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刘鹤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增长。20年后，刘鹤在达沃斯年会上的发言，说的却是质量。这是他认为中国今天要解决的问题，相信这也代表决策者。如何精准理解“改革灵魂人物”刘鹤在达沃斯的演讲？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就是“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这个总要求，就是把高增长转为高质量。从20年前的总量扩张，到20年后的质量发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了解了这个总要求，了解了这个总需求的历史变化过程，我们就更知道，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领头羊，极可能是从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科技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而绝不会是茅台。
热点聚焦
如何精准理解“改革灵魂人物”刘鹤在达沃斯的演讲？
【研究员】：
20年前，刘鹤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增长。20年后，刘鹤在达沃斯年会上的发言，说的却是质量。这是他认为中国今天要解决的问题，相信这也代表决策者。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就是“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这个总要求，就是把高增长转为高质量。从20年前的总量扩张，到20年后的质量发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了解了这个总要求，了解了这个总需求的历史变化过程，我们就更知道，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领头羊，极可能是从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科技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而绝不会是茅台。
全世界都在聆听刘鹤在达沃斯的演讲，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灵魂人物，从幕后走向台前。 老朴在微信号“阿甘金融”撰文指出，详细研究刘鹤历年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谈话，更能从这次刘鹤的讲话中，读出相同与不同。 一、刘鹤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无论政界企界学术界，普遍认为已经持续了20年的高增长，必不能再持续。管理世界杂志社因此召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并随后将刘鹤，易纲，宋国青，樊纲，王小鲁，张平等人的工作论文，发表在2017年第一期杂志上。 刘鹤当时还是国家信息中心主任，他的文章名为《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两个观念的澄清》。通篇文章只有一页，没有任何数字或表格，但其论断在之后二十年，基本证实。 刘鹤在开头态度就非常明确，中国的长期高增长仍然可持续！这观点在当时，曲高和寡，风险极高。尽管今天回头看确实如此。 “有人认为，增长不重要，效益和质量才重要，这种说法实际在犯逻辑错误：在一个买方市场已经出现的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以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对此，这里不再做具体解释”。很简洁，很霸气，针对的是易纲（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其文章紧随刘鹤之后，名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强调质量》）。笔者反复研读，认为刘鹤文章中的潜台词，就是增长对于当时的中国最重要，效益和质量推后。 例如，刘鹤当时就认为，把“高新技术产业视为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点似乎也勉强。真正的增长点应是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使29％的城市化率追赶上50％之高的工业化率”，“城市化是拓展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真正物理平台”，可以让传统的制造业在城市化这波浪潮中顺利获得新生。这是刘鹤对当时中国的清醒认识，不盲从所谓的高科技，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来要来自于制造业的扩张，而扩张的平台是城市化。这是脚踏实地的态度。 刘鹤在文章中，还有着非常清醒的危机意识：“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中国经济不抓住增长的好机会，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解决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恐怕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存在，促使了今天强有力的去产能，去杠杆。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刘鹤也谈到了新兴的互联网，批判了大部分专家对这种”网络型微机“的漠视，文章最后一句，他说“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如果对此有怀疑，建议拜读《大国的兴衰》”。 这是刘鹤20年前的文章，他坚定认为1998年中国的衰退，不过是一个经济短周期，不影响中国的长期持续增长。而且，他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基于大规模城市化的制造业扩张，比发展高科技更重要。 20年前，刘鹤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增长。相信他这充满智慧和务实的观点，是最终能成为最高智囊的关键。 刘鹤在达沃斯年会上的发言，说的却是质量。这是他认为中国今天要解决的问题，相信这也代表决策者。 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就是“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这个总要求，就是把高增长转为高质量。中国的人均收入要从8000美元迈向1万美元了，总量增长带来的边际效益已经不明显，因此需要进行结构优化。 从20年前的总量扩张，到20年后的质量发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 有人会说，咱们小屁民，知道了这个转变又怎样？知道了这个总要求又怎样？ 当然不一样！了解了这个总要求，了解了这个总需求的历史变化过程，我们就更知道，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领头羊，极可能是从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科技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而绝不会是茅台。 当然，中国未来也极可能出现一个创新型的资本市场，看你怎么理解。 二、刘鹤供给侧改革路线图，与他对两次大危机的研究密不可分 曾经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研究1929年大萧条闻名。也正因为如此，他在2008年危机出现后，立即推出了“量化宽松”。 刘鹤比伯南克幸福，他可以研究两次大危机，既有1929年危机，也有2008年危机。他作为主笔人，组织了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论文发表于2012年，并因此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顺便说一句，他当时已经升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副主任。 在比较中，刘鹤得出两次危机的10大共同点。其中几点与中国目前执行的供给侧改革，高度相关： １，两次危机爆发前，都发生了重大的技术革命，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２，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爆发危机的前兆，而且在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三大挑战； ３，两次危机前，货币政策都过于宽松，经济泡沫恶性膨胀。股市泡沫使大众心理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４，危机在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复苏。 为什么在三大攻坚战中，要把“精准扶贫”作为其一？因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往往是造成危机的前兆。而且在危机演化的过程中，不满极易发展成为民粹主义，迫使政府行为趋于保守和短期。 为什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攻坚战？因为放任的经济政策，宽松的监管和膨胀的货币，极可能促发资产泡沫。因此要竭力避免中国走向一种过度负债型经济，把宏观杠杆率控制住，解决银行理财产品的“庞氏骗局”和地方债的“庞氏骗局”。 刘鹤1992年到1995年期间，曾先后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这也是他任职国家计委期间），他见过里根供给经济学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繁荣，因此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主张，并不意外。 今天中国资本市场的向好，与2016年开始的去产能，去库存，存在因果关系。刘鹤在达沃斯会议上列举，中国减少钢铁产能1.15亿吨，减少煤炭产能5亿吨，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 安信证券高善文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选取受供给侧影响的行业作为目标组，选取不受供给侧影响的行业为对照组，比较分析后发现：两组在供给侧改革之前，工业增加值增速高度一致，甚至目标组的增速在经济加速期，还要更高一些。但2016年之后，受供给侧改革影响的目标组，增速从2015年底的6.3％，骤然降低至去年底的1％。而不受影响的对照组，则一路加速至8.8％的水平。 假如没有供给侧改革，高善文预计，2017年1－10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应该在9％的水平，对应GDP增速应该在7.5％以上。 换句话说，供给侧改革明显拉低了经济增速，掩盖了中国真实的经济复苏。 中国资本市场2017下半年以来的上涨，你可以说是货币推动的上涨，但它是建立在经济复苏基础之上的坚实上涨，这一点在香港市场表现非常明显。 三、无需再测试金融去杠杆的决心 刘鹤在达沃斯会议上说，”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 笔者也曾撰文坚定认为金融危机可以避免。“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 “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因此，金融监管“必须长牙齿”，而且“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我们已经无需心存幻想，刘鹤在降低宏观负债率上，非常坚定。但在使用手段上，有先有后。 对于金融领域内在的，以“理财资金池”为代表的借新还旧的“银行庞氏骗局”，刘鹤认为是短期风险，要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这个“外科手术式的措施”，一定会与一刀切的行政去产能，去库存相似，严厉的金融整顿，伴随巨大的阵痛，投资者对此要意识清醒。 这意味着2018年，除因经济复苏和投资需求推至的，资本市场的内生性上涨，我们不要期待外部金融环境的增量配合，甚至外部存量环境也会恶化。 但对于地方政府债这种“政府庞氏骗局”，属于“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整体协同推进”。刘鹤给出了三年的时间期限，“要坚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在短期的金融去杠杆没有完成之前，我们不可能期待政府会大规模宽松。因为此时宽松，只会让金融继续空转，脱虚入实的目的难以达到。 但金融杠杆率一旦大幅下降，金融秩序整顿完毕，刘鹤们就一定会考虑货币政策的放松，毕竟过紧的货币政策，会造成结构性矛盾短时间内的集中爆发，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出新的问题，绝不是改革的方向。 如果以上推断是正确的，那么2018年的资本市场，绝不会是一个全面牛市。看似形成的全面牛市，更可能会跟着大幅的市场调整。 四、降成本的第一要求，是货币宽松 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完成之后，按刘鹤的意思，就是要降低全社会的成本。而要降低全社会的成本，首先是降低企业的成本。 降低企业的成本，也不会是政府跳出来帮企业降低采购成本，这到底是企业自己的事儿。政府能做的，能立竿见影的，是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这主要包括两项：一项是降低企业的税负成本，一项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降税是里根供给学派的主要措施，特朗普也正在实施，这在客观上已经对中国构成国际竞争压力。如果美国实施了，日本实施了，中国怎么办？但能否实施，什么时间实施，一个人做不了决定，这里不讨论。如果实施了，它将是股市“王炸”。 降低融资成本，能力范围内，是比较可行的。去杠杆之后，更需要货币宽松。 笔者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要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必须先给出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就如伯南克在《大萧条》这本书中所描述的，1929年因货币泡沫引发的大危机后，有些国家认为都是纸币惹的祸，因此重返金本位，人为进行货币紧缩。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要远远落后于那些仍然坚持纸币本位的国家。 解决沉疴，往往需要以毒攻毒。 要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特别是在严厉的金融去杠杆之后。而且去杠杆之后，货币宽松的效果也会更加显著。 “严监管，宽货币”，才能让中国经济尽快焕发活力。 中国资本市场的全面牛市，一定发生在金融去杠杆大见成效，货币政策趋于正常之后。 五、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会是一个长期牛市 中国的结构性调整，很少有人想到，是从行政性强制性的去产能去库存开始的。 对于微观中的民营企业而言，这显然不公平。因为行政的一刀切，切去的往往是民营企业的产能。看到的结果，是“国进民退”，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对于政府而言，公平是有成本的，市场自己出清的时间太长，他们等不及，他们要的只是结果。 去产能已经初见成效，接下来则是去杠杆。去杠杆如果完成，接下来就是降成本。 中国这次改革，是从“去”字开始的，是痛苦的。但没有去，又哪里会有“来”呢？ 今天，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已经复苏。中国的经常项目收入，已经达到2015年来的峰值。国际贸易顺差，也回到历史的较高区域。外汇储备重新站到3万亿美元上方。 外部环境给中国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我们现在不改，将来再改会来不及。 再借用刘鹤同志1998年的那句话：“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中国经济不抓住增长的好机会，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解决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历史性的机遇吧。 附：刘鹤达沃斯首秀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施瓦布先生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本次达沃斯论坛。去年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演讲，坚决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未来中国经济政策顶层设计 施瓦布主席希望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中共十九大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我做一个简要回应。 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 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透明度很高的施政纲领，里面提的每件事都是向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都必须要做到。而做到这些事，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这份报告。 中国未来经济： 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 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 一个总要求 “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正处于从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向1万美元、进而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这是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这些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全球企业创造着新机会。当然，实际关联的产业远远不止这些。 事实上，转变已经发生。中国经济内需稳步扩大，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比5年前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比5年前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过去5年，又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同时，能耗强度已经下降23.9%。 “一条主线” “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6年以来，中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取缔1.4亿吨“地条钢”产能，减少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我们通过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带动了部分领域的价格回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16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这件事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三大攻坚战” “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按照“木桶原理”，“三大攻坚战”就是补齐我们发展中的三个最突出的短板，从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 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坚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战术上看，我们要抓住突出矛盾，解决重点问题。 我们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向好态势，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未来发展有巨大的潜能，既包括城市化的潜能，也包括改造传统产业和创新发展的潜能等；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全，储蓄率较高。我们已经开始妥善处置一系列风险因素，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这是个好迹象。 另外，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其应对也与外部市场变化密切相关，化解金融风险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2.继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 过去五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打响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约1亿人减少到3000万左右。未来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年，我们将减少1000万绝对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实现易地搬迁减贫的280万人。我们认为，这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国人权观的具体体现，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3.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我们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 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在采取具体行动信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件事做下去，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全面加强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毫无疑问，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加快改革开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承诺金融业更加开放 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世界有重要贡献 我们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与各国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相信这个4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我们要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重点关注大国货币政策、债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变化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这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当前，世界经济回暖上行，主要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次实现同步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走出低谷，世界经济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当然，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近期我们要高度关注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变化，中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大国储蓄率的变化。 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还面临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保护主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等多重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巩固发展势头，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走向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和努力。 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面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双刃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 我们应当跳出局限性，加强战略思维，增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更加理性务实地进行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繁荣的彼岸。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定的变化，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 感谢诸位的倾听，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以下是刘鹤问答环节实录： 关于对外开放，刚才施瓦布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具体的开放政策。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准备在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第一点就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去年讲话中做出的承诺和回国以后做出的对外开放一系列重大决策；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准备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推出新的改革开放举措。 目前，习主席所做的决策将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第二，制造业、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第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第四是扩大进口。 我想具体再解释一下。 首先，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我们已经承诺在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大开放。 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很多外国朋友问你做了这么多承诺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我想负责任的说，我们已经在今年一一加以落实，如果能够早一点更好。 第二，制造业、服务业对外开放。 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我们准备在制造业一系列行业，包括船舶、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以及服务业一些领域加快对外开放，主要取消或者降低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实行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第三，保护知识产权。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近几年我们高度重视，已经付出了巨大努力，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进一步加大实施的力度，我们很愿意和国际社会一块来推动这件事。因为中国企业自身已经提出了强烈要求，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也高度关注。 第四，扩大进口。 去年，我们降低了187种产品进口关税的税率，从17.3%，下降到7.7%。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我们将有序降低汽车进口的关税。 另外，我们准备在今年年底在上海举办第一次进口博览会。据我了解现在已经有120多个国家表示愿意参加，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扩大进口，实现中国贸易的经常项目的平衡，同时也给更多国家提供机会，这是第一个方面。 中国将推出力度超预期的新改革举措！ 第二个方面刚才我说到，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改革举措。 所谓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现在整整40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所以这个日子要隆重的纪念。与此同时，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的举措。 至于这些举措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是在这儿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向各位报告，可能我们有一些措施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 最后我想说，开放问题中国关注，世界关注，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政经观察
五线小县城炒到1万多！地方重回房地产经济拉动？
【研究员】：
对于中国楼市，造成2016年房价不得不大涨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地方债务已严重危机！中央一边痛批运动员，坚持“不救助原则”，另一边联合运动员搞起了经济改革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这场去库存运动，至少会透支中国人民10年的劳动力。百姓是城市发展的得利者，同时也是灾难的接盘侠。只是，如果下一个黑洞出来，老百姓是否还有力量继续去补这个黑洞？纵观这几年，老大哥把美国用过的凯恩斯主义的“刺激内需”、马歇尔计划的“一带一路”、时代前沿的互联网+、里根的供给侧改革甚至熔断机制都使用了一遍，最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房地产经济拉动上。从地方债危机开始逐渐推演，其实这是唯一可以快速有效解决危机的方法，至于之后该如何挤出泡沫，只能拭目以待了。
前几天，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告别周期，未来五年，调控都不会退出。”引来界内一片哗然。 因为这和前段时间兰州、合肥等城市相继变相松绑楼市调控的趋势相矛盾。因此，吃瓜群众就又开始迷茫了，未来到底会不会放松调控，房价又会不会下跌呢？ 子木在微信号“子木聊房”撰文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很强，上一个大横盘的周期是2010年-2015年，共计5年。 如果真想稳定房价，坚持长效机制落地，摆脱房地产经济绑架，那么接下来的调控周期只能在上个周期的基础上加长。 其实这些都是针对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讲的。并不适合所有城市。 观察这几年的城市化运动，你会发现，中国整个城市的布局都在发生改变，传统意义划分城市的概念逐渐淡化。 例如北京周边的燕郊房地产市场比很多省会城市都大，上海旁边的嘉善县也不能看做是六线小县城。 所以，在房地产市场层面上，所有城市进行了以北京、上海、深圳及蓉渝四个热点经济圈为划分的类别重组。 财富和人才都向中心城市聚拢，再由中心点向四面散发。 在这种形势下，一线、强二线、弱二线和三四线就各自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在一线城市是灵敏的，越往下走，就越迟钝失效。 所以，真正的调控还在于因城施策。 因城施策的意思就是，所有城市一定要符合国家调控的大基调，把房价稳下来，但地方政府如果实在扛不住了就可以用去库存的名义适当放放水。 尤其对于经济面薄弱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国家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字眼。 例如兰州有一天对国家说： 兰州：我要解除限购！ 国家：不行，你这不符合大基调！ 兰州委屈：那你给我钱吧，没钱怎么发展。 国家：国事当头，哪有这么多钱给你。 兰州：那我就解除限购卖地卖房子了！ 国家：随你吧，别搞的太严重就行，不然我还得限你！ 前几天粉丝问，目前除了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涨幅回落了一些以外，为何大部分城市的房价还是居高不下，越调越涨？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回归到上轮房价大涨的根本原因上。 上一轮房价大涨原因有很多。例如货币超发。 09年的四万亿计划直接把货币超发拉入了历史高位，爆发点在2012年，2012年的时候，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了近100万亿元，甩出GDP十条街，同期美国M2折合人民币也不过60万亿。 全世界的货币都在放水，而中国则是美国的3倍。 这部分超发出来的货币放到哪儿哪儿涨价，最后只能选择房地产。因为对于百姓来讲，房子一年涨一倍和超市所有商品一年涨六倍，你选择哪个？ 还有就是持有成本为零 目前来说，持有一套房的成本和持有十套房的成本是一致的，很多单纯看收入且并不富裕的城市，土著可以持有10套以上房产。 一个区域房屋交易价格翻番，整个区域的居民普天同庆，居民对区域地价上涨不抗拒。随着可卖的土地逐年减少，操盘好的政府也不愁地价不涨。 再者就是人口红利 这么多年来，中国大量的刚需消费是基本靠着人口红利支撑的（两家三代攒出一套房的首付）。 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原因，使得很多父母这一代一辈子甚至没有类似于买房这样的大宗消费支出，攒下的钱几乎都用来给孩子买房了。 如果按照历史推演，60后则是建国以来最幸运的一代。大饥荒和W革时还小，上学时学校已复课，考大学时高考恢复，最重要的是毕业时赶上了改革开放，工作时迎来了中国第一个经济活跃期，大量的财富积累在90年代。 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富二代”现象更多出现在90后身上。 但是无论是货币还是持有成本、人口，亦或是安全感，残疾的租赁市场等等，其实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此上所说的都是大势。 就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矛盾重重，但并没有达到定要开战的形式，而萨拉热窝事件之后，所有国家就不得不以刀戈相见了。 对于中国楼市，造成2016年房价不得不大涨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地方债务已严重危机！ 债务黑洞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东西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将经济权利次第下放，换句话讲，就是在税务制度方面，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但是问题慢慢就出现了： 各地方政府的税赋只用上交一少部分到中央，剩下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举个例子：例如我今年收入200万，上缴了50万给政府，剩下的我自己玩，您也甭操心。 看似没什么毛病，自食其力，自由发展。但是两者职能相差很多啊。地方政府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好，而中央就不同了，又是市政工程，又是对外贸易，又是公民福利，基建工程还必须得搞好。 最后导致地方强大，中央弱小，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都不一样，地方政府也是苦乐不均，诸侯经济盛行。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只占收入的28%，而中央的财政支出高达2000亿，赤字1000亿，这还玩什么？ 这就是分税制诞生的大背景。 这种条件下，1993年，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分税制：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说白了就是要中央强大，地方弱小。 当然实施后效果也是显著的，1994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激增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急升到56%。 客观来说，分税制也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的，最典型的就是；中央对税务实现宏观调控，避免地区间贫富悬殊过大（比如西部开发啊，补贴农业啊等）；控制发达地区的财政扩张冲动，避免出现失控（比如辖制过度投资啊）；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奥运会啊，世博会啊）这些。 分税制实施后，地方政府的钱就不够花了，于是就通过发行地方债的形式向银行和信托机构借钱，然后以当地政府的税收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 国家发现，这事儿不行啊，要是地方把银行的钱都借完了怎么办？于是在1995年在《预算法》里明文规定，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禁止直接向金融机构借钱。 但是并没有卵用，在地方政府的精心研究下，发明了“融资平台公司”这么个东西，成功的绕开了这条禁令。 债务黑洞的形成源于一场比赛。 在“十二五”（2011-2015）期间，中央举办了一场赛跑比赛，终点就是达到7%的GDP增长率，参赛运动员是地方政府。 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来说，地方要想快速拉动GDP增长，基建成了必然选择。 一方面基建带来了海量的内需，另一方面基础建设的改善同时优化了投资环境，可以吸引更多中外投资者。 大力搞基建需要很多钱，项目多，制度不完善，上面审批太慢，眼看着对手就要超过自己了，怎么办？一拍大腿，借钱！对了，我们还有这么多土地嘛，卖卖卖！ 于是风风火火闯九州，全国各地开始搞基建，卖地又盖房，有的地方的马路翻来覆去修好几次，为的就是多申请点儿项目资金，让自己跑的快一些。 再加上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特色，凡事要争个高低，地方政府不单跑到了终点，还多跑了半圈。于是增长率就齐刷刷得涨到了8%-13%。 赛事结束了，大家也分出了高低，看似都战功赫赫，然而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地方借的钱太多，吸引来的投资又太少，加之近年来经济下滑，于是债台高筑，几年下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债务黑洞，如果这个黑洞补不住，就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直接崩了。 于是接下来的大家应该就猜的到了。 就是中央一边痛批运动员，坚持“不救助原则”，另一边联合运动员搞起了经济改革运动。 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 于是，2015年至2016年间，制造地王，直接引爆了整个房地产市场… 要政绩还是民生？ 那么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清楚了。为何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越调越涨？因为调来调去，调的都是房价而不是地价。 地价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息息相关，这么大个窟窿好不容易补上了，又怎么可能让它轻易掉下来？ 但是时间是检验市场的标度，产业和人口是稳定市场的基础，等到真正的供需出现问题时，又该如何收场呢？ 这场去库存运动，至少会透支中国人民10年的劳动力。百姓是城市发展的得利者，同时也是灾难的接盘侠。 但无论与否，至少也应该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如果下一个黑洞出来，老百姓是否还有力量继续去补这个黑洞？ 民生为财，民乐为富。希望地方政府可以以此为基础，做真正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图表政绩，忘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 文章结尾，按照惯例，会给你一些启发： 1、GDP增速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城市的发展潜力。一定要看它的经济结构，即卖地占总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占比越少，则证明市场经济越发达，同理房价泡沫越小，例如深圳。 2、二三线城市买房要买在产业新区。经济面一般的城市在大势之下，一省会聚全省之力打造一个市，一市会聚全市之力打造一个区。例如安徽的合肥，合肥的滨湖和高新区。 经济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产品，而高新区则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产品。如果一个城市的主城区和高新区之间的地理位置相近，城市中心是很容易转移的。 3、城市转型如果转为旅游业是很难承载高潜力发展的。例如当年鄂尔多斯的能源重工向旅游业的经济转型。终其原因，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带不来高素质人才，而高新产业则相反。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和发展力主要靠人才，虽然现在各地把人才的定位拉得很低。 最近一个粉丝给留言说，“我们这一个5线小旅游县城把房价炒到1万多，大家都买房，越拥挤就越想买！”对于这类购房者，只能予你蔡邕的一句话“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 其实纵观这几年，老大哥把美国用过的凯恩斯主义的“刺激内需”、马歇尔计划的“一带一路”、时代前沿的互联网+、里根的供给侧改革甚至熔断机制都使用了一遍，最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房地产经济拉动上。 从地方债危机开始逐渐推演，其实这是唯一可以快速有效解决危机的方法，至于之后该如何挤出泡沫，只能拭目以待了。
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研究员】：
如果我们要维持经济增长，那就要靠其他因素填补就业增长贡献的减少。我们能靠什么填补呢？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我们的增长源泉是什么？过去我们主要是靠投资，提高资本密集程度，让资本劳动比提高。如果未来投资不可持续，我们能靠什么？我们应该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不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拉美现象。如果这样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会低估它的危害，而且抓不住问题的要害。我们要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口红利消失密切相关。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能靠人口政策调整。即使现在放开生育限制，我们也不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
“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我不愿意说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非说不可的话，我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因为那时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等现象，而且一直持续至今。”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拉美现象。如果这样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会低估它的危害，而且抓不住问题的要害。我们要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口红利消失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蔡昉先生是国内最早注意到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学者，他七年前的旧文，至今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从事金融和宏观经济研究的人主要关心周期现象，时间跨度不是太长，而我们做人口研究的关注的时间跨度很长。我很乐意与金融和宏观经济界的研究者讨论。实际上，我做人口研究，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人口政策，我更关心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 人口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口转变"，转变的一个方面是生育率下降。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一般来说，城市的生育率更低、下降得更快；农村的生育率较高，下降得较慢。就中国的整体情况来说，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在1970年代之前是6，到1980年代初降到了3以下，而独生子女政策却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很快就降到了2.1的替代水平以下。 从19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就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8。到现在已过20年。20年总和生育率不变，这实在是很奇怪。实际上，国内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很多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1.5-1.6。联合国社会发展司人口处也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中国的人口预测，他们受到了不少指责。 最近我们发现，计生委悄悄改变了说法。虽然他们没有承认总和生育率不到1.8，但他们接受了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而无论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中间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或每年都进行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都能算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经降到了1.5以下。据说，一个海外人口学家根据六普数据进行了估算，结论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联合国也改口了，去年他们出版了一个报告--《世界生育率报告》，其中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 图2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我个人对此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生育率很低。人们以前说，东方人喜欢生儿育女。但他们后来发现，日本人生得比谁都少，老龄化速度比谁都快。于是他们改口说，中国人喜欢生儿育女。他们又发现，现在台湾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中国人也不一定必然生育多。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很低，已经多年处于更替水平之下。 老龄化程度已经比较严重 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是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它首先表现为老龄化--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从图3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老龄化一直是在较快的上升趋势中。大概在2015年之后，上涨速度会明显加快。到那时，劳动年龄人口会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而且将迅速上升。图3中的老龄化数是联合国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的估算。如果按照更低的生育率进行估算，结果会更令人惊讶。 老龄化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发达国家都老龄化了，也没有出现非常糟糕的情况。如果国家发达了，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制度就可以支撑老龄化社会，使得老有所养。问题在于，我们是在比较低的收入水平时即将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201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8.3%。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也就是说，我们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老得多。 抚养比上升将导致人口红利消失 老龄化的后果之一是人口红利下降。 人口红利是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且不断上涨的时期产生的，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劳动力充分供给，劳动要素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人口抚养比低，并且处在下降的过程中，因而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可以将人口抚养比的倒数作为人口红利的显示性指标。 我们和国外的研究者都做过计量，从1960年代中期起，抚养比开始下降，主要表现为少年儿童抚养比迅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在很长时间不提高。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人口红利。 我们在一个计量研究中发现，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可以提高0.115个百分点。当时我们用的是1982-2000年的数据，在那个期间，中国的抚养比下降了大约20%。那个研究的结论是，在中国人均GDP的增长中，有26.8%来自于抚养比的下降。或者说，我们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增长是来自于人口红利。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大概在2013年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不再降了，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的抚养比迅速上升。到那时，人口红利将消失。 我多次讲过这个观点。许多人（尤其是人口学界的）怀疑我是在宣传生育政策改革。因此，一些人口学家不赞同我的意见，他们说人口红利还可以长期保持。但是，许多是通过媒体发表的观点，而不是学术文章。他们认为，当抚养比较低时，即使抚养比上升，也仍然存在人口红利。因此，从2015年中国抚养比上升到2035年，在长达20年时间里，我们都能收获人口红利。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还不用急着调整生育政策。 实际上，我计算人口红利也不是为了说明生育政策要调整。我当然赞成生育政策调整，但我主要是关心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我想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具有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任务很紧迫。 我要指出的是，不是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下降或者上升）决定了人口红利。因此，前述观点是不正确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劳动力短缺。受此制约，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增加，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当年克鲁格曼、刘遵义批评"东亚模式"的一个理由。那时他们不知道存在人口红利，所以认为经济增长应该符合新古典的劳动力短缺假说。因此，他们认为所谓"东亚奇迹"是假的，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一样。 但是，如果存在人口红利，那就意味着劳动力不是短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就不成立，因此资本报酬不会递减。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相应地，人口红利要发挥作用，必须和资本积累过程结合起来。在刘易斯早期经典文章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讲资本积累过程，讲劳动力无限供给时，资本能积累多少，二元经济增长能保持多长时间。 资本积累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线，而是斜率为正的一条线：资本积累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假设，人口红利曲线和资本积累曲线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度。在人口红利达到最高点之前的某一个时点，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强；在这之后，人口红利的作用会迅速减弱。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资本积累曲线是K′时，人口红利的作用较早地消失；而当资本曲线是K时，人口红利作用消失的时间较晚。中国是储蓄率高，资本积累较快的国家，资本积累曲线是K′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很好地诠释从二元经济发展到新古典增长的转变，并且可以把刘易斯理论与增长理论连接到一起。 2003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符合典型的二元经济模型：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劳动力可以不断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这时我们只需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一台机器。 接下来，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我不愿意说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非说不可的话，我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因为那时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等现象，而且一直持续至今。这时劳动力仍然有剩余，但只有当工资高于生存水平时，才能吸引到更多劳动力。前面已经讲了工资上涨的原因。随着工资上涨，在沿海地区，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时人口红利还在，尚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两台机器，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刘易斯转折点已过，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更加紧缺，因而资本替代劳动的程度加深，资本报酬递减开始出现。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三台机器。劳动者们要使用这么多机器，必须提高体力、智力，改善机器和劳动者之间的匹配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进入到所谓新古典经济的世界，劳动力短缺的假设成立。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克鲁格曼请回来，让他给我们提建议。而在人口红利尚存在的时期，他的预测是不准的。 图8显示，与其他国家比较，我们是未富先老。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2015年降到最低点，之后迅速提高。日本在1960年代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在1970年代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日本特殊的地方是它在抚养比低点上维持了20多年，到1990年以后，它的抚养比才开始上升。而中国的抚养比在到达最低点之后，很快就上升。韩国和泰国跟中国一样，也是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后很快就上升，而且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候，而韩国比中国人均GDP高很多，泰国也略高。比中国收入水平低的越南和印度，低抚养比还可以持续很多年。要到几十年之后，印度的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与富国比，还是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或穷国相比，我们的人口结构看起来都不是太有利。 因此，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的基础的。换句话说，目前的劳动力短缺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和人口现象。 联合国去年承认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4，今年或者明年，他们就要更新他们的人口预测。他们的结果很可能跟我们的一样。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之前--在图9上显示的是2026年--达到最高点，只有14亿多一点，根本不可能到15亿。到达高点之后，中国人口数量就迅速下降。在这之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为负，因为有大规模地转移到了城市；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为正。图9分城乡的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显示，因为考虑到迁移，农村每年新增量是负值，他们转移到城市了，保障城市目前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农村的负增量与城市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为零。在这之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重。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是工资持续上涨。从2003年开始，一直都是这样的趋势。我们看图10，粮食、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的普通工人工资持续上涨；各行业农民工的工资也持续上涨。如果我们将农业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列出来，会发现它的上涨速度甚至更快，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平均每年的涨幅高达20%以上。 这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中等收入陷阱是其中一个方面。目前大家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基本上是停留于现象层面，很少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清楚它的机理。有一篇文章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它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富裕国家获益比较多，经济表现比较好；穷国获益也比较多，经济表现比较好；而处在中间的国家经济表现比较差。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结论，但并不难理解。 国际贸易理论指出，任何国家都有比较优势，都可以从贸易中获益。但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最典型的富国是美国，它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方面有比较优势，并且非常明显。它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引领着新产品、新技术的发展。我国曾经是低收入水平的典型，我们1978年时人均GDP是300美元。在低收入水平时期，我们可以用最便宜的劳动力，生产最便宜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可以打败任何竞争对手。《共产党宣言》有一句话："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说的不是中国，但用在我们身上再合适不过。相比之下，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的国家比较优势就不明显。 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先老是说我们的人口结构变了，劳动力变得短缺，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这在短期内还不会立刻显现，但趋势是清晰的。未富是指我们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未富先老意味着，我们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而新的比较优势还没有形成。因此，我们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的高路易做过相关研究，他估算了中国经济在几个时期--1994年以前、1995-2009年、2010-2015年、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我借用他的研究，并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剔除掉，突显就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1994年之前，就业增长拉动GDP增长了3.3个百分点，大概是当时潜在增长率的三分之一；1995-2009年，降到只有1个百分点，已经很小了，大概是当时潜在增长率的九分之一；2010-2015年"十二五"时期，进一步降到0.2个百分点，已经微不足道；到2016-2020年"十三五"时期，就业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为负。这与我们对人口红利的判断完全一致。 如果我们要维持经济增长，那就要靠其他因素填补就业增长贡献的减少。我们能靠什么填补呢？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我们的增长源泉是什么？过去我们主要是靠投资，提高资本密集程度，让资本劳动比提高。如果未来投资不可持续，我们能靠什么？我们应该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 我们要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日本大约是在1990年失去人口红利。它的私人投资因此下降。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就加大了投资，于是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提高。政府舍不得让企业垮台，舍不得进行创造性的毁灭，其结果是造成了一批僵尸企业。因此，劳动生产率迅速下降，资本产出率迅速提高，这意味着资本使用效率在下降，资本回报率明显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很差。 日本是一个坏经验。韩国的情况怎样呢？有人认为，韩国正确地解决了企业问题，保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认为，现在下这个判断还为时过早。韩国的人口变化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是到2015年人口总量降到最低点，韩国也是如此。因此，韩国能否成功应对高收入的中等收入陷阱，要看它2015年以后的表现。韩国至今还没有遇到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处境与日本大大不同，因此，现在我们还不能因为韩国没有犯日本同样的错误就认为韩国是成功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我最近看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研究，其中一个是Eichengreen等人做的，他们指出，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4-1.5万美元时，经济增长会减速。他们的一个结论非常重要，即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可以解释经济减速的85%。另一个是，摩根斯坦利王庆等人做的，他们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是一个关键点（他们称之为"魔幻数字"），之后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经济是当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减速，还是在我们收入仍然较低时减速。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受害者。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拉美现象。如果这样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会低估它的危害，而且抓不住问题的要害。我们要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口红利消失密切相关。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不能靠人口政策调整。即使现在放开生育限制，我们也不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 日本的启示：二胎放开真能挽救人口增长吗？ 近日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我们目前的二胎放开到底能拯救人口吗？朱昂在微信号“点拾投资”撰文指出，一个比较好的对比案例当然是日本，那里并没有计划生育，却是一个全球经典的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的国家。从日本的对比中，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近日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数字，2017年全年新出生人口为1723万，比2016年减少了整整63万。这个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低。事实上关于中国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东北的人口负增长，人口净流出，到上海长期以来本地人口的负增长。下面这张图给中国各个区域的出生率做了简单画像，我们看到东三省和上海的人口出生率差不多。越来越多的省份和区域人口逐渐进入了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会带来什么情况？我们拿日本的熊本县做一个例子，这是日本的一个小县城，没什么工业，不像东京还有人口的持续流入。熊本县大约有41.8万居民，其中30%是65岁以上人口，这个比例比日本平均的27%要高一些。人口下降已经出现了很多年，2005年人口是42.1万人，预计到2025年会下降到39万人。由于老龄化严重，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是不断下降的，就需要缩减开支，而且城市收缩，越来越中心化。 事实上日本大部分区域都是如此，每年大约有400家学校被关闭，有些被转换成养老院。2016年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了30万人。由于不接受外来移民，到2065年日本人口会比今天减少三分之一，降至8800万。由于老年人很少出行，大部分都是一个人独自生活，熊本县的公交车乘客从1995年的每天4万人下降到了2012年的每天1.7万人。 由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固化，日本出现了明显的低欲望社会特征。虽然没有任何的计划生育，但是年轻人根本不想生孩子，甚至不想结婚谈恋爱。在日本我们能看到大量年长者工作，他们的孩子却待在家里，做宅男宅女。有调查报告显示，18到34岁的日本年轻男女中，分别有36%和39%的比例是“童子身”。大量的40岁以下男性没有女朋友。 由于经济进入低速发展阶段，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分化。上一代享受到泡沫经济的老年人，基本上衣食无忧，还有公司不错的养老金支付人生的下半场开支。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发现机会越来越少，即使再努力也没有出头之日。日本有大量的打零工者，工资是按小时结算的。许多便利店的员工就是这批人。他们根本没有欲望奋斗，也没有欲望谈恋爱。宅男只能在家里看看漫画，打打游戏。曾经有一个经典的漫画《赌博默示录》，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社会背景的故事。 日本的低生育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代是不会给你带孩子的。去年十一长假带着孩子去了东京迪士尼，在那里日本年轻人都是自己在带孩子。相反，如果你看到有爷爷奶奶推着婴儿车的，那一定都是来自中国的游客。社会生活成本本来就不低，如果女性生育就意味着放弃工作，在家全职带孩子。这也让生孩子的欲望更低了。 在日本没有人炒房，也没有人炒股，没有人想着要创业，没有来自金钱和物质的欲望。过去几年也去日本调研过好几次，从上市公司高管，到大学教授，再到下面的普通老百姓都有过一些深入交流。在日本，大家就是过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然后“不给别人添麻烦”。由于人口负增长，边缘城市的机会越来越少，大部分地区其实出现了很多空房，甚至鬼城。整个东京以及其周边区域对于日本人口占比越来越高。 从日本的案例看，导致人口负增长的，还是经济增速下行之后，整体消费水平却还是在比较高的位置，最终导致大家不愿意生孩子。其实现在上海已经有大量的不生育，或者晚婚的年轻人。年轻人谈恋爱成本都很高，随便出去吃个饭看电影都是几百几百的。而许多人现在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千。越来越多的宅男和日本一样了，宁愿在家看视频，玩游戏，也不愿意出去谈女朋友了。 房价高企，许多人结婚后要一起还房贷，夫妻双方都必须工作。而且高房价导致住房面积不高，也让许多人不想生孩子。同时，抚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虽然有相对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但是几乎每个人内心都希望富养孩子。无论是吃过苦的70和80后，还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90后，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好的生活。这导致教育，服务，医疗的成本很高。所以有一次和朋友开玩笑，现在富人最好的身份象征就是两个孩子。 中国还没有出现日本那种经济长期低迷，通缩的社会结构。但经济增速下降后，社会出现固化是一个常态化的特征。在这个大背景下，大经济体的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到A股的集中度提高一样，龙头企业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市场份额是提高的。从城市的角度看，人口会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这几年传统制造业越来越不行，分析师现在出去调研基本上就是去几个大城市。互联网、金融、服务业的城市群很集中。 所以大的城镇化结束后，人口一定是走都市化道路。大都市虽然生活成本高，但是机会比小县城多，医疗和教育资源也更丰富，成本也更低。如同日本一样，希望寻求改变的年轻人还是想在东京生活，找一个东京的大企业工作。日本的二三线城市目前已经没有特别好的就业机会，也没有什么大城市在那里了。这也会导致，大城市的人口是充足的，生活成本长期保持在高位。这也是为什么京都的东西比东京就是便宜很多。 最后的几点思考： 1、人口负增长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不是中国人口负增长，是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人口负增长，日本是代表，欧洲也是，美国其实也开始了，但美国是移民国家，人口结构好一些。把这点想明白，我们知道如果二胎放开的影响不会很多； 2、真正鼓励生育需要国家的支持，高福利社会目前都还未必能实现。美国因为鼓励移民，而且许多孩子的资源很好，又是免费，中国要做到很难，连日本都做不到； 3、经济增速下滑后，社会一定是固化，未来人口流动必然向大城市集中。城镇化结束后就是都市化，产业也会越来越集中。中国会更像日本，而非美国。美国是每一个州都有超级大公司，中国还是会资源向头部城市集中。
经济纵深
苏州不需要低端产业？！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曙光，还是被抛弃的前奏？
【研究员】：
“苏州不需要底端产业！这种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被淘汰了活该！租不起工厂的滚出苏州！房地产和金融业才是苏州的未来！”不管这是一种真实心声，还是网友的反讽，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一个个产业转型的城市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路上迷途了，当政府可以依靠土地财政获取收入，也就不再有动力招商引资。地方政府想要高大上的产业，有意驱赶低端产业，而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到工厂当一个打工仔，这种彻底抛弃“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思路是从上至下的。但是这种驱赶的破坏性极大。往大了方面说，经济腾笼换鸟不是一招便成，本土企业如果不能完成接力，世界工厂恐怕会未强先衰。从民生来看，外资的撤退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裁员，如果是巨头企业，受到影响的会是当地大大小小的中小微代工企业，倒闭潮、失业潮随之而来。苏州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也能看到中国工业城市必然要经历的转型阵痛。
“无耻小日本，欺骗员工……” 这句义愤填膺、充满民族主义情怀的标语，出现在2018年年头。它其实和反日无关，说的是“中国制造业之都”正在遭遇的一场外资撤离大潮。 说是“大潮”，一点也不为过，来看看那些曾经让苏州骄傲的声名赫赫的外企这两年都做了什么： 2015年7月，三星专用的代工厂普光电子宣布倒闭，三星在华其他子公司或代工厂陆续裁员； 2015年8月，美资企业泰科电子科技昆山CD事业部宣布关闭； 2015年12月，在苏州扎根17年的诺基亚苏州工厂关闭； 2015年8月，富士康宣布对印投资50亿美元建厂，并计划在2020年前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截止到2016年富士康苏州工厂已减员6万多工人； 2016年6月，造纸业巨头芬兰斯道拉恩索集团投资的苏州紫兴纸业停产解散； 2017年1月，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希捷宣布关闭苏州工厂； 2017年9月，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宣布将逐步关停已有20年之久的苏州工厂； …… 路口大爷在微信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这是苏州在有计划地腾笼换鸟，还是外资在有计划地抛弃苏州？眼下的苏州正在经历转型阵痛，未来是产业空心化还是制造业升级的曙光？ 一切，不妨从1月初这起日资撤退事件说起。 01、“世界工厂”遭遇寒潮 2018年1月7日，苏州的寒风如同刀割。有传闻称，曾经的世界500强之一、跨国日资巨头日东电工要撤走的消息不胫而走。由于可能在春节前失业，一夜之间厂区拉起了维权横幅。 被指责“蓄意隐瞒员工，偷偷转移公司资产”后，这家全球第一大偏光片制造商不得不出来“辟谣”： 公司并非要关闭苏州分公司，只是出于业务调整需要，正洽谈该分公司的股权转让事项。工厂只解散有500余人的偏光片部门，并提出了N+1.5的赔偿，柔性印刷线路板（FPC）、新能源这两部门的员工可继续留用，“日东始终看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那么，中国市场的钱景又是什么情况？ 据高工产研新材料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偏光片市场总消耗面积1.01亿平米，同比增长17.92%，市场规模约为159亿元，同比增长11%。预计2017年国内偏光片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 但日东的苏州工厂却是静悄悄的，据《华夏时报》实地探访，“没活干的情况已经持续一两年了”，仅剩的这两条生产线最后难逃被出售的命运。看来，这家昔日园区里的明星工厂彻底撤出苏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明明市场需求依然旺盛，为什么外资却在不断撤出？苏州模式难道真的错了吗？ 02、红极一时的苏州 “苏州堵车，全球缺货”，是这座“中国制造业之都”鼎盛时的写照，苏州与全球制造业、与跨国企业的联系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地级市来说，苏州的外资吸纳能力是超出想象的。 2012年巅峰时期，苏州实际使用外资91.6亿美元，当年度全中国为1132.9亿美元，苏州一个地级市的占比高达8.1%。最最重要的是，这些外资主要都集中在实业，制造业占到67%，其中分别有10亿美元投向了化工和电子通讯行业，结果是，2012年苏州光外企就生产了7018万只轮胎，以及1236亿只电子元件。 苏州能成为外资投资的重要阵地，源于1990年代开启的“苏州模式”——以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代表，依靠外商合资、合作、独资等带动经济增长，走出口导向型的道路，这种模式也成为园区样本红遍全国，还上升到两个国家层面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开放，一时风头无两。 而苏州在上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也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工业园区特殊的管理模式、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因素获得技术外溢，成为全球IT业的代工厂，奠定了苏州在过去十年中多次仅次于一线城市的GDP排位，甩下省会南京。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苏州经济高度依赖外资。在2000-2010这十年间，苏州对外贸的依存度六次超过200%。 外资制造业撑起了大半的苏州经济，2012年，规模以上外资和港澳台资的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8870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值达66%；利润总额937亿，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值甚至达到了72%。 如果外资持续进入，苏州模式也能维持下去，但2012年后，苏州的风光急转而下。 2010年苏州的企业亏损面为16%，到2016年7月上升到了32%，这是个什么样的惨烈程度呢？每3家苏州的企业，就有一家处于亏损之中。规模以上的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数量从2011年1.37万降到了2016年9616。 苏州的实际使用外资额也开始暴跌，直到2017年才开始企稳。 外资大潮突然退去，大伙儿才看清苏州在裸泳。 03、2015年三件大事 苏州只是外资撤退的一个缩影和先兆。 直到2015年，全国上下才开始警惕大面积的外资撤退和跑路。原因是这一年发生了三件极具风向标意义的大事： 1.雇员全国排名第三的富士康南下印度 富士康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协议，未来五年富士康将在该邦投资50亿美元建厂，此前富士康已计划在2020年前在印度新建12座工厂，并最多雇佣100万当地工人。 2.改革开放后首家进入中国的外企也在撤离 日本松下公司突然宣布关闭北京锂电池工厂，与1300名员工终止合同。这是松下在2012年底关闭上海工厂后，两年内的第三次，而且全是大工厂。松下进驻中国是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引领了东芝、日立、索尼等一大批日资电子巨头进入中国。可以说，松下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全程参与了中国电子制造业走向世界的过程。松下的退出也因此变得格外扎眼。 3.官媒喊话 新华社旗下智库发表的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批评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者长和系撤走中国资产，“失守道义”。人民日报海外版随后也关注了该文，并报道了李嘉诚近年来一系列抛售内地资产、西进欧洲的投资举动。 那一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1992年以来的首次缩水。 在这么一看，外资大撤退仅仅是苏州的错吗？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清楚，当然不是。 为什么外资会在一夕之间风云突变，纷纷撤离？还是拿苏州举例。 04、用不起的劳动力 日东电工撤离，日本亚洲通讯社从日东东京总部得到的解释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苏州工厂难以为继，公司内部也有产业布局的调整。 这种产业布局调整的结果也符合这两年亚洲的产业流向。就是大多数外企将工厂从中国东南沿海搬到了印度和东南亚，好一点还能留在中国中西部城市。 那么东南亚凭什么能从中国手中拿走世界代工厂的接力棒？ 人口红利。中国当初是靠什么吸引起外资制造业的，东南亚如今也不会差很远。 人口红利的消失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中国投资环境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72.4%的最高水平，随后开始下降。 劳动力逐渐不足，制造业人工成本自然也应声上涨。 一家日资企业，2010年在日本雇佣一名员工的薪资，与2016年几乎无异，但是在中国，薪资水平几乎翻倍。 制造业人工成本逐年走高，资本逐利，自然要去寻找劳动力的价格洼地。2014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用工成本做出调查，中国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尼的1.8倍。 05、房价！房价！房价！ 几乎除了旮旯里的玉门房价便宜到哭，全国上下没有哪个地方这十年来不是在涨涨涨。 苏州紫兴纸业发布的停产解散公告中，给了几个原因：其一是生产规模小，与国内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相比不再具备优势；其二则是“过去二十年间，工厂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苏州高新区的商业和住宅核心地段，因为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型工业企业的正常运营”，说白了，就是土地成本提高了。 《潜江晚报》采访了日东电工的中层技术人员徐江，10年前徐江就在苏州工业园区附近买了房子，当时的房价还是每平米5000元，如今，他买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20000元以上。 在外资大举撤离前，苏州的房价8年涨56.5%，园区房价更是几乎翻了一番。辛辛苦苦经营一家代工厂，到头来还不如炒房的赚得多。 土地成本的提高会怎么影响园区的制造业形态呢？在距离日东电工向东约1.5公里的普洛斯苏虹路厂房，如今引进了不少汽车经销商。因为老牌的制造业撤离之后，园区只能靠出让土地等方式，寻找毛利率较高的新兴企业来落户。 除了房价，物价也在过去五年间飞涨。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风暴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工业原材料的价格直线上升，苏州所承接的电子代工产业大部分仍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本身利润微薄，原材料成本上升可谓是当头一击。 06、死亡税率 中国的高税收同样令实业不堪重负。 2010年，苏州工业企业的总税负为471亿，到2015年，上升到616亿，增幅高达31%，而这5年期间，苏州工业企业的净利润整体下降了9%。 2016年末，那场“中国死亡税率”的大争辩将减税呼声引至高点，曹德旺一句“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也如同重磅炸弹引爆了舆论，更难忘的，是2017年年初希捷的大逃亡与苏州税务局的补收税款存在莫大联系。 如今苏州园区已经对外资取消了超国民的优惠待遇，对国内民营企业来说是公平的举动，但是这种一步到位、干净利落不留缓冲带的做法，恐怕也吓退了外资？ 近期针对特朗普的减税行动，中国开启了一轮对外资的减税行动，新一轮对实体经济的减税降费正在路上，希望制造业真的能享受到最大红利。 07、我们不需要底端产业！ 在知乎一个“如何看待日东电工关闭苏州电工”的问题里，一名苏州的年轻人留下了这么一个回答： “苏州不需要底端产业！这种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被淘汰了活该！租不起工厂的滚出苏州！房地产和金融业才是苏州的未来！” 不管这是一种真实心声，还是网友的反讽，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一个个产业转型的城市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路上迷途了，当政府可以依靠土地财政获取收入，也就不再有动力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想要高大上的产业，有意驱赶低端产业，而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到工厂当一个打工仔，这种彻底抛弃“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思路是从上至下的。苏州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在2017年做出的调查显示，19%的企业认为招工有较大困难，较去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 但是这种驱赶的破坏性极大。往大了方面说，经济腾笼换鸟不是一招便成，本土企业如果不能完成接力，世界工厂恐怕会未强先衰。从民生来看，外资的撤退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裁员，如果是巨头企业，受到影响的会是当地大大小小的中小微代工企业，倒闭潮、失业潮随之而来。 当全球制造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时，我们不能说用一句简单的“错了”来定性外资的撤离。 苏州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也能看到中国工业城市必然要经历的转型阵痛。但愿已在路上的苏州准备好了。
福耀玻璃赴美投资镜鉴：看得见的优惠下，却有想不到的烦恼
【研究员】：
特朗普大降税后，中国企业家赴美投资热情高涨，福耀玻璃在美国的经历正是镜鉴。从1995年尝试国际化到2014年在美国大规模投资建厂，福耀玻璃为全球化准备了19年。即便这样，它的美国工厂仍然屡遭挑战。多位拥有全球化经验的受访人士表示，企业出海的显性成本容易看清，但隐性成本就像海面下的冰山。中国企业一定要对海外投资保持敬畏，毕竟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数来数去也就华为、联想、海尔、福耀玻璃几家企业。“中国企业家的生意敏感度高，很容易关注到国际市场上显性的收益、商机，为此不惜冒风险，忽视法律、文化和管理效能方面的隐性成本。其实，走出去是非常不容易的。”
福耀玻璃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这两年的言论有些相左。他一方面通过算成本账表示“在美国办工厂比在中国利润高”，另一方面遭行政罚款、遇工会阻挠等问题让他感叹“（对于美国工厂）有时候我会沮丧得快要昏过去”。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1995年开始在美国投资，直至2014年才选择设厂——2014年，福耀玻璃决定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俄亥俄州莫瑞恩市成立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工厂；2016年10月，该工厂竣工投产。 根据财报，2016年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的净利润为-4161.05万美元，2017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为-1044.10万美元。曹德旺之前设定的目标是2017年在美国市场挣到2亿美元。 马雪梅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多位拥有全球化经验的受访人士表示，企业出海的显性成本容易看清，但隐性成本就像海面下的冰山。 2017年11月，莫瑞恩工厂员工以868票反对、444票赞成否决了成立工会的动议。曹德旺曾表示一旦工厂成立工会，客户就会以不能保证正常供货为由撤销订单。 2016年11月，联邦职业安全与卫生署（下称OSHA）对福耀玻璃莫瑞恩工厂缺乏完善的电源锁定防护装置等违规行为处以22.5万美元罚款。2017年3月，双方达成协议将罚款金额减至10万美元。 尽管危机暂时缓解，但福耀玻璃依然在美国面对着生产效率低、招工难、文化冲突等一系列挑战。 特朗普大降税后，中国企业家赴美投资热情高涨，福耀玻璃在美国的经历正是镜鉴。 看得见的优惠 在曹德旺的成本账中，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五分之一，汽油、电的价格是中国的一半……中国除了人工便宜，其他都比美国贵，尤其是税收成本。他说：“在美国投资100万，企业可以赚60万，而在中国只能拿到42万，税是58万。” 根据2017年半年度报告，福耀玻璃应交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应交土地使用税和应交房产税。大陆地区的30个企业纳税主体中，有3个按25％缴纳所得税，其余大都因享受高新企业优惠政策而按15％缴纳。美国地区的6个企业纳税主体中，只有福耀北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按38.21％缴纳所得税，其他因报告期内亏损或存在可抵扣亏损而无需缴纳。 虽然美国的所得税率看上去比中国高，但中国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却高于美国企业，这与两国税收制度的差异有关。 美国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个人；中国则以间接税为主，税收主要来自企业。在美国，企业只需缴纳所得税；而在中国，企业需缴纳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等多个税种。 从2012年-2016年，福耀玻璃的应交税费从1.30亿元增长至5.58亿元，增长比例为329.23％；同一期间福耀玻璃的营业收入从102.47亿元增长至166.21亿元，增长比例为62.20％。 美国康宁公司是材料科学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主要生产、销售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曾比较过福耀玻璃和康宁公司的税负情况。2015年，福耀玻璃的综合税率是18.72％，康宁公司是11.49％。 从2014年-2016年，福耀玻璃的增值税从4324.19万元增长至9438.90万元，增长比例为118.28％。 既多又杂的各项费用，是中国企业的另一个头痛之处。根据Wind资讯，2016年中国非税收入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比例是18.29％。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欧洲市场副院长滕斌圣表示，除了税收、费用，企业的高成本还包括隐形交易成本，从走程序盖章到与各方机构搞好关系，其中的成本不可小觑。 对于美国市场，曹德旺看到了要素成本低廉，税收负担小以及交易透明，但更看重的还是美国招商引资的优惠力度。 2016年10月《中国财经报道》在福耀玻璃莫瑞恩工厂进行了实地采访。根据时任福耀美国公司执行董事王俊铭的介绍，莫瑞恩工厂每招收一个美国工人，就会得到一定的税收补贴，当时已经招到的2000多员工最起码会得到3000万美元补贴；此外，2016年还拿到了70万美元的培训补贴。他说：“即使是为工厂换节能灯，当地政府也会给补贴。” 曹德旺也曾多次公开表示，莫瑞恩工厂18万平方米的建设费用大概是4000万美元，得到的政府补贴就超过了这一金额。 2014年，福耀玻璃不仅决定建立莫瑞恩工厂，而且还收购了美国PPG工业公司的锡安山工厂。锡安山工厂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主要生产汽车玻璃的原材料浮法玻璃。 PPG工业公司之所以放弃锡安山工厂，主要原因是搞不定工会。福耀玻璃接手后，不仅保留了工会，而且还答应了每小时加薪2美元、为员工交五险和401K（养老保险）以及每年工资递增1.2％的要求。 当时，曹德旺对美国市场满怀期许。他对锡安山工厂的工会成员说：“我的要求很低，中国工人能做到的，你们也做到。”然而，这个要求美国工人至今很难做到。 想不到的烦恼 作为与日本旭硝子、法国圣戈班比肩的世界级汽车玻璃企业，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建厂的出发点是市场而非成本。 如今，福耀玻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70％左右，进军海外市场是必选项。在曹德旺看来，作为全球一流汽车企业的供应商，“它在哪里建厂我必须在哪里建厂”，福耀玻璃需要提升全球供应链能力。2016年，福耀玻璃海外市场收入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33.79％。 “车轮上的国家”美国，是福耀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早在2011年，福耀玻璃就与通用汽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规定福耀玻璃是通用汽车的第一大供应商，但前提是必须2016年在美国建厂，以保证稳定供货。 福耀玻璃最终选择在俄亥俄州莫瑞恩市，将通用汽车于2008年废弃的制造厂重建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曹德旺对厂址选择的解释是：“那个地方在75号公路旁边，80％汽车厂在那条线。”事实上，这是一个需要魄力的选择。 俄亥俄州是汽车工会强势地区，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三大巨头就曾因无法忍受工会“折磨”而将生产线外迁。亚洲汽车企业如丰田、日产、现代等为了规避这一风险，选择在美国南部设厂。 美国按照行业原则组织工会，工会的主要职能是为地方、企业基层员工提供集体谈判服务以及游说议员参与立法。工会是营利性组织，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下称UAW）为例，除了向工人收取会费外，收入来源还包括联合培训、房地产、基金投资等。近年来，美国工会背负高层腐败、不全力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与资方和政府勾结等争议。 曹德旺对汽车工会也有所忌惮，他曾主动向同样在俄亥俄州设厂的本田汽车请教，“本田汽车那个厂没有工会，它给我们一张纸，说只要做到上面那几点，就没有问题。”这张纸的主要内容是环保、工作环境、员工的薪酬福利等与当地接轨。然而，问题还是很快就来了。 2016年6月，工人投诉福耀玻璃未能保证安全生产，并主动向UAW求助；2016年11月，UAW宣布支持工人安全生产权利，随后联邦职业安全与卫生署（OSHA）对福耀玻璃处以22.5万美元罚款；2017年4月，在UAW的支持下，工人在当地市政厅举行集会，对福耀玻璃表示抗议；2017年5月，UAW要求民众联署请愿，希望劳方和资方进行联合谈判。 对此，曹德旺表示：“如果客户（因为工会原因）撤销订单，我做什么，我不是要关闭工厂吗？！”2017年11月，福耀玻璃通过各种努力阻止了成立工会的动议。 UAW网站上有员工对福耀玻璃安全隐患的详细叙述。例如，一位名叫吉姆·马丁的员工从2015年2月开始在福耀玻璃工作，他表示由于生产过程中接触化学品而时常感到头晕、恶心，3月-6月他和同事不断向主管提出佩戴面具和查看安全数据表的请求，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没必要”。 滕斌圣认为，福耀玻璃作为领先的全球企业，对保障员工安全必定有着系统规范，UAW的表述也会存在一定程度夸张，但必须承认的是，中国蓝领工人与美国蓝领工人对待工作环境的要求不一样，平等、维权的意识也不一样。 2017年6月，央视曾针对福耀玻璃罚款一事采访OSHA前主管戴维·迈克尔斯。戴维表示：“20万美元罚款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现在只有很少的企业被OSHA开出这么大金额的罚单。一个新工厂成立的时候，居然没有安全管理体系，这令人震惊。” 正略钧策国际化咨询首席合伙人、前柳工国际事业部总经理黄兆华在欧洲、拉美、北美地区拥有多年工作经验。他告诉记者，福耀玻璃遇到的事情“很正常”，因为美国工厂是中国人设计的，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规范本身就存在区别，“哪怕将两国之间的度量单位进行换算，就足够折腾了”。 王俊铭也曾提到这一点。他说：“无论是土建供应商还是电气安装类的，我们国内设计的图纸有些不是很准确，国内可以现场改，但美国不行，必须要重新换一张图纸。” 曹德旺最头疼的是美国企业的效益，而效益的关键在于团队稳定和员工管理。 人力成本差距不仅体现在美国白领工人的工资是中国的两倍多、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是中国的八倍，还表现在劳动力质量。从20世纪70年代的“去工业化”到如今的“再工业化”，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出现了断层：一方面招工难，另一方面招到的也多是年龄较大的人，技术水平也较差。 对此，曹德旺感叹：“很难找到50岁以下的工人。” 虽然莫瑞恩工厂是福耀玻璃设备最好、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工厂，但是也会存在问题。福耀集团产品技术总监蒋炳铭就表示：“国内很多生产线都是断开的，美国工厂由于自动化程度高，生产线都是连着的。当你在一个地方进行调试的时候，整条线全部停掉，都在等待这个调试。”目前，为了尽快提升效益，莫瑞恩工厂在“上手段”，也就是派中国工人到美国工厂手把手地教当地工人。 虽然美国是世界头号技术创新大国，但是福耀玻璃在亲身实践后还是把研发转移到了国内。蒋炳铭解释说，美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不完备，比如在美国工厂周围找不到可以修模具的地方。另外，中国的开发成本也比较低，开发一片玻璃大约需要10万元，但在美国就需要10万美元。 在黄兆华看来，福耀玻璃今天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学费是必须要付的”。企业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就是要通过不断摸索、解决一个个问题才能逐渐适应，“外资企业在中国还不是照样痛苦”。 结合自己在美国的工作经历，他感叹：“蓝领工人这个群体其实是最难管的，美国文化又这么多元，你以为会说英语就可以沟通，人家说的都是俚语。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找合适的当地人来管。” 保持敬畏 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税改法案，该法案被认为是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务调整，包括约1.5万亿美元的减税措施，如企业税率从35％降至20％，暂时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及调整跨国企业课税等。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表示，“这项法案将吸引大量国际投资到美国去，中国企业也不例外，除非不愿意赚钱。”在他看来，中国企业近年逐渐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虽进入成本低，但由于法治不健全等因素，维持成本很高。形成对比的是，美国虽然进入成本高，审查、法律程序比较复杂，但它是世界上投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税改进一步加强了投资吸引力。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7》，2016年中国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这份报告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的建议包括：在经济可行性外，加强对投资目的地社会与环境风险的分析与管控；挖掘投资目的地发展需求与企业自身产品、服务的契合性；强化与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逐步实现人才的本地化与国际化等。 曹德旺谈及福耀的海外投资时曾表示：“国外的水很深，如果只是因为有钱而盲目地走出去，那肯定是有去无回的。”2014年赴美投资前，福耀玻璃就已经拥有了全球认可的品牌、专有技术以及忠诚的客户。 韦莱韬悦大中华区总裁、中国企业全球化项目总负责人袁凌梓告诉记者，目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是并购，其好处是规模扩张速度快，但整合难度很大，“很多时候是兼而不并”。 相比之下，绿地投资的速度缓慢，必须一步步深耕，但好处是企业的掌控力强，业务更容易衔接，风险也更可控。企业出海一定要审视行业格局以及自身情况。 滕斌圣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输出过剩产能，比如一些钢铁、水泥企业的产能在国内消化不了，企业关掉又会出现问题，所以选择走出去；第二是出于业务增长考虑，国内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天花板，企业需要通过海外市场来提升销量，形成规模经济，比如小米进军印度市场；第三是高科技企业如百度、华为等在海外成立研发中心，目的是提升技术优势，并反哺国内市场。 这些受访人士均表示，中国企业一定要对海外投资保持敬畏，毕竟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数来数去也就华为、联想、海尔、福耀玻璃几家企业。 “中国企业家的生意敏感度高，很容易关注到国际市场上显性的收益、商机，为此不惜冒风险，忽视法律、文化和管理效能方面的隐性成本。其实，走出去是非常不容易的。”袁凌梓说。
思想评论
任志强：中国最缺的就是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认可和保护
【研究员】：
企业家更关心的就是，不仅仅是我创造了财富，我还创造了一个能保护这些财富的社会制度。还有一套法律，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人民拥有财富，就不会有人去创造财富。中国目前缺的恰恰是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可和保护。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保护，让企业家可以很放心的去创造财富，并且拥有财富的话，那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社会公益里头，除了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最终社会进步的问题。
新年伊始，冬季达沃斯即将在瑞士举行，这场举世瞩目的会议将召集来自全球各界超过2500多位政商界领袖人士出席，论坛的主题为《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而作为中国商业界的知名人物，阿拉善SEE协会会长、原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大会论坛开幕前接受了凤凰网财经的专访，畅谈了他对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方面的想法。下文根据凤凰网财经的采访内容而整理： 谈财富：钱要真正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时候，才真正称得上是财富 问：任总，您最近在推进公益项目方面有哪些新的进展？ 任志强：不应该说是最近，做公益已经是一个很长周期的时间的事情，我当会长是2014年、2015年，但是并没有因为不当会长以后公益活动停止，我们除了以阿拉善SEE为主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公益活动，但是主要精力还是在阿拉善SEE荒漠化治理和环境保护上。 实际上每个人参与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社会气氛，让更多的人知道社会公益需要大家作出贡献。 不管你是企业家还是什么人，拥有了一些钱的时候，这些钱不能真正认为是财富。比如说我们传统可以看到，老地主把银币都埋到地下了，房子塌了以后扒旧宅子时候突然发现地底有很多钱，这个钱并没有起到财富作用，表面上看它是一大堆钱，但是它如果藏在地底下的话，它就发挥不了实际的作用，那么更重要是当你拥有这个东西，要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时候，它才真正称得上是叫财富。 所以对财富的理解是非常重要。不是说有钱了就是拥有财富，就是这个财富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它才真正称得上财富。 谈扶贫：谁穷我就帮谁一把，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问：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您对这个财富理解的转变，使得您卸任了以前地产大佬身份，目前投身公益呢。 任志强：这你说的不对，我们不是因为放弃了地产大佬才去做公益的，我们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在做公益了，中国严格的说起来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通过改革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所以应该说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也没有企业家。改革开放以后允许用承包制的方式在产权制度改变的情况下，获取剩余的劳动收入，然后再到了1992年的改革开放有了新一代的企业家等等。 所以我们有企业家和拥有财富的时间很短，但是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有很多企业家把大量的钱用以社会公益了。所以公益不是说我退休了以后才开始去做，而是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确实是一个重新认识过程。 拥有财富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他会用来把这个钱干嘛呢，交给诺亚财富不仅仅是为了理财让它升值，而更多是因为它投入到很多项目之中，让社会开始进步，经济开始发展。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用扶贫的方式，谁穷我扶你一把，在企业家眼里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他仅仅解决第一个授人以鱼的问题是不解决问题的。你要解决第二个授人以渔的问题，让贫困的家庭可以自己学到知识，学会如何打鱼，而自己去创造财富。如果你仅仅是扶他、帮他，结果他仍然可能还是懒惰，他没有学到创造财富的本领，他可能还是贫穷。 只有企业家才能充分理解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不会把钱白白的扔掉。或者仅仅说给你买一个面包吃，而是用这个钱转换成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善，或者说农业技术提升，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创造财富的通道。比如我们的任小米，它为了解决荒漠化地区的水源问题，用节水的办法，一斤小米可以节约一立方水，来改善生态环境，让荒漠化地区的草能活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做的事情不能和农民当地的收益得到改善结合起来，农民是不支持这项活动的，所以它要通过让农民把种玉米改为种小米的过程，能有更多的亩产收入，比如一亩地可能我们现在小米要比玉米多收入两百多块钱，他才有积极性去把种浪费水的玉米变成种节水的小米。所以这个企业家的能力、财富都要和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农民才有可能去提升自己的本领。 中国目前缺的就是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可和保护 问：这也是平衡中国贫富分化的一个推动力量，有人很感兴趣一个问题，您在以前是企业家这样一个身份，目前您去推进公益项目，那么在这样一个身份转换当中，您是不是发现了一些道理，或者说发现一些哲学，以前在做企业的时候没有发现的？ 任志强：人总是随着社会改变而进步，中国最初的时候是不允许私有制存在，没有私人财富，那么最初的改革用承包制的方法，让私人可以获得了，通过经营公有财产而产生的剩余价值，这个阶段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剩余价值在不断扩大和创造新的财物的时候，需要得到法律保护。企业家更关心的就是，不仅仅是我创造了财富，我还创造了一个能保护这些财富的社会制度。还有一套法律，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人民拥有财富，就不会有人去创造财富。 中国目前缺的恰恰是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认可和保护，为什么？就是因为企业家群体所有的股东几乎都推翻了我们最初马克思一种认识。早期我们宪法修改的时候，改革初期的时候规定，只能有个体户，一个个体户雇佣的人员不能超过七个人，因为《资本论》上这么写的，但是年广久一个人雇了一百多个人就成话题。 从最高层开始，对于市场经济的变化和社会变革的变化，认识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因此企业家也就是在递进的过程中，一点点认识到要有更多改善问题。 如果不能用法律保护让企业家放心，创造财富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任志强：我们在十九大之前，中央曾经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改善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诠释企业家的社会地位，给企业家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个东西？恰恰是因为中央认识到，中央在这么多年改革之后，并没有给企业家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我们也看到出现大量外逃，资金转移等等，所以才出台这个文件，就是要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件刚发，现在的制度还没有建立。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保护，让企业家可以很放心的去创造财富，并且拥有财富的话，那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社会公益里头，除了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最终社会进步的问题。 当一个公共汽车被人划了一道口子，可能没人在乎，公共汽车很脏，它觉得这应该司机负责，不是我负责，因为它是公共产品。但当你的私家车出现脏的时候，你宁愿花钱请人替你擦，你也要把它弄干净，如果有人在你的车上划了一个口子，划了一个道道的话，你就心里很不满意。企业家当随着私有产品出现的时候，就会希望建立一个平衡的社会，这个社会让所有人都不去划你的车。为什么划你车？他肯定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政治待遇不等，社会地位不等，或者说我没学会打鱼，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对学会了打鱼的人表示嫉妒。 民众更愿意把钱捐给民办组织，就是因为企业家在发挥作用 任志强：那么这么多年的改革，其中一部分问题解决了，而另一部分问题没有解决，这部分问题就要靠企业家最先认识，而且是靠企业家主动做出了大量的公益活动去设法改变，而这个改变背后，从表面上看，我们有治疗兔唇的基金，有治疗儿童病因的基金等等，我们有给农民做保姆教育的基金等等，我们参与了十几项基金，为什么企业家愿意拿出钱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要改变社会的现状。 这种社会现象的改变主要靠政府，但实际上政府用公益的方式或者用这种社会捐赠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比如说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最初我们有六大基金会，都由国家管理，因为你可能派去的会长、副会长，他是国家的一个职务。我是靠我这个副会长的职务去挣钱的，我的出差要你给我差旅费，你要给我饭费，你要给我住宿费等等，那么他不是甘愿去投入。 但是我们看企业家所从事这些社会公益，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不管是曹德旺、牛根生，他们是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比如说我们的公益基金，它没有管理费，所有管理费都自己担着，比如说我们阿拉善的所有的会长、理事，你竞选的时候，都是没有工资的，连差旅费，到全国各地跑，都要你自己掏的。 因此从这几年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来，企业家真正处于内心的这种做法的公益组织效果都非常好，而推动社会的作用力远远大于那些官办的所谓公益组织。 中国的企业家概念中断了几十年 问：您觉得国内和国外，企业家做公益程度上面有没有落差？ 任志强：没有落差，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企业家，人家有几十年的企业家。中国在，应该叫民国之后就开始有了企业家或者叫做辛亥革命之后，抗日战争时候，这么多民营企业家，都把大量的钱捐给了抗日战争。卢作孚是不是这样，整个船队都捐了，但是随后因为战争的问题，因为计划经济问题，导致我们没有企业家。它有一个时间中断，几十年就没有企业家这个概念，所以它没有办法传承，也没有历史了。你说洛克菲勒到现在已经第五代、第六代了，我们有吗？是因为我们社会制度变化把这个企业家群体都给切掉了，因此只能说我们刚刚开始有了企业家群体，而这个企业家群体，也是刚刚开始发展的这个最弱的时期。刚刚成长，长成，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用社会公益的办法去承担社会责任问题。 问：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从近代史到现在，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其实没有改变，因为现在更多有这样一个空间，让企业家去实现目前您说的这种精神。 任志强：我觉得中国过度的强调资本论的一些剥削，剩余价值来自于剥削等等这些理论，让我们的一代人或者说一代半的人都产生了误解。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刚才说十九大以前有关企业家群体生存环境的文件，就是没有完全解决，从法律制度，从各种方面来说可能还存在很多漏洞没有解决。比如说仍然强调的是两个地位的平等问题，其实还存在不平等，如果你不能完全平等，你要想企业家群体完全符合市场的规律，从一个有完全法律保障情况，所以在我们宪法上还存在两种制度差别，毫不动摇，两个毫不动摇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这种情况说你要企业家群体完全作为社会主要推力是不可能的，就要靠企业家自己创造，这是一个正在摸索的过程中，改革的过程中。否则的话政府为什么要下文件，大家做的很好，不用啥文件。 问：那您是怎么理解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您觉得我们对它是一种误解，还是它本身其实是不怎么符合实际的？ 任志强：更严格各有三七开，各有四六开，各有几几开，我们不应该照本宣科去读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意思已经改变了。 你说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两面打的时候是不是哪个主义把他限定我只用这种，不能用那种，美国也用凯恩斯的东西，其他也同样，为什么这两种可以同时使用，或者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呢，就是它不是一个说，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东西，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符合这个，有的时候就符合那个。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来说，中国也会用凯恩斯的东西，对不对，那也是西方的东西，不是中国的东西。你在有的时候你不是要放大货币供应量，你有的时候不是要靠政府来支撑，都有，是不是也有凯恩斯的东西，那你是不是还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你是不是还要强调市场决定价格，很多东西都可以用。 问：比如说某些政策工具其实都是中性的，我们是用它其实是带有一种工具性的目的，赋予太多的价值观色彩。 任志强：所以不在于它是谁，而在于最后效果。你要说这个效果好与不好，才是对我们公民，对我们的老百姓，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对我们国家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要有好处的话用不着你说，自然有人会提，就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个水很难喝，你要非让他喝，水要很好喝，甜的又健康，你不让他喝他也想喝。就像当年为什么我们会有深圳特区发展，为什么要深圳和香港要融合，因为在那儿看到人家好，天天有人偷渡啊，没有人指责那些偷渡的人，而是说我们制度需要改，非常简单的道理，不要把自己给搞糊涂了。 重审顾雏军案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顾雏军案。顾雏军早年从事科研，后下海经商。1995年成立了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随后，顾雏军展开了飞跃性的发展，在当时MBO改革大潮之下，几年之内，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拥有科龙、容声、美菱、亚星客车。2003年，顾雏军获得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称顾雏军在国企改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2004年初，顾雏军登上“胡润资本控制50强”。 就在顾雏军登上人生高峰的同时，历史已经悄然转身。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认为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随后，两人的争论与诉讼，演化为公共事件“郎顾之争”。这一事件，国内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展开了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是中国产权改革中，影响深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之一。 2005年4月，湖北、江苏、安徽、广东四省证监局联合调查格林柯尔系，压力迅速变为了资金方的质疑，资金链随即崩坏。当年7月，包括顾雏军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鼎盛一时的格林柯尔系灰飞烟灭。2008年1月，顾雏军因虚假注册、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等罪在2008年一审判刑10年。某种程度上，顾雏军被消灭了，但是，他并未承认被打败。2012年，顾刑满释放后，头戴纸糊高帽在北京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自己“喊冤”，随后5年至今，他一直在为自己平反奔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应该说，如今顾雏军的案件能够重审，与当下的政治氛围有关。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强调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2017年11月，国务院听取依法保护产权工作汇报为主题的常务会议，也要求“要抓住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久拖不决的案件开展集中攻坚，推动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尽快取得突破，以纠错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以更有效的制度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正是在这多个会议、文件的推动下，司法部门“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为顾雏军的伸冤带来一线希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还提出，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强调“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问题”，即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如何看待改革中的灰色地带问题。改革是改良，改良意味着妥协，这种妥协不仅是对过去制度的妥协，也必然伴随对改革手段的妥协。承认这种妥协，正是出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 中国社会习惯于观察高层信号，所以，古有商鞅立柱，以千金奖励换取人们的信心。同样，在中国民间投资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强调加强民企产权保护，重审顾雏军案件有利于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提振信心，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话语。“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更强调动机的纯正和手段的正确；而工具理性则偏重于理性的行动达成目的，强调目的的实现，而忽视价值观。 如果提振企业家的信心、安全感只是为了经济发展，把企业家的信心当做一个实现目的的工具，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然而，工具理性，工具二字，也意味着工具是随时可以因为目的转换而改变的。商鞅城门立柱之后的故事并不乐观，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某种意义上，立柱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所以，仅仅是工具理性来提振企业家的信心，解决的也是一时之问题。 价值理性则不同，它不看重短期的利弊，不是做有利的事，而是做正确的事，显然，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价值观。 重要的不是企业家得到保护，而是企业家可以秉承这些价值观，并由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形式——法律，来自己保护自己。某种程度上看，被保护是出于工具理性，而可以保护自己，则是出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法律的文字中，而价值理性，则深埋在人们的观念中，因此也更加持久，所以，唯有价值理性，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信心。
多维观察
曾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内斗却毁了它！
【研究员】：
段永基问华为的股份构成，任正非介绍，主要是内部骨干员工持股。段永基问，那你本人占多少股份，高层一共占多少股份？任正非说，自己占的股份微乎其微，不足1％。高层加起来3％的样子。段永基问，那你有没有考虑到，有一天其他员工可能联合起来将你们赶走？任正非答：“就现在的情况看，还不可能，因为这个企业还在艰难的发展中，他们还需要我。如果有一天他们不需要我了，联合起来推翻我，说明企业成熟了，我认为是好事。”这段对话令我记忆深刻。因为，股权是困扰四通多年的难题。四通1993年匆忙在香港上市，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司产权的人格化问题，尤其企业人的动力问题。那一刻，我感觉到，境界已然分明。代表民营企业新体制、新做法的华为，正在接过四通头顶飘扬了十年的旗帜。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四通了，尽管它的名字似乎还在。可是退回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整整十几年间，四通是那一时代中国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李玉琢在《中国新闻周刊》撰文指出，它如日中天的兴盛和无可奈何的落幕，有几人清楚其缘由？所幸，我在其中奋斗过8个年头。 四通是我多年职业生涯中受到熏陶和锻炼最大的企业，也是我遇到过的公司政治最复杂、权力斗争最激烈的企业。它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元权力结构 1989年的风波之后，北京市派出25人的工作组，在胡昭广（后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率领下进驻四通。四通成立了新的党委，我被指定为5名党委成员之一。 一直在珠海工作的沈国钧出任四通集团董事长和总裁。沈国钧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是四通的创办元老之一。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要他统御全局，恢复人心惶惶、业务几近停滞的四通，挽狂澜于既倒，的确难为了他。段永基屈居公司二号人物。如果沈国钧把总裁一职让出，哪怕继续做他的董事长，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矛盾和冲突了，而老沈偏偏毫无此意。 大概在1990年中，段永基曾召集一些副总裁，包括我、陈永长、朱希铎、郑洪如等十来个人，在林业大学的一间会议室开会，议论的主题是沈国钧当总裁是否合适的问题。 另一次在夜间，司机把我们拉到一个大家都没搞清楚的地方。到那之后一看，基本还是那几个人，话题仍然是沈国钧。 与会人员都不是傻子，并没有人真正表态，与之呼应。虽然大家可能都对沈国钧的领导能力有些微词，但没有谁希望外部创伤刚刚愈合的四通再次面临内部分裂的局面。 此后，老段和老沈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了。沈国钧自然不会听之任之。 有一次，党委书记马明柱悄悄通知我，去海淀区区委书记沈仁道的办公室一趟。我莫名其妙地去了之后，区委书记把我介绍给国家安全机关的两个人，他就离开了。一听安全机关的牌子，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事。结果他们没一句废话，就开门见山：请你证实一件事。几个月前在国贸开合资公司董事会时，段永基在电梯上是否当着日本人的面谈过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问题？ 我松了一口气，回想了一下回答：我不是董事，列席董事会除了汇报合资公司经营方面的有关问题，还要负责董事会的讨论记录和会议纪要的整理，不允许分神，因此他们闲聊了些什么我即使在场也没注意，更不记得了。见我这样说，他们便不再问我什么了。 回集团后，我问马明柱，这是怎么回事？马明柱一边摇头一边叹气说：唉，还不是那老哥儿俩互相掐的？ 段与沈之间的明争暗斗，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请示工作左右为难。大家除了经常一起议论、叹气、不满外，拿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来。公司跛脚而行，人们心头一片阴影。 1992年，沈国钧终于将总裁职位让与段永基，自己只担任董事长，李文俊副总裁被提拔为副董事长。一场闹了好几年的矛盾突然间解决了，反而让人疑虑重重，觉得不可思议。有人告诉我，段和沈之间达成了某种幕后妥协。 四通公司的二元权力结构必然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段永基作为总裁，主政公司一切业务，唯独不管沈的事；沈国钧作为董事长，名义上有权监督总裁的工作，还办自己的公司、办银行贷款、为人担保等，这为公司后来的混乱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611倒段事件 果然，不久就发生了倒段事件。 1992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了四通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的电话，要求我速回北京参加紧急会议。我从深圳赶回北京，下了飞机就被直接接到了门头沟龙泉宾馆。参加会议的有四十来人，所有的董事、副总裁、职能部门部长都到场了，王安时也从香港赶了回来。 会议由董事长沈国钧主持，整整开了一天。从开场白中得知，6月11日，王安时从香港向四通集团发了一份传真，提出辞职。除段永基之外（其时在国外公干）的四通集团董事紧急磋商后决定，不批准王安时辞职，并建议免去段永基的总裁职务，由王缉志任四通总裁。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可以发表意见，段永基也可以答辩，但会议不允许记录。 那一天，王安时首先开炮，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全部是揭发段永基的，包括在海外安排个人利益、有意制造内部矛盾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听的人都很震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段、王二人组成铁杆阵线，好得穿一条裤子还嫌肥，此时没有人怀疑揭发内容的真实性。 王安时讲到最后，突然话锋一转，对着我说：“1991年，老段想方设法将李玉琢派往深圳，就是想让他远离北京，因为段永基认为李玉琢不听他的，不可靠。现在清算老段的时候到了。李玉琢，该是你发言了。” 大家的眼睛立刻盯着我。那几年，我也和大家一样，对段永基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不满，但此时在这个会上说，却有点被当枪使的感觉。所以我没有发言，沉默到会议结束。 从事后的情况看，王安时借“倒段”上位的意图显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倒段事件”在开发区主任胡昭广的斡旋之下，终于风平浪静。段永基渡过了四通历史上最惊险的一次危机。而此次事件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四位副总裁王安时、王缉志、张齐春、孙强的辞职。他们在公司巨大的政治危机中没有离开四通，却在内部斗争中伤心而去。 王缉志是一个很单纯的知识分子，为人相当谦和。他在四通的遭遇和后来的结果，与联想发生过的柳、倪之争很相似。王缉志后来在《开发打字机的故事》中写道，虽然自己是四通集团主管开发工作的执行副总裁，但是能够支配的开发费用还不到公司总营业额的0.3％，要调用几万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 香港上市 段永基执掌四通后，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筹备在香港上市。 在此问题上，四通高层的认识出奇地一致，没有人为此作梗。这是少有的一段宁静。一些人担心：不会又有什么事吧？ 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尤其纯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凤毛麟角，所以大家都不怎么看好，但这件事居然被鼓捣成了。 1993年，四通股票在香港挂牌上市，发行总股本6亿股，筹集了大约6亿～7亿港币。四通资产的42％作为法人股，被打包进上市公司。但是，对于四通这种根本上产权不清的公司，法人股仍是无主资产。 当时，我们很少有人研究招股书细节。厚厚的招股书拿在手里，粗粗一翻，只记得作为董事长的沈国钧、作为总裁的段永基以及其他在上市公司挂职的高级干部年薪都在一两百万以上，让我们大吃一惊。那时像我这样的四通副总裁，每月工资不足万元，与他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2000名职工分到了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05％。记得我本人当时得到6万股票，每股作价1.26元，好像只交了十分之一的钱。同时还有60万的认股权证。估计其他副总裁也差不多。1994年，当股价升到2.2元时，我卖了4万股，得了8万块钱，这是我有生以来一次性得到的最大一笔钱。 有人责备我，作为副总裁卖掉股票是对四通没有信心的表现，并告诉我股票还会大涨。我心想，四通股票大涨是不可能的——以公司领导人现在的表现，公司不大可能搞好。 没过两年，四通在香港的股票跌到只有几毛港币，与垃圾差不多。后来，我的认股权证全都化作了废纸。 1993年底，集团举行了一场关于“打工意识”的辩论。那场文化晚会在海淀剧院举行，上千人参加，座无虚席。 我临时被主持人叫到台上，代替反方缺席的副总裁孙强。此前我没有同意参加辩论会，不过去北京之前还是偷偷整理了一下思路，写了一个提纲。我尽管打心眼里反对这种提法，但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站出来。可主持人在上千人的会场上点到我的名字，突然一腔热血上涌，怕什么？最多不干了。 辩论台上双方各五人。正方（代表官方意图）的朱希铎提出：“打工意识”是对四通文化的再创造，它明确了“每一个职员都是以某种契约受雇于企业的雇员”。 我则反驳：“打工意识”的另一面，必然是“老板文化”。如果全体都是打工者，那么老板是谁？如果一部分是打工者，那另一部分是什么人？9年来，上千名四通人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忘我工作，现在告诉他们，做主人翁错了，做打工仔才是对的，那么四通积累的财富如何处理？打工者与这些财富还会有关系吗？这次所谓“打工意识”的辩论，是不是为某些人背后的某种意图在制造舆论？我的结论是：“打工意识”是四通文化的倒退。 在我发言过程中，每一段、每一个质问，都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多元化陷阱 香港上市的成功成为段永基最重要的资本，他的行事开始独断专行，很多事情不经商量，一个人就定了。四通董事会、总裁办公会俨然成了摆设，可有可无。 四通上市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筹集到六七亿港币，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让段永基等人有一种大功告成、钱多得花不完的兴奋。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国掀起了投资热潮。到第三季度，有关部门就已经提出“经济过热”的警告。当时最热的就是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夜暴富的氛围之下，当时没有涉足这两个行业的中国企业恐怕不多。 “经济过热”引起的头脑发热，顺势就把四通拉入了多元化的陷阱。 四通多元化最早的失败来自房地产。以储忠为首的一批人到珠海等地搞房地产，一年以后赔得叮当响。由于被骗、投资失误等，一下子损失了2.3亿元，公司上下一片震惊。 与此同时，四通财务公司开始进入证券业。记得四通证券在很多地方设点，但从未听说赚过钱。传到耳朵里的，都是赔、赔、赔。真赔、假赔没人知道。 后来，四通又进入了医药领域，结果一个个都失败了。 这些项目基本靠个别人拍脑袋，没有严格论证，没有认真管理，大把的资金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出去。总之，四通的多元化就像一场疯狂的“盛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繁荣”的背后，是四通人清醒和理智的丧失。 除了混乱的投资之外，四通还大量地为其他企业贷款担保。几个主要领导似乎都有这个权力，如段永基、沈国钧、储忠等。最后，别人还不起账，债务便都压到四通身上来了。 在写这部分时，我把那些沉睡在箱底的文件找了出来。我发现一份1993年3月23日集团财务部写给“储忠及总裁委员会”的“紧急备忘录”。上面的第一句话就令我大吃一惊：“目前，由于集团财务支出大于收入，已使集团账号上存款不足50万元。故紧急报警！” 四通不是没有过机会。1993年12月的时候，程序员出身的年轻人王志东找到段永基，希望四通投资他正在研制的新一代RichWin中文平台软件，段永基一下子投资了500万港币。应该说这是四通上市后所有投资中唯一正确、前沿的一次投资。 和四通早期的创业者不同，王志东属于中关村的第二代，他们对利益的要求是明确的，对企业经营中的权利和制度问题的认识十分前卫。他们向投资方四通集团提出了四点要求：投资力度要大、只做高新技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以及给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定的股权。四通集团的领导层慨然应诺。 王志东用这笔投资创办了四通利方公司。就像当初四通抓住中文打字机一样，新成立的四通利方公司抓住了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并购了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很快推出中文门户网站“新浪网”，并于2000年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但是，王志东们懂技术，也比王缉志更懂经营管理，但是不懂权力斗争。2001年6月，段永基等新浪五董事在董事会上突然对王志东宣布免除其在新浪的一切职务。王志东被挤出了新浪网。 这一宝押早了 1993年后，占四通销售额的70％、利润的90％的打字机系列产品开始走下坡路。段永基有些着急了，于是把努力的方向放在了税控收款机上。 为把这一产品做成四通的另一个拳头产品，1994年初段永基把我从深通调回北京，担任四通商机事业部的本部长，主持商业收款机的销售和税控机的市场开拓，同时仍然担任深通公司总经理。毕竟在深圳三年了，回到北京工作，我也很乐意。 段永基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因为那时四通刚刚成为国家金税工程的指定企业。这种机器可以严格地防止税款流失，道理上、技术上没的说，但市场却不这么想。因为当时中国市场经济才刚起步、纳税意识极为淡薄，没有哪个企业或商店愿意主动买这种产品，给自己套上一个“紧箍咒”。 段永基曾苦笑着讲过，那时我们到一个区政府去推销产品，结果该区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到旁边那个区去卖吧，你们一去，他们区的商户就会吓得到我们区来做生意了。 我和税控机市场推广小组的人员拜见过税务总局的局长项怀诚，跑各地的税务部门请人家试用，还到航天部一个公司就发票密码问题谈过合作，想尽了各种办法。可是直到我离开四通，市场之门仍然如磐石一般坚硬。主要问题是，时机不成熟，我们这一宝押早了。 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上半年，税控机市场打不开，商业收款机市场做不大，四通前景日益暗淡，我的进言无人听，那是我在四通最为苦闷的一年。 决裂海南饭店 1995年5月2日，我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在家陪陪老婆，没承想段永基临时召集总裁办公会议，地点在四通自建的海南饭店。 这是一次冗长的会议，从当天下午两点半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主题是讨论和研究四通投资和管理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老沈及集团财务公司连带担保产生的债务问题，储忠代表四通投资房地产留下的债务和砸在手里的土地、房产问题，集团投资医药行业的失败如何善后的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无解，会议讨论中，难免有人将矛头指向了段永基，惹得他大光其火。 就在快散会时，我终于忍不住了，站起来大声对段永基说：今天是5月2日，是大家的放假时间，开了12个多小时的会议，仍然没有结果。今天讨论的问题，有哪个是我们下面的人造成的？没有一个。大家抱着帮助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参加会议，可是，你却把每一个发言的人都训斥一遍。难道你们做错的事反而成了我们的责任了吗？ 我停顿了一下说：“既然你自己说，你的智商比大家高，我们都是农民，我建议以后这种会不要再开了，你老段一个人做决定、自己擦屁股就行了，用不着让我们陪绑，弄得大家都很难受。今后我也不准备参加这类总裁办公会议了。” 在座的人都呆了，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番决绝的话来。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说到这个份儿上。说完这些郁积已久的话，我知道自己在四通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这次会议之后，我开始琢磨着找一份新的工作。正好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国展中心有一个大型的人才招聘会，就去了。转了两个小时，都准备放弃了，结果在最后一排展台的几乎最后一个摊位，我看到深圳华为公司在招聘高层管理者。 我当时的判断是：地处深圳的公司，为什么还要到北京来招人呢？肯定是他们发展太快的缘故。一个发展很快的企业，做的是方兴未艾的通信产业，需要的又是高层管理者，与我的职业追求相符。 后来，在联系的过程中，我见到了任正非，参观了华为。华为研发中心占据了深圳新能源大厦四层的整层楼，大概有两三百个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每人面前一台计算机，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我也算出过国、见过世面的人，这种壮大的开发场面还是令我非常震惊。当时四通虽然比华为规模和名气大很多，但是全部的开发人员加起来也不过百八十人。我进一步的判断是，这个企业的后发力不可低估。我到华为的决心下了。 我提出辞职后，段永基派四通集团副董事长李文俊飞到深圳来劝说，但我的决心没有动摇。 在继任深通总经理的范为强的再三邀请下，我回深通参加了欢送会。会上，他代表深通赠送了我一块匾，匾上大书“大鹏展翅”四个大字。接过那块匾的时候，所有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一瞬间全部迸发出来，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继而当众号啕大哭起来。 段永基和任正非的会面 段永基1995年5月底路过香港时约我见面，与我做了最后的谈话。劝说无效后，他与我约定，对外就说到华为学习去了。我同意之后他又说：“只要我段永基当总裁，你李玉琢随时可以回四通；你的孩子在美国读书，她的条件和其他副总裁的子女一样；深圳的房子你可以照住。” 我的心里有些感动。我的女儿李娲1993年秋与另外四个孩子一起被四通送到美国做交换生，中学三年都是四通花的钱。那时我还真担心，因为我离开四通孩子会被送回国。那时手里几乎没有钱，骤然让我一个月为孩子掏几百美元，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谈话中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谈到我为什么离开四通，这个问题一般都难以回避，但他没问，我也没说。 段永基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没有谁能准确评价他。在四通的8年间，段永基始终是我的领导，我们合作时间最长，是非常默契的工作伙伴，但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同路人和不分彼此的朋友。 他才气横溢，讲话写文章都是好手。他头脑清楚，做事干练，精力充沛，工作忘我，每天早晨8点以前必定出现在办公室里，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一定是晚上10点钟以后，而且有夜间开会的习惯。任何短暂的时间他都能睡觉，或者在车上随便眯一会就够了。听人汇报工作时，他常常闭着眼，你以为他睡着了，其实没有。 早期他对下属很有亲和力。我们一起到日本开会时，常到小摊上买便宜的领带作为礼品带给大家，还经常到东京秋叶原附近一家店去吃面条，他说那里是“天下第一面”。 那时候，很少有人对段永基无好感，也很少有人不敬佩他过人的精力和能力。即使后来对他有看法的王缉志也在文章里写道：“当时（创办合资公司初期）王安时对我说，科学院前党委书记张劲夫说过，要有人为科学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为你提皮鞋的，各种杂事你都可以交给他办。的确，段的工作能力很强，凡是与开发有关的非技术问题，我都交给他去办，他总是完成得很好。” 段永基是解决问题的能手，有异于常人的顽强斗志，能屈能伸。无论多么不利的局面，他都有办法破解。但同时，他疑心过重，精力和智慧过多地耗费在无穷无尽的“挖坑”与“填坑”过程中。四通的权力斗争贯穿始终，由小的、暗的，到后来大的、公开的，别人的角色变来变去，他这个角色却没有变过，几乎每一次都与他有关。 我到华为初期，任正非曾要我引见，与段永基见了个面。 那是1995年8月的一天，会面地点在深圳八卦四路刚开张不久的香港美食城。谈话中，两人互相询问了对方企业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段关于企业股份的对话很有味道。 段永基问华为的股份构成，任正非介绍，主要是内部骨干员工持股。段永基问，那你本人占多少股份，高层一共占多少股份？任正非说，自己占的股份微乎其微，不足1％。高层加起来3％的样子。段永基问，那你有没有考虑到，有一天其他员工可能联合起来将你们赶走？任正非答：“就现在的情况看，还不可能，因为这个企业还在艰难的发展中，他们还需要我。如果有一天他们不需要我了，联合起来推翻我，说明企业成熟了，我认为是好事。” 这段对话令我记忆深刻。因为，股权是困扰四通多年的难题。四通1993年匆忙在香港上市，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司产权的人格化问题，尤其企业人的动力问题。 那一刻，我感觉到，境界已然分明。代表民营企业新体制、新做法的华为，正在接过四通头顶飘扬了十年的旗帜。
| 
发表于 2018-1-29 08:57:05
