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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决策周刊20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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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8 08:59: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个就想赚钱满足私欲,一个就想你先让点成全我的政绩,之间来来往往就发生了许多矛盾冲突点。矛盾发展到这么大是因为阳光处理不好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担心毛振华的人其实担心也没用,他是被自家人给坑了的。投资大环境差是没错,可最可悲的在于不知不觉中同化发生的那么自然,把自己也染了个透。亚布力这小小的一片地方发生的事就好像整个东北企业与政府间博弈的缩影。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确实是个大课题。平心而论,不只是黑龙江、东北,而是在整个中国,都还在摸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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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被欺负”是企业与政府间博弈的缩影
【研究员】:

一个就想赚钱满足私欲,一个就想你先让点成全我的政绩,之间来来往往就发生了许多矛盾冲突点。矛盾发展到这么大是因为阳光处理不好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担心毛振华的人其实担心也没用,他是被自家人给坑了的。投资大环境差是没错,可最可悲的在于不知不觉中同化发生的那么自然,把自己也染了个透。亚布力这小小的一片地方发生的事就好像整个东北企业与政府间博弈的缩影。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确实是个大课题。平心而论,不只是黑龙江、东北,而是在整个中国,都还在摸索之中。


2018年1月1日,西藏德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广策在其个人微博上传了一个视频。视频中,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控诉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非法侵占企业土地,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直言“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是败类,来了之后,是亚布力最黑暗的日子。”

作为阳光度假村和管委会两家单位的前员工,我觉得答这个(注:指“如何看待企业家毛振华公开控诉被黑龙江亚布力管委会?”这一问题))再合适不过了。

阳光度假村的前身是风车山庄,作为国内首家商业滑雪场在八九十年代可谓是占尽了风光,当时“亚布力滑雪去”的广告在南方铺天盖地,那几年亚布力人可谓赚的按盆满钵。

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耗到了2006年,实在耗不起了,和西域置业一起邀请了香港的新濠集团收购了风车山庄并出资12亿再建设基础设施,作为2009年大冬会的接待场所,这时候就改头换面叫阳光了。

那新濠为什么要投资呢,新濠是澳门赌王何鸿燊的企业,其实人家是不在乎这些钱的,有一个说法是当时投资阳关是想在雪山上做内地首个赌场,又偏远又隐蔽,还能滑雪,妥妥的富人好去处,可惜这个口子没撕开,不过貌似新濠确实没太在乎这事儿。

这个时候中诚信出现了。实在点说,中诚信是冲着占大便宜来的。

那么中诚信这些钱换了多少股份呢?控股,35%的股份,阳光最大股东,新濠现在是28%,还有8%的陈东升个人股份。(2008年新濠在的时候阳光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

商人么,如果没有好处中诚信当时不会来,所以,毛在视频里说的一年一个亿,投资亚布力二十二年,一心为了区域发展,都是瞎扯淡。

几轮投资下来阳光在亚布力有多大的地呢,三锅盔的整个雪山就不说了,从雪山脚下开始往亚布力镇方向延伸,3、4公里左右的范围,还是阳光的地盘,可以说,亚布力度假区最黄金的地段大半都在阳光手里。

那么滑雪场那一点点地有没有好好经营呢,实话说,经营的挺烂的,东北差的不光是投资环境,还有人文环境。

据我所知阳光的前任滑雪学校校长每天利用系统漏洞能倒出去的雪卡有百十来张,钱都跟自己的小团队分了,也是因为这个被撤了校长职务,不过人没走,现在还在阳光的其他部门做主管。

后来的这一位校长本来是一个教练,但酒桌上特别厉害,再加上年轻漂亮,和几任高层私交都甚密,于是短期之内一路高升,现在好像从校长又升到别的职务去了。

阳光的经营从根上就出了问题,用人不靠实力说话,靠关系上位的反倒挤兑有能力的,很多阳光不错的老员工陆陆续续都走了,今年主要岗位负责人一水的都是小年轻新面孔。

最好的例子是今年阳光雪道造好雪比往年晚了半个月,雪道状况非常不好,就这样还把滑雪发烧友原有的福利该砍的砍,该收的收,挤兑的不像样子,完全不在意这些常年在阳光滑雪的老顾客的感受。

怕偷上缆车指纹不行吗?况且即便这样也拦不住没雪卡上缆车的,说句实在的,看缆车的工人都私自往里放人,不治本光外部围堵真的一点用也没有。

体委和阳光是两家高山雪场,剩下的是初级雪场。雅旺斯酒店也是为了大冬会招商引资来的一家企业,占据了亚布力黄金地段的另一半,同样赔钱,占了大片地却没钱投资开发,还是地都荒着 。

这还只是雪场的数量,还不包括各大中小酒店宾馆,仔细查查,这片度假区可开发的空间真的不剩什么了。曾经一度我们都以为亚布力就会这么慢慢的黄了。

恒大和万科这类的大企业都来张望过,可是亚布力空白投资区域没有,现有的收购全都一屁股烂债,更何况还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

可是黑龙江政府不能等着这个地方黄啊,要不他们没法跟上面交代,于是就出现了管委会。

管委会本是政府部门,行使的应该是政府职能,但后来却自己上手经营了。为什么呢,因为刚说过了,这地方没有大企业肯投资,等着招商引资成功黄花菜都凉了,难道等个十来年再升职么,等不了。

成立了没几年,建了什么呢,修路,搞夜间亮化,建夏季水上乐园,建山地自行车公园,建游乐园,建熊猫馆,建酒店,建温泉,建民俗度假村,建三山联网雪道……完完全全体现了中国基建狂魔的本质。

最神奇的一点是什么,是这些基建钱真的没有大企业肯投,政府也不会划拨的,但怎么来的呢 ?

几公里长的一段木质栈道,背后的“股东”就有好几个包工头。可以这么说,建了这么多东西,真没有几样是先给钱再干的,都是先干完了钱过后再说。

前面说到了黄金地段都在别人手里,不发展黄金地段发展哪儿,所以地是谁的先不管,直接开建。

这里得穿插一段三山联网和联盟经营是什么东西。

政府想打造亚布力的整体品牌,就觉得这样不行,单独讲体量太小,我们得合着做才行,于是就在山头中间建设了连接雪道,这样把三个山头一起经营,一张卡就可以滑三个山,方便游客也让亚布力一跃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滑雪场。

阳光不干,我经营的这么好的一家雪场和你们不是一个等级的(实话说也确实阳光的雪道最丰富产品最好),三山联网可以,但分成上怎么也谈不妥,漫天要价,而且死活不肯取消自己单独卖的卡。

大概价格是什么样,三山卡大概四千多,阳光卡不到三千,于是就有很多雪友为了便宜买阳光雪卡,但部分三山道照滑,因为现在雪道都连上了呀,拐个弯就过去了,也没人能知道我卡不是三山的。

滑雪场联盟经营的本意是亚布力地区滑雪场形成一个联盟,大家统一定价统一标准,都涨价,把亚布力的品质做起来,不要都搞低价游。

但亚布力的其他滑雪场都在做初级雪场,成本低,不需要缆车,有个坡建点设备就能干,接的都是南方旅游团,几十块钱就能滑两个小时,体验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了,就当打出溜滑了。

政府想的是禁止这种低价游,不然再几年黑龙江的旅游口碑就完了(其实现在就已经不怎么样了),亚布力就完全沦为低端产品了。

但阳光还是不进。于是特别可笑的事情又出现了——去年冬天,联盟集体定价涨价到底价70了,阳光收费50。自然而然旅行社把人都送到了阳光去。可笑么,管委会挟持着一大队人让阳光玩的团团转。

又赶上了好年份,前两年大幅度去南方各省推介宣传,日韩出境游掐的紧,貌似吉林那儿出了点什么问题旅行社不去了,所以黑龙江的游客数大幅上涨,亚布力游客数比去年涨了30%,初级滑雪场联盟的收入上涨了多少,80%不止,因为价格翻了块一倍。

我说了是扒管委会的来着,怎么好像还夸他么似的了,不行,我得扒一下。

这就是东北的地方政府部门现状造成的。管委会的员工平均年龄不说四十也得有三十五吧,主要管理岗位的领导很少有本科毕业的,大家固执,讲政治,私下里也明争暗斗,东北人该有的思想一样不少,且根深蒂固。

听起来都天方夜谭是不是,但它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东北的这个度假区里。

所以有时候想想人类真是个神奇的东西。那这么苛刻的工作工资高吗,平均月薪2000-3000,别查多了0,是千没错,管委会在建设上极其舍得花钱,但在人力成本上极其吝啬,夏天水上乐园下雨停业还得把工资扣出来,你说奇葩不奇葩。

亚布力管委会就好像一个小王国,大领导就是国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没人敢跟他说个不字。这个地方工作不是工作,是干活,你干活就行,别跟我说什么你不干你离职 。政府部门还会缺人么,在东北,政府部门,或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依然是铁饭碗好差事。

有想法吗,有;有魄力吗,有;有手腕吗,有。但严重和社会脱节,固步自封,还依然沿用地方老大那一套。我说占地就占了,我说联盟就联了,我说干就干了,你别管我怎么干。

就是这么样的一群人在勉强着经营着管委会下属的资产好几亿的项目,一群平均月薪几千块的人经营的怎么样可想而知,无休上班的状态怎么样可想而知,有时候就很担心,你说费了好几年心血建设起来的这些基础设施如果经营不善最后都黄了可怎么办呢,没办法。

怎么说呢,泛着一股子透露着愚蠢的腐烂气息。偶尔有两个好人还在里面挣扎着,也不知还在挣扎着什么。

就是上面说的那些事导致两家互相看不顺眼,阳光嫌管委会什么都管,管委会嫌阳光好话赖话说尽了也不听,一个就想赚钱满足私欲,一个就想你先让点成全我的政绩,之间来来往往就发生了许多矛盾冲突点。

之前说到了,大部分员工都是本地的,仗着上面有集团撑腰,也不把管委会放在眼里,于是出现了上面说的那些耍的管委会团团转的事儿,等到这帮年岁以高的人反应过来了就开始挤兑阳光,于是掐架升级。

说句实在话,毛振华是中诚信的董事长,不是亚布力阳光的执行管理人员,毛一年能在亚布力的天数用手指头就能数过来,大部分这里发生的事情他都不在场,也就是说基本都是听他的手下汇报的,居然就汇报出了这么个结果。

企业家还真是逗。所以担心毛振华的人其实担心也没用,他是被自家人给坑了的。投资大环境差是没错,可最可悲的在于不知不觉中同化发生的那么自然,把自己也染了个透。

当企业家面对政府

一时舆论哗然,许多企业家纷纷表态支持毛振华。黑龙江方面及时回应,称省委省政已展开深入调查。1月4日下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亚布力管委会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占用了阳光度假村12.6万平方米的土地;二是管委会下属机构、有关人员存在严重的违纪违规行为;三是协调包括阳光度假村在内的六个雪场经营联盟利益分歧的工作不力。同时,经调查组核实,毛振华董事长在视频中的其他有些说法与事实不符。

有“阳光度假村和管委会两家单位的前员工”出来爆料称,毛振华其实是被手下员工给忽悠了。按照这个人的说法,亚布力的滑雪生意开发得不怎么样,长年亏损,谁来谁被套,毛振华在2010年的投资也不例外。即使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了,冰雪项目又火了起来,也没谁愿意去亚布力投资,换句话说,亚布力已经臭大街了。这种情况下,“靠市场”已经没有指望了,黑龙江只有心急火燎地成立了“管委会”,撺掇着当地的企业投资搞建设。由于亚布力已经没有空白区域了,于是乎,管委会占了别人的地。这就是王振华所说的“非法侵占23万平方米”。

经济学者、上海市经济学会会员马宁在澎湃新闻撰文指出,虽然有人抨击这篇爆料是“洗地文”,但是笔者觉得它的真实性还是很强的。因为笔者所了解的东北人文,还真就是那个样。上边官僚主义,下边胡作非为。这个管委会是否真的罔顾劳动法,一时也核实不了。但是不论出于什么目的,管委会都不能随便就占了别人的地,哪怕那地确实在撂荒。这就是市场经济,法制社会。阳光度假村再不配合,再瞎搞,只要没有干违法的事,管委会就得忍着。

不过要说管委会见阳光度假村盈利就眼红,从而要蓄意侵占,这也说不过去。按照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的说法,毛振华在阳光度假村这里每年要贴补一个亿。管委会主要应该还是法制观念淡薄,急于出成绩、做政绩,并不把企业的权益放在眼里。毛振华在视频里控诉的也是侵占土地和找麻烦,并没说有别的经济问题。

市场机制并不排除政府,没有政府制定的法规、规划和配套措施并加以执行,企业经营无从谈起。所以从根本上讲,政府和企业本是一家人。但是,如果政府干起了企业的事情,甚至和企业竞争,那关系就难免破裂了。“前员工”爆料说,因为亚布力的旅游一直发展不起来,也没人投资,所以管委会亲自操刀。但也有人说,正是因为管委会的政企不分,才导致亚布力的市场好不起来。到底孰是孰非,外人难以判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管委会成立于2014年,而亚布力这个地方已经萧条了十余年了。

东北的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有关政府部门能力太差,先不去考察他们的主观意愿,单单是落伍的思维、陈旧的观念、平庸的手法、傲慢的态度,就足以把事情搞糟了。

毛振华先生在视频里说,自己是个成功的企业家。这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在平时,毛振华是以学者自居的,在视频的最后,他也不忘说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身份。在《经济观察报》微信公众号刊发的一则题为《网络怒怼亚布力官方的毛振华是什么背景?》的报道中,毛振华反复表露自己对企业经营者身份的厌倦,表示“更希望自己以学者的身份为后人所提起”。毛振华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该研究所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东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毛振华先生是联席所长。所以他的学者身份,和企业家身份不是没有关系的。

另一方面,政府“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就不大常提。亚布力度假区管委会的错误,除了没服务好企业,也没有正确理解和履行这一职能。成立管委会是为了解决亚布力度假区存在的问题,结果他们制造出了更多的问题,把已经混乱的市场搞得更加混乱。不能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即便处分了管委会人员,亚布力就会面貌焕然一新吗?未必。

2014年的时候,有报道称,中国三峡集团搞利益输送,指出三峡集团在湖北宜昌市搞了一个房产项目“钓鱼台2号”,该项目按正常程序进行招拍挂的从头到尾只有一家名为湖北东亚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这家湖北东亚,也是毛振华先生的企业。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确实是个大课题。平心而论,不只是黑龙江、东北,而是在整个中国,都还在摸索之中。




1515324383471081.jpg 政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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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懂东北的老领导:东北改革不深入,央企难辞其咎
【研究员】:

在东北经济的改革中,央企应承担重要责任。这是东北的经济特点决定的,国有经济比重大,尤其是央企比重大,在其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东北经济不好,东北改革不深入,央企是难辞其咎的,负有重要责任。从这点来看,东北经济振兴更要期待央企深化改革,而不只是组织上的分分合合,人员上的调来调去。我们要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否则都是空谈。有外资、港资来东北办粮食深加工企业,结果的确有流着泪走的。



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在最近几年经济一直低迷,“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断更是尘嚣日上;这让我们不禁发问:东北到底怎么了?

01、整体

从统计数据看,2003年至2012年,是东北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2003年东北三省GDP总计12722亿元,到2012年达到50477亿元,是振兴初期的3.97倍,年均增长率12.5%。尤其是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达到高点。吉林省连续两年保持16%以上的高增长,经济增速位居全国第二位,辽宁居第八位。

东北经济下行拐点始于2011年(12.6%),当年增速比上年的2010年(13.7%)下降了1.1%,2012年又比2011年下降2.4%,到2015年辽吉黑三省分别降为3.20% ,6.5%和5.7%。最为困难的是2016年,经济增长分别为-2% ,6.29%和6.17%。辽宁负增长,吉、黑两省增速分别居全国第25位和29位。所以外界出现了东北经济断崖式下滑的呼声,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02、风俗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自然禀赋不同,人们的行为、作风也受此影响很大。电视里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在东北插队,后来留在东北工作的当年上海知青,回上海探望母亲。母亲很高兴叫姐姐去菜市买些好菜,给姐姐100元钱,姐姐买菜回来,给母亲一笔一笔算账,最后是106.50元,母亲又拿出6.50元给了姐姐。这位弟弟常年在东北,已经东北化了,见此十分不满,觉得太小气了,但是在上海可能属正常。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在2004年至2012年也是存在的,为什么那时的经济增速会比现在高?

就事论事讲,东北经济增速出现下滑还是东北经济结构的特点造成的。

例如第一重机厂那段时间,钢铁设备、核电设备订单充裕,如鱼得水。大庆油田也是一样,那时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一百多美元,大庆日子好过,对黑龙江税收贡献也大。东北的钢铁厂、煤矿也是同理。

陆昊省长曾介绍过一组数据:2016年与2012年相比,黑龙江的能源产值减少了1587亿元,原因和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大庆原油产量减少有关。原油价格从每桶一百多美元下降到每桶四十多美元,腰斩了一半多。大庆油田一年产值2800多亿元,打个喷嚏对黑龙江的经济总量、税收影响就很大。

农业对黑龙江经济也举足轻重。水稻产量520亿斤,对全国粮食安全贡献巨大,但是如果水稻价格一斤差一元钱,影响就是520亿元。我刚去过佳木斯,听富锦县象屿金谷农业综合企业讲,一斤水稻价格下降了五分钱,那就是26亿元。

还有2010年从保护东北黑土地生态环境出发,我们制定了大小兴安岭停止砍伐,经济转型的决定,木头财政没了,靠吃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仅伊春一市,财政收入降到14亿元,而财政支出要127亿元。对全国、对东北、对黑龙江全局,长远看,战略上是好事,但对于经济增速肯定是个负面数据。

04、优势

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区经济结构、经济基础、自然禀赋不同,如果都以GDP增速排座次,互相攀比,那主体功能区的思路就难以贯彻。以对外开放程度而言,广东毗鄰港澳,上海面向太平洋,连结长江经济带,东北毗邻北朝鲜,但东北的对外开放就一定要和东南沿海相比吗?我看没有可比性。东北更多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

例如黑龙江第一产业占比高达17.5%,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省之一。但农产品价格不高,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路过富锦县参观了一个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公司,公司仓储了422万吨粮食,主要是大米、玉米,号称可供全国13亿人口吃10天。像这样的粮食公司黑龙江还有七、八个,这就是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

过去江浙是鱼米之乡,粮食自给有余,现在粮食早已不能自给了,要吃东北的大米、猪肉,他们的经济增速的确让人羡慕,但黑龙江的大江、大森林、大粮仓和蓝天白云更值得羡慕。我们的经济发展不一定要仿效他们的模式,也许过若干年后,他们会更羡慕我们。

黑龙江有个703所,不仅为舰船动力,也为我国天然气长输管道提供了关键装备,燃压机组的动力。我在任时,哈尔滨轴承厂生产航空轴承,是战斗机、飞机必不可少的关键部件。

05、反思

黑龙江也好,东北也好,过去也不是没有轻纺、家电工业。例如哈尔滨亚麻广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海伦糖厂是中国最大的甜菜糖厂,佳木斯造纸厂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但现在都垮了,为什么?

东北的粮食加工业产业也值得我们反省。台湾的一个旺旺食品,一点点粮食膨化后能卖那么多钱,可见我们脑筋动得还不够;东北有那么多葵花籽,可是却鲜有瓜子的品牌,连傻子瓜子都不是东北的;在吉林,我们曾经扶持过皓月牛肉,大成玉米深加工,但普遍经营得不好。

东北也有许多高科技的优势产业,起步时全国领先,但总做不强,做不大。例如沈阳的新松机器人,许多年前就是依托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发展起来的,在全国绝对领先,但这么多年了,发展总有些不如人意。

06、金融、央企

在第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东北金融是失血型的。因为银行是嫌贫爱富的,东北的坏账多,信用不好,所以银行存款在东北是净流出的。越需要钱的地方越没钱,形成了越富的越容易搞到钱,穷的越来越没钱。所以陈元同志的开发银行搞了个开发性金融,支持东北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我很赞成他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嫌贫爱富后面还应加上一句话,就是金融也应支持把穷人变成富人。

另一个问题是小企业贷款难。我在任时帮助东北搞了个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辽吉黑三省加上内蒙、大连各出三亿元资金。但后来因为公司没放在大连,大连不肯出了,只有进出口银行支持出了15亿元,差不多30亿元资本金起步。说实话,我很关心这个担保公司办得怎样?因为关内流行说,什么公司放在东北就完了。这次听说现在办得还不错,也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们要为大众创业提供融资服务。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在东北经济的改革中,央企应承担重要责任。

所以我说东北经济不好,东北改革不深入,央企是难辞其咎的,负有重要责任。从这点来看,东北经济振兴更要期待央企深化改革,而不只是组织上的分分合合,人员上的调来调去。




思想评论




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性关系!改革派齐声痛斥郎咸平
【研究员】:

近日,北京中院判决中国证监会必须向顾雏军公布科龙案主席办公会内容,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文决定再审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案。“郎顾之争”再回人们视野。当年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文掀起“郎顾之争”,郎咸平大讲“良心”也一度被人们称为“郎良心”,以“国资流失”作为靶子攻击当年的国企产权改革。郎顾之争最终以顾雏军锒铛入狱结束,以此事件为标志,国企改革派彻底落败,随后中国上演了全面的“国进民退”,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卷入争论之中,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张维迎、周其仁曾联袂痛斥郎咸平。



吴敬琏:不能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办法来讨论

“郎的总判断是‘中国的社会5000年来没这么坏过’,他的理由一是单纯发展经济的路线;二是市场化。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著名的企业几乎无一漏网,都是盗窃国有资产;医疗改革市场化,人们看不起病;教育改革以市场化为手段,结果是教育部门的人通过教改大肆搜刮、中饱私囊,包括中国目前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上升到恶意侵吞民有资产的行政暴利手段合法的超高水平,总之极其严重。”

“对这种大是大非问题应该讨论清楚,我不是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但不能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这种办法来讨论,如果用这种办法,就是‘捣糨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心,但结果往往如此。”

张五常:郎咸平不懂什么叫国资流失

不久前读到《亚洲周刊》发表的郎咸平教授写的、题为《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的文章,其中小标题是《国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等,骂得厉害。不怀疑个别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样不负责任地一般化呢?细读内文,郎教授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架构近于一无所知。难道哗众取宠真的那么值钱吗?

从来懒得批评自己不认识的人。但郎咸平为了争取注意,公开地小看了中国的文化,污辱了中国人的尊严,禁不住要说几句。

他不知道国有企业的症结在哪里。1990年代初期,有些国企白送人也没人要的,有人问我,张教授你要吗?我说不要,要了等于是仗义帮忙,要了你就得负责员工的生活。后来改了,工厂拿去,工人的生活不用你负责,有人要了,并不一定是要它的设备、厂房,要的是那块地皮。有些人廉价拿得国企,改为私营,成功了,赚到钱,有人看得眼红。但我们也要看到那些输得七零八落的中计者。很多不同的故事,不要随便一般化。

什么叫国资流失?郎咸平自己是没有想清楚的。1990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是亏本的,是政府负担,迟早是要没有的。一部分之所以赚钱,是因为有政府垄断,比如出版、金融、通讯。如果没有垄断,这些企业也是要赔钱的。从各国普遍的经验上看,没有垄断权力,国营企业最终都会完的。

张维迎:郎咸平是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

学者的第一责任就是要探索真理,为社会贡献智慧。当我们谈到学者的社会责任时,是说你应该怎样通过你的研究成果来推动社会进步。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看,说的抽象一点,我觉得经济学者的责任应该是怎样使国家的经济、民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竞争力。我们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如果20年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本来很有希望做大做强走向世界的企业都垮了,而垮的原因中我们的经济学者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当然学者的作用也未必这么大),即使只是一点点的负作用,那我们学者都是要问心有愧的,因为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社会责任。

我还想特别强调,学者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因为那样做是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只是指要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还包括你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这后一点更难做到,我们知道,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学者正是被公众舆论扼杀掉的。学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保持平和的心态,而不应该哗众取宠。而且,学者也不应该寻求学术以外的手段去解决学术问题,包括借助媒体、网络。真理是不能用投票的办法决定的,否则也就不需要学者了。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界是被人所不齿的。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常被认为是有“良知”的学者,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我认为中国的媒体也应该反思一下,逐步变得成熟起来。不要动辄说这个学者有“良知”,那个学者没有“良知”,因为这样只会扼杀科学的学术争论,而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可能你们认为有良知的人正是最缺乏良知的人。中国有那么多的学者20多年来冒着政治风险探索改革的道路,献计献策,怎么能说他们都是没有良知呢?真正的良知不在于批评谁,而是批评的是否有道理,是否对社会有一颗善良的心。学者不仅应该有良好的学风,也要有很好的人品。你们应该知道,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

周其仁: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

我是1996年在研究下岗工人问题时碰到国企改制问题的。这些年我先后做过第一手研究的公司,约有三四十家。用的是很土的办法,就是一家家实地访问,与各方当事人交谈请教。实在没有让助理在网上查查数据,就可以隔山打牛的本事。问到为什么要改制,我看到的是传统国企经济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参与国资创造的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还有就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契约组织经济活动。问题是,离开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市场合约,就无从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央计划命令经济实在笨拙,与激励机制不相容,交易费用高到使许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我认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多少国企、集体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可以骂那些草包经理不像话,问题是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盯住他们?就是没有,传统国企才需要改制。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说什么历史长、包袱重,不是说得通的托词。历史长不一定包袱重,没有最后委托人才是问题的根本。

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2017年12月28日,中国最高法院决定再审包括顾雏军案在内的三起案件,这次再审是为贯彻《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精神。后者是2016年11月由中国政府出台的。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发表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文,将矛头对准顾雏军,指其用“七板斧”侵吞国有资产,掀开了“郞顾之争”序幕。随后,郎咸平又批海尔的曲线管理层收购(MBO)和TCL的整体上市“阿波罗计划”导致国资流失。郎咸平对当时三家明星企业的批判引来舆论围观。不久,各派学者加入论战。争论也惊动了政府部门和大众。大讨论持续了近半年,最后顾雏军被捕,MBO的暂停收场。

各方争论的焦点在产权改革和国资流失,不同观点的交锋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产权是否国企改革核心,MBO式改革是否应停止,如何看待国有资产流失,信托责任与职业经理人制度能否解救国企,民营化是不是产权改革的唯一途径。

应该说,郎咸平抓住了国企产权改革的一些严重问题,如由于制度欠缺和监管不到位,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引起被改革边缘化的底层民众及其代言人左派学者的强烈共鸣,促使他们起来呼应郎咸平。然而,郎咸平由此出发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则错误百出,误导改革。他通过不完全的调查轻率得出垄断国企的效率不输民企,进而主张做大国企,又由美国和台湾的经验而主张大政府,并提出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来改造国企,而这些药方只会造成改革的停滞。

信托制度的另一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特别是经理人市场。国企也恰恰缺乏此一条件。“党管干部”使得企业领导人必须由党来任命。虽然道理上由党来任命干部也会产生信托责任,即企业领导必须对党负责,但党作为委托人的目标毕竟与企业股东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后者以利润为主,而党显然还有其他考量。另外,由党或者政府来监督企业,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要大于企业股东来监督企业。

比起信托责任来,郎咸平做大做强国企和发展大政府的主张更值得警惕。且不论民企做不大是个假命题,即使民企真做不大,也主要是受国企挤压和政府歧视之缘故。事实上,郎咸平所举东亚国家发展民企的经验恰恰表明,民企是可以做大的,美国政府的强势更是建立在私人企业自由竞争的基础上。相反,如按郎咸平所说,强势国企和强力政府合在一起,将会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永远是跛足的市场经济。因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市场的力量太强,而是太弱,抵御不过行政之手。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权力经济,由于社会资源的主要部分掌握在行政权手上,它可以通过各种表面上合法的手段造成资产转移,形成社会不合理的转移支付。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回到权力本位上去,形成大政府或强政府格局,而应尽快结束双重体制,培育企业对行政权力和行政命令的“抗逆机制”。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都有害无益,中国要做的是打破国企的垄断和政府对国企的扶持。

从改革的实际进程看,郎咸平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裹挟强大民意所提出的主张,在大讨论后大都变成了政府政策,如国资委就命令暂停企业MBO做法,致使国企改革在此后停滞,再加上2008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国企逆转了此前的改革路径,开始进入“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的规模和权力也在扩张中进一步膨胀。

改革的公正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即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鉴于分配不公及所导致的日渐扩大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人滑向现代社会的边缘,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愈来愈重,这导致社会怀疑改革的情绪从低层向中层乃至学术界蔓延。

可以说,这不仅是产权改革,也是中国改革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2004年的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就已给我们发出了这个重要信号,可惜主流学界在此也犯了一个严重失误,因不喜欢郎咸平这个人,而忽视了其“虚假”代言的劳工大众的诉求,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会透视




昔日的明星村庄已风光不再,“能人经济”须向现代治理转型
【研究员】:

昔日明星村庄的褪色反映了在国家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延续,而转变发展模式也面临了十足的难度。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能人的生老病死等,能人经济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是公认的理想企业制度,无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都需要构建现代企业治理制度,这也是我国当前国企改革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华西村办企业不仅要谋求产业的转型升级,更亟待“能人经济”向现代治理转型。这恐怕也是与华西村类似的村办企业的必由之路。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住洋楼、人人开豪车...

然而,这种美好是不是幻象?财经网撰文指出,如今的华西村正褪去往日的光环,面临着负债上百亿、转型堪忧的困境。

本文就来盘点下昔日几个著名明星村镇的现状。所谓时过境迁,不过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绝大多数国人沿着总设计师的蓝图奔向了市场经济,但仍有不少村镇走出了各具特色的道路,小岗村、大寨村、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这一个个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代表了国民为摆脱贫困进行的勇敢尝试。

江苏华西村:经得起最高的赞美,却没守住“首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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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324684393199.jpg 然而近日一篇题为《中国最富村负债389亿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文章在网络上疯狂刷屏,文中提及,昔日的天下第一村,如今也走到了亟需转型的岔路口,负债率居高不下,转型堪忧。不过,对于网传华西村负债高企,吴协恩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网传文章断章取义,今年华西集团钢铁、化纤板块业务盈利大幅度增长,服务业整体平稳,集团经营情况好于往年,纳税稳中有升,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目前,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仍然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是华西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也是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资料显示,华西集团注册资本90亿元,在江阴和唐山分别投资有钢铁厂;华西集团旗下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江阴、张家港等地均涉足过房地产业务,2003年华西集团提出进入金融行业。 1515324692191043.jpg 吴仁宝的二儿子吴协德曾担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华西上海和香港公司总经理、华西旅游服务总公司总经理、龙希大酒店总经理。吴仁宝的大女儿吴凤英据称曾经担任华西村党委常委,是华西物流中心总经理,吴凤英的丈夫缪洪达曾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早在今年三月,《第一财经日报》和《新京报》也分别报道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已经从高调的首富村变为一个高负债的面子村庄,与此同时,昔日的华西村如今已经分割成了"中心村、周边村和外来工"的三重世界,身在其中的人生活天差地别。河南南街村:从“红色亿元村”到被银行追债的“空心老倌”在这个面积1.78平方公里、只有三千多人口的村庄,很长一段时间都坚持着集体主义,村民享有包括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在内的14项福利,统一配置花销,一切由集体“买单”。 1515324705599744.png 在王宏斌的带领下,个体工商业者陆续将自己的产业交还集体,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南街村全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曾预言这个村庄将摘掉红帽子,走上改制的道路。实际上,2004年左右南街村就已经悄然改制。不过在2014年,南街村集团的所有制又完全回到集体手里,或者说南街村改制只走出名义上的一步,便回到集体经济的时代。如今,南街村的村干部依然拿着250块的工资、“唯有傻瓜,救得中华”的大字依然高高贴在墙上。这个村子最大的危机其实是在2008年前后,当时有媒体报道称,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七亿,以每年还800万元的速度,至少也要两百年才能还清,当时银行甚至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发展到今天,南街村的野心却依然存在。王宏斌一度试图借科技的力量让南街村东山再起。2003年,从南街村传出的一件事令举世哗然。王宏斌不顾其他班子成员反对,竟然耗费了2000万元资金造永动机,这件事当然在全国被传为笑谈。显然,“东山再起”并没有那么容易。据悉,几年来南街村屡屡遭遇投资失败。“就挂在那了,一个村3000口人,这么多钱哪能还得起,”南街村民李正民对媒体表示,“所以说当年有领导来南街,问过这里的经济模式之后,说中国不能出第二个南街村。”大邱庄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的口号还要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开始迅速裂变、扩张,1992年,大邱庄的企业发展到达一个顶峰,村庄的经济也迅速提升。然而在禹作敏时代,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之时,大邱庄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之时,大邱庄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钢铁产能过剩、利润微薄的大背景下,这个中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也遭遇了产业困局,凸显中国钢铁行业在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压力。与禹作敏时代不同,转型之后的大邱庄显得十分低调。2014年以后,媒体甚少报道有关大邱庄的发展近况。是什么造成了明星村庄的陨落?能人退场,辉煌散去始建于1961年的华西村,改革开放后就是在原村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大放异彩的。从上世纪70年代建设农业样板村,80年代实现农村工业化,90年代实现农村城市化,直到21世纪资本经营,吴仁宝赋予了华西村新的生命。但在企业发展初期,能人经济决策层次单一、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运行要求,加上类似老书记吴仁宝这样对市场具有特殊超强嗅觉的“超级能人”,具有快速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因此,华西村和大邱庄这类村庄才得以发展壮大。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能人的生老病死等,能人经济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实际上,昔日明星村庄的褪色还反映了在国家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延续,而转变发展模式也面临了十足的难度。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星村庄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在工业化的轨道上,依靠重工业等传统产业完成原始积累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急需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明星村庄的集体化难以适应时代发展产权不明晰的恶果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要么三个和尚没水吃,要么把精力都放在分财产上,对存量改革的热衷代替对增量的热情。在这些集体经济的典型中,农民却失去了经济自由,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不过,世界上不存在能够规避市场风险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实体,就此断定明星村庄的未来也未免轻率。对于中国老百姓和农村经济发展来说,经济模式是不是有效或许并不重要,对问题的讨论往往停留在了如何决策和治理方式。须从“能人经济”向现代治理转型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包括华西集团等我国一些“先富起来”的村集体经济、村办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改革开放后全国所兴起的乡镇、村办集体企业,一部分明晰产权后实现了现代企业治理机制,最终实现了发展壮大,例如美的从一家街道办企业成为跨国企业,而转型迟缓的乡镇企业最终倒闭消亡。[color=rgb(255,][color=rgb(0,]国情研究




人口结构是长期问题,我们究竟会不会老无所依?
【研究员】:
长期问题没有办法通过短期手段来解决,无论是妙手仁心的神医,还是铁血冷酷的名将,都挽救不了积弊已久沉珂无数的王朝,纵有救世之才,也是回天乏术。什么是长期问题?人口结构是长期问题,医保筹资是长期问题,人才培养是长期问题,尊医重卫是长期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未雨绸缪和长期布局,才能换来一代人晚年的老有所医。如果拖到病入膏肓,短期手段或许会是一剂猛药,但只能用来保命,却不能用来救人,而且通常代价惨重。
邝安堃工作的这家医院,在1904年由法租界公董局和天主教会创办。20世纪初,赴华传教的教会掀起一波办医高潮,上海的广慈、北京的协和、长沙的湘雅等均在此期间建立,它们拥有这片陈旧大陆上最顶尖的医疗水平,甚至在一个世纪后仍然牢牢占据全国医院排行榜前列。跟常人想象不一样的是,这些掌握西医科学的教会医院并没有沦为列强侨民和民国权贵的专属,反而都拿出相当比例的资源来诊治穷人。但对于偌大的中国来说,民国并不甜蜜,屈指可数的几个医院像扔进黄浦江里的方糖,杯水车薪。在少数几个城市之外的广袤国土上,治病主要依靠哲学式的中医,西医只是遥远的名词,致命的传染病仍然在肆虐,国家级别的卫生体系更是无从谈起。根据国民政府在30年代做的统计,全国13种疫病的平均死亡率竟然高达23%。在江山飘摇的年代,如何让老百姓享受到优质且廉价的医疗服务,整个国家都没有答案。尽管教会医院被扫入历史垃圾桶,它们培养的大批医疗人才却留给了新中国。1958年,青年工人邱财康全身89%的面积烧伤,瑞金调集40位顶尖医生进行抢救,人在五月份被抬进医院,十一月就在搀扶下走出来,震惊海内外医学界。在那个工人当家作主的年代,此事意义非凡,巴金就此写了万字的报告文学,执导87版《红楼梦》的王扶林拍了中国第一部纪实性电视剧,名字简单粗暴,叫做《党救活了他》1978年教育部恢复考研,王振义招了两名研究生,成绩第一的是老同学的儿子陈竺,第二名是一个叫陈赛娟的上海姑娘。陈竺在读书期间效仿父亲,把同学变成了自己的太太,夫妻双双搞科研,两人分别于1995年和2003年当选院士。陈家伦许曼音夫妇没有直接教陈竺,但他们培养出的宁光却于2015年当选院士。宁光跟他的老师一样,在医疗圈外名气也不大,但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哥哥,就是曾任华润和中粮董事长的宁高宁。戴老板在微信号“饭统戴老板”撰文指出,中国历代的杏林名医,都有心怀天下诊苦救弱的理想,但早在教会医院时代,瑞金的医生就发现光凭“慈善”无法解决穷人看病问题。到1940年,广慈医院就不得不依靠法租界公董局每年几十万银元的输血才能维持。如何让老百姓看得好病和看得起病,只能给穷人减免诊金的邝安堃们没有能力去解决,大半个世纪之后,他得意门生的儿子执掌13亿人的医疗保障体系,将这种探索继续下去。011960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赤脚医生叫做王善生,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闹饥荒,武店公社也有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善生来给大伙儿瞧病,他看了看社员的情况,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公社干部忙问是哪儿味药,王善生说:“粮食。”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医疗体系也跟随潮流开展了改革,偷懒般地效仿其他行业的改革方式:给政策不给钞票,找市场不找市长。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直言不讳地说:“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此后政府直接投入比例逐年减少,1992年卫生部更是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口号,这直接打开了医院搞创收的潘多拉魔盒,此后几十年的医疗乱象,大部分都在此期间埋下了种子。从1978年到非典爆发的2003年,全国医疗卫生费用中政府支出部分整体呈现急剧下降趋势,“以药养医”和“科室承包”均在此背景下诞生。90年代后,大型医疗器械成为医院创收的新工具,城乡居民看病成本飙升,因病返贫现象大幅增加。到了2000年,个人支付部分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居然逼近60%,也正是在这一年,这种“找市场不找市长”的医改模式在江苏宿迁迎来了高潮:政府卖光所有公立医院。一派是以海归教授李玲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派”,她调研归来后发表长篇报告,认为宿迁的一把梭卖光模式问题重重,让已经不堪重负的老百姓雪上加霜;另一派是 “市场机制派”,人多势众,例如经济学家周其仁,其在媒体上与李玲展开了唇枪舌战,一边逐条反驳李玲的观点,一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这位剑及履及的改革人物(仇和)的拜服”。当时崇信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圈,基本站在周其仁这一边。甚至被广泛赞誉的“宿迁模式”,结局也充满讽刺。在卖光医院十年之后,宿迁政府发现辖内民营医院水平提升缓慢,诊治能力收缩到水平较低但稳赚不赔的常见病多发病,大病如食道癌手术“以前一年能做60台,现在只能做20台”,三级医院数量更是远落后于周边地市。政府筹划向上市公司金陵药业买回当年7000万卖掉的宿迁人民医院,报价超过10亿,仍然被拒绝,不得不在2014年掏近20亿再建了一座公立医院。在上任之前,陈竺与中国科学院同事话别,期间谈起他的新角色,他坦言:“确实压力很大,自己会慎重慎重再慎重。”不过他上任后主导的医改方案设计,却放开手脚颇具新意:既在舆论上启动全民讨论,又向全球广泛征集方案。最后,国研中心、北大、复旦、世界银行、麦肯锡和WHO等机构向医改小组提供了8套方案,经过反复修改和领导拍板,2008年11月,医改方案向全民发布征集意见,并在第二年3月正式定稿。再如,针对弊病丛生的“以药养医”,卫生部于2009年发布基本药物制度。具体是国家给一个能够满足大部分需求的基本药物目录,各省根据自己情况适当增补。然后每个省按品种来招标,让一群药企自己杀价,然后用套打分体系选一个中标,集中生产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同时取消医院的药品加成制度,进价多少,卖价也得是多少,斩断了回扣的源头。对于医疗服务来说,廉价、便利、高水平,组成一个不可能三角,因此医改政策天然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陈竺们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能聚焦于主要矛盾,放弃次要矛盾,用俗话来说就是“顾头不顾腚”,例如:顾得了价格顾不了质量、顾得了病人顾不了医生、顾得了公立顾不了民营、顾得了短期顾不了长期。2012年,新医改的第一阶段结束,全民医保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的框架搭建完毕,医改进入更为深入的第二阶段。2013年3月陈竺卸任部长,从部级干部变成副国级的领导人。临近离职,有一名相熟的医界前辈问他,“医改像不像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陈竺摇摇头说医改不是战争,前辈问为什么,这位科学家回答道:“因为战争总有结束的那天。”02广东台山人邝安堃有五大弟子,福建莆田人陈德良有四大门徒,前者专注发论文,后者专注发大财。在闷声低调地数了几十年钱后,善用百度的莆田系遇到了爱玩知乎的魏则西,这门生意才真正地大白于天下。但莆田对中国医疗的荼毒,其实也仅限于民营医院体系,诊疗量是民营体系8倍的公立医院体系,却被另一个福建地级市给深刻搅动,这个地方叫三明。

三明地处福建省中西部山区,是一个老工业城市,未富先老特征明显,城镇职工赡养比2011年为2.06:1,到2015年更是降为1.71:1,而全国2014年还在3.04:1的水平上。因此,三明之所以成为近年来医改最重要的试验田,基于一个冷峻的现实:三明老龄化比全国提前十年左右,三明的困境就是十年后中国的困境。于是,此地医改的意义因此被骤然拔高。

2011年8月,出身三明山区的詹积富从省城回到故乡,担任三明市副市长,主管医改。借助全国性的医改浪潮,三明市以每个月出台一个文件的速度,开启了“三明模式”。到2016年,三明一共出台了90多份文件,给出的概念、名词、模式眼花缭乱,但其核心只有一条:在卫生部的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上,“二次议价”,继续压低药品价格,并在流通环节采用“两票制”,细抠环节上的其他费用。

数据如此靓丽,三明一战成名。2013年底,首先来三明调研的不是卫计委官员,而是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三明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此后三明医改先后4次登上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并在2016年初直接向深改组汇报,其核心内容如两票制,三保合一等陆续被加入到新医改的全国政策序列之中,迅速推往全国。

理解了这层背景,很多看似独立的事情就可以被串起来。例如,在今年12月,一些良心医生发动对莎普爱思等“神药”的批判,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种触及多方利益的揭黑却迅速得到了主管部门的回应,国家药监局、地方药监局、央视、新华社等一起上阵助威,“神药”们(大部分为辅助用药)迅速成为过街老鼠。

从2014年开始,全国医院开始迎来一波接一波的医保控费浪潮,进口药品和高级耗材纷纷被限制,连手术缝合线都被严格管控。甚至部分医院出现奇特的现象:月初来开药的人排成长队,月末人却少了很多。这是因为医院每个月的医保报销额度是规定好的,超出的额度由医院自己承担,医院用扣医生奖金的方式来避免超标,所以一旦额度用完,医生连药都不敢开。有人调侃道:生病也得挑日子,最好在年初,实在不行也得在月初。

这种困局远非医疗主管单位能解决,腾挪空间实在有限。除了鼓励居民购买各类商业保险之外,就只能在继续在“省钱”上做文章了。在严厉控费下,药品种类收缩和质量下降不可避免,比如用低价的仿制药替代进口的原研药,用国产耗材替代进口耗材。这里面微妙的地方在于,治疗效果是个长期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跟踪和对比才能发觉,但经费节省却是短期的成果,立竿见影。

这种食品看起来是真的,吃起来也像是真的,短时间内也不会引发营养不良,但终究不是真正的食品。当然,ersatz food的原材料至少还是食物,每当看到中药“经典名方”不用做临床试验此类新闻时,我就在想:假如一战继续打下去,食品继续短缺,德国人开始把做面包的面粉换成观音土,德国人民还能吃的下吗?

广大人民群众对医保的捉襟见肘口诛笔伐,但对于另外一个长期困局: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当医生这个问题,却积极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比如医改后医疗系统收入的实质性下滑,以及公立医院医生压力的骤然增大,但收入和压力问题并非医疗行业独有,仅凭“白衣天使“的光环就可以吸引源源不断的生源,所以它们不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真正的恶因,是不断升级的医患关系。事实上,随着众多伤医事件接连不断的发生,中国的医院已经变成了人性丑态的集中展示区。

2016年,山东潍坊一女子在剖腹产过程中出现凶险性前置胎盘,医生没有用简单粗暴的子宫切除术,而是用宫腔纱布填塞的方式保住了产妇的子宫,为了彻底止血,医生盲缝了一针,挂到了一块2cm的纱布,留在子宫内没有取出,并及时向家属说明:可自行脱落并无大碍。但在贪欲的驱使下,这块纱布成为向医院讹钱的工具,并在山东电视台的包装下,上演了一场70多天的闹剧。

历史除了是媒体创造的之外,同样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老百姓在网上被媒体牵着鼻子骂医院骂体制,在网下也管不住扇向医生护士的手。而且,我国群众向来都实事求是用脚投票,在1990年代医疗乱象红包肆虐的时候,群众们一边骂医疗黑暗一边劝孩子去当医生收红包;在2010年代打医伤医事件频发的时候,群众们又一边同情医生一边阻拦子女考医学院。

中国在大规模培养人才方面并不缺经验,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IT行业。早在2000年,中国的首富榜就经常被IT大佬所占据,之后BAT等公司的高新待遇也不断刺激着学子们的眼球,IT工程师的供给从此源源不断,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集体爆发,形成非常好的正向循环。而在医疗领域,确是不折不扣的负向循环。

最新弃医从文的名人当属协和医学博士张海鹏,专门写过一篇《我为什么不再做医生》,估计是在医院见过太多愚昧的群众,于是化名冯唐去下场收割他们了。

在陈竺卸任的2013年,一部叫做《大明劫》的电影上映,放了十几天,票房只有450万,还不到同年冠军《西游降魔篇》12.46亿票房的零头的零头。

这部电影的内涵非常多。首先,电影揭开了一个事实:明末华北的鼠疫导致官军战斗力剧减,成为压倒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其次,通过对孙传庭和吴又可的刻画,阐述了一个道理:长期问题没有办法通过短期手段来解决,无论是妙手仁心的神医,还是铁血冷酷的名将,都挽救不了积弊已久沉珂无数的王朝,纵有救世之才,也是回天乏术。

在电影《大明劫》的最后,崇祯皇帝催促孙传庭出潼关,解围开封城。此时军中还有大量没有治好的士兵,孙传庭既没有粮食养活这些士兵(缺钱),也没有足够的吴又可们来诊治(缺人),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把患病的士兵集中起来,一把火全部烧死。

历史的劫数,希望永远都不要再上演。




国际战略




朝韩恢复对话、美朝相互摸底,2018年中国外交面临重大挑战
【研究员】:

朝韩之间恢复对话、缓和关系符合半岛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我们在乐见南北关系改善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东北亚和平的症结所在,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从长远来看,只有朝核问题解决了,东北亚才有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对于中国来说,朝核危机到了临界点,无论是打还是谈判,今年都会出一个结果。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很难处理的一个情况,美朝甩开中国直接谈判也是个挑战。无论是哪个结果,对中国都不好。所以这是2018年中国外交的一大挑战。



然而,在向韩国释放友好讯号的同时,金正恩不忘以核按钮“敲打”美国,称美国全境都在朝鲜的核打击范围内,并且核按钮就在他的办公桌上,引来特朗普隔空回怼,称自家的核按钮“更大、更厉害,而且真的有用”;中方则表示始终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同时也致力于推动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半岛核问题。

问:新年伊始,朝核问题似乎是有所好转,特别是朝鲜方面不断在释放善意。想请问您一下,金正恩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释放善意?

那么发出这种信号的原因呢?第一还是想控制一下紧张局势。因为最近这半年多,半岛趋势是越绷越紧,如果再往前走,冲突的可能性就上来了。所以朝鲜就往后撤一撤,把局势往下压一压。这是朝鲜一贯的打法,所谓“战争边缘政策”。先把局势弄得很紧张,再往后退一退,朝鲜一直在用这个游戏来维持其国际上的知名度。

还有一点就是他也看到了某种可能性,因为2017年5月9日,文在寅出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政府被国内称为“进步派”,对北方的态度是比较好的,所以朝鲜也看到了机会。

所以这是金正恩现在讲话对韩国释放善意的原因。第一就是想对紧张局势有所控制,因为紧张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对于朝鲜是最不利的。第二就是通过定向释放善意,在韩国这个方向打开制裁的缺口。第三就是他认定现在是有机会的。但这只能说是在南北之间现在出现了一点缓和的信号,因为整个讲话对美国还是非常强硬的,所以说整个讲话释放善意是不对的。

金灿荣:应该这么说,韩国政府呼应得非常积极。金正恩1月1日讲完话,第二天韩国政府就倡议1月9日在板门店进行高层会谈,而且1月2日上午和下午连打两个电话,3日朝鲜回了个电话。所以就南北关系的情况来讲,好像事态有一点缓和,但是能不能达成比较理想的结果,现在还是没把握的。

另一方面,美国的态度也不够清楚。现在文在寅政府提议说,至少在平昌冬奥会前后美韩能推迟军演,但是现在美国好像回答得比较犹豫,态度也比较暧昧,所以美韩之间也需要磨合。所以我们只能这么说:对半岛任何的缓和迹象,中国至少都是支持的,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最近的进展也表示支持,但是就过去的经验来看,又始终不敢乐观,还要再看一看吧。

金灿荣:这个说法很准确。

金灿荣:正如我刚才所说,韩国是个分裂的社会,文在寅政府一直希望用谈判对话的办法来解决朝核问题,这也是他一贯的主张。因为最近局势比较紧张,战争的风险也显现出来了,所以他现在还有点忧虑。所以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缓和的动向,文在寅政府都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其一贯的理念如此,而且现在这种危险的局面更促使他要抓住任何机会。所以现在韩国马上给予了正面回应。

金灿荣:对。

金灿荣:我估计它能拿到一点东西,比如说,只要南北开始谈判,美国主动动武去打朝鲜的理由就会少一点,这样朝鲜的安全性就好一点。第二点就是韩国提议春节前后进行南北离散家属的见面,而一般来讲,依照过去的经验,只要进行这种见面,经济上韩国总归要给朝鲜一点好处。所以这样来看,朝鲜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稍微都会有一点收入。

金灿荣:朝鲜对美国历来是又爱又恨的。一方面它恨美国恨得牙痒痒,因为它觉得它现在这么困难,主要是美国的封锁、制裁等举措造成的;但另一方面它对美国也有相当的期待,非常希望美国能改善对它的态度。因为它知道实际上有动机也有能力打它的主要就是美国。美国的能力是摆在那的,然后因为多年的敌对又有足够的动机。另外它其实对美国还有一点内在崇拜,觉得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如果跟美国和解,朝鲜的内外困境可以全部解决。

问:所以朝鲜又想挑衅来吸引美国的注意力,然后同时又说我其实是不想跟你打架的,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个跟你交流的机会。

问:朝鲜希望能够获得美国对它态度的改善,但是它似乎又首先跟美国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分歧,同时又没有办法来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怎样才能获得美国态度的缓和呢?

(对于美国)朝鲜没有其他的魅力,意识形态上跟美国是对立的;经济上块头又太小;从结构上讲,美国在这个地方已经有日本、韩国两个盟友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朝鲜正常情况之下对美国吸引力已经不大了。但是它又想跟美国好,怎么办?于是它就兵出奇招,吓唬美国。

问:所以说其实朝鲜解决问题的意愿比美国还要强烈,所以才会出现它一直去吸引美国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这个东西反正现在看起来效果不一定好,特别是碰到特朗普这个家伙,算是一个小疯子碰到一个老疯子嘛。

金灿荣:对。

金灿荣:是的,金正恩这一套我觉得碰到特朗普,效果可能是零,如果是别人可能还好一点。

金灿荣:第一是特朗普跟一般政治家不太一样,他属于“性情中人”,睚眦必报的。职业政治家一般都比较会装,心里恨你但脸上看不出来的。但特朗普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所以特朗普把金正恩叫做“火箭人”,包括今天在推特说,“麻烦大家转告这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转告就转告嘛,还要在句子前加这么一串挺刺激人的定语。

金灿荣:对,大家现在有点担心的地方就是两个性情中人,把游戏弄假成真了。

金灿荣:不太好说,我们只能说正常情况。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同时也是战略很成熟的国家,应该不会犯特别简单的错误。但是一方面是特朗普本人很有个性,另外一方面美朝关系对抗性比较强,所以也可能有算错账的情况。像我们上面所说,本来是玩游戏,结果那个“度”没掌握好,最后弄假成真,这个危险也是有的。

金灿荣:不知道,这个就是意外,谁都无法预测。现在朝鲜拥核是既定的,改不了的,无论怎么谈我觉得都是无效的,是一个恒量吧。因为朝鲜拥核的动机太多了。它对外宣称拥核是因为美国人吓唬我要打我,我只能拥核自保,但是实际还有深层次原因。

第三个动机是朝鲜希望拥核之后,在未来的半岛统一进程当中能够获得某种主导权。因为现在它与(半岛)南方差距太大了,人口上南方是它的一倍,GDP上南方是它的差不多46倍。所以无论哪个角度,朝鲜都没法跟南方抗衡。但是如果有核武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通过战略性武器四两拨千斤,至少跟南方取得某种对等地位,至少不能让南方简单地吃掉自己。甚至有韩国保守派还说,朝鲜曾威胁过南方,声称自己拥核以后可以打到美国,美国就不可能保护韩国了,甚至还要韩国服从它,要进行(半岛)统一,韩国的财富积累一下变成它的了,所谓“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朝鲜原来真的讲过“用核武器来实现统一的圣战”。

但总的来看,就算美国跟朝鲜坐下来谈,也只能满足第一个条件即“不打朝鲜”,后面三个条件还解决不了。

而美国这边的态度分成三派,一派是老特朗普这一派,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派准备动手打掉它:你不弃核,我来帮你弃核。

金灿荣:对,他们有评估,实际上如果打得顺利的话没什么损失。

第三派是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主席约翰•哈姆雷,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对朝鲜既不打、又不谈。因为打的话风险很大;朝鲜是个“骗子国家”,又没法谈,谈也是瞎耽误工夫,被它羞辱。哈姆雷给出的方法是遏制,像冷战时对付苏联一样,允许朝鲜拥核,但是准备好报复手段,把美国的防御体系搞好,只要朝鲜敢动用核武就彻底摧毁它。

所以真正争论的是动武派和谈判派,目前这两派看起来实力差不多。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主战派掌握了关键位置,蒂勒森等职业官僚派人数众多、势力庞大,所以目前是不相上下,下面就看朝鲜怎么出牌。出牌出得不好,就会帮主战派,出得好,就会帮主和派。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朝鲜做这种挑衅性动作,美国的主战派肯定势力大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朝鲜不挑衅,但是按部就班地继续搞它的导弹试验、核试验,来个第七次、第八次核试,那美国肯定也坐不住,美国除了继续让联合国增加制裁,下一步可能就是海上封锁了,朝鲜肯定说这也是战争。

问:如果真的发生这个情况的话,中国应该怎么办?

问: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不在中国的控制之内了。

还有一个挑战,现在看来中印边界也消停不了。印度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有很深的疑虑,然后对自己的力量有一种迷之自信,所以在边界闹点事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四个问题就是,由于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大国里面相对较好,以及十九大报告所体现出来的自信,以西方为核心的外部世界受不了了,所以可能正在出现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就在上个礼拜,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文章,认为世界正在出现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就是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美国等国在限制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文化影响等等等等。

所以应该讲去年中国对朝核问题重视度上升,而且做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今年随着形势的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肯定是会进一步加大外交努力,但是这个问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好解决的。

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缓和能否助力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与东北亚长远的和平与稳定?美朝之间依旧互不相让的架势是否有转圜的可能?如果美国真的决心动武,朝鲜是否有可能弃核?下文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张琏瑰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的问答实录:

张琏瑰:朝鲜和韩国之间释放出缓和关系的信号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即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宣布朝鲜的核计划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开始进行战略任务转移。

此前朝鲜曾拒绝文在寅希望通过“阳光政策”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而如今又主动提议改善南北关系,并得到韩国的积极响应。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改善南北关系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朝鲜手里的局面。

当然,朝韩之间恢复对话、缓和关系符合半岛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我们在乐见南北关系改善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东北亚和平的症结所在,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从长远来看,只有朝核问题解决了,东北亚才有真正的和平与稳定。此外,美国因素仍对朝鲜半岛局势有着重要影响。

张琏瑰:现在看来,美国并没有改变它的政策,仍然坚持决不允许朝鲜拥核,为了促使朝鲜弃核,不排除任何选择。朝鲜发出改善南北关系的信号,也有让韩国站到前面反对美国动武的意图。但韩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都很难说。所以朝鲜半岛的形势很难说会真正缓和下来。南北关系的改善会让美国感到反核扩散的国际合作正在被朝鲜瓦解,进一步通过和平谈判或极限施压促使朝鲜弃核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张琏瑰:美朝肯定要接触,要互相摸底,看对方有没有妥协的可能性。朝鲜和美国接触是要看看美国是否真的要对朝鲜动武。朝鲜非常聪明地感知到周边形势的变化,在美国10月、11月的几次大规模军演后,朝鲜意识到美国真的有可能动武。因此朝鲜要和美国通过私下谈判探索一下,看看美国是否会动武,什么情况下可以避免美国动武?

问:美国中情局给特朗普的报告称,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后期限是今年3月底,这个判断依据是什么?

张琏瑰:根据朝鲜推进核计划的速度,2017年年初,美国认为到2019年年底朝鲜才有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但到年中,美国认为朝鲜到2018年底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由于朝鲜中程导弹技术突飞猛进,到了去年7、8月份,美国进一步调整了对朝鲜核能力的估计,认为到2018年年中,朝鲜就可能威胁美国本土。中情局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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