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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形成的强势中央领导核心,已为新一轮南巡提供了充分条件--高层决策周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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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5 09:48: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2月20日,中国步入“新时代”之后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不同寻常地呼吁,“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这是否预示着2018年中国经济改革会提速前行?

“十九大”之后的今天,改革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思想解放。解放思想,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党管的越多越好,而是要看其成效。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推动思想解放惟有依赖政治家的魄力和影响力。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亟需新一轮“南巡”,为改革开放注入历史性的动力,掀起第三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兑现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历史承诺,不辜负十八届三中全会如此完美的一次“顶层设计”。“十九大”形成的强势中央领导核心,已经为“南巡”提供了充分条件。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周期从过去的调控周期进入到了改革周期,这也意味着房地产进入到了真正的下半场。将房地产视为“改革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调控问题,这是思想认识和制度层面巨大的进步。不论从大环境,还是小环境来看,房地产主导财富分配的模式,该歇歇了,至少未来5年如此。房地产的时代已经过去,也必须过去。那种买一套房子,就少奋斗50年的时代,也必须过去。因为,这个时代若再延续,代价将非常沉重。那些在过去十年中,房地产财富分配主导时代的大赢家们,锦衣夜行的低调时光来临了。这或许是老任近日改口说,他不敢再预测房价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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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形成的强势中央领导核心,已为新一轮“南巡”提供了充分条件
【研究员】:

“十九大”之后的今天,改革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思想解放。解放思想,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党管的越多越好,而是要看其成效。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推动思想解放惟有依赖政治家的魄力和影响力。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亟需新一轮“南巡”,为改革开放注入历史性的动力,掀起第三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兑现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历史承诺,不辜负十八届三中全会如此完美的一次“顶层设计”。“十九大”形成的强势中央领导核心,已经为“南巡”提供了充分条件。


12月20日,中国步入“新时代”之后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不同寻常地呼吁,“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这是否预示着2018年中国经济改革会提速前行?

由是观之,改革开放是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将改革开放推向了“不可逆”的快车道。所以,“十九大”重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句话具有十足的历史厚重感。

麻烦在于,在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下,政治逻辑压倒一切,要取得“观念的突破”只有一种可能:明智且有魄力的政治家。

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苏联的解体更令中国迷茫:原先效仿的榜样居然不存在了,怎么办?不改革没有出路,但往哪里改革呢?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观念的阻力再次成为路障。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在“计划经济”的苏联垮台的同时,美国经济却在1981年里根上台之后走上了创新与繁荣的历史轨道,而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

在吴敬琏力主市场经济的同时,《解放日报》总编辑周瑞金以“皇甫平”名义发表系列社论。其中一篇社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呼吁道:

但是,吴敬琏与周瑞金的努力,在强大的体制惯性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皇甫平”系列文章也遭到北京一些媒体的批判。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推动思想解放惟有依赖政治家的魄力和影响力。

•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上去了,他们才会相信你,支持你,拥护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是管十年,二十年,是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南巡”之后,中国经济一夜之间由“过冷”变成“过热”,开发区一夜之间遍及神州大地,被“陈旧观念”压制的激情和动能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九二南巡”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改革行动,在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改革开放的闸门,“九二南巡”则让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在压力倒逼之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负众望,推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宣誓到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堪称惊艳,赢得全球一片赞誉。

概而言之,“十九大”之前改革进展慢于预期,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1)反腐和治党的严峻压力消耗了巨大政治精力;2)对于短期经济稳定的关注,让不少改革难以突破,例如IPO注册制改革、减税、去杠杆、房产等等;3)简政放权与反腐风暴的组合,令官僚集团陷入严重“不作为”。

第一,中央权威大大提升,有助于克服官僚集团的改革阻力,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十九大”闭幕后撰文指出,“五年前,我曾说过他(习近平)会成为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我说错了。如今他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

可以说,“十九大”之后的今天,改革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思想解放。

在所有改革中,最难的也最具关键性意义的是国企改革。美国和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时常拿国企来说事儿。但如今,国企改革却夹在两个趋势的中间动弹不得:1)趋势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十九大”新党章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趋势二: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重申“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显然,“政企分开”是核心焦点。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规定:“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事实上的行政级别至今没有终结。《指导意见》还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企”,而按照《公司法》,企业的决策机构只能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近十多年来,政府管企业的体制在不断加强,每个企业头上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央企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各类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分做体制内、体制外,政府和银行对其有亲有疏,政府把国有企业作为行使职能的工具,推进经济增长的抓手,承担社会职能的基本单元。

•客观地讲,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体制性问题几十年得不到解决,不是党和政府不重视,不是政策出得少和文件写得不到位。实践证明,政策性调整不能替代“体制性改革”……它的立意不可能超越政府管企业,只能在如何改善和规范管理中周旋,不能做到“政企分开”。

破解这一困局,惟有靠思想解放。关键是要避免机械、教条主义地对待党的领导这一问题。《指导意见》有这样一句表述:“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问题是,如何才算改进?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离不开思想解放。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这一问题有穿越历史的阐释: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早在1945年,民营资本代表人物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向国民政府上书,他痛心疾首而又苦口婆心地写道,

其实,荣德生所呼吁的,不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吗?

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亟需新一轮“南巡”,为改革开放注入历史性的动力,掀起第三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兑现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历史承诺,不辜负十八届三中全会如此完美的一次“顶层设计”。“十九大”形成的强势中央领导核心,已经为“南巡”提供了充分条件。




1514112032168810.png 国情研究




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研究员】: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

(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此时他还未担任组织部长)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0年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我们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于是在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

熊复的这封信送到中央后,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嘛。”邓小平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后,吴冷西立刻打电话给胡绩伟,责备这是“砍旗”。这件事不少人早有所闻,吴冷西则辩解说胡绩伟听错了他的意见。可是经过分组会上询问后,他申述自己的观点,各组的人看了简报之后,认为他的说明恰好证明胡绩伟电话是可信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30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的会议都直接间接地接触这个问题,发言也很坦率和尖锐,不发生模糊、藏头露尾的情况。

在这个会上把汪东兴等在上面支持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也点了出来,这样就把有关这场讨论的问题搞得更加彻底更加深刻,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

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西北组的召集人,虽然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只有三次,但每一次发言内容都很重要。他话不长,内容却精彩。

胡耀邦的发言没有“就事论事”,而且还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指出长期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

胡耀邦第二次发言的时间是11月16日,讲的是农业问题。胡耀邦认为,农业是当前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元气大伤,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胡耀邦发言中对“农业”的基本概念,还讲了一番有深刻见解的话。他不同意有些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他认为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同时他认为我国的耕地面积比统计上要多得多,他认为农民积极性起来之后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会议开了20来天之后,原先的议题已被突破,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了,事在人为,今后的工作需要一个更好的中央领导班子。中央的最高层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会议出席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各分组会上表态赞成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发言最普遍,都说陈云在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强,应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且特别说他的位置应该在汪东兴之上。对这次人事变动,大家既然都赞成“只进不出”的方针,因此大家只提陈云进常委,不提汪东兴出常委。于是常委人数就从五人增加到六人。

“文革”中,重大案件一个一个制造出来。每出一个案件就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之上又成立若干个办公室,同时由于一个案件涉及许多人,一个大专案组下面又分设若干个分专案组,每个专案组设组长并包括若干个成员,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些专案组对各专案中涉及的人的生杀予夺起着极大的作用。由于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保密的,外人很难知道其中内情。而所有专案组都直接由汪东兴领导,他可以说了算。

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植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对新事物要采取支持鼓励态度。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1/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叶剑英功不可没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的消息比较灵通。我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为他起草大会讲话稿,临近会议闭幕时他自己还在动脑筋考虑如何修改,由他的秘书动笔。还听说他想着重讲民主法制。叶剑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他讲这个问题最好。

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叶剑英用了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叶剑英这些话,讲到了事情的本质,讲得非常深刻。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




政经观察




国运已不允许房价再疯狂,房地产将由调控进入改革周期
【研究员】: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周期从过去的调控周期进入到了改革周期,这也意味着房地产进入到了真正的下半场。将房地产视为“改革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调控问题,这是思想认识和制度层面巨大的进步。不论从大环境,还是小环境来看,房地产主导财富分配的模式,该歇歇了,至少未来5年如此。房地产的时代已经过去,也必须过去。那种买一套房子,就少奋斗50年的时代,也必须过去。因为,这个时代若再延续,代价将非常沉重。那些在过去十年中,房地产财富分配主导时代的大赢家们,锦衣夜行的低调时光来临了。这或许是老任近日改口说,他不敢再预测房价的原因吧。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昆仑山,中国第一神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伸延至青海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是中华“龙脉之祖”。

巧合的是,几乎是在这首词写出的同时,另一粒种子,也悄然种下。

1935年11月,民国政府废除银本位制,开始发行法币。法币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信用货币的最初源头。

信用货币,最大的诱惑就是滥发。随之而来的日本侵略,加剧了这一局面。

国民党试图在货币上挽回败局,1948年,推出金圆券替代法币,奈何积重难返。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算是罕有的以货币勾勒国民党败局的作品,剧中人物国民党少壮派代表曾可达有一番话,是民国货币信用失败的总结:

通货膨胀,带来的结果是贫富分化。不知不觉中,一部分人被另外一部分人抢劫。在这场贫富大分化当中,囤积外汇与物资人,都算是赢家,蒋宋孔陈是近水楼台,赢家中的赢家,而其他持有法币的人,都是输家。

1948年12月1日,在军事这把屠龙刀,摧枯拉朽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解放区的货币统一为人民币,这是战胜法币的倚天剑。也在彼时,一位姓任的干部,被派到了辽宁省银行做行长。他的后人之一,便是今天房地产界红人老任。

信用货币,何以有这么大的魔力?

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货币有四大属性: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老马写《资本论》的时候,货币还大都是金本位,所以,老马没有写出货币第五属性。这个第五属性,就是财富再分配。只有在信用货币时代,它才大放异彩,超越其他四大属性的重要性。

假设有这么一个世界,只有你和他。你有一间房子,他有一桶粮食。房子1万块一间,粮食100元一桶,1间房子可以换100桶粮食。你把房子炒到100万一间,他粮食还是100一桶。那么,一间房子就可以换1万桶粮食。他的财富,以前占整个社会财富的1%,现在只有万分之一。他被你财富再分配了。

房子涨到1千万一间,粮食涨到120一桶。生产粮食的人,一定会短命的,要么郁闷的跳楼,要么除了喂饱自己,再也不生产多的。如此,这两个人的世界,就要崩溃。

国民党因为通胀而亡天下,让我们没有机会看到,通胀之后必然会到来的大通缩。不过,25年前的日本,让我们目睹了后面这半截。

日本房地产泡沫1990年破灭后,整个国家陷入债务锁链。信用货币进入消灭螺旋,资产价格跌到正常甚至更低水平,也就是地球人能理解的水平,而不是一个东京的地皮,可以买下全美国的非常规思维。

一部分人欠下另一部分人巨债,富人可能是穷人资产的百倍、万倍,但却随时可能成为穷人。因为债主看起来有钱,但实际他所有财富的90%,是一个已经破产的人欠的,比如破产的银行,破产的公司,破产的老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充当了实际的中间人。日本政府发国债,央行买国债、买股票,以极低的利率,来为社会提供货币,以此来慢慢稀释国民间债务锁链。否则的话,整个国家就陷在相互欠债的泥坑里,无法自拔。

这种债务锁链,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让漫长的时间去消化。所以,对时间的感慨,一度是日本流行文化里的高频词汇,并影响了90年代的港台流行文化。

如果没有遇泡沫,我将会是在哪里?

因此,当一个国家的信用货币过度扩张,最终在顶端崩塌,两大恶果必然结伴而来:一是贫富分化,二是通缩。

通缩+贫富分化,到无法跨越的地步,这个体系就需要格式化,也就是债务一笔勾销。两次世界大战,根本上说,都是信用货币扩张,在顶峰崩塌,造成贫富鸿沟与通缩无解,最后不得不以最残酷的方式,完成所有的债务勾销。

当日本政府将国民的债务通过慢慢转移的方式,累积到自身之后,日本国债是其GDP的250%,近10万亿美元,即使是国家接过来这么多,日本的民间负债还高达160%。

所以,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坐视货币信用的无限扩张,坐视资产杠杆的无限抬升。这其实也是今天美元加息,没有说出口的理由。

资产杠杆的抬升,本质上来说,是信用货币的创造,也是债务的创造。而今天的我们,与信用货币创造关系最近的资产杠杆,就是房地产。

房子本身,就是信用货币的创造环节。房价越涨,其抵押的价值越高,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越强。这十年来,对信用货币贡献最大的就是房子。

任老先生的后人,老任认为,今天货币发多了导致房子必然继续涨,其实,他没有告诉人们的是,他所在的行业,本身就是今天货币发多了的源头之一。

如果不加约束,银行与房地产一起,可以把信用货币推到更高,但是此后呢?

而美元的屠龙刀已经挥起。

在人民币国际化,这把今天的倚天剑,还没有拿到的情况下,我们很难逆行。

提升基准利率,对全社会的资金成本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比如房贷,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浮动,基准利率提升的话,意味着所有房贷都要加重负担。但再隐蔽的加息,也是加息,本质上并无不同。

那些在过去十年中,房地产财富分配主导时代的大赢家们,锦衣夜行的低调时光来临了。这或许是老任近日改口说,他不敢再预测房价的原因吧。

只是,今天的房价已不是房价,它是我们信用货币的发动中枢,是金融风险孕育之所在,因此也是国运之所系。

一年前的10月,笔者曾谈到,房价的调控,是中国经济真正破局的开始,一、二线房价将进入调整阶段。今天已成现实。

而当日稍晚,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居于三大攻坚战的第一位,而风险的第一位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里面,提到的是实体、金融和地产。笔者认为,这是要调控后两者,鼓励实体经济;而监管建设,主要说的是不久前公布的资管新规。

是所谓,阳极阴生,强极则辱,刚极则折。

但也许让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囹圄18年出来之后,粮食已经多得用不了,人不吃了,做成乙醇汽油,给机器做燃料。

马光远在微信号“功夫财经”撰文指出,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周期从过去的调控周期进入到了改革周期,这也意味着房地产进入到了真正的下半场。将房地产视为“改革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调控问题,这是思想认识和制度层面巨大的进步,因为中国房地产目前面临的诸多难题,靠调控是无法解决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但是,二次房改的方向如何?笔者最近关注到一个说法,就是认为中国的“二次房改”会对以前过度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化进行纠偏,有可能回到过去福利分房的模式。应该说,二次房改承担的历史使命不亚于20年前的第一次房改。让笔者诧异的不是这种观点本身,而是这种观点居然还会有市场。

二次房改究竟怎么改?是坚持市场化改革,还是回到以前的福利分房?二次房改如何让各个群体的人都各得其所,涉及的问题都很复杂。笔者认为,二次房改绝对不会回到以前的福利分房。现在一些城市弥补以前保障房的欠账,但不等于全民皆保,我们不可能有那样的财力。二次房改不是要否定以前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对98年以来第一次房改不彻底以及市场和政府边界模糊的部分重新界定,坚持市场化的大方向绝对不会被颠覆。

第一,中国住房存在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还有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可以说,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不均衡问题,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已经意识到,对于这一点,可以结合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理解。

第三,他充分肯定了住房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提出了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政府保障20%,市场解决80%。一些痛恨高房价的人将高房价归结于市场化,这是天大的误会。中国一些城市目前房价太高,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导致高房价的最重要的根源,土地的稀缺,恰好是没有推行市场化的改革的结果。如果土地市场引入竞争,如果集体土地早早入市,中国不会出现土地稀缺问题,房价也不会涨到目前这个情况。

我为什么说这四点非常重要,可以作为未来中国住房制度二次改革的基础。未来中国的住房制度体系,事实上就是要着力解决上述四个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构建与我国发展阶段,与中高低各个阶层收入人群相得益彰的住房制度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如果真的动真格,将彻底颠覆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利益格局。

再比如,如果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清晰,政府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住房保障、住房立法。这也意味着,上到住建部,下到各个地方的住建部门的功能出现颠覆性的变化。这些部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只管住房保障。换句话说,原来意义上的住建部该撤并,代之以纯粹的住房保障部门,和美国、日本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接轨。现在住建部管的事太多。废除了住建部会不会导致房子短缺啊,一定要放心,过去的历史证明,中国每废除一个部门,就会解决掉一个行业的短缺问题,老百姓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总而言之,“二次房改”触动的利益格局实在太大,难度实在太大,个个都是硬骨头,每动一个地方都是腥风血雨。但如果不抓紧这10年啃这些硬骨头,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最终的破灭一定重创中国经济。现在是到了下决心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别无选择,但的确没有太多的时间犹豫和彷徨。





任志强:新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决定房价的主要是政策
【研究员】:

房价大部分形成了这样的关系,非良性循环的关系,当我们处于低潮的时候,政府采取了一些启动措施,然后开始进入疯狂的阶段,然后开始调控,调控完了之后又进入低潮,然后再启动,再调控,这是历史上的宏观政策,大多数这样循环和重复,所以房价一定在一定的阶段里面进入疯狂,然后低潮,然后再启动。这次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再启动了,谁也不敢说何时调整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过去大家买房的时候都发财了,我们要感谢党和政府,党和政府的政策让我们发财了,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和市场化的道路,就必须开放市场或者恢复市场的定价权和交易权,但是我们现在实在不知道政策怎么样,我们只能说政策可能会改变,所以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是重要的任务。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这个非市场化的房地产领域,我不敢说国家是非市场化的,我至少敢说房地产领域是非市场化的,决定房屋价格的是政策。政策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政府计划着土地的供给,这个大家都得承认,没有计划指标你是拿不到土地的。政府审批着房价,政府决定着交易的权利,政府控制着网签的数据,政府决定着房价的涨幅,政府决定着收入的增长,同时政府也决定着利率和税收。换句话说,不管什么都得听政府的。所以说,政策决定了房价。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层次,就是基本制度,决定了不同的周期变化,有一些可变,有一些是不变的。同时有一些是可以博弈的,比如说微观政策,是可以通过市场博弈进行的,那么当微观政策宽松的时候博弈就非常明显。当然了,环境紧张的时候市场作用就小一些,就是得听政府的。

我刚才看邓先生讲到了很多问题,他就忘了一条,各个国家在发生经济或者说房价危机的时候,是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超过了70%的城镇化率。不管是日本、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而中国还早着呢,说我们早着呢,就是因为我们真正的户籍制度化只有40%多,为什么在住房问题上要用户籍制度的制度计算呢,因为各个地方政府所谓的保障性住房只解决有户籍的人口和家庭。没有户籍的人口和家庭不在当地政府的保障范围内,如果不改变这个,就等于什么都没有改变。

北京市按户口本计算没有住房困难户,我当政协委员的时候连续提了很多年,低于7.5平米是住房困难户,当时都解决了保障问题。北京一共一万多户,要不然就是你还想住小房子,给你补贴钱了,你不愿意搬迁。要不然就给你搬家。没有解决的是没有户籍的这些人。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和土地和户籍有关系,世界发展为什么房价相对平稳,就是有第三个和第四个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城区进入郊区的阶段和郊区城镇化形成的大都市圈的问题。中国没有,因为土地制度决定了你只能进入前两个,农村进入城市和小城市进入大城市,房子都聚集在那里,只有在这里可以弄房子。没有办法去郊区,郊区土地是集体土地,所以房价平均不下来,也没有办法平衡。第四个部分更不存在了,我们历来都讲城镇化的问题,或者城市群的问题,中国有城市群,但是很难有大都市圈,因为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问题造成的。但是国际上都是大都市圈,而不是大城市群。

所以我们没有第三、第四个发展阶段的时候,房子只能集中在城市,没有别的办法。农村的房子说拆就拆了,没有产权证。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巨大矛盾。

这是全世界都有的,而我们中国没有按全世界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用平均数做标准。有一本书《平均的终结》告诉我们所有的平均都是错的,全世界住房水平统计上都是使用的中位数。是因为中位数的控制是控制低收入阶层以下的数字里面有没有他们能买得起的房子,不是计算中位数以上的房子,那是富人买的,爱卖多少钱没有人管,那和政府没有关系。由于中国从来不公布中位数,所以,所有的房价收入比都是错,你的房价、房屋面积和家庭收入都不是按中位数计算的。那就是变成你和马云的关系,他赚的钱你们俩一平均,你比别人都富。

土地制度来看,暂时还破不了题。

什么情况下从城市里面出去呢,就是因为那些地区的收入低,所以很多没有资源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因此要用当地城市的户均计算,一定是错的。

没有办法,你要是把这几个城市的外来人口比例降下来,或者让最有钱的这部分人别进这些城市,房价就没有那么高了。因此一定是政策决定的价格,这是长期政策,最主要的是土地和户籍,还有金融和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中央政府可以下令,所有的境外投资人不准投房地产,不准投娱乐业,其他的国家会做这种政策吗?不会。只有中国会,大量外面的企业卖资产回来了,这就是宏观政策决定了对市场的影响问题。

如果不要基础设施,不要经济增长,就可以不要房地产。房地产税收在地方税收里面占36%,全国税收大概占40%,一共六种税收和房地产相关。

大家都知道不好,利用土地财政是非常不好的政策,但是怎么替代呢?

房价来说,大部分形成了这样的关系,非良性循环的关系,当我们处于低潮的时候,政府采取了一些启动措施,然后开始进入疯狂的阶段,然后开始调控,调控完了之后又进入低潮,然后再启动,再调控,这是历史上的宏观政策,大多数这样循环和重复,所以房价一定在一定的阶段里面进入疯狂,然后低潮,然后再启动。

我们很希望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最好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都改了,让中国的政策改的更合理,这样的话,长效机制就可以稳定增长。

经济学讲很清楚,最重要的是价格信号,如果价格信号是限购的结果,或者限制网签的结果,比如说高价房不让你网签,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可能也都遇到过,就是低价的多签一些,房价就下降了。高价房子不是没有人买,而是不让你网签造成的结果。价格信号是虚假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市场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因为价格信号已经不真实化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数据还是很高的,可能11、12月会有所下降。但是或许有比去年有0.5个增长也是最好的,至少价格上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一些规律是不变的,向大中城市集中和特大城市受到限制。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改变的,尽管中国的房地产是非市场化的,但是其他方面还是有一些市场化的东西。这些市场化的竞争形成了,无论政策怎么变化,市场化的规律是不会因为房地产政策变化而变化的。房地产政策并不能改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对资源的需求。比如大家都说学区房的问题要解决,可是如果你不建更多好的学校,怎么解决?这就是资源不平衡的问题。

还有一些会改变,我们已经看到了价格的双轨制,短期之内的市场因为政策的限制和调控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依限价而降价,不批你一定的价格你不是要降价吗,本来你想卖11万,批你8.5万,或者是因为现金流而降价,你本来想拖两年,但是现金流不够了,就需要降价,因为限制购买造成的降价也会出现。

但是有几个东西是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刚才说的金融问题,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信贷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货币贬值的问题。

我们过去1970年大白菜两分钱一斤,2010年2.8元,现在可能5元了,你们看看涨了多少倍,如果我们的货币不断贬值,1970年的时候房租1.2元,现在是3000到一万元的都有。那就是货币贬值造成的影响,这是金融影响很重要的部分,不要以为金融影响仅仅是指当前的货币增量还有货币贬值。不仅仅是当前的利率,利率确实影响购房问题,但是长期的货币贬值问题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巨大的。

就是货币不值钱了,两个月的工资够买一平米的房子,你的房价收入比是多少,按照中位数计算,住房中位数60多平方米,就是夫妻两个人房价收入比很低,5左右,一年可以买12平米房子。五年买一个60平米的房子,人均30平米。1:5的房价收入比还高吗,很低了。

换句话说,除了政策变化以外,可能发生的房价变化,我已经告诉你了,如果还猜不出来,说明你没有听懂。

有人担心集体土地入市会影响房价,我告诉大家,根本不可能有大量的供应量,没有那么多的城市集体设施能进入到集体土地可以建设用房的土地上去。所以我2011年提出这个提案,到目前为止唐家岭地区的改造,到现在建了5600套房子,一年建了不到一千套。原来北京计划36个村,现在只改了6个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别想用大跃进的方式认为集体土地入市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租赁性住房不会影响到房价,凡是房价高的地区才需要租赁性住房,凡是租赁性住房数量最大的地区都是房价最高的地区,全世界都如此。

另外一个,香港的租赁市场,可以明显看到,自有住房的比例是51%,但是租房的比例占45%,房源哪来的,可以看到63.7%是私人住房提供的。也就是说,邓博士刚才说的,德国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德国我们作为专门的调查,住房合作社里面政府只占17%,私人占70%多,中间的差是机构或者基金的。

怎么办呢,这就是北京需要的大量的租赁住房造成的结果,你没有办法解决马上能够提供的大量的住房,而大量住房的人是谁呢,不要以为是北京户口的人,大多数是非北京户口的人,很明显,租赁性住房解决的是过渡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去大家买房的时候都发财了,我们要感谢党和政府,党和政府的政策让我们发财了,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和市场化的道路,就必须开放市场或者恢复市场的定价权和交易权,但是我们现在实在不知道政策怎么样,我们只能说政策可能会改变,所以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是重要的任务,我们希望这个会议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好让我们知道未来的房价往哪走,谢谢大家!




史海钩沉




北京大红门“浙江村”事件:1995年冬的浙江人是幸运的
【研究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结束,浙江的领导刚回到杭州,北京警方就组织了数千警力(包括武警)果断地、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浙江村”的48个大院,使十几万经营户和打工人员在雨雪寒冬中流离街头,只好向北京周边的河北和天津一些县(市)转移。浙江驻京办事处周金渭主任等同志一方面按省委、省政府领导指示进一步与北京市领导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为了让中央领导了解到“浙江村”的真实情况,不断向领导报送相关信息,并邀请中国社科院到“浙江村”调研撰写“浙江村”“是”与“非”的报告,报送中央及北京市高层领导。他们还请新华社浙江分社、杭州电视台将北京清理“浙江村”的情况录制下来,每天下午送中南海供中央领导参阅。1995年12月30日杭州电视台晚间新闻中播出了“浙江人的北京梦”的消息。北京“浙江村”告急!浙江被震撼了,浙江父母官的心被牵动了,也就有了由刘锡荣副省长牵头、组织赴京调查组之成命。




受命

12月的一天上午,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锡荣同志把我(时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沈立江、省劳动厅领导等召集到他办公室开会。他在介绍了北京情况后说,省委决定由他牵头,带领办公厅、省工商局、省劳动厅等单位领导赴北京,会同浙江省驻北京办事处的省政府副秘书长兼驻京办主任周金渭等同志一起组成调研组,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因为我在任永康市委书记时,举办过纪念刘英烈士牺牲五十周年活动,与刘锡荣同志已有多次接触,对这位有敬业为民、任劳任怨、身先士卒、克己奉公的品质和精神的领导有深深的感受。按省政府领导分工,这块工作不是刘锡荣副省长分管的,所以,我关切地询问他:“这事怎么又轮到您负责了?”他说:“因为我在温州市当过市委书记,对温州情况熟悉,省委叫我负责调处此事。”我调侃地说:“您也是能者多劳!”我记得1994年3月31日,杭州千岛湖发生歹徒抢劫焚烧台湾游客的“游船惨案”,当时此项工作也不是刘锡荣同志分管,但由于这个事件政策性强、情况复杂、处理难度大,省委考虑到刘锡荣同志分管农村工作,所以叫他具体负责处理。此事在机关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省委欺侮老实人,总是把难事、棘手的事交给刘锡荣同志。想到这,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主动向他请缨:“既然由您具体负责,我也参加省赴北京调查组。您如信得过我们,由我们先去北京调查,您就在省里坐镇指挥,有情况及时向您汇报,然后您再定夺指挥吧。”他思考片刻后答应:“那好,具体先由你负责带队去,将那里情况及时跟我联系。”我表态,具体可请沈立江同志负责,因他是省政府办公厅领导,这样便于对外协调。刘副省长说:“那么,你们俩人一起具体负责吧。”第二天我们一行6人(沈立江副主任及一位处长、劳动厅吴志昌副厅级巡视员及一位处长、我同省工商局个私局局长何为华)赴京与省政府副秘书长兼驻京办事处主任周金渭等人会合。

大红门

大红门地处丰台区,是个城乡结合部,疏于城市管理。北边不远处是大红门火车站,即现在的南四环中路旁,这里铁路、公路等交通都非常便捷。大红门在天安门的正南方,与天安门形成一条中轴线,有同一“龙脉”之称,老百姓认为风水好。由于浙江人(温州人)有落根就能生存的草根精神,他们向当地的农户租借空闲房,办起了加工生产又推销经营的家庭作坊企业。当地农户原来是抱着看热闹的蔑视眼光看待这些温州人:这样也能成功?以后,他们看到浙江人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推向了北京中低档市场(商场),而他们的房租不但能按时收到、且收入不菲。有人也因此患上了“红眼病”,千方百计想轰走浙江人。但这种“赚一分钱不嫌少、挣一万元钱不怕多”的艰苦生意,北京人自己是干不起来的,所以更多的北京农户是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温州人来此租房经商办企业。

整治

“浙江村”在北京已经为市场繁荣、经济发展、市民致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当地相应的管理没跟上,更没有为此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条件,“浙江村”的脏乱差问题相当突出;加上集贸市场繁荣了,鱼目混珠,一些不法之徒也流窜到此为非作歹,经营户也常遭不法之徒的抢劫和欺压,社会治安问题比较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村”人只能自谋出路。温州人一方面办起了幼儿园、医疗诊所、饮食店、菜市场等,也加强了治安维护工作;另一方面,从1992年底开始,就有一些经营大户以合股形式与当地乡、村、生产队加强合作。由当地出地皮,浙江(温州)人出资金,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两层楼房,再分别出租给温州人。在这些院子里,往往以温州当地一个村庄地缘、人缘、亲缘相关的人员为主聚集,院子内的头由有影响的企业主或原村干部担任;一个院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营造着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据丰台区南苑乡统计,到1995年,这样的大院一共有48个,经注册登记的常住经营户有3万多户。一个院子小的可容纳下1~2千人、大的能容纳下4~5千人,以后这里也被称为大红门“浙江村”48个大院。

说实话,浙江相当一部分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农村人员是“五证”不齐全的。就在北京整治无“五证”人员的时候,台州地区在北京学习的领导黄兴国同志,在北京天桥市场台州籍人员中调研时,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台州的有关部门尽快为台州在京经商办企业的人员补齐“五证”,以利他们在京平安经商办企业。省劳动厅在浙江驻京办事处也设立了为浙江在京经商办企业的人员补齐“五证”工作点。而当时温州市正在实施“回归工程”,想当然地认为这正是让温州籍人员回归温州的好机会。在驻京办事处周金渭副秘书长的一再催促下,温州市乐清市政府率先决定在北京设立联络处。乐清市政府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京经商办企业的人员已达10万人左右,闻名全国的北京‘浙江村’大部分都是乐清人”。

就在乐清市在北京的联络处刚刚筹建起来,北京市政府《通告》中提出的限期还未到时,北京市警方严厉整治大红门“浙江村”的方案已在谋划实施中。浙江方方面面对此做了大量的协调交涉工作,但严厉整治“浙江村”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这一年秋天,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锡荣同志出访回国途经北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省委、省政府建议要高度重视此事。省委听取刘锡荣同志汇报后,就决定让他负责此项工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浙江省领导李泽民、万学远、柴松岳等同志为此在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的同时,要求北京方看到“浙江村”的广大经营户是守法经商,对繁荣首都乃至全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浙江村”内有违法乱纪的害群之马,依法依纪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不应扩大化殃及“浙江村”所有经营户,更不能让浙江在大红门的广大经营户在雨雪交加的严冬天气里,因所有大院被摧毁而流离失所。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结束,浙江的领导刚回到杭州,北京警方就组织了数千警力(包括武警)果断地、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浙江村”的48个大院,使十几万经营户和打工人员在雨雪寒冬中流离街头,只好向北京周边的河北和天津一些县(市)转移。浙江驻京办事处周金渭主任等同志一方面按省委、省政府领导指示进一步与北京市领导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为了让中央领导了解到“浙江村”的真实情况,不断向领导报送相关信息,并邀请中国社科院到“浙江村”调研撰写“浙江村”“是”与“非”的报告,报送中央及北京市高层领导。他们还请新华社浙江分社、杭州电视台将北京清理“浙江村”的情况录制下来,每天下午送中南海供中央领导参阅。1995年12月30日杭州电视台晚间新闻中播出了“浙江人的北京梦”的消息。北京“浙江村”告急!浙江被震撼了,浙江父母官的心被牵动了,也就有了由刘锡荣副省长牵头、组织赴京调查组之成命。

我们冒着雨雪后的严寒,脚踩着冻结的冰泥,来到大红门,看到48个大院已被全面摧毁,大院的原址上是一片狼藉。虽然还有极少数人租住在当地农户的家里,但已经停止了生产。我们问他们为什么没走?他们沮丧地回答我们说:“我们都是“五证”齐全的,现在也被整治打击了。我们等着,希望政府能允许我们再在这里生产经营,我们能在北京打开市场多不容易啊!”有的经营户还表示留恋大红门的“龙脉”风水。我们又与当地农户交谈,他们也埋怨警方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把“浙江人”赶走,使大红门的经济萧条了,大红门冷清了,集资赞助捐款没有了,农户家里房租收入也减少了。

我们在三个市分别召开了“浙江村”人座谈会和当地领导座谈会。温州老乡告诉我们:当时北京警方在推倒我们大院前,先对大院进行了搜查,随后强行将我们赶出大院。那些日子连续下着雨雪,我们没住没躲地,个别有权有势的人还趁机强拿走我们已加工好的许多皮衣。他们还说:在院子被摧毁前的几天晚上,大院里有影响的头儿们,他们的家当和家人被警方分别用货车和小车接走。我们还了解到:这些大院的头儿们也与驻京办同志一起分别到三河、廊坊、涿州等地联系安顿“浙江村”被赶出来的经营户的生计问题。而北京周边的河北省,像三河、涿州、廊坊等地政府都认为这是他们招商引资的极好机会,纷纷表示:“北京不要你们,我们欢迎你们!”涿州市甚至由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主要领导带队,到浙江驻京办事处招商引资。他们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浙江人;哪里要发展、哪里就应引入浙江人。”态度之诚恳、政策之优惠,实在令人感动。患难遇援助、人间有真情。在三河、涿州、廊坊等地政府的支持帮助下,不少“浙江村”人才躲过一劫,有了喘气恢复生产经营的机会。我们代表浙江省一再向他们及当地群众表示感谢!一再表示浙江人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在天津的调查中发现,在津经商办企业的不是“浙江村”出来的家庭式经营户,而是从金华市义乌、台州等地来投资办市场、办企业的大户,他们发展得比较稳定。我们在走访北京的市场、国营商场的过程中还了解到:北京市面上供应的中低档服装、皮衣、鞋类等商品,60%左右是浙江人生产的产品。实际上北京市场也少不了这些浙江人、浙江货。

交涉

北京方面按尉建行书记的讲话精神,准备降低对“浙江村”的严厉整治的调子,(原来整治摧毁“浙江村”的一个理由是48个大院已具有黑社会势力性质,民间“藏有一个团的武器”。后来则降调为整治无“五证”就业人员。)并准备由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孟学农牵头,组织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赴浙江省说明情况。所以,我们这次约见,北京方面非常配合支持。市公安局李全福副局长一行如约主动到浙江驻京办事处会客室,与我们进行了协商交谈。我们由沈立江副主任主谈。李副局长在说了寥寥几句对“浙江村”经营户对北京搞活经济表示肯定的话后,大量篇幅是陈述“浙江村”对大红门地区交通、卫生、环境、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造成的危害,也提到有人举报“浙江村”内存在黑社会势力,等等。沈立江不温不火、不卑不亢地阐述了“浙江村”对北京乃至全国搞活经济、保障首都商品供应所起的积极作用。他明确表示,“浙江村”的经商户极大多数是守法经商,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好评。他们还为发展大红门地区的教育、医疗、商业,增加当地农户收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沈立江还说到: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加强对“浙江村”的管理是必要的。如大红门存在害群之马可以绳之以法,但流窜到大红门市场作案的不法之徒,不一定都是浙江人,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不顾“浙江村”在此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作出的贡献,对“浙江村”人采取严厉简单的一赶了之;更不能不加区分地将“浙江村”与“黑社会势力”混淆起来,实行全面严厉整治的简单做法。

在我们还在北京进行调查时,北京市副市长孟学农带领北京市15个部门的领导,以庞大的队伍赴浙江举办说明会。他们在与省领导会谈后,就在省级机关举行了情况说明会。他们还表示,要在浙江,甚至到温州进行招商引资活动,欢迎浙商去北京经商办企业。他们打算在大红门地区与浙商共同投资建造一个大市场和加工区。商场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仇人,一切以利益为转移。温州商人们不久又涌向丰台区大红门经商赚钱去了。为此,我们调查组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份翔实的“浙江村”调查材料,既分析了问题,也提出了意见建议,然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思想评论




党校教授:营改增反减税之道而行之,是完全失败的改革
【研究员】:

逆全球减税趋势而行,还是合理税制?应对世界性减税竞争,中国应当重新审视和评估所谓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结构性税改”,其实其出发点和结果,是反其减税的道而行之和完全失败的改革。应对全球性的减税和供给侧降低成本的大潮冲击,一是需要出台新的结构性减税清费降社保方案;二是深化和加快金融、能源、交通和土地等方面降低成本的体制改革。通过这些切实的改革,将企业的成本真正能够降低下来。在国际减税和降低成本的竞争中,让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立于不败之地。国家间竞争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力量。当球踢到中国一边时,我们也应该高兴。来自其它国家的竞争对我们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我国的宽口径宏观税率已经高达45.6%,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减税空间,不管有没有美国减税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早就应该主动减税。美国减税只不过凸显了我们已经存在的问题,也给了我们再次发动中国经济的一个契机。


2017年末,美国国会通过了特朗普的减税方案,与征收跨国公司利润回流税、扩大基建支出、加升利息和央行缩表一同,形成2018年开始的美国治理经济的政策组合。中美是数一数二的两个经济大国,之间货服贸易、企业投资、产业合作、人员往来、资金出入等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美国上述政策组合,将对中国国民经济形成这样一些冲击。(1)除了美国减税以外,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竞相减税,如果中国没有应对行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的成本改写是相对上升,竞争力下降。(2)由于中国企业面对的是增值和所得等重复征税,加上工资和“五险一金”不能税前抵扣,税收成本非常沉重,再加行政收费繁多,土地地价租金较高,电价不低,能源成本随煤改气等上升,交通运输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将产业向外转移的意愿较强。(3)国内投资办企业成本较高、美国加息、美元相对升值,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就会相对收缩,中国对外投资和资金流动就会加剧,这对近年投资增长率持续下行趋势,将会雪上加霜。(4)美国减税、升息和缩表等政策,都会对人民币形成波动性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包括以人民币计的国内股市、房地产、期货等价格和指数,都会受到波及,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会加大。

大多数国家,对于企业,要么征收增值税,要么征收所得税。两税均征的少数,特别是两税都如此高的,更是极少。

其次,其危害在于,抑制企业的技术发明和产品及服务创新。因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高智力的劳动,其投入的研发表现为技术人员和其他创新人员的高报酬。由于这样巨额的投入,不能在增值税前作为成本抵扣,特别是一些小型的创业公司,其投入绝大部分脑力劳动不予抵扣,而抵扣的只是不值钱的电脑、纸张、硬盘、家具等,其实是一种严重抑制,或者重创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税制。其后果,是引导许多企业去冒仿、剽窃他人在市场上的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因为侵犯其他企业现成的技术等知识产权,实际是一种最好的降低成本和逃避不合理税收的方式。

笔者提出,应当重新审视和评估近两年的所谓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结构性税改”,其实其出发点和结果,是反其减税的道而行之和完全失败的改革。应对全球性的减税和供给侧降低成本的大潮冲击,一是需要出台新的结构性减税清费降社保方案:(1)减税方面,普遍调低制造业增值税5个百分点,企业按不同工资和社保成本占总成本越高实施越多的累进增值税抵扣政策,中小企业所得税按利润减半额并以20%税率征收,小规模纳税人税收起征点提高到月营业额5万元,科技创业中小企业研发人员工资增值部分增值税抵扣;先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额月5000元,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档征税税率从45%降低到30%,尽快按照家庭收入、人口数量和抚养比等因素制定和实施综合家庭所得税征收。(2)清费方面,出紧急停止政府部门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全部向企业的各种办公、年检、评审等收费的法令;清理和废除政府各部门颁布和收取的各种名义的各类公益和发展基金;废除收支两条线体制,公务机构和人员全部改由财政预算拨款,公益性事业缩小财政开支范围和规模,经营性事业单位资产人员企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从财政支出科目中剔除。(3)社保和其他有关福利和会费方面,社保“五险一金”占工资的比例从目前的43%左右降低到30%,建立国有资产和利润向社保基金划转的常态化体制;向企业征收的残疾人基金改由政府财政拨款负注入;工会会费不再通过企业征集而由会员自愿交纳。(4)宏观税费负担方面,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2016年人均GDP8000美元左右,政府全部收入以不超过GDP的30%为宜。

当球踢到中国一边时,我们也应该高兴

拉弗曲线告诉我们,当税负过重时,降低税率会导致税收额的增长。这是因为减税激励了企业与居民的生产和投资,使经济总量(即税基)显著增长。因而降低税率甚至会增加税收。如果这个简单道理大家都能接受,就没有是否减税的争论了。问题在于,一般而言,政府是一种提供公共物品的垄断组织,它的内在机理就是要提高公共物品的价格。其结果是税收总额会显著大于公共物品所必需。这就形成了减税空间。然而,对于拉弗理论所展现的美好前景,由于是未来之事,存在着不确定性,而当下的税率是眼前利益,三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政府行政部门倾向于拒绝接受。

一个成功的减税改革,就是要对抗垄断组织的内在机理,就要依靠内外两方面的力量。在内部,就是要依赖于主张低税负的文化力量。在西方世界,如美国,主要依赖于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这次特朗普的减税方案的法律过程中,有137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支持减税,为“减税与就业法案”得以在国会通过助了一臂之力。在春秋时期,当孔子听说弟子冉求帮助季氏增税,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儒家轻徭薄赋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税赋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文化究竟是一种软的力量。真正能够使之起作用的,还要借助于来自外部的竞争。

1514112443339236.png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业改革,同时又是一种减税改革。原来的制度是,农民要将口粮之外的所有粮食作为公粮和余粮交给政府,这相当于固定工资。在北方农村,一般是一个男劳动力一年360斤左右的粮食。包产到户意味着农村分配体制从固定工资改变为固定租税,农民“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由于农民积极性极大地释放出来,农田亩产数倍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亩产。杜润生曾经说过,包产到户后,农民只需24天就能干完地里的活。我们姑且按劳动生产率10倍于原来计算,按原来田赋率30%计算,田赋率降到了3%。农业改革奠定了我国经济奇迹的基础。这些出现经济奇迹的国家或地区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借鉴。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市场经济。这意味着要依靠民众和企业的内在激励,也就必然要创造一个相对低税负的环境。中国城镇领域的改革,对于国有企业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而对民营企业则是一个从禁止到鼓励的过程。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利润留成、承包制、利改税等过程,基本方向就是实际税率的下降。而当时民营企业发展受到鼓励,实际交纳的税款相对较少。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明显的降低税率过程。见下图。

可以看出,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税率降低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不仅带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到2000年人均GDP增长了20倍,还完美证明存在着拉弗曲线,即政府财政收入也明显增长,没有一年是降低的。见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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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宏观税率高攀,主要是因为对财政支出没有有效约束,除个别年份,财政收入决算总是大于财政收入预算,财政支出又领跑财政收入,财政赤字持续增长所致。见下图。

因此,当球踢到中国一边时,我们也应该高兴。来自其它国家的竞争对我们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我曾经估计过,我国的宽口径宏观税率已经高达45.6%,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减税空间,不管有没有美国减税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早就应该主动减税,因为政府征税的目的是为提供公共物品筹资,而不是作为政府及其官员的当然收入。我曾指出,自1995年以来,按财政支出增长的程度和速度看,我国公共物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35.7~120%。这显然表明了税收总额已经显著大于公共物品所必需。美国减税只不过凸显了我们已经存在的问题,也给了我们再次发动中国经济的一个契机。如果减税,我们将面临的,是又一次经济快速成长与财政收入相应增长,再一次应验拉弗曲线。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焉!”上天不说话,但它会通过奖惩让人们知道什么是自然法则。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说过,“如果你不听道理,道理肯定惩罚你。”




国际战略




美国新国安战略表明对中国的战略防范意识已全面升级
【研究员】:

当地时间12月18日下午,特朗普公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此前的预测相同,这份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可谓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出台及其对中国的定调,说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意识全面升级。原来美国是很自信的、脾气相当好的一个国家,现在脾气变得比较坏,对自己很失望,又把对自己的失望转嫁到中国身上。但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忧。特朗普在报告中提到的在美国所面临的全球安全威胁,比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反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全球金融稳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美国都得找中国合作寻求解决。相比美国面临的困境,中国应该淡定许多。


当地时间12月18日下午,特朗普公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68页的报告,其中提到中国33次,俄罗斯25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在“观察者网”撰文指出,与此前的预测相同,这份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可谓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一份报告。

其次,这份报告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心又回到了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冷战后很长时间,美国认为传统大国关系比较稳定和可控,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都将非传统安全比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排到第一位,其次是流氓国家,第三才是传统大国竞争。但现在特朗普的这份报告,重新将传统大国关系排在第一位,他的安全战略有点向冷战时期回归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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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美国的社会矛盾也非常严重,笔者认为现在美国社会有五大矛盾,首先是上下矛盾,美国一般群众对华尔街为代表的超级富豪特别不满意,中产阶级非常愤怒,过去30年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提高,华尔街却赚得盆满钵满,他们觉得美国不再是林肯总统讲的“民有、民治、民享”,而是1%的人有、人治、人享。

第三是种族矛盾。上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后,美国种族矛盾有所缓解,但现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向种族歧视,白人打出了“白人至上”的旗号,引发了少数种族及白人自由派的反弹。

第五个社会矛盾是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矛盾。特朗普本人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他竞选的口号就是“美国第一”,上任第一周就签发了总统令,要求美国的商界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是典型的经济民族主义,这就和华尔街、硅谷、好莱坞所代表的全球主义形成了矛盾。

但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忧。首先,和比较理想主义的民主党相比,共和党本身就特别注重传统安全,所以这也是共和党执政后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另外,报告中对中国和俄罗斯还是做了一点区分的,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主要是经济威胁,当然也包括制度挑战,所以中国的挑战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并不那么紧迫,还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相比之下,俄罗斯是直接用军事手段挑战美国。所以从紧迫性来讲,俄罗斯排在中国前面,但从重要性来讲,中国排在俄罗斯前面。

但在技术上,我们依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说起中美贸易战,细说起来是对中国更不利,对美国也不好。第一,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中美双方贸易额都已经超过5500亿美元,体量很大,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有一半是美国公司的出口,是美国自己的孩子,美国要想整中国等于把自己的孩子也给整了。第二,美国农产品超过一半靠国际市场,其中,中国市场占三分之二。中国如果在农产品出口上实施报复,美国也是很难受的。

中国和日本不一样,我们在战略上是完全独立的,不依赖于美国。而且特朗普在报告中提到的在美国所面临的全球安全威胁,比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反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全球金融稳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美国都得找中国合作寻求解决。相比美国面临的困境,中国应该淡定许多。

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新撰文指出,这份报告是美国的顶层国家战略,很大程度上反映总统的思想与意志,并对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性作用。新版战略报告透露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威胁评估和战略手段与奥巴马时代截然不同的认知,在渲染中国威胁方面尤其表现得不遗余力。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如何重塑美国对华政策,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值得密切观察。

报告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称,当前影响美国世界地位的三大威胁与挑战,分别是中国与俄罗斯,它们试图塑造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秩序的;朝鲜和伊朗,不仅散播恐怖、威胁邻国,还追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贩卖毒品和传播暴力的恐怖分子和跨国犯罪团伙。

这种挑战在排序上的改变,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安全威胁的新认知。一则,恐怖威胁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新常态”,用常规的战争手段反恐的做法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今年美国的反恐行动取得重要进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接近被击溃,在叙利亚和阿富汗战场上的胜利使美国认为恐怖主义威胁对它的挑战相对减弱。二则,美国认定,当前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美国的挑战正在加剧。

事实上,2015版报告中即提出美国“将管控(与中国的)竞争,同时要求中国在海上安全、贸易和人权领域遵守国际规则”。与之相比,2017年版对“中国威胁”的界定更为直接和刻薄。

然而,在美方看来,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接触政策并没有实现它预期的目标。相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仅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信日益增强,而且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愈发势不可挡。

事实上,自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向来都是“接触+遏制”的两手,前者的主要做法是促使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后者则是通过维系传统的盟友关系、构建新的伙伴网络,试图延缓甚至打破中国崛起的步伐。

特朗普一方面声称不会充当世界人民的总统,另一方面对自己的霸权地位充满怀旧心理,念念不忘“重续美国领导力”,恰恰展现出其内心的纠葛:既要“美国优先”,又想“领导世界”,在霸权地位衰落的背景下,继续打肿脸充胖子实在是勉为其难。

在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的这几天,国际社会围绕解决朝核的路径问题再次热闹起来。

果然,这一态势立即就在国内有了反映。在前几天《环球时报》主办的年会上,有专家主张:一切以朝鲜弃核为目的的谈判都是浪费时间、浪费资源,不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就行了;也有人主张国际社会满足朝鲜弃核要价;甚至有专家主张:中国从没反对巴基斯坦拥核,因此也应该接受朝鲜拥核的事实,不能搞双重标准。

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绥靖主义”,以及它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默认拥核?它有哪些具体要求?

为什么可以默认印、巴拥核而朝鲜不能?

首先,非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核,需要五常事实上的担保。(文首图为2017年9月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Vassily Nebenzia)、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Nikki Haley)在联合国安理会朝鲜问题会议间歇交谈)

至于巴基斯坦的拥核,实际上是中美共同担保的。巴基斯坦核武器的目标是平衡印度的核武器,而美国因为对印度拥核开了绿灯,对巴基斯坦拥核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考虑到印巴的严重对立,拥核的印度确实需要有个平衡力量,不然南亚地缘政治的格局就会彻底失衡;何况这里还有中国的担保,所以美国对巴基斯坦拥核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而且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非常配合美国,自然情况又不一样。国际上一般认为,巴基斯坦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是中国提供的,而每年的维护和保养经费是美国给的,大约每年一亿美元。

朝鲜则完全不具备上述条件。朝鲜拥核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韩建交、而自己又顽固拒绝改革开放以致彻底丧失安全感的背景下发生的,它完全是针对美国而起,其目的是维护家族统治。而且,其核力量还直接威胁了日、韩这两个美国的盟国。特别是,对外部世界高度不信任的内外政策,造成朝鲜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质疑,这导致朝鲜拥核完全不能被接受,没有国家会把朝核当作平衡工具或者棋子,没有大国愿意为其担保。

除了五常担保,这些体制外拥核国家的核设施,还需要接受担保国的检查;有的国家因为自身的经济和技术能力有限,还需要担保国帮助进行核设施的管理、日常维护和保养,甚至核废料的处理、向联合国报告的材料都要担保国参与指导。这些国家对其核设施的所有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巴基斯坦就属于这种典型的状况。包括印度在内,只要担保国需要,印、巴都要向其担保国定期和不定期报告自己核设施的情况。这里的道理很简单:核武器事关重大,如果不受监控,担保国就无法为之担保,继而也就没人敢担保。

第三,若要体制外拥核,就决不能反对现行国际体系。

印巴两国从来没有和整个国际体系对抗,更没有和安理会五常对抗,相反,只要不损害自身利益,它们总是去迎合乃至配合这个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也让它们得到了各种好处。而朝鲜由于自身的极其封闭和保守,使它无法从现行体系中获得本应更多的好处,继而对外部世界充满不信任、警觉甚至敌意。这造成它一直以现行国际体系的对立面角色行事,直至不顾一切的拥核,并公开宣称其核武就是用来打击美国本土的。这样的国家拥核,国际社会没人会放心。美国曾经表示,三类国家不能拥核,分别是:失败了的国家,没有希望的国家,思想和意识形态极端的国家,而朝鲜符合全部条件。

印、巴在拥核问题上,从来低调行事;连科技高度发达、资金雄厚的以色列都干脆不承认自己有核。而朝鲜的行为模式刚好相反:有五分能力必说成十分;每有试验,必举国庆祝,广告于天下;并一再公开把美国本土宣布为核导打击目标。这样的国家能默认其拥核,则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就必然要垮台。

美国绝不可能默认朝鲜拥核

特朗普不久前刚刚把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如果特朗普此时默认朝鲜拥核,其日、韩盟国必然对这个世界警察彻底丧失信心,只能另求它途以自保,包括引入核武器、日本重新武装,甚至转而倒向中国。届时,美韩、美日同盟就要分崩离析,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就要岌岌可危了。

另一方面,目前美国国内没有默认朝鲜拥核的民意基础,特别是在特朗普的反对阵营里。一旦他在这个问题上松口,他在美国国内的日子将会很难熬。这应该就是特朗普第一时间出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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