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在人民日报接受专访，称“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现在外界比较关心的是，“庞大的金融集团”说出后，谁的日子将不好过？
从纷繁复杂的股权结构，到对银行业的控股控制，以及虚假、循环资本运作的悬疑。不管拿谁开刀，财阀资本疯狂扩张已被咔嚓在半路。
高层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了解的实际情况，远比市场更深刻。
从银行到表外的信贷、债务，充斥了大量坏账资产也就是次贷。任其扩张，就是滔天的资产泡沫和成倍增长的债务。最后泡沫崩了，债务还在，那就是明斯基黑天鹅灰犀牛一块来，海陆空立体式全方位的金融危机。
紧缩和整顿，是为了控制住次贷扩张的规模。中央会议已经明确：这轮防风险，要持续攻坚三年。
为什么要办大案要案，为什么要从“庞大的金融集团”入手，因为他们在高高的杠杆上，停不下来。杠秀于林，风必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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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拿谁开刀，财阀资本疯狂扩张已被咔嚓在半路！
【研究员】：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在人民日报接受专访，称“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现在外界比较关心的是，“庞大的金融集团”说出后，谁的日子将不好过？从纷繁复杂的股权结构，到对银行业的控股控制，以及虚假、循环资本运作的悬疑。不管拿谁开刀，财阀资本疯狂扩张已被咔嚓在半路。高层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了解的实际情况，远比市场更深刻。从银行到表外的信贷、债务，充斥了大量坏账资产也就是次贷。任其扩张，就是滔天的资产泡沫和成倍增长的债务。最后泡沫崩了，债务还在，那就是明斯基黑天鹅灰犀牛一块来，海陆空立体式全方位的金融危机。紧缩和整顿，是为了控制住次贷扩张的规模。中央会议已经明确：这轮防风险，要持续攻坚三年。为什么要办大案要案，为什么要从“庞大的金融集团”入手，因为他们在高高的杠杆上，停不下来。杠秀于林，风必摧之……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最近说了一句“重话”，大意是要收拾“庞大的金融集团”。
说话的场合也很特殊，在《人民日报》上以“权威访谈”的形式说出。
一见君在微信号“一见财经”撰文指出，查阅近4年的“权威访谈”，有三点发现：
1、都是在特殊时期找特殊的人来谈话，一般集中在年初。
2、访谈的主要作用是定调子、树信心、找方向。
3、能上访谈的大多是省部级一把手，偶尔也有不具名的“权威人士”。
所以，郭树清的表态分量很重，他从去年上任银监会主席以来说过很多“狠话”，但这次不太一样。
如果算上郭树清的这次，中国金融系统的“重话”已经说齐了，分别是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提出的“野蛮人”概念和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提出的“妖精、害人精”等概念。
回想一下，“野蛮人”说出后，姚振华被保监会“吊打”，安邦的吴小晖“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妖精、害人精”说出后，肖某某被传在香港被控制。
现在外界比较关心的是，“庞大的金融集团”说出后，谁的日子将不好过？
01
看了上面的背景，再来看看郭树清的表态原文，很多人可能会不寒而栗。
人民日报：党的十九大对深化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也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银行业改革方向是什么？
郭树清：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银行业的股本结构多元化已基本实现，国有银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五大商业银行全部实现整体上市，各类股东遍布海内外。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的股权结构中民营资本占比分别达到43%、55%、86%。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规范的股东管理和公司治理没有同步跟上。既存在股东不作为、不到位，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也发生了少数股东乱越位、胡作为，随意干预银行正常经营的问题。
有的股东甚至把银行当作自己的提款机，肆意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已经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如果梳理一下，这段话的核心信息有三个：
1、现状：民营资本对金融的控制力太强，而且出了问题（提款机、利益输送等）
2、定性：这些乱象是“不法分子”所为，而且规模庞大。
3、处理：已经影响了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要依法严肃处理。
02
现在外界最关心的是，郭树清口中的“庞大的金融集团”到底说的是谁？
如果把这7个字分成两组就是“庞大”+“金融集团”，再加上一个“民营资本”，这个集团的轮廓就清晰可见了。
去年7月份，《新财富》杂志做了一份《民营金融权力榜TOP100》，据说追踪了全国近800家金融机构的股东情况，数据截止为2016年年末。
按资产规模论，中国平安、安邦集团、明天系所控股的金融机构，资产总规模分别为54386亿元、30215亿元、30128亿元，分列榜单前三。
排在第四至六位的分别为许家印旗下的恒大地产、马云旗下的蚂蚁金服、解直锟旗下的中植集团，其控股的金融机构总资产皆在9000亿元级别。
如果论数量，明天系第一，入股的金融机构高达44家，海航集团第二，入股金融机构的数量21家，安邦集团入股14排在第三。
如果牌照算，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金融全牌照”的民资机构，只有三家——中国平安、明天系、海航集团。
这三个集团旗下都有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期货、租赁、基金牌照，基本上算是齐了。
其余的就不详细说了，直接上图：
03
查阅郭树清去年2月份上任以来的重大新闻，他一上台就没给银行好脸色，3月份小试牛刀，指责银行“干活不弯腰”、“坐地收钱”、“只收费不服务”。
之后，他的表态主要针对两个问题：第一，银行业乱象；第二，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而“乱象”的矛头直指民营银行。
在国新办去年3月份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郭树清指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是非常好的，但不能办成民营资本少数人，或者少数资本控制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
仔细分析，“少数资本控制”指的其实就是很多金融机构掌控在个别民营资本手里；“提款机”说的就是关联贷款、贷款集中度过高，银行把大部分钱带给了个别公司。
以成都银行为例，2016年年报显示，该行向最大10家单一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为87.21亿元人民币，占全部贷款的6.39%，占资本净额的30.99%。
反观民生银行，这个比例就很低，最大10家单一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占全部贷款的1.64%，占资本净额的12.21%。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今年1月5日，银监会发布2018年第1号令《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从股东责任、商业银行职责、信息披露、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加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
1月13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再次将关联交易、虚假出资、出资不实等问题作为2018年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工作要点。
1月17日，郭树清在《人民日报》表态。
接下来，中国金融行业还会发生什么，大家拭目以待。
再见 安邦！
金融大鳄出没的时代，要结束了。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人民日报接受专访，称“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
结合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年初发话今年要“查办大案要案、全面整治金融乱象”的话，山雨欲来风满楼。
指向非常明确了，非国资的庞大金融集团，就那么几个。但是最像的一个，非安邦莫属。
悦涛在微信号“悦涛”撰文指出，从纷繁复杂的股权结构，到对银行业的控股控制，以及虚假、循环资本运作的悬疑。
不管拿谁开刀，财阀资本疯狂扩张已被咔嚓在半路。
1.金融乱象和资本财阀化
“不法分子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这是财阀的定性。
资本财阀化，是最近10年的事。
浮出水面，是从举牌上市公司开始的，然后迅速扩张，举牌、控股银行业。
过去三年，其实在股市、楼市、汇市三大块，都已经表演过了。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资本逐利，而是你咋就一夜之间吃成了胖子？你钱哪来的？谁的钱？监管层一路给开绿灯，国有金融体系一路给输血，这不是按着市场规则来的。
是特权资本的套路。牌照权、集资权、贷款权，总之是金权在手，要嘛嘛有。
金融乱象的根源，也是监管层和财团里应外合，才能割韭菜。庞大金融集团的另一个属性，都是庞氏金融集团。站在高高的杠杆上，睥睨众生。
再这么吃下去，这么玩下去，就失控了。
不是没有先例。民国期间的财阀们已经进行过了全套一条龙的表演：依附政府的四大家族既掌握印钞权，又掌握战略资源、民生物资、外汇美钞、进出口贸易。
这些财阀在产业层面的套路是：大肆收购其他企业股权，或制造困境打击其他企业，或趁其他企业陷入困境廉价或者干脆以债券形式收购。
在金融市场的套路是：依赖权力大肆进行金融投机、内幕交易，然后物价飞涨，恶性通胀。民众财富不断遭到洗劫，最后让南京政府没了信用。
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打到表弟就打不下去了。没多久爷俩就去台湾了。
今天的国情，不会让N大家族的故事重演，一旦开打，估计是要打到底的。
再说，在过去三年的关键时刻，这些资本也没经受住大局的考验。
2.安邦你先来
神一样的安邦。总资产近两万亿，可以说是“庞大的金融集团”了。
去年财新杂志和安邦集团的几番交火，不断升级，基本预示了一些事情。
其中加拿大注册金融分析师郭婷冰撰写的《穿透安邦资本魔术》把安邦的资本脉络从头撸到尾，外加财新自己的独立独家独到的采访报道。
主要揭示了少数分子怎样违规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金融集团。
其中提到了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以及把民生银行当成提款机。
安邦回应没从民生银行贷过一分钱款，然后民生银行董事长说“我们对安邦的贷款就是1亿美元”。略尴尬。
报道未必都准确，安邦也郑重其事地回应了几轮。
最后的回应已是出离愤怒，指胡舒立背后有“利益集团谋取私利”。
然后不到半个月，吴小晖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
这事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安邦这样的发家史，很难解释清楚。
比如监管层放水、对成都农商行的蛇吞象，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股权和资本来龙去脉。
再看看郭树清的访谈是怎么说的：
“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银行业的股本结构多元化已基本实现，国有银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五大商业银行全部实现整体上市，各类股东遍布海内外。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的股权结构中民营资本占比分别达到43%、55%、86%。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规范的股东管理和公司治理没有同步跟上。
既存在股东不作为、不到位，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也发生了少数股东乱越位、胡作为，随意干预银行正常经营的问题。有的股东甚至把银行当作自己的提款机，肆意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
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已经成为深化金融改革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严重障碍，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安邦纷繁复杂的资本布局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成都农商行。以56亿控股当时1600多亿资产的成都农商行，完成了安邦“资产驱动负债”的历史性跨越。
这桩国有资产买卖，成都方面的时任领导已纷纷落马，据说李春城之后的成都领导对该交易严重不满。
随后的控股民生银行，据说引发了更激烈的反弹。
安邦的整个运作，在业内人士看来还是有专业水准的，好听的一面是监管套利，不好听的一面，就是监管合流了。
触碰底线的恐怕是在股市汇市双线作战的时候，一笔接一笔的海外投资。
钱归根结底是从银行和老百姓的手里来的。
醉翁之意就在你了。
3.杠秀于林，风必摧之
把整顿财阀看成简单的利益博弈，格局就小了。
现在这内外形势，风险一箩筐，只是没告诉你。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仍是全球最快之一，但金融膨胀速度则全球无出其右。
银行是中国资产负债最大的池子，国家和百姓的核心资产所在。
所以本轮金融整顿最核心的就是保住银行。人民日报近日发文：把银行业风险彻底锁紧笼子。
从供给侧改革的限产保价，到表外去刚兑，都是在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银行业的核心放贷资产：国企、地产、地方政府，前两个分别用供给侧改革和房地产去库存解了套，对地方政府主要是严控新增债务。
这个上锁，也包括证券和保险。
财阀扩张的主要工具就是从银行掏钱，到证券市场圈钱，成立保险公司放大杠杆。
但归根到底，钱还是来自银行，或者银行通道！堵住银行，就堵住了风险源。
于是安邦继续万能险的高成本融资。万达和海航明显缺钱了，至少从银行里贷不动。
除了银行表内贷款之外，表外的通道业务正在迎来凛冽寒风。也就是信托、理财，这些曾经疯狂扩张的本质上是民间借贷却押上银行信用的品种。
据说信托行业一次会议上，监管部门表示：中央关于去杠杆的文件是动真格的。有领导提问信托总量24万亿中能否砍掉一半？
可见高层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了解的实际情况，远比市场更深刻。
从银行到表外的信贷、债务，充斥了大量坏账资产也就是次贷。任其扩张，就是滔天的资产泡沫和成倍增长的债务。最后泡沫崩了，债务还在，那就是明斯基黑天鹅灰犀牛一块来，海陆空立体式全方位的金融危机。
紧缩和整顿，是为了控制住次贷扩张的规模。中央会议已经明确：这轮防风险，要持续攻坚三年。
为什么要办大案要案，为什么要从“庞大的金融集团”入手，因为他们在高高的杠杆上，停不下来。
杠秀于林，风必摧之……
政经观察
多地政府自曝GDP造假，这无疑是一场重要的变革
【研究员】：
自去年1月份辽宁首度承认数据注水之后，今年一月，北方又有两个地区自爆家丑。这反映出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残酷真相：在中国GDP总量飙升至80万亿的关口上，我们的地方政府缺钱，实在缺钱! 除了钱的问题外，改变最大的其实是游戏规则。中央的步伐越来越紧。尤其是核算改革这招，简直是压在地方头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比起地方主动挤水，当下中国更迫切、更关键的，是要早日拿出一套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统计体系。一种测量民生指数、宜居指数、幸福指数的绿色指标体系正迎面走来。那种以GDP论英雄的时代似乎要慢慢远去。这无疑是一场重要的变革。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自去年1月份辽宁首度承认数据注水之后，今年一月，北方又有两个地区自爆家丑。
据新华社消息，2018年1月3日，先是内蒙古带头披露，该区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有4成是假的，需要减去2900亿元的数值。相应的，2016年地方GDP也要因此砍掉一大块。
8天后，天津市滨海新区蹦出来说，滨海新区2016年GDP也没有此前公布的一万亿那么多，实际数大概只有6654亿元，缩水约1/3。
旺角黄局长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多年来，不少地方 GDP注水早已是“传说”中的秘密。它就像皇帝的新衣，人们都怀疑它有问题，但真正能揭穿它的，最权威的还是当事人自己。
现在新年伊始就出来这些个重磅“真心话”，还真让人不太适应。
其实，这反映出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残酷真相：在中国GDP总量飙升至80万亿的关口上，我们的地方政府缺钱，实在缺钱!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央的政绩考核指挥棒正在悄悄发生偏移。2019年后，地方GDP将不再是各省市说了算，大家都要在国家统计局的领导下参与核算。
一句话，游戏的规则就要变了，留给地方政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1
地方GDP的泡沫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与各省市自己公布的GDP加总之后的偏差：
2012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国5.76万亿元，凭空造出了一个广东（当年最高）
2015 年超 4.6 万亿，凭空多出了一个浙江（当年第四）
2016年超2.75万亿，相当于一个上海（当年第十一）
这种天量的“误差”，过去我们基本不会把它归结为“泡沫”，而是说出现“误差”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
技术上。虽然国家和地方统计局的计算方法基本一致，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跨地经营，有分公司，有子公司，这些下属机构的业务眼花缭乱，到底是“在地”还是“不在地”，有时候两个省市的口径不一，就会造成重复计算。
人为上。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个别地方官员具有注水的强烈动机。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还有这种操纵的“能力”。
熟悉体制运行的人知道，地方数据造假的手段无非两种：
第一空转。比如，一笔财政资金入库后，通过假项目再支出，最后又入库回到原始位置上，来来回回都是这一笔资金，但是收入和支出都叠加了好几次，数据一下子就变漂亮了。这里头的手段有很多，想象力再丰富的编剧也写不出来。
第二是虚增。去年财政部曾公开披露辽宁数据造假手法，在2011至2014年那段“辉煌”的岁月里，辽宁通过虚构应税事项和纳税依据，虚增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地方税收收入。通常而言，地方拿来虚增的税种都是全口径归地方的税种，而不是国税，这样就不用掏出真金白银交给中央。
虽然这样做，地方政府也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
“吹牛要上税”，在系统内凭空出现的财政收入，按照分税制有一部分需要交给中央和省里，上缴变多了；
数据高报，会影响中央对地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导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减少，收入变小了。
当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些都不是个事。从理论上讲，只要地方财政充裕，这个游戏可以无限运作下去。
地方政府自主的钱袋子，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其大头是税收；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头是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类举债，包括城投债、非标融资与委托贷款等。
前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年百分之七八，地方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中央转移少点就少点呗，只要脸上好看，能撑得住。
要是钱不够花了，卖几块地就是了。既能拉动GDP，还能充沛国库，一石二鸟。
就算再不济，不是还能举债嘛。今天是这个城投公司贷款，明天是那个国有资本运营平台融资，通过各种明里暗里的借债，还怕那些缺口填不上？
这三个环节可谓环环相扣，有一个拎得住，整个大盘就不会掉链子。在过去那种高歌猛进的时代里，地方政府注水GDP的“能力”高得不要不要的。期待各地自动挤出水分，还可能搭上自己的仕途官声，难度无异于让一个开惯豪车的富二代扔下奔驰骑摩拜。
但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的？假的就是假的。
02
进入新常态以后，整个大环境都在发生着变化，很多地方都开始为钱袋子头疼了。家中无粮，自然很难打肿脸充胖子。
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中国的经济走势换档中低速，跨入 L 型通道的一横，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碰上了缓速带。以前大手大脚花钱没问题，现在就成了毛病，得改。
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看出31个省市自治区的“泳姿”。
看到没有？重点看那些连续两年数据比较出现大幅下滑的。
从2013年到2016年，包括内蒙古、天津在内的很多省市区，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高位俯冲，从两位数降到个位数，有些还从正增长降到了负增长。全国平均增速从14%跌落到3.3%。
虽然2017年的数值还没有公布。不过按照多地调低GDP增长目标以及财政收入目标的调性来看，预计2017年的增速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一般预算收入是衡量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的核心指标。增速下滑，意味着地方自我造血能力大不如前。
更要命的是，各地很多花钱项目，比如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却是十足刚性的。只能多，不能少，由此造成的财政窟窿令人胆战心惊。
去年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2015年至2017年前三季度，样本省份的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的占比）整体下降，2015年还有54.1%，到 2017年前三季度只剩下50.8%，而地方在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等刚性支出比重明显上升，“一些地方收支矛盾已经十分尖锐”。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的财政局面是“六省一市养全国”。除了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北京、福建六个地方，其余的二十多个省市区，财政缺口日益扩大。从2014年到2016年，25省合计的财政缺口数从31927亿，上升到48134亿，增幅51%，2017年恐怕还要攀升到5万亿。
这就是今天中国财政运转的现实。
去年12月闭幕的十九大首次没有提GDP 翻番的目标，其实也意味着中央对于地方经济状况已有了心理准备。
土地出让收入方面。2016年全国房地产迎来史上最严调控，两年时间里，110余城市（镇）出台了260多次调控政策，楼市正式迈入“五限”时代。
中央定调房住不炒，大力发展租赁市场，未来还将深入推行共有产权房、租售同权等长效机制，房地产市场持续降温。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受严格的限价政策影响，2017年下半年就有261宗土地流拍。
此外，在去杠杆的大基调下，中央收紧流动性，停止大水灌溉，过往那种投资驱动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地方无法再疯狂吃鸡。
我们以内蒙古为例。
从2013年开始，内蒙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房地产投资开发额直线下冲，2016年的出让收入仅为176.8亿元，不及2013年的1/2。
内蒙古当然不是孤例，类似的地方很多。
过去，地方政府是国有土地一级市场的绝对垄断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如今房地产行业被上峰翻入了2.0时代。
这第二条路，也亮起了大红灯。
地方债务方面。近来，中央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的力度不断加码，地方融资渠道要么缩紧，要么受限。
中央经济会议闭幕以后，财政部再次放出狠话，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谁家的孩子谁抱”，中央坚决不救助，地方政府要趁早打消中央政府会“买单”的幻觉，金融机构也不要产生政府会兜底的幻觉。
言下之意，过往那种设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剥离天价不良资产、或者债转股的小后门都可能要堵上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历史还记不记得？海南发展银行的案例还记不记得？你们再不听话，以后就是那种下场。
在地方政府债务已是中国最大灰犀牛的共识下，各地想要拿到发债指标，莫不是求爷爷告奶奶的。
这三个大板斧砍下来，对“债孽”深重的地方来说，那简直就是砍瓜切菜。
说白了，就是以往趁钱的三条大路径都被中央摁住了。所以，让你以前装，现在看你还怎么装？不能量入为出，大大的“缺钱”两字就高悬在地方政府的面前。
03
除了钱的问题外，改变最大的其实是游戏规则。
2016 年 10 月，中央深改组第 28 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干部，要“一票否决”。
2017年6月，深改组第36次会议通过《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除了统计机构，领导也要追究违法责任。以后再造假，就不是打屁股那么简单了。
2017年10月国家统计局宣布，从2019年开始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改革后，GDP数值不再是地方说了算，各省区市统计局将在国家统计局的领导下从严审核核算，以确保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基本衔接。
中央的步伐越来越紧。尤其是核算改革这招，简直是压在地方头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央是要来真的了！如果拖到最后一刻再修正，到时候公布的数字与造假数据将会离得更远，造成崩塌性的局面。这种爆炸式的冲击，地方官场上有几个人受得了？
留给各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算完经济和政治这两本账，一些地方就只能先跳了出来。毕竟早割肉，早止血。现在就承认，说不定以后挨的板子还可以少一点，轻一点。
过去，针对地方数据造假问题，中央政府也曾试图用三个指标来判断地方经济运行情况：工业用电量、银行发放的贷款数额和铁路货运量。
英国《经济学人》将这个指数的计算公式总结为：工业用电量增速×40%+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35%+铁路货运量增速×25%。
对于中央的决策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参考指标。但眼下中国传统工业的主导地位正在不断减弱，尤其是在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目前，经济学人总结的这个指标在衡量中国经济产出时已没那么重要。
因此，比起地方主动挤水，当下中国更迫切、更关键的，是要早日拿出一套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统计体系。
据新华社报道，2018年1月12日中央召开了一次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在这个可能会改写中国的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披露，中央正在加快构建新时代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
未来的统计体系很可能是这样一套全新打法：有更高质量的绿色GDP评价体系，有完善的地方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还有最新的幸福产业统计监测制度，形成一种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
一种测量民生指数、宜居指数、幸福指数的绿色指标体系正迎面走来。那种以GDP论英雄的时代似乎要慢慢远去。
这无疑是一场重要的变革。
深层参考
不容忽视！地方政府核减GDP的背后潜藏了巨大风险
【研究员】：
在许多地方政府眼里，所谓“新常态”就是不再强调增长率这一重要指标，而这一信号是不对的。中国地方政府核减财政收入和GDP产出，已经由被动行为变成冲动行为，对创造更高GDP的推崇和尊敬荡然无存。这种转变的背后蕴藏了潜在的巨大风险，就是地方政府或许从GDP创造锦标赛走向了GDP瓜分锦标赛，核减GDP正是为这场瓜分做好了铺垫和准备。各地区对转移支付的争取、对支出责任的推诿，以及对地方债务的勾销，皆会进一步的削弱经济增长的社会和行政基础，而经济增长的下降则会进一步的激化GDP瓜分锦标赛，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不得不说，GDP瓜分锦标赛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
2018年伊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承认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原公布值的73.7%，并核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0%。内蒙古往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为GDP的45%，这表明该区的GDP虚增幅度为18%左右。随后，天津滨海新区则在调整统计方法的基础上将2016年的GDP核减掉1/3，而该区往年的GDP占到全市GDP的60%。而在更早的2017年初，辽宁将GDP作假主动披露后名义GDP为负的23%。
在这些冷冰冰的、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还可以看到消息公布的背景在依次变化。辽宁承认作假，是在原省委书记落马、巡视组已经发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公布的。内蒙古承认作假，则是在旧的领导离任、新的班子就位后公布的。到了天津滨海新区调整GDP数字，已经不涉及领导班子的任何变动，而是运用了柔性技术主动核减。
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治理中心副主任张林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从上述公布背景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地方政府核减财政收入和GDP产出，已经由被动行为变成冲动行为，对创造更高GDP的推崇和尊敬荡然无存。这种转变的背后蕴藏了潜在的巨大风险，就是地方政府或许从GDP创造锦标赛走向了GDP瓜分锦标赛，核减GDP正是为这场瓜分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长期以来，有许多理论试图解释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其中之一便是“地方政府锦标赛”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标尺便是经济增长，即GDP的创造。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官阶升迁无疑给地方官员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回想近四十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核心词汇：基础设施、拆迁征用、隐性债务、城市更新、土地财政，无不与地方政府争相发展经济相关。
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下，许多地方官员一度是最辛劳的群体，他们兴致勃勃地描绘本地区的发展蓝图，甚至放弃周末加班加点，在做事效率上完全不输给私有企业家。可是，随着“新常态”的总基调被确定，中央层面已经放弃继续追求高速增长的单一目标。与之同时，随着高压反腐的长期化和日常化，很多地方政府官员选择了少作为、不作为以避免犯错误。哪怕中国经济还有一段高增长的潜力，至少在地方政策层面，少有人愿意为继续发掘增长潜力而付出努力了。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的GDP创造锦标赛已经基本结束。
官阶升迁的经济标尺已经失效，官员升迁的动力却不会随之消弭。对于上级部门来说，也总是需要一套新的标准来衡量下级部门的行为结果。这套新的评价体系不仅决定着各级政府的行事方向，也决定着央地关系的再次平衡和重构。新的竞争标尺是如此之重要，可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人对这套新标准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描述。
虽然新的标准并不清晰准确，但是有件事情是确定的，即地方政府未来的政绩会严重依赖于财政支出。“十九大”报告当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重点是，发展不平衡放在了发展不充分的前面，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是未来各级政府的重点任务之一，而提升落后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则意味该区域各级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出增加。
这就是说，如果中央政府在从前是以“赚钱”来评价地方政府，那么将来就会以“花钱”来评价地方政府。问题是，赚钱的一端已经动力不足，花钱的一段却变得需求旺盛，那么剩下的唯一渠道便只能是通过争取GDP的再分配来满足资金需求，争取在现有的资金盘子中占有更大份额。
瓜分GDP的战争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转移支付的战争。在现行央地税收体制下，是先将税收集中到中央然后再由中央分配或返还给地方。以2016年的一般公共预算为例，中央转移给地方的公共预算收入占到地方收入的51%。再考虑到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倾向于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许多中西部地区其实主要依赖公共预算的转移来维持地方政府的支出。
那么，随着经济增长的下降，发达的东部地区所产生的税收收入增加会逐步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需要为更多的流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及环境支出。近年来的教育短缺、医疗紧张以及养老危机多半发生在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而并非西部地区。这样，各个地区在支出增加压力下都会加强对转移支付的争取。如果说以往的“跑部钱进”是跑进发改委争取项目资金，那么未来的“跑部钱进”将是跑进财税部门争取转移资金。
GDP再分配的第二种争夺战是推诿支出责任的战争。在现行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上，主要是依靠中央决策、地方执行的方式划定的。任何一个决策的落实最终要靠县级、乃至乡镇级政府来直接应对公众诉求。可是，县级政府却没有相应的财政权力，其上的省、市级政府却可以向上、向下推诿支出责任。
在同样的经济放缓背景下，支出责任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却是越来越重。公共服务不仅包括养老、教育、医疗此类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社会保障，还包括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及安全在内的公共需求，以及贫困地区政府的社会救济支出。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大量的公共财政支出，也容易引发各级政府层级间的支出推诿，降低支出责任，反过来说就是瓜分了更多GDP收入。
以上两种GDP瓜分锦标赛发生在各地方政府之间、各政府层级之间。而第三种锦标赛则发生在时间维度上，即地方政府的政府债务层面。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建设资金或者维持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将土地拍卖或者抵押的方式获得融资。越是财政紧张的地区，越倾向于将土地价格做高，以获得更多的资金融通。地方政府竞相做高地价，以至于近些年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飞涨，其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链条。
房价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居民的收入增长具有一致性，经济增长率下降为房价的波动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那么，当中央政府不再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越是财政紧张的地区，越是积累了更多地方债务的地区，越是有着“赖账”的动力。当前许多学者正在讨论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可能，正是以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压力乏力、乏术为背景。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地方政府通过竞相破产来消弭债务也并非全无可能。地方政府无法还债，其实就是无法偿还居民和企业的存量收入，是一种潜在的、时间维度上的对GDP的转移和瓜分。
以上，各地区对转移支付的争取、对支出责任的推诿，以及对地方债务的勾销，皆会进一步的削弱经济增长的社会和行政基础，而经济增长的下降则会进一步的激化GDP瓜分锦标赛，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不得不说，GDP瓜分锦标赛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
当下陆续出现的地方政府核减GDP行为，则是为以上三种转移支付战争做好了预备。核减掉财政支出和GDP，不仅主动的表达出财政并不充裕的信号，而且显示出了支出责任的有限和偿还债务的困难。
那么，为了及早预防和干预地方政府层面的激励扭曲，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当下的决策思路和政策方法。
首先，永远不要放弃GDP增长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任何背景下都不是一个坏选择。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都把GDP的高速增长视作执政合法的基础，好像经济增长率下滑了政府就要承担莫大的责任，为了在舆论上抵冲这种压力，而选择去过多地宣传“新常态”的提法。在许多地方政府眼里，所谓“新常态”就是不再强调增长率这一重要指标，而这一信号是不对的。
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10个季度超过了6.7%，这仍然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非常高的增长速率，反证了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更何况，中国经济在许多层面尚有重大的改革空间。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依然要抓住经济增长的牛鼻子不放松，并以此为重要标尺来继续激励地方政府挖掘增长潜力，引导地方政府将GDP增长的锦标赛继续持续下去。要知道，只有有了更多的收入，才能在再分配阶段平衡各地方的转移支付诉求。
与此同时，要调整各级政府的支出方向，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花钱比赚钱容易，但对于一方政府来说，如何花钱才是更高深的学问。首先，政府不要过多地进入到投资领域，该市场经营的就让其回归市场，这会减轻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减轻地方债务压力，同时又能增加市场活力、刺激断崖式下跌的民间投资归位。
另一方面，对于未来需求旺盛的教育、医疗及养老领域，政府不要把所有支出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要将部分供给任务交给民间资本，以最小的政府支出为社会提供最多的公共服务。即便是在公共物品领域，民间资本反而可以提供出更灵活的、更多样的产品供给。民间资本则自然会在市场当中寻找提供公共服务的赚钱机会，这会进一步提高GDP的增长。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可以大大减轻各级政府对于财富再分配的激励。
除此之外，站在债务链条的角度，决策者和研究者还要慎重考虑房产税的出台条件和真实结果，以及紧缩性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即便表面上房产税在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支持，降低地方政府对于GDP的瓜分激励，但是，房价短期内的波动会引发政府部门、民间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加上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压力，引发预期之外的金融危机也并非全无可能。
社会透视
为什么东北衰落而深圳崛起？因为深圳是个“弱”政府
【研究员】：
为什么东北衰落了，而深圳崛起了？深圳的成功是因为弱化政府，这才是市场化改革的要害之处。而内地多是强化政府，弱化企业和经济，政府越来越大，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贪，企业越来越少，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东北的衰落是因为走到了市场化改革的反面，强化了政府和行政，把企业赶尽杀绝。可以说，东北经济衰落不是国企、民企多少造成的，而是强势政府官僚主义造成的。
毛振华上访告亚布力管委会，揭开东北40年的伤痕，东北为什么衰落再一次成为中国改革40年面对的话题。
评论部老徐在微信号“手抄报”撰文认为，东北经济衰落不是国企、民企多少造成的，而是强势政府官僚主义造成的。
大家还会谈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东北衰落了，而深圳崛起了？
大家可能不了一个情况，早期深圳的官员多是从东北去的。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是从黑龙江调去的。当时深圳缺干部，东北就调去很多。局级干部占了大部分，而市委书记、市长，就有厉有为、黄丽满、李子彬、李鸿忠、刘玉浦、马兴瑞，他们都出自东北，有一届深圳市委常委有6人是东北人。
证明，东北的官员还是很能做事的。
那么深圳为什么就成功了呢？
并且深圳也是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五大经济特区唯一成功的。因为其他四个特区跟其他非特区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像珠海和汕头、海南经济也比较落后。
深圳的成功就是因为政府很小官员很少。
深圳刚开放的时候，是五大经济特区中地域最小人口最少经济最差的，特区包括南山、上步、罗湖三个公社，跟内地比就是一个公社。因为是边防，不准发展工业，大的企业是不能在深圳开办的，楼房不能超过两层，因为如果打起仗来，楼高了会影响大炮发射。因此经济非常落后。当时的深圳就是一个百货公司是二层楼。
开放之后，人口一下子多起来，需要的干部多起来，深圳当时隶属惠阳地区，惠阳地区的干部不愿意分到深圳去，深圳划为特区，有的深圳干部还想办法调回惠阳地区。当时还有一个办法，省属机关和广州市调干部，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到贫穷的地方去，就是今天的下派干部，去了没几天，就都回广州了。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比如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每一个县都可能有一个深圳商会，有的镇都有深圳商会。可是你几乎遇不到广州人，40年了，有的广州人就从来没有去过深圳。过去是瞧不起深圳，现在是视而不见。
20年前，深圳提出搞高科技，广州市长哈哈哈：那个小乡镇，还搞高科技？
没有办法，深圳就只好在全国招聘干部，东北的大批干部就这么去了深圳，也算是抱团去深圳。
从全国各地去的深圳的这些干部到了深圳还面临一个问题，在工厂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比他们的工资高很多。机关工资不过五六十元的时候，打工妹的工资就一百多了，再加上奖金，是官员收入的几倍。这些官员在内地时就多是不安分还有点小本事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的那一种，到了深圳看到这种差别，索性到工厂去打工了，打工几年就创业了。
这就是说，深圳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强企业弱政府。
首先是官员少。以公安为例，公安编制是按户籍人口配置，龙华发展到四五十万人的时候，还只有三个警察。每年全国两会，深圳按户籍人口分配名额，组团组不起来，提个建议写个议案，需要多少个代表签字呈报，深圳只能去找广东省的代表去签，人家还偏偏不给你签，深圳和广东省的关系一直不睦。后来深圳就说，深圳是全国的深圳，但深圳首先是广东的深圳。
有很多年，深圳是没有人大、政协的，部门也不是和中央和全国一定要对口，编制非常精简，叫大社会小政府。
比如深圳华强北，经济势力和规模远超北京中关村，中关村管委会是副省级，而华强北很多年就没有什么政府管理部门，因为那片地是一个村子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公司和企业联系，级别算是副村级，后来才有了华强北办事处。
深圳政府和官员从一开始就养成了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观念，还真是为企业所急，办事效率非常高，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有一个老板曾讲过一个故事，他想进口一批收录机的零配件，不知海关手续咋办，就去找深圳市政府的特区发展办，特发办的办公室主任说，我不知道我这个办公室的章管不管用，也不知道该不该给你盖这个章，我要上厕所，你自已看着办吧。出门时他把章就放在办公桌上，这个老板看他出去了，就自已盖上了章，拿到海关，海关就认了，这个进口货物的文件让他赚了好一大笔，成就是一个企业。
改革开放之初，官员们都是从毛泽东时代转过来的，作风正派清廉，吃拿卡要的事是不敢的。这方面深圳一直抓得很严，另外深圳多是外资企业，也不吃这一套。因此即使到了后来，深圳的官员也很少到企业去吃饭。笔者做记者时，多次陪市委、市政府领导去企业调研，都是坐中巴车，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就回机关食堂或者回家吃饭，是不在企业吃饭的。有的时候没有时间了，在企业吃饭，也是到企业食堂和工人一起吃饭。
深圳的企业很强势，像华为，市委书记要想见任正非也要预约的。别说他请你吃饭，你请他吃饭也请不到。各个部门要想去华为，门都进不去。根本不理你。政府这个活动，那个评奖，华为根本不理，不参加。深圳的媒体总想给华为作报道，可人家根本拒绝，不接受采访，你给人家做好事，人家也不卖你的帐。
近些年，很多内地的政府都想去拉富士康，但根本进不了门。你如果联系不好里面的人，根本进不了门。有的孰人领进去了，只能在有限的厂区里走走，进不了厂房。进不了办公室。而富士康对外联络的人没几个，找到他们也大多把你给推了。因此很多省级官员被阻挡在门外气得直跺脚。他认为报上职务姓名，里面就会出来迎接。可这里不吃这一套。
越是这样，只要华为、富士康这些企业提出什么要求，政府官员反而求之不得，赶快办，还要办好。
如此，深圳的小企业根本就没人管。最初的时候，开个饭店之类的小生意，手续都不用办，这类地方也不开发票，也就不交税。后来才有了证照齐全，但也很少有人来管理你。这几年消防、环保之类才严格起来。但也不会给你下达税收指标。
你看看深圳的各座大楼里，各类公司一堆一堆的，有人说，只要你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没人来管你。一年赚个一两百万，政府总有办法让你减税或免税。
因为深圳市政府不是要夸大GDP和税收，而是要瞒报少报。深圳GDP早已超过广州多年，但深圳就是要比广州报得低，因为报多了就要多交税。因此，深圳没有催税和逼税的事，还要尽量让你少报。
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十几亿的公司，只要你不主动去找政府，政府可能就根本不知道你。如果上是上亿的公司，你去找政府，政府根本不理你。这么多公司和企业，他们没有精力去打理你。
倒是有一些年，中央财政紧张，每年都要来深圳搜刮一两次。我们那些政策总是给你留下很多漏洞，要想找你的毛病没有找不到。海关突然要查什么事情，企业就明白了，就找外商协会之类来协调，讲明中央想要多少钱，大家就分担一下，也就过关了。
深圳政府不但不到企业去要钱，还要给企业钱。每年有大把的科技经费之类的资金给企业，要你报项目，几百万的钱就给了你。有的人会赚这个钱，把政府的项目资金给了你，他要分点去。
这些年，深圳也内地化了，机构多了，区级多了几个，办事处也多了不少，也强化了，官员也多了很多。但总得来说，比内地还是少。特别是深圳企业多，经济发达，能够养得起。
深圳还有一个内地没法比的事情，办事有规则。企业也好，个人也好，该办的事情一定会办，并且没有障碍，办事效率高。笔者当年调深圳，组织、计划、公安等各个部门的手续，一个上午就搞掂。上班时间，盖章办手续的人员一定在，看看文件就盖章，二话不说，问都不问。你不明白的，只要你问，会耐心讲解，指点清楚。可以说是一路畅通。可回到内地，老徐还是有一定级别的，也一直给你拖着，找不到人，让你放在那里研究研究。你就要去上下打点。
应该办的事情办得痛快，不能办的事情也能办。这就是另外的说法，但基本上是明码标价。不收钱，说明你这件事办不成。事情没办成，收了钱会退给你。
内地的官员可是什么钱都敢收，收了钱也不办事。该办的事也要钱，办起来还不痛快。
因此，深圳的成功是因为弱化政府，这才是市场化改革的要害之处。而内地多是强化政府，弱化企业和经济，政府越来越大，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贪，企业越来越少，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可以说，东北的衰落是因为走到了市场化改革的反面，强化了政府和行政，把企业赶尽杀绝。
国务院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撤销后会怎样？
春雷炸响！1月15日傍晚，“中国政府网”宣布了一个大新闻：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这意味在中国即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存在了36年的“特区管理线”成为历史。
微信号“经济深观察”撰文指出，本次批复指出，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将会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发展。希望深圳全市能够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有序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城市化，为新时期超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积累经验、当好示范。
那么什么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呢？国家为何要划定这条线？这条线对深圳市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如今又为何要撤销？
歌曲《春天的故事》中歌词写道，“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个圈就是当年的“关内”。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同意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深圳正式起航，当时的特区面积只有327.5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的福田、南山、罗湖、盐田四区的面积。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东起深圳盐田区梅沙背仔角，西至宝安区南头安乐，全长84.6公里。沿线全部设有铁丝网，整个管理线共有163个武警执勤岗楼，设有10个检查站。为了便于管理，从1982年6月开始在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修建“特区管理线”（二线）。
1985年3月“深圳特区管理线”通过国家验收交付使用，全长84.6公里，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这道铁丝网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非深圳户籍人口进入深圳特区时，要查验有无办理边防证。
随着深圳的发展，特区内外的划分，让深圳面临发展不平衡和“一市两法”的问题。
所谓“一市两法”，是指“深圳经济特区”有立法权，但所立法规只能在特区内使用，无法在深圳特区外使用。
2005年，进入深圳特区的“边防证”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舞台，人们只需凭身份证即可进入特区。
2010年5月，中央批准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的申请。从当年7月1日开始，深圳特区范围延伸至全市，特区总面积扩容为1997平方公里。
2014年7月，深圳特区检查站的所有官兵被分流到其他边防单位。至此，深圳“二线”这道特区管理线不复存在，只留下关口的建筑和车检通道、安全岛、岗亭等设施。
为何要撤销“二线关”？
笔者记忆中，去深圳是件很隆重的事。
2001年，在深圳的亲戚提前帮我办理了边防证，挂号信上赫然印着单位xx海关缉私局字样……收获了不少异样的目光。
犹记得当年从上海到广州用学生证坐火车的费用，竟然比从广州到深圳的和谐号便宜。80元巨资，让当年穷学生感叹特区消费之贵！
特区内摩天大楼，深南大道树荫如盖，道路上行驶着一水的豪车。特区外则暴露了一个新兴城市建设的忙乱和嘈杂。
事实上，“二线关”的铁丝网不仅仅是特区内外的物理界定，更成为了深圳交通的肠梗塞，还带来了道路、给排水、污水处理等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难题。
长期以来，伴随着“二线关”，带来的是人们内心的坚固的“心理关”。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等硬件，还是社会治安、文化氛围等软件，关内关外存在不少的差距。提到龙华、宝安等名字，人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默默地为其加上“关外”的前缀。
1998年深圳“两会”期间，首次出现了建议撤销“二线关”的声音。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炮轰“二线关”每年的维护费用高达几千万元。
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二线关依然未撤使特区一体化的进程受到极大阻碍。
2015年6月，深圳南头检查站和布吉检查站首先开拆，撕开了“二线关”的口子。后续16个二线关的拆除，让“二线关”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随着原特区内外的经济差异减少，地铁路线的延伸，生活圈的融合，公共服务的逐步一体化，人们心中的“二线关”亦在慢慢消解，隔阂终将消弭。
撤了会怎样？
1985年“二线关”建成启用，实行一系列税收减免政策，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在特区内的顺利实施，减轻边境一线的压力，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二线关”逐渐成为特区一体化融合的瓶颈。
当前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深圳面临的土地困扰最为明显。撤销“二线关”，可以加快特区一体化建设，一改原关内是现代化都市、原关外大部分是城乡结合部的城市治理困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次，原关外地区这些年加快发展，早已成为深圳乃至中国的创新高地。如今成长于原关外的华为，成为中国创新的代表。位于原关外大鹏新区的生物谷，更入选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十大核心平台之一。激发深圳创新势能，无疑需要加快特区一体化布局。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起源地，深圳肩负的使命任务，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而从395.8平方公里的原特区面积，扩容到1951.8平方公里。五倍地理空间的扩容，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五倍的城市影响力。
如今在深圳前海，5年来从多方面为香港拓展发展空间，累计向港企出让土地占比达47.4%，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孵化143个香港青年创业团队，单个团队融资额最高达7亿元，为香港大学生提供超过1500个实习岗位，接待近2万名香港学生交流学习。
截至目前，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累计注册港资背景企业8146家，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之一，成为港人最愿去、港企最受益的标志性区域。
1月14日，中国共产党深圳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代表市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报告显示，深圳将对标全球最高标准，瞄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标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旧金山、东京、北京、上海等先进城市，对照全球各领域最好水平谋划推动工作，拉长长板，补齐短板，打造全球城市版图中的“璀璨明珠”。
就在报告出炉第二天，国务院发布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的深圳，再次站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曾经的关外龙岗区、宝安区、坪山新区……大特区必将迎来质的飞跃。
经济纵深
黄奇帆讲透房地产症结和药方：十大失衡与五个制度安排
【研究员】：
“我自己感觉，这种失衡表现在10个方面。在国内经济中，目前对房地产的土地供应有失衡之处。一二线城市土地供不应求，房产开发量供不应求，这些地方只够卖三四个月，而且是在限卖限购的情况下，不需要去库存。有些地方是三年四年都卖不掉。”“失衡是政府本身在管理房地产时，经济下行希望刺激房地产，往东调，房地产泡沫来了以后，希望压住它，稳住它，不让它乱涨价，往西调。现在房地产调控是有这种不东不西的状态。再有呢，采取的办法行政性的居多，短期的措施缺少理性的长周期措施，缺少法律性措施，缺少经济逻辑、经济杠杆措施。”
2017年5月26日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现身复旦大学，以《关于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为题，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分享。虽然黄奇帆已经离任重庆市长半年时间，但不论主办方还是复旦学子仍习惯性地称呼他为黄市长，也许是因为他治下的重庆是中国经济一个非常独特的范本——在高速增长的GDP和价格平稳的房地产之间取得了不同寻常的平衡。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对他评价的那样：构思系统清晰、遇到难题能想出解决的妙方，在复旦的讲坛上，黄奇帆的分享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系统地指出了中国房地产存在的10大失衡，第二部分提出了5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他对房地产乱象条分缕析，用清晰的逻辑和精准的数据，算了一次大账，指出了问题的深层机制所在，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以下是演讲全文：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关于房地产的，主要是怎么贯彻习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就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形成合理的对策措施。
中国的房地产，和世界一样，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说它是支柱，不管一个城市在高速发展阶段，还是成熟老化阶段，房地产每年产生的GDP至少占这个城市的5.3%，所以它当然是支柱产业。
同时，房地产业涉及到几十个工业产品、工业材料的关联，房地产兴旺与否跟一个很长的产业链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龙头产业。
我们对房地产的重视，是因为它是支柱产业、龙头产业，更因为它是民生产业，老百姓衣食住行，跟房地产息息相关，中产阶层很重要的财产特征跟房产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又是财富的象征。
房地产因为与庞大的资本和金融相伴，兴衰往往会带来金融资产的膨胀或者坏账，所以从防风险的角度，各国政府都很重视房地产的稳定，因为很多世界级的经济危机总是和房地产泡沫崩盘联系在一起。
那么当下的中国房地产，用习总书记去年经济工作会的一段指示、评论，作为我下面讲的内容的主导面是很重要的。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上供需失衡；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失衡。
我今天就是要论证和阐述一下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问题。我自己感觉，这种失衡表现在10个方面。
失衡之一：土地供应
房地产业当然需要大量的土地做基础，在国内经济中，目前对房地产的土地供应有失衡之处。
宏观上看，国内每年都要供应城市开发用地，要把农业用地、耕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几十年来，大体上平均每年要用800万亩耕地征地动迁，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
每年800万亩，每10年就是8000万亩，加上地方政府或者地方上的各种企业，总会有一些计划外的征地，这样的话，国家一年800万亩，下边有个百分之十几多征的地，实际上，每十年国家要用掉1亿亩耕地。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的耕地少了3亿多亩，1980年的时候，国家的耕地是23亿亩，到了去年，是20亿亩左右，再过30年就不可避免地要降到18亿亩以下了。
我们国家有个判断，无论如何，十三四亿人口，吃饭问题至少需要18亿亩耕地。
一亩地满打满算产1000斤粮食，每年1万亿斤粮就需要10亿亩解决吃饭问题，五六亿亩种蔬菜水果，但是我们还需要饲料，我们吃的肉类，人均一年要吃40公斤左右，13亿人，就是5000万吨，按照1：4算饲料，就是几亿吨，这几亿吨需要五六亿亩地，所以中国的地是不够的，每年都要进口饲料或者粮食。
总之，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守住，这是中国的客观需要和国家安全所在。
现在的土地供应，已经不是过去30年每年800万亩了，2015年供应了770万亩，2016年供应了700万亩，今年，还没到年底，实际供应还不知道，但是计划是供应600万亩。
土地供应的总量在减少，城市里的用地会紧张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600万亩土地，分成四个方面的用途。
这个地说起来是城市建设用地，但是农村也同样有建设性用地的需求，比如农村修一个水库，搞农村基础设施，或者城市和城市之间修1000公里高速铁路，途中经过农村的地变成建设性用地。
这样的话，600万亩土地，会有35%左右实际上是用在农村里的建设用地。真正到了城市里面，剩下2/3，600万亩里还有400万亩。
这400万亩又一分为三：有50%几，用于城市里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的道路、绿化、市政建设；
第二块是工业，在国家改革开放最初的二三十年，大家都高度重视第二产业，招商引资没有本钱，就用土地做本钱，工业用地便宜。
如果来了一个搞100亿产值的老板，可能不是供应1平方公里，而是2平方公里都给他了，供地比较慷慨，投入产出率低，不那么集约、节约。
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城市土地中工业用地占比差不多30%。现在我们每年增加的，比如今年的600万亩土地，大体上会有多少给了工业呢？22%左右。
剩下来住宅可以拿多少？10%。就是说总分母600万亩中，10%给了房地产。
这个比例是不平衡的，老百姓的住房用地，一般占这个城市所有土地的25%，我们呢，只占10%，这就显得少了。
好不容易有了这点地，可以作为城市居住用地使用拍卖，那么是不是大城市人多就应该多供应点？人少的就应该少供应一点呢？
政府做事呢，会有点，不叫长官意志，而是想调控。城市太大了，我有意控制你几个点，土地不能再增加了，人也不能再增加了；反过来，中小城市，200万-300万人口级的城市，他们想发展，比较容易得到上级部门支持，指标拿到的时候，假如说平均一刀切，结果大城市人口集中多，流入多，结果土地拿的少。
每个城市的10%里面，可能越大的城市眼下每年新增的供地，住宅用地反而更少一点，反倒是中等城市、小城市会更多一点。
供不应求，土地越拍越贵。
这是我要讲的供地失衡的问题，很多失衡的状况，一旦了解了底细，就会发现逻辑上是想得通的，我们在经济调控中，应该有更务实更合理的调控方式。
失衡之二：土地价格
这十年，一线城市的房价几乎涨了10倍以上，有时候大家会说这是通货膨胀现象，十多年前，中国GDP 10多万亿的时候，贷款余额也就是10多万亿，现在是150多万亿，货币增加了十几倍，房价有的地方也涨了8倍、10倍、12倍。
到底是货币涨，房价涨，还是土地涨，房价涨呢？
我个人认为，一切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现象，这么笼统的一个经济规律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货币通货膨胀了三倍，有的东西涨了，有的东西掉价呢？说明还是跟具体的供求有关，如果真的是一个供过于求的东西，货币哪怕泛滥，这东西价格跌掉一半也是有可能。
房地产之所以涨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和地价有关。
地价涨了，房价跟着涨，房子本身是会贬值的，每年折旧，用个几十年可能就会拆掉，但是在城市里，土地每年都会升值，最后这个房子哪怕拆掉了还会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因为这块土地升值了，我们土地升值有点畸形，长得特别高。
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们土地买卖的方式，我们从香港学来的土地拍卖制度，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我当时在浦东新区，我们一起到香港学习土地拍卖制度，几个月学了回来，中国第一轮的土地批租拍卖是从上海上开始的，我对这件事，应该说了解得特别清晰。
总的来说，拍卖有它的好处，在政府主导的机制里，拍卖是阳光的市场机制，能够避免腐败和灰色交易。如果是协议出让，居间交易中搞不清的事，不知道会害了多少干部。
拍卖制是好的，但是拍卖制的规则是价高者得，很多家来叫这块地，就可能几十轮甚至上百轮地叫价，越拍越高，拍卖的上限怎么封顶缺少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光靠行政手段，比如拍到3000万一亩的时候，拍上去的不算，到此封顶，这又有点和规则不合。
这是第一点原因，拍卖制本身会推高地价。
第二个原因是土地本身就供不应求，假如说我们供应城市的土地，平均在供地量的20%，情况就会比较平衡，现在供应的只有10%，少了一点，而且是不均衡的，对一线城市供应不足，越供应不足，拍卖地价越高，最后倒过来，地价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高。
这是第二个问题，供不应求短缺，总的供应上短缺，有缺口产生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城市发展并不是每年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都在城市边缘地带征收农民的地，新增土地扩张来发展，新增土地扩张是跟国家要的指标。
每一个城市的市长，另外有个手，它在干的一个活呢，是不要指标了，把这个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留下来的棚户区、贫民窟、破房子拆掉，叫旧城改造。旧城改造不要指标，本来就是城市建设用地。
拆迁会有什么情况呢？如果这个地区的房价大体是7000元一平方米，你来拆1000户，每户有个100平方米，这10万平方米怎么补偿？大体上按照这个地区的均价来补偿，这是拆迁的基本逻辑。
所以拆迁10万平方米的土地，地价7000元/平方米，造出来的房子一定到一万五六，拆迁会带来巨大的土地成本。
过了一年两年，这块地旁边的地要拆迁，拆迁的成本就不是六七千，而是一万五、两万，这很正常，以这个地价成本拆出来的房子，造出来的就会卖三万四万。
这个意义上，城市的土地如果都是靠拆迁而来，造新房子滚动开发，房价容易高。
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在拍卖机制下，在一个总体上新供的土地短缺的情况下，老城改造，拆迁循环，这三个机制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房价往上升。
一定要说这里面哪个人负责，这里面是一种机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埋怨，开发商埋怨土地价高，老百姓埋怨房价高，官员埋怨投资环境破坏了，所有人都不满意，似乎无法改变它。
失衡之三：房地产占用的社会资源
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太大，消耗的金融资源比重太大，房地产在财政税收的比重中太大，这是三个失衡。
从投资来说，一般经济学、城市学有个基本的经验，一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每年不要超过25%，这个话呢，10年前我在重庆管这个事情定了这个原则后就在说，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专家说，黄奇帆这个人有时候会拿出一些很武断的结论，使用效果不错，但是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理论？就定了很武断的结论。
我当时看到，想了想，我似乎因为不是教授，不会整天写报告，为什么这么做那么做。实际上有个理论，很简单，就是六分之一的理论。
一个人正常的家庭，如果是租房子，最好月收入的1/6以内付房租，如果你用了1/3的钱在付房租，你的生活会很困难，比例失调了，如果你不是租房住，而是买房住，用你一生的工作正常收入，三十六七年的六分之一，六七年的家庭收入买套房，这个1/6是这么来的。
一个城市的GDP如果有1000亿，这个城市搞房地产投资，最好在GDP的1/6以内，就是150亿。
意思就是，GDP不能都用来投资造房，否则就像一个家庭无法正常持续健康地生活一样的道理。
一个正常的城市，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要超过GDP总量的60%，否则就不可持续。
我们现在国家32个中心城市和直辖市，有5个城市，已经连续多年，房地产投资每年占整个GDP的60%以上，然后有16个城市比例偏高，当然也有少数五六个城市在10%几，这些城市发育不足。
房子卖得多，基础设施没有跟进，工商产业没有跟进，空城鬼城便会出现，各种情况都有。
这是第三个失衡，固定资产投资绑架经济发展成为增长的撒手锏。
失衡之四：绑架金融
2016年，中国100多万亿的贷款，有百分之二十七八，是房地产相关的，开发贷加按揭贷，也就是说，房地产用了全部金融资金量的百分之二十七八。
大家知道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产生的GDP是7%，绑架的资金量是百分之二十七八，去年，工农中建交等主要银行，新增贷款的百分之七八十是房地产，全国而言，到去年年底，全国新增贷款量的46%是房地产。
从这个角度讲，房地产绑架了太多的金融资源，也可以说，脱实就虚，这么多金融资源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都在房地产。
失衡之五：税收
这些年，中央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差不多占了35%，听起来还好，但是因为中央没有房地产的收入，房地产收入属地化，所以这一块房地产的收入、土地出让金、预算外资金有3.7万亿。
在地方的税里面，有40%是房地产关联的税收。我们整个国家的税收是17万亿，地方税总的10万亿，有4万亿与房地产关联，再加上土地出让金，预算外资金，叠加起来，将近8万亿。
讲这段话的意思是，整个地方的收入是多少呢？一共是13万亿、14万亿，里面有接近8万亿，是和房地产有关的，如果地方政府离了房地产，是会断粮的，所以这也是太依赖房地产。
失衡之六：销售租赁比例
在美国和欧洲，所有的商业性房屋，50%左右销售，50%租赁。租赁有两类，一类是房产商自己开发的房产租赁，第二类是小业主老百姓有很多套房，自己住一套，其他的租赁，这就形成了50%的租赁市场。
新加坡接近80%都是公租房。有点像改革开放前，我们都住在政府集体企业的公房中，产权归公家，分配的房子归你租用，不是你的产权，也不能买卖。
这十年开发的房屋，每年十几亿平方米，作为租用的，不到10%，90%以上的商品房都是买卖，这个市场是畸形的。
租赁市场有4个不足：
第一，租赁者是弱势群体，没有谈判的能力，租房的人和企业，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租金；
第二，随意把房子收走；
第三，各种重要的公权部门，没把租赁房屋的住户当做同等公民待遇，租了房子的上不了这个学区的学校，必须买房，医疗也是这样，医保的服务都和产权房有关，入户也是，买房满几年可以入户，租房就不行。
老百姓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会觉得我现在租房子是没办法，只要有一天，稍微有条件就买产权房，总之把租赁当成短暂的没办法的办法。
失衡之七：房价收入比
六七年家庭收入买套房是个合理的年限，我们现在实际情况，均价对均价，一线城市一般都在40年左右。
纽约、伦敦市中心的房子也不便宜，但是按伦敦房子的均价，家庭户均收入10年以内也可以买到房。
总得来说，我们高得离谱。
一般的二线城市，在20多年，当然也有边缘一些的地方，五六年。
失衡之八：房地产内部结构
一二线城市土地供不应求，房产开发量供不应求，这些地方只够卖三四个月，而且是在限卖限购的情况下，不需要去库存。有些地方是三年四年都卖不掉。
这是一种失衡，资源错配。
供不应求的地方应该多供一些土地多造点房子，供过于求的地方应该不再批土地给它。
这就要把错配的资源调配回来。
具体而言，房地产开发是个供给端的概念，不是等到市场需求端来调控，一定是在供给端，政府和企业可以有明确的信息，进行调整的。
比如，一个城市人均住宅是多少，大账上说40平方米，如果只有100万人，这个城市造4000万平方米就够了，过去几十年，留了2000万平方米，结果每年又去开发1000万平方米，五年一过，有个七八千万平方米，人均住宅面积就变成70平，80平，肯定过剩。
所以这是可以预测的，应该有规划数的，上下波动个10%、15%，不得了，不能由着开发商想盖多少盖多少，政府短期效应，这会儿开发的多，GDP投资拉动的多，短期效应，然后拍拍屁股走了，这个地方容易烂尾，后面的人收拾烂尾。
一个地方应该建多少写字楼？各个地方都在盖写字楼，作为城市中央商务区造的写字楼，为全社会的贸易公司服务的，一般中等城市以下，每两万元GDP一平方米，如果你的城市有1000亿的GDP，说穿了，5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到极限了，多造一定是过剩的。
如果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呢，资源利用率高，其实GDP，4万元左右一个平方，上海一年有25000亿的GDP，第三方造的为所有人用的写字楼，6000万平方米足矣。
上海商业零售额在1万亿左右，这1万亿盖多少商场、零售商店呢？大账上说，2万元一平方米，1万亿造5000万平方米；上海还有一种方法，一个人2平方米，上海现在2400万人，打造5000万平方米，这种算法内在都有规则。
如果你一平方米的商业零售只有1万元，这一平方米的房子的价格在大城市里倒要几万元，赔死了。
有些城市，开发商一进来，搞一个五十万方的大卖场，不是一个老板搞的，这个老板搞两个，那个老板搞两个，政府有兴致批，都是空城鬼城的代表，好大喜功的代表。
这些都是要吸取教训的。
失衡之九：市场秩序
比如原来规划用途是写字楼的去造住宅，原来是工业后来做商业，随便转化用途，随意变换容积率，可能政府知道了，罚款一下。
各种乱象很多。房产销售时，商铺的面积切碎了卖，卖不掉了，售后返租，实际上是高息揽储，最后坏账，变成社会不稳定的源头。
房产商在融资的时候，高利贷，职工系统乱集资，社会上骗老百姓乱集资，都是房产商在开发中的乱象。
还有一种，批了土地后，两年必须启动开发，三五年完成，太多的房产商囤积了地十年没有开发，这十年来，房价涨了10倍，什么活也不干，利润增加10倍。
政府土地储备很少，开发商土地多多，囤地，囤房，卖不掉的房，切碎了卖，售后返租，当股票一样的当成标准化的再卖。
这些都是要加强管理。
失衡之十：调控方向
失衡是政府本身在管理房地产时，经济下行希望刺激房地产，往东调，房地产泡沫来了以后，希望压住它，稳住它，不让它乱涨价，往西调。
现在房地产调控是有这种不东不西的状态。
再有呢，采取的办法行政性的居多，短期的措施缺少理性的长周期措施，缺少法律性措施，缺少经济逻辑、经济杠杆措施。
比较多的是需求侧的调调控控，紧紧松松，在供给上进行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比较少。
这就是我们在调控方面的缺陷，也是习总书记批评的，这种政府长周期的法制性的问题。
以上十项，是房地产失衡的具体表现，这种失衡会带来三个后果：
实体经济脱实就虚，土地成本高，房价高，对搞实体经济的投资肯定是不划算的。
实体经济看到搞房地产那么轻松，卖套房比它好几年赚的都多，有点钱就不再往实体投，都投到房地产。
实体经济的职工，也因为房地产价格过高，招来的人才买不起房，没地方住。
从长周期来说，房地产是必须要有的，但是高房价造成的后果，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怎么样建立长效机制？围绕总书记说的，要从土地、金融、财税、投资、法制五个方面采取长效的机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系统地做好房地产的调控。
总书记的要求非常深刻，我要说的就是学习总书记关于房地产调控的五个方面要求的一些思考。
长效机制之一：土地
我觉得对土地的调控需要那么四个五个刚性的措施。
一个城市土地供应总量，按一人100平方米，100万人就供100平方公里，一千万人就供1000平方公里。
爬行钉住，后发制人。
什么意思？你这个城市有本事，把这个人口搞到500万，那我以前只给了你350万平方米，现在每年补你几十万平方米。
不能根据长官意志，计划未来有500万人，现在才两百万，就要500平方公里土地，结果我在10年里，真的给你300平方公里土地，你300万人没来，只来了100万人，甚至原来的200万人还走了，这个土地的错配，谁负责。
土地要爬行钉住，而不是说要你去臆想调控，长官意志，违反经济规律。
就按这个逻辑，不复杂，如果上海到了2500万人，一定要2500平方公里，不是没有地啊，上海有6000多平方公里，还有很多农业，农业在上海只占1%的GDP，农民人口也只有三四十万，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维持农业也是要做城市绿色农业，示范农业。由此而言，如果这个城市本身的土地不足了，不到人均100平方米了，就应该补上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拿到指标，三四百个城市大家平分，而是看谁人口多。
人口怎么多起来呢？有句话叫产业跟着规划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二产、三产发达了，人口就多，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
当你把前面的几个环节做成了，我爬行钉住就行了。最笨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长效机制之二：法律
用法律，或者非常刚性的约束。
人均100平方米干嘛的？绝对不是100平方米都去搞住宅。作为城市来说，100平方大体上55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城市绿地；工业20平方米。
如果一个城市有1000平方公里，就有200平方公里搞工业，1平方公里可以搞100亿，那200平方公里，那就是2万亿啊，很大的工业体量。
像金桥，90年代浦东开发的时候，规划了10平方公里，我们当时就定下来每平方公里至少100亿，到了2000年，朱晓明是金桥开发区老总，他说，金桥已经有1500亿。10平方公里里面，7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每平方公里干了200亿。
我讲这段话意思是，工业就是要约束性强一点，要把过去太慷慨的工业用地再高压紧逼下把土地置换一些出来，或者在产业结构、工业结构里做一些调控，把低利用率的换成高利用率的，使工业更加节约。
剩下的25平方米，就是土地批租，商品房的开发，20平方米给居民开发，5平方米给商业。
如果1000万人的城市，可以搞一个50平方公里的商业区，大家知道曼哈顿的商业区多繁华，只用了10平方公里。
原来上海的南京路，多繁华的商业，整个土地的建筑面积几平方公里，非常节约。
地价方面呢，总的供应量起到了保障作用之后，拍卖土地的时候也要有限价措施，大体上讲，楼面地价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1/3。
如果周围房价是1万，这会儿动迁产生的土地拍卖，拍到3300，就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说我征地花到6000，我就要拍到6000。
限价不是长官随意的限制，其实政府不在土地上去推高地价，地价跟着房价慢慢走。
如果你是旧城改造拆下来的，成本的确很高，不能由着这个成本，由着拍卖覆盖成本不亏本这样的小心眼，应该把政府给你的城乡结合部的，供应比较充分的土地资源，那个地方可能会得到的土地出让金，补充平衡市中心旧城改造的土地出让金。
这么平衡之后，看起来你可能吃了点小亏，但是城市投资环境好了，工商经济发展了，实体经济和房地产不失衡了，你是可持续发展，税收、金融、投资都跟实体经济更多地连在一起，城市会更好地发展。
金融方面的措施要坚决守住底线，任何开发商买土地的钱，必须自有资金，上世纪90年代我在浦东开发的时候，就是这个约定。
这里面有个原理，开发商对房地产的总投资理论上1：3，自己的资本金是1的话，社会的融资可以是3，就是总资产的25%是资本金。对工业企业，我们是1：2，1/3的资本金。
房地产商呢，融通量大一点，1：3，也就是25%的资本金，当然是拿来买地了，地如果是你自己买的，可以抵押了融资，拿到钱造房子，封顶的时候，可以预售，老百姓已经把预售定金或者按揭贷款的资金转过来，最终是土地的自有资金加房屋开发的融资资金开发贷，再加预售过程中老百姓的按揭贷。
现在全国房地产商的融通量是多少呢？1：9，我这么说可能还是保守的，有的开发商可能1：50。
你听他有几千亿的资产，债务95%，万一有坏账，银行倒霉。
买地皮的时候，来个三七开，如果这块地皮是10个亿，他自己拿3个亿，借了7个亿，拿到地了去银行抵押，抵押至少六七个亿，造房子，卖楼花，把预售的钱拿到了。
这个地是10亿买来的，三年后，地价涨到20亿，真的要开发的时候，20亿作为抵押物，可以拿到15亿的钱，整个开发流程中的融资，到了1：9，这就是房产绑架金融的情况。
地王不断出现，是房产商跟金融系统的关系，谁融资能力强谁就拿到地王，融资再多也不担心，地价一炒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地王现象不仅是土地短缺，拍卖机制的问题，还和融资的无限透支，缺乏隔离墙有关。
为什么那么多资金都往房地产里面走，如果有一个防火墙，一切买地的钱通通不能借债，只要做到这一条，M2跟你有什么关系？进不来的嘛。
我在重庆，一直是管住融资的，但有时也会露项。
来个房产商，买了15个亿的一块地，把房子造起来又花了15个亿，30个亿全是借来的，而且借的高利贷利息是17%，五年时间，30亿债务变成60多亿，房子造好实际上也只能卖个四十亿，五十亿，当然破产了。
一查账，是三个很有名的工业企业，看着房地产热，工厂还可以，搞汽车的，跟信托公司去借钱，这个事情一协调，我说三令五申不许借钱买地，借了高利贷还来买地，这是个教训。国土局说这三个公司老板都是有名的工商联副主席，去信托借钱都是用工业企业的产权抵押的，所以就疏漏了，没查。我说一切房产商批租土地，别的不用查，就查资金血统，只要是借来的，通通不允许进入。这样一来，地王会消失大半。
第二个是房产商在开发过程中，如果一个房产商，有几十个上百个金融单位的账户，总的债务，高利息的占了全部融资的50%以上，对不起了，资金账户是危机状态，这种房产商，对它的运营，都要当心。
第三要管住老百姓买房的融资，首套房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首付，第二套房百分之五十六十的首付，第三套房，通通全首付，只要全首付了，不管他买三套五套，不用担心他会带来金融危机，危机是他自己家里的事情。
这条要坚决做到，但是在中国做到比较难，美国做得比较到位，美国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可以搞按揭贷款，美国的按揭贷款，就在5个金融机构，对50个州全部覆盖，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按揭一目了然。
我们银行对老百姓的按揭贷款造假账非常粗放，老百姓在其他国家是交税单，根据这个来测算能付多少按揭，我们叫单位开收入证明，一个私人老板，现在就帮员工开五万块一个月的收入证明，有啥关系？甚至银行自己有萝卜章给客户开收入证明。
长效机制之三：税收
税制从来都是重要的调控手段。
第一条，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终端有保障。
比如，你如果想买一个5000万元的高端别墅，交易契税，可能要交5%，普通住宅交1%，保障房0.2%，还可以抵扣，这样的话，就叫差别化税率。
别墅买了以后，两年或者五年就要炒掉，我就把交易税从5%，递增到8%，香港就这么干的，不断在印花税上递增，加到没人敢炒。
中端有鼓励，老百姓买的是自己住，总的有各种抵扣，我甚至认为，住房首套房，按揭贷款的钱，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我相信中国政府搞税制改革，分类税改成综合税的时候，是可以按揭贷款抵扣所得税的。
全世界都是这么抵扣的，美国个人所得税，账面上39%，实际上25%，就这么抵扣掉了。
低端的有保障，不仅不收税，政府出钱帮你解决住房问题。
这是三端调控的体系。
第二个是要把物业税、房产税或者以后总体上叫房地产税搞上去。
什么叫房地产税？
一是对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存量、增量都要收税，不是说只收增量，试点的时候可以；
二是如果物业价值上升了，根据升值的额度来收税；
三是越高档的房子持有的成本越高；
四是低端、中端和合理的住房需求，房地产税里是有许多可以抵扣的，最后这个社会百分之七八十的老百姓，尽管房地产税是普遍实施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压力不大，一定是对高端的炒房持有者会有巨大的压力；
五是大家会说，房地产税收了，土地出让金是不是就不收了？你不能前道到，后道也收。国外土地是私有的，没有土地出让金，国内土地是国有的，有出让金是合理的，并不是有房地产税就要否掉土地出让金。
出让之后，是不是70年以后再要第二次出让呢？有房地产税覆盖，淡入淡出，就不用补交土地出让金了，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房地产税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让税制健全，中国普遍是间接税，缺少直接税，房地产税是一种持有环节的直接税，在美国欧洲，直接税占总税收的40%，中国连10% 都没有，这是税法体系、国际惯例的一个方向性实践。
第二，房地产税对炒房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的。说房地产税对炒房没作用，要么是弱智，要么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第三，有了房地产税以后，持有环节成本提高，对资源优化配置、对租赁市场的形成有好处。
第四，对社会在房屋领域的意识形态有意义，所以2009年、2010年在财政部领取了这项任务，在重庆做了试点。
税收方面还有一个事，三中全会提出，农村的集体土地和城市的国有土地，如果在一个地方拍卖，现在的办法是非要把农村土地征用，然后一起拍，征地的时候，一般地价比较低，这样就减少了农民的利益。
三中全会提出，同地同权同价，要把这件事落实到位，税收要跟进。因为地价，拍卖的时候很可能卖出500万元一亩，明明是农田，怎么会变500万一亩，因为地价并不是征地成本决定的，它和基础设施相关，有地铁当然高，基础设施配套好地价会高，这些土地的地价高，是社会资源的投入。国有土地拍来的高价，当然去盖这些公共资源，集体土地拍了高价，全部归集体家庭所有，这个不公平。
所以在美国、台湾、马尼拉有个税收，不管哪一类土地，成本算掉以后，增值部分，增值50%，收40%的税，增值100%，收50%的税，增值200%以上收60%的税。
这个增值税现在还没有出台。
没出台呢，真要把现在的土地同股同权同地价去拍，拍出来之后农民就拿钱吗？也不一定。
这块地正好在金融区边上，拍了个500万一亩，那个农民同样的地，在学校旁边，拍下来就是造学校，50万一亩，这个农民不就吃亏了吗？
这个意义上讲，拍的低的，土地增值税交的很少，拍的高的，土地增值税交得高，也是一种平衡。
长效机制之四：租赁市场
习总书记在2014年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过，每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总有20%人买不起房子，政府要造公租房配置给他们。
如果一个社会有1000万人，200万人租了公租房。另外有200万人住了房产商造的住宅持有出租的房子，商业性的租赁房，还有10%的人住了小业主出租的房子，如果我们能有50%的租赁市场，那住房系统就比较平衡了。
公租房，这几年政府都造了一批，我觉得政府的公租房有五个要点：
一是，大体上不能造太多，一个城市覆盖20%的人口，如果100万人的城市，公租房的投放对象是农民工、学生和城市的住房困难户。我们以前帮困呢，总是看人家的家庭收入两千块三千块，其实只要看人均住房面积，三口之家，十年来人均住房在30平方米以下，他也许年收入有10万元，也许小孩在美国读书，或者老人生病，住房困难户造不了假，收入困难户很容易造假。学生不会造假，农民工造不了假。这个不要靠收入证明，现在的收入证明搞不清。
第二，要三配套，房子造好了，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的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户籍管理的派出所、居委会的配套。
第三，管理上，公租房是国家的，不能有二房东赚外快。
第四，不能造成贫民窟，应该和商品房集聚区行成1/4，3/4的比例，地区的公共设施配套是给所有人的。
第五，租金应该是商品房租金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符合低收入公租房对象家庭收入六分之一的房租。
实际上，公租房，60%的左右的贷款，收到的租金利息足够平衡贷款利息，五年以后，老百姓可以把房子买过去，共有产权房。
共有产权房可以按市场价卖，卖的时候，政府回购。美国、新加坡都是这样。
我和美国的住房保障局局长交流过，他们的保障房造出来以后，老百姓想要退出去，只能退给政府，由他们再出给新时期的保障对象，这件事应该持之以恒，以民为本地去做。
房地产商不是不愿意持有，而是融资结构害了整个中国的房产商，永远做不了持有房子的出租者。他一比九的融资结构，逼得他房子一造好，就急吼吼地要回笼资金。
李嘉诚不是这种状况，他在浦东拿的地，1993年拿的地，1997、1998年造好，出租，协议都是10年期，到了2008年、2009年的时候，全部回收，重新装修，2009年、2010年开始变成销售，房价从一万多变成10万，这就是发了横财了。
中国租赁这么少，跟房产的租赁结构有关，政府要让开发商进入1：3的融资结构，到了持有环节，能够出租的，必须60%的资本金，40%的贷款，这样的话，收来的租金一定能够平衡40%的贷款的本息还款计划。
政府对这种，三年五年十年租赁的房产公司，有一套鼓励政策，包括租房的公积金，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给房客，公积金拿来付房租，房租抵扣个人所得税，拿出房子出租的也应该有鼓励。
对租房者，要从法律上保护产权房的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地位。
长效机制之五：地票
最后一点我特别要说的是，整个房地产的调控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地票。
地票是在讲什么呢？
我就说中国土地制度有两件事。
一件事，我们这么多人，耕地总的不充分。要做两件事，第一是集约节约使用土地指标，不要造成每10年少1亿亩的需求，应该每10年，少5000万亩，4000万亩。
还有20年就用到18亿亩土地红线了，如果这2亿亩，可以变成40年，50年用到，这样可以把时间拉长，可持续发展势头更猛。
最重要的是工业用地要节约，同时农村的建筑性用地要集约节约，商品房的住房用地不能太苛刻，要多给。
第二个要讲个更深入的问题，一百年、两百年，城市化大规模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没有减少耕地，耕地有所增加，人在在农村居住的时候比较分散，人均建筑用地，要用到250平方米到300平方米，城市比较节约和集约，人均是100平方米，所以当1亿人进城，真要在城市中生活，城里边肯定要给他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农村里面可以退出2.5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中国的农民呢，两头占，所以我们才会出现10年少1亿亩，30年少3亿亩，否则的话，应该是大体平衡，平衡还有余。
要化解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有三个原理。
第一，宪法上规定的三个底线，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你不能把它变成私人的，农村的土地变化中间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村的土地有用途管制，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建设的搞建设，这三个是游戏规则，不能改变。
第二，耕地的转换，要使得农村退出来的地，大于进城的地，这是世界城市化运动中的一个现象，我们没有这个现象，要把它体现出来。
第三，你不能光说城乡结合部的那点郊区进行这样的转换，要让1000公里外的农村，分享城市增值的级差地租。
按照这三个原理，我们想了一个地票的招，就是要把农民进城以后的宅基地，或者集体组织废弃的乡镇企业的土地，废弃的小学土地，废弃的粮站的公共用地，复垦为耕地。
农民进了城了，房子空在那里，租不出去，卖也卖不了几万块钱，把农房农地复垦为耕地。
这件事有四个环节：一是复垦；二是有关部门验收；三是给你一个地票可以到交易所交易，房产商要买城乡结合部的土地，需要指标，就来买这个指标；四是城郊结合部的土地就去掉了。
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农民进城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建设用地变成耕地了，城郊结合部增的耕地，小于农村复垦的耕地，最后增减挂钩，全社会的耕地总量增加。
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以产生几个好处：
一是耕地保护。
现在出现了先征后补，我们现在每年征600万亩耕地，国家也要求各地想办法去造600万亩耕地出来，你征了600万亩，要造600万亩，大家都同意，等到我把地征了以后，五年十年，是不是能造出耕地出来，不知道，或者造出来一半，没完成。
另外，几千年农耕文化早就把可以造农田的地用了，所谓的造耕地，是把山坡上，一个25度、30度的地造成梯田，破坏生态嘛，把树林子地造成种菜的地，或者把弯弯的河道拉直，弯弯就变成良田，破坏生态，没办法的办法，大家都装糊涂了。
所以地票制是把农村缺少充分的耕地复垦的后备资源的这件事给解决了，我不复垦生态里的野地，复垦的是废弃了的宅基地，公建用地，这就是一种集约节约。
腾出来的地票指标，让房产商造房子去了，这不是平衡了吗？这是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反哺农村。
房产商买地，一亩花个几百万块，花几十万块来买这个指标，这个钱给了农民，可以反哺农村，这个反哺不是反哺5公里、10公里外的近郊，100公里，1000公里也可以的。
黑龙江的农田产生的地票，上海如果几十万一亩买过来，上海征上海郊区的地，这个钱就到黑龙江去了，地票几千公里就可以辐射了。它的虚拟性，票据性，使它有辐射性。
第三是增加农民有收入。
我们这些年，一共卖了20多万亩地票，每亩地票十多万元，差不多四五百亿，农民拿到了，农民拿了这个钱，在农村造房子，进城都可以。
第四，农民进城，有了公租房，这笔钱可以改善城市的生活。
地票这种制度，对城乡之间的土地交易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认为，这都是以城补农，对农村的好处，最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平抑城市中土地不足造成房价畸高的这种根源，起到遏制作用，能帮助大城市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
重庆在过去这些年，每年从国家这儿拿来的土地指标，20万亩，也的确50%几，城市、基础设施用掉了，工业上用掉20%几，商业去掉5%，也只有10%了，我们这10%通通给了中小城市，万州、涪陵等，他们实力比较弱，开发过程中拿国家的指标，国家的指标不花钱。
主城重庆这个大城市，800万、1000万人口的，每年2万多亩的房地产开发地皮周转指标都没有用国家指标，基本上每年2万亩的地票就在主城，主城的房产商，在主城动迁一概用地票，地票不受国家约束。
这样的话，土地供应量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就比较宽松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总的来说，分两个部分，10大失衡和5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如果通过制度的安排，按照中央的要求，不仅是行政化的安排，不仅是供给侧改革基本面的安排，比如中国最终应该有房地产税法，应该有住房法，老百姓租赁房的法律，其实我刚刚说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在这三个法律的框架下。
思想评论
马云关于计划经济的一番说辞，是无视经济学的胡说八道
【研究员】：
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在于有没使用数据。无视人的自由意志，取消私有产权，压制个人需求，将人抽像成劳动工具，听取计划官员的指令，这才是计划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马云关于计划经济的一番说辞，是无视经济学的胡说八道。真正的计划经济是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意味着市场主体间的信号消失，所有人像蒙眼醉汉一样自行其事，乱跌乱撞。中央计划者大权独揽。这个时候，也没有企业家的立身之地了。市场经济太容易被忽视，而计划经济太容易被崇拜。对计划经济本质的批判，将是市场主义者长期的工作。
1970年南美国家智利大选，左右两派竞争激烈。呼声正劲的是社会党人阿连德，一位具有鲜明左翼倾向的政治人物。美国人十分紧张，曾几度策划阴谋活动，想把阿连德拦下来，但都未能成功。在选民支持下，阿连德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通过竞选上台的左翼领导人。
阿连德一上台就兑现承诺，对智利进行经济改造。智利有许多大型铜矿，大部分都掌握在私人和外国资本手中。铜矿是智利的经济支柱，怎么能让资本家把持呢。阿连德发起国有化运动，没收铜矿及其他工业企业。这是阿连德雄心勃勃改造国家的第一步。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陈兴杰在微信号“人文学会”撰文指出，大量企业没收下来，原先企业家不是驱逐，就是离开。如何运营这些企业？所有的国有化运动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一般的做法是保留原有经营者，听从计划委员会指令，企业由私人经营向国家管理逐步过渡。阿连德的做法很有特色，他想用最先进的管理学、辅以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管理企业。
这门管理学是控制论，技术手段则是计算机。这是1970年代前沿的理论和技术。当时还没有互联网，计算机的功能基本是计算，复杂数据的处理。
阿连德有自己的导师，他是当时西方著名的管理学家斯塔福德·比尔。此人是”控制论“的巨擘。这是一门研究系统平衡稳定的管理学分支。
和阿连德一样，比尔也是狂热的左翼人士。只不过，他很反感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比尔认为，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肯定行不通，竞争的市场经济难免有各种问题。企业家恶性竞争，会带来无谓内耗和资源浪费。要有一套信息机制，让企业协同供给，满足市场需求。
对于这套新型经济理论，斯塔福德·比尔沉醉其中，他用这套知识管理自家企业，一切井井有条。这让他志得意满，急于找一个国家来做实验。很快，他把目光投向智利。1971年，斯塔福德·比尔来到智利，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经济师”。
阿连德作为左派人士，对市场经济关上了门；他也不想走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样会招致美国更极端的仇视。阿连德不想强烈得罪美国。他希望智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企业属于国家，也是分工协作。这有别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斯塔福德·比尔的控制论，很符合他的胃口。
控制论主张，经济运行过程中，要摒弃计划者的主观意见，采用客观标准来衡量系统的稳定性。正如人一旦生病，会有发烧、咳嗽、血红蛋白变化这些数据变化，经济建设同样如此，建造一栋高楼需要多少砖瓦人力，会有详尽的数据指标。数据采集下来，交给计算机来处理，就能把各项经济活动所需的资源，计算得清清楚楚。
听起来是不是很科学？现代几乎所有企业，他们也在用大数据核算成本，控制收支。国民经济不就是更大一些吗？那就用大型机计算吧。
阿连德的新经济计划中，也、就包含很有科幻感的东西。企业和政府之间，搭建数字化的通信渠道，实时生产数据都能传输到控制室。控制室有一台超大型计算机，写好软件程序，可以实时监测工厂生产状况。一群专家坐在中央控制室，随时根据数据做出经济调整。听起来非常高级。
阿连德政府倒台后，中央控制室的东西被捣毁，只留下一些资料图。这个中央控制室如何操作，知之者甚少。人们只知道，超级计算机无所不管，指挥着智利的工业生产。
当权者真诚相信，苏联那种大国，采用数据化管理也许做不到，智利作为小国，有超级计算机处理经济信息，做得肯定比人好。苏联式计划经济的一大缺点，是官员胡乱篡改数据，误导决策。阿连德的计算机不存在这个问题，所有数据都是真实的。官员没有作弊的机会，这杜绝了国家机器的腐化。
我们现在难以确定，阿连德的“大数据治国”，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当时哪些经济指令来自官员命令，哪些是计算机的计算结果。只不过，一切都正认真执行。一些工人被邀请去参观。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啧啧称奇，纷纷表示终于不受资本家的剥削。
“控制论”看起来科学，超级计算机也似乎先进，它们没有阻止阿连德政府的崩溃。1973年，智利军方发动军事政变，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率领飞机坦克进攻总统府。阿连德政府在炮声中倒台。据说，阿连德是用一把AK—47自动步枪自杀身亡的，而这把步枪是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礼物。也有别的说法称，阿连德抵抗到最后一刻，最后被乱枪射杀。
阿连德最后一刻怎样，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1973年政变前夕，智利经济事实上已经崩溃。
阿连德执政三年，这个南美洲最坚定的计划主义者，将几乎所有像样的企业国有化。90%以上的企业被政府接管，听从计划委员会的指令。土地和农场全都国有化，政府对农民规定了极高的工资。很快，生活物资都被消耗一空，而生产远远不足。小麦产量减少40%，进口也缺乏外汇储备，到处是物价飞涨，饥饿蔓延。智利政府试图用发钞票解决问题，短短两年，通胀指数翻了几百倍。
斯塔福德·比尔的控制论呢？很抱歉，这套东西什么都控制不了，像眼睁睁看着火山爆发一样，阿连德对经济崩溃无能为力，只能归咎于反对派的捣乱。他们引以为豪的计算机系统完全无用。智利大量产铜，不仅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刚好遇上国际铜价大跌。大量铜矿变成无用的垃圾。
为什么计算机会失灵，是不是当时计算机的算力不够强大？其实，即便用今天最强大的计算机来运算，也解决不了生产的复杂性问题。单单一项工业生产，就有几千万上亿随时变动的数据。工业之外还有农业，生产者之外还有消费者，国内市场之外还有国外市场。哪怕这些数据都输入系统，还有一项东西最难衡量，那就是人的需求。
计划部门可以按户口分粮分肉，但人毕竟不是机器。人有感情有理性，欲望有野心，每天希望活得更好，主观变化根本就没有办法度量。计划经济之下，人们的真实需求被压制扭曲，那些数据不过是官僚的臆想妄定，是完全失真的。
阿连德失败了，连同他的超级计算机。倒是阿连德的政敌皮诺切特将军，他在智利经济发展这件事情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皮诺切特也请了一位经济学家作为导师，他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1975年，弗里德曼花了几天时间访问智利，和皮诺切特有过几次谈话。皮诺切特服膺弗里德曼的经济观点，废除军事统制经济，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
阿连德政府什么都要管，皮诺切特则什么都不管。不要国有企业，退还国有农场，工会和社会福利的种种法律全都废除。至于那一尊象征计划经济的超级计算机，也被扫入了历史垃圾堆。人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它的原貌，只不过是从资料和图片才能看到。
几乎什么都不管的皮诺切特，推动了智利经济的成功。从一个积贫积弱，只有铜可以出口的山地穷国，智利跃升为南美洲唯一的发达国家。皮诺切特为智利带来繁荣富足，还留下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今天的智利，经济自由程度居于世界前十名。无论政敌怎样攻击皮诺切特是个独裁者，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却无人否定。
智利经济的成功，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弗里德曼“全球布道”的成功典范。至于英国人斯塔福德·比尔，现在有谁知道他吗？那套精巧的经济控制理论，已沉埋在学术垃圾堆里。计算机技术继续发展，并且诞生出互联网。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是自由与开放的象征。
1970年代的智利，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出台。一种是用先进理论和技术武装起来的计划主义，另一种是自由思想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到1980年代，这种对立演变成对决，自由市场的潮流最终占据了上风。幸运的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也走上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
说完1970年代的计划经济往事，最后笔者想说什么呢？
近几年，伴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一些中国企业家频频提到“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这实在是让人惊诧。
马云多次说，人类处于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和数据的处理运用技术都在迅速进步。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更高。马云认为，大数据让市场更聪明，需要对计划经济重新定义，市场经济不一定会比计划经济更好。
马云这一番说辞，显然是扭曲计划经济的含义。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在于有没使用数据。无视人的自由意志，取消私有产权，压制个人需求，将人抽像成劳动工具，听取计划官员的指令，这才是计划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马云关于计划经济的一番说辞，是无视经济学的胡说八道。
最近一段时间，联想杨元庆也在重弹计划经济的老调。他说，供应链智能化将有望实现供需平衡，使得按需生产、按需供应成为可能。“也许未来在智能化时代，我们的计划经济才真正可以成为现实。”
逻辑非常跳跃，不知在说些什么。杨元庆知道什么是计划经济吗？居然说出这样莫名其妙的话。
哪怕智能技术再发展，人的喜怒哀乐也不会被机器采集到；市场上瞬息万变的信息，计算机不可能完全处理。退一万步说，哪怕智能化时代来临，企业收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空前强大，那也不是计划经济。
只要还有私有产权，就会有价格起到约束和激励的作用。智能化不过让这一切更灵敏迅捷。真正的计划经济是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意味着市场主体间的信号消失，所有人像蒙眼醉汉一样自行其事，乱跌乱撞。中央计划者大权独揽。这个时候，也没有企业家的立身之地了。
事实上，只要计划经济实行，不仅企业家会消失，现有计算机、互联网、供应链这些设备，也会退化到笨拙僵硬的地步。杨元庆构想的计划经济时代，科技昌明，物质丰富——事实上，一旦真正的计划经济施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四十年前，当计算机技术初露峥嵘，就有人想利用它控制经济。21世纪的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刚刚崛起，就有人做起“计划经济”的迷梦。可悲的是，“倡想计划经济”的这几人，还是市场经济的骄子。市场经济太容易被忽视，而计划经济太容易被崇拜。对计划经济本质的批判，将是市场主义者长期的工作。
吴敬琏批马云：计划经济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实现，但那是我们希望的社会吗
马云曾讲过，由于大数据和AI，未来计划经济成为可能。最近吴敬琏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对马云的言论做了点评：
这个问题、这个争论，已经一百多年了。比较大的争论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是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与兰格的争论——米塞斯先说的，但是做出比较详细的论证是哈耶克；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但是他的成就比米塞斯高（注：吴敬琏说反了）。
实际上，这是两个问题。
比较表面的问题是信息能不能计算。最先是帕累托，他认为原则上可以计算，所以兰格作为计划经济的拥护者，用了帕累托的观点，但是他后来说因为没有计算机，没有办法把数据放进去解一个、几万个未知数的方程。他结果用了一个办法，就是由计划机关来模拟市场，根据供求情况不断的调。这是兰格模式，后来叫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到了1964年他说，他那个文章写的不对，因为有计算机了，几秒钟结果就出来。
大概在1987年的时候，中国领导曾经想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价格问题。后来在北戴河开了一次会，我记得那天会上是现在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他是一个系统论专家，他说根本不可能，几十万个未知数，你拿计算机去算也难以实现。
但是，哈耶克说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信息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激励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你用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对于每一个单位和个人的激励。所以你看他讲这个争论的时候他特别说了哈耶克的论点最重要的是激励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最近的讨论中，你看钱颖一教授对于马云先生的批评，也是讲到了哈耶克。
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肯定解决不了，人的需求是不断的变的，而这个信息，数据库全都能装进去吗？
当然马云先生这个意见有一种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就是给每个人身上装一个芯片，想什么都能到数据库。但是我说这样一个社会是我们希望的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Big Brother掌握了数据，但它掌握的东西太粗浅了，就是电视机、一个摄像头。当然技术上是非常强的，我看杨元庆后来也讲了，跟马云先生是一样的观点，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这么简单地去讨论。
史海钩沉
整整15年！一场此前未被披露的中俄跨世纪大谈判
【研究员】：
2016年我国进口原油3.8亿吨，只有中俄、中哈、中缅三条陆上管道，而中缅管道仍是转运从海上来的中东原油，所以真正陆上来的只有中俄、中哈两条管道，管道进口量仅占全部原油进口量的10%左右，其余全部要从海上运输，中俄原油管道的战略意义可见一斑。中俄原油管道前后谈判了15年，其间政经交错，最后能得以实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几代领导人亲自领导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确定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数万各部门、各级工作人员，石油战线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回首这一过程时深深地向他们致敬。
2018年1月1日，对中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的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在黑龙江省塔河县呼玛河南岸全线贯通一个多月后，正式投入使用，设计产能每年将达1500万吨。随着中俄原油管道一线二线全部投产，俄罗斯每年可向中国输入的原油量也将增至3000万吨。而这条原油管道的背后，还有一场此前未被披露的中俄跨世纪、马拉松式大谈判。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在如下这篇纪实文章（摘自《中国经济周刊》）中详尽回忆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历时15年的中俄原油管道谈判历史。其中首次披露各种情节：为何方案先后出现“安大线”“安纳线”“泰纳线”三个版本？日本如何搅局？俄方为何起初态度不积极？为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约仪式前，俄罗斯突然变卦？且看中俄双方经过激烈博弈后，谈判如何达成共识。
01.为什么要建设中俄原油管道
中国曾是个贫油国家，使用的汽、煤、柴油几乎全要靠进口，所以叫“洋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现和开发了大庆油田，1963年实现了石油自给，其后并有少量出口换汇。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求迅速增加，到了2016年进口3.8亿吨，自产两亿吨，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0%。
石油部门意识到大庆油田逐渐从盛产期开始进入衰退，所以从90年代就开始与俄罗斯方面接触，探索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油田建设到大庆的管道，以弥补大庆原油产量下降的不足。
02.最初以私营的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为合作伙伴
1994年，中石油与俄罗斯民营石油企业尤科斯公司接触，尤科斯公司对与中石油合作建设中俄原油管道比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积极。尤科斯公司提出了“安大线”方案。“安大线”西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安加尔斯克油田，向南绕过贝加尔湖后，一路向东进入中国，直达大庆。这个方案很符合中石油的想法，所以一直以俄罗斯尤科斯公司为主要谈判对手。
1996年，中俄双方企业完成了“安大线”的项目预可行性研究。但是俄罗斯政府似乎与尤科斯公司想法并不一致，项目没有实质性进展。
03.朱镕基曾想用支付田湾核电站14亿美元现汇换取俄方同意建设中俄原油管道
有一次，时任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从俄罗斯谈判回来，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报告了一个信息，说：俄方提出，如果能把俄罗斯向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提供设备的14亿美元易货贸易资金，改成以现汇付给俄罗斯，俄方将同意建设中俄原油管道。
当时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困难，急于出口核电这样的重大装备，于是与中国核电总公司谈成了一个易货贸易的买卖，即中方不付现汇买设备，俄方向中方提供14亿美元的设备贷款，中方以纺织品、轻工业品、家电等出口物资偿还，这对中方颇具吸引力。到朱镕基任总理的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外汇储备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不再在意支付这14亿美元现汇了。
朱镕基总理听了马富才同志的这一信息后，决定答应俄方意见，并派我率团赴俄罗斯谈判落实。我即赴俄，以不公开的形式与俄罗斯的各有关部门商谈。
我先后走访了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财政部等部门，但感觉俄方态度并不像马富才同志传递的信息那样，对中方支付田湾核电站外汇，以换取俄方答应建设中国原油管道一事莫衷一是，推诿敷衍。这次出访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此事也就告吹了。
04“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日本搅局
之后俄罗斯国内反对“安大线”方案的舆论越来越多，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安大线”经过贝加尔湖南端，担心石油管道一旦出现事故污染贝加尔湖。另外，理由还有，俄罗斯应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应该考虑面向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管道方案。
于是，“安纳线”的方案浮出水面。据说“安纳线”的方案是由日本提出的。线路走向从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油田出发，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和中俄边境地区，通往俄罗斯远东港口纳霍德卡。“安纳线”全程都在俄境内，而不是只通往中国的管道，俄罗斯可以从太平洋岸边的纳霍德卡港将石油输往东亚其他国家。
日本也是一个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2002年年底，日本方面开始积极游说俄铺设“安纳线”，2003年上半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两次与普京会晤，专门讨论能源合作问题。6月，时任日本外相和前首相访问俄远东地区,允诺为俄西伯利亚油田开发和管道建设提供75亿美元贷款，条件就是俄铺设“安纳线”。日本还想通过与俄能源合作，提高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说白了就是要搅黄“安大线”方案。
由于日本的介入，俄内部开始重新讨论和确定原油管道的线路走向。在按什么线路建设俄罗斯远东原油管道问题上，中日之间展开了暗中角力。
05普京最终拍板“泰纳线”，但悬念又出现
2003年5月，胡主席在俄罗斯开始了他作为国家元首的首次出访，期间胡主席亲自做普京总统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俄罗斯下决心建设中俄原油管道工程。
经过两年多的论战和博弈，2004年12月31日，由普京总统亲自拍板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即“泰纳线”方案。“泰纳线”东起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从贝加尔湖北面400多公里处经过，解决了俄罗斯国内长期争论的贝加尔湖环保问题，然后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从斯科沃罗季诺开始沿着中俄边境地区，最后到达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
但是此时俄罗斯并未明确建设到中国大庆的管道，或者称之为“泰纳线”的支线。俄方甚至有人说，中国需要原油可以从纳霍德卡港进口嘛！中俄原油管道的建设还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艰难的谈判和利益博弈还在后面。
06胡指明谈判不畅的俄方“内因”
现在回想起来，俄罗斯政府对中俄原油管道迟迟不作决定与最初中石油选择尤科斯公司为合作方有关。尤科斯公司总裁是苏联共青团书记，在苏联解体私有化过程中“下海”办了尤科斯公司，政治上与当局不和，还有政治野心，2004年俄罗斯政府以偷漏税为名开始调查尤科斯公司，霍多尔科夫（注：尤科斯公司总裁）进了监狱。
胡主席访问俄罗斯时，曾让我和马富才到他下榻的总统房间汇报与俄方谈判中俄原油管道的情况。胡主席和夫人刘永清正在吃晚饭，还给了我一块烤红薯，我拿在手里没有敢吃。马富才同志汇报强调中俄原油管道至今谈不成的原因主要是日本从中搅局。我记得胡锦涛主席听后说了一句，你们不要光从外面找原因，还应该从俄罗斯内部找找原因。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领会，马富才和霍多尔科夫第二天还举行记者招待会，俄罗斯政府只来了一个外交部副部长，政府态度不积极。
07马凯和尤权力促60亿美元“贷款换石油”方案，赢得输油支线中国优先地位
俄政府以偷税漏税罪逮捕霍多尔科夫后，俄罗斯石油公司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贷款换石油”的合作方案，希望从中囯贷款60亿美元，俄方以销售石油款偿还。此前中国的银行从未向外国企业一次性贷款如此大的金额，同时，苏联解体后经济下滑，中国国内舆论普遍对俄罗斯经济不看好，对俄罗斯的信用也持怀疑态度。向俄罗斯石油公司一次性贷款60亿美元在中国金融界很难得到支持。
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召开会议协调各部门意见，只有马凯和我主张给俄罗斯石油公司提供这笔贷款。我们认为中国需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而且从俄罗斯的进口量还在逐年增多，只要这笔贷款与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挂钩，贷款的风险是可控的，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对俄能源合作，打破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的僵局。当时由陈元同志任行长的国家开发银行一向秉持按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贷款方针，陈元同志提出开发性金融的贷款思路，因此国家开发银行表示只要国务院作出决策，国家开发银行愿意做这笔贷款的主贷银行。
国家发改委将协调情况和我们的意见上报国务院后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支持，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同志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说服各部门同意“贷款换石油”方案，具体由中石油和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相应部门进行商务谈判。
到2011年，俄方还清了全部60亿美元贷款和利息，中国也购买了4840万吨石油，真正实现了双赢。国家开发银行也以这笔贷款为发端，开始了国际金融业务，并且成为国家开发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
“贷款换石油”的合作，促使俄方在建设通往中国的支线原油管道问题上态度趋于积极。
2005年7月8日，普京总统首次表示，俄罗斯将在建设远东原油管道时优先铺设通往中国的输油支线。9月7日俄媒体报道，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西方记者时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线一期工程将修至中国境内城市大庆，俄罗斯的石油首先输送到中国大庆，大庆支线的建成是第一位的。但最终会把管道修到纳霍德卡。”自此确定了中国优先的原则。
俄方对建设通往中国的原油管道态度趋于积极，但仍不明朗。尽管普京总统多次提出要建设到中国的支线管道，但俄政府从未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的文件中明确中国支线管道的建设问题，中俄原油管道仍然扑朔迷离。
08艰苦的马拉松式谈判：俄方不断提出附加条件
与俄方的谈判非常艰难，俄方对我们十分在意中俄原油管道建设非常清楚，他们在谈判中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常常将我方关切的中俄原油管道与俄罗斯关切的其他项目挂钩。例如他们在协议文本中希望写进田湾核电站的三、四号机组仍采用俄罗斯原子能公司的技术设备；要求在天津投资炼油厂和加油站等等。
此外，由于中俄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双方都有戒心，对协议内容都非常小心，为哪句话在前，哪个条款在前也争论不休。文本除中俄两国文字以外，还必须在英、法语中选择一种文字作为副本。对争议时的仲裁法院和依据法律双方也有分歧，因此我们谈判有时连续谈一天一夜，几十个小时。
2007年胡主席再次访俄，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是绕不开的话题。因此我和中石油的有关人士提前去莫斯科打前站，希望在高访中能签下两国间政府协议。我和雅诺夫斯基又是一场一天一夜的马拉松谈判。我吃下安眠药准备睡上一觉，这时候胡主席到达了总统饭店，立即叫当时的秘书陈世炬听取我们打前站的谈判情况。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房间的沙发上睡了一个人。原来是我的秘书付超奇。他说昨晚在陈世炬那里开会汇报时，我就睡着了，是他和时任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司长马欣把我架回房间的。当时谈判的艰辛可见一斑。
09普京改任总理后，中俄原油管道合作未受影响
2008年3月2日，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普京为俄政府总理。在俄大选结束、政府重组后，2008年7月，俄管道运输公司完成斯科沃罗季诺至中国边境原油管道的工程设计并提交俄政府审批。推动管道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工作层面朝着目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另一条轨道上，签署2010年后新的中俄长期原油贸易合同的谈判也在进行中，供油方式由管道输送原油代替之前的铁路运输。谈判的难点问题是价格。经过艰苦谈判，双方逐渐就长期贸易合同的数量（1000万吨～1500万吨/年）、供油开始时间（2011年1月1日）和期限（10～20年）达成共识。
2008年8月18日，中俄双方企业仍未就定价原则和公式达成一致，但商定争取在10月底前签署长期原油贸易合同。但9月22日，中石油与俄石油高层领导会见时仍未能达成一致。分歧的焦点是俄方坚持以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的石油价格为向中国的售价，俄方希望将来纳霍德卡油价能成为继布伦特、得克萨斯、迪拜后的又一个国际油价标准。而中方要求向中国出口的油价应该是纳霍德卡油价减去斯科沃罗季诺到纳霍德卡的管道运输费用。
10中俄副总理级能源谈判机制设立，王岐山出任中方主席
在国家层面上，中俄两国领导人对能源合作高度关注和重视。2008年5月，两国元首倡议成立副总理级能源谈判机制，7月26日，时任副总理王岐山和时任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在北京启动中俄能源谈判机制，并举行首次会晤。
2008年10月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俄罗斯并与俄罗斯总理普京举行中俄总理第13次定期会晤。为此，在温家宝总理到访之前，中俄能源合作分委会和新设立的副总理级能源谈判机制相继在莫斯科召开，为温家宝总理访问俄罗斯做好准备。
2008年10月23日上午，我与俄能源部部长什马特科共同主持召开中俄能源合作分委会第10次会议。在会场外的另一个谈判场，中石油与俄石油就长期原油贸易的合同价格机制终于达成一致，解决了制约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的关键问题。
11文本草签仪式上，中俄谈判人员激动地相拥而泣
但是两国政府间的协议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俄方态度仍不可捉摸，他们好像还在等待着什么。
2008年10月24日俄方未安排继续谈判，雅诺夫斯基副部长说今天没什么事，问我愿不愿意参观俄罗斯石油公司总部。到了俄罗斯石油公司总部，他们告诉我今天来得正巧，俄罗斯副总理谢钦、能源部长什马特科及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管道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等五大能源巨头正巧也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研究工作，问我愿不愿意见见？我当然愿意。就以这种“巧遇”方式，我在俄油总部会见了俄罗斯副总理谢钦。
谢钦副总理非常热情，他说俄罗斯愿意向中国出口石油，但是他认为要想保证20年每年向中国出口1500万吨原油，必须开发新的油田和建设输油管道。如果中方能提供150亿美元贷款，俄方才能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管道输量1500万吨/年。我表示这一情况我必须向国内汇报。从俄罗斯石油公司回来后我立即通过使馆向国内报告。中方内部紧急组织研究，当天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开会协调各方面意见。
可喜的是，莫斯科时间凌晨3点多，中方代表团接到国内反馈，同意提供贷款，前提是敲定中俄原油管道的建设。天亮后我立即请陪同我的驻俄使馆经济参赞裴建胜通知俄方，立即举行了文本的草签仪式。长期从事中俄原油管道谈判的工作人员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俄罗斯能源部的一个老头抱起了中方的年轻翻译曹伟，相拥而泣。
12俄罗斯又将贷款额增加到250亿美元
2008年10月26日，王岐山在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陪同下到达莫斯科与谢钦副总理进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会晤。第二天王岐山副总理与谢钦副总理的会晤中，俄方将贷款数额提高至250亿美元。中方研究后表示同意，要求两国能源主管部门具体落实。
2008年10月27日下午，我即与俄能源部副部长雅诺夫斯基商谈中俄两国关于中俄原油管道、提供贷款等事项的政府间文件。会谈在俄总统饭店进行，气氛非常友好，但在具体的文本表述上双方严谨细致、据理力争。
在谈到28日凌晨4点时，文本才基本达成一致，双方主谈人一直紧绷的神经也才放松下来。雅诺夫斯基邀我到大厅喝点什么，雅诺夫斯基一高兴，对我说，我们还可以在文本最后加上一句话，双方还可以探讨俄罗斯向中国每年出口3000万吨原油的可能性。我一听很高兴，同意加上，我认为这是一个额外收获，没想到这句话惹了麻烦。代表团中一位银行的领导认为加进去的最后一句话不妥，他认为俄罗斯承诺每年向中国出口1500万吨石油是和中方向俄方提供250亿美元贷款挂钩的，现在写上俄罗斯向中国出口3000万吨的可能性是否俄方隐含将来要求中方再提供250亿美元贷款？
我也很生气，我们银行的人就是这样的思维，所以我也不客气地说，你们买美国那么多债券经过哪个部门讨论了？更何况协议文本中并未出现俄方要求向中方再贷250亿美元的内容。
13人民大会堂签字仪式俄方临时变卦，时任总理温家宝与俄方的会见被推迟3小时
2008年10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中俄总理第13次定期会晤。在这次温家宝总理访俄期间，中俄双方基本敲定要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离签署最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只有一步之遥了。
接下来近4个月的时间，双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围绕合同细节、利率等问题又进行了多轮艰苦谈判。2009年2月17日举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三次会晤，相关文件要在会晤时签署，因此在会晤前双方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了通宵的谈判谈定了文本。
2008年10月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俄罗斯并与俄罗斯总理普京举行中俄总理第13次定期会晤。
2009年2月1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王岐山副总理和谢钦副总理率领双方团队举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会晤。上午谈得很好，一切顺利，王岐山副总理宴请谢钦副总理，计划在宴请后举行签约仪式，签约后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会见谢钦副总理一行。但就在宴会席间，俄管道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列夫突然向俄能源部长什马特科汇报合同文本中有几处无法与中方达成一致，关键是俄石油公司和俄管道公司要求贷款要分别贷、分别还，形成各自的协议文本，而不同意共同签在一个文件中，如果不改合同签不了。
俄方经常在最后关头生变，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不知这是不是俄方的谈判策略。在向王岐山副总理汇报这一突发情况后，他说：“没达成一致意见继续谈，我们等着。”随后，中俄双方能源部长、中石油和俄管道运输公司的领导相继离席去进行磋商。
俄罗斯谢钦副总理和俄罗斯大使把我拉到一边，拼命解释，要求中方接受俄方意见，把本来一份协议拆成两份。这倒也没有什么，但要说服中石油和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会不会担心俄罗斯管道公司如何保证还款能力，需要在条款中有新的约定。这些都需要时间。我向王岐山副总理报告后，他很沉着，决定耐心地等，让双方工作层抓紧修改文本。这样一等就是三小时，我怕领导着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由于之前没有预料到要举行谈判，因此出现了双方企业领导和人员站着谈判的有趣现象，俄副总理谢钦、俄罗斯大使和我，加上一个翻译就站在电梯旁边谈。
在协商解决双方分歧后，等待企业准备文本时，谢钦一改以往严肃形象，面带笑容、心情放松，甚至还主动和中方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终于在5点多，比原定时间推迟了3个多小时后，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我和俄罗斯能源部长什马特科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政府协定。同时，一揽子签署了250亿美元融资贷款合同、中俄原油管道建设和运营合同以及长期原油贸易合同（从2011年1月1日起，在未来20年内俄罗斯每年通过管道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原油）。
王岐山副总理和谢钦副总理见证，15年谈判终于一锤定音了。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的会见也推迟了3个小时，领导人都表现出极大耐心，也让我十分敬佩。
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石油领域的合作协议》、贷款协议、管道建设、原油贸易合同，于2009年4月21日开始正式生效。
2009年6月，胡主席再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6月17日在与梅德维杰夫总统会谈时再次强调：“全面落实中俄石油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为两国开展长期全面稳定的能源合作奠定坚实基础，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形成两国全方位、综合性能源合作格局。”
中俄之间在原油管道取得突破后，互信关系加强，迅速向天然气、煤炭、电力、可再生能源等其他能源领域合作发展。会见后进行签字仪式，我和什马特科部长签署了中俄天然气合作和煤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09年6月，胡主席与梅德韦杰夫总统会谈后，两国元首出席了天然气煤炭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4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俄 中俄双方签署能源合作与地区合作文件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团访问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莫斯科、圣彼得堡。访问中习近平副主席继续做俄罗斯领导人工作，发展和巩固中俄能源合作成果。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见证下，由我和俄罗斯原子能工业公司总裁基里连科（原俄罗斯总理）、地区发展部长签署了能源合作和地区合作的文件。
2009年，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见证下，张国宝和俄罗斯原子能工业公司总裁基里连科、地区发展部长签署了能源合作和地区合作的文件。
俄罗斯在决定建设通往大庆的石油管道之时，也没有忘了安抚日本，决定在萨哈林岛与日本合资建设一个年产700万吨的LNG工厂，向日本供应液化天然气，日本首相亲自到萨哈林岛出席开工仪式，日本方面也得到了心理平衡。
但是签约后到工程开工前，围绕双方义务和责任的施工协议谈判仍然龌龊不断。
按商定，穿越黑龙江的施工由中方负责，我方施工队伍要经常到对岸俄罗斯一侧，如果每次施工队伍过去都算出国，要办理出入境手续那就太麻烦了。我方要求俄方在岸边划出一个施工区，我方施工人员到这个施工区作业视同在国内，无需办理出入境手续，相当于俄方边防、口岸后退到施工区之后。俄方答应了。说句实话，如果此事在中国，很可能办不成，这不是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吗？
接下来是中方施工设备到对岸施工区不应算出口设备到俄罗斯，俄方不能征收进口关税。俄方同意除烟酒和私人汽车都可以不缴关税。我方又提出中方在对岸施工人员不缴纳俄方税收，俄方也同意。说实在的，这都是律师搞出来的名堂，其实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后面问题也都解决了，但律师提出的这些“严谨”问题把事情越搞越复杂。最后律师还提出中方雇用的外国人也不缴个人所得税，俄方不同意了。
谈判陷于胶着，问题反映到我这里，我也火了，我说那应该根据该外国雇员国籍与俄罗斯是否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执行。中俄原油管道前后谈判15年，来之不易，不要因未来未必发生的假设耽误时间了。如果将来确要雇佣外国人，应按该雇员国籍所在国与俄罗斯的税务协定执行。
这样最后问题才算解决了。
15“驱车回首萧瑟路，龙江潮涌起宏图”
2009年4月27日，中俄原油管道俄罗斯境内段开工建设。5月18日，中俄原油管道中国境内段在漠河兴安镇开工建设。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我以及有关部委和中石油代表陪同王岐山副总理到漠河现场参加开工典礼。
我们在机场下机后还乘了一段火车，再坐很长一段汽车，翻过一个山岭。这个季节就像北国之春歌曲唱的，白桦刚露出嫰芽，但翻越山岗时却飘起了很大的雪，翻过山岭后天空豁然开朗，艳阳高照，向黑龙江畔开工现场驶去时，茫茫林海上空风起云动，霞光从云层中露出，担心开工时下雨的心情终于放下。
2010年9月底，管道建成投产试运行，俄罗斯在漠河对岸的斯科沃罗季诺举行隆重的竣工投产仪式。我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投产仪式，俄方飞机接我们去斯科沃罗季诺。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已经先期到达，他约我到路口，说马上有一个人来，一会儿见有一辆拉达汽车开过来，原来是普京总统自己开着车来了。普京总统亲自启动了阀门，象征着俄罗斯原油已经注入中俄原油管道输往中国。
16中俄原油管道的重要意义
作为我国油气进口东北方向的一条战略要道，中俄原油管道起点为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原油管道斯科沃罗季诺分输站，在腾达穿越黑龙江，到达黑龙江省漠河，途经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13个县市区，终点为中国漠河—大庆原油管道漠河首站，管道在俄境内段长约63.4公里，黑龙江穿越段长1.5公里，我国境内从漠河至大庆段长965公里，一期工程设计输量为1500万吨/年。
遵照双方的约定，2011年1月1日正式投产进油。管道建成后运营顺利，中俄原油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截止到2017年5月，中国自俄罗斯经中俄原油管道进口原油突破了1亿吨。据海关数据统计，2015年俄罗斯成为我国第一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当年从俄进口原油4243万吨，2016年我国从俄进口原油5248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2016年我国进口原油3.8亿吨，只有中俄、中哈、中缅三条陆上管道，而中缅管道仍是转运从海上来的中东原油，所以真正陆上来的只有中俄、中哈两条管道，管道进口量仅占全部原油进口量的10%左右，其余全部要从海上运输，中俄原油管道的战略意义可见一斑。
中俄原油管道前后谈判了15年，其间政经交错，最后能得以实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几代领导人亲自领导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确定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数万各部门、各级工作人员，石油战线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回首这一过程时深深地向他们致敬。
国际战略
温哥华会议对中国主观不善但客观有利，中国缺席是明智之举
【研究员】：
中国若参加温哥华会议将非常尴尬，不仅无益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还将有损国家外交利益和国际威望，故而中国外交部提前沟通、稍事批判、低调缺席、规避风险的做法是非常策略、得当的。尽管温哥华会议主观意图上未必利于中国，但实际客观效果却较为有利：一是强化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朝制裁力度（如海上检查等），进一步挤压朝鲜本已有限的资源，或有助于迫使朝鲜“冻核”，这符合中国安全利益；二是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强化了美国及其盟友与朝鲜间的敌意，因而变相地强化了中国在中朝双边关系中的地位，虽未必弥合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此前由于中国切实落实联合国决议而造成的中朝关系急剧恶化的不利趋势，提升了中国在实际拥核的朝鲜威胁下的相对安全系数。
据报道，由美国、加拿大共同召集举办的“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于当地时间1月15日开始在温哥华举行。美、加邀请了17个曾于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军”旗帜下跟随美国向半岛出兵的那些国家。
该会议对朝核问题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缺席究竟是祸是福？
中国缺席是明智之举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王鹏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有媒体以《中国缺席讨论如何对朝鲜施压的加拿大会议》为标题，然而事实上，在会前，中美等国的外交人员已经有过密切的交流，并达成默契，美方不予邀请，中国也不派员参加。
原因很简单。第一，中国对于制裁朝鲜的态度是明确而一以贯之的，就是坚决执行、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但反对任何单边制裁。
第二，中国如果参会，将会非常尴尬。首先，中国——昔日派遣志愿军的国家，如今参加美、加等当年“联合国军”召开的会议，去商讨如何制裁朝鲜……这本身难道不意味着对历史、对几十万志愿军士兵的否定么？笔者此刻都能想象出来，届时一些媒体的标题恐怕又将改成《志愿军的后代来加讨论如何对朝鲜施压》或《毛主义的继承者：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军’新成员》，再配上当年志愿军、毛泽东以及中朝当前抵牾的大幅插图，反讽之意跃然纸上，挑拨之势一气呵成。
其次，当中国应邀“单刀赴会”后，又能有何作为呢？这分明是一国之“个人”对抗16国之“组织”。可能出现三种情景，恐将无一对华有利。
情景一：假定中国在会上力排万难，使尽洪荒之力使会议无果而终，那么“并不是真心落实联合国决议”的帽子就会被扣到中国头上。而对此，朝鲜会感激、领情吗？参照上次中俄在联合国大会上抵制美国却被朝鲜反顶回去——“我国拥有核武的权利是任何国家不可剥夺的”之案例，这次领情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
情景二：如果中国努力制止决议、共识的形成，但失败了，那显然更加颜面尽失。
情景三：如果中国并没有努力制止决议，甚至主动参与共识、签署条款，那么朝鲜对中国必然怨怒更甚。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只要中国参会，不管如何表现、抉择，都是受损。所以说，中国外交部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是非常明智的——提前和美国等相关方打好招呼，低调处理，既捍卫了中国国家利益，又不至于过多地开罪美国或朝鲜任何一方。
遗憾的是，一些中国国内媒体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是过度解读“中国缺席”、“美国未邀”，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温哥华会议，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
下面进一步探讨：温哥华“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本身对中国是有利还是不利。笔者的看法是，从主办方主观意图上看，该会议未必对中国持有善意；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中国。理由如下。
首先，遏制朝鲜核企图，是中国本国的既定国策，而非外力压迫所致。且不说一个桀骜不驯却又在卧榻之侧的强硬政权在掌握日渐成熟、先进的核武器后是否会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单是频繁的核试验，就已经对中国东北、环渤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构成现实威胁。所以我们才看到，近年来，中国对于国际社会的对朝压力、制裁愈加积极地参与。这并非仅仅因为美国的“劝说”或者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是有中国自身的安全需要。
可是，第二，中国也有中国的难言之隐。地缘因素（中国是朝鲜三个陆上邻国之一且共享最长边界，朝鲜核设施又大量部署在中朝边境）使得中国在“朝鲜半岛生乱生战”一事上的脆弱性仅次于首都经济圈和三分之一人口暴露在朝鲜导弹和火炮射程之内的韩国。上述担忧是中国坚持“不战不乱”立场的主要之一。
然而，中国坚持“不战不乱”立场，在客观上就对朝鲜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只是朝鲜认为中国持有该立场并非主观上为朝鲜着想，而只是为了本国的安全利益，所以在以“搭便车”的形式免费享受到中国并非自愿地提供的“保护伞”的同时，也从不对中国表示感激或尊重，甚至享受这种“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还要和我一起建设伟大主体思想拥核大国的样子”。
不仅如此，有关“冷战”时期的中苏、中越关系的历史记忆也在警示当下的中国决策者：中苏分裂后，中国在1980年代与美国结成的非正式同盟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越南在倒向苏联后，也在南方给中国制造麻烦。中国显然不愿看到朝鲜变成第二个越南，或者让自己变成第二个苏联。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加紧落实联合国有关制裁决议，朝鲜对中国的不满明显与日俱增。对此，不少观察人士都发出警告，希望中国慎重对待美国等国的压力，不要因他们的施压而贸然强化对朝制裁，以免引火烧身。这种担忧是中国始终在制裁朝鲜时有所顾忌和保留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中国进一步加强对朝制裁将冒巨大风险，故不可行；可是，反过来问：中国此刻是否应该走回头路，放弃或主动减少对朝制裁呢？显然也不行。若如此，朝鲜不但不会领情，反而更加看扁了中国——毕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软弱、没有定见的人是不值得尊重的。中国此刻放松对朝制裁，只能强化朝鲜野心、吊其胃口，使其更加有恃无恐地对中国提出更多无理要求；若不能满足，则以更强硬相对。
可是，为了不使中朝关系发生断崖式崩盘，中国还是需要修复、或者至少稳定中朝关系——这似乎仍为中国之刚需。尽管中国和国际社会仍然将“无核化”作为在半岛问题上的最终目标，但正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铉佑在1月15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所坦言的：“半岛问题非常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化解半岛的冷战坚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各方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保持耐心，不能急于求成”——这意味着，在真正实现“半岛无核化”之前，中国等所有相关国家都必须学会如何和一个实际拥核的朝鲜打交道。
在上述前提下，中国要想以不向平壤屈服、维系大国尊严的方式修复或者至少稳住两国关系，不使其进一步断崖式下跌，那么可行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方面维持现行对朝政策不变，即，既不因任何国家的外部压力而增加对朝制裁，也不要在朝方服软、让步之前主动去求和；同时另一方面，乐见（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去促成）朝鲜与美国、日本等其他相关国家关系的恶化。
这个原理在于，我们常说的“关系”/“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性的概念，而非绝对。这个原理意味着，如果中国有能力恶化朝鲜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使它们都远远险恶于中朝关系，那么这就等于实质上用有尊严的方式（而非低三下四恳求朝方）提升、修复了中朝关系。影视剧里胤禛训斥年羹尧时说：“不要东头一片云，西头一片云！什么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记住，你头顶上永远只有一片云，那就是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朝鲜知道自己指望不上其他任何国家时，对中国的态度就自然趋于缓和。
退一步讲，如果无法达到上述程度，那么，只要中国能牢牢确保朝鲜同美、日等关键国家的双边关系始终远远险恶于中朝关系，那也是好事——至少能够确保朝鲜的第一、第二、第三敌人都不是中国。这意味着，即便朝鲜装备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弹，其瞄准目标也是华盛顿、东京，而非北京、上海。由此，中国可望获得“相对安全”。
至于“绝对安全”，即彻底消除朝鲜的核武器，现在看来该战略选项已经不再现实，而属于愿望思维。笔者赞同著名核战略专家朱峰教授的判断：“权力体制的特殊性使得‘拥核自保’和‘拥核自重’成为朝鲜维持政权的唯一法宝。”类似地，笔者也多次强调，核武器在朝鲜承载着捍卫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家族安全和最高领导人生存与权威的四重使命。所以，要想对朝鲜“去核”，除了武力别无他法；而制裁、封锁等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限核”、“冻核”就已属万幸了。
然而，从技术和军事的角度讲，国际社会对朝鲜以军事打击手段实现“去核”的窗口期已经过去。最佳时机是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其次是2006年朝鲜第一次成功核爆前后。现在朝核羽翼已丰。国际社会要以武力对其去核，即便能够成功，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必然要付出无比惨重、乃至不可承受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绝大部分要由中韩两国来承担。正是这种可怕的前景使得韩国始终对朝鲜有所忌惮，甚至不惜以冬奥会来“绥靖”之。“绥靖”固然不是好事，但站在韩国的立场上，似乎也别无他法。中国有类似的顾虑，似也在情理之中。
由此进一步推导，如果没有办法对朝去核，即彻底实现半岛的无核化，那么剩余的现实选择就是考虑以何种条件、接受一个怎样的有核的朝鲜。对中国而言，有核朝鲜能够存在且被接受的最低底线就是，它的核武器不能瞄准中国。
此前，朝鲜最高领导人多次发出声明，声称其核导弹永远只对准一个目标——“美帝国主义”，而非其他任何邻国。这项声明可信度有多高？笔者无从判断。但笔者所能确信的是，当年越南“反水”之前，也同样信誓旦旦保证，从“同志加兄弟”的中国手里所获得的武器和粮食，只会用来赶走“美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统一。
可见，如何增强朝鲜该声明的可信度，或曰“如何在彻底实现无核化（如果真的有可能的话）之前，确保朝鲜的核武器不瞄准中国”，是北京在现阶段下思考半岛政策的基本红线。而如正如上文所分析，在中朝间互信难以重建、敌意一时间无法消弭的给定条件下，朝美、朝日、朝鲜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是能够“变相修补”中朝关系的。明确述原理后，再看看朝中社对温哥华会议的最新评述，笔者也就暂时放心了。
总结全文，笔者的核心观点有二。首先，中国参加温哥华会议将非常尴尬，不仅无益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还将有损国家外交利益和国际威望，故而中国外交部提前沟通、稍事批判、低调缺席、规避风险的做法是非常策略、得当的。其次，尽管温哥华会议主观意图上未必利于中国，但实际客观效果却较为有利：一是强化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朝制裁力度（如海上检查等），进一步挤压朝鲜本已有限的资源，或有助于迫使朝鲜“冻核”（‘去核’很难，暂且不提），这符合中国安全利益；二是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强化了美国及其盟友与朝鲜间的敌意，因而变相地强化了中国在中朝双边关系中的地位，虽未必弥合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此前由于中国切实落实联合国决议而造成的中朝关系急剧恶化的不利趋势，提升了中国在实际拥核的朝鲜威胁下的相对安全系数。
发表于 2018-1-23 08:3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