为稳定市场而来的，降房价从来都不是政策的选项，也不是政府部门的希望。 调控无疑还将持续，房价也有可能进一步松动，但如果政策不做改进，南京万人抢房这样怪异的场景无疑还会发生。 老百姓为什么普遍不相信房价会下跌？ 下文是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文钊先生对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宁教授的采访实录： 房价还会涨么？现在要不要买房？如果说，过去十年的任何一个时点上，答案是肯定的——买房无疑是一件正确的选择，那么现在呢？或者换句话说，房价是否已经见顶？中国的房价涨跌遵循着什么逻辑？ 过去10年里面的四次调控，已经教育了所有的买房者。买房者相信，政府希望房价不要上涨的太快。这有点像2015年的股市，大家说政府希望长牛和慢牛——虽然实际并不是这样。 我特别想说的是，一旦形成预期，投资者就会觉得说，政府给我形成了某种兜底和担保；一旦觉得有担保，就会加杠杆，加大投机的力度和资金。这种投机的预期一旦形成，其实跟通货膨胀一样——如果大家看到一个价格只涨不跌，那么所有的资金和资源都会投到这里面来。 所以，如果采取任何行政的手段压制这种泡沫或上涨，只是短时间压一下，一旦退出了调控肯定还会报复性的上涨。这种预期不扭转，暴涨的情况就可能继续出现。 在泡沫里面，预期决定了所有的事情。在这里面可怕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价格是人为推高的，而且是被预期上涨推高的，一旦不上涨，不会横盘，不是涨就是跌。在低位下跌，风险相对比较可控，但如果是在高位很大幅度的下跌，风险是很大的。这不仅仅是购房者的风险，更大的风险在于银行体系或整个经济。 我原来是一个比较微观的经济学家，现在比较多地从行为的视角谈论比较宏观的话题，也是这个原因。 开始写《刚性泡沫》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帮助国际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经济。那时候还是2014年，我觉得，对于房地产泡沫，如果当时推出房地产税，或者增加某些核心地区的房地产供应，对于稳定房价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时候从我的观察来看，其实限购不是特别有效，而限贷比较有效。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不管政府出什么政策，即使本来是利空的政策，大家也当利多来读，因为大家会觉得，你现在不让卖，那你以后让卖的话，还能卖个更好的价钱。 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房价出现过一轮调整。然而因为随后的政策支持导致大家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即房价是有可能下跌的，其实那时候北京和上海的房价跌过10%甚至20%，郊区可能在30%左右，这是不小的下跌幅度了。 但是因为政策本身没有让市场扮演一个调整供给与需求的角色，最后反而是限制了市场，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刚性担保和刚性兑付。这种东西会自我强化——房价涨了两年之后，买房者可能觉得明年上涨的概率是55%，涨三年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是65%，如果涨了5年，他会觉得房价上涨的概率是100%。 这是很可怕的，老百姓忘记了房价是会下跌的。 比较有趣的是，就房地产市场而言，你必须要区分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其实很多三四线城市即使今年涨了之后，还没有回到其历史峰值。大家可能意识到了，那些市场可能再也涨不回他的历史峰值了。所以，我们看，虽然货币供应量每年11%~12%的增长速度，但是有一大块市场投资人是不会去碰的。这会导致一旦投机起来，他去碰的那个市场投机的强度会比原来更大。 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在文章里我这样问：一线资产难道真的只涨不跌么？我的理解是，越是泡沫尾端的时候，其他已经不涨了，核心资产还在涨。 一个例子是，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大部分互联网股票都不涨了，就剩雅虎、亚马逊等少数几家公司的股票还在涨。雅虎最高的时候涨到每股95美元，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股票价格基本上在15到20美元。 我们再看东京和大阪的房价，相对于日本其他城市的房价而言，其他地方涨势比较平，大阪和东京的涨幅就比较陡峭。但是涨的多的城市，一旦跌的时候它的跌幅也会更大。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一线城市公共实施极其充沛，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追求和理解跟前面几代人不同，他们更重视体验，而这种体验只有在一线城市才能完成。这样一来，大家都想去这些城市，这几个城市的绝对价格就已经很高了。首付贷为什么会让房地产中介都害怕？因为完全超出了大家能够接受的水平。 但是现在看呢，许多地方的政府退出这种刚性担保的意愿越来越低。或者说，原来是不想退，现在是不敢退。 这次不一样？ 最可怕的就是这一次不一样。 致命的一致——大家都觉得这个不是泡沫的时候才是最可怕的。我有写文章，刚性泡沫真的不破么？有读者反馈说，你写的是刚性泡沫，那你说刚性就意味着它是不会破的。我要解释一下，最开始是用英文写的——GANRANTEED BUB-BLE，就是被担保的BUBBLE(泡沫)。被担保的泡沫它一定会发生，但我没有说它一定不会破。 然后我就想，现在很关键的一点是，很多人觉得中国不一样。我上大学的时候喜欢看顾准的一本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们在西方接受教育比较多的学者，经验主义会更多一些，所以人家说庸俗经济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传统的计划经济里面理想的色彩会多一些。 所以我特别喜欢哈耶克说的话：“通往奴役之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电影《功夫熊猫》里面有一段台词，“人往往是在逃避自己的命运的路上才撞见自己的归宿”。比如熔断机制，大家想到你会熔断，熔断之后我卖不出去，我才会更加积极地卖股票。推熔断机制本来是一个好意，不想让市场下跌，但反而引发了市场的下跌。这是我们政策制定里面特别缺少的博弈的思路。 咱们的政策制订者老是觉得说，我出一拳，市场就被我打了一拳。他没想到说，你出一拳的时候市场就先在你的脚下踢了你一脚。这是行政管理能力要提升的地方。 投资者只有一个真正有效的学习方法，就是真正赔了钱。我之前做过融券和股指期货的研究。股市下跌，大家第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觉得那是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导致的。但是我们做过很多研究，其实有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才能帮助那些看空的人早早释放风险，这样市场不会涨得太离谱，也不会跌的太厉害。你越是不让做这些事情，涨起来没有任何限制，涨得太多了，一旦跌起来才会特别可怕。 全球的监管者都会犯这个错误，觉得这会导致下跌，那么这个就是下跌的原因。其实不是。我老说为什么会有股灾，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原来涨得太多了。 现在实体经济虽然不是很好，但也是处在正常的转型过程。所以，我觉得国内下一步的风险还是集中在金融风险上面。房地产本身我并不是特别担心——一线城市需求总还是在的，即使下跌也不会是断崖式的；三四线也有买的，总体系统性冲击不大。 我担心两个事。一个是债务，债务涨得太快了。涨得太快之后有连锁反应，它会把你整个的盈利全部吃掉，今后再去想要做新的投资就没有机会了。IMF有一位副总裁说，中国的债务主要还是在企业。但是我说，在中国你要特别区分这个债务是企业还是政府没有意义，因为企业债务的核心是国有企业的债务，国有企业债务的核心是银行贷款。所以是国有银行贷给国有企业，如果最后出问题，政府还是要兜底的。 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1998年的债务危机，债务蔓延起来是很快的，对经济会有很大的打击。 还有一点让我担心的是，如果没有资金去支持政府融资平台，还有那些亏损的国企，那些平台和国企还能支撑多久？如果不让地方政府卖地或者地卖不出去，地方政府财政也会很困难。 这之后，要么中央给它很大的支撑，要么企业能够带来现金流，但现在很显然是反方向而动的。他越要撑住现在这种局面，就越要去做一些现在不带来正向现金流的项目。这样负债就会越涨越多，而现金流会越来越恶化。 目前，无论从房价对居民收入比，还是房价对房租比，又或者历史涨幅等指标来看，我们的总体房价都处于高位；在一些一二线城市，房价已经超过了很多其他国际一线城市的房价水平。房价持续上涨显然在逻辑上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另外一个让人特别担心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的风险通过中国的金融体系迅速地在全经济中扩散，并有可能因此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房地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我觉得中央说的资产泡沫一定是房地产泡沫。其实要看到，很多泡沫是跟房地产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居民房地产抵押贷款成为银行新增贷款中最迅速的增长部分。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融资平台。而融资平台的主要融资来源，恰恰是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以及类似具有刚性兑付特征的影子银行产品。很多自身投资回报率很低或者投资风险比较高的投资项目，由于影子银行所提供的隐性担保，摇身一变成为收益比较高，相对比较安全的信托产品。 由于中国的投资者相信，政府会对自己所投资的产品提供隐形担保，并且保证自己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的安全，所以才会把资金投入到这些原本风险相对比较高的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里。而一旦失去了这种政府隐性担保，或者政府丧失了提供隐性担保的资源的话，那么中国的影子银行、投资者的丰厚收益，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企业的廉价融资渠道，都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带来重大的压力。 我觉得一线城市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一句话说，我觉得房价在这个时点上还会往上涨，但是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以真实货币计价，现在可能就是十年二十年的一个顶部。做这个判断我稍微有点不太确定，如果你以美元计价，一定会比现在低，如果是本币，算对了通货膨胀，也一定比现在低，我觉得我不是很确定的是，如果做这个假设，那我的假定是说，今后十年的人均收入增长一定会比较慢。 预测泡沫见顶这个是最难的一个事情，我也不尝试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预测长期的趋势要比预测什么时候见顶容易很多，而且从长期趋势来讲，人家说伦敦和纽约还比北京和上海贵，还能贵20%~30%，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伦敦和纽约全世界的人都想去，北京呢？
思想评论
厉以宁：改革难难在两点，利益集团和害怕失业
【研究员】：
在中国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发展方式的“改革”。改革会产生一些困难，如果是为了消除结构性失衡，就一定要想办法在工作中注重产品质量，注重产品的推销能力，扩大产品的市场。但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一个是利益集团，他们对改革是持观望的态度。还有一种情况是怕引起经济中的一些副作用，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副作用就是失业。今天的改革之所以要“碰硬的”，就是要消除利益集团在形成结构性失衡方面的作用，要真正通过改革，通过发展来增加就业人口。
“发现错误”是很难的，要真正发现错误，让中央感觉到了，时间就很晚了，也就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本文为厉以宁在2017年新浪金麒麟论上的演讲： 四大原因造成结构性失衡 很难改变 我要讲的题目是“如何消除结构性失衡”。 其实，结构性失衡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它为何长期未改？改革有多大的难度呢？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考察，我发现结构性失衡的改革很困难，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要想把结构性失衡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是不容易的。 结构性失衡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有大的本质性的改革，是由四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国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政府决定一切，很长时间内都是如此，即使已经改革开放了，但行政在经济中起的作用始终是存在的。 第二，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跟宏观调控是结合在一起的，行政命令和宏观调控并未分开而是混在一起。这样的话实际上行政手段的力量就更大，你要违背它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速度还比较慢的时候。 第三，各部门、各地区甚至是各个企业都有攀比的现象。比如，一旦经济指标下来了，假定增长8%，我一定要想办法超过8%；如果是8.5%，我一定是9%，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发展。 第四，“发现错误”是很难的，要真正发现错误，让中央感觉到了，时间就很晚了，也就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中国消除结构性失衡的关键在于改革 在中国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发展方式的“改革”。 如果坚持过去的发展方式，重数量、重速度，那不容易改，因为那种发展方式鼓励了人们大搞重复建设、消耗资源，尽管产品卖不掉，积压在仓库里，可是他们完成了任务。所以对我们来说，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真正做到消除结构性失衡，一定要改革发展方式，要从数量型的、速度型的改为质量型和在质量型下面讲效益，这就是今天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的部分。 当然改革会产生一些困难，如果是为了消除结构性失衡，就一定要想办法在工作中注重产品质量，注重产品的推销能力，扩大产品的市场。但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一个是利益集团，他们对改革是持观望的态度。还有一种情况是怕引起经济中的一些副作用，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副作用就是失业。 今天的改革之所以要“碰硬的”，就是要消除利益集团在形成结构性失衡方面的作用，要真正通过改革，通过发展来增加就业人口。 重视“X效率”的发挥，提高企业效率 改革还需要改变效率的观念。所谓效率有三种： 第一，生产效率。这是经济学概念，主要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是微观意义上的，也是我们过去比较注重的。 第二，宏观效率，宏观效率在于资源配置。效率投入产出都没有变，但配置的方式变了，组成了资产的重置，资产的重置就产生了新的效率，这是宏观的经济效率。 第三种效率，叫做“X效率”。X代表未知数，效率按照投入产出的比例来看，这么多的投入和产出都是相应的，但为什么有时候效率远远不足？应该产出这么多，但没有实现，这就叫“X负效率”。 有分析认为“X负效率”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集体目标和个人目标不一致，集体目标被架空。 第二，微观单位中意见不统一，或者有地方观念，不能融洽。 第三，有些地方、个人不一定能摆脱惰性区。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中“从前不解决的问题”、“不知道的问题”由“X负效率”发挥效率。 要增加“X负效率”就必须要做到几点： 第一条，集体目标和工人的个体目标不一致，就目标分解，求同存异。譬如说，把目标一分解，集体目标是大写的ABCD，个人的目标是小写的abcd，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是一致的。比如，工厂希望能安全生产，职工希望平安回家，这个安全的目标是一致的；还有工厂希望能够增加盈利，职工希望增加分配红利，这个也是一致的；再来，工厂期望自己的声誉高，工人认为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感到很光荣，这也是一致的。 第二条，工人与工人之间不融洽怎么办？各自后退一步，小事情不要计较。 第三条，克服惰性就要有纪律，还要有激励。 第四条，员工对企业认同了，愿意为企业做事了，这样效率就提高了。 怎么在“X效率”中去掉“X负效应”，让“X效率”从负变为正？如果没有职工的积极性、认同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效率。调动积极性就应该从“X负效率”这方面去入手，“大国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这些都是出于使X负效率转为“X正效率”的目的。 调动人的积极性要着重重视四类人群 第一种，新型农民。现在的农民自己进学习班，自己参加各种知识培训、技术培训。因为他们的土地可以租给别人，也可以自己经营。现在的农村跟过去也有所不同，农民成了集体公司的主人，农民在做很多服务业领域的工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最后“1+2+3=6”，所以现在就叫“第六产业”。 第二种，新型的企业家。政府要一视同仁，这样的话，大家才有积极性。产权保护是最要紧的，是创新的保障。 第三种，新型管理者。这可能是未来的方向，比如职业经理人，他们能把效率搞得更高，让企业更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四种，新型的营销者。光有产品销路是不够的，还要有持久的竞争力，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所有的企业都要走这条路，农村、农民正在变，企业家有新的要求、新的希望。新的管理者可能是各种经理人，新的营销者懂得市场的走向，这样的话，我们消除结构性的失衡，也就是完成供给侧结构方面的改革是有重要意义的。
人物广角
李光耀曾评价王岐山：如果我是中国人，会让他一直留任
【研究员】：
“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费脑子的……王岐山一定不按这个套路。”“他不惧怕承认，甚至是非常开诚布公。他把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一边，这是前所未有的场面。他坦承，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这么做是冒有风险的，但他的脱稿讲演‘来自真心’。他讲故事，甚至讲笑话，我们以前从未想过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会运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在美国，为政者用故事或者笑话作为他们演讲的开始，以便让受众放松，是很常见的。”
11 月 14 日，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人物》杂志刊载文章“致敬”王岐山，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反腐细节。 在一次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会议上，王岐山郑重说道：“总书记说，我们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名片，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 5年。” 王岐山说，“我现在下去，或者省、市委领导到我这儿来，跟我称兄道弟，唱赞歌，说现在是（吃喝）真不想了。我说你们真不想了？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真的不想了？哪儿那么简单啊！我还想吃想喝呢！” 2014 年 8 月，周永康落马后不到一个月，王岐山来到全国政协与委员们交流，有委员问：“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王岐山起先没有说话，于是有人追问：“是不是‘你懂的’？”王岐山笑了：“以后你就慢慢懂。” 周永康落马已有数月，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数量相比之前开始变少，少部分人开始传说“反腐到头了”甚至“反腐过头了”。就在此时，王岐山有一次关键性的露面，他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泰国改革大会代表团，“表情略显凝重”地说道：“要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子。踩着不变步伐，把握力度和节奏，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在微信号“刘胜军微财经”撰文指出，孙政才落马，将王岐山打落的副国级以上高官的数量定格到了 6 个。在王岐山手下，再无“刑不上常委”，再无“退休进入保险箱”，再无“盛会不打虎”，真正形成了不敢腐的雷霆威慑。 2013 年，媒体人罗昌平就在连载文章《打铁记》中描述了一个勾连政商关系的组织“西山会”—— 他们至少三个月聚会一次，每次都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而“西山会”的“执牛耳者”被罗昌平以“大内管家”代称。这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山西，由此揭开了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盖子。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首次提出了“塌方式腐败”这一概念。似乎牢不可破的令氏家族权力网络，只在1年间，就被王岐山打破。 事实上，“塌方式腐败”这一概念提出后，其清理工作至今仍未结束。2017 年 10 月底，乐视网被曝在 IPO 过程中涉嫌造假，多位涉及乐视 IPO 的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被查。事实上，乐视网早期发展时的重要投资方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其董事长王诚正是令计划弟弟令完成的化名。 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严抓“八项规定”的不满：“抓得太细了太严了，没有必要。酒该喝还是要喝的，喝点酒有什么不好？喝点酒多有气氛！”2015 年 7 月，周本顺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环球人物》这篇文章指出：“这场“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斗争，烙下了王岐山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强硬、他的铁腕、他的才华、他的性情、他的经验、他的思考，都是值得人们回味之处。这五年，在王岐山站立的地方，历史的洪流撞上了冷峻的峭壁，腾起巨浪，淘尽黄沙，始见真金。他留下的一切，弥足珍贵”。 这段话可谓对王岐山一生高度凝练的概括。 从八十年代以“改革四君子”名满天下，到21世纪勇挑反腐重担，王岐山一直在追寻历史潮流。 地质学家、西北大学副校长张伯声，有次给他的学生们讲述自己的“地壳波浪镶嵌”学说。 其中一位学生却悟道了地质之外的哲理，他说： 这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的潮流与大自然实际上有一样的属性。那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赢；逆历史潮流者亡，或者叫败。因此，要顺潮流而动。 这位学生就是王岐山。 2004 年，王岐山对南方传媒集团原驻京首席记者方进玉说： 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抗击 SARS —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在广东做副省长也罢，到北京做市长也罢，都是历史机遇。……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我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 王岐山的历史情结来自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1973 年，25 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9 －1982 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对于历史，王岐山总能信手拈来。出任中纪委书记后的第一次座谈会上，王岐山讲了丘吉尔一段名言，“如果给我 5 分钟，我提前一周准备；如果是 20 分钟，我提前两天；如果是1小时，我随时可以讲。这个演讲就是属于随时可信口聊的水平。”话锋一转，王岐山说：“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 举世瞩目的十九大闭幕后，11 月 7 日《人民日报》刊发王岐山文章“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文章指出：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440 多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 多名厅局级干部、6.3 万多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松一松就会出现“回头浪”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治理积重难返的腐败一度被认为“不可能的任务”，如此的“大手笔”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王岐山是处理“老大难”问题的高手，被誉为“救火队长”。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王岐山的金刚钻就是“抓石有痕”的中国功夫。王岐山的核心竞争力是如何修炼的？ 多读书：他推荐的几本书，包括《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和《公正》都受到热烈追捧。70 年代下乡插队时就是书迷，所以后来能到陕西博物馆当一名讲解员。80 年代，他推荐给朋友阅读的一本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 杜老门生：“中国农村问题之父”杜润生是王岐山的伯乐，将其调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杜老的手下都记住了杜润生的一句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三人行必有我师：有人这样描述王岐山的特质，“大城市里百十个团体，有知识分子、高干子弟、文艺界子弟、军干子弟，还有各种地域性团体，各个圈子之间鲜有往来，甚至隔阂颇深。只有一个人，不属于任何团体，却能在各个团体中周旋，不管是否意见一致，也不论阶层是否平等，总能相谈甚欢”。 不走寻常路：黄江南 80 年代与王岐山到河南某县。当地有灌酒之风，一位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王岐山不屑一顾：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然后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黄主动提出替王喝酒。王岐山却不同意。黄江南评价说，“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费脑子的……王岐山一定不按这个套路。”有一次，王岐山看过一则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后，打电话给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直接质问：“我作为一个消费者问你，这件事你们到底能不能管得了？” 国际视野：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自传《峭壁边缘》中这样评价王岐山：“行事果断，好学好问。他是一个执著的历史学家，喜欢哲学辩论，还有着略显顽皮的幽默感。” 其实，王岐山在美国拥有大批粉丝，甚至有人听了他的讲话，说他是“摇滚明星”。 美国第一位美国华裔部长赵小兰说，“他不惧怕承认，甚至是非常开诚布公。他把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一边，这是前所未有的场面。他坦承，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这么做是冒有风险的，但他的脱稿讲演‘来自真心’。他讲故事，甚至讲笑话，我们以前从未想过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会运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在美国，为政者用故事或者笑话作为他们演讲的开始，以便让受众放松，是很常见的。” 王岐山也有偶像。笔者认为，他的偶像一定是康熙年间的“大清相国”陈廷敬。 康熙在位 61 年，陈廷敬从政 53 年间，历经 28 次升迁，一直做到文源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辅佐康熙长达半个多世纪，成为康熙朝的一代重臣。 《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曾这样赞扬陈廷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 《清史稿》中载康熙皇帝“深惜之”，亲笔为他写下了挽诗：“世传诗赋重，名在独遗荣。去岁伤元辅，连年痛大羹。朝恩葵忠励，国典玉衡平。儒雅空阶叹，长嗟光润生。”康熙皇帝对陈廷敬更广为人知的评价是八个字：“宽大老成，几近完人”。 清代另一位官员张廷玉也令王岐山心仪。2014 年王岐山专门去了一次安徽桐城六尺巷。《旧闻随笔》中记载了六尺巷的由来：“张文端公（张廷玉之父张英）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意为名焉。”张英是康熙名臣、文华殿大学士、一品京官。后来，张英次子张廷玉官至军机大臣，辅助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整个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只有张廷玉一人。 以世界眼光著称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经半开玩笑地这样评价王岐山： 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让他一直留任。没有人(在一些特定方面)能胜过他。务实、强硬、幽默、机敏，做正确的决定——就中国的立场而言。
国际战略
如果我们自己不犯错误，那么中国的复兴已经不可逆转
【研究员】：
早在2003年法国学者艾玛纽•托德就说过这样一个预言：“美国的哀落将从意识形态开始。”他认为，美国人作为“人数更多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最根本的弱点就是过于实用主义而对人类生存的含义没有真正的思考。特朗普显然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今天美国再现传统的孤立主义与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即全球化4.0版）历史性地遭遇，其潜台词实在是太丰富了。如果说特朗普在国内面临一个分裂的社会，在国际上，美国同样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如果我们自己不犯错误，不再打盹，那么中国的复兴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一位正在中国考察的法国学者论及此事时说：“这是一位正在从世界霸主宝座上跌落下来的国家总统，来拜访他的最有可能的‘继任者’——习近平。”而笔者则笑答：“恐怕在中国，鲜有官员敢于公然做这样的表述；而中国学者也许有一部分会同意你的观点。不过他们肯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 笔者的法国学者朋友则大笑：“我的观点在法国也属于少数派。但大多数法国学者都同意，美国一旦开始衰落，将会与欧洲大大不同；不同就不同在历史还从来没有印证过美国在衰落之后还能够重新崛起。”他的这番话并非笔者第一次听到。早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笔者参加了法国参议院组织的一次题为“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辩论会。当谈及“弱小的中国面对超级霸权美国”时，法国学者——从国际问题专家帕斯卡尔·波尼法斯到经济社会学家艾玛纽·托德——主要谈的却是欧洲对美国的看法：帝国的衰落。其主流观点是：美国已经踏上衰落的不归之路。当时除了法国学者们自己，世界上大概没有多少人相信这种观点。非常清晰地记得，在笔者后面发言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外事顾问Robert Malley一上来就调侃说：“我昨天刚下飞机，时差都没有倒过来，今天早上就发现，原来我的国家已经陷入了衰落之中。” 全场哄堂大笑。 当时美国刚刚打赢伊拉克战争，正傲视群雄，俨然以“世界唯一的‘超’超级大国”自居（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维德里纳言）—— 然而仅仅五年后，次贷危机爆发，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一场波及全美的金融危机果然使美国“陷入衰落之中”，迄今尚未能缓过这口气。后来笔者在多次写文章时都提到法国学者们对美国未来发展的先见之明。 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法国也曾经是美国人的老师。戴高乐将军在宣布外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向毛泽东主席派去了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之后，在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曾对其“谆谆教导”说，你们或迟或早要步我们的后尘。如果今天你不愿意主动承认中国，那么有一天在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你将会不得不承认她。届时你就将处于被动局面。尼克松看来是“从谏如流”：在巴黎与北京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七年后，尼克松总统前往北京进行了那次轰动全球的著名访问。 特朗普的北京之行，无论从历史的哪个角度出发来看，都无法与尼克松访华相提并论。尼克松访华被历史家们认为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据后来中国中央电视台请来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当时的中方翻译冀朝铸、章含之等回忆，在上海双方签完联合公报之后，酒酣耳热之际，尼克松脱口而出说了这样一句话：“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握在手中。”不知是这句话在当时听来太过荒唐，还是在场的记者们已经被茅台酒灌得迷迷糊糊，竟没有人对尼克松这句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的话作出任何反应。近半个世纪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未来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这次访问呢？ 从尼克松到特朗普，半个世纪期间中美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当年尼克松是背负着越战的重负前来北京的话，特朗普则是扛着一面千疮百孔的“美国优先”大旗而来的。尼克松是为卸下重负，而特朗普则是为了“补旗”：期盼从中国方面赢得贸易大单，来支撑美国就业与增长，改变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并使美国得以“重返伟大”。特朗普能够如愿吗？事实上，特朗普确实拿到了大单：2535亿美元的合同！不过，美国能够因此而走出困境吗？笔者很怀疑。 十个多月前在特朗普入住白宫时，笔者曾这样写道：“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特朗普总统的首要问题，并不是中国，而是‘你们明白，他们明白，我明白，而且全世界都明白’的那个‘华盛顿的权势集团’。但是我们也明白，如果特朗普迫于形势、或出于策略考虑，果然与那个‘华盛顿权势集团’联手的话，那么中国将面临金融、军工、能源再加上地缘战略的全方位压力。而且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来看，他是不会等待时机的降临，而是一个不断在制造机会的人。因而我们可以预感到，从1月20日起，中美之间将进入一个风云变幻的动荡之春。” 半年多前，在评论“习特海湖庄园会晤”时，笔者又曾写道，“海湖庄园会晤要解决的，是中美之间到底能否建立战略互信、还是注定要陷于战略猜疑之中的问题。”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在“观察者网”撰文指出，如今当特朗普踏上中国国土时，他的身后看来依然有着一个强大的‘华盛顿权势集团’在掣肘着他；而中美双方对于对方的底牌和战略意图倒是多多少少已经大致心中有数。问题是，双方各自手中到底有什么牌、能打什么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的这次访华，双方各自都已经把牌摊在桌子上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来看一看双方都有一些什么牌。 美国的衰落 当北京为特朗普展开红地毯时，中共中央历史性的十九大刚刚闭幕，完成了对习近平即将开始的第二个国家主席任期的布局。中共中央从思想到组织、从目标到策略，正在迅速地、井井有条地在重新列队，形成了向既定目标——即两个百年大计——的冲锋阵型。 可谓整装待发。 世界上鲜有国家会制定三十甚至五十年计划的。这却是中国的传统。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定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即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并顺利完成。现在，中国提出了从2020至2035年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从2035至本世纪中叶——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之际，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在国际大舞台和世界民族之林“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在外交领域，也就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划，中国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在接待特朗普之前，习近平不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还会见了来访的梅德韦杰夫总理。中俄双方在国际领域达成了广泛的一致，令人印象深刻。在热点朝核问题上，中方一方面回复了朝鲜领袖金正恩发来的贺信，另一方面则与韩国就萨德导弹问题达成初步协议。这就为中国方面对即将到来的“特朗普施压中国制裁朝鲜”的问题预先已经给出了答复。中国在大刀阔斧地着手处理和解决同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关系存在问题的同时，在进一步往西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了这项“中国主导的全球化4.0版”……这与美国特朗普犹犹豫豫对亚洲是否要提供更明确的支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之，中国方面确实在特朗普抵达北京之前，已经将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一一化解于无形之中。 中国“两个百年计划”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景规划在今天的世界上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漠视。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说到做到。 10月下旬再度来华访问的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70年代初他首次访华时，如果有人把今天中国的照片给他看的话，当时的他绝对不会相信这将是未来的现实。时至今日，历史的教训告诉他，绝不能忽略中国的两个百年计划。 在这一点上，某些睿智的法国人很有可能又走在了美国人的前面。前总理让-彼埃尔·拉法兰曾在法国电视二台一次有关中国的辩论中曾这样说过：“我年轻的时候，我的长辈告诫我要注意美国，因为这个国家将会影响和伴随我的一生；而今天我则对法国年轻一代说，你们要关注中国，因为中国将会影响和伴随你们的一生。”这是明显地认定，未来历史将从“美国世纪”走向“中国世纪”。笔者还在法国担任常驻记者时，曾在法国总统府新年招待会上直接问希拉克总统，中国在未来21世纪中的位置，希拉克总统明确表示，“中国将占据世界的首要位置”。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法国前总统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等。只是，认识到这一点，与在执政过程中基于这一点而采取相应的对华政策，是两回事。在西方选举民主国家，真正掌握着国家大权的并非政权民选出来的政府，而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大资本跨国财团……这一点，欧美均无例外。 而前来北京造访的特朗普总统则处于完全是另外一种处境。 早在2003年法国学者艾玛纽·托德就说过这样一个预言：“美国的哀落将从意识形态开始。”他认为，美国人作为“人数更多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最根本的弱点就是过于实用主义而对人类生存的含义没有真正的思考。特朗普显然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与中国的“两个百年计划”形成最为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行政团队的“历史性近视”。特朗普关注的不是十五年、三十年计划，甚至就是五年之后的美国将会是什么样，也不会是其关注的焦点。理由非常简单：那将是他人之事。唯一能够上心的，可能是四年后竞选连任的几率。但这与美国本身关系有多大呢？说得更实在一点，就是特朗普亚洲之行最重要、几乎也是唯一的目标，就是削减对亚贸易赤字、增加国内就业；如果可能就解决一下朝核问题；巩固一下与日、韩、菲等盟国关系，拉拢一下东南亚诸国，对中国多多少少进行一点围堵——至少是象征性的……其核心目标：钱。从特朗普出访亚洲的前两站即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来看，特朗普确实是奔着“钱”而去。一些西方媒体甚至用了“特朗普敲诈日本”的刺目字眼，来形容特朗普要求日本（当然还有韩国）多购美国军火、多付美国驻军“保护费”等做法。这与特朗普作为本土产业资本财团的代言人身份是非常吻合的。这与选举民主中之行政权的执政规律也是非常吻合的。 来访的特朗普总统也远没有一支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团队在他的身后。人们对他的重臣斯蒂芬·班农挂印而去尚记忆犹新，紧接着又听到他与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等在内的近臣存在着认知分歧和缺乏协调。当蒂勒森国务卿在访华时公开表示“与朝鲜保持着联系”以谋求寻找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擅于“推特治国”的特朗普总统则在蒂勒森作出上述表示几个小时之后便发推文称，“与朝鲜的任何谈判都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 每个政治家都各有其对自己政治生涯的考虑。这既是美国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特朗普总统的个性使然。因此，特朗普不得不更多地倚重自己的千金伊万卡及其夫婿……然而这次伊万卡前往日本却过中国之门而不入，亦意味着特朗普的“千金外交”在亚洲地区显然面临某种质疑，逼得特朗普不得不谨慎从事。当然，被称为“鹰派中的鹰派”、主张对华强硬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特·纳瓦罗缺席特朗普的访华团队也是理所当然的。这能够证明的唯一我们可以确认的事实是，特朗普不得不寻求某种平衡。 特朗普竞选的各种承诺似乎都步履蹒跚：经济虽有所回升，但就业改善有限。失业率下降至4.5%。与中国失业率人口今年创下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即2017年头三个季度失业率低于3.95%相比，特朗普还需要努力。更严重的是恐怖主义活动有增无减。就在特朗普刚到日本时，美国得克萨斯州萨瑟兰斯普林斯市一所教堂发生恐怖袭击，造成近30人丧生。这一惨剧震惊全美。而在此之前的10月31日、10月1日美国还发生了两起枪击事件，分别造成10多人和50多人死亡。这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性问题已经显然达到了不容忽略的地步…… 当然，特朗普也在尽心尽力地下棋布子：出访亚洲前夕刚刚提名新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是一步大棋。但在国内三次议员补选中，共和党都败给了民主党。特朗普的凝聚力正在消失。 如果说特朗普在国内面临一个分裂的社会，在国际上，美国同样已经失去了凝聚力。 我们记得，尼克松访华时，美国尽管有一个貌似强大而实质虚弱的对手苏联，但美国却是无可争议的西方盟国领袖；而今天特朗普访华时，美国尽管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超级大国”（法国前外长维德里纳语），却也日益成为孤家寡人。美欧在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事实上已经分道扬镳：即全球化。特朗普是打着“反全球化”的口号而当选的；而欧洲除了英国退欧公投外，法国大选和德国大选都重申了欧洲将继续走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道路。这样，华盛顿与巴黎—柏林轴心正在渐行渐远，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美欧似乎在重演伊拉克战争时的“破碎的大西洋联盟”的一幕。 与此同时，当特朗普做出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拒绝履行伊核协议等一系列决定时，他本人显然也已经不把美国当作“世界领袖”，而是把美国当成一只需要“重新伟大”的“受伤的雄鹰”。这令人想起他在就职时所说过的一句话：我的工作不是代表世界，而是代表美利坚合众国。 于是，一位“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和一位誓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故宫宝蕴楼将手握在一起。相比起“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周恩来、毛泽东一道握住了改变世界的手的尼克松，特朗普则一把握住了2535亿美元。历史的变化实在是令人感慨不已。今天美国再现传统的孤立主义与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即全球化4.0版）历史性地遭遇，其潜台词实在是太丰富了。 尼克松握住改变世界的手，而特朗普握住2535亿美元。原因都是一样的：缺什么就寻求什么。今天特朗普的美利坚合众国最需要的是什么？特朗普公开地说：钱！ “恐龙”与“熊猫”的情势对比 问题是，美国其实并不缺钱。只是钱都在华尔街。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综合国力实际上在下降的同时，美国的财富总额却在继续增长。只是，增长的财富集中在华尔街。就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最近十年，美国财富也在高速增长。200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3.3145万亿美元，十年后2016年为18.569万亿美元。然而这些财富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领域。而美国的制造业产值（2016年为21752亿美元）增幅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也降落到11.7%。事实上，美国综合国力下降的标志，就是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宝座已经让位于中国。美国工业制造业产值从2010年伊始被中国超越而屈居第二。今天中国制造业产值已是美国的155%左右。这是美国自百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这意味着美国这个三亿人口的国家在工业化成功后领先于全球的时代，终于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这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正在接近完成工业化进程。而一旦这一历史进程——即中国的两个百年计划中的第二个百年来临之际——完成之后，中国将毫无疑问地大大压倒美国这个三亿人口的国家。当然，前提条件是完成工业化进程。但从中国目前的发展来看，这一点还有任何疑问吗？ 国家制造业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食物链”中所处位置的最为重要的一点。 美国著名科幻片《侏罗纪公园》中有一头人类用DNA合成的、自然界不曾存在过的恐龙。这头恐龙出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确认自己在自然界食物链中的位置，即究竟是处于“食”还是“被食”的位置。近五百年来在西方率先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也率先上升到世界“国家食物链”的高端。近二十年来西方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直至今天依然在激烈进行中的叙利亚战争，都是处于食物链高端的国家，对处于食物链低端国家的无情打击。而处于食物链低端的国家几乎无任何还手之力。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正是在制造业领域超越了美国。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德国都从来没有做到过的。日本和德国即使是在其经济发展达到最高峰的时期，其制造业产值也始终没有达到过美国的80%。而今天的中国居然已经达到美国的155%！ 但是，美国的统治者手中本来还有一张王牌：美元！也就是华尔街！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使美国依然高居世界食物链的最高端。直到目前为止，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依然超过60%以上。但支撑美元特权的军事实力、盟国领袖、世界规则的主导国家、“普世价值”的倡导者等其他支柱却在逐渐地、一一地消失之中。 中国正在两方面挑战美国的货币霸权。前来访问的特朗普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债权国。到今年6月份为止，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为1.1465万亿美元。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约为6.1713万亿美元，而美国国债总额大约为18万亿美元。由此可窥中国对美国的分量究竟有多重。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从而使美元霸权在遇到中国的时候，美国很难随心所欲对中国进行“剪羊毛”，就像美国对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曾做过的事一样。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人民币正在加速其国际化进程。当然，目前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可以说是一只大熊猫与一头恐龙之间的差距。但人民币的信誉却远远超过一只大熊猫所应有的信誉。特别是在中国式的全球化4.0版“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国赢得强烈回应时，中国人民币明确地日益成为美元的一个潜在的挑战者。这使得美国这个处于“食物链”最顶端的国家，在应对中国时，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 相反，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来中国寻求解决方案。我们记得当年中国总理朱镕基前往美国访问时，中国需要用大量的订单去换取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而今天，美国依然需要中国的大量订单，但作为交换，现在却是美国需要中国到美国去进行投资。因为美国缺钱。 所以，尽管美国是一头巨大的恐龙，但却被中国这只大熊猫咬住了咽喉。 更令美国人担忧的是，恐龙不会再成长了，而大熊猫却正在继续飞速成长，而且很有可能成长为一只甚至比恐龙的个儿还要大的大熊猫…… 成功访华的背后…… 假如我们的分析到此结束的话，那么这次特朗普亚洲之行、中国之行，就确确实实是一次寻求和解、寻求共识之旅。特朗普拿到了巨额订单、寻得中方在朝核问题上的承诺、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了私人关系……而中国方面则传递了明确的“合作双赢”的信息，而且是双方未来关系前景的“唯一道路”、明确了特朗普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也获得得了实质上的战略利益。双方可谓皆大欢喜！ 有趣的是，特朗普似乎把中国外交的特色都一板一眼地学了过去：动之以情（小外孙女唱中文歌，背中国诗）、晓之以理（不指责中国为自己国民谋利益，犯错的是其前任领导人）、授之以惠（承诺一个中国政策）、诱之以利（开放某些市场如大飞机或放宽对中国出口某些高科技产品）……令人倍感风水确实在轮流转。 我们记得，当尼克松前来中国时，美国正被越南战争搅得焦头烂额，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使得美国不得不到北京来寻求支持。当时全球战略家们都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年，美国便会“不战而胜”，成功肢解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这次特朗普也确实在美国被中东的烂摊子——从叙利亚到伊朗、被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亚投行的建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制造业头号强国等、从世界大势在中俄联手的情况下变得对西方日益不利的背景下，前来北京寻求战略突破，以退求进，为美国“再次伟大”觅路。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中国多次在有意无意中躲过各类大劫，令人惊讶之余，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战略柔性。 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曾一度试图将中国树为敌人。近二十多年来一个最为著名的政治战略预言，就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之见，而是美国的一项国策。我们很少了解到亨廷顿曾担任过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国家安全计划协调员一职。他一共为总统起草了32份备忘录，并且促使卡特总统下令成立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也就是说，亨廷顿并非一个单纯的学者，而是一个体制内的参与决策的智囊。当时伊斯兰世界果然跳进了“文明冲突”的陷阱，引发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东方伊斯兰世界的全面冲突。然而当时亨廷顿的预言是将“中国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共同列为西方的敌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没有跳进这一冲突陷阱，相反，中国在90年代初加大了向西方资本开放的力度，令西方资本看到在中国将有赢得挣大钱的机会，于是“与中国做生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当时西方战略家们信心满满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是中国走向西方化的序幕。 到美国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后，看到中国迟迟没有走向美国所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于是再次明确地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但一场9·11使得美国不得不转过头去对付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本·拉登。中国再度赢得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到奥巴马上台再次以“重返亚洲”为由，将中国视为战略敌人的时候，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巨人，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百年来首次将霸主美国挤到了次席。奥巴马此时对中国的“围堵”已经是非无心、但无力矣。 无力在于四个要素：一是战争选项已经日益困难。尽管美国一直在致力于核武器的小型化、实战化，但核国家之间爆发直接冲突依然是不可想象的。二是经济上的封锁、围堵也已经因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度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而已经不再可能。甚至连欧洲的经济学家们也看出来，中美是不可能发生经济战的。因为与核战争的结果一样，中美之间爆发经济战争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三是对中国发动一场金融战的条件始终不成熟：中国到目前为止非常明智地没有开放金融的大门；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金融在中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且受到国家的监管。中国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的性质是国家拥有、国家主导。而一国的金融是否掌控在国家手里，是这个国家由资本统治，还是由人民统治的最根本的分水岭。只要这一点没有变，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国际金融资本巨鳄就对中国无计可施。四是对中国发动一场精神殖民战争，在“中国梦”里植入“民主原罪”的概念。以当年成功对付苏联的方法，来对付中国。然而在“讲好中国故事”“建立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的精神反攻下，我们看到的是西方构筑的精神封锁大堤已经开始崩溃…… 处于这种背景下上台的特朗普，不得不对中国采取新的“怀柔政策”。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困境与奥巴马并无二致。所以，这次特朗普访华是注定要成功的。特朗普实际上除了访华成功外别无选择。 只是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越是顺利，就越是要警惕任何不测。至少我们应该坚信，胜利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赢得的。特朗普虽然在中国说尽好话，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中国政策依然存在着阴影下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声称中美正处于一场激烈的经济战争、且只会有一个赢家胜出的总统心腹智囊班农被踢出特朗普的领导班子。但另一位“鹰派中的鹰派”、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则被任命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贸易与工业政策顾问。尽管他没有随特朗普来华，但他的一系列著作——《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他们想在哪里打以及他们将会如何打赢》、《即将到来的中国贸易与经济战——如何才能打赢他们》、《被中国杀死：即将到来的与龙的冲突——呼吁全球行动起来》、《卧榻之虎：中国军事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等——是不可能不对特朗普总统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需要做到的，恰恰是在特朗普成功访华后，不要被这一次访问的成功——尽管也是伟大的成功——而迷惑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中美——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而言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确切地理解，就是一神教的西方与世俗的中国——之间的冲突是早晚都会发生的事，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将是按照中国的模式，还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发生。 就在特朗普总统抵达北京前夕，美国《时代周刊》为特朗普访华专门出了一期题为“中国赢了”的专刊，还破天荒用了四个中文字。确实，如果我们自己不犯错误，不再打盹，那么中国的复兴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如是，特朗普2017年11月8日的访华之旅，就将以中国迈出登上世界舞台中央的第一步，而载入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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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7 09: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