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观察
特朗普减税开启“国家模式竞争”，中国怎么办？
【研究员】：
民主国家可以在更低的税收水平下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美国的减税，不光意味着经济的挑战，也是华盛顿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又一次竞争。然而，如果中国跟进减税竞争，中国高投资、大规模的基建模式就会被削弱，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就会受到挑战。对美国税改，我们没必要陷入口水战中，而是要做好符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伟大复兴梦想竞争地位的一切准备。尤其是，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高端与低端产业都面临全球激烈竞争。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在新时代中，我们必须知道：第一，我们时刻处在激烈竞争中，无论别人是否有意针对我们；第二，我们已经不那么容易被人所伤，我们最大的任务仍是自身的改革发展。与其蜂拥而上讨论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影响，不如踏踏实实讨论中国政策如何影响自己的竞争力。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6年过去，当硅谷的左派精英代表扎克伯格，一边“怒怼”特朗普，一边学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中美精英结合，“中美国”共同治理中美工人的局面，已经成为现实。于是，美国蓝领与没落的中产们，用他们手中的选票，选出了他们的救世主——特朗普。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特朗普的动作很大，继欧盟、日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11月30日，美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3天之后，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总规模为1.4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这是三十多年以来，美国对税法的最大一次调整。
全球减税竞争
参议院此次通过的税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企业，从2019年开始，美国的公司税将从35%大幅降低至20%；同时，家庭和个人的税率也会降低，持续至2025年。此外，跨国企业目前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对此，积极观点认为，减税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资本回流、投资提升，增加就业，刺激生产，简而言之，拉弗曲线发挥作用。
不过，拉弗曲线，取决于多方面的复杂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如，更低税率未必会导致企业加大投资，而是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这未必有助于实体经济增长，反而制造泡沫。而且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虽然改善了“滞胀”，但却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如果拉弗曲线未能出现，减税很可能达不到目的，中长期财政收入波动可能令政府停摆风险概率增大，减税政策也很可能进一步加大贫富分化。显然，对于特朗普维护其基本盘——美国蓝领阶层、失落的白人中产阶层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不过，不管减税是否能够成功，各国为了应对美国减税，保持自身经济竞争力，已经采取或正在酝酿应对方案。据《日本经济新闻》12月5日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积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参考美国等国的减税动作，日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幅度。德国2017年1月宣布对税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英国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年4月新财年生效，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都在降低。法国今年7月宣布，2018年该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同月，印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可以说，全球减税竞争已经开始，虽然，中国宣称不会参与减税竞争，但类似局面恐怕难以避免。
中国舆论场的税负争议
近年来中国舆论场多次掀起税负争议，去年底中国还闹出“曹德旺跑了”风波。中国税负很高，这个共识基本没有问题。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的逐渐减小，税负更加成为一个关键因素。虽然中国工人的价格相对美国来说，仍然很低，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低于美国。按照IMF经过购买力折算后的数据（ppp），中国用4倍于美国的劳动力，创造了略多于美国的产品和服务，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勉强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成本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这就使得资金对新的税收政策更加敏感，中国很难避免进入减税竞争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减税更难。中国有基建狂魔的称号，基建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中国还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政策，让中国资金走出去，中国的基建能力走出去，获得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强大的财政实力，也即源于税。如果中国跟进减税竞争，那么，中国高投资、大规模的基建模式，就会被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
更重要的是，如果减税政策成功了，拉弗曲线出现了，那么，减税不但会变为经济竞争，也会在更多层次上带来深远的影响。
减税背后的政治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毋庸讳言，是利出一孔的治理策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70%，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只有30-40%，也就是收入四六开；在支出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是四六开，但是这个时候是地方出大头，中央出小头，所谓“事权下放”。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央政府引入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用于对地方的支出提供资金。分税制的核心规则可以归为一句话：税收分两块，中央拿大头，地方没钱，再还给你。这就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握。所以，从国家治理层面，中国也需要国家掌握更多的财力，以实现国家内部的稳定。这也需要更高的税收水平。但美国并不需要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权力相对分散的国家，各州有立法权。地方事务有各种政治层面的协商去完成。税收对于国家权力架构，国家政治稳定，作用显然比中国小。即便中央政府真的停摆，也不会亡党亡国。由此可见，民主国家可以在更低的税收水平下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美国的减税，不光意味着经济的挑战，也是华盛顿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又一次竞争。
某种程度上，二战之后，面对全球共产主义实验，西方世界有两个战略级的手段。首先是冷战，其次是全球贸易。第一个已经成功了，第二个，是失败与成功的综合体。成功在于，它打造了一个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体系，带来了全球的和平与经济发展，不过，其失败之处在于，全球贸易并未完全实现当年克林顿的政治愿景。但无论如何，这个体系已经让美国精英欲罢不能。这个时候，美国蓝领与没落中产的救世主出现了。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很可能无意于意识形态，但是，他的基本盘却是蓝领工人、没落中产。所以我们看到了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减税等称得上剧烈的变化，当贸易对抗、经济回缩时，都意味着“中美国”经济绑定减少，这时，价值观议题会以多种形式重新出现。有人说，特朗普减税是对里根时代的原教旨主义模仿，的确，无论如何，这让人联想到里根时代。
特朗普税改是一场怎样的“战争”？
2017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通过税改法案。此前的11月16日，美国众议院以227票对205票通过税改法案。特朗普告诉美国老百姓，“税改将是他们今年收到的最大的圣诞礼物”。该事件再次吸引了全球关注，在中国更是刷屏，众说纷纭。
万喆在《财经国家周刊》撰文指出，其中最有代表性有三种观点：一是“阴谋论”，认为美国税改是针对中国的“税收战争”；二是“赞歌论”，认为美国税改将引发企业回归，最终税收不减反增；三是“不负责任论”，认为美国税改是“美国优先”内顾型政策的突出体现，必将引起全球竞相减税。
解读不一，各有理由。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美国税改？
美国在发起税改“战争”吗？
此次美国减税方案被有些人视为“挑衅”，认为这是在发起减税的全球性“战争”。
不妨来看看全世界主要经济体这几年在税收方面的作为。
看发达国家。英国在做什么？2017年4月1日，英国新的财政年度，一系列新减税政策生效，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等都将降低。另外，为应对脱欧冲击，英国计划将把企业税率定在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从目前的20%调低至15%以下。
看欧元区。法国在做什么？2017年7月8日，法国宣布，2018年法国强制性征税金额将减少“约70亿欧元”，其中60亿欧元拟以“企业竞争力与就业净纳税额减税优惠”方式给予企业”。“2022年以前，强制性征税将减少200亿欧元”。
看经济仍然强劲的德国在做什么？2017年1月，德国宣布，对税收体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减税政策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
看亚洲，日本在做什么？2014年，日本政府就开始实施用5年时间把企业法人税从35.64%（东京都）降至25%左右。
看新兴国家，印度在做什么？2017年2月，印度宣布减税。将有1950万人受益，占纳税人比例高达52.7%。
美国在发起税改“战争”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全球都已经在减税，美国是这趋势中的一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经济体先是通过货币宽松来拯救经济。
但随着货币政策边际效应不断下降，而其带来贫富差距加大、资产泡沫和流动性陷阱等新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调下，各国开始进入到“扩张的财政政策+结构改革”阶段。加大财政投入，同时减税，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必然手段。
这是特朗普的心血来潮吗？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出乎许多人的预期。他的言行举止方式都与“传统型”总统或美国政客不尽相同，因此外界常认为他略显“出格”。这次税改方案震动朝野，牵动全球，是不是也是“出格”的表现之一呢？
美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减税史。在美国推行减税，有天然的历史土壤做支撑，从17世纪英国清教徒踏上新大陆建国起，减税就贯穿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在建国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出于独立政府没有必要向英国政府纳税的信念，美国从未收过个税。
征税源于战争。南北战争时征收个税，战争后废止；一战爆发，美国个税税率飙升至77%，战后马上降至25%；二战时，美国个税税率最高达90%以上，战后，美国疲于充当“世界警察”，个税税率没有像一战后显著下降。国民对减税的呼声日益高涨。
四十多年来，除了克林顿政府，基本上总统们上任后都在减税。肯尼迪政府时期，个税从20-91%下降至14-70%，企业税从52%下降至48%；里根政府时期，个税从11-50%降至15-28%，企业税从15-46%降至15-34%；克林顿政府时期，将个人税率最高升至39%，将企业税从34%提高至36%。但他之后通过了《减税法案》，适当削减了税收，开创了可返还税收抵免的先河；小布什政府时期，将个人边际税率从39.6%降至33%；奥巴马政府也推出了综合性减税计划，从2008-2009减税近6000亿美元。
减税是特朗普的心血来潮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大约从肯尼迪时代起，减税便成了美国政客获取选民支持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几乎成了历届政府的不二选择。同时，从历史上来看，共和党素有减税的传统。共和党总统上任半年到一年范围内，往往推出大规模减税政策。
为什么这么轰动？
毋庸置疑，虽然历任美国总统都热衷于在税改问题上做文章，这次税改仍然有其特殊性，其是三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税改方案。
减税不是一种容易的决定。
以里根的减税等政策为例，可以从三阶段来剖析其影响。
1981年，里根实施税改。减税后，财政赤字快速扩张，而此时因“滞涨”，其货币政策紧缩，减税的正面影响被高利率所抵消，美元大幅走强，需求外溢，1981年4季度和1982年1季度的GDP连续出现萎缩，经济陷入衰退。因国内矛盾爆发，减税只好停止。
1986年税改重启，股市大幅上行。其原因不仅是减税带来的市场对企业盈利预期的持续改善，还有广场协议等其他因素的重要影响。其时，里根政府已将政策重心转向国内矛盾对外转移。1980年代，美日逆差不断扩大。1985年9月，美英德法日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快速升值，美元指数快速回落。此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收窄。最终，日本市场泡沫化并破灭，美国经济真正走出了困境。
1989年里根离任时，联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美国经济体系的效率大幅提升，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但是，里根改革也为美国留下高财政赤字、高贸易赤字的新问题，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减税政策是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其前景的不确定性相当强，且需要辅以其它政策的共同作用，才能有效达到目标。因此，对于“里根经济学”及其减税政策，经济学家们不断反省。此次特朗普再次提出类似方案，难免引起政企学界的热议，大家的观点冲突相当激烈，难有定论。
美国为什么要税改？
结果仍不确定，找到原因，或许比找到结果更有助于了解其影响。
比照三十年前，不难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
全球媒体常常将特朗普与里根相比，不无道理。事实上，将两者相比，主要原因不应放在个人身上，而应当放在其所处背景的相似之处上。
里根大动干戈进行税改，有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背景。从本国经济上看，越战之后，美国处于1970年代到80年代的危机频发阶段，经济增长停滞，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几乎失效；从全球经济看，西欧与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觉醒与崛起给美国带来了挑战和威胁，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贸易环境急剧恶化。1980年-1985年间，美国商品贸易收支逆差从255亿美元迅速扩大到1221.7亿美元，引发热烈讨论；从政治看，彼时正处于冷战结束前夕，美苏两国剑拔弩张，都不遗余力争取自己的绝对优势超过对方。
历史往往与现实相互映照。里根改革的最大动力，便是认为美国在“二战”后在全球的绝对实力正在受到挑战而相对下降，进行“史上最强”改革的根源，是史上最强的忧患感。反观当今，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受到一定程度重创，其以为在“冷战”结束后的“单极化”趋势正在被“多极化”取代，欧元区虽然命运多舛但又不断咸鱼翻生，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发展中国家推上了历史舞台。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并且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上多重收缩，无不是认为本国的国际绝对影响力和竞争力相对下降后作出的对应。如此，就比较容易理解，特朗普税改是美国当前进行一系列收缩政策的一部分。
美国税改有什么“理由”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把美国税改的意义和意图捋清楚。先看看他们有什么“理由”。
从法律学看，税收主权原则是以维护和保障本国征税自主权为宗旨的税收制度准则，是税收的重要原则之一。在G20上达成的国际税收政策协调等，主要针对跨国的税收政策和事宜的合作协商，属于“自主协定税收权”。对“独立自主的征税权”，他国可以呼吁，可以指出问题，但终究不能直接干预。
此外还要考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推进收缩政策的背景。所谓“收缩”政策，一种是在降低在国际政治等事务上的干预程度，降低国际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比如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明确表示不愿意在全球环保事业上再做承诺、做贡献；一种是加大国内经济、贸易保护力度，加大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易沟壑、壁垒，比如美国号称要增加贸易关税，进行“双反”等调查。这些都是比较负面的“收缩”方式，旨在通过不让自己的“肥水”流出去，不让别人对自己“占便宜”，来实现国内经济的“挤入”效应。相较而言，减税本身更注重减小政府对企业和居民的干涉，加强对企业的吸引力，增加居民消费能力。
最重要的是，减税体现了国家对于企业的重视。中国的“营改增”及以前多种税收优惠，也是如此。国家经济的繁荣，从来离不开企业的繁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降低税率，是为了制造更良好、更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愿意来到此地，愿意扎根于此。这不仅是美国的共识，也是全球的共识。
美国在争什么？
美国税改有没有“外溢”效应？有。美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金融等地位决定了其全球影响力，所谓“外溢”是一贯的。而美国对中国的“外溢”影响日渐受到重视，主要原因并非美国的影响力在扩大，而是因为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增高，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因此，我们在一些方面与美国的市场竞争更为直接和激烈。基于此，两国政策变化对对方的影响变得更大，双方也会对对方的政策变化更为敏感。我们需要适应这一点。
从美国税改方案本身看，其不确定性仍然很强。尽管税收基金会估计税改将令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逾9%，实际薪酬增加8%，还能创造至少200万份新的永久的全职工作。但美国智库TPC的最新报告显示，综合考虑总需求、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投资等因素后，长期看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美国不少经济学家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认为这有可能诱发更高的通胀。美国税收政策中心估计，税改将令美国联邦收入在2017-2027年减少2.4到2.5万亿美元，在2027-2037年减少3.4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局测算，这会在接下来十年中增加美国预算赤字1.5万亿美元。
由此可见，美国税改即使在短期内成功刺激经济，吸引全球资本流向美国，使企业更愿意在美国投资，对中国造成竞争性“挤出”，长期效果仍然堪忧。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于吸引企业及投资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无论在短期或长期，对企业的重视，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增强本国对企业的吸引力，才是增加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之一。
我们更应注意什么？
事实上，中国已经将提升对企业的吸引力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十八大以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指明大方向，“简政放权”等为方便企业投资减除阻碍，税费减免一再被提上议程，“企业家精神”也屡次受到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打通市场供需两端的顺畅通道，让企业和居民能够在更加公平的市场上实现共同成长和繁荣。
但是，怎样给予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中一个正确的“定位”，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推进。“亲、清”的定位非常精准，实际操作还待努力。近些年民间投资增速的下降或能说明一些问题。尽管在中央各部门及各级政府的努力下，民间投资增速仍然从2016年初至今经历了先降后升再降的过程，是不是说明我们对吸引企业还要做得更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税费减免是否到位？制度性成本降低了多少？企业面临的“玻璃门”有否拆除？供给侧的扭曲有否捋平直？中央的各项政策，各级政府是否有相应细则使实际操作可行？中央的各项意图，各级政府是否有建立起相应机制来支撑？
回顾里根时期来看，税改本身难以解决经济根本矛盾，难以成为影响经济的单一因素，需结合经济大背景，辅以全方位政策配套，才能对经济产生预期影响。因此，尽管特朗普政府税改动静极大，放开因其政治博弈带来的“热闹”看，我们或更应注意在税改之外，美国一系列配合政策及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
对美国税改，我们没必要陷入口水战中，而是要做好符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伟大复兴梦想竞争地位的一切准备。尤其是，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高端与低端产业都面临全球激烈竞争。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在新时代中，我们必须知道：第一，我们时刻处在激烈竞争中，无论别人是否有意针对我们；第二，我们已经不那么容易被人所伤，我们最大的任务仍是自身的改革发展。
与其蜂拥而上讨论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影响，不如踏踏实实讨论中国政策如何影响自己的竞争力。
后记
美国税改的影响，主要是在市场中竞争力此消彼长的影响。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我们不必对美国税改亦步亦趋，而应继续深化适合自己的改革，在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适合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封兴良：美国大减税 中国为什么不裁减一些机构
怎么看美国减税对中国的影响？一部人坚定赞同特朗普大减税对中国也是利好，还有一部分国人认为美国税改是针对中国的“税收战争”。
12月7日在第十届国际跨国公司领袖圆桌会议上，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封兴良在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时表示，他举双手赞成特朗普降税，而且日本也要跟着将公司所得税降到20%左右。他认为，任何时候降税都是好事情。
他认为，特朗普降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肯定会带来压力。特朗普减税对中国是一个警示，中国要进行考量是不是也要减税。他表示，中国的税务太高，从2008年他回到中国，税收每年都在增长，人力资源成本也在增长。他阅读文献也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除了在人力资源成本上低于美国，其他成本都高于美国，到明年中国总的税负指数会高于美国，这对中国很不利。
他认为，减轻企业税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特别对中国来讲的话，降1%的税负能提高0.045%的GDP，因为企业提高盈利才有更多投资。他认为，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中的投资、私人消费和政府税收收入是互相制约的，政府税收收入多了，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就会少。
一些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税制和美国税制不同，美国主要是直接税，因此可以大幅减少企业所得税率，而且美国会发行国债来填补减税少征收的财政收入。而中国主要是间接税，而很多财政支出是刚性的，如果减少企业所得税就得提高个人所得税。
封兴良的回答很干脆，中国财政开支太高，首先就要消减财政开支，并不需要对这一些部门减税然后对另一些部门加税。“这些专家说中国的财政支出很难减下去，为什么不去裁减一些机构减少支出。”
高层智囊曾预言特朗普减税会成功，中国许多政策将跟进
【研究员】：
就在人家一方面大幅减税、一方面大量吸收全世界的资本、一方面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企业的税负高不高？有的甚至说我们的企业税负没有再下降空间了。过去我们的税收理论，那些教科书我也学过，都是对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言的，很多政策效应都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里面。我出个什么政策，就能起到什么作用。当一个经济体开放了以后，是与若干个开放的经济体紧密相连的，原来封闭的税收理论、税收政策就不再适合新的多个开放的经济体了。我们不能光让企业提高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税收政策在全球的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对原来的税收政策作出调整，甚至需要重新规划和设计。这正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迫切需要研究和处理的重大问题。我们国家也不会被动和消极地等待着美国这轮大规模税改政策造成的严重冲击，许多政策也会跟随甚至主动推出。
近日，特朗普减税成功成为全球热点话题。事实上，早在2017年5月，就有中国高层智囊预判特朗普减税会成功，并阐述了美国降低企业税为何是可以实现的，中国的整个税收思维要变。
“凤凰网大学问”撰文指出，这位颇有见识的中国高层智囊认为，有4条是大概率事件，即美元会加息；特朗普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制造业回归并且掀起创新潮；特朗普减税会成功。
该高层智囊指出：我们国家也不会被动和消极地等待着美国这轮大规模税改政策造成的严重冲击，许多政策也会跟随甚至主动推出，即：
一、进一步从严控制海外不属于国家鼓励产业的投资
二、跟进企业减税
三、房产不能再放任炒了
四、消费税、房产税乃至遗产税步伐将会提速
五、努力开辟出来大规模量级的经济增长点
六、“一带一路”的抓手会继续得到重视
七、社保医疗等保障可能会调整
中美是当今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这两大经济体能否健康发展，对世界经济将产生直接影响。这位高层智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对中美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原文摘录如下：
中国专家预判错误太多，使我们在国际上被动
近几年世界经济有好几次重大波动，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很好的预测到。比如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就没有预测到，有些甚至预测不会爆发。我知道，美国高盛有几位经济学家是提前预测到的并写了报告。
还有，当时的石油价格一桶涨到147美元，我们的经济学家谁也没预测到石油价格还会跌到50美元以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位专家问我们：“你们中国对于大宗商品降价有什么应对准备？”中方几位专家包括我在内竟然没有任何回应。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大宗商品会出现这么大的降价，特别是石油价格会降这么低。
在有些重大事情上我们不仅没有预测到，还出现了一些误判。比如：美国打伊拉克和利比亚。有人说，美国没捞到石油，反而中国等国到伊拉克买了几个油田，好像拣了个便宜。其实，这是个误判。美国打伊拉克、打利比亚，最关键的是确保石油美元。这两场战争打完后，石油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价。因为美国的页岩气技术取得了突破。实际上，页岩气技术突破早就有信息，但就是没有人预测到这项技术的突破会给全球能源结构、能源产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更没有人预测到这项技术会造成全球能源、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革。
2015年，经济下行，于是出现了很多形状，一会儿说是W型，一会儿是V字型，一会儿又说是L型。为什么到2015年底我们判断经济是下行呢？有些分析报告就说，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早就过去了。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搞了几万亿的投资拉动，这对政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就是批项目嘛！银行没有任何约束放贷，这就提高了杠杆率。通过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GDP又起来了。GDP起来税收也有了，就业也有了。
可是，这种格局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到2015年，这种形式的发展效率急骤下降。投资产生的GDP下降，投资形成的资产下降，投资带来的消费下降，再想通过提高杠杆率来扩大投资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
现在迫切需要我们研究的是“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重大的变动？”我认为，这个新的重大变动主要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涉华经济政策。当初我们对特朗普能不能赢得选举，能不能实施他在竞选中提出的经济政策，是没有预测到的。正是因为先期的预测失误，才导致特朗普上台后我们在应对他的经济政策上显得不够及时，甚至有些被动。
中国对特朗普研究不充分：我认为，美元会加息；特朗普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制造业回归并且掀起创新潮；特朗普减税会成功。
大家在研究预测特朗普的涉华政策时，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显然这些研究和讨论是不够的，也是不充分的。我认为，有4条是大概率事件，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并做好应对。
第一条是美元升值。实际上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美元就升值了，还要继续升值。最近美联储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清晰了。当美国的经济增长达到2%就算是很热了，就要通过加息给经济降温。现在美国的GDP为百分之一点多接近2%，而特朗普总统最终要实现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为实现这个目标，他还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会是下降的。如果继续上升，那加息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至少会产生两个比较大的影响：
一个是国内的货币政策。因为我们国家发货币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我们的外汇储备。所有外汇都要我们的政府、人民银行收购，然后把人民币放出来。所以说，人民币M2占GDP很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外汇所放出的货币数量非常大。
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降到3万亿左右。也就是说，人民币发行的量可能不再增加甚至会减少。有的专家说，中国的杠杆率和增长率是正相关的，要去杠杆就会使得GDP下降。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去杠杆就是“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去杠杆又加了个前置条件，说是在维持总杠杆率不变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杠杆率。言外之意，就是说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可以适当提高，但总杠杆率不能再提高了！
然而，去年的杠杆率并没有降低，怎么做才能在政府和居民杠杆率有所提高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杠杆率呢？这是一个挑战。这和我前面讲的由于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数量会大幅度减少就有联系。所以，2017年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这个量的变化，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美元加息的第二个影响是，因为美元加息，全世界的资金都会向美国流动，这个趋势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严格的说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是美元对人民币升值了。
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币跟别的货币的汇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而美元对所有的货币总体上都是升值了。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效应，即全世界的资金流向美国。
我想在中国也会有一部分资金流向美国，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资金。因为国有资本往哪里走，不是企业看哪儿好就去哪儿。但是我相信民营企业的资金，有一部分会随着这个趋势而流向美国。
去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为百分之六点几。在投资领域，主要是靠国有资本支持的，民营资本投资增长率只有3%左右。而在国有资本投资里面，有一半以上是靠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说，像高铁、地铁这种投资在短时期内是没有盈利、没有回报的，正是这样一种投资格局支撑着我们去年的百分之六点几。
2017年，在美元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情况下，我们的民营企业有多少还在国内投资，这就是一个大问号。如果民营资本投资增长率仍然不高的话，那整个经济增长依靠什么来实现？
第二条是贸易战。特朗普在竞选中说要把中国确定为汇率操控国。如果这样，他就会给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增加45%的关税，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他即使不把我们定为汇率操控国，他也要采取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战手段，对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一些商品加大关税。其中有两个信号值得注意：一个是今年1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说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决定对中国厂商征收32.12％至52.51％的反倾销税。一个是2月2日美国商务部裁定，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获得了补贴，并以低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所以他要加75.60%的反补贴税率。
这两项加税幅度比那个汇率操控国还要大。我认为，这事还没完，未来他还会选一些商品来加关税。从这两个信号看，这么大的关税，基本上是宣布美国要对这些商品进行彻底封杀。汇率操控国只是一个手段。我认为，没有这个手段他也会打贸易战。
美国专家在研究如何打贸易战，而中国对此还没有准备
不久前，有位美国记者跟我们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对话。这个记者问，你们中国是不是已经准备跟美国打贸易战？实际上他是在试探我们中国有没有预案？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回答，贸易战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我们坚决反对打贸易战！说了好多话，就是没有回答中国打不打贸易战。看来我们还是没准备好，打不打？怎么打？还没想好，所以他只说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利。
究竟怎么打？用什么形式打？打到什么规模？可能美国人还在研究。现在的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原来是个大学教授，前些年这个人就写书说，是中国的商品把美国经济搞垮了！现在他当上了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来解决这个事。你想想他会对来自中国商品听之任之吗？我认为他们现在正在准备之中，未来还要选什么商品、加多少关税？我想他们正在做方案。对此，我们怎么应对？特别是我们对美出口的企业，哪些会被列入加税名单？要提前有所考虑。如果像前面讲的加50%到70%的关税，基本上是把出口美国的通道给堵死了。
第三条是特朗普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对很多企业放话，谁不撤回美国生产就给谁加税，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答应回到美国办厂了，包括美国自己的企业，还有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等等。
对中国来说，一个代表就是曹德旺的福耀玻璃。曹德旺到美国投资办厂属于什么特点呢？他的市场本来就在美国，他所生产的汽车玻璃本来就是卖给美国通用、福特的。只不过他原来是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现在他把工厂建到美国，在美国生产，还是卖给美国的通用、福特，有些还可能卖到中国。他的市场并没有变，只是把生产场所变了。生产场所一变，他的各项成本就都变了，这里面有些的成本跟中国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比如说能源成本，他用天然气多少钱？在中国用多少钱？他用电多少钱，在中国用电多少钱？他的劳动力多少钱？有很多比较，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市场因素。
最重要是什么呢？是美国政府也在招商引资。他花了1000多万美元买了一块地，并且这块地既不在东部，也不在西部，而是在中部。这个地比较便宜，虽然花了1000多万美元，但是因为他雇佣了1100个蓝领工人，政府又给他补了1700万美元，相当于那块地没要钱，这也是招商。现在看，特朗普之所以能够竞选成功，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要给蓝领的人找到就业机会。
据曹德旺讲，他雇的工人都是40多岁以上且没有高级技能的工人。现在的美国白领就业率是很高的，蓝领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蓝领就业率是很低的。所以，特朗普的竞选纲领要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就是要解决一批蓝领工人的就业。
我看还不止这一个，很有可能在全世界的企业里面，在美国以外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他的制造商很有可能有一部分会迁到美国去，包括宝马车。宝马本来计划在墨西哥建厂，然后再卖到美国去。虽然墨西哥的各项成本都比美国便宜，但是特朗普说你要到墨西哥去建厂，我给你加20%的关税，你要到美国建厂我还给你补贴。因此，宝马已经决定不在墨西哥建厂了，回到美国建厂去了。
虽然这是一个个案，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极偶然的小概率事件。我相信，包括中国，包括其它国家要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生产企业，还有一部分会搬到美国去。我想中国可能不止一个曹德旺，不止一个福耀玻璃。当前我们正在去产能，我们的钢铁过剩，煤炭、水泥也过剩。我们的家电比如洗衣机原本不存在过剩的问题，经他这么一搞，一加关税，一打贸易战，出口出不去了，也会出现需求下降，也会出现过剩。2015年、2016年我们在研究去产能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这类产品的产能过剩，现在看来，2017年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是不得不考虑了。
美国降低企业税是可以实现的，中国的整个税收思维要变
第四条是特朗普准备把他的企业税从30%多降到15%。这个他已经宣布了，但还要走法律程序，要经过参议院、众议院立法来批准，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件事他是一定要做的。有很多人对这个表示怀疑，他这样降财政怎么办？我的判断，他是能降下来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个是美国仍然拥有发行国债的空间。全世界的资金都上美国去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供他发债。另一个是他的军费会节省一部分。目前他已经要求驻扎国分摊海外美军的军费。最近，安倍已经表态准备多出钱了，北约也提出来按照份额交钱，我认为基本是可以实现的。第三个是他扩大制造业、恢复制造业，实际上是要扩大美国的税基。按照他之前说法，要让美国的GDP实现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对美国来说，GDP从2%左右提高到3%甚至还多，税基会扩大近一倍。也就是说，他一边压缩政府的开支，一边扩大税基，同时还可以发国债，再怀疑他减税减不成，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美国有足够的财政综合实力来实现这个减税。如果实现了这个减税，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到美国去。这些资金到美国后，他绝不会去搞那些低端的制造业，连我们现在都不干的事他更不会干。他会把这些资金投入到高科技领域，重点鼓励企业研发和创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有先例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里根减税，就促进了美国IT业的大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IT业上了一个大台阶。把当时苏联的制造业，包括日本的制造业，统统甩在了后面。时过30年，他又开始大幅度减税。我觉得，美国很可能又在酝酿一个新的发明创新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各方面的利益分配，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格局。
然而，就在人家一方面大幅减税、一方面大量吸收全世界的资本、一方面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企业的税负高不高？有的甚至说我们的企业税负没有再下降空间了。比如对于曹德旺的中美税率比较，国内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现在政治局已经做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有些人还说我们的企业税不能再降了，并就此争论不休。如果美国的企业税真降到15%的话，我想对我们的税收压力会更大。现在看来，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能只用你一个国家的情况来论证。在全球化时代，最佳税率是对全球特别是你的竞争对手而言的，绝不是单就本国而言的。它一方面要考虑政府的开支，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全球竞争。因为，现在的企业不只面向国内，而是面向全球。
过去我们的税收理论，那些教科书我也学过，都是对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言的，很多政策效应都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里面。我出个什么政策，就能起到什么作用。当一个经济体开放了以后，是与若干个开放的经济体紧密相连的，原来封闭的税收理论、税收政策就不再适合新的多个开放的经济体了。我们不能光让企业提高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税收政策在全球的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对原来的税收政策作出调整，甚至需要重新规划和设计。这正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迫切需要研究和处理的重大问题。
发表于 2017-12-11 09: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