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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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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8 09:02: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企业家和商人是不同的。简单来说,企业家是为社会、为理想做事,顺便赚点钱。而商人,他们长袖善舞,广结权贵,以赚钱为终极目的。

中国老百姓有种神奇的本事,就是随便一个街头修鞋的大爷,都知道好多“达官贵人”的内幕。所以,当王健林2017年频频遭遇烦心事的时候,大家好像一点都不奇怪。每个人都是一副“通晓内幕”的蜜汁微笑。

或许是因为,老百姓已经经历了太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事情。

多少风流人物如过江之鲫,就在他们权势熏天,不可一世的时候,总有一种力量能让他们的“帝国”顷刻化为乌有。

退潮后,才知道是谁在裸泳,退潮后,才知道,有很多中国企业家,不过是商人假扮。




热点聚焦




遭遇“滑铁卢”之后,王健林应该怎么辟谣?
【研究员】:

资产规模混到这么大的集团,“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万达你在官网上表示“万达净资产超过3000亿元,账面现金超过2000亿元”有什么用啊?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给金融机构信心!这才是最关键的!就像马云总是不断冒金句,让人们从来不去质疑他的财力一样。去年王总玩得很溜的“小目标”技术,怎么就突然生疏了呢?与其让公众号发声说有2000亿的现金,不如在某个老伙伴的主场活动中,让做客的王健林亲口中说出来,“把万达重资产都卖了之后,账面趴着的现金超过2000亿元没地方花,其实是很难受的”……针对《滑铁卢》那篇中的谣言,王健林也可以说……“今年提前离休的两位好兄弟,拿的分红八辈子都花不完”……“今年,我们和老伙伴中铁又签订几百亿战略合作协议”……除此之外,现在万达的工作重点,应该是赢得金融机构的信心啊,最近王健林几个月闷声不说话怎么能行呢?


这两天,不知为啥,谣言开始满天飞。

近日的股市韭菜圈,一则调侃即将赴任证监会的副主席,是种植韭菜专家的谣言,在朋友圈广为流传:

这则在金融圈颇有笑点的谣言,虽然一时传播甚广,但是很快,就被辟了谣。毕竟,副主席的简历都是公开的,人家是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毕业的,因此,“韭菜们”也就把此事当做了一则段子,一笑而过了。

不过,有的辟谣,效果似乎就不太好了。

顾子明在微信号“政事堂Plus”撰文指出,日前,微信公众号“包邮区”一篇《王健林的滑铁卢》在朋友圈被广为流传,热度颇高,把万达17年风波的根源,归结为今年5月与中铁竞争吉隆坡地标大马城……笔者看到这篇文章,差点一口老血喷手机上……万达的问题跟大马城有个毛关系啊……

虽然笔者在过去两年没少卖万达的“药丸”,但是必须承认,王健林一直都是中国企业家中的最顶尖级的人物,万达也一直是中国商业地产领域最成功的标杆。

而且,就像孙宏斌说的,老王今年"断臂求生"了。作为军人出生的老王,其杀伐决断,绝不拖泥带水的风作,也的确令人钦佩。一路摸爬滚打出来的老王,其眼光和魄力,也的确甩了贾跃亭几条街。

不过,面对谣言,万达的官方微信,对于“王健林的滑铁卢”文章进行的辟谣,却更让笔者狂吐血不止……

【严正声明】

12月11日,一个名为“包邮区”的自媒体发布一篇名为《王健林的滑铁卢》的文章,对万达集团和王健林本人进行恶意诽谤和中伤,多处严重违背事实。更为恶劣和令人不齿的是,作者采用“有一种说法”、“未经官方确认的小道消息说”、“应该只是巧合”之类似是而非、含沙射影的手法恶毒攻击万达,企图逃避作者法律责任,万达表示将坚决采取法律手段维护企业名誉。

一、关于马来西亚大马城项目,是由国家有关部门介绍万达前往投资,万达今年3月只派团队考察过一次,没有进行任何价格谈判,何来万达“两倍”报价之说,要求作者出示万达两倍报价的根据。而且作者故意将此项目跟破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挂钩,用心极其险恶。

二、该文多处诬蔑万达资产缩水是“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么就请作者拿出万达1万亿资产“缩水大半”的证据来。万达核心资产是万达广场,今年万达仍然保持开业50个万达广场的高速扩张,全世界能找到第二家如此高速发展的企业吗?230个万达广场都视而不见吗?

三、该文戏谑“给国家输出文化,轮得着一个地产商吗?”还真就用得着!在万达没有收购外国院线之前,中国电影在海外商业放映的记录为零,万达收购美国AMC、欧洲欧典等海外院线后,在国家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万达海外院线放映中国电影超过160部,占中国电影海外票房的80%。

四、该文说万达“兜里的钱其实都是向政府主管的银行借来的”。根据万达2016年财务报表,万达净资产超过3000亿元,2017年净资产还会增加。什么是净资产?就是扣掉企业负债和应付款的企业资产,说万达的钱都是向银行借来的站得住脚吗?

五、该文说万达“现金流显然断了”。万达目前账面现金超过2000亿元,2017年收入超过2000亿元,企业经营一切正常,全球没有任何债务违约,作者何来证据说万达现金流断了?

六、该文说“一个猎头的经验数据是,万达员工平均在岗时间为13个月”。作者请把这家猎头的数据拿出来吧。其实恰恰相反,在大型民营企业中,万达员工流失率是极低的。万达今年这么大的舆论风波,但40位万达核心高管,没有一人主动提出离职,这难道不是万达凝聚力的证明吗?

七、该文关于万达两位副总裁离职的说法更为可笑。万达集团尹海、陈平两位副总裁并非自己主动辞职,而是接近退休年龄,企业动员其提前内退,万达集团不仅为他们缴纳社保至法定退休年龄,还保留其万达股票和每年分红。

八、该文通过含沙射影方式将万达与涉嫌严重违纪的白山市委原书记李伟联系,暗指万达长白山项目与其有关。长白山项目当时可以说是吉林省、市、县三级政府软磨硬泡拉到了万达等5家民营企业前往投资,由于回报不理想,其中3家民企还退出了该项目。该文还说李伟是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的常客,是不是常客我们不知道,请作者拿出证据,万达曾为李伟及其他吉林省官员入住买过一次单吗?

作者还以极其隐晦的方式暗指万达投资的昆明双塔与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有关联,用心更为险恶。昆明双塔项目是云南省委省政府、昆明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泛亚金融区首个重大项目,当时金融区刚起步,周围都是农村,万达是第一个吃螃蟹者,为金融区建设发挥了带头作用。昆明双塔项目的摘牌时间是2012年5月28日,时任云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早已不是白恩培。

我们对“包邮区”这样的恶毒毁谤决不能坐视不理,万达已决定向公司属地公安部门报案追究作者刑事责任,相信法律会还万达一个清白。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4日

本来呢,“包邮区”那篇爆文里面,以大马城项目为代表,不少是臆想的内容,万达也的确针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逐一的合理驳斥,看起来,万达公关团队工作的非常尽职尽责。

但是,万达的公关团队却忘了一件事情,当强者运用其法律作为武器,来对抗弱者的时候,往往就是向公众展示其力有不逮了。

无论是吃红烧肉的王石,还是下周回国的贾跃亭,都验证了这一点.......

还记得当年笔者写剖析万达的文章,发完后就遭遇到“封号、黑客、屏蔽”的“万达三连”,当然无法引起多大的波澜,看当年的效率和执行力,这特么的才是让人钦佩的万达好吧?

而如今万达的应对措施和手段,搞得笔者都很替你们着急啊!而且文章作者兽爷,据说在地产圈也是赫赫有名,对万达来说,肯定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可以去协调......至于搞出来这么一出么.......

其实,如果不进行删帖和屏蔽的话,针对这种捕风捉影式的造谣,最好的方式就是“各说各的话”。

譬如,就这两天,朋友圈里面疯传海航的负面消息,疯狂造谣现金流断裂。结果呢?海航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放了一则新闻,《八大银行负责人齐表态,支持海航集团发展》,文中提到,海南省长带着八大银行来支持海航的发展并支持授信。

并留下了“海航好,海南好;海南好,海航更好”的指示精神!

而且,文章的结尾处提到: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信达资产、光大集团、华夏银行和山西省农信社等金融机构与海航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及增加授信额度。

11月23日海航集团与山西省农信社签署100亿元战略授信协议;12月7日,海航现代物流集团获得华夏银行海口分行100亿元授信。截至目前,海航集团获得各大金融机构授信总额超过8000亿元,还有3100亿元授信未被使用。

你看,同时是官微发话,海航一句针对网上流传的负面谣言不提,却能够将谣言击的粉碎。而且,标红字的部分,可以说是字字斟酌,相信各大银行总行副行长以上的领导,看完这段,大部分都能明白潜台词是什么,很容易在明年加大对海航的信贷投放力度。

怎么样?这才是高手危机公关的水平,一篇文章,字字千金。

说白了,资产规模混到这么大的集团,“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万达你在官网上表示“万达净资产超过3000亿元,账面现金超过2000亿元”有什么用啊?你的财务指标对各个授信银行基本都是透明的啊!

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给金融机构信心!这才是最关键的!

当然,如今总部已经从大连搬到北京的万达,资产分散于全国,应该无法模仿海航,请出来地方行政一把手给自己背书来融资,不过,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啊。

就像马云总是不断冒金句,让人们从来不去质疑他的财力一样。去年王总玩得很溜的“小目标”技术,怎么就突然生疏了呢?

如果让笔者给个建议,与其让公众号发声说有2000亿的现金,不如在某个老伙伴的主场活动中,让做客的王健林亲口中说出来,“把万达重资产都卖了之后,账面趴着的现金超过2000亿元没地方花,其实是很难受的”……

针对《滑铁卢》那篇中的谣言,王健林也可以说……“今年提前离休的两位好兄弟,拿的分红八辈子都花不完”……“今年,我们和老伙伴中铁又签订几百亿战略合作协议”……(中铁的确没少给万达做建设)

凭借着王健林和万达这种超级IP,这种自带流量的消息很快就会在网上广泛流传开来,很轻松就能将《滑铁卢》那篇说的,“万达抢了中铁的大马城”的谣言击溃。

除此之外,现在万达的工作重点,应该是赢得金融机构的信心啊,最近王健林几个月闷声不说话怎么能行呢?

十九大的报告不是都说了嘛,如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最近阿里系和腾讯系都开始拼命向农村进军,搞扶贫了,刘强东甚至都去扶贫当村长了……

要知道,最近为了争夺线下入口和紧随国家战略大势,马云与马化腾、刘强东已经展开了“全面战争”,双方都在拼命的并购线下商超,阿里刚前脚买了的高鑫零售,腾讯立刻入股永辉超市,而近日,阿里又和中央商场搞合资公司……可以说,商超资源成了未来几年最值得布局的资产。

而万达作为中国商业地产的无冕之王,全国拥有了200多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参考互联网的二马,很容易就能琢磨出一些套路,为最关心的贫困群众解决困难,脱贫致富!

而笔者认为,这才是万达明年走出困境最好的路径。

关联阅读:兽爷王健林的滑铁卢

马六甲唐人街尽头,有个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而建的私人博物馆郑和文化馆。

2015年11月,总理出席完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后,从吉隆坡坐了两个小时车,专程赶到这里参观。

七次下西洋,郑和五过马六甲。他率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舰队,帮苏丹王朝修城墙驱海盗逐列强。马来西亚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于是六百年前就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总理后来将郑和在马六甲做的事总结成: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华民族不称霸不扩张,只希望能为友邦国家的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总理回国的38天后,央企中铁和马来西亚一家公司组成联营体,以196亿元人民币收购了吉隆坡地标大马城60%股权。

大马城位于吉隆坡市中心。之前是个废弃20年的空军机场,占地面积相当于5个天安门广场,是全球首都唯一一块大面积未开发的处女地。

全球第二大工程承包商中铁看上的,当然不仅是几百个小目标的地产生意。中国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高铁网络计划——从昆明经泰国、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大马城是这条高铁网络的神经中枢。

大马城也将是东南亚地区的交通枢纽。这里是吉隆坡通往新加坡的隆新高铁起点站,隆新高铁总投资超过1000亿人民币,项目将在明年年初招标。全球工程及铁路运营商都虎视眈眈。

中铁和日本东JR是两大夺标热门。中铁占住了桥头堡——大马城,他们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拿下这个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志在必得的中铁,在2017年5月3日迎来当头棒喝。那天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因中铁的联营公司IWH CREC没有按时付款,收回大马城项目。

世界五百强排第55名中铁怎么可能196个小目标都给不起。这家央企当然否认马来西亚政府的说法,要求继续交易。中铁甚至不愿接收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退款。

中铁的努力是徒劳的。几天后,马来西亚就公布了新的意向开发商,报价几乎是中铁两倍。

半路杀出来跟“一带一路”主力部队抬杠的开发商,也来自中国,名字叫万达。

1

多年后,当王健林站在哈佛讲堂发表《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演讲,面对会场里零星的嘘声,他也许会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那个清晨。

那时他已从中国首富的宝座跌落多年。自他之后,再没什么人敢去要这个首富头衔。土豪们疯狂给胡润和福布斯打call,为的就是能在富豪榜上靠后一点。

万达总资产也已经从顶峰时期的八千个小目标,缩水大半。人们仍旧疯狂涌向万达广场、万达城和万达度假区,但这些资产与中国前首富没多少关系了。

资本和食客们贪恋着万达的巨额回报,曾像潮水一样向王健林涌来。如今宴席散场,他们也都雨打风吹去。

2017年11月底,就连和老王一起打下万达帝国江山的两位国之重臣,万达集团董事尹海和万达商业地产副总裁陈平,都离开万达了。

前首富终于实现多年前口口声声的轻资产目标,落了个茫茫大地真干净。

到头来,老王的核心资产也许就剩下那几本著书立说的畅销书。当然,他口述的万达大事记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样,有的地方彰明较著,有的地方则语焉不详。

从1989年下海到2017年下半年遭遇重大转折,二十八年发展史里,老王的万达有两大未解之谜。

第一是,万达高速发展过程中,老王为什么曾这么有钱?

1990年,四川小伙王健林还没有满嘴一个亿的小目标。他的人生终极目标,就是能有一栋像样的写字楼。

那年他和四个朋友去香港,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灯红酒绿亮瞎了眼,觉得香港太美好了,什么糟粕都有。

他住在尖沙咀的君悦酒店。从11楼的平台望出去,能看到游泳池、海景和灯火辉煌的维多利亚港。王健林随便指着一栋楼跟朋友说:

“人这一辈子就是应该有这么一栋楼,否则白混了呀。”

朋友一盆冷水泼过来:小王,你就安静地做白日梦吧。

那年小王还是个36岁的油腻壮年男。脑子里是梦,眼睛里是光。一年前,大连西岗区办公室副主任的他辞职,接手了大连西岗房屋开发公司——这是万达的前身。

小王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但被野心驱动的他总能逢凶化吉。他做过森林工人,栽过树也烧过碳;他做过军人,身材虽瘦小,但努力拼搏不放过命运抛来的每一个机会;最终被推荐到大连陆军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开始体现出喜欢挑战规则的性格来。

一贯大胆的他,希望能自己扼住命运的喉咙。西岗房屋开发公司是区属国企,刚成立没多久,老总就出事了,负债几百万。小王接手后,借用自己老战友的开发指标,从一位在银行支行做行长的老战友里拿到贷款,做了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完成第一桶金。

1994年,小王就实现了自己四年前在香港立下的终极目标,在大连有了那么一栋自己的写字楼。紧接着,他又有了自己的酒店、商场、度假区……

凭着对财富的冒险追求,及对政治边界的把握,他迅速成为中国的顶级富豪。他一挥手,几百个小目标的投资就飞向全球各个角落,仿佛银行是他家开的一样。

关于他背后有谁的传言,也开始满天飞。

有人说小王有个有背景的爹。传言他父亲王义全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高级干部。不过真实情况是,王义全只是四川大金县森林工业局的副局长,一个副处级干部。

还有人说小王的老婆来头很大。林宁其父做过大连一家保险公司的领导。但小王在西岗区政府办公室做副主任时,小林也就是西岗区体委工作人员,没有传言的那么神秘。

但就像徐明当年对待自己是某位中央领导女婿的谣言一样,聪明的小王从不承认或否认这些传言。这种放任的做法,加剧了外界对其拥有显赫家世的错觉,让一股神秘感贯穿着万达商业帝国发展的全程。

这股神秘感在万达商业地产2014年香港上市后达到了极致。公众从招股书发现,这家公司的124个股东里,藏着诸多不可描述之人。

那时候,小王已经练级成老王。他开始频频出海,张口就是要把“中国文化输出到全球”,整个把自己包装成国家意志的象征。

给国家输出文化,轮得着一个地产商吗?入戏太深,你就再也找不回自己。首富想用自己的资本扭转企业对政府谈判的弱势局面。这一招面对急于求成的地市级官员能够奏效,但面对食物链更高一级时,无异于玩火自焚。

这位2016年胡润榜上有2000亿身家的首富,忘了自己也就是穿了个“皇帝的新装”,兜里的钱其实都是向政府主管的银行借来的。用他自己在公司年终会上毫不掩饰的话来说:

“万达玩的是空手道,一分钱不出就能挣钱。”

头脑发热的他还吹嘘:

“万达进入的行业,无论国企央企,都没机会做老大。”

最后给老王致命一击,正是央企。

2

2017年上半年,老王还屹立在人生巅峰。

那时他是中国首富。他有200个多万达广场、十几个万达城、80家五星酒店、全球1300家影院、两家美国电影公司、一家英国游艇公司、上千幅名画……

每个月还有无数疯狂涌向万达总部的地方官员和各国元首。众星环绕的他,如明朝首富沈万三一样,影响力早就超过了一个商人的范畴。

2016年万达集团资产是8000个小目标。首富躇踌满志,要在2017年做到9000个小目标。他给自己还定了一个“2211”终极目标:

到2020年,万达资产达到2000亿美元,市值达到2000亿美元,收入1000亿美元,净利润达到100亿美元。

那时把万达做成真正的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他也将年届古稀,大概也到了荣耀的退休时刻。所以在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老王,一直在强调速度,万达必须再快一点,必须要快。那时他离自己的终极目标,也只有0.01公分的距离。

但一切到了6月份戛然而止。中国银监会突然把矛头指向万达——排查授信风险,6个境外项目融资遭严格管控。

二十八年专注空手道的首富,现金流显然断了。空手道赚钱,一直都是来得快,去的更快。看天吃饭的中国房地产业,太容易遇到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什么的。

后来发生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用孙宏斌的话来讲,王健林“壮士断腕”——把13个万达城、70多家酒店打包甩给了孙宏斌和李思廉,把一堆万达广场甩给了朱孟依,把长白山度假区甩给了孙喜双。

卖掉6000万平米的土地储备后,万达的土地储备只有1000多万平米了。这点土地储备还不如一些激进的福建小房企,如正荣、禹洲。

这就到了万达第二个未解之谜——王健林在2017年遭遇了什么滑铁卢。

王健林含辛茹苦打拼二十八年。每天五点起床去北京万达广场的办公室,晚上十二点回到嘉里中心的家里。

这两年他还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来学习新趋势。在你们29岁的老公思聪夜店撩妹的时候,这个63岁的老人把所有时间都拿来学习。

到头来,二十八年功名与财富都化为尘土,一夜回到解放前。

被银监会封杀后,据说王健林跟身边朋友是做过反思的。

2017年5月13号那个清晨的会面,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和万达的命运轨迹。

那几天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他来北京第一站,没先去拜访中国高级官员,而是去长安街边上万达集团总部,拜访中国首富。

中国首富和马来西亚总理的会面,隆重得像两国元首的国事会面。他们坐在各自国旗前面,主要议题就是吉隆坡市中心的大马城项目。

会面后纳吉布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中国首富对大马城“兴趣浓厚”。

第二天,王健林以企业家身份参加了“一带一路”论坛。会后,他野心勃勃地对央视说:

“今年万达要落地两个超过百亿美元级别的项目,一个是马来西亚的大马城,还有一个项目在印尼,目前还在谈。”

王健林当时还不知道,大马城是他事业的滑铁卢。5月13号的晚上过后,他不仅失去了大马城,还将几乎失去了整个万达。

纳吉布在拜见王健林的那天晚上,还和中国领导会面了。马来西亚报纸说,那次会面后,万达就被纳吉布pass掉了。

这下就真坏事了。两个月后,大马城重新招标。马来西亚政府收到九份标书。九家公司有七家中国国企和两家日本公司。

这又是一次中日两国明里暗里在东南亚地区的PK。代表中国参加PK的七家公司是中国建筑、葛洲坝、中交建、万科等。

首富终于识相了——没去凑热闹。其实子弹打光了的他,也没有能力去投标了。

总理将郑和六百年前在马六甲的成功,总结为七个字:有所为,有所不为。

后来很多人为老王扼腕叹息,觉得老王当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炮灰。可是老王应该一早就知道,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道理都是浅显的道理,聪明如他,竟然最后才明白。

老王曾经把万达前二十八年的成功总结为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二十八年间,悲喜逆转。成也这八个字,败也这八个字。

3

食尽鸟投林。不可描述之人纷纷散场,那些被王健林苛刻制度逼疯的重臣们,也在用脚投票。

2012年4月,兽爷的朋友你包叔问过一次王健林,万达员工离职率怎么会这么高。

就像功守道大师否认跟小燕子很熟一样,首富当时一口否认了万达离职率高这件事,他还过分地加了一句话:

“走的都是没有学到万达精髓的人。”

真替千千万万离开万达的员工感到难过。其他房企人事变动至少还会祝福下彼此。

比如上月月底,龙湖把深圳总经理张智聪和苏州总经理李刚撤掉了。至少内部公告上还会加句祝福:

“感谢张智聪和李刚在原岗位做出的贡献,也预祝他们在新工作岗取得新成绩!”

有一种说法在万达内部很流行,说能干到三年的员工简直就是珍稀动物。一个猎头的经验数据是,万达员工平均在岗时间为13个月。

于是就有了知乎那篇被55万人浏览过的世纪之问——你为什么从万达离职?

11月底,万达员工平均在岗时间恐怕又要缩短一点点了。因为一个在万达呆了24年,和一个在万达呆了16年的员工,悄悄退休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万达集团董事尹海,另外一个是万达商业地产副总裁陈平。这是继高群耀之后,万达在过去两个月里离职的第三位核心高管。

更早之前,为万达商业地产上市立下汗马功劳的王贵亚,加入万达没多久后就被辞职。未经官方确认的小道消息说,他请了一波京城最好的律师天团,跟老王打了一场官司。

这些人会不会也偷偷上知乎,去回答那个世纪之问?

尹海和陈平都是1963年出生。尹海是万达集团内部最资深的元老,1993年从沈阳军区复员后就加入万达,跟随王健林南征北战多年,负责万达集团财务曾长达13年。

陈平2001年加入万达,之前做过万达集团副总裁和南京总经理。他还是万达学院院长,万达学院在廊坊,主要为培训万达中高级员工而建。

尹海和陈平的离开没有内部通报。不知道在前首富眼里,他们是不是也属于没有学到万达精髓的人。

人去梁空,巢也倾。王健林还在疯狂甩卖一大半海外资产。有媒体称,万达正以50亿美元兜售伦敦、洛杉矶、芝加哥、悉尼及黄金海外的海外物业项目。

真是节节败退的老王。兽爷口袋里有50块钱,能加一亿倍杠杆卖给我吗。

而在与融创的那场世纪大甩卖之前,万达进军文旅产业的第一个试验品——长白山度假村项目,也早已悄悄转让。

今年6月,万达退出了长白山项目公司的股东名单,其股份全部由大连一方集团接手。在这次变更发生半个月前,最初的投资方之一泛海也退出了股东名单。

对了,泛海老板前段时间在美国休息过一段时间。

老王和泛海老板毕竟经验还是丰富,感觉风声不对,马上就开始偷摸减持了。

长白山项目是万达试水文旅的试验品。这笔投资始于2008年9月,那年东北亚博览会上,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牵线,当时的白山市委书记李伟向王健林推介抚松县旅游项目。为吸引投资,抚松县方面曾连夜将招商项目的规划书送至长春。

据财新报道,为了这个项目能够立项审批,当地政府配合万达,把这个项目北区6000多亩土地,分成52个地块分别立项、审批和土地出让。

应该只是巧合。2017年8月,吉林省纪委宣布,原白山市委原书记李伟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李伟是万达长白山项目最初的引入者。据北京万达索菲特酒店的朋友说,李伟是这家酒店的常客。

应该也只是巧合。今年十一,万达长白山项目两个高尔夫球场都被取缔了。

一个真的时代过去了。领导说,全面推进从严治党,高举反腐的利剑,扎牢制度的笼子,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

从今往后,丁义珍和高小琴再也跑不掉了。

建议过去几年久经考验的中国地产商再好好加强下思想教育。尤其要把中纪委去年11月放映的《永远在路上》温习温习。最经典的是第一集,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说的那段话:

“60岁思想抛锚了,追求物质和金钱。看他们就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私人飞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

白恩培说这段话的时候,镜头徐徐扫向昆明市区,昆明的标志——双塔在远处若隐若现。

这么漂亮的昆明双塔是谁开发的?




深层参考




退潮后才知道,很多中国企业家不过是商人假扮
【研究员】:

企业家和商人是不同的。简单来说,企业家是为社会、为理想做事,顺便赚点钱。而商人,他们长袖善舞,广结权贵,以赚钱为终极目的。中国老百姓有种神奇的本事,就是随便一个街头修鞋的大爷,都知道好多“达官贵人”的内幕。所以,当王健林2017年频频遭遇烦心事的时候,大家好像一点都不奇怪。每个人都是一副“通晓内幕”的蜜汁微笑。或许是因为,老百姓已经经历了太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事情。多少风流人物如过江之鲫,就在他们权势熏天,不可一世的时候,总有一种力量能让他们的“帝国”顷刻化为乌有。退潮后,才知道是谁在裸泳,退潮后,才知道,有很多中国企业家,不过是商人假扮。


135年前,号称大清首富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已经被漫天谣言缠身,看似富可敌国的大厦,顷刻间轰然倒下。

后来人们才知道,造谣胡雪岩“生意失败,要挪用储户的钱来周转”,导致储户挤兑钱庄破产的人,正是另一位权臣——李鸿章的指使。

看来“谣言”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很不好的一项传统,百余年后,这项传统又落在了新首富的身上。

1年底了,老战友也离开了他

2017年6月22日,万达的股票断崖式下跌,截止上午收盘,王健林和第九大股东王思聪共被“蒸发”了40个“小目标”。

紧接着,谣言就来了,说建行等银行下发通知抛售万达债券,导致股价暴跌。

万达这边立即就给出了“严正声明”,澄清了事实:建行等行从未下发此类通知。

这不是罪荒诞的谣言,还有最无稽之谈的,就是传说王健林一家欲出境被拦截。随后,万达集团再次发出严正声明,斥责谣言制造者恶毒用心。

2017年,首富王健林还遇到了很多烦心事。

先是上海迪士尼一年就盈利,这让预言“迪士尼20年都无法盈利”的他很尬尴。著名媒体人秦朔更是直言王健林看不懂迪士尼的故事,只会当“地主”。

2017年,发改委提出限制以下几个产业的海外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

每一个被限制的行业,都是万达在海外的主要业务。

春风得意的时候,王健林说过:“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然而现在,他变了,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2017年,万达在国际上的商业评级也纷纷下跌:标准普尔将万达商业评级从BBB-/负面观察调整为BB/负面也就是“垃圾级”之后,又有两家机构下调了万达的信用评级,穆迪将大连万达商业地产发行人评级从Baa3降至Ba1(Ba1是“垃圾级”别中的“最高级”);惠誉将万达置入负面观察名单,评级BBB。

年底了,两位跟随了王健林多年的元老级人物,也离开了他。

一位是万达集团高级副总裁尹海,一位是万达商业地产副总裁陈平。其中尹海1993年从沈阳军区复员后就加入万达,是王健林的老战友。1992年万达才刚刚成立,尹海可谓“开国元勋”了。在这个时候离开,或许他真的是想在54岁的时候退休吧。

2中国老百姓有种神奇的本事

2017年之前,大家在网上喊王健林“爸爸”,喊王思聪“老公”,为王首富的“小目标”、“摇滚唱功”舔屏转发,2017年之后,大家开始围观王公子的微博多少天没更新了,议论着王首富又卖了多少国内的资产,传说着各种“内幕”。

Mr.海在微信号“海那边”撰文指出,中国老百姓有种神奇的本事,就是随便一个街头修鞋的大爷,都知道好多“达官贵人”的内幕。

所以,当王健林2017年频频遭遇烦心事的时候,大家好像一点都不奇怪。每个人都是一副“通晓内幕”的蜜汁微笑。

尽管这些“内幕”从未在任何正规媒体上发布,但老百姓们就是有渠道可以知道,这真是个谜团啊。

或许是因为,老百姓已经经历了太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事情。

多少风流人物如过江之鲫,就在他们权势熏天,不可一世的时候,总有一种力量能让他们的“帝国”顷刻化为乌有。

退潮后,才知道是谁在裸泳,退潮后,才知道,有很多中国企业家,不过是商人假扮。

3退潮后才知道这些中国商人在假装企业家

企业家和商人是不同的。

简单来说,企业家是为社会、为理想做事,顺便赚点钱。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创造价值是真实的,利润不过是结果。”国外一家造船厂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要做最好的船,顺便赚点钱。这是企业家的思维方式。

商人,他们长袖善舞,广结权贵,以赚钱为终极目的。

任志强,国内数一数二的地产商,亲口说过自己不是企业家。

“我不是企业家。华远地产是北京市的国有企业,我只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只求企业的平安,让国企适度增值保值。国企的领导者不愿承担风险去进行更多创新,算不上是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是社会的公共产品。”

还有很多人,我们一直以为他们是企业家,但最后的结果来看,他们也只是体制下的商人而已。

褚时健,将一个年年亏损的卷烟厂,管理成为全亚洲最大烟厂,创造了991亿元利税,是企业家吗?后来出事才知道,他也不过国有资产的管理者而已。所以贪污了一点钱,就被抓起来了。

袁宝璟,中国首位“世界青年创业者大奖”获得者,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江湖人称“北京李嘉诚”。没出事之前,是多么风光的一位企业家。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黑社会”。

杨斌,2001年福布斯中国榜第二位,曾经被沈阳市当成“科技农业”领军人物引进,信誓旦旦要为沈阳市带来7500亿的收入。后来才知道,他空手套白狼拿下3000亩土地,没搞科技农业,而是搞起了房地产。露出了一个卑劣的商人尾巴。

2005年,马云的阿里巴巴宣布并购雅虎中国全部资产。那时候的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鲜衣怒马,风光无限。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不是商人,我是企业家”。满满都是理想和情怀。

10年后,马云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在被问及“下一个五到十年,你是怎么看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美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是商人”。

或许马云只是一时口快,把企业家说成了商人。

或许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富豪们,能够走出商人的局限,上升到企业家的境界。不用纠结于和某个敏感人物见了到底是10次还是11次,埋头做企业,为社会创造真正的价值。




政经观察




“煤改气”事件背后,竟是“双轨制”惹出来的误会!
【研究员】:

“煤改气”是大事,不是基层政府想不做就能不做的。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不是基层政府想做就能做的。基层政府在做事的时候,经常面临着一个“双轨制”的问题:一方面,它做每件事,都受到法律、法规、规章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仅凭法律、法规、规章就做出决定,还要等上级的政策、文件、批示。这就产生了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下级抱怨上级授权不够,上级抱怨下级不敢担当,到底是谁的问题,谁也说不清。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了这样的套路,接受了“双轨制”的合理性。而且,在发展初期,“双轨制”的效率反而比“单轨制”更高,因为它灵活不死板,法不授权的文件授权,法不支持的政策支持,很多事就这么搞成了。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矛盾多了、问题大了,“双轨制”的弊端才逐渐显露出来。也许现在是时候对“双轨制”进行“并轨”、用“法治”彻底取代“文治”了。


冬天似乎不是个适合干事的季节——你烧煤取暖吧,会导致雾霾;不取暖呢,又得喝西北风;那用天然气替代燃煤吧,可是钱谁掏呢?

要在上面三个选项中选择一个,真的很难。然而我们又总要作出选择,因为人类并不冬眠。

评论和指责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但如果没有评论和指责,做事的人又有可能懈怠。不过本文并不想就事件本身做评论和指责,而是想说说它背后的逻辑。

1

“煤不让烧了,可是气没来。快入冬了才开始‘煤改气’,夏天干什么去了?”

当笔者第一次看到华北某些村民大冬天缩在屋里瑟瑟发抖的新闻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也是这句话。那天,笔者所在的城市天很蓝,可第一次感受到这蔚蓝背后的代价。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别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那,能不能早点把“煤改气”做好呢?据了解,这事确实是从夏天就开始部署了,但当时有些地方可能抓得不紧——毕竟基层政府又不是只有这一件事要做。再说,“煤改气”是一个规模很宏大、细枝末节又很多的工程,每个环节都可能碰上意料之外的问题,每户人家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状况,原料供应之类的事又不是基层政府能说了算的,推动起来,真没那么容易。

反正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局面,这事总归不能全怪那些地方的基层政府没尽心。基层的兄弟们向来是闲不住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没闲着”不意味着“忙”出了效果,“忙”本身也不能作为工作的成绩,关键还得看“服务质量”。

那,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呢?

2

“煤改气”是大事,不是基层政府想不做就能不做的。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不是基层政府想做就能做的。

基层政府要等上级定政策、出文件、作指示,然后才能干活。他们当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对“煤改气”这类“硬任务”来说,灵活性并不大——比如,他们既不能因为张大爷家里没钱,装不起新设备,就允许他继续烧煤,毕竟这个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同时,他们又不能因为张大爷家里没钱,装不起新设备,就去请示上级该怎么办,毕竟这种事太“小”了,每次都请示非把上级烦死不可。

那怎么办?只好让张大爷冻着了。        

当然,上级一旦知道张大爷冻着,肯定会把基层政府臭骂一顿,然后要么贴钱给张大爷装新设备,要么赶紧让他恢复烧煤。最近环保部门发文要求全力确保群众过冬,就是这个套路。

这样一看,事情好像确实是让基层政府给办坏了。但反过来说,如果基层政府面对的全是张大爷,于是他们允许所有人继续烧煤,难道上级就不臭骂他们了?如果他们找上级说,完成任务确实有难度,能不能缓缓,难道上级就不嫌他们“发愁畏难、不敢担当”了?

谁都知道民生是天大的事,而取暖是民生。但治霾也是民生。

3

张洛鸣在微信号“识局”撰文指出,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基层政府的命运是由上级决定的,它干得好不好,都是上级来评价。所以,当基层政府感觉自己难以选择的时候,最后往往选择牺牲那些不决定它命运的人。

可实际上问题并没这么简单。   

事实上,上级显然不会允许基层政府牺牲民众利益,而基层政府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在张贴那些“谁烧煤就抓谁”的条幅的时候,其实是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了的。

那他们干嘛还要这么干?

一个比较靠谱的解释是,如果基层政府真的把“煤改气”这种事交给村民自己决定,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实现“煤改气”的那天。到时候,基层政府又会因为治霾不力而挨骂。

不过这个解释虽然靠谱,却不能解释基层政府干吗非得用这么严厉的口吻、这么决绝的手段来推行“煤改气”。

毕竟,如果较起真来,“谁烧煤就抓谁”本身就是犯法的——法律可没规定过“烧煤要坐牢”。按照行政法“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政府不能因为人家烧煤就抓人,仅仅拿这个吓唬人也不行。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

4

基层政府在做事的时候,经常面临着一个“双轨制”的问题:一方面,它做每件事,都受到法律、法规、规章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仅凭法律、法规、规章就做出决定,还要等上级的政策、文件、批示。

这就拉高了基层政府的精神成本。几乎每一件事,它都不能因为法律明确授权了,就去做,也不能因为法律没有明确授权,就不做。它需要不停地请示、汇报、争取、协调,等待上级给出明确的指示或答复——上级说燃煤“零容忍”,它就得“零容忍”,上级说“保过冬”,它就得“保过冬”。

所以基层政府很忙,而且是“忙乱”的那种;所以基层政府很累,而且是“累心”的那种。它永远都在高速却疲惫地运转着,唯恐不争取就错过了“好事”,唯恐不请示就摊上了“坏事”……但最终,后者似乎总也无法避免。

可是上级也不轻松。每一天,它都要答复下级的各种请示,而每作出一项答复,都意味着它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这就产生了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下级抱怨上级授权不够,上级抱怨下级不敢担当,到底是谁的问题,谁也说不清。

误会,这都是误会啊。其实这都是“双轨制”的问题。

5

“双轨制”经常让上下级政府都很无奈。

笔者之前看过很多这方面的案例。比如有个哥们经常照顾一位孤寡老人,老人感动了,临终前把自己的房子和存折都给了他,还亲笔写了遗嘱。可是当他拿着遗嘱和房产证到房管局办过户,房管局却不给办,说你这遗嘱没经过公证,不算数。

这哥们纳闷了:《继承法》和《物权法》上都没这条啊?你这是哪来的规定?

房管局说,这是司法部和住建部下的通知里要求的。遗嘱只要涉及处分房产,必须办公证。

这哥们不服,就到法院起诉房管局,结果法院支持了哥们的主张:“部门通知”对下级部门来说很重要,但对法院来说只有参考价值,如果它认为你这通知跟上位法(级别更高的法律)冲突,它才不理呢。

于是,房管局败诉,乖乖地给办了房产证。可问题是,下次再有人拿同样的材料去办同样的事情,房管局还是得要求他做公证,如果那个人还是不服,就得再打一遍官司。

因为上面没有下通知说,以后不用公证了。房管局明知道这很麻烦,但在没有接到新通知之前,它必须执行旧的通知。

然而下通知的部委也很无奈:我之所以下这个通知,是因为如果不做公证,就会有很多人捏造遗嘱争夺房产。到时候事情就全乱套了。

6

上面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双轨制”也很冤,因为它的出现,是有历史原因的。

简单地说,“双轨制”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单轨”(法律)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

很多年前,咱们的立法还很不健全,很多方面的法律都是空白,就算已经制定出来的那些,很多也是原则性的,不够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可钻空子性”倒是很强。然而事情不等人啊,它不会说等你立好了法我再发生啊,那怎么办,只好先用政策、文件、批示顶上去,把事解决了再说。

说来说去,原来这是个法治建设的问题。那咱干吗不能加快立法呢?其实一直在加快的,只是还不够快。要知道,立法是很严肃的事,有很固定的程序,不可能很仓促、很草率地就把法律制定出来,如果制定得不周全,更麻烦。

同时,这些年咱们的社会发展变化又太快,而法律这个东西是相对稳定的,它天然地就有种滞后性。所以它不太好使。政策、文件、批示之类的就不一样了,加加班,一个礼拜就能搞出一堆来,搞出来之后发现不行,再加加班,再过一个礼拜又能搞出另一堆来。

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了这样的套路,接受了“双轨制”的合理性。而且,在发展初期,“双轨制”的效率反而比“单轨制”更高,因为它灵活不死板,法不授权的文件授权,法不支持的政策支持,很多事就这么搞成了。

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矛盾多了、问题大了,“双轨制”的弊端才逐渐显露出来。

也许现在是时候对“双轨制”进行“并轨”、用“法治”彻底取代“文治”了。不然,总让基层的兄弟们背锅,也说不过去不是。




社会透视




北京“清退运动”是如何在执行中变形的?
【研究员】:

如果复盘从大火而兴起的这次清退运动,会发现其中虽然充满了误读、误解、误会,但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域内,这类充满了黑色荒诞色彩的事情仍然随时有着卷土重来之势。回头再看这十几天,会发现虽然“赶人”不是执政者的首要目的所在,但无论从上而下贯彻实施的行政体系,还是在关键时刻大兴删帖的舆论管控方式,都会使得结局向更加封闭和加深误解的方向发展。北京所遇到的这场风波,绝不仅仅属于这座城市。这是对于施政的挑战,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必然会单方面地想解决掉某个问题,但忽视掉与之连带的群体。这更是对整体管理能力的挑战,在这次过程中,能够看到的是前期的混乱与滞后、中期的蛮干和行政指令至上,以及后期的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环环紧扣,环环落后。最终导致了在北京“赶人”事件中,起始于简单命令,变形于施政期间,迷茫无措于事故后期的黑色荒谬情节。


11月18日晚上18时起在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燃起的那场大火,不仅带走了19条鲜活的性命,更在北京掀起了多年未见的巨大波澜——一场前所未有的拆违整治就此拉开帷幕,数以十万计的务工人员一夜之间没有了栖身之地,有的露宿街头,有的星夜返乡。“低端人口”这一称谓先是被官方断然否认,而又被网友们从多份文件中找到了确实的证据。

事发20天后,虽然官方口径早已转向,一些在京企业开始为员工寻找新的住处,或者腾出有效的工作岗位,但是余波仍未平息。“低端人口”仍然是网络热词,被一些为此事抱不平的人放在微信头像上、印在上衣上,以这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不满。社会割裂已然形成,短短十几天所造成的伤害可能要用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弥补。

黎岩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如果复盘从大火而兴起的这次清退运动,会发现其中虽然充满了误读、误解、误会,但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域内,这类充满了黑色荒诞色彩的事情仍然随时有着卷土重来之势。

“清退运动”定调

11月23日,西方的感恩节。

从那天清早开始,一则短视频就在微信朋友圈以刷屏的速度流传,视频上,狭窄简陋的小巷内,衣着朴素的人们背着大包小包鱼贯而出,身影有几分匆忙,几分仓皇。

这是大兴11.18火灾后的第五天,也是此次被清退人口正式进入大众视野的开端。

11月19日,大火扑灭的当天。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代市长陈吉宁带着所有相关负责人,在火灾现场就地开了一个现场会。

当日的新闻,对于火灾刚刚被扑灭后的现场一带而过,而在11月26日,因为“清退低端人口”而引发舆论轩然大波,北京市组织了十几家媒体到大兴火灾现场采访,从那些媒体的报道中,能够窥察到现场的惨烈——事发已经八天,但现场毒气仍未消散,人们即使戴着口罩也会被熏得涕泪交流。四下到处是杂乱裸露的电线、被生活废品堵塞的狭窄楼道,典型的脏乱群租居住环境。

可以想见的是,在火灾刚刚过去的19日,所有参加现场办公会的人看到的会是更加惨不忍睹的场面。

而这种亲眼所见,正是把所有人召集到现场开会所要达到的目的——统一认识。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车上人们从火灾现场返回市委机关路上的反应:“沿途所见,加深了大家对坚决清除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这已经不是北京市今冬的第一场火。11月10日,刚刚结束了“习特会”的特朗普和习近平先后乘专机赴越南参加APEC会议,而在顺义区李桥镇——两架专机必经的空中廊道所在地上,正烧着一场几个小时未经扑灭的熊熊大火。

中美领导人都在去机场的路上亲眼目睹了浓烟滚滚遮蔽半边天的火情,而习近平在登机之后还嘱咐身边人,要“查清这是怎么回事”。

后经调查,火源是一个由彩钢板搭建的仓库。所幸周边并无人烟,这场火灾并没造成有人员伤亡,只是烧掉了仓库的库藏品。但是因为凑巧闯进了两位领导人的视野,最终被定性为“有恶劣国际影响”。

八天后,大兴那场夺走了19条人命的火灾,则因为惨烈的死伤成为了热点事件。而在调查火灾成因的过程中,官方发现,着火的聚福缘公寓属于早就列入整治名单的“三合一”建筑——即承载居住、仓储、办公等多种功能的非法群租房,按照日程表早就应该被处理。事实上,经公寓产权方确认,聚福缘本该在11月17日就开始清退住户,拆除公寓,但因故拖延了一下。又因为17日是星期五,产权方计划从下一个周一再开始清退拆除。然而,周六的大火改变了原本徐徐而进的节奏。

两件事叠加起来,在所有人集体回到市委机关后,立即做出了名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部署。

在那次部署会上,蔡奇的语气空前严厉。“今天大家都看到了现场的,按照要求、按照部署早就该清退了,是不是涉及到利益的不敢管?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碰硬,解决问题。”他当即提出: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绝对不能有下一次了。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做法,则是一家一家、一村一村地毯式摸排,做到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全部上账、分类监管、逐一验收复查。

少见的密集火灾,和少见的严厉言辞,共同拼成了链条的第一环——然而此时,连发出这个命令的人都不一定会想到,事情会向着另一个荒谬的方向狂奔,几乎难以收场。

“清退运动”执行

不折不扣甚至变本加厉的执行,是整件事的第二环。

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三大”活动的第二天,丰台区委书记汪先永在电视电话会上的一段视频在网上风传。他的辖区内包括大面积城乡结合部,其中不合规的群租房、“三合一”房不在少数。

会议上,汪的神色和语气,比三天前布置任务的蔡奇还更要严厉了几分。

他总结出来的口号是三招——“实招、狠招、快招”,要求下属官员抓紧照办。

实招,是要求所有人都到一线去排查清理。狠招,是要求公安、城管、政府执法部门、检察院,党委的纪委宣传部门等都配合起来,来硬的。“最硬的就是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拘起来”。快招,是不许等,不等文件不等开会,马上执行。

“今天开始,能拆就拆,不要拖到明天去,没准今天晚上着火了呢!”

“今天拆了,你不就踏实睡大觉了吗?”

“我们想不想过点安心日子,想不想下了班能看看电视,睡个好觉?”

一连串的质问、反问和训斥之下,原本慢悠悠的行政办事节奏被拧紧了发条,所有部门都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起来。

北京四五环之间的大量人口聚集带,在这种迅猛的推动下,转眼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长期群租,住处充满安全隐患的人,一下子因为这个行动而变得无家可归。

此前,无论是北京广大市民还是管理部门,似乎都很少注意到,在自己平日看似平顺丰美的生活之下,有多少身份模糊不清的人在默默服务。在绚丽的霓虹灯牌之下、繁华街道背后,藏着多少脏乱环境和安全隐患,但这样的环境却为这些城市功能的保障者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

但是这一次,从上至下坚决断然的整治行动,使得这些长久以来的未知数变成了已知。原来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最多竟然可以住下八个人,每个人的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一两个包裹。原来距离市中心最近的棚聚地竟然在二环内,在单价超过15万元的商品房脚下,就有用彩钢板简陋搭起来供人们蔽身的窝棚……

层层加码之下,官方强调的是执行力,是限期内拆除清退的面积,是是否还有火灾隐患。为了去掉那些建筑上的隐患,居住在那些建筑里的人也就一并成为了被清退的目标。

追求效率之下,方法无不用其极——雇人敲碎所有的窗户玻璃、断水断电、反锁房门、强行把棚子推倒……粗略统计之下,不下十万人在几天之内没了容身之处。

很久以来,北京的城市管理者都想弄清楚,在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为此服务的外来蓝领工作者,而用这种将它们暴露于街头的极端方式将此呈现出来,在夜间温度已经低于零度的北京,是一种与基本人道背道而驰的残酷。

“清退运动”变形

如果说,这时管理者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个庞大的机器一旦接到了明确指令并为之全速转动,其惯性之大可以远超过始作俑者的设想。

这次的行动有着完整的逻辑链:从远处看,自从2014年起,疏解就成了北京的关键词,曾经养活了几十万人的西直河石材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批发市场……都逐一被清退出北京。三年的积淀,使得这次行动有了理由充足的背景,人们足以相信无论拆除危险住宅还是清退住在里面的人,都是官方坚定不移要做的事情。

从近处看,“地毯式摸排,做到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的命令,更让人相信这个“专项整治”实际上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赶人行动”。

在西红门,原本的彩钢房全被迅速拆平,道路两侧的建筑垃圾堆起几米高,远远看上去像是一片地震废墟。农民工们裹着脏兮兮的被子,露宿在北京寒冬的街头。无家可归的不乏老人、孩童或大腹便便的孕妇。

在马连洼,一地都是碎玻璃和打烂的门板,乱糟糟的地上还扔着几只匆忙中丢掉的玩具。住在这里的人遭受这样大的变故,没有人顾得上悲伤,他们只是匆匆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担心今天晚上要在哪里过夜。

房屋前贴出的告示比天气还要冰冷——限期清退,后果自负;逾期者将采取强制措施……这些居高临下的话,会给居住于间的人带来直接的恐慌。

尽管很多北京当地人希望产业和人口转移,但无法接受对人的蔑视和摧残,更何况,在这个近十几年来迅速膨胀的大城市里,很多现在的定居者在十几年前也不过居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他们有着更多的感同身受。

很多民间公益组织行动起来,帮助被拆了住处的人寻找临时居所,开着自家的车替他们搬家,帮忙安顿老人和孩子,购买返乡的车票……一张张现场志愿者拍回来的照片里,是泪水横流的老人和生着冻疮的孩子,是脏乱破碎的现场,和一身黑衣叉腰而站的拆违人员。

与此同时,不得不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本应该清晰反映全社会温度和脉搏的舆论场,在这次事件中几乎完全失灵。

11月18日的大兴大火持续烧了六个小时,而11月10日的顺义大火时间更是加倍,但如果现在在任何社交媒体上寻找,不会看到关于火情的一点记录。新媒体时代一直有一句时髦的话: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但在北京这个全国发达程度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里,人人都有手机,却没有任何一则视频能够被随手拍下进而发在网络上。

更广泛的删帖在此后大面积地铺开。任何与外迁人口相关的帖子、现场图片,都会在短短时间内变成再也打不开的红色惊叹号。

从执行者的角度来看,这也许只是网监部门在全市统一的行动中不甘人后,要表现出自己的工作业绩,但从社会大众的眼中看去,这代表了官方的坚定决心,一定要把那些外来人口从他们栖身的城市中赶出去。

整个舆论场泾渭分明,官方媒体报道中,市民欢天喜地地庆祝自己身边的安全隐患被彻底清除。北京日报在自己的微信号上给这个报道加了个前置标题“干得漂亮”,这与民间志愿者传回的惨不忍睹的现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一个原本应该发达而通常的舆论场内,传出的声音成了反向而驰、毫无交点的两趟列车。

“低端人口”这个词应运而生。

次日,网上已经开始卖印着“低端人口”的卫衣,或者下一个小工具,就可以在自己的微信头像上戴上这四个字。网民们用惯有的草根式戏谑的方式,把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作为对“人分三六九等”的抗议。

11月26日,以北京市安委会发言人名义发出的稿件称,北京从没有“低端人口”这个提法。互联网的威力迅速呈现出来,网民们也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并从石景山、海淀等几个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了“低端人口”这个词,其最早的肇始源于2004年。

尽管近年来北京确实从来没有市一级的文件中出现过“低端人口”的称谓,但是这远远不足以服人。官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公信力再一次遭到扒皮式的嘲笑。

“清退运动”收尾

11月28日,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报道中,市委书记蔡奇察看了新建四村、宏康路沿线公寓整治进展,走进企业详细询问,工人转移了没有?安置好了没有?工钱结清了没有?他要求企业妥善安排好务工人员的生产生活出路。尽到责任。

这被看作是一片慌乱之下,执政者做出的舆论转向表态,但是,如果更仔细看这篇文字,那些话是在11月25日的时候就已经说出来的。

虽然无法推测为什么应有的声音延宕了三天后才发出来。虽然,自此以后强拆强赶的步骤有所放慢,但在这三天中,至少有七八万人的住处被夷为平地,其中相当大比例的人就此离开北京,一去不返。

大兴、丰台等关停拆除较多的地区开始操办专场招聘会,招聘员工主要面向被拆除的散乱作坊企业。一些规模较大的餐饮或家政企业被要求必须给务工者提供安全舒适的住处。

这些举措被解释为“既要有消除安全隐患的力度,也要有对待来自五湖四海建设者的温度”。

然而,舆论远未平息,而更现实的情况是,不少外来务工者已经在周延十几天的清退活动中离开了北京,也有些人打定主意在春节返乡后就不再回来。从2014年起就被要求清退非首都功能的北京用一种惨烈且极其自毁形象的方式,向那些在这座城市里提供底层基础服务的人说了“不”。

事实上,回头再看这十几天,会发现虽然“赶人”不是执政者的首要目的所在,但无论从上而下贯彻实施的行政体系,还是在关键时刻大兴删帖的舆论管控方式,都会使得结局向更加封闭和加深误解的方向发展。

北京所遇到的这场风波,绝不仅仅属于这座城市。北京之所以首当其冲,只不过是因为尚未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城市们还没来得及直面这些挑战。

这是对于施政的挑战,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必然会单方面地想解决掉某个问题,但忽视掉与之连带的群体。如果在要求不能再起火灾之前,预先计算一下这里面目前还居住着多少人,这场风波本来可以减轻甚至避免。事实上,将人放在首位虽然被称为是施政的第一原则,但在实际中,多元化的人和单一的行政指标相对峙时,总会处于下风。

这是对舆论场的挑战,网监部门盲目而粗暴的删帖封号带来了更大层面上的舆论反弹。如果任何大事发生的时候都以钳口作为直接手段,民间声音和官方声音相互猜疑相互较劲,最终只能加深双方的误解。

这是对整个行政体系的挑战。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里,很多领域至今没有摆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如果这个怪圈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不过带来一些社会资源的错位和乱配,但当北京等大城市率先进入管理大于建设的精细化阶段,原有的行政治理体系面对多年累积下来的管理难题,必然表现出其落后颟顸的一面。

这更是对整体管理能力的挑战。简单、粗暴、唯上、缺乏现代化思路和手段,这些积弊即使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也是广泛存在。在这次过程中,能够看到的是前期的混乱与滞后、中期的蛮干和行政指令至上,以及后期的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环环紧扣,环环落后。最终导致了在北京“赶人”事件中,起始于简单命令,变形于施政期间,迷茫无措于事故后期的黑色荒谬情节。





“城市病”本质是“管理病”,流动人口不应成为“替罪羊”
【研究员】:

一个城市的价值大小,或者其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释放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多大程度的个人自由。这次北京“赶人”事件,是典型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折射出了“经济城市化”与“行政城市化”的冲突。强行向上的“北京折叠”,清理低端产业,对整个城市经济繁荣的最终效率却可能适得其反。“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伴生品,真正的原因在于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这是“管理病”;而流动人口不应成为“替罪羊”。不先考虑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却过度强调人口流动问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


11月18日傍晚,发生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聚福缘公寓”的一场大火,带走了19个生命。

迅即,北京市宣布开始全市大排查,一村一村、一院一院地毯式摸排,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要进一步关闭村镇工业大院,清除违法经营。由于排查和清理的策令刚性而坚决,于是,冬日寒冷的北京夜晚,上演了万人大迁徙,无数生活在北京的外乡人流离失所。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微信号“亚生看G2”撰文指出,一个城市的价值大小,或者其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释放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多大程度的个人自由。这次事件,是典型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折射出了“经济城市化”与“行政城市化”的冲突。强行向上的“北京折叠”,清理低端产业,对整个城市经济繁荣的最终效率却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独特的“行政城市化”

城市化,指的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意味着乡土意识及行动和生活方式向城市意识及行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古今中外,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大多是自发的、由经济因素所驱动的。在城市中务工,收入相对高,但是生活成本也高。如果经济利益低于农民的期待,那么他们就不愿意留在城市中,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就会减弱。反之,如果农民认为留在城市会使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其他福祉得到提升,那么他们就愿意成为城市居民,拥抱城市意识和生活方式。这样的城市化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从经济学来讲,大部分理论或实证,都认为城市化肯定是要提高收入、提高消费的。一般来讲,城市化越发达,就会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另外还会减少商业成本,服务业比较发达。而且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产品供给越充足,因为人口密度会降低公共产品提高的成本。

但是,在中国的表现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北京今日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城市化问题的一个典型缩影。

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发生在2000年之后,城市化把约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使得他们获得了比留在家乡高2-3倍的收入,中国城市化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是经济上不得了的成就。

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市场作用不明显,而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所以,笔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一一“行政(政治)城市化”,以强调政治力量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行政城市化有一个特征。它可以很快促进城市化,但它同时也会很快去城市化。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两方面的案例都有。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就是行政城市化被用来去城市化的例子。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扭曲了城市化

中国的“行政城市化”有多种表现:首先,中国政府维持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积极推动劳工市场的自由。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创造了一支没有任何社会权利的庞大劳工队伍。这样大量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户籍壁垒的存在硬生生地将他们排除在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权利和福利体系之外。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城市公共投入和实际城市常住人口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因为按当前规定,城市公共投入总量,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这才是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争夺有限公共资源的焦点所在,可以说,户籍制度设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格局,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

其次,土地国有制为政府进一步影响城市化进程创造了条件。在中国,由于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拥有土地的支配权,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直接操纵和影响城市化进程。从2000年起,各级地方政府被授予土地征用权:它们可以“城市发展”的目的,征用农村土地。这就大大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干涉,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除了通过以上两种政治设置(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制)影响城市化,中国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经济政策,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影响着农民向城市流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抑制性政策,导致了农村的整体凋敝。这些政策包括减少农村财政支出、打压农村非正式金融、压制乡镇企业发展,使农民失去了在家乡谋生的机会。在抑制农村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城市发展,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修建高楼大厦,为引进外资设立各种优惠条件。这些政策逐步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反差最终逼迫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

中国户籍制度违反城市化的基本逻辑,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本来应该提高公共产品的提供,降低群众储蓄的心理,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除了掣肘消费外,户籍制度对中国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层面,在于造成了农村地区的家庭和代际撕裂。

心腹之患:中国城乡的代际撕裂

2009年,笔者和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联合进行了“广东再出发——珠三角外来工收入支出调研”,调研建立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五个城市的600份问卷的基础上,结果发现,户籍制度带来的影响,让大量的农民工群体有强烈的谨慎性储蓄需求。中国农民工的储蓄率可能在中国各个群体里储蓄率是最高的,40%都是作为储蓄。第一位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就是回老家建房是第二位。回老家建房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农民工根本就没有期望留在城市里,过客心理会严重抑制他的消费。

从这一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工1/3消费支出用在子女教育上,这可能跟美国一个中上层家庭在私立学校花的差不多。在美国都是有钱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中国是最没有钱的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就是户籍制度的受害者。由于城市公共教育不接纳外来人口子女,留守儿童要接受教育必须回到乡村,而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容易受到侵犯,难以获得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难以获得及时的心理支持。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孩子,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容易呈现犯罪倾向,遑论个人前途、成就。

近40年来,中国经济为何能高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同其他几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质量比较高。如果放任留守儿童问题继续侵蚀中国赖以崛起的人口质量,无疑会对下一个10年、2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而这一切的根源即在于生硬的城市—农村二元户籍制。

可见,行政城市化实际上大大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城市化必须尊重穷人的自主权

为什么过去会有成千上万的“北漂”外来务工者愿意“滞留”京城?

哈佛几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穷人愿意住在城市?》,文章就解释说,在城市里面公共成本是比较低的,虽然住在城市里会面临高额的物价,但是公共产品的发达让穷人会愿意住在城里。这是城市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必须强调的是,选择群租的人不需要其他人替他们思考和决策,他们其实很聪明。他们竭尽全力留在城市,一方面肯定是因为城市能为他们的个人发展带来重大的机遇;另一方面,他们必须要有谋生的一技之长,能为城市作出贡献,才能承担起留下来的经济成本。

要知道,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留在城市创业。在创业初期他们基本是没有收入的。这时候,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群租的方式留在城市,说不定一群人里就有一个人创造了中国的谷歌、中国的Airbnb(爱彼迎)。城市,放大了人才之间交流、联结、思维激荡的机会,从而也就放大了创造价值的机会。这就是城市存在的意义,也是城市经济学的精华之所在。

在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收入有限的公立学校老师只能通过群租来解决房租昂贵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允许他们群租,他们就很难留在旧金山。如此一来,谁来给学生上课呢?如何维持公立学校的运转呢?

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是城市生活成本的降低。因为大量的外来务工者农民既有效率而且劳动力低廉,城市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他们的来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北京这次的清理,也让大家意识到北京发达的互联网服务真正的支撑在哪里,大批外来流动人口的迁移让“北京的快递和外卖都慢了”(虎嗅网文)。

即使挤在群租房中的流动人口收入较低,他们还是能够拉动消费和服务业增长。收入再低的人,一年到头还是免不了到餐厅消费。而餐饮业的维持,靠的就是足够的人流。也是庞大的流动人口,支撑起了北京发达的餐饮和外卖产业,这对城市经济活力来说,本身是有益的。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对人的理性判断、权衡利弊的能力有信心,更要允许人犯错。第一代流动人口很可能会犯一些错,犯了错才能获得相关的信息和经验,进而调节自身的期待和选择。公司也是这样,初期的产品不见得合适,不见得富有竞争力。但是,还是要投放到市场上。唯有如此,才能收集到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然后据此改进、优化产品。

不可否认,城市病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只要运用科学的人口管理策略,有条理地管理人口迁移问题,就不会导致人口无序流动,相反还能利用外来移民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多思考是否有该考虑的问题没有考虑到位,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而不是一刀切的清理,这才是真正符合经济城市化内在逻辑的做法。

刚性清理,城市病的割肉疗疮

毋庸置疑,不断暴增的北京人口,确实给城市带来很多隐患和麻烦。“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伴生品,真正的原因在于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这是“管理病”;而流动人口不应成为“替罪羊”。

其实,中国的大都市,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口密度远不如新加坡、东京及中国香港地区,但是,这些城市都是井井有条的。中国还有些城市,人口密度并不高,但是环境、消防,交通等却是表现不佳。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越有秩序、越有智慧、越有节能环保意识,公共交通也越发达。不先考虑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却过度强调人口流动问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

李铁:外来人口是最有活力的人口

下文节选自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2017年12月12日在“2017未来城市峰会”上的演讲:

什么是生态宜居?长期以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视觉概念,有很大的空间,在大自然里生活就是生态宜居,其实这是错误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主席——一个美国前著名房地产商提出的“生态宜居”是这样的: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包括出门能步行、不开车,宜居宜业、高度集约的城市发展模式。

根据我个人的认识,世界上最好的一些生态城市,包括巴黎、罗马、纽约、巴塞罗那等等都是这样的紧凑型城市。所以,最重要的是城市的多元功能能不能满足各种生活需求,能不能减少资源浪费,这是生态城市的核心问题。

生态城市的标准应是资源配置效率,而非视觉效果

如果我们看城市人口密度:东京621平方公里,人口895万;首尔605平方公里1014万人口;人口密度上看,东京是1.4万人/平方公里,首尔是1.6万人/平方公里,纽约是2.7万人/平方公里,巴黎是2.5万人/平方公里,北京东城、西城是2万人/平方公里了,浦西平均3万多人/平方公里,广州也是3万多,重庆中心城区也是3万多。

我们从视觉看类似的城市密度有压抑感。但是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城市去生活,大家肯定会选择香港、上海这样的城市,因为便利,发展水平很高。虽然人口似乎是爆炸了,但全世界最发达的一些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基本都如此,说明这种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最高。

所以,在高速现代化的城镇化进程中,怎么认识生态城市?我个人认为,要把紧凑型发展、高人口密度和资源配置好作为生态城市最重要的标准,而不是把视觉效果作为标准。我们常常对于生态城市有误解,比如一提纽约就以为中央公园是最好的,其实不是,重点是资源配置效率。

我们可以找出中国的一些相反的案例。在民权县,一个90万人口的城市,修了近3000公顷的生态公园。看似挺好,但是加大了成本,加大了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和维护费用。在我们近些年的城市建设中,这种大广场、大公园、宽阔的生态主干道、大院式房地产的模式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其实这种粗犷的发展模式形成固化的城市格局,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使得城市越来越不方便。

比如说,这么宽的城市街道和大院对城市形成了切割,造成微循环交通系统的堵塞。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做过统计,巴塞罗那每平方公里有103个路口,北京每平方公里只有14个,我们的路网密度太低了,所以导致北京交通严重堵塞,碳排放增加。

近些年我去全国的一些城市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城市洁癖”,把城市的视觉功能过度放大,不容忍任何有碍于视觉的污点出现。这种城市洁癖不仅出现在三四线城市,特大城市也有。

比如最近清理天际线,说城市建筑广告会影响到天际线。可是广告是建在城市建筑上面,影响天际线的应该是楼而不是广告。何况低楼层甚至平房的广告怎么能够影响到天际线?这种城市洁癖导致决策的时候包容度变得越来越差。比如采取运动的方式清理城市街区服务业经济穿墙打洞的现象,不惜牺牲就业,不惜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方便,也不惜使得已经十分活跃的城市服务经济得到扼杀,而采取如此苛刻的治理就是源于城市洁癖。

外来人口提供的市场化服务补齐城市短板

生态城市有它的发展规律和范例。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形成了一部分粗放模式的存在。但是无论城市发展成什么样,市场经济会逐渐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曾经的大院式经济使得居民的生活非常不方便,如何来补齐的呢?是通过市场的自发效应来补齐。举例来说,北京的生活便利性和上海相比比差很多。但是近些年北京的快递业比上海发达很多,快递的兴起正式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模式过于粗放,使得市场通过互联网快速地进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市场通过新经济模式深入到每个家庭来解决城市出现的不方便问题。支付宝、微信、网购以及各种互联网家政服务补齐了城市发展的短板,这和中国过去的城市发展误区有直接的关系。

过去有很多的政府思维模式远远滞后于市场的运行方式。例如许多城市政府修建了共享自行车,但是由于政府的思维模式,自行车停放地点固定,没有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此一直得不到广泛推广,花了很多钱、消耗了很多资源,但是与目标相去甚远。互联网共享自行车兴起以后,真正地实现了环保低碳的出行,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大大减小了公共交通的压力。共享出租车自动把把黑车市场也挤掉了。这说明市场自动进入城市的服务领域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利用状态,市场的方式也把过去政府不能提供的资源或者短板自动补齐,使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生态,越来越节省资源。

讨论生态城市一定不能忽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如何来补短板?是通过新经济模式和人来补的短板。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城市面临的人口问题。我们现在城市居民分成外来人口和户籍居民,但实际上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快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移民城市,是外来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北京有840万外来人口,上海有900多万外来人口,佛山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各占一半,深圳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东莞比例是4:1。

在北京,绝大多数方便我们生活的小店都是外来人口开的,比如理发店、饭店、百货店、超市。外来人口是最有活力的人口,他们通过市场化的服务把城市短板给补齐了。所以,外来人口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前几天在财经年会上讲过,没有840万外来人口,北京没法生存。他们通过市场的方式进入到北京,既解决了他们自己就业的问题,也解决城市发展的短板问题、和服务业严重短缺的问题。

城市的问题不能靠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

要正确认识城市短板和治理间的关系。北京发展了几十年,由于外来人口进入,形成了个性化的经营模式,这一定不是按照政府规划进行的,是按照所有的个性化进入者自己的设计来打造的经营场所,根据自己收入能力来建设经营场所。因此门脸是个性化的,广告牌是个性化的,内部的装饰也是个性化的。正是这种个性化的色彩使得我们的城市变得繁华了,变得生动和丰富了。然而这个个性化过程却和一些城市管理者的城市洁癖观发生了冲突。一些领导看着不好看,认为影响城市的面貌和安全。其实这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是普遍现象。政府和市场在治理过程之间发生了矛盾。北京之前开始治理穿墙打洞,现在又拆广告牌、疏解人口,其实都是在城市洁癖的主观模式下出现的一种矛盾。

可是,这840万外来人口,这些穿墙打洞所清理的店铺,这些广告牌,他们是和北京人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具有丰富个性产品的服务空间。我举一个例子,中低收入水平人一定要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消费生存空间。可是如果各个角落的苍蝇馆子、各种小店不存在了,这部分人怎么生活?我的单位在三里河的写字楼里,后边有一条街原来都是苍蝇馆子,在一次整治中全部拆掉了,员工没有办法出去吃饭了,只能吃食堂。可是大家都知道,食堂的饭菜管理好的还可以,如果管理差的很难入口。还有就是年复一年吃一种食堂的饭菜,肯定也会产生食欲疲劳。所以我们需要苍蝇馆子,需要街边小店。而街边小店的生意也很兴旺。可是往往我们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在一种主观的愿望下,去进行清理。

城市治理往往直接涉及到两类人口:一个是外来人口本身,一个是我们城市的绝大部分居民,包括中低收入人口人群。如果这种治理结果使得大部分城里人和外来人口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影响,感觉到就业的前途被扼杀,感觉到城市的生活越来越不方便的时候,影响的是民心。所以政府如何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处理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我们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我们经常以城市洁癖的方式看待某些城市的现象,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如何解决呢?它不应该是通过一阵风运动式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只会丧失政府的公信力。而是要通过细致的服务去解决。例如能不能用补贴的方式解决共享自行车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毕竟是给城市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利好。能不能通过PPP的方式购买公司的服务来解决自行车乱停放的问题?能不能把有安全隐患的门脸和违法建筑纳入政府的日常工作管理范畴?对广告牌的摆放在不涉及安全的大前提下能否以更宽容的姿态来面对呢?对于外来人口我们是否能够采取更包容的方式来提供服务?

过去三十年的城镇化在一些城市的建设方面我们通过运动的方式大拆大迁,形成了千城一面的结果,也曾经引发过无数社会矛盾,也造成了许多城市发展的误区甚至是尾大不掉的烂尾。我们不能再通过运动的方式把市场对城市补齐的短板打掉。这对政府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非常严峻挑战。

通过市场补足短板一定会有利和弊,我们要看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还要看哪些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哪些是和人民的利益最相关?要把最多的人民,包括城市户籍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利”放在政府执政的最前端,才有可能处理好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矛盾。政府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服务,从“管理型政府”变成“服务和管理并存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有好的低碳生态和好的社会民心生态,这才是最重要的生态城市观。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们需要外来人口跟我们共存,我们要增加包容性,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对城市视觉的包容性、对城市问题的包容性。夫妻之间还会吵架呢,能随便离婚吗?城市有这么多的问题,就能把它清掉吗?不可能的。这种包容性要渗透到政府治理的各个角落,要变革我们的执政理念,要排除精英性的思维和主观思维方式,这样才能体现出生态宜居最重要的理念。




反腐前沿




“官二代”的楼盘生意:40层变80层,连消防避难层都卖!
【研究员】:

多位受访者称,众多“官二代”都涉及房地产,但是赵晋的情况非常突出,性质也特别恶劣。他拿地的特点是野心大,不管在哪个城市,都要在中心路段拿地。一位君临大厦业主反映,入住以来,该楼盘多次发生火灾,据其了解,仅2016年就发生过四次火灾。“所幸发现及时,及时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另有君临大厦一位前业委会成员表示,君临大厦最恶劣的一点是,几年前,赵晋把该楼盘的消防避难层都卖了。“君临大厦9J层和25J层属于防火逃生避难层,从消防逃生的法律规定上讲,逃生避难空间不能存在房屋,但是赵晋将上述2层的空间,分隔出若干房间并出售,导致逃生避难层有很多业主或租客居住。”


天津城建系统塌方式腐败的一长串名单中,已经有多人因赵晋落马,可能还有更多人牵涉其中。

又一个涉“贪二代”赵晋案的官员获刑。

2017年11月4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天津市规划局东丽区规划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樾滥用职权、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王樾因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获刑两年六个月。判决书透露,王樾与赵晋在天津开发一个名为君临大厦的楼盘密切有关。

君临大厦矗立在海河之滨,位于天津繁华地带。资料显示,该楼盘工程总高度239.6米,是天津的第二高建筑,仅次于336.9米的津塔,总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工程造价4.5亿元。

该项目由赵晋的天津星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2007年开盘,2010年8月交房入住。 

有知情者称,赵晋认为君临大厦的名字不够霸气,售楼时就对外起了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君临天下”。交房当日,售楼处内外人山人海,赵晋也现身售楼处。

如今,这座外表雄伟的楼盘,已成一座危楼。

伴随着王樾的获刑,君临大厦的诸多问题,以及该楼盘背后的官商勾结链条,逐渐清晰。

01规划调整背后的“贵人”

王樾,男,曾任天津市规划局建设项目管理处副处长,天津市规划局津南区规划分局党组书记、局长,天津市规划局东丽区规划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判决书显示,天津星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于2008年至2010年在河北区民族路与博爱道交口兴建的君临大厦项目,经过8次建设规划许可证调整的申报及审批的相关书证,均有王樾签字同意,使该项目采用违规设置虚假装饰性阳台的方式偷逃建筑面积,造成国家土地出让金及配套费经济损失3700余万元。

天津市规划局建管处职员滕某和天津市规划局建管处处长孙某作为证人,他们的证言证实,2008年王樾任建管处副处长,负责建设工程管理,审查建设单位上报到市规划局的建设工程图纸是否符合规划要求,协助执法监察部门查处违法建设情况。

多个信息源证明,判决书中的“赵某”即赵晋。

赵晋,1973年生,祖籍山西原平,故名字中有一个“晋”字。其在南京长大,是江苏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赵少麟之子,有“赵衙内”“最牛开发商”之称,是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赵瑞龙的原型。

赵晋21岁即涉足房地产领域,此后依靠精心编织起的庞大政商网络,商业触角延伸至苏、鲁、津等省市。

一位君临大厦业主形容他对赵晋的印象:体型偏胖,白白净净,中等个头,看上去挺斯文的。

为报答王樾在君临大厦审批方面给予的“支持”,赵晋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判决书透露,王樾曾在2008年至2010年间收受赵给予的消费卡、购物卡折合11万元,收受赵赠送的钻戒、钻石项链等物品价值13余万元。

判决书显示,王樾在担任天津市规划局津南区规划分局局长和东丽区规划分局局长期间,还多次收受自己下属以及相关项目负责人的财物,总计175万元。

接受审查期间,王樾有重大立功表现。天津市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出具的王樾立功表现证明中写道:“王樾能够积极配合组织调查,主动讲明组织未掌握的违纪、违法问题,将违纪所得全部上交组织,并向中央纪委六室提供了某中管干部违纪线索,现中央纪委六室已对该中管干部违纪问题展开调查。”

天津市东丽区法院认为,王樾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其为重要案件提供重要线索,系重大立功,并主动交待侦查机关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系自首,并主动退缴全部受贿所得赃物,最终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判决书称,王樾受贿尚未退赔违法所得111万元将继续予以追缴;随案移送项链2条、戒指1个、手镯1个、仇英画作1幅、金条2根、退赔赃款人民币75万元,予以没收。

02答谢“忘年交”

周群峰在《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王樾并非第一位因牵涉君临大厦而获刑的官员。

2017年9月2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天津市河北区原政协主席崔志勇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崔曾担任天津市区河北区建委副主任、河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等职,2002年12月至2015年4月,历任天津市河北区副区长,河北区委常委、副区长,河北区政协主席。

长赵晋15岁的崔志勇与赵晋最早结识于2006年,二人因君临大厦项目成了“忘年交”。崔志勇受贿所得近1500万元财物中,有190余万元为赵晋所“答谢”。

崔志勇供述,2008年或2009年的某一天,赵晋在一次吃饭时跟他提到,君临大厦项目建在海河边,可以享受退税政策,赵晋希望崔志勇帮忙打招呼,让区里尽快拨款。

当时,崔正好兼任河北区税源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通过他的协调,河北区财政局将税收返还款共计1.162625亿元,返还给赵晋公司。

2009年左右,崔志勇和赵晋吃饭时,赵又提到“君临天下”的很多业主要办蓝印户口,该手续需要由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报天津市公安局批准,为加快上报速度,赵晋请崔志勇“打招呼”。

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公安机关加盖的蓝色印章得名。蓝印户口人员在入托、入园,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卫生、就业、申领营业执照等方面,享受当地常住城镇居民户口人员同等待遇。

不久,崔志勇跟时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局长邢某说:“君临天下很多业主要办蓝印户口,你们跟市局报一下,赶紧办下来,别耽误人家卖房子。”

在崔志勇的出面协调下,此事很快得到解决。

判决书显示,2006年,赵晋准备在天津河北区开发君临大厦时,结识了当时分管城建的河北区副区长崔志勇和河北区建委副主任杜某。赵晋和杜某认识不久后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之后,赵某与崔志勇见面,大多是通过杜某来约请吃饭。

多个信息源显示,判决书中提到的“杜某”,即杜娜丽,已被调查。杜娜丽曾任天津市河北区建委副主任,2008年4月任天津市河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后来进入赵晋公司担任副总。她除了把城建系统的大量人脉带到赵晋公司,还起到为赵晋与崔志勇牵线搭桥的作用。

2008年5月,河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是河北区政府直接管理的正处级单位,主要负责全区土地整理、出让等。

2006年至2014年,崔志勇和赵晋频繁见面。每次见面,赵晋都会给予崔志勇一些现金或黄金制品。逢中秋节、春节等假日,他还会安排公司高管给崔志勇送礼。赵晋先后送给崔志勇现金154万元、黄金制品22件(经鉴定价值近39万元)。

天津市纪委和天津市检察院出具的相关说明显示,崔志勇在接受办案机关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已掌握的其涉嫌收受赵晋贿赂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收受其他多名商人贿赂的事实,还检举揭发了河北区原人大副主任贾凤鸣(曾任河北区建委副主任)涉嫌受贿、挪用公款的问题线索。

法院认为,崔志勇的行为已分别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

03中纪委“内鬼”被拉下水

君临大厦还把中纪委的官员拉下了水。

2017年1月3日,由中央纪委宣传部、央视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央视播出。

该片透露,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两名被查的“内鬼”罗凯、申英均涉赵晋案被查。罗凯曾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三处处长,第六纪检监察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等;申英曾任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三处处长,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处长等。

该专题片称,天津海河边有一幢十分醒目的楼盘,名叫君临天下(即“君临大厦”)。在这幢楼里,有中央纪委的干部以三折的低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房产。“最终,当这名开发商涉案被调查,这些干部的问题,也在调查过程中被一一牵扯出来。”

该片披露,罗凯从赵晋手中先后低价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商铺,而他则在自己联系的天津地区,多次为该开发商在土地审批、工程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

罗凯通常并不直接向地方官员提要求,而是通过饭局把赵晋介绍给官员认识,大家就彼此心照不宣。

罗凯结交赵晋后,听说赵晋的房地产版图在江苏和山东也有投资,又介绍他认识负责江苏、山东的同事申英(时任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处长)。

申英也和罗凯一样,都是在饭局上引荐商人和官员认识。

罗凯对此称:“把别人(官员)请来,就是显示我们俩(罗凯与赵晋)之间关系好。他(官员)对你(赵晋)是不是会照顾?肯定会照顾的。至于怎么照顾,照顾什么,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

该专题片称,翻开罗凯和申英的案卷,金条、名表、珠宝、商人赠送的礼品琳琅满目。“这些贵重礼品足以告诉人们,他们只需在饭局上出个面,就能为商人带来巨大的利益。”

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陈劲松称,这个金条不是说一根两根,有50克一根的,有100克一根的,累计下来都是以公斤计的。

申英还谈到了在反腐力度持续不减的背景下,跟纪委人员混熟的“好处”。他称,这些年纪委干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尤其对官员的约束力也很大。“这样使一些人可能感觉,他要跟纪委干部熟,可以给当地的干部以压力。”

三年前中纪委第一次巡视天津时,天津城市建设领域腐败突出等问题就被点名。

2014年3月28日至5月28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对天津市进行了巡视。同年7月9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向天津市反馈巡视情况。巡视组表示,天津国有企业大案要案频发,城市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突出。

此后,天津城建系统地震频繁。2014年7月28日,天津城投集团原董事长马白玉涉嫌滥用职权罪被立案侦查;2014年12月29日,天津市委城乡规划建设交通工作委员会原书记沈东海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6年8月,有“津门土地爷”之称的天津市原副市长尹海林落马。履历显示,他在天津城建系统任职30年,先后担任过国土、规划部门要职,升任副市长后又分管这一领域。尹海林任天津市规划局副局长、局长期间,被疑与赵晋在天津开发的多个楼盘关系密切。

2016年年底,天津市红桥区委原书记张泉芬接受调查。2002年12月至2008年3月,她担任天津市建委副主任。

2017年6月22日,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段宝森接受组织审查。段还担任过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市环境建设投资公司董事长、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

天津城建系统塌方式腐败的一长串名单中,究竟有多少人与赵晋有关联,还需要案情进一步披露。

2017年12月7日,《天津日报》发文《十一届市委第一轮巡视反馈意见摘要》称,天津市委巡视一组发现市规划局存在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工作被动应对;第一责任人主责意识不强,各级纪检部门履职担当不够;规划审批、工程项目等领域存在较大廉洁风险,靠工程吃工程,利用分包项目搞利益输送等违纪违规问题时有发生。

该文还对天津市规划局提出了肃清黄兴国案、赵晋案恶劣影响,认真抓好案后整改等建议。

04一人牵连六虎

多位受访者称,众多“官二代”都涉及房地产,但是赵晋的情况非常突出,性质也特别恶劣。他拿地的特点是野心大,不管在哪个城市,都要在中心路段拿地。

一位知情者以天津为例说,2003年,赵晋空降天津。他在天津陆续开发了5个楼盘,按照开发的时间顺序依次是:位于南京路的诚基中心、位于光复道商圈的君临大厦、位于十经路与七纬路交口的卓越浅水湾、临近人民公园的名门广场、在海河畔的水岸银座。“这些楼盘地理位置优越,但也普遍存在偷面积、有安全隐患等问题。”

2014年6月,赵晋在其北京住所被带走调查。随后,包括杜娜丽在内的 10名赵晋公司高管也被带走调查。

赵晋案因“一人牵连六虎”备受关注,包括其父赵少麟,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以及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

上述六人均已获刑。但时至今日,赵晋案仍未宣判。

2014年9月15日,第一届君临大厦业委会向中纪委发出举报信,反映房产证面积远小于销售面积、官商勾结等问题。同时,他们还请求河北区政府成立联合治理小组,尽快对大厦实施综合治理。

2014年10月23日,业委会向天津市消防局投诉,称君临大厦的四个出入口被封堵了三个,避难层被侵占。“业委会也多次反映情况,未得到消防部门重视。”

一位君临大厦业主反映,入住以来,该楼盘多次发生火灾,据其了解,仅2016年就发生过四次火灾。“所幸发现及时,及时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2016年12月,第一届君临大厦业委会无奈宣布解散。

君临大厦一位前业委会成员表示,君临大厦最恶劣的一点是,几年前,赵晋把该楼盘的消防避难层都卖了。“君临大厦9J层和25J层属于防火逃生避难层,从消防逃生的法律规定上讲,逃生避难空间不能存在房屋,但是赵晋将上述2层的空间,分隔出若干房间并出售,导致逃生避难层有很多业主或租客居住。”

多位业主称,按照售房时开发商宣传的户型结构,该楼盘有2525户,现在入住率大约在70%左右,目前长期入住的业主仅有300户左右,其余都是租客。这些租户的房东来自全国各地,几年前他们出于投资的目的,买了君临大厦的房产。

赵晋等人还像变戏法一样,把楼层变来变去。比如,君临大厦电梯按钮上显示的最高层是41B,但是实际上,君临大厦不低于80层。

“这种戏法的窍门是,在相邻的两个楼层间加一个含有数字和字母组合的楼层,比如40和41层间加个40J层。同时一些原来复式楼层又被拆分为独立的两个楼层分开卖,导致实际楼层数比电梯按钮显示的多很多。这便于他们造假、偷税漏税等行为。”君临大厦一位业主称。

有业主称,如果现在入住满了的话,整个君临大厦可能就瘫痪了。

针对君临大厦的一系列问题,许多业主反映他们至今担惊受怕、不敢入住。在黄兴国主政时期,他们就经常去天津市委、市政府门口反映问题。




经济纵深




继“炮轰”外储后黄奇帆再谈金融:如何在加强监管中去杠杆?
【研究员】:

对金融机构,不管是哪一类的金融机构,最重要的要确定三个原则:一,一切金融机构都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是先证后照,不存在金融机构设立先照后证、事中事后监管,就是事先准入门槛要高、要规范。没有牌照,一切不持牌经营的牌照,或者给了你牌,你又去搞牌照功能之外的事,都是属于非法经营。所以黄奇帆在重庆落实工商总局有关“先照后证”改革的时候,明确定了一个调:工商产业本身先照后证,但是有三类企业必须先证后照:一个是金融,没有工商局批的,重庆工商局一概不准注册;二个是会爆炸的、危险品的一定要先证后照;第三个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卫生,是全社会的经营,也必须持证经营。二,有了照以后,业务范围必须在他的业务执照的正面清单里,必须严格按这个来走。三,负面清单。


本文源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于新华网主办的新金融高峰论坛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今天话题的主题“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就这个主题做简短的发言。讲回归本源,金融的本源,我在四五记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对金融的发展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中发展,特别要对金融的风险,去杠杆、防风险,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发生。

今天这个会议上我特别想讲的是四个方面金融的风险。第一个,宏观杠杆,国民经济的整体杠杆过高,怎么去杠杆。第二个,我们金融机构本身怎么在加强监管中去杠杆。第三个,我们交易所、要素市场也有防风险、去杠杆的风险。第四个,创新的过程中怎么防风险。

第一,宏观杠杆。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国民经济的整体杠杆,现在跟美国差不多,我上个星期跟美国财政部的领导、IMF、美联储都去拜访了美国国会的金融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讨论过几次,总的结论是,现在社会杠杆最高的是日本,中国跟美国差不多,我们国家政府的杠杆比应该是GDP的46%,居民部门44%,加在一起是90%,我们企业杠杆率有160%,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全国债务是GDP的70%,所以企业这块我们特别高,美国的政府债比我们要高得多,两边总量一样,但是结构不同。我们的企业债务高,一方面有我们企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剩、僵尸企业比较多,这样就会有一些坏账,就会有一些债务转不过来,这个是微观上的。宏观上看,这件事不能怪我们的企业,从存量来看,70%的全社会融资是债务,只有20%多的融资是股权。2016年企业对社会融资借的钱90%是负债、10%是股权融资,按这样一个结构下来,企业债务只会越搞越大。

我们的企业缺少一个股本的市场化的补充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报告一共是16个章节,其中讲到资本市场章节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媒体也好、专家也好,对这句话专门列标题当一件事来研究的还不多,这句话就是“要建立企业资本市场化的补充机制”,这句话三中全会原文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这句话本身不亚于“发展资本市场”这句话,因为发展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可以发债券,债券还是融资,还是债权,不是股权。美国的企业每年的融资70%是股权融资,不管是私募基金投资、公募市场、资本市场发股票,这都是股权,全部的债权只占一年融资的30%,整个美国的存量“七三”开,每年的增量差不多也是“七三”开,这样美国企业资本的负债比我们低得多就很正常。如果我们能够把资本市场,把股权融资市场、把多层次资本市场,把私募、公募体系都能搞好的话,我们工商企业、非银行企业机构的债务降下来,国民经济宏观杠杆就降下来了,政府部门债务再增加几个点也没有关系,居民部门再加几个点也没关系,只要企业部门能降到60个点。这60个点着重在哪儿呢?我自己认为,去库存、去僵尸、企业增加利润、优化产业结构都很重要,这样他降6个点、10个点是可能的,但不会降几十个点。所以要害是要补短板,优化结构,把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市场,包括私募基金、公募市场都要发展。至于怎么发展资本市场?今天就不展开了,只说要点。

第二方面,对金融机构,不管是哪一类的金融机构,最重要的要确定三个原则:

一,一切金融机构都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是先证后照,不存在金融机构设立先照后证、事中事后监管,就是事先准入门槛要高、要规范。没有牌照,一切不持牌经营的牌照,或者给了你牌,你又去搞牌照功能之外的事,都是属于非法经营。所以我在重庆落实工商总局有关“先照后证”改革的时候,明确定了一个调:工商产业本身先照后证,但是有三类企业必须先证后照:一个是金融,没有工商局批的,重庆工商局一概不准注册;二个是会爆炸的、危险品的一定要先证后照;第三个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卫生,是全社会的经营,也必须持证经营。

二,有了照以后,业务范围必须在他的业务执照的正面清单里,必须严格按这个来走。

三,负面清单。工商登记、部门发照的时候,必须给每一种金融工具、金融牌照定出一个当下、当时、当刻、现阶段他不准做的负面清单。我在重庆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保理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或者各种租赁公司等等,这些都是要国家有关方面、“一行三会”或者“一行三会”在重庆的机构或者地方的金融办批的,批了以后又要给他们定负面清单,所谓事中事后监管就是负面清单监管,而这个负面清单在拿牌照的那一天就应该掌握,搞金融机构的人、搞企业运行的人就应该要懂。

这个负面清单我举几个例,比如小贷公司我们有几个不准,不准非法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小贷公司自己的钱加上银行贷款1:2,他有1个亿,银行提供2个亿贷款,形成3个亿。不得发放超出有关部门上限利率的贷款,小贷在一个街区里做做就可以了,不用去几百公里、几千平方公里去做,做到后来都是吹牛、骗人;不准开办未经监管部门批准的任何业务;不准超范围、超比例投资等等。这几条“不准”是7年前出台的(就是银监会刚刚准许搞小贷的时候),当时300个小贷公司不良贷款比例在2%点多,没有出现什么事情。而且现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前十位的小贷,总部都注册在重庆,而且在重庆我们也是这么约束他。我的意思是,有负面清单就可以管好。

对担保方式,我们对担保方式七八年以前就定了五个模式,不能够为产能过剩和国家调控的约束性的企业做担保,不能为资质很差不具备相应实体、有不良经营记录的房产公司担保,不能为非合规从事互联网经营的企业做担保,不能为高利息贷款的人担保,不能为第三方关联人担保不得超出上线,重庆也有担保类的公司,现在有差不多1500多亿的担保金额,这些年累计的担保也有几亿,不良率是全国比较低的。

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的资金来源方面有四个限制:不搞高息揽存,不搞乱集资,不搞形股实债,不搞信托融资等通道业务。资金投向,不投二手房、不炒外汇、不炒股票、不放高利贷,因为你注册就是工商实体经济有关行业,有的是农业基金、有的是工业基金,通过这么一些管理和限制,使得各个方面都比较安全,阿里小贷刚刚搞的时候,我记得马云跟我说,他想注册个小贷,但是批不出来,各个地方都没有批,我恰恰对网络小贷P2P是最反对的,一概禁止,我在重庆没有批过一个。但是互联网金融网络正常的搞贷款业务,实际上既有互联网基因、又有合理的小贷公司的基因,做得好就是真正的普惠金融。像马云这种方案,资金链不是乱集资的,投向是在网上的产业链、网上的这些小的企业,所以他是合理的。所以当时我们把阿里、京东、腾讯他们都在我这儿搞小贷,搞的都风声水起,做得比较规范。

第三方面,要素市场。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小杂散的各种各样的要素市场,这种要素市场有点像我们80年代到处都是交易中心一样,交易中心就变成了要素市场,变成交易市场,过多、过滥、高杠杆,各种非标化的产品标准化、切碎,风险极大。对交易所,可以搞,一是“一行三会”有关方面来批,二是批准以后是12个不准,一是严格管理不得乱设分支机构、乱设网点,二是不得违规的发展各类会员代理商,需要和有关方面沟通,三是不得违规发展投资者,这种投资就包括乱集资、乱投资,严格管理各方面市场的交易体系。第二是严格管理资本金,不得擅自变更股权、转让专权,不得抽逃留用资本金。不得以交易所的体系对外做担保、抵押,这也是一个方面。三是严格管理自己的业务,不得擅自变更交易品种和业务品种,不得开设网络借贷中介公司,不得高息揽储、没有固定对象的乱集资,违规的建立资金池,不得开展期货业务、高杠杆业务等等,不得代客交易、代客理财、违规使用他人账户进行交易,不得虚假宣传、诱骗客户等等。不得侵占挪用客户资金,不得操纵市场价格,不得虚设账户、虚拟资金进行虚假交易。最后是严格信息报送管理,杜绝刻意隐瞒重大风险等等。

我不厌其烦的把文件上的东西抄一份来说,这些负面清单不是马后炮,交易所一成立的时候就应当宣誓这些东西,避免多多麻烦,我自己认为重庆有十二三个交易所,每次七部委清,基本上两三个月清理完放行,因为始终会有的,不是马后炮凑上去,而是一成立的的时候就要交待,这五个方面10几条一个都不能违反,违反了不管私营的、公营的一概要受处罚。

第四方面,在银行理财的时候,我们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机构搞资管业务的,包括我们搞金融,金融机构搞各种金融创新的时候,经常要使用的创新的武器是什么,其实就是六种工具,第一个就是高息揽存或者较高的利息、较高的回报,没有高息揽存,没有较高回报,金融之间互相拆借资金、各方面的融资都不会,包括P2P搞的也是用高息等。

第二个,就是刚性兑付。没有刚性兑付,你这些利息一年100%人家怕你连本都还不了,也不一定给你钱,如果有高息再加比较刚性的对付,资金就会源源不断的注入。这个刚性兑付既可以是这样的,也可能通过协议,比如说如果有利润首先还你的,利润多了我再有回报,我们优先劣后这类的概念。

第三个,资金池。资金池的好处就是可以把长长短短、先先后后的钱,各种路数的钱,都流到这个池里,实际上就像一个庞氏骗局,后边的钱还前面的,就这么滚动,滚动了以后第四个情况就出来了,便于资金错配,因为资金和吸引来的银行可能都是短期的,半年、一年、两年的理财资金,然后出口和投资可能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如果不失败这些投资就算都收回也有利润,但都是比较时间长的,这个资金流就错配了。我们本来错配也是一种智慧,完全不错配也不叫金融了。

再有,通道。这个通道是什么概念呢?假如我们说有18种,我们横坐标上有十八种金融的牌照,银、证、保,信托、保理、租赁、小贷,我们所有的影子银行金融工具国家持牌的,假如有18种,这18种都是通道,如果这18种跟工业企业真正发生了创新,那没有什么创新,就是牌照业务合理的接口。所谓金融创新,是把银、证、保其他的金融资金通过信托作为一个通道,转到了某个企业,就是这个企业得到了资金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但这个资金的来源可能是其他金融机构的,这种通道能够是多通道的叠加,叠加到某个,最后这个资金的来源性质都变了。

再有一个,嵌套。一般嵌也是合理的,也是智慧,但是如果把三五个嵌套在一起,最后感觉都没有了,底数都不清了,那就是会出现巨大的风险。

我讲这个意思,当我们横坐标上有18种金融工具、金融牌照,纵坐标上有6种组合,就是说高收益、刚性兑付,或者还有嵌套、还有通道,还有资金池、还有错配,这6种东西组合的时候,如果你组合成一个产品,信用比较好,杠杆基本合理,风险不大,又得到了应用,那么智慧,金融创新就干这个,但是如果创造的产品底数不清、杠杆极高、风险极大,最后爆炸了把大家都害了,这种就要清除。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金融去杠杆,在衍生产品里边,在银行理财的里边,在非银行影子银行的资管领域,银监会对三套利、四个不当等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政策符合负面清单的原则。前不久又看到一行三会对资管业务搞了非常具体的负面清单,我也觉得非常好,我相信在“一行三会”的领导下、各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我们金融业监管、防风险、去杠杆是一定能做的非常好。




国际战略




朝鲜最怕中韩联手,一定程度上比对美国还要恐惧
【研究员】:

如果中韩在朝核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认知,特别是在解决方式上没有共同默契,双边关系就没有了最重要的基础,难以真正回暖。作为地区内最大的受害者,中韩必须联手遏制朝核。朝鲜最怕中韩联手,在一定程度上比对美国还要恐惧。文在寅总统首先应对韩国针对朝核的立场有所检讨和再思考,而对中国来说,可以把2013年中国正式发表过的“谁都不许在中国的家门口闹事”的宣示推进一步,以某种恰当的方式,承诺保护韩国不受无端核打击和侵略,如此,才能在韩国收复人心,真正促进中韩关系的回暖,共同遏制朝核。


韩国总统文在寅12月13日访问中国。来自朝鲜的消息说:朝鲜国内对近期中韩关系的回暖十分紧张和关注,很想知道“现在中韩又想搞什么?”

在半岛局势日益恶化的当下,尤其是“萨德”实际上成为中韩关系试金石的背景下,国际上对文在寅的此次访华,都在给予高度关注。据说韩国舆论现在有这样一种期盼,即:文在寅此次访华期间,中方最好不要再提什么“萨德”的事情了。曹辛在“FT中文网”指出,客观上说,这反映了部分韩国媒体和韩国人的某种幼稚心理。为让中韩关系回暖,在文在寅此次访问中,中方技术上怎么处理“萨德”议题是一回事,但要中方放弃反对“萨德”的立场,这绝无可能。

韩国外交官员告诉笔者:“无论如何,‘萨德’是因朝核而起的。”因此,如果中韩在朝核议题上无默契,则中韩关系实际上难有真正回暖,最多是把问题掩盖、往后拖下去了,不知哪一天又会爆发。

朝核对韩国是生死存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朝核对韩国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朝韩两国常规军事实力来说,朝鲜老旧的苏式武器系统难敌韩国,更不要说海空军力量了,但其战略性核、导力量却构成了对韩国的压倒性优势,这使得韩国不能不感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中国民间“打赤脚的不怕穿皮鞋的”的谚语在国际关系中一样起作用,富裕的韩国,坛坛罐罐甚多,不可能像贫穷的朝鲜那样不顾一切。这种态势深刻影响了中韩关系。

回顾中韩建交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中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几个基础上的:

首先是无法切割的文化和历史联系。这使得双方有内心的亲近感,即使不少韩国人因各种原因不愿意说出口,但这种文化上的亲近感是毋庸置疑和潜移默化的。其次是双方在经贸上的紧密联系。当年韩国发达的经济是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决定和韩国建交的重要动机之一,而今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了,中国也成为韩国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两国还签署了自贸协定。

但是上述基础在朝核面前,其不稳定性马上就暴露出来。尤其是当朝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韩关系的上述基础立即就会被动摇,“萨德”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因为归根结底,对韩国来说,朝核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绝对无法退让,中韩间的经贸、历史和文化联系,必须让位于国家安全。

因此,如果中韩在朝核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认知,特别是在解决方式上没有共同默契,双边关系就没有了最重要的基础,难以真正回暖。届时不说韩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博弈,甚至只要爱激动的韩国媒体兴奋起来,韩国国内舆情就会马上对两国关系不利。

文在寅对朝核真实态度不明

另一方面,自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以来,他对朝核的真实态度实际上并不明朗,这可以从这样几件事上看得很清楚:

在8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制裁朝鲜的前夜,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商议,在朝俄边境地区建立哈桑-罗津工业园,韩国计划三年内投资20亿美元,双方并商定,把朝鲜拉入这一工业园计划。这使得安理会对朝核制裁的严肃性变得荡然无存,也大为减轻了朝鲜受到制裁的心理压力,客观上有助于朝鲜。

其次,8月以来,尽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但韩国政府,尤其是统一部一再强调: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受安理会制裁决议影响。但问题是:对朝鲜这样的国家来说,如何保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能够给到普通民众手里而不是直接或间接加强其核导力量?根据笔者的调查,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产品在朝鲜的发放一般是按照这样的秩序:优先供应各级党政军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先中央后地方;然后是敏感部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例如从事核导研制部门的相关人员;再后面是军队普通官兵,到普通民众手里的微乎其微。所以一位脱北者说:不要说中国给了我们多少援助,我只见过中国援助朝鲜大米的口袋,大米就一粒都没见过。文在寅政府不知道这个情况吗?不可能。

此外,近期美国加大对朝鲜的军事压力后,文在寅上周召集军事部门开会,讨论收回战时美韩联军的指挥权问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在制约美国对朝鲜动武的行动能力。而且文在寅及其部属还一再公开强调,要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未经韩国同意,任何人不得动武等等。很显然,这话是说给美国听的,尽管没有什么意义。

文在寅总统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疑虑,北京、首尔和东京的外交圈一直在传:在朝核问题上,特朗普根本不信任文在寅。同时在韩国国内,也有这样的观点。部分韩国观察人士甚至还认为:他实际上就是接受朝鲜主张的“朝核是全民族共同资产”观点的。

笔者认为,从逻辑和历史经验来看,文在寅总统对朝核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因为文在寅所谓的既要朝鲜弃核、又不许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立场实际上无法操作。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只用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朝鲜不听、不弃核,怎么办?由于去除了武力解决问题的选项,最后唯一的结果,就是看着朝鲜迈入核门槛,所以这一立场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临近迈入核门槛的朝鲜赢得时间。同时从历史上看,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用非武力的外交方式解决朝核问题,朝鲜也多次表示愿意谈判朝鲜拥核问题,同时也加入了六方会谈,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宣布“永久性退出六方会谈”。这里面有小布什政府的问题,但朝鲜自身的责任也不能推卸,而且朝鲜这种先谈判、同时要国际无偿援助,一旦援助到手、压力过去就退出谈判的行为模式,在朝核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多次出现,最后是朝鲜将拥核写入了劳动党党纲和国家宪法。因此,一切主张只能用非武力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客观上就是准备默认朝鲜拥核,起码潜意识里就是这样想的,或者这样想过。

所以,韩国现政府的立场,最后必将使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而这必然给中韩关系贻害无穷。因为既然朝鲜客观上已经是拥核国家,那韩国当然要自保,因此现有“萨德”系统只能加强、增加而不能减少,谁要是反对,谁就是在剥夺韩国的自卫权;与此同时,引进美国战术核武器自然也是应有之义,韩国外交权威人士对此表示:如果朝鲜真的拥核,韩国国内的局势就不是文总统能控制的了,“大家只好自己保护自己了”、“人人都要有枪保护自己”。届时中韩关系能维持在当前回暖之前的水平,就已经烧高香了,遑论全面回暖?

中国可承诺保护韩国不受无端打击

综上所述,作为地区内最大的受害者,中韩必须联手遏制朝核。而朝鲜国内对当前中韩关系回暖的恐惧,恰恰证明了笔者来自实际经验的一个观点:朝鲜最怕中韩联手,在一定程度上比对美国还要恐惧。

为此,文在寅总统首先应对上述韩国针对朝核的立场有所检讨和再思考:

在长期对外封闭的背景下,朝鲜的抗压能力无以伦比,因此对朝核的压力也要给到足够。绝不能让人道主义援助减轻这种压力,只有朝鲜人民切身感受到了制裁带来的痛苦,他们才会在心里不赞成乃至反对朝鲜当局的拥核政策;

在朝核力量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后,朝鲜不可能对和韩国对话、离散家人团聚之类的统战议题感兴趣、乃至回应韩国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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